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

監管層再次整頓黃金市場

新華網北京12月30日專電題:監管層再次整頓黃金市場 黃金投資何去何從?

新華社記者南婷

國內黃金市場在經歷了令投資者驚心動魄的“過山車”行情後,央行12月27日發布的最新消息顯示,黃金交易平臺被圈定在上海黃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貨交易所之內。這是繼國務院11月18日出臺2011年38號文件之後,監管層對黃金市場的再次整頓。監管層緣何頻頻出手,黃金投資者將何去何從?

市場亂象招致整頓

央行12月27日宣布,央行日前聯合公安部、工商總局、銀監會、證監會等五部委下發《關于加強黃金交易所或從事黃金交易平臺管理的通知》,除上海黃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貨交易所外,任何地方、機構或個人均不得設立黃金交易所(交易中心),也不得在其他交易場所(交易中心)內設立黃金交易平臺。正在籌建的,應一律終止相關設立活動。

黃金分析師張磊說,黃金具有貨幣屬性,是一國央行國際儲備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于一般的貴金屬。近年來,黃金市場蓬勃發展,投資者的不斷參與,使得黃金不再單單具有其商品屬性,更多的體現投資和避險意願的金融屬性。

據中國國際期貨研究院研究員孫麗穎介紹,今年宏觀經濟環境變化,黃金白銀等貴金屬價格一路飆升,雙雙突破歷史高點,使得眾多投資者紛紛涌向金市,貴金屬投資掀起一輪狂潮。白銀T+D成交量由去年的7603萬噸迅速升至今年的2.3億噸,約為去年的3倍,總成交額約為2010年的4.6倍,黃金T+D成交總額也比去年增長38%。巨量成交給貴金屬交易所帶來豐厚的利潤,除了6家規模較大的交易所外,又有十幾家泛金屬交易網點先後涌現,地下炒金公司更是層出不窮。

中國國際期貨研究院研究員周彪說,從2009年2月以來,黃金價格屢創新高,在帶來黃金交易繁榮的同時,大量“山寨”黃金交易所(交易中心)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這些交易所大多運營不規范、無限放大資金杠桿作用、交易價格大幅波動、保證金存管不合規等。更為惡劣的是,部分交易所通過欺詐、誘騙等手段來拉攏客戶,而這部分客戶大都缺乏風險意識,很多人血本無歸。

業內人士指出,在2011年9月之前,這些問題都被節節高升的金價所掩蓋,因為大部分炒金客戶的虛擬收益都是正的,所以很多問題仍在客戶的容忍范圍之內,矛盾不突出,監管層自然也無從知曉。但是,自2011年9月之後,伴隨著國際金價的大幅下跌,這些交易所的不規范行為開始集中顯現,甚至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比如:今年9月23日,國際金價暴跌,山東標金投資公司卻發布臨時休市公告,客戶無法正常平倉交易,上千人集體性爆倉,山東標金遭受聯合訴訟。

周彪說,這些問題的集中爆發直接突破了監管層的底線,達到無法容忍的地步。11月18日,國務院的2011年38號文件《國務院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下發,要求所有內地的金融投資交易所必須經過國務院統一批準。但是實踐證明,這次整頓效果並不明顯,監管層不得不連出重拳,對除上海黃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貨交易所以外的交易所直接關停。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就是,黃金對貨幣有很強的替代性,大規模的炒金相當于在央行之外又建立了一個新的貨幣循環體係,如果聽任這個循環擴大下去,必將危及國內的貨幣穩定,更何況其還在央行監管之外。

孫麗穎認為,今年央行等五部委27日明確下令只保留上海期貨交易所和上海黃金交易所的黃金交易資格,這將對山寨黃金交易所和地下炒金公司形成致命打擊,同時保證了投資者的資金安全,也給期貨行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未來市場將更加規范

綜合業內人士觀點,此次通知的出臺,將會打擊黃金市場的虛假繁榮,使得之前一大批在不正規黃金交易平臺交易的投資者出現分流,一部分不遵守規則的投機者將被驅逐出市場,遵守規則的交易者重回正軌的黃金投資市場。

“上海黃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貨交易所成為這波整頓的最大贏家,其黃金業務必將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周彪指出,除了流向國家認可的這兩個交易所外,交易者還可能流向國外黃金交易所。此外,有的交易者將完全退出黃金市場,尋求其他的投資機會。

國際期貨金融街營業部交易主管宋書欣說,一部分分流的客戶會通過期貨公司進行代理交易,因而對期貨公司而言是有利的。一部分投資者流向外盤,也為今後我國外盤開放後,投資者的培育進行了先期儲備。

據介紹,國內黃金市場的整頓使得眾多的貴金屬投資者紛紛涌向黃金期貨以及境外貴金屬投資,這對于期貨公司尤其是具有外盤期貨投資資格的期貨公司來說無疑是一重大利好。“作為國內期貨行業領先者的中國國際期貨即將迎來更加龐大的客戶群體,未來黃金期貨也將成為公司重點發展的品種之一。”孫麗穎說。

國內黃金市場的整頓使得投資者的資金安全有了更好的保證。雖然投資平臺數量變少,但投資渠道並沒有減少,相反會有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加入到黃金期貨以及國際貴金屬投資中來,使得國內貴金屬價格波動進一步與國際接軌,同時也更好地保障我國黃金市場體係的正規化發展。“投資者利益得到保護的同時也會進一步增強對黃金市場的信心。”張磊說。(完)

恐歐元解體 英設資金防線

恐歐元解體 英設資金防線

[2011-12-28]
本報訊


英國財政部傳正在製訂一旦歐元體制瓦解應急計劃,包括限制資金進出英國,以保護本身經濟。
《每日電訊報》報道,英國財政部正制訂一旦歐元體制瓦解的緊急對變措施,為歐債危機可能出現最惡劣的情況作準備,並可能同時限制資本流向歐洲大陸,以減少歐元一旦瓦解,或有成員國脫離恢復舊貨幣時,會造成的經濟衝擊。
據悉,英國官員有此一著,是出於擔心一旦有成員國脫離歐元,可能引發該國和特別脆弱的歐元成員國的投資者,蜂擁將資金轉移至海外;若發生資金大舉從某歐元成員國湧向例如英國的話,將推高英鎊匯價,摧毀該國苦心經營強化出口來平衡經濟的努力。
瑞士在較早前將瑞郎與歐元匯價掛鉤,也是因為憂慮歐債危機不斷推高瑞郎匯價的結果。也有消息人士認為,英國考慮的舉措,跟2002年阿根廷宣布將其貨幣與美元脫鉤後的對應措施相類似。
不過根據歐盟的規定,成員國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可以實施對資金流入的「量化管制」,而且需要多數歐盟成員的同意,管制措施期限為6個月,延期需要重新申請。對記者的詢問,該財政部官員稱,不會回應任何有關計劃的細節,只謂政府一向對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都會作出緊急對應計劃。

五部委整頓國內黃金交易所

五部委整頓國內黃金交易所
2011-12-29

上海金交所成國內唯一合法的黃金交易所

27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安部、工商總局、銀監會和證監會等五部委聯合發布《關於加強黃金交易所或從事黃金交易平台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除上海黃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貨交易所外,任何地方、機構或個人均不得設立黃金交易所(交易中心),也不得在其他交易場所(交易中心)內設立黃金交易平台。

此前,國務院《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即38號文)已對國內各交易所提出了明確的清理整頓要求。此次是針對黃金交易專門出台了整頓通知。

《通知》明確,除上海黃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貨交易所外,任何地方、機構或個人均不得設立黃金交

易所(交易中心),也不得在其他交易場所(交易中心)內設立黃金交易平台。正在籌建的,應一律終止相關設立活動;已經開業的,要立即停止開辦新的業務。

今年以來,由於黃金白銀投資熱情的火爆發展,國內陸續出現相關貴金屬交易平台。業內人士表示,基本上每個省份都有政府背景的黃金交易所,全國約有100家類似機構。

以天津貴金屬交易所和湖南維財大宗貴金屬交易所為首的六家大型黃金相關交易所外,另外有10家規模較小、起步不久的泛金融交易網點,如恆泰大通、世元金行、金明黃金都在整頓範圍內。

從中國股票和期貨發展的歷程中,不難發現任何金融投資市場的發展都要經歷從起步到爆發式發展,再整頓後才能建立較完善和成熟的交易市場。五部委此次加大國內黃金交易的整頓,營造和規范國內黃金投資的良好環境,更有利於中國黃金市場的長遠發展。對黃金的投資者來說,安全性和規範性得到了保障;對金商來說,更好的交易環境亦能保持行業穩定發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通知》只涉及了黃金的交易限制,在貴金屬金融投資來說,白銀亦占到了較大的份額。日後對貴金屬交易所的清理整頓將很有可能會蔓延至白銀。綜合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新京報》

一個退役轉基因博士的心裡話

轉基因陣營良心發現:一個退役轉基因博士的心裡話
作者:蔣高明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2-31

蔣高明

下面的信息,來自一位自稱退役轉基因博士在天涯網上的留言,文章非常長,特整理要點如下,題目和小標題為本博所加。大家如要看原文,可以到下面網址瀏覽:
http://www.0zjy.org/viewthread.php?tid=216&extra=page%3D1

據作者自己介紹,他植物轉基因出身,名校名門,碩士、博士導師都是在農作物育種界頂級人物。由於各種原因他已經不從事植物轉基因多年,但出身緣故,一直還在關注植物轉基因技術以及應用的發展。 2009年國家轉基因領域發生了重大的事情,也是現在各位都在討論的轉基因品種的釋放,他在雜談也一直關注、並未參與討論,或許是出於出身的考慮——他的朋友圈多數都還在轉基因界混。

轉基因的憂患:良心發現
轉基因退役博士
  
轉基因(transgenetic、transgenic下同),廣義上講,就是一個物種(sepcies)、亞種等自身的遺傳物質整合(integrate、下同)(結合)到另一個物種(種、亞種)的染色體上。
  
從廣義意義上講,轉基因在自然界中一直存在,馬和驢談朋友談出了騾子(朋友談成功的機率可以達到3個9),獅子和老虎也談出了獅虎獸。自然界生物的多樣性,轉基因起到了相當的貢獻(選擇-selection、變異-variance等都有貢獻)。廣義意義的轉基因,基本上沒有突破“屬”的限制,水稻只能在水稻這個種內雜交,比如野生稻和栽培稻雜交,但栽培稻和普通小麥在自然條件下是不能進行雜交的。李振生先生(院士)偃麥草和普通小麥雜交也沒有突破“屬”的界限。
  
狹義意義上的轉基因,也就是現在我們所關注的轉基因,是一個物種(突破了“域”的界限)的、染色體(chromosome、下同)、基因(gene、下同)整合到另一個物種的染色體內,並能穩定遺傳。
  
形象來說,牛控制乳房發育基因(現在假定為1個,業內人士不要挑錯)非常不錯,如果把這個基因轉移到猴子身上,那猴子也長這麼大的乳房,這個猴子產生的雌性後代同樣也會長很大的乳房,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猴子胸前掛著一對葫蘆大的乳房是多麼流鼻血的事情。這是現今技術手段可以實施的、比較邪惡的想法,我沒有舉更冒犯的例子,免得說我有什麼傾向。
  
比較公認的現代轉基因(以下簡稱為轉基因)的起點年份是1983年,一個是Zambryski,一個是Umbeck,其中Zambryski發表了論文,Umbeck是在會議上宣讀了自己的研究,這兩位大爺揭開了現代轉基因時代的幕布。

一、 中國批准的轉基因玉米
  
分析材料依據:Transgenic maize plants expressing a fungal phytase gene,Transgenic Res (2008) 17:633–643(簡譯:轉基因玉米表達分析植酸酶分析)。
  
轉基因玉米材料Plant materials Maize plants of Hi-II (Armstrong et al. 1991)為Hi-IIa(美國先鋒種業的一個玉米材料,先鋒種業隸屬與杜邦公司。之所以推測出Hi-II為美國先鋒種業的材料,在Transgenic maize plants expressing a fungal phytase gene一文中,研究人員致謝and a research grant (grants是專利的意思)from Pioneer Hi-Bred International, a DuPont Company)。

玉米材料確實不是中國自主產權的,如果先鋒種業真要和中國扯皮,收取知識產權費的話,中國還真沒得扯,就憑我都能找到資料證明中國是轉基因玉米材料來源於先鋒種業,先鋒種業坐地收錢很正常,中國是講知識產權的。
  
這裡講個簡單的道理,就是相當與咱把window系統漢化了,人家微軟公司照樣收錢,不能說你把英語改成漢語了,人家就不收費了。
  
文章作者我也不好說什麼,從學術本身講是非常對的,嚴謹、真實、可靠、如果在文章中不寫材料來源於Hi-II (Armstrong et al. 1991),就是用這個材料組基因,就死不承認是Hi-II,咱種也就種了,咱寫上是比如什麼中國培育的品種—掖單13什麼的,頂多給李登海點封口費,錢還是在中國轉,不過這樣也不是很道德,這種想法違背了導師對我的訓誡。
  
基因來源:植酸基因來源,確實自己中國人發明的專利,也申請了專利號,這沒得爭辯的。有文章證明和專利證明,文章附後:姚斌,張春義,王建華,等. 產植酸酶的黑曲霉菌株篩選及其植酸酶基因克隆[ J ]. 農業生物技術學報, 1998 , 6 ( 1 ) : 1- 6. 

二、毒性基因蛋白的風險性問題

這個題目太大,10個博士論文工作都不夠,我只能挑其中的一點來說明,也說的不繫統,牽扯到太多知識,比如毒理學、遺傳學、宏觀生態學、微觀生態學等等亂七八糟的學科,我只是在某個領域熟悉,對我不熟悉的領域,盡量引用公正的文獻來說明。
  
現在最關注的是Bt(蘇雲金芽孢桿菌)蛋白,就BT蛋白本身來講,對人體消化器官是沒有害處的。咱們吃東西,都是吃煮熟的,Bt蛋白經過70度溫度處理後,蛋白構象會發生變化,蛋白的構象發生變化後,就不會再具有功能,無功能的BT蛋白不會對人體產生危害,這個觀點我不否認各位現實中大專家的意見。
  
但是含有BT蛋白的水稻或者小麥,直接做成飼料去餵養小白鼠,活性的BT蛋白是否對生物的器官產生毒害,這個需要慎重討論,飼餵1代沒有顯著影響,飼餵10代、100代呢?人的形成進化是以萬年為單位的!  

轉基因的真正產生是1983年,到現在也不過區區27年!有些綠色和平組織所做的論斷,我也不取,他們的試驗的系統性和重複性上確實和正統的實驗要求有差距。
  
還有大專家論證的是Bt蛋白是本來自然界中存在的,蘇雲金芽孢桿菌(Bt)存在比人類的出現還早,是和其他生物協同進化的,理論上是無害的,這也是大專家的主要論點之一。

蘇雲金芽孢桿菌光佈於自然環境中,自然界中存在的蘇雲金芽孢桿菌表達的BT蛋白量,對周圍的其他菌或者生物,​​造成的危害理論上是可以平衡的。搞個形象的例子來說明吧。
  
塞倫蓋提大草原上,角馬、斑馬、獅子、鬣狗等等動物,一直協同進化了數百萬年,獅子作為頂級的捕獵者,在我們看來是有害的,獅子吃掉了大量的角馬,但獅子在塞倫蓋提始終維持在一定的數量,這是生物的協同進化,你獅子太多,把角馬吃完了,獅子也照樣玩完。獅子太少,角馬過多,整個草原的生態系統也肯定不是好事。這也是生態學上的一種平衡理論,反應在社會中應該是和諧社會。
  
自然界中的蘇雲金芽孢桿菌也一直維持在一定的群體數量,整個生物系統處於一種平衡狀態,也可以說是無害或者說是有益。

當我們採用基因工程技術改造蘇雲金芽孢桿菌以後呢?讓BT蛋白超量散佈於自然界中,這勢必會打破原有的生態平衡,重新建立一種平衡。改造過的BT是否是“蝴蝶的翅膀”,時間太短,我也不下論斷。
  
單純把BT蛋白提出來,煮熟了以後人吃了會不會有毒呢,正如大專家說的一樣,是沒有毒性的;但是沒煮熟直接做飼料,動物吃了,這不敢說有沒毒性,沒有確切的證據。

三、植物轉基因的抗生素問題

有一點問題,是各位行外人士所不知道,行內人士絕對不會說的,就是抗生素問題。

關於抗生素問題,大家都知道,四環素也是抗生素的一種,現在還好多四環素牙,為什麼我提到抗生素問題?咱不是在討論轉基因嗎!轉基因現在不可避免的討論到抗生素篩選標記(marker),和轉化載體,這是最本質的問題。

接著上面猴子長出牛乳房的例子講,把牛乳房基因轉到猴子中去,牛乳房是沒有問題的,頂多乳房大了,墜著難受。但是怎麼才能知道這個基因轉到猴子裡面去了呢?這就需要一個或者幾個篩選標記,就是抗生素,牛乳房基因連接​​上1個抗生素,把注射過基因的小猴子統統餵高濃度的抗生素,活下來的,就是有抗生素基因表達的,同時也就有了牛乳房基因。小猴子以後吃奶的時候,也就把抗生素一起吃了,天天吃抗生素對小猴子好不好呢? ?網友自己思考。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當然有辦法避免抗生素問題,那需要的成本是加抗生素的幾十倍。很多實驗室是不採取的,商業性的公司,因為我沒看到報告,不論證。  

從Zambryski開始到現在,是一直困饒轉基因學者的難題,有一種主流觀點,是應該採取轉基因去標記(marker free transplant)技術,就是所轉化的標記基因,比如牛乳房基因不連接抗生素,比較可行的是叫做公轉化技術(co-transformation),就是把牛乳房基因和抗生素不連接到一起,他們兩個不是一個繩上的螞蚱了。在轉基因的猴子後代中就不存在有牛乳房基因的就一定有抗生素這個問題。

這種技術難度不大,那專家、商家為什麼不採用這個技術呢?成本問題、時間問題、效率問題。專家要給國家交差,一個國家課題的期限最多是5年,你要交差,才能拿到下一個課題,5年內完成,必須得用最快的技術。商人是發財的,投入百倍的成本,顯然他們不會做的,我是大老闆,也不同意耗費過多的成本。

四、轉基因的先驅者

比較公認的現代轉基因(以下簡稱為轉基因)的起點年份是1983年,一個是Zambryski,一個是Umbeck,其中Zambryski發表了論文,umbeck是在會議上宣讀了自己的研究,這兩位大爺揭開了現代轉基因時代的幕布。

Zambryski是一教授, Members of the Laboratorium v​​oor Genetica, Rijksuniversiteit Gent, B-9000 Gent, Belgium;umbeck先生是美國著名的孟山都公司的。   

五、國內轉基因專家水平   

我雖然已經不從事這行了,但是以前的關係都還在,也聊轉基因去標記問題,可以確認的是,國內還不行。

國內國外大家水平差不多,就是一個效率和成本問題。不能說國外的都做的共轉化去掉了標記基因,都考慮到成本、時間效率問題。孟山都做為一個公司,他這點我很欣賞,人家就不發表文章,你想查他底細,門都沒有,他不告訴你轉基因大豆是用的什麼技術,你都沒辦法推測。只要透露一點,以我的知識,全給他推出來一點問題沒有。

中國批准的水稻和玉米,確實也牽扯到專利糾纏不清的問題,這個問題,以咱中國人扯皮的功底,問題還不嚴重,反正種就種了,種子麼,農民可以留種,農民種你有什麼辦法,不能挨個起訴農民吧。三系雜交種子,確實農民不能留種,存在專利問題,地方上的小農技站搞點配套系去繁殖了賣給農民,孟山都也沒辦法。專利問題,我到不怎麼在意。

中國批准的轉基因水稻,就存在抗生素問題,既然各位網友不想去下正式出版的paper看,有兩個抗生素,一個是潮黴素,一個是卡那黴素,卡那黴素市場是賣的很多,網友打針的時候基本上是都加的。

科學家不是上帝!己所欲、勿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其實人們懷疑或者贊成轉基因,已經沒有任何意義。網友看我前面的言論,一直是悲觀或者絕望的態度。魯迅先生也已經被丟進了垃圾箱。 “時代”的需要,這是大勢,不是雜談的網友能阻攔的了的。再說一句,我知道的很多名牌專家,多數子女都在國外,國外的月亮是否真的很圓,不太清楚,以那些專家的認識,應該不會害自己的孩子。

六、Bt毒蛋白問題

經常聽到網友提出這樣的問題:BT毒蛋白是基因的表達,在蒸煮過程中,該基因會分解嗎?
Bt蛋白在蒸煮的過程中確實會變性,吃了後對人體消化器官是沒有危險的。但直接做為飼料,動物吃了有什麼樣反應,理論上講不是1代2代能反應的出的,需要係統的研究,僅僅1代2代小白鼠的試驗數據,發表論文可以,真正應用於人類,這個嚴謹性顯然有問題。毒理學、免疫學不是我擅長的領域,雖然也學習過這些知識,忽悠一般老百姓足夠,雜談高人很多,我不敢發表意見。

我們談到Bt蛋白,確實是毒性蛋白,這個蛋白對於鱗翅目、翹翅目的昆蟲有毒性,原因是這些昆蟲的腸道環境為鹼性,適宜BT蛋白髮揮功能。也就是說Bt蛋白具有專殺性,可以用來防治特定的害蟲如對棉鈴蟲、菜青蟲、毒蛾、松毛蟲、玉米螟、高粱螟、三化螟等。但是碰到酸性腸道的昆蟲,Bt蛋白理論上就沒作用了,還需要噴灑農藥來殺掉這些害蟲。

達爾文理論中,進化和選擇是相輔相成的,偉大的遺傳學家Flor,當然也有人說是病理學家,他提出了著名理論“基因對基因學說”,簡單說就是有害蟲就會有天敵,有了天敵,害蟲就會進化,就會有新的天敵出現。和馬克思的矛盾統一論是一個調調。這確實在社會上也是正確的,有匪就有官,有反抗就有壓迫。
 
我們談到BT蛋白對於鹼性腸道環境的害蟲具有專殺性,那是指現在而言,根據Flor的理論,鹼性腸道環境的害蟲在碰到天敵——BT蛋白後會自我進化。昆蟲自我進化的速度還是相當快的,棉鈴蟲在中原地區一年可以繁殖3代,而人類平均要20年1代。可以相對類比的是,抗日戰爭時期,青黴素可是救命藥,隨便打一針就把人救活了,現在呢?你掛幾瓶治個感冒還不一定好,才幾十年的工夫!人頂多繁殖了4代吧,相當與棉鈴蟲在中原地區兩年的繁殖週期。所以大規模的轉BT基因進行病蟲害防治是相當值得探討的事情。
 
現在用BT轉基因棉花,可以防治鹼性腸道環境的害蟲,這些害蟲就變成了弱勢種群,不危害棉花了;相對的是酸性腸道環境的害蟲就變成了優勢種,它們依然危害棉花,這些害蟲怎麼辦?處理的辦法當然是有的:1、隨便它們吃,減產;2、噴灑農藥。農民的​​選擇肯定是噴灑農藥,用Bt轉基因棉花來減少農藥的噴灑量,也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Bt蛋白作用環境的鹼性腸道環境,人的腸道環境為弱酸性。腸道環境的酸鹼性受什麼決定呢?菌!大家晚上看電視,很多醫生在進行這樣的科普宣傳。這樣的宣傳材料在地方電視台尤其受重視,幾乎從不間斷,這要感謝各大醫藥公司給予的極大的支持。
  
也就是說,人的腸道環境的pH(酸鹼性)值是變化的,不是固定的。而且各個人的體質或者飲食等等諸方面的因素,都會導致腸道環境pH值的變化。萬一哪天你吃的東西不對路,或者你的體質導致了你腸道環境為鹼性呢?這只是一個推測,我沒有數據的。當然人吃的BT蛋白都是做熟了的,豬啊、雞啊它們都是吃的生的,我好像還沒看到哪個國家專門給它們制定憲法,這只能對不起它們了。
    
Bt毒蛋白在人體內轉化時,人從來不吃Bt毒蛋白的,現在開始食用,人可能在幾十年內不會有什麼明顯的變異,但是人體環境不是一個絕對乾淨的環境,人體內的微生物和細菌,它們數量眾多,變異速度和概率就會比較大,導致某種有害變異的可能性會多大呢?   

七、自然界中的基因突變與人為的轉基因
  
  
據估計,在高等生物中,大約十萬個到一億個生殖細胞中,才會有一個生殖細胞發生基因突變,突變率是10^-5~10^-8。不同生物的基因突變率是不同的。例如,細菌和噬菌體等微生物的突變率比高等動值物的要低。同一種生物的不同基因,突變率也不相同。
  
在自然條件下的突變率,突變的個體能否存活並且繼續繁衍。這就是“選擇壓”在起作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重點強調了選擇的作用。各種條件合適突變的個體生存繁衍。這個突變體最後就會成為優勢種。簡單來說,就像人長出6個手指頭一樣,如果自然條件合適6個手指的人生存,那麼5個手指的人就會慢慢消亡,到最後全部都是6個手指頭的了。咱現在看著6個手指難看,找媳婦都找不到,但社會風氣一變,女性就喜歡找6個手指的,堅決不和5個的結婚,那5個手指的人只好慢慢減少消亡了。這里社會風氣就相當與“選擇壓”。
  
當牛天天吃BT蛋白時候,那麼BT蛋白就相當與“選擇壓”,迫使持不同政見的細菌迅速死亡、或者招安進化。這個變化的速度,較之自然消亡或者進化的速度,那幾千幾萬倍都不止。  
  
玉米是無毒食物,對牛和人都一樣。但是如果那種細菌太多了的話,就導致變異機率增加,變異後的細菌造成人類死亡。而且據說,只要讓牛連續吃5天草,就可以逆轉這種情況。

對於人體內的微生物和細菌來說,是人死還是催生其它危害,或者無害,都很難說。跟玉米無毒不同,Bt毒蛋白本身是可以讓某類昆蟲死亡的,所以感覺很難估計。而且有些人提到,Bt毒蛋白對人類無毒是因為人體酸性環境的緣故和沒有接合點的緣故,但是人類的食物很複雜,如果某些食物造成局部或短時的鹼性環境,或者造成了中間的結合點傳遞,那麼Bt毒蛋白就更難估計了。目前的實驗不可能窮遍所有的食物組合可能。

在轉基因的目的基因的轉化載體中確實要插入一個抗生素標記的篩選基因,便於確定含目的基因的載體是否插進了那個生物。如果插進去了基因將表達蛋白使那個生物具有抗性。

而人吃了是沒事的,在胃液的作用下抗生素蛋白將變性,大片段的基因將裂解為小片段而不再有生物學作用。在轉基因安全性評價中的毒理學評價中,是有模擬胃腸道條件下的實驗的。
      
無論進行基因操作是為了殺蟲還是為了抗病,現在的手法都太狠,讓蟲子和病菌都沒法生存了。為了生存蟲子和病菌一定會做相應的進化,來適應這種改變。何必呢?自然界本來就是個平衡體系……這個搞生態的來說吧,能說一學期的。

八、除了作物,他們還搞了那些轉基因?
  
在國家“863”計劃生物技術領域重大項目―――“高效表達人乳鐵蛋白等藥用、保健蛋白的奶牛乳腺生物反應器”今天通過專家鑑定後,主持這一項目的中國農業大學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李寧教授說,他們利用轉基因體細胞克隆技術,已經獲得轉基因克隆奶牛49頭,存活29頭。其中,轉人乳鐵蛋白基因牛3頭;轉人溶菌酶基因牛10頭;轉乳清白蛋基因牛5頭;轉人岩藻糖轉移酶基因牛1頭(http://www.hssxx. gov.cn/News_View.asp?NewsID=2058),
  
另外蚯蚓基因也轉到牛、羊上(用google.com.cn搜索,關鍵詞:蚓激酶基因。會出來一批中文文獻,其中包含博士論文一篇,可以看摘要)。
  
九、轉基因會不會發生未知改變?

這句話需要辨證的看待,基因序列本身是可以改變(人為、自然等),蛋白質的結構也是可以預測,沒錯的。所以基因是無害的,怎麼覺得有偷換概念的嫌疑。
  
生物專業的知道一個叫做搖擺假說(wobble hypothesis),算了不說這些了,專業高深的厲害,普通生物的研究生也沒接觸。氨基酸的親、疏水屬性有時就靠幾個氨基酸決定的。

單個鹼基(base)的改變不會有影響,我認為理論不對。至於這個基因的產物人吃了有沒害處,很難講。
  
中醫老講陰陽調和,食物的配比。某個變了基因的產物吃了沒害處,但是同時吃了其他的東西呢,這需要專業中醫的解釋,我也迷惑。說到吃的問題,說大事是大事,小事也是小事,觀音土的年代,有的吃就興奮的很了。
  
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我是心裡沒底的,貿然給小朋友吃,始終覺得不太對勁,相信各位網友也是這樣的想法。吃的食物的安全問題上,高收入的人群,是不害怕的。自己條件,不行就跑到鄉下去,看哪個農戶家的雞子、鴨子放養的,直接就買,根本就不討論價格的問題。我也找人捎過山里的豬肉。我一朋友,給家的小朋友吃雞蛋,直接跑農村看了買。這些人群影響不大。四鹿奶粉也影響不到,根本就不吃國內的。可以說這些人是崇洋媚外或者裝蒜,其實很多無奈在裡面。
  
可能食品安全問題影響最大的就屬於城市的普通收入人群,收入不足以支持自己挑選自己認為安全的東西。這點上還不如農村的老百姓,自己種東西吃,油自己去榨。

十、轉基因專利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牽扯到那些敏感專家,所謂的專利,我前面的帖子說過,轉基因載體PC13XX系列以及PC12XX系列,規定了是“僅用與科研使用research only”,而且轉基因的菌株LBA4404和EHA105 都是這樣規定的。這些專家很牛,能規避這些專利或者限制!真正生產上見了效益試一下?不收死你才怪。不過也無所謂,種子價格提高就行了,30元1斤種子?那是成本價!賣價怎麼也得100。
  
我不想和這些敏感專家牽扯,我知道哪些用了這些技術,很簡單的學術搜索就能出來,畢竟你培養的博士需要畢業,需要發表SCI文章。能夠在公眾場合所什麼都是自己的專利技術,很是需要厚臉皮,不過也不需要擔心什麼,反正培養出來的子弟們,退出本行的不多,利益的牽扯,像我這樣的,也不能公開在講台上質問,變換身份中,還得故意隱藏自己以前的學業經歷。
  
十一、轉基因與定向育種
  
  
轉基因技術把特定的基因轉入到動植物中,確實屬於定向育種的範疇,在得到的轉基因個體中,再通過選擇,比如放養大量的蟲子去咬,哪個個體體蟲子不咬,或者蟲子吃了就全死了,這個基本上就是轉基因高效表達的。說定向育種,是沒有錯誤的。但是存在嚴謹性的問題,既然是搞研究的,就要追求個嚴謹性。否則國家的幾百億的轉基因專項,還不如發給房地產商去蓋房子,管他1年倒掉還是30年倒掉,總歸是要倒掉。
  
   為什麼提到嚴謹性的問題。動物我不知道,植物我很清楚,比如水稻、小麥、棉花、玉米,都是用的癒傷組織(calli),癒傷組織怎麼出來的?
  
現行高中生物中不知道有沒有“脫分化”和“再分化”這些術語。簡單的比喻一下,比如我們的胳膊,把我們的胳膊切下來,丟在一個培養液(固)體中,胳膊慢慢消失,最後變成了一團細胞,這個過程就是脫分化的過程,這些細胞呢,再從新的培養液(固)體中生長,注意,不是變出一條胳膊來,是變出了一個小人來,這細胞的“全能性”。脫分化和再分化就是利用的細胞的全能性。
  
為什麼會發生脫分化和再分化呢?過程中我們使用了培養液,這些培養液都是高濃度的有機和無機鹽、維生素等等。這些東西強行改變了胳膊裡面基因的表達,使之退化成原始的、無分化的細胞團。在改變過程中,細胞的基因發生了很多變化,正向或者逆向的,也就是好的和壞的。目前為止、或者未來多少年內,我可以賭沒有任何科學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再回來到癒傷組織(calli)上,比如我們用的玉米品種—暗恢36,暗恢36的種子或者葉子強性恢復到calli時,非常多的細胞已經不是暗恢36的屬性了。當我們把Bt基因轉入暗恢36時,選擇出的轉基因個體,能算暗恢36嗎?原來的暗恢36比如說VB1比較豐富,經過脫分化和再分化這一折騰,VB1基因沉默了,現在所謂的抗蟲暗恢36是抗蟲子了,但是VB1嚴重缺乏了,能算定向育種嗎?
  
克隆羊多莉(dolly),相信大家比我要熟悉,多莉羊的形成只是經過了再分化過程,還沒有脫分化過程,幾年工夫就死掉了,死掉的原因就是就是端粒的缺失。按照科學家的預想,多莉的形成也是定向育種的結果,結果是那麼回事麼?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75&do=blog&id=523800

2011年12月30日

和平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只有紛爭美國才有機會干預進來

作者:名博沙龍 鈞之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2-31


金正恩給李明博“下馬威”?  

劉 鈞  

  

12月30日,朝鮮國防委員會在安葬金正日後即便向韓國強硬聲明。  

朝鮮國防委員會聲明指出,“朝鮮將永遠不會同李明博'逆賊敗黨'交往”,“對他們犯下的'千古罪孽'發表原則立場”。  

聲明說,“我們在發布金正日同志逝世的重大消息後,朝鮮軍隊和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此時,南朝鮮傀儡卻召開所謂的'國家安保會議'和'國務會議',他們似乎認為誘導共和國'體制變化'的'絕好時機'已經來臨”。  

聲明指出,“即使與朝鮮沒有建交、說著不同語言的國家,也向我們表示了哀悼。南朝鮮逆賊敗黨在哀悼期間的狂妄行為,是對人倫道德無情的踐踏,是徹頭徹尾的流氓行徑”。  

聲明譴責說,“在民族大國殤面前,李明博做出了阻止南朝鮮同胞北上弔唁的惡行,並試圖離間我們的首腦層及群眾,這是十分愚蠢的策動行為”,“另一方面,李明博逆賊敗黨還以所謂的'弔唁團訪問限制措施'為由,全面切斷了南朝鮮各階層赴朝弔唁的道路”。  

聲明最後表示,“我國軍隊和人民將一如既往地遵照偉大領袖的意願,永遠沿著主體道路前進”,“我們在此對包括南朝鮮傀儡在內的世界上所有的愚蠢政治家宣布,不要妄想我們會發生任何變化。朝鮮軍民今後也將為改善南北關係及和平繁榮做出最大努力”,“世界將看到我們緊緊團結在金正恩同志周圍,化悲痛為力量,取得最後的勝利”。  

簡單扼要的聲明,字斟句酌,切中要害。筆者看來,表面上認為朝鮮的強硬是與金正恩“初生牛犢不怕虎”有關。其實,並不是那麼回事。細緻分析不難發現金正恩有勇有謀,有膽量與魄力,敢於直逼李明博,有給他“下馬威”的意思,讓李明博不要輕視。  

其實,很多人都會懷疑金正恩的能力,也懷疑朝鮮政局的穩定取決於扶助金正恩執政團隊的忠誠和團結因素有關。也有不少親西方的觀察家認為,金正日溘然辭世,朝鮮形成權力真空,內鬥不可避免,朝鮮不久將結束社會主義體制等等。換言之,也就是說西方把朝鮮演變的希望寄託在羽毛未豐的金正恩身上,或者希望於朝鮮內亂。總之,猜忌與臆測中把朝鮮前途說得一敗塗地......  

聯想到韓國總統李明博,在金正日逝世後,不​​是以民族國殤為本,而是“乘人之危”,有意製造朝鮮半島“海陸空”緊張局勢,以便有美國的支持“趁火打劫”。可惜,太突然讓美國有計難籌。接著,中國政府的高調行為主導和化解了這次危機,也穩定了東北亞局勢。  

顯然,金正日逝世,李明博確實不地道,民族情誼而不顧,喪失了一位總統起碼的道德,朝鮮痛斥也只能洗耳恭聽。  

另一方面,弔唁期間,從朝韓傳達的消息看,朝韓民眾懷念金大中、盧武弦時代,“陽光政策”一度讓朝韓兩國進入友好合作的時代。  

然而,朝鮮與韓國的友好與和平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只有紛爭美國才有機會干預進來。眾所周知,李明博徹頭徹尾地服從美國,破壞了這一“陽光政策”,使朝韓緊張。去年的“天安號”事件就是美國策劃的一大陰謀,挾持韓國自演了“苦肉計”,美國因此介入到事件中來,藉​​此戰略轉移亞太創造了條件。  

所以,這次又是李明博製造東北亞緊張局勢。表面上看是朝鮮在惹事生非,不過是氣憤中表達了自己的態度。實際是李明博藉機挑起事端,製造朝鮮半島緊張態勢,以便朝鮮不穩定達到目的。  

從當前形勢看,把美國的影響別開,李明博可能不會是金正恩的對手。

2011年12月29日

貴族治國,資本主義的終極形態,民選總統、首相、總理,是被操控但卻自以為很重要的木偶而已

其實共濟會沒那麼複雜

原作者:隱身人

來源:逐鹿中東博客

轉貼:wanshi


何新老矣!

共濟會的關鍵就一個字兒:錢。
我沒看到他關於共濟會的書,但是看了他的若干介紹之後,我發現他對這個問題有點力不從心。這些都是互聯網不能告訴你的。

這不怪他,人是有限制的,他沒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共濟會員,研究多半是理論性的。


真正該羞愧的是那些年輕而又不干正事兒的人,或者年輕而又沒有真正思考能力的人,偌大一個中國,竟然最後倚賴一個知識結構已經略微落後的垂垂老人來解決這麼關鍵的問題。


但何新還是何新,老當益壯,出招勢大力沉,威風多半不減當年。


我從十八九歲看他的書,受他思想影響很深。現在,眼看著他逐漸老去,又沒什麼人能繼續他的研究,心中是極為悲涼的。感覺中國現代化之艱難!中國富強真的是任重而道遠。


更為可悲的是,如今西方社會學三大流派思想影響下,中國人中的知識精英無論左、右,對於未來社會的思考都陷入很狹隘的死胡同。這些人中的言論,沒有人真正恰當描述西方社會權力組織內部。感覺今天大部分人對於西方的政治研究多半是指鹿為馬,盲人摸象,說白了,這些人大多不懂西方,只看到了表象。


共濟會這個地下組織貫穿了整個資本主義發展歷史,是名副其實的黨校,朝廷,權力核心。這麼關鍵的問題,中國的社會學理論家中竟然知之甚少,更不用說那些由西方培養出來的假權威和學閥,這些人更是知道了也不說。


這個局面就造成了一個結果:大部分海外歸來的人不是一無所知,就是極為依賴這個金權系統。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是無知的,在各自的領域中,也許都是真正的台柱,但就權力核心之類的政治問題,多半是沒人願意也沒有膽量研究的。


總之,有興趣研究,有能力研究的人幾乎沒有。


這也是社會系統設計之初的目的。大多數人不過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生活在一種被圈養的狀況下,人人愛自己,所有人都有一個價位。至於未來什麼樣,大多數人不關心。



我寫這個的目的是提出一些問題,或許何新在他的新版本書籍中能夠給予一定程度的思考,我從大概三、四年前開始研究共濟會,也準備從個人觀點出發寫兩本公正評價共濟會的書。


我看何新的簡介,覺得何新的研究結果受到限制,多半就是因為他接觸的資料不知真假,網上有很多資料是杜撰出來的。


這種造假有幾種目的:

一、天主教,法西斯等為了醜化共濟會編出來的謊言。

二、共濟會為了混淆視聽,直接釋放出一些假資料,如果你用了,這個時候他們被動變主動,直接指出你資料中的錯誤。

三、也存在一些無聊的人,為了用這個東西當噱頭賺錢,編出來了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比如說說什麼羅斯柴爾德家族性虐待兒童之類的,說老實話如果他們這麼幹,還會讓你們知道?

四、傳統反猶勢力會造一些謠,但並不是說這些人都是編故事的,有的確實是真的,但是只不過介紹的方式有問題,但是根據傳統猶太諺語——“半句真實也是一句謊言”來說,多半這種東西也是只可遠觀而會其意,不可全部引用的。


儘管某些法國金融史學家,確實在學術研究中直接引用反猶作家的言論來正式論證他們的觀點,但是聰明地說,這是給人口實的方式。要乾就要有點智慧,不能硬來。

五、非造假,但是由於錯誤考證,錯誤研究的錯誤結果,沒有被指正,誤傳造成的,等等。


共濟會不都是壞人,有些人是大好人,只不過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被矇騙了,比如說雨果、牛頓和莫扎特。


下面我說幾個簡單的問題,如果攤開了說恐怕不知要多久:


1、共濟會是不是宗教的問題。

答案是:絕對是,而且是個信仰很邪呼的宗教。

正教本身是教人向善不拜偶像,更不可能崇拜符號,不會以賺錢為目的,絕不是像共濟會這樣。



[老何說:共濟會教才是美國統治階層真正的國教,而並不是基督教和新教,這點是了解美國所必須知道的。美國就是歐洲共濟會在新大陸殖民地所一手創造的一個實驗國家。注意共濟會神殿內外飄揚的國旗,這部國旗如同國徽和美元,充滿共濟會的符號涵義。 ]

他們打著自然神論的幌子其實幹的都是些反神的事情,號稱博愛。但是宗教歧視在他們內部也是屢見不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內部公開的對於伊斯蘭教的嘲諷。

除此之外,對於那些同性戀“兄弟”怎麼辦呢? ?呵呵,他們把這些人集中到一塊用完就不搭理了,讓同性戀兄弟們自己互相“愛”去。看來他們這些人對於博愛這些性指向不太一樣的“兄弟”有很嚴重的技術障礙。這些都是互聯網不能告訴你的。
[老何說:共濟會之所以大肆鼓勵同性戀,立法使得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就因為共濟會認為這將有利於減少地球人口。
老何還說:我的老朋友性學博士李XX(女)就一直在中國幫他們的忙。 ]

至於更有難度的:兄弟和姐妹之間為什麼不能互相博愛?

而且反要遵守“兄弟”成員之間必須小心他們的家屬這種奇怪的教條。我這種凡人(profane)可就是不得而知了,我可不神聖,我俗。我不能想得出在人間為什麼要造出個墳墓一樣的金字塔出來,更不清楚為什麼要先到一個樹底下睡三個星期才能加入共濟會。這些複雜問題的邏輯解釋,連我最喜歡的人類學家jackgoody都搞不清楚。所以,也只有他們的“神聖”信仰是理由,只有他們的偉大宇宙設計師才能解釋。


總的來說,共濟會是一種用來寄生並最終摧毀所有傳統宗教的,完全服務於資本主義債務奴役的大版本猶太教,這個沒有爭議,至於論證嗎……不花錢是看不到的,呵呵。

可以看看杜肯海姆如何定義宗教,馬克思和那個韋伯如何定義宗教,再下論斷。

瞧,其實你已經不花錢看過了一部分了。


現代共濟會更是這樣的。

它的目的是維持資本​​主義千年光芒普照,是資本主義超穩定結構的台柱。


何新強調說共濟會不是宗教,不知是不是怕他們耍賴?以宗教自由的名義來堵住所有反共濟會作家的嘴。

事實上,了解鬥爭史的人很清楚,他們已經在用這個藉口很久了,只不過共濟會他說的是為了增加社會協作性和諧性,或者用人話說,共濟會嘴硬不承認自己是宗教。但宗教幹的事兒,共濟會一樣沒少干。


另一個證明他其實是一種宗教的理由是,他有異端存在,只有宗教有這種特徵。至於什麼異端不知道何新是不是知道,此處不細談。


和共濟會反向的共產黨其實某種程度上也體現出了一种红色清教徒的特徵,只不過他們認為自己很唯物,是和宗教對立的,但對立一定有統一。


當然也可以說何新可能​​誤解了共濟會,這種情況下更容易理解,因為著名史學家也誤解過,例如:威爾杜蘭特。他稱共濟會為“野蠻陰謀俱樂部”。


不過也許這不過是典型地揣著明白說糊塗,重話輕說,因為從利益價值觀角度出發,杜蘭特這種新教徒史學家多半會從宗教感情的角度憎惡共濟會,但絕對不會從階級立場上和他們對立。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是一夥人,只不過由於歷史原因分贓不均罷了。


同時要知道,杜蘭特就算願意揭穿,也有比他還牛的人讓他閉嘴,因為還沒到踢翻桌子的時候。願不願意承認都得承認,很多知識分子說到最後是軟弱的。


其實,有一個人,他的話最有意思,也最準確。這個人是誰,暫時不說,但是他本身的經歷最能反映共濟會是個邪教。

何新的書裡面不知道提到這個人沒有——我這裡買不到你的書。


2、共濟會只是搞陰謀嗎?


當然不是,它體現了多個層面。簡單說幾個:


首先,共濟會具有一個他自己所說的“金字塔”式的人才選拔結構。


這個跟中國不太一樣,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其實比中國要先進一些,大兄弟們選上去的,多半是專業人才。至少,被選上去的不是流氓無產者,也不會動不動跑到山西要個官(當然他們也有要的),不會完完全全公開撈了就走(當然他們也有撈的)。他多半至少“看上去會很美”——這一點要好好體會,我們國家有些人還不如這個。幹得太明顯了,貴族們要學會把自己包裝好藏起來。

好的統治體系應該“治吏”。現在中國基層社會為所欲為的官員實在太多了。相比較來說,共濟會的基層組織素質稍微好一些。主要原因是,成為共濟會員是要有嚴格條件的:


第一、是共濟會找到你。


第二、你可以去申請候補,但是最終還是他們通過相當的了解,這些了解是通過認識你的人,無聲無息來操作的。觀察期很長,你不能出任何差錯,才能最終通過。


第三、你不能太蠢,也不能太邪惡,還要有些資源,至少也得是個手藝人。


當然也有看走眼的時候,被天主教勢力滲透,被納粹滲透(這個鮮為人知),被黑手黨加入這樣的例子——意大利的“p2”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現實生活中接觸到的共濟會員們多半很自豪自己是共濟會員,很多人很喜歡顯示出自己的符號。原因不止是被洗腦,更關鍵的是他們也都略有成就,有點影響力,有點能力。


重要的是,共濟會選拔培養出來的人才,在成為共濟會員之後,深刻信仰共濟會的教條,熱愛私有製度,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代表了永恆以及社會的終極形態(哲學上講這是錯誤的不是嗎,沒有什麼終極形態)。這跟共濟會的洗腦活動有關係,共濟會員多半很可靠(也有例外),而且一日為兄弟,永遠也跑不掉,這跟黑社會又是相似的。


老何應該知道,想加入共濟會,一是你要有用,你要上進,你要獻殷勤。二 是有人擔保的,不是想進就進的。至於你信不信神,今天好像不太重要了。不理解這段話的,去看看電影“教父”。


那麼選拔人才的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這些人就是僱員,打手,探子。這些人脈,就是流動金錢的最好保障,是情報傳達的最佳載體,是殺人滅口的無聲武器,是宣傳鼓譟的終端機器!共濟會奉行的實際上是企業的精神,工業的傳統。


例如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某國總統衛隊,憲兵警察和保安系統內大量充斥著共濟會員。幕後老闆們比誰都了解槍桿子裡頭出政權的道理,刀就架在某些“兄弟”的脖子上。


經相關人士告知——美國nasa(nasa前身為naca)內部也有大量的科學家共濟會員。他們嚴格意義上說是產業工人,也是直接影響未來的人,例如革新性能源領域,所以他們也是被爭取對象。


各個重要的關係國計民生的部門的關鍵人物,多半是共濟會的教友。最近的被抓了個現行的例子應該是薩克奇和他的早年的政治偶像內政部長先生,當然薩克奇周圍的智囊也基本上都是,沒什麼奇怪的。你能想像現在中國的謀臣們不是共產黨員嗎?當然,今天的黨員素質已經不能和過去的相比了。

其實,值得研究的是蓬皮杜這樣比較有意思的例子,他是幫助某家族重獲貨幣發行權的重要“兄弟”之一。

拉法蘭在剛入愛麗舍的時候的驚嘆不是白來的,那電話嗖嗖的,直接告訴他需要幹什麼,根本不廢話,他是世俗,不神聖,世俗是什麼下場?

讓拉法蘭你小子在非典時期去中國,讓你小子在報紙上被轟炸,我們杜撰改革,讓你當替罪羊,最後夾著尾巴滾蛋!左翼右翼有什麼區別?競選出主意的人都是一個教會裡出來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他們都是整個系統的一部分,在某些國家尤為特殊。


拋開這些大號的傢伙不說,富幫富,這是普通“小”共濟會員的特點,或者也可以說是某種程度的從上至下的“漏油”體系。

醫生,律師,法官,會計,科學家這樣的人很受歡迎。假如你是交易員,關鍵銀行職員,房地產經紀人,呵呵,那你就更有希望了。誰都有用得著誰的時候,生意上的麻煩,司法上的麻煩,兄弟們都能照辦。


也正是這樣,信息是很準確的,是精確到足以人盯人的地步。

[老何評論說——以上論斷鞭辟入裡,直白到位,可以說一語破的而揭秘了西方民主制度控制系統內部的深刻組織秘密。值得細細品味! ]


而更不被關注的是——誰控制了史學家,誰就控制了過去的解釋權,誰控制了教育體系,誰就控制了未來的培育權。後半句,希特勒很了解,他也這麼乾了。


[wanshi按:老何評論說——精彩之至! ]

共濟會對於教育體系的滲透,為什麼,怎麼樣?我將來會寫一些的。



其次,共濟會是一部思想製造大機器。


貴族們在治國無術的時候,多半是要通過共濟會來解決問題的。

[老何評論說——注意作者使用貴族治國這一語言。

作者觀察之深刻於此可見——真正統治著當今全球的那些人和家族,自中世紀以來並無根本改變——仍然是大不列顛、法蘭西、德意志、丹麥、瑞典、西班牙以及進入北美殖民地那一串親連親、婚姻套婚姻的古典王室和貴族,是幾個根深葉茂的王朝貴族和家族(即哈布斯堡和霍亨佐倫家族)的嫡親和族親;是中古以來一直掌控著世界金錢權力的幾個猶太富豪核心家族(大首領就是羅斯切爾德家族)。而這兩大古典貴族體系的結合體以及金錢與政治的完美聯盟——就是共濟會。


太陽之下並無新鮮事情。幾百年來世界也並無革命真正發生,只有動亂與騷亂而歷史並無進步——一切不過是走馬燈一般的遊戲而已。什麼民選總統、首相、總理,都只是被他們操控但卻自以為很重要的木偶和傀儡而已! ]


須知:維穩最重要的是思想!用什麼觀點影響人?因為滿意的貴族畢竟是少數,社會永遠會有各種各樣的不滿——怎麼解決?
答案是永遠不會知道——但至少話語權、解釋權要放在“兄弟”們手裡。

[老何評論——此言可圈可點!請閱讀本博的各位領導老大高度注意! ]


埃里克霍夫在狂熱分子中談到了“言辭人”的概念,要知道,西方社會的大多數掌握話語權的“言辭人”都是共濟會員,或者也是深度贊成共濟會思想的。共濟會它畢竟高打了“自由、平等、博愛”的道義幌子——但正是當他開始區別“普通人”和“兄弟”的時候,這種博愛就難免打了問號。這種區分難道與“博愛”不矛盾嗎?


所以“言辭人”很重要,要想辦法團結他們,這也是我朝當朝的很多人還不明白的。


第三共濟會是分層而隱藏的貴族符號,是一個物質利益的直接分配製度和體系。


沒錯,他們(在反封建時候)摧毀了一些東西,但最終卻變成了他過去的對手。他們現在就是朝廷,封授官職大小,按照能力、財產、血脈排序,比過去有一定的進步,但很有限。


沒有什麼宏大歷史背景之下的今天,大部分人加入共濟會也至少是想變得更富裕,開個方便之門,而能進入的人,前面說過了,你也要有點能力。
誰也逃不掉的周期律。過去代表公正,那不就有不公正的時候嗎?過去隱藏,那不就有公開的時候嗎?反者,道之動。


他們在(共濟會)字典中論述老子的時候,心中多半是徬徨的,至少也​​是不自信的,其實中國人看得更遠一些。


我一直思考的一個問題,被統治的無產階級到底先進不先進?貴族們到底可恥不可恥?


我覺得答案其實是不一定。

革命者中有很多是毫無價值的,無道德也無學識,蠻不講理的。無論如何我不能理解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是先進階級的論述,這樣的人若成了真正的統治階級,國家多半是要倒退的。文革不就是人人爭當無產階級,認為某個階級絕對先進,最後越胡來的越上位(王洪文、陳阿大一類),國家搞得一塌糊塗嗎?
中國古代,也沒有這樣的。皇上也是跟士大夫階層共治天下的,大臣至少要讀過不止兩本書的人才當得上。那反過來說貴族們也一定都是些優雅的可人兒嗎?也大大地不一定,也有不少redneck,所以要教育他們,貴族是要明理的。宗


人類短時間內不可能變化太大,所以統治,貴在“明智”二字。

而且都要明智。地球上暫時造不出天堂來。

現行製度不好,但也有比這更壞的——這才是他們的統治哲學。


共濟會,它本身一直在嘗試保證這種明智性。當然明智不是理智,這沒什麼好掩蓋的。事實上,明智是隱藏了自私的前提的。


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統治是相當聰明的。


在社會動盪,資本主義面臨威脅的時候(冷戰俄共的文宣是很捨得花錢的),就對下層拋出一些權利,一些物質利益。而在危機過後,就開始收緊信貸,削減福利,通過金融危機把過去吃我的、拿我的都要回來!大大方方,而又是很狡猾的偷竊,這正反映了他是個特權體系。只不過很精明,他也必須很精明。西方老百姓可是沒有服服帖帖的傳統,必須哄著騙著。


共濟會他在某些時候穩定了資本主義,在內部減少了不必要的競爭,避免亞當斯密所說的競爭性困境。當然這個不必要也是被選定的,或者說,神聖早晚把世俗的財產吞掉。


信共濟會,得保財產永生,這樣的例子有的是。


它既是黑,也是白,至少裝得很像。這是建立在債務奴役基礎之上的一種全方位的控制,一種不先進,但很成熟的統治模式。


它的用人雖然有自己的偏好,但是多半還是以能力為基礎的。在基層他們是不斷地有強制性的組織做慈善工作的。


共濟會從統治核心到地方組織,大多數是很注意形象的。因為除外部的壓力之外,他們內部也是有民主競爭也有管理,惹麻煩的是要被開除的。想當共濟會員是要通過多年觀察和選拔的。


中國建國後的混亂,其實就是這種成熟治國核心體系的缺失造成的。馬克思主義不可以治國,封建亞洲專制主義也不可以治國。這樣治國的成本太野蠻,太昂貴,太不成熟。特權貴族太多,貴族階層的凸顯太明顯,所以成為眾矢之的。而晉升當貴族太容易,對於貴族的人品和素質考核不周到,這是那些窮國政治不良的特徵。




願不願意而都必須承認的是,中國這幾十年實際上是糊糊塗塗地走過來的(但走到今天變得很強大這也挺厲害的)。

中國人在治理現代國家的問題上是缺乏經驗的。建國五十年,號稱新社會,到今天為止,官員之中竟然還有人宿嫖幼女的,這恰恰反映了基層政治的混亂。而基層的混亂正反映了國家政治制度和體系的落後。人才選拔和考核過於鬆弛,太多不可靠的人掌控了權力。


要有自己的合理的貴族體系。這個體系應該以能力、財產為階級符號。進入貴族要體現一定的公平原則。貴族們中至少有一大部分是要愛國,並是有能力的。他們要有種,要以國家為信念,要能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關鍵時刻,能向羅斯福的孫子一樣衝進伊朗,能像瑪麗-麥卡錫一樣覺得男人們不夠“硬”,能像亨利盧瑟一樣慷慨解囊(這人沒少干壞事兒,可都不犯法),能像維克多-羅斯柴爾德一樣搞到情報。


新時代的貴族們,要明白政治穩定是他們的財源。要擁有一定的博愛思想。做人要低調。要承認普通人的基本權利。對外政策至少也不能美國人要什麼就給什麼,那要你們的存在幹嘛呢? !


換句話說,現在的統治階層,應該好好地跟老牌帝國主義的治國系統學習。建立類似共濟會體系那樣相對公平的僱員選拔機制。在基層要有前所未有的控制張力。在狼群裡頭唯一生存的辦法是要學會狼叫,而不是裡應外合,大開國門,大賣國家賴以生存的資源。


3 、關於猶太人的問題


前面提到了愛國,難免讓人想到猶太人問題。談共濟會不可能不談猶太人。

現實生活中接觸到的猶太人,對於共濟會的看法大部分都是讚許的,除了少數很傳統的猶太教徒之外(原因是他們在宗教立場上有很大的不同)。


二戰的時候,兵荒馬亂,一些資料洩露了出來,甚至直接暴露到了誰是共濟會的上層——猶太人有不少,大號的尤其多。


很多人不知道的一個事實是:某國共濟會,在開始階段,是帶有極強的種族觀念的,那個時候,猶太人也是進不去的。


那他們後來怎麼混到了上層呢?


這正說明了共濟會是個財富宗教混合的統治體系。猶太人通過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逐漸成為了控制財富的階層,隨著素質提高,逐步邁入統治體系。


這也是索羅斯所說的開放性社會的意圖。誰控制金錢,誰就可以控制所有人。而從產生的宗教淵源生上看,共濟會不能說和猶太人沒關係。所以說他們控制沒什麼奇怪的。第一其他民族智力不如猶太人。第二,這是猶太人他們努力的結果。本來沒有猶太人創造的基督教,西方就可能更野蠻。


錢是客觀物,相對公平,但不絕對。


我想真正讓中國國家主義者發火的可能是共濟會很有錢。他們決定世界的關鍵問題的時候不考慮中國。中國人是吃虧的,例如眼下的匯率和財產縮水問題。


這就是今天真正的麻煩。世界範圍內金權過度集中了,過度種族化了,只有盎格魯猶太集團擁有劍與火。這本身好像跟索羅斯他老師所說的開放性社會不協調吧?

按我的理解,開放型社會好像應該是公平的,這種公平應該體現在各種權力的各個層面之上。這其中,很重要的一種就是金權。


那麼這種開放社會的理論,為什麼選擇性地忽略了金權這個關鍵點呢?我這種俗人就不得而知了。也許只有偉大宇宙設計師和索羅斯還有他的老師才知道。


但是不是所有猶太人都有原罪? ?開玩笑,只有瘋子才會這麼想。猶太人變得這麼富,是苦難中磨練出來的。猶太人的崛起正給中國人立了個樣本,要想破局,先要很有錢。


人是社會的動物。那些財閥是猶太人之時更重要的是:財閥這個社會的貴族屬性,他一旦成為這種社會定位,不管種族,一定會出現權力的濫用。因為說到底,是社會結構和製度的問題。


從我看到的資料,共濟會的決策層中運用權力是沒有限制的,人和宇宙設計師是等位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這些人無緣無故就覺得自己是被特殊選中的。而他們家族控制著社會資源。這種從天而降的權力通過世襲延續,本身不算是先進的製度(拼爹啊)。

我相信,這種沒有限制的,為所欲為的,作為人上之人的權力;是和自由的、開放性的社會所抵觸的吧?是和人性發展所抵觸的吧?是和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相抵觸的吧?嗯?


所以你索羅斯最應該反對共濟會!如果你不是把意識形態當宗教的偽善的糊塗蛋。


說到底誰都不比誰好多少。都並沒脫開封建的、世襲的貴族制度。總統選舉,金權世襲——人類進步不過如此。

眼下重要的是,放棄本質,討論現象。要仁慈,不要殘酷,不要做毀滅人類的糊塗事。


忘了說了:
並沒有種族已經被上天特殊選中。如果真的有,那應該是在這個世界上存續得最長的種族,因為他的命最大,而不是被過去欺負了千八百年的,後來只不過是運氣好才發了大財的那種小民族。小民族自己相信這個(所謂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多半是太驕傲了。


這樣,會讓人覺得沒心胸。


這話已經說得夠客氣了。百分之四十的鴉片可是某猶太人家族銷售的,他們現在又回到中國來開“穢瘋”(按指匯豐)銀行了。

要是換了血性的韓國人,可能早跟他們幹起來了,小指頭又切了幾百回了。


反猶是無論如何都扯不上中國人的。倒是他們東歐的一些猶太人30年代差點把中國東北鼓搗出去,幸好歐美的猶太人不糊塗。


對於金錢過分病態的嗜好是不正確的。不管對於哪個民族來說,都不應該這樣,這在行為主義心理學分析屬於“成癮症”,和吸毒是一類的,不能只賺錢,更重要的是給予。


4、反共濟會不會成功,但共濟會必然消失。好好想想,我不想寫了。


我寫的不少了,我想看書去了。


簡單的說,共濟會是個堅硬的宗教核子。共濟會體現出了令人恐懼的中世紀天主教會的功能,作為地下政府保護的是大“兄弟”們的資產。

今天,共濟會的存在更多是消極的意義,限制社會進步。原因跟歷史有關,它產生的太早了,有先天的缺陷。社會確實應該向著更公平的方向發展,但永遠不可能絕對的公平。

另外,千萬別相信什麼網上那些什麼曝光網站。

因為這些網站本身多數是為了攪和是非,更有一些是用來釣魚的,他們只會把認真的研究搞砸。


最典型的就是wikileaks或者更早的中情局的ATS之類的破網站,或者肯尼迪時代支持的政治宣傳工具projectcamelot,今天有人還拿這個當了揭秘網站了,好有意思,人到底能多傻?


至於那個“盎格魯撒克遜”計劃,我看其實是扯淡。所有人都是共濟會員,就那個洩漏內情的人不是?高層共濟會員之間都是有私人通訊體系的,他們之間是不會生疏到必須用握手來識別的。這個玩意兒還拿出來讓你們研究?


但確實有曾經存在這種東西的可能。這幫人甚麼都乾得出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拿非洲人做藥物試驗的事情。但是,他在乾之前絕對不會讓你知道。所以(這個計劃一旦曝光)就不可能是真的。

頂多,中國人也自己造幾個病毒就是了——大不了互相玩摧毀。


觀察時間長了,就覺得這群人不過如此。今天的各種宣傳不過是在重複冷戰CIA在歐洲幹過的事兒,並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今天這代年輕人裡頭有思考能力的太少了,願意讀點書的也太少了,等到他們真有時間翻開書的時候,又只能看政治正確的書籍,或者張愛玲流產之類的無聊廢物。


等我有空了再洩漏一些底,比美國政府暗地支持的維基洩漏值得討論的多了。


俠客老何覺得呢?我想看看你的書。

[wanshi按語:老何的回應是——很欣賞你這篇東東,你寫得很到位,有些話很精彩。

老何自己只是一個馬上退休,力不從心,即將徹底退出江湖的老人——不是什麼俠客。中國在外的精英中還有作者這樣的人,看來這國家還有一點希望。
老何說:最近忽聞一班弱智的無腦精英為自由啊民主啊革命啊改良啊的陳詞濫調,
你一言我一語爭個死翹翹,杯水氾起風波。而老派共濟會員孟德斯鳩、盧梭的啟蒙濫調仍然是能感動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神經”——莫非中國精英都還​​活在抽鴉片纏小腳的時代仍在重溫百年前的德賽仲夏夜之夢——卻不知今世究竟已在何世? !殊為可悲可憐可笑可嘆!

2011年12月26日

如何破解“硬著陸”和“滯漲”兩難困境

中國如何破解“硬著陸”和“滯漲”兩難困境

2011-12-26

2011歲尾:改革攻堅的倒逼環境更加清晰

張庭賓

又是辭舊迎新之時,中國社會經濟在過去一年發生怎樣重大的變化了呢?

最直觀的變化是,年初的樂觀情緒,現在已蕩然無存。開年時刻,大多數人仍然看好股市樓市,而今已是一片悲觀;年初時,大多數人相信世界經濟正邁向復甦,而今二次探底的判斷漸成主流,乃至越來越多的人預計紙幣歐元解體。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稱:“展望明年,世界經濟形勢仍將十分嚴峻複雜,復甦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

如此嚴峻形勢,實在本人年初預測之中。 1月17日,在本專欄的《中國宏觀調控怎樣不吃亂藥》一文直指核心:“在國際上財富再分配(中國利益)持續惡化,在國內財富再分配繼續(貧富)失衡的情況下,不僅內需增長,產業升級、結構調整都是'望梅止渴'。宏觀調控也必然越來越捉襟見肘——這就像一家人蓋一床被子,人口越來越多了,而被子卻一會被東家剪去一塊,一會送給西家一塊,一會被北家勒索一塊……這時,家長再怎麼蓋被子(宏觀調控),也必然有更多的人露在外面被凍著;或被子被攤薄了人人都更冷。”

此後,本人一步步提前預警了嚴峻形勢的升級。 1月31日,本專欄判斷“一線樓市保守估計下跌30%”;4月25日,警惕“中國進入財富耗幹型危機通道”——如貨幣緊縮持續6個月以上,則中國實體經濟將再次遭遇休克危機;7月26日,提醒“中國房地產企業將在未來6-12個月迎來倒閉潮”;8月15日,警醒:中國經濟“硬著陸風險”正在加大,繼續容忍美元轉嫁危機,中國財富將被耗幹;10月11日,警示現在“已是中國經濟避免硬著陸的最後機會”;11月17日,告誡投資者:雖然股市在宏觀政策轉向“適度適量微調”下反彈,但在中國財富再分配繼續失衡的情況下,這僅是先揚後抑的開始。此後,上證指數已從11月16日的2529點下跌到了12月22日的2149點。

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表面來看,2011年經濟嚴寒因為貨幣信貸緊縮,實際上是中國既有發展模式已盛極而衰所致。過去30年的發展,一是依靠的外向型經濟。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一度高達70%,隨著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深化,外需勢必收縮;二是依靠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投資佔GDP的比例超過了50%,創下了世界大國的工業史新記錄。 2008年底啟動的中央政府4萬億救市,帶動總額18萬億的投資,無法再超越了,必定物極必反;三是對國民財富和消費能力的透支。由於政府投資主導,外向經濟優先必然以犧牲民間財富和國民消費為代價,致使中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值由1980年代初的53%下降到現在的35%。也創下了世界大國的記錄。

更根本的是,中國的財富再分配已日益惡化,權貴和外資在財富再分配中所佔比重越來越高,已逼近極限。從早期的新增蛋糕老百姓還能分到一點;到新增蛋糕全部被權貴外資分走;到老百姓昔日積累的流動性財富被權貴外資轉移走——最典型的是2005-2008年的A股超級過山車,老百姓損失了幾萬億人民幣的現金積累,而少數人賺的盆滿缽滿;最後,不僅過去的固定財富積累被轉移了,而且未來10-30年的預期收入也被分走——房地產​​的巨大泡沫成為工具。中國的基尼係數在2007年就達到了0.48,近幾年仍在持續惡化,超過美國的0.46。

簡言之,權貴外資既得利益的不斷擴張,已經逼迫到民營中小企業、社會公眾承受力的最底線,兩者間越來越缺乏彈性的緩衝空間,於是便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兩難”——尤為突出的是,一放貨幣信貸,樓價暴漲通脹嚴重,老百姓承受不起;一收貨幣信貸,中小企業連環倒閉,大量失業出現,老百姓同樣承受不起。

那麼出路何在呢?本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出“抓改革”——“就是以更大的決心和氣力推進改革開放,著力解決影響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的突破,積極有效化解各種矛盾和風險隱患,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誠然,對於改革,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對於既得利益者而言,所謂改革就是打著改革旗號,繼續擴張既得利益;而對於社會大眾而言,真正的改革攻堅是從體制機制根本上遏制既得利益的擴張,進行更加合理的財富再分配。在後者意義上的改革攻堅,筆者認為主要有四個突破口:

一要極大地降低政府的宏觀管理成本。政府不斷自我授權,既得利益不斷膨脹是中國各種社會經濟問題的核心所在,倘若政府能夠實現“全能管制投資型政府”向“有限責任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則中國的大部分問題都可以解決。但這是極富挑戰的變革。如果寄望於自上而下的減員增效轉變職能,那隻能是“揚湯止沸”,注定失敗;只有採取擴大基層人民民主的方式,將村級民主直選擴大到鎮,再擴大到縣。縣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縣人大代表可直接選舉、罷免縣長。方能從根本上對官僚利益膨脹釜底抽薪。

二是要對中國民間資本放開金融業中下層,從而極大降低中國的金融成本。中國擁有著世界最高的50%的儲蓄率,同時有著最高的民間借款利率,常年高達50%以上,甚至高達180%。這是由中國效率非常低下的國有金融體系造成的。雖然國家有必要控制核心的金融機構,但是必須充分放開中下層金融,使地下錢莊合法化,讓民間資本競相發展,特別是對於中小信貸,應當取消審批制,實行核准備案製。

三要徹底扭轉中國財富不斷向西方,特別是美國轉移的痼疾。外匯儲備應當主要應藉用於建立中國社會保障體系,而不是上萬億美元地借給美國搞社保;中國應當扭轉外向經濟,外商投資優先的一系列政策,特別是出口退稅政策等,轉而藏富於民,藏富於國。

四要將土地礦產資源的收入全民共享。中國是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國家,土地礦產資源原本為全民所有,每個公民在本屬於自己的一片土地上建房,本應是免費的。但是現行的土地招盤掛制度,最大化推高土地價格,逼迫公民去購買本屬於自己的土地,而後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分而自肥。如果土地礦產資源的主要收入歸入社會保障基金,則內需必然噴發。

以上四個改革,說易行難,本質上是對權貴官僚外資的既得利益開刀,是重新合理分配社會財富,是真正的改革攻堅,也是真正的自我革命。在一片歌舞昇平的虛假繁榮中;乃至於寅吃卯糧的得過且過中,都是絕不可能實現的;唯有在經濟危機降臨,在社會矛盾激化,甚至在政權統治危亡關頭,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方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可能。換言之,2011年中國最大的收穫就是改革攻堅的倒逼機制更加清晰。

對於未來數年,本人可以做此判斷:在此四個根本性改革未實現,特別是最核心的擴大基層民主未成功前,中國經濟只能越來越壞——這個壞要么表現為更痛苦的硬著陸,要么表現為更難熬的惡性通脹。一言以蔽之,是更寒冷的冬天。

2011年12月25日

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

劉維忠: 關於欠發達地區醫改的中醫之路

作者:劉維忠

文章發於:甘肅省衛生廳 更新時間:2011-12-19

關於欠發達地區醫改的中醫之路

作者:劉維忠(即外資操控下的傳媒們竭力攻擊抹黑的'豬蹄廳長'----看看西藥資本勢力無所不在的隻手遮天)

2011年10月13日


甘肅經濟總量少、人均水平低、自然條件差,是一個典型的西部欠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的醫改不能走發達地區的路子,更不能走西方國家的醫改道路。甘肅醫改的方向在那裡呢?通過這幾年的探索和實踐,我們趟出了中醫藥特色欠發達地區醫改的新路子。

一、甘肅發展中醫藥事業的基本考慮

第一個考慮,甘肅是中醫藥的發源地之一。八千年前“味百藥而製九針”的伏羲是甘肅天水人,應該說是中國最早的中醫。 5000年前甘肅慶陽又出了個老中醫岐伯,黃帝請教了歧伯1080個中醫養生的問題,歧伯每天回答一個問題,回答了近三年時間。春秋戰國開始直到漢代醫學家們把這段對話陸續整理成書-《黃帝內經》。慶陽市投資建設了一個很大的岐伯廣場和《黃帝內經》碑林,國家中醫藥局把岐伯廣場和皇甫謐文化園確定為全國中醫文化傳承教育基地。 2010年,衛生廳在岐伯廣場的醫祖岐伯塑像前舉行了全省中醫省市縣鄉村五級師帶徒拜師儀式,上千人參加拜師儀式,許多群眾也自發前來參加儀式,大家非常激動,就連副省長咸輝也感慨地說,甘肅發展中醫真有群眾基礎,這幾年咱們省的中醫發展的真不錯,中醫人、衛生系統真不容易。當然,我們也清楚甘肅中醫藥的發展主要還是省委、政府高度重視。 《針灸甲乙經》作者,晉朝針灸鼻祖皇甫謐也是甘肅靈臺縣人。平涼市的靈臺縣在皇甫謐墓前建設了皇甫謐文化園,包括皇甫謐針灸博物館、針灸鼻祖皇甫謐塑像、中藥生態園等,2010年在這裡舉行了甘肅省首期省市縣鄉村五級中醫師帶徒拜師儀式,甘肅省政協侯生華副主席和幾千群眾參加了拜師儀式,儀式之後在皇甫謐塑像前演出了大型秦腔《皇甫謐》,使師徒和群眾深受教育。還有武威出土的漢簡、敦煌醫學都是我國最早的醫學文獻之一。應該說甘肅是中醫藥最早的發源地,甘肅中醫藥工作做不好,上對不起祖先,下對不起後代。

第二個考慮,甘肅是一個窮省,全省人口占全國2%,國民生產總值只佔全國的1%。我們在醫改中確定了一個思路,就是“用最簡單的方法解決最基礎的問題,用盡可能少的費用維護人民群眾健康,走中醫特色的甘肅醫改之路”。確定了這麼一個思路,最少的費用只能是中醫,西醫都很貴,所以我們發展中醫,一個是中醫能解決問題,第二個是中醫便宜。為此,我們一方面治理過度醫療,一方面發展中醫。現在超級細菌在全世界蔓延,中國也有了,抗生素大量使用,我們就非得治理過度醫療,解決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問題。治理過度醫療,抗生素降下來,用什麼來代替,就是用中藥來代替。治理過度醫療,我們確定了“四個排隊”,鄉以上醫院,每個醫生每月抗生素使用量、自費藥使用量等排隊,抗生素使用排名前10名的,組織專家進行評估,不合理用藥都要處罰。全省從去2010年處罰了1400多個大夫,這應該說在全國力度最大的。我們每月把“四個排隊”情況和給醫生記錄不良業績情況,鄉以上醫院都貼到了牆上,老百姓一看這個醫生亂開藥哩,不敢找這個人,他的威信就沒有了。我們還搞了醫療機構的八個排隊情況上網,即對平均住院費、平均門診費、平均住院自費比例、平均大型檢查陽性率、門診輸液人次佔門診總人次比例、藥費佔總收入的比例、中醫藥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青黴素使用量佔抗菌素使用量比例等進行排隊,在甘肅衛生網上公佈,並作為給醫院記錄不良業績的主要依據。據2010年衛生部年鑑統計,甘肅平均門診費89元,平均住院費3400元,佔不到全國平均住院費、門診費數的60%,除西藏外,甘肅平均住院費、門診費是全國最低的。抗生素降下來,你得有個治病的東西,這樣就得把中藥用上去,特別是發燒的患者,中醫效果是非常好的。

第三個考慮,國家提出並實施了公共衛生均等化項目,還沒有實施基本醫療均等化項目。單純搞西醫很難實現城鄉基本醫療均等化,因為鄉村很難像城市一樣配備CT等大型設備。中西醫並重,特別是發展中醫是實現城鄉基本醫療均等化的最好手段,農村的中醫水平有可能超過城市。要實現城鄉基本醫療均等化必須在發展縣鄉醫院西醫的同時,大力發展中醫。 2011年我陪咸輝副省長去慶陽市西峰區下鄉,彭原鄉彭原村衛生室40多歲的一個中醫每天有80多個病人,咸輝副省長問,你這裡病人多,還是隔壁鄉衛生院病人多,回答是兩面差不多,實際是村衛生室病人比鄉衛生院病人多,周圍幾個縣的病人都來這村衛生室看病。

第四個考慮,甘肅省委、省政府作出了發展隴藥的決定。甘肅人工種植的中藥材1500多萬畝,是全國人工種植面積最大的省份之一。 2011年全省人才工作會指定財政廳和衛生廳發言,我講了一個觀點,我說甘肅發展隴藥必須首先發展中醫,人吃中藥和牛吃草不一樣,牛可以直接吃,而人吃中藥不能直接吃,必須讓中醫開成中藥方子才能吃。所以甘肅發展隴藥必須首先擴大中醫隊伍,我們的目標是到十二五末把甘肅目前17000人的中醫隊伍擴大一倍以上達到40000人以上。其中從2009年開始西醫脫產學習中醫每年850人,省級每年培養150人,每個市州每年培養50人,7年培養近6000名中西醫​​結合醫師。從2010年開始每3年培養省市縣鄉村五級師帶徒學員3000名,6年培養6000名中醫師。從2009年開始由省級財政發工資,省委、省政府每年招收3000-5000名醫學大學生到鄉鎮衛生院工作,1/3是中醫,7年招收7000名以上中醫師。這幾年中醫政策好了,從事西醫的中醫人員陸續歸隊,每年還有1000名以上村醫到中醫學校脫產學習中醫。其次要提高中醫人才質量,2011年甘肅派到省外進修學習的近1000名,其中三分之一是中醫,2012年開始,甘肅派到省外進修學習的醫護人員和衛生管理人員將達到每年將達到2000人以上,其中中醫人員1000人以上。省市級醫療機構接受基層醫務人員進修學習4000人以上,其中中醫1000人以上。

第三要加大投入,發展中醫藥科研,開發新藥產品。

第五個考慮,我們認為中醫藥的療效非常好。舉幾個例子:2010年蘭大一院收治了一例超級細菌患者,發燒42度,嚴重肺炎痰特別多,25種抗菌素全部耐藥,我們安排70多歲的老中醫劉東漢診治,吃完他的一付藥後,患者體溫降到了37度,再服三付藥後,肺部X片清晰,痰也沒有了,國家疾控中心再次化驗細菌陰性了。衛生部副部長、國家中醫藥局局長王國強看到信息後非常重視,派三位中醫專家來蘭州考察並指導治療,三位專家對劉東漢先生給予充分肯定。後來劉東漢先生把這個病例寫了一萬字的論文,中國中醫藥報連載了四次。甘肅省獎勵的第一個科技功臣、小麥專家周祥春先生70歲了。 2010年初體檢時發現患有晚期胰頭癌,省長劉偉平非常關心,多次看望並安排去上海一個大醫院進一步檢查、治療,上海意見與甘肅一致,說已經不能做化療了,也不能手術,回家調養,估計活不了三個月。回到蘭州時病人已經非常虛弱,每天腹瀉20-30次,臥床不起。我們安排中西醫結合專家、甘肅省名中醫裴正學用中醫方法治療半年後,周祥春老人CT片胰頭癌從4.8X4.2cm縮​​小到2.1X1.8cm,腹瀉只有3-4次,老人每天上午在醫院吃中藥、輸白蛋白,下午自己就回家了,還去科技廳匯報工作、參加省裡的一些活動。治療十二個月後,老人腹瀉正常,每天一次,CT片癌塊已經縮回胰腺看不見了。可惜的是老人有一天回家後,由於黴菌感染腎衰竭去世。 2011年上半年甘肅著名畫家李寶峰先生患腦溢血,昏迷不醒,省委書記陸浩同志非常重視,給我打電話要求全力搶救。我們安排老中醫劉東漢看了病人,開了安宮牛黃湯,我們要求醫院同時給患者通過胃管灌了豬蹄子煮的湯和黃芪水,之後第四天患者就清醒了,通過一段時間的針灸和康復鍛煉,患者偏癱的肢體恢復了功能。 2011年9月5日晚上11點多,領導給我打電話說母親肺心病血壓下降控制不住,所有強心藥都不見效,讓我找20年前使用過的一個叫毒毛旋花子甙K的藥,我給各醫院打電話都沒有這個藥,於是給領導建議用中醫配合治療,領導說,那就試試吧,我請來老中醫劉東漢先生,他凌晨​​一點看了病人開了中藥,三點病人喝了中藥,我和劉東漢先生都回家了。早晨七點醫院打電話說,病人喝中藥後尿特別多,肺水腫消失了,痰沒有了,不咳嗽了,能吃飯了。服藥一周後病人能下床洗臉刷牙了。我愛人由於視網膜手術失敗失眠半年,西藥安定片越吃越多,把胃吃壞了。我找老中醫劉東漢吃了20付中藥把失眠治療好了。我的雙腿皮膚患玻璃樣變,在北京一個大醫院看了說只能是犯病時塗激素,沒有根治辦法。後來甘肅一個中醫說,用螞蟻、毒蛇、蜈蚣泡酒外塗,塗前用梅花針敲破效果更好,家裡沒有梅花針,我讓兒子用紅酒瓶的木塞製作了一個,治療半月就好了。甘肅日報副總編玄承東2010年患腦溢血,出血40毫升,我請了西醫會診,說要動手術,患者的愛人不同意做手術,要求藥物治療,我給請了一位老中醫,吃中藥,喝豬蹄子湯和黃芪水,治療一月多,一切恢復正常。教育廳領導的父親肺心病在市醫院住院,西醫搶救多日效果不好,病情越來越重,給我打電話說,聽說你重視中醫,中醫有沒有搶救辦法?我說,西醫我也重視,我從市中醫院給找個中醫參與搶救,2個月後我去這個市下鄉看望這個老人時,基本好了,只是感覺疲乏,老人說,不是中醫這次就完了。一個朋友的母親在煙台做乳腺癌手術,西醫擔心老人由於嚴重糖尿病術後傷口不癒合。我給介紹了中醫學院附屬醫院中醫張志明開了中藥,按我建議給老人吃豬蹄子、喝湯,術後傷口癒合很好。

張掖市的肅南縣一位三十多歲男子從祁連山上掉下來,沒有人發現凍了一夜,把腳凍傷了,西醫提出截肢。張掖市一位領導給我打電話問中醫能不能保腳?我問了省中醫院院長李盛華,他說讓病人來住院試試,後來這位病人來中醫院治療半年後腳保住了,只是截了一個小指。這次我省舟曲發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舟曲地方非常小,1.9平方公里死亡了1700人,發生疫情的可能性非常大,中央領導幾次要求我們省委書記、省長把防控疫情當作一件大事來抓,省委書記陸浩同志聽取了四次衛生防疫的匯報,省長劉偉平同志六次檢查衛生防疫工作。當時我們壓力非常大,好多人提出來預防性地吃點西藥,我說一人發兩片西藥誰都不會吃,老百姓說我沒病吃什麼藥。後來我給幾個市州衛生局長打了電話,一個市拉2噸大蒜。第一次拉來了40.5噸大蒜,老百姓一吃,預防疾病效果非常好,後來我們省長劉偉平聽好多人反映,說大蒜防病效果非常好,讓我再調點,我說沒錢了,省長就給省政府秘書長打電話,又調了70噸,後來吃完了又調了50噸,一共調了160.5噸大蒜,人均3至4斤大蒜,效果非常好,使疫情沒有發生。有一段時間,解放軍戰士和群眾爛襠、爛皮膚,新華社寫了內參,總理等中央多位領導作了批示,省裡壓力很大,我們請省裡的名中醫劉東漢開了一個簡單方子:一個黃柏、一個蒼朮,就兩味藥,拿大鐵鍋熬上,然後抹在皮膚上,撒上滑石粉,4天之後皮膚病就沒有了。事後,我說把這個大鐵鍋撤了,老百姓還不干,每天好多人排隊用塑料瓶來裝,說這個治腳氣挺好的,一直熬了2個月,一鍋也沒有倒掉。舟曲泥石流發生後的頭幾天,不少失去親人的人們出現了一些抑鬱症的症狀,悲痛、恐怖、失眠、沒有食慾。西醫要求用西藥規范干預,我說等一等吧,我們先用中醫的辦法試一試。按解放軍301醫院趙霖教授的建議,我們從慶陽市調來2噸黃花菜,用大鐵鍋煮上讓患者喝上,一周之後抑鬱症沒有了。有一段時間舟曲群眾拉肚子和感冒人很多,我們又請中醫開了方子,支起12口大鐵鍋煮藥發給群眾喝,4天之後病就沒有了。而中藥堅持發了兩個多月,有50多萬人次預防性的喝了中藥。縣醫院院長是我大學同學,他說這兩個月中藥發得縣醫院沒有病人了。舟曲這次疫情沒有起來,應該說中藥發揮了很大作用。省委的同志告訴我,省委、省政府給中央寫了救災的總結匯報,開始中醫預防疾病寫得少,省委書記陸浩和省長劉偉平又把中醫救災加寫了一大段。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從舟曲送衛生部領導到蘭州,我那天特別累想睡一覺,省衛生廳處長給我打電話說“舟曲來蘭州住院的病人有2個病危今晚過不去了,建議從北京請2個醫生看一下,一旦死亡我們的責任小一些。另一個17歲的女孩今晚截腳。”我說,北京的專家可以請,2個重病人我打電話請中醫看,截腳的病人我帶中醫專家去會診。第一個是蘭州某部隊醫院住的舟曲一個泥石流綜合擠壓傷病人,十幾天沒有尿,利尿藥不起作用昏迷了,醫政處長給我打電話說這個病人今天晚上過不去了,我當即給劉寶厚老先生打電話,他70多歲了,是專門看腎病的中西醫結合專家,他把中藥給患者服用,喝了3天這名患者尿量就達到了600毫升,而後尿量正常,一個月後病癒出院了。第二個是蘭大一院住的舟曲泥石流綜合擠壓傷的一個48歲的婦女,發燒40度,最好的抗菌素不起作用,沒有血壓,升壓藥沒有效果,沒有尿,昏迷不醒。我給70歲的老中醫劉東漢先生打電話請他去看一下這個病人。劉東漢先生當天晚上就看了病人。第二天上午8點我去蘭大一院給劉東漢先生打了電話,請他一起再看一下這個病人,劉東漢先生說“這病人很重,我很緊張早上6點就看了,好些了,你去看吧。”我看了病人,又看了劉東漢先生開的方子,是一個麻杏石甘湯,把麻黃去掉了,留下了30克石膏,加了1克升麻,效果奇好,30克石膏把體溫從40度降到了37度,1克升麻把血壓升到60/130,一個多月後病人痊癒出院了,還給衛生廳寄來了感謝信。第三個病人是蘭大二院住的17歲舟曲泥石流擠壓傷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在泥石流中都去世了,她成了孤兒。她的腳在泥石流中壓了8小時,腳上的肉全爛掉​​了,只剩一小塊乾肉了,骨頭都變黑了。北京積水譚醫院的西醫專家會診後決定截肢。甘肅的西醫專家會診後也決定截肢。我請了70多歲的中醫正骨專家宋貴傑,中醫學院附屬醫院副院長劉保健和中醫院副院長趙繼榮去蘭大二院與那裡的西醫討論到晚上11點多。西醫主張截肢,中醫主張保腳。我問宋貴傑老先生不主張截肢的理由是什麼?他說,第一,小孩腳上竟剩的一塊乾肉上動脈還在跳,說明腳上血管還在。第二,乾肉的皮膚有感覺,說明腳上神經還在。第三,孩子生命體徵平穩,不馬上截肢不會有生命危險。最後我們決定用中西醫結合措施保腳。宋貴傑先生開了內服的中藥,劉保健和趙繼榮給患者重新做了骨頭固定,外敷了中藥膏。我要求給患者吃豬蹄子,喝黃芪水。我有個經驗,病人做完手術後吃豬蹄子或通過胃管灌些豬蹄子煮的湯,7天左右傷口就長好了。黃芪防腐生機效果好,傷口有感染的病人,喝黃芪水很快就能長出肉芽把膿頂出去,同時能提高免疫力。這個病人用了中醫措施24小時後腳上的干肉開始滲血了,變成了活肉。 48小時後開始長肉芽了。 15天后肉芽把骨頭包住了,只是沒有皮膚,從大腿上取皮做了移植,3個多月後病人痊癒出院,腳活動功能正常。甘南藏族自治州是我們甘肅省條件最差的一個地區,甲型流感流行的時候,甘南州醫院2個甲流病人昏迷,氣管切開了,院長給我打電話說病人活不成了,我說絕對不能死,不管你怎麼治,人不能死。他說那沒辦法,我說你把中藥給患者吃上,他說西藥都沒有辦法,還灌中藥哩。我說,用上中藥,人死了我不找你麻煩,不用中藥,人死了我要找你麻煩。最後他們就通過胃管把中藥灌上,2人全救活了,那麼落後的地方把人救活了,沒有中醫行嗎?酒泉甲流死了1個人,當地衛生局長很厲害,把負責的大夫叫來罵了一頓,問為什麼不給病人吃中藥。然後全市做了個規定,所有的甲流病人喝中藥預防和治療甲流,喝了中藥的,如果患者死了,大夫不給處分。沒喝中藥的,如果患者死了,要給大夫處分,院長也要給處分,後來1個都沒有死,中藥效果應該說非常好。我們教育廳、衛生廳聯合發了通知,所有學校只要有甲流發燒的,全部喝中藥,臨夏州中醫院一家就賣出了6​​萬付中藥。全省有300萬人預防性地喝了中藥,疫情很快就控制下來了。張掖醫專校長給我講,學校有5000多學生,甲流的時候每天有幾十個學生髮燒,接到教育廳和衛生廳的通知後,給每個學生預防性地服用了4付中藥,之後一個發燒的都沒有了。 2010年我們做了個決定,所有的綜合醫院重症監護室,都必須配中醫,中醫和西醫同時開展搶救,​​目標就是把搶救的成活率提高5個百分點。縣以上醫院所有西醫臨床科室都要配中醫大夫。玉樹地震的時候,轉送到甘肅340多個病人,當時大部分放在中醫院和中醫學院附屬醫院,開始很多人不理解,說甘肅胡整哩,給骨折的病人喝中醫湯能好嗎?好多人給我打電話,“你現在開始胡整了”,我說,怎麼胡整,還有中醫正骨哩。有5個先兆流產,胎動都開始了,都是中醫給保住的。其中,省中醫學院附屬醫院住的一個婦女大腿骨折了,她是個孕婦,醫生說做手術必須先流產。這個婦女已經流產過2次,她說我這個腿不要了,我得要這個小孩,哭得很厲害。我們請宋貴傑老先生給正骨,做了夾板固定,把腿治好了,小孩也保住了。我們安排340個病人都吃了豬蹄子,喝了黃芪水,傷恢復得非常快,青海省政協副主席陳資全來慰問傷員的時候,他說甘肅創造了一個中醫災難醫學,創造了中西醫結合的一個奇蹟。第六個考慮,中西醫結合對醫院有好處。蘭州大學第二醫院有個張有成教授給我講,他過去做脾臟摘除手術,摘除完每個病人發燒2個月到3個月,一個都不例外,醫院也收不來錢,效益低,後來他術前術後吃中藥、針灸,術後3到4天全部出院了,科里的效益一下子提高了。病床周轉率一快,醫院的效益就提高了,病人的住院費也就下來了。所以醫院如果發展中醫,效益也就起來了,病人負擔也小了。第七個考慮,發展中醫是治理過度醫療,控制抗菌素、激素濫用,防止超級細菌產生的重要方法。現在抗菌素、激素濫用,特別是對孩子的濫用,會導致糖尿病、肝硬化、腎衰竭等慢性病的大量發生。第八個考慮,發展中醫是中國人民的戰略選擇。中國人口能佔世界人口的1/5,主要原因是歷史上幾次大的瘟疫歐洲等地每次死亡幾千萬人,中國死亡很少,中醫立了大功。甲流美國死亡12000人,中國死亡不到800人。解放初,毛主席用微薄的財政收入解決了佔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基本醫療問題,中醫功不可沒。美國等西方國家以各種理由阻止中藥進入本國市場,就是為了保護本國企業利益。中國大量進口外國西醫藥產品,把醫生變成了外國企業的勞工。派特CT做一次1萬元,大部分交給了美國。大型設備檢查和放置心臟支架如果不嚴格控制適應症,他就會像老虎機一樣把醫保資金吃進去,其中大部分資金會以耗材的名義被外國企業拿走,老百姓還有什麼呢?只有檢查和心臟支架術後留下的後遺症,包括放射性腎炎和血管的反复堵塞。第九個考慮,這幾年部分群眾有病已經想不起中醫了,只知道輸液。我2011年初回老家下鄉,80多歲的姨姨患嚴重肺心病,頭和全身都水腫了,呼吸極度困難,家里人對我說,姨姨快不行了,等幾天把她老人家的後事辦了再走吧,我問是怎麼治療的?回答是每天輸液越輸越腫,我問吃中藥了嗎?回答說沒有,我問為什麼不吃中藥?回答說這些年人們有病就想起輸液,沒有想到吃中藥。我從市中醫院請了個中醫治療,一周後打電話說水腫消了,病情明顯好轉。第十個考慮,中醫價格低。舟曲泥石流時,治療抑鬱症、皮膚濕疹、感冒、腹瀉的中藥,每人份平均0.2元,每人總共治療費不到1元錢。
  
二、我們採取十幾項保護扶持中醫藥發展的措施

第一,省財政補助工資招收醫學大學生到鄉鎮衛生院工作。 2008年開始,省委、省政府每年招5000個大學生到鄉衛生院工作,三分之一是中醫,已經連續招了3年了。省委書記陸浩同志和兩任省長徐守盛、劉偉平同志看得遠,決定再招3年,一共招5年,5年能招2萬多個大學生到鄉鎮衛生院。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衛生廳聯合發出通知規定,從2009年開始甘肅縣以上醫院進大學生,要從基層逐級選拔,不准直接招。所以5年之後,鄉級的這些大學生就能逐級到縣以上醫院工作。由於甘肅醫學畢業生就業率高,2010年甘肅中醫學院高考招生提檔分數線是全省文科第一,理科第二,全部是第一志願,第二志願一個都沒有招。原來,甘肅中醫學院畢業生由於就業率低,招生時分數線多次降低到二、三志願才能招到學生

。第二,開展“西醫學中醫、中醫學經典”活動。五十年代甘肅衛生廳第一任廳長劉允中就提倡西醫學習中醫,他一到衛生廳就從北京調58名中醫到甘肅工作。 2008年甘肅​​開展西醫學習中醫活動時,省人事廳發了一個通知,西醫考高級職稱時必須加考中醫內容,佔20%的分值,每年有700名西醫脫產學習中醫。當時阻力非常大,許多西醫大夫找領導要求取消這一政策,有一個外科醫生找我們當時的中醫局長(現在是甘肅中醫學院副院長)鄭貴森同志說,你們沒有事乾了嗎?外科手術這麼忙,考職稱還考什麼中醫。中醫局長說,你職稱英語考了嗎?回答說,考了。中醫局長說,中醫是老祖先留下的東西你都不願意考,外國人的東西你考他幹什麼?這位外科醫生回家想了3天回來對中醫局長說,我想通了老祖先的東西(中醫)應該考。後來有的同志問我,讓西醫學習中醫是你想出來的,還是誰建議的?我說,是毛主席1956年提出來的,我哪有這腦子。衛生廳壓力非常大,最後只好找省委書記陸浩和省長徐守盛對西學中作了批示,甘肅日報和甘肅電視台播發了領導批示,《中國中醫藥報》專門發了2篇評論,其中一篇說,甘肅西醫學習中醫創造了一個新的醫學模式,雙黃連事件中死亡不少人,檢查結果是雙黃連製劑本身沒有問題,是部分西醫不懂中醫辨證,給寒症病人注射了性寒的雙黃連,寒病用寒藥把人注射死了。這才統一了大家的認識,現在西醫學習中醫的積極性很高。

第三,開展了省、市、縣、鄉、村五級中醫的師帶徒活動。全省選了1000個祖傳的、每天能看40個以上病人的中醫師傅,每個師傅帶3個徒弟帶3年,省財政給每個師傅6000塊錢,每個徒弟給3000塊錢。我們分別在蘭州、武威、天水、隴南等地舉行了大型中醫師帶徒拜師儀式。另外,我們還辦了個40人的中醫研究生班,每年補助1​​.2萬塊錢。在甘肅中醫院設立了中醫是護理培訓中心,各級中、西醫醫院的幾百名護士長分批參加了培訓。我們計劃用3年時間在各級各類醫院全部推廣中醫式護理,每位護士必須學習中醫適宜技術,包括:埋耳針、推拿、蠟療、理療、艾灸、內病外治等技術。 2010年開始,甘肅衛生廳在甘肅中醫學院附屬醫院、甘肅省中醫院、康縣中醫院等地設立了中醫正骨培訓基地,對各級中、西醫骨科醫師進行了多期中醫正骨培訓,70多歲的中醫正骨專家郭憲章、70多歲中醫正骨專家宋貴杰和他們的徒弟們親自講課。我們計劃用3年時間把全省縣以上醫院西醫骨科醫生全部培訓會中醫正骨技術,使今後甘肅骨折的患者能中醫正骨夾板固定的,一律不做手術,下決心降低骨折西醫手術率。衛生廳在武山療養院、中醫學院附屬醫院設立了蠟療治療關節炎培訓基地,分批對各級醫院開展了蠟療技術培訓。我們計劃用3年時間把蠟療治療關節炎技術覆蓋到所有醫療機構。目前我們已經給臨夏州、定西市、酒泉市鄉衛生院配了蠟療機。衛生廳在中醫學院附屬醫院設立了真氣運行法培訓基地,用3年時間讓全省所有醫務人員學會真氣運行法技術,並免費給患者和群眾傳授這項技術。衛生廳還大力開展了其他中醫適宜技術培訓工作。

第四,開展崗位練兵、技術比武。在各個醫院開展中藥炮製大賽、針灸大賽等比賽基礎上,衛生廳每年都搞中醫的崗位練兵、技術比武活動,有力地促進了中醫藥人員業務技術水平的提高。第五,加強臨床基地建設。我們搞了3個中醫的臨床基地,一個是中醫院,一個是醫學科學院,一個是中醫學院附屬醫院。 2010年我們給省中醫院骨科臨床基地680萬元,中醫學院附屬醫院針灸臨床基地480萬元,醫學科學院400萬元。我們要把骨科臨床基地發展到600張床,現在已經達到400張床。甘肅地方工資低,留住人才難,為此,現在中醫院臨床基地成立了13個科,讓一些技術強的人擔任科主任,發展勢頭非常好。第六,出台政策文件。省政府出台了支持中醫藥發展的意見,下發了開展中醫藥先進縣創建活動的通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還給甘肅發了支持甘肅中醫藥發展的意見,與甘肅省政府簽署了共建中醫藥綜合改革試點示範省的協議。省委組織部、人社廳、財政廳、衛生廳聯合下發了省市縣鄉村五級中醫師帶徒工資的通知。省發改委、人社廳、財政廳、衛生廳聯合下發了加強中醫工作的通知。省人大開展了中醫藥條例執法檢查,省政協開展了中醫藥工作調研。

第七,在醫改中充分發揮中醫藥的作用。全國的醫改都是五項內容,甘肅的醫改是六項,加了個中醫藥,包括六個配套文件全部有中醫內容,每個環節上都有中醫。

第八,推廣使用地產中藥材。以縣為單位開展中藥材資源調查,然後以縣為單位把常見病的疾病譜排出來,與地產中藥材結合,組織每個縣編10個左右的中醫處方,用於治療常見病。使用10個處方治療常見病的,新農合給予100%報銷,中醫扎針、拔火罐等診療技術,新農合也100%報銷。 2010年我們與人事和社會保障廳聯合發出通知,2011年開始,甘肅城鄉居民住院、門診吃中藥(目錄內)、使用扎針、拔火罐等中醫適宜技術,醫保和新農合100%報銷,這是甘肅出的一個大政策。

第九,院內製劑在全省使用。過去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院內製劑只能在醫院內部使用,2009年藥監局歸衛生廳管理後,把院內製劑批成全省都能用,各鄉、各鎮、各村都能用,開座談會時,各位處長都說有規定。藥監局長高建邦說,“今天只說這個手續怎麼辦,先別說規定”,當時就同意了。後來手續辦得慢,藥監局長想了個辦法,把這個放在政府政務大廳里辦,93種院內製劑很快就批了。 2010年第二批100多種院內製劑也已經過論證批准全省使用了。

第十,我們改了等級醫院的驗收標準,三級、二級這些醫院的驗收,中醫發展情況做到一票否決。中醫發展不起來,等級醫院不給驗收,逼著綜合醫院發展中醫。 2011年省財政拿出6000多萬元,衛生廳制定了省級醫院治理過度醫療、發展中醫工作考核標準,引導省級醫院治理過度醫療和發展中醫。省級9家醫院如果那家醫院過度醫療治理得好,群眾看病效果好、費用低,中醫發展得好,就能多得到200萬元左右的床位補助,相當於一個中等醫院一年的收入節餘總額的1/5。

第十一,每個市、州建1-2個中醫特色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這項工作納入每月的重點衛生工作月通報製度,每一項工作的後3名市、縣要通報批評,通報送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此外,我們還要求每個縣建10個中醫特色的鄉鎮衛生院。 2012年我們的目標就是把所有鄉鎮衛生院和社區中心改造成中醫特色的,要求鄉鎮衛生院和社區中心最少要有3個指標:總收入的三分之一是中醫,藥品收入的三分之一是中藥,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是中醫。現在大部分都做的差不多了。

第十二,綜合醫院要設中醫科,同時設中醫管理科。中醫管理科就是考核西醫科發展中醫的情況,包括西醫科中藥消耗量、中醫師查房制度落實、中醫會診人次、中醫參與治療率、非手術治療率等。要求綜合醫院建立中醫師每周到西醫科查房2次的製度,西醫查完房後,中醫查,這樣中藥用量就上去了。每個醫院都要考核西醫科室中藥用量,上不去的扣獎金。我們的目標是3年內把所有綜合醫院改造成為中西醫並重、中西醫結合的醫院,使綜合醫院中醫參與治療率普遍達到80%以上。

第十三,公共衛生機構設中醫。各級疾控機構都成立中醫科,各級衛生監督所都建立中醫監督科,婦幼保健站成立中醫科。我們於2010年立項研究中醫治療腫瘤、艾滋病、塵肺、乙肝、高血壓病、糖尿病和高血脂,甘肅中醫學院的老中醫李少波今年已經100多歲了,他發明的真氣運行法治療高血壓、胃病和乙肝效果非常好,我們給了20万科研費進行研究。我們還選了3個社區搞試驗:芹菜降血壓、茄子降血脂、苦瓜降血糖。試驗成功後,甘肅準備發展3個蔬菜產業,治療3個慢性病。

第十四,大力推進中醫藥單位基本建設。在蘭州中川機場附近徵了3000畝地,建設一個中醫學院和一個中醫學院附屬醫院,這是1000畝;另外2000畝建設一個醫專,建一個大醫院。此外,我們計劃支持平涼市、慶陽市、定西市、天水市和酒泉市建設中醫藥旅游生態園,把中藥種植、加工、中醫旅遊保健產品開發銷售、中醫診療、保健、中醫文化普及等都放在中醫藥旅游生態園。比如,建設芹菜園,在牆面上介紹芹菜如何降血壓的知識,高血壓病的遊客自己去地裡采芹菜,自己加工服用,學會芹菜水治療高血壓方法,還可以銷售加工芹菜水的器械。中醫在中醫藥旅游生態園給遊客指導養生知識、看病。園內載中藥樹供遊客納涼,學習中藥常識。在園內開展中醫、藏醫保健項目。在園內開展中醫適宜技術現場學習項目,如:治療椎間盤脫出、骨質增生,用半碗生黃土和一斤白朮,炒焦研細加水加蜂蜜煮成稀膏,外用。治療椎間盤脫出、骨質增生效果非常好,把這項技術教給遊客,並賣給一些器械和藥。

第十五,加強基層中醫藥工作管理。我們在鄉鎮成立鄉鎮衛生辦公室,相當於鄉鎮政府的衛生局,設置一個人專門抓中醫,這就把鄉鎮中醫抓起來了。

第十六,我們注重調動群眾參與中醫藥的積極性。把老百姓吃中藥、扎針的慾望調動起來,中醫才能發展起來。所以我們採取了幾個措施:一個就是只要患者吃中藥,報銷率提高到100%(目錄內中藥),效果非常好;二是刷寫了大量固定宣傳標語,宣傳中醫的養生知識。 2010年我們安排部署每個綜合醫院的西醫科都要把中醫養生知識貼在牆上,讓醫生學,讓百姓看,把中醫的氛圍營造出來。另外我們開展健康教育,安排了四十幾場健康教育講座,都有中醫的內容。排演了兩部戲,一個《醫祖岐伯》、一個《皇甫謐》,通過演戲的方式,把群眾吃中藥、針灸的慾望調動起來。再一個就是在綜合醫院設支持中醫獎,哪個西醫宣傳中醫宣傳得好,介紹病人到中醫科去,就給他獎。我們下一步還準備評選甘肅古代10個名中醫、甘肅近代10個名中醫,甘肅現代(已故)名中醫,甘肅省名中醫,甘肅省鄉村名中醫,評選甘肅中醫世家(3代-10代以上)。讓老百姓投票,通過投票選舉形式宣傳中醫藥,營造中醫藥發展的良好輿論環境。

第十七,認真實施國家中醫藥綜合改革試點示範省工作。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把我省確定為中醫藥綜合改革試點示範省,省政府為了貫徹落實好此項工作,下發了在全省開展中醫藥先進市縣和示範市縣的通知,省衛生廳對中醫藥綜合改革試點示範省進行了任務分解。

第十八,加強民間中醫工作。開展了“杏林覓寶”活動,吸引全國中醫人才到甘肅講課、帶徒、坐診,就業發展。派中醫學會會長侯志民同志帶慶陽市、平涼市衛生局長到山西運城學習了發展民間中醫的經驗,在慶陽、平涼開展民間中醫發展試點。

第十九,中醫藥人才隊伍建設問題。積極引進和培養中醫藥人才;學習山西運城經驗,探索解決民間確有一技之長中醫藥人員執業的問題。各市縣要收集整理民間單驗方,由省中醫藥研究院、省中醫學校組織專家審核,衛生廳統一組織出版,各市縣出一個分冊,全省出版100冊民間單驗方集;廣泛與國內外專家聯繫交流,爭取北京中日友好醫院12個中醫科支援甘肅省腫瘤醫院12個西醫科,建立用10個左右中醫藥方法防治腫瘤的臨床路徑,力爭在中西醫結合治療腫瘤上有突破。給廣州南方醫院李可中醫藥傳承基地繼續派送中醫藥副高以上人員學習。在中醫院和中醫學院附屬醫院建立李可古中醫傳承基地,爭取請李可的徒弟呂英的博士常駐蘭州指導;評選中醫世家,整理出版中醫世家醫案經驗;加強對中醫藥五級師承工作的管理,對沒有認真跟師的徒弟要取消資格;對療效確切的蠟療、真氣運行、中醫正骨等中醫藥適宜技術積極推廣;選擇10種疾病,每種疾病探索10種中醫綜合治療方法。

第二十,中醫醫院姓“中”的問題。有的中醫醫院,西化的現像比較嚴重,看不到中醫的特色,要堅決糾正。每個中醫醫院要考核中醫藥的使用增加了多少,西醫藥的使用降低了多少。要考核中醫藥參與治療率、純中醫治療率、非手術治療率等。

第二十一,所有綜合醫院要成立中醫管理科。重點是做好考核重症監護室等西醫科室應用中醫藥的情況。

第二十二,加強中醫應急工作。建立中醫應急體系,制定中醫應急指南。

第二十三,中醫健康教育工作。中醫藥學會建立中醫藥健康教育專家庫,開展師資培訓,各市縣開展了中醫藥巡講巡診活動,中醫學院附屬醫院建立真氣運行法培訓基地。

第二十四,中醫藥科研工作。重點對中醫藥治療艾滋病、塵肺、腫瘤、高血壓、糖尿病、真氣運行法治療乙肝、蠟療治療關節炎、內病外治等進行研究。研究民間中醫,開展古中醫科研,專家微博宣傳古中醫。

第二十五,院內製劑的研發使用。院內製劑是體現中醫特色的重要方面,院內製劑在全省可以調劑使用,已公佈了200種,而且新農合、醫保病人使用可以全額報銷。有了政策,大家要充分利用。科研單位、大學、醫院、企業要通力合作,把療效好的中藥院內製劑積極向新藥轉化。

第二十六,中醫醫院的護理服務體現中醫特色優勢。對中醫醫院的護理人員進行中醫基礎理論知識及技能培訓,積極倡導“護理整體觀”,“因人施護”、“因病施護”、“辨證施護”,開展中醫特色護理項目,對病人心理、飲食、用藥、康復等實施整體護理。同時,充分發揮中醫中藥特色,開展中藥熏蒸、中藥熱敷、穴位注射、推拿按摩、真氣運行等特色項目。

二十七,中醫醫院的現代化設備要為中醫藥服務。中醫醫院使用先進的診療設備,要成為中醫望、聞、問、切的延伸,幫助中醫明確診斷、評價中醫藥的療效。中醫醫院還要積極配備中醫診療技術設備,開展非藥物療法。

第二十八,栽種中藥樹。我們協調省林業廳已經同意發展生態中藥樹,每畝補助200-300元。我們同時動員天水市、武威市等開展了這項工作。今後還可以圍繞中藥樹種植,開辦中藥加工企業。

第二十九,中醫對外開放。我們計劃招收100名左右的外國學員來甘肅學習中醫針灸技術和真氣運行法技術,在國家中醫藥局支持下,我們準備與墨西哥等國合作開展這項工作。利用國家中醫藥局國際合作平台,與韓國釜山大學、韓國大邱市、新西蘭針灸公會、孔子中醫學院、澳大利亞醫療機構開展合作。

第三十,利用中西醫開微博推動創建中醫藥工作。衛生廳已經組織在新浪和騰訊網開通了近一萬個專家和管理人員微博,其中1/3是中醫微博。最近還要在人民網開設甘肅衛生系統官方微博。要利用微博給群眾普及中醫養生知識,進行健康諮詢,介紹經過驗證的民間單驗方,與國內外專家開展討論,推動中醫師帶徒工作。利用微博動員全國好中醫支援甘肅。開展微博問政,採納群眾對甘肅發展中醫的合理化政策。利用微博建立了血液指數,每天公佈各市州血液庫存情況,同時動員獻血志願者建立微博,解決甘肅血荒問題,保證群眾手術用血安全。建立感冒指數和腹瀉指數,自動統計感冒和腹瀉人數,及時發現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進行中醫和西醫干預,保證群眾生命安全

。第三十一,中醫宣傳教育工作。在電視台開辦中醫養生講座,成立中醫文化促進會,排演中醫藥題材戲劇,宣傳中醫工作。
  
三、關於中西醫結合

  (一)中西醫結合意義重大

毛主席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中西醫結合倡導者。 1928年井岡山時期,毛主席就指示紅軍醫院,聘請地方有經驗的中醫“用中西醫兩法冶療”傷病員,當時還組織人員採集中草藥,辦起小型藥材廠,製成各種丸、散、膏、丹為戰地服務,很快使大批傷病員恢復了健康。 1950年毛主席提出“團結新老中西醫,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後來還被列為(面向工農兵、預防第一、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四大衛生工作方針之一。 1958年10月11日,衛生部黨組向中央寫了《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毛主席作了“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這一批示中,毛主席還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70人至80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們就有大約2000名這樣的中西醫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毛主席的批示,極大地鼓舞了西醫學習中醫的積極性。據1960年全國西學中經驗交流會時統計的資料,全國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有37個,學員2300餘人,在職學習中醫的有36000餘人。高、中級醫藥院校,也大多開設了中醫學課程,培養了一大批西學中人員。其中,大多數成為以後中醫或中西醫結合研究的技術骨乾和學術帶頭人,為今天中醫藥能夠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中醫具有獨到的療效。 1955年,上海名中醫章次公先生被調到衛生部任中醫顧問。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頗重,呃逆月餘不止,西醫效果不佳,章次公赴治,三劑藥治好了林伯渠。中央辦公廳一位同志在閒談時對毛主席說:“衛生部新來了一位老中醫章老,那醫術可神了……”接著又將林老案例講給毛澤東聽。毛主席高興地說:“我早對你們講過,中醫不比西醫差嘛,你們還不信。”

瑞士有67%的選民支持才讓中醫進入了醫保系統,而之前政府是不支持中醫的。日本、韓國等國家早已興起了中醫熱。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家正在進行中醫藥國家立法。

  中醫和西醫相比有不少優勢。中醫有幾千年的歷史,西醫傳入中國也就100多年的歷史,西醫傳入中國之前,中國人看病只能靠中醫。甘肅防治甲流有300萬人服用中藥,疫情很快就得到控制。有的學校把預防甲流的中藥放入開水爐,讓所有學生服,很快控制了疫情。各大醫院收治的重症甲流患者,採取中西醫結合的辦法治療,都收到了很好的療效。中醫的一些哲學思想也值得西醫學習。如“整體觀念”“辨證論治”“天人合一”等。 2008年一位患者來衛生廳投訴說,他的父親原來有胃潰瘍,後來患腦血栓在一家省級醫院住院,醫生用大量溶栓藥引起胃潰瘍大出血死亡。我們想西醫如果學習點中醫“整體觀念”的哲學思想,治療一個臟器的疾病時能考慮一下對其他臟器的影響,病人的生命就會更安全。 2009年甘肅省開展了“西醫學中醫,中醫學經典”活動,《中國中醫藥報》為此發表了一篇評論,評論認為2008年雙黃連注射液打死了不少人,而檢查發現雙黃連製劑本身沒有問題,是西醫不懂中醫給寒症病人注射了雙黃連導致死亡。


中西醫結合有利於綜合醫院提高治愈率、減少住院天數、提高經濟效益、減少醫患糾風。衛生部的一位領導講,北京一個綜合醫院中醫科非常強,這個醫院的手術後遺症患者用中醫治療平均每位患者只花了3000元就好了,醫患糾風很少。北京另一個綜合醫院沒有設中醫科,7個手術後遺症患者用西醫方法治療,平均每人花費300萬元還沒有治好,糾紛不斷。 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後有340多名傷員轉入甘肅治療。患者多數是骨折傷,衛生廳要求各醫院能用手法復位、小夾板固定的一律不准開刀做手術,能用中醫針灸解決問題的一律不輸液,對其他患者開展中西醫結合治療。衛生廳安排把省中醫院、中醫學院附屬醫院和省人民醫院的中藥院內製劑免費提供給各醫院治療傷員,效果非常好。做了手法復位、夾板固定的患者半個月就能下床活動,用了中藥消腫膏的一天半就消了腫,5名先兆流產的婦女全部用中藥保胎成功,傷員非常滿意。 2011年上半年我去臨夏縣北原鄉衛生院調研,一個30多歲男性患者患癰腫,已經潰爛,正在輸抗菌素,我用炒梔子粉拌雞蛋清外敷,一天就消腫了,三天就結痂了。

(二)甘肅省在中西醫結合工作中的探索與實踐

甘肅經濟總量小、人均水平低、農村人口多、財政收入少、自然條件差、醫療服務能力弱的省情決定了甘肅醫改不能走發達省份的醫改之路。必須摸索“用最簡單的方法解決最基礎的問題,用盡可能少的費用維護居民健康,走中醫特色的醫改之路。”那麼,怎樣才能用盡可能少的費用維護居民健康呢?中醫簡、便、驗、廉的特點決定了甘肅省必須走發展中西醫結合的路子。在這方面我們已經做了許多工作。 “西學中”活動在全省得到普及,每年培養中西醫結合醫生700多人。加強了綜合醫院的中醫藥工作,把中醫院和綜合醫院中醫科的床位補助標準提高到西醫床位補助標準的1.5倍,省級達到2.28萬元,建立西醫科室邀請中醫師查房、會診制度。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等綜合醫院給西醫科室確定了中藥消耗量、中醫藥康復人次等指標。落實了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中中醫藥住院起付線降低30%,報銷比例提高20%的優惠政策。提高了部分中醫治療價格和中醫掛號費用。加強中醫特色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建設,在鄉鎮衛生院等級評審標準中要求就診人數、總收入和藥品收入的三分之一必須是中醫藥。甘肅省衛生廳和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聯合開展了以縣為單位的中藥材資源調查,組織中醫藥專家根據當地的疾病譜排序和中藥材資源編制十個左右能治療當地常見病的處方。鄉村醫療機構利用這些處方和中醫適宜技術治療常見病,新農合給予全額報銷。同時出台鼓勵、支持村醫使用中醫藥的政策。省衛生廳、省食藥局出台了部分院內製劑省內使用的辦法。

(三)對甘肅省今後中西醫結合工作的初步思考

加強中西醫結合人才建設,出台鼓勵政策開展省、市、縣、鄉、村五級“師帶徒”活動,選擇1000位名中醫作為師傅,選擇3000名左右的中西醫執業醫師作為徒弟,結隊培養三年,徹底解決甘肅省中西醫結合後繼乏人的問題。

  加強綜合醫院中西醫結合工作。綜合醫院成立中醫管理科和中醫科,每個西醫科室配備一名以上中醫針灸醫生,考核西醫科室的中藥消耗量和中醫治療人次,與科室獎金掛鉤。

  加強基層的中西醫結合工作。推廣武威市中醫藥進基層工作經驗,鄉村醫療機構和社區中心利用地產中藥材和中醫適宜技術治療常見病,新農合給予全額報銷。

加強公共衛生領域中西醫結合工作。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婦幼保健機構成立中醫科,各級衛生監督所成立中醫監督科,把中醫技術引入醫療衛生行業的各個領域。探索中醫治療艾滋病、乙肝、耐藥性結核、糖尿病、高血壓等疾病的方法。
推廣蘭大一院中醫介入治療腫瘤和中西醫結合開展輔助生殖技術的經驗。把中醫與現代化儀器的使用有機結合,創造一個新的醫學模式。

  四、關於學習中醫的一些體會
  (一)中醫理論博大精深

1.陰陽五行學說是揭示自然規律的普遍法則。五行學說認為木火土金水是相互克制又相互扶持的。自然界也一樣,樹多的地方土少(木剋土)。氣候熱的地方礦少(火克金),北方礦多,南方礦少。土多的地方水少(土克水),黃土高原普遍缺水,貴州和甘肅隴南土少而雨水多。舟曲泥石流形成堰塞湖的主要原因是土克水,最初人們用砲炸的方法,即用火來剋土的方法解決堰塞湖的問題,7天沒有一點進展,後來用挖掘機挖土,即木剋土的方法很快就見效了。礦多的地方樹少(金克木)。雨水多的地方森林就不易著火(水克火)。五行又是相生的,木生火,鑽木取火就是這個原理。樹木多的地方容易出現火災。火生土,火燒木之後就變成土。土生金,土沙化之後就變成石,金石不分。金生水,礦石(金)多的地方水多。透水事故多發生在礦山。水生木,水多的地方樹多。人體的五臟中,肝屬木,心屬火,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木剋土,肝不好的人脾胃不好,造成腹水。火克金,心臟不好的會影響肺。總之,人體各臟器是相互影響的。

  2.整體觀念。人是一個整體,局部疾病是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現,是陰陽失衡的局部表現。癌症是全身陰陽不平衡,免疫力低下的局部表現。治療疾病時不僅要從局部著手,更要從全身著眼。甘肅省農業科學院的小麥專家周祥春研究員70多歲了,2010年7月他被發現患胰腺癌晚期,在南方一家大醫院住院,結論是無法治療,回去養著吧,最多活3個月。回來後已經臥床不起,每天拉肚子20多次。 70多歲的老中醫裴正學給他用中藥進行全身調理2個月後,能下床活動了,6個月後上午在醫院治療,下午就自己回家了。有時還去科技廳、教育廳聯繫工作。 CT片顯示癌塊由治療前的4Χ4cm變為治療後的2Χ2cm。 2008年一位患者說治療心髒病的藥吃得他沒有性慾了。我請教了專家,專家說有些治療心髒病的藥就是有降低性慾的副作用。我給醫生們講治療局部疾病時一定要注意對全身其他器官的影響。現在造影劑造成腎炎、激素誘發的糖尿病已經不少,應該高度重視。

  3.辨證論治。辨證論治是中醫的靈魂,也是保持中醫療效的關鍵。中醫藥治療疾病之所以很少產生耐藥性,是中醫堅持了“同病異治、異病同治,上病下治,下病上治,內病外治,外病內治”的靈活的辨證治療原則和隨時隨地調整藥方的靈活的用藥方法。西藥容易產生耐藥性,甚至產生超級細菌,是西藥製劑的單一性和“同病同藥”的相對不變的治療原則造成的。 2010年蘭大一院發現一例超級細菌患者,開始是因為嚴重車禍住院的,入院後發燒40度,痰液非常多,吸痰機在不停的吸,省疾控中心化驗結果是一種廣泛耐藥性細菌,對25種抗菌素耐藥。我們請70歲的老中醫劉東漢參與治療,第一付中藥服完後,患者體溫從40度降為37度,又服幾付中藥後痰沒有了,肺部X光片清晰了,化驗超級細菌陰性了。國家中醫藥局派來2位中醫專家考察後說,一般大熱的病不能用大熱的中藥,劉東漢先生給這個大熱的病人用了大熱的藥,病竟然治好了,說明他經驗非常豐富。我愛人徐冀蘭由於三次做視網膜脫落手術壓力大失眠半年,西醫給用了治失眠的藥,半月後失眠沒有治好,把胃治壞了。我請中醫診治,他認為“胃不和則臥不安”,從治胃入手半個月就治好了。

  4.上工治未病。甘肅中醫學院老中醫李少波教授今年100多歲了,他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非藥治療。他100年就乾了一件事,發明了一個真氣運行法,寫了一本真氣運行法的書。 2009年甘肅中醫學院為他舉辦了百歲生日慶典,給我也發了請柬。我看了請柬上李少波三個字,我說,這個名字我上大學時就听說過,我的一個同學得了乙肝,休學半年後他拿著化驗單給我們看說他的乙肝好了,我們一看化驗單上確實寫的是陰性。我們問是怎麼好的,他說是練了半年李少波的真氣運行法見效了,他教我們班每個人都練了真氣運行法。慶典那天,國內外來了100多人,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成立了真氣運行學會推廣李少波的真氣運行法。李少波先生是河北人,年輕時在山西煤礦打工得了塵肺病,礦上讓他辭工回家了。他的爺爺、父親、叔叔都是中醫。叔叔說,“你練練吐納之法(真氣運行法的前身)”,他練了一段時間後病好了,後來他改學醫了。六十年代他在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從醫,一個婦女先兆流產,他教這個婦女練了真氣運行法,病好了還生了一個男孩。甘肅省委一個常委也參加了慶典,看了書裡寫的這故事後說,這個故事寫的是我們家的事,李少波先生對我們家有恩,所以我專門來參加這個慶典。李少波先生有一年遇車禍腰部受傷,他練了一段真氣運行法之後就好了。十幾年之後的一次體檢說他曾經有過腰椎壓縮性骨折。他主張通過練習真氣運行法治病,更主張通過它來防病,以達到無藥治病的目的。毛主席提出養生的幾個方法:基本吃素,飯後百步運動適度遇事不怒。我們的健康教育專家也提出了幾個養生方法:吃八成飽、走八千步、喝八杯水、睡八小時。能鍛煉不吃藥能吃藥不打針能打針不輸液能輸液不輸血。 2009年甘肅發生了一次輸血事故,一個打工者​​獻了血,檢測時沒有查出愛滋病病毒。一個80歲的離休幹部感冒後因為可以報銷提出給他輸點血,輸血之後查出愛滋病。衛生廳調查時用獻血者原來留的血樣本檢查時也沒有查出愛滋病病毒。原因是獻血者處於窗口期(感染愛滋病不到30天),查不出愛滋病病毒。這個難題全世界都沒有解決。

  5.中醫其他一些治療原則。 “熱者寒之。”美國人對這一治療原則應用得比較好,病人感冒發燒醫生很少給藥物治療,高燒時就用冰帽降溫(熱者寒之)。而我們卻把輸液變成了治療感冒的首選治療原則,國家發改委的統計表明中國人每人每年平均輸8瓶液體,實際上,這些液體破壞了中國人身體內環境的平衡,使人們的身體變虛弱了。 “寒者者熱之。”現在由於日光溫室的發展使農民得了一種職業病-關節炎。原因是農民在又濕又熱的溫室工作,出來後遇冷風襲擊造成關節炎。我們一方面給農業部門提出建議,修建溫室時建一個緩衝間,農民從溫室到緩衝間休息一會兒再出來就不會得關節炎了。同時我們在全省推廣蠟療治療關節炎技術,用這項技術治療10次左右關節炎就好了。
 
 (二)中醫診斷效果好
2009年《參考消息》的一篇文章說,有一張畫上蒙娜麗莎的鞏膜上有黃斑瘤,說明她患高血脂症。另一張畫上蒙娜麗莎手指纖細,手臂細長,說明她患了結締組織病。劉東漢先生講,你如果看見女士嘴周圍黃黃的,象吃完大肉嘴沒有擦乾淨一樣,那說明她患有生殖道感染。她如果鼻唇溝比較小說明是小子宮。她如果鼻唇溝中間有一道梁說明是子宮狹窄。她如果鼻唇溝偏曲說明子宮後倒。如果男士唇繫帶上有白點或肉疙瘩說明有痔瘡,白點或肉疙瘩靠近牙齒說明是內痔,靠口唇說明是外痔,在中間說明是混合痔。我實習時觀察了不少病例還是比較準的。因為人的督脈和任脈在口唇會合,這兩條脈通過子宮和肛門等臟器,這些臟器的病變也就反映在口唇部。北京301醫院的趙霖教授講,如果把男士唇繫帶上的肉疙瘩取掉,或者用火針燙一下唇繫帶上的肉疙瘩痔瘡也就好了。有些病的診斷不一定都要用大型設備檢查,中醫的經驗診斷也很實用。

  (三)中醫簡便療效好
2010年我去隴東下鄉時在鄉鎮衛生院遇見一位20年前甘肅中醫學院畢業的中醫,他有一個很好的習慣,從民間收集治療常見病的單驗方,自己驗證有效後就寫在門診的牆上,有些病群眾在牆上看了之後可以回去自己治。比如,大蒜燒熟內服或喝少量花椒水或服食母生或生甘草粉貼肚臍治拉肚子。黃柏蒼朮芒硝研細拌醋或凡士林加火柴頭大小一塊麝香拌勻外塗治療帶狀皰疹。松針煮水內服治療夜盲 。兔腦垂體和腎上腺加蒸餾水膻中穴、肺俞穴穴位注射治療哮喘。灶心土內服治療妊娠反應。小孩流涎水泥鰍1斤刨腹去頭瓦片焙乾,每次服一錢幣(5分),日2次,服完即愈。尿床是小孩,甚至一些成人常見的病。他的治療方法是:在患者不在場時把草紙壓在他床單下面, 尿濕後取出涼乾、炒乾、研細,水沖服即好。治療萎縮性胃炎等胃病,蓮花菜扎汁或晚吃籮蔔早吃薑治,晚上白蘿蔔切片煮湯內服一碗,早晨煮一小碗生薑湯內服,連續服用一個月一般的胃病就會好了。菸葉燒成灰外用治療黴菌性陰道炎效果好。北京301醫院趙霖教授也介紹了一些有效的方子。白胡椒加白籮蔔治療癲癇 。將白蘿蔔挖9個洞,每個洞裡放2個白胡椒,蒸熟內服治療癲癇有較好效果。白胡椒加豬心治療心率失常 。每歲一粒白胡椒,比如40歲的人就用40粒白胡椒加豬心煮熟,每週服一個豬心。每天煮一碗芹菜水內服加上適量運動治療高血壓。我的孩子20多歲患高血壓半年多,當時血壓經常在140/90以上,每天喝三次芹菜水,跑步半小時,每天量血壓,血壓降一些降壓藥就減一些,7天之後降壓藥就停了。現在已經停藥快一年了,血壓一直在110/70左右。我愛人也是高血壓病,她只相信降壓藥,不太相信這個方法,孩子每天喝剩的芹菜水她也喝一些,現在降壓藥由一片半降到了1/4片。苦瓜加少量生薑煮水內服加上適量運動治療高血糖也有效。料姜石是甘肅隴東黃土結成的一種石頭,外型像生姜,具有非常強的吸附能力。把料姜石研粉內服治療慢性結腸炎,加雞蛋清外敷治療急性乳腺炎效果好,我讓甘肅中醫院和甘肅中醫學院附屬醫院已經把料姜石製成了治療慢性結腸炎的院內製劑,一些患者服用後已經見效。料姜石淨化水和空氣的能力也很強,舟曲泥石流發生不久甘肅成縣就發生了泥石流。那裡有鉛鋅礦,地表水中鉛超標(飲用水未超標),省疾控中心做了實驗:取一桶鉛超標的水,裡面放幾塊扎碎了的料姜石,3個小時後80 %的鉛就被吸收了。衛生廳職工裝修房子,我們拉來一車料姜石,他們扎碎後用於吸附空氣中的甲醛等異味,效果非常好。另外,梔子抄幹、研細加蛋清消腫消炎效果好。我的一個親戚80歲的時候患頜下膿腫,在一個部隊醫院住院一周不見好,我用這一方法治療3次就好了。雞蛋煮熟取黃,用油煎出蛋黃油,滲在紗布上外敷治療燒傷效果好。茴香桔核丸治療小孩睾丸腫。新核桃油或酒精外用治療中耳炎。胰腺眼炎手術時撒6542效果好。治療慢性咽炎,用冬蟲夏草涼乾研粉後每天撒在咽部,半月後即愈。或每天用棉布袋裝鹽,微波爐加熱在頸部外敷。麻黃素水煮後,放入白酒和麝香外用治療椎間盤脫出。黃土、白朮炒焦加水和蜂蜜煮,治療骨質增生、椎間盤脫出、骨癌止痛。麝香加凡士林治療帶狀皰疹。辛夷15,細辛10,甘草10治療鼻竇炎。大小便失禁鮮蓮藕貼公孫、太白穴。洋芋貼治黑眼圈。口臭大陵穴貼桑葉。洋薑減肥。蕁麻疹蠶砂(糞)煮水洗。牛皮鮮加斑蝥粉外用。頸椎後溪穴貼人參。敲。解酒黑靈芝貼肚臍。桑葚貼太衝穴。痔瘡出血和腹瀉生甘草粉貼肚臍。生氣、眩暈敲膈腧穴。左極泉穴治療胃病。哮喘蘆葦根煮水喝,太淵穴貼枸杞,神門穴貼人參。

2011年12月23日

毛澤東:我的證據是我們沒有侵略美國,是美國人侵略我們

雄才大略:毛澤東論國際關係中的邊緣遊戲

2011-12-24

謹以此紀念毛澤東誕辰118週年(1893—2011)

雄才大略:毛澤東論國際關係中的邊緣政策- wanshi - 何新網易博客


【1959年毛澤東與古巴代表團的談話】

現在美國不怕中國,它主要怕蘇聯。它知道中國祇有幾塊破銅爛鐵,而蘇聯是強大的國家。西方國家不承認我們在國際上的合法地位。因此,我們也就可以“無法無天”,不受約束。

去年,我們學了杜勒斯的“戰爭邊緣政策”,杜勒斯當了我們的先生。他的“戰爭邊緣政策”是對著我們的,我們也用“戰爭邊緣政策”對付他們。

國民黨同我們打了幾十年仗,我們還在繼續打國民黨。國民黨沒有飯吃,美國給他們吃。美國的軍艦距離在我們砲彈射程之內的海島只有三海裡。他們在戰爭的邊緣,我們也在戰爭的邊緣。我們以“戰爭的邊緣”來對付“戰爭的邊緣”,結果他們不敢前進,只到戰爭的邊緣為止。

我們不打他們,他們也不敢動,他們看我們,我們看他們,看了兩個多月。我們幫了美國民主黨的忙,十一月,民主黨在選舉中勝利了。我們的幫忙是無代價的,是義務勞動。幫了民主黨,整了杜勒斯。

我算了一筆賬,從去年五月起有六件事情整了美國,使杜勒斯處於被動地位。把委內瑞拉推翻希門尼斯算在內,就有七件。加上非洲一件事,就有八件。如把伊拉克革命和黎巴嫩事件分開算進去,就有十件。我說的是最顯著的大事。

十件事中有三件發生在拉丁美洲。一月份委內瑞拉人民趕走了美國的走狗希門尼斯。五月你們用爛雞蛋歡迎尼克松,這件事有世界意義。

七月發生了伊拉克的革命,使美國大吃一驚,這件事也有世界意義。
幾天以後發生了黎巴嫩事件,美軍登陸,鬧得全世界都反對美國。這是第四件。

接著就是金門事件。我們不想叫美國休息,在聯合國通過美國軍隊撤出黎巴嫩決議的第二天,我們就向金門島開砲,鬧得全世界摸不到我們的底。

杜勒斯也忙得很,從東太平洋調動兵力,兵力不夠,又從地中海調。杜勒斯自己講,這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一次海、空軍的集中,美國把它僅有的十二艘航空母艦中的六艘開來了。這是第五件。

第六件是十一月美國舉行了選舉,民主黨勝利,共和黨失敗。

第七件是北大西洋集團的四分五。形式上他們有所謂的團結,實際上他們保持不了團結,你要吃我,我要吃你。

第八件是赫魯曉夫丟出了一顆柏林事件的炸彈。他也不想讓美國休息。美國現在忙得很,柏林事件不好解決。

第九件就是你們搞的一件好事,搞古巴革命。古巴革命是在美國身邊放炸彈。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古巴的事件或只是拉丁美洲的事件,這也是世界性的事件。

第十件是今年二月間以剛果為代表的非洲人民爆發了反帝鬥爭。也不能把它只看作是反對比利時殖民主義的鬥爭,反對的主要鋒芒是針對美國的。剛果的外國資本中美國占很大數字。蘇伊士運河事件不算,這是前年的事了。我只從去年一月算起。

現在美國的調子一天比一天低了,大規模的報復不太講了。

製造國際緊張是美國的一個手段,國際緊張到底對誰利益大?對美、英利益大或者對我們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大,這還是一個問題。美國逐步看到國際緊張對它不利了。因為緊張的局勢可以使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動員全世界人民,動員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能多增加幾個共產黨人。

由於歷史和社會習慣的影響,人民中間迷信美國的人還很多,要做艱苦的說服工作來破除迷信。在我們這裡,過去親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別是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也有許多勞動群眾,他們不喜歡美國人,但是怕美國人。要做艱苦細緻的工作,幫助他們逐漸消除這種恐懼心理。

崇拜美國的人說美國科學和工業都很發達,了不起,什麼都好,甚至有人說美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好。後來經過慢慢說服,他們知道美國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許中國的月亮還好一點。

在你們那裡可能存在同樣的問題。是北美的月亮好呢,還是中南美的月亮好?有人迷信美國的月亮,說美國人文明,說我們比他們野蠻。文明國家把軍艦開到西太平洋來,​​這能算文明嗎?美國還把軍艦開到中南美去,你們國家派了軍隊到美國去嗎?這樣看來,誰文明一些呢?我們要文明一些,因為我們沒有派軍隊到美國去。

要翻過來,也許他們野蠻一些,我們文明一些。西方世界是野蠻人統治。當然西方國家的人民不野蠻,他們只是受了欺騙和蒙蔽,不覺悟,共產黨和有覺悟的人不算在內。西方世界的統治者是野蠻一些,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要文明一些,這也要除掉帝國主義的走狗,例如中國的蔣介石,美洲的希門尼斯和巴蒂斯塔,他們是美國的走狗,野蠻人的代理人。

他們說我們野蠻、不文明,這要翻過來。我的證據是我們沒有侵略美國,是美國人侵略我們;非洲沒有侵略美國、英國、比利時、法國、荷蘭、西班牙,而是這些國家侵略非洲。到底誰文明,誰野蠻?誰有禮貌,誰沒有禮貌?在文明與野蠻的問題上存在著極大的迷信。

2011年12月20日

英國擬定西葡撤僑計劃

恐銀行崩潰 僑民「清袋」 英國擬定西葡撤僑計劃

[2011-12-19]

本報訊


面對歐債危機,英國媒體披露,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正草擬計劃,一旦西班牙及葡萄牙的銀行體系崩潰,將派出飛機、船隻、巴士,從這兩國撤走數以萬計英國僑民。


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草擬有關計劃時,信貸評級機構警告,歐盟領袖今月達成的協議,可能無法阻止歐元陷入進一步動盪,甚至可能無法阻止歐元崩潰。《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英國外交部及財政部官員正預備應急計劃,如果西班牙及葡萄牙的銀行倒閉,而客戶又不能提取他們的存款,便協助數以萬計英國僑民從這兩個脆弱的歐元區經濟體返英。


逾百萬僑民 多為退休者


現時住在西班牙的英國人接近100萬人,當中許多是退休人士,西班牙境內的大型英國僑民社區位於馬爾韋利亞和馬拉加。住在葡萄牙英國人約有5萬人。
英國外交部關注,一旦銀行收回貸款,在居留地把積蓄用作投資的英國人,可能會變成無依無靠,無法提取現款,甚至可能會面臨無家可歸。
英國外交部消息人士披露,當局是針對「最惡劣的情況」草擬有關撤僑計劃,「最惡劣的情況」包括數以萬計身無分文、流離失所的「貧窮」英國人在機場度宿。正在討論的應急計劃包括派出飛機、船隻和旅遊巴將英國僑民撤走,部分英國僑民或要經由直布羅陀返英。


計劃海陸空接走國民


同時,英國外交部正考慮向無依無靠的英國僑民提供小額貸款,而財政部會運用影響力,確保西班牙及葡萄牙兩國政府指示銀行讓英國僑民取得存款,讓他們得以應付基本生活開支需要。
西班牙及葡萄牙均設有類似於英國的存款保證計劃,讓存款財險證可取回最高10萬鎊的存款。但在危機時期,很多銀行都限制提款額,以免存戶提清所有存款後離境。

金正日死後的朝鮮局面

何新談金正日死後的朝鮮局面

2011-12-19
何新談金正日死後朝鮮局勢

近日本博按照何新先生吩咐,連續轉帖了關於韓國問題的一系列評論。這是因為老何近日一直說:朝鮮近期要出事。

今天金正日死了。消息傳來,老何說:

2012的事變就要到來。
金三代難以控制局面,朝鮮高層可能分裂甚至內亂。
韓國會出兵,以武力介入,而在美國後援下完成半島的統一。
一個接管了朝鮮核導彈的統一韓國以及韓美聯盟,將對中國、對東北亞構成不可估量的威脅。
二戰後東亞60年博弈,由此而結束中局,進入了殘局的最後收官。
開局是高手博弈,精彩迭出。中局是平庸應付,不死不活。殘局是臭棋簍子在下,閉眼也可知道結局。

2011年12月19日

黃金在財富配置中的獨特作用

黃金在財富配置中的獨特作用
2011-12-19
張庭賓
黃金在財富配置中的獨特作用



博主按:自2005年7月指出黃金大牛市以來,本人對於黃金的重點關注和研究,主要是基於黃金作為美元歐元競爭的裁判、紙幣危機的避風港;基於黃金市場的本質是黃金美元匯率市場——黃金是物質商品的一般等價物,美元是紙幣的一般等價物——是國際金融市場的最核心市場;同時,它是國際政治、社會、軍事博弈,乃至自然災害的集中體現。至於黃金作為一種資產配置,在財富組合中的獨特作用,很少關注。最近看到世界黃金協會的一份報告,是從財富配置的角度研究的,在此轉摘一下,不代表本人觀點,僅供參考。

黃金有助參與另類資產的投資者改善投資組合表現並降低風險

世界黃金協會最近開展的一項研究得出了下述結論:在包含私募股權、對沖基金、房地產以及大宗商品在內的另類資產投資組合中,高比例的黃金資產配置既能發揮資本保值和降低風險的作用,同時又不會減少長期收益。


這份題為《黃金:另類投資、基礎資產》的報告分析了在主流資產和另類資產的投資組合中納入黃金的作用和影響。這項研究顯示,黃金資產配置比例在3.3%至7.5%之間(依據投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和參考貨幣而定)的投資組合[1]表現出較高的風險調整回報率並能持續降低風險價值(VaR)。



世界黃金協會投資研究經理胡安·卡洛斯·阿蒂加斯(Juan Carlos Artigas)表示:“過去十年間,另類資產贏得了眾多私人和專業投資者的認可,因為他們希望能藉此增加風險調整回報。然而,很多另類資產與主流資產之間的相互聯繫其實比投資者想像的更加密切。而黃金具有較強的流動性,與大多數資產類別的相關性比較低,並且在系統性風險時期表現尤佳,因此,納入黃金能夠為另類資產投資組合帶來顯著效益。

“黃金獨一無二的特性使之成為了投資組合多樣化的理想之選,這也為投資者管理風險、保護資本提供了基礎。”

鑑於當前的經濟環境,該報告還考察了多樣化投資組合在以往經濟壓力時期的實際表現。研究結果充分顯示出,在經濟壓力時期,黃金在許多情況下都能夠減少損失,同時還能在較長時期內維持或提高風險調整回報水平。



報告重點涵蓋:

·過去十年間,流入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的新資金使資產管理規模(AUM)翻了一倍。在此期間,私人投資者的黃金持有量增長了24%。黃金目前仍是一種持有量偏低的資產,在全球私人金融資產中僅佔1%。

·對於同時包含傳統和非傳統資產的各類投資組合,黃金能夠增加風險調整回報率,並減少極端損失,從而幫助投資者有效管理風險。


·與僅僅投資非傳統資產相比,將黃金納入投資組合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



·黃金是一種頗具成本效益的資產保護方式,對於長期預期回報有益無害,同時還能在經濟動盪時期降低風險。

·在1987年1月到2011年6月間的七個“尾部風險”時期,包含黃金的投資組合或取得了收益,或減少了損失,表現往往優於未包含黃金的投資組合。


·黃金資產配置能令風險承受能力各異的投資者以及以美元、歐元和英鎊為主的各種資產配置從中獲益。


報告全文請參閱: www.gold.org/media/。

[1] 本文主要關注的是標準投資組合(55%的股票資產,25%的固定收益資產,至多5%的現金資產,其餘15%到20%則以另類資產為宜)以及保守型投資組合(30%為股票,50%為固定收益,至多10%為現金,其餘10%到20%以另類資產為宜),且以持美元、歐元及英鎊的投資者為對象。

2012年的中國經濟有向最糟糕情形發展

張庭賓“人民幣匯率穩定”已成巨大陷阱

中國央行會突然蛻變為“聯繫匯率”信仰者嗎?

“人民幣匯率穩定”已成巨大陷阱

張庭賓

2012年的中國經濟有可能正向筆者預想中的最糟糕情形發展。

在人民幣兌美元連續多日觸及跌停後,上週五(12月16日)早盤時段,在即期匯率再次大幅貶值,最低至6.3735後,該報價突然直線上漲,最高觸及6.3324,漲幅高達411個基點。據分析,是多家中資銀行在早盤大量賣出美元,抬升人民幣匯價。有媒體稱:這是中國央行干預市場以支持人民幣,維護人民幣堅挺的決心。

殊不知,在熱錢大量外流的情況下,所謂央行堅決維護人民幣堅挺的決心,將可能使中國蒙受更加巨大的損失。

這個道理很簡單,如果國際熱錢集中撤離中國,那麼它們最希望什麼樣的政策呢?人民幣對美元不貶值!想想看,以一美元兌8.29或7.5人民幣進入的國際熱錢,如今已經升值到了6.33:1,如果央行現在守著這個匯率,那麼流出時,不考慮熱錢在中國的投資收益,原來的1美元分別變成了1.31美元,1.18美元,分別賺了0.31美元和0.18美元。這是一個零和博弈,有賺的,自然有虧的,誰虧了呢?賣出美元的中資銀行!支付美元的中國外管局!

筆者很懷疑,在國際熱錢大規模外流的時候,中國央行忽然退變成了一個堅定的“人民幣兌美元基本穩定”的聯繫匯率者。眾所周知,在2005-2010年,國際熱錢流入中國的高峰期,央行向來是順應市場需求,按照市場要求去上浮人民幣匯率的。如果按照同一邏輯,熱錢大量外流,央行也應該順應市場需求,人民幣貶值就是了。可是,12月16日的人民幣突然大漲,如果是央行要求干預的話,那麼,央行就突然變成了一個“人民幣與美元聯繫匯率”的堅定捍衛者了,這實在與央行一直以來堅定地走向浮動匯率的形像大相徑庭。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央行和外管局不惜美元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就能維持的住嗎?未必!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熱錢大量流出泰國,為維護泰銖美元的聯繫匯率,2月泰國央行動用20億美元干預,贏得了暫時穩定;5月12日,熱錢再度拋空泰銖,泰國央行投入了120美元,再次死守住匯率;可6月份熱錢再捲土重來時,泰國央行投入了全部約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最後彈盡糧絕,被迫放棄“泰銖(兌美元)基本穩定政策”,泰銖對美元當日最大狂跌30%以上。泰國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泰銖對美元最大貶值60%,股票市場狂瀉70%,56家銀行倒閉。並引爆了全面的亞洲金融危機。

或許有人會說,1997年的泰國怎麼能與現在的中國相比,中國經濟實力大過泰國很多倍,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4萬億美元,是當年泰國的100倍,足夠償還所有國際熱錢有餘。

且慢如此樂觀!這需要對潛伏中國的熱錢本金和收益總量,以及中國外儲中能夠短期變現的美元做一個評估。

對於國際熱錢潛伏中國的總量,本人曾在《反熱錢戰爭》一書中,對截止2008年4月熱錢總量做過評估,方法很簡單:2003年以前國際熱錢基本沒有潛入中國,按照此前(1995-2002年)外匯儲備年平均增長率29.55%,推算出2003-2008年4月止,正常外匯儲備總額為1.15萬億美元,而當時實際外匯儲備量已經達到了2.1144萬億美元,兩者差額為9600億美元。鑑於外商投資中國實業的高峰是在1990年代中後期,外商投資中國服務業的高峰在2005年之前,這個9600億美元的數字屬於中性偏低的估值。

除了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的第一輪人民幣升值21.7%外,2010年6月-2011年10月人民幣又第二輪升值7.7%,保守估計,在2008年4月後,國際熱錢新增潛入3000億美元。即國際熱錢潛伏中國總量約在1.26萬億美元。

國際熱錢從2003年開始潛伏中國以來,適逢中國股市和樓市大牛市,按照30%的保守平均收益測算,它們在中國的盈利達3780億美元。本金和盈利合計達1.638萬億美元。

如果這麼巨量的國際熱錢撤離中國,那麼,外管局能否提供足夠的美元流動性來償還呢?

那可以算一算。中國現在各種外匯儲備約4萬億美元。其中美元資產約佔60%。在美元資產中,約4000億美元的兩房債券已經深套,很難變現。其中相對最容易變現的是1.13萬億的美國國債。而在美國國債中較容易變現的是短期國債。

我們懷疑中國外儲中美國短期國債的比重已經很低。因為人們可以懷疑,外管局配合了美聯儲在2011年9月實施的“扭轉操作”——將4000億美元即將到期的短期國債轉為長期國債,這避免了美聯儲實施量化寬鬆3.0。

需要指出的是,扭轉操作不是美聯儲自己可以單邊實施的,它必須得到4000億短期債券持有人的同意和配合。鑑於美國社保養老基金等決策程序複雜,不太可能配合美聯儲;其它國家持有的美國國債量少於中國;更重要的是,外管局有兩次暗度陳倉——秘密配合美國財政部購買了4074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先例,人們有權懷疑這4000億短期美國國債來源的部分甚至大部分來自於中國外儲。

本人當然希望這是杞人憂天,也期待著外管局能夠給與正面否認。但倘若上述懷疑屬實,則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中短期債券的比重可能很低。

如果在國際熱錢集中外流,中國外管局集中兌付美元的時候,因為中國須賣出美國國債獲得美元現金,則美元對歐元、日元等暴漲;美國國債大跌,特別是長期國債暴跌。中國能夠變現的美元將比現在的名義總量大幅縮水。即使中國能夠勉強籌齊美元兌給熱錢,不排除過去積累的4萬億美元(現值)的外匯儲備最後一場空,二三十年來中國出口了巨量資源能源和勞動力的成果,最後被熱錢席捲一空。

有人會說筆者是危言聳聽——中國經濟實力比當年的泰國強很多,豈是熱錢能摧枯拉朽的?不一定。如果兩個事件同時發生:一是中美爆發貿易戰,美國對華徵收所謂的匯率操縱懲罰稅;二​​是美國以色列襲擊伊朗,波斯灣被封鎖3-6個月以上,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到每桶150美元,甚至是200美元以上,國際糧價上漲1-2倍,中國CPI上漲到10-15%,中國樓市大跌50%以上,中國遭遇1990年日本式金融危機也並不是完全不可能。

這兩個可能性現在都在增加,12月15日,美國新任商務部長稱對中國違反貿易規則的忍耐已經達到臨界點;與此同時,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威脅正日益升級。

故此,在國際熱錢大規模外流的情況下,中國應果斷地增加熱錢流出成本,甚至實施人民幣一次性對美元的較大幅度貶值。最不濟也應放任人民幣貶值,降低中國外儲兌換美元現金的成本。

這時候,如果央行突然退化為“人民幣美元聯繫匯率”的信仰者,那麼就等於給中國經濟套上了一個絞索。

金價跌破1536美元的概率更大

2012年黃金將創新高,振幅空前
張庭賓 2011-12-19

2012年黃金將創新高,高低點差幅空前



此文是2011年11月18日某網站采訪所成,並刊發於當日該網站上,在此轉載時有略微修正(如本人說談紙幣歐元解體,被記者理解為歐元區解體,這是兩個不同概念)。

11月18日的金價是1721美元,當時做出的主要判斷是——金價中短期將再次測試前期每盎司1536美元低點,12月15日金價跌到1561美元。現在可以進一步判斷,此輪回調金價跌破1536美元的概率更大。

展望2012年,黃金仍然是極少的做多品種中最好的選擇,但由於更多的資本退出股市樓市進入黃金市場投機,金市的震蕩幅度將超過前幾年,投資難度大大增加,在此先行提醒。



作者 安娜



11月17日,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創辦人、第一財經日報主筆張庭賓在接受訪談時表示,紙幣歐元解體幾成定局,中國經濟硬著陸可能性較大,將對黃金市場形成中短期利空,但中俄戰略結盟使得本輪黃金牛市根本面得到確立,未來伊朗戰爭爆發或QE3推出,都將成為黃金暴漲的信號。他認為,未來一年黃金價格將上漲至2300-2500美元,但中短期金價也可能試探前期低點1500美元,長期牛市持續到2014年沒有問題。

黃金面臨的中短期利空

紙幣歐元解體幾成定局,中國經濟硬著陸可能性大,對黃金形成中短期利空

張庭賓在其博客中指出,黃金牛市結束的條件是中國經濟硬著陸、歐元區解體、美國加速二次復興。在他看來,如果美國經濟二次復興,可能意味著美元超級霸權貨幣地位重新確立。

奧巴馬上任以來的戰略十分清晰,就是不斷把問題轉嫁給中國、歐洲。

對於中國,張庭賓指出,中國3.5萬億的外彙儲備中紙幣占比98%,其中,美國國債更是高達2萬億美元,另據報載,中國於一年前買入600億歐元希腊債券,現已被減持一半。隨著各國紙幣危機和金融危機的深化,中國的資產損失會更大,這還沒包括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損失。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不斷掏空中國產業經濟,大量熱錢湧入,央行卻通過發行央票和提高存准金的方式收縮流動性,就造成了中國看似流動性泛濫,但企業和百姓越來越缺錢,地方政府資金鏈斷裂,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可能性依然較大,這將對黃金形成中短期利空。

而針對歐洲,美國更是利用美元強大的金融進攻性不斷進攻歐元,張庭賓指出,歐債危機從希腊、愛爾蘭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歐洲已無力防備。“美元對歐元的反擊十分成功,紙幣歐元解體已成定局。除非美國國內出現特別重大危機”張庭賓說。

中俄聯盟確立黃金大牛市根本面

盡管紙幣歐元解體已成定局,中國經濟硬著陸可能性較大,將對黃金市場形成利空,但張庭賓認為,國際金價半年之內或創新高,一年內有望上漲到2300-2500美元,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中俄戰略結盟。

中、俄同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俄羅斯有資源、有土地、有槍,中國有人、有錢、有市場,兩國背靠背,今後無論美國要通過抑制油價來打壓俄羅斯,還是通過抬高油價打壓中國,俄、中聯盟中必將有一方受益,因此,美國要想重新回到一國獨大的進程或將終止,同時也意味著本輪黃金牛市根本面的確立。

金價中短期或有試探前期低點可能

盡管黃金中長期看漲趨勢已經確立,但張庭賓仍對中短期金價再次測試前期低點的可能做出提示。

張庭賓指出,三個月之內將依然是美元針對歐元、人民幣的強勢進攻周期,不排除運用短空戰術。

前不久結束的G20峰會上,中國領導人在用強硬措辭拒絕人民幣升值要求。張庭賓指出,人民幣在海外升值、國內貶值背離到一定程度,也可能出現大量熱錢外逃,國內資金可能更加緊張,這會對黃金價格形成打擊。

伊朗戰爭或QE3將成牛市爆發信號

對於日前,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債收益再次升至7%警戒線附近,張庭賓認為,紙幣解體已不可避免,但如果歐元區推出與黃金掛鉤的金歐元,也將對黃金產生極大利好。

張庭賓表示,一直以來,歐債危機對黃金價格的影響都是雙重的:一方面拋售歐債的資金可能買入黃金避險,但另一方面,一些金融機構也可能在資產損失之後賣掉部分較為堅挺的資產以彌補虧空,黃金也可能因此受到壓制。總體而言,歐債危機對黃金市場的影響是中性的。

牛市持續到2014年沒有問題

同樣是看多黃金後市,市場上還有觀點認為,由黃金20年大熊市可對應推斷出黃金20年的大牛市。對此,張庭賓認為,雖然這種周期可能存在,但對於後市的把握並不能簡單從時點上推斷。他強調指出,未來黃金市場將處在美、歐、中的多方博弈過程中,市場的影響因素眾多,變數太多且越來越微妙,因此很難對黃金長期走勢做出精准的預測,投資者對市場還需進一步觀察,接下來的市場將會非常動蕩。2012年金價高點和低點之間的幅度很可能是1999年以來黃金大牛市最高的。

張庭賓認為,總體來看,市場經過此次中期調整,之後會進入加速上漲階段,牛市未必會堅持下一個十年,但牛市持續到2014年是沒有問題的。

2011年12月16日

外資作空中國已經是一個很明晰的線路

新華網:西方“立體做空”中國 外資欲上演勝利大逃亡
作者:金微 文章發於:新華網 更新時間:2011-12-12


華爾街同時砸盤中國的樓市和股市,通過打壓人民幣彙率來引導資本外流,都是預先設定的做空步驟,是系統性且同步進行的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金微發自北京 做空人民幣開始了嗎?
  12月6日,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彙率連續第五個交易日即期“跌停”,三年來首次出現的連續跌停,將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凸顯出來。
  雖然人民幣跌停的原因復雜,但是“機構在做空人民幣”成為不可忽視的因素。從樓市到股市,如今蔓延到彙市,從地產到銀行再到整體經濟、西方“立體做空中國”的全景圖已經逐漸清晰

做空接力棒式傳遞

  外資機構對中國的做空像是一個接力棒。拋售在中國的房產,是從去年開始就悄悄在進行的。今年9月,黑石將所持有的上海物業轉賣時,大家才開始關注這種趨勢。其後,友邦、中德安聯等外資也頻繁拋售在華房產。
  11月,美國銀行和高盛大幅減持中國銀行股。與此同時,境外資金也悄然撤離股市。11月16日,A股大跌,資金淨流出約239.1億,半個月後,股市再度出現“自殺式”暴跌,A股下泄3%以上,B股更是重挫7%。從基本面上看,國內並未公布重大利空數據,歐美股市隔夜表現也比較平穩。
  有分析認為,A股暴跌的幕後真正原因可能是境外資本撤離。過去三季度QFII(合格境外投資者)對A股是減持多於增持,根據上市公司三季報公布十大流通股東對A股的持有情況看,遭到QFII拋棄或者減持的公司明顯多於增持和新進的公司,數量上也呈現出明顯淨減持的態勢。
  與外資做空中國樓市和股市互相配合的是國際機構,今年國際機構無一例外地調低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預測,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經濟展望報告》稱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不少西方媒體加入唱衰中國的合唱中,《華爾街日報》最近提醒投資者“當心中國軟著陸失敗”。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高端美資制造業正在從中國的實體經濟中悄然撤退。美國玩具生產商Wham-O決定將50%的飛盤和呼啦圈訂單在美國國內生產,福特公司宣布將從中國撤出某些汽車零部件生產,美國ATM供應巨頭NCR已把部分ATM的生產從中國轉移到美國……
  熱錢出逃跡像也很明顯。中國10月份外彙占款余額為25.49萬億元人民幣,環比下降248.92億元,這是自2007年12月以來出現的首次月度下降。中金公司報告稱,10月熱錢流出1800億元。中金公司認為,外彙占款在10月份出現了多年來沒有過的淨減少,與“熱錢”大幅流出有關。
  國家發改委顧問、深圳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時說,外資作空中國已經是一個很明晰的線路,外資做空不僅是表面上我們看到,他們是系統性且同步進行的。國世平認為,隨著外資紛紛拋售中國房地產及中資金融股,接下來一個階段的動作就是做空人民幣。
  如今,外彙市場已經是山雨欲來。
  由於人民幣對美元彙率每天只能在中間價的上下0.5%範圍內波動,因此一旦觸及下限便可視為“跌停”。從11月30日到12月6日,人民幣對美元的即期彙率已經連續五個交易日觸及交易區間下限。上一次出現類似情況,還是2008年12月初,當時人民幣彙率曾連續四天觸及跌停。
  財經評論員葉檀認為,市場對人民幣可謂愛恨交織,一會兒看到歐美國家逼迫人民幣升值,做多人民幣;一會兒擔心中國實體經濟走軟,而做空人民幣。而在當前局勢下,做空中國的勢力正在逐漸發力。
  實際上,上個月,高盛就已經向其客戶建議暫時結束看漲人民幣。中國外彙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稱,人民幣走弱在當前風險很大,“雖然我贊成人民幣貶值,但是我們錯過了最好時機,如今,人民幣升值預期被逆轉,我們完全是被動的接受,被別人做空。”

資金流向地:美國

  “關鍵問題是做空中國後,這些外資將流向哪裡?美國經濟不景氣,歐洲經濟更不用說,錢流向哪裡是個問題。”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
  不過,國世平認為這是對美國的誤讀,“美國雖然就業不景氣,但經濟根本沒壞,美國科技實力強勁,企業也正在恢復。”
  在加拿大皇家銀行風險管理資深顧問陳思進看來,各國在危機下更像是一場選醜比賽,“各個經濟體問題都很嚴重很難比誰美只能比誰不那麼醜”,他認為美國將是這次全球大衰退中第一個走出蕭條的國家,“因為美國的基礎依然堅實,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除了發達的高科技和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還儲藏著天量的石油、森林、以及各種礦物資源,美國的科技創新能力領先全球,好萊塢的文化輸出無人可及,影響遠非金錢可衡量。更關鍵的是美國已制定出“萬億引資計劃”能吸引全球資本回流美國。”
  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美元依然維持著世界霸權的地位,美元體系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益處。雖然美元在2010年貶值了9%,而只要加息,美元的強勁地位很快會顯現,最近美元指數已經突破80,而美國只有維持強勢美元才能維持人們對美元的信仰,美元體系才得以繼續運行。
  商務部國際貿易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認為,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對美元普遍貶值是今年全球金融市場的突出現像。歐債危機升級、日本經濟疲軟、新興市場經濟體不確定性上升的形勢驅使市場參與者逃向美元,令美元彙率強勁升值。因此,未來幾個月裡,美元的“避風港效應”仍將凸顯。
  事實上,不少金融機構已經把持美元當作避險的工具。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熱錢與地下錢莊研究”課題報告稱,近兩個月以來,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紛紛出現了國外投資撤出的問題,目的地指向美國。美元的走強已經是大勢所趨。

讓熱錢爛在中國

  在歷史上,日本、阿根廷先後經歷過資產泡沫被做空的教訓。在陳思進看來,這些國家首先是自身出了問題,被吹大的泡沫資產像一顆樹內的“害蟲”,引來了做空者,使對衝基金有了做空的可乘之機,猶如禿鷹見到了獵物。
  “當年美國把危機轉嫁給日本,不是因為日本被做空而產生了危機,而是因為日本自身出了問題。”他認為。
  而如今的中國樓市,不少日本人都覺得似曾相識。國世平認為,中國的泡沫嚴重是個公認的事實,外資作空的條件已經具備,目前他們正在陸續撤市。
  這一過程是外資先加速拋售房地產,隨著房地產價格的下降,土地出讓開始面臨困境,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債務償還所依賴的土地出讓金收入也將越來越少。而近年來,我國高速發展的高鐵、地鐵等,短期內成本無法收回,如果地方政府找不到新的賺錢門路,地方政府債務恐怕難以償付。這將對銀行造成壓力,因為地方政府欠的是銀行的錢,最終將會導致銀行出問題。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極其罕見地發表聲明,對房地產行情進入下行調整期,可能對銀行和市場造成的負面連鎖反應表示了擔憂,這被認為是對“資產泡沫”發出的警告。
  而地產、銀行之後,外資接下來的目標就是人民幣。國世平認為,外資一旦開始大規模拋售人民幣,將會造成人民幣貶值,股票和房地產被做空,中國又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屆時中國經濟將面臨硬著陸。而美元加息後會大幅上升,他們還可以回來抄底。
  “對於華爾街來說,同時砸盤中國的樓市和股市,並通過打壓人民幣彙率來引導資本外流,都是預先設定的做空步驟。”財經評論員盛駿認為,中國必須要做出相應的反制動作,才能緩解經濟硬著陸的烈度。
陳思進認為,要防止外資做空,防止中國被剪羊毛,我們要搶在別人做空之前先“空”,以奪得先機,爭取主動,倒剪他們的羊毛。
  “比如,對於天量流入中國的熱錢來說,既然集中在房地產領域,那房地產就應該迅速降溫,在目前降溫的情況下再大幅降溫,趕在外資大幅拋售房地產之前;同時趕在外資大幅拋售人民幣之前,我們自己先適度貶值人民幣,這樣就可以使他們的熱錢爛在中國!同時,我們的企業要加緊升級,加大科技創新的力度,並擴大內需,便可彌補熱錢撤出後所造成的損失。”
  “千萬不能讓他們勝利大逃忙,然後由他們來做空中國,雙向掠奪中國的財富。”陳思進說,人家亮劍,我們也該刀出鞘,打好這場金融保衛戰。

2011年12月13日

俄暗防西方基因武器

國防部網站:俄暗防西方基因武器
作者:羿揚 文章發於:中國軍網 更新時間:2011-12-8


  俄羅斯海關部門宣布,根據俄羅斯衛生部的建議,從6月上旬起,禁止向國外出口俄羅斯人的生物材料,包括血液樣本和頭發等。俄媒體稱,這是因為俄政府擔心西方國家會利用這些材料研究對付俄羅斯人的基因生物武器,從而威脅到俄羅斯民族的生存。

  緊盯西方生物戰情報

  俄羅斯《生意人報》報道稱,有情報證實,一些西方醫學中心正通過非法渠道購買俄羅斯公民的器官組織樣本,以研制用來對付俄羅斯人的基因生物武器。盡管俄媒體沒有披露其情報來自何處,但據國外媒體報道,俄情報機構一直對西方生物細菌戰研究極為關注。英、美等國生物戰的秘密數十年來一直被俄國人掌握著,即使是目前也還有大量俄間諜潛伏在西方國家高度敏感的生物技術部門。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說,曾是蘇聯克格勃高級間諜的亞歷山大·寇茲米諾夫2005年出版了一本名為《生物間諜》的書。寇茲米諾夫透露,他的小組隸屬克格勃S局第12處。該處是克格勃管理絕密間諜的部門。12處把主要諜報工作放在了搜集生物戰情報上。

  寇茲米諾夫說,英國威爾特郡的波頓當生物武器實驗室和美國位於馬裡蘭州德特裡克堡的生物實驗室的秘密都已落入俄羅斯人手中。一名長期潛伏的代號為“羅莎”的間諜已經接觸到英國生物武器發展計劃的核心。另一名12處出身的高級間諜可能是英國人,或是以英國為基地展開活動,而這個人曾混入北約總部的高層。寇茲米諾夫還透露,過去,世界衛生組織總部內也曾存在12處成員“經營”的間諜網。

  寇茲米諾夫表示,蘇聯時期有大約60名負責搜集西方生物武器項目情報的間諜。每個月至少有一個裝有活生物樣本的包裹從英國或德國發往莫斯科。他確信作為克格勃的繼承者,俄對外情報局仍在從事其前身所進行的某些活動。

  基因武器研制計劃大揭秘

  據專家介紹,基因武器簡單地說就是用DNA重組技術改變細菌或病毒,使不致病的成為致病的,可用疫苗或藥物預防和救治的變得難於預防和治療。俄《生意人報》報道稱,俄基因安全研究所主任巴拉諾夫表示,目前,西方一些國家確實正在研究基因生物武器,並且這一研究已經達到了可以消滅一個種族的階段。俄情報人員認為,世界上有10~15個國家已經制訂或正在制訂基因與生物戰計劃。

  國外媒體報道稱,在美國科學進步協會的一次年會上,生物學家莫瑞諾披露,在前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統治時期,南非軍方曾致力於研制一種專門針對黑人的生物制劑。他們對如何使有色人種的婦女絕育特別感興趣。這種新式的基因武器還可以影響人口出生率、嬰兒死亡率、發病率甚至農作物產量。而通常在受到這種生物武器襲擊數十年後,它的後果方才顯現出來。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披露,以色列軍方早先曾研制一種專門針對阿拉伯人而對猶太人沒有危害的基因武器——“人種炸彈”。研制計劃由以色列的尼斯提茲尤納生物研究院負責。該研究院是以色列研制生化武器的秘密中心。

  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政府每年用於生物工程研究的經費均為數十億美元。自1983年以來,美國人已用現代生物技術繁殖成功炭疽杆菌、A型肉毒杆菌、霍亂弧菌等基因。他們還在普通酵母菌中接入一種在非洲和中東引起可怕後果的裂谷熱細菌的基因,從而使酵母菌可以傳播裂谷熱病。位於馬裡蘭州的美國軍事醫學研究所其實就是基因武器研究中心。那裡的研究人員已經研制了一些具有實戰價值的基因武器。

  美國情報部門稱,蘇聯一直處於世界基因武器領先地位。目前俄羅斯仍有4個主要實驗室在從事生物戰劑包括基因武器的研究工作。西方情報部門透露說,俄羅斯的基因武器可以在規定的時間內使作戰人員腹瀉不停或淚流不止,以致不能使用武器進行作戰,並且可以穿透北約目前正在使用的防化設備。從不造成人員傷亡的角度看,俄羅斯的基因武器比西方國家要先進得多。普京上台後,多次表示要研制儲備更多的“撒手锏”武器,以對抗北約和美國對自己安全的威脅,其中可能就包括基因武器。

  “世界末日武器”2010年前問世?

  根據聯合國的《人類基因組全球宣言》,每個人對於自己的基因組擁有無可爭辯的所有權。因此研究人員在收集基因樣本時,必須獲得其所有者的同意。專家表示,大量個人基因樣本被一些國際項目取走,其實就是國家基因資源的流失。由於人類不同種群的遺傳基因不一樣,基因武器的制造者可以針對特定人群的基因缺陷,生產出只殺傷特定人群的基因武器。要研制這種基因武器,關鍵就是獲取指定人群的基因密碼。

  2006年5月18日,英、美科學家公布了人類第1號染色體的基因測序圖。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杜克大學的西蒙·格雷戈裡說:“公布最後一個人類染色體的基因測序圖,不僅標志著人類基因組計劃全部完成,而且也標志著建立在人類基因組測序圖基礎上的生物和醫學研究的浪潮將日益高漲。”然而,也有人提出疑問,歷史上任何新的科學發現都可能會被人們用作軍事發展的工具。如20世紀初科學家發現了細菌,不久以後便出現了細菌武器;科學家發現核分裂現像後,不久就出現了核武器。現代基因工程會不會例外呢?

  專家指出,一旦基因武器運用於戰爭,將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有人估算,用5000萬美元建造一個基因武器庫,其殺傷效能將遠遠超過50億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庫。因為擁有這種武器的人不必顧慮對自己及對地球整體環境的破壞。基因生物武器的使用者也不必興師動眾,而只需在戰前將基因病菌投入他國地域,或利用飛機、導彈等將帶有致病基因的微生物投入他國地域,讓病毒自然擴散繁殖,就會使對方人畜在短時間內患上難以治愈的疾病,從而導致一個種族的滅絕。國外有科學家稱:“只需20克超級熱病毒基因武器就足以使全球60億人全部死於非命。”從這個意義說,把基因武器稱為“世界末日武器”或“終極武器”毫不誇張。

  英國生物學家斷言,基因武器的問世不會晚於2010年。正因為如此,一些有遠見的生物學家向全球發出強烈呼吁,各國政府有必要采取緊急措施,以制止基因武器的研制與擴散。人類千萬不能打開基因武器這只“潘多拉盒子”。




附文:

基因武器——威脅人類的“人種炸彈”
來源: 作者:袁俊 時間:2007-07-10 10:19:32
  2005年1月14日,美國及其歐洲盟國在華盛頓舉行了代號為“大西洋風暴”的生物戰演習。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扮演美國總統,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捷克、以色列等國家的前政府高官分別扮演其所在國的首相或總理。

  演習設定的背景是,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在華盛頓參加一個峰會,討論如何應對類似印度洋海嘯的突發事件,這時“基地”組織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生物恐怖襲擊,“基地”組織在澳大利亞制造出天花細菌病毒,向全球數十個城市發動了生物恐怖襲擊。

  演習後散發的模擬新聞公報指出,生物恐怖襲擊後兩個月,美國有45000人死亡,世界上有數百萬人奄奄一息,全球經濟整體不前,各國之間民族衝突烽煙四起。在演習中扮演荷蘭首相的前任內政大臣德弗裡斯說:“許多國家對於物物恐怖襲擊缺乏准備的程度,讓人震驚”。

  20世紀初,細菌理論誕生不久,人們就開始了細菌戰實驗,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進行細菌戰。核裂變發現不久,馬上用於核武器實驗,並於1945年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顆原於彈。20世紀,脫氧核糖核酸(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標志著現代科學達到了巔峰。隨著遺傳工程技術在軍事領域的不斷應用,一些國家置《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於不顧,以研究疫苗為名開展傳染病和微生物研究,竟相投入大量經費和人力,在生物武器的基礎上發展殺傷力更強的基因武器。

  1971年12月16日,聯合國通過《禁運發展、生產和儲存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銷毀此種武器的條約》(簡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1972年4月10日在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簽署,1975年3月26日正式生效,至今己有143個國家加入該公約。但該公約一開始就缺乏的監督核查機制,1960~2000年,全世界發生有據可查的生物恐怖事件共121起,其中,利用生物基因直接進行有預謀謀殺的有66起。

  一、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即以特定種族為目標,研究不同種族和人群的基因特性,克隆某種細菌或病毒,導致特定種族或人群的滅亡。它運用遺傳工程技術,特別是重組DNA技術來改變非致病微生物的遺傳物質。一個DNA分子含有多個基因,研究特定種族的人群的DNA和基因密碼後,找出特定種族人群的某種抗原,將其破壞,並制造出一種血液疾病,可能多年內不被察覺,它影響某一種族的出生率和嬰兒成活率,或增加種族的患病率,直到它減少了整整一個種族的人口。基因武器可以用人工、普通火炮、軍艦、飛機、導彈或氣球施放。由於細菌可在適宜的條件下大量繁殖和自然擴散,可將經過基因改造的細菌或微生物投放在敵方的前線、後方、江河湖泊、城市和交通要塞。

  由於不同種族和人群的基因構成,決定了他們容易感染某種疾病。改變基因就能控制生物性狀的功能結構,根據作戰的需要,可任意重組基因,在一些致病細菌或病毒中接入能對抗普通疫苗或藥物的基因,產生具有顯著抗藥性的致病細菌,或在一些本來不會致病的微生物體內接入致病基因,制造出新的生物制劑,在攻擊具有特定遺傳性的同類人種中有傳染性。即使被發現,由於外人無法破譯致病細菌遺傳基因密碼,所以難以救治。還可在一些細菌中移入損傷人類智力的基因,當某種特定種族的人群感染上這種細茵,就會喪失正常智力。目前全世界生物制劑有70多種,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保證它不擴散和流失。

  基因武器具有威脅性、突然性、隱蔽性、多樣性以及使用方便,成本低廉的特點。20世紀80年代前蘇聯的科學家曾研制了一種無法治療的變種腺鼠疫病毒。美國曾利用細胞中DNA的生物催化作用,把一種病毒的DNA分離出來,再與另一種病毒的DNA結合,拼接成一種劇毒的“熱毒素”,20g“熱毒素”就可使全球60億人口死於一旦,其威力比核彈大幾十倍。

  為使某個國家的經濟陷於癱瘓,恐怖主義分子可以分離出特定的毒素,殺傷農作物或是家禽,如果生物細菌病毒的感染,發生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除對人群、牲畜、農作物造成中毒傷害外,還將對人的心理造成長期創傷,在社會的大範圍內造成精神恐懼。在城市發動基因武器襲擊,其破壞程度遠遠超過化學或核爆炸襲擊。在華盛頓上空,用飛機播撒100kg炭疽菌粉末,能造成100~300萬人死亡。

  基因武器可襲擊人群、動物、植物和農作物、食品、水源、建築物等目標。生物細菌制劑既可用飛機大規模噴灑,也可隨手丟棄,隨時投入使用。被襲擊者感染病毒的途徑亦多樣化,在感染者人群中,不同代的感染者並存。由於生物細菌病毒的潛伏期較長,每個人的臨床症狀不盡相同,給診斷和治療帶來極大的困難。基因恐怖襲擊,不需要復雜的專業包裝和相關的設備、裝置,可以凍干或制成膠囊,或放在瓶子裡,隨身攜帶。由於生物細菌病毒的感染體,當時並不發作,恐怖分子極易撤離。

  基因武器襲擊不需要事先進行多方面的物質准備,具有時間、空間上的無關聯性,往往讓人措手不及。基因武器能改變後信息時代戰爭的性質和戰爭模式,對敵方有強烈的心理威懾作用。生物細菌制劑能造成大規模原發感染區和二次以上的再感染區,而且細菌感染區極易擴散,對感染地區實行封鎖,需要全社會的配合,其工作量遠非一般人想像。一個地區如果有10%的面積和人員感染生物細菌病毒,後果將不堪設想。即使這個地區的衛生醫療條件和設施再先進和充足,也完全喪失了就、救治和醫療能力,被感染物體和被感染死亡人員的處理將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而且不可避兔地會造成世界性的恐懼。

  二、基因技術對基因武器的影響

  21 世紀,基因技術正在取得重大進展,遺傳工程技術、生物技術已可以成為制造侵襲植物、動物和人類的新細菌和新病毒基因的技術,基因的生產和應用將發展成為嶄新的基因產業。

  基因技術和遺傳工程研究的不斷進步和取得的重大突破,可以改變生物細菌的致病性和抗原性以及抗生素的抗性。基因技術革命將會使致命病菌的制造、傳播的安全性大大提高,由於基因病菌的毒性增加,發現它的難度將大大增加,治療將更加困難。連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也不可能對所有的生物細菌病毒的感染者進行特別有效治療。

  新藥和疫苗的每一次飛躍都為制造致命的病菌開辟了道路,而用於基因武器則是最終目的。基因“治療”可以改選病毒,使病毒摧人體毀免疫力,破壞人體的愈合過程。基因武器制造者則可用基因技術合成基因、合成細茵微生物、合成疾病。合成流感襲擊可能造成與自然流感很難區分的症狀,人並不是恐怖主義分子實施細菌打擊的唯一目標,農作物和家禽同樣可以是打擊目標,而農作物和家禽的恢復期要比人的愈合期長得多。

  人類基因組學,就是以基因組為基礎,探討基因組與人體功能、疾病之間的關系。旨在發現新的疾病相關基因,進而完成疾病的相關基因診斷和基因治療,從而開創新的診斷方法、治療途徑、有應用價值的藥物和工具。2003年,人類基因測序任務和基因圖譜完成,由於不同種族人的基因不相同,這就為基因武器的制造者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性,而基因技術武器庫是最難察覺的一種。

  美國斯托尼布魯紐約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基因圖譜為指導,在實驗室成功培養了脊髓灰質炎病毒,並使感染病毒的老鼠致殘。目前,科學家已經繪制完成結核菌、霍亂菌、炭疽菌和鼠疫菌等6種危險細菌的基因圖譜,恐怖主義分子可以通過任何一家網站查到它們的DNA排序圖。如果在普通釀酒菌中接入曾在非洲和中東流行的可怕的裂谷病毒的細菌基因,就可以通過釀酒傳播裂谷病毒。國際科學界即將完成對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基因排序工作,恐怖主義分子利用這種病毒的基因排序,可人工合成更新具殺傷力的流感病毒,一旦這種病毒蔓延,可能造成比炭疽細菌和還要嚴重天花的後果。1918年,在歐洲爆發的“西班牙流感”病毒波及世界許多地區,4000萬人因此死於非命。

  20世紀90年代,美、俄、英德和以色列等國開始研究基因武器的可行性。1996年,英國政府化學及生物防疫中心的科學家們,用基因技術研究“轉基因超級病毒”。以色列科學家利用南非“染色體武器”的研究成果,發現了阿拉伯人,特別是伊拉克人的基因構成,並且正在加緊研制一種專門對付阿拉伯人的基因武器。利用遺傳工程研制威脅更大的炭疽、天花、兔熱、鼠疫和肉毒等傳統毒素的並毒菌株,在良性生物體內復制有毒生物基因,通過藥物誘導和其它控制手段,增強本國士兵的作戰能力。

  俄羅斯早就著手研究劇毒的眼鏡蛇毒素基因與流感病毒基因的拼接,試圖培育出具有眼鏡蛇毒素的新流感病毒,它能使人出現流感症狀,使一些人出現蛇毒中毒症狀,導致患者癱瘓和死亡。德國也在秘密研制可以對付抗生素的基因武器,包括大腸杆菌、霍亂及以黑死病等致命病毒的原病體的基因改造。

  隨著基因嫁接技術的日益成熟,並且在世界任意地方都能容易劃清獲取,人類可能面臨新一輪全球基因武器竟賽。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生物防御技術委員會認為,人類基因組學使基因武器成為了一種能夠摧毀城市人口的新戰爭武器。美國政界人士曾警告說:“人類在掌握能夠對自身進行重新設計的基因排序圖以後,也就走到了自身命運的最後邊緣。”人類基因排序圖的繪制成功,同時也為基因武器的研制開啟了方便之門,人類自身生存面臨巨大的威脅,如何面對基因武器的威脅挑戰,己經成為世界各國軍事防御和軍事醫學研究領域的新課題。

  三、西方發達國家對基因武器的防御

  如果制造“ 9·11”事件的恐怖分於,在撞擊世貿大樓的飛機上放置生物細菌病毒制劑,那麼整個曼哈頓地區,甚至紐約就只能長期實行“只許進,不許出”的封閉措施,整個紐約對基因武器襲擊後的偵測、救治和消毒將持續幾年甚至更長時間。不僅紐約地區是二次感染區,居住在紐約附近地區的居民都可能是二次感染源,紐約附近地區也將受到嚴重威脅和影響。

  美軍認為,一個國家的醫療系統對於應付大規模基因恐怖襲擊的分子生物學、遺傳工程、細胞基因領域的開拓性工作應作充分准備。有效的本土防御與一個國家的醫療政策不可分割,應由政府出資在大城市廣泛建立大型精確的檢測系統和快速自動化診斷系統,偵測生物病原細菌,在高層建築物上,建立分析基因恐怖襲擊的化學儀器。如果不能把基因武器研究與醫療基礎設施建設結合起來,預防基因恐怖襲擊的能力將很差。基因恐怖預防能力不僅取決於國家的國防部門,也取決於醫療系統,因此,急需對進攻性和防御性基因襲擊的趨勢進行全面評估。

  鑒於存在爆發基因襲擊的可能性,美國迫切需要提出一種把社會平民和民間機構考慮在內的基因戰戰略防御理論,並要制定一項歷時10年、耗資300億美元,有國防部和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共同承擔的研發計劃,專門對付由基因生物學帶來的致命疾病。

  美、英、法、德等西方發達國家是全世界最早將防御生化武器襲擊作為國策,將反恐怖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並建立有關反恐怖組織。英國在1997年成立了由生物技術、醫學等多學科專家組成的小組進行基因恐怖襲擊防御的相關研究。1999年組建第一支防核生化武器聯合部隊,嚴密監視和控制各種可能發生的恐怖活動,英國政府最近成立了生化武器政策管理局,專門規劃、協調有關生化武器威脅的工作。2002年11月,英國耗資1億英磅在劍橋建立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基因實驗室。2002年3月,捷克軍方宣布將在東波米亞修建一所生物戰醫療中心,作為捷克預防恐怖襲擊而建立的預警系統的一部分。

  美國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研究生物制劑的防範措施,把天花、炭疽、鼠疫和肉毒中毒和埃博拉出血熱列為對國家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疾病。並研制了各種預防生物武器襲擊的疫苗。

  1993年,美國將防御核、生化武器襲擊納入政府規劃,在國防部成立了生化防御局,在聯邦政府成立了由國防部等6個部門組成的反恐怖辦公室。制定了各種預案,建立了全國性的反恐怖網絡系統,統一協調、處理恐怖事件,並撥款數百億美元,用於反恐活動建設。1998~2003年撥款7.31億美元,用於研究、實驗和評估戰場探測、識別和防御生化武器的方法和設備。

  2000年1月,國防部調整戰略,提出建立防御大規模基因殺傷性武器的諸兵種聯合計劃,改進武器的聯合作戰能力,調整防御基因殺傷性武器制劑和裝備的研制、采購、經費投入和人員部署。“9·11”恐怖襲擊事件一發生,紐約有關部門首先想到的就是可能發生的生物恐怖襲擊,並立即派出快速反應部隊,進行嚴格的監測檢查、消毒和清洗。美國政府估計要使基因武器防御系統時刻保持運行狀元,每年須投入5~10億美元。

  “9·11”事件後,美國防部制定了一項計劃,准備在遺傳基因上設計,並以基因方式制造一種能夠使數百萬美國士兵接種的疫苗,抵御俄羅斯制造的一種可能比炭疽病細菌更厲害的超級細菌。2001年6月,國防部在一份報告中稱,將用生物技術裝備部隊,並將在2001年~2020年,研制可以偵察到各種化學、生物細菌病毒的感應器。在美國發生的炭疽細菌事件,使法國恢復了天花疫苗的生產,法國已正式要求歐盟伙伴國家在對付生物恐怖襲擊方面協調行動。

  美國2001年用於基因工程的研究經費為20億美元,美軍已完成具有抗四環素作用的大腸杆菌遺傳基因與具有抗青霉素作用的金色葡萄球菌基因的拼接,再把拼接的分子引入大腸杆菌中,培養出具有抗上述兩種殺菌素的新大腸杆菌。美國防部2002年8月7日宣布,它即將著手准備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一項防御生物武器襲擊的計劃“生物防御國土安全支持計劃”,對現有生物武器防衛體系進行全面升級。在新墨西哥州建立測試設施,以改善華盛頓地區目前使用的浮質監控系統和醫療通訊網絡,並以此作為在其它城市建立生物防御的基礎。

  2002年10月國防部決定研制防御基因恐怖襲擊的預警系統,2003年10月強化在城市探測與基因武器相關聯的生物細菌病毒的能力,在2004年上半年建立兩套供全國使用的設施。一旦境外對美國本土進行基因恐怖襲擊,各軍事機關和民用機構都能具備抵御恐怖襲擊的能力。2002年12月13日,美國總統布什下令正式恢復天花疫苗接種的計劃,這是美國1972年中斷常規性天花疫苗接種後的首次恢復。12月21日,布什在白宮一美軍總司令的身份接種天花疫苗。根據布什總統的計劃,50萬美國軍人將首批接種疫苗,接著是1000萬在反恐一線的人員。包括警察、緊急死亡管理人員和醫務人員接種疫苗。2003年1月,布什總統啟動平民天花疫苗接種計劃,平民在自願的原則下接種。

  四、結束語

  在全世界範圍內,生物恐怖襲擊在過去的幾年裡愈演愈烈,而且已經從恫嚇轉到具體實施,從個體恐怖發展到組織恐怖,從小規模使用發展到准備大規模實施,基因恐怖襲擊現實威脅正一步步地向我們走來。

  “ 9·11”事件告訴人們,國家間的核生化武器大戰不會輕意發生,但非國家間的恐怖襲擊已經發生,發生大規模基因武器襲擊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各國防御已十分緊迫,當前最重要的是世界各國聯合行動,防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

  發展中國家也必須防御基因武器的襲擊,將其納入本國國策,建立專門的反恐怖機構,制定本國防御基因戰的中、長期戰略和戰時啟動的應急程序以及對付恐怖主義襲擊各種預案,指揮、協調軍隊和醫療機構的救援行動。提高軍隊和公共醫療系統對基因恐怖襲擊的快速反應,包括偵察檢測、劃定細菌感染區、對其封鎖,救治和醫療的能力,使之在未來防範基因恐怖威脅和襲擊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2011年12月11日

推進美國經濟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說

賈根良:推進美國經濟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說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2-8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  

   

摘要:保護主義和內向型工業化道路是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美國學派為之提供了由“生產率立國、保護性關稅、國內市場、利益和諧與國民銀行”所構成的一整套國民經濟學說和政策方針。這是一種有關落後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大國如何實行經濟趕超的經濟學說,對德國和日本的崛起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遭遇國際金融危機、美國保護主義抬頭和全球化有可能發生重大變化的今天,重新發掘美國學派關於美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邏輯,對於我國啟動內需、重新審視外向型發展戰略的得失和研究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具有現實價值。  

   

關鍵詞:美國學派 經濟崛起 保護性關稅 國內市場  

作者賈根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   

   

戰後以來,美國出於推行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和金融帝國主義的目的,刻意刪除了美國保護主義的歷史以及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工業化邏輯,保護主義、美國學派與美國經濟崛起的歷史聯系已經成為經濟學和歷史研究的“黑洞”。美元霸權理論的奠基者之一赫德森在關於美國學派的專著中指出,“至少在表面上,有關美國經濟思想百科全書式的研究也沒有給予他們[指美國學派——引者注]更多的注意,不僅沒有把他們描述為美國工業(產業)霸權的設計師,反而傲慢地把他們處理為異常的人物。”[1]那麼,美國學派為何是美國產業霸權的設計師,他們的理論是如何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呢?[2]本文在概述美國學派的形成與發展之後,將圍繞這一主題分別討論其關於生產率立國、保護性關稅、國內市場、利益和諧與國民銀行的基本理論與美國經濟崛起之間的關系,然後簡要說明美國學派對其他國家的重要影響,以及對大國崛起的啟示。  

   

一、美國學派國民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  

   

最近幾年,雖然大國崛起的研究始終是學術界的熱點問題,但這些研究要麼忽視了大國崛起的一些關鍵性事實,要麼對大國崛起背後的經濟學邏輯缺乏深入的研究。前者如2006年在國內熱播的電視片《大國崛起》,它不僅回避了英國崛起乃至英國工業革命與重商主義之間的歷史聯系,而且也刻意抹殺了美國經濟通過保護主義崛起這一基本事實。但正如任期1897—1901年的美國總統威廉·麥金利指出的:“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農業國;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礦產國;我們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這一切都緣於我們堅持了幾十年的關稅保護制度”;[3]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K. 麥格勞也指出:“與德國在經濟發展期(1879—1914)的政策以及日本在創造經濟奇跡時期(1951—1973)的政策很相似,……[美國保護主義——引者注]政策的系統性實施卻是鐵證如山的事實”。[4]忽視這些歷史事實,無疑使大國崛起的研究存在致命的缺陷。  

所謂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就是能夠運用經濟學原理系統闡釋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崛起的基本原因,這在目前的研究中是非常缺乏的。例如,近幾年來,一些學者通過比較研究發現,美國經濟崛起的關鍵就在於保護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抉擇,特別是張夏准[5]、埃裡克·賴納特[6]、賈根良和黃陽華[7]、梅俊傑[8]、黃樹東[9]等都突出地強調了這種決定性的影響。但是,除了賴納特做了初步分析外,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集中於基本的史實,而沒有對保護主義為什麼能導致美國經濟崛起進行更深入的解釋。筆者認為,導致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就是未能對美國崛起時期美國政治家所信奉的“美國學派”與美國經濟崛起之間的內在因果聯系及其機制進行深入研究。由於在經濟思想史中,“美國學派”作為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國家經濟學說基本上已經被人們所遺忘,[10]所以學者們也就無從了解其國民經濟學的邏輯了。  

但是,邁克爾•赫德森卻是個例外,他在2010年以中英文同步出版的《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一書中,記述了從1814年根特和約簽訂到1914年期間,美國學派國民經濟學的發展及其與政治鬥爭之間錯綜復雜的歷史,展現了美國民族主義政治家及經濟理論家在構建美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保護主義這一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實際上,我們熟知的弗裡德裡希•李斯特只屬於第一代美國學派。他在美期間(1825—1830)參與了當時美國報刊爭論頗為激烈的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的論戰,並於1827年出版了《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美國體系)》。而以亨利·凱裡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西蒙·帕滕為代表的第三代美國學派的思想,現在基本上已經不被學者們所了解。按照赫德森的看法,李斯特的著作並沒有反映美國保護主義的最高成就,只是在1841年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出版之後,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美國學派才發展了基礎更加廣泛的經濟發展學說,並把它升華為一種具有普遍適用範圍的經濟學說。  

我們之所以說美國學派是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說,主要理由就在於這樣一套學說是由實踐其學說的政治家及作為其追隨者的經濟理論家們發展起來的。在美國學派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中,由於受到主流經濟學的歧視和排斥,其經濟學家尚未能從事學術職業的專門工作。因此,正如赫德森指出的,美國學派“是黨派性強的人和政治活動家的產物,它常常是那些與輝格黨和(在1854年之後的)共和黨領導人密切接觸的新聞記者們和小冊子作者們的產物”,[11]該學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政治家(亨利·克萊、安德魯·斯圖爾特、威廉·亨利·蘇厄德和威廉·凱利等)、新聞工作者(馬修·凱裡、亨利·凱裡、赫齊卡亞·奈爾斯、霍勒斯·格裡利和著名的弗裡德裡希•李斯特)、牧師(卡爾文·科爾頓、斯蒂芬•科爾韋爾和羅伯特·埃利斯·湯普森)、律師(丹尼爾·雷蒙德、帕申·史密斯)和實業家(伊拉茲馬斯·B.比奇洛、約瑟夫·沃頓)等。美國學派的經濟學說被輝格黨及1854年之後的共和黨作為競選和施政的綱領,並在南北戰爭後一直到1894年美國崛起時,支配著美國的政治生活。在美國崛起過程中,美國學派的政治家和其經濟理論家過往從密,他們對自由貿易以及大衛·李嘉圖、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和其他英國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進行了犀利的批判,提出了一套指導美國工業化的新的經濟學說。對於這樣一套指導美國工業化成功的經濟學說進行深入研究,是開啟美國經濟崛起秘訣的鑰匙。  

美國學派國民經濟學又被稱作“政治經濟學的美國體系”,當時是作為以大衛·李嘉圖和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為代表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英國體系”)的對立面而發展起來的,其核心思想是關於“美國制度”的概念。美國學派的原始思想最早是由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1791年提出的,以表達立國領導人希望在政治和經濟制度上擺脫歐洲特別是英國影響的強烈願望。漢密爾頓認為,除非美國能夠在國民經濟的所有基本產品上都實現自給自足,否則就不能擺脫英國對美國經濟的支配地位。1824年,美國著名政治家亨利·克萊提出了以保護性關稅、內部改善和國民銀行為核心的“美國制度”,亨利·克萊因此也被看作是“美國制度”之父,這一概念使得漢密爾頓的工業化戰略和政策得以具體化,從而對美國經濟的崛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此之後,“美國制度”的概念就成了美國學派經濟學說的基石。  

亨利·凱裡是亞伯拉罕·林肯的經濟顧問,馬克思稱之為“北美唯一的有創見的經濟學家”,[12]凱裡在《利益的和諧》(1851)一書中對“美國制度”增加了兩個要點。一是政府通過贈款和補貼對科技研究進行投資並發展公立基礎教育體系;二是拒絕階級鬥爭,實現資本家與工人之間、農業與工業之間的利益和諧。這樣,“美國制度”就由五大要素構成:保護性關稅、內部改善、國民銀行、科教投資和利益和諧,從而成為美國、更具體地說是美國共和黨的施政方針或工業化綱領。但由於具體的政策不可能完全反映它賴以提出的理論基礎,因此,經過對美國學派文獻的研究,筆者認為,“內部改善”只是美國學派國內市場綱領的一個組成部分,而科教投資的方針具有更深刻的理論基礎;從其更全面的思想體系來看,美國學派的核心理論是由“生產率立國、保護性關稅、國內市場、利益和諧與國民銀行”所構成。我們下面圍繞這五大要素,按照其邏輯關系依次討論這一經濟學說。  

   

二、生產率立國  

   

亨利·凱裡之所以在1851年把政府通過贈款和補貼對科技研究進行投資並發展公立基礎教育體系增為“美國制度”的重要內容,原因就在於“生產率立國”的理論。這一理論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91年《關於制造業的報告》。他在這個著名的報告中寫道,如果一個國家擁有使其工人產出提高一倍的機器,那麼生產同一產品的勞動成本將減少一半。亨利·克萊(Henry Clay,1777—1852年)是美國兩任眾議院議長、第9任國務卿以及1824年、1828年、1832年、1836年和1844年的總統候選人,他用英國工業的事實說明機器如何可以使勞動生產率提高200倍的原因,並直接把機器的使用與科學技術的進步聯系在一起,“科學使一個人像二百人甚至一千個人那樣強有力,它不靠自然力,因此科學將勝過也必將勝過依靠勞動力的數量。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一個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培育實用的、機械的和制造工藝優勢的國家必將在力量上是優異的,並能保持這種優勢地位”。[13]這是美國學派“生產率立國”說的最初表達。  

帕申·史密斯在說明機器生產是生產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時,提出了一種由能量測度的資本的生產率學說。他認為,人體可以類比為能量轉化器,也就是像機器一樣將他的“燃料”即食物、衣物以及相關必需品轉化為一定量的作用於大自然的能量。顯而易見,通過機器來制造相當於1單位人力能量所需要的成本,比使用作為能量轉化器的人的身體來制造要低的多,所以,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機器生產將使高工資國家在單位勞動力成本上比廉價勞動力國家低得多,原因就在於生產率的增長超過了工資的增加。同時,由於機器需要由熟練的高工資工人來設計、制造和操作;而且,由於機器在不斷地替代體力勞動者,這就驅使勞動力從產業鏈低端的勞動轉移到更高端的知識性勞動,無疑,如果沒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工人們將無法勝任這些工作。  

因此,帕申·史密斯指出,美國學派“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之上:為了讓勞動的價格變得低廉,工人必須享有充足的食物、體面的衣著、舒適的住處、良好的教育——不僅包括工藝方面的知識,還包括一切附屬的普通常識。雇主將支付所有的費用,並在利潤中獲得回報。”[14]於是,高生產率與高工資率之間就形成了一種正反饋的良性循環。在美國經濟崛起過程中,高工資刺激了用機械替代昂貴的勞動力,而機械的使用導致了更高的生產率,從而使工資更高,這反過來又刺激了在更高程度上采用機械,這就是美國技術革命的推動力,也是在1875 年開始的以鋼、重型機械制造業和電力等資本密集型工業為標志的第三次技術革命中,美國脫穎而出的基本原因。因此,肖恩霍夫作為美國國務院特使在對美國和歐洲的工資率與生產率關系進行比較後,得出結論說,“在勞動力上高定價的國家到處都在擊敗‘乞丐勞動力’的國家”,[15]從而證實了這一理論的正確性。  

美國學派在生產率理論上重要的貢獻還在於提出了新的農業生產理論。正如諾貝爾獎得主西奧多·W. 舒爾茨指出的,一直到20世紀初,“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也不曾從李嘉圖農業土地收益遞減的靜態諭示中完全解脫出來”,[16]即使是第一代美國學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工業化和保護主義理論也未能避免農業土地報酬遞減理論的缺陷。第二代美國學派及時地利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德國著名化學家賈斯特斯·李比希和其他土壤化學家的研究成果,指出土壤肥力和農業生產率也是資本投資的產物。李比希等人的研究表明,土地就像一架機器,能量的使用能把土壤化學成分轉化成農作物。帕申·史密斯在李比希和美國專利局農業處丹尼爾· 李 博士研究的基礎上,主張土壤的生產率是其資本投入的函數,科技進步將使土壤生產率可以像工業生產率一樣得到提高,這也就是說,農業也可以像工業一樣服從報酬遞增規律。史密斯的這一理論被亨利•凱裡在其1857年至1859年出版的三卷本著作《社會科學原理》中得以詳細的闡述和通俗化,對美國保護主義和農業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現代角度來看,生產率的提高絕大部分是科技進步的結果。正如赫德森指出的,美國學派是一種集中於技術發展及其社會後果的經濟學說,因此,美國學派無疑是創新經濟學、國際競爭力“技術差距”理論、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農業報酬遞增理論以及我們後面要談到的生態經濟學的先驅,前引亨利·克萊的看法也清楚地表明了他把科學作為國家競爭優勢基礎的觀念。但我們不能因此說美國學派提出了“科教立國”的戰略方針,這種方針只是在美國崛起後或更准確地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才確立的。就其對美國工業化或經濟崛起的影響來說,美國學派把資本積累看作是能量轉換的手段和開發大自然的技術能力,把生產率看作是國民財富增進的主要源泉和國家間貧富差距的根源,因此,正如亞歷克西·托克維爾在其1836年的經典著作中就已經觀察到的,“在美國,科學中純粹實踐的部分被理解得十分透徹,那些在應用中直接需要的理論部分被細心地加以注意。在這方面,美國總是展現出一種自由的、原創的和富於發明的心智力量。”[17]我們把美國學派的這些思想概括為“生產率立國”,應該說是比較恰當的,正是以提高生產率為目標的美國制造業體系、資本密集型工業和大規模生產的興起,為美國經濟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三、貿易保護  

   

那麼,美國學派為什麼提出“生產率立國”的戰略方針呢?首要的重要原因就是為工業保護的政策提供理論支持。在美國獨立前後,亞當·斯密和讓·巴蒂斯特·薩伊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反對美國發展制造業,認為美國注定要經營農業。亞當·斯密寫道,“英屬美洲殖民地,幾乎把所有的資本都投在農業上。那裡也就主要為了這個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趨於富強。那裡,除了家庭制造業和粗糙制造業(這種制造業,一定會隨著農業的進步而產生,每個家庭的婦女兒童,都能經營這種工作),就沒有制造業。至於輸出業和航海業,則大部分由住在英國的商人投資經營。……假使美洲人聯合起來,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歐洲制造品輸入,使能夠制造同種物品的本地人有獨占的機會,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資本,轉投到制造業上來,結果將不但不能加速他們年產物價值的增進,恐怕還會加以阻礙,不但不能使其國家漸臻於富強,恐怕還會加以妨害。同樣,如果他們要設法壟斷全部輸出業,結果也許更會如此。”[18]  

亞當·斯密的上述看法遭到美國學派的堅決反對。美國學派“生產率立國”的戰略清楚地表明,國際競爭力是由勞動和資本的生產率所塑造的,生產率差距的日益擴大是導致富國愈富、窮國愈窮的基本原因。美國學派認為,工業是最有利於創新的部門,它的存在不僅為農業提供了高生產率的機器設備和土壤肥力(如化肥等),而且也為商業交往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基礎。我們知道,美國農業的機械化是現代農業的開端。事實證明,如果沒有美國工業的高度發展,這是不可想像的;同樣,如果沒有工業的高度發展,在農業中應用生物化學技術和用以提高土壤生產率的資本投資也是不能得到保證的,正是這種高生產率的農業奠定了美國今天“糧食帝國主義”的基礎。  

但是,在美國早期的關稅爭論中,自由貿易主義者一直鼓吹,美國廣袤的西部土地和自然資源使美國人具有比歐洲相對較高的工資水平,這不僅使美國在工資成本上不具備建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而且美國通過出口農產品和資源與歐洲交換工業制成品所從事的國際分工,也將使工業化無利可圖。然而,美國學派卻認為,由於工業是工農業生產率提高的基礎,如果沒有工業,就沒有高水平的生產率,美國也就無法維系這種高工資水平,更不用說其增長了。而且,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還指出,“……不僅國家的財富,而且國家的獨立和安全看來都與制造業的發達有著實質性關系。”[19]因此,美國學派認為,美國無論如何也必須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但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美國人的高工資將使美國的幼稚工業在外國發達制造業的競爭下無法生存,所以,為了推進使美國勞動力更具生產率的資本投資,使工業投資能夠收回昂貴的創業成本,美國就必須實施保護性關稅。  

饒有興味的是,這種保護性關稅的迫切性來自美國出口型農業的危機,後者恰恰是亞當·斯密主張的,美國把所有的資本都投入農業部門出口的產物。這種危機源自單一農產品出口所產生的土壤肥力的枯竭,及其導致的農業的自我毀滅和生態環境的破壞。19世紀上半葉,由於移民增加,美國單一出口型農業大範圍擴張,同時由於美國西部存在廣袤的土地,美國形成了“耕完即走”的“竭澤而漁”式的農業耕作模式。19世紀30年代末,著名科學家和保護主義者約翰·W. 德雷珀就為當時遍布美國的耗盡土壤肥力的種植方式而震驚。[20]這種“竭澤而漁”的農業耕作方式導致了土壤中農作物生產要素如碳酸鉀(鉀肥)、 碳酸鈉、石灰、碳酸鎂、氯、磷、硫酸和氨等化學元素的大量流失。  

19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專利局農業處在丹尼爾·李的領導下,利用已有統計資料說明了土壤肥力的衰竭。李在1849年的專利局農業報告中估計,美國竭澤而漁式的耕作方式導致每年的農業損失達到平均每英畝收入的10%;在1852年的報告中,他估計每年的資本損失大約占農作物銷售值的17.5%—20%,而這些恢復土壤肥力的成本在出口價格中並沒有反映出來。丹尼爾·李警告說,如果土壤的破壞繼續下去,美國最終將不能保持它的農業剩余。英國一個著名農業雜志的兩位作者也警告說,如果在耕作模式上沒有替代性的途徑,那麼,在經過若干年後,美國將需要大量進口小麥,而不是像現在那樣還能夠向歐洲出口小麥。那麼,新的農業耕作模式將怎樣產生呢?丹尼爾·李和帕申·史密斯指出,使土壤肥力耗竭的耕作模式是美國工業品大量的、持續的進口增長所導致的,而要從源頭上改變這種狀況,實施推進工業發展的關稅保護政策,進而通過對土壤的資本投資提高土地的生產率,這才是美國唯一的選擇。[21]  

此外,針對亞當·斯密所說的英國商人操縱美國輸出業和航海業問題,美國國會於1817年強行要求美國船只壟斷沿海航運業,這種限制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22]美國學派成員不僅支持這種做法,而且還進一步揭露了發達國家對輸出業或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產業鏈的操縱問題。例如,一個自由貿易主義者或許會說,美國應該從海外購買紡織原料,而將本國制造業的重點放在最後的來料加工階段上,美國保護主義出版商大衛·賴斯對此回答說,這需要有一個國際的運輸和分銷組織作為中介,這是國際卡特爾存在的前提,而美國市場上的商品銷售價格將因此受到國際卡特爾的控制。[23]亨利·凱裡也指出,在技術存在差距的國家之間不可能不產生這種操縱與屈服性的外國卡特爾聯盟,在此聯盟之下,美國通過國際貿易來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24]美國學派認為,只有實行與英國的有效隔離,美國才能實現國民經濟獨立自主的快速發展,這種自給自足的孤立主義思想支配了美國輝格黨、特別是共和黨在1865—1894年美國經濟崛起時期高關稅保護政策的制定。  

   

四、國內市場  

   

顯而易見,如果美國高築關稅壁壘,其產品出口必遭到其他國家的抵制,美國將不得不把絕大部分注意力轉向發展國內經濟,因此,“國內市場”很自然地就成為美國保護主義工業化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1820年,馬修·凱裡在《新橄欖枝》一書中,強調農場主和工業家之間的互相依賴,試圖調和他們之間的利益矛盾,提出了保護性關稅的“國內市場(內需)”說,這一觀點很快在國會得到議員喬治·梯比斯和安德魯·斯圖爾特的大力宣傳。美國學派的許多成員也都強調,國內市場要比國際市場遠為重要。例如,早年曾擔任亞當斯總統私人助理的亞歷山大·埃弗雷特指出,國內貿易對國內工業、資本的帶動在數量上將是國外貿易的兩倍;第一代美國學派經濟思想的整理者弗裡德裡希•李斯特也指出,“一國的國外市場盡管極為繁榮,但是它的國內市場對它的重要性卻十倍於國外市場;……向海外追求財富固然重要,還有比這個更重要十倍的是對國內市場的培育與保衛。”[25]但對於後發工業化的美國來說,怎樣才能培育國內市場呢?  

首先,國內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將為美國農場和種植園提供一個欣欣向榮的農產品國內市場。亨利·克萊提出,“美國制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發展現代工業為美國農業的發展提供豐富的國內市場,國外對美國農產品需求的大幅度萎縮,使“農業收入的惡化只有靠培育國內工業才可以抵消,把現有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和引導新移民)到城市工業,為農產品創造國內市場。”[26]又如,美國專利局在1836—1844年期間負責准備農業報告的第一任官員亨利·L. 埃爾斯沃斯,闡述了輝格黨已經確立的、為開拓農產品的銷路而擴大國內城市市場的觀點。他指出,日益增加的移民和人口的自然增長將增加農業勞動力的供給,這種勞動力的生產率又將因勞動節約型機械和化肥使用數量的增加而提高,國內農業產出的迅速增加在相當大程度上要超過國外市場需求的增長,其結果必然是農產品價格下跌,解決的辦法只能是通過工業化為農產品的出售培育由城市工業勞動力需求構成的國內市場。[27]  

其次,美國農業和農村要為國內工業的發展提供市場。由於美國工業無法與英國等發達國家競爭,所以“美國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較老的國家供給一個大市場,而必須在國內創造市場,同外國的產品進行競爭”。[28]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美國人民忍受質次價高的工業品也在所不惜,否則美國的工業化就無法展開。美國的一位經濟史學家寫道:“我們商業政策的基調從一開始就是為國內制造商保留國內市場,而排斥外國競爭的”。[29]亨利·凱裡指出,如果美國不進口外國的工業制成品,農業依靠國內市場,那麼,在這些部門之間將取得平衡的增長。但如果允許自由貿易,制造業就不能發展,而農業也就無法在需求充足的條件下以可接受的價格出清其市場。[30]因此,按照美國學派的看法,發展城市制造業可為美國日益過剩的農產品提供市場,而農村在高工業關稅下只能購買美國工業品,這樣,美國的工業和農業之間就可以互為市場,進而促進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較全面和相對平衡的發展。  

再次是城鄉平衡發展和中西部農業地區工業化的政策主張。在19世紀40年代結束之前, 美國專利局農業處的報告就告訴美國農民,按照流行的農業化學理論,只有在農業區附近建立相鄰的工業城鎮,才能實惠地提供恢復土壤肥力所需的廄肥、人類排泄物或其他基本的肥料要素。亨利·凱裡提出“從土地取走的東西要循環回土地”的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學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帕申·史密斯則提出了“使消費者居住在生產者旁邊”的政策主張。他們指出,如果不在農業地區推進工業繁榮並建立起城鄉平衡,美國中西部的農用地必定最終要耗盡其肥力。“由於極力主張國家土壤資源保持的優先重要性(與西奧多·羅斯福把水土保持問題再次作為共和黨主要政綱之一相比,這在時間上早了多半個世紀),為了建立城鄉平衡,輝格黨提倡美國廣大的農業物資供應地區實現工業化”,[31]這對南北戰爭後美國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和西部地區的城市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最後是內部改善。內部改善是亨利·克萊1824年提出的“美國制度”的三大要素之一,目的在於使用關稅收入(以及南北戰爭後出售西部土地的收入),為政府建設公路、運河、鐵路、郵局和公共教育等基礎設施提供資金。這種通過政府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在降低流通成本、推動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增進生產率、實現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世紀初的美國,國內市場十分狹小,主要限於大西洋沿岸以出口英國等海外市場為主的一些城市的經濟增長,廣大內陸地區交通極為不便,嚴重地阻礙了國內市場的開發。從1808年到19世紀末的將近一個世紀,美國先後掀起了修建驛道、開鑿運河和鋪設鐵路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高潮,經典的如伊利運河和太平洋鐵路的開通。對19世紀的美國來說,國內陸路、運河、鐵路等的“交通革命”不僅是市場的“連接要素”,而且也清楚地說明了其經濟發展的進程。[32]由“交通革命”所導致的國內市場擴張看來不亞於技術創新對美國工業化的影響,前者對美國資本密集型和規模依賴型的工業興起並在19世紀末取得全球競爭優勢,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五、利益和諧  

   

基於“生產率立國”、保護性關稅和國內市場的政綱,美國學派對美國將發展成為一種沒有工人階級貧困化的所謂“新文明”充滿著希望。為了在選舉中爭取工人和廣大農村地區的支持,輝格黨和共和黨的政治家宣傳說,工業化不能以剝削勞動力為基礎,而是要以能量驅動的技術開發大自然,在保護性關稅之下,美國就能在勞動和資本之間、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之間建立起利益和諧的關系,從而避免英國和歐洲大陸以降低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生活標准為代價的工業化道路。  

為了強調保護性關稅是保護美國勞工及其工資率的必要條件,而非僅僅出於保護資本家及其利潤率的要求,美國學派提出並發展了高工資經濟的學說。他們宣稱,大力推進提高生產率的工業資本投資,生產率的收益將超過工資的收益,單位勞動時間的高產出可使美國高工資勞動力在勞動成本上低於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產品價格也比低工資國家更低;而工資水平的提高又刺激用資本替代勞動,從而進一步提高生產率。結果,利潤和工資可以共同提高,勞動和資本之間將建立起和諧關系,因此,保護性關稅也是工人階級的利益所在。這一著眼於工資率的生產率理論曾經為美國共和黨贏得勞工對工業保護的贊成票,提供了強有力的論證。  

貫穿於美國學派“國內市場”政綱的另一條主線是所謂保護農民的利益。美國學派論證說,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將吸收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市場,從而維持農產品的高價格和農民的高收入。因此,輝格黨和1854年之後的共和黨的保護主義者們熱切地向農民宣傳,一個能使其農產品得到穩定銷售的繁榮昌盛的國內市場是美國農民利益之所在,而這種城市市場的增長需要工業關稅保護。為了向美國農民證明這些思想的合理性,工業保護主義者們從1849年開始掀起了一場呼吁設立美國農業部的運動。具有諷刺性的是,1862年美國農業部的設立以及旨在培養農業科技人才的農學院的建立,都不是由維護農業出口利益的自由貿易主義者和農業地區為了自身利益而推動的;相反,它是工業保護主義者努力的結果。[33]  

美國學派當時為了獲得對貿易保護政策的支持而訴諸於勞工和農業利益是有其客觀基礎的。馬克思指出,“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為了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34]“是它積聚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35]“保護關稅制度把一個國家的資本武裝起來和別國的資本作鬥爭,加強一個國家的資本反對外國資本的力量”[36]。恩格斯的分析更為具體:“如果美國要成為一個工業國,如果它有希望不僅趕上而且超過自己的競爭者,那麼在它面前就敞開著兩條道路:或者是實行自由貿易,進行比如說50年的費用極大的競爭鬥爭來反對領先於美國工業約100年的英國工業;或者是用保護關稅,比如說25年中堵住英國工業品的來路,幾乎有絕對把握地相信,25年後就能夠在自由的世界市場上占有一個地位。這兩條道路中哪一條最經濟、最短捷呢?”[37]正確的答案自然是:“有一個國家,在那裡實行一個短時期的保護關稅政策不僅是正當的,而且是絕對必要的,這就是美國。”[38]馬克思在1879年還指出:“美國經濟進步的速度現在已經大大地超過了英國,雖然美國在積累財富的數量方面還落後於英國;同時群眾是比較活躍的,並掌握著比較強大的政治手段,可用來拒絕那種以犧牲他們的利益為代價的進步形式。”[39]我們不難以理解,在1865—1894年美國共和黨崛起並長期執政時期,[40]關稅保護為什麼能在為它打造贏得工人和農民廣泛支持的政治聯盟中發揮關鍵作用。[41]但是在這一時期的後期,隨著工業生產的集中,在股份公司的基礎上,壟斷組織從初級形式的普爾到高級形式的托拉斯在美國迅速發展,大資本家利益集團在通過政府對國際經濟進行干預,把外國商品和外國直接投資拒之於門外的同時,卻拒絕政府為實現國內公共目標而進行干預,並利用其強勢力量“俘獲”立法和規制的國家政治決策,導致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變本加厲地遭受嚴重侵犯。因此,狂飆突進的工業化30年(1865-1894)也被稱為“鍍金時代”,美國經濟雖然崛起了,但工人罷工、失業、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和政府腐敗等諸多問題,卻使美國社會面臨嚴峻的考驗,“利益和諧論”很容易就被束之高閣了。  

為什麼美國學派把貿易保護看作是勞動和資本、工業與農業之間利益和諧的關鍵呢?亨利·凱裡是這種利益和諧論的著名理論家,基於作為其價值論的資本再生產費用論,他提出,由於技術進步,資本的再生產費用將減少,資本的價值也將降低,而勞動的價值則將逐漸提高。他認為,這是支配勞動產品分配的偉大規律,是社會各階級利益達到充分和諧的基礎;但是,工業不發達國家內部的這種和諧的經濟合作,遭到英國工業壟斷以自由貿易之名進行擴張的威脅。而馬克思的相關評論則深刻得多,至今發人深思。他指出:“在美國,資本的積累和對群眾的逐步剝奪不僅是空前迅速的工業發展、農業進步等等的先決條件,而且也是它們的天然產物。”[42]但由於美國的資產階級社會不是在封建制度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國家從一開始就從屬於這個社會的生產,這個社會“把舊大陸的生產力和新大陸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結合起來,以空前的規模和空前自由地發展著,在制服自然力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一切成就”,因此,“在那裡,資產階級社會本身的對立僅僅表現為隱約不明的因素。”[43]“凱裡把這一巨大的新大陸賴以如此迅速地、如此驚人地和如此順利地發展的生產關系看作是社會生產和交往的永恆的正常關系”,“在古典經濟學家樸素地描繪生產關系的對抗的地方,證明生產關系是和諧的。”[44]“根據凱裡的意見,經濟關系的和諧是建立在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和諧合作上的。英國在它國內瓦解了這種基本和諧以後,它通過競爭在世界市場上到處都破壞了這種基本和諧,所以它是普遍和諧的破壞因素。能夠防御這一點的,只有保護關稅(國家用強力來抵制英國大工業的破壞力量)。於是,國家成了‘經濟和諧’的最後避難所”。但是,“凱裡不懂得,這種世界市場的不和諧只是那種作為抽像關系在經濟範疇中被確定下來,或者在最小的規模上取得某種局部存在的不和諧的最後的、恰如其分的表現。”[45]這就是說,勞資矛盾等其他重要矛盾的不和諧內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抗性中,並通過世界市場獲得了最充分的表現。  

   

六、國民銀行  

   

按照美國學派的看法,建立國民銀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穩定貨幣,適應擴大再生產的信貸要求,並從英國金融權力的支配下解放出來。需要說明的是,在美國經濟崛起期間,美國不存在由國家所有和經營的中央銀行,所謂的國民銀行實際上是一個私有但公管的銀行體系,中央銀行的職能只是偶爾由財政部代理,突出的事例就是內戰期間“綠背紙幣”的發行。由於受到英國金融制度的深遠影響,美國在19世紀幾乎沒有打算建立一種政府銀行體系,以便作為對私人銀行業部分職能的真正替代,曾經在法國、德國和日本的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由中央政府對銀行業信貸協調乃至集中管理的模式,從未在美國站穩腳跟。在《聯邦儲備銀行法令》於 1913年12月23日 通過之前,美國曾圍繞國民銀行制度的建立經歷了曲折的鬥爭,重大的歷史事件主要有:美利堅第一銀行和美利堅第二銀行的建立和終止、《國民銀行法》的頒布和內戰期間“綠背紙幣”的發行,我們下面依次對之進行討論。  

國民銀行制度的設想和建立始於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他就任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不久,就對新生的美國所面臨的財政問題以及銀行業的經濟意義顯示出極強的洞察力。在1790年12月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中,他建議以英格蘭銀行為藍本,建立一個私有並隨時可由財政部檢查其業務的“國民銀行”,但與英格蘭銀行的股本向社會募集不同,聯邦政府擁有其1/5的股份。這個建議遭到托馬斯·傑斐遜的反對,但得到喬治·華盛頓的支持。1791年,美利堅第一銀行經國會特許成立。雖然它在穩定貨幣和代理國庫上成效顯著,但在1811年期滿時卻被傑斐遜所終止。然而,在隨後的五年裡,該銀行支持者的諸多擔憂變成了現實:州立銀行的數目幾乎增至三倍,但其發行的各種紙幣卻不斷貶值。這種慘痛教訓使過去曾反對美利堅第一銀行的人自願地在1816年給美利堅第二銀行頒發了特許營業執照,而在期滿時,其延期提案又被民主黨人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否決。  

客觀上說,“第一、第二銀行對改善財政狀況,增強公共信用,阻止州銀行過度擴張,確保統一和價值穩定的貨幣和促進工商農業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其‘總體效果符合公共利益’”,[46]但為什麼卻遭到傑斐遜和傑克遜的否決呢?主要原因就是這種被政府授予特權的私有銀行,“具有巨大的經濟特權和主要為股東利益服務的不負責任的權力”,[47]因此,傑斐遜和傑克遜擔心私人銀行家通過發行紙幣吮吸實體經濟的財富,而贊同以金銀硬幣作為貨幣。但是,自1836年美利堅第二銀行被終結後,由於聯邦政府放棄了對全國銀行業務的督導,金額不一的鈔票出現了七千多種,劣幣和假幣充斥流通領域。如此混亂的貨幣銀行制度顯然不能應付北方的戰爭需要,於是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共和黨執政的林肯政府在1863年頒布《國民銀行法令》(1864年修訂),清除了州立銀行各種紊亂的紙幣,終於建立起將發行紙幣和擴張信貸的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而不是分散於州政府的國民銀行制度。  

對國民銀行制度的發展來說,比《國民銀行法令》更具意義的是南北戰爭爆發後“綠背紙幣”的發行。當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時,新上任的林肯總統發現國庫是空的,如果不能為戰爭和戰時生產籌到資金,聯邦政府必敗無疑。英國政府在戰爭中暗中支持南方,曾組織國際銀行團聯合抵制對聯邦政府的貸款;英國貴族也企圖通過他們在紐約和倫敦的銀行業代理人,利用聯邦政府戰爭初期的失利,提出苛刻條件,迫使林肯政府把經濟主權完全交給以倫敦為背景的私人金融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國家主權,林肯毫不猶疑地與英國控制的金本位決裂,推動國會在1862年2月通過《法定貨幣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在沒有任何儲備或硬通貨做基礎的條件下,發行被稱作“綠背紙幣”的政府紙幣。這種制度創新極其成功地使政府成為信貸的主要創造者,是運用主權信貸擊退外國金融勢力和國內私人金融利益集團對國民經濟支配的典型案例,對於我們今天應對美元霸權仍富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南北戰爭於1865年結束時,林肯的亨利·凱裡密集地發表了一系列致眾議院議長的信,並出版題為《不戰而屈英人之兵》[48]的論文集,大力呼吁戰後繼續執行主權信貸的“綠背”政策,為美國獨立於外國資本(主要是英國控制的黃金)發展自主經濟進行了艱巨的鬥爭。“綠背黨”和“平民黨”也敦促財政部提供銀行業功能,代表公共領域維護他們的利益,以阻止金融食利者階層對其經濟剩余的吮吸。但由於金融利益集團等力量的破壞,“綠背”政策受到很大干擾,1879年硬幣流通的恢復所導致的通貨緊縮加重了債務負擔,成為這一時期貧富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國民銀行體系未能滿足公眾特別是西部和南部所需通貨的要求。但受惠於1861—1865年“林肯革命”其他重大措施的深遠影響和高關稅保護政策,內戰結束後並非有利的金融環境未能阻止美國通過狂飆突進的30年工業化而崛起。[49]而在美國學派影響所至的工業化更晚的國家,特別是在德國和日本,金融問題都比美國解決得好,政府在為生產性活動提供信貸、特別是為工業化提供廉價融資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七、美國學派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雖然人們並不了解美國學派在美國經濟崛起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但一般都知道李斯特的貿易保護學說對德國崛起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然而,李斯特經濟學受惠於美國學派的事實卻並不為更多的人所了解。例如,很多人把李斯特看作是“幼稚工業論”之父,實際上,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才是系統提出“幼稚工業論”的第一人。當漢密爾頓在1791年提出工業保護主義學說時,由於當時美國外向型經濟的繁榮,美國實際上也沒有什麼真正的工業需要保護,因此,漢密爾頓的學說在20多年的時間裡被人們淡忘。正是馬修·凱裡把漢密爾頓的思想重新引薦給了美國新一代民族主義政治家,而李斯特則是在拉斐特將軍的引薦下,與當時的這些著名政治家同時也是美國學派重要支持者的亨利·克萊(他本人還是美國學派代表人物)、韋伯斯特(美國第14任和第19任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美國第6任總統)、威廉·亨利·哈裡森(美國第9任總統)和馬修·凱裡本人等結為好友。[50]由此可見,李斯特的思想是在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本營中孕育成熟的,他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實際上是第一代美國學派的代表作。  

就美國學派對德國崛起的影響來說,李斯特立下汗馬功勞的德意志關稅同盟為奧托·馮·俾斯麥在1871年統一德國開辟了道路,但俾斯麥並沒有超出政治統一而施行馬修·凱裡—李斯特的經濟民族主義綱領,1875年歐、日、美的平均關稅稅率中,德國屬於最低的國家之列。[51]但在19世紀70年代末,作為對1873年爆發的史無前例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及其隨後持續5年以上的長期蕭條反應的產物,德國經濟發展戰略發生了令人吃驚的反轉,德國首相俾斯麥在1879年大幅度提高關稅。“德國是對其關稅政策進行實質性變革的第一個重要的歐洲國家。它在1879年7月實行了新的關稅稅則。這是一個重大事件,正如1860年的英法條約是歐洲自由貿易時期的開端一樣,德國這項新的關稅稅則標志著這一時期的終結,並標志著歐洲大陸開始逐步向貿易保護主義復歸。這是俾斯麥的‘強權政治’帶來的結果,因為1879年的選舉造成德國國會中出現了貿易保護主義者占多數的局面。”[52]  

為什麼在各國當時普遍遭受重大經濟危機的相同歷史環境中,德國率先發生了這種對自由貿易的歷史性的逆轉呢?有學者認為,這是俾斯麥首相受到李斯特重要影響的結果。[53]但安東·蔡特金卻指出,德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主要是通過亨利·凱裡及其在德國的追隨者實現的。從美國南北戰爭開始一直到亨利·凱裡於1879年逝世,他的著作都被翻譯成德文,在德國活躍的政治經濟精英圈子中傳播。美國駐柏林大使在1873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把凱裡的一本著作遞交給了俾斯麥,並向首相解釋了凱裡在美國的“高級地位”。[54]1875年末,俾斯麥會見了威廉·馮·卡多夫[55],後者於1875年出版了著作《反潮流:從凱裡的立場出發對德意志帝國貿易政策的批評》。卡多夫指出,在我看來,我極力推薦的凱裡的學說涉及到關系德意志帝國生死存亡的問題。[56]卡多夫1876年與凱裡在德國的門徒的一系列通信,記述了他們如何熱切地推動德國政策的變革,正是他們促成了國會中貿易保護主義者占多數的局面。[57]  

美國學派還對日本等其他國家的工業化戰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第二代美國學派的綜合者帕申·史密斯是威廉·H.蘇厄德的追隨者,而後者則是亞伯拉罕·林肯和安德魯•約翰遜兩屆政府的國務卿,蘇厄德在訪問日本的時候,日本天皇請求美國給他派駐顧問。漢密爾頓·菲什是蘇厄德國務卿職位的繼任者,他推薦帕申·史密斯擔任這一職位。史密斯在1871—1877年擔任日本天皇的顧問,當他離任返回美國時,“美國的保護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已經在(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員以及學者中成為了普遍共識。”[58]大久保利通是日本明治維新的著名領導人,他在訪問德國期間了解到經李斯特等傳到德國的美國學派,深受影響,自稱“東洋俾斯麥”,奮不顧身地投入扶植民族工業的事業,對近代日本的經濟發展居功甚偉。此外,在19世紀50—70年代,帕申·史密斯的《政治經濟學手冊》被翻譯成法文和意大利文;1878年又出版了德文版,據龐巴維克說,該書的發行量巨大。應該說,帕申·史密斯的著作對遭遇長期蕭條的這些國家在1879年後回歸保護主義,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據一些學者研究,李斯特對帝俄、匈牙利、羅馬尼亞、愛爾蘭、意大利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茲不贅述。  

   

八、結語:美國學派對大國崛起的啟示  

   

本文旨在於闡明美國學派為美國經濟崛起所提供的國民經濟學邏輯,這是一種有關落後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大國如何實行經濟趕超的經濟學說。對於比較優勢理論、自由貿易學說和外向型經濟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必由之路的流行思維,美國經濟在19世紀末的成功崛起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歷史表明:美國工業是在資本和勞動力成本都沒有比較優勢的條件下建立和迅速發展起來的;它也是在銅牆鐵壁般的高關稅保護之下崛起的。19世紀美國的關稅水平如下:1816年為35%,1820年為35%—5%,1828年為50%,1875年為40%—50%,1914年為44%;其中的1846—1857年是美國所謂的“自由貿易”時期,但平均關稅率仍高達25%。[59]實際上,貿易保護不僅沒有保護落後和破壞自由競爭,反而造成了過度競爭。[60]美國經濟的崛起是通過典型的內向型經濟發展而實現的。美國在其經濟崛起時期的外貿依存度一直不高,根據庫茲涅茨的計算,美國對外貿易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在1869—1872年為14.1%,1889—1893年下降到12.9%,以後一直維持在12%左右。[61]這與中國目前高達60%左右的外貿依存度形成了鮮明對比。既然美國學派指導了美國經濟的崛起,那麼,在美國保護主義抬頭和全球化有可能發生重大變化的今天,美國學派的經濟思想對我國啟動內需、重新審視外向型發展戰略的得失以及借鑒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啟示呢?[62]  

第一,創造高端產業的絕對優勢是大國崛起的關鍵因素。美國學派認為,盡管美國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明顯的農業比較優勢,但如果未能抓住當時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處於高端的、生產率占優的工業部門(其地位相當於今天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高端制造業、高端農業、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那麼,美國將無法與西歐國家匹敵,在國際分工中只能停留於提供初級產品的地位,耗竭本國的土壤和礦藏,破壞本國的生態和環境。正是有了高關稅保護,美國才創造出原先並不存在的高端產業的絕對優勢,才能自主地開發和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在19世紀末建成世界領先的工農業強國。對於一個大國來說,如果不高度重視高端產業(也就是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的戰略優勢地位,而是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以壓低國內工人工資、耗盡本國自然資源和破壞環境為代價,換取國民生產總值和外貿的高增長,其歷史慣性能保證後發國家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的實現嗎?縱觀世界近現代史,迄今尚無成功的先例可供借鑒。中國正在構建創新型國家,美國學派“生產率立國”的理論和經驗值得我們深思。  

第二,美國學派高度重視本國資本品工業的自主發展和國內市場(內需市場)的廣闊開拓,為大國的崛起提供了某種來自成功經驗的合理理論。在美國學派看來,資本積累是開發大自然的技術能力和手段,生產率的進步主要通過機器設備的“創造性毀滅”過程來實現。盧森博格對19世紀美國經濟增長的研究證明:資本品工業是創新和報酬遞增的主要來源。[63]因此,經濟的資本化是“生產率立國”的關鍵。美國經濟學家阿林·楊格指出,“報酬遞增的主要表現就是生產的資本化或迂回生產的經濟……”,[64]而迂回生產的經濟比其他形式的勞動分工更是取決於市場規模。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如果眼光只盯住以廉價產品占領國外市場,而大量的資本品卻依賴進口,難道這不是舍本求末嗎?技術創新和報酬遞增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成了無源之水嗎?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過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從人口上來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內需市場。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如何開拓、利用和保護這樣一個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   

第三,美國學派關於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平衡發展的思想,對我國當前啟動內需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對於大國來說,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可以為這些部門提供互有保障的穩定市場,減緩以致避免世界經濟周期波動特別是經濟危機對本國經濟衝擊的破壞性影響。美國學派正是看到了國外市場的不穩定,經常導致農產品出口出現生產過剩和收益下降等受制於人的狀況,因而提出發展國內工業,以便為那些原先用於出口的農產品開辟國內市場的銷路。目前,世界經濟復蘇遲緩加劇了我國極其突出的產能過剩的矛盾,這種深刻的教訓使我們對美國學派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一方面,我國廉價制成品出口的海外市場萎縮,需要擴大內需,由國內高端產業和農村市場的發展為之提供銷路;另一方面,我國高端產業在海外缺乏競爭力,其規模經濟的形成和擴大也不得不依賴國內一般制造業和農業的發展,才能拓展對高端產業產品的主市場需求。因此,一旦充分開發和利用我國龐大的內需市場,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實現國民經濟獨立自主和快速發展的目標。  

第四,美國學派高工資經濟學說的啟示。在典型的工業化國家中,工資形式的勞動要素報酬的支付約占到國民生產總值(或曰國民財富)的70%,這對於通過壓低工資水平獲取競爭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意味著什麼?美國學派的高工資經濟學說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發。筆者認為,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為了擴大勞動就業和增加出口,通過壓低工人工資來吸引外資的“低工資戰略”與強國富民的奮鬥目標是背道而馳的。作為一種長期戰略,“高生產率、(以自主品牌為基礎的)高附加值和高工資戰略”應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模式的一種戰略性選擇。它類似於19世紀美國的所謂“高工資戰略”,這種戰略與“美國制造業體系”共同構成了美國崛起的基礎,其理由就在於,人力資本價值的持續上升是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經濟發展良性循環的關鍵性因素。目前,我們正在建設的和諧社會和創新型國家,將為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新格局奠定基礎,美國學派的“高工資戰略”在這方面有較大的參考價值,需要深入研究。  

第五,吸取美國經濟自由放任和沒有處理好金融問題的教訓。正如福克納指出的,從南北戰爭結束到美國經濟崛起的完成,美國“出現了放任主義經濟哲學的高峰……與高額的保護關稅相映照的政府的內政政策,主要是放任政策。”[65]很明顯,自由放任應該對“鍍金時代”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負有直接責任,美國學派利益和諧的政綱成了空中樓閣。正因為如此,以西蒙·帕滕為代表的第三代美國學派強調對市場進行政府干預,進而對1900—1917年的美國進步主義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樣,由於利益集團的干擾,美國學派的國民銀行政綱也執行不力。例如,英格拉姆認為,美國1884年、1893年和 1907年的金融恐慌主要是由1879年硬幣流通的恢復所導致的,是英國主導的金本位制從外部強加給美國經濟的結果。[66]因此,對於我國建設和諧社會來說,如何應對自由市場和美元霸權的破壞性影響,美國的歷史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教訓。由於篇幅所限,如何從經濟史的角度出發,對這個問題以及美國經濟崛起的其他歷史經驗教訓進行較為系統的探討,尚有待進一步的闡發。  

   

[責任編輯:許建康]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美國學派與美國內需主導型的工業化道路: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借鑒研究,10BJL009)和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新經濟思想史研究”(10XNJ015)項目成果。  

[1] 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賈根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序言”,第2頁。

[2] 1894年美國制造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一,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化大國,這標志著美國經濟崛起的完成,見黃安年:《美國的崛起與發展》,《社會科學論壇》(學術評論卷)2008年第19期。

[3] 托馬斯·K. 麥格勞編:《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趙文書、肖鎖章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5頁。

[4]托馬斯·K. 麥格勞編:《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第348頁。

[5]張夏准:《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肖煉、倪延碩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6]埃裡克·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下卷),賈根良、王中華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7]賈根良、黃陽華:《評發展中國家貿易保護還是自由貿易的新爭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8年第5期。  

[8]梅俊傑:《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9]黃樹東:《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10]賈根良、束克東:《19世紀的美國學派:經濟思想史所遺忘的學派》,《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8年第5期。  

[11]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一版引言”,第24頁。

[12]馬克思:《巴師夏和凱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頁。馬克思在文中還提到,“凱裡(完全撇開他的研究的科學價值不談)至少有這樣的功勞,即他以抽像的形式表述了龐大的美國關系”。“凱裡在經濟科學方面,如關於信貸、地租等方面,是富於可以說是真誠的研究的。”(同上書,第8、9頁)  

[13] Calvin Colton,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Clay,New York: A.S Barnes & C., 1846, vol. 2, p.  159 f .   

[14] E. Peshine Smith, “The Law of Progress in the Relations of Capital and Labor ,” Hunt’s Merchants’ Magazine, vol. 26, January 1852, p. 42. 轉引自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149頁。

[15]參見Erik S. Reinet,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p. 103.

[16] 西奧多·W. 舒爾茨:《論農業中的經濟學與政治學的衝突》,傑拉爾德·M. 邁耶主編:《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理論》,譚崇台等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頁。

[17]亞歷克西·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1836年,轉引自埃裡克·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下),第153頁。

[18]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336—337頁。

[19]轉引自W. W. 羅斯托:《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現代經濟的起源》,黃其祥、紀堅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56頁。

[20]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236頁。

[21]見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附錄一:“美國農業部的政治起源:土壤化學與貿易理論(1840-1862)”。  

[22]張夏准:《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秘史》,嚴榮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2頁。

[23]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194頁。

[24] Paul K. Conkin, Prosperity: 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88.
[25]弗裡德裡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62頁。  

[26]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125頁。

[27]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296頁。

[28]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下),王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45頁。  

[29] 轉引自左大培:《繞過比較優勢“陷阱”、以技術立國》,《綠葉》2009年第8期。  

[30] Rodney J. Morrison, Henry C. Care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mer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6, p. 64.

[31]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299頁。

[32] Peter D’A. Jon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783,London: Rutledge & Kegan Paul, 1956, p. 48.

[33]參見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附錄一:美國農業部的政治起源:土壤化學與貿易理論(1840-1862)。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85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95頁。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84頁。

[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18—419頁。

[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8頁。

[3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7頁。

[40]該黨獲得美國大企業家的鼎力支持,1865—1912年的12屆美國總統任期中,共和黨總統占了9屆,說明美國當時的工業資本家和工人階級在國家利益上具有某種一致性。

[41]本塞爾指出,“關稅保護是引領19世紀晚期美國工業化進程的共和黨政治聯盟的政策焦點”,見理查德·富蘭克林·本塞爾:《美國工業化的政治經濟學:1877-1900年》,吳亮等譯,長春:長春出版社,2008年,第402頁。

[4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37頁。

[4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頁。

[4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頁。

[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6、7頁。

[46] 陳明:《美國早期銀行紛爭及其深遠影響》,《世界歷史》2002年第4期。

[47] 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上),王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208頁。

[48] Henry C. Carey, The Way to Outdo  England  without Fighting Her,   Philadelphia  : H. C. Baird, 1865.  

[49] Robert Ingraham, Henry Carey’s War For the “General Welfare”: 1865-1879, 1999, pp. 4-5. http://wlym.com/~oakland/brutish/HenryCarey.pdf,  2010-1-5 .  

[50] 參見弗裡德裡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楊春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譯者前言”。

[51] 張夏准:《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第23頁。

[52] 保羅·貝羅奇:《經濟學與世界史——迷思和悖論》,許寶強、渠敬東選編:《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11頁。

[53] 梅俊傑:《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第374頁。

[54]Anton Chaitkin, How Carey and Bismarck Transformed Germany, April 28, 2006,http://www.larouchepub.com/eiw/public/2006/2006_10-19/2006_10-19/2006-17/pdf/66-67_617_histcarey.pdf.  

[55] 德國工業化時期的著名實業家、自由保守黨的創始人,他與德意志軍隊總參謀長和作為德意志第二帝國“三駕馬車”( 奧托·馮·俾斯麥、馮·隆和赫爾穆特·馮·毛奇)之一的毛奇是鄰居和好友。1876年,他創立了德國工業家中央協會,該協會主張保護性關稅,對俾斯麥時期提高保護性關稅、保護本國工業的政策產生了很大影響。  

[56] Helga Zepp-LaRouche, The American Roots of Germany’s Industrial Revolution, September 2008, http://www.schillerinstitute.org/lar_related/2008/hzl_bismarck.html.  

[57] Anton Chaitkin, How Carey and Bismarck Transformed Germany, April 28, 2006, http://www.larouchepub.com/eiw/public/2006.  

[58]轉引自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157頁。  

[59] 參見張夏准:《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第23頁。

[60] 參見邁克爾•佩雷曼:《經濟學的終結》,石磊,吳小英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64—65、71—72頁。

[61] 轉引自韓毅、張兵:《美國趕超經濟史》,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01頁。

[62] 19世紀美國出口型農業的生態危機催生了美國學派有關生態經濟學和循環經濟的先驅思想,關於美國學派的生態經濟學先驅思想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方面的啟示,筆者將有專文進行探討。  

[63]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issue 4, Dec. 1963.  

[64] 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賈根良:《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24頁。

[65] 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下),第45、74頁。  

[66] Robert Ingraham, Henry Carey’s War For the “General Welfare”: 1865-1879, p.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