滅中醫者，“中醫”也！
更新時間：2012-2-25
來源：新法家網站
作者：（不詳）
編者按：本文是民間中醫李源先生推薦的。這篇文章太好了，事實上不僅中醫被體制化教育消滅了，中國文化也是這樣被連根拔起的。西化教育害人、誤國，體制內學人不願說，不敢說，怕這個歷史大騙局被揭穿。但謊言重複一億次仍是謊言，中醫教育這類“皇帝的新裝”遲早要被識破的！李源先生評價說：“這篇文章道出了中醫的真實現狀，但是大多數的當今所謂的'主流中醫們'自以為自己學習了中醫的正統。站著那個位置沾沾自喜，自以為是。”
記得新法家網站總編輯翟玉忠先生常常私下感嘆：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在現代大學體制內，要復興名學、輕重術、禮義之學、黃老之學這些往聖絕學，幾乎是不可能的——看來，新法家沒有足夠研究經費，因赤貧朝不保夕，被諸多學界先生們嘲弄，仍然值得！
遺憾的是，我們無法找到這篇文章的作者——真希望該作者能夠聯繫我們！
一、中醫三品說
西方醫學是一個獨立的體系。中國人往往以為中醫的敵人是西醫，表面上是這樣，其實不然。因為：醫學是講究實證的。如果中醫的療效真的很好，在療效的比較下，病人就不會去找西醫治療，西醫也就不得不承認中醫的價值。因此，作為兩種醫學，彼此其實並不是敵人，而是人類共同向疾病作戰的同一條戰壕的戰友，只是大家的打法不一樣。雙方的作戰優點，是可以相互借鑒的；同樣，雙方的失誤和教訓，也是可以相互吸收改進的。中醫真正的敵人，是中醫自己！能夠破壞中醫根基的，也是中醫自己。
我把中醫分為三品：了解中醫的這些“品味”區別，大家才能夠有的放矢。不會盲目崇拜中醫，也不會見某些中醫誤人騙人，就大罵中醫。
上品：道醫。這就是《黃帝內經》中展示的真正醫生的境界，以修道、體道、悟道為目標，以濟世度人為手段，道、武、醫均博通融匯，不拘一格。他們的知識廣博，人格出眾，不僅僅懂醫，也懂得做人做事，甚至可以帶兵打仗。他們多數並不以醫為職業，身懷醫技，只不過是修道的副產品，偶爾出手救救人，以應“不時之需”。所謂的“醫國，醫心，醫人”，本領俱全者，就是這種人。他們似乎什麼事情都可以隨手施為，可能以各種職業出現在社會上，需要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中國古代的歷史記錄上就有很多這樣的人，更多的人根本就沒有留下姓名，我們都不知道。離今天最近的一個，大約就是明朝傳說創（其實是傳）太極拳的張三豐。不過，明朝以後，好像“道醫”就絕版了。因為明朝末年道運終結，道門正宗消亡，中國連真正的“道人”都沒有了，哪裡去找“道醫”去？
中品：術醫。這種醫生，古代叫做“衣食醫”（與“濟世醫”，“道醫”相對比）。他們缺乏修道的體驗，對真正的大道也不感興趣，缺乏修道的願望，他們只不過是簡單學習一些“祖傳秘方”和中醫傳統治療方式，學習一些醫療技術，背誦一些湯頭歌訣一類的“醫術”，對於五行陰陽等等，也是半通不通的。但是，他們利用積累的經驗，也是能夠有效地治病的。漢朝以前，中國基本上都是“道醫”，漢朝後專業分工很強，一些人不學道，光學醫術謀生，才出現“衣食醫”，“道”與“醫”開始分離。
道為一，術為萬。術醫其實有很多品種，各種層次的都有，各種技術的都有，不好一概而論。就像是“武之道”很簡單，但是體現出來的“武之術”就五花八門，千變萬化了，術醫也一樣，比如各種民間偏方等等。因此術醫們玩的花樣也很多，實際上也能夠有效治療一些病。 “神醫”就是典型的“術醫”，特別強調“祖傳”“秘傳”等等，故意弄得很玄乎的樣子，高高在上的讓人掏錢。他們很多是以“醫”為職業的商人，玩各種不同的精彩花樣，無非就是想多賺錢。不過，既然是謀生，也能有效地治療一些病人，會根據自己的專長，形成一些“特效治療方式”，因此也無可厚非。
不過，真正的術醫，目前在中國也不多了。國外有很多，比如在美國開業的中醫。因為要在這種靠治療的實力說話的國家生存，不懂一點真正的醫術是混不下去的。而且美國的醫療制度也為這些非正統的治療法提供了較為廣闊的舞台。
下品：庸醫。這種醫生的特徵，就是“大病治不了，小病治不好，就看運氣好不好”，頂個醫生的牌子混混日子，靠東拉西扯一些偏方怪方哄弄人，靠碰運氣治好病。由於不通醫道，缺乏真正的醫療本領，他們的日子過得可憐巴巴的，與有一定特長的“術醫”們衣食豐足可比不了。但是他們最怕別人發現自己的無能，對於自己不會治的病，就搞些無法實現的目標來逃脫自己無能的責任。比如魯迅童年遇到的那種中醫，要他去抓“一對原配的蟋蟀來做藥引”的醫生就是庸醫。這種醫生很多，缺乏醫德，最容易搞怪的。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的醫療本事，缺乏成就感，因此會把時間精力用在各種標新立異上面，活得很辛苦。
下下品：廢柴醫。本來我以為中醫只有三品，這也是傳統的分法。不過據說中國的中醫比較特別，在傳統三品的基礎上，還有一品，比庸醫的檔次更低，這就是“廢柴醫”。基本上，這些廢柴醫充斥了各級的中醫院和中醫學院，是中國大眾接觸中有可能遇到最多的中醫醫師。這些人正在系統地摧毀中醫，讓中醫的名聲掃地；他們對中醫的破壞比整個西醫系統要強得多，他們會讓真正的中醫徹底地絕滅，讓百姓們對中醫徹底地喪失信心。最可悲的是：這些庸醫都持有國家的執照，代表中國“最正宗的中醫”。中國現在的所謂“中醫”，基本上就是中醫的掘墓人，他們根本就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他們就是這個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怪物。
二、中醫大學培養出來的中醫廢材怪語錄
有人說中國的教育界怪現象：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做文學家，就千萬不要上中文系，否則就一輩子寫不出好文章來了；如果想做教育家，就千萬不要去讀教育學院；想學哲學，也千萬不要上哲學系；想做歷史學家，也不能上歷史系。這就是中國大學的“專業貢獻價值”。
那麼，其他講究“應用和實戰”的技術性學院，會不會好一些呢？很怪異：連應用專業，中國的大學也可以把它搞得很不像樣子。比如，如果你居然想進武術院校深造一下“傳統功夫”，專業學習如太極這樣的“國粹”的話，你就找錯了地方。
我原來一直以為中國體育學院的武術系“藏龍臥虎”，一定有不少各派的頂尖高手。後來認識了武漢體育學院的幾個武術教練，才知道一些內幕。有一位教練是有真本事的，從他那兒我學到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他的本事卻不是上學的時候老師教的，而是私下里到處拜師學的。我去教學館裡看學生們訓練，看到幾個學生在練習太極拳。我對教練說：他們明明練錯了，違背拳理，為什麼不糾正過來呢？教練嘆口氣：他知道是錯的，但是也只能按照這種“國家標準套路”來教學，否則他們參加比賽的時候就會被扣分。
他們的實戰水平如何呢？我認識體院的兩個“太極拳冠軍”，坦率說，我一隻手就能夠用太極功夫把這種“冠軍”輕易擊倒。這些人根本不懂太極，可能也沒有見過真正的太極；然而，他們卻“代表了中國的太極拳水平”。更可笑的是一位“武術研究生導師”，他根本就不會武術，也不練武術，他不會內家，也不懂外家，不會西方拳擊，也不會格鬥，但是他會寫武術文章，會“研究武術歷史”，加上有資歷，因此就是體院的“武術專業研究生導師”了。他的一位弟子是我的朋友，武術之鄉出身的，傳統武術專業畢業，自己也練拳，可是如果真打的話，也是擋不住我一隻手的。
這種古怪的“專業院校人才培養模式”，恐怕也是“中國特色”吧？不過，這些武術冠軍們雖然不能實戰，但是表演還是很漂亮的。中國傳統武術總算還是有點“觀賞性價值”，畢竟現在是熱兵器時代，傳統的實戰武功沒什麼用處了，因此用於舞台表演也很正常。這也是武術研究生導師的“妙論”，以及不用學武術真功夫的理由。
但是，醫學這種必須講究“療效”的專業教育也同武術一樣，變成了表演用的“擺設”和笑話。建國60年來，我們培養了大批的國家承認資歷的“正宗中醫醫師”。他們並沒有把中醫發揚光大，這些只會講課不會治病的“教授”，以及坐在中醫院裡只會混日子的“中醫師”，成為了“大陸中醫的主流”——他們正是中醫的掘墓人。
這裡就介紹幾個中醫怪胎的案例：
一、北京中醫藥大學某宣稱“我負中醫，中醫負我”的王教授。他的經歷是：十九歲進中醫學院，學了一輩子“中醫理論”，用“中醫理論”當了一輩子中醫師，在中醫學院教了30多年的“中醫理論”，可以說是“中醫泰斗”了。
可是，他這個中醫是不會治病的。他不僅不會用正統中醫的方法手段治病，實際上，他連基本的中醫思維和中醫基本概念都不具備，也不會用西醫的方式治病，因此他自認“我負中醫”。退休後，他突然醒悟到：這一輩子不是白混了嗎？當年壯志凌雲，想做現代的孫思邈和華佗、扁鵲，刻苦鑽研醫術一生，卻連“醫”的門都沒有摸到，把一生的精力用在一個“連偽科學都算不上”的中醫上面，太劃不來了，因此覺得“中醫也負了他”。因此專門開博寫文章，總結自己學中醫的失敗一生，希望後來人吸取經驗教訓。從他哪裡，倒是能夠了解不少中醫界內部慘淡經營的冷笑話。
他的水平如何呢？我們來看看他的怪論“經絡不存在，針灸有點用”，這是他一篇文章的題目。既然承認針灸有用，卻依然否認經絡的存在，這種邏輯很可笑。你隨便在屁股上紮針為何就沒用呢？
我讓對針灸很有興趣的劉老師看他這篇精彩文章，她說實在看不懂他到底要表達什麼，語言思維都很亂，居然還是國內最有名的中醫大學教中醫理論的教授呢。我倒是耐心好好看了一遍，大致上是說：經絡存在的依據，只有“循經感傳”的現象，這並不能說明經絡的實際存在，因為在人體解剖中無法發現任何經絡存在的人體管道實體和組織成分，因此顯然“經絡不存在”。他堅持認為：“只有證明經絡、穴位組織結構的特異性才能證明其客觀實質存在。也只有證明了經絡、穴位的客觀實質存在，才能證明由穴位所聯繫起來的整個經絡系統的客觀實質存在和運行次序。可以說，經絡作為實體從來沒有被發現過。”大家看看，這就是我國最知名的中醫大學中醫理論課程教授的“高論”。他當年的老師是如何教育出這種高材生的？他30年來教的學生，有可能會懂得真正的中醫嗎？
我很想對這個教授說：依據同樣的邏輯，雖然能夠感覺到你的各種生命現象，但是在解剖中卻找不到你稱為“生命”的那個東西存在的任何有機體和細胞組織的實體依據。因此結論就是：你的生命根本不存在！
那麼，既然該教授認為經絡不存在，如何理解“針灸有效果”這個事實呢？他說“用現代醫學解釋，針灸作為一種物理刺激，刺激神經末梢，以調節神經傳導系統和神經體液系統，從而達到治療效果。針灸很可能對治療某些疾病，特別是對鎮痛，有一定的效果”。把建立在人體氣血疏通、五行五臟相生相剋、以及經絡互感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的傳統針灸，說成是一種簡單的“物理刺激”，還說是“現代醫學”的結論，實在是弱智到令人眼界大開。這證明他根本不懂針灸的基本治療原理，天知道這麼多年他到底學了些什麼東西。我很懷疑他到底認真讀過《黃帝內經》沒有，看過明朝楊繼洲的《針灸大成》沒有，看過《針灸甲乙經》沒有，居然說出這種外行的話來。當然，他肯定也沒有練過內家拳，無法理解“氣血”的實際存在和價值。
這篇文章中，他還拿出一個例證就是：他的鄰居，一個退休的老中醫中風了，用針灸治療了一年，還是治不好，因此“證明”針灸用處不大。該老中醫現在的醫療手段是：“隔天按時到社區醫療中心報到，西藥片不停，點滴針不誤”。
我聽說國內的中醫師們得了病，基本上都是習慣找西醫治療，他們給病人看病也常常開西藥。他們基本上認為：中醫只適合養養生，要真治病，還得看西醫。看來這位王教授倒是證明了的確如此。
這樣的中醫，就是典型的庸醫：連自己都治不好，各位相信他們還能幫別人看病嗎？他們真懂得中醫嗎？如果真正懂得中醫的話，這人就不會得中風了。老子說：“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他們連中醫的基本概念都不懂，連自己的身體都不會照顧，怎麼可能“拯救中醫”呢？但是他們又頂了一個“正宗中醫”的帽子，一輩子用自己的愚昧無知來證明中醫的無用，把自己的無知一代代地傳給學生。現在年老退休了，想到自己自誤誤人的一生，懊悔莫名，就到處寫文章，想把自己被中醫誤了一輩子的事情告訴別人，讓後人不要再相信中醫。
我在想，如果體院的那個太極拳冠軍，年老之後“以自己的一生親身體驗”寫書告訴全國人民：太極拳根本沒有用，根本就不能技擊，只要學習一個月的拳擊就可以打敗他這種太極冠軍，因此大家都去學習拳擊好了，古書上說太極拳很厲害都是騙人的；甚至太極拳的健身功能都是假的，比如他自己身體就不好，留下了各種運動損傷，還不如不練的人，最後還中風了；因此證明練太極實在是“誤人誤己”，他今天把這些真實體驗告訴大家；讓大家去練跆拳道好了。
這當然是太極冠軍的“親身體驗”甚至血淚經歷，很真實，您能不信嗎？如果我也寫一本書，告訴你“太極拳技擊很厲害”，“健身價值很高”，你會相信誰呢？我相信，太極冠軍“科班出身”的正宗身份，以及“金牌”的價值，會證明我說太極拳很厲害的說法就是個大騙子吧？
另外一個叫做張功耀的湖南某大學教授，這幾年一鳴驚人。因為他以三十年學習中醫的親身體驗，以及妻子是中醫的家庭信譽，自以為了解中醫的弊端——一無是處，毫無價值，“連偽科學都算不上”。因此到處宣傳要“徹底取消中醫”，還在社會上公開徵集簽名給衛生部“請願”，一再強調：“古代中醫不過是有意或無意的騙子，而現代中醫則是地地道道的，有意的騙子。”這種鐵口直斷，出自對中醫有幾十年“直接了解”的專家教授之口，比方舟子之類的攻擊中醫要有說服力得多，大家還有什麼疑問呢？
如果大家去搜索一下網絡，就會發現：批判中醫的，基本上都是真正“懂醫學知識，甚至是學過中醫”的正宗醫學院，或者中醫學院背景的人。而且他們敢頂國人的罵名出來揭中醫的醜，還是需要一些勇氣和良心的，還是要拿出一些事實和依據的；而狂熱地“挺中醫”的人，基本上都缺乏正規的醫學教育背景。這個事實，說明了什麼呢？
實際上，我對王教授和張功耀等一干以中醫專業人士身份站出來反對中醫的人很佩服，我相信他們的真誠，不是為了作秀和出名。他們不怕討人罵而出來罵中醫，是因為他們依據自己看到的現實內幕過於醜陋，基於內在良心說出這些真相。當然他們也很痛苦，因為他們在打自己的嘴巴，在否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們很善良，希望後來的人不要再像他們一樣，走上這條失敗的中醫之路。他們只不過很勇敢地說出了他們了解的內幕和知道的事實，他們比反對他們的人更懂得中國的中醫到底是什麼樣子。他們說出了殘酷的真相——他們一輩子認真學習的中醫技能真的沒用，他們知道周圍的中醫都是一批治不了病的騙子。因此，他們是很有勇氣面對真相的人，我很尊重他們。
當然，我也替他們遺憾：顯然，他們一輩子也沒有見過真正的中醫，只要見過一次，他們恐怕就不會這樣想，這樣說了。就像是“太極科班冠軍”們，只要與真正的太極高手交過一次手，他們就永遠不會說太極騙人。只是因為他們的人生路上看到的都是騙子，才能夠讓他們徹底不相信太極。
如果這些在“中醫行當”裡混了幾十年的人都沒有見過真正的中醫，我相信中國的老百姓也基本上不會有機會見到真中醫了，可見在中國真中醫稀少和缺乏的程度多嚴重。事實上，我知道真正的中醫的確很稀少。就像是太極拳一樣，真正的太極拳很少人能夠見到。我的老師曾經說我知道的太極門秘密，全國祇有三個人知道。因此可知大多數打著“太極正宗”的拳師都是騙人的，是利用大家的無知和熱情來騙取錢財的。但這不能說太極就是騙人的，中醫也一樣。
中國的傳統文化，恐怕就是要毀在這些“正宗科班出身”的怪胎上了。
三、中國的中醫學院為何培養不出來正宗的中醫
大家一定很奇怪：為什麼中國這麼多的中醫大學，怎麼就連一個像樣一點的中醫都培養不出來？
答案非常簡單，但是也很驚人：因為中國60年來各級中醫藥大學採用的各種中醫教材，全部是西醫編寫出來的。因此，表面上用的是中醫的詞彙和術語，但是內在的思維方式，以及對這些術語理解的方式和解釋概念，都是西醫系統的。因此，入門就錯了，怎麼可以學會真正的中醫呢？
我相信讓雞子來教鴨子游泳，最終鴨子不但沒有學會游泳，反而連走路都不會了，變成了非雞非鴨。中國的中醫學院就是專門培養這種四不像的“中西醫結合”人才的。他們不懂真正的中醫，只會說一些中醫的語言，但是卻不理解其內在的含義。他們也不懂西醫，不會用西醫治病。因此最終就成了“大病治不了，小病治不好”的中醫人才，被培養成了比庸醫還差的“廢柴”。中國的各級中醫院裡，就擠滿了大批連個小感冒都治不好的“中醫師”。
我作為沒學過醫也沒有行過醫的外人，是沒有資格來對中醫下結論的，我這些評價都來自於中醫的內部。這裡就引用幾個中醫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輩公開發表的言論吧：
焦樹德，鄧鐵濤老中醫說：中國幾十年沒有培養出真正的中醫（現代教育報2001 08 10）。
裘沛然老中醫說：“國內中醫院校培養不出來合格的中醫，培養出來的簡直就是廢品，連庸醫的水平都達不到；庸醫也懂一些中醫的湯藥方劑的。可現在培養出來的學生，對中醫的理法方藥根本不懂，這是中醫教育很大的失敗……中醫教育已走入歧途”。
都說中國的教育體系已經淪落成了全世界的笑話。如果我們學不會外國先進科學的教育理念，尚可以理解。但是作為中醫這種“中國的國粹”，一個老頭不用學習教育學心理學，都可以帶出醫術不錯徒弟的。這種極為簡單的中醫教育，我們國家花大錢建立了的各級現代化的中醫大學，居然連一個像樣的中醫師都培養不出來，60年來把大批的年輕人送進去，卻走出來一批連庸醫都不如的“廢柴”。把個中醫教育玩得如此弱智和可笑，這個教育系統的確“太有本事”了！
究其原因，跟政治很有關係。 1951-1952年，國家衛生部的態度是：中醫是“封建醫”，要取締，要求中醫們都去學“更科學”的西醫。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和討論。 1953年，毛澤東站出來說：中醫不肯學西醫，就讓西醫學中醫吧。而且特別強調要中醫科學化，現代化，要搞“中西醫結合”。當時錢學森等“高級頂尖科學家”等人也是這個態度。這個調子一下，就定下了今天的“中醫毀滅局面”。
1956年，中醫要建立中醫學院，“系統教育培養”中醫人才了。 “科學派”認為：傳統中醫的“父傳子，師帶徒”的傳承方式是“原始和落後的，不科學的”，因此要求按照蘇聯的大學課程設置方式，“科學地培養中醫”。這個任務顯然只能讓西醫學習中醫後，出來編寫“科學的中醫教材”。於是，1956年就出現了第一批九種“未經審定的草稿試用教材”。 1959年，根據這些草稿，正式編寫了中醫院校稱為“一版教材”的標準版中國中醫教科書。目前中醫系統認為最權威的版本，是1963年出版的“二版教材”。文革期間“簡化內容”後出版了三版教材，後來1978年的四版教材，以及1982年的五版教材等，都是在這個版本上“重新補充修訂”而成的。
當年的編者之一張大釗寫的回憶錄，說明當時的編寫情況：“1962年我在西醫學習中醫班畢業，就參加了當時衛生部主管中醫工作的副部長主持的全國中醫學院第二版教材修訂會議；最後指派黃星信，曹鳴高，金壽山和我四個人一起在上海編審整套教材，1964年全套18本全部出版，成為內地和海外中醫學院的主要教學課本。由於課本上印有我們幾個編者的名字，因此我們幾個系統學習過中醫的高級西醫的名字，在海外就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我與中西醫結合事業》，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1998年）。
我百度了一下這個人，得到如此信息：“張大釗，1956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內科，1962年又於湖北中醫學院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畢業，並獲衛生部頒發獎狀。1989年退休。”天啦，這批所謂的“高級西醫”，原來只是剛剛畢業的西醫專業大學生，當年只有20多歲，根本就沒有多少醫療經驗，無論中西醫的臨床治療體驗都很缺乏。只是簡單地上了一個“西醫學習中醫培訓班”，就算是他們學得再好，也僅僅是懂一些書面知識，根本就沒有去做中醫臨床治療，沒有中醫實踐的經驗，就被衛生部主管部長指定去編寫“全國中醫學院通用教材”來“系統培養中醫人才”？這種近乎小孩子辦家家一樣的做法，還敢大面積全國鋪開大干，瞎幹的“教育模式”，大約就只有中國敢做吧？ （據我所知，當年“太極拳國家標準套路”，也是由國家體育總局指定一些積極向黨靠攏的，拳術半通不通，但是很會寫文章的人來“制定”的）
而且更可笑的是：為了執行毛澤東“中西醫結合”的“中醫科學化道路”，西醫專業的學生不必學中醫，但是中醫專業的學生都一定要學西醫。因此課程安排上，中醫課程和西醫課程按比例設置，大致上“基礎課”40%的內容是西醫的，專業課30%的內容是西醫的。加上中國的大學大約有三分之一強的課程是要上各種政治課的，再加上很耗精力的英語課，這樣學生四五年的中醫學院讀下來，到底有多少時間在“學中醫”呢？這樣的中醫大學畢業出來後，自然是個不中不西的廢品，當然連“庸醫”都趕不上了。 （參考材料：某中醫藥大學本科生培養計劃中，中醫專業的課時僅佔33.86％，西醫課時則佔39.38％，英語、計算機等公共課佔26.76％。中醫經典基本不認真學習，中醫研究生則忙著搞“動物實驗”等現代醫學項目）
而當時“國家中醫教育體系”內部的人，即使知道這些教材和教綱是瞎編的，這種教學方式不可能教育出真正的中醫；但是，可能就像是我上面說的體院武術教練一樣，明明知道“國家套路”編錯了，也不會去質疑，只能“服從組織”，凡是敢提意見，有“反骨”的，早就被歷年來不斷的政治運動整死了。反正又不是自家的事，都是“給國家辦事”，得過且過，於是大家就這樣一起混日子，一直混到了今天，創造出中醫學院60年來根本就沒有培養出什麼中醫人才的偉大光榮正確的現代教育記錄，只培養了大批的“中醫掘墓人”，而且看樣子還要繼續下去，中醫學院依然在“誤人子弟到永遠”。根據這些教材改遍的“新教材”依然在使用。
這就是可怕的“中國式現實”。更可怕的是：當年的中醫院校，畢竟還有一批“傳統出身”的中醫，醫德，醫術都很好，足以跟西醫拼個高下。但是這批人當年在“體制中”，無法施展自己的真正本事，更無法把自己的真正本領教給後人。現在這批傳統中醫老的老，死的死，現在中醫學院裡面剩下來的執教老師和教授全都是建國後“西醫學中醫”培養出來的“人才”，就像是上面提到的北京中醫大學的王教授一樣。即使想要恢復“傳統教育”，可是連種子都找不到了。廣西中醫學院前幾年就想辦一個“傳統班”，實行古人的“師帶徒”制度，可是突然發現，想學老母雞孵蛋，蛋是找到了，可是卻找不到老母雞。於是這個“傳統班”計劃，就不得不流產了。
看了這段“中國簡明中醫教育史”，各位對上面北京的王教授和湖南的張教授所受到的“中醫教育”是什麼，心中有數了吧？理解他們說的“中醫都是騙子”的話了嗎？的確是“滿紙荒唐言，一把傷心淚”。他們還真的是沒有騙人——現在的正宗中醫，基本上都是騙子！
四、老中醫為何不編寫“中醫教材”
北京的王教授質疑鄧鐵濤老中醫：如果鄧批評西醫編寫的中醫教材不好，鄧老作為傳統醫學世家傳承培養出來的老中醫，為何不出面編寫一本“真正的中醫教材”呢？
大約也只有不懂中醫的人，才會做這樣的要求和質疑。因為，如果要模仿西醫的教學體系和教學方法和原則來“編寫中醫教材”，真正的中醫是編不出來的。這就像是一個真正的太極高手，你一定要求他按照西方的“拳擊訓練大綱”作為標準，寫出一部“太極訓練教學大綱”，他根本就寫不出來，寫出來就不是太極了。比如，拳擊可以要求每天直拳訓練500次，勾拳，擺拳500次，動作標準如何，以及體能訓練跑步兩萬米等等。太極如果編寫一個“雲手五百次，野馬分鬃5000次，動作要領如何，體能和負重訓練如何”的東西，就不是太極，而是體操了（似乎體院的太極就是這樣教學的）。
因此，只有西醫才會去編寫這樣的教材。甚至正宗的，有責任，有良心的西醫都不敢去編寫這種教材，只有類似張大釗這種剛剛畢業的，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的“初生牛犢”，才敢去編寫“系統科學的中醫大學教材”。
難道真學中醫就沒有教材嗎？當然有！而且不用去編寫，現成的教材。這就是古人留下來的經典醫書。作為中醫基礎入門，學中醫就必須從《黃帝內經》、《針灸大成》、《傷寒論》、《金匱要略》等古籍開始。有基礎後，就需要在臨床實際醫療中不斷學習和參考歷代醫學名家的各種醫學典籍和經方驗方，如《景岳全書》等醫家經典，積累經驗。這些流傳至今的醫書，每一部都是當年最有水平的醫者嘔心瀝血，總結一生從醫經驗後寫出來流傳後世的，比今天中醫學院裡面採用的這種由乳臭未乾的毛孩子用“多快好省”的大躍進手法編寫出來的、必將遭遇千古罵名的“國家中醫統一教材”不知道高明多少倍，難道還用的著去“新編中醫教材”嗎？
學習這些，還只是“術醫”的要求。要學“道醫”，還得學習道家的文化和思想，以及練習道家的武術。再加上博通百家，書讀萬卷，閱人無數，才有可能一窺“道醫”的境界。
這樣的中醫，學起來難嗎？其實不難。有真老師帶的話，半年左右就可入門，四五年的積累，就可以當上醫術很不錯的“術醫”，對很多常見病就可以“應手而除”了。至於“道醫”？就看本人的造化了。有可能一輩子都當不成，永遠在“術”裡面打轉；也有可能十年就小成，二十年大成。誰知道呢？
不過，上面這些含金量很高的中醫基本經典，在中國的中醫學院裡面，居然是“選修課”！由於中國的基礎教育太先進了，領先世界水平（錢學森語），導致學生們連自己國家的文字都看不懂，中醫學院的學生普遍看不懂古醫書，把閱讀醫學經典視為畏途。中醫四大經典，要由老師一點一滴翻譯成現代漢語慢慢教，還是選修課或者“高級研修課”。
中醫學院裡面僅僅一本《傷寒論》，就可以開一個“《傷寒論》碩士生班”，讀完了碩士，還可以繼續上“《傷寒論》博士生班”。好像寫《思考中醫》的劉力紅，就是在上這樣的中醫“碩士”和“博士”，在“體制內”苦苦打拼自己的職稱和文憑呢。
天吶，按這種進度，要讀完中醫經典，那不就要獲得十個八個的博士學位了？等學完的時候，就該退休了吧？這就是今日中國的“正規中醫學院的中醫教育”嗎？在這個國家中醫教育體制裡面，居然能夠出現一個會治病的“術醫”，他都必須是另類和絕版品種，而且必須抵抗種種的阻力而自學成才。道醫——就別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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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8日
拋售美債，對外資動刀
賈根良：外儲問題的根本在於外資和美債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中國經濟周刊
更新時間：2012-2-27
賈根良
美債、歐債危機和有可能出現的日債危機，不僅使人們對中國高達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充滿擔憂，而且對不斷激增的外匯儲備焦慮不安。
很多專家寄希望於美國做負責任的國家。有人主張解除資本管制和藏匯於民，但這將加速金融危機的爆發，並導致中國經濟的美元化。而採取多元化的投資戰略，購買黃金和資源，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辦法，在目前歐債和日債面臨嚴重危機的情況下，顯然是不可取的。
不關心外儲激增的原因，而關心外儲的保值和增值的問題，是以偏概全的做法。外儲的問題是結構問題，包括外貿和金融的結構問題，而非貨幣和投資問題。
“金融核訛詐”危及中國經濟
我國外匯儲備的激增和購買美債是中國經濟發展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此問題解決得巧與拙，將關係到中國金融危機的可能，利弊中更存在中國經濟被殖民化的可能。
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指出，“外匯(占款)，佔最近十年投放的基礎貨幣量遠遠大於100%”，目前在央行投放市場的新增貨幣供應量中，因外儲增加而投放的貨幣量占到80%以上的權重，由外匯占款產生的貨幣超發在我國引發了嚴重的通脹。在外資通過美元流入收購我國企業及其合資企業股權(例如最近汽車合資外方掀起增持潮)的同時，央行為了回籠因為外儲增加而超發的基礎貨幣，採取了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並發行央票的信貸緊縮措施，但這種貨幣政策對外資毫無影響，卻導致了我國大量的民營企業特別是面向內需的企業因資金嚴重短缺而瀕臨絕境，而效益較好的企業也不得不被迫通過向外國銀行借入美元、中外合資、出售股權和海外上市等方式加入到美元經濟來規避信貸緊縮政策的扼殺。
因此，我國外儲的激增不僅標誌著我國貨幣發行自主權的日益喪失，標誌著外資企業在我國建立了不受我國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經濟租界”，更嚴重的是，它還標誌著外資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控制權得到了迅速擴大和加強。
中國社保基金2010年餘額僅8566億元人民幣，人均僅657元，養老金的空賬規模目前高達1.3萬億元人民幣。 2007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比重為近年最高，也只達到3.32%。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擴大高中招生以及擴大高校招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巨額負債來實現的。
而我國卻藉給美國社保和住房等福利資金高達約20000億美元(按歷史平均價格計算大約為140000億元人民幣)，換言之，美國這個富裕國家的國民每個人平均借中國人4.5萬元人民幣，由此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我國有錢借給外國，但卻無錢給國民發放養老金和增加教育經費。
目前，美國正在復制上世紀90年代通過迫使日元升值摧毀日本經濟的做法，但由於我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與當時的日本根本無法相比，一旦中國重蹈日本的覆轍，我國將發生異常嚴重的金融危機。其中原因之一在於，日本所持有的大量外儲是由本國企業的出口順差所構成的，而我國外儲的增加主要是由外國直接投資、外商投資企業貿易順差和熱錢所構成。
2010年，我國外儲淨增5081億美元，其中引進外國直接投資1057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順差1243億美元，熱錢流入2193億美元(包括我國由於實行人民幣結算業務而導致的幾百億美元流入)。外資企業和熱錢流入總共佔88%，這實際上代表著外資對我國國內資產的索取權，是我國間接的對外資的隱性債務。
因此，一旦人民幣升值到位，外商特別是熱錢將拿手中的人民幣兌換美元，如果外管局沒有足夠多的美元現金讓外商換匯，我國將發生嚴重的貨幣危機，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暴跌，引發我國房地產泡沫的崩潰和大量企業特別是在海外融資的企業發生嚴重財務危機，外資將藉機廉價收購中國企業和資產，外資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全面控制將宣告完成。
我國購買美債的行為隱藏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我國通過出口廉價產品、賤賣自然資源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換取美元併購買美國國債，美國政府再把籌集到的資金低息(長期維持在0至0.25%的低利率水平上)貸給跨國公司，而跨國公司卻使用這些資金大肆收購中國企業並進而控制中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這是一種自殺性的經濟發展模式。
美國政府通過向我國出售美國國債所籌集的資金被美國政府用於支持疆獨、藏獨、台獨、在中國周邊建立圍堵中國的軍事基地並援助周邊小國哄搶中國，美國的戰略目標就是要搞垮中國經濟和分裂中國。而一旦中美之間發生衝突，不僅中國存放在美國的黃金有可能被沒收，而且中國購買的美債也有可能被宣布作廢。
美國通過哄騙讓中國持有越來越多的美債，其目的是要把中國持有的美債作為挾持中國的“金融核訛詐”的戰略武器，在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等方面迫使我國在將來放棄越來越多的國家主權。
拋售美債，對外資動刀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政府提出了“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的一攬子應對政策，其結果如何呢？ 2001年，我國外貿依存度為38.5%，2006年達到64.9%，之後雖有所降低，但2010年外貿依存度仍然高達51.0%。此外，我國7月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又增長了20.4%，7月份的貿易順差從6月份的222.7億美元膨脹到315億美元。為什麼“減順差”的結果是不減反增？為什麼熱錢流入佔2010年我國外儲淨增額的40%？
順差減不下來的原因在於我國的貿易結構，而熱錢流入的原因在於我國對熱錢的打擊力度遠遠不夠，因此，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外儲貶值問題，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外儲所產生的遠比其貶值更為嚴重的國內經濟問題，應從經濟和金融結構兩方面採取措施，解決外儲激增和貶值問題。由於我國外儲激增和貶值問題基本上是由外資帶來的，因此，這些措施必然主要是針對外資的。
大幅度減少出口退稅，乃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稅。取消出口退稅將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國財政狀況，例如，我國社保基金2010年餘額僅為8566億元人民幣，而2010年一年的出口退稅就達到7300億元人民幣，我國可以把由此節餘的中央財政資金充實社保基金、增加教育經費、投資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修建免費高速公路等，以及拿出相當部分由此節餘的財政資金，採取發放消費券的辦法直接補貼給低收入和失業群體，使之購買民營企業出口部門生產過剩的消費品。
取消所有對外資企業的優惠，通過強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資企業工人的最低工資，對在華跨國公司提高各種資源的價格並徵收相關稅收，以便限制跨國公司把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的產業轉移到我國，同時提高外資企業的出口關稅。通過強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資企業工人的最低工資是啟動內需的重要措施。同樣，由於跨國公司對國際貿易的壟斷結構，他們有可能通過抬高對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出口價格把我國出口部門工人工資的提高轉嫁給外國消費者，而不會減少工人就業。
停止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並使用多餘的外匯儲備回購在華外資企業。任何多元化的投資戰略包括購買黃金和資源都不如回購在華外資企業在經濟效益上最佳，增加走向海外的對外直接投資，遠不如回購在華外資企業勝券在手，而且更根本的是解決了外資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控制。
2010年，享受中國稀土出口配額的企業中就有幾乎一半是外資企業，將這些企業收歸國有，且是原價回購，收歸後，一部分保留為國企，大部分則拍賣給民營企業。通過回購在華外資企業，把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地位降低為“拾遺補缺”的地位，這種地位實際上也是美國和歐洲國家能夠允許華人企業在其所在國僅有的地位。
在金融結構方面，繼續實行資本項目管制，嚴禁國內企業到海外上市，並實行人民幣貶值政策。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余云輝指出，通過人民幣貶值不僅可以抑制熱錢流入，還可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打開加息空間，以保護民營產業資本獲得合理的盈利水平。同時，通過人民幣貶值來減少自2005年以來因人民幣升值所造成的匯兌損失。
在與國際資本的博弈過程中，既要防止“賊進門”，也要防止“賊溜走”。在實行人民幣貶值的過程中，也就是在“賊要溜走的階段”，一定要關緊大門，堅守資本項目管制，決不能放開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然後加速人民幣貶值，使得國際資本機構所持有的人民幣資產大幅貶值，以便減少中國財富向境外的流失。
上述措施旨在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加所帶來的種種問題，而對於我國購買的巨額美債，將如何處理呢？可以肯定的是，我國不能再增持美國國債了，也不能再增持歐債和日債了。由於美債的貶值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減持美債是我國唯一的選擇。
怎樣減持？一種方案是馬上大筆拋售，即使我國可以接受持有的美債和美元現金外匯儲備各損失20%，但由於沒有解決深層次的貿易結構和金融結構問題，所以馬上大筆拋售，並不是最佳選擇。另一種方案則是，在加快實施上述解決外儲激增措施的條件下，從現在開始不斷地小幅度減持美國國債，特別是要切實解決國內貧富懸殊問題，加快調整實體經濟，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國內經濟大循環”，經過大約3年左右時間的調整，我們再大筆拋售美國國債，徹底擺脫“美元霸權”的符咒，減少我國外儲激增所產生的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規避陷入難以解開的死結之中。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中國經濟周刊
更新時間：2012-2-27
賈根良
美債、歐債危機和有可能出現的日債危機，不僅使人們對中國高達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充滿擔憂，而且對不斷激增的外匯儲備焦慮不安。
很多專家寄希望於美國做負責任的國家。有人主張解除資本管制和藏匯於民，但這將加速金融危機的爆發，並導致中國經濟的美元化。而採取多元化的投資戰略，購買黃金和資源，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辦法，在目前歐債和日債面臨嚴重危機的情況下，顯然是不可取的。
不關心外儲激增的原因，而關心外儲的保值和增值的問題，是以偏概全的做法。外儲的問題是結構問題，包括外貿和金融的結構問題，而非貨幣和投資問題。
“金融核訛詐”危及中國經濟
我國外匯儲備的激增和購買美債是中國經濟發展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此問題解決得巧與拙，將關係到中國金融危機的可能，利弊中更存在中國經濟被殖民化的可能。
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指出，“外匯(占款)，佔最近十年投放的基礎貨幣量遠遠大於100%”，目前在央行投放市場的新增貨幣供應量中，因外儲增加而投放的貨幣量占到80%以上的權重，由外匯占款產生的貨幣超發在我國引發了嚴重的通脹。在外資通過美元流入收購我國企業及其合資企業股權(例如最近汽車合資外方掀起增持潮)的同時，央行為了回籠因為外儲增加而超發的基礎貨幣，採取了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並發行央票的信貸緊縮措施，但這種貨幣政策對外資毫無影響，卻導致了我國大量的民營企業特別是面向內需的企業因資金嚴重短缺而瀕臨絕境，而效益較好的企業也不得不被迫通過向外國銀行借入美元、中外合資、出售股權和海外上市等方式加入到美元經濟來規避信貸緊縮政策的扼殺。
因此，我國外儲的激增不僅標誌著我國貨幣發行自主權的日益喪失，標誌著外資企業在我國建立了不受我國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經濟租界”，更嚴重的是，它還標誌著外資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控制權得到了迅速擴大和加強。
中國社保基金2010年餘額僅8566億元人民幣，人均僅657元，養老金的空賬規模目前高達1.3萬億元人民幣。 2007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比重為近年最高，也只達到3.32%。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擴大高中招生以及擴大高校招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巨額負債來實現的。
而我國卻藉給美國社保和住房等福利資金高達約20000億美元(按歷史平均價格計算大約為140000億元人民幣)，換言之，美國這個富裕國家的國民每個人平均借中國人4.5萬元人民幣，由此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我國有錢借給外國，但卻無錢給國民發放養老金和增加教育經費。
目前，美國正在復制上世紀90年代通過迫使日元升值摧毀日本經濟的做法，但由於我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與當時的日本根本無法相比，一旦中國重蹈日本的覆轍，我國將發生異常嚴重的金融危機。其中原因之一在於，日本所持有的大量外儲是由本國企業的出口順差所構成的，而我國外儲的增加主要是由外國直接投資、外商投資企業貿易順差和熱錢所構成。
2010年，我國外儲淨增5081億美元，其中引進外國直接投資1057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順差1243億美元，熱錢流入2193億美元(包括我國由於實行人民幣結算業務而導致的幾百億美元流入)。外資企業和熱錢流入總共佔88%，這實際上代表著外資對我國國內資產的索取權，是我國間接的對外資的隱性債務。
因此，一旦人民幣升值到位，外商特別是熱錢將拿手中的人民幣兌換美元，如果外管局沒有足夠多的美元現金讓外商換匯，我國將發生嚴重的貨幣危機，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暴跌，引發我國房地產泡沫的崩潰和大量企業特別是在海外融資的企業發生嚴重財務危機，外資將藉機廉價收購中國企業和資產，外資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全面控制將宣告完成。
我國購買美債的行為隱藏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我國通過出口廉價產品、賤賣自然資源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換取美元併購買美國國債，美國政府再把籌集到的資金低息(長期維持在0至0.25%的低利率水平上)貸給跨國公司，而跨國公司卻使用這些資金大肆收購中國企業並進而控制中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這是一種自殺性的經濟發展模式。
美國政府通過向我國出售美國國債所籌集的資金被美國政府用於支持疆獨、藏獨、台獨、在中國周邊建立圍堵中國的軍事基地並援助周邊小國哄搶中國，美國的戰略目標就是要搞垮中國經濟和分裂中國。而一旦中美之間發生衝突，不僅中國存放在美國的黃金有可能被沒收，而且中國購買的美債也有可能被宣布作廢。
美國通過哄騙讓中國持有越來越多的美債，其目的是要把中國持有的美債作為挾持中國的“金融核訛詐”的戰略武器，在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等方面迫使我國在將來放棄越來越多的國家主權。
拋售美債，對外資動刀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政府提出了“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的一攬子應對政策，其結果如何呢？ 2001年，我國外貿依存度為38.5%，2006年達到64.9%，之後雖有所降低，但2010年外貿依存度仍然高達51.0%。此外，我國7月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又增長了20.4%，7月份的貿易順差從6月份的222.7億美元膨脹到315億美元。為什麼“減順差”的結果是不減反增？為什麼熱錢流入佔2010年我國外儲淨增額的40%？
順差減不下來的原因在於我國的貿易結構，而熱錢流入的原因在於我國對熱錢的打擊力度遠遠不夠，因此，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外儲貶值問題，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外儲所產生的遠比其貶值更為嚴重的國內經濟問題，應從經濟和金融結構兩方面採取措施，解決外儲激增和貶值問題。由於我國外儲激增和貶值問題基本上是由外資帶來的，因此，這些措施必然主要是針對外資的。
大幅度減少出口退稅，乃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稅。取消出口退稅將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國財政狀況，例如，我國社保基金2010年餘額僅為8566億元人民幣，而2010年一年的出口退稅就達到7300億元人民幣，我國可以把由此節餘的中央財政資金充實社保基金、增加教育經費、投資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修建免費高速公路等，以及拿出相當部分由此節餘的財政資金，採取發放消費券的辦法直接補貼給低收入和失業群體，使之購買民營企業出口部門生產過剩的消費品。
取消所有對外資企業的優惠，通過強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資企業工人的最低工資，對在華跨國公司提高各種資源的價格並徵收相關稅收，以便限制跨國公司把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的產業轉移到我國，同時提高外資企業的出口關稅。通過強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資企業工人的最低工資是啟動內需的重要措施。同樣，由於跨國公司對國際貿易的壟斷結構，他們有可能通過抬高對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出口價格把我國出口部門工人工資的提高轉嫁給外國消費者，而不會減少工人就業。
停止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並使用多餘的外匯儲備回購在華外資企業。任何多元化的投資戰略包括購買黃金和資源都不如回購在華外資企業在經濟效益上最佳，增加走向海外的對外直接投資，遠不如回購在華外資企業勝券在手，而且更根本的是解決了外資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控制。
2010年，享受中國稀土出口配額的企業中就有幾乎一半是外資企業，將這些企業收歸國有，且是原價回購，收歸後，一部分保留為國企，大部分則拍賣給民營企業。通過回購在華外資企業，把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地位降低為“拾遺補缺”的地位，這種地位實際上也是美國和歐洲國家能夠允許華人企業在其所在國僅有的地位。
在金融結構方面，繼續實行資本項目管制，嚴禁國內企業到海外上市，並實行人民幣貶值政策。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余云輝指出，通過人民幣貶值不僅可以抑制熱錢流入，還可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打開加息空間，以保護民營產業資本獲得合理的盈利水平。同時，通過人民幣貶值來減少自2005年以來因人民幣升值所造成的匯兌損失。
在與國際資本的博弈過程中，既要防止“賊進門”，也要防止“賊溜走”。在實行人民幣貶值的過程中，也就是在“賊要溜走的階段”，一定要關緊大門，堅守資本項目管制，決不能放開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然後加速人民幣貶值，使得國際資本機構所持有的人民幣資產大幅貶值，以便減少中國財富向境外的流失。
上述措施旨在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加所帶來的種種問題，而對於我國購買的巨額美債，將如何處理呢？可以肯定的是，我國不能再增持美國國債了，也不能再增持歐債和日債了。由於美債的貶值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減持美債是我國唯一的選擇。
怎樣減持？一種方案是馬上大筆拋售，即使我國可以接受持有的美債和美元現金外匯儲備各損失20%，但由於沒有解決深層次的貿易結構和金融結構問題，所以馬上大筆拋售，並不是最佳選擇。另一種方案則是，在加快實施上述解決外儲激增措施的條件下，從現在開始不斷地小幅度減持美國國債，特別是要切實解決國內貧富懸殊問題，加快調整實體經濟，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國內經濟大循環”，經過大約3年左右時間的調整，我們再大筆拋售美國國債，徹底擺脫“美元霸權”的符咒，減少我國外儲激增所產生的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規避陷入難以解開的死結之中。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2012年2月26日
中國粗放世界工廠模式已入絕境
2012-02-27
中國應立刻發起波斯灣航運安全會議
中國粗放世界工廠模式已入絕境
張庭賓
倘若伊朗戰爭爆發，中國將不得不深刻反思粗放的“世界工廠”模式。
隨著救助希臘最難關通過，伊朗戰爭再次回到國際金融市場的聚光燈下，國際原油價格上週飆升，大漲4.33%，站上了每桶110美元。過去16個交易日更是大漲了13.8%。
油價大漲立刻大幅增加了中國石油進口成本。 2011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60.5%，總量為25378萬噸，共花費1966.6億美元，平均每桶105.72美元（應含運費）。國際油價每上漲10%，就意味著中國要額外支出近200億美元。
這僅僅是圍繞伊朗石油危機的開始，現在只是伊朗停止對英法供油，倘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爭，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三個月以上，國際油價將至少漲到每桶150美元以上，甚至200美元以上。
這並非危言聳聽，一個參照是，2008年7月，美國上一次逼近攻打伊朗時，美原油價格暴漲至147.94美元。如果油價上漲到每桶200美元，中國2012年進口石油總量不變，中國將為石油多支出近2000億美元。
更麻煩的局面是想買石油買不到。封鎖波斯灣的霍爾姆斯海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此灣最窄處僅38.9公里，平均水深70米，一艘30萬噸的超級油輪的高度在50-60米左右（約20層樓高），即如果交戰方的潛艇擊沉一、二艘正駛在最窄處的超級油輪，波斯灣就將被封鎖。
2011年波斯灣進口石油占中國全部進口石油比例為40.2%，也有數據表明，在2011年12月，波斯灣進口石油已超過進口石油總量的50%，當今中國石油戰略儲備的主流說法是30天，中國的工業和民用石油將在波斯灣被封鎖60-74天后，無法正常供應。換言之，倘若伊朗戰爭爆發2個月後，中國的私家車將大規模停駛，中國的轎車工業將全面停頓。
可能出現的最糟糕的情況是，在國際油價大漲，帶動國內石油和煤炭價格大漲的同時，國際糧價同時大漲1-2倍，中國的CPI將上漲到10—15%，更多的房地產商破產倒閉，更多的購房者斷供，樓價大跌50%以上，國際熱錢大量外流，中國遭遇不亞於1990年日本的嚴重經濟和金融危機。
上述可能性在今天已經絕非杞人憂天，而很可能是未來一年內，甚至半年內發生。即中國相當可能遭遇石油供給的扼喉危機，即中國的粗放型世界工廠模式已經走入死胡同，或者是中國為全世界供給商品的高消耗模式最後撞上了南牆。這個已難以避免的最壞結果，是現實對於中國“摸著石頭過河”式發展的報復，也是對中國長期以來漠視頂層系統性戰略設計的懲罰。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力挺人民幣不貶值，同時因為加入WTO，為中國把握“世界工廠”創造了條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未必是錯，錯的是中國根本缺乏與世界工廠戰略向匹配的一系列戰略保障，而是僅僅以GDP增長為導向，在眼前既得利益推動下，不惜代價地有水快流，涸澤而漁，終於給自己的咽喉上套上絞索，並將絞索交與他人之手。
“世界工廠”的基本模式，一端是進口能源資源，另一端是出口成品。世界工廠的良性發展，必定要靠向上掌握資源，向下控制銷售通道。然而，我們卻一錯再錯。
一錯在於，中國“世界工廠”獲得的貿易順差，理所當然地應當大量增加石油、鐵礦石等資源能源，最好的是用貿易順差收購上游的礦山資源，以控制原材料成本，避免上游提價扼喉。然而，實際操作中完全反向行之，巨量的外匯儲備購買了天量的美元歐元債券，轉化為西方人的保障福利，外匯儲備中幾乎沒有任何石油儲備。近幾年有關方面終於意識到這個危險，但油價已經居高不下，戰略儲備僅僅30天，距離西方大國普遍的90天有很大的距離。
二錯在於，中國未能有效治理內部惡性競爭，形成各出口商品行業的龍頭企業，能與下游歐美銷售進行對等議價。同時將中國國內銷售渠道的優先權拱手讓給了沃爾瑪和家樂福等，使之形成了控制全球的壟斷性銷售通道，致使中國出口企業完全喪失了與全球銷售商的議價能力，被鎖定為跨國產業鏈寡頭的附屬車間。
三錯在於，在環保和資源能源利用方面的門檻極低，甚至長期沒有門檻，使得中國資源和環保代價極大，環境污染非常嚴重，特別是水資源已經嚴重匱乏。
四錯在於，人民幣不斷的升值，加之中國出口企業缺乏與下游歐美銷售商的議價能力，使得中國世界工廠不得不痛苦消化升值成本，越來越多的企業逐漸失去了盈利和生存能力。
五錯在於，人民幣的不斷升值，致使國際熱錢大量湧入中國進行無風險套利；商業銀行大舉向房地產貸款；同時，土地招拍掛制度極大地推高了地價房價，由此大大增加了中國世界工廠的成本。
六錯在於，中國鼓勵發展轎車等高能源資源消耗產業，而中國乃至整個地球根本不具備持續供給中國人普及轎車的能力。
不止於此，現實中錯誤仍在繼續，在2011年11月份以來，當熱錢出現大量外流，市場已經預期人民幣貶值，並且人民幣一度貶值，可使央行卻強行扭轉市場意志，推動人民幣繼續升值。使得6年前進入的1美元熱錢得以兌換成1.3美元流出境外，賺的盆滿缽滿，而中國外儲中的美元現金被急劇消耗。一旦伊朗戰爭爆發，大量熱錢外流，中國央行可能出現匱乏美元現金兌付給熱錢的危機。
總而言之，中國既有的粗放世界工廠模式已經走入死胡同，中國高能耗高資源消耗的發展模式已經撞了南牆，中國高度依賴國際資源和市場的模式也走到了盡頭，現在的中國必須深刻反思，真正走上“以人為本”的“科學可持續發展”之路。
當前迫在眉睫的有二件事必須做，必須立刻做：1，在外交上，中國須立刻發起“波斯灣航運安全”國際會議，這必將獲得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應要求中東沖突各方，尤其是伊朗、美國和以色列必須在各種情況下，無條件保證波斯灣的自由航運安全。 2，立刻放開人民幣的自由浮動匯率，一旦伊朗戰爭爆發，波斯灣被封鎖，大量熱錢外逃，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外儲超額損失。
希望中國有關部門能夠在最後時刻採取正確行動，避免最壞局面的發生。
中國應立刻發起波斯灣航運安全會議
中國粗放世界工廠模式已入絕境
張庭賓
倘若伊朗戰爭爆發，中國將不得不深刻反思粗放的“世界工廠”模式。
隨著救助希臘最難關通過，伊朗戰爭再次回到國際金融市場的聚光燈下，國際原油價格上週飆升，大漲4.33%，站上了每桶110美元。過去16個交易日更是大漲了13.8%。
油價大漲立刻大幅增加了中國石油進口成本。 2011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60.5%，總量為25378萬噸，共花費1966.6億美元，平均每桶105.72美元（應含運費）。國際油價每上漲10%，就意味著中國要額外支出近200億美元。
這僅僅是圍繞伊朗石油危機的開始，現在只是伊朗停止對英法供油，倘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爭，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三個月以上，國際油價將至少漲到每桶150美元以上，甚至200美元以上。
這並非危言聳聽，一個參照是，2008年7月，美國上一次逼近攻打伊朗時，美原油價格暴漲至147.94美元。如果油價上漲到每桶200美元，中國2012年進口石油總量不變，中國將為石油多支出近2000億美元。
更麻煩的局面是想買石油買不到。封鎖波斯灣的霍爾姆斯海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此灣最窄處僅38.9公里，平均水深70米，一艘30萬噸的超級油輪的高度在50-60米左右（約20層樓高），即如果交戰方的潛艇擊沉一、二艘正駛在最窄處的超級油輪，波斯灣就將被封鎖。
2011年波斯灣進口石油占中國全部進口石油比例為40.2%，也有數據表明，在2011年12月，波斯灣進口石油已超過進口石油總量的50%，當今中國石油戰略儲備的主流說法是30天，中國的工業和民用石油將在波斯灣被封鎖60-74天后，無法正常供應。換言之，倘若伊朗戰爭爆發2個月後，中國的私家車將大規模停駛，中國的轎車工業將全面停頓。
可能出現的最糟糕的情況是，在國際油價大漲，帶動國內石油和煤炭價格大漲的同時，國際糧價同時大漲1-2倍，中國的CPI將上漲到10—15%，更多的房地產商破產倒閉，更多的購房者斷供，樓價大跌50%以上，國際熱錢大量外流，中國遭遇不亞於1990年日本的嚴重經濟和金融危機。
上述可能性在今天已經絕非杞人憂天，而很可能是未來一年內，甚至半年內發生。即中國相當可能遭遇石油供給的扼喉危機，即中國的粗放型世界工廠模式已經走入死胡同，或者是中國為全世界供給商品的高消耗模式最後撞上了南牆。這個已難以避免的最壞結果，是現實對於中國“摸著石頭過河”式發展的報復，也是對中國長期以來漠視頂層系統性戰略設計的懲罰。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力挺人民幣不貶值，同時因為加入WTO，為中國把握“世界工廠”創造了條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未必是錯，錯的是中國根本缺乏與世界工廠戰略向匹配的一系列戰略保障，而是僅僅以GDP增長為導向，在眼前既得利益推動下，不惜代價地有水快流，涸澤而漁，終於給自己的咽喉上套上絞索，並將絞索交與他人之手。
“世界工廠”的基本模式，一端是進口能源資源，另一端是出口成品。世界工廠的良性發展，必定要靠向上掌握資源，向下控制銷售通道。然而，我們卻一錯再錯。
一錯在於，中國“世界工廠”獲得的貿易順差，理所當然地應當大量增加石油、鐵礦石等資源能源，最好的是用貿易順差收購上游的礦山資源，以控制原材料成本，避免上游提價扼喉。然而，實際操作中完全反向行之，巨量的外匯儲備購買了天量的美元歐元債券，轉化為西方人的保障福利，外匯儲備中幾乎沒有任何石油儲備。近幾年有關方面終於意識到這個危險，但油價已經居高不下，戰略儲備僅僅30天，距離西方大國普遍的90天有很大的距離。
二錯在於，中國未能有效治理內部惡性競爭，形成各出口商品行業的龍頭企業，能與下游歐美銷售進行對等議價。同時將中國國內銷售渠道的優先權拱手讓給了沃爾瑪和家樂福等，使之形成了控制全球的壟斷性銷售通道，致使中國出口企業完全喪失了與全球銷售商的議價能力，被鎖定為跨國產業鏈寡頭的附屬車間。
三錯在於，在環保和資源能源利用方面的門檻極低，甚至長期沒有門檻，使得中國資源和環保代價極大，環境污染非常嚴重，特別是水資源已經嚴重匱乏。
四錯在於，人民幣不斷的升值，加之中國出口企業缺乏與下游歐美銷售商的議價能力，使得中國世界工廠不得不痛苦消化升值成本，越來越多的企業逐漸失去了盈利和生存能力。
五錯在於，人民幣的不斷升值，致使國際熱錢大量湧入中國進行無風險套利；商業銀行大舉向房地產貸款；同時，土地招拍掛制度極大地推高了地價房價，由此大大增加了中國世界工廠的成本。
六錯在於，中國鼓勵發展轎車等高能源資源消耗產業，而中國乃至整個地球根本不具備持續供給中國人普及轎車的能力。
不止於此，現實中錯誤仍在繼續，在2011年11月份以來，當熱錢出現大量外流，市場已經預期人民幣貶值，並且人民幣一度貶值，可使央行卻強行扭轉市場意志，推動人民幣繼續升值。使得6年前進入的1美元熱錢得以兌換成1.3美元流出境外，賺的盆滿缽滿，而中國外儲中的美元現金被急劇消耗。一旦伊朗戰爭爆發，大量熱錢外流，中國央行可能出現匱乏美元現金兌付給熱錢的危機。
總而言之，中國既有的粗放世界工廠模式已經走入死胡同，中國高能耗高資源消耗的發展模式已經撞了南牆，中國高度依賴國際資源和市場的模式也走到了盡頭，現在的中國必須深刻反思，真正走上“以人為本”的“科學可持續發展”之路。
當前迫在眉睫的有二件事必須做，必須立刻做：1，在外交上，中國須立刻發起“波斯灣航運安全”國際會議，這必將獲得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應要求中東沖突各方，尤其是伊朗、美國和以色列必須在各種情況下，無條件保證波斯灣的自由航運安全。 2，立刻放開人民幣的自由浮動匯率，一旦伊朗戰爭爆發，波斯灣被封鎖，大量熱錢外逃，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外儲超額損失。
希望中國有關部門能夠在最後時刻採取正確行動，避免最壞局面的發生。
2012年2月25日
文化操縱的運行機制
軍事－工業－傳媒聯合體：美國的文化操縱與霸權
作者：梁孝
文章發於：《廊坊師範學院學報》
更新時間：2012-2-17
內容摘要：美國軟力量具有通過對其他國家進行文化操縱而實現美國霸權的能力，這是其常為人所忽視的另一面。它產生於西方大國爭霸的過程中，經歷了宣傳戰、心理戰和文化冷戰三個階段。美國的軍事－工業－傳媒聯合體是軟力量的操縱者，電子信息科學、社會心理學、文化研究等學科是其技術基礎，文化商品出口和政府有計劃的文化滲透是其輸出的主要途徑。但是，操縱的目的和過程一旦被發現，美國的軟力量就會失去文化操縱力。
如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提高中國的對外文化戰略水平，是我國和平發展戰略中一個極其重大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但是，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中，學術界往往從美國學者的話語體係出發，把軟力量理解為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自然而然的影響力。但是，這種研究傾向忽視了，從歷史和社會的現實來看，美國軟力量不僅是文化影響力，它還具有另一面，是通過文化操縱他者維護美國霸權的戰略的力量。
一、帝國爭霸與軟力量的歷史演變
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把軟力量（softpower）解釋為，“一個國家吸引它國的能力源於其文化、價值觀、國內實踐及其被視為合法性的外交政策”。 [①]一句話，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吸引力、影響力。但是，如果縱觀西方文化戰演變的歷史，約瑟夫·奈所說軟力量就會顯示出另一幅面孔，即它是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爭奪世界霸權的過程中形成的，通過文化、意識形態和心理滲透來操縱其他國家的能力。
文化的影響力古已有之，而軟力量的真正出現是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爭霸的戰爭中，經過了宣傳戰、心理戰和文化冷戰等階段，形成了美國學者所說的軟力量。
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決定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爭霸戰爭是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總體戰，勝利者得到一切，而失敗者只能躺下。為了提高民心士氣，政府通過控制輿論進行宣傳戰成為了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法德等交戰雙方開始了大規模宣傳。通過宣傳，把己方塑造為正義的，把對方塑造為邪惡的，以此激起國民中的鬥志，堅定勝利信心。同時維持盟國之間緊密聯繫，拉攏中立國，並利用各種手段瓦解敵方的士氣。當時，英法已經開始印製各種宣傳物品，通過飛機、氣球在德軍陣地上播撒，其內容往往是一些捏造的謠言，以打擊德軍的士氣。
美國學者哈羅德·D·拉斯韋爾最先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敵對雙方的宣傳活動，揭露了宣傳戰的本質，“通過宣傳意味著不通過改變客觀條件……來控制人們的精神狀態。它僅僅指通過重要的符號，或者更具體地但是不那麼準確地說，就是通過故事、謠言、報導、圖片以及社會傳播的其它形式來控制意見。”[②]換句話，就是通過文化符號、信息傳媒對人的思想意識進行控制。應該說，這一時期的宣傳戰還處於自發的狀態，其目標往往是與戰爭的具體目標相聯繫的，大多數是短期和暫時的戰術行為，宣傳的技巧還不熟練。這一時期的宣傳戰是軟力量的萌芽階段。
一戰以後，宣傳戰成為了人們研究的熱點，同時，商業推銷也需要有打動人心的廣告來塑造消費者。政治和商業推動著社會科學對大眾心理的機制和運作方式的研究。這一時期，出現了以哈羅德·D·拉斯韋爾的《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麥克杜格爾（WilliamMcDougall）的著作《群體心理》、伯奈斯的《透視民意》( CrystallizingPublicOpinion)、法國學者拉斯克（JulesRassak）的《輿論心理學和政治宣傳》等有影響的標誌性著作。而早已出版的古斯塔夫·勒龐的社會心理學著作《烏合之眾》重新引起了人們的重視。這樣，在一戰結束到二戰期間，宣傳擁有了社會心理學、本能心理學、公共關係、現代傳播等學科的支撐。
更重要的是，西方國家已經有了明確的文化戰略意識，擁有了更先進的傳媒手段，其目標不再是暫時的，而是根據長期戰略目標，通過大眾傳媒，以文化產品作為擴張勢力範圍的手段，通過影響對方的文化心理達到政治目的。宣傳戰發展為心理戰。
在一戰結束後，德國、英國、意大利、日本紛紛向自己預期的戰略目標區域展開大規模的廣播。 1930年代末，美國開始將拉美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對其進行滲透。為此，美國總統羅斯福動員公共關係方面的專家來研究接近拉美國家的最佳形式，並在1938年6月成立文化關係處，全面負責這一任務。 [③]此後，《時代》雜誌和《讀者文摘》都開始有了西班牙版。迪斯尼動畫片被定為“親善大使”，製作了一批電影和戲劇動畫，產生了一些在西班牙、巴西和墨西哥家喻戶曉的卡通形象。與此同時，美國對拉美地區投資大規模上升。美國開始把地緣戰略目標與文化戰略緊密地結合了起來。這一時期，美國軟力量初顯身手。
二戰以後，在以美蘇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中，繼心理戰之後又出現了文化冷戰，也被稱之為意識形態戰。
這一時期，以美蘇為首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已經形成。舊的殖民體系開始解體，亞非拉地區民族獨立、革命風起雲湧。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及其在二戰中挽狂瀾於既倒的歷史作用，給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社會主義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和歐洲知識分子視為人類發展的未來。由於核武器的出現，美甦之間的軍事征服已經不可想像。因此，意識形態之爭成了最重要的鬥爭形式，文化爭奪被擺在了核心地位。
為了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消解蘇聯在世界範圍的影響，美國製定詳細的計劃，耗費巨資，在文化領域展開了全方位爭奪。其目標是讓人們接受，美國的發展道路是唯一正確的發展道路。針對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特徵，美國通過文化滲透，先控制知識分子，進而顛覆對方的社會心理、意識，然後操縱對方的經濟與政治決策，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隨著蘇聯巨人轟然倒地，美國的意識形態戰大獲全勝。
所以，從歷史演變來看，美國的軟力量，並非簡單的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的影響力，而是通過大眾傳媒塑造關於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的符號或圖像，讓其他國家民族從心理上、文化上主動認同，繼而達到操縱他者，實現自身戰略目標的能力。實際上，約瑟夫·奈自己也曾說過，軟力量是“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標”，[④]只是沒說操縱而已。
二、美國的文化軟力量的內在機制
美國的軟力量在演進過程，形成了其文化操縱的運行機制。
首先，軍事－工業－傳媒聯合體是美國軟力量的實際控制者。
早在二戰之前，美國商業、政治軍事、外交、文化、學術機構的精英們就已經開始相互影響，結成了龐大的關係網。二戰之後，為了保證美國的軍事優勢，在宇航、衛星通訊和電子技術領域，美國軍方開始大規模資助私有公司進行研發併購買其新產品。在這個過程中，電子產業不斷集中形成了壟斷性的電子通訊技術巨型公司。同時，這些公司不斷地向傳媒領域滲透。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軍事－工業－傳媒利益共生集團。如美國無線電公司。在1965年，它是擁有20億美元盈餘的電子製造商，又擁有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所有權，還擁有全美主要城市最有影響力的電視台和廣播電台，經營全國第二大電子網。 [⑤]也正因此，美國精英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比如，60－70年代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總裁弗蘭克·斯坦頓。他是最有實力的廣播電台、電視台廣播公司的總裁；美國信息顧問委員副主席，負責評估美國新聞署海外宣傳的效率；美國空軍全力資助的蘭德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向東歐和蘇聯傳播節目的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執行委員會主席。 [⑥]這樣的利益共生集團，具有了根據自身的利益影響美國的國家戰略目標的能力，他們控制的美國文化的生產機制，也自然決定了美國文化信息生產、傳播的內容、性質和方向。信息自由雖然是美國人的主流觀念，但實際上卻是被這樣的利益集團所操縱。
其次，先進的信息傳播技術和心理操縱技術是美國軟力量操縱力量的兩大技術支柱。
二戰一結束，美國立即開始謀求在全球通訊領域的統治地位。在大規模開發電子信息技術的同時，美國開始謀求自己在太空領域的領導權。 1963年，美國成立了通信衛星公司，禁止外國人購買股份。 1964年，美國向西方國家提議設置國際電信衛星組織，管理通訊衛星國際傳輸網絡，而這個組織的管理者就是通訊衛星公司。美國在這個組織中擁有60％的股份，有絕對的控制權。這形成了美國在當時強大的壟斷信息傳輸的能力。 1991年的海灣戰爭，美國國內、乃至於全世界傳播的關於戰爭的訊息和攝像都來自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而它的新聞素材來自於兩個地方——五角大樓和白宮。這種信息控制的基礎就是美國的信息技術和國際衛星傳播系統。
同時，美國對社會心理操控技術也進行了細緻的研究，涉及心理學、符號學等學科。 20世紀初，以勒龐為代表的心理學家研究了情緒誘導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在這之後，潛意識研究成為重心。 1938年，弗洛伊德的學生恩斯特·迪赫捷爾來到美國，開始研究商業廣告中的潛意識操縱問題，並創立美國行為動機研究所。 1960年，他成為肯尼迪的選舉顧問，把意識操縱研究引入政治領域。後來，這一領域的研究得到了解釋學、符號學、民族學和文化學的補充。另一位著名心理學家盧伊·切斯金是美國顏色研究所所長，對通過顏色影響潛意識進行了廣泛研究。 70年代，以弗里德里克·斯金納的新行為主義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意識操縱研究的重要組成部份。 [⑦]
為了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控制，美國進行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重點集中在對每個國家內部群體衝突的文化、經濟和政治條件的研究。在社會學和人類學調查科研立項中，“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合同優先考慮的問題是少數民族的精英，研究他們的價值觀，他們面對心理戰的脆弱性，它們的社會關係和它們的傳播制度。同時受到特別重視的是對少數民族和宗教分析和地方軍事能力在承擔國家發展的領導權方面的演變。”[⑧]
最後，美國利用一明一暗兩條渠道進行文化輸出。
文化商品輸出是傳播美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重要方式。美國學者赫伯特·席勒認為，美國通過壟斷公司推銷其文化產品的手段非常巧妙。這些公司實際上是利用傳播設施—銷售設備—服務承包—生產節目這樣的縱向一體化體系進行文化輸出。拉美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為了發展廣播傳媒事業，要向美國購買傳媒設備。但是，設備到位之後，由於資金缺乏無力製作節目。而美國公司往往把銷售傳播設備、售後服務與文化產品進行捆綁式的銷售，而且，由於這些產品在國內已經收回成本，往往以低廉價格外銷。這就形成了美國文化產品在世界範圍內氾濫，衝擊著其他民族的文化。
同時，美國文化輸出還有一條秘密渠道，這就是以文化交流、商品交流為掩飾，由美國政府（主要是中央情報局）背後操縱的文化輸出。冷戰時期，為了與蘇聯爭奪文化霸權，美國進行了秘密的文化戰。中央情報局在宗教、藝術、文學和社會科學等領域，不斷推出美國文化，爭取世界範圍的知識分子對美國文化認同。另一方面，不斷妖魔化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為了掩飾這些活動，中央情報局往往成立一些外圍基金會，把資金打入基金會帳戶，錢“洗”乾淨之後，再來資助他們看中的知識分子和由他們成立的文化組織。另外一些著名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其領導人與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經常主動為中央情報局排憂解難。以中央情報局操縱的最著名的文化組織文化自由同盟為例。該組織的目的就是與蘇聯在世界範圍內爭奪人心，宣傳美國的價值理念。在60年代中期鼎盛時，該組織影響巨大，在3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僱傭280名工作人員，用幾十種語言出版20多種有影響的刊物，舉辦各種藝術展覽、音樂會、高水平的國際會議等文化活動。僅1966年這個組織的活動經費就達200萬美元。 [⑨]而這裡顯露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三、美國軟力量的致命弱點
美國軟力量雖然強大，但它的操縱特徵決定了它的致命弱點。
原聯邦德國心理學家赫伯特·弗蘭克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操縱應理解為秘密進行的心理影響並因此而使受影響的人蒙受損失”。 [⑩]也就是說，操縱是一種隱藏了真實目的的行為，這種目的對操縱者有利，卻對被操縱者有害。操縱者必須給被操縱者一個虛假的，但又是誘人的目標，讓後者主動去做對前者有利，卻對自身有害的事情。而美國軟力量的目標正是這樣，通過各種信息、文化、符號宣傳、滲透、操縱其他國家人民的文化心理，讓這些國家做對自己有害，卻對美國有利的事。正如1950年7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文件中所說，最有效的宣傳：“宣傳對象按照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以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 [11]也正是這個原因，美國的軟力量就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
第一，軟力量的理念與真實目標之間的矛盾：
總的來說，美國軟力量就是讓人們認同美國的製度、生活方式是最美好的，代表著社會發展的最高點，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方向，而與美國相對立的一切事物，都是愚昧、野蠻和黑暗的。因此，美國的一切行為都是代表全人類利益。但是，另一方面，美國的真正戰略目標卻是維護其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並為了維護這一地位縱橫捭闔，無所不為。在美國所宣傳的理念與它的行為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反差。美國高喊“反恐”佔據阿富汗這個中亞地緣戰略要地；高喊“反獨裁”入侵伊拉克，牢牢盤踞在這一戰略資源中心；為了排擠俄國勢力，高喊“民族自決”扶持科索沃獨立，又為了同樣的目的拒絕承認南奧塞梯那的獨立要求。
人們對一個國家（文化）的認同，最終在於這個國家是否尊重其他國家的利益，與其他國家互利共存。但是，美國一方面通過軟力量，高呼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把自己塑造為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代言人，但是，另一方面，又以維護人權、反獨裁為名，在國際上大行霸權主義，以赤裸裸的軍事侵略佔據地緣戰略要地和資源戰略要地。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的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些霸權行為，美國雖然可以通過軟力量遮掩於一時，但不可能遮掩於一世。
第二，軟力量的理念與運行機制之間的矛盾。
如果用一個詞概括美國軟力量所宣傳的核心理念，這就是“自由”。 1947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得克薩斯的貝勒大學講演，毫不猶豫地提出“美國人認為有一件事要比和平更重要，那就是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經營自由”[12]。自由是美國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高理念，任何對自由的限制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另一方面，美國又以隱蔽的形式操縱著文化。二戰以後，美國製定了編號為NSC－68的政府文件，這是冷戰的最高指導文件，核心宗旨是“通過建設性措施實施'自由'這個理念證明其優越性”。 [13]而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就是一個“影子文化部”，它主導著美國的對外文化戰略。美國扶植歐洲的馬歇爾計劃規定，每個接收計劃的國家都應當將與該計劃提供的外援資金數額相等的資金存入中央銀行，作為對應資金。其中5％為美國國有資產，大約有2億元。而這一部分成為秘密經費，進入了中央情報局腰包。 [14]中央情報局成立一些外圍組織，暗中對它們進行資助，在文學、藝術、影視等各個領域宣傳。中央情報局的組織及其秘密，只有各種組織的核心成員才知道事情真相。而許多外圍的工作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活動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操縱的。
自由的觀念以被操縱的方式所宣傳，這本身就太具有諷刺意味了。這種操縱過程一旦被發現，美國軟力量的影響力就會立即化為烏有。前文所說的在五六十年代風雲一時的文化自由同盟，其接受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事情一經被揭露，這個組織的影響力隨之煙消雲散，組織也逐漸解體。
美國軟力量的理論誤區就在於，它往往以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模式為基礎，忽視了人是主動的，能夠按照頭腦中的思想觀念進行實踐，又能夠對實踐的結果不斷進行反思，進而反思頭腦中的思想觀念、理論模式。所以，在社會活動中，人們是能夠判斷出哪些觀念符合自己的利益，哪些不是。
另外，美國軟力量以強大的信息傳播和壟斷為技術基礎。但是，隨著其他國家信息技術的地高速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為信息在全球範圍內傳播提供了技術基礎。在互聯網中，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完全控制信息傳播。這為真實信息的傳播，打破美國的信息壟斷提供了技術基礎。
因此，美國可以利用軟力量在某個國家成功實施文化操縱，但是，在信息可以在全球迅速傳播的今天。這樣的行為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第二次海灣戰爭時，美國進行了強大的媒體宣傳，高喊人權、民主，大呼反獨裁、反孔的幌子，但是，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國內的人，都迅速的判斷出，美國的真正的目標是控製石油，並通過控製石油維護自己的世界霸權。美國的軟力量在此失去了威力。因此，美國軟力量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不能誇大
結語：美國軟力量的核心是追求文化操縱。因此，我國文化軟力量建設的重點就要針對這種特徵，加強文化自覺意識，提升我國文化的自主性，在自信、自覺基礎上提昇文化的自我認同、自我發展能力，既能藉鑑外來文化，又能反思自身，推動以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為目的的文化戰略，並在此基礎上提昇文化的創造力、凝聚力、感召力。
（來源：《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作者：梁孝
文章發於：《廊坊師範學院學報》
更新時間：2012-2-17
內容摘要：美國軟力量具有通過對其他國家進行文化操縱而實現美國霸權的能力，這是其常為人所忽視的另一面。它產生於西方大國爭霸的過程中，經歷了宣傳戰、心理戰和文化冷戰三個階段。美國的軍事－工業－傳媒聯合體是軟力量的操縱者，電子信息科學、社會心理學、文化研究等學科是其技術基礎，文化商品出口和政府有計劃的文化滲透是其輸出的主要途徑。但是，操縱的目的和過程一旦被發現，美國的軟力量就會失去文化操縱力。
如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提高中國的對外文化戰略水平，是我國和平發展戰略中一個極其重大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但是，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中，學術界往往從美國學者的話語體係出發，把軟力量理解為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自然而然的影響力。但是，這種研究傾向忽視了，從歷史和社會的現實來看，美國軟力量不僅是文化影響力，它還具有另一面，是通過文化操縱他者維護美國霸權的戰略的力量。
一、帝國爭霸與軟力量的歷史演變
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把軟力量（softpower）解釋為，“一個國家吸引它國的能力源於其文化、價值觀、國內實踐及其被視為合法性的外交政策”。 [①]一句話，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吸引力、影響力。但是，如果縱觀西方文化戰演變的歷史，約瑟夫·奈所說軟力量就會顯示出另一幅面孔，即它是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爭奪世界霸權的過程中形成的，通過文化、意識形態和心理滲透來操縱其他國家的能力。
文化的影響力古已有之，而軟力量的真正出現是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爭霸的戰爭中，經過了宣傳戰、心理戰和文化冷戰等階段，形成了美國學者所說的軟力量。
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決定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爭霸戰爭是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總體戰，勝利者得到一切，而失敗者只能躺下。為了提高民心士氣，政府通過控制輿論進行宣傳戰成為了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法德等交戰雙方開始了大規模宣傳。通過宣傳，把己方塑造為正義的，把對方塑造為邪惡的，以此激起國民中的鬥志，堅定勝利信心。同時維持盟國之間緊密聯繫，拉攏中立國，並利用各種手段瓦解敵方的士氣。當時，英法已經開始印製各種宣傳物品，通過飛機、氣球在德軍陣地上播撒，其內容往往是一些捏造的謠言，以打擊德軍的士氣。
美國學者哈羅德·D·拉斯韋爾最先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敵對雙方的宣傳活動，揭露了宣傳戰的本質，“通過宣傳意味著不通過改變客觀條件……來控制人們的精神狀態。它僅僅指通過重要的符號，或者更具體地但是不那麼準確地說，就是通過故事、謠言、報導、圖片以及社會傳播的其它形式來控制意見。”[②]換句話，就是通過文化符號、信息傳媒對人的思想意識進行控制。應該說，這一時期的宣傳戰還處於自發的狀態，其目標往往是與戰爭的具體目標相聯繫的，大多數是短期和暫時的戰術行為，宣傳的技巧還不熟練。這一時期的宣傳戰是軟力量的萌芽階段。
一戰以後，宣傳戰成為了人們研究的熱點，同時，商業推銷也需要有打動人心的廣告來塑造消費者。政治和商業推動著社會科學對大眾心理的機制和運作方式的研究。這一時期，出現了以哈羅德·D·拉斯韋爾的《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麥克杜格爾（WilliamMcDougall）的著作《群體心理》、伯奈斯的《透視民意》( CrystallizingPublicOpinion)、法國學者拉斯克（JulesRassak）的《輿論心理學和政治宣傳》等有影響的標誌性著作。而早已出版的古斯塔夫·勒龐的社會心理學著作《烏合之眾》重新引起了人們的重視。這樣，在一戰結束到二戰期間，宣傳擁有了社會心理學、本能心理學、公共關係、現代傳播等學科的支撐。
更重要的是，西方國家已經有了明確的文化戰略意識，擁有了更先進的傳媒手段，其目標不再是暫時的，而是根據長期戰略目標，通過大眾傳媒，以文化產品作為擴張勢力範圍的手段，通過影響對方的文化心理達到政治目的。宣傳戰發展為心理戰。
在一戰結束後，德國、英國、意大利、日本紛紛向自己預期的戰略目標區域展開大規模的廣播。 1930年代末，美國開始將拉美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對其進行滲透。為此，美國總統羅斯福動員公共關係方面的專家來研究接近拉美國家的最佳形式，並在1938年6月成立文化關係處，全面負責這一任務。 [③]此後，《時代》雜誌和《讀者文摘》都開始有了西班牙版。迪斯尼動畫片被定為“親善大使”，製作了一批電影和戲劇動畫，產生了一些在西班牙、巴西和墨西哥家喻戶曉的卡通形象。與此同時，美國對拉美地區投資大規模上升。美國開始把地緣戰略目標與文化戰略緊密地結合了起來。這一時期，美國軟力量初顯身手。
二戰以後，在以美蘇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中，繼心理戰之後又出現了文化冷戰，也被稱之為意識形態戰。
這一時期，以美蘇為首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已經形成。舊的殖民體系開始解體，亞非拉地區民族獨立、革命風起雲湧。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及其在二戰中挽狂瀾於既倒的歷史作用，給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社會主義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和歐洲知識分子視為人類發展的未來。由於核武器的出現，美甦之間的軍事征服已經不可想像。因此，意識形態之爭成了最重要的鬥爭形式，文化爭奪被擺在了核心地位。
為了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消解蘇聯在世界範圍的影響，美國製定詳細的計劃，耗費巨資，在文化領域展開了全方位爭奪。其目標是讓人們接受，美國的發展道路是唯一正確的發展道路。針對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特徵，美國通過文化滲透，先控制知識分子，進而顛覆對方的社會心理、意識，然後操縱對方的經濟與政治決策，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隨著蘇聯巨人轟然倒地，美國的意識形態戰大獲全勝。
所以，從歷史演變來看，美國的軟力量，並非簡單的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的影響力，而是通過大眾傳媒塑造關於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的符號或圖像，讓其他國家民族從心理上、文化上主動認同，繼而達到操縱他者，實現自身戰略目標的能力。實際上，約瑟夫·奈自己也曾說過，軟力量是“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標”，[④]只是沒說操縱而已。
二、美國的文化軟力量的內在機制
美國的軟力量在演進過程，形成了其文化操縱的運行機制。
首先，軍事－工業－傳媒聯合體是美國軟力量的實際控制者。
早在二戰之前，美國商業、政治軍事、外交、文化、學術機構的精英們就已經開始相互影響，結成了龐大的關係網。二戰之後，為了保證美國的軍事優勢，在宇航、衛星通訊和電子技術領域，美國軍方開始大規模資助私有公司進行研發併購買其新產品。在這個過程中，電子產業不斷集中形成了壟斷性的電子通訊技術巨型公司。同時，這些公司不斷地向傳媒領域滲透。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軍事－工業－傳媒利益共生集團。如美國無線電公司。在1965年，它是擁有20億美元盈餘的電子製造商，又擁有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所有權，還擁有全美主要城市最有影響力的電視台和廣播電台，經營全國第二大電子網。 [⑤]也正因此，美國精英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比如，60－70年代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總裁弗蘭克·斯坦頓。他是最有實力的廣播電台、電視台廣播公司的總裁；美國信息顧問委員副主席，負責評估美國新聞署海外宣傳的效率；美國空軍全力資助的蘭德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向東歐和蘇聯傳播節目的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執行委員會主席。 [⑥]這樣的利益共生集團，具有了根據自身的利益影響美國的國家戰略目標的能力，他們控制的美國文化的生產機制，也自然決定了美國文化信息生產、傳播的內容、性質和方向。信息自由雖然是美國人的主流觀念，但實際上卻是被這樣的利益集團所操縱。
其次，先進的信息傳播技術和心理操縱技術是美國軟力量操縱力量的兩大技術支柱。
二戰一結束，美國立即開始謀求在全球通訊領域的統治地位。在大規模開發電子信息技術的同時，美國開始謀求自己在太空領域的領導權。 1963年，美國成立了通信衛星公司，禁止外國人購買股份。 1964年，美國向西方國家提議設置國際電信衛星組織，管理通訊衛星國際傳輸網絡，而這個組織的管理者就是通訊衛星公司。美國在這個組織中擁有60％的股份，有絕對的控制權。這形成了美國在當時強大的壟斷信息傳輸的能力。 1991年的海灣戰爭，美國國內、乃至於全世界傳播的關於戰爭的訊息和攝像都來自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而它的新聞素材來自於兩個地方——五角大樓和白宮。這種信息控制的基礎就是美國的信息技術和國際衛星傳播系統。
同時，美國對社會心理操控技術也進行了細緻的研究，涉及心理學、符號學等學科。 20世紀初，以勒龐為代表的心理學家研究了情緒誘導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在這之後，潛意識研究成為重心。 1938年，弗洛伊德的學生恩斯特·迪赫捷爾來到美國，開始研究商業廣告中的潛意識操縱問題，並創立美國行為動機研究所。 1960年，他成為肯尼迪的選舉顧問，把意識操縱研究引入政治領域。後來，這一領域的研究得到了解釋學、符號學、民族學和文化學的補充。另一位著名心理學家盧伊·切斯金是美國顏色研究所所長，對通過顏色影響潛意識進行了廣泛研究。 70年代，以弗里德里克·斯金納的新行為主義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意識操縱研究的重要組成部份。 [⑦]
為了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控制，美國進行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重點集中在對每個國家內部群體衝突的文化、經濟和政治條件的研究。在社會學和人類學調查科研立項中，“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合同優先考慮的問題是少數民族的精英，研究他們的價值觀，他們面對心理戰的脆弱性，它們的社會關係和它們的傳播制度。同時受到特別重視的是對少數民族和宗教分析和地方軍事能力在承擔國家發展的領導權方面的演變。”[⑧]
最後，美國利用一明一暗兩條渠道進行文化輸出。
文化商品輸出是傳播美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重要方式。美國學者赫伯特·席勒認為，美國通過壟斷公司推銷其文化產品的手段非常巧妙。這些公司實際上是利用傳播設施—銷售設備—服務承包—生產節目這樣的縱向一體化體系進行文化輸出。拉美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為了發展廣播傳媒事業，要向美國購買傳媒設備。但是，設備到位之後，由於資金缺乏無力製作節目。而美國公司往往把銷售傳播設備、售後服務與文化產品進行捆綁式的銷售，而且，由於這些產品在國內已經收回成本，往往以低廉價格外銷。這就形成了美國文化產品在世界範圍內氾濫，衝擊著其他民族的文化。
同時，美國文化輸出還有一條秘密渠道，這就是以文化交流、商品交流為掩飾，由美國政府（主要是中央情報局）背後操縱的文化輸出。冷戰時期，為了與蘇聯爭奪文化霸權，美國進行了秘密的文化戰。中央情報局在宗教、藝術、文學和社會科學等領域，不斷推出美國文化，爭取世界範圍的知識分子對美國文化認同。另一方面，不斷妖魔化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為了掩飾這些活動，中央情報局往往成立一些外圍基金會，把資金打入基金會帳戶，錢“洗”乾淨之後，再來資助他們看中的知識分子和由他們成立的文化組織。另外一些著名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其領導人與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經常主動為中央情報局排憂解難。以中央情報局操縱的最著名的文化組織文化自由同盟為例。該組織的目的就是與蘇聯在世界範圍內爭奪人心，宣傳美國的價值理念。在60年代中期鼎盛時，該組織影響巨大，在3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僱傭280名工作人員，用幾十種語言出版20多種有影響的刊物，舉辦各種藝術展覽、音樂會、高水平的國際會議等文化活動。僅1966年這個組織的活動經費就達200萬美元。 [⑨]而這裡顯露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三、美國軟力量的致命弱點
美國軟力量雖然強大，但它的操縱特徵決定了它的致命弱點。
原聯邦德國心理學家赫伯特·弗蘭克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操縱應理解為秘密進行的心理影響並因此而使受影響的人蒙受損失”。 [⑩]也就是說，操縱是一種隱藏了真實目的的行為，這種目的對操縱者有利，卻對被操縱者有害。操縱者必須給被操縱者一個虛假的，但又是誘人的目標，讓後者主動去做對前者有利，卻對自身有害的事情。而美國軟力量的目標正是這樣，通過各種信息、文化、符號宣傳、滲透、操縱其他國家人民的文化心理，讓這些國家做對自己有害，卻對美國有利的事。正如1950年7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文件中所說，最有效的宣傳：“宣傳對象按照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以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 [11]也正是這個原因，美國的軟力量就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
第一，軟力量的理念與真實目標之間的矛盾：
總的來說，美國軟力量就是讓人們認同美國的製度、生活方式是最美好的，代表著社會發展的最高點，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方向，而與美國相對立的一切事物，都是愚昧、野蠻和黑暗的。因此，美國的一切行為都是代表全人類利益。但是，另一方面，美國的真正戰略目標卻是維護其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並為了維護這一地位縱橫捭闔，無所不為。在美國所宣傳的理念與它的行為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反差。美國高喊“反恐”佔據阿富汗這個中亞地緣戰略要地；高喊“反獨裁”入侵伊拉克，牢牢盤踞在這一戰略資源中心；為了排擠俄國勢力，高喊“民族自決”扶持科索沃獨立，又為了同樣的目的拒絕承認南奧塞梯那的獨立要求。
人們對一個國家（文化）的認同，最終在於這個國家是否尊重其他國家的利益，與其他國家互利共存。但是，美國一方面通過軟力量，高呼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把自己塑造為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代言人，但是，另一方面，又以維護人權、反獨裁為名，在國際上大行霸權主義，以赤裸裸的軍事侵略佔據地緣戰略要地和資源戰略要地。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的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些霸權行為，美國雖然可以通過軟力量遮掩於一時，但不可能遮掩於一世。
第二，軟力量的理念與運行機制之間的矛盾。
如果用一個詞概括美國軟力量所宣傳的核心理念，這就是“自由”。 1947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得克薩斯的貝勒大學講演，毫不猶豫地提出“美國人認為有一件事要比和平更重要，那就是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經營自由”[12]。自由是美國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高理念，任何對自由的限制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另一方面，美國又以隱蔽的形式操縱著文化。二戰以後，美國製定了編號為NSC－68的政府文件，這是冷戰的最高指導文件，核心宗旨是“通過建設性措施實施'自由'這個理念證明其優越性”。 [13]而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就是一個“影子文化部”，它主導著美國的對外文化戰略。美國扶植歐洲的馬歇爾計劃規定，每個接收計劃的國家都應當將與該計劃提供的外援資金數額相等的資金存入中央銀行，作為對應資金。其中5％為美國國有資產，大約有2億元。而這一部分成為秘密經費，進入了中央情報局腰包。 [14]中央情報局成立一些外圍組織，暗中對它們進行資助，在文學、藝術、影視等各個領域宣傳。中央情報局的組織及其秘密，只有各種組織的核心成員才知道事情真相。而許多外圍的工作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活動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操縱的。
自由的觀念以被操縱的方式所宣傳，這本身就太具有諷刺意味了。這種操縱過程一旦被發現，美國軟力量的影響力就會立即化為烏有。前文所說的在五六十年代風雲一時的文化自由同盟，其接受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事情一經被揭露，這個組織的影響力隨之煙消雲散，組織也逐漸解體。
美國軟力量的理論誤區就在於，它往往以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模式為基礎，忽視了人是主動的，能夠按照頭腦中的思想觀念進行實踐，又能夠對實踐的結果不斷進行反思，進而反思頭腦中的思想觀念、理論模式。所以，在社會活動中，人們是能夠判斷出哪些觀念符合自己的利益，哪些不是。
另外，美國軟力量以強大的信息傳播和壟斷為技術基礎。但是，隨著其他國家信息技術的地高速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為信息在全球範圍內傳播提供了技術基礎。在互聯網中，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完全控制信息傳播。這為真實信息的傳播，打破美國的信息壟斷提供了技術基礎。
因此，美國可以利用軟力量在某個國家成功實施文化操縱，但是，在信息可以在全球迅速傳播的今天。這樣的行為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第二次海灣戰爭時，美國進行了強大的媒體宣傳，高喊人權、民主，大呼反獨裁、反孔的幌子，但是，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國內的人，都迅速的判斷出，美國的真正的目標是控製石油，並通過控製石油維護自己的世界霸權。美國的軟力量在此失去了威力。因此，美國軟力量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不能誇大
結語：美國軟力量的核心是追求文化操縱。因此，我國文化軟力量建設的重點就要針對這種特徵，加強文化自覺意識，提升我國文化的自主性，在自信、自覺基礎上提昇文化的自我認同、自我發展能力，既能藉鑑外來文化，又能反思自身，推動以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為目的的文化戰略，並在此基礎上提昇文化的創造力、凝聚力、感召力。
（來源：《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只要最後100多個大型國有企業落入外資和私人手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無論怎麼變化，都將永遠是資本的天下
張宏良：駭人聽聞的政治謊言，1%對99%的政治宣戰
作者：張宏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2-2-24
駭人聽聞的政治謊言，1%對99%的政治宣戰
——評《人民日報：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
張宏良
就在強制瓜分最後123家大型國有企業50萬億經營性資產以及金融業100萬億金融資產的決定發出之時，人民日報評論部發表駭人聽聞的文章《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這篇完全用謊言編造的文章，既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瓜分國有資產運動的宣言，又是佔人口1%的極少數精英集團向99%人民大眾的宣戰。是對科學發展觀和轉變發展方式的徹底否定，是對全體人民要求共享發展成果的徹底否定，是對剛剛誕生的中國民生路線的徹底否定，是對人民大眾渴望共同富裕的反攻倒算。
當今中國的確面臨各種危機，諸如貧富兩極分化的危機，官權極端氾濫的危機，道德崩潰和民族文化傳承的危機，日本佔領東海和美國割讓南海的危機，共產黨和共和國的道義合法性被否定的危機，以及剛剛興起的瓜分國有資產大躍進的危機等等……但是，只要不是完全喪盡天良的人，只要還有哪怕是一絲一毫人性的人，都十分清楚這些危機究竟是“改革”本身形成的，還是所謂“不改革”形成的。中國改革的搶劫性質，已經把原本十分神聖的改革，變成了當今政治詞典上最讓老百姓恐怖的名詞。相反，那些腐敗官員、不法奸商、流氓惡霸、買辦漢奸、分裂分子和帝國主義分子等，又無一不是高舉雙手讚頌改革。改革異化到今天這種災難地步，難道還僅僅是一句“不完美”這樣簡單嗎？
人民日報這篇文章是專門談論改革和危機的，卻唯獨對改革和危機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解釋，為什麼不解釋？因為他們現在呼籲的改革，就是瓜分最後123家大型國有企業的同義語。文中所謂“無論當年的聯產承包、物價闖關、工資闖關，還是今天的官員財產公示、壟斷行業改革、事業單位改革，改革總是在爭議乃至非議中前行”，其中，前半句是顛倒黑白，後半句是包藏禍心。
所謂“聯產承包、物價闖關、工資闖關”，根本就不是當年改革的主要內容，當年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打著產權改革的幌子，把數百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劃歸極少數官員和親友所有，造成九千萬工人下崗，數百萬婦女被逼良為娼；是打著房地產改革的幌子，把從農民那裡幾塊錢一平米強佔的土地，蓋成房子再以幾萬元一平米賣給市民；是打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幌子，把外國人和富人幾毛錢和一兩塊錢購買的股票，與普通股民十幾元錢購買的股票，強制在一個市場上按照一個價格買賣，讓極少數富豪從上億股民賬戶上直接劃走了十幾萬億現金資產；是打著法制改革的幌子，宣布下崗工人、拆遷戶和股民不受法律保護，法院拒絕接受這三類人的訴訟……如此改革，不僅人間有“爭議乃至非議”，甚至連鬼神都感到震驚和憤怒，真正達到了人神共憤、天怒人怨的極端地步。
再看後半句所謂當今“官員財產公示、壟斷行業改革、事業單位改革”。首先是所謂“官員財產公示”，此項改革包藏的最大禍心，就是把“官員家庭財產公示”變成了“官員財產共識”。由於官員的財產都是家庭財產，去掉了家庭財產，官員個人財產共識也就沒有了任何意義。不僅沒有任何意義，還會成為發展家族資本的保護傘。正是憑此信心，才會有老子製訂什麼政策，兒子就玩什麼行業的現象；老子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兒子就玩投資基金；老子發展創業板市場，兒子就玩企業基金；老子目光轉向大型國有企業，兒子也出現在大型國有企業……這就是去掉“家庭”二字的奧妙。
其次是所謂“壟斷行業改革”，也就是目前正在進行的瓜分國有資產大躍進運動。最初瓜分上百萬中小型國有企業的理由，是所謂國有企業經營虧損；現在剩下這123家大型央企和1萬多家地方國企；不僅不再虧損，甚至發展成為擁有50萬億經營性資產的世界大企業，按說沒有了繼續瓜分的理由，可是新的瓜分理由又來了——壟斷。本來，作為全國人民共同擁有的國有企業，根本就不存在壟斷問題，作為大股東的國家一句話就能夠把價格降下來，如何能夠壟斷？所謂壟斷完全是管理資本主義私人企業的概念，用在中國大型國有企業身上，完全是狗戴嚼子——胡嘞。中國國有企業的問題，是人民共同擁有的企業，卻缺乏民主管理和人民監督的問題，與所謂壟斷完全是八竿子打不著。現在所謂“壟斷行業改革”，完全是打著反壟斷的旗號瓜分50萬億國有資產。與九十年代瓜分中小型國有企業不同的是，那次的瓜分者主要是國內官員和老闆，而這次瓜分123家大型央企（地方國企還戴不上壟斷的帽子，只能另外找別的藉口瓜分）的，則主要是外資。當今中國國有企業經營性資產是50萬億，金融資產是100萬億，按照中國3億多家庭計算，平均每個家庭近50萬元。這就是目前有人一提改革就要死要活的根本原因。畢竟國有企業這頭豬太肥了。
最後是所謂“事業單位改革”，事業單位改革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把建國以來事業單位的官員待遇變成工人待遇。改革之前，中國退休是雙軌制，官員和知識分子一個待遇，工人一個待遇；改革之後，變成了官員、知識分子和工人三個待遇；現在所謂改革，就是把知識分子從官員中剝離出來，和工人享有同樣待遇，理由是減少財政負擔和體現公平，讓知識分子和勞動者相結合。只是請注意，此項改革不是把工人待遇提高到知識分子水平，而是相反，把知識分子待遇降低到工人水平。知識分子降低待遇節餘下來的錢，自然用來提高官員待遇，至於提高多少則完全保密，改革把中國變成了全世界官員待遇保密的唯一國家。這就是所謂“事業單位改革”，這也是多年來只殃及知識分子而沒有禍及百姓的極少數改革之一。
人民日報這篇文章最顛倒黑白的地方，就在於把深受其害的廣大弱勢群體稱為是“既得利益者”，如此喪盡天良簡直超出了人性底線。文中說“改革總會引起一些非議：既得利益者會用優勢話語權阻礙改革，媒體公眾會帶著挑剔目光審視改革，一些人甚至還會以烏托邦思維苛求改革。”當今中國的既得利益者，無一不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根本不可能阻礙改革，唯一阻礙和反對悖逆天理人倫改革的，是遭受搶劫和剝奪的廣大弱勢群體，是被暴力強佔土地的農民，是被趕出工廠大門的數千萬下崗工人，是出賣和傷害自己身體還被押著遊街的小姐，是一輩子血汗積蓄都被搶劫一空的股民，是用雙手建造了一座座城市卻連一平米房屋都買不起的民工，是還富有良知和人性的那些知識分子、公務員、企業家……就是不可能有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至於所謂反對改革的人“會用優勢話語權阻礙改革”，則更是顛倒黑白和喪盡天良。當今中國改革教幾乎壟斷了社會全部媒體資源，把當今中國變成全世界沒有任何左翼報刊的唯一國家，代表99%人民大眾的中國左翼力量，莫說是沒有什麼“優勢話語權”，甚至連雞鴨貓狗的鳴放權都沒有，當今中國除了網絡之外，人們可以聽到媒體上有雞鴨貓狗的聲音，卻絕然聽不到有左翼力量的聲音。改革改到如此專制地步，可以說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還說什麼對方“話語優勢權”，到底還要不要臉！雖然說政治是骯髒的，但也不能骯髒到如此齷蹉不堪的地步。其實，這些人真正想說而又不敢說出來的“話語優勢權”，是指網絡上的話語優勢，網絡重新恢復了人民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衝破了精英統治的話語封鎖，粉碎了改革教的各種謊言，揭露了改革教的真實嘴臉，結束了利用話語壟斷而偽造人民意願的時代，無論對著電視鏡頭怎樣表演，人民也不再相信鱷魚的眼淚。由此產生了他們對“話語優勢權”的抱怨和仇恨，實際上仇恨的不是“話語優勢權”，而是人民的發言權。
說什麼“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會有危險。縱觀世界一些大黨大國的衰落，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補補的機巧，沒有大刀闊斧的魄力，最終因改革停滯而走入死胡同。”真是人有多麼不要臉，說謊就有多大膽。請問，當今世界有哪個大黨大國的衰落，是根源於改革只修修補補而沒有大刀闊斧？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的改革，有比蘇聯戈爾巴喬夫的“休克療法”更加大刀闊斧的？不正是這個大刀闊斧的“休克療法”把蘇聯送上亡黨亡國道路的嗎？莫說是什麼大黨大國，即便算上那些小黨小國，又有哪個國家不是因為大刀闊斧改革而陷入劫難的？此前我們曾經多次指出，改革已經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顛覆其它國家的主要手段，只要走上改革道路的國家不被顛覆，改革就不會停止，什麼時候這些國家被顛覆了，改革也就停止了。無論是蘇聯東歐還是中東北非，被顛覆之前天天喊改革，被顛覆之後再也沒有人喊改革了。今天中共中央黨校和人民日報所做的，恰恰就是當初蘇共中央黨校和蘇共中央機關報所做的，當時最賣力把蘇聯推上亡黨亡國改革道路的，就是蘇共中央黨校的教授和蘇共中央機關報的記者，推翻蘇聯共產黨的所有重大活動，幾乎都是這兩撥人策劃和推動的，蘇聯亡黨亡國後，流浪街頭下場最慘的，也是這兩撥人，咬死主人的狗是所有人都鄙視的狗，所以這兩撥人最後既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朋友。或許當今中國這些教授和記者，已經在太平洋彼岸安排好了後路，不會像蘇聯那些教授和記者一樣成為流浪狗，但是希望共產黨要警惕，蘇聯本來就是許多國家的聯盟，解體之後照樣生活，可是中國不同，一旦解體，將血流成河。
相信許多善良的人們並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大地突然風雲變換、形勢逆轉，由民生路線突然轉向改革，掀起了瓜分國有資產的沖天狂潮。本來，民生路線就是對兩極分化改革的糾偏，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政策體現，123個大型國有企業，既是落實民生路線的經濟基礎，又是胡錦濤這屆黨中央留下的能夠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經驗的發展成果，沒有任何理由突然轉向，要把這一切毀於一旦。怎奈禍起蕭牆，重慶轉變發展方式和民生路線的成功探索，意味著中國依靠內需和全民共享發展成果的道路已經打開，依靠內需和全民共享發展成果既是中美之間利益關係的根本調整，更是國內精英階級與人民大眾之間利益關係的根本調整，這是美國資本集團和國內精英集團無論如何不能答應的，18大之後紅二代接班的基本格局，又不知道會如何演變，於是便選擇了最後一年向人民宣戰，採用倒排時間表的極端方法，在18大之前就把壟斷行業——123個大型國有企業中121個（只有2個沒納入壟斷行業）——解決掉，只要最後100多個大型國有企業落入外資和私人手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無論18大怎麼變化，都將永遠是資本的天下。
就這樣，改革的號角突然吹響，精英集團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向人民宣戰，並且是帶著深刻仇恨的宣戰，文中說，“我們黨正是著眼於國家和人民的未來，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的改革精神”， 這裡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的三不主義，既不是我們黨的歷史選擇，更不是什麼改革精神，把北宋時期王安石這句話放在此處，完全是表達對人民的極端蔑視和仇恨。暫且不論改朝換代的“天變”是否“足畏”，馬克思和東方文化這兩個“祖宗”是否“足法”，單就王安石的“人言不足卹”來說，當時王安石強調堅決不予理會的“人言”，是指在劫富濟貧的改革過程中，不要理會和憐憫那些土地被剝奪的大地主的申訴和哀號，而人民日報此篇文章所呼籲的改革則相反，完全是劫貧濟富的改革，是把農民的土地強行劃給開發商，是把工人的企業強行劃給中外老闆，是把股民的金錢強行劃給莊家，由此陷入申訴和哀號悲慘境地的，是那些土地被強佔、房屋被強拆、股票被強騙的弱勢群體，以及那些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貧困百姓，如果還有哪怕是絲毫人性，如果不是對人民懷有刻骨仇恨，是斷然不會對這些弱勢群體實行“人言不足卹”的。胡錦濤主席提出的讓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剛剛在重慶探索出一條道路，中國人民剛剛看到一點兒希望，就被精英集團反攻倒算的改革徹底打斷了，“人言不足卹”的改革性質，意味著中國老百姓將陷入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望境地。
細讀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就會發現，雖然只有短短千把字，卻在政治佈局和人物篩選上極富心機。文章主題是精心編造的所謂“三不主義改革精神”，把斷章取義和故意歪曲的鄧小平和胡錦濤主席講話用做陪襯，又把毛主席和江澤民兩位領導人悄悄刪去，採用如此烘雲托月的高妙手法，既可以突出需要的政治人物，又可以不露絲毫痕跡，至少抓不住政治把柄，若非專事政論的大內高手，絕然做不出這種政治排列。這種政治排列也恰恰符合美國對當今中國政治人物的評價。稍微關注時政的人都知道，當初鄧小平說的風險與此篇文章所說的風險完全不同，鄧小平所說的風險，是指“摸著石頭過河”的風險，是指發生兩極分化、改革走上邪路的風險，而絕不是極少數人冒天下之大不韙瓜分國有資產的風險；胡錦濤主席講的改革與此文中所講改革更是含義迥異，胡錦濤主席所講的改革，是指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是指讓全中國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改革，而絕不是讓社會主義自我完蛋的改革，更不是讓發展成果絕大部分落入外資手中的改革。這種改革無論表面上多麼氣勢洶洶，都注定是不得人心、見不得天日的。
昨天，瓜分國有資產大躍進運動的相關報導，在一天之內形成兩個極端的反常變化，也反映了此次所謂改革的偷雞摸狗和不得人心。白天，各大門戶網站財經版首頁幾乎全都是有關壟斷行業民營化和重組兼併國有企業的相關報導，鋪天蓋地佔滿了整個版面，完全是一幅瓜分國有資產的大躍進運動；可是當天晚上，此類消息便從各大網站財經版首頁消失得乾乾淨淨，甚至連一個字的痕跡都沒有留下，全都蒸發了。顯然，這絕非只是避免引起網民的注意，而是要避免引起那些有能力“阻礙改革”的人們注意，避免重演去年瓜分國有資產失敗的悲劇。去年瓜分大型國有企業的圖謀，就是在胡錦濤主席、吳邦國委員長等領導同志的直接干預下被挫敗的。
從瓜分國有資產的極端心虛和鬼鬼祟祟可以看出，眼下避免50萬億國有資產被外資和私人瓜分的唯一途徑，就是大力宣傳這件足以毀掉國家和人民未來的天大事情，盡可能讓從上到下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盡全力阻止這一巨大災難的發生。要知道，我們這50萬億國有資產，不僅是我們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血汗換來的，更是用我們子孫後代的生存資源換來的，一旦喪失，莫說絕不會有什麼“黨和國家光明的未來”，甚至連中華民族的種族延續都會遭受到巨大威脅，真的如同國歌所唱的那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從此篇文章可以看出，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民生路線，這些17大以來最重要的政治概念，在實際推行不過三、四年之後，被否定得乾乾淨淨，沒有留下一個字的痕跡，人民日報是黨中央機關報，如此不留一字地全盤否定黨中央現行路線，不能不說是政治形勢發生全面逆轉的重大標誌，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這篇文章都是富人對窮人的宣戰，是精英階級對人民大眾的宣戰，是改革教對民生路線的反攻倒算。
2012年將是中國人民異常艱難的一年，從設局王立軍事件否定重慶民生路線，到兩岸三地分裂勢力聯手鬧事，到美國宣布強行割讓中國南海，再到45個部委按照倒推時間表強行瓜分大型央企，以及眼下人民日報一字不留地全盤否定中央民生路線和科學發展觀……整個中國已經到處瀰漫著“4.12”前夕的火藥味，富人對窮人的全面鎮壓，或許又要開始了。
2012-2-23
作者：張宏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2-2-24
駭人聽聞的政治謊言，1%對99%的政治宣戰
——評《人民日報：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
張宏良
就在強制瓜分最後123家大型國有企業50萬億經營性資產以及金融業100萬億金融資產的決定發出之時，人民日報評論部發表駭人聽聞的文章《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這篇完全用謊言編造的文章，既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瓜分國有資產運動的宣言，又是佔人口1%的極少數精英集團向99%人民大眾的宣戰。是對科學發展觀和轉變發展方式的徹底否定，是對全體人民要求共享發展成果的徹底否定，是對剛剛誕生的中國民生路線的徹底否定，是對人民大眾渴望共同富裕的反攻倒算。
當今中國的確面臨各種危機，諸如貧富兩極分化的危機，官權極端氾濫的危機，道德崩潰和民族文化傳承的危機，日本佔領東海和美國割讓南海的危機，共產黨和共和國的道義合法性被否定的危機，以及剛剛興起的瓜分國有資產大躍進的危機等等……但是，只要不是完全喪盡天良的人，只要還有哪怕是一絲一毫人性的人，都十分清楚這些危機究竟是“改革”本身形成的，還是所謂“不改革”形成的。中國改革的搶劫性質，已經把原本十分神聖的改革，變成了當今政治詞典上最讓老百姓恐怖的名詞。相反，那些腐敗官員、不法奸商、流氓惡霸、買辦漢奸、分裂分子和帝國主義分子等，又無一不是高舉雙手讚頌改革。改革異化到今天這種災難地步，難道還僅僅是一句“不完美”這樣簡單嗎？
人民日報這篇文章是專門談論改革和危機的，卻唯獨對改革和危機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解釋，為什麼不解釋？因為他們現在呼籲的改革，就是瓜分最後123家大型國有企業的同義語。文中所謂“無論當年的聯產承包、物價闖關、工資闖關，還是今天的官員財產公示、壟斷行業改革、事業單位改革，改革總是在爭議乃至非議中前行”，其中，前半句是顛倒黑白，後半句是包藏禍心。
所謂“聯產承包、物價闖關、工資闖關”，根本就不是當年改革的主要內容，當年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打著產權改革的幌子，把數百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劃歸極少數官員和親友所有，造成九千萬工人下崗，數百萬婦女被逼良為娼；是打著房地產改革的幌子，把從農民那裡幾塊錢一平米強佔的土地，蓋成房子再以幾萬元一平米賣給市民；是打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幌子，把外國人和富人幾毛錢和一兩塊錢購買的股票，與普通股民十幾元錢購買的股票，強制在一個市場上按照一個價格買賣，讓極少數富豪從上億股民賬戶上直接劃走了十幾萬億現金資產；是打著法制改革的幌子，宣布下崗工人、拆遷戶和股民不受法律保護，法院拒絕接受這三類人的訴訟……如此改革，不僅人間有“爭議乃至非議”，甚至連鬼神都感到震驚和憤怒，真正達到了人神共憤、天怒人怨的極端地步。
再看後半句所謂當今“官員財產公示、壟斷行業改革、事業單位改革”。首先是所謂“官員財產公示”，此項改革包藏的最大禍心，就是把“官員家庭財產公示”變成了“官員財產共識”。由於官員的財產都是家庭財產，去掉了家庭財產，官員個人財產共識也就沒有了任何意義。不僅沒有任何意義，還會成為發展家族資本的保護傘。正是憑此信心，才會有老子製訂什麼政策，兒子就玩什麼行業的現象；老子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兒子就玩投資基金；老子發展創業板市場，兒子就玩企業基金；老子目光轉向大型國有企業，兒子也出現在大型國有企業……這就是去掉“家庭”二字的奧妙。
其次是所謂“壟斷行業改革”，也就是目前正在進行的瓜分國有資產大躍進運動。最初瓜分上百萬中小型國有企業的理由，是所謂國有企業經營虧損；現在剩下這123家大型央企和1萬多家地方國企；不僅不再虧損，甚至發展成為擁有50萬億經營性資產的世界大企業，按說沒有了繼續瓜分的理由，可是新的瓜分理由又來了——壟斷。本來，作為全國人民共同擁有的國有企業，根本就不存在壟斷問題，作為大股東的國家一句話就能夠把價格降下來，如何能夠壟斷？所謂壟斷完全是管理資本主義私人企業的概念，用在中國大型國有企業身上，完全是狗戴嚼子——胡嘞。中國國有企業的問題，是人民共同擁有的企業，卻缺乏民主管理和人民監督的問題，與所謂壟斷完全是八竿子打不著。現在所謂“壟斷行業改革”，完全是打著反壟斷的旗號瓜分50萬億國有資產。與九十年代瓜分中小型國有企業不同的是，那次的瓜分者主要是國內官員和老闆，而這次瓜分123家大型央企（地方國企還戴不上壟斷的帽子，只能另外找別的藉口瓜分）的，則主要是外資。當今中國國有企業經營性資產是50萬億，金融資產是100萬億，按照中國3億多家庭計算，平均每個家庭近50萬元。這就是目前有人一提改革就要死要活的根本原因。畢竟國有企業這頭豬太肥了。
最後是所謂“事業單位改革”，事業單位改革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把建國以來事業單位的官員待遇變成工人待遇。改革之前，中國退休是雙軌制，官員和知識分子一個待遇，工人一個待遇；改革之後，變成了官員、知識分子和工人三個待遇；現在所謂改革，就是把知識分子從官員中剝離出來，和工人享有同樣待遇，理由是減少財政負擔和體現公平，讓知識分子和勞動者相結合。只是請注意，此項改革不是把工人待遇提高到知識分子水平，而是相反，把知識分子待遇降低到工人水平。知識分子降低待遇節餘下來的錢，自然用來提高官員待遇，至於提高多少則完全保密，改革把中國變成了全世界官員待遇保密的唯一國家。這就是所謂“事業單位改革”，這也是多年來只殃及知識分子而沒有禍及百姓的極少數改革之一。
人民日報這篇文章最顛倒黑白的地方，就在於把深受其害的廣大弱勢群體稱為是“既得利益者”，如此喪盡天良簡直超出了人性底線。文中說“改革總會引起一些非議：既得利益者會用優勢話語權阻礙改革，媒體公眾會帶著挑剔目光審視改革，一些人甚至還會以烏托邦思維苛求改革。”當今中國的既得利益者，無一不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根本不可能阻礙改革，唯一阻礙和反對悖逆天理人倫改革的，是遭受搶劫和剝奪的廣大弱勢群體，是被暴力強佔土地的農民，是被趕出工廠大門的數千萬下崗工人，是出賣和傷害自己身體還被押著遊街的小姐，是一輩子血汗積蓄都被搶劫一空的股民，是用雙手建造了一座座城市卻連一平米房屋都買不起的民工，是還富有良知和人性的那些知識分子、公務員、企業家……就是不可能有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至於所謂反對改革的人“會用優勢話語權阻礙改革”，則更是顛倒黑白和喪盡天良。當今中國改革教幾乎壟斷了社會全部媒體資源，把當今中國變成全世界沒有任何左翼報刊的唯一國家，代表99%人民大眾的中國左翼力量，莫說是沒有什麼“優勢話語權”，甚至連雞鴨貓狗的鳴放權都沒有，當今中國除了網絡之外，人們可以聽到媒體上有雞鴨貓狗的聲音，卻絕然聽不到有左翼力量的聲音。改革改到如此專制地步，可以說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還說什麼對方“話語優勢權”，到底還要不要臉！雖然說政治是骯髒的，但也不能骯髒到如此齷蹉不堪的地步。其實，這些人真正想說而又不敢說出來的“話語優勢權”，是指網絡上的話語優勢，網絡重新恢復了人民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衝破了精英統治的話語封鎖，粉碎了改革教的各種謊言，揭露了改革教的真實嘴臉，結束了利用話語壟斷而偽造人民意願的時代，無論對著電視鏡頭怎樣表演，人民也不再相信鱷魚的眼淚。由此產生了他們對“話語優勢權”的抱怨和仇恨，實際上仇恨的不是“話語優勢權”，而是人民的發言權。
說什麼“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會有危險。縱觀世界一些大黨大國的衰落，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補補的機巧，沒有大刀闊斧的魄力，最終因改革停滯而走入死胡同。”真是人有多麼不要臉，說謊就有多大膽。請問，當今世界有哪個大黨大國的衰落，是根源於改革只修修補補而沒有大刀闊斧？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的改革，有比蘇聯戈爾巴喬夫的“休克療法”更加大刀闊斧的？不正是這個大刀闊斧的“休克療法”把蘇聯送上亡黨亡國道路的嗎？莫說是什麼大黨大國，即便算上那些小黨小國，又有哪個國家不是因為大刀闊斧改革而陷入劫難的？此前我們曾經多次指出，改革已經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顛覆其它國家的主要手段，只要走上改革道路的國家不被顛覆，改革就不會停止，什麼時候這些國家被顛覆了，改革也就停止了。無論是蘇聯東歐還是中東北非，被顛覆之前天天喊改革，被顛覆之後再也沒有人喊改革了。今天中共中央黨校和人民日報所做的，恰恰就是當初蘇共中央黨校和蘇共中央機關報所做的，當時最賣力把蘇聯推上亡黨亡國改革道路的，就是蘇共中央黨校的教授和蘇共中央機關報的記者，推翻蘇聯共產黨的所有重大活動，幾乎都是這兩撥人策劃和推動的，蘇聯亡黨亡國後，流浪街頭下場最慘的，也是這兩撥人，咬死主人的狗是所有人都鄙視的狗，所以這兩撥人最後既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朋友。或許當今中國這些教授和記者，已經在太平洋彼岸安排好了後路，不會像蘇聯那些教授和記者一樣成為流浪狗，但是希望共產黨要警惕，蘇聯本來就是許多國家的聯盟，解體之後照樣生活，可是中國不同，一旦解體，將血流成河。
相信許多善良的人們並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大地突然風雲變換、形勢逆轉，由民生路線突然轉向改革，掀起了瓜分國有資產的沖天狂潮。本來，民生路線就是對兩極分化改革的糾偏，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政策體現，123個大型國有企業，既是落實民生路線的經濟基礎，又是胡錦濤這屆黨中央留下的能夠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經驗的發展成果，沒有任何理由突然轉向，要把這一切毀於一旦。怎奈禍起蕭牆，重慶轉變發展方式和民生路線的成功探索，意味著中國依靠內需和全民共享發展成果的道路已經打開，依靠內需和全民共享發展成果既是中美之間利益關係的根本調整，更是國內精英階級與人民大眾之間利益關係的根本調整，這是美國資本集團和國內精英集團無論如何不能答應的，18大之後紅二代接班的基本格局，又不知道會如何演變，於是便選擇了最後一年向人民宣戰，採用倒排時間表的極端方法，在18大之前就把壟斷行業——123個大型國有企業中121個（只有2個沒納入壟斷行業）——解決掉，只要最後100多個大型國有企業落入外資和私人手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無論18大怎麼變化，都將永遠是資本的天下。
就這樣，改革的號角突然吹響，精英集團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向人民宣戰，並且是帶著深刻仇恨的宣戰，文中說，“我們黨正是著眼於國家和人民的未來，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的改革精神”， 這裡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的三不主義，既不是我們黨的歷史選擇，更不是什麼改革精神，把北宋時期王安石這句話放在此處，完全是表達對人民的極端蔑視和仇恨。暫且不論改朝換代的“天變”是否“足畏”，馬克思和東方文化這兩個“祖宗”是否“足法”，單就王安石的“人言不足卹”來說，當時王安石強調堅決不予理會的“人言”，是指在劫富濟貧的改革過程中，不要理會和憐憫那些土地被剝奪的大地主的申訴和哀號，而人民日報此篇文章所呼籲的改革則相反，完全是劫貧濟富的改革，是把農民的土地強行劃給開發商，是把工人的企業強行劃給中外老闆，是把股民的金錢強行劃給莊家，由此陷入申訴和哀號悲慘境地的，是那些土地被強佔、房屋被強拆、股票被強騙的弱勢群體，以及那些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貧困百姓，如果還有哪怕是絲毫人性，如果不是對人民懷有刻骨仇恨，是斷然不會對這些弱勢群體實行“人言不足卹”的。胡錦濤主席提出的讓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剛剛在重慶探索出一條道路，中國人民剛剛看到一點兒希望，就被精英集團反攻倒算的改革徹底打斷了，“人言不足卹”的改革性質，意味著中國老百姓將陷入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望境地。
細讀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就會發現，雖然只有短短千把字，卻在政治佈局和人物篩選上極富心機。文章主題是精心編造的所謂“三不主義改革精神”，把斷章取義和故意歪曲的鄧小平和胡錦濤主席講話用做陪襯，又把毛主席和江澤民兩位領導人悄悄刪去，採用如此烘雲托月的高妙手法，既可以突出需要的政治人物，又可以不露絲毫痕跡，至少抓不住政治把柄，若非專事政論的大內高手，絕然做不出這種政治排列。這種政治排列也恰恰符合美國對當今中國政治人物的評價。稍微關注時政的人都知道，當初鄧小平說的風險與此篇文章所說的風險完全不同，鄧小平所說的風險，是指“摸著石頭過河”的風險，是指發生兩極分化、改革走上邪路的風險，而絕不是極少數人冒天下之大不韙瓜分國有資產的風險；胡錦濤主席講的改革與此文中所講改革更是含義迥異，胡錦濤主席所講的改革，是指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是指讓全中國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改革，而絕不是讓社會主義自我完蛋的改革，更不是讓發展成果絕大部分落入外資手中的改革。這種改革無論表面上多麼氣勢洶洶，都注定是不得人心、見不得天日的。
昨天，瓜分國有資產大躍進運動的相關報導，在一天之內形成兩個極端的反常變化，也反映了此次所謂改革的偷雞摸狗和不得人心。白天，各大門戶網站財經版首頁幾乎全都是有關壟斷行業民營化和重組兼併國有企業的相關報導，鋪天蓋地佔滿了整個版面，完全是一幅瓜分國有資產的大躍進運動；可是當天晚上，此類消息便從各大網站財經版首頁消失得乾乾淨淨，甚至連一個字的痕跡都沒有留下，全都蒸發了。顯然，這絕非只是避免引起網民的注意，而是要避免引起那些有能力“阻礙改革”的人們注意，避免重演去年瓜分國有資產失敗的悲劇。去年瓜分大型國有企業的圖謀，就是在胡錦濤主席、吳邦國委員長等領導同志的直接干預下被挫敗的。
從瓜分國有資產的極端心虛和鬼鬼祟祟可以看出，眼下避免50萬億國有資產被外資和私人瓜分的唯一途徑，就是大力宣傳這件足以毀掉國家和人民未來的天大事情，盡可能讓從上到下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盡全力阻止這一巨大災難的發生。要知道，我們這50萬億國有資產，不僅是我們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血汗換來的，更是用我們子孫後代的生存資源換來的，一旦喪失，莫說絕不會有什麼“黨和國家光明的未來”，甚至連中華民族的種族延續都會遭受到巨大威脅，真的如同國歌所唱的那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從此篇文章可以看出，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民生路線，這些17大以來最重要的政治概念，在實際推行不過三、四年之後，被否定得乾乾淨淨，沒有留下一個字的痕跡，人民日報是黨中央機關報，如此不留一字地全盤否定黨中央現行路線，不能不說是政治形勢發生全面逆轉的重大標誌，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這篇文章都是富人對窮人的宣戰，是精英階級對人民大眾的宣戰，是改革教對民生路線的反攻倒算。
2012年將是中國人民異常艱難的一年，從設局王立軍事件否定重慶民生路線，到兩岸三地分裂勢力聯手鬧事，到美國宣布強行割讓中國南海，再到45個部委按照倒推時間表強行瓜分大型央企，以及眼下人民日報一字不留地全盤否定中央民生路線和科學發展觀……整個中國已經到處瀰漫著“4.12”前夕的火藥味，富人對窮人的全面鎮壓，或許又要開始了。
2012-2-23
2012年2月20日
決定歐元命運的關鍵30天
2012-02-20
全球風險資產價格現由希臘決定
決定歐元命運的關鍵30天
張庭賓
希臘從“外救”激活“自救”要有三個條件：一是財政赤字不斷減少，這個目標是2014年控製到GDP的3%；二是GDP要不斷增長，以創造更多的稅收，在2020年將債務與GDP之比降到120%；三是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因嚴重失業而導致動盪，甚至政府解體，希臘主動退出歐元區。
現在，全球投資者都在翹首以待一個關鍵結果——2月20日～3月20日，希臘被拯救或者被拋棄。
歐盟以及歐洲央行正在做一個艱難的決定，是否要將第二個繩索扔向深陷泥潭、幾乎沒頂的人——希臘。與2010年5月扔出第一個救生圈不同的是，那時的歐盟兩腳站在乾淨的岸上，以為拯救是輕而易舉的事。
令歐盟難堪的是，兩年後的今天，希臘的財政赤字仍然居高不下。歐盟為希臘制定的2010年和2011年目標財政赤字為佔GDP比例的8.1%和7.6%，實際為10.6%和9.6%。而緊縮政策代價似乎更大，2011年經濟收縮了6.8%，比危機前的高峰下滑了16%。更麻煩的是，失業率從2008年的7.7%上升至20%以上，其中15～29歲的年輕人失業率高達35%。
希臘從“外救”激活“自救”要有三個條件：一是財政赤字不斷減少，這個目標是2014年控製到GDP的3%；二是GDP要不斷增長，以創造更多的稅收，在2020年將債務與GDP之比降到120%；三是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因嚴重失業而導致動盪，甚至政府解體，希臘主動退出歐元區。
然而，兩年來的事實已證明，這三個目標是相互衝突的，希臘GDP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國內消費和旅遊業，裁員及削減福利打擊了內需，而社會動盪又衝擊了希臘旅遊業。如今相信希臘經濟財政恢復健康的人可謂寥寥無幾。
對於歐盟來說，它也不會天真地相信未來希臘的奇蹟。它的目標更可能是，讓自己已經陷入泥潭的一隻腳重新站到岸上來。另外，拋出第二根繩子，讓希臘不要徹底陷下去，能撐多久是多久。
對於目標一，在2011年10月下旬的歐盟峰會上，歐盟、歐洲央行和IMF給自己設置了特權機制，即它們購買的國債100%地延續；而除它們以外的希臘國債投資人，統統被稱為私人部門，給予50%的減記，但隨著希臘形勢惡化，這一減記的最高比例可能達到70%。私人部門對於“三駕馬車”的特權顯然不滿，“三駕馬車”最近要求希臘將其持有的約1100億歐元的債券轉為新債券，從而“掩耳盜鈴”地與私人部門切割開來。
對於目標二，歐盟此次扔出的是“救生繩”，而不是第一次的救生圈，第一次的“救生圈”被希臘毫不猶豫地當成“麵包圈”給吃掉了。此次救助前，希臘必須答應更多的剛性條件：1．除了希臘承諾的2012年削減20億歐元的財政開支外，再額外減少3.25億歐元；2．2015年前，希臘公共部門裁員15萬人；3．最低工資被降低22%；4.希臘各主要政黨負責人進行書面承諾，以避免4月份希臘大選後賴賬；5.希臘議會批准協議……不僅如此，第二輪救助資金1300億歐元將被注入一個第三方託管賬戶，希臘必須兌現承諾，才能分筆獲得資金。
希臘試圖如願拿到這筆錢，還有很多關口：1． “三駕馬車”達成對希臘的救助協議，這個時間已被推遲到2月20日；2．出資國國會，即EFSF的成員國國會必須全部批准拯救案；3．希臘政府引入“一致行動條款”，即在部分私人債權人同意的情況下，就等同全部債權人同意減記；4．官方部門，主要是歐洲央行參與主導處理；5．通知私人債券人將舊債券換為30年期的新債；6．債權人會議同意和確認債務互換安排……據稱，這些先決行動多達24項之多。
挑戰在於，完成這些高難度動作的時間僅僅剩下一個月了。 3月20日，希臘最近的一筆145億歐元的債券到期，如果希臘得不到拯救資金，那麼就會無序違約，即債務雪崩、國家破產，希臘很可能藉機拒絕償還所有債務， “三駕馬車”和歐洲的商業銀行可能因此蒙受約1750億歐元的損失，而歐盟剩下能做的，就是把希臘踢出歐元區。
希臘能否在3月20日完成這個生死時速的遊戲，關鍵看歐盟各國國會是否批准拯救協議，尤其是德國。據媒體報導，德國財長朔伊布勒認為應當讓希臘違約，而總理默克爾堅決反對。而據德國《星期日圖片報》的調查，53%的受訪德國人認為，希臘應退出歐元區；80%的受訪者表示，除非希臘推行改革，否則反對給予救助款。芬蘭、荷蘭等也對希臘改革持懷疑態度。
表面上看，希臘是被動的，實際主動權在希臘手中。因為本質而言，即使獲得了“三駕馬車”的支持，獲得的拯救資金也是還給國際投資人，主要是法德投資者。
在今年１月初，德國向希臘提出了最後通牒：要么交出財權，要么別想救濟、退出歐元區。但希臘很強硬地拒絕了。現在是歐盟面臨兩難了：如果救助希臘，很可能陷得更深，未來希臘仍可能退出；如果不救希臘，約3500億歐元債務歸零，損失最大的是法國和德國。
換言之，去年11月份歐洲央行實施的長期再融資行動（LTRO）雖有成效，緩解了各國的債務壓力，但這並不能真正解決希臘這樣的主權債問題。歐盟現在能做的就是將問題向後拖延，但是，現在真的沒有時間了。
對於歐元的競爭者——美元勢力而言，沒有比希臘違約更好的擊潰紙幣歐元的機會了。筆者傾向於，在3月20日之前，美元將採取相對緊縮的政策，QE3推出的概率很低，以進一步惡化歐元區的國債和商業銀行的壓力。為避免節外生枝，伊朗戰爭也將推後。
故此，從2月20日到3月20日，希臘債務在每個必過關口上失足而違約，都可能成為美元勢力打壓歐元和大宗商品的突破口。當然，如果希臘涉險過關，再加上歐洲央行已準備好的第二輪5000億歐元的LTRO，歐元將能支撐6個月以上。
全球風險資產價格現由希臘決定
決定歐元命運的關鍵30天
張庭賓
希臘從“外救”激活“自救”要有三個條件：一是財政赤字不斷減少，這個目標是2014年控製到GDP的3%；二是GDP要不斷增長，以創造更多的稅收，在2020年將債務與GDP之比降到120%；三是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因嚴重失業而導致動盪，甚至政府解體，希臘主動退出歐元區。
現在，全球投資者都在翹首以待一個關鍵結果——2月20日～3月20日，希臘被拯救或者被拋棄。
歐盟以及歐洲央行正在做一個艱難的決定，是否要將第二個繩索扔向深陷泥潭、幾乎沒頂的人——希臘。與2010年5月扔出第一個救生圈不同的是，那時的歐盟兩腳站在乾淨的岸上，以為拯救是輕而易舉的事。
令歐盟難堪的是，兩年後的今天，希臘的財政赤字仍然居高不下。歐盟為希臘制定的2010年和2011年目標財政赤字為佔GDP比例的8.1%和7.6%，實際為10.6%和9.6%。而緊縮政策代價似乎更大，2011年經濟收縮了6.8%，比危機前的高峰下滑了16%。更麻煩的是，失業率從2008年的7.7%上升至20%以上，其中15～29歲的年輕人失業率高達35%。
希臘從“外救”激活“自救”要有三個條件：一是財政赤字不斷減少，這個目標是2014年控製到GDP的3%；二是GDP要不斷增長，以創造更多的稅收，在2020年將債務與GDP之比降到120%；三是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因嚴重失業而導致動盪，甚至政府解體，希臘主動退出歐元區。
然而，兩年來的事實已證明，這三個目標是相互衝突的，希臘GDP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國內消費和旅遊業，裁員及削減福利打擊了內需，而社會動盪又衝擊了希臘旅遊業。如今相信希臘經濟財政恢復健康的人可謂寥寥無幾。
對於歐盟來說，它也不會天真地相信未來希臘的奇蹟。它的目標更可能是，讓自己已經陷入泥潭的一隻腳重新站到岸上來。另外，拋出第二根繩子，讓希臘不要徹底陷下去，能撐多久是多久。
對於目標一，在2011年10月下旬的歐盟峰會上，歐盟、歐洲央行和IMF給自己設置了特權機制，即它們購買的國債100%地延續；而除它們以外的希臘國債投資人，統統被稱為私人部門，給予50%的減記，但隨著希臘形勢惡化，這一減記的最高比例可能達到70%。私人部門對於“三駕馬車”的特權顯然不滿，“三駕馬車”最近要求希臘將其持有的約1100億歐元的債券轉為新債券，從而“掩耳盜鈴”地與私人部門切割開來。
對於目標二，歐盟此次扔出的是“救生繩”，而不是第一次的救生圈，第一次的“救生圈”被希臘毫不猶豫地當成“麵包圈”給吃掉了。此次救助前，希臘必須答應更多的剛性條件：1．除了希臘承諾的2012年削減20億歐元的財政開支外，再額外減少3.25億歐元；2．2015年前，希臘公共部門裁員15萬人；3．最低工資被降低22%；4.希臘各主要政黨負責人進行書面承諾，以避免4月份希臘大選後賴賬；5.希臘議會批准協議……不僅如此，第二輪救助資金1300億歐元將被注入一個第三方託管賬戶，希臘必須兌現承諾，才能分筆獲得資金。
希臘試圖如願拿到這筆錢，還有很多關口：1． “三駕馬車”達成對希臘的救助協議，這個時間已被推遲到2月20日；2．出資國國會，即EFSF的成員國國會必須全部批准拯救案；3．希臘政府引入“一致行動條款”，即在部分私人債權人同意的情況下，就等同全部債權人同意減記；4．官方部門，主要是歐洲央行參與主導處理；5．通知私人債券人將舊債券換為30年期的新債；6．債權人會議同意和確認債務互換安排……據稱，這些先決行動多達24項之多。
挑戰在於，完成這些高難度動作的時間僅僅剩下一個月了。 3月20日，希臘最近的一筆145億歐元的債券到期，如果希臘得不到拯救資金，那麼就會無序違約，即債務雪崩、國家破產，希臘很可能藉機拒絕償還所有債務， “三駕馬車”和歐洲的商業銀行可能因此蒙受約1750億歐元的損失，而歐盟剩下能做的，就是把希臘踢出歐元區。
希臘能否在3月20日完成這個生死時速的遊戲，關鍵看歐盟各國國會是否批准拯救協議，尤其是德國。據媒體報導，德國財長朔伊布勒認為應當讓希臘違約，而總理默克爾堅決反對。而據德國《星期日圖片報》的調查，53%的受訪德國人認為，希臘應退出歐元區；80%的受訪者表示，除非希臘推行改革，否則反對給予救助款。芬蘭、荷蘭等也對希臘改革持懷疑態度。
表面上看，希臘是被動的，實際主動權在希臘手中。因為本質而言，即使獲得了“三駕馬車”的支持，獲得的拯救資金也是還給國際投資人，主要是法德投資者。
在今年１月初，德國向希臘提出了最後通牒：要么交出財權，要么別想救濟、退出歐元區。但希臘很強硬地拒絕了。現在是歐盟面臨兩難了：如果救助希臘，很可能陷得更深，未來希臘仍可能退出；如果不救希臘，約3500億歐元債務歸零，損失最大的是法國和德國。
換言之，去年11月份歐洲央行實施的長期再融資行動（LTRO）雖有成效，緩解了各國的債務壓力，但這並不能真正解決希臘這樣的主權債問題。歐盟現在能做的就是將問題向後拖延，但是，現在真的沒有時間了。
對於歐元的競爭者——美元勢力而言，沒有比希臘違約更好的擊潰紙幣歐元的機會了。筆者傾向於，在3月20日之前，美元將採取相對緊縮的政策，QE3推出的概率很低，以進一步惡化歐元區的國債和商業銀行的壓力。為避免節外生枝，伊朗戰爭也將推後。
故此，從2月20日到3月20日，希臘債務在每個必過關口上失足而違約，都可能成為美元勢力打壓歐元和大宗商品的突破口。當然，如果希臘涉險過關，再加上歐洲央行已準備好的第二輪5000億歐元的LTRO，歐元將能支撐6個月以上。
2012年2月18日
“支持人權”，往往是西方將某個國家引入內戰的同義詞
作者：安德烈·費爾切克
文章發於：人民網-人民日報 更新時間：2012-2-18
西方完善攻擊中國的技術
安德烈·費爾切克
2011年10月02日01:56 人民網-人民日報
西方自己都在全世界各地做著踐踏人權的事情，又怎麼可能關心人權呢？人權問題是西方用來掩蓋其對任何致力於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對抗的組織提供支持的藉口。
“支持人權”，往往是西方乾涉別國內政甚至將某個國家引入內戰的同義詞。這已經在尼加拉瓜、古巴和智利等國家“實行”過，現在又被用來製造中國的不穩定。
“支持人權”，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曾破壞了拉美所有的革命或群眾運動（古巴除外），也曾為某些最可怕的干涉行動提供了藉口，如對越南和老撾人民的屠殺罪行。
中國歷來都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亞洲地區的一些西方盟友相比，中國的人權問題要小得多，也不同於西方本身對人權的侵犯。同時，中國希望通過自己善意的行動與和解的態度能夠贏得別人的理解。但我們這個世界控制在殖民和後殖民帝國手中，這些帝國有著幾百年的征服和鎮壓經驗，善意與和平不會使它們減少衝突。
西方不少民眾對中國越來越敵視，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更加認識或了解了這個國家，而是因為他們被西方持續的“宣傳炸彈”征服了。西方國家組織了來自媒體和大學的數以萬計的男男女女，他們唯一的職業目標就是污衊、詆毀中國，或繪製一幅中國的邪惡肖像。反華已經成為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獲得科研貸款或在新聞界向上爬的最佳途徑之一。
實際上，全世界沒有哪個地方逃得過西方開展的宣傳。在非洲，很多人對中國深表感激。在肯尼亞，我就親耳聽到參與中資項目的數百名肯尼亞工作人員表示自己“第一次被外國人當人看”，“從來也不需要跟中國老闆談工資問題，因為他們提供的工資總是比你預想的高出三倍”。但中國在非洲（或大洋洲或世界其他地區）的形象越正面，就越要承受西方媒體的嘲諷和批評。
非洲和其他地區的不少報紙熱衷於發表西方的反華文章。因為在這些地區，凡是願意迎合西方反華媒體論調的記者們能夠獲得很多酬勞，包括到國外旅行、接受“培訓”以及獲得獎金或者西方國家的簽證。在大洋洲和東南亞同樣有這樣的現象。這種酬勞誘惑很大，但那些抗拒這樣做的人受到的懲罰也相當嚴厲。
肯尼亞前議員姆萬達維羅·姆格漢加說：對於中國，人們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到肯尼亞國內旅行，你會發現中國人在建造公路、大樓和體育場。這是一些非常好的項目。中國人非常有合作精神。人們看到中國人真正做了什麼，並做出自己的評價。但肯尼亞政府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西方因為我們與中國的密切關係而懲罰我們。
印度尼西亞的蘇哈託在1965年美國推動的政變之後，在印尼殺害了兩三百萬人，正是美國建造了這個集中營。大部分受害者是共產主義者、少數族裔華裔人士、反對派知識分子、無神論者和教師。
抵抗智利獨裁的人們，也從來沒成為諾貝爾獎的關注對象。皮諾切特的爪牙在西方的命令下姦殺擄掠，西方的機構又怎麼會將百萬美元的獎金授予那些想要終結這種屠殺的人呢？
西方的媒體只敢嘲諷穆斯林的聖人，卻不敢取笑我們西方崇拜的對象！我們西方的媒體允許自己，甚至是被要求取笑中國、俄羅斯或拉美的所有人物和象徵，甚至於革命歌曲。而在讚美我們的反共“英雄”時，則不斷地為他們鋪設紅地毯，為他們貼上近乎神聖的標籤。
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多年以來都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殺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了盧旺達的反對派了嗎？根本沒有這回事，儘管盧旺達的反對派領導人被謀殺、被關押，有的在總統大選之前就失踪了。因為保羅·卡加梅是我們美國的朋友，就像英國前首相託尼·布萊爾一樣。也許布萊爾都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盧旺達的反對派不會。
我們是不是該把諾貝爾和平獎給泰國的反對派呢？我們的朋友泰國政權殺害了數百名反對派人士。下令進行大屠殺的泰國總理是在英國出生和學習的。他是一個真正的“紳士”，我們的“紳士”。能給泰國反對派諾貝爾獎嗎？那是在開玩笑！
“人權”一詞，已經被侵略、干涉、軍事政變和隨之出現的所有謀殺、酷刑和侵犯行為玷污了。如果我們想保留住這個概念，就應該對每個國家，在每種情況下都平等地使用它。那麼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誰才是最大的踐踏人權者。我們也會看到，什麼才是“人權”的真正含義，哪些才是最基本的人權。難道不應該是生命權和自決權嗎？如果是這樣，那麼西方不就是過去和現在最大的踐踏人權行為的罪魁禍首嗎？
姆萬達維羅曾經說過，很多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和人權保護組織，常常直接服務於西方在窮國的帝國主義利益。他們也在委內瑞拉、古巴和中國形成了“第五縱隊”。
如果西方真的對人權感興趣，哪怕只有一點點的興趣，也應該停止在國外的粗暴侵略和戰爭，停止在全世界支持那些最可惡的獨裁政權，教訓那些在全世界直接或間接犯下罪行的西方跨國公司，這些罪行大部分是針對手無寸鐵的窮人，甚至更荒謬的是，針對當地那些真正的人權衛士。
西方的權力體系中根本不存在利他主義，要想期待出現這樣的情況就太可笑了。西方的權力機器極度野蠻，只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已經引發了成百上千場戰爭和衝突，造成了數億無辜者喪生。
作為和平大國的中國，對西方的擴張主義來說顯然是一種威脅。西方對此感到害怕，這種害怕甚至發展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西方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做了。西方的決策者們求助於1973年在智利和1965年在印度尼西亞採取的顛覆手段來對付中國；用對付蘇聯和古巴的方法來挑釁和擠壓中國；企圖通過宣傳手段在國內外詆毀中國；還進行干涉和滲透，甚至進行賄賂；還尋求通過吸引蒙古及其鄰國加入其勢力範圍來孤立中國；甚至企圖說服越南對中國採取進攻性的態度。但是都沒有奏效。
西方面對的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曆史、地球上最偉大的文化之一的國家。西方所面對的是以前從未遇到過的人和精神。最重要的是，中國厭惡衝突。中國禮貌地傾聽但堅持自己的道路，堅信自己的選擇。中國的選擇所追求的主要目標是讓所有中國人擺脫貧困，並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是如何在屈服於西方殖民者幾個世紀之後重新站起來的。
中國不會再聽命於西方的擺佈。大部分中國人不會再相信西方人。中國有自己的製度。他們不需要西方人告訴他們該怎麼做，什麼時候做。
西方的暴怒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的武器、宣傳和顛覆戰術第一次顯得如此無效和無能。看來西方沒有能力征服或分裂中國。這方面的嘗試數不勝數，比如在西方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99%是“持不同政見者”寫的。但這樣仍然不奏效。
中國是很耐心的，出奇地耐心。想像一下，如果中國突然公開支持美國國內一個計劃推翻美國政治制度的共產黨組織，結果會怎麼樣？相反的是，在美國和歐洲，有數以百計的人因為有比這要輕得多的言行而入獄。再想像一下，如果中國積極地謀求孤立美國，收買和賄賂加拿大或墨西哥政府，結果又會怎麼樣；或者中國在距離別國首都不到一個小時航程的地方部署核彈會怎麼樣？
歐洲人和美國人已經習慣了在世界其他國家做出這種不公正的行為，但如果他們自己成為受害者就會大肆叫囂。中國似乎意識到了西方這種精神上的病態，即無力抑制自己要控制世界的慾望。但是，必須有個界限。所有破壞中國穩定的企圖都將遭遇中國的堅決抵抗，中國在必要時會毫不猶豫地捍衛自己的人民和領土。
（注：該文作者為美國作家、電影導演、記者，原載2010年11月12日西班牙《起義報》。）
文章發於：人民網-人民日報 更新時間：2012-2-18
西方完善攻擊中國的技術
安德烈·費爾切克
2011年10月02日01:56 人民網-人民日報
西方自己都在全世界各地做著踐踏人權的事情，又怎麼可能關心人權呢？人權問題是西方用來掩蓋其對任何致力於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對抗的組織提供支持的藉口。
“支持人權”，往往是西方乾涉別國內政甚至將某個國家引入內戰的同義詞。這已經在尼加拉瓜、古巴和智利等國家“實行”過，現在又被用來製造中國的不穩定。
“支持人權”，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曾破壞了拉美所有的革命或群眾運動（古巴除外），也曾為某些最可怕的干涉行動提供了藉口，如對越南和老撾人民的屠殺罪行。
中國歷來都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亞洲地區的一些西方盟友相比，中國的人權問題要小得多，也不同於西方本身對人權的侵犯。同時，中國希望通過自己善意的行動與和解的態度能夠贏得別人的理解。但我們這個世界控制在殖民和後殖民帝國手中，這些帝國有著幾百年的征服和鎮壓經驗，善意與和平不會使它們減少衝突。
西方不少民眾對中國越來越敵視，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更加認識或了解了這個國家，而是因為他們被西方持續的“宣傳炸彈”征服了。西方國家組織了來自媒體和大學的數以萬計的男男女女，他們唯一的職業目標就是污衊、詆毀中國，或繪製一幅中國的邪惡肖像。反華已經成為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獲得科研貸款或在新聞界向上爬的最佳途徑之一。
實際上，全世界沒有哪個地方逃得過西方開展的宣傳。在非洲，很多人對中國深表感激。在肯尼亞，我就親耳聽到參與中資項目的數百名肯尼亞工作人員表示自己“第一次被外國人當人看”，“從來也不需要跟中國老闆談工資問題，因為他們提供的工資總是比你預想的高出三倍”。但中國在非洲（或大洋洲或世界其他地區）的形象越正面，就越要承受西方媒體的嘲諷和批評。
非洲和其他地區的不少報紙熱衷於發表西方的反華文章。因為在這些地區，凡是願意迎合西方反華媒體論調的記者們能夠獲得很多酬勞，包括到國外旅行、接受“培訓”以及獲得獎金或者西方國家的簽證。在大洋洲和東南亞同樣有這樣的現象。這種酬勞誘惑很大，但那些抗拒這樣做的人受到的懲罰也相當嚴厲。
肯尼亞前議員姆萬達維羅·姆格漢加說：對於中國，人們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到肯尼亞國內旅行，你會發現中國人在建造公路、大樓和體育場。這是一些非常好的項目。中國人非常有合作精神。人們看到中國人真正做了什麼，並做出自己的評價。但肯尼亞政府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西方因為我們與中國的密切關係而懲罰我們。
印度尼西亞的蘇哈託在1965年美國推動的政變之後，在印尼殺害了兩三百萬人，正是美國建造了這個集中營。大部分受害者是共產主義者、少數族裔華裔人士、反對派知識分子、無神論者和教師。
抵抗智利獨裁的人們，也從來沒成為諾貝爾獎的關注對象。皮諾切特的爪牙在西方的命令下姦殺擄掠，西方的機構又怎麼會將百萬美元的獎金授予那些想要終結這種屠殺的人呢？
西方的媒體只敢嘲諷穆斯林的聖人，卻不敢取笑我們西方崇拜的對象！我們西方的媒體允許自己，甚至是被要求取笑中國、俄羅斯或拉美的所有人物和象徵，甚至於革命歌曲。而在讚美我們的反共“英雄”時，則不斷地為他們鋪設紅地毯，為他們貼上近乎神聖的標籤。
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多年以來都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殺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了盧旺達的反對派了嗎？根本沒有這回事，儘管盧旺達的反對派領導人被謀殺、被關押，有的在總統大選之前就失踪了。因為保羅·卡加梅是我們美國的朋友，就像英國前首相託尼·布萊爾一樣。也許布萊爾都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盧旺達的反對派不會。
我們是不是該把諾貝爾和平獎給泰國的反對派呢？我們的朋友泰國政權殺害了數百名反對派人士。下令進行大屠殺的泰國總理是在英國出生和學習的。他是一個真正的“紳士”，我們的“紳士”。能給泰國反對派諾貝爾獎嗎？那是在開玩笑！
“人權”一詞，已經被侵略、干涉、軍事政變和隨之出現的所有謀殺、酷刑和侵犯行為玷污了。如果我們想保留住這個概念，就應該對每個國家，在每種情況下都平等地使用它。那麼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誰才是最大的踐踏人權者。我們也會看到，什麼才是“人權”的真正含義，哪些才是最基本的人權。難道不應該是生命權和自決權嗎？如果是這樣，那麼西方不就是過去和現在最大的踐踏人權行為的罪魁禍首嗎？
姆萬達維羅曾經說過，很多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和人權保護組織，常常直接服務於西方在窮國的帝國主義利益。他們也在委內瑞拉、古巴和中國形成了“第五縱隊”。
如果西方真的對人權感興趣，哪怕只有一點點的興趣，也應該停止在國外的粗暴侵略和戰爭，停止在全世界支持那些最可惡的獨裁政權，教訓那些在全世界直接或間接犯下罪行的西方跨國公司，這些罪行大部分是針對手無寸鐵的窮人，甚至更荒謬的是，針對當地那些真正的人權衛士。
西方的權力體系中根本不存在利他主義，要想期待出現這樣的情況就太可笑了。西方的權力機器極度野蠻，只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已經引發了成百上千場戰爭和衝突，造成了數億無辜者喪生。
作為和平大國的中國，對西方的擴張主義來說顯然是一種威脅。西方對此感到害怕，這種害怕甚至發展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西方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做了。西方的決策者們求助於1973年在智利和1965年在印度尼西亞採取的顛覆手段來對付中國；用對付蘇聯和古巴的方法來挑釁和擠壓中國；企圖通過宣傳手段在國內外詆毀中國；還進行干涉和滲透，甚至進行賄賂；還尋求通過吸引蒙古及其鄰國加入其勢力範圍來孤立中國；甚至企圖說服越南對中國採取進攻性的態度。但是都沒有奏效。
西方面對的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曆史、地球上最偉大的文化之一的國家。西方所面對的是以前從未遇到過的人和精神。最重要的是，中國厭惡衝突。中國禮貌地傾聽但堅持自己的道路，堅信自己的選擇。中國的選擇所追求的主要目標是讓所有中國人擺脫貧困，並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是如何在屈服於西方殖民者幾個世紀之後重新站起來的。
中國不會再聽命於西方的擺佈。大部分中國人不會再相信西方人。中國有自己的製度。他們不需要西方人告訴他們該怎麼做，什麼時候做。
西方的暴怒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的武器、宣傳和顛覆戰術第一次顯得如此無效和無能。看來西方沒有能力征服或分裂中國。這方面的嘗試數不勝數，比如在西方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99%是“持不同政見者”寫的。但這樣仍然不奏效。
中國是很耐心的，出奇地耐心。想像一下，如果中國突然公開支持美國國內一個計劃推翻美國政治制度的共產黨組織，結果會怎麼樣？相反的是，在美國和歐洲，有數以百計的人因為有比這要輕得多的言行而入獄。再想像一下，如果中國積極地謀求孤立美國，收買和賄賂加拿大或墨西哥政府，結果又會怎麼樣；或者中國在距離別國首都不到一個小時航程的地方部署核彈會怎麼樣？
歐洲人和美國人已經習慣了在世界其他國家做出這種不公正的行為，但如果他們自己成為受害者就會大肆叫囂。中國似乎意識到了西方這種精神上的病態，即無力抑制自己要控制世界的慾望。但是，必須有個界限。所有破壞中國穩定的企圖都將遭遇中國的堅決抵抗，中國在必要時會毫不猶豫地捍衛自己的人民和領土。
（注：該文作者為美國作家、電影導演、記者，原載2010年11月12日西班牙《起義報》。）
Getting Ready
Feb 14 2012
Getting Ready or How to Trust
Darryl Schoon
My writings are about the economic collapse and its meaning. The collapse is part of a larger shift and it will be unlike anything humanity has ever seen. This means that the past will be of little or no value in these times.
In times of great change, the usual reaction is to hold on. In this shift, holding on will not work. Letting go will. This means trusting the shift, trusting the process. My advice is always "buy gold, buy silver, have faith."
Faith is what allows trust. Without faith, there can be no trust. If you don't yet have faith, don't worry. If you want it, you can have it. Just ask. It's as simple as that, ask.
Ask, then wait.
It will come.
Trust that it will.
Have faith.
Good luck,
Darryl Robert Schoon
Getting Ready or How to Trust
Darryl Schoon
My writings are about the economic collapse and its meaning. The collapse is part of a larger shift and it will be unlike anything humanity has ever seen. This means that the past will be of little or no value in these times.
In times of great change, the usual reaction is to hold on. In this shift, holding on will not work. Letting go will. This means trusting the shift, trusting the process. My advice is always "buy gold, buy silver, have faith."
Faith is what allows trust. Without faith, there can be no trust. If you don't yet have faith, don't worry. If you want it, you can have it. Just ask. It's as simple as that, ask.
Ask, then wait.
It will come.
Trust that it will.
Have faith.
Good luck,
Darryl Robert Schoon
“藏金於民”初見成效
中國“藏金於民”初見成效
2012-02-18
2011年下半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金飾消費國
張庭賓
博主按：2月16日，世界黃金協會發布了《黃金需求趨勢報告》，該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黃金需求高達769.8噸，同比增長20%。其中金飾需求每個季度都在增長，2011年下半年，已經超過印度，中國成為全球金飾最大單一國家市場。得知這一消息，博主深感欣慰。自從2005年7月，本人在國內公開媒體上（《第一財經日報》）首次策劃推動中國大規模增加黃金儲備，啟蒙“藏金於民”以來，經與各方不懈的共同努力，中國“藏金於民”已經初見成效，6年來中國官方和民間累計增加黃金儲備2781噸，加上此前儲備的黃金，中國黃金儲備總量應當不下於6000噸。為中國對沖未來3-5年可能全面爆發的全球紙幣危機初步打下了基礎，實在是可喜可賀。在此轉發其內容摘要。
世界黃金協會今天發布的《黃金需求趨勢報告》顯示，2011年全球黃金需求升至4,067.1公噸（t），價值約合2,055億美元，這是全球黃金需求價值首次超過2,000億美元，需求量創下自1997年以來的最高點。這一增幅的主要驅動力來自投資領域，其年度需求為1,640.7公噸，相比2010年創下的紀錄增長5%，價值829億美元。 2011年投資需求最突出的市場為印度、中國和歐洲。
中國和印度從文化角度而言仍是黃金需求的重地，佔全球金飾需求的55%、全球總需求的49%。
· 印度仍是需求量最大的國家，為933.4公噸，考慮到2011年下半年黃金價格的波動和印度盧比兌美元疲軟，這一需求尤為可觀。金飾需求超過500公噸，投資需求達366.0公噸。印度需求佔全球金條和金幣總需求的25%。
· 中國的全年需求為769.8公噸，同比上升20%，這是金飾和投資兩方面需求增長的結果。最大的增長來自投資領域，需求量達258.9公噸，價值845億人民幣，躍升69%。中國的金飾需求去年每個季度都呈現增長，2011年下半年成為全球金飾需求最大的單一市場。
歐洲的需求也呈現激增，該地區需求已連續七年增長，達到374.8公噸。德國和瑞士為該地區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這是由於歐元區仍處於動盪態勢，資產保護的需求迫切。
各國央行延續2010年奠定的黃金淨買家的趨勢，購買量從77公噸激升至439.7公噸。這反映出對資產多樣化、降低對一或兩種外幣的依賴、重新平衡儲備和最終保護國家財富的需求。
世界黃金協會投資部董事總經理郭博思(Marcus Grubb) 先生表示：
“從2011年的這些數字可以看出，驅動這一結果的有兩個主要因素：一方面是亞洲的增長和對黃金的看好，另一方面是西方國家保護資產免受不確定因素影響的需要。尤其是在亞洲，中國需求的增長推動了整體數字的大幅上升，我們認為這一趨勢在未來一年中將延續。展望2012年，中國很有可能將首次成為全球最大的黃金市場。可以肯定的是，黃金的長期基本面依然強勁，表現在需求基礎呈多樣化並且持續增長，同時供應方面活動受抑制。”
2011年的黃金需求統計數據：
· 在供應方面，金礦年產量創新高，達到2,809.5公噸，相比2010年增長4%。再生金同比下降2%，為1,611.9公噸，考慮到平均金價上升28%，這顯示準市場供應枯竭，消費者可能繼續持有手中的黃金，期待著更高的價格。
·電子產品中使用的黃金增長1.1%，達到330.4公噸，價值為創紀錄的167億美元，考慮到成本的增長，這一結果出乎意料。科技產業的年度總需求穩定在463.5公噸，這主要得益於中國市場的增長。該需求量的價值增幅達到28%，達到創紀錄的234億美元。
· 2011年金飾需求的價值創下年度新高，達到992億美元。印度和中國仍然相信金飾的內在和情感價值，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儘管黃金價格高企、經濟形勢困難、市場波動、貨幣兌美元疲軟，全球整體金飾需求仍表現出彈性。年度需求為1,962.9公噸，相比2010年下降3%。
· 第四季度投資的一大要素與2011年第四季度黃金ETF流入量顯著增長有關，達到86.8公噸，相比之下，2010年第四季度只有22.3公噸。全年總量比較則相對較弱，2011年的流入量為154.0公噸，顯著低於2010年的367.7公噸，但應明確2010年是一個特殊年份。
· 金條和金幣的需求依然強勁，攀升24%，達到1,486.7公噸，這也是投資需求增長的另外一個主要因素。
· 金價於2011年9月5日和6日達到創紀錄的1,895美元/盎司（倫敦下午定盤價）。
2012-02-18
2011年下半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金飾消費國
張庭賓
博主按：2月16日，世界黃金協會發布了《黃金需求趨勢報告》，該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黃金需求高達769.8噸，同比增長20%。其中金飾需求每個季度都在增長，2011年下半年，已經超過印度，中國成為全球金飾最大單一國家市場。得知這一消息，博主深感欣慰。自從2005年7月，本人在國內公開媒體上（《第一財經日報》）首次策劃推動中國大規模增加黃金儲備，啟蒙“藏金於民”以來，經與各方不懈的共同努力，中國“藏金於民”已經初見成效，6年來中國官方和民間累計增加黃金儲備2781噸，加上此前儲備的黃金，中國黃金儲備總量應當不下於6000噸。為中國對沖未來3-5年可能全面爆發的全球紙幣危機初步打下了基礎，實在是可喜可賀。在此轉發其內容摘要。
世界黃金協會今天發布的《黃金需求趨勢報告》顯示，2011年全球黃金需求升至4,067.1公噸（t），價值約合2,055億美元，這是全球黃金需求價值首次超過2,000億美元，需求量創下自1997年以來的最高點。這一增幅的主要驅動力來自投資領域，其年度需求為1,640.7公噸，相比2010年創下的紀錄增長5%，價值829億美元。 2011年投資需求最突出的市場為印度、中國和歐洲。
中國和印度從文化角度而言仍是黃金需求的重地，佔全球金飾需求的55%、全球總需求的49%。
· 印度仍是需求量最大的國家，為933.4公噸，考慮到2011年下半年黃金價格的波動和印度盧比兌美元疲軟，這一需求尤為可觀。金飾需求超過500公噸，投資需求達366.0公噸。印度需求佔全球金條和金幣總需求的25%。
· 中國的全年需求為769.8公噸，同比上升20%，這是金飾和投資兩方面需求增長的結果。最大的增長來自投資領域，需求量達258.9公噸，價值845億人民幣，躍升69%。中國的金飾需求去年每個季度都呈現增長，2011年下半年成為全球金飾需求最大的單一市場。
歐洲的需求也呈現激增，該地區需求已連續七年增長，達到374.8公噸。德國和瑞士為該地區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這是由於歐元區仍處於動盪態勢，資產保護的需求迫切。
各國央行延續2010年奠定的黃金淨買家的趨勢，購買量從77公噸激升至439.7公噸。這反映出對資產多樣化、降低對一或兩種外幣的依賴、重新平衡儲備和最終保護國家財富的需求。
世界黃金協會投資部董事總經理郭博思(Marcus Grubb) 先生表示：
“從2011年的這些數字可以看出，驅動這一結果的有兩個主要因素：一方面是亞洲的增長和對黃金的看好，另一方面是西方國家保護資產免受不確定因素影響的需要。尤其是在亞洲，中國需求的增長推動了整體數字的大幅上升，我們認為這一趨勢在未來一年中將延續。展望2012年，中國很有可能將首次成為全球最大的黃金市場。可以肯定的是，黃金的長期基本面依然強勁，表現在需求基礎呈多樣化並且持續增長，同時供應方面活動受抑制。”
2011年的黃金需求統計數據：
· 在供應方面，金礦年產量創新高，達到2,809.5公噸，相比2010年增長4%。再生金同比下降2%，為1,611.9公噸，考慮到平均金價上升28%，這顯示準市場供應枯竭，消費者可能繼續持有手中的黃金，期待著更高的價格。
·電子產品中使用的黃金增長1.1%，達到330.4公噸，價值為創紀錄的167億美元，考慮到成本的增長，這一結果出乎意料。科技產業的年度總需求穩定在463.5公噸，這主要得益於中國市場的增長。該需求量的價值增幅達到28%，達到創紀錄的234億美元。
· 2011年金飾需求的價值創下年度新高，達到992億美元。印度和中國仍然相信金飾的內在和情感價值，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儘管黃金價格高企、經濟形勢困難、市場波動、貨幣兌美元疲軟，全球整體金飾需求仍表現出彈性。年度需求為1,962.9公噸，相比2010年下降3%。
· 第四季度投資的一大要素與2011年第四季度黃金ETF流入量顯著增長有關，達到86.8公噸，相比之下，2010年第四季度只有22.3公噸。全年總量比較則相對較弱，2011年的流入量為154.0公噸，顯著低於2010年的367.7公噸，但應明確2010年是一個特殊年份。
· 金條和金幣的需求依然強勁，攀升24%，達到1,486.7公噸，這也是投資需求增長的另外一個主要因素。
· 金價於2011年9月5日和6日達到創紀錄的1,895美元/盎司（倫敦下午定盤價）。
2012年2月17日
全球化帝國陰謀
貨幣陰謀：全球化帝國陰謀與金融潛規則
作者：約翰·珀金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點擊數：2052 更新時間：2012-2-6
引言(1)
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
第2章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
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
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
第1節：引言(1)
引言
來自經濟殺手們的新自白與新揭露
約翰·珀金斯
經濟殺手（EHM）是收入頗高的專業人士，他們從全球各國騙走了數万億美元。他們從世界銀行、美國國際發展機構(USAID)和其他對外援助機構那兒挪走資金，放入大型跨國公司的保險箱和控制全球自然資源的少數家族的口袋中。他們使用的工具有虛假金融報告、非法操縱選舉、賄賂、勒索、美人計和暗殺。他們玩的是一場與帝國同生的古老遊戲，但在全球化時期卻以新的面目和可怖的情形再現。
我應該知道：我就是這樣一個經濟殺手。
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以下簡稱《自白》）一書中，我以上述開頭段落描述我自己的職業。自從2004年11月初這本書出版以來，我經常聽到電視、廣播主持人在將我介紹給觀眾時讀到這段話。經濟殺手的真相使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民眾感到震驚。許多人告訴我，那本書使他們相信他們應該負責任地採取行動，以建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自白》所喚起的公眾注意出乎人的意料。當時，我曾花了很長時間才鼓起勇氣，試圖將《自白》出版。在我拿定主意之後，我想出版的意願就變得非常強烈。
到2003年末，許多出版商都瀏覽過手稿，但都拒絕出版。最後，我幾乎要絕望了，以為不會看到這本書出版了。前後共遭到25家出版商拒絕，儘管他們高度評價了這本書，稱其為“吸引人的”、“資料翔實的”、“一個重要的揭露”和“一個必須有人來講述的故事” 。我和我的作品經紀人認為也許這本書“反金權政體”（Anti?corporatocracy）的導向太強了(“反金權政體”一詞是在那本書裡初次介紹給廣大讀者的， “金權政體”是指那些掌管著全球最大公司、強權政府和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出現的全球帝國的權力集團)。我們的結論是：這些主要出版商要么被“金權政體”的權要所脅迫，要么對他們深懷感激，因而不可能出版這本書。
最終，一家有勇氣的獨立出版商——貝雷特－克勒（Berrett-Koehler），接下了這本書的“出版任務”。 《自白》在公眾間的受歡迎度令我十分吃驚。上架一周時間，該書在亞馬遜網站的銷量就排到第4位。此後很多周，該書出現在每一份主要暢銷書名單內。在不到14個月的時間內，該書被翻譯成20種語言出版。一家大名鼎鼎的好萊塢公司購買了這本書的電影版權，企鵝出版集團/普魯姆公司（Penguin/Plume）購買了該書的平裝本版權。
儘管有了上述種種成功，但一個重要元素一直缺失。因為經濟殺手、“金權政體”和現在已出現在大學課程提綱中的“走狗”（jackal）等詞彙，美國主流媒體拒絕評論《自白》或和《自白》所揭露的事實。 《紐約時報》和其他報紙不得不將其列入暢銷書名單中——畢竟數字不會撒謊(除非經濟殺手們製造虛假數據，就像你在後面的章節中將看到的)——但在這本書出版後的頭15個月內，大部分報紙頑固地拒絕對其進行評價。這究竟是為什麼？
我的代理人、我的作品宣傳人、貝雷特－克勒和企鵝/普魯姆公司中最有思想的人、我的家人和朋友，還有我，我們也許永遠不會知道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但我們知道幾個全國知名記者曾猶豫著，想對這本書寫點什麼或說點什麼。他們曾和我進行過深入的電話交談，也曾讓製作人邀請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吃飯，但最後他們都退縮了。一家大型電視網曾邀請我參加西海岸談話旅行節目，於是我飛越全境來到紐約，並精心打扮準備參加節目。但當我在門口等該電視網的豪華轎車時，一位職員來告訴我節目取消了。媒體的辯護人隨即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你能證明其他經濟殺手的存在嗎？”“有其他人寫過類似的著作嗎？”“在上層人士中間有其他人做過類似的揭露嗎？”來為他們的行為進行辯解。
這些問題的答案毫無疑問當然都是“是”。本書中描述的每一個重要事件都由其他作者深入討論——通常是多位作者。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推翻伊朗總理摩薩台的陰謀；大石油公司的傀儡——伊朗國王，重新執政時所做的種種殘暴事件；沙特阿拉伯國家的洗錢事件；厄瓜多爾總統傑米·羅爾多斯和巴拿馬總統奧馬爾·圖勒何的慘遭暗殺；亞馬遜河上，石油公司和傳教機構相互勾結的辯解；柏克德（Bechtel）、哈利伯頓（Halliburton）和其他美國資本主義的重要支持者在國際上的行為；美國單方面無故入侵巴拿馬，逮捕了巴拿馬獨裁者曼紐爾·諾列加；推翻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的政變——書中的這些事件以及其他事件都有公開記錄。
第2節：引言(2)
幾位學者曾指責我的以下觀點，認為那是激進分子的譴責。這些觀點是：為達到政治目標，經濟預測被操縱和扭曲(違背了經濟的客觀性)；外國援助不過是獲得大筆生意的工具，而不是緩解貧困的無私手段。然而，上述兩方面是同經濟健康發展和真正的利他主義相違背的。許多人提供的文件可以證實這一點，其中包括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全球化及其帶來的不滿》中寫道：
為了使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項目看起來有效，為了使數據和項目相符合，經濟預測必須加以修改。許多人在使用這些數據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些數據和普通的預測有何不同。在這些例子中，對GDP的預測並不是基於精密的統計模型，也不是基於精通經濟人士的最佳估計，而只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項目的需要加以確定……①
就像其所宣稱的那樣，全球化以國際金融勢力的新式專政取代了許多國家國內權要者的舊式專政……對數百萬民眾來說，並未從全球化受益……這些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工作崗位被摧毀，生活變得更不安全。 ②
我在為第一本書——2004年末和2005年初的精裝本——出版奔波期間，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不時聽到觀眾提出“這代表了主流輿論的觀點嗎？”這樣的問題。但當2006年初書的平裝本發行時，這類問題已經消失得乾乾淨淨。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們的讀者已經成熟了很多。人們日漸懷疑主流媒體和“金權政體”是一伙的，顯然許多主流媒體為“金權政體”所擁有或至少通過廣告接受其資助。儘管我很樂意將公眾態度的這種轉變歸功於《自白》，但我的這本書必須和許多其他作者的著作一起分享這份榮耀，如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帶來的不滿》、戴維·克頓的《當公司統治世界》、諾阿姆·喬姆斯基的《霸權和生存》、查默斯·約翰遜的《帝國的悲哀》、傑夫·福克斯的《全球階級鬥爭》、安東尼婭·尤哈斯的《布什議程》；還有一些電影，如《不朽的園丁》、《辛瑞那》、《盧旺達飯店》、《晚安，好運》和《慕尼黑》 。美國公眾最近無疑享受了一頓揭露全球化的盛宴，而我的書自然也不再是曠野中的孤獨呼聲。
儘管數不清的證據表明：“金權政體”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帝國，造成全球數百萬民眾陷入貧窮和痛苦的深淵，任意踐踏自主、公正和自由這些構成美國基礎的信條，並將美國這個二戰結束時被譽為民主騎士的國家，轉變為令人害怕、憎恨和厭惡的國家，但主流媒體忽略了這些再明顯不過的事實。為取悅富人和位居高位的執政者，許多記者轉身從真相面前走開。當我的作品宣傳人聯繫他們時，這些記者只是不斷地問：“你說的這些事發生在哪裡？”“你能證實這些事真的存在嗎？”“有其他客觀的研究者確認你的故事嗎？”
雖然證據已經唾手可得，貝雷特－克勒和我還是認為適當的反應是以某種方式回答這些問題，這種方式使人們必須正視事實，且僅有那些持續堅持否定真相的人才會有所爭議。我們決定和許多合作者一起再出一本書，一本進一步揭露經濟殺手的世界和它的運行方式的書。
在《自白》中，我講述了一個植根於冷戰的世界，處處反應了美國和前蘇聯之間的衝突。我對那場戰爭的敘述結束於25年之前的1981年。自那時起，尤其是在蘇聯解體之後，帝國運轉的動力已經發生變化。隨著中國和歐洲的崛起，並和美國展開競爭，現在的世界顯得更加多極化，更加以金錢為目的。帝國主要由跨國公司推動，這些公司的利益超越了某一特定國家主體的利益。 ③伴隨這些，出現了新的多國機構和貿易協定，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以及新的清晰的意識形態陳述和計劃，如新自由主義和結構調整計劃，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施加的種種附加條件。但是有一件事始終沒變：第三世界的人民繼續在受苦；他們的未來，如果有未來的話，看起來也比20世紀80年代早期更黯淡。
第3節：引言(3)
25年之前，我明白自己作為一個經濟殺手在為美國的資本主義利益服務，即爭取在冷戰中控制發展中國家。今天，這場經濟殺手的遊戲更加複雜，其中的腐敗也更加普遍，而其運行對世界政治和經濟來說也更加重要。經濟殺手也出現了許多新類型，扮演的角色也更加多樣化。對經濟殺手們來說，令人尊敬的外表仍然是關鍵因素。從官員們所採取的精心挑選的洗錢和逃稅活動到可算為經濟戰爭罪犯和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行為，所有這些都成了經濟殺手們加以利用的手段。後面各章將揭露全球化的另外一面，揭示依賴欺騙、扭曲和暴力來維持的經濟體系：一位離岸銀行④的官員藏匿數億美元竊取來的資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顧問們大量削減加納教育和健康項目的經費；保護歐洲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亞利益的商人集團；重寫伊拉克石油法的諮詢師以及資助軍閥來確保剛果錫礦石供給的管理人員。
彙編這些文章的主要障礙是顯而易見的。大部分經濟殺手都認為談論他們的工作，不是一件對他們有利的事。許多人仍在積極從事這些工作，而那些已經退出的人通常都收到了退休金、諮詢費和他們的前雇主支付的其他費用。他們知道多嘴的人會失去這些好處，而且有時候失去的會更多。在做這類工作的人中，大多數認為對以前的工作夥伴保持忠誠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一旦我們中有人決定邁出這艱難的一步——用中情局的話說，就是“邁入冰冷的世界”——我們知道我們將不得不艱難面對現實中處處保護跨國公司權力機構的強大力量、全球銀行、政府的保衛和安全部門、國際機構以及對所有這些進行操縱的少數權要們。
近些年，那些被指責欺騙民眾的傢伙變得更加狡猾了。 “五角大樓文件”和白宮水門事件的錄音帶使他們意識到寫下和錄下具體情節的危險，因為別人可能會得到這些材料並進行指控。安然（Enron）、安達信（Arthur Andersen）和世通公司（Worldcom）的醜聞和最近對中情局有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天才表演”的辯解以及國家安全局的竊聽事件，所有這些都服務於進一步掩蓋真相的方針。政府官員曝光了一位中情局特工的身份，以報復她揭發政府製造虛假情報而未受懲罰的丈夫。所有這些事情對講真話形成了終極威懾：那些揭露金權政體的人可能會遭到暗殺——如果不是用子彈，也會在經濟和名聲上遭到封殺。
不那麼明顯的威懾也會阻止人們講真話。自我告白，打開自己的靈魂深處讓公眾審視，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在《自白》之前，我寫了許多書，其中有5本得以出版。但這些書的寫作並未使我準備好去面對揭露自己作為一個經濟殺手的事實時所產生的焦慮。雖然我們大多數人不願將自己視為腐敗的、軟弱的或不道德的，但當我們描述作為經濟殺手的生活時，幾乎很難忽略我們自己在這些方面的表現。就個人而言，寫作這本書是我曾遇到的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在接觸寫作一本類似此書的合作者時，我將告訴他們在終點時自白是值得付出這些痛苦的。但是，對一些準備沿這條路前進的人來說，終點看上去是如此遙遠。
我和勇敢的貝雷特－克勒公司的建立者和首席執行官——史蒂夫·皮耶爾桑蒂，討論了這些障礙以及克服這些障礙後的潛在利益。做出出版《自白》這本書的決定的，正是史蒂夫·皮耶爾桑蒂。我們談了沒多久，就認為好處可觀，完全值得付出這些努力。如果我的自白可以引起公眾如此大的反應，那麼我們可以期望多個人的自白或有關需要自白的人的經歷將會感召更多人，鼓勵他們採取行動，將這個帝國重新變成它本該成為的民主共和國。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勸服美國公眾，使他們相信我們能夠也必須創建一個未來，讓我們的子孫以及每一塊大陸上的他們的兄弟姐妹，為我們感到驕傲。
當然，首先我們要從向新聞記者們展示事實開始。我們決定應當收入一些精心研究的分析，這些分析是由持更客觀態度的觀察者做出的，而不是僅包含個人觀點。在第一手資料和第三方陳述之間取得平衡，這看起來是一個謹慎的辦法。
第4節：引言(4)
史蒂夫親自尋找既可以擔當編輯一職，又能像偵探一樣行動的人。這個人必須找出期望中的作者，勸說他們，以對國家、家庭和每一片大陸上子孫後代的忠誠請求他們參與這本書的寫作。經過漫長的挑選過程，史蒂夫、他的職員和我都選定了史蒂文·希亞特。史蒂文是一位職業編輯，但也有一個作為激進主義者的長期記錄，從抗議越南戰爭開始，到後來成為一家教師聯盟的組織者。此外，他在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工作過很多年，該組織是一個智囊團，一個為遍布世界的跨國公司和政府機關提供服務的諮詢機構；而且和貝克特爾公司、美國銀行和經濟殺手世界中的其他玩家有著緊密的聯繫。在那裡他主要是製作研究報告，他把那些報告的描述為實質上是“金權政體在自言自語”。
文集編撰工作一開始，我就著手對其進行宣傳。當人們問到下述問題——“你能證明其他經濟殺手的存在嗎？”“有其他人寫過這些事情嗎？”“其他人做過類似的揭露嗎？”——我就告訴他們這本即將出現的書。出版文集實在是一個英明的決定，這一點在2006年2月19日得到了證實。那一天，《紐約時報》在周末商業版的頭版頭條，刊登了討論《自白》一書的重要文章。我相信，編者對背後的確認結果感到滿意，證實了我對自己生活的陳述和《自白》中所描述的情節。但是，我也認為，其他經濟殺手和研究者參與寫作本書，是他們決定刊登那篇文章的最重要因素。
本書的撰稿者們揭露了發生在許多國家的事情，所有的經濟殺手游戲也在種種偽裝下計劃著。每一件事都向人們展示了帝國的形成過程，雖然帝國和美國自由、平等的原則相違背。各章節的順序按照全球帝國中金錢和權力的流動過程排列。下頁的圖展示了這個過程：將貸款出售給第三世界國家，通過隱秘的離岸銀行賬戶再將黑錢流回第一世界，債務主導的發展模型在減少貧困方面的失敗，高額未償付債務的積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摧毀發展中國家經濟，確保得到資源的軍事干預。史蒂文·希亞特在“全球帝國”中給出了控制之網的一個概述，控制之網是第一世界公司和機構用來統治全球經濟的，隨後每一章揭露了一個側面。現簡短概述如下：
S·C· 格溫參加了克里夫蘭信託機構，隨後很快接觸到了國際銀行業的隨意氛圍，在那裡他了解到支付能力和發放貸款是沒有關係的。在“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中，他描述了商業腐敗文化。地方權要和國際銀行業在這種文化中，建立了基於債務的相互依賴關係，而這些債務最終是由普通民眾來償付的。
約翰·克瑞斯滕森在澤西島離岸銀行業天堂中一家信託公司工作，澤西是英國海峽群島之一。在那裡，他發現自己處於經濟殺手世界的中心，這裡是全球離岸銀行業的一部分，離岸銀行業主要是便利逃稅、洗錢和資本外逃。在“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中，他揭露了盜錢體系的運作，該體係從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公民那裡盜取了數億資財；敘述了富足生活方式的誘惑以及為什麼他決定退出。
國際信貸和商業銀行（BCCI）在20多年的時間裡，一直是離岸（地下）銀行業的關鍵玩家。它為各種各樣的客戶提供非法交易，從中情局到麥德林卡特爾（Medellín Cartel），再到本·拉登和基地組織。在“BCCI的兩面派手法：既依賴美國，又依賴聖戰”中，露西·科米薩敘述了該銀行的快速沉浮和它涉及130億美元的破產事件。
剛果至今仍舊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並深陷內戰漩渦中。在過去的10年時間裡，至少有400萬人喪生。而西方的跨國公司為了確保得到黃金、鑽石和錫、鈳鉭礦石，還在大力資助軍方，推動內戰。在“廉價手機的人力成本”中，凱瑟琳·克恩提供了一個見證，敘述了為了向第一世界消費者提供廉價的電子產品，剛果人民所付出的高昂代價。
在接下來的10年裡，美國約30%的石油供給希望能夠從非洲得到，但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將和其他國家爭奪獲得這些石油儲備的渠道。當地居民曾發起運動，要求參與分享這份新財富和阻止對他們地區環境的破壞。在“非洲新掠奪前線上的僱傭兵”中，安德魯·羅韋爾和詹姆斯·馬里奧特講述了英國一個受僱工作在國外的僱傭兵如何發現自己處於這場石油和權力之爭中心的經歷。
第5節：引言(5)
據估計，伊拉克擁有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因此獲得伊拉克的石油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伊拉克臨時政權正計劃和美國、英國的石油公司簽署石油生產分享協議，這份協議將耗去伊拉克人民2000億美元，而他們現在正需要這筆錢去重建家園。在“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中，格列格·穆特揭露了這場高水平掠奪背後的經濟殺手。
“你帶錢來了嗎？”一位利比里亞的官員向世界銀行職員史蒂夫·貝爾克曼問道，明顯期望他遞過來一包現金。在“世界銀行和1000億美元問題”中，貝爾克曼提供了知情者的視角，解釋當腐敗官員們偷走本該用於發展援助的資金時，世界銀行為什麼視若不見。
20世紀70年代，菲律賓是世界銀行以債務發展推進現代化模式中的佼佼者和典型代表。在“菲律賓，世界銀行，一場沖向盡頭的競賽”中，埃倫·奧古斯丁講述了美國如何利用數億美元幫助馬科斯維持其獨裁統治的，其中世界銀行扮演了中介角色。
出口信用機構的任務其實很簡單，就是使貧窮國家更容易地買到本國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從而使這些公司發家致富。在“出口災難”中，布魯斯·里奇將聚光燈照到了出口信用機構的隱秘世界，並揭示了它們所造成的危害。它們的行為有：將核電廠出售給不能有效管理它們的國家；向飽受戰爭災難的地區出售武器。
G8（八國集團）的財政部長們在格倫伊格爾斯會議前，宣布他們已達成協議，將給予18個第三世界國家400億美元的債務減免。在“債務減免的幻覺”中，詹姆斯·S·亨利(前國際銀行家)表明了真正實施的債務減免是多麼的少和為什麼數十個國家仍然深陷西方世界的債務陷阱中。
請根據你的興趣，隨意閱讀這些章節。跳著讀，一次讀一個地區發生的事，或者某一個特定主題，這些都請隨意。最後請讀安東尼婭·尤哈斯的“全球正義運動：抵制之網”，了解一下為抵制“金權政體”帶來的全球控制，你都能做些什麼。
閱讀時，請用心思考和體會所描述的這些行為對世界和我們子孫後代的含義。請放任你的熱情噴湧，覺得有義務採取行動。我們，你和我，這麼做是必要的。我們必須將我們的國家變回反映獨立宣言中價值的國家以及反映我們成長中所尊敬和為之奮鬥價值的國家。今天，我們必須開始重建“金權政體”所強加給我們的世界。
這本書提供了一系列經濟殺手所使用工具的快照，這些工具被用來創建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帝國。但是這些章節不過是公司精英們所做的許多窮凶極惡事件的引子，而且這些事件時常打著利他主義和進步的旗號。在二戰後新的時期——經濟殺手成功地將“民主最後、最好的希望”轉變為一個帝國。這個帝國在對一些人實施殘忍的、通常是極權主義的手段時，是毫不會退縮的，因為這些人擁有我們所覬覦的資源。
讀完這些章節後，你將會更好地理解為什麼全球人民害怕、痛恨甚至憎惡我們這些經濟殺手。作為“金權政體”政策的結果，平均每天有24000人死於飢餓；數万人，尤其是孩子，死於本可治療的疾病，因為他們支付不起醫藥費；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每天生活費低於2美元，在許多地方這點錢根本不夠支付基本的生活需求。本質上，我們的經濟體係是依靠人類農奴和奴隸剝削的現代版本。
我們必須結束這些。你和我必須做正確的事情。我們必須理解我們的孩子將不能繼承一個穩定、安全、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除非我們能夠改變經濟殺手們所創造的這些惡劣條件。我們所有人一定要問問自己的良心，再決定我們做什麼才是最好。我們的優點在哪兒？我們的激情又是什麼？
作為一名作家和演說家，我知道自己擁有一些技巧和許多機會。這些你的和我的也許不同，但它們同樣有力。我催促你為你的生活設定一個基本目標，將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不僅是為了你自己，也為了所有其他的人。為實現這個目標，請每天至少做一件事，想想每天死於飢餓的24000人，然後以一生的時間投身於改變這個狀況的事業中。報紙、雜誌、地方和全國的組織代表們、你的朋友、做或沒有做著正確事情的生意人，請給他們寫信或發郵件吧；參加電視節目；有意識地選擇購物；不要購買那些推動了當代奴隸制形成的便宜商品；支持非盈利機構，因為它們幫助傳遞信息、保護環境、保衛民權、抵抗飢餓和疾病以及致力促成一個更健全的世界；做自願者；去學校輔導孩子們；和你的鄰居組成討論小組——所有可能採取的行為是無止境的，只是看你自己想像力有多廣了。我們所有人都有一些能力和激情去做貢獻，但最重要的事情是走出去，行動起來。
說沒有意識到這些事情不再是藉口了，因為你現在有了這本書，而且許多其他的書，大量的電影、CD、VCD正在幫助著你所接觸到的每一個人。除此之外，每次你讀、聽、看一則關於國際事件的新聞報導時，請帶著懷疑的眼光。請記住，這些媒體為“金權政體”所擁有，或至少受到其財務支持。請挖掘這些表面之下的真相。附錄“希望之源”（Resources of Hope）提供了一份媒體的名單，從那裡你也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觀點。
這也許是一個國家歷史上最關鍵、也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因為這個國家正建立在許多關鍵且激動人心的事情上。在以後的日子裡，你和我選擇如何應對全球帝國，將很可能決定了我們這個星球的命運。我們是否會沿著這條充滿暴力和對他人剝削的道路繼續前進呢？這決定了我們作為一個種族很可能最終走向自我毀滅，或者我們將創造一個新世界，我們的後代會驕傲地繼承這個世界。
這個選擇是我們的——是你的，也是我的。
【註釋】
①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帶來的不滿》(紐約：Norton，2003)，第232頁。
②同上，第247～248頁。
③“金權政體”作為國際的、相互聯繫的掌權者，更多的信息見傑夫·福克斯的《達沃斯派對》，《國家》（Nation），2006年1月26日。
④離岸金融是指設在某國境內但與該國金融制度無甚關係，且不受該國金融法規管制的金融機構所進行的資金融通活動。離岸銀行是設在離岸金融中心的銀行或其他金融組織，其業務只限於與其他境外銀行單位或外國機構往來，而不允許在國內市場經營業務。
史蒂文·希亞特描述了一張維繫今日全球帝國的控制之網，這張大網已經深入到了金融、政治和軍事等多個領域。
第6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1)
第1章
全球帝國：控制之網
史蒂文·希亞特
財富積累必須基於權利集聚之上。
——漢納
在宣稱“賦予伊拉克人民自由”的使命完成後，2003年6月，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向歡欣的西點軍校學員宣布：“美國沒有擴張領土的野心，我們不會成為一個帝國。”與此同時，像尼爾·弗格森、查爾斯·克勞海默等新保守派學者卻慫恿布什去建立一個真正的帝國：通過確認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角色，並接受“政治全球化不過是帝國主義的障眼法”這個事實，來完成美國由非正式到正式帝國的轉變。 ①這個二戰後伴隨著1989年柏林牆倒塌所逐漸形成的世界新秩序——難道會在轉了一圈後重新轉向帝國時代嗎？
由於《大西洋憲章》確定了民族自治權，這樣1945年盟軍的勝利似乎標誌著世界殖民帝國的徹底覆滅。亞洲、非洲和中東的殖民地國家目睹了英國、法國和荷蘭軍隊1940～1941年的戰爭失敗，知道歐洲殖民主義國家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財政上，都再也沒有長期維持殖民統治的實力。另外，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最強大的國家，似乎站在了反殖民主義的立場上。美國長期致力於推行“門戶開放”政策，支持發展中國家謀取獨立地位。蘇聯自1917年誕生之日起，就不停地譴責帝國主義，它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因此對許多殖民地國家產生了廣泛影響。
然而歐洲的殖民力量卻試圖盡可能長久地維持它們的殖民統治地位。英國確實於1947年最終承認了印度的獨立地位，但在肯尼亞、塞浦路斯和馬來半島，英國在承認它們獨立之前，都和當地義軍進行過戰鬥。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法國為保留一點帝國的榮耀，打了一場失敗的分裂之戰。然而，明顯有利於獨立自主的歷史大潮還是波及了整個世界。西方國家的社會當權者所面臨的困境就是如何應對這個過程。新興第三世界的領導者們是否會自力更生，通過控製本國的資源來建立自己的國家工業？或者他們是否會和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結盟？或者他們的民族主義運動是否會為共產黨執政鋪平道路？
對歐洲人來說，失去殖民地的資源和市場將是一個巨大打擊，那樣他們被二戰削弱的經濟只能緩慢地恢復，所以他們計劃強迫殖民地替他們支付經濟重建的成本。這時的美國也擔心殖民地國家的獨立會削弱其歐洲盟友，還可能導致蘇聯在歐洲的影響擴張，進而會損害美國的利益。另外，美國的商業領袖們也擔心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會在二戰後重現，所以積極保護其獲取資源的渠道和可能的新市場。
第7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2)
20世紀50年代發生在伊朗、危地馬拉和埃及的事件，標誌著西方國家對“正日益顯現的第三世界”的政策出現了轉變。
1951年，伊朗總理穆罕默德· 摩薩台將石油工業收歸國有，這些工業之前是由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AIOC，此後更名為英國石油）控制的。作為一個民主選舉的國家主義者，毫不奇怪摩薩台（《時代雜誌》1951年的年度人物) 會痛恨“伊朗石油利潤的92％被AIOC獲得”的這樣一個事實。這曾是一個為時已久的安排，反映了20世紀初期以來英國對波斯的主宰地位。在伊朗將石油工業收歸國有後不久，溫斯頓·丘吉爾就任首相的第二個任期，他決定在其附庸國過分自信的挑戰面前，重建英國的實力和威望。丘吉爾命令封鎖波斯灣，阻止伊朗向其他購買者出口石油，而且他還加入了由美國發起的抵制伊朗貿易的聯合行動，但沒能採取更激烈的行動，這是由於朝鮮戰爭吸引了英美的注意力；加之蘇聯對伊朗問題的干預也構成了威脅。所以英國需要採取更隱蔽的策略，由克米特·羅斯福領導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為此計劃了“阿賈克斯行動”。行動的第一步是製造政治混亂來削弱支持摩薩台的政治力量。中央情報局不停地傳播謠言，使伊朗堅定的民主黨人同伊斯蘭民主主義者決裂。最後，伊朗軍方在1953年8月發動政變，逮捕了摩薩台，並任命了新一任總理。伊朗國王被重新賦予了權力，石油工業被解除國家化。但是美國的幫助不是免費的，英國石油公司不得不和幾家美國公司分享伊朗石油的開採權。美國軍方和對外政策領導人為計劃的成功而喝彩，該計劃以較低的代價從政治、軍事和財政上恢復了伊朗的原有狀況。
危地馬拉提供了西方國家維持帝國主義權利的隱蔽策略的又一個實例。 1952年5月，危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宣布了一項土地改革方案，該方案將把屬於地主但未被開發的土地收歸國有。該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波士頓聯合水果公司所持有的土地被重點收歸國有。總統的靈感來自亞伯拉罕·林肯1862年的《宅基法》。他希望這個方案可以使農民成為獨立的小農場主。但很明顯，艾森豪威爾政府尤其是作為美國水果董事會成員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報局（CIA）負責人艾倫·杜勒斯，覺得危地馬拉總統的林肯式行為太激進了。克米特·羅斯福對艾倫·杜勒斯聽取“節氣行動”匯報時的反應做瞭如下描述：“他看上去異乎尋常的興奮，眼睛閃著光，眼珠像巨貓那樣咕嚕著。很明顯，他不僅在享受著所聽到的，我的直覺告訴我他也在進行著盤算。”②
後來，阿本斯在1954年6月的一場政變中被推翻，大約15000名支持他的農民被殺。
在以隱蔽策略成功地干預了伊朗和危地馬拉危機後，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展示了老式直接軍事干預的危險。埃及總統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於1956年7月宣布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這條運河是相當重要的國家資源，當時卻掌握在歐洲投資者手中。納賽爾希望利用運河的收益來完成其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壩工程。納賽爾的計劃使幾個“敵人”活躍起來：英國，前宗主國，此前一家英國公司經營著這條運河；法國，因為納賽爾支持阿爾及利亞的叛軍，而法國自1954年起一直在和叛軍作戰；以色列，正想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泛阿拉伯民主主義者算賬。以色列於1956年10月29日入侵埃及。儘管有埃及人民的抵抗，法國和英國仍迅速地佔領了運河地區。這種直接軍事干預的行為向聯合國提出了挑戰。當時艾森豪威爾政府正處理蘇聯干預匈牙利、罷免改革者伊姆雷·納吉的事件，美國希望利用匈牙利的危機來削弱共產主義的吸引力。西方對蘇伊士危機的干預方式，與美國的立場發生了衝突，這次美國的反應是創造性的，結果是英國被迫撤軍，干預以失敗告終。這一事件表明舊殖民主義力量的削弱和非殖民化運動的加速，也使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得到提高。
第8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3)
此後，由於數十個新獨立國家湧入聯合國，美國不得不和蘇聯競爭對第三世界的影響力。
非殖民化VS冷戰時期的控制
在很大程度上，亞洲和非洲的新獨立國家與拉美國家一樣，都是初級產品生產者，這些產品包括：糖、咖啡、橡膠、錫、銅、香蕉、可可粉、茶、黃麻、大米和棉花等。其中，許多農業初級產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和當地地主耕種的種植園生產的，許多初級礦產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提煉的。不論什麼情況，產品都是在由歐美公司主導的市場出售，通常在紐約和倫敦交易，並在歐洲或北美的工廠進行加工。
當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開始為國家發展而奮鬥的時候，他們總是強調解決經濟落後問題的困難。他們採取了國家主導型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受到歐美流行發展思想的影響。典型的例證就是前殖民地政府也曾廣泛採取了經濟計劃和管製手段，另外，第三世界的許多新領導者，如加納的恩克魯瑪、印度的尼赫魯和塞內加爾的列奧波爾德·桑戈爾，都曾在歐洲接受教育，受到了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此外，這些第三世界國家是在國內缺乏一個能夠領導經濟發展的企業家階層的情況下，開始其經濟生活的。
那麼，毫不奇怪的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專注於大項目即樣板似的政府發展項目。這些項目有可能成為經濟變革的發動機，例如加納的沃爾特河治理工程項目，涉及20世紀60年代初期阿科松博大壩的建造和煉鋁熔爐的建立。建大壩是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爐則是為了利用本國豐富的礬土資源。而且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採取了進口替代戰略來發展本國的生產力，以替代來自歐美的昂貴進口產品。但是建設這些工業化項目需要大量貸款，這些貸款來自於銀行、出口信貸代理機構和諸如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發展組織。
西方世界的領導者們再一次遇到了難題：如何保住西方獲得第三世界資源和市場的渠道呢？殖民地的獨立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個機會，一方面擺脫了對殖民地的管理責任以及維護秩序和發展的直接負擔，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帝國的所有權益。但是獨立也帶來了挑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有可能成為本國經濟的真正主人，最大限度地自主發展經濟；而且還有其他的可能選擇——古巴和越南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畢竟，帝國的權力並不是簡單地從拉美進口石油和咖啡，或從非洲進口銅和可可粉，而是要以比西方更便宜的價格進口這些商品，這實際上是要殖民地的獨立國家向其前宗主國提供固定補貼。無論是基於直接統治還是間接影響，帝國權力本身不是為了控制，而是為了大都會或至少是它的統治階層的利益，而控制第三世界資源和剝削第三世界人民。
在某種程度上，其他選擇也會成為西方世界全球控制戰略的組成部分，正如《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中所描述的，1971年克勞丁·馬丁向約翰·珀金斯所提供的選擇那樣，③美國及其盟友和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競爭世界霸權，向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項目提供了數不盡的貸款。那麼，為什麼不可以通過減免債務並使用貸款引誘這些國家進入西方世界的全球政治經濟控制之網呢？這些國家根據借款主導的經濟發展理論，被像約翰·珀金斯這樣的“經濟殺手”所誘惑，願意借款興建宏大的項目，並認為這些項目將帶來繁榮和現代化。向這些國家提供大筆資金還有助於贏得新第三世界權貴們的效忠，因為這些權貴們處於需要為他們的政治追隨者、盟友以及他們的家庭帶來榮耀的壓力之下。這使腐敗的可能似乎是無限的。這種可能還提供了進一步的機會使第三世界的領導者們陷入與西方世界建立的關係中，難以自拔，從而實現對這些國家的控制。結果使這些第三世界領導者放棄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終走上一條可能不僅是更嚴峻，而且是更危險的發展道路。
債務繁榮到破滅：對第三世界的侵蝕
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和隨後的阿拉伯石油禁運導致了1974～1976年的滯脹危機，並標誌著二戰後繁榮的結束。其造成的後果之一就是第一世界的主要銀行中，充滿了歐佩克國家儲蓄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如果這數以十億計的美元（1973～1981年間約有4500億美元）都堆積在銀行賬戶中，其結果將會是吸乾全球資金的流動性，加劇石油價格暴漲所帶來的衰退效應。該怎麼辦呢？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著20世紀30年代癱瘓以來的最
第9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4)
嚴重危機，而解決辦法就是將這些石油美元作為藉款重新流回發展中國家。例如，巴西就借了1000億美元，用來建設鋼鐵廠、大壩、高速公路、鐵路線和核電站等一攬子項目。 ④
S·C·格溫在“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一文中寫到，大量借錢給第三世界的繁榮景象於1982年8月急轉直下。當時的情形是：首先是墨西哥，隨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紛紛宣布它們沒有能力償還到期債務。隨後則是一系列變相拖欠。為此，借貸雙方採取了債務重組、滾動貸款、追加借款、債務償還計劃等一系列措施。所有這些措施都宣稱其目的是幫助債務國站穩腳跟。然而，這些措施實施的結果卻與所宣稱的目標相反。第三世界的債務從1973年的1300億美元漲到了1982年的6120億美元，到2006年竟達到了3?2萬億美元。詹姆斯·S·亨利在“債務減免的幻覺”中對此進行了闡述。
20世紀70年代滯脹危機的另一個結果是政府不再相信正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這種理論強調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而轉向採取自由放任政策，鼓勵企業競爭。北美之外，通常稱之為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一轉變的標準擁護者有美國的羅納德·裡根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在國際上，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積極推動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實施。
目前，已有數十個國家按照IMF的結構調整計劃(SAP)運行，但是這些國家幾乎不能完成IMF所要求的改革，或許正因如此，它們尚未重獲金融健康和經濟獨立。
經濟殺手：隱藏於表面之下
那些為全球帝國霸權利益服務的人扮演著多種角色。正如約翰·珀金斯指出的，“我的職員中每人都有一個頭銜——金融分析師、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等，但所有這些頭銜都不能表明他們的真正身份——一個經濟殺手。”倫敦銀行設立了一個離岸分支機構，其員工擁有名牌大學的學位，穿著打扮與你在城市中或華爾街見到的職員沒什麼兩樣。但他們每天的工作卻是掩蓋被盜用的資金，清洗販毒的黑錢以及幫助跨國公司逃稅。他們是經濟殺手。國際貨幣組織的一個工作組來到某個非洲國家的首都，該工作組擁有增加必要貸款的權力，但非洲國家獲得這些貸款的條件是削減教育經費，開放本國經濟，允許北美和歐洲的出口商向本國傾銷商品。這種工作組也是經濟殺手。一個諮詢師在巴格達由美軍保護的“自由區” 裡開了一家店鋪，他重寫了開採伊拉克石油儲備的法律，他也是一個經濟殺手。
經濟殺手採用的手段有些是合法的，事實上有些行為就是由政府或其他官方機構執行的；有些則處於灰色區域中；還有些卻違反了各種各樣的法律。由於受惠者的權勢是如此之大，以致幾乎沒有人對這些行為提出質疑。一個植根於第一世界的資本主義精英分子集團，夥同第三世界的客戶們努力按他們的意願安排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唯一值得他們關注的是美元，人並不重要，地球上數十億的普通民眾就更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控制之網
現在，第三世界國家一年償還的債務要多於3750億美元，這是第三世界得到國外年援助金額的20倍。這樣的體係被稱為“逆向馬歇爾計劃”。儘管佔世界一半的人口日生活費低於2美元，⑤南半球的國家仍要補貼富裕的北半球國家。
這樣一個失敗的體係是如何維持運行的呢？
簡單地說，第三世界國家在金融、政治和軍事上均陷入於第一世界的控制之網中，而且極難逃脫。自約翰·珀金斯第一次為美因顧問公司（Main）設計預測以來，控制之網已經變得愈加寬泛、複雜和無所不在了。上頁圖描述了控制之網中貨幣與權力的流動。資本通過貸款和其他金融方式流向不發達國家，但這種流動，正如約翰·珀金斯所指出的，是有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債務束縛，使得第一世界的政府、機構和公司可以控制第三世界經濟。本章其餘部分將概述自由貿易計劃、IMF和世界銀行所奉行的債務主導型經濟發展，闡明腐敗和剝削如何成為權力控制體系的中心，並探索第一世界可能採用的實施措施。
第10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5)
市場：富人的補貼與窮人的自由貿易
如果全球帝國有一個口號的話，那一定是自由貿易。作為援助的代價，IMF和世界銀行在它們的結構調整計劃中，堅持要負債的發展中國家放棄國家主導的發展政策，包括：關稅、出口補貼、外匯管制和出口替代項目。而它們贊同的發展模式集中於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使用貸款發展新的出口工業。例如，引導輕工業進行出口加工（像耐克這樣的公司是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另外，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也被要求遵循自由貿易信條。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像劍橋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指出的，第一世界國家從傳統農業國向城市工業國的轉變過程中，採取了關稅、補貼和管制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英國僅僅在19世紀50年代才成為自由貿易的典範。在那之前，英國實行的是高度指令性的工業政策。此外，英國還從印度和西印度群島進行巧取豪奪。
美國經濟的發展是在全世界最高關稅壁壘下進行的。格蘭特總統在19世紀70年代談道：“200年內，當美國不需要貿易保護時，我們所能做的，也將要做的，就是自由貿易。”美國關稅稅率直到二戰後才顯著降低。戰後，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當屬“東亞四虎”：日本、中國、韓國和中國台灣。這些國家和地區確實專注於出口導向的發展，但從歷史來看，對於它們想扶植的產業，相關競爭產品的進口是被禁止的。例如，今天的一個世界銀行小組如果在1958年看到豐田汽車銷售的失敗，會建議它不要再生產了，因為它生產的汽車在國際市場明顯不具備競爭力，西歐的汽車生產商能夠以更低的價格生產更好的汽車。而政策處方將毫無疑問的是日本應該按照自己的比較優勢，生產玩具和服裝。豐田公司沒有這樣做，現在它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車生產商之一。總之，第一世界撤走了梯子，以阻止以後第三世界國家採用唯一被證實有效的經濟發展戰略。 ⑥
“自由貿易”一詞讓人們想起亞當·斯密所描述的市場景象。在那裡，平等的市場主體相遇，就出售的商品討價還價，最終達成交易，滿足雙方的需要，增加社會總福利。但這些僅是幻象，而非事實，這種幻像只會給人錯誤的印象。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並不是市場上相遇的平等主體，它們交易的結果也不會是互利的交易。例如，IMF在2002年要求加納廢除食品進口關稅，結果使來自歐盟國家的進口食品瘋狂湧入加納，該國農民的生計被毀於一旦。 IMF的經濟殺手們似乎忘記了讓歐盟取消其巨額的農業補貼，這些補貼使從歐盟進口的凍雞肉價格僅是當地生產商的三分之一。 ⑦
贊比亞的服裝進口關稅保護著大約140家企業的本土產業，卻因IMF的脅迫而被廢除。隨後，廉價的二手服裝潮水般湧入，導致140家企業中的132家破產。 ⑧即便贊比亞的服裝生產商強大到可以參與國際貿易，它們也將面對出口到歐盟和其他發達國家的保護性關稅。像贊比亞這樣的國家要致力於自由貿易，而第一世界的國家卻通過出口信貸來補貼出口者，而這通常會對第三世界的經濟和環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布魯斯·里奇在“出口災難”一文中對此做出了解釋。
上述行為還會產生其他的負面效果——保守主義者所樂於引用的一個著名的“意外結果”。 20世紀90年代早期，IMF在秘魯的結構調整計劃要求大幅削減玉米關稅，結果美國的玉米蜂擁而至。美國對其農民的補貼一年大約400億美元。許多秘魯農民競爭不過進口玉米，只好改種可生產可卡因的古柯。 ⑨
同時，第三世界國家許多傳統的出口商品，從咖啡、可可粉到玉米、糖和棉花，其價格都在持續下跌，而且這些商品的相對價值跌得更多。例如，1975年一輛拖拉機等值於8噸非洲咖啡，但到1990年，這個數量變成了40噸。 ⑩但由於這些國家缺乏資本，市場狹小，缺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使得它們很難轉向去生產更複雜且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事實上，許多IMF的項目要求大幅削減健康和教育開支，這使得這些國家更難提高其勞動力的質量和能力。這些國家通常勞動力文化水平很低，幾乎不懂技術。在一些國家，如加納，由於IMF強制的預算削減，兒童入學率在不斷下降。
第11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6)
壟斷：不公平的競技場
儘管第一世界的精英們一再鼓吹自由市場的魅力，但為了主宰和操控市場，他們使用了非市場力量來確保控制力。他們堅持《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這個協議是他們在1994年烏拉圭貿易回合談判時，不顧大多數人的反對堅持通過的。 TRIPS允許專利和其他知識產權壟斷，這樣就將第三世界的生產商拒之於獲利市場之外（而使他們陷於商品生產的境地）。
為達到對知識產權的壟斷，美國堅持將基因物品，包括種子、人類細胞和微生物等，界定為可申請專利的物質成分，這樣它就可以通過申請專利來獲得這些物品的排他使用權。第一世界的公司利用TRIPS條款，通過開採南方國家的本地動植物基因資源，併申請專利，從而獲得生產與銷售的壟斷權。這種策略通常被稱為生物盜版。一個尤其無賴的事例是：美國德克薩斯州的Rice Tec公司申請並獲得了一項一種印度的大米專利，聲稱其開發了新的大米基因種類，實際上這種大米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農民經過幾個世紀精心培育出來的。
債務：向公司商店出售靈魂
債務使第三世界國家處於第一世界的控制之下，依賴援助、債務重組和債務滾動而生存，已經談不上真正的發展了。它們被迫重構經濟、重寫法律，以滿足IMF結構調整計劃和世界銀行製約條款所開出的條件。它們不可能像美國一樣控制世界儲備貨幣，也不能做到長時間的入不敷出還能避免金融危機。 《後新經濟》的作者道格·亨伍德寫道：
如果美國祇是一個普通的國家，它將會立即成為需要進行結構調整的主要國家。我們的支出遠遠超過收入；我們有巨大的外債，且還在持續增加；我們有巨大的貿易赤字以及根本不准備有所行動的政府。如果美國祇是一個普通的國家，IMF將來到美國的門前，告訴我們要避免衰退，就要使貿易賬戶平衡，要少消費、多投資。但由於我們是美國，這類事情從未發生過。如果那些措施對我們而言不是一劑良藥，那為什麼這些措施對其他國家就是如此好的良方呢？
腐敗、債務及其內幕
腐敗通常伴隨著權力，作為一種利益和控制機制，它能夠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真正的權力源泉那兒吸引過來。腐敗的第三世界領導人如扎伊爾的蒙博托，他貪污了至少一半的對扎伊爾援助資金。他當然喜歡為那些不必要的、沒有完備計劃或嚴重超支的項目向國外舉債，以便自己獲得額外的收益，但這些債務是靠他國家的人民來償還的。同時IMF和世界銀行也樂於繼續貸款給扎伊爾，儘管它們自己的調查員警告說這些錢將會被貪污。也許在冷戰期間蒙博托支持美國實行的非洲政策對他能夠持續獲得貸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這些貸款仍能夠穩定地回流到發達國家的銀行也是重要原因。史蒂夫·貝爾克曼在“世界銀行和1000億美元問題”中，向我們展示了內部調查者關於發展基金是如何轉移到貪污者的口袋裡的說明。
這種“債務和資本的循環”已經引起了許多藉貸委員會的廣泛興趣：Sag Harbor集團估計“至少有一半被最大債務者藉去的資金將原路返回，通常在同一年甚至是在同一個月這些貸款就會回來。”約翰·克里斯滕森在“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中描述了那些秘密賬戶如何通過澤西島和開曼群島等一些沒有管制的離岸銀行業的避風港，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者們藏匿他們貪污、盜用、拿回扣、受賄和毒品買賣等得來的錢。
同樣的，離岸機構能夠幫助第一世界的公司和權要們藏匿他們從逃稅中獲得的利潤，卻讓普通市民來承擔這些賬單。國際信貸商業銀行（BCCI）在盧森堡大公國的銀行保密法下，把離岸銀行業的投機推向了一個新的極端：在全球最大的一宗銀行詐騙案中，大約有3億美元被盜。露西·科米薩在“BCCI的兩面派手法：既依賴美國，又依賴聖戰”中解釋了為什麼政府和監管機構看到了另一條路：BCCI調整銀行業需要一系列強有力的“球員”——從中央情報局和在國會中有影響力的民主黨與共和黨人士到麥德林販毒集團，甚至，如果可以的話，還包括奧薩馬·本·拉登的基地組織。
第12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7)
IMF推出的民營化項目為那些受賄者提供了發財機會。按照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說法：“那些領導人出賣了自己國家的自來水公司和電力公司……急切地想拿到佣金存進瑞士銀行的賬戶……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眼睛都變大了。”當他們意識到有這麼好的機會擺在他們面前時，“所有反對變賣國有工業的聲音都沉默了。”
實施者：胡蘿蔔加大棒
什麼樣的領導者會追求一種民族主義的發展議程呢？他們的目標是控制國家資源，並從這些資源中獲利。如果他們對於貪污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的誘惑沒有反應，經濟殺手們還有各種方法讓他們順從，而不管他們願不願意。
分而治之是一種對征服者和當地統治者都有益的古老策略。對於不聽話的領導者們，顛覆其政權是控制他們的有效辦法。美國和其他強權國家把其作為一個基點來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軍事、商業、學術、外貿關係。在幾次沉默的會議並給不同的利益集團提供資金後，一個不太願意合作的國家會明顯地感覺到政治壓力在增大。以前的政府支持者會反戈相向，而政治對立者討伐的聲音則更加尖銳，媒體也提升了警告調門。壓力的增大使經濟學家調高了對爆發商業危機的預期：資金從本國轉移到邁阿密、倫敦和蘇黎世，投資將下降，失業將增加。如果政府意識到這其中的信息，改變了態度，一切又都不一樣了：資金開始回流，不同集團之間的合作立刻變成可能。如果政府想安全渡過這場危機，最好這樣做，不然的話，更加激進的政策將會帶來更大的壓力：從暗殺領導人到軍事政變都會發生。
委內瑞拉的政變就是最近的一個例子。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NED）在2002年提供了近100萬美元給幾個企業、媒體和勞工組織，資助它們發動反對總統查韋斯的軍事政變。例如，NED支付了5?5萬美元給萊昂納多控制的教育基金。如果政變領導者成功地幫助佩德羅·卡莫納(一個親美商人)掌握政權，萊昂納多將被任命為教育部長。
私人或半官方的軍事力量同樣有用。安德魯·羅韋爾和詹姆斯·馬里奧特認為西方國家和一些亞洲國家對尼日利亞的石油越來越有興趣。在“非洲新掠奪前線上的僱傭兵”一章中，他們揭示了一個獵豹計劃：那些石油的代理商們在使尼日爾河三角洲的石油利益遠離當地居民。
利用一個國家的民族問題或宗教分裂也是一種成功的策略。美國就在1979年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反對阿富汗社會主義政府中嚐到了甜頭。按照穆斯林的觀點，政府推行婦女接受教育已經明顯越線。本·拉登是阿拉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他受聘於巴基斯坦的情報部門，在那裡幫助領導中情局的活動。凱瑟琳·克恩在“廉價手機的人工成本”中描述了西方國家是怎樣利用盧旺達和剛果的種族分裂，搶占鈳礦和其他資源的。為此，這兩個國家付出了4萬條生命的代價。在尼加拉瓜，美國利用宗教和種族關係積極鼓動大西洋海岸的米斯基人民反對桑地諾政府。
恐怖活動雖然經常被公眾譴責，但也是很有效的手段。 1981年11月，一架尼加拉瓜噴氣式飛機在墨西哥城機場的停機坪爆炸。由於乘客還沒有登機，所以他們幸運地逃過一劫。但在1976年10月，古巴的455航班在加勒比海上空發生爆炸，機上73名乘客和全部機組人員無一生還。古巴政府將路易斯·波薩達驅逐出境，原因是證實他在委內瑞拉策劃了這起爆炸事件。隨後他也承認他接受了美國政府專門為此類襲擊事件設立的基金中的20萬美元。
用各種手段除去不合作或有野心的第三世界領導人，也是為了警告那些有反抗情緒的總統和首相們。約翰·珀金斯為我們提供了那些反抗者的例子，如巴拿馬的陶立總統以及厄瓜多爾的傑米總統，他們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職。很多著名的領導人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1960年剛果的盧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納、1973年幾內亞的卡布拉爾、1980年聖薩爾瓦多的羅梅羅、1983年菲律賓的貝貝尼奧·阿基諾以及1965年阿爾及利亞的邁赫迪·本·巴爾卡都死於暗殺。克雷格·威廉森，就職於南非安全部門，是這種定點清除活動的典型執行者。他被認為是實施一系列針對激進反種族隔離主義者的襲擊的元兇。他應該為南非國民大會黨激進主義者魯思·福斯特的死負責，1982年她死於一個炸彈包裹。
第13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8)
發動政變是除掉反西方領導人的典型策略。剪除他們在黨內的力量，抓捕激進主義者，對整個社會施加壓力來顛覆改革的成果。這類策略中最著名的也許要算皮諾切特將軍在1973年9月推翻智利政府，直接導致前總統薩爾瓦多和他幾千名追隨者的死亡。許多國家的政變都和美國等西方國家有關，如1953年中央情報局推翻了伊朗的穆罕默德政權，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權被推翻，1971年伊迪將軍在烏干達推翻了米爾頓政權以及1965年蘇加諾在印尼被趕下台，所有這些政變都曾受到中央情報局的支持。
如果暗殺失敗或者沒有可以收買的軍官，那麼軍事干預就是另一種選擇。這種干預有時採取在內戰中尋找代理人的方式，通過恐怖活動和游擊戰相結合來推翻政府或者令人們漸感厭煩。這場折磨人的戰爭最終只能以選舉對手被打敗或談判結束。反對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戰爭就是個典型的例證。另外，美國為了反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政府，在南非軍事力量的配合下採取許多行動，不但摧毀了兩個國家的經濟，而且造成成千上萬人喪生。
直接軍事干預是當形勢極度惡劣時採用的方式，這也是可能導致政權改變的方法。越戰的例子似乎拿這種最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檢驗了大國的力量。現在由於蘇聯的解體和高科技武器的裝備又把這種方法推向了前台。在後冷戰時期，美國軍事理論家充分利用了軍事革命所帶來的好處，包括無孔不入的監視技術、網絡中心指揮和軍事力量控制技術、精確的供給等，這些措施增強了美國外交政策的自信。正如貝洛克對大英帝國全盛時期對殖民地採取霸權政策的描述：“我們有格林機關槍，而他們卻沒有。”
1992年，喬治·布什政府國防部的副部長，新保守主義者保羅·侄Ｍ模率雋瞬際倉饕宓摹胺牢窆婊改?994～1999”，這個政策計劃強調了三點：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國的利益將是至高無上的；美國認為需要保護自己的利益時，有先發製人的權力；還有在中東地區，主要目標是保持“對該地區反抗力量的控制” ，從而保證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能夠得到該地區的石油。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正是這種言論的體現。切尼，現在是布什主義的擁護者，他在談到1991年海灣戰爭和倒薩的後果時，說道：“我認為美國軍隊介入伊拉克戰爭就像進入泥潭一樣，我們絕不希望以這種方式陷進去。”時代已經變了，在一個未來面臨著石油短缺的世界中，伊拉克石油儲備有著巨大的誘惑。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控制中東作為權力支點、獲取有利的合約和讓步的前景，所有這些都使得美國進行長期干預，而且很難從中抽身，就像格列格·穆特在報告“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中講的那樣。安德魯·J·巴切維奇，一個保守的軍事理論家，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使地緣政治重要性左右搖擺的不是一個而是多個地區；除了自己，傲視其他政治經濟原則的合法性；宣布已經存在的秩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宣稱在全球展開軍事佈局不是為了自衛而是為了打擊別人，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些都是一個帝國治理國家的行為。”
然而，在1776年，帝國被接受的條件是，它統治下的臣民認為他們可以獲得利益，並且把他們的渴望局限在統治者可接受的範圍之內。現在，第三世界的權要們有足夠的機會過上第一世界那種富裕生活，但是同時，還有20億人擁擠在城市的貧民窟中，高額負債又阻止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這種環境下，布什政府還叫囂著戰爭不會結束，除非帝國的控制之網得以順利運行。但是，就像安東尼婭在“全球正義運動：抵制之網”中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似乎正下定決心，要努力締造一個民主的世界，來取代全球化，而不是永遠生活在帝國的陰影之下。
【註釋】
①尼爾·弗格森，“歡迎新帝國主義”，《衛報》（Gudian），2001年10月31日。
②斯蒂芬·金澤，《伊朗國王的臣民——美國的妙計及中東恐怖行動的根源》，紐約：Wiley，2003年，第209頁。
第14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9)
③約翰·珀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舊金山：Berrett-Koehler，2004），第14～15頁。
④納奧米·克萊恩，“貪婪之路”，《地球和郵件》（Globe and Mail）（多倫多），2003年9月20日。
⑤《2006世界數據表》，華盛頓人口統計局，2006。
⑥張夏準，《踢走梯子——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文明史是如何一再重寫，為新自由主義尋找藉口的》（劍橋：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年）。
⑦見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NewsArchive/printnews?php?ID=79568。
⑧薩拉（贊比亞銀行）和傑克·瓊斯·祖魯，“贊比亞：債務的詛咒”，見www?africafocus?org/docs04/zam0406?php。
⑨阿薩德·伊斯米，“打著藉口搶劫：世界銀行”，《Z雜誌》（Z Magazine），1998年2月，第10頁。
⑩克里斯廷·愛德，《貿易遊戲——貿易如何運行》（牛津：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Oxfam］，2003）。
阿薩德·伊斯米，《使陷入貧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非洲》（渥太華：哈利法克斯計劃聯盟［Halifax Initiative Coalition］，2004)，第13頁。
範達娜·席瓦，“知識產權中的南北衝突”，《合成/再生》（Synthesis/Regeneration）25（2001年夏）。
道格·亨伍德和埃倫·奧古斯丁的訪談，2006年1月21日。
約翰·奧謝，“向腐敗體制提供援助不會幫助窮人”，《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2004年12月9日。
詹姆斯·S·亨利，“錢去了哪裡”，《財富》（Fortune），2004年3/4月份，第45頁。
引自德里克·麥克維什，“水、土地和勞力——被迫私有化對脆弱社區的影響”（渥太華：哈利法克斯計劃聯盟，2004），第29頁。
邁克·愷撒，“美國稅收資金資助查韋斯政權，回顧發現”，《波士頓全球》（Boston Globe），2002年8月18日。
塔里克·阿里，《正統派基督教的崩潰——宗教改革，聖戰和現代化》（倫敦：Verso，2002，第209～210頁）。又見史蒂夫·科爾，《幽靈之戰——中情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的秘密歷史，從蘇聯侵略到2001年9月10日》（紐約：Penguin，2004）。
見羅克珊·鄧巴-奧爾蒂斯《邊境上的鮮血——內戰的記憶》（波士頓：Southnd Press，2005年）。
同上，第119～123頁。
安·路易斯·巴德挈和拉里·羅特，“古巴內戰呼籲流放者歸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1998年7月12日；也見國家安全檔案網站的分類文件，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53/index?htm。
約翰·珀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第153～161頁。
南非真理和調節委員會的決定，見www?doj?gov?za/trc/decisions/1999/ac990292?htm。
巴頓·吉爾曼，“保持美國第一——五角大樓將排除競爭性的超級大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1992年3月11日。
安德魯·巴切維奇，《美利堅帝國——美國外交的實質和後果》（劍橋：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年），第243頁。
見邁克·戴維斯，《貧民窟的世界》（倫敦，Verso，2006年），審查第三世界沒有發展的增長和五角大樓對低收入世界可能戰爭的準備。
雄心勃勃的地方銀行及其年輕的銀行家們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貸款，用來幫助它們建設那些資金去向可疑的項目，卻留下大批賬單讓這些國家的老百姓來償還。
第15節：第2章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1)
第2章
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
S·C· 格溫
兜售金錢是個奇怪的買賣，它處於文明世界的邊緣。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些用於交易的錢不是來自歐洲貨幣市場以及拿騷、香港或蘇黎世的神秘的地下市場，卻來自生活在俄亥俄州的美國人的儲蓄賬戶。像其他地方的美國人一樣，俄亥俄州人開始意識到他們的錢不再用於建造隔壁的房子。
我過去依靠放貸他們的錢來維持生活，曾經為了美國中西部一家擁有50億美元資產的中型銀行的貸款業務而四處奔波。就這樣，我從事著銀行業令人吃驚的所謂“常規業務”。這些業務活動已經開始給世界金融體繫帶來災難。
…………
那是1978年，多虧了貪污、專制的菲律賓馬科斯總統政權，我才能平安快樂地入住在馬尼拉最好的半島酒店。我即將著手運作一項特殊業務，將1000萬美元貸款貸給一家菲律賓建築公司，它是馬科斯家族的合作夥伴，這是一項不久就出了漏子的貸款。當我走進半島酒店的大廳去吃飯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關於這項貸款可能發生的任何情況。我一直在努力消化著肚子裡的章魚，那是頭天晚上一家台灣銀行招待我的東西，我試圖去回憶他們究竟需要什麼和為什麼他們遇到這麼多的麻煩。
不管怎麼說，國際銀行業都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行業。那年我25歲，有一年半的銀行工作經驗，我是憑藉著一個英語文學碩士學位以“貸款分析師”的身份進入銀行的。因為我碰巧能流利的講法語，所以11個月後我被提升為貸款部門的主任，主要負責北非地區講法語的阿拉伯國家的業務。在那兒，我在國際上開始有了名氣。這已是我第三次外出旅行，6個月之內我去了28個國家，我的“領地”也在迅速擴張。
我並非總是那麼年輕和缺乏經驗。 20世紀中期的國際銀行業到處都是充滿幹勁的聰明但又缺乏經驗的信貸員。他們在世界各地四處奔走，兜售他們那滿口袋的貸款配額，而且生活極為奢侈。他們的主管都是29歲左右的副主席，同樣是聰明又缺乏經驗，穿著布魯克斯兄弟公司生產的行頭，有著不是沃頓商學院就是斯坦福的MBA學位。但由於缺少培訓，他們會對一個簡單的零售分期貸款不知所措。作為高級貸款委員會委員的老闆都是注重細節和實效的銀行家，他們都有二三十年的從業經驗，所以他們對本地銀行業往往有著深刻地認識。但當面對國際借貸時，這些高級銀行家們就不知所措了。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最初都不願意把錢貸出去但最後又不得不這樣做，原因就是美國商業活動國際化的需要。當他們的本地客戶逐漸參與到國際交易時，他們就別無選擇只能跟從客戶的需要，否則就只能把生意讓給大型跨國銀行。所以他們不安地監督著自己的屬下——那些世界金融體系的“騙子”和不知疲倦的宣傳員們，他們向波蘭、墨西哥、巴西等國家推銷各種貸款，而這些國家都會威脅到他們努力維護的這個體系。
這個體係正在承受著巨大壓力。 1975年，美國對外貸款1100億美元，到1982年末，這個數字達到4510億美元。前九名的美國銀行大約貸出去310億美元，這超過了它們所有資本的112%。單單向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提供的貸款就已經使這些國家為了避免出現大的金融危機而不得不重新制定債務計劃。
當我走出酒店大廳時，馬尼拉變得熱鬧起來。在一個舞台上，一支菲律賓樂隊正在演奏，下面聚集了商人、遊客、銀行家、當地小販以及坐在桌邊互相等待著認識的女孩和一些老傢伙們。
儘管我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但我覺得總會發生點什麼。一天早上，我乘坐一架航班從台北抵達，在噴氣飛機旁邊，令我吃驚的是，我遇見了一位“接待者”——這是第三世界的奇怪產物，專門負責接待來往的重要客人。這個人自稱叫喬伊，是我的一位客戶的特使。菲律賓建築發展公司（CDCP）是菲律賓當地的一家建築公司，多年以來我們一直想辦法使其成為我們的客戶卻沒有成功。喬伊顯然對旅客出入境通道很熟悉，我們只用了兩分鐘就出來了，而其他300名乘客，在這種高溫的天氣中不停地流著汗，不停地抱怨，最後花了一個半小時才出來。他帶我穿過喧囂的人群，來到了一輛早已等候的“美洲虎”前，這輛車配備了空調和非常棒的立體聲系統，還有一個大約20歲左右的漂亮女孩。這個女孩在我的意料之外。曼谷銀行接待我的是一輛銀色林肯，但沒有女孩； 沙特則是一輛加長奔馳，並且偷偷給了我一公升尊尼獲加“黑牌”威士忌，也沒有女孩。亞洲的商業世界真是令人捉摸不透，明明明面上的事才是交易重點，但類似的事一再發生而且總有恰當的理由。我想，有些事將要發生了……
第16節：第2章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2)
幾小時後，在喬伊的帶領下，我又一次來到了富麗堂皇的半島酒店。他穿著一身精緻的白色制服，拿著我的公文包，裡面有一張5000美元的旅行支票、一張價值9000美元的打折飛機票、我的護照和一些信用卡。總之，一瞬間站在我面前的人和我的所有東西就消失了。我們就像在玩“絕對忠誠”的遊戲。 1分鐘後，那輛紅色的“美洲虎”駛到了出口處，我的公文包伴著那女孩甜美的笑容完好無損地出現在我面前。我們在路上平穩行駛著，開始周圍寂靜無聲，但後來各種車的喇叭聲響個不停，這是馬尼拉週六晚上糟糕的交通狀況的產物。在路上，那個女孩告訴我，我在這個城市逗留的這些天裡，她和這輛車將為我服務。
我被帶到馬尼拉的一家高檔餐廳，公司主席魯迪為我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晚宴。我們銀行為了使這家公司成為我們的客戶花了5年時間。我們經常請他們吃飯，請他們打高爾夫和潛水，在聖誕節期間送給他們酒和雪茄。但直到現在，我們所得到的僅僅是禮貌的談話。在上了八道菜、喝了足夠使棉蘭老島的穆斯林群眾都醉倒的酒以及掉了一隻鞋後，魯迪用蹩腳的英語宣布，他願意向我們藉點錢。他說他想通過我們銀行在美國的辦事處買一些掘土設備，用於馬尼拉灣的一個改造項目。
“您想藉多少？”我用同樣蹩腳的英語問他。
“1000萬！”他放聲大笑，“我的副總會在明天早上和您商談具體細節。”
5分鐘後，菲律賓的財政部長“順便”來接見了我。我們沒有說起關於貸款的事。他很有禮貌，也很圓滑，他只說了魯迪是他的好朋友。他們建議我應該去一下碧瑤城（Baguio）。揖醯謎庹媸欠淺：玫睦裼觶頤幌氳剿俗姆苫鞘粲謁槍鏡模液茸硨蠼サ奈揮詒輩可角暮闌頻輳彩撬槍鏡摹?BR>
…………
我這個“國際銀行家”已經成功擠入了一個海外的狹小市場。他身穿一件昂貴的西裝，這件西裝的價格比本地人的年平均收入還要高，所以他對普通人的生意沒有多大興趣。他不會穿過一條漆黑的小巷或者星期四晚上在一個簡陋的本地酒吧消磨一夜。他去哪裡都不用步行，因此總能與各種可能發生的自然危險保持一個安全距離。但危險還是以不同的更加微妙的形式存在著：比如你通過阿爾及爾市的海關卻忘了掩飾自己的以色列護照；或者在進入了沙特阿拉伯境內卻忘了把蘇格蘭的瓶子留下來。對這些挑釁者的懲罰措施是拘留，通常會關在移民監獄一段時間。還有一種可能是你的司機在穆斯林國家的街道上出車禍或撞到什麼人。按照當前韓國人的說法就是，如果你沒有僱用他，你就不能撞到他，所以你對事故負有全部責任。遇到這種情況，場面會相當搞笑，且十分罕見：一個手裡拿著公文包的美國銀行家，因為一個小事故狼狽地逃進一個不知名的集市中。在馬尼拉，相對安全一些，但是如果你過於沉醉於主人的盛情款待，那你或許會患上當地的疾病。
作為貸款部主任，主要是負責對外貸款，而不是關注那些冗長、繁雜的問題，比如你所做的是不是在威脅整個世界經濟的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名年輕的銀行家就像一名前線戰士：他是聽話的，富於進取， 不受道德約束的。他的效率正是由於他以一種非常狹隘的眼光看待身邊的世界。美國銀行通過像我這樣的代理處的貸款官員們，把大量有問題的貸款貸給那些支付餘額到現在還在拖欠的國家。按照花旗集團的沃爾特·瑞斯頓的說法，償付能力已經不是主要值得考慮的問題了，所有的事情現在都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借錢的能力更重要。那些在各個國家都有業務，最近卻很難滿足這些國家借債需求的大銀行看來，這是很容易得出的原理。它是這樣發揮作用的：只要一個國家能夠持續借到貸款，它會使它的債務無限地翻倍，這很像美國政府翻番它的國際債務的方式。然後只要這些國家增加了債務，銀行就會按時收到欠款，而這些國家也不會因為無法還債而破產。但是銀行也會被逼上絕路，除非它們能藉出更多的貸款，否則它們就必須被迫沖銷大批壞賬，甚至會由此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這是由於許多筆貸款業務中使用了交叉違約條款。
第17節：第2章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3)
還有一點非常奇怪：儘管銀行會允許一個國家延期付款，比如允許它20年還清而不是10年，但利率也會提高。更有趣的是這支持著銀行盈虧賬目的底線。這意味著儘管許多貸款狀況非常糟糕，花旗銀行的業績也會非常不錯。起初銀行也許輕率地放出貸款，但當它們想要保護自己的資產時，它們會變得聰明而且細心。
這種世界範圍的貸款問題的根源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安全。當你貸款買一輛車，銀行要證實這車不會出問題。如果你不履行貸款合約，銀行就會賣掉你的車，把這些錢用於歸還你未償還的欠款。但是國際銀行不能拍賣台灣的一棵老樹，或者迪拜的一家醫院，又或者加里曼丹叢林的一輛小型拖拉機。它們不能在菲律賓的一棵香蕉樹上貼上自己的標籤，它們也不能搶奪智利的銅礦並把它賣到芝加哥。在國際借貸活動中，美國銀行經常違反借貸業中有關安全的最古老規則。當我還在國內作為一名信貸分析員的時候，我就被告知對所有貸款要確保抵押資產是安全的，除非貸款者確實是正直可靠的。現在作為國際借貸部的官員，我又被告知忘掉所有這一切，取而代之的是要完成一定量的貸款配額，好讓總行的上司對貸款業務感到滿意——儘管從技術上講，這些貸款是不安全的。
…………
在馬尼拉，我不停地與人會面，感覺像在夢遊一般，對於這單1000萬美元貸款的前景已經無動於衷。在這一時刻我感覺到我相當偉大，我筆尖輕輕一動，大筆資金就隨之移動，給這宗國際交易中的大型機器加足了動力。當然，我個人並不贊成這項貸款。銀行也許忽略了某些方面，但這不是愚蠢。這宗貸款將上報給總行，展現在高級貸款委員會那些灰色頭髮、粉紅臉龐的上司們面前。他們會用眼睛的余光盯著我，並且會問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貸款量增加了，當期的利潤卻下降了？”
我剩下的行程包括香港、吉隆坡、東京和漢城。儘管我患上了嚴重的痢疾，可還是對前景做了一些展望。我主要想的還是貸款，寫一頁頁的報告，並想像這些報告被送到貸款委員會的情形。儘管由於我的狂熱，越來越覺得自己重要，但還是有反對的聲音冒出來，並最終在飛往吉隆坡的航班上，由坐在我旁邊的蔡斯·曼哈頓銀行的一個自稱銀行家的傢伙提了出來。
“您在馬尼拉做了什麼交易？”在點了15輪能使這位國際銀行家在旅途中心情舒暢的蘇格蘭酒之後，他問道。
我告訴他是給CDCP發放貸款。
“這與馬科斯有關係，”他說，“不過這也沒關係，但他們的槓桿已經夠到了他們的耳朵。”
當一個銀行家評價一個公司用了“槓桿”這個詞時，也就意味著這個公司的債務已經大大超出了這個公司的淨資產。在美國，銀行家們很早就被告知要對這種情況說不，因為這將會給貸方帶來很大風險，在公司破產後，他不得不和公司爭奪餘下的少量資產。我曾經看了一眼這筆與CDCP所做交易的槓桿比例，是7∶1。1∶1被認為是正常的，2∶1就存在潛在危險。但現在突然間發生在我身上，我覺得我放出這筆貸款簡直是瘋了。
他哈哈大笑，說：“最好在合同上有馬科斯的個人血書籤名。”
…………
在美國冬天的城市上空，由於時差的緣故，我依然雙眼矇矓。回到銀行總部，我開始回想我的旅行。我想起了那用了三個小時、吃了五道菜、喝了兩瓶酒的午餐，卻忘了究竟是和誰吃的。
說銀行家是被訓練出來的悲觀主義者，聽起來像是陳詞濫調，但對於退休的銀行家來說，這好像是真的。現在的國際銀行家是樂觀的，比如當高級副主席問你，這個城市通常做什麼項目，你絕不能回答：“是這樣的，菲爾，我認為他們將要建地鐵。”即使這是真的，你也不要說。因為菲爾會輕易做出在這個城市不可能放出貸款的判斷。而你的工作表現則主要依靠你放出去多少貸款。作為一個信貸分析員，我曾經註意到一個負責墨西哥貸款的副主席無視石油將會改變2000年以來墨西哥城3000萬居民的生活現狀，也無視當地的石油工程會損害很多人的利益。我還被告知不要把這些寫進城市報告中去。
第18節：第2章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4)
“我們只關注貸款的償還問題，目的純粹而簡單，”他說，“這不是人口統計學，他們有那麼多的石油，但他們不知道怎麼處置，我們來幫他們。”
啊，樂觀主義！它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波蘭到處閃現。所有這些國家都不得不推遲還款日期，這是一種拖欠還款的委婉說法。如果對它們都是樂觀的，我想，那麼我也應該樂觀，儘管是與貿易逆差問題嚴重、不穩定且腐敗嚴重的亞洲國家的一個槓桿比例是7∶1的公司進行的交易。
在我繼續想著我那似是而非的理由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是掘土設備公司的首席財政官打來的。這是一家為大型汽車公司提供配件的公司，也是我們的老客戶。
“我聽說你和我們在馬尼拉的朋友談過了。”他說。他沒有拐彎抹角，好像我們等級的不同對他來說無所謂。
“他們非常好客。”
“他們是一群吸引人的傢伙。”
“他們想通過我們的貸款來購買你們的設備。”
“我知道，”他說，“因此我們想請你幫忙做一個結論是優質可靠的評估。”他接著說。他的語氣好像在提醒我，他們公司以存款和退休基金的形式在我們這有不少錢。
我向他保證說這份評估會按照他的建議來進行，然後就掛斷了電話。 10分鐘後，我們銀行的主席也說起了同樣的話題，我被要求做出一份結論是優質可靠的評估報告。他的意思是說他想在貸款委員會那裡盡快看到這個報告。這該死的菲律賓貿易逆差問題！
這件事變得刻不容緩，我的狂熱勁也退去了。我要盡快結束這一切。在對這家公司進行仔細分析後，我現在明白這是件不能做的交易。但我還是要必須趕在高級貸款委員會會議之前做好它，我可不想接受30分鐘的盤問和羞辱。銀行主席已經告訴了我們要出一份可靠的報告，儘管實際上這個年輕的貸款主任像個“傻瓜”。因此我必須承擔發展一個我曾經學過的簡單原理，用銀行家的行話就是：“遮住自己的屁股”。
現在我們發展到了真正的國際銀行業時代，這種銀行業使花旗集團有可能藉20億美元給巴西這種不太可靠的國家。我們現在是在一個“擔保人”和“信用證”的國家，這兩個靈巧的方式將藉款人的弱點轉嫁為一些新的領域理應的強度和可靠性。
讓我來解釋一下。當你想要得到一份國際貸款合同但條件又不太符合時，你可以找一個可靠的第三方擔保人來提高貸款額。這個第三方可以是私人商業銀行、政府擁有的商業銀行或者外國政府。其中，政府作為擔保人是最好的。如果合同上出現的第三方擔保人看起來不錯，大多數美國的貸款委員會都會同意貸款。不要計較世界各地上千宗糟糕的貸款是由政府支持的，比如說波蘭，在千禧年來臨之前它甭想還清貸款。但是美國銀行仍然堅持幾十年來一成不變的舊觀念，那就是“銀行和政府不會欠款不還”。
對我來說，這聽起來不錯。於是我開始著手使菲律賓最大的那家銀行成為一個局部擔保人。這家銀行已經為很多債務做過擔保，多到這些債務可能自己都還不清。這是個很容易的過程。這家銀行的老闆和那家建築公司的老闆在政治上有緊密關係。這個策略不僅能很好地向我的銀行主席與顧客解釋，而且還有助於我的事業發展。
這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打了幾通越洋電話就得到了菲律賓那家銀行的擔保。對它來說，這就像對外發放免費樣品一樣簡單。在一個剛從俄亥俄州大學取得英語學位3個月的信貸分析員的幫助下，我們做出了一份足以使全部貸款委員會的委員感到目眩的報告。
副主席在我腦門上敲了無數下，之後把我的職位往上提了提。我被客戶請去聽歌劇，然後就被派去香港為這筆貸款簽字。
三個星期後，我們支付了500萬美元，這筆錢首先被用於掘土設備的裝船出貨。儘管作為我們的轉賬銀行，蔡斯·曼哈頓銀行還是為損失了500萬美元惋惜了好幾天。最終這筆錢還是到達了指定賬戶。
第19節：第2章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5)
…………
在放出這筆貸款一年半之後和這宗貸款變成無息貸款一年之前，我離開了這家銀行，去了西海岸一家大銀行。與此同時，借方開始懷疑這宗貸款的償付問題，所有曾經參與這宗貸款的官員們都已經去了別的銀行，這種跳槽在銀行界是很平常的事。那時候市場非常火熱，如果你的工作做得相當好，那麼不僅你的薪水可以加倍，甚至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生活的城市。因此那些放出大宗糟糕國際貸款的人最後都不再管它們了。相反，最後收拾殘局的都不是最初放出貸款的人。因此他們對於這種責任也很茫然。
我的菲律賓貸款悄無聲息地變成了壞賬。沒有人關注利息和本金在某一天會收不回來。現在已經不可能再從那家公司了解到任何關於財務狀況的信息。同樣也不可能找到公司的負責人，他們正忙於躲避其他的討債人。我的繼任者花了好幾個月，打了無數次越洋電話試圖找到他們。而當找到他們時，他們保證欠款馬上就會歸還，實際上他們永遠也不會還。通過長期談判，銀行謹慎地做出讓他們延期還款的決定，希望用這種方法讓他們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把貸款還清。在這個約定的期限內，銀行只收到了一小部分的還款。在我看來，菲律賓那家銀行的擔保也不起什麼作用。
所以我繼續前進，不管什麼人被招來收拾這一爛攤子。而高級貸款委員會的老傢伙們在想著哪裡出了問題。在那些天他們一定想了很多，裡面有一半部長級別的人出現了技術失誤，竟然把上千萬的貸款貸給這個國家。而在他們看來他們沒有做錯什麼。就是在將來也沒有什麼東西比這種金錢中心的銀行再大膽的了。這只是“正常的交易”，而且這種交易還會繼續。直到有一天大災難會降臨到他們頭上，到時候做什麼都來不及了。
後記：馬科斯在1986年垮台，而菲律賓的對外債務也超過了280億美元。這其中6?75億美元來自馬科斯親信控制的公司和由政府機構擔保的債務。就像埃倫·奧古斯丁在本書第九章“菲律賓，世界銀行，一場沖向盡頭的競賽”中寫的那樣，現在菲律賓人民仍然在努力償還馬科斯時代遺留的債務。
第一世界通過離岸銀行每年從第三世界國家吸取大約5000億美元轉移來的非法錢財，這已經成為全球精英資金轉移的必經途徑。
第20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1)
第3章
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
約翰·克瑞斯滕森
吉隆坡，1985年7月。可能是天氣太熱，也可能是吉尼斯黑啤酒和庫瓦西耶（拿破崙）干邑白蘭地讓我感覺遲鈍，但坐我旁邊的這個人正說的那些事聽起來卻仍然令人難以置信。此時，我正與一家馬來西亞最大的合資企業——KSM的首席財務官在一起，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裡是位重要人物。整個早上我都在與他的團隊以及合作企業委員會會談，討論該合作企業存款和投資活動的非常規增長。他們竭盡全力地取悅我。開完會後，我們乘電梯到他們位於商業中心區的辦公大樓頂層，那是一個奢華的場所，在那裡，他們給我擺了一桌龍蝦宴，配的是烈性法國白蘭地。
隨著上來的一道道菜餚，氣氛漸漸緩和下來。上面提到的那位鄰座似乎對我度過童年時代的地方最感興趣，那是遠在千里之外的澤西島——一個英吉利海峽中的島嶼。他對澤西島作為一個離岸避稅港的角色尤其感興趣。
“在那投資安全嗎？”他不斷地問我這個問題。當我告訴他我對那個地方的金融機構所受監管情況了解不多時，他拐彎抹角地解釋說其實他對這些並不關心。最後我終於弄明白了：他並不擔心監管是否嚴厲，而事實上，他正在策劃一些嚴格意義上來說並不合法的事情。
放鬆管制、腐敗和避稅港
我在吉隆坡審查馬來西亞有關合作企業的法律和規章制度時，發現了一個可能導致一場毀滅性混亂的問題。這是一個旨在幫助農村存貸款合作企業的法律小漏洞，它給了許多接受存款合作企業（DTC）的董事會機會，使它們能給存款提供較高的利率，這比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所確定的利率高一些。由於這個緣故，它們吸收到了數十億存款，這些存款它們可以拿來投資，而不會受到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或者銀行與金融公司委員會規章制度的管制。我在那裡訪問了一些較大的“投資合作企業”，發現它們將這些存款大量地貸放給了企業董事、親戚和關係密切的親信，而且這些貸款通常都沒有任何擔保。 ①這些資金直接被寄往包括香港、倫敦、新加坡和紐約在內的不同避稅港的秘密離岸信託基金或公司。這些存款在市場繁榮時，被投資到房地產和證券市場，而接下來的市場低迷，使其損失高達數億美元。由於處在離岸金融市場的特殊用途投資機制中，這些資金大部分都無可挽回地損失掉了。 1986年，在一次阻止民眾對馬來西亞銀行體系信心崩潰的行動中，馬來西亞中央銀行不得不中止了最大的接受存款合作企業中24家的交易活動。 ②
對投資者缺乏保護這一點並不令我感到驚訝，因為很多接受存款公司的董事都是馬來西亞赫赫有名的商人，他們與執政聯盟的政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讓我驚訝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在此期間，捲入其中的金融中介公司中竟然沒有一家對這些向避稅港非法轉移資金的行為進行報告或者僅僅是提出質疑，這包括銀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和審計師。我也不是唯一一個注意到這種缺乏職業操守現象的人。很多研究洗錢的專家也已經註意到了這些用來轉移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活動所獲收入的金融網絡路徑，與數十年前西方銀行和律師事務所為了非法資金外逃和避稅所使用的金融網絡路徑一模一樣。奧薩馬·本·拉登在2001年時奚落說，基地組織的資金是安全的，不會被美國所凍結。他自誇道，他正充分利用“西方金融體系的缺陷……恰恰是這些缺陷已經成為西方金融體係自身的陷阱。”③
我曾經一度極力想弄得更明白，到底這些來自於DTC的資金是如何從離岸銀行挪出去的，但後來我發現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離岸信託基金都沒有註冊，這也就無從獲悉幕後那些人的身份。碰上這個無法逾越的秘密障礙，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努力。我就我的發現向馬來西亞官員提出警告，並建議他們通過加強有關合作企業的法律來克服這些問題。但是我的興趣自此發生了轉移，轉移到如何防止非法錢財從發展中國家流向西方銀行體系這些更大的問題。
離岸中介
完成我在馬來西亞的任務後，我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我要回到澤西島查明離岸金融體係到底是怎樣運作的。這不是一個輕鬆的選擇，因為它意味著會丟掉我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的職業而開始從事一份存有很大疑慮的新工作。而且我知道，無論我個人如何看待這份工作的性質和通常的避稅港，我一刻也無法放下我的決定去幹別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回到我澤西島的家是一個很艱難的抉擇，坦率點講，這個抉擇也讓我感到畏懼。
我在澤西長大，我喜歡這個島上的風光景緻，喜歡它的海岸線，也喜歡它那迷人的傳統。儘管我為自己是一個澤西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仍覺得應該增加更多的閱歷，於是我離開澤西島，在倫敦進行審計和項目評估的培訓。當我差不多25歲時，我又開始學習以便能拿個經濟學碩士學位，最後，我獲得了經濟學和法律的雙碩士學位。在學習期間，我與英國的一個非政府組織Oxfam2000（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的一些運動參與者取得了聯繫，開始研究世界上那麼多最貧困國家的資金是如何源源不斷地流入秘密銀行賬戶的問題。
這個研究一直持續到我畢業以後。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印度工作時，就逐漸意識到由IMF和世界銀行所倡導的資本市場和貿易自由化計劃使有錢人和資金充裕公司的避稅變得更簡單。在將資金非法轉移到秘密銀行賬戶和離岸信託基金的過程中，避稅港起了關鍵而隱蔽的作用——不僅有利於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實力的個人及公司，而且也耗盡了世界上最貧困國家用於經濟發展的資金。隨著它們的財富大量地消失在離岸區，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通過舉債來彌補減少了的稅收收入。這導致了一個惡性循環：放慢的經濟增長率增加了經濟的不確定性和社會不平等，助長了日益增多的政治風險，從而促使更多的資本外逃。放緩的經濟增長使這些國家在維持公用設施和基礎設施投資項目時越來越難應付它們的外部債務。簡言之，離岸避稅港破壞了經濟增長，導致了貧困。
在查閱了20世紀80年代的學術文獻後，我證實目前幾乎沒有關於避稅港的作用和在新興的全球化金融市場下它們如何相互影響的研究，離岸金融在資本市場和世界貿易的專業文獻中少有提及，更別說在世界上財經類大學生的主流教科書中出現了。 ④這是一個很重大的疏忽，特別是當你考慮到下面這個事實時：有五成的世界貿易經過了避稅港，從理論上來看，每天有數十億美元通過離岸網絡輸出輸入。
第21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2)
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工作使我遍歷了東南亞和北非，無論行至何處，我總有一個體會，那就是——財富，特別是像來自於石油等礦產資源的財富都正遭受著腐敗政界和商界權要的剝奪，這些財富被輸出到瑞士、摩納哥、開曼群島和澤西島等避稅港的離岸銀行賬戶和信託基金。在這些國家，嚴重不公與極具腐蝕效應的獨裁的結合造成了社會緊張局勢，特別是那些著名的石油出口國，在這些國家，極少數權要積聚了巨大的財富，而很多人卻連工作都找不到，生活在可怕的貧困中。貧困造成犯罪、刺激暴力行為並助長恐怖活動。從這個角度看，非法錢財流入離岸銀行賬戶與那麼多窮國對西方國家普遍存在的憤恨情緒之間的關係也就容易理解了。
對尼日利亞財富近乎無休止的掠奪和該國日益滑落到犯罪和暴力的深淵生動地說明了這一問題。根據《經濟學家》載文，“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薩尼·阿巴查還是尼日利亞的獨裁者時，尼日利亞中央銀行有一個固定的指令，即每天將大約1500萬美元轉入他的瑞士賬戶。”如果沒有一個大的金融專家團以及能夠從為犯罪和主要金融體系提供中介中獲得好處的離岸政府官員形成的基層組織的默契配合，這樣大規模的貪污是不會得逞的。全世界有大約100家銀行都參與處理阿巴查掠奪的財富，這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銀行，如花旗銀行、匯豐銀行、巴黎銀行、瑞士信貸、英國渣打銀行、德意志銀行、摩根建富證券公司、德國商業銀行和印度銀行。根據國際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洗錢專家雷蒙德·貝克的研究，“隨著阿巴查的財富被估定為30億～50億美元之間，很多銀行都開始對這筆錢虎視眈眈，希望能拿到這筆巨款，給這筆錢提供一個庇護和管理場所。”⑤
阿巴查的非法所得中，大約有3億美元最終落戶於位於澤西的銀行，毫無疑問，澤西銀行都知道這筆錢的來歷，它們對為這樣一個政治風雲人物管理這筆資金收取高額手續費。不必說，在阿巴查倒台後，當國際壓力最終迫使這筆貪污贓款被遣返尼日利亞時，銀行一分錢的費用也沒拿到。雖然曾給這個非洲近代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提供幫助和支持，但沒有一個職員受到指控，更別說受到任何方式的處罰了。相反，澤西官員們還大肆吹噓他們在將這筆錢遣返回國的過程中是怎樣的盡心盡力。
簡單地說，南半球如此大規模的腐敗行為，沒有富裕國家金融機構的參與是不會成功的。尼日利亞一直都位於透明國際（Trans 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全球腐敗指數排行榜榜首，但是，我們很難反駁前尼日利亞教育部長阿里亞·法風瓦教授的說法，他在2005年曾說道，瑞士“因藏匿、慫恿和引誘世界範圍內的侵吞公共財產，將這些貪污所得保存在他們的地下保險庫中以保證其安全”，應該位列最腐敗國家名單的榜首。 ⑥
在很多西方國家，銀行和其他的接受存款機構都被要求執行詳盡的檢查，以確定它們存款人的真實身份和他們的資金來源。在實踐中，富於靈活性的官員們私底下向我透露說“認識你的客戶”這一標準，在實際處理中經常只是一個可選可不選的標準，沒人關注他們的客戶是否在逃稅。近年來，在阿巴查這樣的政治大亨事件後，這些應予關注的檢查措施得到了加強。但是銀行仍然不願意執行“增強型”的稽核任務，部分原因是因為涉及費用成本，更多的是因為它們更願意對它們的客戶行為的合法性聽之任之。
從我個人的經歷來看，在實踐中，很多律師、銀行家和逃稅者沆瀣一氣，他們從為這些逃稅者處理贓款中獲得大量手續費收入。還有什麼能更好地解釋為什麼德高望重的美國瑞格士銀行在它的“了解客戶”文檔中這樣描述它的一個政治大亨客戶呢：“客戶是一位從事私人投資的客人，定居在巴哈馬群島，該客戶是處理受益人投資需求的中介人，現在該客戶是一位在事業上獲得巨大成功的已退休專業人士，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條不紊地積累著自己的財富。”⑦這位“已退休專業人士”就是前智利獨裁者奧古斯托·皮諾切特，他從1979年開始就在瑞格士銀行開立了28個賬戶和存單，金額總計為600萬～800萬美元之間。皮諾切特因為涉嫌酷刑和暗殺已遭起訴，在他的統治下，智利政府組織屠殺小分隊排除異己，脅迫民間組織。他還涉嫌毒品交易、非法軍售和其他形式的腐敗行為。在2005年，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和一些跟他關係密切的家族成員因逃稅和欺詐遭到調查。
第22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3)
碧海、銀沙和秘密
澤西島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異常繁榮。在最近10年裡，世界各地的許多大銀行在離岸區設立子公司，以應付它們的高級淨（增）值客戶所需私人銀行服務的迅猛增長。律師事務所和大會計師事務所也在離岸區設立子公司，以便向它們的企業和私人客戶提供管理和信託服務。澤西距倫敦只有45分鐘的飛機航程，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夠給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離岸避稅港的倫敦提供離岸服務。早在20世紀60年代，地方律師事務所就熱心於學習百慕大和開曼島，向澤西政府遞交了一系列規則和法律法規的變革措施，這使澤西慢慢地變成了企業界所稱的“有吸引力的離岸投資環境”。這個環境對鼓勵研發或者商品和服務生產毫無用處。它的吸引力來自於極低或者為零的稅收以及幾乎對非本地註冊企業的毫無管制。很多企業在技術上看似是合理避稅，但它們實際上是在這種極易被識破的偽裝下基於非法逃漏稅而存在的。
對離岸金融服務的需求增長迅速，以致澤西島都無法應付這種巨大需求了。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需要人手，但是有資格的勞動者卻不多，有經驗的職員更是緊缺。儘管放鬆了僱用標準，但銀行仍然無法那麼快招收到因其業務飛快增長所需的人手。在我回到澤西的那些日子裡，我有一些可從中選擇的工作機會。雖然我沒有在銀行和信託管理方面的工作經驗，但他們提供給我的報酬遠高於我目前作為一名職業經濟學家所掙的報酬。我選擇了一份沃爾布魯克信託澤西有限公司的工作，這個公司是現今全球會計師事務所德勤（Deloitte）的一個子公司。沃爾布魯克的客戶遍布全球，這個公司對於我了解實踐中的資本外逃和逃漏稅是很有幫助的。
從我的辦公室窗戶俯瞰聖赫利爾碼頭，我能看出澤西是怎樣轉變成一個離岸金融中心的。舊的城市住宅和農業商場迅速地讓位給國際性銀行和會計師事務所的辦公大樓，旅遊紀念品商店正日益被改建成酒吧和奢侈品商店，以迎合金融行業的高收入者。儘管公路的最高限速為每小時40公里，我窗外的街道還是被車子塞滿了。保時捷、美洲虎和寶馬在這個島上備受歡迎，在短短的9英里道路上就可以看到5輛。在這個不久前還是一個保守而很有節制的社會，炫耀性消費已經成為現在的常態。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個島嶼的傳統農業發展急遽下降，旅遊行業也同樣如此。二者都是被離岸金融服務業所導致的迅猛增長的物價和工資給擠垮的。經濟學中的“擠出效應”在這裡表現得很明顯，而且隨著傳統行業被經濟過熱所摧毀，這個島對避稅港活動的依賴程度日漸加深。隨著這種依賴性的增加，從英國那兒享有很大自治權的澤西島政府變得越來越依賴於這個自由自在的行業所帶來的財政收入，這個行業能夠通過施加政治壓力以保證得到特殊對待。我最初對離岸銀行這個潛在“政府戰利品” 的擔憂在幾年後被證實了。
在我開始工作的幾週內，我對我們公司為客戶提供的業務類型有一種體會。為大量的小規模賬戶工作包括依照指示在離岸賬戶中支付和轉移資金。這些指示一般都是由倫敦、盧森堡、紐約和瑞士的律師傳真或郵寄過來的。資金的真正（或說受益的）所有人真實身份是嚴格保密的，而離岸公司的所有權都偽裝在名義董事和股東名下。通常這些公司屬於離岸信託，後者是完全隱秘的，甚至沒有註冊。我被告知，這些程序構成了幾乎所有離岸交易良好的習慣性做法，這種交易一般包括三個媒介（信託、公司和真實的銀行賬戶），這種交易在不同的離岸管轄區域內廣泛地擴展開來。各公司還採取嚴密措施來保守這些秘密，包括特別設計的傳真機，使得表面看來這些客戶公司的確是在澤西進行實質性的公司職能運作，它們還不斷地採取各種預防措施以保證外人不會獲知它們客戶的真實身份。這對一家在倫敦的證券經紀聯盟集團來說尤其便利，這個財團在澤西利用一家匿名離岸公司，作為它處理大量會員的貿易欺詐行為的大本營，幾乎不用受任何處罰。單是這家公司涉及的交易金額就達上億英鎊。
第23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4)
這些秘密安排完全都是為了阻止正當權威機構的調查，但是為了進一步保證客戶的安全，大多數的信託基金都訂立含有“逃遁條款”的合同，這個條款使這些客戶的受託人在一遭到調查時就能把他們的資產轉移到另一個管轄區域並指定新的受託人。毫無疑問，這些服務要價不菲。但是這些客戶的潛在收益和稅收節減遠遠多於這些。
偷稅是我們很多客戶的主要目標。理論上，稅收行業在逃稅和合法避稅之間做了很嚴格的區分，逃稅涉及欺騙性申報。但是在實踐中，兩者間的區分很不清晰，英國一位前財政部長就這種混沌不清有一個著名的說法：“濃厚得跟監獄圍牆一樣。”⑧我在澤西工作時所使用的大部分稅收方案很可能通不過那些受益人所在國家稅收當局的詳細審查。如果他們的稅收方案是嚴格合法的，他們就不需要秘密銀行賬戶和離岸信託了。當然，任何問起這個秘密的人，他們可能得到這樣的回答，那就是無論是英國還是其他什麼地方的存款者，他們的稅務當局都要求他們申報收入，但是業內人士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相信其金融狀況能夠瞞天過海，不會為人所知。
稅收籌劃者通過很多方式來證明這種極度隱秘性的必要。最經常使用的證明方式是，在一個充滿政治風險和專制的世界，人們需要保護自己以免受到來自貪婪政府力量的壓榨。隱秘性，根據瑞士銀行家協會（極力想擺脫納粹金幣醜聞給他們帶來的臭名）的成員銀行在財經出版物上用半版的廣告來向人們描述的那樣，“就像人們呼吸的空氣那樣必不可缺。”一位來自美國遺產基金會（U?S??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的避稅港倡導者曾將離岸市場的隱秘性與保護沙特阿拉伯同性戀的必要性聯繫起來。 ⑨我曾經從事的國際發展方面的工作使我對人權問題極其敏感，但是在我30年的職業生涯中，我從沒遇到哪怕是一個調查記者、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貿易聯盟的激進主義者、人權運動參與者或者容易受到任何政治極端勢力極權政府迫害的人使用秘密的離岸市場賬戶。相反，恰恰是那些獨裁者，比如，菲律賓的費迪南德·馬科斯、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赤道幾內亞的特奧多羅·奧比昂、智利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還有他們的親屬和親信都利用離岸賬戶來藏匿他們盜得的贓款和逃漏稅。如果細細考查，我們就可以發現“離岸銀行的隱秘性保護了人權”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給全球化商業的車輪加點潤滑油：逃漏稅的運行機制
很多公司的逃漏稅涉及貿易的不當定價。我們的很多客戶都是跨國企業，它們利用避稅港通過所謂的轉移定價將利潤從高稅率區域轉移出來，轉移定價是指由同一個人所有的兩家或兩家以上的公司進行貿易的過程。從技術層面來講，轉移定價是合法的也是必需的，因為大多數世界貿易是發生在同一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間的。但是在實踐中，跟轉移定價有關的國際慣例大部分都缺乏效率，因為同一家跨國公司的子公司交易的商品沒有市場價格可循。因此跨國公司利用它們設在避稅港的子公司來抬高進口價格，壓低出口價格，以此大規模地減少稅負。有些無形資產如專利權還被掛在離岸區子公司名下，這樣它們能獲得比在本國申請時高得多的估價。在澤西工作時，我見過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和石油經營商、製藥公司的子公司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向離岸區轉移利潤的。
我們的某些客戶是小公司的業主，這些小公司大多都設在發展中國家，他們設立離岸公司以便能通過一種被稱作重開發票的手段在澤西達到洗錢的目的。重開發票表面上看來就是將商品或服務先賣給在避稅港的第三方，然後再賣給最終購買者。在實踐中，這種安排實際上是一場騙局，旨在欺騙當地的稅務當局，這些經過離岸區非法轉移的利潤很大一部分最後都留在了隱秘的離岸區賬戶。有些資金後來則披著對外直接投資的外衣繞了一圈又回到國內，而這些投資一般都享有稅收優惠待遇。
第24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5)
在很多情況下，通過不當定價來轉移利潤很少被稅務當局發現。美國的一些研究學者曾揭露過一系列不當定價的同業貿易，包括從中國進口的衛生紙定價為1千克（大約四卷）121?81美元；從捷克斯洛伐克進口的塑料桶定價為每個972?98美元；從俄羅斯進口的自行車輪胎定價為每個364美元。 ⑩在出口方這邊，人為壓低定價的例子有：出口到委內瑞拉的美國產推土機定價為每台387?83美元；出口到特立尼達島的裝配式房屋單位定價為1?2美元。這項研究估計，從1998年到2001年僅因不當定價轉移利潤給美國帶來的稅收損失為1.75億美元。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此造成的損失比例比美國要高得多，因為它們缺乏足夠的財力對隱秘的離岸中心進行長期的追踪調查。例如，很多非洲經濟體的諸如油氣、礦業、製藥、商品貿易等這些戰略部門都被跨國公司控制。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稅收管理部門沒有能力對轉移定價的詭計進行調查，所以它們也就沒有能力籌集到公共設施部門建設所需的足夠資金。一個研究非洲稅收問題的專家指出，轉移定價的陋習在這個大陸上已成通病，但至今還沒有哪個非洲國家在挑戰這個陋習上成功過。
一些經濟學家竟然贊成這種積極的合法避稅形式。他們認為，公司董事有義務最小化成本，包括稅收。通過這種方式，他們能抑制高稅收/高消費的政府，迫使它們服從市場經濟的嚴格法則。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只要斟酌片刻，就會認識到原來他們對政治領域的想法有多麼幼稚。在傳統的術語層面上，稅收並不是企業的成本，就像股息支付，將其作為利潤分配更準確一些，這跟稅收出現在損益賬戶中是一樣的。
同樣重要的是，這種便利使得跨國公司能夠通過它們設在類似澤西這樣避稅港的有名無實的紙上子公司安排它們的貿易和投資，還使它們能獲得高於它們競爭對手的明顯稅收優勢。由此造成了一個不平等的競爭領域，這給了跨國公司相對於非跨國公司更多不公平的優勢。在幾乎任何情況下，這都意味著更有利於位於世界北半球的大公司而非那些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競爭者。這種不公平優勢還因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受到提供稅收鼓勵以吸引投資的壓力而更趨惡化。這種方法往往被誤認為是稅收競爭，稅收競爭同樣對跨國公司而不是國內競爭對手有利。儘管有很多證據表明，合法逃稅和提供稅收鼓勵以吸引外國投資在近幾十年來對調整貿易和投資資金流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國際貿易談判中，這些問題從未被列入過考慮範圍。
由於這些扭曲和濫用市場的努力，避稅港實際上降低了全球生產率，減緩了經濟增長速度。原教旨主義人士提倡一種無障礙方法以促進自由貿易，可他們忽視了避稅港的角色。世界貿易組織（WTO）很少對財政補貼和稅收扭曲如何破壞自由公平貿易的問題進行調查。但這個慣例也曾出現過一個有趣的例外：2000年，WTO決定禁止美國跨國公司利用境外銷售公司（FSC）將利潤留在免稅離岸區；FSC成為一種被WTO所禁止的出口補貼。 FSC被撤銷後，隨後被一種與其類似的不在轄區內的收入免稅的稅收優惠所代替。 2002年，在歐盟的控訴下，新的替代方法再次被WTO禁止。這個問題揭示了跨國公司在尋求補貼和稅收優惠的遊說努力上花了許多功夫——而另一方面卻公然抨擊對窮人的福利項目。
隨著我在澤西的客戶群的增加，這種弊端越來越明顯。但在我與我的同事們發展工作關係時，我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對自己工作的更廣泛意義漠不關心。他們都僅僅是為了錢而工作。初級職員頻頻跳槽以尋求更高的工資，高級職員則竭盡全力想盡快掙到更多的錢。那裡的氣氛很瘋狂，人人都集中全力尋找合法避稅的新辦法。曾在這個合法避稅行業待過的人都知道，一旦政府出台了新措施，大量的律師和會計師就會被雇用去進行詳細分析，看有什麼樣的稅收漏洞能供利用。當然，只有很有實力的公司才能支付得起每小時850美元的費用給那些幫助它們制定詳細的合法避稅方案的專業人士，而大多數的小公司則支付不起。這種不公正的合法避稅手段使大公司能享受到有害的競爭性優勢，而稅負則日益從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轉移給中產或者底層收入家庭。
第25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6)
我的很多同事對由我們的工作所帶來的各種後果的指責並不關心。很明顯的一點就是，他們對我們這個小島之外的世界一點都不感興趣。除了工作，他們的話題很少偏離當地的流言蜚語、汽車和房子價格這些主題。在工作中，我對那些在離岸信託基金和公司間流出流入的資金來源不予理睬，這些資金很多來自非洲國家。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在我們出去參加“週五萬歲”的辦公室飲酒狂歡會時，我的部門上司桑德拉·畢松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她對討論那些事情毫無興趣，而且從不在乎非洲發生的任何事情。桑德拉的態度很有代表性。她的生活樂趣集中在敞篷娛樂車和在周末喝得爛醉這些事情上。她憎恨自己的工作，因為工作很枯燥而且日復一日、毫無生氣，她僅僅將工作視作迅速致富的途徑。很奇怪的是，我喜歡她，我們相處得很好。她的坦白，她對不那麼富裕的客戶毫不體諒更別說同情的做事方式、對有錢客戶恬不知恥的奉承態度都讓我目瞪口呆。在很多方面，她對享樂主義的虔誠和完全的自私自利是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縮影。就像我的大多數同事，桑德拉從不把我們正在做的事情與其他地方的犯罪和不公正行為聯繫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希望做這些聯繫。
反复無常：合法避稅的瘋狂增長
“規則不過就是規則，規則是要人來打破的。”這是引自2004年3月《衛報》上的一篇文章。這些言辭不是出自一名帶著面具不敢露面的反對全球化的激進主義分子之口，而是出自於對一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馬施雲（Moore Stephens）的一個公司稅務合夥人進行的採訪。在評論英國財政預算報告中的稅收方案時，他接著說：“不管立法是否適當，會計師和律師總會有隙可乘。”在面臨煽動犯罪的指控時，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慌忙跟它的這位合夥人的言論劃清了界限——但事實的確如此。多年來，合法避稅已暗中損害了國家的稅收體制，而且“什麼也無法擋住賺錢”這一觀點也堅不可摧。
跨國會計和諮詢公司畢馬威（KPMG）代表了這種傲慢自大的具有顛覆性的態度。該公司稅務部門的公司文化於2003年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在對從該會計師事務所獲得的公司內部備忘錄、電子郵件和其他信件進行披露後被曝光。在畢馬威的高級顧問格列格·里奇的一封電子郵件裡，他提請公司中主管納稅的負責人吉爾夫·斯坦注意，他說，即使監管者針對公司的高淨值客戶所使用的稅收策略採取行動，從這種策略中獲得的潛在收益也超過任何可能的法院罰金。 “我們的一般交易，每樁可以收到30萬美元，而最多只會有3?1萬美元的損失。”另一份內部文件包括一個警示，說公司如果遵守美國國稅局（IRS）關於合法減稅的法定要求，畢馬威將“不可能在有利稅率產品市場中競爭。”這些對合法避稅行業文化的披露促使參議院對此進行報告，其中稱一個畢馬威的高級官員已“有意地、有目的地，而且蓄意地違反聯邦合法減稅法。”
在支持這些企業文化方面，記者也起了一部分作用。他們寫的文章對合法避稅不加批判，不考慮它的社會經濟影響，他們附和奧威爾關於稅收行業執業者的說法，奧威爾將合法避稅描述為“有利稅率產品”、“減輕稅收負擔”、“前攝的財產保護”和“稅收效率”。在澤西這個離岸區的工作讓我明白在逃漏稅和合法避稅之間並沒有清晰的界限。離岸金融行業通常都達到了一種協調狀態，那就是對其他的腐敗和不道德行為比如軍火交易熟視無睹，“佣金”被匯入離岸公司的賬戶以尋求對規模大的合同的保護，而內部交易操作則通過離岸公司的處理掩蓋交易者的真實身份。複雜的法律架構和不同離岸管轄區間錯綜複雜的交易都是為了虛張聲勢，製造誤導調查組的信息，而名義董事和不合作的當地監管機構則與調查者周旋，阻撓調查工作。正如英國嚴重欺詐辦公室（British Serious Fraud Office）的一位高級官員所言：“避稅港就跟登記中心一樣，我曾看到有些交易，其所有的交易決定都是在倫敦做出的，但卻在避稅港登記。在我的個人經歷中，我們所得到的都是對合法調查的阻攔。”
第26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7)
一種“別告訴我，這樣我就不知道了”的文化滋生在銀行和金融服務產業。很多公司的董事會宣稱它們不知道旨在維護它們利益的稅收計劃是怎樣設計出來的，當它們精心構建的離岸機構被披露具有欺騙性質時，它們仍聲稱自己是清白的。例如在安然的例子中，該公司利用設在開曼島的幾百個有特殊用途的機構來隱瞞它一直在虧損的資產負債表，首席執行官肯·萊和他的前任杰弗裡·斯基林辯稱他們對首席財務官安德魯·法斯托創設的資金結構一無所知。他們還引證說，那些資金結構都已經獲得了律師、銀行家和會計師的批准，他們以此來解釋自己所持的立場，為自己洗脫罪責。
他們的辯解純粹是胡說八道。 2006年2月，有一家大型跨國公司的稅務負責人向我證實說，董事會給他們稅務部門施加壓力，要求它們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避稅的功能。而且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參加了一些在倫敦召開的會議，會上，律師和會計師們都殷切地推舉安然公司為21世紀的模範公司，首先是因為它有創新的資產管理，這種管理方式顯然意味著可以在很多國家進行詳細而積極的合法避稅。已公佈的安然賬戶顯示在1996～1999年間其淨收入為23億美元，而為了逃避納稅，公司宣布虧損30億美元，因此在此期間，公司沒有繳納任何稅。其2000年的財務決算報告需納稅收入為31億美元，但同樣是為了稅收目的，它宣稱虧損為46億美元。就是這樣的創新和公司職能讓律師和會計師將之推薦給世界各地企業的董事會，這已被看作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
安然的例子充分錶明，即使它在法律字面意思所規定的範圍內活動，但金融服務的產業文化已經對規章制度、稅收體制和民主進程造成了顛覆性的破壞。 2003年11月，參議員喬·利伯曼向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遞呈詞，將這些墮落的價值觀歸納為“大批律師和金融會計師缺乏職業道德，一切就是為了幫助他們的客戶避稅，這樣能給他們自己帶來豐厚的報酬。”
事實上腐敗還涉及更高層次，我們卻為何單挑金融和公司團體的刺呢？我們該如何解釋民主國家政治領袖們的價值標準呢，他們一方面對他們的國民強制徵稅，另一方面卻建立周詳的離岸機構為自己避稅？就拿前加拿大財政部長兼總理保羅·馬丁來說吧，為了合法避稅，他的海運船隊註冊登記在加勒比海和歐洲的不同避稅港。還有前意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據說他通過設在摩納哥和列支敦士登的離岸公司來控制他的電視網絡電視五台。前泰國首相他信·髂峭哂衷趺囪兀克?006年1月將他的通信集團西那瓦公司的控制權以19億美元的免稅價格出售，這使得數十萬泰國居民上街抗議他所領導的政府腐敗。英國的一本私人偵探雜誌《天眼》中有一篇題為“你們的政府部門鞭長莫及”的短小精悍的文章，據其報導，西那瓦公司是通過一家英國維京島公司，合適地說，名稱為富財投資公司賤價出售的，目的是為了避免繳稅。英國的工黨又是怎樣的呢？它從1997年執政以來，多次接受來自持有離岸區賬戶的知名贊助者的捐款，這些腐敗的風氣已經成了標準規範。
女王忠心的避稅者
表面上看，對於很多臨時的觀察員來說，我和我的同事工作的離岸世界與“真實”世界的經濟系統相隔甚遠，但事實上，離岸銀行處於全球化金融體系的中心，這使得企業和被看作是銀行圈里高級淨值個人（HNWI，或說微型母雞，“hen-wees”）的超級富豪，能夠在國內公眾和法律當局所管轄不到的地方進行操作。 20世紀60年代，當大量的石油美元開始在歐洲積聚起來時，離岸經濟系統作為當時的一個顯著特徵如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金融體系的全球化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最顯著的是通過放開國際匯率管制來達到金融交易的自由化，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所建立的固定匯率制的終結，20世紀80年代對金融市場的放鬆管制以及輕點鼠標就能實現資金高效轉移的新型通訊技術的湧現。
第27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8)
經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發展，離岸避稅港的數目從70年代初期的25家上升到2005年底的72家，金融服務業的擴張規模變化之大可見一斑。很多國家都在準備建立它們自己的離岸金融中心。比如，2006年2月，加納總統約翰·庫福爾宣布他的政府意欲爭取立法機構的同意，以允許在其首都阿克拉通過與英國巴克萊銀行集團合資組建的銀行提供離岸金融服務。有趣的是，72家避稅港中的35家都與倫敦金融城有關係，它們或者與英國有直接的組織關係，或者是成了英聯邦的成員。幾乎所有這些避稅港都與工業化大國有關，有相當數量的避稅港群集在加勒比海、歐洲的外圍邊界地帶、中東和東亞。其中大多數都與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倫敦、紐約和東京有密切聯繫。
20世紀80年代國際債務危機之後，西方大銀行將它們的營銷努力轉向為世界上大約800萬的“微型母雞”提供“私人”銀行服務，在那場危機中，很多的高負債窮國最後都宣布對銀行財團的私人貸款不予償還。私有銀行專心於向富人們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全球大約有300萬億美元的客戶資金由它們管理，這可是很大的利潤來源，尤其是在低稅率和無稅環境下管理時，更是如此。 1995年在倫敦金融城的一次銀行業會議上，有人告訴我說，這個行業的目標就是在10年內將“微型母雞”們的大多數金融資產都轉移到離岸信託基金和公司。例如在拉美，財富高度集中，約30萬人擁有大約3?7萬億美元的個人資產。據估計，這些拉美地區的富人中，其整個現金和已列出的證券資產中有超過50％的部分都放在離岸區。有趣的是，世界銀行甚至在其2006年的拉美報告中指出，富人們的逃漏稅阻礙了該地區的發展。這導致了一個投資不足、失業和社會排斥的惡性循環，加劇了貧困、犯罪和極端主義。
關於全球財富管理趨勢的研究報告認為，離岸金融業在達到其將富有客戶的資產轉移到離岸區的目的過程中取得了很大進展。 2005年發布的一組調查報告顯示，大約11?5萬億美元的“微型母雞”資產位於離岸區，這些資產或是免稅或是被課以極低稅率。如果對這些資產的收益按30％的平均稅率徵稅，將使政府歲入每年增長2?55億美元，這足以實施對低收入階層的大型減稅計劃，足以為整個聯合國千年計劃——目標是在10年內將貧困人口降低一半，提供足夠的資金。目前的7800萬美元全球援助預算在這一稅收損失估算面前已經黯然失色，這種稅收損失還不包括由於公司以各種形式偷稅造成的其他損失，或者由於稅收競爭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不利影響，根據英國援助機構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的估算，2000年這一損失大約為500億美元。
出賣澤西島
澤西以及其他類似的避稅港，都提供了將管制與放任、合法與非法聯繫在一起的離岸界面。表面上看，這些離岸銀行是在模仿國內的銀行體系，但是缺乏透明度和責任感也就意味著這些離岸公司沒有經過審計，從而也就無從得知到底是誰擁有這些公司，誰會從離岸信託機構中受益，它們又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存在的。這些隱秘性為犯罪和腐敗提供了理想土壤，使這些勾當不那麼容易被主流經濟組織察覺。離岸公司並不是利用避稅港來增加它們活動的經濟價值，而更多的是利用它從事節省成本的“搭便車”活動，或者是從事金融欺詐。避稅港的工作包括參與到一個充滿欺詐、腐敗、洗錢、逃漏稅、軍火交易、黑手黨敲詐勒索、內部交易和其他形式的市場扭曲活動中，這些活動攪亂了真正的企業和財富創造的正常秩序。被私人偵探雜誌《天眼》描述成“腐敗小島”的澤西島，因參與欺詐活動，幾乎不可避免地獲得了一種很壞的名聲，這則倫敦金融城的“澤西或者監獄”的笑話將其概括得淋漓盡致，這個笑話同樣適用於任何在稅收事務中頂風逆行的人。
慢慢地，我對我的工作感到了厭煩，而且對合法避稅行業也感到困惑不安，於是我放棄了在信託公司的工作，在澤西島政府申請了一個經濟顧問的職位。 1987年我被任命就職。
第28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9)
澤西政府，因其具有封建性質的正式名稱“澤西州”而為世人所知。它不像英國的威斯敏斯特模式那樣擁有一個政府和一個反對黨，澤西沒有任何政黨體系。立法者財力有限，而且缺乏足夠的研究人員和助手幫助他們對經理們的政策進行詳細調查。地方政治活動也掌握在私產所有者和企業主手中。首席法官和政府首腦（立法機構）都與該島的司法官有關聯，而司法官是由英國國王指派的，這意味著立法和司法之間沒有清晰的界限和區別。澤西唯一一家報紙——《澤西晚間郵報》，很多年來都是由島上的最高層政治家掌控。澤西沒有大學、研究中心或者智囊團。大約四分之一的適齡人口直接被島上的離岸金融中心僱傭，其他大多數居民則靠經濟體自身循環過程中的收入生活。在這種條件下就沒有多大機會對政策制定者們都在忙什麼進行長期持續的嚴格調查分析。一個民主政體所需具有的檢查和平衡機制的缺失給不當行為和腐敗創造了一個非常理想的環境，特別是像澤西這樣有著深厚因循守舊思想和隱秘性的小島。 《華爾街日報》在它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將澤西政體準確地描述為：“澤西……由一個團體在管理，儘管這些人構成了社會和政治主力，但他們大多數是小企業主和農民，現在他們發現自己管理著一個涉及上萬億美元的全球範圍的產業，大體說來……這完全超出了他們的掌控能力。”
當我1987年就職時，澤西的銀行和金融管理體制缺乏有經驗的職員，而且受到政治控制。當時僅僅只有屈指可數的一些規章措施，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只能用來裝飾門面。本來政府規定這些規章措施是必須貫徹實施的，但澤西缺乏有效執行這些措施的管理能力。缺乏執行能力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了現在。 《澤西晚間郵報》2006年2月的一篇文章報導說，缺乏調查金融犯罪的警政能力意味著澤西島在履行實施國際金融誠信標準的義務上存在很大風險。退回到1987年，由於本應該對公司管理機構進行管制的高層政要同時又是公司管理機構的一員，使得情況變得更糟。例如，皮埃爾·霍施福，一個旅館經理，是瑞士銀行巨頭UBS的一家子公司的董事，同時，他還是州金融與經濟委員會會長，並且還是財經事務部部長，而這個官方部門是負責管理銀行業事務的。他的繼任者，弗蘭克·沃克，是一家報業集團的所有者，現在是澤西島的首席部長，他將自己的管制職責與巴克萊銀行的管理者職位結合起來。他們找藉口說這些互相衝突的角色是為了讓這些特殊安排給管制者了解離岸銀行運作機制的機會，但事實上，這些互相重疊的職位表明了一種政治文化，在這種文化下，利益衝突日益被制度化了。
作為公務員，他們希望我們不要看到、聽到、說到有關避稅港的任何罪行。這種“三隻猴子”的態度（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譯者註）起源於大家對金融醜聞會毀了澤西的名聲這樣一種存在已久的畏懼。這種千方百計掩人耳目的策略風險很高，最後，當《華爾街日報》披露瑞士銀行巨頭UBS的一家叫做堪崔德銀行的子公司與英國的一名通貨貿易商羅伯特·楊的交易關係違反了美國反犯罪組織侵蝕合法組織法案時，它終於崩潰了。在對政治和金融利益間的重疊進行了一系列長時間的曝光後，《華爾街日報》斷言澤西是一個危險的離岸區，“靠鬆懈的管制和政府乾預存活” 。紐約的副檢察官約翰·莫斯克甚至更尖銳，他評論說：“當法律需要它與犯罪勢力合作時，澤西會認為自己的工作並不要求它將那些犯罪分子隔離出來。”
在澤西島上，如果有人問一些讓人尷尬難回答的問題，就會被告知不要“將小島的家醜外揚” 。如果他們堅持這樣的話，他們會被建議“在次日搭艘船離開” 。在這個小社會，沒有有效保護揭發者的機制，沒有很多可供選擇的工作機會，這種姿態有效地壓制住了反對者。結果，澤西民眾就像很多小社會的人民一樣，小心翼翼地避免公開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一位在醫院當清潔工的老奶奶露絲瑪麗·帕斯特拉納曾公開反對將澤西島作為避稅港，她說：“澤西只會圍著富人轉，如果我們談論避稅港就相當於把自己放在斷頭台上，如果他們不能讓你閉嘴，他們就會威脅恐嚇你。”令人悲哀的是，島上的離婚、酗酒、濫用毒品和家庭暴力問題都非常嚴重。
第29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10)
就像其他避稅港一樣，澤西的稅收政策旨在創造一個對“微型母雞”和非居民公司有吸引力的稅收環境。澤西對外宣稱，澤西之所以吸引離岸企業是由於它的穩定和低稅率體制，而且它還是資本進入倫敦金融城的一條重要渠道。這些言論都忽視了非法資金流動和避稅這些讓人憂慮的事情，儘管所有的證據都表明澤西被用來隱藏貪污的贓款和逃漏稅，但島上的高層人士卻極力否認澤西是一個避稅港。實際上，儘管稅率大致保持在20％的水平已有數十年之久（由20世紀40年代初期，德軍佔領澤西島時確定），但稅務機關不斷修改稅收制度，創造吸引非居民企業來島的新政策工具。例如，1984年，政府終於頒布了一部信託法，以確立在澤西設立離岸信託機構的執業合法性。 20世紀80年代後期，引入了一部新法規以將某些免稅企業歸入一類特殊範疇，與本地經濟體相比，這些企業享受不一樣的待遇。 1993年，引入了一部法規，該法規允許成立“國際商業公司”，准許有非居民股東的公司按照它們在島上登記的利潤總額來商議稅率，稅率處於0?5％～2％之間。這些新形式的公司被“用圍柵圍護”起來以獨立於當地經濟組織，使它們免受居民企業和個人的利用，而且這些公司的引入是有特殊目的的，意在吸引避稅活動。 2005年，政府當局決定將所有公司的企業所得稅降低到零，以與其他提出這一稅率的避稅港競爭。 2006年1月新法律開始生效，它允許“受保護的小公司”參與離岸保險活動以及將資產轉換為證券再出售。
不斷有來自合法避稅行業的壓力，要求避稅港創造新的離岸公司實體類型。一些大銀行和會計師事務所正極力尋找合適的、能滿足它們要求的傀儡政權，此時，如果缺乏比較優勢，而政治又很脆弱，小島經濟體則可能會在政治上被它們俘虜。這解釋了為什麼安永國際會計公司（Ernst & Young）和普華（Price Waterhouse，現在為著名的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這兩家會計公司能夠輕而易舉地說服澤西的高層政要快速通過創立一個不同的有限責任合夥企業的立法。這個法律的目的意在保護在它們由於審計疏忽而給股東造成損害時免遭股東起訴。這兩家公司委託倫敦金融城的一家律師事務所起草法律，支付的費用超過了100萬美元，接著與澤西立法機構的金融和經濟委員會主席皮埃爾·霍施福達成一致意見，由後者將其作為既成事實呈交給州議會。但始料不及的是，有一小部分政要抱怨這種向州議會呈交法規的方式，由於利益衝突，一起政治醜聞被捅了出來。該法規的反對者們爭論道，這座小島成了“出租立法權”的小島，而且對澤西州政府如何成為跨國企業的俘虜表示了更廣泛的關切。他們的擔憂被上述兩家公司中某一家的一位高級合夥人所證實，這個合夥人隨後在英國會計新聞界宣稱：“我們完全可以保證該法律草案3月份提交給州議會，並通過（補充強調道）……9月份會出現在法令全書中。”
最終，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法成了澤西島法令全書的一部分，但在澤西，沒有哪家企業採用有限責任合夥企業的形式。自始至終，這一行動的真實目的都是為了給英國政府施加壓力，以降低英國自己對有限責任合夥企業的管制力度——這是一種很有效的策略。澤西的統治者大多都從澤西島的避稅港法令中獲得個人利益，他們很少因以這種方式出售島嶼的政治主權而感到內疚。儘管還有那麼一些的政治家堅持立場，反對某些避稅港法令提議，而且還有一個令人鼓舞的公民激進主義分子團體在《衛報》上公開表示質疑，說“我們不想出賣我們的小島。”但大多數島民對這種使澤西州漸成俘虜的過程不聞不問。
由1997年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法規提交給州議會的方式所導致的政治危機引起了英國政治家們的注意，包括即將上任的工黨政府高級內閣成員。澤西突然發現自己處在不受歡迎的境地中心，不僅僅是不受英國政府歡迎。英國政府指派了一位前財政部官員安德魯·愛德華茲來檢查澤西的管制行為，而且也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質疑，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是負責加強監管以抵制恐怖分子和全球毒品交易洗錢活動的機構。與此同時，作為工業化大國智囊團的經合組織（OECD）也於1998年發起了反對有害稅收行為的公開活動。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像澤西一樣的避稅港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徹底審查。
第30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11)
愛德華茲的調查報告於1998年發布，其中列出了對英屬皇家領地的153條監管體系的改進措施，但是，它沒有公開披露對離岸公司和信託機構的收益所有人的要求，沒有離岸信託機構必需註冊的要求，沒有公開信託機構的設立人和受益人的要求。我曾隨一位政治家參加了安德魯·愛德華茲的口頭聽證會，我們向他提議說，無論如何，澤西的離岸信託機構必需登記託管財產者和受益人的細節，而且應對年度財務預算進行歸檔。即使是這些小建議也沒有被採納，我們對此感到很失望。一次提高透明度的機會又這樣錯過了。不幸的是，在忽視了更廣泛的非法資金流動和逃漏稅的情況下，通過承認針對恐怖分子和毒品資金的管制行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似乎將避稅港合法化了。這種沒有觸及離岸信託機構隱秘性根基的變革是一種失敗，這意味著即使是今天，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像澤西一樣的避稅港都還一如既往地存在很多這樣的公司。
我們在次日清晨搭船離開
我在避稅港的政府中工作了10多年，看到了很多合法避稅行業的政治腐敗和破壞性活動的內幕。在此期間，每當面對與某些政治家和我的部門上司——澤西州首席顧問出現不合的境況時，我都一直努力保持我的正直品性。但這種緊張狀態有時候讓人難以忍受，特別是當我的部門毫無希望添足人手，而且不得不持續地超負荷工作時。我明白，我的經濟顧問工作在外人看來就是將那些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我島外的朋友因我涉入這些事情而經常表示他們的不滿。事態變得越來越糟，1997年，旨在通過將我的顧問工作角色約束在僅向高層政要進諫而非向整個州議會進諫，以此取消我的職業獨立性的計劃被拿出來公開討論。在我40多歲時，我的兩個兒子都到了上學年齡，此時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必須決定是繼續留在這個重重受限的職位上，還是聽從我良心的安排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但我並不喜歡離開澤西的想法。我已經在這個小島深深紮根。當一條在小池塘里相對來說的大魚其實還是很有吸引力的，畢竟，寧為雞首，不為牛後，而且雖然工作負擔很重，但我還是可以讓我的工作與生活保持平衡。我是島上電影協會的會長，而且為BBC澤西電台作影評。週末，我在澤西島的西海岸衝浪，參加雙體船航行比賽。我的妻子同樣也在忙她的美術事業，我的兩個孩子都出生於這個小島。安於現狀的誘惑是很大的，特別是在對我們的喬治風格的市區住宅剛剛完成修葺後，我們正想著要好好享受一下這項大工程的成果。安全、高薪的工作和相對而言較舒適的生活方式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留在澤西。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內心反省，1998年1月，我辭掉了澤西公務員的工作，但同意幹完6個月的公告期。我的辭職消息在《澤西晚間郵報》上刊登後，有一家獵頭公司跟我聯繫，開出了兩倍於我現在收入的價錢，希望我能加入一家離岸公司管理企業的管理團隊。我知道這家公司，而且也喜歡它的管理團隊，但我還是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它提供給我的這個機會。 6月底，我們組織了一個“明晨搭船離開”的聚會，跟我澤西的很多好朋友告別，兩天后，我們登上了從聖赫利爾到英國威茂斯的渡輪。我站在甲板上，看著澤西島北海岸的峭壁漸漸消失在霧氣中，感慨我自兒時就深愛的澤西島現在卻已變得面目全非。儘管我以前自稱自己是澤西人，並曾為此感到萬分自豪，可現在我卻感到萬分羞愧，這個島已被那些將它濫用作避稅港的人的貪婪和自私自利吞噬掉了。澤西由於氾濫成災的汽車和難看的辦公大樓變得過度擁擠、物價奇高，它失去了它曾經的社會意義和個性。就像有天晚上一位澤西州的前議員傑瑞·多瑞在聖赫利爾藝術中心跟我描述的那樣：“澤西已經建立了希爾頓酒店會客室那樣的社交體系。它已經成了一個為追逐金錢而日漸被人們疏遠的趨利者集合體。”我島上的朋友認為我離開澤西的決定實在是太瘋狂了。也許還是有那麼幾個人理解我離開的真正動因。事實是，我再也無法忍受與這個離岸經濟體係有任何的關聯，也不希望我的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認為我們就是通過助長其他地區的貧困和不公來掙錢的。
第31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12)
我很快在位於倫敦和牛津之間的奇爾特恩丘陵（Chilten Hills）安了新家，找了一份出版和諮詢公司的管理工作，這家公司專門從事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政治和經濟風險評估。但我與離岸避稅港的“緣分”卻沒有就此結束。 1999年，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給了我一項諮詢任務，請我加入一個小組調查避稅港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影響。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的報告《避稅港——為根除貧困而讓渡隱藏的萬億資金》於2000年6月發布，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反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估算了由於跨國公司有害的稅收行為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每年500億美元的損失。不用說，澤西島的政要和銀行家都不會為我參與這些研究而感到高興，他們認為這是一次“對小島的抨擊。”我在《金融時報》、《護衛者》和《世界報》這些國際報刊或者BBC的時事節目中對避稅港的嚴厲批判都被視作對小島的徹底背叛。而澤西州的公共宣傳機構做得更過分，它們將我描述成一個充滿怨恨、性格扭曲的人。在倫敦有兩位BBC記者曾分別告訴我，他們都曾被澤西州高層警告說不許對我進行採訪，原因是我純粹“受個人利益驅動”，我才不管這是什麼意思呢。一位新聞記者告訴我，澤西財政部——澤西島金融行業的營銷部門高級主管菲爾·奧斯汀曾聯繫她，含沙射影地說我與英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組織有聯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個專家助理理查德·昂也曾在由文鮮明（Sun Myung Moon）所有的《華盛頓時報》上撰文誹謗我，滑稽的是，文鮮明在受到逃漏稅指控時被宣判有罪。 2005年，我揚言如果《澤西晚間郵報》的主編克里斯·布萊特不發文收回對我的性格和動因的誣陷，我將向英國新聞申訴委員會告發他。他立即認輸了。所有這些都很可笑，而且都是一些無聊的政治爭鬥，壓根兒就不需理睬，但是它表明避稅行業在受到合法調查時會變得怎樣的氣急敗壞，手段又是如何的卑劣。這些人都會搞邪門歪道；這裡涉及巨額贓款；這裡有著數不清的家醜。
2002年11月，很多民間活動群體、學界人士、記者、金融專家和其他一些專業人士匯聚到意大利的佛羅倫薩，討論牛津飢荒救濟委員報告所提出的問題。我隨英國學術界和活動參與者的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與會者對避稅港影響的深刻認識和廣博知識以及他們創立一個民間組織網絡以將我們關注的話題提上國際議事日程的決定讓我大受鼓舞。在那期間，我們都同意設立一個機構以配合研究和活動。 4個月後，在英國國會大廈，稅收公平連線（Tax Justice Network）正式成立了。全國性的連線活動隨後立即擴展到歐洲、美國和拉美，而且2007年在非洲創立連線的計劃也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著。 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懷特詳述了對資本外逃和避稅現象的關切，60年後的今天，民間社團終於觸及了導致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持久貧困根源的核心。
客廳裡的大象
由於受20世紀60年代美國公民權運動的鼓舞，在10多歲的時候，我便開始致力於全球正義事業，儘管目睹了離岸經濟體那些為人所不齒的行為，但我仍然保持著這些理想。就像全球正義運動中的很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我也相信增加對貧困國家的援助和勾銷它們的債務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採取措施同不平等和導致貧困的根源作鬥爭。這意味著要解決腐敗、貪污、資本外逃和逃漏稅這些問題，所有這些都要求加強對金融體系的監管，正是這些金融體系助長了上述行為的發生。由於有巴塞爾一號銀行協議的優惠待遇條款支持，離岸銀行以驚人的速度在增長，但是卻沒有採取什麼措施約束它們在發展中國家的行為，也沒有取締以逃漏稅為目的的離岸賬戶和信託機構。根據一份研究報告估算，在過去10年中，大約有5萬億美元資金從較貧困國家流向西方國家，每年有1萬億美元髒錢流向離岸賬戶，其中大約有一半來自發展中國家。
第32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13)
避稅港對犯罪、腐敗和偷稅收益大開方便之門，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資本流動總是從南半球流向北半球，從窮國流向富國，而不是像經濟學理論所預期的那樣反向流動。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發展中國家缺乏發展建設資金，而必須依靠外債和援助為公共設施融資，這些資金本來應該由稅收收入支付。拉美的很大部分財富都放在離岸區，這些財富處在離岸銀行和信託機構的隱秘保護下，要么是全免稅的，要么是大部分免稅的，毫無疑問，如果不取締避稅港，減少貧困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上述很多論斷在世界銀行2006年關於減少拉美貧困的報告中得到了證明。正如可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那樣，非洲和中東的情況更加糟糕，這也說明了長期失業、犯罪和社會緊張局勢耗盡了阿爾及利亞、埃及、利比亞、尼日利亞和沙特阿拉伯這些石油或天然氣生產國的國力。這頭特殊的站在客廳裡的大像已經龐大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掌握在離岸區的11?5萬億美元財產可不是筆小數目，而且有證據表明這一數目還在膨脹。
與國內權要的避稅、腐敗和貪污一樣，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也完全被同化了，它們廣泛地利用避稅港偷稅。例如，多年來澤西就被歐洲利用來進口香蕉和咖啡這樣的初級產品。而事實上，寒冷、多風的英吉利海峽並不出產這些熱帶水果，但名義上這些貿易都經過了澤西，部分原因是為了將利潤轉到離岸區，部分原因是為了掩蓋這些市場已被極小一部分壟斷公司控制的事實。英國政府估計現在至少有一半的世界貿易名義上通過避稅港，所以被非法轉移的利潤規模是非常龐大的。
阿根廷和巴西的經驗表明至少有些消失在離岸區的資金將“繞回來”：這些資金被非法轉移到了開曼島或海峽群島的離岸公司，隨後它們又以對外直接投資的身份返回國內投資。這引起國內當局出台優惠稅率、補貼和其他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此做法扭曲了當地市場，將國內企業置於不利地位。但在很多情況下，外逃資金永遠地離開了本國而被投資於西方的國庫券或大型證券交易所，或者瑞士、倫敦、佛羅里達和法國南部的不動產。
儘管將手提箱裝滿鈔票也是洗錢的一個選擇，但傳真、電腦、因特網和復雜的秘密離岸公司及信託機構網絡越來越普遍地被用來將黑錢轉換成合法財富。面對越來越猖獗的非法資金流動，很多國家都試圖對國際資金轉移體系、無賴銀行和避稅港進行更加嚴格的管制，但如果在提供有效信息交流方面的國際合作沒有實現自覺化和全球化，對並行的避稅港和離岸金融中心這些經濟體沒有採取合適的抵制措施，那它們的努力注定會付諸東流。一位研究洗錢問題的專家引用一位瑞士銀行家的話說，追踪流經該國的黑錢的行動失敗率為99?99％。這很讓人吃驚，儘管在這方面瑞士不一定比其他主要離岸金融中心做得更糟。
精英們的反叛
在處理這些全球金融體系頑疾時的失敗產生了一種法律無用、欠缺職業道德的思想，這種思想就像癌症一樣在攻擊市場體系的完整性和民主主義理想。那些遵守合法管理和道德原則的公司董事發現他們在一個不平等的平台上與那些試圖將合法避稅利用到極致的公司違法者們競爭。全世界的稅收負擔正日益從富人身上轉到中產收入者和較低收入階層身上。為了首先服務於超級富豪們的利益，發明和改造了各種手段以方便他們竊取全球財富。富豪們成了與眾不同的一群，特別是在稅收事務上。大多數人將財產放在澤西、瑞士和開曼島這樣的離岸避稅港。他們想住哪兒就住哪兒，他們一心想著的就是如何保持富有。他們的財富可以自由流動，他們甚至能決定在哪兒繳稅，或者要不要繳稅。
地產巨鱷利昂娜·赫爾姆斯利在20世紀80年代曾說，只有小人物才繳稅。當時，很多聽到這話的人都感到震驚。到現在，事態惡化到這樣一種地步：很多人都認為富人規避繳稅。喬治·W·布什總統在2004年8月曾說，設法對富人徵稅是沒有用的，因為“富人們都挖空心思地偷漏稅。”
第33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14)
其結果是經濟和社會秩序未能也無法滿足21世紀的福利和安全需要。在發展中國家，通過逃稅和對資源的巧取豪奪來充實離岸銀行賬戶，使國內滋生了普遍而長期的怨恨情緒，造成了大面積的失業、低水平的公共設施建設以及經濟和社會機會的匱乏。但這種狀態也不是無藥可醫。很多此類問題都可以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來解決。各國政府間的有效信息交流對克服資本外逃和逃漏稅問題有很大幫助。銀行隱秘性所造成的障礙可以通過將主要的條款嵌入國際條約來克服。可以通過要求登記離岸信託機構的設立人和受益人的主要細節來降低其隱秘性。那些人因離岸公司和信託機構賦予他們的權利而受益，因此他們沒有理由不履行提供他們身份的基本信息的義務。可以採用全球框架體係對跨國企業徵稅，徵稅依據是創造利潤所在地。像這些政策可以在相對較短的時間範圍內實施。對那些想盡快擺脫貧困的國家來說，這也許是最好的途徑。
【註釋】
①約翰·克瑞斯滕森，“備受關注的合作社運動新趨勢”，《商業時報》（Business Times）（馬來西亞），1985年12月14日，第11頁。
②“馬來西亞銀行與合作社危機的抗爭”，《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英國版），1986年8月12日。
③摘自http://al_qaeda?sitemynet?com/alqaeda/id3?htm，2002年9月23日。
④馬克·漢普頓，《離岸金融中心和避稅港——全球資本的風險》（倫敦：Macmillan，1999）。
⑤雷蒙德·貝克，《資本主義的要害》（霍伯肯，新澤西：John Wiley & Sons，2005），第62頁。
⑥引自《今日報》（This Day）（拉各斯，尼日利亞），2005年6月6日。
⑦《洗錢和外交腐敗：愛國者法的執行和有效性——有關瑞格士銀行的案例研究》，摘自美國參議院調查問題常設小組委員會編寫報告，2004年7月15日，第28頁。
⑧摘自www?economist?com/research/Economics/alphabetic，cfm?，2006年12月12日。
⑨稅收競爭聯盟（Coalition for Tax Competition）發布的新聞，2005年4月7日。
⑩西蒙·J·帕克，瑪麗·E·德·博伊和約翰·S·左丹努維科茨，《國際貿易中因不當定價所導致的資本外流規模估計：俄羅斯—美國情形》，艾塞克斯大學稅收競爭和合法避稅研討會報告書，2004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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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富有的逃漏稅者這麼說布什——是誠實的閃光還是口誤？”太平洋新聞通訊社（Pacific News Service），新聞評論，露西·科米薩，2004年9月9日。布什總統2004年8月9日在安南戴爾的北弗吉尼亞社區學院演講時所言。完整的引述是：“在稅收方面，只需要記住，當我們討論這一問題時，我們正準備提高某些人的稅收，最重要的是，真正富有的人挖空心思逃漏稅，這使得小公司業主最終承擔了很重的稅負。”
都是石油惹的禍。伊拉克被迫簽訂的石油共享協議將使伊拉克人付出數百億美元的代價。格列格·穆特發現了幕後的真兇。
第34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1)
第7章
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
格列格·穆特
最終的“戰利品”
一年前，當哈利伯頓公司的CEO迪克·切尼成為美國的副總統時，他曾描述過美國在強製石油供給方面的政策前景：“到了2010年，我們每天都要額外消耗5000萬桶石油，這些石油將從哪裡獲得？……現在世界上許多地區都提供非常好的獲得石油的機會，中東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石油和最低廉的開採成本，這仍是美國最終想要得到的'戰利品'的地方。”①
迪克·切尼的問題是這樣的“戰利品”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經脫離了西方國家的控制，大多數中東國家將本國的石油工業進行了國有化，沙特阿拉伯保留了外國石油公司投資的部分，伊朗的憲法禁止外國公司控股本國的石油公司。科威特政府試圖把外國公司帶進北部石油地區卻遭到了國會的堅決反對。伊拉克，擁有世界上十分之一的石油儲備，好像是最早開始轉變的。如果伊拉克對外開放，那麼它的鄰居們也許在壓力之下也會跟從。
這是西方石油公司渴望許久的景象。就在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久前，康菲石油公司宣布，“我們知道哪裡有最好的儲備（伊拉克），我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分得一份。”
②殼牌石油公司則表示它的目標是“在那個國家建立一個實質性的確保能夠長期存在的市場。”
③
丹·威特，一個個子不高的熱情美國人，有著一頭漂亮的經過精心梳理過的頭髮，看起來不像是個經濟殺手，卻是這方面的先行者。如果不是他穿著正式的西裝，你一定以為他還是個學生。他的一位同事說他“總是乾勁十足”。對他來說一周之內去3個甚至是4個國家是家常便飯。他穿梭往返於華盛頓的家、倫敦的辦公室、俄羅斯哈薩克的項目、利比亞以及別的什麼地方。
國際稅務和投資中心（ITIC）是一個向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的國家宣傳共同稅務和投資政策的組織，作為它的領袖，威特表示：“我們的理論是能夠吸引投資的開放性的經濟政策比封閉性的政策對繁榮來說更有利。”
現在，在85個共同發起人的努力下，ITIC有了250萬的營業額。儘管展現了這樣的商業利益，但ITIC認為自己還是一個“發展和教育基金”，並且在美國國內稅務署是作為一家免稅、無商業目的的組織註冊的。 “我們用一種中立的態度和政策決策者分享我們的知識。”威特解釋道。他把ITIC描述成一個介於投資者和立法者之間的支持人。然而這家組織只對它的共同發起人負責，這些發起人讚助了ITIC百分之九十的收入，而且董事會被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公司的經理們所掌控。
第35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2)
在ITIC純粹的“教育基金”的範圍內，金權政體是明顯的教育者，而政府則是被教育者。很多西方國家政府、公司以及世界銀行之類的機構都和威特有同樣的看法，那就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專家建議”來幫助它們的改革進程，把它們帶入“最佳國際模式”的軌道。它們認為在經濟上和下層基礎上的決策已經不是政治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技術問題。並且激進經濟改革完成依靠的不是遊說，而是簡單的建議。
有時，這就是一種委婉的說法。道歉的話從來不會對伊拉克說。威特有點不好意思地對一個會面者說：“我完全不在意，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不去伊拉克，你就不會得到其中的利益，這聽起來有點偽善。”
④這句話突出的是“分享的東西”，而不是一種通常令人感到尷尬的行為。在伊拉克，由於提出的建議有15萬軍隊的支持，所以很難被拒絕。
ITIC並不是從事於公共教育，而是把焦點集中於官員和政治家身上。 “公眾總是很難被說服的，”威特解釋道，“你知道，我們不做媒體工作。”
然而，ITIC的方法是非常系統的，在政治上也很有經驗。他們並不單單停留在當前的政府層面上，而是將目標擴大到未來的潛在政府客戶。這項工作在前蘇聯身上得到體現。根據ITIC的十年回顧，“聯邦中的獨立國家的高級稅務官員們在他們的辦公室裡沒必要了解我們，因為當他們作為杜馬代表或政府部門的低級別官員或地區管理者的聽眾時就已經知道我們了。”⑤肯·波特，雪佛龍海外公司的副主席，這樣評價ITIC的角色：“在許多方面，ITIC就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私人版本。” ⑥
ITIC的角色和它們的確是很像，但是丹·威特對於這些說法不屑一顧。 “所有這些參加過世界銀行項目或英國國際發展部（DFID）項目的顧問們全都沒有真正在工廠工作過，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們那麼做了，他們就不會在一個捐贈代理部門做每年只有4.5萬英鎊（8.5萬美元）的工作了。”
威特對那些年薪僅僅只有8?5萬美元的人的輕視使人想起了他對那些他宣稱要努力幫助的國家的態度。
伊拉克的石油工人
“伊拉克是個富國，但它的人民卻是窮人。”當我和哈桑·朱馬坐在他在巴士拉租的一間小房子裡時他這樣對我說。這種說法我也同意。儘管這座房子經過了精心的整理，但現在也很難租出去。一些牆上的牆皮已經脫落，有一些還有了裂縫。哈桑真的是相當的幸運，他已經在石油工業乾了32年，月薪大約在200美元左右，但這已經足夠付房租和維持他一家六口的生活了。根據伊拉克計劃部門的統計，半數以上的伊拉克人現在正處於失業狀態。 ⑦同時，勞工部在2006年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五分之一的人口——200萬的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也就是說，他們每天的收入還不到1美元。 ⑧
哈桑是一個粗壯的石油工人，50多歲，說話的口氣平靜中帶著威嚴，使人有一種想傾聽的衝動。他對伊拉克的貧富狀況的說法是對的。以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的土地——被稱為“文明的發源地”，伊拉克就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河流域富饒的土地上。現在的伊拉克就處於人類最先學會寫字、發展農業以及管理城市的地方。儘管水曾經是伊拉克致富的資本，但現在卻是石油。所有的現代經濟都依賴於此而建立。
伊拉克豐富的資源使它成為西方國家的目標。但是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將成為西方國家達成丹·威特的目標的主要障礙。哈桑·朱馬是一個行業協會的領袖，這個行業協會是在薩達姆倒台之後建立起來的，它在伊拉克南部地區代表著一半以上的石油工人。現在石油工人總工會正在第一線為守護本國的自然資源同掠奪伊拉克石油資源的跨國公司對抗著。哈桑認為，掌握本國石油儲備的主權對伊拉克未來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石油必須掌握在伊拉克手中，因為石油是我們擁有的唯一有巨大價值的自然資源，我們國家的經濟還要依仗於它。”
第36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3)
威特的提升以及ITIC的誕生
儘管主要的策略目的是伊拉克和中東的石油儲備，這一點有大量的政策文件為證。 ⑨但他們卻敏感地指出，石油只是他們出兵伊拉克的一部分理由。結果，他們必須小心謹慎，不能被發現他們對戰後伊拉克石油政策的改變。而他們的那些私人夥伴和基金會根本就不關心這些。
丹·威特也從以前束縛自己的在政府工作轉變為右翼基金會和智囊團的一分子，在那兒他可以更加自信地說出自己的強硬觀點。
由於擁有一個西密歇根大學的ＭＢＡ學位，威特動身去新西蘭惠靈頓的維多利亞大學做訪問學者。在此期間，他幾乎成了反管制的代名詞。在他回到美國兩年之後，他在裡根政府那裡找到了工作，先是在管理和預算辦公室，然後是總統為私有化成立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成立成為了美國通過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政策的轉折點。它提出的建議包括一些傳統的國家公司和財產的私有化，這其中包括美鐵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和兩個海軍石油儲備基地，並且還對郵政服務進行公開競標。它的長遠目標是有效地把美國公民轉變成消費者。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強調是市場而不是政府，提供學校、公共住房和醫療，而消費者只要憑單對此進行支付。它同樣呼籲國際開發總署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化。
儘管與里根政府在政治上的聯繫後來證明對他的前途非常有用，不過裡根的經濟政策看起來對他並不起作用。一個委員會成員，理查德·芬克給他提供了全民經濟委員會（CSE）副主席的工作，這是一個反規制的遊說組織，於是威特很高興地接受了。芬克於1984年利用科赫家族的讚助創立了CSE，這個家族擁有美國第二大私人的多樣化投資的石油公司。
在CSE工作的兩年中，威特發現了一個新的機會。稅務基金會是一個社團領導的組織，它自從1937年起就致力於國內低收入者的交稅問題。但是現在它的財務狀況出了問題，大約有5億美元的債務。威特成功地說服CSE做出一個“友好的收購”，然後他就調到這個基金會工作。 1991年4月，他成了那裡的直接領導者。
與此同時，蘇聯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而這也是威特把目標從美國國內轉移到國外的階段。
在威特成為基金會的直接領導者7個月之後，稅務基金會作為一個獨立的組織參加了1991年11在莫斯科舉行的“美蘇貿易經濟雙邊會議”。蘇共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都參加了這次會議。美國的代表團成員有大使羅伯特·┨乩退埂⒗凸げ坎砍ち侄鰲ぢ磯∫約按聿普康腦己病ぢ薏忌５比換褂謝鴰嵫肜吹男磯啻蠊鏡腃EO們。這次會議標誌著威特人生新方向的開始。這次會議時間選在蘇聯政權正式解體3個星期前，也標誌著對新獨立的前蘇聯加盟國家態度的轉變。這種轉變也對威特和他的同事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1992年的夏天，基金會接待了一個由公司主管們組成的11人代表團。 “花旗銀行、埃克森、菲利普莫里斯主管稅務的副主席們，這些傢伙對去當時那些瘋狂的地方很感興趣。”——去俄羅斯，去給俄羅斯財政稅收部門的外國投資稅務方面提建議。
基金會委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的查爾斯·麥克盧爾執筆一份由代表團發表的聲明。麥克盧爾曾經在1983～1985年期間代表財政部工作過。他負責提出的建議最終變成了裡根政府1986年的稅務改革法案的基礎。這項法案削減了頂層稅率的稅額，同時也增加了低層稅率的稅額。這就把稅務負擔由富人轉移到窮人身上。
麥克盧爾的聲明對俄羅斯的稅務系統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包括低收入者的稅率，還有強烈建議在通過任何立法前一定要和外國投資者們商量。威特在基金會的時事通訊中評論道：“他對僅僅在提交聲明3天后，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就把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率由60%降至40%感到滿意。”⑩
一系列的訪問在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之後相繼進行，在1993年基金會和這些國家的財政部長們簽訂了合作協定。這些新獨立的國家渴望擺脫舊的蘇聯體制，而威特也願意用適合美國合作的方式來填補它們的政策真空。
第37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4)
威特和麥克盧爾認為是成立一個新組織的時候了。於是，國際稅務和投資中心在基金會的基礎上誕生了，而威特成了它的主席。基金並不難找，這個機構剛剛創立的時候，就吸引了20家美國大公司來做發起人，包括柏克萊、雪佛龍、花旗銀行、波音、雀巢和菲利普莫里斯。
下一步要做的是在重新分開的鐵幕兩邊構建政治基礎，為了確保ITIC的聯合席位，他們推薦了約翰·羅布森和彼得·摯搜簟Ｂ薏忌?0世紀70年代任民用航空委員會的主席，因他的堅韌和他在航線製定上的反常規而著名，隨後，在成為喬治·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長之前，他成了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在美國安士製藥有限公司的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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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ITIC在影響稅制政策方面都獲得了成功。 ITIC聲稱他們在俄羅斯推行的原則成為了“國家稅法的基礎”。 1999年，俄羅斯引進了一套新的稅務法則，廢除了累進制的個人所得稅，取而代之的是對所有公民都統一使用13%的稅率，而不管他們擁有多少財富。而在哈薩克斯坦，ITIC的影響更加深遠。 1995年的國家稅務法則是依據麥克盧爾編寫的白皮書。這套法則實施之前甚至不需要國會的審查。原因很簡單，哈薩克斯坦的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解散了國會。就像俄羅斯的稅務法則一樣，它的目標也是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把所得稅率由60%降至40%以及廢除出口稅。 “這是簡單的、包含廣泛的、具有商業導向的改革，我們當然歡迎。”雪佛龍的高級財政官吉恩· 漢德爾拍掌叫好。
漢德爾和他在雪佛龍的同事們無疑對ITIC在石油和天然氣方面採用特殊的稅制感到高興。 1998年，ITIC的哈薩克斯坦礦物稅制委員會提出的11條建議中的6條被採納，並作為稅務法則的修正法案或指導頒布實施。
聚集在石油和天然氣上的焦點
石油和天然氣在ITIC議程裡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超過10年的時間裡，ITIC執行委員會四分之三的成員代表著雪佛龍、英國石油公司（BP）和英國燃氣公司。
在這個意義上說，ITIC和美國、英國政府有著共同的政策興趣點，這兩個國家近100年的對外政策幾乎都圍繞著保護那流淌著的石油。在20世紀的前50年，石油更多地展示了它的軍事價值，技術上的優點，使得它作為一種初級原料能夠被輪船、坦克和其他陸地上的交通工具以及飛機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石油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希特勒輸給蘇聯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後者控制了阿塞拜疆地區的石油資源。同時在世界的另一端，日本偷襲珍珠港激發了兩邊控制太平洋和從印尼的石油供應線路的願望。兩邊的軍事領導者們都明白，如果他們不能確保石油供應的安全，他們的戰爭機器就會停下來。
從那時起，石油的軍事重要性進一步得到提高。在入侵伊拉剋期間，美國的軍隊每天要耗費140萬加侖的燃料。但自從20世紀中期以來，石油的經濟價值逐漸取代了它的軍事價值。用石油工業的歷史學家丹尼爾·尤金的話說，就是“不管全球政治格局怎麼變化，也不管是帝權力量的衰退還是民族自豪感的湧動，有一種趨勢在二戰後10年以一種筆直的軌跡迅速上升——石油的消費……石油儼然就是一個得意洋洋、不可質疑的國王，一個身著絢麗服裝的君主。”
在20世紀大多數時間裡，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者。然而，隨著美國供應量的下降以及石油消費在北美、歐洲和後來的亞洲的上升，在石油消費國家和石油生產國家之間的地理斷層變大了。石油是國際地理政治學的中心要素，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比中東的石油還要多，中東的石油儲備超過了全世界總量的60%。
第38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5)
1980年的卡特政策也許是我們看到的最有力的政策。在他的國情咨文中，他宣稱：“要讓我們的位置絕對的清晰，任何試圖以外部力量獲得對波斯海灣地區的控制的行為，都將被視為對美國重要利益的入侵，對於這樣的入侵，我們會用任何必要的手段還擊，包括動用軍事力量。”儘管他提到的是“外部力量”，但這項政策也對中東地區本身有效——就像我們看到的1991年的海灣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一樣，現在美國又把矛頭對準了伊朗。
我第一次去伊拉克是在2005年，也就是伊拉克戰爭兩年後。在那裡我受到了哈桑·朱馬和石油工人總工會的熱情款待。在巴士拉夏天的熱浪中，我用了一周的時間來拜訪他的石油工人夥伴和他們的工作地點。通過親自為一家倫敦本地的叫“PLATFORM”的非政府組織工作，我了解到了近八年來遍布在世界各地的英國石油公司的影響，並且看到了自從2003年以來，伊拉克的石油政策有哪些改變。
我在2005年5月拜訪的一個地方是巴士拉精煉廠。這裡遍布錯綜複雜的管道連接著形狀不規則的建築，並且到處瀰漫著一股硫磺味。巨大、閃光的煙囪高高聳立，帶著火星的熱浪噴湧而出，這樣的溫度簡直能把大地熔化。和別的地方不同的是，這裡的東西顯得特別陳舊。控制室裡的電腦顯示屏看起來像是70年代電影裡的東西。房屋破舊不堪，連管道也鏽跡斑斑。
當我走過這些設備時，我開始感到一絲不安。我知道在英國和美國的精煉廠這種老的管道和閥門往往不堪重負，極易造成事故。這樣想著，我不知不覺又轉了一圈。
當我問精煉廠的經理這些設備是否存在著安全問題時，他感到十分驚訝。事故是十分罕見的，他說，因為每一項設備都會定期檢查。 “對於這些操作員來說，精煉廠就是他們自己的一部分。”他解釋道。我把這裡的情況和英國、美國的精煉廠令人膽寒的安全記錄做了對照，在那些精煉廠裡，工人們被資產管理者們看作成本的一部分而要使其最小化。由於勞動力被大量削減以至於機器設備很少做檢查，而損壞的部分也不會被修理或被替換，比如BP在蘇格蘭的格蘭奇茅斯精煉廠，我還曾經在2002年去過那兒。兩年前，那裡的設備出現了一系列的事故，包括爆炸、氣體外洩，還有火災。因為這些事故，這個精煉廠收到了蘇格蘭歷史上最大的一筆健康安全罰單。 50名消防員用了14輛消防車花了7個小時才把火勢控制住，而在滅火的前期還由於一個定點滅火設備的損壞阻礙了整個滅火過程。經濟分析師和當地的議會人員紛紛指責工廠缺少有技術的安全人員。在1998年，這家精煉廠就裁掉了200人，到了1999年，裁員人數又擴大到400人。在2000年6月這場火災前，BP又一次裁員，這一次裁掉了員工總數的40%，使得員工人數由2500人下降到1500人。
反觀巴士拉精煉廠，“自從2003年以來就沒有發生過任何一起火災事故。”廠裡的消防員法拉傑·拉巴特很自豪地告訴我。但是在伊拉克戰爭期間，這裡卻發生了23起火災。這其中有一次是由於一個儲油罐被一架F-16擊中而引起爆炸。
法拉傑身體瘦長結實，是一個很安靜的人，自從1976年就在這家精煉廠工作。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法拉傑還是個演奏卡南（一種中東地區有弦的樂器）的樂師，他所在的樂隊很出名，經常被一些國際旅行團邀請去演出，但他卻不能加入它們，因為他拒絕加入社會復興黨，因此他被禁止出國旅行。
法拉傑的經歷是伊拉克人民長期的悲慘生活的一個縮影。由於地處伊拉克的東南部，在伊拉克三次最近的戰爭中，他的精煉廠總是處於戰爭的最前線。在1980～1988年兩伊戰爭中，在持續的砲彈轟炸中，法拉傑失去了幾個同事。在那場戰爭結束的兩年後，侯賽因·薩達姆又入侵了科威特。接下來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法拉傑回憶道：“那真是一場恐怖的戰爭，因為我們使用了很多以前從未見過的武器——F-16、隱形飛機、'狂風'戰鬥機、巡航導彈。所以那時候不管男人、女人、小孩甚至是動物，只要一聽到飛機發出的聲音，他們就嚇得半死”。對於法拉傑來說，兒子的受傷無疑是個災難性的打擊。在戰爭期間，一枚導彈落到了他家房子的附近，導彈的碎片擊中了在附近玩耍的兒子，15年過去了，他的兒子至今還臥床不起，需要有人照顧他的起居。
第39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6)
在以美國為首的聯軍的打擊下，薩達姆的部隊被趕出了科威特。之後伊拉克南部的什葉派回教徒組織開始動員大家反對薩達姆，並且美國方面也表示願意給予一定支持。而薩達姆用幾次近乎殘忍的鎮壓做出回應。法拉傑也因為曾參與一些反薩活動遭到了逮捕。他在監獄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待了3個月。
20世紀90年代，伊拉克受到了國際制裁，以至於成千上萬的人，尤其是兒童，死於藥品和食物的匱乏。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在一項研究中發現，在1991～1998年期間，實際死亡的5歲以下兒童比根據之前數據推測的死亡人數還多出了50萬。許多死亡原因是由於不能獲得乾淨的飲用水。自從氯被認為在商業上具有“雙重作用”，它的進口就在製裁期間被禁止了。
當美英聯軍在2003年3月入侵的時候，大部分伊拉克南部的人民，甚至全國很多人，都對此表示歡迎，因為這意味著薩達姆的時代就要結束了。
但是，當美英聯軍佔領的現實開始時，希望就變了味。法拉傑回憶了一件事，當他和他的同事在一次輪班後準備回家時，他們碰到了一些美軍士兵，並向他們致意。這些美國人看起來精神十分緊張，他們關閉了大門，拒絕讓工人們回家。當一個高級工去詢問發生了什麼的時候，他被扔到了廣場上，頭上還有被打過的痕跡。
很多美軍士兵都還沒有成年，但他們被告知任何一個伊拉克人都有可能是一個潛在的恐怖分子。這種論調不僅僅局限於告訴那些未成年的士兵，而是深深影響到了那些高級官員和那些顧問們。而這些所謂的顧問們就只知道提一些如何發展經濟的“建議”，其他什麼都不管。
很多這種建議的潛台詞就是伊拉克現在沒有能力經營自己的石油工業，而只有跨國石油公司有這樣的能力和技術來經營。而我在這家精煉廠的經歷卻使我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就像哈桑·朱馬評論這些跨國公司說的那樣：“它們的機器設備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們的技術就不敢恭維了。”
2003年5月20日，就在薩達姆下台的幾天后，哈桑·朱馬通過一次會議組建了石油工人總工會。外貿聯盟自從1987年就被認為是不合法的。當時的獨裁者宣布除了他自己組建的聯盟，其他任何組織都是違法的，這是他確保自己政權安全的一種手段。工人們的目的不單單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從這次佔領一開始，許多聯盟活動者都認為有必要組織一個石油工人的聯盟，因為這樣一個組織可以保護國家的經濟，而且我們也很清楚地看到，美國和它的盟友們就是為石油來的。”哈桑說道。
從第一次會議開始，一個9人的委員會就成立了。起初，許多工人都是很勉強地加入這個組織的，因為他們想起了薩達姆鎮壓的手段。在那個時候，美國剛剛佔領這個國家，沒有任何關於戰後重建的計劃。所以這個委員會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組織工人們重建和修補那些在戰爭中被損害的設施。當這些工作被證明有效的時候，工人們便被這個委員會所吸引了。後來，他們又成立了南部石油公司聯盟，並進行了選舉，結果哈桑·朱馬被選為主席，而法拉傑也進入了執行委員會。
總工會另一項工作是改善佔領下工人們的待遇。在佔領最先開始的兩個月裡，工人們沒有領到任何報酬。到了2003年的6月，他們覺得已經受夠了，法拉傑、易卜拉欣·賈伊迪(另一個精煉廠的工人)和另外100名工人用一輛起重機堵住了為英軍坦克提供燃料的徵收點，並坐在卡車周圍示威。
很快，鎮壓的裝甲車就開來了，並且士兵們已經把他們手裡的槍瞄向了那些示威者。但是工人們不為所動，仍然勇敢地、平靜地坐在那裡，嘴裡不停地喊著他們的老闆是騙子，並且告訴那些士兵們如果他們想開槍就開吧。示威者們言辭激烈，並通過談判在幾個小時之內得到了他們被拖欠的薪水。英國軍隊的長官認為工人們控制了燃料的供給就像控制了佔領中的生命線。經過這次抗議之後，這個總工會立刻成了大家談論的焦點，會員人數由原來的100人一躍變成3000人。
第40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7)
然而，當入侵的英美兩國想要通過哈利伯頓公司整個控制這個國家的石油工業時，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們繼續被邊緣化。這個石油服務公司像它的政治和軍事主人一樣，對這項任務還沒有準備好，所以它想要經營和重建這部分當然就不可能成功了。
在2003年的8月，總工會又組織了一次罷工，整整兩天之內伊拉克的石油生產幾乎全部被中斷。就像上次的抗議一樣，這次罷工對於總工會隨後的勝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在隨後的一個月中，美國行政長官保羅·布雷默為伊拉克的工人們準備了許多的工資條款。先是提出每個月工人的工資為69000伊拉克第納爾（約為40～45美元），但這些錢工人們根本就不夠維持基本的生活。於是總工會威脅說要組織更久的罷工，兩邊就又坐下來開始談判。最終雙方都做出了讓步，在每個月10萬第納爾這一點上終於達成了共識。從那以後，總工會也取得過其他一些戲劇性的成功，這包括給哈利伯頓公司的一個轉包商施加壓力，使得他把1200個外國員工的職位換成了伊拉克人；遊說公司為工人們建造住房；強迫公司為石油學院的新畢業生們創造工作的機會。同時，聯盟的會員也已經超過了23000人，並通過聯合9家石油公司的10個外貿聯盟委員會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這9家公司分佈在巴士拉、阿馬拉、納西里耶、塞馬沃四個省，雖然它們在伊拉克十八個省中處於最南部，但伊拉克大部分的石油卻在這裡。
ITIC在伊拉克
2003年的夏天，丹·威特決定動身前往伊拉克。威特認為當伊拉克重建它的政治經濟體制時，那也是ITIC的機會，這就像他們如何在前蘇聯工作一樣。當時ITIC在蘇聯政局動蕩的環境下很好地保護了自己，並且在什麼都是一片空白的情況下展開了自己的工作。 “我最初的想法是，為什麼我們不試著像1993、1994年在哈薩克斯坦那樣開始呢？我們只要把那個'劇本'中的幾頁拿出來用於伊拉克就行了。”
威特的董事會十分贊成。在2004年末2005年初的政策計劃會議上，ITIC的專家和發起人們（他們大部分人都是大跨國公司的代表）都在爭論所製定政策的目標應是為了使伊拉克能夠走出去，並且恢復石油公司進入該地區其他盛產石油國家的權利。 ITIC選擇了一個最不合時宜的場合發表了極其露骨的言論：“伊拉克的工作應該繼續，並且要把它作為一個將來向中東地區其他國家擴張的'跳板'”。很明顯，他們提到的盛產石油的國家是指伊朗和利比亞。
威特獲得了ITIC一些發起人的支持，這些發起人都願意把伊拉克項目作為現在ITIC的頭等大事來處理。 6家石油公司也參與進來：BP、雪佛龍、埃克森美孚、殼牌、道達爾、埃尼化工。
為了給這個項目找一個好的領導者，威特僱用了布賴恩·奧康納，他以前是BP石油公司的一個經濟學家，後來又為英國的國際發展部出謀劃策。自從2000年以來，布賴恩·奧康納就作為石油稅的顧問在ITIC供職。當時他曾負責一個歐盟的項目來改革俄羅斯的稅務體系。儘管這個歐盟項目屬於大眾投資，可ITIC還是很熱心地在它的時事通訊中寫道：“在這個項目中立法範圍會包括許多由ITIC發起人來確定的優先權。比如，轉移定價、石油天然氣稅、增值稅、環境稅、利潤稅……當這個項目向前推進時，我們就能經常發現我們發起人的信息。”
奧康納和威特組織了一個“專家組”，成員還包括了其他9位為伊拉克項目工作的經濟學家。這其中，只有穆罕默德· 阿里·贊尼是伊拉克人，他現在在全球能源研究中心（CGES）工作，CGES是倫敦的一個智囊團，由前沙特石油部長謝赫艾哈邁德·扎基創立。另一個專家組成員里奧·杜拉斯也來自CGES，他還是以前奧康納在BP公司的同事。
專家組的主要工作是做出一個報告，能夠使大多數跨國石油公司能夠參與伊拉克的石油生產，而石油生產作為伊拉克的公共部門已經超過了30年。
西方國家想得到伊拉克石油的控制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就明確表示，伊拉克是自己的重要的石油資源基地。戰爭內閣大臣漢基爵士在給外交部長亞瑟·貝爾福寫的一封信中曾經提到：“從英國方面來說，我們能夠搶過來的大的潛在石油供應地就應該是伊朗和伊拉克了……控制這些石油供應地已經成為英國參加戰爭的首要目的。”
第41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8)
通過這場戰爭，英國以委任託管權的方式佔領了伊拉克，並且達成了漢基爵士控制該國石油供應的目的。 1925年，伊拉克的英任君主費薩爾國王與一個叫土耳其石油公司（IPC，1929年更名為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西方財團簽訂了一份妥協合約（後來經過一些人員變化，這個財團包含的公司最後變成了BP、殼牌、道達爾和埃克森美孚）。
這份讓步合約成了一個樣式被廣泛的推廣到英國的其他殖民地。這是一段長達75年的時期，在此期間，所有條款都是冰冷的。結合兩個20世紀30年代獲得的受讓權利，IPC獲得了伊拉克所有石油的處置權。伊拉克曾經想保留20%的石油支配權，但是被否決了，儘管在早期的協議上還曾被提起過。
儘管伊拉克在反抗這些不平等的合約方面屢屢受挫，但這些合約還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感受到了壓力。主要的問題是在公司和國家的利潤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外國公司獲得了太多的關於石油發展的控制權。它們限定一種產品從而推進其他產品的生產，並且利用它們在信息上面的壟斷來控制價格以剝奪伊拉克人民的收入。這種手段幾乎在所有的石油生產國家同時都能見到。這些爭論的結果是許多石油工業的國際化。就拿伊拉克來說，它分為兩個階段，分別在1961年和1972年進行。但這種局面是丹·威特和他的石油公司發起人們現在想要顛覆的。
20世紀70年代是伊拉克歷史上石油工業最成功的時期。掙脫了跨國石油公司的控制，在1970～1979年期間，伊拉克國際石油公司的產量從每天的150萬桶增加到370萬桶，並且通過勘探，發現了現有石油兩倍多的儲備。這種成功的勢頭在1980年漸漸接近尾聲，當時薩達姆入侵了伊朗，發動了一場八年的戰爭，並造成了100萬的人員傷亡。
伊拉克的石油工業在20世紀80年代末薩達姆1990年入侵科威特前得到了短暫的複蘇。而在隨後12年的製裁期間，石油工業遭到嚴重損害，基礎設施支離破碎。到了2003年英美聯軍佔領伊拉克的時候，石油工業又被它們打著需要重建的幌子所佔領。
伊拉克石油工業的狀況每況愈下。在佔領初期，那些石油設備，像這個國家其他的財產一樣被掠奪。伊拉克鑽探公司（IDC）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第一次看到鑽探是在廣闊的南魯邁拉地區，那是在距離巴士拉兩個小時車程的西南部的炙熱沙漠。納西爾· 莫哈辛· 莫漢是工地的主管，他在活動屋向我描述這一切：“機器設備全都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了鑽塔的架子。”這不是一兩天的快速入侵而造成的混亂，這樣的掠奪持續了4個月，一直到2003年7月才結束。 “所有的掠奪都是在聯軍的注視之下進行的，”納西爾說道，“他們根本就不管這種情況。”最後IDC損失了大約2?4億美元。
與此相對照的是，位於巴格達的石油部大樓被美軍嚴密保護，而城市裡其他建築都遭到了被掠奪的命運。其他物資設備，比如說桌子、摩托車、各種儀器，只要有資金就可以找到替代品。但石油部裡有不可替代的石油區域的地理數據。
在這場掠奪之後，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們決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重建他們的石油工業。 2003年8月，IDC的工人們開始重建他們的設備。他們找出每一處需要修理的地方並儘自己最大的力量把它們修理好。工人們最先修好了鑽探塔並在45天之後開始運轉。幾個星期之後，已經有12個鑽探塔可以開工。
在一間臨時房裡，哈桑·朱馬坐在納西爾旁邊，高度讚揚了這次成功：“伊拉克鑽探公司的工人們是真正的勇士，面對廢除IDC的陰謀他們不為所動，最終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了公司。”另一個石油工人評論說這是伊拉克工人第三次面對極度的不幸，重建遭戰爭重創的工業了。正是憑藉著這種強烈的對石油的主人翁感，他們才會永不放棄。
丹·威特的挑戰是在面對伊拉克人民對石油強烈的主人翁感和發展國家最重要的自然資源的願望時，還要給它的發起人們想要的石油控制權。他也不得不承認：“把外國人放進來還要允許他們提取碳氫化合物，這真是個敏感的政治問題。”
第42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9)
解決的辦法就是要讓伊拉克人覺得石油控制權好像還握在自己的手裡。
產品共享協議
威特和他的團隊在2004年的秋天完成了報告。他們建議伊拉克的石油工業還是要靠外國的公司來發展，可以運用一種叫產品共享協議（PSA）的方式來進行。這個協議最初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在印度尼西亞實行過，當時民族主義運動在那些石油生產國家氣勢很盛。儘管印度尼西亞的石油公司最終被收歸國有，但他們還是想盡辦法避免了這種情況在其他地方的發生。獨創性的PSA明確了石油資源是國家合法財產的一部分，但同時也說明了外國公司的角色是“承包者”。實際上，外國的公司維持了控制權並擁有所得的大部分利潤。從這個意義上講，PSA同老的妥協合約在本質上沒有區別。
托馬斯·瓦爾德解釋了這種觀點，他是威特最欣賞的理論家之一。瓦爾德是石油天然氣法律方面的專家，在蘇格蘭東北部的鄧迪大學任教，他把這種方法看作是“一種簡易的結合，這種結合是在具有政治象徵性的產品共享協議（這個服務合約表面上顯示國有公司扮演著主人的角色）和該協議模式在所有重要事務方面以許可證制度的方式所規定的物資平等性之間……表面上政府在主導這場遊戲，其實是公司在國家所賦予其合法權利這種偽裝下，控制著這場遊戲。”
對丹·威特來說，PSA必須讓聽眾覺得完美無缺。
我第一次對丹·威特有印像是在廣播裡。當時BBC的世界服務廣播搞了一個每週一次的節目，叫“大家說世界”，參與者就某一個話題展開討論，聽眾也可以通過E-mail發表自己的觀點。 2005年11月的一個週四晚上，我被邀請去了位於布什大廈的演播室。威特是另一位被邀請的嘉賓，雖然當時他也在倫敦，但他拒絕去演播室，所以只好以電話的方式參與。
雖然我不認識他，但我卻知道ITIC，我在2004年的夏天看過他們寫的伊拉克報告，對於里面的觀點，我大部分持反對意見。
打從一開始ITIC的報告就宣稱產品共享協議現在是“OECD以外許多國家的標準”。 PSA在很多國家都在用，這是事實，但那些都是一些石油儲備很少或很難開採或開採危險係數很高的國家。這些條款從不用於像伊拉克這樣擁有大量開採起來既簡單、成本又低的石油儲備的國家。實際上，他們只關注如何共享世界的石油儲備而沒有註意使用國家的數量。國際能源機構的數據顯示，只有12%的國家使用了PSA，而67%的國家選擇單獨發展或依靠國際石油公司來發展。
但也許ITIC的報告中最具誤導性的是它提出的經濟模式只到2010年。在這個時期，這個模式會顯示外國石油公司的投資成效，因此會對伊拉克的經濟產生推動作用。然而，在石油還沒有開始流淌之前，也就是收益未被分配之前，這個模式已經停止了。
雖然他們制定了詳細的可以讓伊拉克的政治家們在短時間內可以看到的目標，但我仍然認為這是個基本錯誤。這種時間結構掩蓋了石油公司的投資將在石油開始流淌時從石油收益中取回的事實。這就像我從銀行貸了一筆5年還清的貸款，然後看看我未來4年的財政狀況，當我的貸款還清之前，我的狀況當然會很不錯。
我在廣播節目中提出了這種觀點，並希望得到威特的解釋。但他迴避了這個問題，而是就投資的重要性做了回答。我肯定了伊拉克需要投資，但真正的問題是以什麼形式和由誰來投資。 “丹·威特，對於這個問題你怎麼解釋呢？”主持人問道。丹·威特沉默了一會，然後終於開了口：“嗯……大衛· 霍根，你還在線上，對嗎？”第三位嘉賓是一個愛爾蘭公司的老闆，他剛剛在伊拉克獲得了一份小型的石油合同。我在演播室裡繼續這場討論，但威特卻不再參與了。
我很吃驚！這兒有一個人在主席的位置上做了很多年，在世界上許多大公司面前也展現了自己的實力，現在竟然因為我問他一個簡單的問題逃避開了！
正當我反思到底發生了什麼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我不該這樣吃驚。實際上，我開始明白，這正好是因為他做過主席的緣故。在辯論之中，他始終保持著說話簡潔的特點：“這就是伊拉克如何引進投資的過程。”但在正常情況下他也應該說一說引進投資的成本，可是他沒有。這也就是他無法向普通大眾解釋那個問題的原因。
第43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10)
把皇帝的新衣這個故事拿來做比喻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ITIC並沒有提到最為重要的收入問題。伊拉克政府超過90%的收入來自石油，如果犧牲這麼一大塊收入，勢必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
伊安·勞特里奇是來自北英格蘭謝菲爾德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精力充沛的經濟學家。我和他將一起去糾正ITIC的疏漏。我欣賞他的工作作風已經好幾年了。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石油公司極力反對對北部海域的石油產品增加任何稅。它們聲稱，這種行為會使北部沿海在經濟上不能獨立的生存，而它們也會集體地從那裡撤離。但勞特里奇的研究卻表明，儘管一些公司做出了這樣的聲明，但實際上北部海域對於它們來說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圖的地區，哪怕是在交了稅之後。最近，勞特里奇寫了《沉溺於石油》一書，這是在國際能源動力學界和有關伊拉克戰爭政策方面最好的書之一。
通過對伊拉克石油領域的現金流動構建經濟模型，我們可以看到石油收入是怎樣被分割的。最終結果的得出依賴於PSA條款的準確，有一些PSA條款對於石油公司非常有利，而有一些就不那麼有利。
我們挑選了一系列的PSA條款，這些條款在世界上其他地區都已經被使用過了。從最嚴格的利比亞合約到比較慷慨（當然，是對石油公司來說）的俄羅斯合約，我們都收錄在內。我們假設石油的價格是每桶40美元，然後對12個使用PSA條款的國家按照發展程度排序（除去60多個貧困國家）計算，最後我們得出結論：相比把石油資源作為公共物品，這種由外國石油公司承包的模式從伊拉克掠走了至少74億美元（最高194億美元）。當然，如果石油價格更高（就像我寫的那樣，在70美元左右），那伊拉克的損失就相應的更大。
PSA條款通常會持續25～40年不等，在此期間條款會進一步的進行修改。
當我在2006年夏天就PSA條款問題採訪丹·威特時，他也承認以往發生的一些事看起來是不太公平。 “有些東西看起來是有點矛盾，我的意思是說現在坐下來商談是很容易的事，我曾經和哈薩克，和伊朗的阿澤里斯人（Azeris）就此討論過，'是不是我們讓步太多了？或許我們沒有給政府足夠多的好處，也許外國投資者不會做到公平分享利潤……'”但是，他又爭辯道，“你也看到了這是存在政治風險的，其他工業在一種不穩定的政治風險中會做怎樣的投資？”
我向他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如果風險環境得到改善，那伊拉克政府能否就原來的條款展開重新談判？原則上，他別無選擇只能同意：“政府就是政府……如果政府方面在政治上站不住腳時，他們就會被迫與另一個政黨展開談判。”
然而，在哈薩克斯坦，威特又曾發表了一套與之完全相反的言論。在2001年和2002年期間，正當該國政府根據國內出現的新的情況想要對PSA條款做出調整的時候，威特的ITIC通過向它施加巨大的壓力維護了原條款。 ITIC的手段包括通過外國公司威脅撤離資金使哈薩克斯坦政府處於高危狀態；抓住每一個可能的機會遊說各位部長和國會議員；動員其他外部力量對政府施加壓力，如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條款的穩定問題就像漂浮在哈薩克斯坦上空的一塊烏雲，這將直接影響投資者對於他們未來投資前景的展望，當然，還包括新投資者。”這是威特在2002年發表的威脅哈政府的一套言論。
最終威特贏了，PSA條款維持原樣。
因此，由於伊拉克的政府剛剛成立，還沒有實力與外國抗衡，況且國內的安全形式也令人擔憂，再加上現在還處於軍事佔領期，所以伊拉克簽訂一份長期的PSA條款在所難免。在這種情況下，外國石油公司會要求得到巨大的利潤來補償它們所冒的風險，而伊拉克政府在討價還價方面將很難有發言權。
這種不公平的條款恐怕要持續幾十年的時間，這種前景也將使許多伊拉克人受到打擊。這就像一個四處炫耀的小偷，在重複其他小偷曾經在伊拉克舊殖民時期的行為。
第44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11)
然而，PSA條款經常會使外國石油公司對可能會影響它們的利潤的新頒布法律具有豁免權。這就是人們通常說的“穩定性條款”。條款裡經常會有這樣的規定：出現爭議時不能通過本國的法庭來解決，而是要通過國際投資法庭來解決。而國際投資法庭會依據商業背景來做出判決，而不是依據國家的利益或國家的法律。伊拉克會因此失去更多的決定自己國家資產損耗率的權力，這對於一個經濟上依靠石油的國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權。同樣的，伊拉克也會失去控製石油甚至是製定一部新法律的權力。實際上，伊拉克被剝奪了對它大部分重要工業的民族自治權。
目標：民主政治？搶劫？
儘管美國政府一再鼓吹要把民主政治帶到中東地區，但丹·威特好像與此無關。 2005年末的一篇文章報導了備受指責的阿塞拜疆選舉，ITIC在那兒恰好有辦公室。威特說道：“西方國家領導人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在那些出現的民主政治中，當地的反對派根本就沒有一個公平的機會來贏得選舉。即使是媒體，也對報導反對派沒興趣。真正的挑戰來自選舉之後要進行的改革——經濟、社會、政治……西方國家應該歡迎他們而不是疏遠他們。”
在完成伊拉克報告後直接把它交到掌權者手中，這倒是符合威特對民族政治憤世嫉俗的態度。與伊拉克決策制定者會面的最直接的路徑是通過佔領他的軍事力量，而英國政府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2004年9月當報告完成的時候，ITIC的成員會見了來自英國外交部和財政部的官員們，探討了最有效的策略來說服伊拉克人接受簽訂的條款。當時是財政部長（現在是副總統）阿迪勒·阿卜杜勒-邁赫迪接受的報告。但這不是由丹·威特送去的，而是由英國駐伊拉克的大使愛德華·卓別林送去的。由於英國的8500名士兵還駐紮在伊拉克，因此這是一位阿迪勒和他的同僚們都不敢輕視的大使。
英國政府通過自己的方式向伊拉克的石油部表達了和ITIC同樣的觀點。在英國的“伊拉克石油工業的常用規則”中，開篇就逐字逐句地複制了ITIC的言論：“伊拉克石油的複興和發展需要注入大量國際投資……伊拉克必須要授權國際石油公司利用這些投資來發展本國的石油工業。”
2005年1月，在貝魯特召開的一次會議中，ITIC向伊拉克財政部、石油部、計劃部的大小官員們介紹了他們的觀點。這次會議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發起的。儘管威特在他的會議中一再降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所起的作用——“從技術上講，這是兩家相互分離本質不同卻又掌握在同一種人手裡的組織。” 但這兩個機構的存在無疑磨礪了伊拉克人的大腦。
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是世界上擁有外國負債最多的國家，這包括因入侵科威特而需支付的賠款和未支付的別國貸款。這其中大部分是薩達姆的負債，他把借來的錢用於修建自己的宮殿和購買武器，並沒有使伊拉克人民獲得利益。 2004年11月，巴黎俱樂部的債權人國家同意免除伊拉克未向它們支付的80%的欠款，但條件是IMF必須保證伊拉克的經濟在2005～2008年健康發展。另外，為了使這個條件能夠成立，伊拉克也需要獲得世界銀行和IMF的支持以確保未來在財政上得到進一步的讓步。無論如何，只要有這些個機構參與，威特的建議就很難被拒絕。
英國政府也幫助ITIC組織這次會議，還特意從巴格達大使館招來一名外交官。克里斯·布朗是大使館的一等秘書，他的主要職責就是負責能源問題。威特是這樣評價他的：“這真是個出色的傢伙，也許在石油方面是知識最淵博的人之一，他總是能夠帶來最棒的實例。”布朗建議威特邀請一些伊拉克的官員出席這次會議，並且還幫著與巴格達的高官們交流了一下意見。
貝魯特會議之後，在2005年大部分時間裡，威特都牢牢地控制著他的項目，他在等著看在伊拉克的轉變過程中，那些政治家們有什麼反應。威特的工作開始有了成效。在2005年的11月，沙拉比宣布伊拉克將實行PSA條款。五角大樓以前的密友現在代表著總理和能源委員會，這是在伊拉克石油工業任何決策都有重大影響的人。 “為了使石油產量增長，我們需要產品共享協議。”他說道。
第45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12)
在2006年初，威特的成就進一步得到體現，現在已經凌駕於英國之上和美國政府平起平坐，當然，這裡的“美國政府”是指外貿發展局。
在他所有的這些宣傳工作中，威特宣稱沒有任何特殊利益，只是為了推廣“最好的模式”。他也一再堅持伊拉克項目的輔助資金對清算賬目是沒有限制的。儘管那些發起人明白這還得取決於伊拉克項目，那裡對ITIC來說沒有法律上的要求去那麼做。這一點對威特來說很重要，因為ITIC要是表面上看起來像個公司，它的免稅地位將會被取消。
然而，威特在伊拉克的所作所為不像為任何一家公司工作，很明顯他使所有的西方石油公司都獲益。 6家在工作中的公司看起來已經要獲得收益了。在2005年夏天，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他們已經和其中的4家公司就將來的合作展開初步的談判。這4家公司是BP、雪佛龍、埃尼化工和道達爾。
丹·威特對至今他取得的成就感到滿意：“我敢說這些報導已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為PSA條款在伊拉克的存在，會使得人們對石油的熱情持續下去。”
他想要影響的那些決策不久後就出台了，這也同樣是那些石油公司盼望已久的決策。沒有一家公司會在伊拉克建立起完備的法律框架前註入資金，因為它們都害怕在國際法庭那兒蒙受損失。首先，伊拉克需要製定一部憲法。儘管已經在2005年10月的全民投票中通過，但還需在2006年至2007年試施行半年。一旦憲法定案，那麼伊拉克政府就能製定一部石油法，這樣就可以展示石油工業未來發展的框架，任何外國投資可能發生的行為也可以被寫進法律。只有當這麼一部法律出台，長期合作協議才會簽署。
2005年11月，伊拉克政府同IMF簽訂了一份備用協議。 IMF給予伊拉克一定的財政便利，並同意減少外國負債。作為交換條件，IMF規定了對伊拉克經濟環境的要求。這份協議存在的最大爭議之處在於IMF要求伊拉克政府大量削減對於燃料方面的補貼。包括做飯用的天然氣、煤油、柴油機和對保持發動機運轉至關重要的汽油。自從每天限制用電4個小時以來，電價立刻漲了3倍。由於沒有相關的對策出台，這導致了伊拉克人民舉行遊行進行抗議，石油部長烏盧姆也因此遞交了辭職信。協議上有一處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的地方，那就是在2006年底之前伊拉克必須出台一部石油法，而IMF必須參與這部法律的起草。
威特計劃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希望能為促成投資者和伊拉克政府之間的談判做出貢獻，這樣它們就能被最好的國際模式所引導，同時也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夠加速這個過程。”但是他現在談成功好像早了一點。通過研究全球石油工業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石油生產國家和西方石油公司之間存在著一個能量的轉移。一個國家總是會被其他國家發生的事所影響。一旦伊拉克石油的未來被決定，那麼這種趨勢也可能向西方的石油公司蔓延。委內瑞拉，世界第六大石油儲備國，兩次要求和外國石油公司重新談判來獲得更公平的合同，否則就讓它們離開這個國家；玻利維亞也複製了這一辦法，而且聲勢更為浩大，2006年5月，他們直接把軍隊開進了油田；俄羅斯是世界第七大石油儲備國，在20世紀90年代，它開始顛覆發展迅速的自由主義化和私有化，而政府的壓力主要來自於那些通過竊取國家的公司致富的人；在科威特，政府想要引進外國公司，而國會則堅決反對。很明顯，西方利益集團希望，如果伊拉克允許跨國公司控制他們的石油工業，那麼就會給伊朗、科威特和那些石油生產者們帶來壓力。相反的，其他國家發生的事也會使伊拉克改變主意。
威特在伊拉克工作的更加起勁，他想得到英國政府的進一步支持。這樣他就可以進入伊拉克新政府的最高決策層。但是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普通伊拉克人對此的反應。許多人都堅決反對把石油的控制權交給那些過去對他們進行盤剝的外國公司。
威特的野心最大的障礙就是這些石油工人們。當丹·威特在豪華酒店對政府官員和政治家們大獻殷勤時，哈桑在鑽探現場、在泵站對聯盟23000名成員分析他們所面臨的挑戰，通過這種持續不斷的教育工作，他贏得了大家的信任。如果聯盟組織一次罷工，整個伊拉克石油的出口將被迫停止，而且還會使整個國際油價產生震盪。聯盟正在努力地和世界上所有的外貿工會和反戰組織構建穩固的關係，這些機構將在聯盟需要幫助時站出來援助它們。
第46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13)
很明顯，這個聯盟會不惜一切代價地來阻止外國石油公司把伊拉克的資源搶走。對伊拉克石油的爭奪也將是21世紀初期最重要也是最艱苦的經濟戰爭。
正像哈桑·朱馬所說的那樣：“所有的伊拉克石油工人都認為他們是在同私有化作鬥爭。我們把私有化看作經濟殖民主義。總是有權威人士在說，私有化將有助於我們的發展，但實際上我們根本就沒看到發展。任何試圖私有化的計劃在我們看來都是災難。”
【註釋】
①1999年11月15日， 迪克·切尼在倫敦石油學院秋季午餐上的演講。
②卡羅拉· 霍約斯，“權威預期伊拉克將再一次失敗”，《金融時報》，2003年2月15日。
③《殼牌在中東》，殼牌聯合雜誌，2005年5月。
④安德魯· 羅韋爾，“不適當的影響”，《Al Khaleej》，2006年6月4日（阿聯酋）。
⑤“ITIC十年回顧，2003”（華盛頓：ITIC，2003），第4頁。
⑥“1997年ITIC年度報告”。
⑦迪帕· 巴賓頓，“伊拉克失業人口的一半——政府官員”， 路透社（Reuters），2006年2月9日。
⑧“五分之一的伊拉克人生活在貧窮之中”， 法新社，2006年1月25日。
⑨比如，美國國家能源政策發展小組，《國家能源政策》，報告，2001年5月，第5～8頁；傑克·斯特勞，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的國務大臣，在2003年1月6日的演講，“英國外交政策的政策優勢”；英國國防部白皮書：《對應當今世界的當代軍事（政策防禦回顧）》，1998年7月，第2章，第40段；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英國的國際優先權：FCO的政策》，2003年12月；美國商務部，總統備忘錄，美國和英國的能源對話，2003年7月30日。
⑩丹·威特，“適合俄羅斯經濟的稅務原則”， 《稅務專題》（Tax Features），1992年9月，第七頁。
“ITIC十年回顧，2003”，第3頁。
愛德華· 拉奇卡，“投資者對哈薩克斯坦新稅務系統大加讚賞”， 《亞洲華爾街日報》（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1995年5月7日。
美國國防部，“管道支撐業務” ，新聞稿，2003年9月4日。
尤金，《獲獎作品——探尋石油、金錢與力量的史詩之旅》（倫敦：Simon & Schuster，1991），第5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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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培根和瑪撒·曼迪的採訪，巴士拉的國際代表團，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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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韋爾，“不適當的影響”。
托馬斯·W·瓦爾德，“國際石油投資的當前形式：調節、許可、稅務和合同”，《CEPMLP》1，no?5（1995年7月），鄧迪大學出版。
ITIC，“石油和伊拉克的未來：財政選擇和挑戰”，2004年秋季，第10頁。
德南· 沙拉比（國際能源機構），“中東/南非地區的投資展望”，介紹給OECD，伊斯坦布爾，2004年2月11至12日，第7頁。
伊安·勞特里奇，《沉溺於石油——美國對能源安全無情的驅使》（倫敦：IBTauris，2005）。
這些數字是真實的（2006年價格）。計算是基於伊拉克石油部和哈勒法耶、納赫爾烏姆爾、馬基奴、西庫爾納爾、加拉夫、納西里耶、阿馬拉、圖巴、賴塔維、東巴格達和阿赫代布地區的工業數據。現金流動模型也是建立在這些地區之上，應用了用在俄羅斯、利比亞和阿曼的PSA條款。做了一系列的標準模型假設。所有假設和方法論的細節來自格列格·馬迪特的“原油設計——偷竊伊拉克的石油財富”，倫敦：平台（PLATFORM），2005年11月。網址是www?carbonweb?org/crudedesigns?htm。經濟學家有一個觀點就是，現在的錢要比以後的錢更值錢。因為現在你手裡的錢可以拿去投資，可以獲得增值。按照這個觀點，我們把現在的錢成為“淨現值”，對比同等數目以後的錢，淨現值更有價值。在這些條件下，按照2006年的淨現值和12%的折舊率，伊拉克的淨損失（總支出減去總收入）將在160億～430億美元之間。這個方法在“原油設計”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解釋。
丹·威特在第二次歐亞大陸政府首腦投資會議上的講話，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2002年4月；《ITIC公告》，2002年4月19日，第1頁。
丹·威特，“民主化進程放緩將使每個人都受益” ，《亞利桑那明星日報》（Arizona Daily Star），2005年11月12日。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FCO)，“伊拉克石油工業的常用規則”（2004年夏），第4～5頁。
羅韋爾，“不適當的影響”。
“2006年伊拉克出口將達到戰前水平——沙拉比”，路透社，2005年11月12日。
“伊拉克同IOCS談判的快速軌道合同”，《中東經濟調查》（Middleastconomic Survey）48，no?25(2005年6月20日)。
羅韋爾，“不適當的影響”。
同上。
作者：約翰·珀金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點擊數：2052 更新時間：2012-2-6
引言(1)
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
第2章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
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
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
第1節：引言(1)
引言
來自經濟殺手們的新自白與新揭露
約翰·珀金斯
經濟殺手（EHM）是收入頗高的專業人士，他們從全球各國騙走了數万億美元。他們從世界銀行、美國國際發展機構(USAID)和其他對外援助機構那兒挪走資金，放入大型跨國公司的保險箱和控制全球自然資源的少數家族的口袋中。他們使用的工具有虛假金融報告、非法操縱選舉、賄賂、勒索、美人計和暗殺。他們玩的是一場與帝國同生的古老遊戲，但在全球化時期卻以新的面目和可怖的情形再現。
我應該知道：我就是這樣一個經濟殺手。
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以下簡稱《自白》）一書中，我以上述開頭段落描述我自己的職業。自從2004年11月初這本書出版以來，我經常聽到電視、廣播主持人在將我介紹給觀眾時讀到這段話。經濟殺手的真相使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民眾感到震驚。許多人告訴我，那本書使他們相信他們應該負責任地採取行動，以建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自白》所喚起的公眾注意出乎人的意料。當時，我曾花了很長時間才鼓起勇氣，試圖將《自白》出版。在我拿定主意之後，我想出版的意願就變得非常強烈。
到2003年末，許多出版商都瀏覽過手稿，但都拒絕出版。最後，我幾乎要絕望了，以為不會看到這本書出版了。前後共遭到25家出版商拒絕，儘管他們高度評價了這本書，稱其為“吸引人的”、“資料翔實的”、“一個重要的揭露”和“一個必須有人來講述的故事” 。我和我的作品經紀人認為也許這本書“反金權政體”（Anti?corporatocracy）的導向太強了(“反金權政體”一詞是在那本書裡初次介紹給廣大讀者的， “金權政體”是指那些掌管著全球最大公司、強權政府和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出現的全球帝國的權力集團)。我們的結論是：這些主要出版商要么被“金權政體”的權要所脅迫，要么對他們深懷感激，因而不可能出版這本書。
最終，一家有勇氣的獨立出版商——貝雷特－克勒（Berrett-Koehler），接下了這本書的“出版任務”。 《自白》在公眾間的受歡迎度令我十分吃驚。上架一周時間，該書在亞馬遜網站的銷量就排到第4位。此後很多周，該書出現在每一份主要暢銷書名單內。在不到14個月的時間內，該書被翻譯成20種語言出版。一家大名鼎鼎的好萊塢公司購買了這本書的電影版權，企鵝出版集團/普魯姆公司（Penguin/Plume）購買了該書的平裝本版權。
儘管有了上述種種成功，但一個重要元素一直缺失。因為經濟殺手、“金權政體”和現在已出現在大學課程提綱中的“走狗”（jackal）等詞彙，美國主流媒體拒絕評論《自白》或和《自白》所揭露的事實。 《紐約時報》和其他報紙不得不將其列入暢銷書名單中——畢竟數字不會撒謊(除非經濟殺手們製造虛假數據，就像你在後面的章節中將看到的)——但在這本書出版後的頭15個月內，大部分報紙頑固地拒絕對其進行評價。這究竟是為什麼？
我的代理人、我的作品宣傳人、貝雷特－克勒和企鵝/普魯姆公司中最有思想的人、我的家人和朋友，還有我，我們也許永遠不會知道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但我們知道幾個全國知名記者曾猶豫著，想對這本書寫點什麼或說點什麼。他們曾和我進行過深入的電話交談，也曾讓製作人邀請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吃飯，但最後他們都退縮了。一家大型電視網曾邀請我參加西海岸談話旅行節目，於是我飛越全境來到紐約，並精心打扮準備參加節目。但當我在門口等該電視網的豪華轎車時，一位職員來告訴我節目取消了。媒體的辯護人隨即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你能證明其他經濟殺手的存在嗎？”“有其他人寫過類似的著作嗎？”“在上層人士中間有其他人做過類似的揭露嗎？”來為他們的行為進行辯解。
這些問題的答案毫無疑問當然都是“是”。本書中描述的每一個重要事件都由其他作者深入討論——通常是多位作者。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推翻伊朗總理摩薩台的陰謀；大石油公司的傀儡——伊朗國王，重新執政時所做的種種殘暴事件；沙特阿拉伯國家的洗錢事件；厄瓜多爾總統傑米·羅爾多斯和巴拿馬總統奧馬爾·圖勒何的慘遭暗殺；亞馬遜河上，石油公司和傳教機構相互勾結的辯解；柏克德（Bechtel）、哈利伯頓（Halliburton）和其他美國資本主義的重要支持者在國際上的行為；美國單方面無故入侵巴拿馬，逮捕了巴拿馬獨裁者曼紐爾·諾列加；推翻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的政變——書中的這些事件以及其他事件都有公開記錄。
第2節：引言(2)
幾位學者曾指責我的以下觀點，認為那是激進分子的譴責。這些觀點是：為達到政治目標，經濟預測被操縱和扭曲(違背了經濟的客觀性)；外國援助不過是獲得大筆生意的工具，而不是緩解貧困的無私手段。然而，上述兩方面是同經濟健康發展和真正的利他主義相違背的。許多人提供的文件可以證實這一點，其中包括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全球化及其帶來的不滿》中寫道：
為了使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項目看起來有效，為了使數據和項目相符合，經濟預測必須加以修改。許多人在使用這些數據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些數據和普通的預測有何不同。在這些例子中，對GDP的預測並不是基於精密的統計模型，也不是基於精通經濟人士的最佳估計，而只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項目的需要加以確定……①
就像其所宣稱的那樣，全球化以國際金融勢力的新式專政取代了許多國家國內權要者的舊式專政……對數百萬民眾來說，並未從全球化受益……這些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工作崗位被摧毀，生活變得更不安全。 ②
我在為第一本書——2004年末和2005年初的精裝本——出版奔波期間，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不時聽到觀眾提出“這代表了主流輿論的觀點嗎？”這樣的問題。但當2006年初書的平裝本發行時，這類問題已經消失得乾乾淨淨。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們的讀者已經成熟了很多。人們日漸懷疑主流媒體和“金權政體”是一伙的，顯然許多主流媒體為“金權政體”所擁有或至少通過廣告接受其資助。儘管我很樂意將公眾態度的這種轉變歸功於《自白》，但我的這本書必須和許多其他作者的著作一起分享這份榮耀，如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帶來的不滿》、戴維·克頓的《當公司統治世界》、諾阿姆·喬姆斯基的《霸權和生存》、查默斯·約翰遜的《帝國的悲哀》、傑夫·福克斯的《全球階級鬥爭》、安東尼婭·尤哈斯的《布什議程》；還有一些電影，如《不朽的園丁》、《辛瑞那》、《盧旺達飯店》、《晚安，好運》和《慕尼黑》 。美國公眾最近無疑享受了一頓揭露全球化的盛宴，而我的書自然也不再是曠野中的孤獨呼聲。
儘管數不清的證據表明：“金權政體”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帝國，造成全球數百萬民眾陷入貧窮和痛苦的深淵，任意踐踏自主、公正和自由這些構成美國基礎的信條，並將美國這個二戰結束時被譽為民主騎士的國家，轉變為令人害怕、憎恨和厭惡的國家，但主流媒體忽略了這些再明顯不過的事實。為取悅富人和位居高位的執政者，許多記者轉身從真相面前走開。當我的作品宣傳人聯繫他們時，這些記者只是不斷地問：“你說的這些事發生在哪裡？”“你能證實這些事真的存在嗎？”“有其他客觀的研究者確認你的故事嗎？”
雖然證據已經唾手可得，貝雷特－克勒和我還是認為適當的反應是以某種方式回答這些問題，這種方式使人們必須正視事實，且僅有那些持續堅持否定真相的人才會有所爭議。我們決定和許多合作者一起再出一本書，一本進一步揭露經濟殺手的世界和它的運行方式的書。
在《自白》中，我講述了一個植根於冷戰的世界，處處反應了美國和前蘇聯之間的衝突。我對那場戰爭的敘述結束於25年之前的1981年。自那時起，尤其是在蘇聯解體之後，帝國運轉的動力已經發生變化。隨著中國和歐洲的崛起，並和美國展開競爭，現在的世界顯得更加多極化，更加以金錢為目的。帝國主要由跨國公司推動，這些公司的利益超越了某一特定國家主體的利益。 ③伴隨這些，出現了新的多國機構和貿易協定，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以及新的清晰的意識形態陳述和計劃，如新自由主義和結構調整計劃，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施加的種種附加條件。但是有一件事始終沒變：第三世界的人民繼續在受苦；他們的未來，如果有未來的話，看起來也比20世紀80年代早期更黯淡。
第3節：引言(3)
25年之前，我明白自己作為一個經濟殺手在為美國的資本主義利益服務，即爭取在冷戰中控制發展中國家。今天，這場經濟殺手的遊戲更加複雜，其中的腐敗也更加普遍，而其運行對世界政治和經濟來說也更加重要。經濟殺手也出現了許多新類型，扮演的角色也更加多樣化。對經濟殺手們來說，令人尊敬的外表仍然是關鍵因素。從官員們所採取的精心挑選的洗錢和逃稅活動到可算為經濟戰爭罪犯和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行為，所有這些都成了經濟殺手們加以利用的手段。後面各章將揭露全球化的另外一面，揭示依賴欺騙、扭曲和暴力來維持的經濟體系：一位離岸銀行④的官員藏匿數億美元竊取來的資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顧問們大量削減加納教育和健康項目的經費；保護歐洲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亞利益的商人集團；重寫伊拉克石油法的諮詢師以及資助軍閥來確保剛果錫礦石供給的管理人員。
彙編這些文章的主要障礙是顯而易見的。大部分經濟殺手都認為談論他們的工作，不是一件對他們有利的事。許多人仍在積極從事這些工作，而那些已經退出的人通常都收到了退休金、諮詢費和他們的前雇主支付的其他費用。他們知道多嘴的人會失去這些好處，而且有時候失去的會更多。在做這類工作的人中，大多數認為對以前的工作夥伴保持忠誠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一旦我們中有人決定邁出這艱難的一步——用中情局的話說，就是“邁入冰冷的世界”——我們知道我們將不得不艱難面對現實中處處保護跨國公司權力機構的強大力量、全球銀行、政府的保衛和安全部門、國際機構以及對所有這些進行操縱的少數權要們。
近些年，那些被指責欺騙民眾的傢伙變得更加狡猾了。 “五角大樓文件”和白宮水門事件的錄音帶使他們意識到寫下和錄下具體情節的危險，因為別人可能會得到這些材料並進行指控。安然（Enron）、安達信（Arthur Andersen）和世通公司（Worldcom）的醜聞和最近對中情局有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天才表演”的辯解以及國家安全局的竊聽事件，所有這些都服務於進一步掩蓋真相的方針。政府官員曝光了一位中情局特工的身份，以報復她揭發政府製造虛假情報而未受懲罰的丈夫。所有這些事情對講真話形成了終極威懾：那些揭露金權政體的人可能會遭到暗殺——如果不是用子彈，也會在經濟和名聲上遭到封殺。
不那麼明顯的威懾也會阻止人們講真話。自我告白，打開自己的靈魂深處讓公眾審視，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在《自白》之前，我寫了許多書，其中有5本得以出版。但這些書的寫作並未使我準備好去面對揭露自己作為一個經濟殺手的事實時所產生的焦慮。雖然我們大多數人不願將自己視為腐敗的、軟弱的或不道德的，但當我們描述作為經濟殺手的生活時，幾乎很難忽略我們自己在這些方面的表現。就個人而言，寫作這本書是我曾遇到的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在接觸寫作一本類似此書的合作者時，我將告訴他們在終點時自白是值得付出這些痛苦的。但是，對一些準備沿這條路前進的人來說，終點看上去是如此遙遠。
我和勇敢的貝雷特－克勒公司的建立者和首席執行官——史蒂夫·皮耶爾桑蒂，討論了這些障礙以及克服這些障礙後的潛在利益。做出出版《自白》這本書的決定的，正是史蒂夫·皮耶爾桑蒂。我們談了沒多久，就認為好處可觀，完全值得付出這些努力。如果我的自白可以引起公眾如此大的反應，那麼我們可以期望多個人的自白或有關需要自白的人的經歷將會感召更多人，鼓勵他們採取行動，將這個帝國重新變成它本該成為的民主共和國。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勸服美國公眾，使他們相信我們能夠也必須創建一個未來，讓我們的子孫以及每一塊大陸上的他們的兄弟姐妹，為我們感到驕傲。
當然，首先我們要從向新聞記者們展示事實開始。我們決定應當收入一些精心研究的分析，這些分析是由持更客觀態度的觀察者做出的，而不是僅包含個人觀點。在第一手資料和第三方陳述之間取得平衡，這看起來是一個謹慎的辦法。
第4節：引言(4)
史蒂夫親自尋找既可以擔當編輯一職，又能像偵探一樣行動的人。這個人必須找出期望中的作者，勸說他們，以對國家、家庭和每一片大陸上子孫後代的忠誠請求他們參與這本書的寫作。經過漫長的挑選過程，史蒂夫、他的職員和我都選定了史蒂文·希亞特。史蒂文是一位職業編輯，但也有一個作為激進主義者的長期記錄，從抗議越南戰爭開始，到後來成為一家教師聯盟的組織者。此外，他在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工作過很多年，該組織是一個智囊團，一個為遍布世界的跨國公司和政府機關提供服務的諮詢機構；而且和貝克特爾公司、美國銀行和經濟殺手世界中的其他玩家有著緊密的聯繫。在那裡他主要是製作研究報告，他把那些報告的描述為實質上是“金權政體在自言自語”。
文集編撰工作一開始，我就著手對其進行宣傳。當人們問到下述問題——“你能證明其他經濟殺手的存在嗎？”“有其他人寫過這些事情嗎？”“其他人做過類似的揭露嗎？”——我就告訴他們這本即將出現的書。出版文集實在是一個英明的決定，這一點在2006年2月19日得到了證實。那一天，《紐約時報》在周末商業版的頭版頭條，刊登了討論《自白》一書的重要文章。我相信，編者對背後的確認結果感到滿意，證實了我對自己生活的陳述和《自白》中所描述的情節。但是，我也認為，其他經濟殺手和研究者參與寫作本書，是他們決定刊登那篇文章的最重要因素。
本書的撰稿者們揭露了發生在許多國家的事情，所有的經濟殺手游戲也在種種偽裝下計劃著。每一件事都向人們展示了帝國的形成過程，雖然帝國和美國自由、平等的原則相違背。各章節的順序按照全球帝國中金錢和權力的流動過程排列。下頁的圖展示了這個過程：將貸款出售給第三世界國家，通過隱秘的離岸銀行賬戶再將黑錢流回第一世界，債務主導的發展模型在減少貧困方面的失敗，高額未償付債務的積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摧毀發展中國家經濟，確保得到資源的軍事干預。史蒂文·希亞特在“全球帝國”中給出了控制之網的一個概述，控制之網是第一世界公司和機構用來統治全球經濟的，隨後每一章揭露了一個側面。現簡短概述如下：
S·C· 格溫參加了克里夫蘭信託機構，隨後很快接觸到了國際銀行業的隨意氛圍，在那裡他了解到支付能力和發放貸款是沒有關係的。在“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中，他描述了商業腐敗文化。地方權要和國際銀行業在這種文化中，建立了基於債務的相互依賴關係，而這些債務最終是由普通民眾來償付的。
約翰·克瑞斯滕森在澤西島離岸銀行業天堂中一家信託公司工作，澤西是英國海峽群島之一。在那裡，他發現自己處於經濟殺手世界的中心，這裡是全球離岸銀行業的一部分，離岸銀行業主要是便利逃稅、洗錢和資本外逃。在“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中，他揭露了盜錢體系的運作，該體係從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公民那裡盜取了數億資財；敘述了富足生活方式的誘惑以及為什麼他決定退出。
國際信貸和商業銀行（BCCI）在20多年的時間裡，一直是離岸（地下）銀行業的關鍵玩家。它為各種各樣的客戶提供非法交易，從中情局到麥德林卡特爾（Medellín Cartel），再到本·拉登和基地組織。在“BCCI的兩面派手法：既依賴美國，又依賴聖戰”中，露西·科米薩敘述了該銀行的快速沉浮和它涉及130億美元的破產事件。
剛果至今仍舊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並深陷內戰漩渦中。在過去的10年時間裡，至少有400萬人喪生。而西方的跨國公司為了確保得到黃金、鑽石和錫、鈳鉭礦石，還在大力資助軍方，推動內戰。在“廉價手機的人力成本”中，凱瑟琳·克恩提供了一個見證，敘述了為了向第一世界消費者提供廉價的電子產品，剛果人民所付出的高昂代價。
在接下來的10年裡，美國約30%的石油供給希望能夠從非洲得到，但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將和其他國家爭奪獲得這些石油儲備的渠道。當地居民曾發起運動，要求參與分享這份新財富和阻止對他們地區環境的破壞。在“非洲新掠奪前線上的僱傭兵”中，安德魯·羅韋爾和詹姆斯·馬里奧特講述了英國一個受僱工作在國外的僱傭兵如何發現自己處於這場石油和權力之爭中心的經歷。
第5節：引言(5)
據估計，伊拉克擁有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因此獲得伊拉克的石油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伊拉克臨時政權正計劃和美國、英國的石油公司簽署石油生產分享協議，這份協議將耗去伊拉克人民2000億美元，而他們現在正需要這筆錢去重建家園。在“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中，格列格·穆特揭露了這場高水平掠奪背後的經濟殺手。
“你帶錢來了嗎？”一位利比里亞的官員向世界銀行職員史蒂夫·貝爾克曼問道，明顯期望他遞過來一包現金。在“世界銀行和1000億美元問題”中，貝爾克曼提供了知情者的視角，解釋當腐敗官員們偷走本該用於發展援助的資金時，世界銀行為什麼視若不見。
20世紀70年代，菲律賓是世界銀行以債務發展推進現代化模式中的佼佼者和典型代表。在“菲律賓，世界銀行，一場沖向盡頭的競賽”中，埃倫·奧古斯丁講述了美國如何利用數億美元幫助馬科斯維持其獨裁統治的，其中世界銀行扮演了中介角色。
出口信用機構的任務其實很簡單，就是使貧窮國家更容易地買到本國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從而使這些公司發家致富。在“出口災難”中，布魯斯·里奇將聚光燈照到了出口信用機構的隱秘世界，並揭示了它們所造成的危害。它們的行為有：將核電廠出售給不能有效管理它們的國家；向飽受戰爭災難的地區出售武器。
G8（八國集團）的財政部長們在格倫伊格爾斯會議前，宣布他們已達成協議，將給予18個第三世界國家400億美元的債務減免。在“債務減免的幻覺”中，詹姆斯·S·亨利(前國際銀行家)表明了真正實施的債務減免是多麼的少和為什麼數十個國家仍然深陷西方世界的債務陷阱中。
請根據你的興趣，隨意閱讀這些章節。跳著讀，一次讀一個地區發生的事，或者某一個特定主題，這些都請隨意。最後請讀安東尼婭·尤哈斯的“全球正義運動：抵制之網”，了解一下為抵制“金權政體”帶來的全球控制，你都能做些什麼。
閱讀時，請用心思考和體會所描述的這些行為對世界和我們子孫後代的含義。請放任你的熱情噴湧，覺得有義務採取行動。我們，你和我，這麼做是必要的。我們必須將我們的國家變回反映獨立宣言中價值的國家以及反映我們成長中所尊敬和為之奮鬥價值的國家。今天，我們必須開始重建“金權政體”所強加給我們的世界。
這本書提供了一系列經濟殺手所使用工具的快照，這些工具被用來創建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帝國。但是這些章節不過是公司精英們所做的許多窮凶極惡事件的引子，而且這些事件時常打著利他主義和進步的旗號。在二戰後新的時期——經濟殺手成功地將“民主最後、最好的希望”轉變為一個帝國。這個帝國在對一些人實施殘忍的、通常是極權主義的手段時，是毫不會退縮的，因為這些人擁有我們所覬覦的資源。
讀完這些章節後，你將會更好地理解為什麼全球人民害怕、痛恨甚至憎惡我們這些經濟殺手。作為“金權政體”政策的結果，平均每天有24000人死於飢餓；數万人，尤其是孩子，死於本可治療的疾病，因為他們支付不起醫藥費；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每天生活費低於2美元，在許多地方這點錢根本不夠支付基本的生活需求。本質上，我們的經濟體係是依靠人類農奴和奴隸剝削的現代版本。
我們必須結束這些。你和我必須做正確的事情。我們必須理解我們的孩子將不能繼承一個穩定、安全、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除非我們能夠改變經濟殺手們所創造的這些惡劣條件。我們所有人一定要問問自己的良心，再決定我們做什麼才是最好。我們的優點在哪兒？我們的激情又是什麼？
作為一名作家和演說家，我知道自己擁有一些技巧和許多機會。這些你的和我的也許不同，但它們同樣有力。我催促你為你的生活設定一個基本目標，將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不僅是為了你自己，也為了所有其他的人。為實現這個目標，請每天至少做一件事，想想每天死於飢餓的24000人，然後以一生的時間投身於改變這個狀況的事業中。報紙、雜誌、地方和全國的組織代表們、你的朋友、做或沒有做著正確事情的生意人，請給他們寫信或發郵件吧；參加電視節目；有意識地選擇購物；不要購買那些推動了當代奴隸制形成的便宜商品；支持非盈利機構，因為它們幫助傳遞信息、保護環境、保衛民權、抵抗飢餓和疾病以及致力促成一個更健全的世界；做自願者；去學校輔導孩子們；和你的鄰居組成討論小組——所有可能採取的行為是無止境的，只是看你自己想像力有多廣了。我們所有人都有一些能力和激情去做貢獻，但最重要的事情是走出去，行動起來。
說沒有意識到這些事情不再是藉口了，因為你現在有了這本書，而且許多其他的書，大量的電影、CD、VCD正在幫助著你所接觸到的每一個人。除此之外，每次你讀、聽、看一則關於國際事件的新聞報導時，請帶著懷疑的眼光。請記住，這些媒體為“金權政體”所擁有，或至少受到其財務支持。請挖掘這些表面之下的真相。附錄“希望之源”（Resources of Hope）提供了一份媒體的名單，從那裡你也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觀點。
這也許是一個國家歷史上最關鍵、也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因為這個國家正建立在許多關鍵且激動人心的事情上。在以後的日子裡，你和我選擇如何應對全球帝國，將很可能決定了我們這個星球的命運。我們是否會沿著這條充滿暴力和對他人剝削的道路繼續前進呢？這決定了我們作為一個種族很可能最終走向自我毀滅，或者我們將創造一個新世界，我們的後代會驕傲地繼承這個世界。
這個選擇是我們的——是你的，也是我的。
【註釋】
①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帶來的不滿》(紐約：Norton，2003)，第232頁。
②同上，第247～248頁。
③“金權政體”作為國際的、相互聯繫的掌權者，更多的信息見傑夫·福克斯的《達沃斯派對》，《國家》（Nation），2006年1月26日。
④離岸金融是指設在某國境內但與該國金融制度無甚關係，且不受該國金融法規管制的金融機構所進行的資金融通活動。離岸銀行是設在離岸金融中心的銀行或其他金融組織，其業務只限於與其他境外銀行單位或外國機構往來，而不允許在國內市場經營業務。
史蒂文·希亞特描述了一張維繫今日全球帝國的控制之網，這張大網已經深入到了金融、政治和軍事等多個領域。
第6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1)
第1章
全球帝國：控制之網
史蒂文·希亞特
財富積累必須基於權利集聚之上。
——漢納
在宣稱“賦予伊拉克人民自由”的使命完成後，2003年6月，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向歡欣的西點軍校學員宣布：“美國沒有擴張領土的野心，我們不會成為一個帝國。”與此同時，像尼爾·弗格森、查爾斯·克勞海默等新保守派學者卻慫恿布什去建立一個真正的帝國：通過確認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角色，並接受“政治全球化不過是帝國主義的障眼法”這個事實，來完成美國由非正式到正式帝國的轉變。 ①這個二戰後伴隨著1989年柏林牆倒塌所逐漸形成的世界新秩序——難道會在轉了一圈後重新轉向帝國時代嗎？
由於《大西洋憲章》確定了民族自治權，這樣1945年盟軍的勝利似乎標誌著世界殖民帝國的徹底覆滅。亞洲、非洲和中東的殖民地國家目睹了英國、法國和荷蘭軍隊1940～1941年的戰爭失敗，知道歐洲殖民主義國家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財政上，都再也沒有長期維持殖民統治的實力。另外，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最強大的國家，似乎站在了反殖民主義的立場上。美國長期致力於推行“門戶開放”政策，支持發展中國家謀取獨立地位。蘇聯自1917年誕生之日起，就不停地譴責帝國主義，它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因此對許多殖民地國家產生了廣泛影響。
然而歐洲的殖民力量卻試圖盡可能長久地維持它們的殖民統治地位。英國確實於1947年最終承認了印度的獨立地位，但在肯尼亞、塞浦路斯和馬來半島，英國在承認它們獨立之前，都和當地義軍進行過戰鬥。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法國為保留一點帝國的榮耀，打了一場失敗的分裂之戰。然而，明顯有利於獨立自主的歷史大潮還是波及了整個世界。西方國家的社會當權者所面臨的困境就是如何應對這個過程。新興第三世界的領導者們是否會自力更生，通過控製本國的資源來建立自己的國家工業？或者他們是否會和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結盟？或者他們的民族主義運動是否會為共產黨執政鋪平道路？
對歐洲人來說，失去殖民地的資源和市場將是一個巨大打擊，那樣他們被二戰削弱的經濟只能緩慢地恢復，所以他們計劃強迫殖民地替他們支付經濟重建的成本。這時的美國也擔心殖民地國家的獨立會削弱其歐洲盟友，還可能導致蘇聯在歐洲的影響擴張，進而會損害美國的利益。另外，美國的商業領袖們也擔心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會在二戰後重現，所以積極保護其獲取資源的渠道和可能的新市場。
第7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2)
20世紀50年代發生在伊朗、危地馬拉和埃及的事件，標誌著西方國家對“正日益顯現的第三世界”的政策出現了轉變。
1951年，伊朗總理穆罕默德· 摩薩台將石油工業收歸國有，這些工業之前是由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AIOC，此後更名為英國石油）控制的。作為一個民主選舉的國家主義者，毫不奇怪摩薩台（《時代雜誌》1951年的年度人物) 會痛恨“伊朗石油利潤的92％被AIOC獲得”的這樣一個事實。這曾是一個為時已久的安排，反映了20世紀初期以來英國對波斯的主宰地位。在伊朗將石油工業收歸國有後不久，溫斯頓·丘吉爾就任首相的第二個任期，他決定在其附庸國過分自信的挑戰面前，重建英國的實力和威望。丘吉爾命令封鎖波斯灣，阻止伊朗向其他購買者出口石油，而且他還加入了由美國發起的抵制伊朗貿易的聯合行動，但沒能採取更激烈的行動，這是由於朝鮮戰爭吸引了英美的注意力；加之蘇聯對伊朗問題的干預也構成了威脅。所以英國需要採取更隱蔽的策略，由克米特·羅斯福領導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為此計劃了“阿賈克斯行動”。行動的第一步是製造政治混亂來削弱支持摩薩台的政治力量。中央情報局不停地傳播謠言，使伊朗堅定的民主黨人同伊斯蘭民主主義者決裂。最後，伊朗軍方在1953年8月發動政變，逮捕了摩薩台，並任命了新一任總理。伊朗國王被重新賦予了權力，石油工業被解除國家化。但是美國的幫助不是免費的，英國石油公司不得不和幾家美國公司分享伊朗石油的開採權。美國軍方和對外政策領導人為計劃的成功而喝彩，該計劃以較低的代價從政治、軍事和財政上恢復了伊朗的原有狀況。
危地馬拉提供了西方國家維持帝國主義權利的隱蔽策略的又一個實例。 1952年5月，危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宣布了一項土地改革方案，該方案將把屬於地主但未被開發的土地收歸國有。該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波士頓聯合水果公司所持有的土地被重點收歸國有。總統的靈感來自亞伯拉罕·林肯1862年的《宅基法》。他希望這個方案可以使農民成為獨立的小農場主。但很明顯，艾森豪威爾政府尤其是作為美國水果董事會成員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報局（CIA）負責人艾倫·杜勒斯，覺得危地馬拉總統的林肯式行為太激進了。克米特·羅斯福對艾倫·杜勒斯聽取“節氣行動”匯報時的反應做瞭如下描述：“他看上去異乎尋常的興奮，眼睛閃著光，眼珠像巨貓那樣咕嚕著。很明顯，他不僅在享受著所聽到的，我的直覺告訴我他也在進行著盤算。”②
後來，阿本斯在1954年6月的一場政變中被推翻，大約15000名支持他的農民被殺。
在以隱蔽策略成功地干預了伊朗和危地馬拉危機後，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展示了老式直接軍事干預的危險。埃及總統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於1956年7月宣布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這條運河是相當重要的國家資源，當時卻掌握在歐洲投資者手中。納賽爾希望利用運河的收益來完成其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壩工程。納賽爾的計劃使幾個“敵人”活躍起來：英國，前宗主國，此前一家英國公司經營著這條運河；法國，因為納賽爾支持阿爾及利亞的叛軍，而法國自1954年起一直在和叛軍作戰；以色列，正想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泛阿拉伯民主主義者算賬。以色列於1956年10月29日入侵埃及。儘管有埃及人民的抵抗，法國和英國仍迅速地佔領了運河地區。這種直接軍事干預的行為向聯合國提出了挑戰。當時艾森豪威爾政府正處理蘇聯干預匈牙利、罷免改革者伊姆雷·納吉的事件，美國希望利用匈牙利的危機來削弱共產主義的吸引力。西方對蘇伊士危機的干預方式，與美國的立場發生了衝突，這次美國的反應是創造性的，結果是英國被迫撤軍，干預以失敗告終。這一事件表明舊殖民主義力量的削弱和非殖民化運動的加速，也使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得到提高。
第8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3)
此後，由於數十個新獨立國家湧入聯合國，美國不得不和蘇聯競爭對第三世界的影響力。
非殖民化VS冷戰時期的控制
在很大程度上，亞洲和非洲的新獨立國家與拉美國家一樣，都是初級產品生產者，這些產品包括：糖、咖啡、橡膠、錫、銅、香蕉、可可粉、茶、黃麻、大米和棉花等。其中，許多農業初級產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和當地地主耕種的種植園生產的，許多初級礦產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提煉的。不論什麼情況，產品都是在由歐美公司主導的市場出售，通常在紐約和倫敦交易，並在歐洲或北美的工廠進行加工。
當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開始為國家發展而奮鬥的時候，他們總是強調解決經濟落後問題的困難。他們採取了國家主導型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受到歐美流行發展思想的影響。典型的例證就是前殖民地政府也曾廣泛採取了經濟計劃和管製手段，另外，第三世界的許多新領導者，如加納的恩克魯瑪、印度的尼赫魯和塞內加爾的列奧波爾德·桑戈爾，都曾在歐洲接受教育，受到了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此外，這些第三世界國家是在國內缺乏一個能夠領導經濟發展的企業家階層的情況下，開始其經濟生活的。
那麼，毫不奇怪的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專注於大項目即樣板似的政府發展項目。這些項目有可能成為經濟變革的發動機，例如加納的沃爾特河治理工程項目，涉及20世紀60年代初期阿科松博大壩的建造和煉鋁熔爐的建立。建大壩是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爐則是為了利用本國豐富的礬土資源。而且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採取了進口替代戰略來發展本國的生產力，以替代來自歐美的昂貴進口產品。但是建設這些工業化項目需要大量貸款，這些貸款來自於銀行、出口信貸代理機構和諸如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發展組織。
西方世界的領導者們再一次遇到了難題：如何保住西方獲得第三世界資源和市場的渠道呢？殖民地的獨立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個機會，一方面擺脫了對殖民地的管理責任以及維護秩序和發展的直接負擔，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帝國的所有權益。但是獨立也帶來了挑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有可能成為本國經濟的真正主人，最大限度地自主發展經濟；而且還有其他的可能選擇——古巴和越南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畢竟，帝國的權力並不是簡單地從拉美進口石油和咖啡，或從非洲進口銅和可可粉，而是要以比西方更便宜的價格進口這些商品，這實際上是要殖民地的獨立國家向其前宗主國提供固定補貼。無論是基於直接統治還是間接影響，帝國權力本身不是為了控制，而是為了大都會或至少是它的統治階層的利益，而控制第三世界資源和剝削第三世界人民。
在某種程度上，其他選擇也會成為西方世界全球控制戰略的組成部分，正如《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中所描述的，1971年克勞丁·馬丁向約翰·珀金斯所提供的選擇那樣，③美國及其盟友和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競爭世界霸權，向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項目提供了數不盡的貸款。那麼，為什麼不可以通過減免債務並使用貸款引誘這些國家進入西方世界的全球政治經濟控制之網呢？這些國家根據借款主導的經濟發展理論，被像約翰·珀金斯這樣的“經濟殺手”所誘惑，願意借款興建宏大的項目，並認為這些項目將帶來繁榮和現代化。向這些國家提供大筆資金還有助於贏得新第三世界權貴們的效忠，因為這些權貴們處於需要為他們的政治追隨者、盟友以及他們的家庭帶來榮耀的壓力之下。這使腐敗的可能似乎是無限的。這種可能還提供了進一步的機會使第三世界的領導者們陷入與西方世界建立的關係中，難以自拔，從而實現對這些國家的控制。結果使這些第三世界領導者放棄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終走上一條可能不僅是更嚴峻，而且是更危險的發展道路。
債務繁榮到破滅：對第三世界的侵蝕
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和隨後的阿拉伯石油禁運導致了1974～1976年的滯脹危機，並標誌著二戰後繁榮的結束。其造成的後果之一就是第一世界的主要銀行中，充滿了歐佩克國家儲蓄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如果這數以十億計的美元（1973～1981年間約有4500億美元）都堆積在銀行賬戶中，其結果將會是吸乾全球資金的流動性，加劇石油價格暴漲所帶來的衰退效應。該怎麼辦呢？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著20世紀30年代癱瘓以來的最
第9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4)
嚴重危機，而解決辦法就是將這些石油美元作為藉款重新流回發展中國家。例如，巴西就借了1000億美元，用來建設鋼鐵廠、大壩、高速公路、鐵路線和核電站等一攬子項目。 ④
S·C·格溫在“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一文中寫到，大量借錢給第三世界的繁榮景象於1982年8月急轉直下。當時的情形是：首先是墨西哥，隨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紛紛宣布它們沒有能力償還到期債務。隨後則是一系列變相拖欠。為此，借貸雙方採取了債務重組、滾動貸款、追加借款、債務償還計劃等一系列措施。所有這些措施都宣稱其目的是幫助債務國站穩腳跟。然而，這些措施實施的結果卻與所宣稱的目標相反。第三世界的債務從1973年的1300億美元漲到了1982年的6120億美元，到2006年竟達到了3?2萬億美元。詹姆斯·S·亨利在“債務減免的幻覺”中對此進行了闡述。
20世紀70年代滯脹危機的另一個結果是政府不再相信正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這種理論強調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而轉向採取自由放任政策，鼓勵企業競爭。北美之外，通常稱之為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一轉變的標準擁護者有美國的羅納德·裡根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在國際上，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積極推動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實施。
目前，已有數十個國家按照IMF的結構調整計劃(SAP)運行，但是這些國家幾乎不能完成IMF所要求的改革，或許正因如此，它們尚未重獲金融健康和經濟獨立。
經濟殺手：隱藏於表面之下
那些為全球帝國霸權利益服務的人扮演著多種角色。正如約翰·珀金斯指出的，“我的職員中每人都有一個頭銜——金融分析師、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等，但所有這些頭銜都不能表明他們的真正身份——一個經濟殺手。”倫敦銀行設立了一個離岸分支機構，其員工擁有名牌大學的學位，穿著打扮與你在城市中或華爾街見到的職員沒什麼兩樣。但他們每天的工作卻是掩蓋被盜用的資金，清洗販毒的黑錢以及幫助跨國公司逃稅。他們是經濟殺手。國際貨幣組織的一個工作組來到某個非洲國家的首都，該工作組擁有增加必要貸款的權力，但非洲國家獲得這些貸款的條件是削減教育經費，開放本國經濟，允許北美和歐洲的出口商向本國傾銷商品。這種工作組也是經濟殺手。一個諮詢師在巴格達由美軍保護的“自由區” 裡開了一家店鋪，他重寫了開採伊拉克石油儲備的法律，他也是一個經濟殺手。
經濟殺手採用的手段有些是合法的，事實上有些行為就是由政府或其他官方機構執行的；有些則處於灰色區域中；還有些卻違反了各種各樣的法律。由於受惠者的權勢是如此之大，以致幾乎沒有人對這些行為提出質疑。一個植根於第一世界的資本主義精英分子集團，夥同第三世界的客戶們努力按他們的意願安排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唯一值得他們關注的是美元，人並不重要，地球上數十億的普通民眾就更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控制之網
現在，第三世界國家一年償還的債務要多於3750億美元，這是第三世界得到國外年援助金額的20倍。這樣的體係被稱為“逆向馬歇爾計劃”。儘管佔世界一半的人口日生活費低於2美元，⑤南半球的國家仍要補貼富裕的北半球國家。
這樣一個失敗的體係是如何維持運行的呢？
簡單地說，第三世界國家在金融、政治和軍事上均陷入於第一世界的控制之網中，而且極難逃脫。自約翰·珀金斯第一次為美因顧問公司（Main）設計預測以來，控制之網已經變得愈加寬泛、複雜和無所不在了。上頁圖描述了控制之網中貨幣與權力的流動。資本通過貸款和其他金融方式流向不發達國家，但這種流動，正如約翰·珀金斯所指出的，是有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債務束縛，使得第一世界的政府、機構和公司可以控制第三世界經濟。本章其餘部分將概述自由貿易計劃、IMF和世界銀行所奉行的債務主導型經濟發展，闡明腐敗和剝削如何成為權力控制體系的中心，並探索第一世界可能採用的實施措施。
第10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5)
市場：富人的補貼與窮人的自由貿易
如果全球帝國有一個口號的話，那一定是自由貿易。作為援助的代價，IMF和世界銀行在它們的結構調整計劃中，堅持要負債的發展中國家放棄國家主導的發展政策，包括：關稅、出口補貼、外匯管制和出口替代項目。而它們贊同的發展模式集中於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使用貸款發展新的出口工業。例如，引導輕工業進行出口加工（像耐克這樣的公司是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另外，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也被要求遵循自由貿易信條。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像劍橋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指出的，第一世界國家從傳統農業國向城市工業國的轉變過程中，採取了關稅、補貼和管制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英國僅僅在19世紀50年代才成為自由貿易的典範。在那之前，英國實行的是高度指令性的工業政策。此外，英國還從印度和西印度群島進行巧取豪奪。
美國經濟的發展是在全世界最高關稅壁壘下進行的。格蘭特總統在19世紀70年代談道：“200年內，當美國不需要貿易保護時，我們所能做的，也將要做的，就是自由貿易。”美國關稅稅率直到二戰後才顯著降低。戰後，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當屬“東亞四虎”：日本、中國、韓國和中國台灣。這些國家和地區確實專注於出口導向的發展，但從歷史來看，對於它們想扶植的產業，相關競爭產品的進口是被禁止的。例如，今天的一個世界銀行小組如果在1958年看到豐田汽車銷售的失敗，會建議它不要再生產了，因為它生產的汽車在國際市場明顯不具備競爭力，西歐的汽車生產商能夠以更低的價格生產更好的汽車。而政策處方將毫無疑問的是日本應該按照自己的比較優勢，生產玩具和服裝。豐田公司沒有這樣做，現在它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車生產商之一。總之，第一世界撤走了梯子，以阻止以後第三世界國家採用唯一被證實有效的經濟發展戰略。 ⑥
“自由貿易”一詞讓人們想起亞當·斯密所描述的市場景象。在那裡，平等的市場主體相遇，就出售的商品討價還價，最終達成交易，滿足雙方的需要，增加社會總福利。但這些僅是幻象，而非事實，這種幻像只會給人錯誤的印象。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並不是市場上相遇的平等主體，它們交易的結果也不會是互利的交易。例如，IMF在2002年要求加納廢除食品進口關稅，結果使來自歐盟國家的進口食品瘋狂湧入加納，該國農民的生計被毀於一旦。 IMF的經濟殺手們似乎忘記了讓歐盟取消其巨額的農業補貼，這些補貼使從歐盟進口的凍雞肉價格僅是當地生產商的三分之一。 ⑦
贊比亞的服裝進口關稅保護著大約140家企業的本土產業，卻因IMF的脅迫而被廢除。隨後，廉價的二手服裝潮水般湧入，導致140家企業中的132家破產。 ⑧即便贊比亞的服裝生產商強大到可以參與國際貿易，它們也將面對出口到歐盟和其他發達國家的保護性關稅。像贊比亞這樣的國家要致力於自由貿易，而第一世界的國家卻通過出口信貸來補貼出口者，而這通常會對第三世界的經濟和環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布魯斯·里奇在“出口災難”一文中對此做出了解釋。
上述行為還會產生其他的負面效果——保守主義者所樂於引用的一個著名的“意外結果”。 20世紀90年代早期，IMF在秘魯的結構調整計劃要求大幅削減玉米關稅，結果美國的玉米蜂擁而至。美國對其農民的補貼一年大約400億美元。許多秘魯農民競爭不過進口玉米，只好改種可生產可卡因的古柯。 ⑨
同時，第三世界國家許多傳統的出口商品，從咖啡、可可粉到玉米、糖和棉花，其價格都在持續下跌，而且這些商品的相對價值跌得更多。例如，1975年一輛拖拉機等值於8噸非洲咖啡，但到1990年，這個數量變成了40噸。 ⑩但由於這些國家缺乏資本，市場狹小，缺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使得它們很難轉向去生產更複雜且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事實上，許多IMF的項目要求大幅削減健康和教育開支，這使得這些國家更難提高其勞動力的質量和能力。這些國家通常勞動力文化水平很低，幾乎不懂技術。在一些國家，如加納，由於IMF強制的預算削減，兒童入學率在不斷下降。
第11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6)
壟斷：不公平的競技場
儘管第一世界的精英們一再鼓吹自由市場的魅力，但為了主宰和操控市場，他們使用了非市場力量來確保控制力。他們堅持《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這個協議是他們在1994年烏拉圭貿易回合談判時，不顧大多數人的反對堅持通過的。 TRIPS允許專利和其他知識產權壟斷，這樣就將第三世界的生產商拒之於獲利市場之外（而使他們陷於商品生產的境地）。
為達到對知識產權的壟斷，美國堅持將基因物品，包括種子、人類細胞和微生物等，界定為可申請專利的物質成分，這樣它就可以通過申請專利來獲得這些物品的排他使用權。第一世界的公司利用TRIPS條款，通過開採南方國家的本地動植物基因資源，併申請專利，從而獲得生產與銷售的壟斷權。這種策略通常被稱為生物盜版。一個尤其無賴的事例是：美國德克薩斯州的Rice Tec公司申請並獲得了一項一種印度的大米專利，聲稱其開發了新的大米基因種類，實際上這種大米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農民經過幾個世紀精心培育出來的。
債務：向公司商店出售靈魂
債務使第三世界國家處於第一世界的控制之下，依賴援助、債務重組和債務滾動而生存，已經談不上真正的發展了。它們被迫重構經濟、重寫法律，以滿足IMF結構調整計劃和世界銀行製約條款所開出的條件。它們不可能像美國一樣控制世界儲備貨幣，也不能做到長時間的入不敷出還能避免金融危機。 《後新經濟》的作者道格·亨伍德寫道：
如果美國祇是一個普通的國家，它將會立即成為需要進行結構調整的主要國家。我們的支出遠遠超過收入；我們有巨大的外債，且還在持續增加；我們有巨大的貿易赤字以及根本不准備有所行動的政府。如果美國祇是一個普通的國家，IMF將來到美國的門前，告訴我們要避免衰退，就要使貿易賬戶平衡，要少消費、多投資。但由於我們是美國，這類事情從未發生過。如果那些措施對我們而言不是一劑良藥，那為什麼這些措施對其他國家就是如此好的良方呢？
腐敗、債務及其內幕
腐敗通常伴隨著權力，作為一種利益和控制機制，它能夠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真正的權力源泉那兒吸引過來。腐敗的第三世界領導人如扎伊爾的蒙博托，他貪污了至少一半的對扎伊爾援助資金。他當然喜歡為那些不必要的、沒有完備計劃或嚴重超支的項目向國外舉債，以便自己獲得額外的收益，但這些債務是靠他國家的人民來償還的。同時IMF和世界銀行也樂於繼續貸款給扎伊爾，儘管它們自己的調查員警告說這些錢將會被貪污。也許在冷戰期間蒙博托支持美國實行的非洲政策對他能夠持續獲得貸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這些貸款仍能夠穩定地回流到發達國家的銀行也是重要原因。史蒂夫·貝爾克曼在“世界銀行和1000億美元問題”中，向我們展示了內部調查者關於發展基金是如何轉移到貪污者的口袋裡的說明。
這種“債務和資本的循環”已經引起了許多藉貸委員會的廣泛興趣：Sag Harbor集團估計“至少有一半被最大債務者藉去的資金將原路返回，通常在同一年甚至是在同一個月這些貸款就會回來。”約翰·克里斯滕森在“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中描述了那些秘密賬戶如何通過澤西島和開曼群島等一些沒有管制的離岸銀行業的避風港，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者們藏匿他們貪污、盜用、拿回扣、受賄和毒品買賣等得來的錢。
同樣的，離岸機構能夠幫助第一世界的公司和權要們藏匿他們從逃稅中獲得的利潤，卻讓普通市民來承擔這些賬單。國際信貸商業銀行（BCCI）在盧森堡大公國的銀行保密法下，把離岸銀行業的投機推向了一個新的極端：在全球最大的一宗銀行詐騙案中，大約有3億美元被盜。露西·科米薩在“BCCI的兩面派手法：既依賴美國，又依賴聖戰”中解釋了為什麼政府和監管機構看到了另一條路：BCCI調整銀行業需要一系列強有力的“球員”——從中央情報局和在國會中有影響力的民主黨與共和黨人士到麥德林販毒集團，甚至，如果可以的話，還包括奧薩馬·本·拉登的基地組織。
第12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7)
IMF推出的民營化項目為那些受賄者提供了發財機會。按照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說法：“那些領導人出賣了自己國家的自來水公司和電力公司……急切地想拿到佣金存進瑞士銀行的賬戶……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眼睛都變大了。”當他們意識到有這麼好的機會擺在他們面前時，“所有反對變賣國有工業的聲音都沉默了。”
實施者：胡蘿蔔加大棒
什麼樣的領導者會追求一種民族主義的發展議程呢？他們的目標是控制國家資源，並從這些資源中獲利。如果他們對於貪污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的誘惑沒有反應，經濟殺手們還有各種方法讓他們順從，而不管他們願不願意。
分而治之是一種對征服者和當地統治者都有益的古老策略。對於不聽話的領導者們，顛覆其政權是控制他們的有效辦法。美國和其他強權國家把其作為一個基點來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軍事、商業、學術、外貿關係。在幾次沉默的會議並給不同的利益集團提供資金後，一個不太願意合作的國家會明顯地感覺到政治壓力在增大。以前的政府支持者會反戈相向，而政治對立者討伐的聲音則更加尖銳，媒體也提升了警告調門。壓力的增大使經濟學家調高了對爆發商業危機的預期：資金從本國轉移到邁阿密、倫敦和蘇黎世，投資將下降，失業將增加。如果政府意識到這其中的信息，改變了態度，一切又都不一樣了：資金開始回流，不同集團之間的合作立刻變成可能。如果政府想安全渡過這場危機，最好這樣做，不然的話，更加激進的政策將會帶來更大的壓力：從暗殺領導人到軍事政變都會發生。
委內瑞拉的政變就是最近的一個例子。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NED）在2002年提供了近100萬美元給幾個企業、媒體和勞工組織，資助它們發動反對總統查韋斯的軍事政變。例如，NED支付了5?5萬美元給萊昂納多控制的教育基金。如果政變領導者成功地幫助佩德羅·卡莫納(一個親美商人)掌握政權，萊昂納多將被任命為教育部長。
私人或半官方的軍事力量同樣有用。安德魯·羅韋爾和詹姆斯·馬里奧特認為西方國家和一些亞洲國家對尼日利亞的石油越來越有興趣。在“非洲新掠奪前線上的僱傭兵”一章中，他們揭示了一個獵豹計劃：那些石油的代理商們在使尼日爾河三角洲的石油利益遠離當地居民。
利用一個國家的民族問題或宗教分裂也是一種成功的策略。美國就在1979年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反對阿富汗社會主義政府中嚐到了甜頭。按照穆斯林的觀點，政府推行婦女接受教育已經明顯越線。本·拉登是阿拉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他受聘於巴基斯坦的情報部門，在那裡幫助領導中情局的活動。凱瑟琳·克恩在“廉價手機的人工成本”中描述了西方國家是怎樣利用盧旺達和剛果的種族分裂，搶占鈳礦和其他資源的。為此，這兩個國家付出了4萬條生命的代價。在尼加拉瓜，美國利用宗教和種族關係積極鼓動大西洋海岸的米斯基人民反對桑地諾政府。
恐怖活動雖然經常被公眾譴責，但也是很有效的手段。 1981年11月，一架尼加拉瓜噴氣式飛機在墨西哥城機場的停機坪爆炸。由於乘客還沒有登機，所以他們幸運地逃過一劫。但在1976年10月，古巴的455航班在加勒比海上空發生爆炸，機上73名乘客和全部機組人員無一生還。古巴政府將路易斯·波薩達驅逐出境，原因是證實他在委內瑞拉策劃了這起爆炸事件。隨後他也承認他接受了美國政府專門為此類襲擊事件設立的基金中的20萬美元。
用各種手段除去不合作或有野心的第三世界領導人，也是為了警告那些有反抗情緒的總統和首相們。約翰·珀金斯為我們提供了那些反抗者的例子，如巴拿馬的陶立總統以及厄瓜多爾的傑米總統，他們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職。很多著名的領導人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1960年剛果的盧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納、1973年幾內亞的卡布拉爾、1980年聖薩爾瓦多的羅梅羅、1983年菲律賓的貝貝尼奧·阿基諾以及1965年阿爾及利亞的邁赫迪·本·巴爾卡都死於暗殺。克雷格·威廉森，就職於南非安全部門，是這種定點清除活動的典型執行者。他被認為是實施一系列針對激進反種族隔離主義者的襲擊的元兇。他應該為南非國民大會黨激進主義者魯思·福斯特的死負責，1982年她死於一個炸彈包裹。
第13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8)
發動政變是除掉反西方領導人的典型策略。剪除他們在黨內的力量，抓捕激進主義者，對整個社會施加壓力來顛覆改革的成果。這類策略中最著名的也許要算皮諾切特將軍在1973年9月推翻智利政府，直接導致前總統薩爾瓦多和他幾千名追隨者的死亡。許多國家的政變都和美國等西方國家有關，如1953年中央情報局推翻了伊朗的穆罕默德政權，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權被推翻，1971年伊迪將軍在烏干達推翻了米爾頓政權以及1965年蘇加諾在印尼被趕下台，所有這些政變都曾受到中央情報局的支持。
如果暗殺失敗或者沒有可以收買的軍官，那麼軍事干預就是另一種選擇。這種干預有時採取在內戰中尋找代理人的方式，通過恐怖活動和游擊戰相結合來推翻政府或者令人們漸感厭煩。這場折磨人的戰爭最終只能以選舉對手被打敗或談判結束。反對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戰爭就是個典型的例證。另外，美國為了反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政府，在南非軍事力量的配合下採取許多行動，不但摧毀了兩個國家的經濟，而且造成成千上萬人喪生。
直接軍事干預是當形勢極度惡劣時採用的方式，這也是可能導致政權改變的方法。越戰的例子似乎拿這種最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檢驗了大國的力量。現在由於蘇聯的解體和高科技武器的裝備又把這種方法推向了前台。在後冷戰時期，美國軍事理論家充分利用了軍事革命所帶來的好處，包括無孔不入的監視技術、網絡中心指揮和軍事力量控制技術、精確的供給等，這些措施增強了美國外交政策的自信。正如貝洛克對大英帝國全盛時期對殖民地採取霸權政策的描述：“我們有格林機關槍，而他們卻沒有。”
1992年，喬治·布什政府國防部的副部長，新保守主義者保羅·侄Ｍ模率雋瞬際倉饕宓摹胺牢窆婊改?994～1999”，這個政策計劃強調了三點：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國的利益將是至高無上的；美國認為需要保護自己的利益時，有先發製人的權力；還有在中東地區，主要目標是保持“對該地區反抗力量的控制” ，從而保證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能夠得到該地區的石油。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正是這種言論的體現。切尼，現在是布什主義的擁護者，他在談到1991年海灣戰爭和倒薩的後果時，說道：“我認為美國軍隊介入伊拉克戰爭就像進入泥潭一樣，我們絕不希望以這種方式陷進去。”時代已經變了，在一個未來面臨著石油短缺的世界中，伊拉克石油儲備有著巨大的誘惑。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控制中東作為權力支點、獲取有利的合約和讓步的前景，所有這些都使得美國進行長期干預，而且很難從中抽身，就像格列格·穆特在報告“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中講的那樣。安德魯·J·巴切維奇，一個保守的軍事理論家，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使地緣政治重要性左右搖擺的不是一個而是多個地區；除了自己，傲視其他政治經濟原則的合法性；宣布已經存在的秩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宣稱在全球展開軍事佈局不是為了自衛而是為了打擊別人，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些都是一個帝國治理國家的行為。”
然而，在1776年，帝國被接受的條件是，它統治下的臣民認為他們可以獲得利益，並且把他們的渴望局限在統治者可接受的範圍之內。現在，第三世界的權要們有足夠的機會過上第一世界那種富裕生活，但是同時，還有20億人擁擠在城市的貧民窟中，高額負債又阻止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這種環境下，布什政府還叫囂著戰爭不會結束，除非帝國的控制之網得以順利運行。但是，就像安東尼婭在“全球正義運動：抵制之網”中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似乎正下定決心，要努力締造一個民主的世界，來取代全球化，而不是永遠生活在帝國的陰影之下。
【註釋】
①尼爾·弗格森，“歡迎新帝國主義”，《衛報》（Gudian），2001年10月31日。
②斯蒂芬·金澤，《伊朗國王的臣民——美國的妙計及中東恐怖行動的根源》，紐約：Wiley，2003年，第209頁。
第14節：第1章全球帝國：控制之網(9)
③約翰·珀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舊金山：Berrett-Koehler，2004），第14～15頁。
④納奧米·克萊恩，“貪婪之路”，《地球和郵件》（Globe and Mail）（多倫多），2003年9月20日。
⑤《2006世界數據表》，華盛頓人口統計局，2006。
⑥張夏準，《踢走梯子——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文明史是如何一再重寫，為新自由主義尋找藉口的》（劍橋：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年）。
⑦見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NewsArchive/printnews?php?ID=79568。
⑧薩拉（贊比亞銀行）和傑克·瓊斯·祖魯，“贊比亞：債務的詛咒”，見www?africafocus?org/docs04/zam0406?php。
⑨阿薩德·伊斯米，“打著藉口搶劫：世界銀行”，《Z雜誌》（Z Magazine），1998年2月，第10頁。
⑩克里斯廷·愛德，《貿易遊戲——貿易如何運行》（牛津：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Oxfam］，2003）。
阿薩德·伊斯米，《使陷入貧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非洲》（渥太華：哈利法克斯計劃聯盟［Halifax Initiative Coalition］，2004)，第13頁。
範達娜·席瓦，“知識產權中的南北衝突”，《合成/再生》（Synthesis/Regeneration）25（2001年夏）。
道格·亨伍德和埃倫·奧古斯丁的訪談，2006年1月21日。
約翰·奧謝，“向腐敗體制提供援助不會幫助窮人”，《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2004年12月9日。
詹姆斯·S·亨利，“錢去了哪裡”，《財富》（Fortune），2004年3/4月份，第45頁。
引自德里克·麥克維什，“水、土地和勞力——被迫私有化對脆弱社區的影響”（渥太華：哈利法克斯計劃聯盟，2004），第29頁。
邁克·愷撒，“美國稅收資金資助查韋斯政權，回顧發現”，《波士頓全球》（Boston Globe），2002年8月18日。
塔里克·阿里，《正統派基督教的崩潰——宗教改革，聖戰和現代化》（倫敦：Verso，2002，第209～210頁）。又見史蒂夫·科爾，《幽靈之戰——中情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的秘密歷史，從蘇聯侵略到2001年9月10日》（紐約：Penguin，2004）。
見羅克珊·鄧巴-奧爾蒂斯《邊境上的鮮血——內戰的記憶》（波士頓：Southnd Press，2005年）。
同上，第119～123頁。
安·路易斯·巴德挈和拉里·羅特，“古巴內戰呼籲流放者歸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1998年7月12日；也見國家安全檔案網站的分類文件，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53/index?htm。
約翰·珀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第153～161頁。
南非真理和調節委員會的決定，見www?doj?gov?za/trc/decisions/1999/ac990292?htm。
巴頓·吉爾曼，“保持美國第一——五角大樓將排除競爭性的超級大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1992年3月11日。
安德魯·巴切維奇，《美利堅帝國——美國外交的實質和後果》（劍橋：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年），第243頁。
見邁克·戴維斯，《貧民窟的世界》（倫敦，Verso，2006年），審查第三世界沒有發展的增長和五角大樓對低收入世界可能戰爭的準備。
雄心勃勃的地方銀行及其年輕的銀行家們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貸款，用來幫助它們建設那些資金去向可疑的項目，卻留下大批賬單讓這些國家的老百姓來償還。
第15節：第2章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1)
第2章
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
S·C· 格溫
兜售金錢是個奇怪的買賣，它處於文明世界的邊緣。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些用於交易的錢不是來自歐洲貨幣市場以及拿騷、香港或蘇黎世的神秘的地下市場，卻來自生活在俄亥俄州的美國人的儲蓄賬戶。像其他地方的美國人一樣，俄亥俄州人開始意識到他們的錢不再用於建造隔壁的房子。
我過去依靠放貸他們的錢來維持生活，曾經為了美國中西部一家擁有50億美元資產的中型銀行的貸款業務而四處奔波。就這樣，我從事著銀行業令人吃驚的所謂“常規業務”。這些業務活動已經開始給世界金融體繫帶來災難。
…………
那是1978年，多虧了貪污、專制的菲律賓馬科斯總統政權，我才能平安快樂地入住在馬尼拉最好的半島酒店。我即將著手運作一項特殊業務，將1000萬美元貸款貸給一家菲律賓建築公司，它是馬科斯家族的合作夥伴，這是一項不久就出了漏子的貸款。當我走進半島酒店的大廳去吃飯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關於這項貸款可能發生的任何情況。我一直在努力消化著肚子裡的章魚，那是頭天晚上一家台灣銀行招待我的東西，我試圖去回憶他們究竟需要什麼和為什麼他們遇到這麼多的麻煩。
不管怎麼說，國際銀行業都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行業。那年我25歲，有一年半的銀行工作經驗，我是憑藉著一個英語文學碩士學位以“貸款分析師”的身份進入銀行的。因為我碰巧能流利的講法語，所以11個月後我被提升為貸款部門的主任，主要負責北非地區講法語的阿拉伯國家的業務。在那兒，我在國際上開始有了名氣。這已是我第三次外出旅行，6個月之內我去了28個國家，我的“領地”也在迅速擴張。
我並非總是那麼年輕和缺乏經驗。 20世紀中期的國際銀行業到處都是充滿幹勁的聰明但又缺乏經驗的信貸員。他們在世界各地四處奔走，兜售他們那滿口袋的貸款配額，而且生活極為奢侈。他們的主管都是29歲左右的副主席，同樣是聰明又缺乏經驗，穿著布魯克斯兄弟公司生產的行頭，有著不是沃頓商學院就是斯坦福的MBA學位。但由於缺少培訓，他們會對一個簡單的零售分期貸款不知所措。作為高級貸款委員會委員的老闆都是注重細節和實效的銀行家，他們都有二三十年的從業經驗，所以他們對本地銀行業往往有著深刻地認識。但當面對國際借貸時，這些高級銀行家們就不知所措了。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最初都不願意把錢貸出去但最後又不得不這樣做，原因就是美國商業活動國際化的需要。當他們的本地客戶逐漸參與到國際交易時，他們就別無選擇只能跟從客戶的需要，否則就只能把生意讓給大型跨國銀行。所以他們不安地監督著自己的屬下——那些世界金融體系的“騙子”和不知疲倦的宣傳員們，他們向波蘭、墨西哥、巴西等國家推銷各種貸款，而這些國家都會威脅到他們努力維護的這個體系。
這個體係正在承受著巨大壓力。 1975年，美國對外貸款1100億美元，到1982年末，這個數字達到4510億美元。前九名的美國銀行大約貸出去310億美元，這超過了它們所有資本的112%。單單向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提供的貸款就已經使這些國家為了避免出現大的金融危機而不得不重新制定債務計劃。
當我走出酒店大廳時，馬尼拉變得熱鬧起來。在一個舞台上，一支菲律賓樂隊正在演奏，下面聚集了商人、遊客、銀行家、當地小販以及坐在桌邊互相等待著認識的女孩和一些老傢伙們。
儘管我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但我覺得總會發生點什麼。一天早上，我乘坐一架航班從台北抵達，在噴氣飛機旁邊，令我吃驚的是，我遇見了一位“接待者”——這是第三世界的奇怪產物，專門負責接待來往的重要客人。這個人自稱叫喬伊，是我的一位客戶的特使。菲律賓建築發展公司（CDCP）是菲律賓當地的一家建築公司，多年以來我們一直想辦法使其成為我們的客戶卻沒有成功。喬伊顯然對旅客出入境通道很熟悉，我們只用了兩分鐘就出來了，而其他300名乘客，在這種高溫的天氣中不停地流著汗，不停地抱怨，最後花了一個半小時才出來。他帶我穿過喧囂的人群，來到了一輛早已等候的“美洲虎”前，這輛車配備了空調和非常棒的立體聲系統，還有一個大約20歲左右的漂亮女孩。這個女孩在我的意料之外。曼谷銀行接待我的是一輛銀色林肯，但沒有女孩； 沙特則是一輛加長奔馳，並且偷偷給了我一公升尊尼獲加“黑牌”威士忌，也沒有女孩。亞洲的商業世界真是令人捉摸不透，明明明面上的事才是交易重點，但類似的事一再發生而且總有恰當的理由。我想，有些事將要發生了……
第16節：第2章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2)
幾小時後，在喬伊的帶領下，我又一次來到了富麗堂皇的半島酒店。他穿著一身精緻的白色制服，拿著我的公文包，裡面有一張5000美元的旅行支票、一張價值9000美元的打折飛機票、我的護照和一些信用卡。總之，一瞬間站在我面前的人和我的所有東西就消失了。我們就像在玩“絕對忠誠”的遊戲。 1分鐘後，那輛紅色的“美洲虎”駛到了出口處，我的公文包伴著那女孩甜美的笑容完好無損地出現在我面前。我們在路上平穩行駛著，開始周圍寂靜無聲，但後來各種車的喇叭聲響個不停，這是馬尼拉週六晚上糟糕的交通狀況的產物。在路上，那個女孩告訴我，我在這個城市逗留的這些天裡，她和這輛車將為我服務。
我被帶到馬尼拉的一家高檔餐廳，公司主席魯迪為我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晚宴。我們銀行為了使這家公司成為我們的客戶花了5年時間。我們經常請他們吃飯，請他們打高爾夫和潛水，在聖誕節期間送給他們酒和雪茄。但直到現在，我們所得到的僅僅是禮貌的談話。在上了八道菜、喝了足夠使棉蘭老島的穆斯林群眾都醉倒的酒以及掉了一隻鞋後，魯迪用蹩腳的英語宣布，他願意向我們藉點錢。他說他想通過我們銀行在美國的辦事處買一些掘土設備，用於馬尼拉灣的一個改造項目。
“您想藉多少？”我用同樣蹩腳的英語問他。
“1000萬！”他放聲大笑，“我的副總會在明天早上和您商談具體細節。”
5分鐘後，菲律賓的財政部長“順便”來接見了我。我們沒有說起關於貸款的事。他很有禮貌，也很圓滑，他只說了魯迪是他的好朋友。他們建議我應該去一下碧瑤城（Baguio）。揖醯謎庹媸欠淺：玫睦裼觶頤幌氳剿俗姆苫鞘粲謁槍鏡模液茸硨蠼サ奈揮詒輩可角暮闌頻輳彩撬槍鏡摹?BR>
…………
我這個“國際銀行家”已經成功擠入了一個海外的狹小市場。他身穿一件昂貴的西裝，這件西裝的價格比本地人的年平均收入還要高，所以他對普通人的生意沒有多大興趣。他不會穿過一條漆黑的小巷或者星期四晚上在一個簡陋的本地酒吧消磨一夜。他去哪裡都不用步行，因此總能與各種可能發生的自然危險保持一個安全距離。但危險還是以不同的更加微妙的形式存在著：比如你通過阿爾及爾市的海關卻忘了掩飾自己的以色列護照；或者在進入了沙特阿拉伯境內卻忘了把蘇格蘭的瓶子留下來。對這些挑釁者的懲罰措施是拘留，通常會關在移民監獄一段時間。還有一種可能是你的司機在穆斯林國家的街道上出車禍或撞到什麼人。按照當前韓國人的說法就是，如果你沒有僱用他，你就不能撞到他，所以你對事故負有全部責任。遇到這種情況，場面會相當搞笑，且十分罕見：一個手裡拿著公文包的美國銀行家，因為一個小事故狼狽地逃進一個不知名的集市中。在馬尼拉，相對安全一些，但是如果你過於沉醉於主人的盛情款待，那你或許會患上當地的疾病。
作為貸款部主任，主要是負責對外貸款，而不是關注那些冗長、繁雜的問題，比如你所做的是不是在威脅整個世界經濟的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名年輕的銀行家就像一名前線戰士：他是聽話的，富於進取， 不受道德約束的。他的效率正是由於他以一種非常狹隘的眼光看待身邊的世界。美國銀行通過像我這樣的代理處的貸款官員們，把大量有問題的貸款貸給那些支付餘額到現在還在拖欠的國家。按照花旗集團的沃爾特·瑞斯頓的說法，償付能力已經不是主要值得考慮的問題了，所有的事情現在都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借錢的能力更重要。那些在各個國家都有業務，最近卻很難滿足這些國家借債需求的大銀行看來，這是很容易得出的原理。它是這樣發揮作用的：只要一個國家能夠持續借到貸款，它會使它的債務無限地翻倍，這很像美國政府翻番它的國際債務的方式。然後只要這些國家增加了債務，銀行就會按時收到欠款，而這些國家也不會因為無法還債而破產。但是銀行也會被逼上絕路，除非它們能藉出更多的貸款，否則它們就必須被迫沖銷大批壞賬，甚至會由此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這是由於許多筆貸款業務中使用了交叉違約條款。
第17節：第2章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3)
還有一點非常奇怪：儘管銀行會允許一個國家延期付款，比如允許它20年還清而不是10年，但利率也會提高。更有趣的是這支持著銀行盈虧賬目的底線。這意味著儘管許多貸款狀況非常糟糕，花旗銀行的業績也會非常不錯。起初銀行也許輕率地放出貸款，但當它們想要保護自己的資產時，它們會變得聰明而且細心。
這種世界範圍的貸款問題的根源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安全。當你貸款買一輛車，銀行要證實這車不會出問題。如果你不履行貸款合約，銀行就會賣掉你的車，把這些錢用於歸還你未償還的欠款。但是國際銀行不能拍賣台灣的一棵老樹，或者迪拜的一家醫院，又或者加里曼丹叢林的一輛小型拖拉機。它們不能在菲律賓的一棵香蕉樹上貼上自己的標籤，它們也不能搶奪智利的銅礦並把它賣到芝加哥。在國際借貸活動中，美國銀行經常違反借貸業中有關安全的最古老規則。當我還在國內作為一名信貸分析員的時候，我就被告知對所有貸款要確保抵押資產是安全的，除非貸款者確實是正直可靠的。現在作為國際借貸部的官員，我又被告知忘掉所有這一切，取而代之的是要完成一定量的貸款配額，好讓總行的上司對貸款業務感到滿意——儘管從技術上講，這些貸款是不安全的。
…………
在馬尼拉，我不停地與人會面，感覺像在夢遊一般，對於這單1000萬美元貸款的前景已經無動於衷。在這一時刻我感覺到我相當偉大，我筆尖輕輕一動，大筆資金就隨之移動，給這宗國際交易中的大型機器加足了動力。當然，我個人並不贊成這項貸款。銀行也許忽略了某些方面，但這不是愚蠢。這宗貸款將上報給總行，展現在高級貸款委員會那些灰色頭髮、粉紅臉龐的上司們面前。他們會用眼睛的余光盯著我，並且會問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貸款量增加了，當期的利潤卻下降了？”
我剩下的行程包括香港、吉隆坡、東京和漢城。儘管我患上了嚴重的痢疾，可還是對前景做了一些展望。我主要想的還是貸款，寫一頁頁的報告，並想像這些報告被送到貸款委員會的情形。儘管由於我的狂熱，越來越覺得自己重要，但還是有反對的聲音冒出來，並最終在飛往吉隆坡的航班上，由坐在我旁邊的蔡斯·曼哈頓銀行的一個自稱銀行家的傢伙提了出來。
“您在馬尼拉做了什麼交易？”在點了15輪能使這位國際銀行家在旅途中心情舒暢的蘇格蘭酒之後，他問道。
我告訴他是給CDCP發放貸款。
“這與馬科斯有關係，”他說，“不過這也沒關係，但他們的槓桿已經夠到了他們的耳朵。”
當一個銀行家評價一個公司用了“槓桿”這個詞時，也就意味著這個公司的債務已經大大超出了這個公司的淨資產。在美國，銀行家們很早就被告知要對這種情況說不，因為這將會給貸方帶來很大風險，在公司破產後，他不得不和公司爭奪餘下的少量資產。我曾經看了一眼這筆與CDCP所做交易的槓桿比例，是7∶1。1∶1被認為是正常的，2∶1就存在潛在危險。但現在突然間發生在我身上，我覺得我放出這筆貸款簡直是瘋了。
他哈哈大笑，說：“最好在合同上有馬科斯的個人血書籤名。”
…………
在美國冬天的城市上空，由於時差的緣故，我依然雙眼矇矓。回到銀行總部，我開始回想我的旅行。我想起了那用了三個小時、吃了五道菜、喝了兩瓶酒的午餐，卻忘了究竟是和誰吃的。
說銀行家是被訓練出來的悲觀主義者，聽起來像是陳詞濫調，但對於退休的銀行家來說，這好像是真的。現在的國際銀行家是樂觀的，比如當高級副主席問你，這個城市通常做什麼項目，你絕不能回答：“是這樣的，菲爾，我認為他們將要建地鐵。”即使這是真的，你也不要說。因為菲爾會輕易做出在這個城市不可能放出貸款的判斷。而你的工作表現則主要依靠你放出去多少貸款。作為一個信貸分析員，我曾經註意到一個負責墨西哥貸款的副主席無視石油將會改變2000年以來墨西哥城3000萬居民的生活現狀，也無視當地的石油工程會損害很多人的利益。我還被告知不要把這些寫進城市報告中去。
第18節：第2章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4)
“我們只關注貸款的償還問題，目的純粹而簡單，”他說，“這不是人口統計學，他們有那麼多的石油，但他們不知道怎麼處置，我們來幫他們。”
啊，樂觀主義！它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波蘭到處閃現。所有這些國家都不得不推遲還款日期，這是一種拖欠還款的委婉說法。如果對它們都是樂觀的，我想，那麼我也應該樂觀，儘管是與貿易逆差問題嚴重、不穩定且腐敗嚴重的亞洲國家的一個槓桿比例是7∶1的公司進行的交易。
在我繼續想著我那似是而非的理由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是掘土設備公司的首席財政官打來的。這是一家為大型汽車公司提供配件的公司，也是我們的老客戶。
“我聽說你和我們在馬尼拉的朋友談過了。”他說。他沒有拐彎抹角，好像我們等級的不同對他來說無所謂。
“他們非常好客。”
“他們是一群吸引人的傢伙。”
“他們想通過我們的貸款來購買你們的設備。”
“我知道，”他說，“因此我們想請你幫忙做一個結論是優質可靠的評估。”他接著說。他的語氣好像在提醒我，他們公司以存款和退休基金的形式在我們這有不少錢。
我向他保證說這份評估會按照他的建議來進行，然後就掛斷了電話。 10分鐘後，我們銀行的主席也說起了同樣的話題，我被要求做出一份結論是優質可靠的評估報告。他的意思是說他想在貸款委員會那裡盡快看到這個報告。這該死的菲律賓貿易逆差問題！
這件事變得刻不容緩，我的狂熱勁也退去了。我要盡快結束這一切。在對這家公司進行仔細分析後，我現在明白這是件不能做的交易。但我還是要必須趕在高級貸款委員會會議之前做好它，我可不想接受30分鐘的盤問和羞辱。銀行主席已經告訴了我們要出一份可靠的報告，儘管實際上這個年輕的貸款主任像個“傻瓜”。因此我必須承擔發展一個我曾經學過的簡單原理，用銀行家的行話就是：“遮住自己的屁股”。
現在我們發展到了真正的國際銀行業時代，這種銀行業使花旗集團有可能藉20億美元給巴西這種不太可靠的國家。我們現在是在一個“擔保人”和“信用證”的國家，這兩個靈巧的方式將藉款人的弱點轉嫁為一些新的領域理應的強度和可靠性。
讓我來解釋一下。當你想要得到一份國際貸款合同但條件又不太符合時，你可以找一個可靠的第三方擔保人來提高貸款額。這個第三方可以是私人商業銀行、政府擁有的商業銀行或者外國政府。其中，政府作為擔保人是最好的。如果合同上出現的第三方擔保人看起來不錯，大多數美國的貸款委員會都會同意貸款。不要計較世界各地上千宗糟糕的貸款是由政府支持的，比如說波蘭，在千禧年來臨之前它甭想還清貸款。但是美國銀行仍然堅持幾十年來一成不變的舊觀念，那就是“銀行和政府不會欠款不還”。
對我來說，這聽起來不錯。於是我開始著手使菲律賓最大的那家銀行成為一個局部擔保人。這家銀行已經為很多債務做過擔保，多到這些債務可能自己都還不清。這是個很容易的過程。這家銀行的老闆和那家建築公司的老闆在政治上有緊密關係。這個策略不僅能很好地向我的銀行主席與顧客解釋，而且還有助於我的事業發展。
這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打了幾通越洋電話就得到了菲律賓那家銀行的擔保。對它來說，這就像對外發放免費樣品一樣簡單。在一個剛從俄亥俄州大學取得英語學位3個月的信貸分析員的幫助下，我們做出了一份足以使全部貸款委員會的委員感到目眩的報告。
副主席在我腦門上敲了無數下，之後把我的職位往上提了提。我被客戶請去聽歌劇，然後就被派去香港為這筆貸款簽字。
三個星期後，我們支付了500萬美元，這筆錢首先被用於掘土設備的裝船出貨。儘管作為我們的轉賬銀行，蔡斯·曼哈頓銀行還是為損失了500萬美元惋惜了好幾天。最終這筆錢還是到達了指定賬戶。
第19節：第2章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5)
…………
在放出這筆貸款一年半之後和這宗貸款變成無息貸款一年之前，我離開了這家銀行，去了西海岸一家大銀行。與此同時，借方開始懷疑這宗貸款的償付問題，所有曾經參與這宗貸款的官員們都已經去了別的銀行，這種跳槽在銀行界是很平常的事。那時候市場非常火熱，如果你的工作做得相當好，那麼不僅你的薪水可以加倍，甚至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生活的城市。因此那些放出大宗糟糕國際貸款的人最後都不再管它們了。相反，最後收拾殘局的都不是最初放出貸款的人。因此他們對於這種責任也很茫然。
我的菲律賓貸款悄無聲息地變成了壞賬。沒有人關注利息和本金在某一天會收不回來。現在已經不可能再從那家公司了解到任何關於財務狀況的信息。同樣也不可能找到公司的負責人，他們正忙於躲避其他的討債人。我的繼任者花了好幾個月，打了無數次越洋電話試圖找到他們。而當找到他們時，他們保證欠款馬上就會歸還，實際上他們永遠也不會還。通過長期談判，銀行謹慎地做出讓他們延期還款的決定，希望用這種方法讓他們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把貸款還清。在這個約定的期限內，銀行只收到了一小部分的還款。在我看來，菲律賓那家銀行的擔保也不起什麼作用。
所以我繼續前進，不管什麼人被招來收拾這一爛攤子。而高級貸款委員會的老傢伙們在想著哪裡出了問題。在那些天他們一定想了很多，裡面有一半部長級別的人出現了技術失誤，竟然把上千萬的貸款貸給這個國家。而在他們看來他們沒有做錯什麼。就是在將來也沒有什麼東西比這種金錢中心的銀行再大膽的了。這只是“正常的交易”，而且這種交易還會繼續。直到有一天大災難會降臨到他們頭上，到時候做什麼都來不及了。
後記：馬科斯在1986年垮台，而菲律賓的對外債務也超過了280億美元。這其中6?75億美元來自馬科斯親信控制的公司和由政府機構擔保的債務。就像埃倫·奧古斯丁在本書第九章“菲律賓，世界銀行，一場沖向盡頭的競賽”中寫的那樣，現在菲律賓人民仍然在努力償還馬科斯時代遺留的債務。
第一世界通過離岸銀行每年從第三世界國家吸取大約5000億美元轉移來的非法錢財，這已經成為全球精英資金轉移的必經途徑。
第20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1)
第3章
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
約翰·克瑞斯滕森
吉隆坡，1985年7月。可能是天氣太熱，也可能是吉尼斯黑啤酒和庫瓦西耶（拿破崙）干邑白蘭地讓我感覺遲鈍，但坐我旁邊的這個人正說的那些事聽起來卻仍然令人難以置信。此時，我正與一家馬來西亞最大的合資企業——KSM的首席財務官在一起，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裡是位重要人物。整個早上我都在與他的團隊以及合作企業委員會會談，討論該合作企業存款和投資活動的非常規增長。他們竭盡全力地取悅我。開完會後，我們乘電梯到他們位於商業中心區的辦公大樓頂層，那是一個奢華的場所，在那裡，他們給我擺了一桌龍蝦宴，配的是烈性法國白蘭地。
隨著上來的一道道菜餚，氣氛漸漸緩和下來。上面提到的那位鄰座似乎對我度過童年時代的地方最感興趣，那是遠在千里之外的澤西島——一個英吉利海峽中的島嶼。他對澤西島作為一個離岸避稅港的角色尤其感興趣。
“在那投資安全嗎？”他不斷地問我這個問題。當我告訴他我對那個地方的金融機構所受監管情況了解不多時，他拐彎抹角地解釋說其實他對這些並不關心。最後我終於弄明白了：他並不擔心監管是否嚴厲，而事實上，他正在策劃一些嚴格意義上來說並不合法的事情。
放鬆管制、腐敗和避稅港
我在吉隆坡審查馬來西亞有關合作企業的法律和規章制度時，發現了一個可能導致一場毀滅性混亂的問題。這是一個旨在幫助農村存貸款合作企業的法律小漏洞，它給了許多接受存款合作企業（DTC）的董事會機會，使它們能給存款提供較高的利率，這比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所確定的利率高一些。由於這個緣故，它們吸收到了數十億存款，這些存款它們可以拿來投資，而不會受到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或者銀行與金融公司委員會規章制度的管制。我在那裡訪問了一些較大的“投資合作企業”，發現它們將這些存款大量地貸放給了企業董事、親戚和關係密切的親信，而且這些貸款通常都沒有任何擔保。 ①這些資金直接被寄往包括香港、倫敦、新加坡和紐約在內的不同避稅港的秘密離岸信託基金或公司。這些存款在市場繁榮時，被投資到房地產和證券市場，而接下來的市場低迷，使其損失高達數億美元。由於處在離岸金融市場的特殊用途投資機制中，這些資金大部分都無可挽回地損失掉了。 1986年，在一次阻止民眾對馬來西亞銀行體系信心崩潰的行動中，馬來西亞中央銀行不得不中止了最大的接受存款合作企業中24家的交易活動。 ②
對投資者缺乏保護這一點並不令我感到驚訝，因為很多接受存款公司的董事都是馬來西亞赫赫有名的商人，他們與執政聯盟的政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讓我驚訝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在此期間，捲入其中的金融中介公司中竟然沒有一家對這些向避稅港非法轉移資金的行為進行報告或者僅僅是提出質疑，這包括銀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和審計師。我也不是唯一一個注意到這種缺乏職業操守現象的人。很多研究洗錢的專家也已經註意到了這些用來轉移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活動所獲收入的金融網絡路徑，與數十年前西方銀行和律師事務所為了非法資金外逃和避稅所使用的金融網絡路徑一模一樣。奧薩馬·本·拉登在2001年時奚落說，基地組織的資金是安全的，不會被美國所凍結。他自誇道，他正充分利用“西方金融體系的缺陷……恰恰是這些缺陷已經成為西方金融體係自身的陷阱。”③
我曾經一度極力想弄得更明白，到底這些來自於DTC的資金是如何從離岸銀行挪出去的，但後來我發現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離岸信託基金都沒有註冊，這也就無從獲悉幕後那些人的身份。碰上這個無法逾越的秘密障礙，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努力。我就我的發現向馬來西亞官員提出警告，並建議他們通過加強有關合作企業的法律來克服這些問題。但是我的興趣自此發生了轉移，轉移到如何防止非法錢財從發展中國家流向西方銀行體系這些更大的問題。
離岸中介
完成我在馬來西亞的任務後，我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我要回到澤西島查明離岸金融體係到底是怎樣運作的。這不是一個輕鬆的選擇，因為它意味著會丟掉我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的職業而開始從事一份存有很大疑慮的新工作。而且我知道，無論我個人如何看待這份工作的性質和通常的避稅港，我一刻也無法放下我的決定去幹別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回到我澤西島的家是一個很艱難的抉擇，坦率點講，這個抉擇也讓我感到畏懼。
我在澤西長大，我喜歡這個島上的風光景緻，喜歡它的海岸線，也喜歡它那迷人的傳統。儘管我為自己是一個澤西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仍覺得應該增加更多的閱歷，於是我離開澤西島，在倫敦進行審計和項目評估的培訓。當我差不多25歲時，我又開始學習以便能拿個經濟學碩士學位，最後，我獲得了經濟學和法律的雙碩士學位。在學習期間，我與英國的一個非政府組織Oxfam2000（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的一些運動參與者取得了聯繫，開始研究世界上那麼多最貧困國家的資金是如何源源不斷地流入秘密銀行賬戶的問題。
這個研究一直持續到我畢業以後。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印度工作時，就逐漸意識到由IMF和世界銀行所倡導的資本市場和貿易自由化計劃使有錢人和資金充裕公司的避稅變得更簡單。在將資金非法轉移到秘密銀行賬戶和離岸信託基金的過程中，避稅港起了關鍵而隱蔽的作用——不僅有利於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實力的個人及公司，而且也耗盡了世界上最貧困國家用於經濟發展的資金。隨著它們的財富大量地消失在離岸區，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通過舉債來彌補減少了的稅收收入。這導致了一個惡性循環：放慢的經濟增長率增加了經濟的不確定性和社會不平等，助長了日益增多的政治風險，從而促使更多的資本外逃。放緩的經濟增長使這些國家在維持公用設施和基礎設施投資項目時越來越難應付它們的外部債務。簡言之，離岸避稅港破壞了經濟增長，導致了貧困。
在查閱了20世紀80年代的學術文獻後，我證實目前幾乎沒有關於避稅港的作用和在新興的全球化金融市場下它們如何相互影響的研究，離岸金融在資本市場和世界貿易的專業文獻中少有提及，更別說在世界上財經類大學生的主流教科書中出現了。 ④這是一個很重大的疏忽，特別是當你考慮到下面這個事實時：有五成的世界貿易經過了避稅港，從理論上來看，每天有數十億美元通過離岸網絡輸出輸入。
第21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2)
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工作使我遍歷了東南亞和北非，無論行至何處，我總有一個體會，那就是——財富，特別是像來自於石油等礦產資源的財富都正遭受著腐敗政界和商界權要的剝奪，這些財富被輸出到瑞士、摩納哥、開曼群島和澤西島等避稅港的離岸銀行賬戶和信託基金。在這些國家，嚴重不公與極具腐蝕效應的獨裁的結合造成了社會緊張局勢，特別是那些著名的石油出口國，在這些國家，極少數權要積聚了巨大的財富，而很多人卻連工作都找不到，生活在可怕的貧困中。貧困造成犯罪、刺激暴力行為並助長恐怖活動。從這個角度看，非法錢財流入離岸銀行賬戶與那麼多窮國對西方國家普遍存在的憤恨情緒之間的關係也就容易理解了。
對尼日利亞財富近乎無休止的掠奪和該國日益滑落到犯罪和暴力的深淵生動地說明了這一問題。根據《經濟學家》載文，“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薩尼·阿巴查還是尼日利亞的獨裁者時，尼日利亞中央銀行有一個固定的指令，即每天將大約1500萬美元轉入他的瑞士賬戶。”如果沒有一個大的金融專家團以及能夠從為犯罪和主要金融體系提供中介中獲得好處的離岸政府官員形成的基層組織的默契配合，這樣大規模的貪污是不會得逞的。全世界有大約100家銀行都參與處理阿巴查掠奪的財富，這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銀行，如花旗銀行、匯豐銀行、巴黎銀行、瑞士信貸、英國渣打銀行、德意志銀行、摩根建富證券公司、德國商業銀行和印度銀行。根據國際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洗錢專家雷蒙德·貝克的研究，“隨著阿巴查的財富被估定為30億～50億美元之間，很多銀行都開始對這筆錢虎視眈眈，希望能拿到這筆巨款，給這筆錢提供一個庇護和管理場所。”⑤
阿巴查的非法所得中，大約有3億美元最終落戶於位於澤西的銀行，毫無疑問，澤西銀行都知道這筆錢的來歷，它們對為這樣一個政治風雲人物管理這筆資金收取高額手續費。不必說，在阿巴查倒台後，當國際壓力最終迫使這筆貪污贓款被遣返尼日利亞時，銀行一分錢的費用也沒拿到。雖然曾給這個非洲近代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提供幫助和支持，但沒有一個職員受到指控，更別說受到任何方式的處罰了。相反，澤西官員們還大肆吹噓他們在將這筆錢遣返回國的過程中是怎樣的盡心盡力。
簡單地說，南半球如此大規模的腐敗行為，沒有富裕國家金融機構的參與是不會成功的。尼日利亞一直都位於透明國際（Trans 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全球腐敗指數排行榜榜首，但是，我們很難反駁前尼日利亞教育部長阿里亞·法風瓦教授的說法，他在2005年曾說道，瑞士“因藏匿、慫恿和引誘世界範圍內的侵吞公共財產，將這些貪污所得保存在他們的地下保險庫中以保證其安全”，應該位列最腐敗國家名單的榜首。 ⑥
在很多西方國家，銀行和其他的接受存款機構都被要求執行詳盡的檢查，以確定它們存款人的真實身份和他們的資金來源。在實踐中，富於靈活性的官員們私底下向我透露說“認識你的客戶”這一標準，在實際處理中經常只是一個可選可不選的標準，沒人關注他們的客戶是否在逃稅。近年來，在阿巴查這樣的政治大亨事件後，這些應予關注的檢查措施得到了加強。但是銀行仍然不願意執行“增強型”的稽核任務，部分原因是因為涉及費用成本，更多的是因為它們更願意對它們的客戶行為的合法性聽之任之。
從我個人的經歷來看，在實踐中，很多律師、銀行家和逃稅者沆瀣一氣，他們從為這些逃稅者處理贓款中獲得大量手續費收入。還有什麼能更好地解釋為什麼德高望重的美國瑞格士銀行在它的“了解客戶”文檔中這樣描述它的一個政治大亨客戶呢：“客戶是一位從事私人投資的客人，定居在巴哈馬群島，該客戶是處理受益人投資需求的中介人，現在該客戶是一位在事業上獲得巨大成功的已退休專業人士，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條不紊地積累著自己的財富。”⑦這位“已退休專業人士”就是前智利獨裁者奧古斯托·皮諾切特，他從1979年開始就在瑞格士銀行開立了28個賬戶和存單，金額總計為600萬～800萬美元之間。皮諾切特因為涉嫌酷刑和暗殺已遭起訴，在他的統治下，智利政府組織屠殺小分隊排除異己，脅迫民間組織。他還涉嫌毒品交易、非法軍售和其他形式的腐敗行為。在2005年，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和一些跟他關係密切的家族成員因逃稅和欺詐遭到調查。
第22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3)
碧海、銀沙和秘密
澤西島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異常繁榮。在最近10年裡，世界各地的許多大銀行在離岸區設立子公司，以應付它們的高級淨（增）值客戶所需私人銀行服務的迅猛增長。律師事務所和大會計師事務所也在離岸區設立子公司，以便向它們的企業和私人客戶提供管理和信託服務。澤西距倫敦只有45分鐘的飛機航程，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夠給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離岸避稅港的倫敦提供離岸服務。早在20世紀60年代，地方律師事務所就熱心於學習百慕大和開曼島，向澤西政府遞交了一系列規則和法律法規的變革措施，這使澤西慢慢地變成了企業界所稱的“有吸引力的離岸投資環境”。這個環境對鼓勵研發或者商品和服務生產毫無用處。它的吸引力來自於極低或者為零的稅收以及幾乎對非本地註冊企業的毫無管制。很多企業在技術上看似是合理避稅，但它們實際上是在這種極易被識破的偽裝下基於非法逃漏稅而存在的。
對離岸金融服務的需求增長迅速，以致澤西島都無法應付這種巨大需求了。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需要人手，但是有資格的勞動者卻不多，有經驗的職員更是緊缺。儘管放鬆了僱用標準，但銀行仍然無法那麼快招收到因其業務飛快增長所需的人手。在我回到澤西的那些日子裡，我有一些可從中選擇的工作機會。雖然我沒有在銀行和信託管理方面的工作經驗，但他們提供給我的報酬遠高於我目前作為一名職業經濟學家所掙的報酬。我選擇了一份沃爾布魯克信託澤西有限公司的工作，這個公司是現今全球會計師事務所德勤（Deloitte）的一個子公司。沃爾布魯克的客戶遍布全球，這個公司對於我了解實踐中的資本外逃和逃漏稅是很有幫助的。
從我的辦公室窗戶俯瞰聖赫利爾碼頭，我能看出澤西是怎樣轉變成一個離岸金融中心的。舊的城市住宅和農業商場迅速地讓位給國際性銀行和會計師事務所的辦公大樓，旅遊紀念品商店正日益被改建成酒吧和奢侈品商店，以迎合金融行業的高收入者。儘管公路的最高限速為每小時40公里，我窗外的街道還是被車子塞滿了。保時捷、美洲虎和寶馬在這個島上備受歡迎，在短短的9英里道路上就可以看到5輛。在這個不久前還是一個保守而很有節制的社會，炫耀性消費已經成為現在的常態。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個島嶼的傳統農業發展急遽下降，旅遊行業也同樣如此。二者都是被離岸金融服務業所導致的迅猛增長的物價和工資給擠垮的。經濟學中的“擠出效應”在這裡表現得很明顯，而且隨著傳統行業被經濟過熱所摧毀，這個島對避稅港活動的依賴程度日漸加深。隨著這種依賴性的增加，從英國那兒享有很大自治權的澤西島政府變得越來越依賴於這個自由自在的行業所帶來的財政收入，這個行業能夠通過施加政治壓力以保證得到特殊對待。我最初對離岸銀行這個潛在“政府戰利品” 的擔憂在幾年後被證實了。
在我開始工作的幾週內，我對我們公司為客戶提供的業務類型有一種體會。為大量的小規模賬戶工作包括依照指示在離岸賬戶中支付和轉移資金。這些指示一般都是由倫敦、盧森堡、紐約和瑞士的律師傳真或郵寄過來的。資金的真正（或說受益的）所有人真實身份是嚴格保密的，而離岸公司的所有權都偽裝在名義董事和股東名下。通常這些公司屬於離岸信託，後者是完全隱秘的，甚至沒有註冊。我被告知，這些程序構成了幾乎所有離岸交易良好的習慣性做法，這種交易一般包括三個媒介（信託、公司和真實的銀行賬戶），這種交易在不同的離岸管轄區域內廣泛地擴展開來。各公司還採取嚴密措施來保守這些秘密，包括特別設計的傳真機，使得表面看來這些客戶公司的確是在澤西進行實質性的公司職能運作，它們還不斷地採取各種預防措施以保證外人不會獲知它們客戶的真實身份。這對一家在倫敦的證券經紀聯盟集團來說尤其便利，這個財團在澤西利用一家匿名離岸公司，作為它處理大量會員的貿易欺詐行為的大本營，幾乎不用受任何處罰。單是這家公司涉及的交易金額就達上億英鎊。
第23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4)
這些秘密安排完全都是為了阻止正當權威機構的調查，但是為了進一步保證客戶的安全，大多數的信託基金都訂立含有“逃遁條款”的合同，這個條款使這些客戶的受託人在一遭到調查時就能把他們的資產轉移到另一個管轄區域並指定新的受託人。毫無疑問，這些服務要價不菲。但是這些客戶的潛在收益和稅收節減遠遠多於這些。
偷稅是我們很多客戶的主要目標。理論上，稅收行業在逃稅和合法避稅之間做了很嚴格的區分，逃稅涉及欺騙性申報。但是在實踐中，兩者間的區分很不清晰，英國一位前財政部長就這種混沌不清有一個著名的說法：“濃厚得跟監獄圍牆一樣。”⑧我在澤西工作時所使用的大部分稅收方案很可能通不過那些受益人所在國家稅收當局的詳細審查。如果他們的稅收方案是嚴格合法的，他們就不需要秘密銀行賬戶和離岸信託了。當然，任何問起這個秘密的人，他們可能得到這樣的回答，那就是無論是英國還是其他什麼地方的存款者，他們的稅務當局都要求他們申報收入，但是業內人士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相信其金融狀況能夠瞞天過海，不會為人所知。
稅收籌劃者通過很多方式來證明這種極度隱秘性的必要。最經常使用的證明方式是，在一個充滿政治風險和專制的世界，人們需要保護自己以免受到來自貪婪政府力量的壓榨。隱秘性，根據瑞士銀行家協會（極力想擺脫納粹金幣醜聞給他們帶來的臭名）的成員銀行在財經出版物上用半版的廣告來向人們描述的那樣，“就像人們呼吸的空氣那樣必不可缺。”一位來自美國遺產基金會（U?S??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的避稅港倡導者曾將離岸市場的隱秘性與保護沙特阿拉伯同性戀的必要性聯繫起來。 ⑨我曾經從事的國際發展方面的工作使我對人權問題極其敏感，但是在我30年的職業生涯中，我從沒遇到哪怕是一個調查記者、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貿易聯盟的激進主義者、人權運動參與者或者容易受到任何政治極端勢力極權政府迫害的人使用秘密的離岸市場賬戶。相反，恰恰是那些獨裁者，比如，菲律賓的費迪南德·馬科斯、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赤道幾內亞的特奧多羅·奧比昂、智利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還有他們的親屬和親信都利用離岸賬戶來藏匿他們盜得的贓款和逃漏稅。如果細細考查，我們就可以發現“離岸銀行的隱秘性保護了人權”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給全球化商業的車輪加點潤滑油：逃漏稅的運行機制
很多公司的逃漏稅涉及貿易的不當定價。我們的很多客戶都是跨國企業，它們利用避稅港通過所謂的轉移定價將利潤從高稅率區域轉移出來，轉移定價是指由同一個人所有的兩家或兩家以上的公司進行貿易的過程。從技術層面來講，轉移定價是合法的也是必需的，因為大多數世界貿易是發生在同一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間的。但是在實踐中，跟轉移定價有關的國際慣例大部分都缺乏效率，因為同一家跨國公司的子公司交易的商品沒有市場價格可循。因此跨國公司利用它們設在避稅港的子公司來抬高進口價格，壓低出口價格，以此大規模地減少稅負。有些無形資產如專利權還被掛在離岸區子公司名下，這樣它們能獲得比在本國申請時高得多的估價。在澤西工作時，我見過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和石油經營商、製藥公司的子公司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向離岸區轉移利潤的。
我們的某些客戶是小公司的業主，這些小公司大多都設在發展中國家，他們設立離岸公司以便能通過一種被稱作重開發票的手段在澤西達到洗錢的目的。重開發票表面上看來就是將商品或服務先賣給在避稅港的第三方，然後再賣給最終購買者。在實踐中，這種安排實際上是一場騙局，旨在欺騙當地的稅務當局，這些經過離岸區非法轉移的利潤很大一部分最後都留在了隱秘的離岸區賬戶。有些資金後來則披著對外直接投資的外衣繞了一圈又回到國內，而這些投資一般都享有稅收優惠待遇。
第24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5)
在很多情況下，通過不當定價來轉移利潤很少被稅務當局發現。美國的一些研究學者曾揭露過一系列不當定價的同業貿易，包括從中國進口的衛生紙定價為1千克（大約四卷）121?81美元；從捷克斯洛伐克進口的塑料桶定價為每個972?98美元；從俄羅斯進口的自行車輪胎定價為每個364美元。 ⑩在出口方這邊，人為壓低定價的例子有：出口到委內瑞拉的美國產推土機定價為每台387?83美元；出口到特立尼達島的裝配式房屋單位定價為1?2美元。這項研究估計，從1998年到2001年僅因不當定價轉移利潤給美國帶來的稅收損失為1.75億美元。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此造成的損失比例比美國要高得多，因為它們缺乏足夠的財力對隱秘的離岸中心進行長期的追踪調查。例如，很多非洲經濟體的諸如油氣、礦業、製藥、商品貿易等這些戰略部門都被跨國公司控制。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稅收管理部門沒有能力對轉移定價的詭計進行調查，所以它們也就沒有能力籌集到公共設施部門建設所需的足夠資金。一個研究非洲稅收問題的專家指出，轉移定價的陋習在這個大陸上已成通病，但至今還沒有哪個非洲國家在挑戰這個陋習上成功過。
一些經濟學家竟然贊成這種積極的合法避稅形式。他們認為，公司董事有義務最小化成本，包括稅收。通過這種方式，他們能抑制高稅收/高消費的政府，迫使它們服從市場經濟的嚴格法則。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只要斟酌片刻，就會認識到原來他們對政治領域的想法有多麼幼稚。在傳統的術語層面上，稅收並不是企業的成本，就像股息支付，將其作為利潤分配更準確一些，這跟稅收出現在損益賬戶中是一樣的。
同樣重要的是，這種便利使得跨國公司能夠通過它們設在類似澤西這樣避稅港的有名無實的紙上子公司安排它們的貿易和投資，還使它們能獲得高於它們競爭對手的明顯稅收優勢。由此造成了一個不平等的競爭領域，這給了跨國公司相對於非跨國公司更多不公平的優勢。在幾乎任何情況下，這都意味著更有利於位於世界北半球的大公司而非那些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競爭者。這種不公平優勢還因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受到提供稅收鼓勵以吸引投資的壓力而更趨惡化。這種方法往往被誤認為是稅收競爭，稅收競爭同樣對跨國公司而不是國內競爭對手有利。儘管有很多證據表明，合法逃稅和提供稅收鼓勵以吸引外國投資在近幾十年來對調整貿易和投資資金流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國際貿易談判中，這些問題從未被列入過考慮範圍。
由於這些扭曲和濫用市場的努力，避稅港實際上降低了全球生產率，減緩了經濟增長速度。原教旨主義人士提倡一種無障礙方法以促進自由貿易，可他們忽視了避稅港的角色。世界貿易組織（WTO）很少對財政補貼和稅收扭曲如何破壞自由公平貿易的問題進行調查。但這個慣例也曾出現過一個有趣的例外：2000年，WTO決定禁止美國跨國公司利用境外銷售公司（FSC）將利潤留在免稅離岸區；FSC成為一種被WTO所禁止的出口補貼。 FSC被撤銷後，隨後被一種與其類似的不在轄區內的收入免稅的稅收優惠所代替。 2002年，在歐盟的控訴下，新的替代方法再次被WTO禁止。這個問題揭示了跨國公司在尋求補貼和稅收優惠的遊說努力上花了許多功夫——而另一方面卻公然抨擊對窮人的福利項目。
隨著我在澤西的客戶群的增加，這種弊端越來越明顯。但在我與我的同事們發展工作關係時，我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對自己工作的更廣泛意義漠不關心。他們都僅僅是為了錢而工作。初級職員頻頻跳槽以尋求更高的工資，高級職員則竭盡全力想盡快掙到更多的錢。那裡的氣氛很瘋狂，人人都集中全力尋找合法避稅的新辦法。曾在這個合法避稅行業待過的人都知道，一旦政府出台了新措施，大量的律師和會計師就會被雇用去進行詳細分析，看有什麼樣的稅收漏洞能供利用。當然，只有很有實力的公司才能支付得起每小時850美元的費用給那些幫助它們制定詳細的合法避稅方案的專業人士，而大多數的小公司則支付不起。這種不公正的合法避稅手段使大公司能享受到有害的競爭性優勢，而稅負則日益從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轉移給中產或者底層收入家庭。
第25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6)
我的很多同事對由我們的工作所帶來的各種後果的指責並不關心。很明顯的一點就是，他們對我們這個小島之外的世界一點都不感興趣。除了工作，他們的話題很少偏離當地的流言蜚語、汽車和房子價格這些主題。在工作中，我對那些在離岸信託基金和公司間流出流入的資金來源不予理睬，這些資金很多來自非洲國家。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在我們出去參加“週五萬歲”的辦公室飲酒狂歡會時，我的部門上司桑德拉·畢松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她對討論那些事情毫無興趣，而且從不在乎非洲發生的任何事情。桑德拉的態度很有代表性。她的生活樂趣集中在敞篷娛樂車和在周末喝得爛醉這些事情上。她憎恨自己的工作，因為工作很枯燥而且日復一日、毫無生氣，她僅僅將工作視作迅速致富的途徑。很奇怪的是，我喜歡她，我們相處得很好。她的坦白，她對不那麼富裕的客戶毫不體諒更別說同情的做事方式、對有錢客戶恬不知恥的奉承態度都讓我目瞪口呆。在很多方面，她對享樂主義的虔誠和完全的自私自利是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縮影。就像我的大多數同事，桑德拉從不把我們正在做的事情與其他地方的犯罪和不公正行為聯繫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希望做這些聯繫。
反复無常：合法避稅的瘋狂增長
“規則不過就是規則，規則是要人來打破的。”這是引自2004年3月《衛報》上的一篇文章。這些言辭不是出自一名帶著面具不敢露面的反對全球化的激進主義分子之口，而是出自於對一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馬施雲（Moore Stephens）的一個公司稅務合夥人進行的採訪。在評論英國財政預算報告中的稅收方案時，他接著說：“不管立法是否適當，會計師和律師總會有隙可乘。”在面臨煽動犯罪的指控時，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慌忙跟它的這位合夥人的言論劃清了界限——但事實的確如此。多年來，合法避稅已暗中損害了國家的稅收體制，而且“什麼也無法擋住賺錢”這一觀點也堅不可摧。
跨國會計和諮詢公司畢馬威（KPMG）代表了這種傲慢自大的具有顛覆性的態度。該公司稅務部門的公司文化於2003年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在對從該會計師事務所獲得的公司內部備忘錄、電子郵件和其他信件進行披露後被曝光。在畢馬威的高級顧問格列格·里奇的一封電子郵件裡，他提請公司中主管納稅的負責人吉爾夫·斯坦注意，他說，即使監管者針對公司的高淨值客戶所使用的稅收策略採取行動，從這種策略中獲得的潛在收益也超過任何可能的法院罰金。 “我們的一般交易，每樁可以收到30萬美元，而最多只會有3?1萬美元的損失。”另一份內部文件包括一個警示，說公司如果遵守美國國稅局（IRS）關於合法減稅的法定要求，畢馬威將“不可能在有利稅率產品市場中競爭。”這些對合法避稅行業文化的披露促使參議院對此進行報告，其中稱一個畢馬威的高級官員已“有意地、有目的地，而且蓄意地違反聯邦合法減稅法。”
在支持這些企業文化方面，記者也起了一部分作用。他們寫的文章對合法避稅不加批判，不考慮它的社會經濟影響，他們附和奧威爾關於稅收行業執業者的說法，奧威爾將合法避稅描述為“有利稅率產品”、“減輕稅收負擔”、“前攝的財產保護”和“稅收效率”。在澤西這個離岸區的工作讓我明白在逃漏稅和合法避稅之間並沒有清晰的界限。離岸金融行業通常都達到了一種協調狀態，那就是對其他的腐敗和不道德行為比如軍火交易熟視無睹，“佣金”被匯入離岸公司的賬戶以尋求對規模大的合同的保護，而內部交易操作則通過離岸公司的處理掩蓋交易者的真實身份。複雜的法律架構和不同離岸管轄區間錯綜複雜的交易都是為了虛張聲勢，製造誤導調查組的信息，而名義董事和不合作的當地監管機構則與調查者周旋，阻撓調查工作。正如英國嚴重欺詐辦公室（British Serious Fraud Office）的一位高級官員所言：“避稅港就跟登記中心一樣，我曾看到有些交易，其所有的交易決定都是在倫敦做出的，但卻在避稅港登記。在我的個人經歷中，我們所得到的都是對合法調查的阻攔。”
第26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7)
一種“別告訴我，這樣我就不知道了”的文化滋生在銀行和金融服務產業。很多公司的董事會宣稱它們不知道旨在維護它們利益的稅收計劃是怎樣設計出來的，當它們精心構建的離岸機構被披露具有欺騙性質時，它們仍聲稱自己是清白的。例如在安然的例子中，該公司利用設在開曼島的幾百個有特殊用途的機構來隱瞞它一直在虧損的資產負債表，首席執行官肯·萊和他的前任杰弗裡·斯基林辯稱他們對首席財務官安德魯·法斯托創設的資金結構一無所知。他們還引證說，那些資金結構都已經獲得了律師、銀行家和會計師的批准，他們以此來解釋自己所持的立場，為自己洗脫罪責。
他們的辯解純粹是胡說八道。 2006年2月，有一家大型跨國公司的稅務負責人向我證實說，董事會給他們稅務部門施加壓力，要求它們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避稅的功能。而且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參加了一些在倫敦召開的會議，會上，律師和會計師們都殷切地推舉安然公司為21世紀的模範公司，首先是因為它有創新的資產管理，這種管理方式顯然意味著可以在很多國家進行詳細而積極的合法避稅。已公佈的安然賬戶顯示在1996～1999年間其淨收入為23億美元，而為了逃避納稅，公司宣布虧損30億美元，因此在此期間，公司沒有繳納任何稅。其2000年的財務決算報告需納稅收入為31億美元，但同樣是為了稅收目的，它宣稱虧損為46億美元。就是這樣的創新和公司職能讓律師和會計師將之推薦給世界各地企業的董事會，這已被看作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
安然的例子充分錶明，即使它在法律字面意思所規定的範圍內活動，但金融服務的產業文化已經對規章制度、稅收體制和民主進程造成了顛覆性的破壞。 2003年11月，參議員喬·利伯曼向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遞呈詞，將這些墮落的價值觀歸納為“大批律師和金融會計師缺乏職業道德，一切就是為了幫助他們的客戶避稅，這樣能給他們自己帶來豐厚的報酬。”
事實上腐敗還涉及更高層次，我們卻為何單挑金融和公司團體的刺呢？我們該如何解釋民主國家政治領袖們的價值標準呢，他們一方面對他們的國民強制徵稅，另一方面卻建立周詳的離岸機構為自己避稅？就拿前加拿大財政部長兼總理保羅·馬丁來說吧，為了合法避稅，他的海運船隊註冊登記在加勒比海和歐洲的不同避稅港。還有前意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據說他通過設在摩納哥和列支敦士登的離岸公司來控制他的電視網絡電視五台。前泰國首相他信·髂峭哂衷趺囪兀克?006年1月將他的通信集團西那瓦公司的控制權以19億美元的免稅價格出售，這使得數十萬泰國居民上街抗議他所領導的政府腐敗。英國的一本私人偵探雜誌《天眼》中有一篇題為“你們的政府部門鞭長莫及”的短小精悍的文章，據其報導，西那瓦公司是通過一家英國維京島公司，合適地說，名稱為富財投資公司賤價出售的，目的是為了避免繳稅。英國的工黨又是怎樣的呢？它從1997年執政以來，多次接受來自持有離岸區賬戶的知名贊助者的捐款，這些腐敗的風氣已經成了標準規範。
女王忠心的避稅者
表面上看，對於很多臨時的觀察員來說，我和我的同事工作的離岸世界與“真實”世界的經濟系統相隔甚遠，但事實上，離岸銀行處於全球化金融體系的中心，這使得企業和被看作是銀行圈里高級淨值個人（HNWI，或說微型母雞，“hen-wees”）的超級富豪，能夠在國內公眾和法律當局所管轄不到的地方進行操作。 20世紀60年代，當大量的石油美元開始在歐洲積聚起來時，離岸經濟系統作為當時的一個顯著特徵如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金融體系的全球化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最顯著的是通過放開國際匯率管制來達到金融交易的自由化，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所建立的固定匯率制的終結，20世紀80年代對金融市場的放鬆管制以及輕點鼠標就能實現資金高效轉移的新型通訊技術的湧現。
第27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8)
經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發展，離岸避稅港的數目從70年代初期的25家上升到2005年底的72家，金融服務業的擴張規模變化之大可見一斑。很多國家都在準備建立它們自己的離岸金融中心。比如，2006年2月，加納總統約翰·庫福爾宣布他的政府意欲爭取立法機構的同意，以允許在其首都阿克拉通過與英國巴克萊銀行集團合資組建的銀行提供離岸金融服務。有趣的是，72家避稅港中的35家都與倫敦金融城有關係，它們或者與英國有直接的組織關係，或者是成了英聯邦的成員。幾乎所有這些避稅港都與工業化大國有關，有相當數量的避稅港群集在加勒比海、歐洲的外圍邊界地帶、中東和東亞。其中大多數都與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倫敦、紐約和東京有密切聯繫。
20世紀80年代國際債務危機之後，西方大銀行將它們的營銷努力轉向為世界上大約800萬的“微型母雞”提供“私人”銀行服務，在那場危機中，很多的高負債窮國最後都宣布對銀行財團的私人貸款不予償還。私有銀行專心於向富人們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全球大約有300萬億美元的客戶資金由它們管理，這可是很大的利潤來源，尤其是在低稅率和無稅環境下管理時，更是如此。 1995年在倫敦金融城的一次銀行業會議上，有人告訴我說，這個行業的目標就是在10年內將“微型母雞”們的大多數金融資產都轉移到離岸信託基金和公司。例如在拉美，財富高度集中，約30萬人擁有大約3?7萬億美元的個人資產。據估計，這些拉美地區的富人中，其整個現金和已列出的證券資產中有超過50％的部分都放在離岸區。有趣的是，世界銀行甚至在其2006年的拉美報告中指出，富人們的逃漏稅阻礙了該地區的發展。這導致了一個投資不足、失業和社會排斥的惡性循環，加劇了貧困、犯罪和極端主義。
關於全球財富管理趨勢的研究報告認為，離岸金融業在達到其將富有客戶的資產轉移到離岸區的目的過程中取得了很大進展。 2005年發布的一組調查報告顯示，大約11?5萬億美元的“微型母雞”資產位於離岸區，這些資產或是免稅或是被課以極低稅率。如果對這些資產的收益按30％的平均稅率徵稅，將使政府歲入每年增長2?55億美元，這足以實施對低收入階層的大型減稅計劃，足以為整個聯合國千年計劃——目標是在10年內將貧困人口降低一半，提供足夠的資金。目前的7800萬美元全球援助預算在這一稅收損失估算面前已經黯然失色，這種稅收損失還不包括由於公司以各種形式偷稅造成的其他損失，或者由於稅收競爭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不利影響，根據英國援助機構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的估算，2000年這一損失大約為500億美元。
出賣澤西島
澤西以及其他類似的避稅港，都提供了將管制與放任、合法與非法聯繫在一起的離岸界面。表面上看，這些離岸銀行是在模仿國內的銀行體系，但是缺乏透明度和責任感也就意味著這些離岸公司沒有經過審計，從而也就無從得知到底是誰擁有這些公司，誰會從離岸信託機構中受益，它們又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存在的。這些隱秘性為犯罪和腐敗提供了理想土壤，使這些勾當不那麼容易被主流經濟組織察覺。離岸公司並不是利用避稅港來增加它們活動的經濟價值，而更多的是利用它從事節省成本的“搭便車”活動，或者是從事金融欺詐。避稅港的工作包括參與到一個充滿欺詐、腐敗、洗錢、逃漏稅、軍火交易、黑手黨敲詐勒索、內部交易和其他形式的市場扭曲活動中，這些活動攪亂了真正的企業和財富創造的正常秩序。被私人偵探雜誌《天眼》描述成“腐敗小島”的澤西島，因參與欺詐活動，幾乎不可避免地獲得了一種很壞的名聲，這則倫敦金融城的“澤西或者監獄”的笑話將其概括得淋漓盡致，這個笑話同樣適用於任何在稅收事務中頂風逆行的人。
慢慢地，我對我的工作感到了厭煩，而且對合法避稅行業也感到困惑不安，於是我放棄了在信託公司的工作，在澤西島政府申請了一個經濟顧問的職位。 1987年我被任命就職。
第28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9)
澤西政府，因其具有封建性質的正式名稱“澤西州”而為世人所知。它不像英國的威斯敏斯特模式那樣擁有一個政府和一個反對黨，澤西沒有任何政黨體系。立法者財力有限，而且缺乏足夠的研究人員和助手幫助他們對經理們的政策進行詳細調查。地方政治活動也掌握在私產所有者和企業主手中。首席法官和政府首腦（立法機構）都與該島的司法官有關聯，而司法官是由英國國王指派的，這意味著立法和司法之間沒有清晰的界限和區別。澤西唯一一家報紙——《澤西晚間郵報》，很多年來都是由島上的最高層政治家掌控。澤西沒有大學、研究中心或者智囊團。大約四分之一的適齡人口直接被島上的離岸金融中心僱傭，其他大多數居民則靠經濟體自身循環過程中的收入生活。在這種條件下就沒有多大機會對政策制定者們都在忙什麼進行長期持續的嚴格調查分析。一個民主政體所需具有的檢查和平衡機制的缺失給不當行為和腐敗創造了一個非常理想的環境，特別是像澤西這樣有著深厚因循守舊思想和隱秘性的小島。 《華爾街日報》在它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將澤西政體準確地描述為：“澤西……由一個團體在管理，儘管這些人構成了社會和政治主力，但他們大多數是小企業主和農民，現在他們發現自己管理著一個涉及上萬億美元的全球範圍的產業，大體說來……這完全超出了他們的掌控能力。”
當我1987年就職時，澤西的銀行和金融管理體制缺乏有經驗的職員，而且受到政治控制。當時僅僅只有屈指可數的一些規章措施，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只能用來裝飾門面。本來政府規定這些規章措施是必須貫徹實施的，但澤西缺乏有效執行這些措施的管理能力。缺乏執行能力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了現在。 《澤西晚間郵報》2006年2月的一篇文章報導說，缺乏調查金融犯罪的警政能力意味著澤西島在履行實施國際金融誠信標準的義務上存在很大風險。退回到1987年，由於本應該對公司管理機構進行管制的高層政要同時又是公司管理機構的一員，使得情況變得更糟。例如，皮埃爾·霍施福，一個旅館經理，是瑞士銀行巨頭UBS的一家子公司的董事，同時，他還是州金融與經濟委員會會長，並且還是財經事務部部長，而這個官方部門是負責管理銀行業事務的。他的繼任者，弗蘭克·沃克，是一家報業集團的所有者，現在是澤西島的首席部長，他將自己的管制職責與巴克萊銀行的管理者職位結合起來。他們找藉口說這些互相衝突的角色是為了讓這些特殊安排給管制者了解離岸銀行運作機制的機會，但事實上，這些互相重疊的職位表明了一種政治文化，在這種文化下，利益衝突日益被制度化了。
作為公務員，他們希望我們不要看到、聽到、說到有關避稅港的任何罪行。這種“三隻猴子”的態度（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譯者註）起源於大家對金融醜聞會毀了澤西的名聲這樣一種存在已久的畏懼。這種千方百計掩人耳目的策略風險很高，最後，當《華爾街日報》披露瑞士銀行巨頭UBS的一家叫做堪崔德銀行的子公司與英國的一名通貨貿易商羅伯特·楊的交易關係違反了美國反犯罪組織侵蝕合法組織法案時，它終於崩潰了。在對政治和金融利益間的重疊進行了一系列長時間的曝光後，《華爾街日報》斷言澤西是一個危險的離岸區，“靠鬆懈的管制和政府乾預存活” 。紐約的副檢察官約翰·莫斯克甚至更尖銳，他評論說：“當法律需要它與犯罪勢力合作時，澤西會認為自己的工作並不要求它將那些犯罪分子隔離出來。”
在澤西島上，如果有人問一些讓人尷尬難回答的問題，就會被告知不要“將小島的家醜外揚” 。如果他們堅持這樣的話，他們會被建議“在次日搭艘船離開” 。在這個小社會，沒有有效保護揭發者的機制，沒有很多可供選擇的工作機會，這種姿態有效地壓制住了反對者。結果，澤西民眾就像很多小社會的人民一樣，小心翼翼地避免公開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一位在醫院當清潔工的老奶奶露絲瑪麗·帕斯特拉納曾公開反對將澤西島作為避稅港，她說：“澤西只會圍著富人轉，如果我們談論避稅港就相當於把自己放在斷頭台上，如果他們不能讓你閉嘴，他們就會威脅恐嚇你。”令人悲哀的是，島上的離婚、酗酒、濫用毒品和家庭暴力問題都非常嚴重。
第29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10)
就像其他避稅港一樣，澤西的稅收政策旨在創造一個對“微型母雞”和非居民公司有吸引力的稅收環境。澤西對外宣稱，澤西之所以吸引離岸企業是由於它的穩定和低稅率體制，而且它還是資本進入倫敦金融城的一條重要渠道。這些言論都忽視了非法資金流動和避稅這些讓人憂慮的事情，儘管所有的證據都表明澤西被用來隱藏貪污的贓款和逃漏稅，但島上的高層人士卻極力否認澤西是一個避稅港。實際上，儘管稅率大致保持在20％的水平已有數十年之久（由20世紀40年代初期，德軍佔領澤西島時確定），但稅務機關不斷修改稅收制度，創造吸引非居民企業來島的新政策工具。例如，1984年，政府終於頒布了一部信託法，以確立在澤西設立離岸信託機構的執業合法性。 20世紀80年代後期，引入了一部新法規以將某些免稅企業歸入一類特殊範疇，與本地經濟體相比，這些企業享受不一樣的待遇。 1993年，引入了一部法規，該法規允許成立“國際商業公司”，准許有非居民股東的公司按照它們在島上登記的利潤總額來商議稅率，稅率處於0?5％～2％之間。這些新形式的公司被“用圍柵圍護”起來以獨立於當地經濟組織，使它們免受居民企業和個人的利用，而且這些公司的引入是有特殊目的的，意在吸引避稅活動。 2005年，政府當局決定將所有公司的企業所得稅降低到零，以與其他提出這一稅率的避稅港競爭。 2006年1月新法律開始生效，它允許“受保護的小公司”參與離岸保險活動以及將資產轉換為證券再出售。
不斷有來自合法避稅行業的壓力，要求避稅港創造新的離岸公司實體類型。一些大銀行和會計師事務所正極力尋找合適的、能滿足它們要求的傀儡政權，此時，如果缺乏比較優勢，而政治又很脆弱，小島經濟體則可能會在政治上被它們俘虜。這解釋了為什麼安永國際會計公司（Ernst & Young）和普華（Price Waterhouse，現在為著名的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這兩家會計公司能夠輕而易舉地說服澤西的高層政要快速通過創立一個不同的有限責任合夥企業的立法。這個法律的目的意在保護在它們由於審計疏忽而給股東造成損害時免遭股東起訴。這兩家公司委託倫敦金融城的一家律師事務所起草法律，支付的費用超過了100萬美元，接著與澤西立法機構的金融和經濟委員會主席皮埃爾·霍施福達成一致意見，由後者將其作為既成事實呈交給州議會。但始料不及的是，有一小部分政要抱怨這種向州議會呈交法規的方式，由於利益衝突，一起政治醜聞被捅了出來。該法規的反對者們爭論道，這座小島成了“出租立法權”的小島，而且對澤西州政府如何成為跨國企業的俘虜表示了更廣泛的關切。他們的擔憂被上述兩家公司中某一家的一位高級合夥人所證實，這個合夥人隨後在英國會計新聞界宣稱：“我們完全可以保證該法律草案3月份提交給州議會，並通過（補充強調道）……9月份會出現在法令全書中。”
最終，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法成了澤西島法令全書的一部分，但在澤西，沒有哪家企業採用有限責任合夥企業的形式。自始至終，這一行動的真實目的都是為了給英國政府施加壓力，以降低英國自己對有限責任合夥企業的管制力度——這是一種很有效的策略。澤西的統治者大多都從澤西島的避稅港法令中獲得個人利益，他們很少因以這種方式出售島嶼的政治主權而感到內疚。儘管還有那麼一些的政治家堅持立場，反對某些避稅港法令提議，而且還有一個令人鼓舞的公民激進主義分子團體在《衛報》上公開表示質疑，說“我們不想出賣我們的小島。”但大多數島民對這種使澤西州漸成俘虜的過程不聞不問。
由1997年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法規提交給州議會的方式所導致的政治危機引起了英國政治家們的注意，包括即將上任的工黨政府高級內閣成員。澤西突然發現自己處在不受歡迎的境地中心，不僅僅是不受英國政府歡迎。英國政府指派了一位前財政部官員安德魯·愛德華茲來檢查澤西的管制行為，而且也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質疑，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是負責加強監管以抵制恐怖分子和全球毒品交易洗錢活動的機構。與此同時，作為工業化大國智囊團的經合組織（OECD）也於1998年發起了反對有害稅收行為的公開活動。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像澤西一樣的避稅港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徹底審查。
第30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11)
愛德華茲的調查報告於1998年發布，其中列出了對英屬皇家領地的153條監管體系的改進措施，但是，它沒有公開披露對離岸公司和信託機構的收益所有人的要求，沒有離岸信託機構必需註冊的要求，沒有公開信託機構的設立人和受益人的要求。我曾隨一位政治家參加了安德魯·愛德華茲的口頭聽證會，我們向他提議說，無論如何，澤西的離岸信託機構必需登記託管財產者和受益人的細節，而且應對年度財務預算進行歸檔。即使是這些小建議也沒有被採納，我們對此感到很失望。一次提高透明度的機會又這樣錯過了。不幸的是，在忽視了更廣泛的非法資金流動和逃漏稅的情況下，通過承認針對恐怖分子和毒品資金的管制行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似乎將避稅港合法化了。這種沒有觸及離岸信託機構隱秘性根基的變革是一種失敗，這意味著即使是今天，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像澤西一樣的避稅港都還一如既往地存在很多這樣的公司。
我們在次日清晨搭船離開
我在避稅港的政府中工作了10多年，看到了很多合法避稅行業的政治腐敗和破壞性活動的內幕。在此期間，每當面對與某些政治家和我的部門上司——澤西州首席顧問出現不合的境況時，我都一直努力保持我的正直品性。但這種緊張狀態有時候讓人難以忍受，特別是當我的部門毫無希望添足人手，而且不得不持續地超負荷工作時。我明白，我的經濟顧問工作在外人看來就是將那些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我島外的朋友因我涉入這些事情而經常表示他們的不滿。事態變得越來越糟，1997年，旨在通過將我的顧問工作角色約束在僅向高層政要進諫而非向整個州議會進諫，以此取消我的職業獨立性的計劃被拿出來公開討論。在我40多歲時，我的兩個兒子都到了上學年齡，此時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必須決定是繼續留在這個重重受限的職位上，還是聽從我良心的安排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但我並不喜歡離開澤西的想法。我已經在這個小島深深紮根。當一條在小池塘里相對來說的大魚其實還是很有吸引力的，畢竟，寧為雞首，不為牛後，而且雖然工作負擔很重，但我還是可以讓我的工作與生活保持平衡。我是島上電影協會的會長，而且為BBC澤西電台作影評。週末，我在澤西島的西海岸衝浪，參加雙體船航行比賽。我的妻子同樣也在忙她的美術事業，我的兩個孩子都出生於這個小島。安於現狀的誘惑是很大的，特別是在對我們的喬治風格的市區住宅剛剛完成修葺後，我們正想著要好好享受一下這項大工程的成果。安全、高薪的工作和相對而言較舒適的生活方式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留在澤西。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內心反省，1998年1月，我辭掉了澤西公務員的工作，但同意幹完6個月的公告期。我的辭職消息在《澤西晚間郵報》上刊登後，有一家獵頭公司跟我聯繫，開出了兩倍於我現在收入的價錢，希望我能加入一家離岸公司管理企業的管理團隊。我知道這家公司，而且也喜歡它的管理團隊，但我還是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它提供給我的這個機會。 6月底，我們組織了一個“明晨搭船離開”的聚會，跟我澤西的很多好朋友告別，兩天后，我們登上了從聖赫利爾到英國威茂斯的渡輪。我站在甲板上，看著澤西島北海岸的峭壁漸漸消失在霧氣中，感慨我自兒時就深愛的澤西島現在卻已變得面目全非。儘管我以前自稱自己是澤西人，並曾為此感到萬分自豪，可現在我卻感到萬分羞愧，這個島已被那些將它濫用作避稅港的人的貪婪和自私自利吞噬掉了。澤西由於氾濫成災的汽車和難看的辦公大樓變得過度擁擠、物價奇高，它失去了它曾經的社會意義和個性。就像有天晚上一位澤西州的前議員傑瑞·多瑞在聖赫利爾藝術中心跟我描述的那樣：“澤西已經建立了希爾頓酒店會客室那樣的社交體系。它已經成了一個為追逐金錢而日漸被人們疏遠的趨利者集合體。”我島上的朋友認為我離開澤西的決定實在是太瘋狂了。也許還是有那麼幾個人理解我離開的真正動因。事實是，我再也無法忍受與這個離岸經濟體係有任何的關聯，也不希望我的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認為我們就是通過助長其他地區的貧困和不公來掙錢的。
第31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12)
我很快在位於倫敦和牛津之間的奇爾特恩丘陵（Chilten Hills）安了新家，找了一份出版和諮詢公司的管理工作，這家公司專門從事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政治和經濟風險評估。但我與離岸避稅港的“緣分”卻沒有就此結束。 1999年，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給了我一項諮詢任務，請我加入一個小組調查避稅港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影響。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的報告《避稅港——為根除貧困而讓渡隱藏的萬億資金》於2000年6月發布，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反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估算了由於跨國公司有害的稅收行為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每年500億美元的損失。不用說，澤西島的政要和銀行家都不會為我參與這些研究而感到高興，他們認為這是一次“對小島的抨擊。”我在《金融時報》、《護衛者》和《世界報》這些國際報刊或者BBC的時事節目中對避稅港的嚴厲批判都被視作對小島的徹底背叛。而澤西州的公共宣傳機構做得更過分，它們將我描述成一個充滿怨恨、性格扭曲的人。在倫敦有兩位BBC記者曾分別告訴我，他們都曾被澤西州高層警告說不許對我進行採訪，原因是我純粹“受個人利益驅動”，我才不管這是什麼意思呢。一位新聞記者告訴我，澤西財政部——澤西島金融行業的營銷部門高級主管菲爾·奧斯汀曾聯繫她，含沙射影地說我與英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組織有聯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個專家助理理查德·昂也曾在由文鮮明（Sun Myung Moon）所有的《華盛頓時報》上撰文誹謗我，滑稽的是，文鮮明在受到逃漏稅指控時被宣判有罪。 2005年，我揚言如果《澤西晚間郵報》的主編克里斯·布萊特不發文收回對我的性格和動因的誣陷，我將向英國新聞申訴委員會告發他。他立即認輸了。所有這些都很可笑，而且都是一些無聊的政治爭鬥，壓根兒就不需理睬，但是它表明避稅行業在受到合法調查時會變得怎樣的氣急敗壞，手段又是如何的卑劣。這些人都會搞邪門歪道；這裡涉及巨額贓款；這裡有著數不清的家醜。
2002年11月，很多民間活動群體、學界人士、記者、金融專家和其他一些專業人士匯聚到意大利的佛羅倫薩，討論牛津飢荒救濟委員報告所提出的問題。我隨英國學術界和活動參與者的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與會者對避稅港影響的深刻認識和廣博知識以及他們創立一個民間組織網絡以將我們關注的話題提上國際議事日程的決定讓我大受鼓舞。在那期間，我們都同意設立一個機構以配合研究和活動。 4個月後，在英國國會大廈，稅收公平連線（Tax Justice Network）正式成立了。全國性的連線活動隨後立即擴展到歐洲、美國和拉美，而且2007年在非洲創立連線的計劃也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著。 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懷特詳述了對資本外逃和避稅現象的關切，60年後的今天，民間社團終於觸及了導致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持久貧困根源的核心。
客廳裡的大象
由於受20世紀60年代美國公民權運動的鼓舞，在10多歲的時候，我便開始致力於全球正義事業，儘管目睹了離岸經濟體那些為人所不齒的行為，但我仍然保持著這些理想。就像全球正義運動中的很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我也相信增加對貧困國家的援助和勾銷它們的債務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採取措施同不平等和導致貧困的根源作鬥爭。這意味著要解決腐敗、貪污、資本外逃和逃漏稅這些問題，所有這些都要求加強對金融體系的監管，正是這些金融體系助長了上述行為的發生。由於有巴塞爾一號銀行協議的優惠待遇條款支持，離岸銀行以驚人的速度在增長，但是卻沒有採取什麼措施約束它們在發展中國家的行為，也沒有取締以逃漏稅為目的的離岸賬戶和信託機構。根據一份研究報告估算，在過去10年中，大約有5萬億美元資金從較貧困國家流向西方國家，每年有1萬億美元髒錢流向離岸賬戶，其中大約有一半來自發展中國家。
第32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13)
避稅港對犯罪、腐敗和偷稅收益大開方便之門，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資本流動總是從南半球流向北半球，從窮國流向富國，而不是像經濟學理論所預期的那樣反向流動。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發展中國家缺乏發展建設資金，而必須依靠外債和援助為公共設施融資，這些資金本來應該由稅收收入支付。拉美的很大部分財富都放在離岸區，這些財富處在離岸銀行和信託機構的隱秘保護下，要么是全免稅的，要么是大部分免稅的，毫無疑問，如果不取締避稅港，減少貧困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上述很多論斷在世界銀行2006年關於減少拉美貧困的報告中得到了證明。正如可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那樣，非洲和中東的情況更加糟糕，這也說明了長期失業、犯罪和社會緊張局勢耗盡了阿爾及利亞、埃及、利比亞、尼日利亞和沙特阿拉伯這些石油或天然氣生產國的國力。這頭特殊的站在客廳裡的大像已經龐大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掌握在離岸區的11?5萬億美元財產可不是筆小數目，而且有證據表明這一數目還在膨脹。
與國內權要的避稅、腐敗和貪污一樣，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也完全被同化了，它們廣泛地利用避稅港偷稅。例如，多年來澤西就被歐洲利用來進口香蕉和咖啡這樣的初級產品。而事實上，寒冷、多風的英吉利海峽並不出產這些熱帶水果，但名義上這些貿易都經過了澤西，部分原因是為了將利潤轉到離岸區，部分原因是為了掩蓋這些市場已被極小一部分壟斷公司控制的事實。英國政府估計現在至少有一半的世界貿易名義上通過避稅港，所以被非法轉移的利潤規模是非常龐大的。
阿根廷和巴西的經驗表明至少有些消失在離岸區的資金將“繞回來”：這些資金被非法轉移到了開曼島或海峽群島的離岸公司，隨後它們又以對外直接投資的身份返回國內投資。這引起國內當局出台優惠稅率、補貼和其他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此做法扭曲了當地市場，將國內企業置於不利地位。但在很多情況下，外逃資金永遠地離開了本國而被投資於西方的國庫券或大型證券交易所，或者瑞士、倫敦、佛羅里達和法國南部的不動產。
儘管將手提箱裝滿鈔票也是洗錢的一個選擇，但傳真、電腦、因特網和復雜的秘密離岸公司及信託機構網絡越來越普遍地被用來將黑錢轉換成合法財富。面對越來越猖獗的非法資金流動，很多國家都試圖對國際資金轉移體系、無賴銀行和避稅港進行更加嚴格的管制，但如果在提供有效信息交流方面的國際合作沒有實現自覺化和全球化，對並行的避稅港和離岸金融中心這些經濟體沒有採取合適的抵制措施，那它們的努力注定會付諸東流。一位研究洗錢問題的專家引用一位瑞士銀行家的話說，追踪流經該國的黑錢的行動失敗率為99?99％。這很讓人吃驚，儘管在這方面瑞士不一定比其他主要離岸金融中心做得更糟。
精英們的反叛
在處理這些全球金融體系頑疾時的失敗產生了一種法律無用、欠缺職業道德的思想，這種思想就像癌症一樣在攻擊市場體系的完整性和民主主義理想。那些遵守合法管理和道德原則的公司董事發現他們在一個不平等的平台上與那些試圖將合法避稅利用到極致的公司違法者們競爭。全世界的稅收負擔正日益從富人身上轉到中產收入者和較低收入階層身上。為了首先服務於超級富豪們的利益，發明和改造了各種手段以方便他們竊取全球財富。富豪們成了與眾不同的一群，特別是在稅收事務上。大多數人將財產放在澤西、瑞士和開曼島這樣的離岸避稅港。他們想住哪兒就住哪兒，他們一心想著的就是如何保持富有。他們的財富可以自由流動，他們甚至能決定在哪兒繳稅，或者要不要繳稅。
地產巨鱷利昂娜·赫爾姆斯利在20世紀80年代曾說，只有小人物才繳稅。當時，很多聽到這話的人都感到震驚。到現在，事態惡化到這樣一種地步：很多人都認為富人規避繳稅。喬治·W·布什總統在2004年8月曾說，設法對富人徵稅是沒有用的，因為“富人們都挖空心思地偷漏稅。”
第33節：第3章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14)
其結果是經濟和社會秩序未能也無法滿足21世紀的福利和安全需要。在發展中國家，通過逃稅和對資源的巧取豪奪來充實離岸銀行賬戶，使國內滋生了普遍而長期的怨恨情緒，造成了大面積的失業、低水平的公共設施建設以及經濟和社會機會的匱乏。但這種狀態也不是無藥可醫。很多此類問題都可以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來解決。各國政府間的有效信息交流對克服資本外逃和逃漏稅問題有很大幫助。銀行隱秘性所造成的障礙可以通過將主要的條款嵌入國際條約來克服。可以通過要求登記離岸信託機構的設立人和受益人的主要細節來降低其隱秘性。那些人因離岸公司和信託機構賦予他們的權利而受益，因此他們沒有理由不履行提供他們身份的基本信息的義務。可以採用全球框架體係對跨國企業徵稅，徵稅依據是創造利潤所在地。像這些政策可以在相對較短的時間範圍內實施。對那些想盡快擺脫貧困的國家來說，這也許是最好的途徑。
【註釋】
①約翰·克瑞斯滕森，“備受關注的合作社運動新趨勢”，《商業時報》（Business Times）（馬來西亞），1985年12月14日，第11頁。
②“馬來西亞銀行與合作社危機的抗爭”，《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英國版），1986年8月12日。
③摘自http://al_qaeda?sitemynet?com/alqaeda/id3?htm，2002年9月23日。
④馬克·漢普頓，《離岸金融中心和避稅港——全球資本的風險》（倫敦：Macmillan，1999）。
⑤雷蒙德·貝克，《資本主義的要害》（霍伯肯，新澤西：John Wiley & Sons，2005），第62頁。
⑥引自《今日報》（This Day）（拉各斯，尼日利亞），2005年6月6日。
⑦《洗錢和外交腐敗：愛國者法的執行和有效性——有關瑞格士銀行的案例研究》，摘自美國參議院調查問題常設小組委員會編寫報告，2004年7月15日，第28頁。
⑧摘自www?economist?com/research/Economics/alphabetic，cfm?，2006年12月12日。
⑨稅收競爭聯盟（Coalition for Tax Competition）發布的新聞，2005年4月7日。
⑩西蒙·J·帕克，瑪麗·E·德·博伊和約翰·S·左丹努維科茨，《國際貿易中因不當定價所導致的資本外流規模估計：俄羅斯—美國情形》，艾塞克斯大學稅收競爭和合法避稅研討會報告書，2004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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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富有的逃漏稅者這麼說布什——是誠實的閃光還是口誤？”太平洋新聞通訊社（Pacific News Service），新聞評論，露西·科米薩，2004年9月9日。布什總統2004年8月9日在安南戴爾的北弗吉尼亞社區學院演講時所言。完整的引述是：“在稅收方面，只需要記住，當我們討論這一問題時，我們正準備提高某些人的稅收，最重要的是，真正富有的人挖空心思逃漏稅，這使得小公司業主最終承擔了很重的稅負。”
都是石油惹的禍。伊拉克被迫簽訂的石油共享協議將使伊拉克人付出數百億美元的代價。格列格·穆特發現了幕後的真兇。
第34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1)
第7章
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
格列格·穆特
最終的“戰利品”
一年前，當哈利伯頓公司的CEO迪克·切尼成為美國的副總統時，他曾描述過美國在強製石油供給方面的政策前景：“到了2010年，我們每天都要額外消耗5000萬桶石油，這些石油將從哪裡獲得？……現在世界上許多地區都提供非常好的獲得石油的機會，中東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石油和最低廉的開採成本，這仍是美國最終想要得到的'戰利品'的地方。”①
迪克·切尼的問題是這樣的“戰利品”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經脫離了西方國家的控制，大多數中東國家將本國的石油工業進行了國有化，沙特阿拉伯保留了外國石油公司投資的部分，伊朗的憲法禁止外國公司控股本國的石油公司。科威特政府試圖把外國公司帶進北部石油地區卻遭到了國會的堅決反對。伊拉克，擁有世界上十分之一的石油儲備，好像是最早開始轉變的。如果伊拉克對外開放，那麼它的鄰居們也許在壓力之下也會跟從。
這是西方石油公司渴望許久的景象。就在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久前，康菲石油公司宣布，“我們知道哪裡有最好的儲備（伊拉克），我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分得一份。”
②殼牌石油公司則表示它的目標是“在那個國家建立一個實質性的確保能夠長期存在的市場。”
③
丹·威特，一個個子不高的熱情美國人，有著一頭漂亮的經過精心梳理過的頭髮，看起來不像是個經濟殺手，卻是這方面的先行者。如果不是他穿著正式的西裝，你一定以為他還是個學生。他的一位同事說他“總是乾勁十足”。對他來說一周之內去3個甚至是4個國家是家常便飯。他穿梭往返於華盛頓的家、倫敦的辦公室、俄羅斯哈薩克的項目、利比亞以及別的什麼地方。
國際稅務和投資中心（ITIC）是一個向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的國家宣傳共同稅務和投資政策的組織，作為它的領袖，威特表示：“我們的理論是能夠吸引投資的開放性的經濟政策比封閉性的政策對繁榮來說更有利。”
現在，在85個共同發起人的努力下，ITIC有了250萬的營業額。儘管展現了這樣的商業利益，但ITIC認為自己還是一個“發展和教育基金”，並且在美國國內稅務署是作為一家免稅、無商業目的的組織註冊的。 “我們用一種中立的態度和政策決策者分享我們的知識。”威特解釋道。他把ITIC描述成一個介於投資者和立法者之間的支持人。然而這家組織只對它的共同發起人負責，這些發起人讚助了ITIC百分之九十的收入，而且董事會被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公司的經理們所掌控。
第35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2)
在ITIC純粹的“教育基金”的範圍內，金權政體是明顯的教育者，而政府則是被教育者。很多西方國家政府、公司以及世界銀行之類的機構都和威特有同樣的看法，那就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專家建議”來幫助它們的改革進程，把它們帶入“最佳國際模式”的軌道。它們認為在經濟上和下層基礎上的決策已經不是政治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技術問題。並且激進經濟改革完成依靠的不是遊說，而是簡單的建議。
有時，這就是一種委婉的說法。道歉的話從來不會對伊拉克說。威特有點不好意思地對一個會面者說：“我完全不在意，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不去伊拉克，你就不會得到其中的利益，這聽起來有點偽善。”
④這句話突出的是“分享的東西”，而不是一種通常令人感到尷尬的行為。在伊拉克，由於提出的建議有15萬軍隊的支持，所以很難被拒絕。
ITIC並不是從事於公共教育，而是把焦點集中於官員和政治家身上。 “公眾總是很難被說服的，”威特解釋道，“你知道，我們不做媒體工作。”
然而，ITIC的方法是非常系統的，在政治上也很有經驗。他們並不單單停留在當前的政府層面上，而是將目標擴大到未來的潛在政府客戶。這項工作在前蘇聯身上得到體現。根據ITIC的十年回顧，“聯邦中的獨立國家的高級稅務官員們在他們的辦公室裡沒必要了解我們，因為當他們作為杜馬代表或政府部門的低級別官員或地區管理者的聽眾時就已經知道我們了。”⑤肯·波特，雪佛龍海外公司的副主席，這樣評價ITIC的角色：“在許多方面，ITIC就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私人版本。” ⑥
ITIC的角色和它們的確是很像，但是丹·威特對於這些說法不屑一顧。 “所有這些參加過世界銀行項目或英國國際發展部（DFID）項目的顧問們全都沒有真正在工廠工作過，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們那麼做了，他們就不會在一個捐贈代理部門做每年只有4.5萬英鎊（8.5萬美元）的工作了。”
威特對那些年薪僅僅只有8?5萬美元的人的輕視使人想起了他對那些他宣稱要努力幫助的國家的態度。
伊拉克的石油工人
“伊拉克是個富國，但它的人民卻是窮人。”當我和哈桑·朱馬坐在他在巴士拉租的一間小房子裡時他這樣對我說。這種說法我也同意。儘管這座房子經過了精心的整理，但現在也很難租出去。一些牆上的牆皮已經脫落，有一些還有了裂縫。哈桑真的是相當的幸運，他已經在石油工業乾了32年，月薪大約在200美元左右，但這已經足夠付房租和維持他一家六口的生活了。根據伊拉克計劃部門的統計，半數以上的伊拉克人現在正處於失業狀態。 ⑦同時，勞工部在2006年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五分之一的人口——200萬的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也就是說，他們每天的收入還不到1美元。 ⑧
哈桑是一個粗壯的石油工人，50多歲，說話的口氣平靜中帶著威嚴，使人有一種想傾聽的衝動。他對伊拉克的貧富狀況的說法是對的。以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的土地——被稱為“文明的發源地”，伊拉克就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河流域富饒的土地上。現在的伊拉克就處於人類最先學會寫字、發展農業以及管理城市的地方。儘管水曾經是伊拉克致富的資本，但現在卻是石油。所有的現代經濟都依賴於此而建立。
伊拉克豐富的資源使它成為西方國家的目標。但是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將成為西方國家達成丹·威特的目標的主要障礙。哈桑·朱馬是一個行業協會的領袖，這個行業協會是在薩達姆倒台之後建立起來的，它在伊拉克南部地區代表著一半以上的石油工人。現在石油工人總工會正在第一線為守護本國的自然資源同掠奪伊拉克石油資源的跨國公司對抗著。哈桑認為，掌握本國石油儲備的主權對伊拉克未來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石油必須掌握在伊拉克手中，因為石油是我們擁有的唯一有巨大價值的自然資源，我們國家的經濟還要依仗於它。”
第36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3)
威特的提升以及ITIC的誕生
儘管主要的策略目的是伊拉克和中東的石油儲備，這一點有大量的政策文件為證。 ⑨但他們卻敏感地指出，石油只是他們出兵伊拉克的一部分理由。結果，他們必須小心謹慎，不能被發現他們對戰後伊拉克石油政策的改變。而他們的那些私人夥伴和基金會根本就不關心這些。
丹·威特也從以前束縛自己的在政府工作轉變為右翼基金會和智囊團的一分子，在那兒他可以更加自信地說出自己的強硬觀點。
由於擁有一個西密歇根大學的ＭＢＡ學位，威特動身去新西蘭惠靈頓的維多利亞大學做訪問學者。在此期間，他幾乎成了反管制的代名詞。在他回到美國兩年之後，他在裡根政府那裡找到了工作，先是在管理和預算辦公室，然後是總統為私有化成立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成立成為了美國通過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政策的轉折點。它提出的建議包括一些傳統的國家公司和財產的私有化，這其中包括美鐵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和兩個海軍石油儲備基地，並且還對郵政服務進行公開競標。它的長遠目標是有效地把美國公民轉變成消費者。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強調是市場而不是政府，提供學校、公共住房和醫療，而消費者只要憑單對此進行支付。它同樣呼籲國際開發總署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化。
儘管與里根政府在政治上的聯繫後來證明對他的前途非常有用，不過裡根的經濟政策看起來對他並不起作用。一個委員會成員，理查德·芬克給他提供了全民經濟委員會（CSE）副主席的工作，這是一個反規制的遊說組織，於是威特很高興地接受了。芬克於1984年利用科赫家族的讚助創立了CSE，這個家族擁有美國第二大私人的多樣化投資的石油公司。
在CSE工作的兩年中，威特發現了一個新的機會。稅務基金會是一個社團領導的組織，它自從1937年起就致力於國內低收入者的交稅問題。但是現在它的財務狀況出了問題，大約有5億美元的債務。威特成功地說服CSE做出一個“友好的收購”，然後他就調到這個基金會工作。 1991年4月，他成了那裡的直接領導者。
與此同時，蘇聯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而這也是威特把目標從美國國內轉移到國外的階段。
在威特成為基金會的直接領導者7個月之後，稅務基金會作為一個獨立的組織參加了1991年11在莫斯科舉行的“美蘇貿易經濟雙邊會議”。蘇共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都參加了這次會議。美國的代表團成員有大使羅伯特·┨乩退埂⒗凸げ坎砍ち侄鰲ぢ磯∫約按聿普康腦己病ぢ薏忌５比換褂謝鴰嵫肜吹男磯啻蠊鏡腃EO們。這次會議標誌著威特人生新方向的開始。這次會議時間選在蘇聯政權正式解體3個星期前，也標誌著對新獨立的前蘇聯加盟國家態度的轉變。這種轉變也對威特和他的同事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1992年的夏天，基金會接待了一個由公司主管們組成的11人代表團。 “花旗銀行、埃克森、菲利普莫里斯主管稅務的副主席們，這些傢伙對去當時那些瘋狂的地方很感興趣。”——去俄羅斯，去給俄羅斯財政稅收部門的外國投資稅務方面提建議。
基金會委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的查爾斯·麥克盧爾執筆一份由代表團發表的聲明。麥克盧爾曾經在1983～1985年期間代表財政部工作過。他負責提出的建議最終變成了裡根政府1986年的稅務改革法案的基礎。這項法案削減了頂層稅率的稅額，同時也增加了低層稅率的稅額。這就把稅務負擔由富人轉移到窮人身上。
麥克盧爾的聲明對俄羅斯的稅務系統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包括低收入者的稅率，還有強烈建議在通過任何立法前一定要和外國投資者們商量。威特在基金會的時事通訊中評論道：“他對僅僅在提交聲明3天后，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就把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率由60%降至40%感到滿意。”⑩
一系列的訪問在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之後相繼進行，在1993年基金會和這些國家的財政部長們簽訂了合作協定。這些新獨立的國家渴望擺脫舊的蘇聯體制，而威特也願意用適合美國合作的方式來填補它們的政策真空。
第37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4)
威特和麥克盧爾認為是成立一個新組織的時候了。於是，國際稅務和投資中心在基金會的基礎上誕生了，而威特成了它的主席。基金並不難找，這個機構剛剛創立的時候，就吸引了20家美國大公司來做發起人，包括柏克萊、雪佛龍、花旗銀行、波音、雀巢和菲利普莫里斯。
下一步要做的是在重新分開的鐵幕兩邊構建政治基礎，為了確保ITIC的聯合席位，他們推薦了約翰·羅布森和彼得·摯搜簟Ｂ薏忌?0世紀70年代任民用航空委員會的主席，因他的堅韌和他在航線製定上的反常規而著名，隨後，在成為喬治·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長之前，他成了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在美國安士製藥有限公司的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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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ITIC在影響稅制政策方面都獲得了成功。 ITIC聲稱他們在俄羅斯推行的原則成為了“國家稅法的基礎”。 1999年，俄羅斯引進了一套新的稅務法則，廢除了累進制的個人所得稅，取而代之的是對所有公民都統一使用13%的稅率，而不管他們擁有多少財富。而在哈薩克斯坦，ITIC的影響更加深遠。 1995年的國家稅務法則是依據麥克盧爾編寫的白皮書。這套法則實施之前甚至不需要國會的審查。原因很簡單，哈薩克斯坦的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解散了國會。就像俄羅斯的稅務法則一樣，它的目標也是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把所得稅率由60%降至40%以及廢除出口稅。 “這是簡單的、包含廣泛的、具有商業導向的改革，我們當然歡迎。”雪佛龍的高級財政官吉恩· 漢德爾拍掌叫好。
漢德爾和他在雪佛龍的同事們無疑對ITIC在石油和天然氣方面採用特殊的稅制感到高興。 1998年，ITIC的哈薩克斯坦礦物稅制委員會提出的11條建議中的6條被採納，並作為稅務法則的修正法案或指導頒布實施。
聚集在石油和天然氣上的焦點
石油和天然氣在ITIC議程裡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超過10年的時間裡，ITIC執行委員會四分之三的成員代表著雪佛龍、英國石油公司（BP）和英國燃氣公司。
在這個意義上說，ITIC和美國、英國政府有著共同的政策興趣點，這兩個國家近100年的對外政策幾乎都圍繞著保護那流淌著的石油。在20世紀的前50年，石油更多地展示了它的軍事價值，技術上的優點，使得它作為一種初級原料能夠被輪船、坦克和其他陸地上的交通工具以及飛機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石油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希特勒輸給蘇聯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後者控制了阿塞拜疆地區的石油資源。同時在世界的另一端，日本偷襲珍珠港激發了兩邊控制太平洋和從印尼的石油供應線路的願望。兩邊的軍事領導者們都明白，如果他們不能確保石油供應的安全，他們的戰爭機器就會停下來。
從那時起，石油的軍事重要性進一步得到提高。在入侵伊拉剋期間，美國的軍隊每天要耗費140萬加侖的燃料。但自從20世紀中期以來，石油的經濟價值逐漸取代了它的軍事價值。用石油工業的歷史學家丹尼爾·尤金的話說，就是“不管全球政治格局怎麼變化，也不管是帝權力量的衰退還是民族自豪感的湧動，有一種趨勢在二戰後10年以一種筆直的軌跡迅速上升——石油的消費……石油儼然就是一個得意洋洋、不可質疑的國王，一個身著絢麗服裝的君主。”
在20世紀大多數時間裡，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者。然而，隨著美國供應量的下降以及石油消費在北美、歐洲和後來的亞洲的上升，在石油消費國家和石油生產國家之間的地理斷層變大了。石油是國際地理政治學的中心要素，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比中東的石油還要多，中東的石油儲備超過了全世界總量的60%。
第38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5)
1980年的卡特政策也許是我們看到的最有力的政策。在他的國情咨文中，他宣稱：“要讓我們的位置絕對的清晰，任何試圖以外部力量獲得對波斯海灣地區的控制的行為，都將被視為對美國重要利益的入侵，對於這樣的入侵，我們會用任何必要的手段還擊，包括動用軍事力量。”儘管他提到的是“外部力量”，但這項政策也對中東地區本身有效——就像我們看到的1991年的海灣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一樣，現在美國又把矛頭對準了伊朗。
我第一次去伊拉克是在2005年，也就是伊拉克戰爭兩年後。在那裡我受到了哈桑·朱馬和石油工人總工會的熱情款待。在巴士拉夏天的熱浪中，我用了一周的時間來拜訪他的石油工人夥伴和他們的工作地點。通過親自為一家倫敦本地的叫“PLATFORM”的非政府組織工作，我了解到了近八年來遍布在世界各地的英國石油公司的影響，並且看到了自從2003年以來，伊拉克的石油政策有哪些改變。
我在2005年5月拜訪的一個地方是巴士拉精煉廠。這裡遍布錯綜複雜的管道連接著形狀不規則的建築，並且到處瀰漫著一股硫磺味。巨大、閃光的煙囪高高聳立，帶著火星的熱浪噴湧而出，這樣的溫度簡直能把大地熔化。和別的地方不同的是，這裡的東西顯得特別陳舊。控制室裡的電腦顯示屏看起來像是70年代電影裡的東西。房屋破舊不堪，連管道也鏽跡斑斑。
當我走過這些設備時，我開始感到一絲不安。我知道在英國和美國的精煉廠這種老的管道和閥門往往不堪重負，極易造成事故。這樣想著，我不知不覺又轉了一圈。
當我問精煉廠的經理這些設備是否存在著安全問題時，他感到十分驚訝。事故是十分罕見的，他說，因為每一項設備都會定期檢查。 “對於這些操作員來說，精煉廠就是他們自己的一部分。”他解釋道。我把這裡的情況和英國、美國的精煉廠令人膽寒的安全記錄做了對照，在那些精煉廠裡，工人們被資產管理者們看作成本的一部分而要使其最小化。由於勞動力被大量削減以至於機器設備很少做檢查，而損壞的部分也不會被修理或被替換，比如BP在蘇格蘭的格蘭奇茅斯精煉廠，我還曾經在2002年去過那兒。兩年前，那裡的設備出現了一系列的事故，包括爆炸、氣體外洩，還有火災。因為這些事故，這個精煉廠收到了蘇格蘭歷史上最大的一筆健康安全罰單。 50名消防員用了14輛消防車花了7個小時才把火勢控制住，而在滅火的前期還由於一個定點滅火設備的損壞阻礙了整個滅火過程。經濟分析師和當地的議會人員紛紛指責工廠缺少有技術的安全人員。在1998年，這家精煉廠就裁掉了200人，到了1999年，裁員人數又擴大到400人。在2000年6月這場火災前，BP又一次裁員，這一次裁掉了員工總數的40%，使得員工人數由2500人下降到1500人。
反觀巴士拉精煉廠，“自從2003年以來就沒有發生過任何一起火災事故。”廠裡的消防員法拉傑·拉巴特很自豪地告訴我。但是在伊拉克戰爭期間，這裡卻發生了23起火災。這其中有一次是由於一個儲油罐被一架F-16擊中而引起爆炸。
法拉傑身體瘦長結實，是一個很安靜的人，自從1976年就在這家精煉廠工作。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法拉傑還是個演奏卡南（一種中東地區有弦的樂器）的樂師，他所在的樂隊很出名，經常被一些國際旅行團邀請去演出，但他卻不能加入它們，因為他拒絕加入社會復興黨，因此他被禁止出國旅行。
法拉傑的經歷是伊拉克人民長期的悲慘生活的一個縮影。由於地處伊拉克的東南部，在伊拉克三次最近的戰爭中，他的精煉廠總是處於戰爭的最前線。在1980～1988年兩伊戰爭中，在持續的砲彈轟炸中，法拉傑失去了幾個同事。在那場戰爭結束的兩年後，侯賽因·薩達姆又入侵了科威特。接下來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法拉傑回憶道：“那真是一場恐怖的戰爭，因為我們使用了很多以前從未見過的武器——F-16、隱形飛機、'狂風'戰鬥機、巡航導彈。所以那時候不管男人、女人、小孩甚至是動物，只要一聽到飛機發出的聲音，他們就嚇得半死”。對於法拉傑來說，兒子的受傷無疑是個災難性的打擊。在戰爭期間，一枚導彈落到了他家房子的附近，導彈的碎片擊中了在附近玩耍的兒子，15年過去了，他的兒子至今還臥床不起，需要有人照顧他的起居。
第39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6)
在以美國為首的聯軍的打擊下，薩達姆的部隊被趕出了科威特。之後伊拉克南部的什葉派回教徒組織開始動員大家反對薩達姆，並且美國方面也表示願意給予一定支持。而薩達姆用幾次近乎殘忍的鎮壓做出回應。法拉傑也因為曾參與一些反薩活動遭到了逮捕。他在監獄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待了3個月。
20世紀90年代，伊拉克受到了國際制裁，以至於成千上萬的人，尤其是兒童，死於藥品和食物的匱乏。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在一項研究中發現，在1991～1998年期間，實際死亡的5歲以下兒童比根據之前數據推測的死亡人數還多出了50萬。許多死亡原因是由於不能獲得乾淨的飲用水。自從氯被認為在商業上具有“雙重作用”，它的進口就在製裁期間被禁止了。
當美英聯軍在2003年3月入侵的時候，大部分伊拉克南部的人民，甚至全國很多人，都對此表示歡迎，因為這意味著薩達姆的時代就要結束了。
但是，當美英聯軍佔領的現實開始時，希望就變了味。法拉傑回憶了一件事，當他和他的同事在一次輪班後準備回家時，他們碰到了一些美軍士兵，並向他們致意。這些美國人看起來精神十分緊張，他們關閉了大門，拒絕讓工人們回家。當一個高級工去詢問發生了什麼的時候，他被扔到了廣場上，頭上還有被打過的痕跡。
很多美軍士兵都還沒有成年，但他們被告知任何一個伊拉克人都有可能是一個潛在的恐怖分子。這種論調不僅僅局限於告訴那些未成年的士兵，而是深深影響到了那些高級官員和那些顧問們。而這些所謂的顧問們就只知道提一些如何發展經濟的“建議”，其他什麼都不管。
很多這種建議的潛台詞就是伊拉克現在沒有能力經營自己的石油工業，而只有跨國石油公司有這樣的能力和技術來經營。而我在這家精煉廠的經歷卻使我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就像哈桑·朱馬評論這些跨國公司說的那樣：“它們的機器設備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們的技術就不敢恭維了。”
2003年5月20日，就在薩達姆下台的幾天后，哈桑·朱馬通過一次會議組建了石油工人總工會。外貿聯盟自從1987年就被認為是不合法的。當時的獨裁者宣布除了他自己組建的聯盟，其他任何組織都是違法的，這是他確保自己政權安全的一種手段。工人們的目的不單單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從這次佔領一開始，許多聯盟活動者都認為有必要組織一個石油工人的聯盟，因為這樣一個組織可以保護國家的經濟，而且我們也很清楚地看到，美國和它的盟友們就是為石油來的。”哈桑說道。
從第一次會議開始，一個9人的委員會就成立了。起初，許多工人都是很勉強地加入這個組織的，因為他們想起了薩達姆鎮壓的手段。在那個時候，美國剛剛佔領這個國家，沒有任何關於戰後重建的計劃。所以這個委員會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組織工人們重建和修補那些在戰爭中被損害的設施。當這些工作被證明有效的時候，工人們便被這個委員會所吸引了。後來，他們又成立了南部石油公司聯盟，並進行了選舉，結果哈桑·朱馬被選為主席，而法拉傑也進入了執行委員會。
總工會另一項工作是改善佔領下工人們的待遇。在佔領最先開始的兩個月裡，工人們沒有領到任何報酬。到了2003年的6月，他們覺得已經受夠了，法拉傑、易卜拉欣·賈伊迪(另一個精煉廠的工人)和另外100名工人用一輛起重機堵住了為英軍坦克提供燃料的徵收點，並坐在卡車周圍示威。
很快，鎮壓的裝甲車就開來了，並且士兵們已經把他們手裡的槍瞄向了那些示威者。但是工人們不為所動，仍然勇敢地、平靜地坐在那裡，嘴裡不停地喊著他們的老闆是騙子，並且告訴那些士兵們如果他們想開槍就開吧。示威者們言辭激烈，並通過談判在幾個小時之內得到了他們被拖欠的薪水。英國軍隊的長官認為工人們控制了燃料的供給就像控制了佔領中的生命線。經過這次抗議之後，這個總工會立刻成了大家談論的焦點，會員人數由原來的100人一躍變成3000人。
第40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7)
然而，當入侵的英美兩國想要通過哈利伯頓公司整個控制這個國家的石油工業時，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們繼續被邊緣化。這個石油服務公司像它的政治和軍事主人一樣，對這項任務還沒有準備好，所以它想要經營和重建這部分當然就不可能成功了。
在2003年的8月，總工會又組織了一次罷工，整整兩天之內伊拉克的石油生產幾乎全部被中斷。就像上次的抗議一樣，這次罷工對於總工會隨後的勝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在隨後的一個月中，美國行政長官保羅·布雷默為伊拉克的工人們準備了許多的工資條款。先是提出每個月工人的工資為69000伊拉克第納爾（約為40～45美元），但這些錢工人們根本就不夠維持基本的生活。於是總工會威脅說要組織更久的罷工，兩邊就又坐下來開始談判。最終雙方都做出了讓步，在每個月10萬第納爾這一點上終於達成了共識。從那以後，總工會也取得過其他一些戲劇性的成功，這包括給哈利伯頓公司的一個轉包商施加壓力，使得他把1200個外國員工的職位換成了伊拉克人；遊說公司為工人們建造住房；強迫公司為石油學院的新畢業生們創造工作的機會。同時，聯盟的會員也已經超過了23000人，並通過聯合9家石油公司的10個外貿聯盟委員會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這9家公司分佈在巴士拉、阿馬拉、納西里耶、塞馬沃四個省，雖然它們在伊拉克十八個省中處於最南部，但伊拉克大部分的石油卻在這裡。
ITIC在伊拉克
2003年的夏天，丹·威特決定動身前往伊拉克。威特認為當伊拉克重建它的政治經濟體制時，那也是ITIC的機會，這就像他們如何在前蘇聯工作一樣。當時ITIC在蘇聯政局動蕩的環境下很好地保護了自己，並且在什麼都是一片空白的情況下展開了自己的工作。 “我最初的想法是，為什麼我們不試著像1993、1994年在哈薩克斯坦那樣開始呢？我們只要把那個'劇本'中的幾頁拿出來用於伊拉克就行了。”
威特的董事會十分贊成。在2004年末2005年初的政策計劃會議上，ITIC的專家和發起人們（他們大部分人都是大跨國公司的代表）都在爭論所製定政策的目標應是為了使伊拉克能夠走出去，並且恢復石油公司進入該地區其他盛產石油國家的權利。 ITIC選擇了一個最不合時宜的場合發表了極其露骨的言論：“伊拉克的工作應該繼續，並且要把它作為一個將來向中東地區其他國家擴張的'跳板'”。很明顯，他們提到的盛產石油的國家是指伊朗和利比亞。
威特獲得了ITIC一些發起人的支持，這些發起人都願意把伊拉克項目作為現在ITIC的頭等大事來處理。 6家石油公司也參與進來：BP、雪佛龍、埃克森美孚、殼牌、道達爾、埃尼化工。
為了給這個項目找一個好的領導者，威特僱用了布賴恩·奧康納，他以前是BP石油公司的一個經濟學家，後來又為英國的國際發展部出謀劃策。自從2000年以來，布賴恩·奧康納就作為石油稅的顧問在ITIC供職。當時他曾負責一個歐盟的項目來改革俄羅斯的稅務體系。儘管這個歐盟項目屬於大眾投資，可ITIC還是很熱心地在它的時事通訊中寫道：“在這個項目中立法範圍會包括許多由ITIC發起人來確定的優先權。比如，轉移定價、石油天然氣稅、增值稅、環境稅、利潤稅……當這個項目向前推進時，我們就能經常發現我們發起人的信息。”
奧康納和威特組織了一個“專家組”，成員還包括了其他9位為伊拉克項目工作的經濟學家。這其中，只有穆罕默德· 阿里·贊尼是伊拉克人，他現在在全球能源研究中心（CGES）工作，CGES是倫敦的一個智囊團，由前沙特石油部長謝赫艾哈邁德·扎基創立。另一個專家組成員里奧·杜拉斯也來自CGES，他還是以前奧康納在BP公司的同事。
專家組的主要工作是做出一個報告，能夠使大多數跨國石油公司能夠參與伊拉克的石油生產，而石油生產作為伊拉克的公共部門已經超過了30年。
西方國家想得到伊拉克石油的控制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就明確表示，伊拉克是自己的重要的石油資源基地。戰爭內閣大臣漢基爵士在給外交部長亞瑟·貝爾福寫的一封信中曾經提到：“從英國方面來說，我們能夠搶過來的大的潛在石油供應地就應該是伊朗和伊拉克了……控制這些石油供應地已經成為英國參加戰爭的首要目的。”
第41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8)
通過這場戰爭，英國以委任託管權的方式佔領了伊拉克，並且達成了漢基爵士控制該國石油供應的目的。 1925年，伊拉克的英任君主費薩爾國王與一個叫土耳其石油公司（IPC，1929年更名為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西方財團簽訂了一份妥協合約（後來經過一些人員變化，這個財團包含的公司最後變成了BP、殼牌、道達爾和埃克森美孚）。
這份讓步合約成了一個樣式被廣泛的推廣到英國的其他殖民地。這是一段長達75年的時期，在此期間，所有條款都是冰冷的。結合兩個20世紀30年代獲得的受讓權利，IPC獲得了伊拉克所有石油的處置權。伊拉克曾經想保留20%的石油支配權，但是被否決了，儘管在早期的協議上還曾被提起過。
儘管伊拉克在反抗這些不平等的合約方面屢屢受挫，但這些合約還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感受到了壓力。主要的問題是在公司和國家的利潤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外國公司獲得了太多的關於石油發展的控制權。它們限定一種產品從而推進其他產品的生產，並且利用它們在信息上面的壟斷來控制價格以剝奪伊拉克人民的收入。這種手段幾乎在所有的石油生產國家同時都能見到。這些爭論的結果是許多石油工業的國際化。就拿伊拉克來說，它分為兩個階段，分別在1961年和1972年進行。但這種局面是丹·威特和他的石油公司發起人們現在想要顛覆的。
20世紀70年代是伊拉克歷史上石油工業最成功的時期。掙脫了跨國石油公司的控制，在1970～1979年期間，伊拉克國際石油公司的產量從每天的150萬桶增加到370萬桶，並且通過勘探，發現了現有石油兩倍多的儲備。這種成功的勢頭在1980年漸漸接近尾聲，當時薩達姆入侵了伊朗，發動了一場八年的戰爭，並造成了100萬的人員傷亡。
伊拉克的石油工業在20世紀80年代末薩達姆1990年入侵科威特前得到了短暫的複蘇。而在隨後12年的製裁期間，石油工業遭到嚴重損害，基礎設施支離破碎。到了2003年英美聯軍佔領伊拉克的時候，石油工業又被它們打著需要重建的幌子所佔領。
伊拉克石油工業的狀況每況愈下。在佔領初期，那些石油設備，像這個國家其他的財產一樣被掠奪。伊拉克鑽探公司（IDC）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第一次看到鑽探是在廣闊的南魯邁拉地區，那是在距離巴士拉兩個小時車程的西南部的炙熱沙漠。納西爾· 莫哈辛· 莫漢是工地的主管，他在活動屋向我描述這一切：“機器設備全都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了鑽塔的架子。”這不是一兩天的快速入侵而造成的混亂，這樣的掠奪持續了4個月，一直到2003年7月才結束。 “所有的掠奪都是在聯軍的注視之下進行的，”納西爾說道，“他們根本就不管這種情況。”最後IDC損失了大約2?4億美元。
與此相對照的是，位於巴格達的石油部大樓被美軍嚴密保護，而城市裡其他建築都遭到了被掠奪的命運。其他物資設備，比如說桌子、摩托車、各種儀器，只要有資金就可以找到替代品。但石油部裡有不可替代的石油區域的地理數據。
在這場掠奪之後，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們決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重建他們的石油工業。 2003年8月，IDC的工人們開始重建他們的設備。他們找出每一處需要修理的地方並儘自己最大的力量把它們修理好。工人們最先修好了鑽探塔並在45天之後開始運轉。幾個星期之後，已經有12個鑽探塔可以開工。
在一間臨時房裡，哈桑·朱馬坐在納西爾旁邊，高度讚揚了這次成功：“伊拉克鑽探公司的工人們是真正的勇士，面對廢除IDC的陰謀他們不為所動，最終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了公司。”另一個石油工人評論說這是伊拉克工人第三次面對極度的不幸，重建遭戰爭重創的工業了。正是憑藉著這種強烈的對石油的主人翁感，他們才會永不放棄。
丹·威特的挑戰是在面對伊拉克人民對石油強烈的主人翁感和發展國家最重要的自然資源的願望時，還要給它的發起人們想要的石油控制權。他也不得不承認：“把外國人放進來還要允許他們提取碳氫化合物，這真是個敏感的政治問題。”
第42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9)
解決的辦法就是要讓伊拉克人覺得石油控制權好像還握在自己的手裡。
產品共享協議
威特和他的團隊在2004年的秋天完成了報告。他們建議伊拉克的石油工業還是要靠外國的公司來發展，可以運用一種叫產品共享協議（PSA）的方式來進行。這個協議最初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在印度尼西亞實行過，當時民族主義運動在那些石油生產國家氣勢很盛。儘管印度尼西亞的石油公司最終被收歸國有，但他們還是想盡辦法避免了這種情況在其他地方的發生。獨創性的PSA明確了石油資源是國家合法財產的一部分，但同時也說明了外國公司的角色是“承包者”。實際上，外國的公司維持了控制權並擁有所得的大部分利潤。從這個意義上講，PSA同老的妥協合約在本質上沒有區別。
托馬斯·瓦爾德解釋了這種觀點，他是威特最欣賞的理論家之一。瓦爾德是石油天然氣法律方面的專家，在蘇格蘭東北部的鄧迪大學任教，他把這種方法看作是“一種簡易的結合，這種結合是在具有政治象徵性的產品共享協議（這個服務合約表面上顯示國有公司扮演著主人的角色）和該協議模式在所有重要事務方面以許可證制度的方式所規定的物資平等性之間……表面上政府在主導這場遊戲，其實是公司在國家所賦予其合法權利這種偽裝下，控制著這場遊戲。”
對丹·威特來說，PSA必須讓聽眾覺得完美無缺。
我第一次對丹·威特有印像是在廣播裡。當時BBC的世界服務廣播搞了一個每週一次的節目，叫“大家說世界”，參與者就某一個話題展開討論，聽眾也可以通過E-mail發表自己的觀點。 2005年11月的一個週四晚上，我被邀請去了位於布什大廈的演播室。威特是另一位被邀請的嘉賓，雖然當時他也在倫敦，但他拒絕去演播室，所以只好以電話的方式參與。
雖然我不認識他，但我卻知道ITIC，我在2004年的夏天看過他們寫的伊拉克報告，對於里面的觀點，我大部分持反對意見。
打從一開始ITIC的報告就宣稱產品共享協議現在是“OECD以外許多國家的標準”。 PSA在很多國家都在用，這是事實，但那些都是一些石油儲備很少或很難開採或開採危險係數很高的國家。這些條款從不用於像伊拉克這樣擁有大量開採起來既簡單、成本又低的石油儲備的國家。實際上，他們只關注如何共享世界的石油儲備而沒有註意使用國家的數量。國際能源機構的數據顯示，只有12%的國家使用了PSA，而67%的國家選擇單獨發展或依靠國際石油公司來發展。
但也許ITIC的報告中最具誤導性的是它提出的經濟模式只到2010年。在這個時期，這個模式會顯示外國石油公司的投資成效，因此會對伊拉克的經濟產生推動作用。然而，在石油還沒有開始流淌之前，也就是收益未被分配之前，這個模式已經停止了。
雖然他們制定了詳細的可以讓伊拉克的政治家們在短時間內可以看到的目標，但我仍然認為這是個基本錯誤。這種時間結構掩蓋了石油公司的投資將在石油開始流淌時從石油收益中取回的事實。這就像我從銀行貸了一筆5年還清的貸款，然後看看我未來4年的財政狀況，當我的貸款還清之前，我的狀況當然會很不錯。
我在廣播節目中提出了這種觀點，並希望得到威特的解釋。但他迴避了這個問題，而是就投資的重要性做了回答。我肯定了伊拉克需要投資，但真正的問題是以什麼形式和由誰來投資。 “丹·威特，對於這個問題你怎麼解釋呢？”主持人問道。丹·威特沉默了一會，然後終於開了口：“嗯……大衛· 霍根，你還在線上，對嗎？”第三位嘉賓是一個愛爾蘭公司的老闆，他剛剛在伊拉克獲得了一份小型的石油合同。我在演播室裡繼續這場討論，但威特卻不再參與了。
我很吃驚！這兒有一個人在主席的位置上做了很多年，在世界上許多大公司面前也展現了自己的實力，現在竟然因為我問他一個簡單的問題逃避開了！
正當我反思到底發生了什麼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我不該這樣吃驚。實際上，我開始明白，這正好是因為他做過主席的緣故。在辯論之中，他始終保持著說話簡潔的特點：“這就是伊拉克如何引進投資的過程。”但在正常情況下他也應該說一說引進投資的成本，可是他沒有。這也就是他無法向普通大眾解釋那個問題的原因。
第43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10)
把皇帝的新衣這個故事拿來做比喻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ITIC並沒有提到最為重要的收入問題。伊拉克政府超過90%的收入來自石油，如果犧牲這麼一大塊收入，勢必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
伊安·勞特里奇是來自北英格蘭謝菲爾德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精力充沛的經濟學家。我和他將一起去糾正ITIC的疏漏。我欣賞他的工作作風已經好幾年了。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石油公司極力反對對北部海域的石油產品增加任何稅。它們聲稱，這種行為會使北部沿海在經濟上不能獨立的生存，而它們也會集體地從那裡撤離。但勞特里奇的研究卻表明，儘管一些公司做出了這樣的聲明，但實際上北部海域對於它們來說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圖的地區，哪怕是在交了稅之後。最近，勞特里奇寫了《沉溺於石油》一書，這是在國際能源動力學界和有關伊拉克戰爭政策方面最好的書之一。
通過對伊拉克石油領域的現金流動構建經濟模型，我們可以看到石油收入是怎樣被分割的。最終結果的得出依賴於PSA條款的準確，有一些PSA條款對於石油公司非常有利，而有一些就不那麼有利。
我們挑選了一系列的PSA條款，這些條款在世界上其他地區都已經被使用過了。從最嚴格的利比亞合約到比較慷慨（當然，是對石油公司來說）的俄羅斯合約，我們都收錄在內。我們假設石油的價格是每桶40美元，然後對12個使用PSA條款的國家按照發展程度排序（除去60多個貧困國家）計算，最後我們得出結論：相比把石油資源作為公共物品，這種由外國石油公司承包的模式從伊拉克掠走了至少74億美元（最高194億美元）。當然，如果石油價格更高（就像我寫的那樣，在70美元左右），那伊拉克的損失就相應的更大。
PSA條款通常會持續25～40年不等，在此期間條款會進一步的進行修改。
當我在2006年夏天就PSA條款問題採訪丹·威特時，他也承認以往發生的一些事看起來是不太公平。 “有些東西看起來是有點矛盾，我的意思是說現在坐下來商談是很容易的事，我曾經和哈薩克，和伊朗的阿澤里斯人（Azeris）就此討論過，'是不是我們讓步太多了？或許我們沒有給政府足夠多的好處，也許外國投資者不會做到公平分享利潤……'”但是，他又爭辯道，“你也看到了這是存在政治風險的，其他工業在一種不穩定的政治風險中會做怎樣的投資？”
我向他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如果風險環境得到改善，那伊拉克政府能否就原來的條款展開重新談判？原則上，他別無選擇只能同意：“政府就是政府……如果政府方面在政治上站不住腳時，他們就會被迫與另一個政黨展開談判。”
然而，在哈薩克斯坦，威特又曾發表了一套與之完全相反的言論。在2001年和2002年期間，正當該國政府根據國內出現的新的情況想要對PSA條款做出調整的時候，威特的ITIC通過向它施加巨大的壓力維護了原條款。 ITIC的手段包括通過外國公司威脅撤離資金使哈薩克斯坦政府處於高危狀態；抓住每一個可能的機會遊說各位部長和國會議員；動員其他外部力量對政府施加壓力，如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條款的穩定問題就像漂浮在哈薩克斯坦上空的一塊烏雲，這將直接影響投資者對於他們未來投資前景的展望，當然，還包括新投資者。”這是威特在2002年發表的威脅哈政府的一套言論。
最終威特贏了，PSA條款維持原樣。
因此，由於伊拉克的政府剛剛成立，還沒有實力與外國抗衡，況且國內的安全形式也令人擔憂，再加上現在還處於軍事佔領期，所以伊拉克簽訂一份長期的PSA條款在所難免。在這種情況下，外國石油公司會要求得到巨大的利潤來補償它們所冒的風險，而伊拉克政府在討價還價方面將很難有發言權。
這種不公平的條款恐怕要持續幾十年的時間，這種前景也將使許多伊拉克人受到打擊。這就像一個四處炫耀的小偷，在重複其他小偷曾經在伊拉克舊殖民時期的行為。
第44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11)
然而，PSA條款經常會使外國石油公司對可能會影響它們的利潤的新頒布法律具有豁免權。這就是人們通常說的“穩定性條款”。條款裡經常會有這樣的規定：出現爭議時不能通過本國的法庭來解決，而是要通過國際投資法庭來解決。而國際投資法庭會依據商業背景來做出判決，而不是依據國家的利益或國家的法律。伊拉克會因此失去更多的決定自己國家資產損耗率的權力，這對於一個經濟上依靠石油的國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權。同樣的，伊拉克也會失去控製石油甚至是製定一部新法律的權力。實際上，伊拉克被剝奪了對它大部分重要工業的民族自治權。
目標：民主政治？搶劫？
儘管美國政府一再鼓吹要把民主政治帶到中東地區，但丹·威特好像與此無關。 2005年末的一篇文章報導了備受指責的阿塞拜疆選舉，ITIC在那兒恰好有辦公室。威特說道：“西方國家領導人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在那些出現的民主政治中，當地的反對派根本就沒有一個公平的機會來贏得選舉。即使是媒體，也對報導反對派沒興趣。真正的挑戰來自選舉之後要進行的改革——經濟、社會、政治……西方國家應該歡迎他們而不是疏遠他們。”
在完成伊拉克報告後直接把它交到掌權者手中，這倒是符合威特對民族政治憤世嫉俗的態度。與伊拉克決策制定者會面的最直接的路徑是通過佔領他的軍事力量，而英國政府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2004年9月當報告完成的時候，ITIC的成員會見了來自英國外交部和財政部的官員們，探討了最有效的策略來說服伊拉克人接受簽訂的條款。當時是財政部長（現在是副總統）阿迪勒·阿卜杜勒-邁赫迪接受的報告。但這不是由丹·威特送去的，而是由英國駐伊拉克的大使愛德華·卓別林送去的。由於英國的8500名士兵還駐紮在伊拉克，因此這是一位阿迪勒和他的同僚們都不敢輕視的大使。
英國政府通過自己的方式向伊拉克的石油部表達了和ITIC同樣的觀點。在英國的“伊拉克石油工業的常用規則”中，開篇就逐字逐句地複制了ITIC的言論：“伊拉克石油的複興和發展需要注入大量國際投資……伊拉克必須要授權國際石油公司利用這些投資來發展本國的石油工業。”
2005年1月，在貝魯特召開的一次會議中，ITIC向伊拉克財政部、石油部、計劃部的大小官員們介紹了他們的觀點。這次會議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發起的。儘管威特在他的會議中一再降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所起的作用——“從技術上講，這是兩家相互分離本質不同卻又掌握在同一種人手裡的組織。” 但這兩個機構的存在無疑磨礪了伊拉克人的大腦。
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是世界上擁有外國負債最多的國家，這包括因入侵科威特而需支付的賠款和未支付的別國貸款。這其中大部分是薩達姆的負債，他把借來的錢用於修建自己的宮殿和購買武器，並沒有使伊拉克人民獲得利益。 2004年11月，巴黎俱樂部的債權人國家同意免除伊拉克未向它們支付的80%的欠款，但條件是IMF必須保證伊拉克的經濟在2005～2008年健康發展。另外，為了使這個條件能夠成立，伊拉克也需要獲得世界銀行和IMF的支持以確保未來在財政上得到進一步的讓步。無論如何，只要有這些個機構參與，威特的建議就很難被拒絕。
英國政府也幫助ITIC組織這次會議，還特意從巴格達大使館招來一名外交官。克里斯·布朗是大使館的一等秘書，他的主要職責就是負責能源問題。威特是這樣評價他的：“這真是個出色的傢伙，也許在石油方面是知識最淵博的人之一，他總是能夠帶來最棒的實例。”布朗建議威特邀請一些伊拉克的官員出席這次會議，並且還幫著與巴格達的高官們交流了一下意見。
貝魯特會議之後，在2005年大部分時間裡，威特都牢牢地控制著他的項目，他在等著看在伊拉克的轉變過程中，那些政治家們有什麼反應。威特的工作開始有了成效。在2005年的11月，沙拉比宣布伊拉克將實行PSA條款。五角大樓以前的密友現在代表著總理和能源委員會，這是在伊拉克石油工業任何決策都有重大影響的人。 “為了使石油產量增長，我們需要產品共享協議。”他說道。
第45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12)
在2006年初，威特的成就進一步得到體現，現在已經凌駕於英國之上和美國政府平起平坐，當然，這裡的“美國政府”是指外貿發展局。
在他所有的這些宣傳工作中，威特宣稱沒有任何特殊利益，只是為了推廣“最好的模式”。他也一再堅持伊拉克項目的輔助資金對清算賬目是沒有限制的。儘管那些發起人明白這還得取決於伊拉克項目，那裡對ITIC來說沒有法律上的要求去那麼做。這一點對威特來說很重要，因為ITIC要是表面上看起來像個公司，它的免稅地位將會被取消。
然而，威特在伊拉克的所作所為不像為任何一家公司工作，很明顯他使所有的西方石油公司都獲益。 6家在工作中的公司看起來已經要獲得收益了。在2005年夏天，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他們已經和其中的4家公司就將來的合作展開初步的談判。這4家公司是BP、雪佛龍、埃尼化工和道達爾。
丹·威特對至今他取得的成就感到滿意：“我敢說這些報導已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為PSA條款在伊拉克的存在，會使得人們對石油的熱情持續下去。”
他想要影響的那些決策不久後就出台了，這也同樣是那些石油公司盼望已久的決策。沒有一家公司會在伊拉克建立起完備的法律框架前註入資金，因為它們都害怕在國際法庭那兒蒙受損失。首先，伊拉克需要製定一部憲法。儘管已經在2005年10月的全民投票中通過，但還需在2006年至2007年試施行半年。一旦憲法定案，那麼伊拉克政府就能製定一部石油法，這樣就可以展示石油工業未來發展的框架，任何外國投資可能發生的行為也可以被寫進法律。只有當這麼一部法律出台，長期合作協議才會簽署。
2005年11月，伊拉克政府同IMF簽訂了一份備用協議。 IMF給予伊拉克一定的財政便利，並同意減少外國負債。作為交換條件，IMF規定了對伊拉克經濟環境的要求。這份協議存在的最大爭議之處在於IMF要求伊拉克政府大量削減對於燃料方面的補貼。包括做飯用的天然氣、煤油、柴油機和對保持發動機運轉至關重要的汽油。自從每天限制用電4個小時以來，電價立刻漲了3倍。由於沒有相關的對策出台，這導致了伊拉克人民舉行遊行進行抗議，石油部長烏盧姆也因此遞交了辭職信。協議上有一處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的地方，那就是在2006年底之前伊拉克必須出台一部石油法，而IMF必須參與這部法律的起草。
威特計劃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希望能為促成投資者和伊拉克政府之間的談判做出貢獻，這樣它們就能被最好的國際模式所引導，同時也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夠加速這個過程。”但是他現在談成功好像早了一點。通過研究全球石油工業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石油生產國家和西方石油公司之間存在著一個能量的轉移。一個國家總是會被其他國家發生的事所影響。一旦伊拉克石油的未來被決定，那麼這種趨勢也可能向西方的石油公司蔓延。委內瑞拉，世界第六大石油儲備國，兩次要求和外國石油公司重新談判來獲得更公平的合同，否則就讓它們離開這個國家；玻利維亞也複製了這一辦法，而且聲勢更為浩大，2006年5月，他們直接把軍隊開進了油田；俄羅斯是世界第七大石油儲備國，在20世紀90年代，它開始顛覆發展迅速的自由主義化和私有化，而政府的壓力主要來自於那些通過竊取國家的公司致富的人；在科威特，政府想要引進外國公司，而國會則堅決反對。很明顯，西方利益集團希望，如果伊拉克允許跨國公司控制他們的石油工業，那麼就會給伊朗、科威特和那些石油生產者們帶來壓力。相反的，其他國家發生的事也會使伊拉克改變主意。
威特在伊拉克工作的更加起勁，他想得到英國政府的進一步支持。這樣他就可以進入伊拉克新政府的最高決策層。但是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普通伊拉克人對此的反應。許多人都堅決反對把石油的控制權交給那些過去對他們進行盤剝的外國公司。
威特的野心最大的障礙就是這些石油工人們。當丹·威特在豪華酒店對政府官員和政治家們大獻殷勤時，哈桑在鑽探現場、在泵站對聯盟23000名成員分析他們所面臨的挑戰，通過這種持續不斷的教育工作，他贏得了大家的信任。如果聯盟組織一次罷工，整個伊拉克石油的出口將被迫停止，而且還會使整個國際油價產生震盪。聯盟正在努力地和世界上所有的外貿工會和反戰組織構建穩固的關係，這些機構將在聯盟需要幫助時站出來援助它們。
第46節：第7章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13)
很明顯，這個聯盟會不惜一切代價地來阻止外國石油公司把伊拉克的資源搶走。對伊拉克石油的爭奪也將是21世紀初期最重要也是最艱苦的經濟戰爭。
正像哈桑·朱馬所說的那樣：“所有的伊拉克石油工人都認為他們是在同私有化作鬥爭。我們把私有化看作經濟殖民主義。總是有權威人士在說，私有化將有助於我們的發展，但實際上我們根本就沒看到發展。任何試圖私有化的計劃在我們看來都是災難。”
【註釋】
①1999年11月15日， 迪克·切尼在倫敦石油學院秋季午餐上的演講。
②卡羅拉· 霍約斯，“權威預期伊拉克將再一次失敗”，《金融時報》，2003年2月15日。
③《殼牌在中東》，殼牌聯合雜誌，2005年5月。
④安德魯· 羅韋爾，“不適當的影響”，《Al Khaleej》，2006年6月4日（阿聯酋）。
⑤“ITIC十年回顧，2003”（華盛頓：ITIC，2003），第4頁。
⑥“1997年ITIC年度報告”。
⑦迪帕· 巴賓頓，“伊拉克失業人口的一半——政府官員”， 路透社（Reuters），2006年2月9日。
⑧“五分之一的伊拉克人生活在貧窮之中”， 法新社，2006年1月25日。
⑨比如，美國國家能源政策發展小組，《國家能源政策》，報告，2001年5月，第5～8頁；傑克·斯特勞，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的國務大臣，在2003年1月6日的演講，“英國外交政策的政策優勢”；英國國防部白皮書：《對應當今世界的當代軍事（政策防禦回顧）》，1998年7月，第2章，第40段；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英國的國際優先權：FCO的政策》，2003年12月；美國商務部，總統備忘錄，美國和英國的能源對話，2003年7月30日。
⑩丹·威特，“適合俄羅斯經濟的稅務原則”， 《稅務專題》（Tax Features），1992年9月，第七頁。
“ITIC十年回顧，2003”，第3頁。
愛德華· 拉奇卡，“投資者對哈薩克斯坦新稅務系統大加讚賞”， 《亞洲華爾街日報》（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1995年5月7日。
美國國防部，“管道支撐業務” ，新聞稿，2003年9月4日。
尤金，《獲獎作品——探尋石油、金錢與力量的史詩之旅》（倫敦：Simon & Schuster，1991），第541頁。
“BP，英國調查格蘭奇茅斯疾苦”，《辛烷周刊》（Octane Week），2000年7月24日；菲奧納·奧布萊恩，“BP ，英國失誤後的安全聚光燈”， 路透社，2000年6月15日。
大衛·培根和瑪撒·曼迪的採訪，巴士拉的國際代表團，2005年5月。
UNICEF，《兒童和產婦死亡率調查：伊拉克》，1999年7月。
ITIC，未來的政策問題（華盛頓：ITIC，2004）。
《ITIC公告》（ITIC Bulletin），2003年1月，第3頁。
莫里斯·漢基爵士寫給亞瑟·貝爾福的信，1918年，被尤金收錄，第188頁。
讓步的最後剩餘是國有化，1975。
羅韋爾，“不適當的影響”。
托馬斯·W·瓦爾德，“國際石油投資的當前形式：調節、許可、稅務和合同”，《CEPMLP》1，no?5（1995年7月），鄧迪大學出版。
ITIC，“石油和伊拉克的未來：財政選擇和挑戰”，2004年秋季，第10頁。
德南· 沙拉比（國際能源機構），“中東/南非地區的投資展望”，介紹給OECD，伊斯坦布爾，2004年2月11至12日，第7頁。
伊安·勞特里奇，《沉溺於石油——美國對能源安全無情的驅使》（倫敦：IBTauris，2005）。
這些數字是真實的（2006年價格）。計算是基於伊拉克石油部和哈勒法耶、納赫爾烏姆爾、馬基奴、西庫爾納爾、加拉夫、納西里耶、阿馬拉、圖巴、賴塔維、東巴格達和阿赫代布地區的工業數據。現金流動模型也是建立在這些地區之上，應用了用在俄羅斯、利比亞和阿曼的PSA條款。做了一系列的標準模型假設。所有假設和方法論的細節來自格列格·馬迪特的“原油設計——偷竊伊拉克的石油財富”，倫敦：平台（PLATFORM），2005年11月。網址是www?carbonweb?org/crudedesigns?htm。經濟學家有一個觀點就是，現在的錢要比以後的錢更值錢。因為現在你手裡的錢可以拿去投資，可以獲得增值。按照這個觀點，我們把現在的錢成為“淨現值”，對比同等數目以後的錢，淨現值更有價值。在這些條件下，按照2006年的淨現值和12%的折舊率，伊拉克的淨損失（總支出減去總收入）將在160億～430億美元之間。這個方法在“原油設計”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解釋。
丹·威特在第二次歐亞大陸政府首腦投資會議上的講話，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2002年4月；《ITIC公告》，2002年4月19日，第1頁。
丹·威特，“民主化進程放緩將使每個人都受益” ，《亞利桑那明星日報》（Arizona Daily Star），2005年11月12日。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FCO)，“伊拉克石油工業的常用規則”（2004年夏），第4～5頁。
羅韋爾，“不適當的影響”。
“2006年伊拉克出口將達到戰前水平——沙拉比”，路透社，2005年11月12日。
“伊拉克同IOCS談判的快速軌道合同”，《中東經濟調查》（Middleastconomic Survey）48，no?25(2005年6月20日)。
羅韋爾，“不適當的影響”。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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