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世界將迎來十年滯脹
http://blog.soufun.com/5875403/9423425/articledetail.htm
【香港《南華早報》12月29日文章】(作者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
美國《時代》周刊將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評為“年度人物” ，稱他“拯救” 了美國和全球經濟。救活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的其實是數萬億美元救市資金。救市資金演變成通貨膨脹需要一段時間，然而一旦它演變成通貨膨脹，這場危機的真正代價將暴露無遺。世界經濟尚未調整好結構迎接新的增長周期，世界將經歷十年的滯脹。
處理這場危機的正確手段本應是將一敗塗地的金融機構國有化、限制投機活動、補貼就業和提高失業救濟金。然而，“泡沫當權派”倚仗權勢從政府獲得救援，保全了自己卻讓納稅人花了數萬億美元。他們利用了公眾的恐慌心理，聲稱只有重振金融業才能遏制經濟下滑。這是一派謊言。
這一輪金融資本主義不會長久。在全球化時代，印製鈔票和通貨膨脹之間相隔時間會較長，但它終將到來。十年來，中國因為勞動力過剩和投資過度而成為一支反通貨膨脹的力量，但這個過程一去不復返。由於體力勞動者短缺和土地價格暴漲，它的生產成本肯定會上升。
全球通貨膨脹明年將開始加劇，到2012年也許會引起公眾恐慌。屆時，各國央行將被迫迅速上調利率，又一場金融危機可能會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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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31日
2009年12月30日
領袖也是普通人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1BC526F7DA5.html
總參謀長黃克誠說毛澤東
李克勤(jixuie)題記：我們中國有句很有道理的話——不看你對我怎麼樣，看你對人怎麼樣！我們看一個人怎樣對毛澤東，就可以看出這個人怎麼樣。像黃克誠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和做法，說老實話，那是相當令人感動的，也是相當令人折服！正是有像黃老這樣一批胸懷寬廣的老一代領導人，所以，我們才能建立起新中國，也才能在小平同志主政時，能夠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黃克誠，一個真正戰勝了自己的人，任何人在他面前，都會感到一種力量，人格的力量！
黃克誠尖銳地指出：“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拿什麼東西來代替呢？”他同時也是一位厚道人。
厚道一詞有意思。厚有深寬結實之意，道，取遠也。做人要厚道：就是說，做人要不刻薄、待人要好的意思。也就是要實實在在,不誇張,不騙人,表裡如一,吃老實飯,幹老實事,做老實人。
在中國歷史上，不乏忠心耿耿、犯顏直諫的忠臣。黃克誠與他們有相同之處，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用他的話說，就是“一個共產黨人，只要是出以公心，就應該敢講話”。
在廬山會議上，他明知唱“反調”不會有好結果，但他還是說了真話，甚至在毛澤東請他吃飯的時候，他還和毛澤東爭論。
作為毛澤東提名的總參謀長，應該說他身上有毛澤東欣賞的東西。毛澤東找他一起共進了晚餐。毛澤東談話歷來是天高地闊，無所不談，說目前的形勢，也說歷史上的情況。
當他們談到當年四平保衛戰的情況時，毛澤東突然問:“難道四平保衛戰打錯了？”黃克誠說:“開始敵人向四平推進，我們打他一下子，以阻敵前進，這並不錯，但後來在敵人集結重兵尋我主力決戰的情況下，我們就不應該固守四平了。”“守四平當時是我決定的。”
這時黃克誠說出了字字千鈞的一句話：“是你決定的也是不對的！”毛澤東說:“那就讓歷史和後人去評說吧！”
這就是黃克誠。這也正是人們說的，刀架在脖子上了，他還和別人論理。黃克誠不這樣認為，毛澤東是他信任的領袖，他認為就應該向毛澤東講真話甚至提出批評，並希望毛澤東能夠從諫如流。
領袖也是普通人。
這就是為人厚道，為人就是作為一個人怎樣對待別人，這裡的“別人”，包括領袖，而不是把領袖排除在“人”之外，那就是不把領袖當作普通人，那就是不厚道。
毛主席去世以後，當看到有人對待主席不實事求是的時候，黃克誠又出來講公道話。
黃克誠尖銳地指出：“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拿什麼東西來代替呢？”
1980年11月，中紀委召開第三次貫徹“準則”座談會。黃克誠是常務書記，他說他要講話，至於講什麼，卻沒有說。人們都覺得無非是講怎樣端正黨風。
此時已經雙目失明的黃克誠是在別人挽扶下走上主席台的。他沒有講稿，也不可能有講稿，他的眼睛已經看不見了。如果說那天他的講話口若懸河，那一點都不誇張。他坐在台上，開口便說：“今天我來這裡講話，不講別的，想先談一談怎樣對待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他從我黨我軍的創建時期說起，講到毛澤東在危機中怎樣挽救革命，講到毛澤東受排斥後，中國革命受到的損失；從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到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意義……
他一講就是兩個多小時，沒有套話，沒有官話。
會場上安靜極了。會後的反響強烈極了。有人說，好久沒有聽到這麼有見地的報告了；有人說，好久沒有見到過高級領導人這樣講話了；也有人說，黃老這是怎麼回事，在這個會上講這樣的問題。還有人說，這完全文不對題！
後來，有人送來了他的講話錄音整理稿，說:“黃老，你的這個講話可以拿出去發表。”他說，這完全是我個人的一個講話，如果拿出去發表，一定要請中央的同志審查。
於是，這個稿子送到了鄧小平的案頭。當時小平同志很忙，但他還是很快看了這個稿子。他明確指示：“此稿可以發表，請喬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關。”黃克誠的稿子又送到了胡喬木的桌上。很快，胡喬木看了稿子，做了一點技術上的處理，就送給新華社發了通稿。
稿子一見報，反映更加強烈，辦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幾百封來信。多數的信當然是讚成他的講話的，也有少數人來信罵他，說他是老糊塗，是老僵化……
秘書選了一些信來給他讀。聽著聽著，他擺了擺手說:“那些贊成的信就不要讀了，我就不相信都是眾口一詞的讚譽之聲，不可能沒有反對的意見。”
其實秘書已經找出了4封，但覺得這裡面有的信完全是不講道理，甚至有些話很不客氣，怕惹他生氣。當他聽說確有這樣的信時，臉上露出了笑容，說:“快讀給我聽聽，罵我的話也沒關係。”
於是秘書把4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讀給他聽。讀到那些辱罵性的話時，秘書都有點提心吊膽，他卻開懷大笑，說:“有味道，實在精彩。”停了一下，他又說:“可惜不知道寫信的都是些什麼人，我很想同他們探討一番。”秘書說，寫信的人大概都不會用真實姓名，就是用了真實姓名恐怕也不好找。
黃老又說:“寫信的人我看不外乎三種人，一種是年輕人，因為他們不懂歷史；一種可能是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挨了整，心裡有氣；還有一種可能是思想方面有局限性、片面性和絕對化，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老人對秘書說:“能不能設法找到寫信人，以我個人的名義把他們請來，先請他們吃頓飯，然後和他們好好談談，我相信是能統一認識的。”
秘書按照他的意見，找了幾個信的地址，準備和當地的有關部門聯繫，這時黃老又說：“我想了想，覺得不能這樣做，如果通過政府部門去找，人家不明真相，還以為是給黃克誠寫信惹了大禍，給寫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壓力，帶來不好的效果。”此事只好作罷，黃老嘆了口氣，看來他是對此深感惋惜。
黃老，就是這麼一個厚道人！他對待領袖，和對待普通人是一樣的，也就是說他為人是一視同仁的，他就是一個純粹的人，這樣的人就是真正的厚道人。
厚道就如冬日的斜陽，夏日的和風，不論作為人品還是作為德行，都是能打動人的。厚道讓人信賴，讓人踏實，讓人熨帖，讓人感動。作為朋友，可交；作為同學，可信；作為老師，可敬；作為領導，可從；作為下屬，可用。厚道人不會算計你，厚道人不會欺騙你，厚道人不會出賣你，與厚道人打交道就像在灑滿月光的湖面上泛舟，讓人寧靜而溫馨。
總參謀長黃克誠說毛澤東
李克勤(jixuie)題記：我們中國有句很有道理的話——不看你對我怎麼樣，看你對人怎麼樣！我們看一個人怎樣對毛澤東，就可以看出這個人怎麼樣。像黃克誠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和做法，說老實話，那是相當令人感動的，也是相當令人折服！正是有像黃老這樣一批胸懷寬廣的老一代領導人，所以，我們才能建立起新中國，也才能在小平同志主政時，能夠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黃克誠，一個真正戰勝了自己的人，任何人在他面前，都會感到一種力量，人格的力量！
黃克誠尖銳地指出：“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拿什麼東西來代替呢？”他同時也是一位厚道人。
厚道一詞有意思。厚有深寬結實之意，道，取遠也。做人要厚道：就是說，做人要不刻薄、待人要好的意思。也就是要實實在在,不誇張,不騙人,表裡如一,吃老實飯,幹老實事,做老實人。
在中國歷史上，不乏忠心耿耿、犯顏直諫的忠臣。黃克誠與他們有相同之處，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用他的話說，就是“一個共產黨人，只要是出以公心，就應該敢講話”。
在廬山會議上，他明知唱“反調”不會有好結果，但他還是說了真話，甚至在毛澤東請他吃飯的時候，他還和毛澤東爭論。
作為毛澤東提名的總參謀長，應該說他身上有毛澤東欣賞的東西。毛澤東找他一起共進了晚餐。毛澤東談話歷來是天高地闊，無所不談，說目前的形勢，也說歷史上的情況。
當他們談到當年四平保衛戰的情況時，毛澤東突然問:“難道四平保衛戰打錯了？”黃克誠說:“開始敵人向四平推進，我們打他一下子，以阻敵前進，這並不錯，但後來在敵人集結重兵尋我主力決戰的情況下，我們就不應該固守四平了。”“守四平當時是我決定的。”
這時黃克誠說出了字字千鈞的一句話：“是你決定的也是不對的！”毛澤東說:“那就讓歷史和後人去評說吧！”
這就是黃克誠。這也正是人們說的，刀架在脖子上了，他還和別人論理。黃克誠不這樣認為，毛澤東是他信任的領袖，他認為就應該向毛澤東講真話甚至提出批評，並希望毛澤東能夠從諫如流。
領袖也是普通人。
這就是為人厚道，為人就是作為一個人怎樣對待別人，這裡的“別人”，包括領袖，而不是把領袖排除在“人”之外，那就是不把領袖當作普通人，那就是不厚道。
毛主席去世以後，當看到有人對待主席不實事求是的時候，黃克誠又出來講公道話。
黃克誠尖銳地指出：“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拿什麼東西來代替呢？”
1980年11月，中紀委召開第三次貫徹“準則”座談會。黃克誠是常務書記，他說他要講話，至於講什麼，卻沒有說。人們都覺得無非是講怎樣端正黨風。
此時已經雙目失明的黃克誠是在別人挽扶下走上主席台的。他沒有講稿，也不可能有講稿，他的眼睛已經看不見了。如果說那天他的講話口若懸河，那一點都不誇張。他坐在台上，開口便說：“今天我來這裡講話，不講別的，想先談一談怎樣對待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他從我黨我軍的創建時期說起，講到毛澤東在危機中怎樣挽救革命，講到毛澤東受排斥後，中國革命受到的損失；從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到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意義……
他一講就是兩個多小時，沒有套話，沒有官話。
會場上安靜極了。會後的反響強烈極了。有人說，好久沒有聽到這麼有見地的報告了；有人說，好久沒有見到過高級領導人這樣講話了；也有人說，黃老這是怎麼回事，在這個會上講這樣的問題。還有人說，這完全文不對題！
後來，有人送來了他的講話錄音整理稿，說:“黃老，你的這個講話可以拿出去發表。”他說，這完全是我個人的一個講話，如果拿出去發表，一定要請中央的同志審查。
於是，這個稿子送到了鄧小平的案頭。當時小平同志很忙，但他還是很快看了這個稿子。他明確指示：“此稿可以發表，請喬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關。”黃克誠的稿子又送到了胡喬木的桌上。很快，胡喬木看了稿子，做了一點技術上的處理，就送給新華社發了通稿。
稿子一見報，反映更加強烈，辦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幾百封來信。多數的信當然是讚成他的講話的，也有少數人來信罵他，說他是老糊塗，是老僵化……
秘書選了一些信來給他讀。聽著聽著，他擺了擺手說:“那些贊成的信就不要讀了，我就不相信都是眾口一詞的讚譽之聲，不可能沒有反對的意見。”
其實秘書已經找出了4封，但覺得這裡面有的信完全是不講道理，甚至有些話很不客氣，怕惹他生氣。當他聽說確有這樣的信時，臉上露出了笑容，說:“快讀給我聽聽，罵我的話也沒關係。”
於是秘書把4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讀給他聽。讀到那些辱罵性的話時，秘書都有點提心吊膽，他卻開懷大笑，說:“有味道，實在精彩。”停了一下，他又說:“可惜不知道寫信的都是些什麼人，我很想同他們探討一番。”秘書說，寫信的人大概都不會用真實姓名，就是用了真實姓名恐怕也不好找。
黃老又說:“寫信的人我看不外乎三種人，一種是年輕人，因為他們不懂歷史；一種可能是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挨了整，心裡有氣；還有一種可能是思想方面有局限性、片面性和絕對化，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老人對秘書說:“能不能設法找到寫信人，以我個人的名義把他們請來，先請他們吃頓飯，然後和他們好好談談，我相信是能統一認識的。”
秘書按照他的意見，找了幾個信的地址，準備和當地的有關部門聯繫，這時黃老又說：“我想了想，覺得不能這樣做，如果通過政府部門去找，人家不明真相，還以為是給黃克誠寫信惹了大禍，給寫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壓力，帶來不好的效果。”此事只好作罷，黃老嘆了口氣，看來他是對此深感惋惜。
黃老，就是這麼一個厚道人！他對待領袖，和對待普通人是一樣的，也就是說他為人是一視同仁的，他就是一個純粹的人，這樣的人就是真正的厚道人。
厚道就如冬日的斜陽，夏日的和風，不論作為人品還是作為德行，都是能打動人的。厚道讓人信賴，讓人踏實，讓人熨帖，讓人感動。作為朋友，可交；作為同學，可信；作為老師，可敬；作為領導，可從；作為下屬，可用。厚道人不會算計你，厚道人不會欺騙你，厚道人不會出賣你，與厚道人打交道就像在灑滿月光的湖面上泛舟，讓人寧靜而溫馨。
歷史資料參考
歷史資料參考《走進懷仁堂》
作者：董保存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黃克誠《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
1980年11月下旬黃克誠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的第三次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座談會上講話的第一部分，題目為《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
同志們：
本來我是不准備講話的。中央讓我擔任中央紀委的常務書記，我身體不好，沒有下去檢查工作，只能聯繫很少的干部與群眾。因此，我講的意見就不一定準確。但我是心裡有話就要講的。所以今天還是向同志們講講。我這個講話，請同志們不要記錄，也不要傳達，等整理好送中央審閱，如認為可以向各級紀律檢查部門傳達，再發給你們。我的講話，有些同志聽了可能不痛快，請你們原諒。
關於對毛主席評價的態度問題，這個問題看起來與我們這次召集座談會討論的問題關係不大，但我認為，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經表示過原則的意見。小平同志講，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還說過“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在談到毛主席晚年的錯誤時，小平同志說：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也是有責任的。我們今後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在評論和處理黨內的某些歷史問題時，小平同誌曾講過“宜粗不宜細”。就是說，對那些不很重要的問題，不要過分糾纏。小平同志的這些原則意見是代表中央講的，我完全贊成。所有的共產黨員應該本著這些精神去考慮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
前一段時間，聽到一些對毛主席和對毛澤東思想評價的議論，感到有些議論違背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講的原則。有個別人甚至放肆地詆毀毛澤東思想，謾罵、醜化毛澤東同志。這種傾向使我很憂慮。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這個問題我想講的話很多，也有責任講講我的看法。為了有助於理解小平同志講述的那些原則，我想先講點歷史。
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期，湖南農民起來革命。當時幾乎整個黨中央的領導人和整個社會輿論都反對湖南農民運動，像去湖南解決農民問題的譚平山那些老先生就講農民運動過火了。陳獨秀也這樣講。只有毛主席經過實地調查寫了一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把這個問題提到原則的高度，駁斥了各種非議．熱情地讚揚了湖南農民運動。這就使革命的共產黨員在思想上武裝起來了。這篇文章在當時的作用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敗以後，黨中央提出搞武裝暴動，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瀏陽、平江一帶，發動秋收暴動。 （譚）啟龍同志，你還記得吧？暴動時來了原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個警衛團，是我們黨的一個很好的同志盧德銘當團長。他帶著隊伍由武昌出發，本來是要參加南昌暴動的。由於途中聽到南昌暴動已經發生了，部隊已經撤離了南昌，他就在黃石港上了岸，然後輾轉經陽新、靖安、奉新來到修水一帶，與毛主席取得了聯繫。羅榮桓同誌等在崇陽、通城等地領導農民暴動，也組織了小小的武裝。此外、還有平江、瀏陽約農民義勇軍，萍鄉、安源的工人自衛隊，和醴陵的起義農民等。毛主席將這些隊伍收集起來，組織了平江、瀏陽、醴陵的秋收起義。在進攻長沙的計劃失敗後，毛主席看到平瀏地區離長沙大近，隊伍在這裡站不住腳、便決定放棄佔領中心城市的方針，向井岡山進軍。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
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毛主席又在部隊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到了井岡山以後，毛主席就提出了綱領，著手建立羅霄山脈中段革命政權，將紅旗在井岡山打起來。秋收暴動不單是平江、瀏陽、醴陵三縣，還有湖北黃麻、江西、湘鄂西等很多地方都有暴動，但這些暴動由於經驗不足，被敵人鎮壓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開打著紅旗幹的就剩下毛主席領導的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領導的一小部分式裝。
井岡山的紅旗不倒，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對我們中國革命關係非常大。大家看到還有一支武裝力量，能夠站住腳，這就便許多共產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後的極端險惡的情況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強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來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來再乾。那時，南昌暴動有三萬多人，在三河壩打了一個敗仗，隊伍幾乎打光了。朱老總和陳毅同志收集了殘兵八九百人，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便利用與滇系軍閥範石生的關係，將隊伍改編為範的十六軍的一個團。朱老總後來又搞了湘南暴動，擴大了武裝，兵力要比毛主席領導的武裝兵力多，但是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這面紅旗在井岡山，朱老總那支隊伍就沒有歸宿，就難以生存並發展起來。如果沒有毛主席這套方針、政策，要堅持下來也是很困難的。
彭德懷同志很英勇地領導了平江暴動。暴動以後奉命留下黃公略和幾個同志帶著少數武裝堅持平瀏鬥爭，他帶著主要的部隊也上了井岡山。他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權、搞根據地、建黨等等一套東西學到後，又回到平瀏一帶，擴大發展了湘鄂贛根據地。張太雷、葉劍英等同志領導的廣州暴動的部隊，主要是武漢軍校分校的學生改編的教導隊。汪精衛政變後，這支隊伍由張發奎帶到廣州，改為教導團，葉劍英同志為團長。廣州暴動失敗後，由袁國平、葉鏡、陸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隊帶到海陸豐去了。這是一支很硬的部隊，保存了黨的組織，有很多共產黨員，大部分是有知識、有文化的學生，軍事技術、政治素質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老總的那兩支武裝基礎都好。
領導海陸豐鬥爭的彭湃同志，是一個極優秀的同志。海陸豐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是一個很好的根據地．群眾基礎非常之好。但是，沒有一條正確的軍事、政治路線，加上受到黨內一些悲觀情緒的影響，把外地人員從蘇維埃根據地遣散回家，結果這樣硬的部隊，這樣好的政權都垮了。鄂豫皖的紅軍後來有很大的發展，但他們也是在井岡山紅旗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緊要關頭，紅軍、紅色政權能不能存在，能不能發展，只有毛主席在理論上、實踐上正確解決了這個關鍵問題。毛主席領導的武裝比南昌暴動、廣州暴動的力量都小，雖然經歷了曲折，受了損失，但卻首先在井岡山獨立生存下來。
毛主席當時在政治上、軍事上創造了一套路線、方針和政策，現在看來似乎很簡單，但那時大家都沒有經驗，能搞出一套簡單的東西就很了不起呀！那時的黨中央就沒能提出來。毛主席當時比我們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這裡再舉個小例子。我到井岡山後，毛主席提出軍隊不能發餉了，要搞供給制。我當時想：這個辦法行得通嗎？對於有覺悟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樣做不成問題；但很多戰士不發餉怎麼行呢？當兵的發餉、當官的發薪是一切舊軍隊的慣例。
北伐時的國民革命軍也是這樣，當個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幾十塊大洋。現在一下子變過來，隊伍能帶下去嗎？我有些懷疑。可是後來，事實上這個辦法行通了，只要幹部帶頭、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岡山開創時期，隊伍比較小，打土豪打得比較多，每個人一個月還可以發三塊錢。一兩個月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錢來得少了，就每個人每月發一塊錢，以後發五毛，後來連五毛也發不起了，每個人一天就發五分錢的伙食錢，包括油、鹽、醬、醋在內。結果部隊不僅沒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強，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別人是提不出來的。
總之，大革命失敗以後，毛主席在創建紅軍時期，為我們黨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很明顯，沒有他，沒有井岡山這面紅旗，很難設想中國革命將會是什麼樣子。毛主席在這個時期的歷史功績誰能比得了呢？哪個有這樣大的功勞呢？現在有人講這段歷史，想用其他人來代替毛主席，好像別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我說這完全是對歷史開玩笑！
大概在一九二九年間，在上海的中央，曾經指示朱德、毛澤東同志離開部隊到上海去，要部隊以班、以排為單位全部分散，減少目標。這時正處在革命低潮。毛主席就提出：我們離開不得。離開了部隊就會散掉；如果非要我們離開不可，那就請派劉伯承、惲代英同志來代理我們的工作。後來，很快軍閥戰爭就爆發了。毛主席那首詞：“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就是這時寫的。在這關鍵時刻，如果毛、朱照中央的指示離開了部隊，那麼部隊會落到什麼結局就很難說了。
一九二九年在閩西的鬥爭，我沒有參加，但羅榮桓同志、陳毅同誌曾經同我詳細談過。那時紅軍到了閩西，在路線上爭論很激烈。大概有三種意見：一種是擁護朱德同志的；一種是擁護毛澤東同志的；一種是中間的，這主要是陳毅同志。爭論的結果，多數人不贊成毛主席的路線。毛主席的前委書記當不成了，只好下台休息養病。結果部隊到了廣東梅縣，打了一個大敗仗。只好派人請毛主席出來。毛主席說，我是搞政治的。他要求開黨的代表大會，他來作報告。後來按照他的意見召開了紅四軍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形成了古田會議的決議，也就是《毛選》中的《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那篇文章。這個決議解決了黨內思想上、路線上的許多關鍵問題，對我軍後來的建設起了很偉大的作用。在閩西時期、毛主席的這些見解都是起關鍵作用的見解，都是在我們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作出的決策。有的人現在把古田會議說成是別人領導的，不是毛主席領導的。我聽了以後真是啼笑皆非。我們黨內現在有些人不顧歷史事實，一說毛主席有錯誤，就好像什麼正確的事情都不是他幹的，錯誤的事情就都歸他。這怎麼行呢？
再講講一九三O年的事情。三O年立三路線來了，集中了紅軍的主力想奪取武漢。那時，紅軍形勢很好，在江西佔領了十幾個縣，贛西整個地區都被紅軍控制了。當時，大家主張先打開南昌，再打武漢。在這一要作重大決策的關鍵時刻，毛主席卻敏銳地看出了形勢變化的苗頭，他看出軍閥戰爭很快就要停了，蔣介石會集中兵力來對付紅軍，這個問題當時只有他看出來了。他就派週以栗同志到紅三軍團去說服彭德懷同志，不要冒進打南昌，部隊要迅速東過贛江回到老根據地，當敵人進攻時再消滅它。經過一個多月，才把彭德懷同志他們說服，將部隊撤回老根據地。那時，我們的偵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過看報紙，分析出國民黨要向我們大舉進攻。這又是一個關鍵性的決策。紅軍能夠粉碎敵人的一、二、三次“圍剿”，就是這個決策的結果。如果當時不回到蘇區，而在敵占區同敵人作戰，那麼情況怎麼樣，就很難說了，很可能打得一塌糊塗。
一九三一年，根據毛主席“誘敵深入”的方針，將第一次“圍剿”粉碎以後，黨中央派項英、王稼祥等幾位同志到了蘇區，組成了中央局，下面建立了軍事委員會。項英同志當了中央局的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毛主席當軍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不再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兼總前委書記的職務；朱老總也當軍委副主席。這是在上海的中央決定的。緊接著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就來了，蔣介石採取“步步為營”的方法，築堡前進。項英沒有什麼作戰經驗，他主張跑，要離開蘇區，把紅軍帶走。開始，就毛主席一個人反對項英的逃跑主義，反對離開蘇區，主張就地打仗。爭論了大約有一個多月、後來得到較多的人支持，認為這樣可以打垮敵人“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但也沒有做出什麼結論。
可是敵人已經進到了江西的富田和東固一帶，東固的山上堡壘都修起來了，情況非常緊急，毛主席便果斷地下令出擊。毛主席寫了一首《漁家傲》的詞裡面講“七百裡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就是寫當時的情況。一下子把敵人的幾個師消滅掉了。敵人公秉蕃的二十八師是我們三軍團打的，把公秉蕃給活捉了。毛主席當時以政治部主任的名義下命令指揮了部隊。別人沒有辦法嘛！如果實行項英的辦法，那就糟糕了，紅軍就要離開中央蘇區，根據地就會丟掉。在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的決策比任何人都要高明，這是明擺著的鐵的歷史事實。這段歷史毛主席不好講，別的人也沒有講。所以，很多同志都不知道。第三次反“圍剿”時沒有爭論了，完全聽毛主席的。因為經過前兩次反“圍剿”，毛主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三次“圍剿”時，“九一八”事變發生了。中央的大多數同志從上海到了中央蘇區，周恩來同志擔任了中央局書記。這時形勢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圍剿被粉碎後，毛主席把紅軍的主要力量用來進行鞏固根據地的鬥爭，在兩三個月時間裡打了幾十個土圍子，把根據地中的白色據點全部清除，中央蘇區形勢非常好。另一方面，因為上海戰爭爆發，蔣介石既要對付日本人，又要對付內部的不同力量，處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共產國際也給我們提出了組織國防政府的口號。那時我們沒有經驗，沒有註意這件事。當時，黨內又發生了一些爭論、毛主席提出的戰略方針是：紅軍除留一部分在蘇區外，主力應同贛東北打通聯繫，發展閩、浙、贛地區，口號是支持十九路軍抗戰。而中央局的同志提出了另外的一套方針，要“爭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要“奪取中心城市”。
這兩種意見爭論不休，直到毛主席又被趕下台。後來毛主席寫了一篇《論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裡面講的許多問題就是這個時期的爭論。恩來同志當中央局書記，兼總政治委員，指揮作戰，曾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後來共產國際又派李德來幫助中央指揮軍隊。三三年博古也來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佔了統治地位，排斥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和軍事指揮權。把毛主席搞下台的結果是把整個中央蘇區都丟掉了。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出發時有八萬人，過草地時就剩了兩萬人，到陝北時只剩下了六千人。留在中央蘇區的幾萬武裝，最後只剩下陳毅、項英等同志帶的很少一些人了。同志們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創建了那樣大的蘇區，毛主席一離開領導，革命就受到這樣大的損失。毛主席在三二年下台以後，幾年當中只能搞點調查研究，填填詞，寫寫字，看點書，名義上當個蘇維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毫無發言權”。 《大柏地》、《會昌》這些詞都是這時候填的。
長征開始了，在廣西戰鬥遭受損失後，大概是在貴州的黎平縣，毛主席才開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慮我們的領導問題。後來在道義會議上，他的決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道義會議的情況是毛主席到三軍團親自傳達的，我聽到傳達後很不滿足。因為道義會議上毛主席只批判了軍事路線的錯誤，沒有批判政治路線的錯誤。中央領導改組時，毛主席只當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是洛甫同志，我覺得這樣做還不夠。經過了半年多實踐。我才放棄原來的看法。才懂得不談政治路線，只談軍事上的指揮錯誤，傷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於團結。當時就是博古、李德這兩個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領導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內。特別到了同張國素作鬥爭的時候，我才更加認識到毛主席這個決策的無比正確。假如，在道義會議上提出政治路線問題，那傷害的同志就多了。因為，當時政治局的委員原來都是擁護錯誤路線的，那就會搞得好多同志情緒不高，會對革命事業不利。而軍事鬥爭是當時決定革命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紅軍的處境又非常危險。毛主席這樣決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慮軍事上的問題，又維護了黨的團結。這樣後來同張國燾的軍閥主義、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鬥爭時、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完全團結一致。
同張國燾的鬥爭又是一個關係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一、四方面軍懋功匯合進，四方面軍有八萬多人。張國燾自以為人多槍多，想強迫中央按他的路線乾，甚至要謀害毛主席和張聞天、周恩來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反對張國傑的逃跑主義，果斷地帶著一、三軍團等部隊北上，到達陝北；而是按張國燾那條路線走，那麼紅軍就可能全軍覆沒。在張國燾的那條路線下，四方面軍八萬人加上一方面軍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區苦戰一年多，人員減少到三萬。在朱德、任強時、賀龍、徐向前以及四方面軍許多同志的共同鬥爭下，張國燾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張國燾又主張西征，結果又損失了兩萬人，最後，四方面軍僅剩萬把人到了陝北。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採取和平解決的方針，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又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英明決策。
抗戰時期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共產國際和我們的觀點是不一樣的，讓我們“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但是毛主席一句不講共產國際的問題，既保持了同共產國際的團結，又堅持了我們獨立自主的統一戰線政策。這個時期中，毛主席對如何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如何深入敵後，開闢抗日根據地等問題，都有一系列決策。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領導下，我們黨和軍隊大大發展起來。項英等同志不肯執行毛主席讓他們過長江挺進敵後的指示，招致了皖南事變的慘痛失敗。陳毅同志執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將部隊帶到長江以北，隊伍就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解放戰爭時期，斯大林擔心我們打不贏，曾讓我們和國民黨搞聯合政府，讓我們交出武裝，改編為國防軍，以換取在聯合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頂住了，提出“寸土不讓”、“一條槍也不交”的方針，並親自指揮了許多重大決戰，僅用了不到四年的時間就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解決所有製問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等等，毛主席的決策都是正確的，些情況同志們都清楚，我就不詳細講了。
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遠遠不止我講的這些。我講這些歷史，只是想具體說明：小平同志講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絕不是頌揚、溢美之詞，而是對歷史公正的科學的論斷。這樣講，並不是把毛主席捧為救世主，也不是抹殺其他革命考的功勞。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多次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這是我們黨內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擬的。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點．有錯誤，甚至有某些嚴重錯誤。現在我們黨糾正這些錯誤，總結我們奪取政權以來的經驗教訓當然必要是的。但我們應當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我記得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赫魯曉夫那個秘密報告送到我們中央，中央討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毛主席給我們念了一首杜甫的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王、楊、盧、駱是指唐初文壇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當時盛行駢體文，王勃《滕王閣序》、駱賓王的《討武氏檄》部是有名的駢體文。到唐朝中葉杜甫那個時代，反對駢體文，提倡古文，很多人寫文章罵王、楊、盧、駱。杜甫是有點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他這首詩的意思是：王勃等四人的文章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體裁，現在一些人輕薄地批判恥笑他們，將來你們這些人身死名滅之後，王、揚、盧、駱的文章，卻會像萬古不廢的江河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念這首詩，是針對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問題。我想，這首詩今天仍值得我們藉鑑，使人們注意不要以輕薄的態度來評論毛主席。
我認為．毛主席後期的錯誤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在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完成三大改造之後，沒有及時地、明確地把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並且在具體的經濟建設工作中犯了貪多圖快的急性病錯誤。另一條是他把許多人民內部的矛盾當作敵我矛盾，提出了一套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理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並且用對敵鬥爭的方式來處理黨內鬥爭，結果被壞人鑽了空子，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當然，如果細算起來，可能還有許多別的錯誤。但那些錯誤基本上是從這兩條錯誤派生出來的。
有的同志把建國以來我們黨犯的所有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歷史事實，也違背了小平同志講話的精神。小平同志講了包括他自己在內，我們這些老同志都是有責任的。有一個同誌曾問我：“不讓毛主席一個人承擔錯誤的責任，你承擔不承擔？”我說：“我也要承擔一些責任。但對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擔責任，因為那時我已不參加中央的工作，沒有發言權了。”我認為：凡是我有發言權的時候，我沒有發表意見反對錯誤的決定，那麼事後我就不能推卸對錯誤的責任。
比如反右派擴大化，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麼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國為什麼錯劃了那樣多右派？我看各級黨委都要負一定的責任。大躍進中，許多做具體工作的人盲目地浮誇，將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同志們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躍進、五九年廬山會議、提出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決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錯誤地開除劉少奇同志的黨籍等等，哪一次不是開中央全會舉手通過決議的？如果中央委員多數都不贊成，各級領導幹部都不贊成，毛主席一個人怎麼能犯那樣大的錯誤呢？當然，毛主席是要負領導的責任。過去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都盡了一份責任，功勞大家有份。現在把錯誤卻都算到毛主席一個人身上，好像我們沒有份，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們大家來分擔責任，那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毛主席的擔子也就輕了。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業還要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來幹。我們多從自己方面總結經驗教訓，只會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為人民工作。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錯誤，原因很多，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與社會原因。在我們這樣一個貧窮落後、人口眾多的大國搞社會主義，實在是一件艱鉅的事業。直到今天，在我們面前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問題，我們仍在不斷摸索，也還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這個問題我不多講。我只想簡單地談一下毛主席犯錯誤的個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們應該採取的態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謹慎了，接觸實際、接觸群眾少了，民主作風差了等等，這些都是他犯錯誤的原因。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年齡大了，又沒有及時引退。同志們可能會說，他犯某些錯誤對只有六十多歲，文化革命開始時也只有七十多歲呀！
同志們要知道，毛主席為人民的事業是緊張操心了一輩子的，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就苦心焦慮、經常晝夜不眠地考慮問題。五八年我同他接觸時就感到他雖然只有六十多歲，但腦子已經緊張過度了。腦子緊張過度了，就要出亂子。我現在就有這個體會，腦子一緊張，說話就沒有分寸了，老人家如果及早引退，那就是世界上完美的大革命家。但是他晚年的雄心壯志仍非常之大，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之內辦到。結果就出了一些想入非非的亂子。儘管這些亂子給黨和人民帶來了不幸和創傷，但從他的本意來講，還是想把人民的事情辦好，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他為了這個理想操勞了一輩子。因此，在我們糾正他所犯的錯誤，總結經驗時，還是應該抱著愛護、尊敬的心情來諒解老人家。
有些同志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憤慨的話，有的人甚至把毛主席說的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樣做對我們的黨和國家是非常不利的。我並不是說，講憤慨的話就是出於惡意，憤慨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那些受過打擊、坐過牢的同志對毛主席有憤慨情緒更可以理解。大家都知道，在毛主席晚期我也吃了些苦頭。但我覺得，對於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更不能從我們個人的利害得失、個人的憤慨不平出發。我們只能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害、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害出發，從怎樣做才有利於我們的子孫後代、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出發來考慮問題。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像徵。醜化、歪曲毛主席，就是醜化我們的黨和國家。那樣做，會危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現在國內外的敵對力量都希望我們把毛主席搞臭，把人們的思想搞亂，把我們國家引向資本主義。人民內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那些人唱同樣的調子，這是很值得警惕的。
毛主席逝世了，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極因素。他的消極因素是暫時起作用的東西，經過我們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澤東思想卻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現在有些人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或是要批判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認為這樣做是危險的、是要吃虧的、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我聽說，現在有人在批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的這篇講話無非是說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與我們現在講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在實質上是一個意思。怎麼能把這兩個提法對立起來呢？離開了工農兵還談得上什麼人民？搞社會主義搞四化難道不是無產階級政治嗎？
文藝界這幾年出現了一大批好作品，對革命事業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確有人打著思想解放的幌子，否定毛主席的文藝思想。他們不願為占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服務，不願為廣大的工人服務、也不為勤勉工作的廣大知識分子服務、不為四化服務，而對香港、日本、美國的一些不大高明、甚至趣味低級的貨色傾心嚮往。我國正處於非常艱難地開創新路、建設四化的階段，國家對外開放，向人民介紹外國，學人家的長處，應多介紹這些國家創業時期艱苦奮鬥的事蹟和精神；多介紹世界上科學家獻身事業、造福人類的事蹟和精神。要注意現在許多青年人有一種只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質享受，甚至迷戀其腐朽東西的傾向。文藝創作和文藝介紹拿什麼樣的精神食糧給中國人民？拿什麼來影響教育青年一代？這是我們必須認真考慮的。
我們要設想一下，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拿什麼東西來代替呢？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佔統治地位長達二千年之久的是孔夫子的思想。這個思想經過民主革命後將近六十年時間，在我們國家已經起不了多少作用了。另一種思想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三民主義，對中國民主革命起過積極的作用。很多老一代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內，在青年時代就信仰過三民主義，但是，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相比，則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近代中國的歷史證明，只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從建黨起就是用馬列主義的旗幟來號召、團結、組織中國人民起來鬥爭。後來毛主席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領導並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實踐，寫了一系列的著作，產生了毛澤東思想，成為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武器。我們都感到她對於我們更親切、更行之有效。她是我們千百萬共產黨員用血汗凝成的寶貴財富。我們這樣大的一個黨，這樣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總要有個思想武器作指導。有些人要丟掉我們自己的寶貴財富，難道要請孔夫子、三民主義回來？那是過去的歷史已經證明過了時和行不通的！如果既不請孔夫子，又不請三民主義，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一套搞來呢？
我看是絕對不行的。我完全不是一個閉關主義者，我們要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比如科學技術、企業管理的科學方法等等。但是，在社會科學這個方面，我們絕不能搞他們那一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為資本主義私有製服務的，不可能為我們社會主義公有製服務。現在有些人就是崇拜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生活水平是比我們高，但資本主義已經搞了幾百年了，而我們只搞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當然，如果我們少犯些錯誤，情況會好得多。不要把西方都講得那麼漂亮，那裡黑暗的東西多得很。 《參考消息》上有一段講美國黑手黨的“生產”，一九七九年收入為一千五百億美元，純利潤就有五百億，僅次於石油企業的產值。那是些什麼玩藝呢？就是搞海洛因、鴉片煙那些毒品，搞賭博、妓女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如果我們的國家也搞成這個樣子，怎麼得了呢？丟掉了毛澤東思想，造成黨和人民的思想混亂，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可能變質，子孫後代就會受罪。要看到這個危險。
有的同志說，只提馬列主義就行了。持這種意見的同志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發展了的馬列主義。他在各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科學體系。我們中國共產競人曾經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為人民做出過偉大的貢獻，鍛煉出我們黨自己的風格。今天，我們要團結人民、戰勝敵人、聚精會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還要靠毛澤東思想。比如，要糾正黨內不正之風，就要靠毛主席長期倡導的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自我批評以及艱苦奮鬥等一系列傳統作風。不能因為我們今天執政，當了“官”，就丟掉這一套原則，貪圖享受，吃喝玩樂，看一些烏七八糟的電影。不要以為這是生活小事，這樣的風氣不能製止，我們就會脫離群眾，就會腐敗下去。
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宗旨、原則將長期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這是寫在我們黨章和《準則》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則。一些人違反黨章、違反中央的原則，詆毀毛澤東思想，又沒有本事拿出一套更好的東西來！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一切真正為人民的事業而奮鬥的共產黨員，要同詆毀毛澤東思想、醜化毛澤東同志形像的現像作鬥爭，以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現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一個“信仰危機”的問題，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沒有出路。我看我們國家也存在這個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鬥爭中樹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並以此團結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我們不能輕率地毀滅自己的信仰。當然，我不是說毛主席的每一句話都正確、都有用。毛主席的某些話講錯了或是過時了，但他的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則卻將永遠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武器，指導我們不斷將革命推向前進。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有一個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我們不應苛求前人，只能通過我們後人的鬥爭實踐糾正前人的錯誤並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面光輝的旗幟上寫下新的篇章。這個問題我就講到這裡。我的話可能對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請同志們對於一個有幾十年生活經歷的老年人的講話給予考慮，想想是否有幾分道理。
作者：董保存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黃克誠《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
1980年11月下旬黃克誠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的第三次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座談會上講話的第一部分，題目為《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
同志們：
本來我是不准備講話的。中央讓我擔任中央紀委的常務書記，我身體不好，沒有下去檢查工作，只能聯繫很少的干部與群眾。因此，我講的意見就不一定準確。但我是心裡有話就要講的。所以今天還是向同志們講講。我這個講話，請同志們不要記錄，也不要傳達，等整理好送中央審閱，如認為可以向各級紀律檢查部門傳達，再發給你們。我的講話，有些同志聽了可能不痛快，請你們原諒。
關於對毛主席評價的態度問題，這個問題看起來與我們這次召集座談會討論的問題關係不大，但我認為，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經表示過原則的意見。小平同志講，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還說過“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在談到毛主席晚年的錯誤時，小平同志說：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也是有責任的。我們今後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在評論和處理黨內的某些歷史問題時，小平同誌曾講過“宜粗不宜細”。就是說，對那些不很重要的問題，不要過分糾纏。小平同志的這些原則意見是代表中央講的，我完全贊成。所有的共產黨員應該本著這些精神去考慮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
前一段時間，聽到一些對毛主席和對毛澤東思想評價的議論，感到有些議論違背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講的原則。有個別人甚至放肆地詆毀毛澤東思想，謾罵、醜化毛澤東同志。這種傾向使我很憂慮。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這個問題我想講的話很多，也有責任講講我的看法。為了有助於理解小平同志講述的那些原則，我想先講點歷史。
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期，湖南農民起來革命。當時幾乎整個黨中央的領導人和整個社會輿論都反對湖南農民運動，像去湖南解決農民問題的譚平山那些老先生就講農民運動過火了。陳獨秀也這樣講。只有毛主席經過實地調查寫了一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把這個問題提到原則的高度，駁斥了各種非議．熱情地讚揚了湖南農民運動。這就使革命的共產黨員在思想上武裝起來了。這篇文章在當時的作用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敗以後，黨中央提出搞武裝暴動，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瀏陽、平江一帶，發動秋收暴動。 （譚）啟龍同志，你還記得吧？暴動時來了原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個警衛團，是我們黨的一個很好的同志盧德銘當團長。他帶著隊伍由武昌出發，本來是要參加南昌暴動的。由於途中聽到南昌暴動已經發生了，部隊已經撤離了南昌，他就在黃石港上了岸，然後輾轉經陽新、靖安、奉新來到修水一帶，與毛主席取得了聯繫。羅榮桓同誌等在崇陽、通城等地領導農民暴動，也組織了小小的武裝。此外、還有平江、瀏陽約農民義勇軍，萍鄉、安源的工人自衛隊，和醴陵的起義農民等。毛主席將這些隊伍收集起來，組織了平江、瀏陽、醴陵的秋收起義。在進攻長沙的計劃失敗後，毛主席看到平瀏地區離長沙大近，隊伍在這裡站不住腳、便決定放棄佔領中心城市的方針，向井岡山進軍。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
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毛主席又在部隊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到了井岡山以後，毛主席就提出了綱領，著手建立羅霄山脈中段革命政權，將紅旗在井岡山打起來。秋收暴動不單是平江、瀏陽、醴陵三縣，還有湖北黃麻、江西、湘鄂西等很多地方都有暴動，但這些暴動由於經驗不足，被敵人鎮壓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開打著紅旗幹的就剩下毛主席領導的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領導的一小部分式裝。
井岡山的紅旗不倒，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對我們中國革命關係非常大。大家看到還有一支武裝力量，能夠站住腳，這就便許多共產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後的極端險惡的情況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強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來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來再乾。那時，南昌暴動有三萬多人，在三河壩打了一個敗仗，隊伍幾乎打光了。朱老總和陳毅同志收集了殘兵八九百人，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便利用與滇系軍閥範石生的關係，將隊伍改編為範的十六軍的一個團。朱老總後來又搞了湘南暴動，擴大了武裝，兵力要比毛主席領導的武裝兵力多，但是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這面紅旗在井岡山，朱老總那支隊伍就沒有歸宿，就難以生存並發展起來。如果沒有毛主席這套方針、政策，要堅持下來也是很困難的。
彭德懷同志很英勇地領導了平江暴動。暴動以後奉命留下黃公略和幾個同志帶著少數武裝堅持平瀏鬥爭，他帶著主要的部隊也上了井岡山。他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權、搞根據地、建黨等等一套東西學到後，又回到平瀏一帶，擴大發展了湘鄂贛根據地。張太雷、葉劍英等同志領導的廣州暴動的部隊，主要是武漢軍校分校的學生改編的教導隊。汪精衛政變後，這支隊伍由張發奎帶到廣州，改為教導團，葉劍英同志為團長。廣州暴動失敗後，由袁國平、葉鏡、陸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隊帶到海陸豐去了。這是一支很硬的部隊，保存了黨的組織，有很多共產黨員，大部分是有知識、有文化的學生，軍事技術、政治素質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老總的那兩支武裝基礎都好。
領導海陸豐鬥爭的彭湃同志，是一個極優秀的同志。海陸豐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是一個很好的根據地．群眾基礎非常之好。但是，沒有一條正確的軍事、政治路線，加上受到黨內一些悲觀情緒的影響，把外地人員從蘇維埃根據地遣散回家，結果這樣硬的部隊，這樣好的政權都垮了。鄂豫皖的紅軍後來有很大的發展，但他們也是在井岡山紅旗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緊要關頭，紅軍、紅色政權能不能存在，能不能發展，只有毛主席在理論上、實踐上正確解決了這個關鍵問題。毛主席領導的武裝比南昌暴動、廣州暴動的力量都小，雖然經歷了曲折，受了損失，但卻首先在井岡山獨立生存下來。
毛主席當時在政治上、軍事上創造了一套路線、方針和政策，現在看來似乎很簡單，但那時大家都沒有經驗，能搞出一套簡單的東西就很了不起呀！那時的黨中央就沒能提出來。毛主席當時比我們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這裡再舉個小例子。我到井岡山後，毛主席提出軍隊不能發餉了，要搞供給制。我當時想：這個辦法行得通嗎？對於有覺悟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樣做不成問題；但很多戰士不發餉怎麼行呢？當兵的發餉、當官的發薪是一切舊軍隊的慣例。
北伐時的國民革命軍也是這樣，當個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幾十塊大洋。現在一下子變過來，隊伍能帶下去嗎？我有些懷疑。可是後來，事實上這個辦法行通了，只要幹部帶頭、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岡山開創時期，隊伍比較小，打土豪打得比較多，每個人一個月還可以發三塊錢。一兩個月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錢來得少了，就每個人每月發一塊錢，以後發五毛，後來連五毛也發不起了，每個人一天就發五分錢的伙食錢，包括油、鹽、醬、醋在內。結果部隊不僅沒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強，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別人是提不出來的。
總之，大革命失敗以後，毛主席在創建紅軍時期，為我們黨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很明顯，沒有他，沒有井岡山這面紅旗，很難設想中國革命將會是什麼樣子。毛主席在這個時期的歷史功績誰能比得了呢？哪個有這樣大的功勞呢？現在有人講這段歷史，想用其他人來代替毛主席，好像別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我說這完全是對歷史開玩笑！
大概在一九二九年間，在上海的中央，曾經指示朱德、毛澤東同志離開部隊到上海去，要部隊以班、以排為單位全部分散，減少目標。這時正處在革命低潮。毛主席就提出：我們離開不得。離開了部隊就會散掉；如果非要我們離開不可，那就請派劉伯承、惲代英同志來代理我們的工作。後來，很快軍閥戰爭就爆發了。毛主席那首詞：“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就是這時寫的。在這關鍵時刻，如果毛、朱照中央的指示離開了部隊，那麼部隊會落到什麼結局就很難說了。
一九二九年在閩西的鬥爭，我沒有參加，但羅榮桓同志、陳毅同誌曾經同我詳細談過。那時紅軍到了閩西，在路線上爭論很激烈。大概有三種意見：一種是擁護朱德同志的；一種是擁護毛澤東同志的；一種是中間的，這主要是陳毅同志。爭論的結果，多數人不贊成毛主席的路線。毛主席的前委書記當不成了，只好下台休息養病。結果部隊到了廣東梅縣，打了一個大敗仗。只好派人請毛主席出來。毛主席說，我是搞政治的。他要求開黨的代表大會，他來作報告。後來按照他的意見召開了紅四軍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形成了古田會議的決議，也就是《毛選》中的《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那篇文章。這個決議解決了黨內思想上、路線上的許多關鍵問題，對我軍後來的建設起了很偉大的作用。在閩西時期、毛主席的這些見解都是起關鍵作用的見解，都是在我們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作出的決策。有的人現在把古田會議說成是別人領導的，不是毛主席領導的。我聽了以後真是啼笑皆非。我們黨內現在有些人不顧歷史事實，一說毛主席有錯誤，就好像什麼正確的事情都不是他幹的，錯誤的事情就都歸他。這怎麼行呢？
再講講一九三O年的事情。三O年立三路線來了，集中了紅軍的主力想奪取武漢。那時，紅軍形勢很好，在江西佔領了十幾個縣，贛西整個地區都被紅軍控制了。當時，大家主張先打開南昌，再打武漢。在這一要作重大決策的關鍵時刻，毛主席卻敏銳地看出了形勢變化的苗頭，他看出軍閥戰爭很快就要停了，蔣介石會集中兵力來對付紅軍，這個問題當時只有他看出來了。他就派週以栗同志到紅三軍團去說服彭德懷同志，不要冒進打南昌，部隊要迅速東過贛江回到老根據地，當敵人進攻時再消滅它。經過一個多月，才把彭德懷同志他們說服，將部隊撤回老根據地。那時，我們的偵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過看報紙，分析出國民黨要向我們大舉進攻。這又是一個關鍵性的決策。紅軍能夠粉碎敵人的一、二、三次“圍剿”，就是這個決策的結果。如果當時不回到蘇區，而在敵占區同敵人作戰，那麼情況怎麼樣，就很難說了，很可能打得一塌糊塗。
一九三一年，根據毛主席“誘敵深入”的方針，將第一次“圍剿”粉碎以後，黨中央派項英、王稼祥等幾位同志到了蘇區，組成了中央局，下面建立了軍事委員會。項英同志當了中央局的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毛主席當軍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不再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兼總前委書記的職務；朱老總也當軍委副主席。這是在上海的中央決定的。緊接著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就來了，蔣介石採取“步步為營”的方法，築堡前進。項英沒有什麼作戰經驗，他主張跑，要離開蘇區，把紅軍帶走。開始，就毛主席一個人反對項英的逃跑主義，反對離開蘇區，主張就地打仗。爭論了大約有一個多月、後來得到較多的人支持，認為這樣可以打垮敵人“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但也沒有做出什麼結論。
可是敵人已經進到了江西的富田和東固一帶，東固的山上堡壘都修起來了，情況非常緊急，毛主席便果斷地下令出擊。毛主席寫了一首《漁家傲》的詞裡面講“七百裡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就是寫當時的情況。一下子把敵人的幾個師消滅掉了。敵人公秉蕃的二十八師是我們三軍團打的，把公秉蕃給活捉了。毛主席當時以政治部主任的名義下命令指揮了部隊。別人沒有辦法嘛！如果實行項英的辦法，那就糟糕了，紅軍就要離開中央蘇區，根據地就會丟掉。在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的決策比任何人都要高明，這是明擺著的鐵的歷史事實。這段歷史毛主席不好講，別的人也沒有講。所以，很多同志都不知道。第三次反“圍剿”時沒有爭論了，完全聽毛主席的。因為經過前兩次反“圍剿”，毛主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三次“圍剿”時，“九一八”事變發生了。中央的大多數同志從上海到了中央蘇區，周恩來同志擔任了中央局書記。這時形勢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圍剿被粉碎後，毛主席把紅軍的主要力量用來進行鞏固根據地的鬥爭，在兩三個月時間裡打了幾十個土圍子，把根據地中的白色據點全部清除，中央蘇區形勢非常好。另一方面，因為上海戰爭爆發，蔣介石既要對付日本人，又要對付內部的不同力量，處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共產國際也給我們提出了組織國防政府的口號。那時我們沒有經驗，沒有註意這件事。當時，黨內又發生了一些爭論、毛主席提出的戰略方針是：紅軍除留一部分在蘇區外，主力應同贛東北打通聯繫，發展閩、浙、贛地區，口號是支持十九路軍抗戰。而中央局的同志提出了另外的一套方針，要“爭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要“奪取中心城市”。
這兩種意見爭論不休，直到毛主席又被趕下台。後來毛主席寫了一篇《論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裡面講的許多問題就是這個時期的爭論。恩來同志當中央局書記，兼總政治委員，指揮作戰，曾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後來共產國際又派李德來幫助中央指揮軍隊。三三年博古也來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佔了統治地位，排斥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和軍事指揮權。把毛主席搞下台的結果是把整個中央蘇區都丟掉了。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出發時有八萬人，過草地時就剩了兩萬人，到陝北時只剩下了六千人。留在中央蘇區的幾萬武裝，最後只剩下陳毅、項英等同志帶的很少一些人了。同志們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創建了那樣大的蘇區，毛主席一離開領導，革命就受到這樣大的損失。毛主席在三二年下台以後，幾年當中只能搞點調查研究，填填詞，寫寫字，看點書，名義上當個蘇維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毫無發言權”。 《大柏地》、《會昌》這些詞都是這時候填的。
長征開始了，在廣西戰鬥遭受損失後，大概是在貴州的黎平縣，毛主席才開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慮我們的領導問題。後來在道義會議上，他的決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道義會議的情況是毛主席到三軍團親自傳達的，我聽到傳達後很不滿足。因為道義會議上毛主席只批判了軍事路線的錯誤，沒有批判政治路線的錯誤。中央領導改組時，毛主席只當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是洛甫同志，我覺得這樣做還不夠。經過了半年多實踐。我才放棄原來的看法。才懂得不談政治路線，只談軍事上的指揮錯誤，傷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於團結。當時就是博古、李德這兩個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領導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內。特別到了同張國素作鬥爭的時候，我才更加認識到毛主席這個決策的無比正確。假如，在道義會議上提出政治路線問題，那傷害的同志就多了。因為，當時政治局的委員原來都是擁護錯誤路線的，那就會搞得好多同志情緒不高，會對革命事業不利。而軍事鬥爭是當時決定革命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紅軍的處境又非常危險。毛主席這樣決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慮軍事上的問題，又維護了黨的團結。這樣後來同張國燾的軍閥主義、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鬥爭時、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完全團結一致。
同張國燾的鬥爭又是一個關係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一、四方面軍懋功匯合進，四方面軍有八萬多人。張國燾自以為人多槍多，想強迫中央按他的路線乾，甚至要謀害毛主席和張聞天、周恩來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反對張國傑的逃跑主義，果斷地帶著一、三軍團等部隊北上，到達陝北；而是按張國燾那條路線走，那麼紅軍就可能全軍覆沒。在張國燾的那條路線下，四方面軍八萬人加上一方面軍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區苦戰一年多，人員減少到三萬。在朱德、任強時、賀龍、徐向前以及四方面軍許多同志的共同鬥爭下，張國燾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張國燾又主張西征，結果又損失了兩萬人，最後，四方面軍僅剩萬把人到了陝北。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採取和平解決的方針，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又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英明決策。
抗戰時期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共產國際和我們的觀點是不一樣的，讓我們“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但是毛主席一句不講共產國際的問題，既保持了同共產國際的團結，又堅持了我們獨立自主的統一戰線政策。這個時期中，毛主席對如何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如何深入敵後，開闢抗日根據地等問題，都有一系列決策。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領導下，我們黨和軍隊大大發展起來。項英等同志不肯執行毛主席讓他們過長江挺進敵後的指示，招致了皖南事變的慘痛失敗。陳毅同志執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將部隊帶到長江以北，隊伍就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解放戰爭時期，斯大林擔心我們打不贏，曾讓我們和國民黨搞聯合政府，讓我們交出武裝，改編為國防軍，以換取在聯合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頂住了，提出“寸土不讓”、“一條槍也不交”的方針，並親自指揮了許多重大決戰，僅用了不到四年的時間就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解決所有製問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等等，毛主席的決策都是正確的，些情況同志們都清楚，我就不詳細講了。
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遠遠不止我講的這些。我講這些歷史，只是想具體說明：小平同志講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絕不是頌揚、溢美之詞，而是對歷史公正的科學的論斷。這樣講，並不是把毛主席捧為救世主，也不是抹殺其他革命考的功勞。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多次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這是我們黨內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擬的。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點．有錯誤，甚至有某些嚴重錯誤。現在我們黨糾正這些錯誤，總結我們奪取政權以來的經驗教訓當然必要是的。但我們應當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我記得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赫魯曉夫那個秘密報告送到我們中央，中央討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毛主席給我們念了一首杜甫的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王、楊、盧、駱是指唐初文壇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當時盛行駢體文，王勃《滕王閣序》、駱賓王的《討武氏檄》部是有名的駢體文。到唐朝中葉杜甫那個時代，反對駢體文，提倡古文，很多人寫文章罵王、楊、盧、駱。杜甫是有點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他這首詩的意思是：王勃等四人的文章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體裁，現在一些人輕薄地批判恥笑他們，將來你們這些人身死名滅之後，王、揚、盧、駱的文章，卻會像萬古不廢的江河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念這首詩，是針對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問題。我想，這首詩今天仍值得我們藉鑑，使人們注意不要以輕薄的態度來評論毛主席。
我認為．毛主席後期的錯誤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在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完成三大改造之後，沒有及時地、明確地把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並且在具體的經濟建設工作中犯了貪多圖快的急性病錯誤。另一條是他把許多人民內部的矛盾當作敵我矛盾，提出了一套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理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並且用對敵鬥爭的方式來處理黨內鬥爭，結果被壞人鑽了空子，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當然，如果細算起來，可能還有許多別的錯誤。但那些錯誤基本上是從這兩條錯誤派生出來的。
有的同志把建國以來我們黨犯的所有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歷史事實，也違背了小平同志講話的精神。小平同志講了包括他自己在內，我們這些老同志都是有責任的。有一個同誌曾問我：“不讓毛主席一個人承擔錯誤的責任，你承擔不承擔？”我說：“我也要承擔一些責任。但對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擔責任，因為那時我已不參加中央的工作，沒有發言權了。”我認為：凡是我有發言權的時候，我沒有發表意見反對錯誤的決定，那麼事後我就不能推卸對錯誤的責任。
比如反右派擴大化，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麼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國為什麼錯劃了那樣多右派？我看各級黨委都要負一定的責任。大躍進中，許多做具體工作的人盲目地浮誇，將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同志們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躍進、五九年廬山會議、提出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決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錯誤地開除劉少奇同志的黨籍等等，哪一次不是開中央全會舉手通過決議的？如果中央委員多數都不贊成，各級領導幹部都不贊成，毛主席一個人怎麼能犯那樣大的錯誤呢？當然，毛主席是要負領導的責任。過去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都盡了一份責任，功勞大家有份。現在把錯誤卻都算到毛主席一個人身上，好像我們沒有份，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們大家來分擔責任，那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毛主席的擔子也就輕了。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業還要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來幹。我們多從自己方面總結經驗教訓，只會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為人民工作。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錯誤，原因很多，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與社會原因。在我們這樣一個貧窮落後、人口眾多的大國搞社會主義，實在是一件艱鉅的事業。直到今天，在我們面前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問題，我們仍在不斷摸索，也還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這個問題我不多講。我只想簡單地談一下毛主席犯錯誤的個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們應該採取的態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謹慎了，接觸實際、接觸群眾少了，民主作風差了等等，這些都是他犯錯誤的原因。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年齡大了，又沒有及時引退。同志們可能會說，他犯某些錯誤對只有六十多歲，文化革命開始時也只有七十多歲呀！
同志們要知道，毛主席為人民的事業是緊張操心了一輩子的，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就苦心焦慮、經常晝夜不眠地考慮問題。五八年我同他接觸時就感到他雖然只有六十多歲，但腦子已經緊張過度了。腦子緊張過度了，就要出亂子。我現在就有這個體會，腦子一緊張，說話就沒有分寸了，老人家如果及早引退，那就是世界上完美的大革命家。但是他晚年的雄心壯志仍非常之大，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之內辦到。結果就出了一些想入非非的亂子。儘管這些亂子給黨和人民帶來了不幸和創傷，但從他的本意來講，還是想把人民的事情辦好，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他為了這個理想操勞了一輩子。因此，在我們糾正他所犯的錯誤，總結經驗時，還是應該抱著愛護、尊敬的心情來諒解老人家。
有些同志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憤慨的話，有的人甚至把毛主席說的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樣做對我們的黨和國家是非常不利的。我並不是說，講憤慨的話就是出於惡意，憤慨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那些受過打擊、坐過牢的同志對毛主席有憤慨情緒更可以理解。大家都知道，在毛主席晚期我也吃了些苦頭。但我覺得，對於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更不能從我們個人的利害得失、個人的憤慨不平出發。我們只能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害、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害出發，從怎樣做才有利於我們的子孫後代、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出發來考慮問題。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像徵。醜化、歪曲毛主席，就是醜化我們的黨和國家。那樣做，會危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現在國內外的敵對力量都希望我們把毛主席搞臭，把人們的思想搞亂，把我們國家引向資本主義。人民內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那些人唱同樣的調子，這是很值得警惕的。
毛主席逝世了，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極因素。他的消極因素是暫時起作用的東西，經過我們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澤東思想卻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現在有些人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或是要批判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認為這樣做是危險的、是要吃虧的、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我聽說，現在有人在批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的這篇講話無非是說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與我們現在講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在實質上是一個意思。怎麼能把這兩個提法對立起來呢？離開了工農兵還談得上什麼人民？搞社會主義搞四化難道不是無產階級政治嗎？
文藝界這幾年出現了一大批好作品，對革命事業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確有人打著思想解放的幌子，否定毛主席的文藝思想。他們不願為占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服務，不願為廣大的工人服務、也不為勤勉工作的廣大知識分子服務、不為四化服務，而對香港、日本、美國的一些不大高明、甚至趣味低級的貨色傾心嚮往。我國正處於非常艱難地開創新路、建設四化的階段，國家對外開放，向人民介紹外國，學人家的長處，應多介紹這些國家創業時期艱苦奮鬥的事蹟和精神；多介紹世界上科學家獻身事業、造福人類的事蹟和精神。要注意現在許多青年人有一種只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質享受，甚至迷戀其腐朽東西的傾向。文藝創作和文藝介紹拿什麼樣的精神食糧給中國人民？拿什麼來影響教育青年一代？這是我們必須認真考慮的。
我們要設想一下，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拿什麼東西來代替呢？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佔統治地位長達二千年之久的是孔夫子的思想。這個思想經過民主革命後將近六十年時間，在我們國家已經起不了多少作用了。另一種思想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三民主義，對中國民主革命起過積極的作用。很多老一代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內，在青年時代就信仰過三民主義，但是，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相比，則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近代中國的歷史證明，只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從建黨起就是用馬列主義的旗幟來號召、團結、組織中國人民起來鬥爭。後來毛主席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領導並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實踐，寫了一系列的著作，產生了毛澤東思想，成為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武器。我們都感到她對於我們更親切、更行之有效。她是我們千百萬共產黨員用血汗凝成的寶貴財富。我們這樣大的一個黨，這樣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總要有個思想武器作指導。有些人要丟掉我們自己的寶貴財富，難道要請孔夫子、三民主義回來？那是過去的歷史已經證明過了時和行不通的！如果既不請孔夫子，又不請三民主義，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一套搞來呢？
我看是絕對不行的。我完全不是一個閉關主義者，我們要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比如科學技術、企業管理的科學方法等等。但是，在社會科學這個方面，我們絕不能搞他們那一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為資本主義私有製服務的，不可能為我們社會主義公有製服務。現在有些人就是崇拜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生活水平是比我們高，但資本主義已經搞了幾百年了，而我們只搞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當然，如果我們少犯些錯誤，情況會好得多。不要把西方都講得那麼漂亮，那裡黑暗的東西多得很。 《參考消息》上有一段講美國黑手黨的“生產”，一九七九年收入為一千五百億美元，純利潤就有五百億，僅次於石油企業的產值。那是些什麼玩藝呢？就是搞海洛因、鴉片煙那些毒品，搞賭博、妓女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如果我們的國家也搞成這個樣子，怎麼得了呢？丟掉了毛澤東思想，造成黨和人民的思想混亂，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可能變質，子孫後代就會受罪。要看到這個危險。
有的同志說，只提馬列主義就行了。持這種意見的同志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發展了的馬列主義。他在各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科學體系。我們中國共產競人曾經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為人民做出過偉大的貢獻，鍛煉出我們黨自己的風格。今天，我們要團結人民、戰勝敵人、聚精會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還要靠毛澤東思想。比如，要糾正黨內不正之風，就要靠毛主席長期倡導的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自我批評以及艱苦奮鬥等一系列傳統作風。不能因為我們今天執政，當了“官”，就丟掉這一套原則，貪圖享受，吃喝玩樂，看一些烏七八糟的電影。不要以為這是生活小事，這樣的風氣不能製止，我們就會脫離群眾，就會腐敗下去。
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宗旨、原則將長期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這是寫在我們黨章和《準則》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則。一些人違反黨章、違反中央的原則，詆毀毛澤東思想，又沒有本事拿出一套更好的東西來！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一切真正為人民的事業而奮鬥的共產黨員，要同詆毀毛澤東思想、醜化毛澤東同志形像的現像作鬥爭，以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現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一個“信仰危機”的問題，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沒有出路。我看我們國家也存在這個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鬥爭中樹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並以此團結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我們不能輕率地毀滅自己的信仰。當然，我不是說毛主席的每一句話都正確、都有用。毛主席的某些話講錯了或是過時了，但他的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則卻將永遠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武器，指導我們不斷將革命推向前進。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有一個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我們不應苛求前人，只能通過我們後人的鬥爭實踐糾正前人的錯誤並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面光輝的旗幟上寫下新的篇章。這個問題我就講到這裡。我的話可能對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請同志們對於一個有幾十年生活經歷的老年人的講話給予考慮，想想是否有幾分道理。
2009年12月29日
市場經濟對窮人未必是好東西
別碰窮人的傻錢(2009-10-29 11:59:2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0fr53.html
盧麒元
錢，原本是沒有靈性的。
前些日子，第一次聽到“傻錢”這個概念。有人將市場瘋狂解釋為傻錢氾濫。細細詢問後才知，“傻錢”大約是指窮人用於投資的錢。
筆者久久不能平靜。
錢之所以傻，當然是因為人傻。人之所以傻，卻是因為窮。這是什麼邏輯？
再往深處想，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中國大小騙子之所以可以輕易得手，並非中國的窮人太傻，而是中國的金融體係出了問題。可能是很大的問題。
金融體系的整體流氓化，是導致“傻錢”出現的直接原因。然而，這並非導致“傻錢”出現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製度和政策。錢是可以放在家裡的，錢也是可以存在銀行的。錢之所以迫不及待的離家出走，變成“傻錢”，是因為強烈的通貨膨脹預期。
何謂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就是將存錢者變成傻瓜的金融政策！三十年前，兩萬元可以買一套房，三十年後，只能買一平方米。同理可證，通貨膨脹就是將借錢者變成精瓜的金融政策！只要能貸到款，只要囤積，甭管是什麼東西，早晚會發達的。窮人因為窮，所以要存錢；窮人因為窮，所以借不到錢。通貨膨脹就將窮人變成了傻瓜！傻瓜有其他辦法嗎？手裡握著一天不如一天的紙幣，他們被逼到只能買樓和買股的地步了。將傻瓜逼進賭場，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筆者因為工作需要常常要閱讀招股說明書。如果你認真閱讀招股說明書，你會驚奇地發現，中國的雷鋒似乎並未消失，而且他們全都集結在了金融行業中。這確實很諷刺！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不自稱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因為他們承認資本主義仍然存在資本利得這一現實。換句話說，他們很清楚，資本主義客觀存在不勞而獲的食利者階級。食利者更像是流氓而不會更像雷鋒。正因為如此，他們有一套嚴格保護普通勞動者的製度和政策。老實說，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對付流氓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絕對不會告知國民：股市有風險，入市須謹慎。因為，那相當於說：街上有流氓，上街須謹慎。這還像是政府說的話嗎！納稅人供養政府難道不是用來抓流氓的嗎？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不將治理通貨膨脹作為政府的首要工作。道理非常簡單，保護國民生命財產安全當然是政府的首要任務。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難道不懂得保發展和保穩定的道理嗎？當然懂得。發展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國民財富而不是減少；穩定的目的是為了國民財富不受侵犯而不是相反。通貨膨脹從來都是國民財富的首要威脅。所以，遏制通貨膨脹就是保發展和保穩定。當一國央行的興趣在於GDP的時候，難道還不恐怖嗎？
筆者不由得想起了北宋的宰相王安石同志。當年這位北宋的宰相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採取了一些均輸平準之類的金融改革。改革觸動了利益集團的利益，結果王安石變法半途而廢，本人還被利益集團整得了個半死。王安石同志個人進退或許並不重要。要命的是，富甲天下的北宋小朝廷，雖拼命四處進貢卻終不得安寧。內憂不斷，外患連綿，喪權辱國。
在製度不對稱、政策不對稱、信息不對稱的大環境下，市場經濟對於窮人而言，未必一定是好東西。
筆者很困惑。政府既然無意於管理通貨膨脹，又何必要開創業板呢？開放賭場不更好嗎？那樣，將來老百姓至少不會恨政府的。
筆者很驚訝。利益集團真的就這樣愚蠢嗎？難道就沒聽說過盜亦有道嗎？窮人是那樣的窮，就剩下一點點活命的錢，你們還要騙嗎？你們不怕天遣，難道也不怕造反嗎？
別碰窮人的傻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0fr53.html
盧麒元
錢，原本是沒有靈性的。
前些日子，第一次聽到“傻錢”這個概念。有人將市場瘋狂解釋為傻錢氾濫。細細詢問後才知，“傻錢”大約是指窮人用於投資的錢。
筆者久久不能平靜。
錢之所以傻，當然是因為人傻。人之所以傻，卻是因為窮。這是什麼邏輯？
再往深處想，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中國大小騙子之所以可以輕易得手，並非中國的窮人太傻，而是中國的金融體係出了問題。可能是很大的問題。
金融體系的整體流氓化，是導致“傻錢”出現的直接原因。然而，這並非導致“傻錢”出現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製度和政策。錢是可以放在家裡的，錢也是可以存在銀行的。錢之所以迫不及待的離家出走，變成“傻錢”，是因為強烈的通貨膨脹預期。
何謂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就是將存錢者變成傻瓜的金融政策！三十年前，兩萬元可以買一套房，三十年後，只能買一平方米。同理可證，通貨膨脹就是將借錢者變成精瓜的金融政策！只要能貸到款，只要囤積，甭管是什麼東西，早晚會發達的。窮人因為窮，所以要存錢；窮人因為窮，所以借不到錢。通貨膨脹就將窮人變成了傻瓜！傻瓜有其他辦法嗎？手裡握著一天不如一天的紙幣，他們被逼到只能買樓和買股的地步了。將傻瓜逼進賭場，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筆者因為工作需要常常要閱讀招股說明書。如果你認真閱讀招股說明書，你會驚奇地發現，中國的雷鋒似乎並未消失，而且他們全都集結在了金融行業中。這確實很諷刺！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不自稱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因為他們承認資本主義仍然存在資本利得這一現實。換句話說，他們很清楚，資本主義客觀存在不勞而獲的食利者階級。食利者更像是流氓而不會更像雷鋒。正因為如此，他們有一套嚴格保護普通勞動者的製度和政策。老實說，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對付流氓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絕對不會告知國民：股市有風險，入市須謹慎。因為，那相當於說：街上有流氓，上街須謹慎。這還像是政府說的話嗎！納稅人供養政府難道不是用來抓流氓的嗎？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不將治理通貨膨脹作為政府的首要工作。道理非常簡單，保護國民生命財產安全當然是政府的首要任務。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難道不懂得保發展和保穩定的道理嗎？當然懂得。發展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國民財富而不是減少；穩定的目的是為了國民財富不受侵犯而不是相反。通貨膨脹從來都是國民財富的首要威脅。所以，遏制通貨膨脹就是保發展和保穩定。當一國央行的興趣在於GDP的時候，難道還不恐怖嗎？
筆者不由得想起了北宋的宰相王安石同志。當年這位北宋的宰相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採取了一些均輸平準之類的金融改革。改革觸動了利益集團的利益，結果王安石變法半途而廢，本人還被利益集團整得了個半死。王安石同志個人進退或許並不重要。要命的是，富甲天下的北宋小朝廷，雖拼命四處進貢卻終不得安寧。內憂不斷，外患連綿，喪權辱國。
在製度不對稱、政策不對稱、信息不對稱的大環境下，市場經濟對於窮人而言，未必一定是好東西。
筆者很困惑。政府既然無意於管理通貨膨脹，又何必要開創業板呢？開放賭場不更好嗎？那樣，將來老百姓至少不會恨政府的。
筆者很驚訝。利益集團真的就這樣愚蠢嗎？難道就沒聽說過盜亦有道嗎？窮人是那樣的窮，就剩下一點點活命的錢，你們還要騙嗎？你們不怕天遣，難道也不怕造反嗎？
別碰窮人的傻錢！
如夢如幻的金色泡泡
第三次逆城市化(2009-12-29 17:18:19)
盧麒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0gj0t.html
建國六十年來，中國曾經出現了兩次逆城市化現像。第一次是六十年代初期（三年困難時期），城市中的合同工和臨時工大規模返鄉。第二次是七十年代初期（文革中期），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筆者估計，二十一世紀一十年代初期，中國將會出現第三次逆城市化。
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是工業化過程中無法回避的社會現像。所有工業化國家都曾經歷過這個痛苦的過程。中國當然也不能例外。
其中，逆城市化是對過度城市化的自然糾正。
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比較漫長，他們比較好地解決了城市化進程中的制度和政策配套問題。後工業化國家城市化速度太快，往往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其中，南亞和拉美城市化問題尤為嚴重，出現了大量貧民窟，城市化使失地農民處於極其悲慘的境地。
中國的城市化問題已經十分嚴峻了。
中國農民在廉價失去土地的同時，沒有獲得城市身份，沒有獲得資本補償，沒有獲得福利保障。他們成為徘徊在城市邊緣的流浪者。他們的名字叫農民工。要知道，那是數億人口規模的流浪者啊！
中國的城市正在迅速異化。一邊是天堂，一邊是地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中國城市的房地產就是這種異化的產物。城市人可能擁有數套住宅；農民工三輩子掙不到一間瓦房。
中國的管理層當然不懂得逆城市化的原理了。就如同他們從來就不明白城市化的原理一樣。他們正沉浸在有心人安排的城市化的童話之中。他們的感覺很輝煌。他們正在盡情享受金色泡泡的輝煌。
逆城市化的直接原因在於劇烈的通貨膨脹。逆城市化的本質是嚴重的分配失衡。逆城市化往往伴隨著大蕭條。
2009年，中國激進的貨幣政策已經為劇烈的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2009年，中國畸形的財政政策進一步惡化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令人恐懼的大蕭條正在步步逼近。然而，就在2010年到來之際，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改進的跡像。一片鶯歌燕舞，到處潺潺流水。
中國再也不是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初了。中國如果再次發生逆城市化，將不會是安靜的和有序的。那將是一次殘酷的再分配過程。
很多人以為，逆城市化僅僅是傷害農民工的利益。其實，受到嚴重傷害的將不僅僅是農民工。那些被城市化綁架了的中產階級將會更受傷。他們很有可能大規模破產，重新淪為城市貧民。
看著如夢如幻的金色泡泡，看著泡泡中天真無邪的笑臉，筆者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自求多福吧！
盧麒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0gj0t.html
建國六十年來，中國曾經出現了兩次逆城市化現像。第一次是六十年代初期（三年困難時期），城市中的合同工和臨時工大規模返鄉。第二次是七十年代初期（文革中期），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筆者估計，二十一世紀一十年代初期，中國將會出現第三次逆城市化。
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是工業化過程中無法回避的社會現像。所有工業化國家都曾經歷過這個痛苦的過程。中國當然也不能例外。
其中，逆城市化是對過度城市化的自然糾正。
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比較漫長，他們比較好地解決了城市化進程中的制度和政策配套問題。後工業化國家城市化速度太快，往往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其中，南亞和拉美城市化問題尤為嚴重，出現了大量貧民窟，城市化使失地農民處於極其悲慘的境地。
中國的城市化問題已經十分嚴峻了。
中國農民在廉價失去土地的同時，沒有獲得城市身份，沒有獲得資本補償，沒有獲得福利保障。他們成為徘徊在城市邊緣的流浪者。他們的名字叫農民工。要知道，那是數億人口規模的流浪者啊！
中國的城市正在迅速異化。一邊是天堂，一邊是地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中國城市的房地產就是這種異化的產物。城市人可能擁有數套住宅；農民工三輩子掙不到一間瓦房。
中國的管理層當然不懂得逆城市化的原理了。就如同他們從來就不明白城市化的原理一樣。他們正沉浸在有心人安排的城市化的童話之中。他們的感覺很輝煌。他們正在盡情享受金色泡泡的輝煌。
逆城市化的直接原因在於劇烈的通貨膨脹。逆城市化的本質是嚴重的分配失衡。逆城市化往往伴隨著大蕭條。
2009年，中國激進的貨幣政策已經為劇烈的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2009年，中國畸形的財政政策進一步惡化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令人恐懼的大蕭條正在步步逼近。然而，就在2010年到來之際，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改進的跡像。一片鶯歌燕舞，到處潺潺流水。
中國再也不是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初了。中國如果再次發生逆城市化，將不會是安靜的和有序的。那將是一次殘酷的再分配過程。
很多人以為，逆城市化僅僅是傷害農民工的利益。其實，受到嚴重傷害的將不僅僅是農民工。那些被城市化綁架了的中產階級將會更受傷。他們很有可能大規模破產，重新淪為城市貧民。
看著如夢如幻的金色泡泡，看著泡泡中天真無邪的笑臉，筆者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自求多福吧！
2009年12月28日
大話高盛真相
郎咸平、李德林大話高盛真相
作者：郎咸平 李德林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2-28
http://www.wyzxsx.com
郎咸平、李德林大話高盛真相
選自《財經郎眼：高盛的幽靈》
精彩摘錄：
1.高盛，華爾街的幽靈，泡沫製造專家，金融核彈。
1.1“一直在背後操縱這一切”
主持人：生活無處不經濟，郎眼看來不尋常。郎教授，咱們今天請來的是媒體上稱為最尖銳的財經作家，李德林老師，請李老師來，是因為李老師最近出了本書，叫《幹掉一切對手——看高盛如何算贏世界》，寫高盛的，其實我們這個節目聊到今天，半年了，聊了很多個話題，很多個問題領域，都有一個幽靈，一個華爾街的幽靈在來回游盪。 （郎咸平：一直在背後操縱這一切。）這就是您說的高盛，我們看起來很熟悉， 我們看起來很熟悉，其實很多人都很陌生。
畫外音：成立於1869年的高盛集團，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最有權勢的投資銀行。從當年的馬夫門麵店到今天的華爾街大佬，從一間地下室、一個僱員到如今上萬億美元資產的影子操控者，高盛經歷了數次的風雨沉浮，走過一個多世紀灑滿鮮血的征途，終於站在了全球金融的巔峰。從1929年起，世界上任何一次大蕭條和對美國之外的國家的狙擊，高盛都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從高科技股到高油價，高盛主導了大蕭條後的每一次市場操作。現在，高盛又要開始行動了。
2．郎咸平：高盛這種銀行它的主要策略是什麼？就是說事先布好局了，然後再過一陣子就開始狙擊你。
2.1“而高盛跟匯豐是冤家。”
主持人：高盛號稱是泡沫製造專家，沒有誰比它更會製造泡沫，也沒有誰比它更會引爆金融核彈，用教授的話，金融核彈。包括最近這次迪拜危機，咱們先小小的自戀一下，咱們節目又預言正確。沒什麼大不了的，阿布扎比100億美元投過來以後，早就知道它會這麼做的。但是迪拜危機背後，隱性的權力和關聯很值得研究。李老師最近寫篇文章說迪拜危機是高盛和奧巴馬的國際陰謀。
李德林：為什麼我說高盛在其中是一個推手，這一次第一個跳出來對迪拜的債務延期的是日本的三井銀行，這個銀行的大股東之一就是高盛。
郎咸平：它們是在一起，沒錯。
李德林：雖然是延期半年，但是它是傳遞一個信號，這個信號是什麼呢，我給你半年的時間是最後的期限。它沒有錢了，那麼其它的銀行就會逼債。那麼這個時候，歐洲的（銀行）比如說匯豐等等這些銀行，它們就來全力的找迪拜要錢，高盛它得到一個什麼效果，像匯豐它就疲於在追債的過程之中，而它的這把尖刀，除了中東的石油，更重要的是打擊歐元區經濟。
主持人：都催債，都要錢，三井也要錢，匯豐也要錢，為什麼就能打擊匯豐呢？
李德林：因為匯豐在迪拜的投資，除了我們現在看到的160億，這個衍生品的里面，還有大量的沒有暴露。
主持人：而高盛跟匯豐是冤家。
郎咸平：對，對，沒錯。
李德林：每一次匯豐出現問題，高盛所謂的名牌分析師，都會站出來第一個跳出說，它有多少的風險，必須計提多少，會對它有多大的影響。
主持人：包括教授以前也談到說，香港金管局任志剛，他不也是說匯豐的股價受操縱。
2.2“它現在的操縱是很英明的”
郎咸平：高盛這種銀行它的主要策略是什麼？就是說事先布好局了，然後再過一陣子就開始狙擊你。然後就從中獲利，它就是這麼一家公司。是非常可怕的，比如說它賣空，包括你剛剛講的匯豐銀行，迪拜世界，它是怎麼樣，它事先是賣空。什麼叫賣空呢，就是我今天向證券公司借出一張股票，擁今天的價格100塊賣掉。明天股價跌到70，我再買回來，還給證券公司，我是100塊賣的，70塊買的，我就賺差價，所以高盛賣空，什麼意思呢，就是賭股價跌。我讓股價跌的話，它一定事先賣空一大堆股票。然後突然發布壞消息，股價嘩一跌，它就大賺一筆，這是它幹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你看所謂高盛發布這個消息，就很有意思，高盛經常發布消息，每次發布消息之後，它就會一系列跟上來的市場運作。
郎咸平：但是高盛在美國它不敢。它就敢在亞洲、在歐洲、在中東國家玩。在美國它太害怕了。常常被抓、被罰，他只要一被抓、一被罰，馬上我投降，我投降。
李德林：但是這一次你說迪拜引起的歐洲歐元區危機，比如希臘它沒有直接跳出來，它是讓南非標準銀行，這個銀行你看我們在之前很少聽到它大肆的觀點，沒有，但是它這一次它跳出來了。說這個希臘跟愛爾蘭等國可能會因為它的財務問題、債務危機，退出歐元這個聯盟，那這個是很可怕的，為什麼我說高盛是在操縱這個。因為高盛它是中國工商銀行的戰略投資者的最大股東。現在都依然持有133億股的中國工商銀行（股份）。而中國工商銀行同時又是南非標準銀行的大股東，20%以上。當初工商銀行收購南非標準銀行，就是高盛做的首席財務顧問。這一次南非站出來一說，馬上歐洲人就受不了了。
郎咸平：然後它循線一追發現是工商銀行，它是大股東，又開始懷疑中國了，然後又開始製裁中國了。
李德林：所以說它現在的操縱是很英明的。
郎咸平：我糾正一下，不是他現在的操縱很英明，而是他一直從19世紀就很英明。只是我們現在變得比較聰明一點，現在我們比較看得懂了。
3. 郎咸平：所以我覺得我們最好跟高盛自清一下，這家公司太可怕了。將來它會造成多大的危險，都很難預料，而且話說回來，你以為他只是搞金融嗎？高盛什麼都搞。我們中國人最重視什麼東西，中國是一個喜歡吃的民族，豬肉就很重要，一個豬它佔了消費者物價指數，就是CPI裡面佔了10%。我現在發現高盛也開始在中國養豬了，控制中國的豬是不可想像的。
3.1“馬上狙擊越南”
主持人：其實剛剛聊了那麼多，你會發現，起碼我們聊到高盛的兩個手法。一個手法所謂就是所謂通過這個信息的披露，或者製造一些概念。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影子操控。它經常會扶植一些傀儡，幫牠來做事情，它在幕後垂簾聽政。剛才說創造概念，其實高盛最喜歡創造一些，比如說針對這些新型市場，它2001年的時候就創造“金磚四國”-BRIC,咱們經常聊，最近又創造一個什麼“新鑽十一國” ，它經常給這些國家鑲鑽點金。
郎咸平：這些國家得意的不得了，包括金磚四國，包括什麼什麼十一國，被高盛一評，這個國家感覺到好像真的在國際上揚眉吐氣了，哪裡知道這是它的策略之一。
李德林：尤其是那個越南，越南剛成為“新鑽十一國”。
主持人：馬上狙擊越南。
李德林：它是給它一個概念，就是把泡沫給它炒起來，最後發布一個報告。比如說高盛，越南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啪，經濟就崩潰了。
郎咸平：我們講話這一剎那，隨時處在崩潰的前沿、邊緣。
主持人：當高盛移走的時候，整個越南通貨膨脹率達到25%。
3.2“控制中國的豬是不可想像的”
郎咸平：所以我覺得我們最好跟高盛自清一下，這家公司太可怕了。將來它會造成多大的危險，都很難預料，而且話說回來，你以為他只是搞金融嗎？高盛什麼都搞。我們中國人最重視什麼東西，中國是一個喜歡吃的民族，豬肉就很重要，一個豬它佔了消費者物價指數，就是CPI裡面佔了10%。我現在發現高盛也開始在中國養豬了，控制中國的豬是不可想像的。它在2004年首先收購了雨潤集團，豬肉下游加工廠。 2006年又以20億元的價格收購了河南雙匯雙匯火腿腸，對對，也是下游加工廠。最近，又搞上游，搞上游搞什麼呢？在湖南、福建收購了幾十個養殖工廠，花了3億美元。現在開始搞中游的渠道，所以高盛是中國幾乎惟一的一家控制這麼龐大產業的一條產業鏈的上、中、下三遊。那你要知道，只要掌控這一條產業鏈，成本就是最低，那麼一個產品價格怎麼決定，通常是由最低成本者所決定的。所以它不需要控制全中國的豬，只有控制這一條，從福建到湖南到安徽到河南，這條產業鏈高效整合，變得非常有效率之後，它就能夠掌控全中國的豬肉。
李德林：比如說我講一個故事，就是重慶打黑案裡面有一個“豬霸”，他這個豬控制重慶市場的70%，大概是220萬噸，這個“豬霸”他所控制的豬，可以供13億中國人民吃兩天，而他控制的70%一上的生豬，他可以影響到中國的生豬指數，也就是說按照郎教授說到例子的話，高盛（掌控的）那幾個省（的豬），跟這個黑社會相比，實力就更加強大。那也就是說，高盛哪一天說我要想從中國套現，那麼好了，你中國的老百姓，你就得買高價豬肉。
郎咸平：你不能不吃豬肉的，中國人不能不吃豬肉的，所以說對這個“豬霸”而言，我們薄熙來打黑有他的必要性。大家不要只是把這個所謂的掃黑，當成一個所謂的黑社會。比如說威脅你一下，開個什麼賭場。
主持人：理解為小混混，
郎咸平：不是這麼簡單的，最可怕的是什麼？是這些黑道操縱著國計民生的一些行業。控制了經濟領域，這是最可怕的事，而且我更怕什麼？當然我沒有證據，我呼籲各級政府注意，高盛這種外資機構會不會跟黑道也掛鉤，這一點你要注意，
主持人：所以我們的企業在多元化的時候，是一種病態心理，海外收購。可是你看高盛這種大的投行，它在做多元化的時候，是扼你這個國際民生，扼住你的咽喉。
郎咸平：人家是什麼水平，那不一樣的。
4.在這個世界上，誰是比爾•蓋茨最害怕的競爭對手？
4.1“比爾•蓋茨說人才，它拿走了最一流的人才”
主持人：所以當2001年的時候，微軟當時如日中天，有記者採訪比爾•蓋茨，在這個世界上你最害怕的競爭對手是誰？他說是高盛。大家說你做的兩個完全不同的行業，高盛跟你有什麼關係？他說為什麼呢，比爾•蓋茨說人才，它拿走了最一流的人才，我們最缺的人才都被高盛拿走了。
郎咸平：高盛招聘人有什麼原則？他找那個最聰明的，看起來比較木訥的，所以你跟他講話，好像水平不是太高的感覺，聰明的不得了，像結巴的、木訥的、看起來比較老實的，它特喜歡，內心極其聰明的那些人。不過我要說一句話，不要對我們中國在高盛做事的中國人有什麼異樣的眼光，那都是跑龍套的，絕對不上檯面的，屬於代理人，你千萬不要太抬舉他們，那些也是很可憐的打工仔。真正掌握高盛權勢的那都不是這些人，都是白皮膚的。
李德林：就是在中國，更多的是乾一種跑腿公關。即使你說他是一個董事總經理，在高盛高盛來說，不算個啥，真的，它的一個小部門裡邊都有好多董事總經理。
郎咸平：而且高盛整層樓裡面，一層樓都是副總裁，再一層樓就是董事總經理。
主持人：所以一個磚頭砸下來，十個人，九個副總裁，一個總裁助理。
李德林：大概就是那麼個意思。
5. 郎咸平：搞了半死之後，AIG的一把手換成高盛的人，美林的一把手換成高盛的人，權力重組，然後還有美聯銀行，也換成高盛的人，證監會的二把手也換成高盛的人，證券交易所也換成高盛的人，期貨交易所也換成高盛的人，甚至兩任的財政部長都是高盛的人。
5.1“誰搞死了雷曼兄弟”
主持人：所以很多人評論高盛說，就像一個在整個經濟版圖上一隻惡鷹，它那種視角特別敏銳，去捕捉利潤的機會。整個世界版圖哪裡有機會，它馬上就飛撲下去，去狙擊這個國度，或者這個行業，咱們掰著指頭算，能數得過來的這些泡沫，這些金融危機，全有高盛的身影，咱們可以倒著往前數，越南這是最近發生的一個，包括最近炒作金融危機這個背景，就是您書上這段話，誰搞死了雷曼兄弟？
郎咸平：高盛嘛，還用懷疑嗎？誰有這種水平呢？
李德林：高盛搞死雷曼更隱秘了，當時，韓國的一家產業要來重組，本來是最有機會的，因為那個銀行的行長是原來雷曼的首爾首席代表。但是高盛沒有直接幹死雷曼，怎麼幹？它讓韓國的國民銀行站出來，說雷曼太爛了，我們不可能重組。事實上，雷曼的總裁併沒有去找他談，而當時的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相當於中國的銀監會，說你看韓國的國民銀行都說雷曼很爛，而產業銀行還要去買。這時候議會的議員跳出來了，說你看這個監管機構，包括其它的銀行都說這麼爛了，你為什麼要去買？好了，你持有雷曼的股票。這個實際上就是高盛的一個策略。而這個議員的背後，實際上高盛拿了大量的資金，給李明博這個集團，讓他們去精選。
5.2“我們每一個老百姓都為美國銀行付出100塊”
郎咸平：這個其實韓國，在中國不一樣嗎？我再舉個例子，我們銀行改革是誰在推動改革的？高盛。高盛過分到什麼地步？全世界沒有這樣子的交易，說我們的中國銀行，你把壞賬全部撇清，然後比如說建行，全部撇清，撇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拿一個乾淨的殼給我們，然後我用賤價買一個你的殼。比如說，用一塊錢買了建行一支股的股票，誰買，到最後安排結果是美國銀行。當了大股東，因此你看，在2007年年底的時候，美國銀行發表聲明說，由於次債危機的影響，它們受到了極大的損失，但是建行的上市他們賺了1300億，你知道什麼概念嗎？那就是說我們每一個老百姓都為美國銀行付出100塊。
主持人：所以你看這個隱秘的權力關聯，說雷曼兄弟同樣是猶太兄弟，說捅你一刀就捅你一刀，搞掉了雷曼，搞掉了貝爾斯登，把AIG弄得半死。
李德林：最後花旗都是高盛的人在做領導。
郎咸平：搞了半死之後，AIG的一把手換成高盛的人，美林的一把手換成高盛的人，權力重組，然後還有美聯銀行，也換成高盛的人，證監會的二把手也換成高盛的人，證券交易所也換成高盛的人，期貨交易所也換成高盛的人，甚至兩任的財政部長都是高盛的人。所以你看人家甚麼水平。
主持人：所以你看高盛，高高在上，盛氣凌人。
郎咸平：所以你看我們中國，這麼一直以來的金融改革，基本上都是什麼，我們聽信了高盛的話，我們聽信了高盛的話，才碰到這麼大的麻煩。到最後什麼結果呢，完全圖利了高盛的兄弟姐妹，我們自己老百姓承受巨大的損失，這就是你跟高盛為伍的下場。你是它的一顆棋子，你在被它玩，還坑你一把，這個兄弟特不地道。
6. 李德林：其實這個高盛，一開始它是捧兩個。一個捧的是希拉里，另外一個就是奧巴馬，當然他的賭註一開始的重點還是押在奧巴馬。
6.1“1億對他們的利潤來說很少”
主持人：而你回頭看歷史，咱們剛才聊到越南。聊到雷曼兄弟這次金融海嘯，再往前追溯，比如最近的2000年，納斯達克高科技股泡沫的爆破，那也是高盛，當時納斯達克損失了5萬億美元，高盛才罰了1億美元。它搞了5萬億的蒸發。
郎咸平：當時美國證監會這個法官說，你們有這種嫌疑，事先先買好股票，然後吹捧泡沫，拋售賺了一筆，你們自吹自擂，因此我們懷疑你有問題，按照美國《證券交易法》的規定，只要你宣布投降的話，它就不會再進行調查了，證監會可以因此而結案。你呢，也不會受到懲罰，所以一抓到高盛，他們聰明的不得了，馬上投降，我錯了，我錯了，然後交1億美元就沒事兒了。
李德林:1億對他們的利潤來說很少。
主持人：當時網絡科技股泡沫破滅的時候，當時高盛也是威名啊，當時叫什麼，叫網絡股IPO之王，當時那是一個很火的公司。再往前追溯，日本，咱們聊過，日經指數的對賭，一個金融核彈，二十年的蕭條。也是高盛點起來的。再往前追溯，大家都熟悉的1929年大蕭條，很多人不理解，1929年大蕭條也有高盛的（份兒）。
李德林：他們當時在水牛街發的一些所謂的債券，其實那個時候很弱智了，我現在看來。他就是發一個債券，說我這個抵押給你，從一百最後炒到幾百塊到五百多，最後一下子破了，最後跌到多少，跌到一塊錢就相當於啥都沒有。高盛在這一次里當然也有損失，以它那個損失帶動的是整個華爾街，整個美國經濟大蕭條，當時的胡佛總統為此下台，也就是說他的這個操縱，是可以影響到政治的。
6.2“因為你們都是我選的，你不要搞不清楚。”
主持人：就拿最近一次希拉里的敗北和奧巴馬的上台跟高盛也有莫大的關係。
李德林：其實這個高盛，一開始它是捧兩個。一個捧的是希拉里，另外一個就是奧巴馬，當然他的賭註一開始的重點還是押在奧巴馬。實際上希拉里是有很大前途的，她在五月份的時候，甚至一度趕上了奧巴馬，但是希拉里她有點急功近利，她手上沒有牌，她就拋出了國會的一個報告，石油牌，希拉里的報告說的很明確，高盛在裡面賺了多少多少億，20多億嘛，就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這個時候就讓高盛很被動，大家都知道高盛在操縱，但是到底賺了多少錢，就一下把高盛的褲衩給扒了下來。
郎咸平：所以說不該講了，講了把高盛得罪了怎麼辦？
李德林：得罪了，那高盛原來的總裁，本身在開家庭會議的時候，都在給希拉里籌集競選基金。突然以後沒有了，全給奧巴馬，奧巴馬就拿了大量的（資金），以高盛、包括布倫伯格，這些猶太人的，還有索羅斯，他們就開始狂推奧巴馬。奧巴馬當然就把麥凱恩給戰勝了，高盛它除了操縱企業，當然都是技術活了，那麼操縱政治，為什麼高盛的CEO被評為十大醜聞人物，排在第一位，奧巴馬說嚴禁他們拿高薪，但是高盛仍然拿高薪，拿他沒辦法，為什麼沒辦法？
郎咸平：因為你們都是我選的，你不要搞不清楚。
7. 李德林：俄羅斯它股價很高，那高盛想要拿它的股權的話，一開始把油價炒上去，炒油價不就是為了炒股價嗎？後來希拉里把褲衩給高盛扒掉了，那高盛得出手鎮壓，石油如果下降一美元的話，俄羅斯（損失）就應該是20億，它的經濟和石油是密切相關的。
7.1“普京想贖回都贖不回來”
主持人：說起希拉里的石油問題，又一個國家站出來了，就是被高盛狙擊的國家俄羅斯。咱們之前聊到俄羅斯，通過油價的操縱把俄羅斯折騰的好慘，多少個企業的股份、資產，被低價的收購，普京想贖回都贖不回來。
李德林：因為當初的股價炒高了，高價抵押出去的，而你貸了大量的款，現在的股價很低，你拿什麼還？根本還不了。
郎咸平：6千億美金，而且他們的俄國鋁業公司，大概25%的股權都抵押出去了，俄羅斯聯通抵押了40%的股權，為什麼呢？原來是當時它們包括高盛等公司一大堆，借錢給你，非常低價，大概年利率才2%、3%左右，那俄羅斯本國利率多少，基準利率13%，去年年底，去年10月份的企業貸款率，是16%到18%，然後這些高盛公司說給你2%，俄羅斯那些人肯定都在想高盛那個傻帽，這麼便宜借給我們，那你要抵押嗎？要。用什麼做抵押，用股票做抵押，我相信俄羅斯一定高盛死了，你們不曉得俄羅斯的股票都是泡沫股票嗎？你要，統統給你。這就是它要的，要什麼，要你俄羅斯的股權，到最後發現俄羅斯被華爾街控股。
李德林：俄羅斯它股價很高，那高盛想要拿它的股權的話，一開始把油價炒上去，炒油價不就是為了炒股價嗎？
郎咸平：就是。
李德林：後來希拉里把褲衩高盛給扒掉了，那高盛得出手鎮壓，石油如果下降一美元的話，俄羅斯（損失）就應該是20億，它的經濟和石油是密切相關的。
7.2“高盛跟美國政府關係之間的曖昧是不可想像的”
郎咸平：高盛跟美國政府關係之間的曖昧是不可想像的，比如說要打壓油價的時候，是誰先講話，是美國政府，美國人說什麼，要舉行國會聽證，調查油價為什麼是147美元一桶，而後華爾街、高盛等等開始進場打壓，這種配合讓你感到恐懼，但是在此前147這個高點，歷史高點之前，高盛又要發言了，說油價能漲到200美元一桶，它都是這樣子的，其實不止它了，它還在我們中國境內，養了很多的馬前卒，比如說羅傑斯就是，他跟著忽悠200塊錢一桶。
主持人：多少人在這個時候殺入市場去囤積原油，虧慘了。
李德林：而事實上我看了一下高盛他的這個操作記錄，它實際上就相當於中國的做莊對倒，它實際上對敲就把油價敲上去了，它的成本很低的，所以所你俄羅斯人，他啪打你一美元下來，你就虧20億，只要是油價跌到20美元一桶以下的話，俄羅斯就是財政赤字，只要跌到40美元一桶一下，俄羅斯還有什麼，國際收支赤字，所以你只要跌到40美元以下，俄羅斯就陷入全國性的危機，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油價應該是30塊，就是要通過油價打壓，讓俄羅斯經濟危機，你再不聽話，我怎麼整治你。
主持人：而高盛跟它的同夥操縱石油操縱的，到2008年的時候，平均每一桶原油在最終的消費掉之前要倒手27次，我們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一個東西，在他們這麼一折騰，倒手27次。
郎咸平：但是高盛除了整治俄國人之外，也沒少整治我們中國人，比如說它和我們的深南電簽訂了一個對賭合同，當時油價100多美元的時候，他們對賭62美元，我相信深南電的領導看到這個合同之後，一定很激動，油價怎麼可能跌到62美元以下呢？也跟俄國人一樣認為高盛是傻帽，如果跌穿62美元呢，當天深南電付給高盛80萬美金，以後每跌一美元，再付40萬美金，好，你自己算一下，最多跌到30塊美金，你虧了多少錢，我們深南電一家國營企業，就替我們國家虧了至少一千多萬美金。
8. 李德林：高盛它做的這個房地產，一開始說房地產有泡沫，最先就是他們高盛在整，在打壓，打壓到後來，它也沒直接進入，它通過走第三方，日本之手來進入。那我們就說，當然中國人有仇日情緒，說這小日本又來搞我們的房地產了，但是事實上，你把日本人的衣服給他剝開，就是高盛。
8.1“那真正死的不是高盛，可能就是我們現在的什麼任志強、潘石屹這些”
主持人：高盛的宗旨叫什麼？叫“長遠上的貪婪”。他們說短期交易的損失，他們是可以容忍的、可以寬容的，但是他們最終追求的是長遠的貪婪，幹掉一切對手，它要算贏整個世界。其實它狙擊中國，除了剛才說的這個跟企業對賭呀，包括石油，其實房地產，高盛佈局中國房地產也是由來已久，1994年高盛叩關，而且高盛的房地產，是美國式的房地產，就是它不直接做房地產，它依靠一個資產管理機構，依靠某個代理人來做房地產。它的整個佈局也是通過日本財團來進入中國房地產。包括我看西安有一個，叫什麼長安城堡大酒店，上海的虹橋公寓，上海的高騰大廈，都是高盛的產權。
李德林：高盛它做的這個房地產，一開始說房地產有泡沫，最先就是他們高盛在整，在打壓，打壓到後來，它也沒直接進入，它通過走第三方日本之手來進入，那我們就說，當然中國人有仇日情緒，說這小日本又來搞我們的房地產了，但是事實上，你把日本人的衣服給他剝開，就是高盛。那麼後來我們明白一個什麼道理，高盛一開始說，這個房地產價格很高，房地產前幾年實際上並不高，我覺得併不高，那這個時候它進來，尋找一個很好的機會，實際上剛才所說的，世界上跟他操縱華爾街的股票是一個道理，低位進來，這個時候你再也沒聽到高盛說任何話了。那當然如果它要套現的時候，那它又會出來發言，說你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怎麼樣，然後拉高。
郎咸平：也就是說它進貨的時候它是不講話的，偷偷摸摸進貨，然後要套現的時候就開始拉抬，拉抬之後我們中國跑去買了，賣給你，它就全部撤資，它對付中國人和對付越南人是一摸一樣的。當初對付越南人就這麼幹的。
李德林：撤資就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就是迪拜，迪拜現在不就是房地產，比如說很多它供給不上，沒有資金，那一旦高盛到時候撤資，那真正死的不是高盛，可能就是我們現在的什麼任志強、潘石屹這些。
主持人：借用巴菲特，當潮退的時候，誰是裸泳者？就是當高盛退的時候，發現我們自己是裸泳者。
郎咸平：對，對，對。
李德林：這些個人現在說沒泡沫，實際上就跟中國“股票黑嘴”，給人抬轎子是一樣的。給高盛高高的抬轎子。
郎咸平：對對，他自己感覺好得不得了，他還不知道他在抬轎子，甚至不知道被高盛利用。
李德林：高盛他實際上最終操縱的就是經濟，國計民生兩條線，給你掐死了，所以你就得聽我的。
郎咸平：對對對。
主持人：所以教授、李老師，咱們節目最後發出一聲疾呼，一聲怒吼，珍愛生命，遠離高盛。
作者：郎咸平 李德林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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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李德林大話高盛真相
選自《財經郎眼：高盛的幽靈》
精彩摘錄：
1.高盛，華爾街的幽靈，泡沫製造專家，金融核彈。
1.1“一直在背後操縱這一切”
主持人：生活無處不經濟，郎眼看來不尋常。郎教授，咱們今天請來的是媒體上稱為最尖銳的財經作家，李德林老師，請李老師來，是因為李老師最近出了本書，叫《幹掉一切對手——看高盛如何算贏世界》，寫高盛的，其實我們這個節目聊到今天，半年了，聊了很多個話題，很多個問題領域，都有一個幽靈，一個華爾街的幽靈在來回游盪。 （郎咸平：一直在背後操縱這一切。）這就是您說的高盛，我們看起來很熟悉， 我們看起來很熟悉，其實很多人都很陌生。
畫外音：成立於1869年的高盛集團，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最有權勢的投資銀行。從當年的馬夫門麵店到今天的華爾街大佬，從一間地下室、一個僱員到如今上萬億美元資產的影子操控者，高盛經歷了數次的風雨沉浮，走過一個多世紀灑滿鮮血的征途，終於站在了全球金融的巔峰。從1929年起，世界上任何一次大蕭條和對美國之外的國家的狙擊，高盛都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從高科技股到高油價，高盛主導了大蕭條後的每一次市場操作。現在，高盛又要開始行動了。
2．郎咸平：高盛這種銀行它的主要策略是什麼？就是說事先布好局了，然後再過一陣子就開始狙擊你。
2.1“而高盛跟匯豐是冤家。”
主持人：高盛號稱是泡沫製造專家，沒有誰比它更會製造泡沫，也沒有誰比它更會引爆金融核彈，用教授的話，金融核彈。包括最近這次迪拜危機，咱們先小小的自戀一下，咱們節目又預言正確。沒什麼大不了的，阿布扎比100億美元投過來以後，早就知道它會這麼做的。但是迪拜危機背後，隱性的權力和關聯很值得研究。李老師最近寫篇文章說迪拜危機是高盛和奧巴馬的國際陰謀。
李德林：為什麼我說高盛在其中是一個推手，這一次第一個跳出來對迪拜的債務延期的是日本的三井銀行，這個銀行的大股東之一就是高盛。
郎咸平：它們是在一起，沒錯。
李德林：雖然是延期半年，但是它是傳遞一個信號，這個信號是什麼呢，我給你半年的時間是最後的期限。它沒有錢了，那麼其它的銀行就會逼債。那麼這個時候，歐洲的（銀行）比如說匯豐等等這些銀行，它們就來全力的找迪拜要錢，高盛它得到一個什麼效果，像匯豐它就疲於在追債的過程之中，而它的這把尖刀，除了中東的石油，更重要的是打擊歐元區經濟。
主持人：都催債，都要錢，三井也要錢，匯豐也要錢，為什麼就能打擊匯豐呢？
李德林：因為匯豐在迪拜的投資，除了我們現在看到的160億，這個衍生品的里面，還有大量的沒有暴露。
主持人：而高盛跟匯豐是冤家。
郎咸平：對，對，沒錯。
李德林：每一次匯豐出現問題，高盛所謂的名牌分析師，都會站出來第一個跳出說，它有多少的風險，必須計提多少，會對它有多大的影響。
主持人：包括教授以前也談到說，香港金管局任志剛，他不也是說匯豐的股價受操縱。
2.2“它現在的操縱是很英明的”
郎咸平：高盛這種銀行它的主要策略是什麼？就是說事先布好局了，然後再過一陣子就開始狙擊你。然後就從中獲利，它就是這麼一家公司。是非常可怕的，比如說它賣空，包括你剛剛講的匯豐銀行，迪拜世界，它是怎麼樣，它事先是賣空。什麼叫賣空呢，就是我今天向證券公司借出一張股票，擁今天的價格100塊賣掉。明天股價跌到70，我再買回來，還給證券公司，我是100塊賣的，70塊買的，我就賺差價，所以高盛賣空，什麼意思呢，就是賭股價跌。我讓股價跌的話，它一定事先賣空一大堆股票。然後突然發布壞消息，股價嘩一跌，它就大賺一筆，這是它幹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你看所謂高盛發布這個消息，就很有意思，高盛經常發布消息，每次發布消息之後，它就會一系列跟上來的市場運作。
郎咸平：但是高盛在美國它不敢。它就敢在亞洲、在歐洲、在中東國家玩。在美國它太害怕了。常常被抓、被罰，他只要一被抓、一被罰，馬上我投降，我投降。
李德林：但是這一次你說迪拜引起的歐洲歐元區危機，比如希臘它沒有直接跳出來，它是讓南非標準銀行，這個銀行你看我們在之前很少聽到它大肆的觀點，沒有，但是它這一次它跳出來了。說這個希臘跟愛爾蘭等國可能會因為它的財務問題、債務危機，退出歐元這個聯盟，那這個是很可怕的，為什麼我說高盛是在操縱這個。因為高盛它是中國工商銀行的戰略投資者的最大股東。現在都依然持有133億股的中國工商銀行（股份）。而中國工商銀行同時又是南非標準銀行的大股東，20%以上。當初工商銀行收購南非標準銀行，就是高盛做的首席財務顧問。這一次南非站出來一說，馬上歐洲人就受不了了。
郎咸平：然後它循線一追發現是工商銀行，它是大股東，又開始懷疑中國了，然後又開始製裁中國了。
李德林：所以說它現在的操縱是很英明的。
郎咸平：我糾正一下，不是他現在的操縱很英明，而是他一直從19世紀就很英明。只是我們現在變得比較聰明一點，現在我們比較看得懂了。
3. 郎咸平：所以我覺得我們最好跟高盛自清一下，這家公司太可怕了。將來它會造成多大的危險，都很難預料，而且話說回來，你以為他只是搞金融嗎？高盛什麼都搞。我們中國人最重視什麼東西，中國是一個喜歡吃的民族，豬肉就很重要，一個豬它佔了消費者物價指數，就是CPI裡面佔了10%。我現在發現高盛也開始在中國養豬了，控制中國的豬是不可想像的。
3.1“馬上狙擊越南”
主持人：其實剛剛聊了那麼多，你會發現，起碼我們聊到高盛的兩個手法。一個手法所謂就是所謂通過這個信息的披露，或者製造一些概念。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影子操控。它經常會扶植一些傀儡，幫牠來做事情，它在幕後垂簾聽政。剛才說創造概念，其實高盛最喜歡創造一些，比如說針對這些新型市場，它2001年的時候就創造“金磚四國”-BRIC,咱們經常聊，最近又創造一個什麼“新鑽十一國” ，它經常給這些國家鑲鑽點金。
郎咸平：這些國家得意的不得了，包括金磚四國，包括什麼什麼十一國，被高盛一評，這個國家感覺到好像真的在國際上揚眉吐氣了，哪裡知道這是它的策略之一。
李德林：尤其是那個越南，越南剛成為“新鑽十一國”。
主持人：馬上狙擊越南。
李德林：它是給它一個概念，就是把泡沫給它炒起來，最後發布一個報告。比如說高盛，越南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啪，經濟就崩潰了。
郎咸平：我們講話這一剎那，隨時處在崩潰的前沿、邊緣。
主持人：當高盛移走的時候，整個越南通貨膨脹率達到25%。
3.2“控制中國的豬是不可想像的”
郎咸平：所以我覺得我們最好跟高盛自清一下，這家公司太可怕了。將來它會造成多大的危險，都很難預料，而且話說回來，你以為他只是搞金融嗎？高盛什麼都搞。我們中國人最重視什麼東西，中國是一個喜歡吃的民族，豬肉就很重要，一個豬它佔了消費者物價指數，就是CPI裡面佔了10%。我現在發現高盛也開始在中國養豬了，控制中國的豬是不可想像的。它在2004年首先收購了雨潤集團，豬肉下游加工廠。 2006年又以20億元的價格收購了河南雙匯雙匯火腿腸，對對，也是下游加工廠。最近，又搞上游，搞上游搞什麼呢？在湖南、福建收購了幾十個養殖工廠，花了3億美元。現在開始搞中游的渠道，所以高盛是中國幾乎惟一的一家控制這麼龐大產業的一條產業鏈的上、中、下三遊。那你要知道，只要掌控這一條產業鏈，成本就是最低，那麼一個產品價格怎麼決定，通常是由最低成本者所決定的。所以它不需要控制全中國的豬，只有控制這一條，從福建到湖南到安徽到河南，這條產業鏈高效整合，變得非常有效率之後，它就能夠掌控全中國的豬肉。
李德林：比如說我講一個故事，就是重慶打黑案裡面有一個“豬霸”，他這個豬控制重慶市場的70%，大概是220萬噸，這個“豬霸”他所控制的豬，可以供13億中國人民吃兩天，而他控制的70%一上的生豬，他可以影響到中國的生豬指數，也就是說按照郎教授說到例子的話，高盛（掌控的）那幾個省（的豬），跟這個黑社會相比，實力就更加強大。那也就是說，高盛哪一天說我要想從中國套現，那麼好了，你中國的老百姓，你就得買高價豬肉。
郎咸平：你不能不吃豬肉的，中國人不能不吃豬肉的，所以說對這個“豬霸”而言，我們薄熙來打黑有他的必要性。大家不要只是把這個所謂的掃黑，當成一個所謂的黑社會。比如說威脅你一下，開個什麼賭場。
主持人：理解為小混混，
郎咸平：不是這麼簡單的，最可怕的是什麼？是這些黑道操縱著國計民生的一些行業。控制了經濟領域，這是最可怕的事，而且我更怕什麼？當然我沒有證據，我呼籲各級政府注意，高盛這種外資機構會不會跟黑道也掛鉤，這一點你要注意，
主持人：所以我們的企業在多元化的時候，是一種病態心理，海外收購。可是你看高盛這種大的投行，它在做多元化的時候，是扼你這個國際民生，扼住你的咽喉。
郎咸平：人家是什麼水平，那不一樣的。
4.在這個世界上，誰是比爾•蓋茨最害怕的競爭對手？
4.1“比爾•蓋茨說人才，它拿走了最一流的人才”
主持人：所以當2001年的時候，微軟當時如日中天，有記者採訪比爾•蓋茨，在這個世界上你最害怕的競爭對手是誰？他說是高盛。大家說你做的兩個完全不同的行業，高盛跟你有什麼關係？他說為什麼呢，比爾•蓋茨說人才，它拿走了最一流的人才，我們最缺的人才都被高盛拿走了。
郎咸平：高盛招聘人有什麼原則？他找那個最聰明的，看起來比較木訥的，所以你跟他講話，好像水平不是太高的感覺，聰明的不得了，像結巴的、木訥的、看起來比較老實的，它特喜歡，內心極其聰明的那些人。不過我要說一句話，不要對我們中國在高盛做事的中國人有什麼異樣的眼光，那都是跑龍套的，絕對不上檯面的，屬於代理人，你千萬不要太抬舉他們，那些也是很可憐的打工仔。真正掌握高盛權勢的那都不是這些人，都是白皮膚的。
李德林：就是在中國，更多的是乾一種跑腿公關。即使你說他是一個董事總經理，在高盛高盛來說，不算個啥，真的，它的一個小部門裡邊都有好多董事總經理。
郎咸平：而且高盛整層樓裡面，一層樓都是副總裁，再一層樓就是董事總經理。
主持人：所以一個磚頭砸下來，十個人，九個副總裁，一個總裁助理。
李德林：大概就是那麼個意思。
5. 郎咸平：搞了半死之後，AIG的一把手換成高盛的人，美林的一把手換成高盛的人，權力重組，然後還有美聯銀行，也換成高盛的人，證監會的二把手也換成高盛的人，證券交易所也換成高盛的人，期貨交易所也換成高盛的人，甚至兩任的財政部長都是高盛的人。
5.1“誰搞死了雷曼兄弟”
主持人：所以很多人評論高盛說，就像一個在整個經濟版圖上一隻惡鷹，它那種視角特別敏銳，去捕捉利潤的機會。整個世界版圖哪裡有機會，它馬上就飛撲下去，去狙擊這個國度，或者這個行業，咱們掰著指頭算，能數得過來的這些泡沫，這些金融危機，全有高盛的身影，咱們可以倒著往前數，越南這是最近發生的一個，包括最近炒作金融危機這個背景，就是您書上這段話，誰搞死了雷曼兄弟？
郎咸平：高盛嘛，還用懷疑嗎？誰有這種水平呢？
李德林：高盛搞死雷曼更隱秘了，當時，韓國的一家產業要來重組，本來是最有機會的，因為那個銀行的行長是原來雷曼的首爾首席代表。但是高盛沒有直接幹死雷曼，怎麼幹？它讓韓國的國民銀行站出來，說雷曼太爛了，我們不可能重組。事實上，雷曼的總裁併沒有去找他談，而當時的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相當於中國的銀監會，說你看韓國的國民銀行都說雷曼很爛，而產業銀行還要去買。這時候議會的議員跳出來了，說你看這個監管機構，包括其它的銀行都說這麼爛了，你為什麼要去買？好了，你持有雷曼的股票。這個實際上就是高盛的一個策略。而這個議員的背後，實際上高盛拿了大量的資金，給李明博這個集團，讓他們去精選。
5.2“我們每一個老百姓都為美國銀行付出100塊”
郎咸平：這個其實韓國，在中國不一樣嗎？我再舉個例子，我們銀行改革是誰在推動改革的？高盛。高盛過分到什麼地步？全世界沒有這樣子的交易，說我們的中國銀行，你把壞賬全部撇清，然後比如說建行，全部撇清，撇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拿一個乾淨的殼給我們，然後我用賤價買一個你的殼。比如說，用一塊錢買了建行一支股的股票，誰買，到最後安排結果是美國銀行。當了大股東，因此你看，在2007年年底的時候，美國銀行發表聲明說，由於次債危機的影響，它們受到了極大的損失，但是建行的上市他們賺了1300億，你知道什麼概念嗎？那就是說我們每一個老百姓都為美國銀行付出100塊。
主持人：所以你看這個隱秘的權力關聯，說雷曼兄弟同樣是猶太兄弟，說捅你一刀就捅你一刀，搞掉了雷曼，搞掉了貝爾斯登，把AIG弄得半死。
李德林：最後花旗都是高盛的人在做領導。
郎咸平：搞了半死之後，AIG的一把手換成高盛的人，美林的一把手換成高盛的人，權力重組，然後還有美聯銀行，也換成高盛的人，證監會的二把手也換成高盛的人，證券交易所也換成高盛的人，期貨交易所也換成高盛的人，甚至兩任的財政部長都是高盛的人。所以你看人家甚麼水平。
主持人：所以你看高盛，高高在上，盛氣凌人。
郎咸平：所以你看我們中國，這麼一直以來的金融改革，基本上都是什麼，我們聽信了高盛的話，我們聽信了高盛的話，才碰到這麼大的麻煩。到最後什麼結果呢，完全圖利了高盛的兄弟姐妹，我們自己老百姓承受巨大的損失，這就是你跟高盛為伍的下場。你是它的一顆棋子，你在被它玩，還坑你一把，這個兄弟特不地道。
6. 李德林：其實這個高盛，一開始它是捧兩個。一個捧的是希拉里，另外一個就是奧巴馬，當然他的賭註一開始的重點還是押在奧巴馬。
6.1“1億對他們的利潤來說很少”
主持人：而你回頭看歷史，咱們剛才聊到越南。聊到雷曼兄弟這次金融海嘯，再往前追溯，比如最近的2000年，納斯達克高科技股泡沫的爆破，那也是高盛，當時納斯達克損失了5萬億美元，高盛才罰了1億美元。它搞了5萬億的蒸發。
郎咸平：當時美國證監會這個法官說，你們有這種嫌疑，事先先買好股票，然後吹捧泡沫，拋售賺了一筆，你們自吹自擂，因此我們懷疑你有問題，按照美國《證券交易法》的規定，只要你宣布投降的話，它就不會再進行調查了，證監會可以因此而結案。你呢，也不會受到懲罰，所以一抓到高盛，他們聰明的不得了，馬上投降，我錯了，我錯了，然後交1億美元就沒事兒了。
李德林:1億對他們的利潤來說很少。
主持人：當時網絡科技股泡沫破滅的時候，當時高盛也是威名啊，當時叫什麼，叫網絡股IPO之王，當時那是一個很火的公司。再往前追溯，日本，咱們聊過，日經指數的對賭，一個金融核彈，二十年的蕭條。也是高盛點起來的。再往前追溯，大家都熟悉的1929年大蕭條，很多人不理解，1929年大蕭條也有高盛的（份兒）。
李德林：他們當時在水牛街發的一些所謂的債券，其實那個時候很弱智了，我現在看來。他就是發一個債券，說我這個抵押給你，從一百最後炒到幾百塊到五百多，最後一下子破了，最後跌到多少，跌到一塊錢就相當於啥都沒有。高盛在這一次里當然也有損失，以它那個損失帶動的是整個華爾街，整個美國經濟大蕭條，當時的胡佛總統為此下台，也就是說他的這個操縱，是可以影響到政治的。
6.2“因為你們都是我選的，你不要搞不清楚。”
主持人：就拿最近一次希拉里的敗北和奧巴馬的上台跟高盛也有莫大的關係。
李德林：其實這個高盛，一開始它是捧兩個。一個捧的是希拉里，另外一個就是奧巴馬，當然他的賭註一開始的重點還是押在奧巴馬。實際上希拉里是有很大前途的，她在五月份的時候，甚至一度趕上了奧巴馬，但是希拉里她有點急功近利，她手上沒有牌，她就拋出了國會的一個報告，石油牌，希拉里的報告說的很明確，高盛在裡面賺了多少多少億，20多億嘛，就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這個時候就讓高盛很被動，大家都知道高盛在操縱，但是到底賺了多少錢，就一下把高盛的褲衩給扒了下來。
郎咸平：所以說不該講了，講了把高盛得罪了怎麼辦？
李德林：得罪了，那高盛原來的總裁，本身在開家庭會議的時候，都在給希拉里籌集競選基金。突然以後沒有了，全給奧巴馬，奧巴馬就拿了大量的（資金），以高盛、包括布倫伯格，這些猶太人的，還有索羅斯，他們就開始狂推奧巴馬。奧巴馬當然就把麥凱恩給戰勝了，高盛它除了操縱企業，當然都是技術活了，那麼操縱政治，為什麼高盛的CEO被評為十大醜聞人物，排在第一位，奧巴馬說嚴禁他們拿高薪，但是高盛仍然拿高薪，拿他沒辦法，為什麼沒辦法？
郎咸平：因為你們都是我選的，你不要搞不清楚。
7. 李德林：俄羅斯它股價很高，那高盛想要拿它的股權的話，一開始把油價炒上去，炒油價不就是為了炒股價嗎？後來希拉里把褲衩給高盛扒掉了，那高盛得出手鎮壓，石油如果下降一美元的話，俄羅斯（損失）就應該是20億，它的經濟和石油是密切相關的。
7.1“普京想贖回都贖不回來”
主持人：說起希拉里的石油問題，又一個國家站出來了，就是被高盛狙擊的國家俄羅斯。咱們之前聊到俄羅斯，通過油價的操縱把俄羅斯折騰的好慘，多少個企業的股份、資產，被低價的收購，普京想贖回都贖不回來。
李德林：因為當初的股價炒高了，高價抵押出去的，而你貸了大量的款，現在的股價很低，你拿什麼還？根本還不了。
郎咸平：6千億美金，而且他們的俄國鋁業公司，大概25%的股權都抵押出去了，俄羅斯聯通抵押了40%的股權，為什麼呢？原來是當時它們包括高盛等公司一大堆，借錢給你，非常低價，大概年利率才2%、3%左右，那俄羅斯本國利率多少，基準利率13%，去年年底，去年10月份的企業貸款率，是16%到18%，然後這些高盛公司說給你2%，俄羅斯那些人肯定都在想高盛那個傻帽，這麼便宜借給我們，那你要抵押嗎？要。用什麼做抵押，用股票做抵押，我相信俄羅斯一定高盛死了，你們不曉得俄羅斯的股票都是泡沫股票嗎？你要，統統給你。這就是它要的，要什麼，要你俄羅斯的股權，到最後發現俄羅斯被華爾街控股。
李德林：俄羅斯它股價很高，那高盛想要拿它的股權的話，一開始把油價炒上去，炒油價不就是為了炒股價嗎？
郎咸平：就是。
李德林：後來希拉里把褲衩高盛給扒掉了，那高盛得出手鎮壓，石油如果下降一美元的話，俄羅斯（損失）就應該是20億，它的經濟和石油是密切相關的。
7.2“高盛跟美國政府關係之間的曖昧是不可想像的”
郎咸平：高盛跟美國政府關係之間的曖昧是不可想像的，比如說要打壓油價的時候，是誰先講話，是美國政府，美國人說什麼，要舉行國會聽證，調查油價為什麼是147美元一桶，而後華爾街、高盛等等開始進場打壓，這種配合讓你感到恐懼，但是在此前147這個高點，歷史高點之前，高盛又要發言了，說油價能漲到200美元一桶，它都是這樣子的，其實不止它了，它還在我們中國境內，養了很多的馬前卒，比如說羅傑斯就是，他跟著忽悠200塊錢一桶。
主持人：多少人在這個時候殺入市場去囤積原油，虧慘了。
李德林：而事實上我看了一下高盛他的這個操作記錄，它實際上就相當於中國的做莊對倒，它實際上對敲就把油價敲上去了，它的成本很低的，所以所你俄羅斯人，他啪打你一美元下來，你就虧20億，只要是油價跌到20美元一桶以下的話，俄羅斯就是財政赤字，只要跌到40美元一桶一下，俄羅斯還有什麼，國際收支赤字，所以你只要跌到40美元以下，俄羅斯就陷入全國性的危機，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油價應該是30塊，就是要通過油價打壓，讓俄羅斯經濟危機，你再不聽話，我怎麼整治你。
主持人：而高盛跟它的同夥操縱石油操縱的，到2008年的時候，平均每一桶原油在最終的消費掉之前要倒手27次，我們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一個東西，在他們這麼一折騰，倒手27次。
郎咸平：但是高盛除了整治俄國人之外，也沒少整治我們中國人，比如說它和我們的深南電簽訂了一個對賭合同，當時油價100多美元的時候，他們對賭62美元，我相信深南電的領導看到這個合同之後，一定很激動，油價怎麼可能跌到62美元以下呢？也跟俄國人一樣認為高盛是傻帽，如果跌穿62美元呢，當天深南電付給高盛80萬美金，以後每跌一美元，再付40萬美金，好，你自己算一下，最多跌到30塊美金，你虧了多少錢，我們深南電一家國營企業，就替我們國家虧了至少一千多萬美金。
8. 李德林：高盛它做的這個房地產，一開始說房地產有泡沫，最先就是他們高盛在整，在打壓，打壓到後來，它也沒直接進入，它通過走第三方，日本之手來進入。那我們就說，當然中國人有仇日情緒，說這小日本又來搞我們的房地產了，但是事實上，你把日本人的衣服給他剝開，就是高盛。
8.1“那真正死的不是高盛，可能就是我們現在的什麼任志強、潘石屹這些”
主持人：高盛的宗旨叫什麼？叫“長遠上的貪婪”。他們說短期交易的損失，他們是可以容忍的、可以寬容的，但是他們最終追求的是長遠的貪婪，幹掉一切對手，它要算贏整個世界。其實它狙擊中國，除了剛才說的這個跟企業對賭呀，包括石油，其實房地產，高盛佈局中國房地產也是由來已久，1994年高盛叩關，而且高盛的房地產，是美國式的房地產，就是它不直接做房地產，它依靠一個資產管理機構，依靠某個代理人來做房地產。它的整個佈局也是通過日本財團來進入中國房地產。包括我看西安有一個，叫什麼長安城堡大酒店，上海的虹橋公寓，上海的高騰大廈，都是高盛的產權。
李德林：高盛它做的這個房地產，一開始說房地產有泡沫，最先就是他們高盛在整，在打壓，打壓到後來，它也沒直接進入，它通過走第三方日本之手來進入，那我們就說，當然中國人有仇日情緒，說這小日本又來搞我們的房地產了，但是事實上，你把日本人的衣服給他剝開，就是高盛。那麼後來我們明白一個什麼道理，高盛一開始說，這個房地產價格很高，房地產前幾年實際上並不高，我覺得併不高，那這個時候它進來，尋找一個很好的機會，實際上剛才所說的，世界上跟他操縱華爾街的股票是一個道理，低位進來，這個時候你再也沒聽到高盛說任何話了。那當然如果它要套現的時候，那它又會出來發言，說你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怎麼樣，然後拉高。
郎咸平：也就是說它進貨的時候它是不講話的，偷偷摸摸進貨，然後要套現的時候就開始拉抬，拉抬之後我們中國跑去買了，賣給你，它就全部撤資，它對付中國人和對付越南人是一摸一樣的。當初對付越南人就這麼幹的。
李德林：撤資就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就是迪拜，迪拜現在不就是房地產，比如說很多它供給不上，沒有資金，那一旦高盛到時候撤資，那真正死的不是高盛，可能就是我們現在的什麼任志強、潘石屹這些。
主持人：借用巴菲特，當潮退的時候，誰是裸泳者？就是當高盛退的時候，發現我們自己是裸泳者。
郎咸平：對，對，對。
李德林：這些個人現在說沒泡沫，實際上就跟中國“股票黑嘴”，給人抬轎子是一樣的。給高盛高高的抬轎子。
郎咸平：對對，他自己感覺好得不得了，他還不知道他在抬轎子，甚至不知道被高盛利用。
李德林：高盛他實際上最終操縱的就是經濟，國計民生兩條線，給你掐死了，所以你就得聽我的。
郎咸平：對對對。
主持人：所以教授、李老師，咱們節目最後發出一聲疾呼，一聲怒吼，珍愛生命，遠離高盛。
買實物黃金不要等
2009-12-28 | 2000美元以下 買實物黃金不要等
張庭賓
一個大牛市中最容易犯的兩個錯誤之一是—— 在它的短暫下跌調整時，你總在等待它調的更低，即使價格下跌到你前期預期的價位，你也不買，因為你最新的心理建倉價位又調低了。當它反向突然上漲的時候，你猶豫不決後調高心理價位時，現實的價格比你心理價位漲的更快。如果這樣，那你就會因為占一點小便宜的貪婪而喪失抓住大牛市的機會。
是該回答讀者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11月20日本人撰文，提醒“黃金價格隨時可能較大幅度回調”。11月27日，國際金價先下跌4.6%發出最後警示信號，12月3日開始一輪從1226美元的正式下跌，至12月22日的最低每盎司1074美元，下跌12.4%之後。一直有讀者給我寫信留言，詢問什麼時候是買黃金的最佳時機？1000美元，950美元或者更低？
坦率地說，如果要求准確預判到調整的底部，那就太苛刻了，尤其在本人完全對國人公益性服務的情況下。我很清楚人性的弱點——任何的預判都是有風險的，而當人們投資賺錢的時候，往往會歸因為自己英明神武，如果出現失誤時，往往就是別人誤導，比如遷怒於我。
尤其需要冷靜的是，當一個人的判斷被市場不斷驗證正確，當一個人的判斷成為市場博弈中的一個重要支點時，那麼他也難免成為被市場強勢者博弈算計的目標。即市場的真正強者，不論是台前還試幕後的操縱者，它們總是不喜歡一個獨立的判斷者不斷正確，因為這種正確往往是不符合它們的意志和節奏的，乃至與他們的節奏相反。
毫無疑問，一種獨立公正的話語權最後總會成為被越來越強大攻擊的目標。盡管此前本人總是小心地規避這種風險，但到了今天，已經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了。所以隨機應變，適可而止是必要的。
就像現在，筆者無法告訴你國際金價會調整到多低，是1000美元或者950美元。如果我這樣告訴讀者，實際是縱容人們的投機心態，也是對自己的話語權不負責任。
作為負責任的休止符——就這個問題，我可以回答你的是：在每盎司黃金價格2000美元以下，黃金都處於嚴重低估的階段。如果你想在自己的資產中配置15-20%的黃金，那麼，你就立即行動，不要等。
因為在一個大牛市中最容易犯的兩個錯誤之一是——在它的短暫下跌調整時，你總在等待它調的更低，即使價格下跌到你前期預期的價位，你也不買，因為你最新的心理建倉價位又調低了。當它反向突然上漲的時候，你猶豫不決後調高心理價位時，現實的價格比你心理價位漲的更快。如果這樣，那你就會因為占一點小便宜的貪婪而喪失抓住大牛市的機會。
在這個時候，你正確評估黃金投資價值的方法是：金價向下跌，盡管很可能下探1000美元，最多到950美元，如果你現在買，無非是失去了100-150美元的區間。但是在5年之內，黃金價格大有可能超過3000美元，達到5000美元，你能夠抓住大牛市的區間在1900—3900美元。如此一來，孰輕孰重，不難做出趕快行動建倉還是為貪占更多小便宜的選擇。
如果你已經持有了黃金，你在黃金大牛市中很容易犯的第二個大錯誤是，每當黃金價格漲到有一個令你欣喜的利潤時，你就輕易地拋出去，甚至做空，然後等待它回調到更低的時候買回來。如果這樣，那你就違背了一個金融市場的鐵律——“牛市做多，熊市做空”。事實上，那些資本市場上的大贏家，往往都是在大牛市牢牢抓住牛角不放手的人。從現在開始，能夠抓住黃金大牛角1年和5年的人，他們的未來收益會差距巨大。那些很快因為賬面盈利而拋出黃金的人，他們會在未來懊喪地喃喃自語——曾有一段黃金大牛來到我的胯下，我沒有珍惜。如果上天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對那頭牛說，我騎你。如果非要給這個騎牛加上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
好了，在這個2009-2010年辭舊迎新的時刻，本人已經將黃金大牛市中的核心秘密都告訴你們了。
同時，也該是向“庭賓透市”專欄暫時說再見的時候了，因為它將在2010年更名為“庭賓透世”，我還會和你們在一起，會在必要的時候提醒你們投資機遇和風險，但是這個頻率會大為降低。
這主要是兩個原因：一，隨著“庭賓透市”的影響日漸增大，它已經成為一定程度上的風向標，但也越來越成為一個顯眼的標靶，總有一天它會被擊中而毀於一旦；第二，除了市場和金融，這個世界還有更多值得關注的重要事情。比如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國際戰略、文明衝突、宗教博弈等等。
這個世界正充滿了越來越多的焦慮和衝突。不同的人，不同的組織，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國家和文明，往往正處於一種“盲人摸像”般的爭吵之中，如果這種爭吵不能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案，那麼就會演繹出交惡、仇恨、攻擊，陷入囚徒困境，乃至自相殘殺。
如果說“庭賓透市”專欄的使命是捍衛中國人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財富成果的話，那麼它已經基本盡到了歷史的責任。那麼，“庭賓透世”專欄則更多地基於中國的和諧社會、人類的文明升級，世界的可續發展目標，尋找現實可行的出路。
即當上天和我們自己為我們和子孫制造了一團亂鎖時，我們必須耐心地去找到那些遺失的鑰匙，或者是一把萬能鑰匙——用它打開你的心，我的心，他的心；打開黃種人、白種人、黑色和棕色人種的心，打開一顆顆憂慮或焦慮的心。
讓我們懷抱由憂心而開心的希望，在與人類共同毀滅的生死時速的競賽中，去尋找那把傳說中的人道主義鑰匙吧。
讓我們共同努力——遠離霸道無間道，世界回歸人間道！（作者為本報副總編 僅供參考，投資者決策風險自負 聯系郵箱ztb6006@sina.com）
張庭賓
一個大牛市中最容易犯的兩個錯誤之一是—— 在它的短暫下跌調整時，你總在等待它調的更低，即使價格下跌到你前期預期的價位，你也不買，因為你最新的心理建倉價位又調低了。當它反向突然上漲的時候，你猶豫不決後調高心理價位時，現實的價格比你心理價位漲的更快。如果這樣，那你就會因為占一點小便宜的貪婪而喪失抓住大牛市的機會。
是該回答讀者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11月20日本人撰文，提醒“黃金價格隨時可能較大幅度回調”。11月27日，國際金價先下跌4.6%發出最後警示信號，12月3日開始一輪從1226美元的正式下跌，至12月22日的最低每盎司1074美元，下跌12.4%之後。一直有讀者給我寫信留言，詢問什麼時候是買黃金的最佳時機？1000美元，950美元或者更低？
坦率地說，如果要求准確預判到調整的底部，那就太苛刻了，尤其在本人完全對國人公益性服務的情況下。我很清楚人性的弱點——任何的預判都是有風險的，而當人們投資賺錢的時候，往往會歸因為自己英明神武，如果出現失誤時，往往就是別人誤導，比如遷怒於我。
尤其需要冷靜的是，當一個人的判斷被市場不斷驗證正確，當一個人的判斷成為市場博弈中的一個重要支點時，那麼他也難免成為被市場強勢者博弈算計的目標。即市場的真正強者，不論是台前還試幕後的操縱者，它們總是不喜歡一個獨立的判斷者不斷正確，因為這種正確往往是不符合它們的意志和節奏的，乃至與他們的節奏相反。
毫無疑問，一種獨立公正的話語權最後總會成為被越來越強大攻擊的目標。盡管此前本人總是小心地規避這種風險，但到了今天，已經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了。所以隨機應變，適可而止是必要的。
就像現在，筆者無法告訴你國際金價會調整到多低，是1000美元或者950美元。如果我這樣告訴讀者，實際是縱容人們的投機心態，也是對自己的話語權不負責任。
作為負責任的休止符——就這個問題，我可以回答你的是：在每盎司黃金價格2000美元以下，黃金都處於嚴重低估的階段。如果你想在自己的資產中配置15-20%的黃金，那麼，你就立即行動，不要等。
因為在一個大牛市中最容易犯的兩個錯誤之一是——在它的短暫下跌調整時，你總在等待它調的更低，即使價格下跌到你前期預期的價位，你也不買，因為你最新的心理建倉價位又調低了。當它反向突然上漲的時候，你猶豫不決後調高心理價位時，現實的價格比你心理價位漲的更快。如果這樣，那你就會因為占一點小便宜的貪婪而喪失抓住大牛市的機會。
在這個時候，你正確評估黃金投資價值的方法是：金價向下跌，盡管很可能下探1000美元，最多到950美元，如果你現在買，無非是失去了100-150美元的區間。但是在5年之內，黃金價格大有可能超過3000美元，達到5000美元，你能夠抓住大牛市的區間在1900—3900美元。如此一來，孰輕孰重，不難做出趕快行動建倉還是為貪占更多小便宜的選擇。
如果你已經持有了黃金，你在黃金大牛市中很容易犯的第二個大錯誤是，每當黃金價格漲到有一個令你欣喜的利潤時，你就輕易地拋出去，甚至做空，然後等待它回調到更低的時候買回來。如果這樣，那你就違背了一個金融市場的鐵律——“牛市做多，熊市做空”。事實上，那些資本市場上的大贏家，往往都是在大牛市牢牢抓住牛角不放手的人。從現在開始，能夠抓住黃金大牛角1年和5年的人，他們的未來收益會差距巨大。那些很快因為賬面盈利而拋出黃金的人，他們會在未來懊喪地喃喃自語——曾有一段黃金大牛來到我的胯下，我沒有珍惜。如果上天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對那頭牛說，我騎你。如果非要給這個騎牛加上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
好了，在這個2009-2010年辭舊迎新的時刻，本人已經將黃金大牛市中的核心秘密都告訴你們了。
同時，也該是向“庭賓透市”專欄暫時說再見的時候了，因為它將在2010年更名為“庭賓透世”，我還會和你們在一起，會在必要的時候提醒你們投資機遇和風險，但是這個頻率會大為降低。
這主要是兩個原因：一，隨著“庭賓透市”的影響日漸增大，它已經成為一定程度上的風向標，但也越來越成為一個顯眼的標靶，總有一天它會被擊中而毀於一旦；第二，除了市場和金融，這個世界還有更多值得關注的重要事情。比如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國際戰略、文明衝突、宗教博弈等等。
這個世界正充滿了越來越多的焦慮和衝突。不同的人，不同的組織，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國家和文明，往往正處於一種“盲人摸像”般的爭吵之中，如果這種爭吵不能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案，那麼就會演繹出交惡、仇恨、攻擊，陷入囚徒困境，乃至自相殘殺。
如果說“庭賓透市”專欄的使命是捍衛中國人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財富成果的話，那麼它已經基本盡到了歷史的責任。那麼，“庭賓透世”專欄則更多地基於中國的和諧社會、人類的文明升級，世界的可續發展目標，尋找現實可行的出路。
即當上天和我們自己為我們和子孫制造了一團亂鎖時，我們必須耐心地去找到那些遺失的鑰匙，或者是一把萬能鑰匙——用它打開你的心，我的心，他的心；打開黃種人、白種人、黑色和棕色人種的心，打開一顆顆憂慮或焦慮的心。
讓我們懷抱由憂心而開心的希望，在與人類共同毀滅的生死時速的競賽中，去尋找那把傳說中的人道主義鑰匙吧。
讓我們共同努力——遠離霸道無間道，世界回歸人間道！（作者為本報副總編 僅供參考，投資者決策風險自負 聯系郵箱ztb6006@sina.com）
帶來眼前實惠，卻失去根本利益
作者：ygymzq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2-26
http://www.wyzxsx.com
——紀念毛主席誕辰116週年特稿
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但不是普通人，是偉人。毛澤東不是普通的偉人，他蓋世才華和人格魅力不是一般偉人所能企及的，是偉人中的偉人。
毛澤東之所以偉大，在於他有超凡的智慧。毛澤東的智慧主要的不在其說得好，而在其做得好，善於爭取勝利。毛澤東不做不可為之事，但卻善於創造取勝的條件，想天下人之不敢想，為偉人之不敢為。毛澤東受命於危難之中，扭乾坤於倒懸，在異常黑暗中探尋到光明，在極弱中找到以弱勝強的出路。他所戰勝的對手日本，國民黨和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國聯軍硬件實力十倍乃至百倍於已，這是為什麼？唯一能夠解釋得通的就是毛澤東用軟件的優勢彌補了硬件的缺陷，即以優於對手十倍乃至百倍的智慧彌補物質條件的不足，方能戰勝對手。這種勝利不能和美國，蘇聯和英國聯手以絕對優勢兵力戰勝德國等同論之。反觀世界近代史，無一人的智慧能和毛澤東比肩。鄧小平是老一輩革命家，也有偉人的稱號，跟著走還算一個人物，領著走壓根兒就找不到北。他上台伊始就對越南開戰，這場殺雞用牛刀的戰爭一打就是十年，幾乎和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間總和相當。對越自衛反擊戰目的是製止越南排華犯邊侵柬，但結果三個目的一個未達到，顯然不是勝仗，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次以強打弱卻不勝之仗。中國在這次戰爭中一無所獲，卻使中國的國際威望一落千丈，因為世界上支持這場戰爭的只有朝鮮，柬埔寨和緬甸三個國家。中國打掉了自信，喪失國威，從此一蹶不振搞“韜光養晦”裝孫子。越南卻打出了信心，肆無忌憚地侵我領土，欺我邊民，掠我財富。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戴偉人帽子容易，行偉人之實難。偉人與偉人之間有天壤之別。毛澤東才無愧是真正的偉人中的偉人。
毛澤東的智慧不但表現在善於砸碎舊世界，在建設新中國上同樣出類拔萃。毛澤東時代內政修明，鐵掃帚一到，千年匪患瞬間絕跡，黃毒賭腐一掃而光，社會一遍清明，中華民族空前團結。外交上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尊嚴，誰惹了中國，槍桿子立即射出憤怒的子彈；誰侮辱了中國，筆桿子立即發出正義的聲討。在國際上敢說敢為，從不懼強凌弱，敢干主持公道，維護正義，贏得大多數國家的真心擁戴。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經濟上自強自立，主要靠黨的堅強領導，依靠中華民族自身的不懈努力，取得無數勝利，創造了數不清的奇蹟，在廢墟上重建出一個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農輕重均衡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改革開放卻把中國變成一個奇怪的國度。在這個國度裡好像只有GDP是必要的，其它都可要可不要，而一些關係國家民族存亡的大事卻無人負責。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不能維護領土完整，周邊的領土被人侵占無動於衷，國內的主權隨意畫圈圈賤賣給外國人，國家尊嚴遭人肆意踐踏無人維護，有黨卻不能管好黨員，有國卻沒有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國家意志，有政府卻不能修明內政，有外交卻不能廣交朋友。也許是“貓論”自卑自賤地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定為“差貓”的緣故，黨只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而不是代表先進生產力，也就是說，黨不是要當好“元帥”，而是當好“元帥”的服務員。這個“元帥”即“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指的應是外國人。所以，中國政府不折不扣地做到了維護外國人利益不動搖，而中國老百姓的利益則可隨意改革掉；美國出現金融危機，中國出手救市比誰都積極，而對中國百姓的一些最基本的民生訴求往往置之不理。黨在改革開放中只是一味地放棄信仰，放棄事業，放權讓利請外國人來辦本應由自已做的事，堅持做的事就是靠出賣國家根本利讓外國人來主導經濟保增長，在這過程中，中國自廢了武功，失去自已做好自已事的能力，什麼大事也乾不了，自已有主權行使不好，有人才利用不好，有資源開發利用不好，有企業搞不好，連自來水也要外國人來搞。只是眼巴巴的企望外國人來實現自已“強國”夢。所謂改革成果，顛來倒去炒作的無非就是靠外國人主導的經濟總量，除此就沒有什麼上得檯面的東西。中國現在除討好外國保增長和忽悠百姓保穩定外，好像就沒有什麼國家大事可做了。慈禧被迫出租九龍99年被蓋棺認定為賣國，現在隨意畫圈圈把國家最好的資源以幾十年不等拱手送給外國人叫開放。難道說被迫為娼是卑賤，自願做婊子就無尚光榮嗎？這樣的邏輯的確是有“特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不少善良的中國人認為這是務實，是在給老百姓辦實事。有這種看法的人是否想過，我們把最好的肥肉都給了外國，剩下骨頭皮讓中國人啃，子孫後代怎麼過？我們自廢武功一心一意靠外國，外國人會一心一意幫助中國強大嗎？靠一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外國活命會有好結果嗎？中國現在內政外交矛盾成堆卻無人承擔責任解決，聽之任之，長此以往國家有前途嗎？什麼叫腐敗無能？腐敗無能就是對國家不負責，不作為。世界上壓根兒就找不出第二個像中國這樣的“特色”國家。中國的確有“特色”， 但這種“特色”是一塊藏垢納污的遮羞布，是中華民族最大恥辱而不是榮耀。
毛澤東之所以偉大，在於他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堅信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完全可以依靠自強自立走向繁榮昌盛，自立於民族之林。毛澤東的強國之路就是自強自立的強國之路。縱觀世界強國，無一不是對本民族充滿自信，如美國的華盛頓，日本的明治，俄羅斯的彼得等都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他們都是在本民族處於落後的劣勢時立足於自強自立，排除外國的干預，借鑒（不是依賴）外國經驗，主要靠充分利用本民族民智民力勵精圖治來後發至上強國的。他們利用（不是依賴）市場機制外開放是以侵占掠奪他國資源為目的。民族自信是強國的必要先決條件。歷史上未見靠外國強國的先例。令人遺憾的是中國近百年來，外國的堅船利炮不但催毀了中國的國防，使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最恐懼的是催毀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國家打爛了可以重建家園，但如喪失民族自信這個民族就沒有復興的希望。亡國滅種只是遲早的事。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民族自卑，崇洋媚外像揮之不去的魔咒，植根於中華民族，晚清，北洋和國民政府都不能擺脫這個魔咒的束縛，民族自信僅在毛澤東時代曇花一現。改革開放民族自卑則發展到極端。所謂改革開放的潛在的思想基礎就是完全喪失民族自信，認為搞經濟中國人不行，外國人行，共產黨不行，資本家行，中國強大靠自強自立不行，畫圈圈出賣主權讓外國人來搞才行。黨只要放權讓利放棄信仰放棄事業脫離群眾當甩手掌櫃就能強國。這種形而上學的短視的豬式思維在黨內有基礎，也容易蒙蔽群眾，它的確給中國帶來有目共睹的眼前實惠，卻失去根本利益，使中國沒有國魂，國不像國。內政外交無一不受以美國為首的外國操縱，缺乏獨立自主的國家意志。中國像一個長了一身膘卻染了一身病的病人，喪失了維護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尊嚴的能力。為什麼其它弱小國家都能積主張權利維護尊嚴而“強大”的中國祇會逆來順受呢？這是因為人家能自強自立，不仰他人鼻息，對外依賴性小，離開外國也能活，所以政治上能獨立自主，能昂立國。而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喪失了自強自立的能力，就不得不仰人鼻息，對外國依賴性大，離開外國就活不下去，人家不費一槍一彈，只要弱弱地說一聲制裁中國，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神話就可能瞬間破滅，這樣的國家政治上是無法獨立自主的，只能低三下四做孫子。人過於求人就無法挺胸做人，國過於靠外就無法昂首立國。中國實際已成待人宰割之豬，中華民族空前危險！ ！ ！
一個沒有自信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強大。一個當家人沒有創業的自信，必然會靠賣祖宗產業活命。一個國家的首腦沒有民族自信，就無法走出崇洋媚外，以賣國為榮的怪圈，其結果必然把國家引向衰敗，甚至步入萬劫難復的絕境。
毛澤東之所以偉大，在於他是高瞻遠矚的戰略家。毛澤東處理任何事情都著眼於長遠全局，有不少事為了長遠全局利益會損害人們的眼前利益。這種眼光不是人人都具有的，曲高賀寡，高處不勝寒，往往難為常人所理解。這也是招致非議攻擊最多的地方。舉個淺顯的例子來說，毛澤東時代廿幾年修的水利幾乎超過中國幾千年的總和，在那樣艱苦的年代，中國人幾乎花一小半的勞動力用在興修水利上，當事人沒有怨言是怪事。修水利費工費錢，不產生GDP，沒有眼前效益，但卻為長遠的工農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使中國告別了十年九災苦難歲月，長遠效益無法估量。毛主席領導人民打天下目的就是為了大多數中國人過上好日子，但為達到這個目的，不是採取分光吃光賣光短期行為來實現，（只為後人好乘涼種樹但從不為眼前利益賣樹）。而是從國家長遠利益出發，把國家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經濟上堅持自強自力，不仰人鼻息，在不出賣主權不弱化自強自立的前提下盡可能引進外援。政治上對內平匪反霸，掃清黃毒賭腐，修明內政；對外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懲強扶弱，匡扶正義，廣交朋友，贏得朋友的擁戴，對手的尊敬。確立了國際上強國地位。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脫胎出來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打上舊社會的烙印。這些思想文化嚴重威脅共和國的生存，毛澤東為清除這些有害的文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發起運動，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表面上看是務虛不務實，實際有深遠戰略意義，改革開放的事實恰恰反證了毛澤東這一切做法是無比正確必要的。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也產生一些付作用，付出了不小代價，這也和人肚子長了瘤子，割去瘤子動手術會流很多血，還要傷好皮肉一樣，是不可避免的代價。那時中國經濟起步發展中，雖不發達，但國力強大，中國人揚眉吐氣，挺胸做人，昂首立國。無人為國家安全和前途擔憂。而改革開放是反其道而行之。置國家根本利益於可有可無，以追求眼前利益為唯一目標，有奶就是娘，有錢就喊爹，只要來錢，什麼都敢干，什麼都敢賣。為了經濟增長而漠視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尊嚴，淡化修明內政，一心一意靠外國人來搞GDP。其結果是GDP上去了，但國勢卻走向衰敗，內政矛盾擴大化，黑惡黃毒賭腐勢力已成不可遏制的勢頭，危機四伏；外交無尊嚴，誰都可以騎在中國頭上拉屎撒尿，中國四面臨敵，險像環生。中國表現出的軟弱無能空前絕後，就是慈禧再世也會甘拜下風。內憂外患使中國失去正常國家行為，國不像國。這樣搞出來的GDP等同於建房子不打基礎，光追求建築面積，即使面積搞得再大到頭來只會成為一堆廢墟，多年積累的GDP有可能瞬間化為烏有。到那時中國就要劫難臨頭，百姓遭殃。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改革開放中的既得利益者同樣難逃厄運。中國像是一隻在逐漸加熱的冷水中的蛤蟆，對危機預感已近麻木，一旦大廈已傾才看到危機則為時太晚矣！中國人啊，不能再麻木下去了，該醒醒了！ ！ ！
毛澤東之偉大，無法盡述，這裡略取幾點，旨在說明，毛澤東是上蒼賜我中華的蓋世偉人。毛澤東思想是我中華民族最寶貴精神財富。有了毛澤東，才會有新中國，中國人民才能站起來，中華民族才能強大起來。離了毛澤東，站起了的中國人民又趴下了，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危機。要挽救中華民族的空前危機，必須確立毛主席對強大我中華民族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擯棄一切禍國殃民的歪理邪說，重啟毛澤東思想，才能挽救當前空前危機，使中華民族真正強大起來。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2-26
http://www.wyzxsx.com
——紀念毛主席誕辰116週年特稿
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但不是普通人，是偉人。毛澤東不是普通的偉人，他蓋世才華和人格魅力不是一般偉人所能企及的，是偉人中的偉人。
毛澤東之所以偉大，在於他有超凡的智慧。毛澤東的智慧主要的不在其說得好，而在其做得好，善於爭取勝利。毛澤東不做不可為之事，但卻善於創造取勝的條件，想天下人之不敢想，為偉人之不敢為。毛澤東受命於危難之中，扭乾坤於倒懸，在異常黑暗中探尋到光明，在極弱中找到以弱勝強的出路。他所戰勝的對手日本，國民黨和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國聯軍硬件實力十倍乃至百倍於已，這是為什麼？唯一能夠解釋得通的就是毛澤東用軟件的優勢彌補了硬件的缺陷，即以優於對手十倍乃至百倍的智慧彌補物質條件的不足，方能戰勝對手。這種勝利不能和美國，蘇聯和英國聯手以絕對優勢兵力戰勝德國等同論之。反觀世界近代史，無一人的智慧能和毛澤東比肩。鄧小平是老一輩革命家，也有偉人的稱號，跟著走還算一個人物，領著走壓根兒就找不到北。他上台伊始就對越南開戰，這場殺雞用牛刀的戰爭一打就是十年，幾乎和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間總和相當。對越自衛反擊戰目的是製止越南排華犯邊侵柬，但結果三個目的一個未達到，顯然不是勝仗，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次以強打弱卻不勝之仗。中國在這次戰爭中一無所獲，卻使中國的國際威望一落千丈，因為世界上支持這場戰爭的只有朝鮮，柬埔寨和緬甸三個國家。中國打掉了自信，喪失國威，從此一蹶不振搞“韜光養晦”裝孫子。越南卻打出了信心，肆無忌憚地侵我領土，欺我邊民，掠我財富。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戴偉人帽子容易，行偉人之實難。偉人與偉人之間有天壤之別。毛澤東才無愧是真正的偉人中的偉人。
毛澤東的智慧不但表現在善於砸碎舊世界，在建設新中國上同樣出類拔萃。毛澤東時代內政修明，鐵掃帚一到，千年匪患瞬間絕跡，黃毒賭腐一掃而光，社會一遍清明，中華民族空前團結。外交上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尊嚴，誰惹了中國，槍桿子立即射出憤怒的子彈；誰侮辱了中國，筆桿子立即發出正義的聲討。在國際上敢說敢為，從不懼強凌弱，敢干主持公道，維護正義，贏得大多數國家的真心擁戴。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經濟上自強自立，主要靠黨的堅強領導，依靠中華民族自身的不懈努力，取得無數勝利，創造了數不清的奇蹟，在廢墟上重建出一個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農輕重均衡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改革開放卻把中國變成一個奇怪的國度。在這個國度裡好像只有GDP是必要的，其它都可要可不要，而一些關係國家民族存亡的大事卻無人負責。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不能維護領土完整，周邊的領土被人侵占無動於衷，國內的主權隨意畫圈圈賤賣給外國人，國家尊嚴遭人肆意踐踏無人維護，有黨卻不能管好黨員，有國卻沒有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國家意志，有政府卻不能修明內政，有外交卻不能廣交朋友。也許是“貓論”自卑自賤地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定為“差貓”的緣故，黨只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而不是代表先進生產力，也就是說，黨不是要當好“元帥”，而是當好“元帥”的服務員。這個“元帥”即“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指的應是外國人。所以，中國政府不折不扣地做到了維護外國人利益不動搖，而中國老百姓的利益則可隨意改革掉；美國出現金融危機，中國出手救市比誰都積極，而對中國百姓的一些最基本的民生訴求往往置之不理。黨在改革開放中只是一味地放棄信仰，放棄事業，放權讓利請外國人來辦本應由自已做的事，堅持做的事就是靠出賣國家根本利讓外國人來主導經濟保增長，在這過程中，中國自廢了武功，失去自已做好自已事的能力，什麼大事也乾不了，自已有主權行使不好，有人才利用不好，有資源開發利用不好，有企業搞不好，連自來水也要外國人來搞。只是眼巴巴的企望外國人來實現自已“強國”夢。所謂改革成果，顛來倒去炒作的無非就是靠外國人主導的經濟總量，除此就沒有什麼上得檯面的東西。中國現在除討好外國保增長和忽悠百姓保穩定外，好像就沒有什麼國家大事可做了。慈禧被迫出租九龍99年被蓋棺認定為賣國，現在隨意畫圈圈把國家最好的資源以幾十年不等拱手送給外國人叫開放。難道說被迫為娼是卑賤，自願做婊子就無尚光榮嗎？這樣的邏輯的確是有“特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不少善良的中國人認為這是務實，是在給老百姓辦實事。有這種看法的人是否想過，我們把最好的肥肉都給了外國，剩下骨頭皮讓中國人啃，子孫後代怎麼過？我們自廢武功一心一意靠外國，外國人會一心一意幫助中國強大嗎？靠一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外國活命會有好結果嗎？中國現在內政外交矛盾成堆卻無人承擔責任解決，聽之任之，長此以往國家有前途嗎？什麼叫腐敗無能？腐敗無能就是對國家不負責，不作為。世界上壓根兒就找不出第二個像中國這樣的“特色”國家。中國的確有“特色”， 但這種“特色”是一塊藏垢納污的遮羞布，是中華民族最大恥辱而不是榮耀。
毛澤東之所以偉大，在於他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堅信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完全可以依靠自強自立走向繁榮昌盛，自立於民族之林。毛澤東的強國之路就是自強自立的強國之路。縱觀世界強國，無一不是對本民族充滿自信，如美國的華盛頓，日本的明治，俄羅斯的彼得等都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他們都是在本民族處於落後的劣勢時立足於自強自立，排除外國的干預，借鑒（不是依賴）外國經驗，主要靠充分利用本民族民智民力勵精圖治來後發至上強國的。他們利用（不是依賴）市場機制外開放是以侵占掠奪他國資源為目的。民族自信是強國的必要先決條件。歷史上未見靠外國強國的先例。令人遺憾的是中國近百年來，外國的堅船利炮不但催毀了中國的國防，使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最恐懼的是催毀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國家打爛了可以重建家園，但如喪失民族自信這個民族就沒有復興的希望。亡國滅種只是遲早的事。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民族自卑，崇洋媚外像揮之不去的魔咒，植根於中華民族，晚清，北洋和國民政府都不能擺脫這個魔咒的束縛，民族自信僅在毛澤東時代曇花一現。改革開放民族自卑則發展到極端。所謂改革開放的潛在的思想基礎就是完全喪失民族自信，認為搞經濟中國人不行，外國人行，共產黨不行，資本家行，中國強大靠自強自立不行，畫圈圈出賣主權讓外國人來搞才行。黨只要放權讓利放棄信仰放棄事業脫離群眾當甩手掌櫃就能強國。這種形而上學的短視的豬式思維在黨內有基礎，也容易蒙蔽群眾，它的確給中國帶來有目共睹的眼前實惠，卻失去根本利益，使中國沒有國魂，國不像國。內政外交無一不受以美國為首的外國操縱，缺乏獨立自主的國家意志。中國像一個長了一身膘卻染了一身病的病人，喪失了維護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尊嚴的能力。為什麼其它弱小國家都能積主張權利維護尊嚴而“強大”的中國祇會逆來順受呢？這是因為人家能自強自立，不仰他人鼻息，對外依賴性小，離開外國也能活，所以政治上能獨立自主，能昂立國。而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喪失了自強自立的能力，就不得不仰人鼻息，對外國依賴性大，離開外國就活不下去，人家不費一槍一彈，只要弱弱地說一聲制裁中國，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神話就可能瞬間破滅，這樣的國家政治上是無法獨立自主的，只能低三下四做孫子。人過於求人就無法挺胸做人，國過於靠外就無法昂首立國。中國實際已成待人宰割之豬，中華民族空前危險！ ！ ！
一個沒有自信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強大。一個當家人沒有創業的自信，必然會靠賣祖宗產業活命。一個國家的首腦沒有民族自信，就無法走出崇洋媚外，以賣國為榮的怪圈，其結果必然把國家引向衰敗，甚至步入萬劫難復的絕境。
毛澤東之所以偉大，在於他是高瞻遠矚的戰略家。毛澤東處理任何事情都著眼於長遠全局，有不少事為了長遠全局利益會損害人們的眼前利益。這種眼光不是人人都具有的，曲高賀寡，高處不勝寒，往往難為常人所理解。這也是招致非議攻擊最多的地方。舉個淺顯的例子來說，毛澤東時代廿幾年修的水利幾乎超過中國幾千年的總和，在那樣艱苦的年代，中國人幾乎花一小半的勞動力用在興修水利上，當事人沒有怨言是怪事。修水利費工費錢，不產生GDP，沒有眼前效益，但卻為長遠的工農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使中國告別了十年九災苦難歲月，長遠效益無法估量。毛主席領導人民打天下目的就是為了大多數中國人過上好日子，但為達到這個目的，不是採取分光吃光賣光短期行為來實現，（只為後人好乘涼種樹但從不為眼前利益賣樹）。而是從國家長遠利益出發，把國家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經濟上堅持自強自力，不仰人鼻息，在不出賣主權不弱化自強自立的前提下盡可能引進外援。政治上對內平匪反霸，掃清黃毒賭腐，修明內政；對外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懲強扶弱，匡扶正義，廣交朋友，贏得朋友的擁戴，對手的尊敬。確立了國際上強國地位。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脫胎出來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打上舊社會的烙印。這些思想文化嚴重威脅共和國的生存，毛澤東為清除這些有害的文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發起運動，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表面上看是務虛不務實，實際有深遠戰略意義，改革開放的事實恰恰反證了毛澤東這一切做法是無比正確必要的。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也產生一些付作用，付出了不小代價，這也和人肚子長了瘤子，割去瘤子動手術會流很多血，還要傷好皮肉一樣，是不可避免的代價。那時中國經濟起步發展中，雖不發達，但國力強大，中國人揚眉吐氣，挺胸做人，昂首立國。無人為國家安全和前途擔憂。而改革開放是反其道而行之。置國家根本利益於可有可無，以追求眼前利益為唯一目標，有奶就是娘，有錢就喊爹，只要來錢，什麼都敢干，什麼都敢賣。為了經濟增長而漠視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尊嚴，淡化修明內政，一心一意靠外國人來搞GDP。其結果是GDP上去了，但國勢卻走向衰敗，內政矛盾擴大化，黑惡黃毒賭腐勢力已成不可遏制的勢頭，危機四伏；外交無尊嚴，誰都可以騎在中國頭上拉屎撒尿，中國四面臨敵，險像環生。中國表現出的軟弱無能空前絕後，就是慈禧再世也會甘拜下風。內憂外患使中國失去正常國家行為，國不像國。這樣搞出來的GDP等同於建房子不打基礎，光追求建築面積，即使面積搞得再大到頭來只會成為一堆廢墟，多年積累的GDP有可能瞬間化為烏有。到那時中國就要劫難臨頭，百姓遭殃。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改革開放中的既得利益者同樣難逃厄運。中國像是一隻在逐漸加熱的冷水中的蛤蟆，對危機預感已近麻木，一旦大廈已傾才看到危機則為時太晚矣！中國人啊，不能再麻木下去了，該醒醒了！ ！ ！
毛澤東之偉大，無法盡述，這裡略取幾點，旨在說明，毛澤東是上蒼賜我中華的蓋世偉人。毛澤東思想是我中華民族最寶貴精神財富。有了毛澤東，才會有新中國，中國人民才能站起來，中華民族才能強大起來。離了毛澤東，站起了的中國人民又趴下了，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危機。要挽救中華民族的空前危機，必須確立毛主席對強大我中華民族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擯棄一切禍國殃民的歪理邪說，重啟毛澤東思想，才能挽救當前空前危機，使中華民族真正強大起來。
黎陽：真實的文革
作者：黎陽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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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陽：真實的文革
節選自黎陽：《“為真理而權力”與“為權力而'真理'”》
全文見：
http://www.maoflag.net/Forum_ShowNote.asp?board_id=1-2&id=625224
http://blog.163.com/huhaiyu2000@126/blog/static/1093339702009112311146104/
http://blog.163.com/huhaiyu2000@126/blog/static/1093339702009112311839255/
網友“一枝清荷”寫了《一位80初女子對毛澤東的評價》，引來一堆質問。從其中若干可知文革是這樣被灌輸給如今的年輕人的：
——像章、毛選、紅寶書語錄、標語、大字報、講用會、學習班、早請示晚匯報---這些是什莫？個人迷信、崇拜的結果是勞民傷財、民不聊生。
——如果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就如同文革時一樣，您是否認為這是一個更好的社會？
——您是否同意，在毛澤東時代也有“慘絕人寰”之事？還是您認為，如果有那樣的事，也都是“資改派”的惡意誣陷？難道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槍斃堅持不同意見者都是編出來的？
……
魯迅說：“翻著筋鬥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著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於革命有害。”
“翻著筋鬥”寫文革的不僅有“小資產階級”，而且有大騙子。如今許多年輕人自以為知道的文革，其實是一個當年被蓄意歪寫、如今被拼命寫歪的神話“文革”、鬼話“文革”、謊話“文革”。
就以上述向“一枝清荷”發難的一些問題所涉及的若干歷史真相為例：
⑴．個人迷信、崇拜
毛澤東1970年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這樣說——
毛澤東：那個時候（注：1965年）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毛澤東：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斯諾：聽說進城前夕開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曾經通過一項決議，禁止用黨的領導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澤東：這個現在都沒有，沒有什麼用人名來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標語、畫像、石膏像。就是這幾年搞的，紅衛兵一鬧、一沖，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說你反毛，anti-Mao！
……
毛澤東與斯諾的這個講話一清二楚地表明：
第一，毛澤東不贊成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
第二，當有人藉口“反個人迷信”從毛澤東手中篡奪了黨政宣傳大權時，毛澤東也決不會被“反個人迷信”的“緊箍咒”捆住手腳不予反擊。
第三，當毛澤東粉碎敵人的陰謀之後仍然堅持反對個人迷信的原則，所以說“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什麼'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 ，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毛澤東與斯諾的這個講話當時傳達到全國大陸基層所有單位。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的真正態度，不可能不知道歷史真相。明明知道真相卻故意向今日的年輕人灌輸毛澤東“個人迷信、崇拜”，正是“為權力而'真理'”的特色——按需要編造。
⑵．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
毛澤東從來沒搞過這一套。文革中下令禁止了這一套的是江X。確切地說，是1969年4月“九大”開幕之後江X有一個講話，說“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這一套不是宣傳毛澤東，而是醜化毛澤東。當時康生還插話，說這是強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澤東思想。這個講話以文件的形式傳達到各單位，從此“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成為歷史遺跡。
當時我朋友的單位先傳達了。我聽說後就跟自己的領導說既然有這麼個文件，那咱們是不是就不“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了。領導說我也聽說了，但文件還沒到，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執行，咱們現在還是繼續跳。於是我們又多跳了三天。這足以證明這個文件當時傳達到了中國大陸每一個人，也就是說，當時每一個大陸的中國人都知道這回事——否則“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怎麼會突然全部自動停止？沒這個文件，說不定有人會一直“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下去。
跟如今的年輕人大肆渲染文革“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這一套的人必然是文革的過來人，不可能沒聽過傳達這個文件，不可能不知道當時只有製止這一套的文件、沒有叫搞這一套的文件，不可能不知道這一套根本不是毛澤東搞的。明明知道這一歷史真相卻故意不說，只用這一套為例說明毛澤東搞文革如何如何荒唐，無疑是蓄意撒謊編造歷史、用編造的歷史醜化毛澤東——“為權力而'真理'”。
⑶．毛澤東像章、塑像狂熱
文革中反文革的慣用手法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以文革的名義反文革”，對毛澤東像章、塑像也不例外：在以“擁護毛主席”的名義下像章越造越大、用料越來越貴。誰反對，誰就是“反毛”；不反對，那正好利用像章熱大量耗費國家資源，給經濟建設製造難題，由此醜化毛澤東、醜化文革：看，把資源都用於造像章了，所以經濟困難都是文革造成的。
制止了這個歪風的是毛澤東——大約在1968年毛澤東有個批示：像章退回，我要飛機（另一種說法是“還我飛機”）。像章熱從此煞住。
文革中有一個流傳甚廣的周總理巧妙處理塑像陷阱的消息：某些蓄意陷害週總理的人（與今天“學者的良心”吳敬璉當年加入的“五．一六兵團”是志同道合之輩）故意向周總理提出申請，要用某種極貴重的金屬材料試制一座特大型毛澤東塑像。如果不批，那就可以名正言順給周總理安上個“反毛”的罪名。如果批了，那就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極大的財政負擔，正好藉此為指責週總理沒把經濟搞好提供砲彈。週總理當即問：需要多少錢？答曰多少多少。週總理說：可以，批准你們試制。如果失敗了，你們要承擔醜化毛主席形像之責。如果成功了，塑像要收歸中央。這樣貴重的毛主席塑像只有中央才配有。對方頓時傻了眼：成功了自己沒份，不成功自己要擔責，裡外裡不合算，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記得1966年底中央有一個通知，禁止在城市農村搞那種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語錄畫像的“紅海洋運動”。
上述種種說明文革中勞民傷財的“個人崇拜”荒唐之舉根本不是毛澤東搞的，而往往是反對毛澤東的人借力打力，以文革的名義幹壞事，一方面掩護自己，一方面醜化文革，醜化毛澤東。所有這些蓄意的荒謬事當年很快就被毛澤東制止了。如今喋喋不休用這些荒唐事證明文革荒唐的人從來不說明這些荒唐之舉是誰搞起來的，又是誰制止的，完全是“為權力而'真理'”。
⑷． “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槍斃堅持不同意見者”、血統論、打砸搶燒、破四舊、工廠停工鬧武鬥……
上述種種確有其事。真正的問題在於：這類事是誰幹的？怎麼幹的？什麼情況下乾的？迎合了誰的需要？
是毛澤東嗎？毛澤東一直強調文革要整的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1966年8月8日通過）——那些“黑五類”、那些挨鬥挨打的老師、居民等等打砸搶受害者是“當權派”嗎？
毛澤東是軍事大師，不可能不懂得“集中兵力對付要目標”。既然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黨內，是當權派，那怎麼可能放棄主要目標而對準黨外、對準群眾、對準整個社會胡來一氣呢？別說毛澤東那樣善於用兵的統帥，就是稍微有點常識的人也能明白：放著大敵不管卻到處亂打亂殺眉毛鬍子一把抓給自己四面樹敵是犯蠢——這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嗎？邏輯上講得通嗎？
毛澤東一貫強調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十六條”特別強調“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准採取任何壓服的方法”、“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對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裡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翻遍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講話規定，哪一條贊同過打砸搶？毛澤東歷來連俘虜都不准打罵侮辱，何況對人民群眾？
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惡”種種，沒有一樁是毛澤東主張的，沒有一件是毛澤東指使的。把不是毛澤東主張、不是毛澤東幹的事硬安到毛澤東頭上，這符合什麼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簡單：文革的關鍵和矛盾焦點其實就一條：“整黨內走資派”與“不准整黨內走資派”——“矛頭指向黨內”與“矛頭指向黨外”。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原來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澤東：“階級敵人就在黨內”。文革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指向黨內。
LD：“階級敵人不在黨內”。 “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矛頭指向黨外。
為了權力，就必須禁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就必須證明在黨外、在社會上存在著大量“階級敵人” ，就必須沒有敵人也得造出敵人來。但在已經實現了公有製的中國社會無法根據人們的經濟來源劃分敵我。硬要從普通群眾中抓出大批“階級敵人”，就只能想方設法雞蛋裡挑骨頭，吹毛求疵找差別、挑岔子，結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錯。後果就是“血統論”、“文字獄”、“生活問題”、“穿一樣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澤東剛下令廣播北大大字報搞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黨內，LD馬上派出工作組搞“二次反右”。工作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國學校的老師和校長都受到衝擊。有人統計，工作組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裡就把1萬多個學生打成“右派”，把兩千多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1957年反右還是先讓人說話，說完了再說這個話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 1966年6月工作組往往不等人說話，而是先翻檔案。誰的檔案有問題，誰就是“監控對像”，結果是連說話機會都沒有就被揪出來了。 1966年6月9日，劉xx說：“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規模還要聲勢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數要超過1957年。學校單位的奪權鬥爭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學。”劉xx批過一個的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當時中國中學生好幾千萬，大學生150萬。百分之一是幾百萬——超過“反右”的55萬）。所有這些其實就為了證明一條：“階級敵人在黨外不在黨內”，所以必須把文革變成又一次鎮反、又一次反右——“為權力而'真理'”
為了“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就必須在黨內當權派權力受威脅時出現社會動亂、出現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來：
——在群眾中製造對立
因為“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個劃分敵我的問題。當權派“以我劃線”劃分敵我——不聽話、提意見的就是“敵人”，用聽話的監控不聽話的，用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用群眾搞“二次反右”、“抓階級敵人”。這就把本來並無利害衝突的群眾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對頭，非把對方搞垮不可。群眾的分裂對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組”分別宣布撤消LD派出的一切工作組，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劉xx在人大會堂接見首都中學生代表時宣布：“保護少數”包括保護主張“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以寫信支持與工作組對立的“紅衛兵”的方式公開表態支持成立群眾組織與LD派出的工作組對抗。
各學校工作組依靠的學生立即搖身一變成為“紅衛兵”和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用“紅衛兵”對付“紅衛兵”，用群眾組織對付群眾組織——你不靠工作組靠群眾組織，我給你來個“真假孫悟空”。
工作組“挑動群眾鬥群眾”、依靠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導致群眾的嚴重對立。成立了群眾組織後，群眾由個人的對立變成有組織的對立對抗。雙方都拼命證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證明對方“反革命”，都自覺不自覺地遵循“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的思路千方百計挑對方人員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問題……“血統論”、“文字獄”、“生活作風問題”等等從此變成整個社會關注的問題——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證明你“組織不純”，就證明“階級隊伍不純”，就是“招降納叛”，就是“反動組織”；你文章演講能“雞蛋裡挑出骨頭”，就說明有“反動內容”，就證明是“反動組織”；你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嚴重，就證明是“階級異己分子”，就推論出“反動組織”……所謂“文革'極左'”浪潮就這樣愈演愈烈。由此產生了一系列荒謬：對立、謾罵、武鬥、破壞……這反過來又成為“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證據——誰讓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誰讓你“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
——挑動群眾打人。
1966年6月我親耳聽到工作組傳達毛澤東關於一些單位出現群眾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壞人，那麼打了你活該；如果是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嘛。 ——據我所知，這次傳達是全國統一傳達的。這條“最高指示”一傳達，全國各學校頓時打人成風：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誰說“黑幫”打不得？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然而時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澤東當時嚴厲批評了這個“傳達”：為什麼偏偏刪掉了我最關鍵的最後一句話：“今後不准打人”？ ！
這正是“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這一理論的需要。
第一，各學校打人成風，豈不證明了“沒有工作組就要大亂”、廣播北大大字報就是“敢動黨內'當權派'，就必然天下大亂”？
第二，通過打人一事讓群眾產生錯覺：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類可以不算數，只要“出於革命義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計較——從此對毛澤東的主張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屬心裡種下對文革、對毛澤東的仇恨種子。
第四，把群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關注“黨內走資派”。
第五，在群眾中醜化文革。
此例一開，爾後的暴力事件便層出不窮，如洪水氾濫，一發而不可收拾，從打人罵人到各種各樣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掛牌子、剃“陰陽頭、坐“噴氣式”……現在人們所見所聞有關文革的種種劣跡，無不源於此次“傳達”。
儘管之後公佈的“十六條”規定“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但“二次反右”已經造成了群眾的嚴重對立，歪曲傳達的“打人指示”已經先入為主，暴力之風已形成。 “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在文革中幾乎無人理睬，形成的怪邏輯是：不折不扣按毛澤東的主張辦、講政策、守規矩倒成了“保守”、“條條框框多”，無視毛澤東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體現“造反精神”——“造反”落實到對抗毛澤東的三令五申上，還說這叫“最忠”。
——煽動血統論狂熱，開打砸搶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剛剛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代表，8月20幾日立刻開始鬧起了打砸搶抄抓、毀壞文物、肆無忌憚把矛頭指向社會群眾的“破四舊”，同時“血統論”風靡一時——“血統論”以強調出身為名，把“紅衛兵”解釋成應該以乾部子女為主的組織。而“幹部子女”其實就是“黨內當權派子女”。由“黨內當權派子女”組成的“紅衛兵”顯然對到社會上“破四舊”、落實“階級敵人在黨外而不在黨內”比認同“階級敵人在黨內不在黨外”、 “把矛頭指向黨內”積極得多。當時這些“紅衛兵”都是年方十來歲的中學生。如果沒有老謀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這些過去從未接觸社會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裡會想得到跑出學校到社會上去大鬧？那些“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血統論、打砸搶燒、破四舊之類暴行全都是這個時候發生的，即最需要破壞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重點的關鍵時刻發生的——這其實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將”毛澤東的“軍”的極巧妙的一記毒著：你毛澤東依靠“紅衛兵”鬧文革把矛頭指向黨內，我來個“四兩撥千斤”，用“血統論”唆使“紅衛兵”把矛頭從黨內引向社會。 “紅衛兵”到處亂砸亂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責我派工作組鎮壓學生不對——我派工作組不就是“管”嗎？你不是剛剛宣布撤消工作組、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嗎？你說我鎮壓學生，你不是也得鎮壓嗎？只要你宣布“管”，那所謂“方向錯誤、路線錯誤”的指責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驢，把這群“紅衛兵”連同一切群眾組織統統取締鎮壓下去，看你文革還怎麼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會老百姓對文革的反感，離間毛澤東與人民群眾的關係。
——煽動武鬥，全面破壞搗亂
為了權力，所以必須“矛頭指向黨外”，所以必須證明“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所以要唆使“紅衛兵”鬧“血統論”、“破四舊”、打砸搶，以此證明只要“矛頭指向黨內”就要引起大亂。這一套沒有動搖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方向，可見亂得還不夠，還需要升級，於是一系列荒唐瘋狂舉動接踵而至：掀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壞文物、批鬥著名學者專家、搶檔案、炮打中央文革、衝擊公安部、大規模武鬥、動槍動炮、全面內戰……
所有這些瘋狂破壞表面上看雜亂無章，實際無不一是想方設法把“矛頭指向黨內”扭到“矛頭指向黨外”——千方百計證明一條：“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 ：一切破壞、荒唐、苦難都是你搞文革“矛頭指向黨內”造成的。要製止這些就必須停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堅持“矛頭指向黨內”就必然怨聲載道，天下大亂——所以不能動我的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如果退縮就上了大當：只要被“社會動亂”嚇住、不問青紅皂白盲目“維穩”，那就必然放棄“矛頭指向黨內”，必然“矛頭指向黨外” ，結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鎮反。而在群眾已經被分裂、情緒嚴重對立的、好人壞人混雜、沒弄清誰是真正的壞人情況下盲目搞反右、搞鎮反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由當權派“以我劃線”不分青紅皂白大開殺戒，後果可想而知——大規模逮捕，大規模鎮壓，大規模冤假錯案。
毛澤東洞若觀火：群眾鬥群眾、武鬥、破壞之類都是黨內走資派挑動的，普通群眾上當受騙的是多數，壞人是少數。但好人壞人混在一起，一時區分不出來。在群眾對立情緒嚴重的情況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見了亂子就盲目鎮壓，必定傷及無辜。毛澤東的做法是冷眼旁觀一段時間，讓好人自動退出，壞人充分暴露，那時就可以有的放矢，就不會冤枉無辜。
例如清華大學的武鬥，打來打去最後參與的只剩下幾百人，多數群眾都厭惡這套，退出不干了。也就是說，壞人孤立了，暴露了。這時毛澤東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隊進駐制止武鬥。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5人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院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 ——毛澤東的這些話深得人心，全國武鬥從此杜絕。
文革中大規模武鬥發生在1967年中的幾個月。零星武鬥自1968年7．27之後全部製止。全國範圍內的動亂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動亂說成“十年動亂”是胡說八道，“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
毛澤東並不是為鬥黨內走資派而包庇放縱社會上的犯罪。混在群眾中乾壞事的人後來在“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時差不多都受到了懲處。 （其實武鬥盛行時許多人已經看透了形勢：鬧武鬥破壞之類可是明明違背《十六條》和毛澤東的一貫主張，不會有好下場，所以流傳一句話：“別看今天跳得歡，當心秋後拉清單”。我所在的中學有一個學生在外地參加過武鬥開過槍，徵兵時因此沒通過政審——說不清是否有人命。）毛澤東只是在好人壞人混雜在一起分不清時冷靜觀察了幾個月，等壞人充分暴露之後才下手，同時給受蒙蔽的好人以改正錯誤的機會——像鬧“血統論”、“破四舊”的中學青少年，明擺著是受人唆使，所做所為要達到的效果就一條：“禁止把矛頭指向黨內”——“血統論”、“黑五類”、“破四舊”、抄家打砸搶等等哪一條屬於“矛頭指向黨內”？其它群眾受煽動鬧武鬥搞停工也為的達到同樣效果。對受蒙蔽受挑撥受唆使上當受騙的群眾，是按照LD“二次反右”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全部逮捕，還是等背後教唆的罪魁禍首暴露了再打擊首惡、教育大多數？毛澤東選擇了後者。這如同警察在弄不清誰是真正的罪犯時不盲目抓人，而是“欲擒故縱”，等犯罪分子從普通群眾中區分出來、拿到確切證據時再逮捕。能因此說警察故意保護罪犯嗎？同理，能因此說毛澤東故意縱容包庇那些所謂的“文革罪行”嗎？又比如發現有人監守自盜要追查，罪犯見勢不妙便放火燒倉庫，能因此說這火是追查罪犯惹的禍、所以根本就不該追查罪犯嗎？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惡，如打砸搶抄抓、血統論、人身侮辱虐待、“破四舊”、破壞文物、批鬥迫害傑出人才、武鬥破壞、工廠停工、學校停課……等等全部發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間，發生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矛頭指向黨內、黨內當權派的權力受到威脅、迫不及待需要變“矛頭指向黨內”為“矛頭指向黨外”、迫切需要“事實”證明“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時候。等“全國一片紅”、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沒有發生過。
噹噹權派還有權、但這個權面臨威脅時，就發生了上述種種暴行。噹噹權派不再有權、權力被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取代之後，上述一切暴行就銷聲匿跡。事實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很簡單：有權而面臨危機時便亂像叢生；等沒了權了，什麼亂子都沒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開關一開，燈就亮了；開關一關，燈就滅了，不用說開關與燈是連在一起的。要打倒的當權派在要打倒還沒打倒、手裡還有權時就出現了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等打倒了、沒了權了，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說這些要打倒的當權派與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是連在一起的——只要不是“為權力而'真理'”，只要腦子還會思維，根據這個簡單的事實就可以明白所謂“文革罪行”全是毛澤東的對手為保住自己的權力蓄意製造出來的——“權力高於一切，為了權力不惜一切”。製造一切“文革罪惡” 的罪魁禍首不是毛澤東，而是毛澤東的文革要打倒的敵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其實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權力場的鐵規律。回顧歷史可以發現，當“為權力而'真理'”的當權者的權力受到威脅的時候或權力有需要的時候，為了權力，什麼慘不忍睹血淋淋的殘酷事件、什麼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會發生——“權力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一切”。
——趙高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指鹿為馬”。
——趙構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十二道金牌”、“風波亭”。
——如《明朝的那些事》所描述，官兵沒能力打勝仗、面臨上級責罰、自己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抓老百姓殺掉冒充戰果——殺良冒功（不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國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釣魚式執法”也是如此。）
——剛當上總書記，需要用政績鞏固自己的權力，就“按指標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從此“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再也沒人敢對自己不敬。
——剛主持第一線，需要用政績鞏固自己的權力，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一縣一社”、“一平二調”、“畝產萬斤糧”、糧食放衛星。
——大躍進“插紅旗、拔白旗”運動威脅了自己的權力，為了不被當白旗拔掉，就虛報產量搞浮誇。
——為避免虛報糧食產量的謊言被揭穿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就剝奪農民口糧，餓死人在所不惜。
——為了避免自己陽奉陰違頭腦發熱搞浮誇的真相被毛澤東發現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就封鎖毛澤東、架空毛澤東——“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
——為了逃避瞎指揮搞浮誇造成經濟大挫折的責任、保護自己的權力，就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把一切責任全往毛澤東身上推。
——為了用政績鞏固權力，就不顧老百姓負擔，加碼徵糧“提前還債”。
——為了否定“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就大搞“形左實右”，把矛頭指向基層幹部群眾。
——為了扭轉“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就必須證明“不准碰當內當權派，否則天下必亂”，社會就必須動亂，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統論、“破四舊”、打砸搶抄抓、破壞文物、打倒一切、武鬥動亂、工廠停工、“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像章熱……
把歷史上所有那些壞事、怪事、荒唐事跟當時的權力需要聯繫到一起，規律性一目了然。
所謂“文革血腥恐怖”、“破壞文物”、“打砸搶”、“血統論”、武鬥破壞之類全部都是為抵制破壞毛澤東文革而精心策劃煽動出來的血腥政治陰謀。真正的罪魁禍首不是毛澤東，而是對抗毛澤東、千方百計保護自己權力的黨內走資派——“為權力而'真理'”，權力高於一切，個人利益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犧牲一切。為權力什麼傷天害理慘絕人寰的事都乾得出來。為權力什麼離奇荒謬牽強附會的藉口都編得出來。 （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請看“臨時性強姦”、“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異性洗浴”、“躲貓貓”、“自行從高處墜下死亡”、“用紙幣開手銬、用鞋帶上吊”、“俯臥撐”、“情緒穩定”、“訪民都是精神病，必須強制監禁”之類“故事新編”。）
毛澤東在文革中頂住一切壓力、堅決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規模的“按指標抓右派”、“按指標鎮反”。不是毛澤東，許多人早變成了犧牲品，成為“為權力而'真理'”的當權派為證明“階級鬥爭不在黨內”而製造的證據被幹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連一把鼻涕一把淚控訴文革的機會都撈不著。這些人把一切罪惡賴到毛澤東頭上實在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當年殘暴整他們的人，正是毛澤東要整的人——“黨內走資派”。這些人“權力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犧牲一切，一見權力受到威脅便不惜一切嫁禍於人，所以製造動亂，所以宣傳“血統論”，所以製造打砸搶抄抓“破四舊”，所以製造武鬥……犧牲這些人、製造各種暴行都為一個目標：“矛頭指向黨外”。如果得逞了，讓毛澤東屈服了，把文革變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鎮反，那就不僅僅是簡單的冤假錯案受迫害問題，而是人頭落地的問題。
污衊毛澤東殘暴的人自己才真殘暴——說文革抄家打砸搶，那如今的暴力拆遷呢？整個房子整個地區全都給你掀了夷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掃地出門，什麼都不給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抗議自焚死了都不饒，都算有罪，連家屬都抓起來。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搶抄抓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誰殘暴？
文革中的抄家打砸搶暴行都是反毛澤東的人自己搞的，不是毛澤東讓搞的，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的，見之於《十六條》。毛澤東不僅反對打砸搶，而且反對強制拆遷：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xx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
——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313--329頁）
毛澤東反對打砸搶抄抓、反對強制拆遷都有明文證據。說毛澤東搞打砸搶，有何憑證？而如今的暴力拆遷倒是都有官方明文規定，是針對老百姓有目的有組織有系統的暴力——誰“慘絕人寰”？誰“民不聊生”？誰殘暴？
鄧xx兩次被打倒，兩次生活待遇不變，沒遭逮捕用刑，沒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江X則一下子就被抓進監獄公審侮辱判了死刑死於非命——誰寬宏大量仁至義盡，誰心狠手辣野蠻殘暴？
毛澤東的文革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謂“整”，就是撤職罷官，不給權力，但給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變。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資，到後來也全部補發了。
“給生活出路”是毛澤東一貫的政策：“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毛澤東對俘虜都優待，對敵人都寬大，而口口聲聲罵毛澤東殘暴沒人性的人大權在握後可曾給普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崗、買斷工齡、自謀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養不起老……死活沒人管——誰沒人性？誰“慘絕人寰”？誰“民不聊生”？誰殘暴？
張宏良教授指出：“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風暴來說，至今仍然被知識界妖魔化的中國紅衛兵，充其量也不過是貼貼大字報、搞搞大串連、開開批鬥會，可是他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同行戰友，則無所顧忌十分瀟灑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國'五月風暴'大學生把機關槍架進了校園；意大利的紅衛兵則更是瀟灑，乾脆把國家總理拉出來一槍斃了；美國黑人運動更是放火燒了全國數十座城市……而所有這些國家革命後的複闢只是恢復了舊有秩序，並沒有任何國家發生對參與者的清算行為，無論是美國知識界還是歐洲知識界，都沒有發生對本國'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訴，美國沒有清算黑人運動，法國意大利沒有清算學生運動，唯獨中國三十年來一直在控訴在清算，並且清算範圍之廣，鎮壓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被清算者命運之慘烈，可謂是曠古未有，僅一個人口規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鎮壓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萬人。直到今天全國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價值，然而這個普世價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頭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不僅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即使沒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價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開發表文章聲稱，替老百姓講話的左派不享有憲法規定的各種自由。” ——誰沒人性？誰“慘絕人寰”？誰殘暴？
——中國文物普查：近20多年2萬余登記在冊文物消失（北京晨報2009年11月29日）
——復旦大學的研究結果：中華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專家謝辰生：中國文物最悲慘時期是90年代
誰毀滅文物？
但為什麼那麼多人會以為文革中的一切惡行都是毛澤東的責任呢？
一是“為權力而'真理'”當權派的長期以來的大肆宣傳，導致三人成虎，眾口爍金。
二是毛澤東的黨內對手對抗毛澤東的手段極其刁鑽。以一言蔽之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打著毛澤東的旗幟反毛澤東，用擁護毛澤東的名義整毛澤東。不僅文革中如此，早在文革前的大躍進時就已經如此。
例如，前副總理谷牧有如此回憶：
——“1959年7月21日上午，總理主持召開全體會議……週總理語重心長地講了一段話，使我們的心靈深為震撼。他說：'主席對大家的談話，有時是啟發性的，有時是徵求意見性的。大家聽到以後，不加思考，就以為件件都是主席的決定，就照樣傳達執行，這樣一來，以後主席就不好隨便給大家談話了，那主席的日子還怎麼過法？見了面只好今天天氣哈哈哈，或者只有考慮成熟了，一開口就宣布命令。那黨內還有什麼民主呢？！這實際上等於封鎖主席嘛！'接著，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萬噸鋼，本來主席是提出來問問的，我們沒有經過多少調查研究，全黨就行動起來，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總理講這番話的時候，神情很嚴肅，也顯得很激動。”
由此可見“打著毛澤東的旗反毛澤東”的手法有多刁：一是陽奉陰違，笑裡藏刀——以“擁護毛澤東”的名義把毛澤東調查研究協商討論的話歪曲成命令指示，從而剝奪了毛澤東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的機會，達到實際封鎖毛澤東的效果。二是極“左”極右來回跳。比如那個“學者的良心”吳敬璉，說左就“左”到了家，教訓老婆不許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麼要坐沙發？ “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連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都不行：“不要把這麼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一說右又右成了“吳市場”，口口聲聲“春運火車票不漲價違反市場規則”，還一邊當國家證券委的評審委員一邊當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總之要麼全部，要麼全不；一說冷就扔進火爐，一說熱就丟進冰窖；一說澇就弄成沙漠，一說旱就弄成澤國。拿破崙說過，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論。這些人就是用專門走極端的辦法把真理落實成謬論，名正言順地變著方地搗亂，就是不讓毛澤東的真正意圖得到貫徹落實。把事情弄砸了，還讓人們以為這就是毛澤東的意圖，就是毛澤東的責任。這使許多不明真相的人接受了“文革中的一切罪惡都歸咎於毛澤東”的說法。
把文革說成“十年浩劫”是“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為了權力，需要妖魔化文革，需要把當年自己幹的一切罪惡全推到文革頭上。所以假話謊話不厭其煩，胡說八道不厭其多。根據虛假的信息只能得出荒謬的結論。而對跟“為權力而'真理'”無關的普通老百姓來說，荒謬的結論毫無意義，歷史的真相、真實的文革才有意義。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2-27
http://www.wyzxsx.com
黎陽：真實的文革
節選自黎陽：《“為真理而權力”與“為權力而'真理'”》
全文見：
http://www.maoflag.net/Forum_ShowNote.asp?board_id=1-2&id=625224
http://blog.163.com/huhaiyu2000@126/blog/static/1093339702009112311146104/
http://blog.163.com/huhaiyu2000@126/blog/static/1093339702009112311839255/
網友“一枝清荷”寫了《一位80初女子對毛澤東的評價》，引來一堆質問。從其中若干可知文革是這樣被灌輸給如今的年輕人的：
——像章、毛選、紅寶書語錄、標語、大字報、講用會、學習班、早請示晚匯報---這些是什莫？個人迷信、崇拜的結果是勞民傷財、民不聊生。
——如果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就如同文革時一樣，您是否認為這是一個更好的社會？
——您是否同意，在毛澤東時代也有“慘絕人寰”之事？還是您認為，如果有那樣的事，也都是“資改派”的惡意誣陷？難道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槍斃堅持不同意見者都是編出來的？
……
魯迅說：“翻著筋鬥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著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於革命有害。”
“翻著筋鬥”寫文革的不僅有“小資產階級”，而且有大騙子。如今許多年輕人自以為知道的文革，其實是一個當年被蓄意歪寫、如今被拼命寫歪的神話“文革”、鬼話“文革”、謊話“文革”。
就以上述向“一枝清荷”發難的一些問題所涉及的若干歷史真相為例：
⑴．個人迷信、崇拜
毛澤東1970年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這樣說——
毛澤東：那個時候（注：1965年）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毛澤東：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斯諾：聽說進城前夕開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曾經通過一項決議，禁止用黨的領導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澤東：這個現在都沒有，沒有什麼用人名來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標語、畫像、石膏像。就是這幾年搞的，紅衛兵一鬧、一沖，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說你反毛，anti-Mao！
……
毛澤東與斯諾的這個講話一清二楚地表明：
第一，毛澤東不贊成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
第二，當有人藉口“反個人迷信”從毛澤東手中篡奪了黨政宣傳大權時，毛澤東也決不會被“反個人迷信”的“緊箍咒”捆住手腳不予反擊。
第三，當毛澤東粉碎敵人的陰謀之後仍然堅持反對個人迷信的原則，所以說“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什麼'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 ，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毛澤東與斯諾的這個講話當時傳達到全國大陸基層所有單位。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的真正態度，不可能不知道歷史真相。明明知道真相卻故意向今日的年輕人灌輸毛澤東“個人迷信、崇拜”，正是“為權力而'真理'”的特色——按需要編造。
⑵．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
毛澤東從來沒搞過這一套。文革中下令禁止了這一套的是江X。確切地說，是1969年4月“九大”開幕之後江X有一個講話，說“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這一套不是宣傳毛澤東，而是醜化毛澤東。當時康生還插話，說這是強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澤東思想。這個講話以文件的形式傳達到各單位，從此“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成為歷史遺跡。
當時我朋友的單位先傳達了。我聽說後就跟自己的領導說既然有這麼個文件，那咱們是不是就不“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了。領導說我也聽說了，但文件還沒到，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執行，咱們現在還是繼續跳。於是我們又多跳了三天。這足以證明這個文件當時傳達到了中國大陸每一個人，也就是說，當時每一個大陸的中國人都知道這回事——否則“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怎麼會突然全部自動停止？沒這個文件，說不定有人會一直“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下去。
跟如今的年輕人大肆渲染文革“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這一套的人必然是文革的過來人，不可能沒聽過傳達這個文件，不可能不知道當時只有製止這一套的文件、沒有叫搞這一套的文件，不可能不知道這一套根本不是毛澤東搞的。明明知道這一歷史真相卻故意不說，只用這一套為例說明毛澤東搞文革如何如何荒唐，無疑是蓄意撒謊編造歷史、用編造的歷史醜化毛澤東——“為權力而'真理'”。
⑶．毛澤東像章、塑像狂熱
文革中反文革的慣用手法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以文革的名義反文革”，對毛澤東像章、塑像也不例外：在以“擁護毛主席”的名義下像章越造越大、用料越來越貴。誰反對，誰就是“反毛”；不反對，那正好利用像章熱大量耗費國家資源，給經濟建設製造難題，由此醜化毛澤東、醜化文革：看，把資源都用於造像章了，所以經濟困難都是文革造成的。
制止了這個歪風的是毛澤東——大約在1968年毛澤東有個批示：像章退回，我要飛機（另一種說法是“還我飛機”）。像章熱從此煞住。
文革中有一個流傳甚廣的周總理巧妙處理塑像陷阱的消息：某些蓄意陷害週總理的人（與今天“學者的良心”吳敬璉當年加入的“五．一六兵團”是志同道合之輩）故意向周總理提出申請，要用某種極貴重的金屬材料試制一座特大型毛澤東塑像。如果不批，那就可以名正言順給周總理安上個“反毛”的罪名。如果批了，那就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極大的財政負擔，正好藉此為指責週總理沒把經濟搞好提供砲彈。週總理當即問：需要多少錢？答曰多少多少。週總理說：可以，批准你們試制。如果失敗了，你們要承擔醜化毛主席形像之責。如果成功了，塑像要收歸中央。這樣貴重的毛主席塑像只有中央才配有。對方頓時傻了眼：成功了自己沒份，不成功自己要擔責，裡外裡不合算，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記得1966年底中央有一個通知，禁止在城市農村搞那種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語錄畫像的“紅海洋運動”。
上述種種說明文革中勞民傷財的“個人崇拜”荒唐之舉根本不是毛澤東搞的，而往往是反對毛澤東的人借力打力，以文革的名義幹壞事，一方面掩護自己，一方面醜化文革，醜化毛澤東。所有這些蓄意的荒謬事當年很快就被毛澤東制止了。如今喋喋不休用這些荒唐事證明文革荒唐的人從來不說明這些荒唐之舉是誰搞起來的，又是誰制止的，完全是“為權力而'真理'”。
⑷． “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槍斃堅持不同意見者”、血統論、打砸搶燒、破四舊、工廠停工鬧武鬥……
上述種種確有其事。真正的問題在於：這類事是誰幹的？怎麼幹的？什麼情況下乾的？迎合了誰的需要？
是毛澤東嗎？毛澤東一直強調文革要整的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1966年8月8日通過）——那些“黑五類”、那些挨鬥挨打的老師、居民等等打砸搶受害者是“當權派”嗎？
毛澤東是軍事大師，不可能不懂得“集中兵力對付要目標”。既然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黨內，是當權派，那怎麼可能放棄主要目標而對準黨外、對準群眾、對準整個社會胡來一氣呢？別說毛澤東那樣善於用兵的統帥，就是稍微有點常識的人也能明白：放著大敵不管卻到處亂打亂殺眉毛鬍子一把抓給自己四面樹敵是犯蠢——這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嗎？邏輯上講得通嗎？
毛澤東一貫強調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十六條”特別強調“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准採取任何壓服的方法”、“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對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裡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翻遍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講話規定，哪一條贊同過打砸搶？毛澤東歷來連俘虜都不准打罵侮辱，何況對人民群眾？
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惡”種種，沒有一樁是毛澤東主張的，沒有一件是毛澤東指使的。把不是毛澤東主張、不是毛澤東幹的事硬安到毛澤東頭上，這符合什麼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簡單：文革的關鍵和矛盾焦點其實就一條：“整黨內走資派”與“不准整黨內走資派”——“矛頭指向黨內”與“矛頭指向黨外”。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原來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澤東：“階級敵人就在黨內”。文革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指向黨內。
LD：“階級敵人不在黨內”。 “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矛頭指向黨外。
為了權力，就必須禁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就必須證明在黨外、在社會上存在著大量“階級敵人” ，就必須沒有敵人也得造出敵人來。但在已經實現了公有製的中國社會無法根據人們的經濟來源劃分敵我。硬要從普通群眾中抓出大批“階級敵人”，就只能想方設法雞蛋裡挑骨頭，吹毛求疵找差別、挑岔子，結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錯。後果就是“血統論”、“文字獄”、“生活問題”、“穿一樣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澤東剛下令廣播北大大字報搞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黨內，LD馬上派出工作組搞“二次反右”。工作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國學校的老師和校長都受到衝擊。有人統計，工作組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裡就把1萬多個學生打成“右派”，把兩千多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1957年反右還是先讓人說話，說完了再說這個話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 1966年6月工作組往往不等人說話，而是先翻檔案。誰的檔案有問題，誰就是“監控對像”，結果是連說話機會都沒有就被揪出來了。 1966年6月9日，劉xx說：“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規模還要聲勢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數要超過1957年。學校單位的奪權鬥爭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學。”劉xx批過一個的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當時中國中學生好幾千萬，大學生150萬。百分之一是幾百萬——超過“反右”的55萬）。所有這些其實就為了證明一條：“階級敵人在黨外不在黨內”，所以必須把文革變成又一次鎮反、又一次反右——“為權力而'真理'”
為了“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就必須在黨內當權派權力受威脅時出現社會動亂、出現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來：
——在群眾中製造對立
因為“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個劃分敵我的問題。當權派“以我劃線”劃分敵我——不聽話、提意見的就是“敵人”，用聽話的監控不聽話的，用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用群眾搞“二次反右”、“抓階級敵人”。這就把本來並無利害衝突的群眾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對頭，非把對方搞垮不可。群眾的分裂對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組”分別宣布撤消LD派出的一切工作組，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劉xx在人大會堂接見首都中學生代表時宣布：“保護少數”包括保護主張“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以寫信支持與工作組對立的“紅衛兵”的方式公開表態支持成立群眾組織與LD派出的工作組對抗。
各學校工作組依靠的學生立即搖身一變成為“紅衛兵”和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用“紅衛兵”對付“紅衛兵”，用群眾組織對付群眾組織——你不靠工作組靠群眾組織，我給你來個“真假孫悟空”。
工作組“挑動群眾鬥群眾”、依靠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導致群眾的嚴重對立。成立了群眾組織後，群眾由個人的對立變成有組織的對立對抗。雙方都拼命證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證明對方“反革命”，都自覺不自覺地遵循“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的思路千方百計挑對方人員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問題……“血統論”、“文字獄”、“生活作風問題”等等從此變成整個社會關注的問題——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證明你“組織不純”，就證明“階級隊伍不純”，就是“招降納叛”，就是“反動組織”；你文章演講能“雞蛋裡挑出骨頭”，就說明有“反動內容”，就證明是“反動組織”；你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嚴重，就證明是“階級異己分子”，就推論出“反動組織”……所謂“文革'極左'”浪潮就這樣愈演愈烈。由此產生了一系列荒謬：對立、謾罵、武鬥、破壞……這反過來又成為“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證據——誰讓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誰讓你“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
——挑動群眾打人。
1966年6月我親耳聽到工作組傳達毛澤東關於一些單位出現群眾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壞人，那麼打了你活該；如果是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嘛。 ——據我所知，這次傳達是全國統一傳達的。這條“最高指示”一傳達，全國各學校頓時打人成風：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誰說“黑幫”打不得？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然而時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澤東當時嚴厲批評了這個“傳達”：為什麼偏偏刪掉了我最關鍵的最後一句話：“今後不准打人”？ ！
這正是“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這一理論的需要。
第一，各學校打人成風，豈不證明了“沒有工作組就要大亂”、廣播北大大字報就是“敢動黨內'當權派'，就必然天下大亂”？
第二，通過打人一事讓群眾產生錯覺：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類可以不算數，只要“出於革命義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計較——從此對毛澤東的主張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屬心裡種下對文革、對毛澤東的仇恨種子。
第四，把群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關注“黨內走資派”。
第五，在群眾中醜化文革。
此例一開，爾後的暴力事件便層出不窮，如洪水氾濫，一發而不可收拾，從打人罵人到各種各樣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掛牌子、剃“陰陽頭、坐“噴氣式”……現在人們所見所聞有關文革的種種劣跡，無不源於此次“傳達”。
儘管之後公佈的“十六條”規定“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但“二次反右”已經造成了群眾的嚴重對立，歪曲傳達的“打人指示”已經先入為主，暴力之風已形成。 “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在文革中幾乎無人理睬，形成的怪邏輯是：不折不扣按毛澤東的主張辦、講政策、守規矩倒成了“保守”、“條條框框多”，無視毛澤東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體現“造反精神”——“造反”落實到對抗毛澤東的三令五申上，還說這叫“最忠”。
——煽動血統論狂熱，開打砸搶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剛剛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代表，8月20幾日立刻開始鬧起了打砸搶抄抓、毀壞文物、肆無忌憚把矛頭指向社會群眾的“破四舊”，同時“血統論”風靡一時——“血統論”以強調出身為名，把“紅衛兵”解釋成應該以乾部子女為主的組織。而“幹部子女”其實就是“黨內當權派子女”。由“黨內當權派子女”組成的“紅衛兵”顯然對到社會上“破四舊”、落實“階級敵人在黨外而不在黨內”比認同“階級敵人在黨內不在黨外”、 “把矛頭指向黨內”積極得多。當時這些“紅衛兵”都是年方十來歲的中學生。如果沒有老謀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這些過去從未接觸社會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裡會想得到跑出學校到社會上去大鬧？那些“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血統論、打砸搶燒、破四舊之類暴行全都是這個時候發生的，即最需要破壞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重點的關鍵時刻發生的——這其實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將”毛澤東的“軍”的極巧妙的一記毒著：你毛澤東依靠“紅衛兵”鬧文革把矛頭指向黨內，我來個“四兩撥千斤”，用“血統論”唆使“紅衛兵”把矛頭從黨內引向社會。 “紅衛兵”到處亂砸亂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責我派工作組鎮壓學生不對——我派工作組不就是“管”嗎？你不是剛剛宣布撤消工作組、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嗎？你說我鎮壓學生，你不是也得鎮壓嗎？只要你宣布“管”，那所謂“方向錯誤、路線錯誤”的指責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驢，把這群“紅衛兵”連同一切群眾組織統統取締鎮壓下去，看你文革還怎麼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會老百姓對文革的反感，離間毛澤東與人民群眾的關係。
——煽動武鬥，全面破壞搗亂
為了權力，所以必須“矛頭指向黨外”，所以必須證明“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所以要唆使“紅衛兵”鬧“血統論”、“破四舊”、打砸搶，以此證明只要“矛頭指向黨內”就要引起大亂。這一套沒有動搖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方向，可見亂得還不夠，還需要升級，於是一系列荒唐瘋狂舉動接踵而至：掀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壞文物、批鬥著名學者專家、搶檔案、炮打中央文革、衝擊公安部、大規模武鬥、動槍動炮、全面內戰……
所有這些瘋狂破壞表面上看雜亂無章，實際無不一是想方設法把“矛頭指向黨內”扭到“矛頭指向黨外”——千方百計證明一條：“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 ：一切破壞、荒唐、苦難都是你搞文革“矛頭指向黨內”造成的。要製止這些就必須停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堅持“矛頭指向黨內”就必然怨聲載道，天下大亂——所以不能動我的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如果退縮就上了大當：只要被“社會動亂”嚇住、不問青紅皂白盲目“維穩”，那就必然放棄“矛頭指向黨內”，必然“矛頭指向黨外” ，結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鎮反。而在群眾已經被分裂、情緒嚴重對立的、好人壞人混雜、沒弄清誰是真正的壞人情況下盲目搞反右、搞鎮反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由當權派“以我劃線”不分青紅皂白大開殺戒，後果可想而知——大規模逮捕，大規模鎮壓，大規模冤假錯案。
毛澤東洞若觀火：群眾鬥群眾、武鬥、破壞之類都是黨內走資派挑動的，普通群眾上當受騙的是多數，壞人是少數。但好人壞人混在一起，一時區分不出來。在群眾對立情緒嚴重的情況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見了亂子就盲目鎮壓，必定傷及無辜。毛澤東的做法是冷眼旁觀一段時間，讓好人自動退出，壞人充分暴露，那時就可以有的放矢，就不會冤枉無辜。
例如清華大學的武鬥，打來打去最後參與的只剩下幾百人，多數群眾都厭惡這套，退出不干了。也就是說，壞人孤立了，暴露了。這時毛澤東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隊進駐制止武鬥。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5人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院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 ——毛澤東的這些話深得人心，全國武鬥從此杜絕。
文革中大規模武鬥發生在1967年中的幾個月。零星武鬥自1968年7．27之後全部製止。全國範圍內的動亂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動亂說成“十年動亂”是胡說八道，“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
毛澤東並不是為鬥黨內走資派而包庇放縱社會上的犯罪。混在群眾中乾壞事的人後來在“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時差不多都受到了懲處。 （其實武鬥盛行時許多人已經看透了形勢：鬧武鬥破壞之類可是明明違背《十六條》和毛澤東的一貫主張，不會有好下場，所以流傳一句話：“別看今天跳得歡，當心秋後拉清單”。我所在的中學有一個學生在外地參加過武鬥開過槍，徵兵時因此沒通過政審——說不清是否有人命。）毛澤東只是在好人壞人混雜在一起分不清時冷靜觀察了幾個月，等壞人充分暴露之後才下手，同時給受蒙蔽的好人以改正錯誤的機會——像鬧“血統論”、“破四舊”的中學青少年，明擺著是受人唆使，所做所為要達到的效果就一條：“禁止把矛頭指向黨內”——“血統論”、“黑五類”、“破四舊”、抄家打砸搶等等哪一條屬於“矛頭指向黨內”？其它群眾受煽動鬧武鬥搞停工也為的達到同樣效果。對受蒙蔽受挑撥受唆使上當受騙的群眾，是按照LD“二次反右”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全部逮捕，還是等背後教唆的罪魁禍首暴露了再打擊首惡、教育大多數？毛澤東選擇了後者。這如同警察在弄不清誰是真正的罪犯時不盲目抓人，而是“欲擒故縱”，等犯罪分子從普通群眾中區分出來、拿到確切證據時再逮捕。能因此說警察故意保護罪犯嗎？同理，能因此說毛澤東故意縱容包庇那些所謂的“文革罪行”嗎？又比如發現有人監守自盜要追查，罪犯見勢不妙便放火燒倉庫，能因此說這火是追查罪犯惹的禍、所以根本就不該追查罪犯嗎？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惡，如打砸搶抄抓、血統論、人身侮辱虐待、“破四舊”、破壞文物、批鬥迫害傑出人才、武鬥破壞、工廠停工、學校停課……等等全部發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間，發生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矛頭指向黨內、黨內當權派的權力受到威脅、迫不及待需要變“矛頭指向黨內”為“矛頭指向黨外”、迫切需要“事實”證明“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時候。等“全國一片紅”、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沒有發生過。
噹噹權派還有權、但這個權面臨威脅時，就發生了上述種種暴行。噹噹權派不再有權、權力被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取代之後，上述一切暴行就銷聲匿跡。事實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很簡單：有權而面臨危機時便亂像叢生；等沒了權了，什麼亂子都沒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開關一開，燈就亮了；開關一關，燈就滅了，不用說開關與燈是連在一起的。要打倒的當權派在要打倒還沒打倒、手裡還有權時就出現了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等打倒了、沒了權了，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說這些要打倒的當權派與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是連在一起的——只要不是“為權力而'真理'”，只要腦子還會思維，根據這個簡單的事實就可以明白所謂“文革罪行”全是毛澤東的對手為保住自己的權力蓄意製造出來的——“權力高於一切，為了權力不惜一切”。製造一切“文革罪惡” 的罪魁禍首不是毛澤東，而是毛澤東的文革要打倒的敵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其實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權力場的鐵規律。回顧歷史可以發現，當“為權力而'真理'”的當權者的權力受到威脅的時候或權力有需要的時候，為了權力，什麼慘不忍睹血淋淋的殘酷事件、什麼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會發生——“權力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一切”。
——趙高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指鹿為馬”。
——趙構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十二道金牌”、“風波亭”。
——如《明朝的那些事》所描述，官兵沒能力打勝仗、面臨上級責罰、自己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抓老百姓殺掉冒充戰果——殺良冒功（不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國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釣魚式執法”也是如此。）
——剛當上總書記，需要用政績鞏固自己的權力，就“按指標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從此“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再也沒人敢對自己不敬。
——剛主持第一線，需要用政績鞏固自己的權力，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一縣一社”、“一平二調”、“畝產萬斤糧”、糧食放衛星。
——大躍進“插紅旗、拔白旗”運動威脅了自己的權力，為了不被當白旗拔掉，就虛報產量搞浮誇。
——為避免虛報糧食產量的謊言被揭穿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就剝奪農民口糧，餓死人在所不惜。
——為了避免自己陽奉陰違頭腦發熱搞浮誇的真相被毛澤東發現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就封鎖毛澤東、架空毛澤東——“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
——為了逃避瞎指揮搞浮誇造成經濟大挫折的責任、保護自己的權力，就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把一切責任全往毛澤東身上推。
——為了用政績鞏固權力，就不顧老百姓負擔，加碼徵糧“提前還債”。
——為了否定“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就大搞“形左實右”，把矛頭指向基層幹部群眾。
——為了扭轉“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就必須證明“不准碰當內當權派，否則天下必亂”，社會就必須動亂，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統論、“破四舊”、打砸搶抄抓、破壞文物、打倒一切、武鬥動亂、工廠停工、“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像章熱……
把歷史上所有那些壞事、怪事、荒唐事跟當時的權力需要聯繫到一起，規律性一目了然。
所謂“文革血腥恐怖”、“破壞文物”、“打砸搶”、“血統論”、武鬥破壞之類全部都是為抵制破壞毛澤東文革而精心策劃煽動出來的血腥政治陰謀。真正的罪魁禍首不是毛澤東，而是對抗毛澤東、千方百計保護自己權力的黨內走資派——“為權力而'真理'”，權力高於一切，個人利益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犧牲一切。為權力什麼傷天害理慘絕人寰的事都乾得出來。為權力什麼離奇荒謬牽強附會的藉口都編得出來。 （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請看“臨時性強姦”、“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異性洗浴”、“躲貓貓”、“自行從高處墜下死亡”、“用紙幣開手銬、用鞋帶上吊”、“俯臥撐”、“情緒穩定”、“訪民都是精神病，必須強制監禁”之類“故事新編”。）
毛澤東在文革中頂住一切壓力、堅決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規模的“按指標抓右派”、“按指標鎮反”。不是毛澤東，許多人早變成了犧牲品，成為“為權力而'真理'”的當權派為證明“階級鬥爭不在黨內”而製造的證據被幹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連一把鼻涕一把淚控訴文革的機會都撈不著。這些人把一切罪惡賴到毛澤東頭上實在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當年殘暴整他們的人，正是毛澤東要整的人——“黨內走資派”。這些人“權力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犧牲一切，一見權力受到威脅便不惜一切嫁禍於人，所以製造動亂，所以宣傳“血統論”，所以製造打砸搶抄抓“破四舊”，所以製造武鬥……犧牲這些人、製造各種暴行都為一個目標：“矛頭指向黨外”。如果得逞了，讓毛澤東屈服了，把文革變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鎮反，那就不僅僅是簡單的冤假錯案受迫害問題，而是人頭落地的問題。
污衊毛澤東殘暴的人自己才真殘暴——說文革抄家打砸搶，那如今的暴力拆遷呢？整個房子整個地區全都給你掀了夷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掃地出門，什麼都不給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抗議自焚死了都不饒，都算有罪，連家屬都抓起來。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搶抄抓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誰殘暴？
文革中的抄家打砸搶暴行都是反毛澤東的人自己搞的，不是毛澤東讓搞的，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的，見之於《十六條》。毛澤東不僅反對打砸搶，而且反對強制拆遷：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xx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
——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313--329頁）
毛澤東反對打砸搶抄抓、反對強制拆遷都有明文證據。說毛澤東搞打砸搶，有何憑證？而如今的暴力拆遷倒是都有官方明文規定，是針對老百姓有目的有組織有系統的暴力——誰“慘絕人寰”？誰“民不聊生”？誰殘暴？
鄧xx兩次被打倒，兩次生活待遇不變，沒遭逮捕用刑，沒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江X則一下子就被抓進監獄公審侮辱判了死刑死於非命——誰寬宏大量仁至義盡，誰心狠手辣野蠻殘暴？
毛澤東的文革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謂“整”，就是撤職罷官，不給權力，但給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變。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資，到後來也全部補發了。
“給生活出路”是毛澤東一貫的政策：“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毛澤東對俘虜都優待，對敵人都寬大，而口口聲聲罵毛澤東殘暴沒人性的人大權在握後可曾給普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崗、買斷工齡、自謀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養不起老……死活沒人管——誰沒人性？誰“慘絕人寰”？誰“民不聊生”？誰殘暴？
張宏良教授指出：“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風暴來說，至今仍然被知識界妖魔化的中國紅衛兵，充其量也不過是貼貼大字報、搞搞大串連、開開批鬥會，可是他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同行戰友，則無所顧忌十分瀟灑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國'五月風暴'大學生把機關槍架進了校園；意大利的紅衛兵則更是瀟灑，乾脆把國家總理拉出來一槍斃了；美國黑人運動更是放火燒了全國數十座城市……而所有這些國家革命後的複闢只是恢復了舊有秩序，並沒有任何國家發生對參與者的清算行為，無論是美國知識界還是歐洲知識界，都沒有發生對本國'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訴，美國沒有清算黑人運動，法國意大利沒有清算學生運動，唯獨中國三十年來一直在控訴在清算，並且清算範圍之廣，鎮壓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被清算者命運之慘烈，可謂是曠古未有，僅一個人口規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鎮壓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萬人。直到今天全國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價值，然而這個普世價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頭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不僅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即使沒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價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開發表文章聲稱，替老百姓講話的左派不享有憲法規定的各種自由。” ——誰沒人性？誰“慘絕人寰”？誰殘暴？
——中國文物普查：近20多年2萬余登記在冊文物消失（北京晨報2009年11月29日）
——復旦大學的研究結果：中華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專家謝辰生：中國文物最悲慘時期是90年代
誰毀滅文物？
但為什麼那麼多人會以為文革中的一切惡行都是毛澤東的責任呢？
一是“為權力而'真理'”當權派的長期以來的大肆宣傳，導致三人成虎，眾口爍金。
二是毛澤東的黨內對手對抗毛澤東的手段極其刁鑽。以一言蔽之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打著毛澤東的旗幟反毛澤東，用擁護毛澤東的名義整毛澤東。不僅文革中如此，早在文革前的大躍進時就已經如此。
例如，前副總理谷牧有如此回憶：
——“1959年7月21日上午，總理主持召開全體會議……週總理語重心長地講了一段話，使我們的心靈深為震撼。他說：'主席對大家的談話，有時是啟發性的，有時是徵求意見性的。大家聽到以後，不加思考，就以為件件都是主席的決定，就照樣傳達執行，這樣一來，以後主席就不好隨便給大家談話了，那主席的日子還怎麼過法？見了面只好今天天氣哈哈哈，或者只有考慮成熟了，一開口就宣布命令。那黨內還有什麼民主呢？！這實際上等於封鎖主席嘛！'接著，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萬噸鋼，本來主席是提出來問問的，我們沒有經過多少調查研究，全黨就行動起來，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總理講這番話的時候，神情很嚴肅，也顯得很激動。”
由此可見“打著毛澤東的旗反毛澤東”的手法有多刁：一是陽奉陰違，笑裡藏刀——以“擁護毛澤東”的名義把毛澤東調查研究協商討論的話歪曲成命令指示，從而剝奪了毛澤東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的機會，達到實際封鎖毛澤東的效果。二是極“左”極右來回跳。比如那個“學者的良心”吳敬璉，說左就“左”到了家，教訓老婆不許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麼要坐沙發？ “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連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都不行：“不要把這麼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一說右又右成了“吳市場”，口口聲聲“春運火車票不漲價違反市場規則”，還一邊當國家證券委的評審委員一邊當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總之要麼全部，要麼全不；一說冷就扔進火爐，一說熱就丟進冰窖；一說澇就弄成沙漠，一說旱就弄成澤國。拿破崙說過，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論。這些人就是用專門走極端的辦法把真理落實成謬論，名正言順地變著方地搗亂，就是不讓毛澤東的真正意圖得到貫徹落實。把事情弄砸了，還讓人們以為這就是毛澤東的意圖，就是毛澤東的責任。這使許多不明真相的人接受了“文革中的一切罪惡都歸咎於毛澤東”的說法。
把文革說成“十年浩劫”是“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為了權力，需要妖魔化文革，需要把當年自己幹的一切罪惡全推到文革頭上。所以假話謊話不厭其煩，胡說八道不厭其多。根據虛假的信息只能得出荒謬的結論。而對跟“為權力而'真理'”無關的普通老百姓來說，荒謬的結論毫無意義，歷史的真相、真實的文革才有意義。
2009年12月27日
通貨膨脹壓力
作者：邱林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2-15
http://www.wyzxsx.com
通貨膨脹壓力比想像的更嚴重
12月11日，普遍預見的CPI轉正終於成為現實，當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0.6%。去年此時加速回落的 CPI，現在在連續環比正增長後，終於實現轉正。以宏觀分析著稱的北大教授宋國青感嘆：“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形勢轉換之快前所未有。我們剛把通貨膨脹理出眉目，通貨緊縮來了；還沒把通貨緊縮研究完，通貨膨脹又要來了。”（12月14日《華夏時報》）
人們注意到，從2007年至今，通貨膨脹——通貨緊縮——通貨膨脹已經完成了一個輪回。此間，宏觀政策出現了短期內罕見的180度大轉彎，從“雙防”到“保增長控通脹”再到年底的“保增長”，一年內宏觀政策從從緊的貨幣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大轉彎至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
但這依然不能讓人停止猜測：政策會不會再次出現逆轉？要知道在水、電、油、氣輪番漲價之後，現在和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商品價格正變得越來越貴。最新消息是，上個月，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5.7%，比10月份擴大1.8個百分點；本月以來，全國食用油正集體漲價15%至30%。
近期涉及民生的商品“漲聲一片”，確實讓很多普通民眾聽來像是通貨膨脹越走越近的“腳步聲”。但在很多官員眼裡，這一密集的價格變動，正是能源政策和宏觀政策果斷調整的體現，目前與通貨膨脹沒有直接聯系。統計局新聞發言人11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CPI轉正主要受食品、房屋價格上漲帶動，現在不存在通貨膨脹。在他看來，當前價格水平還在低位運行。
然而，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也沒有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有分析認為，涉及民生之本的商品近期紛紛提價，特別是房價猛漲，讓普通民眾方面感受著通貨膨脹的壓力。有網友表示，“汽油漲價了我們可以不開車，但水漲價了我們不能渴著，電漲價了我們不能晚上摸黑呆著，煤氣漲價了我們不能進山砍柴。漲價的最後都要老百姓埋單”。
這些觀點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認同。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指出，我一再強調，我今年6月份就說，要警惕通貨膨脹，預防，但不是馬上就會有通貨膨脹，那麼當時有些人不以為然，認為中國的CPI，那個時候的CPI還是負的，沒有通貨膨脹的危險，甚至有人說別拿通貨膨脹來唬人了，但是現在看來，大家都應該承認，通貨膨脹的預期正在形成。
不管政府官員、還是經濟學家的爭論如何，但公共商品上漲是實實在在的。不過，人們感受通貨膨脹的壓力，其結果是不一樣的。對普通民眾來說，可能感受更多來自於水電油氣食品價格的上漲，對投資者來說，可能來自於股市樓市的走高，而對企業來說，可能來自於原材料成本的上升。
如果普通民眾收入的增長超過了通貨膨脹率，那麼通貨膨脹並不會給普通民眾帶來實際的損失。反之，則亦然。近日，國內一家媒體對上海、北京兩大白領集中的城市10多戶今年開始有房貸的家庭進行了調查，發現七成家庭月供比例超過家庭收入的五成；生活成本本來只占三成，但最近水電油氣全面調價增大了成本，提高了不少；所以，每月積蓄不到一成，旅游、購物等消費大為減少。
假如以後CPI上漲3%，住房貸款月供比例超過50%的家庭，每月就開始發生入不敷出，不僅積蓄沒有了，還將開始負債。對他們來講，要麼增加收入，要麼降低生活質量。有人也許會說，如果發生通貨膨脹，企業至少會給職工增添工資。抱有這種僥幸心理的大有人在。實際上，除了機關事業單位，加薪這條路行不通。因為企業目前的稅賦較重，如果再給職工加薪，很多企業將會關門大吉。
當然，現在通貨膨脹還沒有到失控、各類商品價格暴漲的程度，但投資和消費信心可能受到影響。這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進入通貨膨脹階段，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方法可能是大幅加息，恢復人們對貨幣的信心。不管怎麼說，眾多商品的價格“漲聲一片”，應該是今年這個冬天火熱的看點之一。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通貨膨脹壓力比想像的更嚴重。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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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壓力比想像的更嚴重
12月11日，普遍預見的CPI轉正終於成為現實，當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0.6%。去年此時加速回落的 CPI，現在在連續環比正增長後，終於實現轉正。以宏觀分析著稱的北大教授宋國青感嘆：“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形勢轉換之快前所未有。我們剛把通貨膨脹理出眉目，通貨緊縮來了；還沒把通貨緊縮研究完，通貨膨脹又要來了。”（12月14日《華夏時報》）
人們注意到，從2007年至今，通貨膨脹——通貨緊縮——通貨膨脹已經完成了一個輪回。此間，宏觀政策出現了短期內罕見的180度大轉彎，從“雙防”到“保增長控通脹”再到年底的“保增長”，一年內宏觀政策從從緊的貨幣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大轉彎至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
但這依然不能讓人停止猜測：政策會不會再次出現逆轉？要知道在水、電、油、氣輪番漲價之後，現在和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商品價格正變得越來越貴。最新消息是，上個月，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5.7%，比10月份擴大1.8個百分點；本月以來，全國食用油正集體漲價15%至30%。
近期涉及民生的商品“漲聲一片”，確實讓很多普通民眾聽來像是通貨膨脹越走越近的“腳步聲”。但在很多官員眼裡，這一密集的價格變動，正是能源政策和宏觀政策果斷調整的體現，目前與通貨膨脹沒有直接聯系。統計局新聞發言人11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CPI轉正主要受食品、房屋價格上漲帶動，現在不存在通貨膨脹。在他看來，當前價格水平還在低位運行。
然而，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也沒有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有分析認為，涉及民生之本的商品近期紛紛提價，特別是房價猛漲，讓普通民眾方面感受著通貨膨脹的壓力。有網友表示，“汽油漲價了我們可以不開車，但水漲價了我們不能渴著，電漲價了我們不能晚上摸黑呆著，煤氣漲價了我們不能進山砍柴。漲價的最後都要老百姓埋單”。
這些觀點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認同。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指出，我一再強調，我今年6月份就說，要警惕通貨膨脹，預防，但不是馬上就會有通貨膨脹，那麼當時有些人不以為然，認為中國的CPI，那個時候的CPI還是負的，沒有通貨膨脹的危險，甚至有人說別拿通貨膨脹來唬人了，但是現在看來，大家都應該承認，通貨膨脹的預期正在形成。
不管政府官員、還是經濟學家的爭論如何，但公共商品上漲是實實在在的。不過，人們感受通貨膨脹的壓力，其結果是不一樣的。對普通民眾來說，可能感受更多來自於水電油氣食品價格的上漲，對投資者來說，可能來自於股市樓市的走高，而對企業來說，可能來自於原材料成本的上升。
如果普通民眾收入的增長超過了通貨膨脹率，那麼通貨膨脹並不會給普通民眾帶來實際的損失。反之，則亦然。近日，國內一家媒體對上海、北京兩大白領集中的城市10多戶今年開始有房貸的家庭進行了調查，發現七成家庭月供比例超過家庭收入的五成；生活成本本來只占三成，但最近水電油氣全面調價增大了成本，提高了不少；所以，每月積蓄不到一成，旅游、購物等消費大為減少。
假如以後CPI上漲3%，住房貸款月供比例超過50%的家庭，每月就開始發生入不敷出，不僅積蓄沒有了，還將開始負債。對他們來講，要麼增加收入，要麼降低生活質量。有人也許會說，如果發生通貨膨脹，企業至少會給職工增添工資。抱有這種僥幸心理的大有人在。實際上，除了機關事業單位，加薪這條路行不通。因為企業目前的稅賦較重，如果再給職工加薪，很多企業將會關門大吉。
當然，現在通貨膨脹還沒有到失控、各類商品價格暴漲的程度，但投資和消費信心可能受到影響。這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進入通貨膨脹階段，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方法可能是大幅加息，恢復人們對貨幣的信心。不管怎麼說，眾多商品的價格“漲聲一片”，應該是今年這個冬天火熱的看點之一。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通貨膨脹壓力比想像的更嚴重。
美國宰殺中華民族的一把尖刀
張宏良：文革已成為美國宰殺中華民族的一把尖刀
作者：張宏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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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自：《準確驚人的歷史預見，曠古絕倫的理想悲劇》
全文見：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8390102.html
由美國等西方國家組成的，旨在肢解中國的“解體派”，和由國內買辦漢奸組成的，旨在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沉船派”，已經把妖魔化文革作為詆毀中華民族的主要手段。就如同美國等西方國家妖魔化斯大林，是旨在詆毀俄羅斯國家一樣。如果不是俄羅斯議會立法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時代，以及俄羅斯青年自發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除奸運動，如同剪羊毛一樣反復遭受美國金融洗劫的俄羅斯，恐怕早已變成了美國等北約國家控制的資源基地。雖然我們注意到了這個可怕現像，注意到了妖魔化文革的動力源，已經由國內轉移到了國外，轉移到了美國。去年以來妖魔化文革的浪潮，完全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投資支持的，但是為了尊重朋友們的忠告，我們只是呼籲文革已成為敵人宰殺中華民族的一把尖刀。直到看到兩週前奧巴馬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我們才發現，事情的嚴重性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美國妖魔化文革並非僅僅是要把中國變成“中美國”的奴隸那麼簡單，並非僅僅是要把中國變成加工廠，變成資源基地，變成垃圾場，變成碳排放市場那麼簡單。美國正在通過妖魔化文革把中國人看成是當初的印第安人，他們當初妖魔化印第安人的目的，是為屠殺和滅絕8千萬印第安人製造藉口，他們今天妖魔化中國人的目的，同樣是為下一步大規模屠殺中國人製造藉口。這個藉口與當初滅絕印第安人的藉口完全相同：恐怖和野蠻。奧巴馬在演講中用現代社會無可挑剔的文明語言，十分明確地傳遞了這一罪惡信息。
12月10日也就是兩週之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演講中，指出戰後60多年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是依靠“美利堅合眾國公民的鮮血和軍力”實現的，認為“對於那些不遵守規則和法律的國家”，以及那些“殘酷壓榨本國人民的人”，有必要進行武裝干預和採取戰爭手段，爾後指向中國，認為“鑑於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會晤似乎不可饒恕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與毛澤東會晤，究竟犯下了什麼在奧巴馬看來是不可饒恕的罪行？翻看當年公佈的《中美聯合公報》就會發現，尼克鬆與毛澤東會晤乾了三件事：一是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是非法的“共匪政權”，美國解除了對中國的戰爭威脅；二是承認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公開承諾不破壞中國的領土完整；三是在《公報》接受了中國關於“國家不分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大國不應欺負小國，強國不應欺負弱國”的觀點和立場。這三件事情概括起來，就是中美兩國在和解基礎上形成了平等的國家關係。顯然在奧巴馬看來，當時中美兩國形成平等的國家關係，屬於尼克松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所持理由就是一條——“鑑於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這是歷史上美國總統第三次使用類似語言針對一個民族：第一次是針對印第安人，結果是將8千萬印第安人殺得只剩下80萬；第二次是針對阿拉伯人，結果是至今仍然在全球範圍內追殺阿拉伯抵抗力量；這第三次針對的就是中國人。雖然這第三次的結局或許不會像當初印第安人那麼慘烈，但是其悲慘程度絕不會低於阿拉伯人。——但是，這確實幫助中國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千百萬中國人擺脫了貧困並與開放社會建立了聯繫。”請注意奧巴馬這裡的用詞是“不可饒恕”，而並非是說尼克松犯有錯誤，不可饒恕往往是指極其嚴重的罪行。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或許人們會說，美國祇是把文革中國列為恐怖時期，並沒有包括現在的中國。其實，問題的可怕恰恰就在於此。奧巴馬是政客而不是學者，奧巴馬宣布對文革中國祇應該進行戰爭而不應該進行和解，而且特別強調尼克鬆的和解政策是“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並非是真要譴責當年的尼克松政策，而是在警告當今中國。在美國政客眼裡，中國祇有兩種類型：文革中國和改革中國。其中，文革中國，代表著政治先進和經濟獨立的強大中國，是妨礙美國稱霸世界的中國；而改革中國，則形成了美國建國以來第一個非殖民地經濟寄生體——“中美國”。雖然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殖民地，但是，“中美國”這個殖民經濟循環圈給美國帶來的巨大利益，卻超過了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宗主國從殖民地獲取的利益。包括當初號稱“日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都沒有能夠從世界各個殖民地中獲取到如此驚人的利益。美國僅僅以債券股票名義“借用”的中國財富，就接近中國全國總產值的一半，2008年一年，美國從中國獲取的廉價商品，按照當地零售價格計算，就超過8萬億人民幣，而當年中國消費品零售總額也不過就10多萬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國內美資企業天文數字的利潤，美國從中國攫取財富之巨，至少已大大超過了1840年以來中國對外損失財富的總和。如此巨大的財富損失，致使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30多年之後，人民仍然買不起房看不起病，甚至伴隨著經濟的增長，人民生活壓力越來越大。特別是通過“中美國”這個殖民經濟循環圈，美國以透支中國子孫後代未來資源的方式，建立起了長達30年以上的透支性消費體系，不僅在榨盡了這一代中國人的血汗錢，甚至從根本上在摧毀著中國子孫後代生存的基礎。美國通過“中美國”對中國毀滅性的掠奪行為，激起了越來越多中國人的不滿和抗議，中國老百姓要求打破“中美國”殖民經濟循環圈的呼聲響徹雲霄。
為了防止中國老百姓的呼聲改變中國決策，美國近兩年來不斷以各種方式威脅中國，向中國頻繁施加壓力，警告中國不要試圖擺脫“中美國”控制。早在2007 年，美國財長鮑爾森就曾經威脅中國政府說：“今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什麼進展，如果中國停滯改革開放的步伐，將會對中美關係造成實質性傷害”，“如果中國停止改革開放，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當時人們不太明白鮑爾森所謂“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的威脅含義，現在從奧巴馬演講中才找到了明確答案，就是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要像當初滅絕印第安人和現在追殺基地組織那樣對待中國。奧巴馬選擇在此時用這種語言含蓄但是態度明確的戰爭口吻威脅中國，還有更深一層考慮，就是為接下來的所謂“低碳經濟”排除阻力，特別是排除來自於中國社會的阻力。為了讓十分有限的地球資源僅僅用於滿足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生活的需要，如同使用“核不擴散條約”把絕大多數國家阻擋在核武器之外一樣，目前發達國家正在使用“碳排放指標” ，試圖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永遠鎖定在貧困狀態。特別是從“京都會議”到“哥本哈根會議”，美國等發達國家承諾的數百億美元義務，幾乎全部來自於中國碳交易價格與國際價格之間的差額（中國對外銷售價格是7.5歐元，國際價格達到了14歐元），實際上是把發達國家應該承擔的減排義務，全部轉嫁到了中國頭上。顯然，當中國人民了解到真實情況時，肯定會形成更加強烈的抗議。為了防止中國政府順應人民的要求，拒絕美國的“碳排放”枷鎖，動搖美國未來奢華生活的基礎。於是，便利用中國政府的軟弱，進行戰爭威脅。當然，奧巴馬在威脅中國的同時，也給中國留下了“另外一條道路”，就是繼續留在“中美國”當中，不要設想返回到文革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否則，美國就同樣會返回到尼克松之前的對華政策上去，也就是要對中國實行包括核打擊在內的全面打擊。奧巴馬認為尼克鬆對中國放棄使用戰爭手段，屬於“不可饒恕的”罪行，實際上是在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宣布，如果中國敢於返回社會主義道路，就要堅決對中國進行包括核打擊在內的軍事打擊，如果放棄這種打擊，將屬於“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
中國如同被流氓強佔的悲慘婦女一樣，只因為最初順應了流氓的要求，便被流氓看成了是自己的女人，如果再想脫離流氓，就會被流氓以“不忠”為藉口進行致命打擊。而威脅要把中國當作印第安人和基地組織嚴加處置的理由，就是中國要恢復“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
可以說，按照目前邏輯發展下去，用不了很長時間，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會像數年前以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藉口入侵伊拉克，以防止出現萬人坑大屠殺為藉口入侵南聯盟一樣，同樣會以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為藉口軍事入侵或者武裝干預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期以來美國政客和國內漢奸再次掀起了妖魔化文革的深刻背景。本來，伴隨在美國虛擬經濟的高度發展，美國大眾政治的因素相應也在發展，並且已領先於世界，有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逐漸意識到了只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才是與虛擬經濟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時代相適應的新的世界政治文化。特別是作為美國對當今世界人文發展偉大貢獻的“共同訴訟制度”，更是全盤吸收文化大革命大眾政治因素的結果。認真分析當今美國的政治制度就會發現，構成美國政治制度中最優秀的那些成份，幾乎都是文化大革命所倡導的政治理念。就算是只會背誦講稿的黑人小醜奧巴馬，智力還沒有進化到能夠理解現代政治文明的程度，但是作為生活在美國的總統，至少應該知道美國學界對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判斷，不可能不知道文革屬於大眾政治文明，奧巴馬對文革的妖魔化完全是由美國政客的立場決定的。從布什到奧巴馬這兩屆政客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十分奇特的反常現像，就是在對待毛澤東和文革的問題上，這兩屆美國總統與美國社會的判斷之間，形成了完全相反的發展趨勢，美國社會對毛澤東和文革的肯定評價越來越多，而這兩個美國總統卻越來越大肆咒罵毛澤東和文革，以至於發展到目前奧巴馬借用文革來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是因為布什和奧巴馬這兩個美國總統特別糊塗嗎？顯然不是。是因為他們兩個人品質特別惡劣嗎？肯定也不是。這完全是由美國的國家利益決定的，是由美國財團的利益決定的，是由美國政客的利益決定的，是由美國國家恐怖主義的利益決定的。布什特別是奧巴馬如此仇恨文革，恰恰說明他們真正懂得了文革，至少是懂得了文革對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巨大作用，所以他們才一定要把文革與中華民族隔絕開來，為此不惜以戰爭相威脅。
當文革已成為美國國家恐怖主義宰殺中華民族的一把尖刀時，如果我們繼續畏首畏尾地迴避文革，則無疑是默默認罪、引頸就戮。毛主席生前曾反復告誡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可是在強大的官僚輿論、買辦輿論、漢奸輿論，以及西方輿論面前，許多善良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卻反其道而行之，變成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更加反對；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更加擁護。”唯恐落在敵人後面。在對待文革的問題上反映得最為明顯。美國正是利用中國這個弱點，於近期完成了對文革性質的歷史轉換。一方面，美國總統大肆妖魔化中國文革；另一方面，美國《時代周刊》又把中國工人選為2009 年的封面人物。如此一來，文革性質就完全改變了，彷彿文革不再是工人對官僚權貴造反的時代，而是官僚權貴欺壓工人的時代。美國在妖魔化文革的同時，大樹特樹中國工人想像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此。羞辱中國政府倒在其次，關鍵是以此來改變文革的性質。與前任總統布什單純打“學者牌”不同，奧巴馬針對中國政府打的是“工人牌”，打的是“底層勞動者牌”，採用的完全是文革手法——把普通勞動者推上榮譽巔峰。而這，恰恰是當今中國政府難以抵擋的致命死穴，除了向奧巴馬俯首稱臣之外，沒有任何其他選擇。奧巴馬則憑藉打“工人牌”的高超劍法，時不時便出手把那些只會在電視鏡頭前呆板做秀的中國官僚，在道義上徹底置於死地。除了把中國工人選為《時代周刊》封面之外，這次奧巴馬訪問中國後，美國政府專門給隨行的中國出租司機寫來了感謝信，並且是每個司機單獨一封，展示了美國政府對中國工人，對中國勞動者的高度尊重。這與美國政府對待中國政府和中國官員那種頤指氣使的態度，形成了判若雲泥的巨大反差。什麼叫政治思想工作？這就是最出色的政治思想工作！本來，政治思想工作是中國克敵制勝的獨門武器，現在卻成為奧巴馬克制中國的有效武器。不過，包括奧巴馬在內的所有人都清楚，奧巴馬之所以能夠把“工人牌”打得十分自如，完全依賴於中國對文革的全盤否定。否則，與工人和勞動人民站在一起的，就絕不會是美國，而肯定是中國。可以說，對文革的全盤否定，就是對人民的全盤否定，就是對勞動者的全盤否定。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在民生民主等問題上中國政府做多少事情，都難以在人民面前理直氣壯地挺起腰來。奧巴馬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用打“工人牌”的方法，在道義上把中國政府逼入了死角。
對照82年“改革憲法”和75年“文革憲法”的不同就會發現，“改革憲法”對“文革憲法”的否定，主要是否定了其中三條：一是否定和刪除了“罷工自由”的條款；二是否定和刪除了“四大自由”的條款；三是否定和刪除了“要懲辦一切賣國賊”的條款。其中，刪除“罷工自由”的條款，剝奪了工人反抗資本家的權利，把中國變成了資本樂園；刪除“四大自由”的條款，剝奪了民眾反抗官員的權利，把中國變成了官權樂園；刪除“懲辦一切賣國賊”的條款，剝奪了愛國者反抗漢奸、反抗洋人的權利，把中國變成了漢奸和洋人的樂園。第二代領導人取消這三條的目的，是要討好資本家、討好地方官員、討好美國等西方國家；把共產黨執政的基礎，由對內依靠工人階級變成對內依靠資產階級，由對外團結髮展中國家變成對外依靠發達國家；想以此來換取和平與發展的安穩日子。可是結果卻相反，內部依靠共產黨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不僅不感謝共產黨，還要向共產黨奪權，要取代共產黨；外部佔有了中國絕大部分財富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僅不獎賞中國，甚至越來越急迫地要肢解中國。執政黨內部的官僚更是各懷一把小算盤，抓緊時間大撈特撈，根本無人“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整個中國如同《紅樓夢》中所言，“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瓤卻也盡上來了”。而掏空中國共產黨內瓤的最關鍵環節，就是否定文革，操縱奧巴馬的美國資本集團深深懂得這一點，他們為了防止中國回頭，便把文化大革命由中國官僚權貴定性的“歷史浩劫” ，進一步上升為“社會恐怖”，牢牢抓住否定文革這把能夠置中國於死地的歷史尖刀，把中國共產黨的命運結束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祭壇之下，把擁有2千多年曆史的統一中國，切割成為兵連禍結的幾個或者十幾個碎塊。
可見，否定和妖魔化文革，已經成為美國宰殺中華民族的一把尖刀。只是這把尖刀不是美國人打造的，而是中國主動交給美國的。如同當初戈爾巴喬夫把肢解蘇聯的尖刀主動交給美國一樣，美國也就乘勢用這把尖刀十分輕鬆地肢解了蘇聯。後來普京發現了美國手中的尖刀是自己打造的，便通過立法禁止妖魔化前蘇聯，從美國那裡收回了宰殺自己的歷史尖刀，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對俄羅斯就再也無可奈何了。伴隨著一個強大俄羅斯再次崛起於歐洲東方，美國等北約國家原本伸向俄羅斯的魔爪，便全都轉向了中國，準備把他們在俄羅斯沒有得到的東西，全都在中國補回來。美國和歐洲要把在俄羅斯沒有得到的財富補回來，日本要把在俄羅斯沒有收回的領土補回來，所以便磨刀霍霍地一起撲向了中國，而在撲向中國的道義旗幟上所寫的醒目大字，就是奧巴馬總統提出的那句統一口號：防止發生“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與當初聲稱為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入侵伊拉克，完全相同。
如何對待文革，已成為關係中國共產黨、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安危的關鍵因素。
或許有人會說，黨會亡，國會亡，中華民族絕不會亡。雖然這個判斷不錯，但是卻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同時亡掉的還將會有億萬萬中國老百姓的寶貴生命。
作者：張宏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2-26
http://www.wyzxsx.com
節選自：《準確驚人的歷史預見，曠古絕倫的理想悲劇》
全文見：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8390102.html
由美國等西方國家組成的，旨在肢解中國的“解體派”，和由國內買辦漢奸組成的，旨在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沉船派”，已經把妖魔化文革作為詆毀中華民族的主要手段。就如同美國等西方國家妖魔化斯大林，是旨在詆毀俄羅斯國家一樣。如果不是俄羅斯議會立法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時代，以及俄羅斯青年自發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除奸運動，如同剪羊毛一樣反復遭受美國金融洗劫的俄羅斯，恐怕早已變成了美國等北約國家控制的資源基地。雖然我們注意到了這個可怕現像，注意到了妖魔化文革的動力源，已經由國內轉移到了國外，轉移到了美國。去年以來妖魔化文革的浪潮，完全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投資支持的，但是為了尊重朋友們的忠告，我們只是呼籲文革已成為敵人宰殺中華民族的一把尖刀。直到看到兩週前奧巴馬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我們才發現，事情的嚴重性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美國妖魔化文革並非僅僅是要把中國變成“中美國”的奴隸那麼簡單，並非僅僅是要把中國變成加工廠，變成資源基地，變成垃圾場，變成碳排放市場那麼簡單。美國正在通過妖魔化文革把中國人看成是當初的印第安人，他們當初妖魔化印第安人的目的，是為屠殺和滅絕8千萬印第安人製造藉口，他們今天妖魔化中國人的目的，同樣是為下一步大規模屠殺中國人製造藉口。這個藉口與當初滅絕印第安人的藉口完全相同：恐怖和野蠻。奧巴馬在演講中用現代社會無可挑剔的文明語言，十分明確地傳遞了這一罪惡信息。
12月10日也就是兩週之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演講中，指出戰後60多年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是依靠“美利堅合眾國公民的鮮血和軍力”實現的，認為“對於那些不遵守規則和法律的國家”，以及那些“殘酷壓榨本國人民的人”，有必要進行武裝干預和採取戰爭手段，爾後指向中國，認為“鑑於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會晤似乎不可饒恕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與毛澤東會晤，究竟犯下了什麼在奧巴馬看來是不可饒恕的罪行？翻看當年公佈的《中美聯合公報》就會發現，尼克鬆與毛澤東會晤乾了三件事：一是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是非法的“共匪政權”，美國解除了對中國的戰爭威脅；二是承認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公開承諾不破壞中國的領土完整；三是在《公報》接受了中國關於“國家不分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大國不應欺負小國，強國不應欺負弱國”的觀點和立場。這三件事情概括起來，就是中美兩國在和解基礎上形成了平等的國家關係。顯然在奧巴馬看來，當時中美兩國形成平等的國家關係，屬於尼克松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所持理由就是一條——“鑑於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這是歷史上美國總統第三次使用類似語言針對一個民族：第一次是針對印第安人，結果是將8千萬印第安人殺得只剩下80萬；第二次是針對阿拉伯人，結果是至今仍然在全球範圍內追殺阿拉伯抵抗力量；這第三次針對的就是中國人。雖然這第三次的結局或許不會像當初印第安人那麼慘烈，但是其悲慘程度絕不會低於阿拉伯人。——但是，這確實幫助中國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千百萬中國人擺脫了貧困並與開放社會建立了聯繫。”請注意奧巴馬這裡的用詞是“不可饒恕”，而並非是說尼克松犯有錯誤，不可饒恕往往是指極其嚴重的罪行。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或許人們會說，美國祇是把文革中國列為恐怖時期，並沒有包括現在的中國。其實，問題的可怕恰恰就在於此。奧巴馬是政客而不是學者，奧巴馬宣布對文革中國祇應該進行戰爭而不應該進行和解，而且特別強調尼克鬆的和解政策是“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並非是真要譴責當年的尼克松政策，而是在警告當今中國。在美國政客眼裡，中國祇有兩種類型：文革中國和改革中國。其中，文革中國，代表著政治先進和經濟獨立的強大中國，是妨礙美國稱霸世界的中國；而改革中國，則形成了美國建國以來第一個非殖民地經濟寄生體——“中美國”。雖然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殖民地，但是，“中美國”這個殖民經濟循環圈給美國帶來的巨大利益，卻超過了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宗主國從殖民地獲取的利益。包括當初號稱“日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都沒有能夠從世界各個殖民地中獲取到如此驚人的利益。美國僅僅以債券股票名義“借用”的中國財富，就接近中國全國總產值的一半，2008年一年，美國從中國獲取的廉價商品，按照當地零售價格計算，就超過8萬億人民幣，而當年中國消費品零售總額也不過就10多萬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國內美資企業天文數字的利潤，美國從中國攫取財富之巨，至少已大大超過了1840年以來中國對外損失財富的總和。如此巨大的財富損失，致使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30多年之後，人民仍然買不起房看不起病，甚至伴隨著經濟的增長，人民生活壓力越來越大。特別是通過“中美國”這個殖民經濟循環圈，美國以透支中國子孫後代未來資源的方式，建立起了長達30年以上的透支性消費體系，不僅在榨盡了這一代中國人的血汗錢，甚至從根本上在摧毀著中國子孫後代生存的基礎。美國通過“中美國”對中國毀滅性的掠奪行為，激起了越來越多中國人的不滿和抗議，中國老百姓要求打破“中美國”殖民經濟循環圈的呼聲響徹雲霄。
為了防止中國老百姓的呼聲改變中國決策，美國近兩年來不斷以各種方式威脅中國，向中國頻繁施加壓力，警告中國不要試圖擺脫“中美國”控制。早在2007 年，美國財長鮑爾森就曾經威脅中國政府說：“今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什麼進展，如果中國停滯改革開放的步伐，將會對中美關係造成實質性傷害”，“如果中國停止改革開放，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當時人們不太明白鮑爾森所謂“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的威脅含義，現在從奧巴馬演講中才找到了明確答案，就是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要像當初滅絕印第安人和現在追殺基地組織那樣對待中國。奧巴馬選擇在此時用這種語言含蓄但是態度明確的戰爭口吻威脅中國，還有更深一層考慮，就是為接下來的所謂“低碳經濟”排除阻力，特別是排除來自於中國社會的阻力。為了讓十分有限的地球資源僅僅用於滿足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生活的需要，如同使用“核不擴散條約”把絕大多數國家阻擋在核武器之外一樣，目前發達國家正在使用“碳排放指標” ，試圖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永遠鎖定在貧困狀態。特別是從“京都會議”到“哥本哈根會議”，美國等發達國家承諾的數百億美元義務，幾乎全部來自於中國碳交易價格與國際價格之間的差額（中國對外銷售價格是7.5歐元，國際價格達到了14歐元），實際上是把發達國家應該承擔的減排義務，全部轉嫁到了中國頭上。顯然，當中國人民了解到真實情況時，肯定會形成更加強烈的抗議。為了防止中國政府順應人民的要求，拒絕美國的“碳排放”枷鎖，動搖美國未來奢華生活的基礎。於是，便利用中國政府的軟弱，進行戰爭威脅。當然，奧巴馬在威脅中國的同時，也給中國留下了“另外一條道路”，就是繼續留在“中美國”當中，不要設想返回到文革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否則，美國就同樣會返回到尼克松之前的對華政策上去，也就是要對中國實行包括核打擊在內的全面打擊。奧巴馬認為尼克鬆對中國放棄使用戰爭手段，屬於“不可饒恕的”罪行，實際上是在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宣布，如果中國敢於返回社會主義道路，就要堅決對中國進行包括核打擊在內的軍事打擊，如果放棄這種打擊，將屬於“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
中國如同被流氓強佔的悲慘婦女一樣，只因為最初順應了流氓的要求，便被流氓看成了是自己的女人，如果再想脫離流氓，就會被流氓以“不忠”為藉口進行致命打擊。而威脅要把中國當作印第安人和基地組織嚴加處置的理由，就是中國要恢復“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
可以說，按照目前邏輯發展下去，用不了很長時間，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會像數年前以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藉口入侵伊拉克，以防止出現萬人坑大屠殺為藉口入侵南聯盟一樣，同樣會以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為藉口軍事入侵或者武裝干預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期以來美國政客和國內漢奸再次掀起了妖魔化文革的深刻背景。本來，伴隨在美國虛擬經濟的高度發展，美國大眾政治的因素相應也在發展，並且已領先於世界，有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逐漸意識到了只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才是與虛擬經濟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時代相適應的新的世界政治文化。特別是作為美國對當今世界人文發展偉大貢獻的“共同訴訟制度”，更是全盤吸收文化大革命大眾政治因素的結果。認真分析當今美國的政治制度就會發現，構成美國政治制度中最優秀的那些成份，幾乎都是文化大革命所倡導的政治理念。就算是只會背誦講稿的黑人小醜奧巴馬，智力還沒有進化到能夠理解現代政治文明的程度，但是作為生活在美國的總統，至少應該知道美國學界對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判斷，不可能不知道文革屬於大眾政治文明，奧巴馬對文革的妖魔化完全是由美國政客的立場決定的。從布什到奧巴馬這兩屆政客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十分奇特的反常現像，就是在對待毛澤東和文革的問題上，這兩屆美國總統與美國社會的判斷之間，形成了完全相反的發展趨勢，美國社會對毛澤東和文革的肯定評價越來越多，而這兩個美國總統卻越來越大肆咒罵毛澤東和文革，以至於發展到目前奧巴馬借用文革來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是因為布什和奧巴馬這兩個美國總統特別糊塗嗎？顯然不是。是因為他們兩個人品質特別惡劣嗎？肯定也不是。這完全是由美國的國家利益決定的，是由美國財團的利益決定的，是由美國政客的利益決定的，是由美國國家恐怖主義的利益決定的。布什特別是奧巴馬如此仇恨文革，恰恰說明他們真正懂得了文革，至少是懂得了文革對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巨大作用，所以他們才一定要把文革與中華民族隔絕開來，為此不惜以戰爭相威脅。
當文革已成為美國國家恐怖主義宰殺中華民族的一把尖刀時，如果我們繼續畏首畏尾地迴避文革，則無疑是默默認罪、引頸就戮。毛主席生前曾反復告誡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可是在強大的官僚輿論、買辦輿論、漢奸輿論，以及西方輿論面前，許多善良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卻反其道而行之，變成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更加反對；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更加擁護。”唯恐落在敵人後面。在對待文革的問題上反映得最為明顯。美國正是利用中國這個弱點，於近期完成了對文革性質的歷史轉換。一方面，美國總統大肆妖魔化中國文革；另一方面，美國《時代周刊》又把中國工人選為2009 年的封面人物。如此一來，文革性質就完全改變了，彷彿文革不再是工人對官僚權貴造反的時代，而是官僚權貴欺壓工人的時代。美國在妖魔化文革的同時，大樹特樹中國工人想像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此。羞辱中國政府倒在其次，關鍵是以此來改變文革的性質。與前任總統布什單純打“學者牌”不同，奧巴馬針對中國政府打的是“工人牌”，打的是“底層勞動者牌”，採用的完全是文革手法——把普通勞動者推上榮譽巔峰。而這，恰恰是當今中國政府難以抵擋的致命死穴，除了向奧巴馬俯首稱臣之外，沒有任何其他選擇。奧巴馬則憑藉打“工人牌”的高超劍法，時不時便出手把那些只會在電視鏡頭前呆板做秀的中國官僚，在道義上徹底置於死地。除了把中國工人選為《時代周刊》封面之外，這次奧巴馬訪問中國後，美國政府專門給隨行的中國出租司機寫來了感謝信，並且是每個司機單獨一封，展示了美國政府對中國工人，對中國勞動者的高度尊重。這與美國政府對待中國政府和中國官員那種頤指氣使的態度，形成了判若雲泥的巨大反差。什麼叫政治思想工作？這就是最出色的政治思想工作！本來，政治思想工作是中國克敵制勝的獨門武器，現在卻成為奧巴馬克制中國的有效武器。不過，包括奧巴馬在內的所有人都清楚，奧巴馬之所以能夠把“工人牌”打得十分自如，完全依賴於中國對文革的全盤否定。否則，與工人和勞動人民站在一起的，就絕不會是美國，而肯定是中國。可以說，對文革的全盤否定，就是對人民的全盤否定，就是對勞動者的全盤否定。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在民生民主等問題上中國政府做多少事情，都難以在人民面前理直氣壯地挺起腰來。奧巴馬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用打“工人牌”的方法，在道義上把中國政府逼入了死角。
對照82年“改革憲法”和75年“文革憲法”的不同就會發現，“改革憲法”對“文革憲法”的否定，主要是否定了其中三條：一是否定和刪除了“罷工自由”的條款；二是否定和刪除了“四大自由”的條款；三是否定和刪除了“要懲辦一切賣國賊”的條款。其中，刪除“罷工自由”的條款，剝奪了工人反抗資本家的權利，把中國變成了資本樂園；刪除“四大自由”的條款，剝奪了民眾反抗官員的權利，把中國變成了官權樂園；刪除“懲辦一切賣國賊”的條款，剝奪了愛國者反抗漢奸、反抗洋人的權利，把中國變成了漢奸和洋人的樂園。第二代領導人取消這三條的目的，是要討好資本家、討好地方官員、討好美國等西方國家；把共產黨執政的基礎，由對內依靠工人階級變成對內依靠資產階級，由對外團結髮展中國家變成對外依靠發達國家；想以此來換取和平與發展的安穩日子。可是結果卻相反，內部依靠共產黨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不僅不感謝共產黨，還要向共產黨奪權，要取代共產黨；外部佔有了中國絕大部分財富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僅不獎賞中國，甚至越來越急迫地要肢解中國。執政黨內部的官僚更是各懷一把小算盤，抓緊時間大撈特撈，根本無人“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整個中國如同《紅樓夢》中所言，“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瓤卻也盡上來了”。而掏空中國共產黨內瓤的最關鍵環節，就是否定文革，操縱奧巴馬的美國資本集團深深懂得這一點，他們為了防止中國回頭，便把文化大革命由中國官僚權貴定性的“歷史浩劫” ，進一步上升為“社會恐怖”，牢牢抓住否定文革這把能夠置中國於死地的歷史尖刀，把中國共產黨的命運結束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祭壇之下，把擁有2千多年曆史的統一中國，切割成為兵連禍結的幾個或者十幾個碎塊。
可見，否定和妖魔化文革，已經成為美國宰殺中華民族的一把尖刀。只是這把尖刀不是美國人打造的，而是中國主動交給美國的。如同當初戈爾巴喬夫把肢解蘇聯的尖刀主動交給美國一樣，美國也就乘勢用這把尖刀十分輕鬆地肢解了蘇聯。後來普京發現了美國手中的尖刀是自己打造的，便通過立法禁止妖魔化前蘇聯，從美國那裡收回了宰殺自己的歷史尖刀，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對俄羅斯就再也無可奈何了。伴隨著一個強大俄羅斯再次崛起於歐洲東方，美國等北約國家原本伸向俄羅斯的魔爪，便全都轉向了中國，準備把他們在俄羅斯沒有得到的東西，全都在中國補回來。美國和歐洲要把在俄羅斯沒有得到的財富補回來，日本要把在俄羅斯沒有收回的領土補回來，所以便磨刀霍霍地一起撲向了中國，而在撲向中國的道義旗幟上所寫的醒目大字，就是奧巴馬總統提出的那句統一口號：防止發生“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與當初聲稱為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入侵伊拉克，完全相同。
如何對待文革，已成為關係中國共產黨、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安危的關鍵因素。
或許有人會說，黨會亡，國會亡，中華民族絕不會亡。雖然這個判斷不錯，但是卻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同時亡掉的還將會有億萬萬中國老百姓的寶貴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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