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文:毛澤東1976年預論身後事
2011-08-31
轉帖：wanshi
毛澤東與毛遠新的談話（1976年1—2月）
一、關於鄧小平：
毛說：“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還可以，我死了，誰也壓不住他。他這個人對三自一包那些東西還是有感情的，對走資派恨不起來。”
當問起毛澤東同越共中央第一書記黎筍說鄧小平是少壯派是否有意傳位給鄧時，毛澤東說：“他只要表態對文革有個基本認識，就不能動。你們這些人加起來也比不了他，他不是總理和老總，不妥協，不認輸，外面是棉花殼，裡面是鋼鐵公司。你們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二、關於華國鋒：
毛澤東說：“（華國鋒)他是一個老實人，可是老實也就是沒用。他上來的好處是中間派，既不會左，也不會右，也容易被各方面接受。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都要看。這件事不要和江青他們講，也不要讓華知道。”
三、關於江青、張春橋、王洪文：
毛澤東說：“江青這個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牆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辦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買她的賬嘛。我就教育她要她團結大多數，她是不會聽的。尼克松奉承我說我的東西改造了世界，我說就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現在看連自己的老婆都沒有改變，還談什麼改變世界呢？她也不是一無是處，優點是反潮流，敢想敢干。
春橋是思想家，比陳伯達強，他的特點是肯於動腦筋，弱點是經濟上不行，在軍隊裡面也沒有威望，劍英和許世友也是看我的面子。
王洪文當時提的快了，沒有考慮好，這是我的錯誤。此人沒有經歷過風雨，以後恐怕要補課。 ”
四、關於葉劍英：
毛澤東說：“劍英此人不說硬話，這點他們幾個都不行。他是大事不糊塗，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塗，你們比得了嗎？他現在是不說話，實際已經被小平招安了。說是黨指揮槍，可是黨也要具體的人出來，否則，怎麼指揮？他這個人不看文件，文件還都不是放空砲？戚夫人說給漢高祖四句話：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你們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五、關於身後中國的情況：
毛澤東說：“前景到底如何？
可能還是我的那八個字：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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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30日
金融洋奴
金融洋奴
2011-08-30
盧麒元
又開始忽悠了。從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到人民幣納入SDR（特別提款權），這幫人又來勁了。他們將此標榜為“人民幣國際化”。國人再一次被帶入“清明上河圖”了。人民幣能夠這樣國際化嗎？這難道是將人民幣國際化嗎？
很久了，筆者厭倦了他們的嘴臉。這是一批身居我國政商學高位的金融洋奴。他們戮力踐行國際金融資本的金融侵華戰略。他們巧妙地改變了人民幣屬性；他們有序地將我國國民福利轉送到境外；他們悄無聲息地將我國市場變成了西方金融資本的殖民地。
金融洋奴們按照國際金融資本預設的邏輯，將中國嵌入了國際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大佈局當中。他們通過強大的資本力量，強制性地完成了後冷戰時期全世界的社會分工，中國被他們毫不客氣地壓在了金字塔的最底層。洋奴們搞的所謂的“比較經濟優勢理論”，將我國定義為“世界工廠”。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必須要服從國際金融資本逐利的需求。於是，中國事實上被解除了貨幣發行權。中國人不要認為自己在使用人民幣，中國人使用的是叫人民幣的美元兌換券。每次聽到金融洋奴們的“美妙說辭”，筆者都感到痛心裂肺。仔細地看看吧，人民幣早就已經被“國際化”了，人民幣早已經是一種代理髮行的有限流通的美元代幣了。對於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一種怎樣的悲哀！
我國的領導，我國的人民，是否應該認真地想一想啊？西方富裕國家不遠萬里來到我國借錢，不借金、不借銀、不借人民幣，他們卻要藉他們本國發行的貨幣，這合理嗎？美國人借的是美元，歐洲人借的是歐元，英國人借的是英鎊，這不奇怪嗎？要知道，他們是在“借”他們自己印刷的貨幣啊！天哪！我們是一個擁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的主權國家啊！我們為什麼不借給他們人民幣啊？笨蛋們，至少，可以先借給他們人民幣，再讓他們來換美元、歐元、英鎊啊！
我國缺乏金融知識和金融專家嗎？就筆者所知，全世界精通金融的華人大有人在。很遺憾，他們難入當今政商學當家人的法眼。這是一個荒唐透頂的時代，中國的金融領域非洋人和洋奴不許入內。這就是那個令人齒寒的“比較經濟優勢理論”比較出來的結果。一群混蛋們比較後的結論很簡單：拱手獻出中國的金融主權！
敢問一句，中國作為一個擁有金融主權的國家，難道不應該發展人民幣債券在岸交易市場嗎？不可以讓西方國家來華髮行人民幣債券嗎？不可以讓他們的和我們的人民幣債券在中國法律體系下流通嗎？搞什麼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呢？搞什麼鬼都不信的SDR ？腦子進水了嗎？離岸交易中心能沒有價格嗎？離岸價格與在岸價格出現巨大差異怎麼辦？行政干預嗎！干戈倒置，授人以柄，一群笨到姥姥家的糊塗蛋！
筆者曾經寫下《掠過佛來堡》一文，筆者呼籲中國人的主體性思維；筆者寫下《我們的貨幣叫人民》，筆者希望建立一個足以獨立於世界的中國主權貨幣。可是，金融洋奴們竭力壓制任何敢於強調金融主體性的聲音。他們欺騙我國領導和我國人民，他們竟然將人民幣美元化美化為“人民幣國際化”。並且，將這些荒唐的邏輯寫進重要的歷史文獻，形成製度和法律安排。最無恥的是，一些人竟將這種“獻城於敵”的卑鄙行徑溢美為改開搞的偉大成果！真的就不怕留下千古罵名嗎？
筆者最近重讀了佛里德曼的《美國貨幣史》。佛里德曼揭示了一個樸素的真理：一個具有強大本幣債券市場的國家，才可能擁有一個真正意義的國際貨幣。簡言之，必須建立強大的人民幣債券在岸交易市場，才有可能實現人民幣真正的國際化。當年英鎊如此，後來美元如此。不在這個問題上下功夫，搞旁門左道的小動作，無異於自毀長城。西方富裕國家不願節制財政，想要舉債度日，那就對不起了，你們只能藉人民幣，還必須要有可信的抵押擔保。當然，他們也可以在中國市場上將人民幣換成他們喜歡的貨幣。但是，請記住，到期必須還人民幣。中國無條件對外進行外匯借款的大門應該關閉了，西方國家靠印錢就能還債的時代必須結束了。
大道理往往很樸素。樸素到不需要金融知識。大政治家治國，必須正道直行。欲正道直行，必須與君子為伍。奴才，無論是土奴才，還是洋奴才，畢竟都是奴才。狗奴才，才會想出那些下三濫的招數。其中，金融洋奴是最為可怕的，他們另有主人，心懷二志，圖謀不軌。金融洋奴當道，亡國滅種不遠矣！
如今，金融洋奴得勢，他們堂而皇之行走於廟堂之上，一個個大名鼎鼎如雷貫耳，他們的名字還需要一一羅列嗎？筆者從不憂慮我國缺少金融人才，筆者嚴重憂慮我國人才和奴才的地位不對等。中國的歷史教訓在於，在儒教風行的時代，往往是奴才壓倒人才。奴才們也可以主導歷史進程。宋明敗亡的教訓都很經典，奴才們合夥滅絕了人才，殺岳飛、殺袁崇煥、殺一切可以立國安邦的人才，一直殺到亡國滅種的那一刻。畢竟，現實的金融利益實在太過巨大了，金融奴才們會誓死捍衛既得利益的。燦爛的金色背後，從來就不缺少血腥。 “滿城盡帶黃金甲”，那意味著一場驚天動地的金融叛亂。
畢竟，中國人見識過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年代，人民未必會允許奴才們亂來的。當然，人民要明白，僅僅從天安門廣場移走孔子像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重建中華民族的人民主體性和國家主體性。最低限度，我們不能繼續把金融洋奴當神仙供著了。
注：聽說薩科齊竟然用支持人民幣納入SDR 作為來華談判籌碼，真是欲哭無淚。一個如此下流的騙子，一個如此拙劣的騙局，竟然可以將泱泱大國玩弄於股掌之間？這叫我等還認幾個字的草民情何以堪！到了該醒的時候了，應該收拾這群騙子了！
2011-08-30
盧麒元
又開始忽悠了。從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到人民幣納入SDR（特別提款權），這幫人又來勁了。他們將此標榜為“人民幣國際化”。國人再一次被帶入“清明上河圖”了。人民幣能夠這樣國際化嗎？這難道是將人民幣國際化嗎？
很久了，筆者厭倦了他們的嘴臉。這是一批身居我國政商學高位的金融洋奴。他們戮力踐行國際金融資本的金融侵華戰略。他們巧妙地改變了人民幣屬性；他們有序地將我國國民福利轉送到境外；他們悄無聲息地將我國市場變成了西方金融資本的殖民地。
金融洋奴們按照國際金融資本預設的邏輯，將中國嵌入了國際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大佈局當中。他們通過強大的資本力量，強制性地完成了後冷戰時期全世界的社會分工，中國被他們毫不客氣地壓在了金字塔的最底層。洋奴們搞的所謂的“比較經濟優勢理論”，將我國定義為“世界工廠”。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必須要服從國際金融資本逐利的需求。於是，中國事實上被解除了貨幣發行權。中國人不要認為自己在使用人民幣，中國人使用的是叫人民幣的美元兌換券。每次聽到金融洋奴們的“美妙說辭”，筆者都感到痛心裂肺。仔細地看看吧，人民幣早就已經被“國際化”了，人民幣早已經是一種代理髮行的有限流通的美元代幣了。對於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一種怎樣的悲哀！
我國的領導，我國的人民，是否應該認真地想一想啊？西方富裕國家不遠萬里來到我國借錢，不借金、不借銀、不借人民幣，他們卻要藉他們本國發行的貨幣，這合理嗎？美國人借的是美元，歐洲人借的是歐元，英國人借的是英鎊，這不奇怪嗎？要知道，他們是在“借”他們自己印刷的貨幣啊！天哪！我們是一個擁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的主權國家啊！我們為什麼不借給他們人民幣啊？笨蛋們，至少，可以先借給他們人民幣，再讓他們來換美元、歐元、英鎊啊！
我國缺乏金融知識和金融專家嗎？就筆者所知，全世界精通金融的華人大有人在。很遺憾，他們難入當今政商學當家人的法眼。這是一個荒唐透頂的時代，中國的金融領域非洋人和洋奴不許入內。這就是那個令人齒寒的“比較經濟優勢理論”比較出來的結果。一群混蛋們比較後的結論很簡單：拱手獻出中國的金融主權！
敢問一句，中國作為一個擁有金融主權的國家，難道不應該發展人民幣債券在岸交易市場嗎？不可以讓西方國家來華髮行人民幣債券嗎？不可以讓他們的和我們的人民幣債券在中國法律體系下流通嗎？搞什麼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呢？搞什麼鬼都不信的SDR ？腦子進水了嗎？離岸交易中心能沒有價格嗎？離岸價格與在岸價格出現巨大差異怎麼辦？行政干預嗎！干戈倒置，授人以柄，一群笨到姥姥家的糊塗蛋！
筆者曾經寫下《掠過佛來堡》一文，筆者呼籲中國人的主體性思維；筆者寫下《我們的貨幣叫人民》，筆者希望建立一個足以獨立於世界的中國主權貨幣。可是，金融洋奴們竭力壓制任何敢於強調金融主體性的聲音。他們欺騙我國領導和我國人民，他們竟然將人民幣美元化美化為“人民幣國際化”。並且，將這些荒唐的邏輯寫進重要的歷史文獻，形成製度和法律安排。最無恥的是，一些人竟將這種“獻城於敵”的卑鄙行徑溢美為改開搞的偉大成果！真的就不怕留下千古罵名嗎？
筆者最近重讀了佛里德曼的《美國貨幣史》。佛里德曼揭示了一個樸素的真理：一個具有強大本幣債券市場的國家，才可能擁有一個真正意義的國際貨幣。簡言之，必須建立強大的人民幣債券在岸交易市場，才有可能實現人民幣真正的國際化。當年英鎊如此，後來美元如此。不在這個問題上下功夫，搞旁門左道的小動作，無異於自毀長城。西方富裕國家不願節制財政，想要舉債度日，那就對不起了，你們只能藉人民幣，還必須要有可信的抵押擔保。當然，他們也可以在中國市場上將人民幣換成他們喜歡的貨幣。但是，請記住，到期必須還人民幣。中國無條件對外進行外匯借款的大門應該關閉了，西方國家靠印錢就能還債的時代必須結束了。
大道理往往很樸素。樸素到不需要金融知識。大政治家治國，必須正道直行。欲正道直行，必須與君子為伍。奴才，無論是土奴才，還是洋奴才，畢竟都是奴才。狗奴才，才會想出那些下三濫的招數。其中，金融洋奴是最為可怕的，他們另有主人，心懷二志，圖謀不軌。金融洋奴當道，亡國滅種不遠矣！
如今，金融洋奴得勢，他們堂而皇之行走於廟堂之上，一個個大名鼎鼎如雷貫耳，他們的名字還需要一一羅列嗎？筆者從不憂慮我國缺少金融人才，筆者嚴重憂慮我國人才和奴才的地位不對等。中國的歷史教訓在於，在儒教風行的時代，往往是奴才壓倒人才。奴才們也可以主導歷史進程。宋明敗亡的教訓都很經典，奴才們合夥滅絕了人才，殺岳飛、殺袁崇煥、殺一切可以立國安邦的人才，一直殺到亡國滅種的那一刻。畢竟，現實的金融利益實在太過巨大了，金融奴才們會誓死捍衛既得利益的。燦爛的金色背後，從來就不缺少血腥。 “滿城盡帶黃金甲”，那意味著一場驚天動地的金融叛亂。
畢竟，中國人見識過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年代，人民未必會允許奴才們亂來的。當然，人民要明白，僅僅從天安門廣場移走孔子像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重建中華民族的人民主體性和國家主體性。最低限度，我們不能繼續把金融洋奴當神仙供著了。
注：聽說薩科齊竟然用支持人民幣納入SDR 作為來華談判籌碼，真是欲哭無淚。一個如此下流的騙子，一個如此拙劣的騙局，竟然可以將泱泱大國玩弄於股掌之間？這叫我等還認幾個字的草民情何以堪！到了該醒的時候了，應該收拾這群騙子了！
用一輩子的藥就不是治病的藥
作者：潘德孚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30
內科治療，西醫忽悠了中國人一個多世紀
——關於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思考
潘德孚
2011年8月29日
2008年,中國人體學專業委員會召開原創中醫復興論壇，我作了《生命的定義與生命的特性》的介紹後，餘興未盡，聽眾要我繼續講幾分鐘。於是，大會主席林中鵬先生說在第二天，再給我講一小時。但是到第二天，要求講的人太多了，最後便被減到了15分鐘。人有了一些思想，總想要說給別人聽，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但我這準備了一小時的講演，如何壓縮為15分鐘的呢？只能走著瞧了。我寫這幾句說是把我最想講的話進行壓縮，而且壓縮得讓自己也覺得比較滿意的，因此寫出來讓大家一起欣賞我的奇文吧！
關於市場醫學這個概念
當時，我說：“我認為，現在的醫學稱為市場醫學。市場醫學是個怪物。因為醫學是要命不要錢的；市場是要錢不要命的，結合起來不就成了怪物嗎？我認為，醫院裡的內科醫生不是醫生，因為，醫生是看病的。但他們是不會看病的！你一去，他們就給你開檢驗單，叫負責儀器的給你看病。這不是明著告訴你： “我是不會看病的。你要先去給這些儀器看，然後我給你開藥方。 ”看病看錯了，跟他沒一點關係；天底下哪有這樣病給看錯了與看病醫生沒關係的便宜事呢？因為病不是他看的，而是儀器看的。吃藥吃死了人也跟看病的醫生沒關係，因為藥是製藥公司供應的，醫生是不知道這藥是怎么生產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圈套，我們中國人鑽進去一個世紀茫然而不覺，實在好笑。一個自譽為東方聰明絕頂的民族，陷進了一個設計極簡單的圈套而不自覺。
外科醫生也不是醫生，他們只是一些技師，是負責做手術的。這個手術做好做壞是他們的責任；但是，這個手術做對做錯，跟他們沒關係。這就是你上醫院去看病，外科醫生總是要你做手術的道理。 ”在外科醫學全面把控的醫院裡，做手術的越來越多，不該做的都給做了，本來進醫院是好手好腳舉動敏捷的，一下子就變成殘廢了。猶可，送了命也可能，但你已經簽了合約，跟他們沒關係。當然，殘廢也有很多是因為使用抗菌素造成的。因此，我們的社會，每年殘廢人要增加400萬。這是因為，我們弄錯了一個概念，把技師稱為醫生。這個概念的錯誤，為什麼會增加殘廢率呢？因為，醫師的責任是維護生命與健康，而你生了病便去問外科專家，專家為了生意，便會“創造”種種理由說服你做手術。你一上當受騙，上了手術台，就下不來了。因此，我奉勸患者，術前細思量是最重要的。醫療的陷阱深著呢！
再說抗菌素。儘管抗菌素在它的歷史上對外科手術，尤其是戰爭、地震災害、車禍等做過重要的貢獻。但是在現在這樣和平的年代，外科手術和抗菌素的使用過度，因而都大部分地變成了災害。我十分讚賞鄒紀平先生的勇氣，他竟然敢於倡導反對把西方醫學作為醫學主流，堅持中國傳統醫學為主的觀點。 （傳知行雙月醫改學術研討會——中西醫之辯）我相信只要全民都能知道鄒先生的創議，破解民眾的看病貴看病難問題必迎刃而解。
關於中國的最大醫托
中國人有句話叫“三代出名醫”，此話蘊含的深意沒人掂量。究其實，這話內涵極其豐富。名醫就是有名的醫生。醫生有名有兩層意義：一是說治病的本事好；二是說周圍群眾中名氣大。有名是不是就等於治病的本事好呢？不見得。過去有個故事寫上海小兒科名醫徐小圃，治自己的兒子的病幾乎束手，卻被祝味菊一劑救活了，所以，民間又有一句話叫“一味單方，氣死名醫。”可見，歷史上很多第一代中醫，名氣都不大，第二代、第三代才逐漸大起來的。這既說明中國歷史上人們對醫療的謹慎；也說明醫療經驗的積累的困難。
醫學到了現代，在西醫全面控制了醫療系統後，名醫再也不用三代廝守了，只要利用醫托，你就是剛剛畢業的學生，也可以馬上成為名醫。西醫內科只有一百年的歷史，還沒有多少治病的經驗，就馬上讓醫學專家遍布全國。萊恩爵士想出了一個用切除結腸減少腹內細菌的辦法，就成為世界名醫。問題是成千上萬的人為了預防內科病切除了結腸後，從此變成了永久病人不久於人世。病灶感染論的創始人亨特爾於1910年說“貧血、胃炎、結腸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發熱、紫癜、各種神經疾病（從精神抑鬱到脊髓的實質病變）、慢性風濕病、腎髒病的最重病例，都起源於或併發於口腔敗血症（口腔的感染）。”（《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第84頁）例子還很多，就在上個世紀初，西醫的內科病理學還十分幼稚，而不到50年就全面控制中國的醫療權力靠什麼？現代有個最好的名詞叫醫托。這個最大的醫托就是衛生部。所以，醫改的困難不是因為它複雜，而是因為我們所託非人。
為什麼註銷65歲以上老中醫開個體診所的資格？
中醫之所以能治疑難病，是因為中醫學的理論基礎建立在生命研究之上，而不是像西醫學建立在屍體之上的。屍體的沒了生命的身體，西醫設置了解剖學。但生病的是活人，是有生命的人，屍體是不會生病的。所以，研究屍體治活人的病，實際是開生命的玩笑。這種開生命玩笑的醫學，竟然能迅速壓倒中醫，是什麼道理？這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本文省略。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網上查筆者的《醫學社會學》。
一百年來，西醫以科學的名義，全面壓倒了中醫。全國的醫療被西醫全面控制，雖然還有那麼幾個中醫院。但這些中醫院，不用西醫西藥就活不下去。因為，西醫西藥具有價格上的優勢——能掙錢。可是，沒有人知道他們用西醫西藥治病究竟治好了幾個病人。醫院的集體性，決定了醫生的責任心不會像個體（診所或醫院）那麼強。但是，任何一次醫療事件，都是醫生對病人的個體負責行為。我這裡只指內科治療。治病的結果如何，誰都沒有絕對把握，靠的是醫生個人治療閱歷的增加來提高治療能力的，這才是老中醫受到重視和歡迎的道理。說明老中醫的存在，是對西醫的最大威脅，因此，才有了註銷65歲以上老中醫開個體診所資格的文件。
這是一個由市衛生局出面的文件，我過了65歲後接到這個文件。我在溫州市，是最早開個體診所的。看了這個文件心中極是不滿。於是我去衛生局質問，答复我的是個女的醫政科副科長。她說，65歲沒有民事行為能力了，所以，不能擔任個體醫療機構的法人了。身體好的人，可以去醫院或集體診所。據知這個副科長是個護士出身的，才會講出這樣一點水平也沒有的話來，像個大學畢業的嗎？我覺得自己到這樣的年齡，還只是剛踏進辨證論治的門檻，就不給乾了還說是要發展中醫呢！於是，我就上北京告狀，通過關係找到醫政司的副司長，她攤攤手說，這些都是下面的事，她們管不了。
我覺得奇怪的是，後來出了張悟本綠豆湯之事，衛生部竟然為此召開了專家座談會，狠批張悟本。張悟本的芝麻綠豆湯的事衛生部要管，事關中醫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們卻不管，這不是明擺著的：衛生醫政部門對中醫幹的是明里支持，暗裡消滅之事。因為，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從上至下都是西醫掌權了，中醫只不過是他們應付上級和應付民族的一個花瓶子——擺飾了。為什麼現在呼籲成立中醫部？就是因為衛生部實際就是西醫部，中醫如上所言是被西醫專政了。
現代的中醫院和集體診所，都已成了消滅中醫的場所。因為，醫療是醫學的實踐行為。醫學是通過醫療實踐而得到發展的。醫療是醫生與病人個體對個體的負責行為。這一行為的特點說明，醫學具有極強的個體性。也就是醫學靠個人的治療經驗積累、總結，發展起來的。那些集體單位，卻是消滅個人經驗積累的地方。古代有名望的中醫，都來自民間，而不來自廟堂。
真正的科學醫學是治好病的醫學
近一段時間，拿現代醫託的個人來說，方舟子是最大的醫託了。他有沒有拿美國製藥公司的錢我沒依據，但他所做的，比一個醫託的生意要大得多。他不是在為某個醫生拉病人，而是為西方醫學拉病人。這裡的醫托只是一個代詞罷了。照理說，拉病人的醫托是只說自己的好，不說別人的壞，方舟子做得突出的是不僅說西醫的好，更大的重點在說中醫的壞。
一百年來，我國的“廢除中醫”之聲不絕。 2007年，方舟子在美國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辦了個新語絲網站，出版了《批評中醫》一書，在著名的《中國青年報·冰點》上發表文章，並組織了一些人，號召簽名廢除中醫。方先生也實在是太不識時務了。現在還發表這些內容十分陳舊的文章，不是自討沒趣嗎？自非典之後，事實已經證明了中醫的內科治療遠勝西醫。要不，醫院裡很多聰明的內科醫生和護士，就不會把疑難病推給中醫了。其實，醫療上沒有勝不勝的問題，而是正確與錯誤的問題；關鍵在是能不能把病治好。不能治好病的西醫，與能治好病的中醫，不是醫學的科學不科學，而是醫學的是與非。
為什麼說西醫不能治好病？因為，西醫用藥治病，而藥物的研製被製藥公司控制了。麥克塔格特說：“醫學研究不公正的一個最大原因就是大多數研究是由某些公司資助的，而這些公司在不同結果上存在利益差異。這些藥物公司不僅支付研究者薪水，而且經常決定研究是否發表、在哪裡發表。必須記住，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企業在疾病健康上存在巨大的利益：如果某個藥物公司只是發明一些快速治癒的藥物，而不是終身'維持'治療，那麼它將很快破產。”（《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9頁）這說明西方的藥物研究是由製藥公司主導的，因為它出研究的錢，因此它得到的回報是研究出來的藥物，不能把病治好，而是要終身維持治療。你進醫院看它的各個科室，糖尿病科、心血管科、腎病科、泌尿病科……反正，不管哪個科，都是要你終身維持治療的。別以為醫生在治你的病，他們實際上是在替製藥公司賣藥；他們沒有治好你的病的藥，因為他們不是製藥公司。
筆者讀了方先生的著作後，感觸甚深，經歷過文革之劫的老年人都目睹紅衛兵運動。如果把方舟子比之紅衛兵，有過之而無不及。紅衛兵只是一些年齡輕輕的小青年，打老師、燒圖書，而方舟子是個戴著生物學博士帽的專家，何況“冰點”是《中國青年報》的一個專欄，很有號召力的，也確實會蠱惑一些小青年。這樣被方舟子利用起來不是“相得益彰”嗎？不過，即使如此，方舟子仍不能撼動中醫半分。因為，這科學醫學的醫院裡，凡是治不好的各種內科病人，醫生、護士，就會推給中醫，而且，有很多給中醫治好的。
用一輩子的藥就不是治病的藥
我剛認識了一個叫吳仁君的朋友，坐在我診所裡說笑。他說自己從未生過病，什麼都不懂，四年前，那天檢查身體，醫生說他得了糖尿病，要他馬上住院。住院後問醫生：你們準備給我用什麼藥？醫生說：用胰島素，這藥效果好。他就問：既然這藥效果好，那要用多少時間能把病治好。醫生說：這藥是要用一輩子的。他覺得不懂，就問：既然要用一輩子的，那為什麼要我住院？總不會住一輩子的院吧？這不是說明這病你們是治不好的了。於是，他決定不治而出院。出院後，去吃中草藥，現在痊癒已四年了。我想，所好他沒用上胰島素，上鉤者，想再擺脫就難了。
糖尿病在醫院裡設有專科，也就是有專門治糖尿病的專家。然而，沒有人質疑這些專家：既然當了專家，這一輩子治好了一個糖尿病人沒有？答案當然是：一個也沒有！專家當然比普通醫生要好，如果沒有治好一個病人的醫生可以升為專家，那麼，升為專家的條件就不是治好病，而是別的什麼了。醫生升級，不是看治好病人有多少，而是看他的論文，可見這論文的價值了。現在醫院的的科室越來越多，專家當然也越來越多了，基本上都是靠不是治好病的論文升級的專家，而不是治好病人多的專家。那麼我們便會明白為什麼醫院裡的醫生，都要病人吃藥吃到死為止的原因了。
把疾病分為內科、外科還有話可說，但是，分成幾十個科目就不能算是治病的了，除了做手術，沒別的用處。所有的疾病，幾乎都是內科病。明代陳實功，寫了本《外科正宗》中說“氣盛兮，頂自高而突起；血盛兮，根腳束而無疑。高腫起者，忌用攻利之藥，以傷元氣；平塌漫者，宜投補託之劑，以益其虛。內熱甚者，量加消毒清劑；便秘燥者，必須通利相宜；使臟腑得宣通，俾氣血自流利……冬要溫床暖室，夏宜淨几明窗。飲食何須戒口，冷硬膩物休餐。癰疽叫屬外科，用藥即同內傷。脈虛病虛，首尾必行補法；表實裡實，臨時暫用攻方……”雖說是治外科病的，句句都是內治法。這說明，中醫不管病生在身體的哪裡，都是看作生命的整體生病，看整體產生的信息，都是通過辨證論治進行整體調整，而不是把它看作僅僅是體表皮膚上某處的疾病，不是以為只要用手術切除了就完事。
現代醫學可以無病造病
人是最聰明的動物，但也是最容易受騙的動物。否則就不需要做廣告了。君不聞，全國有無數的人在喝含有三聚氰氨的牛奶嗎？君不見我們一進醫院，醫生就給你開檢驗單嗎？這不是告訴你：我是不會看病的，你去給那個機器看吧！那麼你找這個醫生幹什麼？這檢驗單，你自己不會開嗎？單子你開，他開，只是填了個名字，誰不會呢？只不過，他有一個醫生的牌子。牌子遮住了你的眼睛，你才以為你不會他才會的。所以，我說，人是最容易受騙的動物。無怪乎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宣傳會把魔鬼變成天使。”
“你不信，反正我信。”別以為這話說錯了，我倒以為王勇平沒錯，他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說法。因為社會上人多了，複雜了，有千奇百怪，才有萬紫千紅。之前，很多人都在嘔吐，他們吃了用燕兒糞、豬皮和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做起來的血燕窩。最近，這內幕被揭穿了。雖然，有的人想起來就會發生噁心、嘔吐、泄瀉，頭腦敏感的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人則悶聲大吉，還是忘了的好。所以，洪昭光不怕有人罵他，如果他不說一杯牛奶救了一個國家，也許把三聚氰氨喝到肚子裡的人和因此而生了腎結石的孩子就少得多。所以，文章千古事，有一點名氣，就拿出來賣，自己得蠅頭小利，乾了害人一輩子的壞事就是給人做藥品或營養品的廣告，實在不值得。
一個姓董的腎病專家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有的人小便驗出來帶有紅細胞，一定要去檢查檢查看，否則你得了腎病將會是很危險的。如果都查不出來的話，可以做腎穿刺，或可能是犯了叫隱匿性腎炎的。我當時看了這篇文章就好笑：因為，沒病的腎，給穿刺一下，把它刺破了，不就成了有病的嗎？西醫怎麼會培養出這樣沒頭腦的專家呢？這個主意還真不錯，可以把一個好好的不生病的腎，變成生病的腎了。我經常碰到有年青人拿驗尿檢單來，單中尿有隱血的不是少數，而且這些人不吃藥後來又不見隱血了，這是何故？我認為，尿有少數隱血並不是什麼病，或者即使有一點小毛病也能自愈。自癒了尿檢就沒隱血了。很多正常健康的年青人，也會驗出少數幾個紅細胞來的，那怎麼能叫生病呢？一個腎好好的，是什麼病驗不出來，你一定要知道生什麼病，於是，這個腎病專家給你出個主意說，你把腎用針刺一下，挖出幾個細胞做活檢，不就知道是什麼病了嗎？你如果不認真想一想，好的腎經過了穿刺，不就給破壞了嗎？它就不是好的腎了，病不就驗出來了嗎？無怪乎有一個人懷疑自己得糖尿病，但尿檢、血檢都正常。於是，那糖尿病專家說，你打幾針葡萄糖針，血檢不是就超標了，不就可以證明你得糖尿病了嗎？
有病就要去醫院嗎？
現在人們只要有病，都認為要去醫院。家裡有人病了，親戚、朋友們會來探望。他們無一不是給你出主意，這就是，到醫院裡去。因為沒有宣傳，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美國、加拿大、以色列的醫生罷工，死亡率減少了。要問：減少多少？按罷工時間計算：罷工的時間與死亡率的減少成正比，也就罷工的時間越長，死亡率減少越多。也就是說，如果你到醫院裡去，醫生給你看病的次數越多，你死亡的可能性越大；如果醫生一次也沒有給你看病，你死亡的可能性最少。這個消息美國知道的人最多，所以，美國現在有很多人不願意進醫院看病了；這個消息在中國沒人知道，所以，家中有人生病，親戚朋友便上門勸說病人上醫院，卻不知道這樣做雖然是好心，並不是辦好事。
早幾年前，我學生的女兒發燒，在溫州第三醫院、兒童醫院轉了一圈，退不了燒，於是去上海大醫院，看不好，醫生說，這是在溫州退燒使用了地塞米鬆的緣故，給開了一些中藥回來。前後用了兩個月。於是，有一朋友出於好心說：“數月發熱不退還了得！我在一醫有個熟人當主任，可以馬上給你安排住院檢查，看得的是什麼病。”孩子的爺爺是我的朋友，也約我去看看。他知道素來反對住院。事先跟我打招呼：“不要阻止。”我診察後認為這病還是不要住院為好，只兩帖藥，孩子就退燒了。
我認為醫院的醫生對治不好的發熱，叫住院就會做骨穿。骨穿如果檢查不出什麼病，那就白給抽了骨髓；如果能檢查出來的，那不是白血病，就是骨髓異常增生綜合徵，兩種病都是必死之症，對孩子治療來說，檢查沒一點實質性的意義。治病不是為了檢查，而檢查是為了治病。現在的骨穿檢查，不是為了治好發熱，而是為了知道是什麼病卻不知道怎麼治。這樣做骨穿，有什麼意義？我見過好幾個因發熱在醫院退不了熱的患者，醫生便給他做了骨穿，然後告訴他此病無藥可治。他們是走進醫院的，做了骨穿後下肢痿軟被抬了出來，因為不能走了。為了知道是不是一個不能治好的病名，醫生拿病人的下肢痿軟為代價，這像話嗎？依我的看法，這樣做，醫生不是在治病，而只是為了告訴你我為什麼退不了燒。
美國醫學博士門德爾松行醫30年後，才知道“沒有比冒失地走進醫生的辦公室、診所、醫院，更為危險的事情了。”這是門德爾鬆在他的著作《一個醫學異教徒的自白》的“序言”上寫的。我們把醫院當作生病救命的地方，卻不知道它的另外一個作用是“送命”。否則，為什麼醫生罷工，死亡率反而減少？而且減少的數目，聽起來十分嚇人——50%。統計的數字不只出自美國一個國家，而是美國、加拿大、以色列等三個國家。這應該不會錯！這個數字的背後一個數字表明每死亡的兩個人中，有一個是自然死亡（就是壽終），有一個是治療夭折的。這也反過來證明，去醫院的危險性。
內科醫生只是外科醫生的業務員
為什麼去醫院的危險性很大呢？因為，西醫是根本不會也不能治內科病的。我這話，必有很多人反對，但我不得不說。因為，我研究了整個西醫醫學的發展歷史，治療方法，我認為我說西醫不會治內科病的依據是有理由的。正因為它不會治內科病，這才有儀器看病的活劇。醫院裡設置的內科，實質是給外科醫生做“業務員”的。不相信，你想一想，為什麼你去看內科，醫生立即給你填檢查單，讓你先去檢查。這檢查，就是查出身體上的病灶。而其藥物書中的分類，不是消炎，就是退熱止痛，跟病灶沒有關係。
醫生看病，把跟治愈這病沒有關係的病灶檢查擺在首位，這算什麼意思？這說明醫生要你檢查，得到的結果，是沒有用藥物治療打算的。因為，西醫的所有藥物是針對病理不針對病灶的。那些藥物的作用，叫做消除病理。病理與病灶是兩碼事：病理大多數是指病人的感覺；病灶是指生病的部位。所以，檢查是知道病灶，治療是消除病理，兩者風牛馬不搭界。所以，看病的醫生給你開檢查單不是為了治病，而是為了解釋你的病，或者給外科醫生介紹業務。例如醫生用了藥，病理消除不了，這位內科醫生就說：“那隻能用手術了。”內科醫生不是成了外科醫生的業務員了嗎？
不過，對西醫來說，內科病是指身體某處有病灶。這純粹是一種故意的誤導。這種誤導，又形成一個迷宮似的體系。我們被迷惑竟然如此之深。我們的孩子到醫學院裡讀書，首先就把解剖學作基礎。其實，這種基礎，對治療內科病來說是毫無用處的。因為，儀器檢查出來的病灶，只是疾病的結果，不是疾病的原因，對治療毫無好處。如果東檢西查處還是查不出來，醫生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做骨穿或活檢。骨穿、活檢所造成病人的痛苦，那是無法形容的。但得到的仍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就治療而言，除做外科手術可作參考外，一點用處也沒有。把一點沒有用處的病灶檢查，作為治內科病的第一要著，不是太欺侮人了嗎？
筆者碰到了一位76歲的患者，發熱住院退不了燒，醫生要他做骨穿，進醫院是行動自如，生活都可以自理，做了骨穿後，兩腳就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問他為什麼做骨穿？他說醫生的回答是查一查是不是得血液病。抽了一大筒骨髓後，兩腳痿軟不能站立了。做骨穿的目的是檢查是犯白血病或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徵，對治療來說卻毫無用處，因為西醫根本沒有藥物治療這兩種病。現在他們用病人的生活不能自理換自己知道病人得什麼病，良心是不是大大的壞了？這就是所謂的“科學醫學”！也許有人問：病人為什麼不阻止？答案是：現代醫院裡，病人是沒有任何發言權的。醫生要怎樣就怎樣。這就是病人動不動就受到醫生或護士訓斥的原因。
說內科醫生不會治病是給西醫抹黑嗎？
因為，內科病是指因生命的活動而產生的疾病。如果生命活動終止了，疾病也就消失了。所以，我是說，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或許，因生命的終止，疾病會在身體上留下痕跡，而不是疾病本身。可是這三百年來，西方醫學理論家有意或無意地把內科醫學引入誤區。我的朋友鄒紀平的《反思西方醫學》提示了這個問題。
“有人會說，這種推測是往西方臉上抹黑。沒有誰給他抹黑，西方醫學臉上的黑全是他自己抹的，這已經是歷史事實了。中醫學的'人痘'經驗，傳到歐洲以後，被英國的愛德華·琴納改善成'牛痘'。琴納經過多年研究，有實例、有操作、有方法，還寫成冊子。他還預言：牛痘接種法實踐的最終結果將是天花的絕跡。這種'無病'思維立即遭到'大病'思維的激烈反對。不僅拒絕他的著作，還嗤笑並諷刺他，甚至危言聳聽地編造謊言，說種牛痘的人頭上會長出牛角來。你看西方醫學的表現，態度多麼鮮明！所以說只會走手術植皮的道路，不會走根除疾病的道路。”（《反思西方醫學》第54頁）鄒先生這樣借琴納發明牛痘後的遭遇，寫出了西方醫學的目的，他們的醫學家從那個時候起就不願意根治疾病了，一心想的是如何發展外科的生意。因為，給做過手術的，就會變成老“客戶”，很少不經常找醫生的。所以，我說西方醫學不是往自己臉上抹黑，而是往自己的心上抹黑！
友人南萍今天（2011/8/19）來講了一個故事。她的一個親戚82歲，CT檢查說得了腦癌。醫生們會診認為一定要做切除手術，反正醫生們認為這樣的手術現在很容易。我想大概他們覺得手術的位置較好吧。老太太經多天思考，最後決定不僅不做，還交代子女今後如果碰到她出現昏迷等急需搶救的情況，就不要進行了。她認為人總是要死的，到這個歲數了，誰都會有那麼一天，何必一定要醫生們忙東忙西不算，還要給下代增加麻煩增加負擔。可惜有這樣想法的老人不多，為什麼沒人想，即使醫生很有本事，也救不了天數已盡的生命。有的人寧可插上三五條管子熬著巨大的痛苦離開人世，而不願意快快活活地離開，人為什麼這麼不願意直面死亡？就因為這個態度，這才給了現代醫學製造了發死人財的機會。
中醫能治癌症但不給治
我說中醫能治癌，但這癌不是西醫說的癌由所謂的癌病毒、癌細胞或癌基因製造出來的癌腫塊。而是人的生命因為了排毒，而產生出來的腫塊。西醫說的癌，連病因都還在不斷更改的醫學病理，卻把治癌全部“包乾”。這種包乾的方法就是分科治療各科的腫塊。而中醫不能做外科手術，是管全身的，所以就分不到了。
生命既然是個整體，那當然不能分成那科那室的疾病。這些科室把一個整體的生命，分成眼睛管眼睛，耳朵管耳朵的，能治好什麼內科病呢？多少肢體健全的人，經過治療後變成是了殘廢？生命是整體的。整體的意思就是指頭痛可以從腳上治；腳痛可以從頭上找；左病治右側，右病可以在左邊治……這就是生命的整體性。現代西醫對生命的研究卻一無所知，怎麼能治療內科病呢？人們到醫院裡去治內科病，醫生除了做手術，就叫你吃藥吃到死，這難道是治病嗎？這里當然涉及生命是什麼的問題，有興趣者請閱筆者所著的《人體生命醫學綱要》。
我作為一個老中醫，就經常碰到這樣的推薦，醫院裡有治不好的疑難病，醫生、護士就推薦給我治療，或者，有的患者是到醫院裡治不好的，然後自己來找我。這些病，我當然也有治好，也有治不好的。因為，疾病千變萬化，作為一個老中醫，越是見得多，就越覺得自己的知識太有限。尤其是那些被常用抗菌素、類固醇類激素吃壞了的，更難治。而病人卻是慕名而來的，把我們當成了神仙，巴不得馬上給他治理痊癒。其實，我們經常碰到的何止是疑難病，還有被判了死刑的艾滋病、癌症。我雖然不認為存在著艾滋病和癌症，但病人是把西醫的診斷當回事的，心理上已有了陰影。要說服他們擺脫這心理的陰影，也需要很多時間和話語，
有許多癌症病人，首先必須由西醫治療，在手術化療後，奄奄一息了，醫院為減少在院直接死亡的人數，就推給中醫。反正，中醫已經成了西醫的“垃圾桶”。最有意思的是我的一個朋友的妻子，在某醫院中醫科當醫生，接收了一個癌症病人，後來給治死了。於是，院里便從領導到各科室，口誅筆伐，搞得熱鬧非凡。最後還要扣除獎金，意思當然是你中醫為什麼狗抓耗子？這癌症病人是中醫管的嗎？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30
內科治療，西醫忽悠了中國人一個多世紀
——關於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思考
潘德孚
2011年8月29日
2008年,中國人體學專業委員會召開原創中醫復興論壇，我作了《生命的定義與生命的特性》的介紹後，餘興未盡，聽眾要我繼續講幾分鐘。於是，大會主席林中鵬先生說在第二天，再給我講一小時。但是到第二天，要求講的人太多了，最後便被減到了15分鐘。人有了一些思想，總想要說給別人聽，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但我這準備了一小時的講演，如何壓縮為15分鐘的呢？只能走著瞧了。我寫這幾句說是把我最想講的話進行壓縮，而且壓縮得讓自己也覺得比較滿意的，因此寫出來讓大家一起欣賞我的奇文吧！
關於市場醫學這個概念
當時，我說：“我認為，現在的醫學稱為市場醫學。市場醫學是個怪物。因為醫學是要命不要錢的；市場是要錢不要命的，結合起來不就成了怪物嗎？我認為，醫院裡的內科醫生不是醫生，因為，醫生是看病的。但他們是不會看病的！你一去，他們就給你開檢驗單，叫負責儀器的給你看病。這不是明著告訴你： “我是不會看病的。你要先去給這些儀器看，然後我給你開藥方。 ”看病看錯了，跟他沒一點關係；天底下哪有這樣病給看錯了與看病醫生沒關係的便宜事呢？因為病不是他看的，而是儀器看的。吃藥吃死了人也跟看病的醫生沒關係，因為藥是製藥公司供應的，醫生是不知道這藥是怎么生產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圈套，我們中國人鑽進去一個世紀茫然而不覺，實在好笑。一個自譽為東方聰明絕頂的民族，陷進了一個設計極簡單的圈套而不自覺。
外科醫生也不是醫生，他們只是一些技師，是負責做手術的。這個手術做好做壞是他們的責任；但是，這個手術做對做錯，跟他們沒關係。這就是你上醫院去看病，外科醫生總是要你做手術的道理。 ”在外科醫學全面把控的醫院裡，做手術的越來越多，不該做的都給做了，本來進醫院是好手好腳舉動敏捷的，一下子就變成殘廢了。猶可，送了命也可能，但你已經簽了合約，跟他們沒關係。當然，殘廢也有很多是因為使用抗菌素造成的。因此，我們的社會，每年殘廢人要增加400萬。這是因為，我們弄錯了一個概念，把技師稱為醫生。這個概念的錯誤，為什麼會增加殘廢率呢？因為，醫師的責任是維護生命與健康，而你生了病便去問外科專家，專家為了生意，便會“創造”種種理由說服你做手術。你一上當受騙，上了手術台，就下不來了。因此，我奉勸患者，術前細思量是最重要的。醫療的陷阱深著呢！
再說抗菌素。儘管抗菌素在它的歷史上對外科手術，尤其是戰爭、地震災害、車禍等做過重要的貢獻。但是在現在這樣和平的年代，外科手術和抗菌素的使用過度，因而都大部分地變成了災害。我十分讚賞鄒紀平先生的勇氣，他竟然敢於倡導反對把西方醫學作為醫學主流，堅持中國傳統醫學為主的觀點。 （傳知行雙月醫改學術研討會——中西醫之辯）我相信只要全民都能知道鄒先生的創議，破解民眾的看病貴看病難問題必迎刃而解。
關於中國的最大醫托
中國人有句話叫“三代出名醫”，此話蘊含的深意沒人掂量。究其實，這話內涵極其豐富。名醫就是有名的醫生。醫生有名有兩層意義：一是說治病的本事好；二是說周圍群眾中名氣大。有名是不是就等於治病的本事好呢？不見得。過去有個故事寫上海小兒科名醫徐小圃，治自己的兒子的病幾乎束手，卻被祝味菊一劑救活了，所以，民間又有一句話叫“一味單方，氣死名醫。”可見，歷史上很多第一代中醫，名氣都不大，第二代、第三代才逐漸大起來的。這既說明中國歷史上人們對醫療的謹慎；也說明醫療經驗的積累的困難。
醫學到了現代，在西醫全面控制了醫療系統後，名醫再也不用三代廝守了，只要利用醫托，你就是剛剛畢業的學生，也可以馬上成為名醫。西醫內科只有一百年的歷史，還沒有多少治病的經驗，就馬上讓醫學專家遍布全國。萊恩爵士想出了一個用切除結腸減少腹內細菌的辦法，就成為世界名醫。問題是成千上萬的人為了預防內科病切除了結腸後，從此變成了永久病人不久於人世。病灶感染論的創始人亨特爾於1910年說“貧血、胃炎、結腸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發熱、紫癜、各種神經疾病（從精神抑鬱到脊髓的實質病變）、慢性風濕病、腎髒病的最重病例，都起源於或併發於口腔敗血症（口腔的感染）。”（《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第84頁）例子還很多，就在上個世紀初，西醫的內科病理學還十分幼稚，而不到50年就全面控制中國的醫療權力靠什麼？現代有個最好的名詞叫醫托。這個最大的醫托就是衛生部。所以，醫改的困難不是因為它複雜，而是因為我們所託非人。
為什麼註銷65歲以上老中醫開個體診所的資格？
中醫之所以能治疑難病，是因為中醫學的理論基礎建立在生命研究之上，而不是像西醫學建立在屍體之上的。屍體的沒了生命的身體，西醫設置了解剖學。但生病的是活人，是有生命的人，屍體是不會生病的。所以，研究屍體治活人的病，實際是開生命的玩笑。這種開生命玩笑的醫學，竟然能迅速壓倒中醫，是什麼道理？這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本文省略。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網上查筆者的《醫學社會學》。
一百年來，西醫以科學的名義，全面壓倒了中醫。全國的醫療被西醫全面控制，雖然還有那麼幾個中醫院。但這些中醫院，不用西醫西藥就活不下去。因為，西醫西藥具有價格上的優勢——能掙錢。可是，沒有人知道他們用西醫西藥治病究竟治好了幾個病人。醫院的集體性，決定了醫生的責任心不會像個體（診所或醫院）那麼強。但是，任何一次醫療事件，都是醫生對病人的個體負責行為。我這裡只指內科治療。治病的結果如何，誰都沒有絕對把握，靠的是醫生個人治療閱歷的增加來提高治療能力的，這才是老中醫受到重視和歡迎的道理。說明老中醫的存在，是對西醫的最大威脅，因此，才有了註銷65歲以上老中醫開個體診所資格的文件。
這是一個由市衛生局出面的文件，我過了65歲後接到這個文件。我在溫州市，是最早開個體診所的。看了這個文件心中極是不滿。於是我去衛生局質問，答复我的是個女的醫政科副科長。她說，65歲沒有民事行為能力了，所以，不能擔任個體醫療機構的法人了。身體好的人，可以去醫院或集體診所。據知這個副科長是個護士出身的，才會講出這樣一點水平也沒有的話來，像個大學畢業的嗎？我覺得自己到這樣的年齡，還只是剛踏進辨證論治的門檻，就不給乾了還說是要發展中醫呢！於是，我就上北京告狀，通過關係找到醫政司的副司長，她攤攤手說，這些都是下面的事，她們管不了。
我覺得奇怪的是，後來出了張悟本綠豆湯之事，衛生部竟然為此召開了專家座談會，狠批張悟本。張悟本的芝麻綠豆湯的事衛生部要管，事關中醫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們卻不管，這不是明擺著的：衛生醫政部門對中醫幹的是明里支持，暗裡消滅之事。因為，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從上至下都是西醫掌權了，中醫只不過是他們應付上級和應付民族的一個花瓶子——擺飾了。為什麼現在呼籲成立中醫部？就是因為衛生部實際就是西醫部，中醫如上所言是被西醫專政了。
現代的中醫院和集體診所，都已成了消滅中醫的場所。因為，醫療是醫學的實踐行為。醫學是通過醫療實踐而得到發展的。醫療是醫生與病人個體對個體的負責行為。這一行為的特點說明，醫學具有極強的個體性。也就是醫學靠個人的治療經驗積累、總結，發展起來的。那些集體單位，卻是消滅個人經驗積累的地方。古代有名望的中醫，都來自民間，而不來自廟堂。
真正的科學醫學是治好病的醫學
近一段時間，拿現代醫託的個人來說，方舟子是最大的醫託了。他有沒有拿美國製藥公司的錢我沒依據，但他所做的，比一個醫託的生意要大得多。他不是在為某個醫生拉病人，而是為西方醫學拉病人。這裡的醫托只是一個代詞罷了。照理說，拉病人的醫托是只說自己的好，不說別人的壞，方舟子做得突出的是不僅說西醫的好，更大的重點在說中醫的壞。
一百年來，我國的“廢除中醫”之聲不絕。 2007年，方舟子在美國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辦了個新語絲網站，出版了《批評中醫》一書，在著名的《中國青年報·冰點》上發表文章，並組織了一些人，號召簽名廢除中醫。方先生也實在是太不識時務了。現在還發表這些內容十分陳舊的文章，不是自討沒趣嗎？自非典之後，事實已經證明了中醫的內科治療遠勝西醫。要不，醫院裡很多聰明的內科醫生和護士，就不會把疑難病推給中醫了。其實，醫療上沒有勝不勝的問題，而是正確與錯誤的問題；關鍵在是能不能把病治好。不能治好病的西醫，與能治好病的中醫，不是醫學的科學不科學，而是醫學的是與非。
為什麼說西醫不能治好病？因為，西醫用藥治病，而藥物的研製被製藥公司控制了。麥克塔格特說：“醫學研究不公正的一個最大原因就是大多數研究是由某些公司資助的，而這些公司在不同結果上存在利益差異。這些藥物公司不僅支付研究者薪水，而且經常決定研究是否發表、在哪裡發表。必須記住，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企業在疾病健康上存在巨大的利益：如果某個藥物公司只是發明一些快速治癒的藥物，而不是終身'維持'治療，那麼它將很快破產。”（《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9頁）這說明西方的藥物研究是由製藥公司主導的，因為它出研究的錢，因此它得到的回報是研究出來的藥物，不能把病治好，而是要終身維持治療。你進醫院看它的各個科室，糖尿病科、心血管科、腎病科、泌尿病科……反正，不管哪個科，都是要你終身維持治療的。別以為醫生在治你的病，他們實際上是在替製藥公司賣藥；他們沒有治好你的病的藥，因為他們不是製藥公司。
筆者讀了方先生的著作後，感觸甚深，經歷過文革之劫的老年人都目睹紅衛兵運動。如果把方舟子比之紅衛兵，有過之而無不及。紅衛兵只是一些年齡輕輕的小青年，打老師、燒圖書，而方舟子是個戴著生物學博士帽的專家，何況“冰點”是《中國青年報》的一個專欄，很有號召力的，也確實會蠱惑一些小青年。這樣被方舟子利用起來不是“相得益彰”嗎？不過，即使如此，方舟子仍不能撼動中醫半分。因為，這科學醫學的醫院裡，凡是治不好的各種內科病人，醫生、護士，就會推給中醫，而且，有很多給中醫治好的。
用一輩子的藥就不是治病的藥
我剛認識了一個叫吳仁君的朋友，坐在我診所裡說笑。他說自己從未生過病，什麼都不懂，四年前，那天檢查身體，醫生說他得了糖尿病，要他馬上住院。住院後問醫生：你們準備給我用什麼藥？醫生說：用胰島素，這藥效果好。他就問：既然這藥效果好，那要用多少時間能把病治好。醫生說：這藥是要用一輩子的。他覺得不懂，就問：既然要用一輩子的，那為什麼要我住院？總不會住一輩子的院吧？這不是說明這病你們是治不好的了。於是，他決定不治而出院。出院後，去吃中草藥，現在痊癒已四年了。我想，所好他沒用上胰島素，上鉤者，想再擺脫就難了。
糖尿病在醫院裡設有專科，也就是有專門治糖尿病的專家。然而，沒有人質疑這些專家：既然當了專家，這一輩子治好了一個糖尿病人沒有？答案當然是：一個也沒有！專家當然比普通醫生要好，如果沒有治好一個病人的醫生可以升為專家，那麼，升為專家的條件就不是治好病，而是別的什麼了。醫生升級，不是看治好病人有多少，而是看他的論文，可見這論文的價值了。現在醫院的的科室越來越多，專家當然也越來越多了，基本上都是靠不是治好病的論文升級的專家，而不是治好病人多的專家。那麼我們便會明白為什麼醫院裡的醫生，都要病人吃藥吃到死為止的原因了。
把疾病分為內科、外科還有話可說，但是，分成幾十個科目就不能算是治病的了，除了做手術，沒別的用處。所有的疾病，幾乎都是內科病。明代陳實功，寫了本《外科正宗》中說“氣盛兮，頂自高而突起；血盛兮，根腳束而無疑。高腫起者，忌用攻利之藥，以傷元氣；平塌漫者，宜投補託之劑，以益其虛。內熱甚者，量加消毒清劑；便秘燥者，必須通利相宜；使臟腑得宣通，俾氣血自流利……冬要溫床暖室，夏宜淨几明窗。飲食何須戒口，冷硬膩物休餐。癰疽叫屬外科，用藥即同內傷。脈虛病虛，首尾必行補法；表實裡實，臨時暫用攻方……”雖說是治外科病的，句句都是內治法。這說明，中醫不管病生在身體的哪裡，都是看作生命的整體生病，看整體產生的信息，都是通過辨證論治進行整體調整，而不是把它看作僅僅是體表皮膚上某處的疾病，不是以為只要用手術切除了就完事。
現代醫學可以無病造病
人是最聰明的動物，但也是最容易受騙的動物。否則就不需要做廣告了。君不聞，全國有無數的人在喝含有三聚氰氨的牛奶嗎？君不見我們一進醫院，醫生就給你開檢驗單嗎？這不是告訴你：我是不會看病的，你去給那個機器看吧！那麼你找這個醫生幹什麼？這檢驗單，你自己不會開嗎？單子你開，他開，只是填了個名字，誰不會呢？只不過，他有一個醫生的牌子。牌子遮住了你的眼睛，你才以為你不會他才會的。所以，我說，人是最容易受騙的動物。無怪乎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宣傳會把魔鬼變成天使。”
“你不信，反正我信。”別以為這話說錯了，我倒以為王勇平沒錯，他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說法。因為社會上人多了，複雜了，有千奇百怪，才有萬紫千紅。之前，很多人都在嘔吐，他們吃了用燕兒糞、豬皮和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做起來的血燕窩。最近，這內幕被揭穿了。雖然，有的人想起來就會發生噁心、嘔吐、泄瀉，頭腦敏感的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人則悶聲大吉，還是忘了的好。所以，洪昭光不怕有人罵他，如果他不說一杯牛奶救了一個國家，也許把三聚氰氨喝到肚子裡的人和因此而生了腎結石的孩子就少得多。所以，文章千古事，有一點名氣，就拿出來賣，自己得蠅頭小利，乾了害人一輩子的壞事就是給人做藥品或營養品的廣告，實在不值得。
一個姓董的腎病專家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有的人小便驗出來帶有紅細胞，一定要去檢查檢查看，否則你得了腎病將會是很危險的。如果都查不出來的話，可以做腎穿刺，或可能是犯了叫隱匿性腎炎的。我當時看了這篇文章就好笑：因為，沒病的腎，給穿刺一下，把它刺破了，不就成了有病的嗎？西醫怎麼會培養出這樣沒頭腦的專家呢？這個主意還真不錯，可以把一個好好的不生病的腎，變成生病的腎了。我經常碰到有年青人拿驗尿檢單來，單中尿有隱血的不是少數，而且這些人不吃藥後來又不見隱血了，這是何故？我認為，尿有少數隱血並不是什麼病，或者即使有一點小毛病也能自愈。自癒了尿檢就沒隱血了。很多正常健康的年青人，也會驗出少數幾個紅細胞來的，那怎麼能叫生病呢？一個腎好好的，是什麼病驗不出來，你一定要知道生什麼病，於是，這個腎病專家給你出個主意說，你把腎用針刺一下，挖出幾個細胞做活檢，不就知道是什麼病了嗎？你如果不認真想一想，好的腎經過了穿刺，不就給破壞了嗎？它就不是好的腎了，病不就驗出來了嗎？無怪乎有一個人懷疑自己得糖尿病，但尿檢、血檢都正常。於是，那糖尿病專家說，你打幾針葡萄糖針，血檢不是就超標了，不就可以證明你得糖尿病了嗎？
有病就要去醫院嗎？
現在人們只要有病，都認為要去醫院。家裡有人病了，親戚、朋友們會來探望。他們無一不是給你出主意，這就是，到醫院裡去。因為沒有宣傳，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美國、加拿大、以色列的醫生罷工，死亡率減少了。要問：減少多少？按罷工時間計算：罷工的時間與死亡率的減少成正比，也就罷工的時間越長，死亡率減少越多。也就是說，如果你到醫院裡去，醫生給你看病的次數越多，你死亡的可能性越大；如果醫生一次也沒有給你看病，你死亡的可能性最少。這個消息美國知道的人最多，所以，美國現在有很多人不願意進醫院看病了；這個消息在中國沒人知道，所以，家中有人生病，親戚朋友便上門勸說病人上醫院，卻不知道這樣做雖然是好心，並不是辦好事。
早幾年前，我學生的女兒發燒，在溫州第三醫院、兒童醫院轉了一圈，退不了燒，於是去上海大醫院，看不好，醫生說，這是在溫州退燒使用了地塞米鬆的緣故，給開了一些中藥回來。前後用了兩個月。於是，有一朋友出於好心說：“數月發熱不退還了得！我在一醫有個熟人當主任，可以馬上給你安排住院檢查，看得的是什麼病。”孩子的爺爺是我的朋友，也約我去看看。他知道素來反對住院。事先跟我打招呼：“不要阻止。”我診察後認為這病還是不要住院為好，只兩帖藥，孩子就退燒了。
我認為醫院的醫生對治不好的發熱，叫住院就會做骨穿。骨穿如果檢查不出什麼病，那就白給抽了骨髓；如果能檢查出來的，那不是白血病，就是骨髓異常增生綜合徵，兩種病都是必死之症，對孩子治療來說，檢查沒一點實質性的意義。治病不是為了檢查，而檢查是為了治病。現在的骨穿檢查，不是為了治好發熱，而是為了知道是什麼病卻不知道怎麼治。這樣做骨穿，有什麼意義？我見過好幾個因發熱在醫院退不了熱的患者，醫生便給他做了骨穿，然後告訴他此病無藥可治。他們是走進醫院的，做了骨穿後下肢痿軟被抬了出來，因為不能走了。為了知道是不是一個不能治好的病名，醫生拿病人的下肢痿軟為代價，這像話嗎？依我的看法，這樣做，醫生不是在治病，而只是為了告訴你我為什麼退不了燒。
美國醫學博士門德爾松行醫30年後，才知道“沒有比冒失地走進醫生的辦公室、診所、醫院，更為危險的事情了。”這是門德爾鬆在他的著作《一個醫學異教徒的自白》的“序言”上寫的。我們把醫院當作生病救命的地方，卻不知道它的另外一個作用是“送命”。否則，為什麼醫生罷工，死亡率反而減少？而且減少的數目，聽起來十分嚇人——50%。統計的數字不只出自美國一個國家，而是美國、加拿大、以色列等三個國家。這應該不會錯！這個數字的背後一個數字表明每死亡的兩個人中，有一個是自然死亡（就是壽終），有一個是治療夭折的。這也反過來證明，去醫院的危險性。
內科醫生只是外科醫生的業務員
為什麼去醫院的危險性很大呢？因為，西醫是根本不會也不能治內科病的。我這話，必有很多人反對，但我不得不說。因為，我研究了整個西醫醫學的發展歷史，治療方法，我認為我說西醫不會治內科病的依據是有理由的。正因為它不會治內科病，這才有儀器看病的活劇。醫院裡設置的內科，實質是給外科醫生做“業務員”的。不相信，你想一想，為什麼你去看內科，醫生立即給你填檢查單，讓你先去檢查。這檢查，就是查出身體上的病灶。而其藥物書中的分類，不是消炎，就是退熱止痛，跟病灶沒有關係。
醫生看病，把跟治愈這病沒有關係的病灶檢查擺在首位，這算什麼意思？這說明醫生要你檢查，得到的結果，是沒有用藥物治療打算的。因為，西醫的所有藥物是針對病理不針對病灶的。那些藥物的作用，叫做消除病理。病理與病灶是兩碼事：病理大多數是指病人的感覺；病灶是指生病的部位。所以，檢查是知道病灶，治療是消除病理，兩者風牛馬不搭界。所以，看病的醫生給你開檢查單不是為了治病，而是為了解釋你的病，或者給外科醫生介紹業務。例如醫生用了藥，病理消除不了，這位內科醫生就說：“那隻能用手術了。”內科醫生不是成了外科醫生的業務員了嗎？
不過，對西醫來說，內科病是指身體某處有病灶。這純粹是一種故意的誤導。這種誤導，又形成一個迷宮似的體系。我們被迷惑竟然如此之深。我們的孩子到醫學院裡讀書，首先就把解剖學作基礎。其實，這種基礎，對治療內科病來說是毫無用處的。因為，儀器檢查出來的病灶，只是疾病的結果，不是疾病的原因，對治療毫無好處。如果東檢西查處還是查不出來，醫生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做骨穿或活檢。骨穿、活檢所造成病人的痛苦，那是無法形容的。但得到的仍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就治療而言，除做外科手術可作參考外，一點用處也沒有。把一點沒有用處的病灶檢查，作為治內科病的第一要著，不是太欺侮人了嗎？
筆者碰到了一位76歲的患者，發熱住院退不了燒，醫生要他做骨穿，進醫院是行動自如，生活都可以自理，做了骨穿後，兩腳就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問他為什麼做骨穿？他說醫生的回答是查一查是不是得血液病。抽了一大筒骨髓後，兩腳痿軟不能站立了。做骨穿的目的是檢查是犯白血病或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徵，對治療來說卻毫無用處，因為西醫根本沒有藥物治療這兩種病。現在他們用病人的生活不能自理換自己知道病人得什麼病，良心是不是大大的壞了？這就是所謂的“科學醫學”！也許有人問：病人為什麼不阻止？答案是：現代醫院裡，病人是沒有任何發言權的。醫生要怎樣就怎樣。這就是病人動不動就受到醫生或護士訓斥的原因。
說內科醫生不會治病是給西醫抹黑嗎？
因為，內科病是指因生命的活動而產生的疾病。如果生命活動終止了，疾病也就消失了。所以，我是說，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或許，因生命的終止，疾病會在身體上留下痕跡，而不是疾病本身。可是這三百年來，西方醫學理論家有意或無意地把內科醫學引入誤區。我的朋友鄒紀平的《反思西方醫學》提示了這個問題。
“有人會說，這種推測是往西方臉上抹黑。沒有誰給他抹黑，西方醫學臉上的黑全是他自己抹的，這已經是歷史事實了。中醫學的'人痘'經驗，傳到歐洲以後，被英國的愛德華·琴納改善成'牛痘'。琴納經過多年研究，有實例、有操作、有方法，還寫成冊子。他還預言：牛痘接種法實踐的最終結果將是天花的絕跡。這種'無病'思維立即遭到'大病'思維的激烈反對。不僅拒絕他的著作，還嗤笑並諷刺他，甚至危言聳聽地編造謊言，說種牛痘的人頭上會長出牛角來。你看西方醫學的表現，態度多麼鮮明！所以說只會走手術植皮的道路，不會走根除疾病的道路。”（《反思西方醫學》第54頁）鄒先生這樣借琴納發明牛痘後的遭遇，寫出了西方醫學的目的，他們的醫學家從那個時候起就不願意根治疾病了，一心想的是如何發展外科的生意。因為，給做過手術的，就會變成老“客戶”，很少不經常找醫生的。所以，我說西方醫學不是往自己臉上抹黑，而是往自己的心上抹黑！
友人南萍今天（2011/8/19）來講了一個故事。她的一個親戚82歲，CT檢查說得了腦癌。醫生們會診認為一定要做切除手術，反正醫生們認為這樣的手術現在很容易。我想大概他們覺得手術的位置較好吧。老太太經多天思考，最後決定不僅不做，還交代子女今後如果碰到她出現昏迷等急需搶救的情況，就不要進行了。她認為人總是要死的，到這個歲數了，誰都會有那麼一天，何必一定要醫生們忙東忙西不算，還要給下代增加麻煩增加負擔。可惜有這樣想法的老人不多，為什麼沒人想，即使醫生很有本事，也救不了天數已盡的生命。有的人寧可插上三五條管子熬著巨大的痛苦離開人世，而不願意快快活活地離開，人為什麼這麼不願意直面死亡？就因為這個態度，這才給了現代醫學製造了發死人財的機會。
中醫能治癌症但不給治
我說中醫能治癌，但這癌不是西醫說的癌由所謂的癌病毒、癌細胞或癌基因製造出來的癌腫塊。而是人的生命因為了排毒，而產生出來的腫塊。西醫說的癌，連病因都還在不斷更改的醫學病理，卻把治癌全部“包乾”。這種包乾的方法就是分科治療各科的腫塊。而中醫不能做外科手術，是管全身的，所以就分不到了。
生命既然是個整體，那當然不能分成那科那室的疾病。這些科室把一個整體的生命，分成眼睛管眼睛，耳朵管耳朵的，能治好什麼內科病呢？多少肢體健全的人，經過治療後變成是了殘廢？生命是整體的。整體的意思就是指頭痛可以從腳上治；腳痛可以從頭上找；左病治右側，右病可以在左邊治……這就是生命的整體性。現代西醫對生命的研究卻一無所知，怎麼能治療內科病呢？人們到醫院裡去治內科病，醫生除了做手術，就叫你吃藥吃到死，這難道是治病嗎？這里當然涉及生命是什麼的問題，有興趣者請閱筆者所著的《人體生命醫學綱要》。
我作為一個老中醫，就經常碰到這樣的推薦，醫院裡有治不好的疑難病，醫生、護士就推薦給我治療，或者，有的患者是到醫院裡治不好的，然後自己來找我。這些病，我當然也有治好，也有治不好的。因為，疾病千變萬化，作為一個老中醫，越是見得多，就越覺得自己的知識太有限。尤其是那些被常用抗菌素、類固醇類激素吃壞了的，更難治。而病人卻是慕名而來的，把我們當成了神仙，巴不得馬上給他治理痊癒。其實，我們經常碰到的何止是疑難病，還有被判了死刑的艾滋病、癌症。我雖然不認為存在著艾滋病和癌症，但病人是把西醫的診斷當回事的，心理上已有了陰影。要說服他們擺脫這心理的陰影，也需要很多時間和話語，
有許多癌症病人，首先必須由西醫治療，在手術化療後，奄奄一息了，醫院為減少在院直接死亡的人數，就推給中醫。反正，中醫已經成了西醫的“垃圾桶”。最有意思的是我的一個朋友的妻子，在某醫院中醫科當醫生，接收了一個癌症病人，後來給治死了。於是，院里便從領導到各科室，口誅筆伐，搞得熱鬧非凡。最後還要扣除獎金，意思當然是你中醫為什麼狗抓耗子？這癌症病人是中醫管的嗎？
黃金儲備已經成為決勝關鍵
2011-08-30
黃金儲備已經成為決勝關鍵法寶
歐美貨幣大決戰已入高潮
張庭賓
上一周，國際金價跌宕幅度之大，令人驚嘆！
從8月23日-25日，國際金價每盎司三天大跌208美元，暴跌10.8%，而25-26日又強勁反彈至1829美元，狂漲7.41%。國際黃金市場已經成為一匹超級烈馬。
儘管本人在8月11日曾提醒：1800-2200美元為金價“中期高風險”區間，強烈預警國際金價“中期陷阱”，但金價如此暴跌狂漲仍令人觸目驚心。那麼如此驚濤駭浪之下是何種強大力量洶湧翻滾呢？
8月25日，法國總統薩科齊突訪問北京或許提供了探尋答案的一絲線索。薩科齊此次訪問純屬臨時動議，在北京僅僅停留了4小時，與中國國家領導人進行了總長2個半小時的會談和工作晚餐。當天晚上17:30分，他在京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非常巧合的是。在薩科齊新聞發布會剛剛結束，約18:20分左右，國際金價暴跌至1703美元後開始強勁反彈。在隨後的36個小時內上漲了126美元。
從事後公開披露的信息來看，薩科齊一是再次強調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支持，稱人民幣必須成為可兌換貨幣，並納入到世界貨幣體系中。二是邀請中國參與利比亞重建。
這顯然不是薩科齊萬里迢迢緊急飛到中國的目的。第一，人民幣國際化非一蹴而就的，沒有短則3-5年，長則8-10年是難以實現的；第二，利比亞的重建，法國占據主動權，中國求之不得，薩科齊不會為此專門飛一趟。
此外還有什麼原因呢？希望中國繼續購買歐元的債券。目前，中國持有約6000億歐元的歐洲各國債券，而歐洲多國的主權債務危機岌岌可危，歐盟期待中國支持是情理之中的。
歐元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主權債務問題不斷惡化，意大利等國也逼近危機邊緣。 7000億歐元的歐元拯救基金看來已經不夠用，而德國和法國又絕不允許歐元解體。那麼，歐洲能怎麼辦呢？
其應對之策無非有以下幾個：1，擴大歐元拯救基金的規模，但現在德國和法國無論從政治上還是財政上，均已無力擴大拯救基金的規模；2，歐洲各國統一財政，節儉開支，盡快實現收支平衡。但這個遠水解不了近渴；3，發行歐元共同債券，這個歐元債券與以往各國發行，由各國負責還本付息的不同，它是由歐洲央行發行。但德國總理默克爾剛剛再次堅決地拒絕這一辦法。 4，向中國等國家求援，希望購買歐洲國家更多的債券。
過去若干年內，無論是歐洲領導人，還是美國領導人訪華，向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借錢，是他們一貫而共同的訴求。這使得中國約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各國債券（含股票）佔比超過98%，中國現已沒有多少增持外國債券的餘地了。儘管現在歐洲需求更迫切了，但仍不至於薩科齊急赴北京。
薩科齊北京之行的真正非常重要而迫切，不能不來的目的——相當可能是因為金價大跌。
這一判斷源於歐元與美元的基本競爭戰略。 1999年，歐元誕生挑戰美元，從一開始就走了一條“歐元+黃金”的戰略，因為歐洲各國央行黃金比美國多3000多噸，且歐洲採取了抑制虛擬金融泡沫，抑制房地產泡沫的保守主義策略；美元則一貫實施的是“美元+石油”的策略，放任垃圾證券和金融衍生品膨脹，不斷刺激房地產泡沫膨脹。簡言之，美元策略是轉嫁危機，以攻為守；歐元策略是龜縮保守，防守反擊。
歐元與美元競爭激化，分流美元流動性，直接引發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由於此輪危機是2001年以來的金融衍生品泡沫，1971年以來的美元紙幣泡沫，2、300百年來西方工業消費文明泡沫的同時破滅，在此後的全球經濟、金融、貨幣的塌縮週期中，歐元和美元注定了將決一死戰（最後的結果很可能是兩種純信用紙幣同受重創，金本位回歸）。
今年7月11日，本專欄刊發了《歐美貨幣決戰或已開始黃金將進入新一輪大牛市》文，如此預測了歐元、美元的決戰路徑——美國仍然會利用其獨有的金融進攻性力量，不斷打擊歐元的軟肋——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主權債，通過降低其評級，引發主權債務危機，以摧毀歐元的信心，令歐元解體；而歐元則會採取防禦戰略——推動各國削減財政赤字，以恢復收支平衡；利用歐洲各國央行黃金儲備比美國的優勢(更何況美國8100噸黃金存在失踪懸疑)，購買黃金推高國際金價，進而提高歐洲央行黃金儲備價值，以對沖消化債務增長的壓力。該文預判：“美元和歐元大決戰，意味著新一輪的黃金大牛市正在展開，年底前目標位1800美元。”這已經被市場所驗證。
本人此前曾一再強調，歐元絕地反擊的真正殺手鐧是——推動金價上漲，乃至最後與黃金掛鉤。筆者此前曾測算，如果國際金價每盎司上漲200美元，就足以消化希臘債務重組給歐洲銀行系統造成的損失。
歐元能對美元最致命的威脅是，當歐元在美元攻擊之下，作為純信用紙幣無以維繫時，歐盟宣布發行新歐元，與黃金掛鉤，則新歐元立刻將成為全球最堅挺的貨幣，歐元危機立刻解除；與此同時，美元將會崩潰，因為美國沒有足夠的黃金與近100萬億美元的美元債券證券和約6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掛鉤，美元金融系統將會瞬間崩潰——美國要么被動實施金本位，要么美元退回僅在美國范圍內使用。
這一猜想在今天已再非危言聳聽。歐洲議會的貨幣和經濟委員會已經在7月份提出議案——允許黃金作為交易所和商業銀行的清算貨幣，其若被批准，新歐元掛鉤黃金的最後重大技術障礙就已經消除；此外，瑞士已經提出了與黃金掛鉤的新瑞士法郎的議案，此議案尚待修改憲法，議會批准，一旦通過，則瑞士將成為全球範圍內第一個實現“金本位回歸”的國家。前不久，更有消息稱：由於瑞郎升值太快，瑞士方面有提議瑞郎應與歐元掛鉤。
簡言之，歐洲應對主權債務危機的真正出路是推高金價，進而推動金本位回歸。這也才能最合理地解釋——為什麼薩科齊要急飛中國，因為國際金價在美國副總統拜登22日離京後狂跌——這又是一個太巧合的時間節奏。
據筆者推測，在拜登訪華的諸多目的中，希望中國繼續購買美元國債和協助美國打壓金價是最直接務實的要求；而薩科齊的希望剛好相反，希望中國更多購買歐元債券，並不配合美元打壓金價。而拜登剛走金價暴跌，薩科齊來了金價大漲——間接印證了這一判斷。
從2005年7月筆者不斷呼籲中國大規模增加黃金儲備直到今天，中國貨幣當局應當徹底猛醒——黃金對於國際貨幣金融競爭戰略的極端重要性了，抓住最後的時機亡羊補牢將外匯轉而購買黃金、石油等大宗商品，而不是將寶貴的外匯儲備繼續購買行將崩潰，甚至會歸零的債券——無論是美元債券還是歐元債券。
最後，鑑於歐元美元大決戰已經進入高潮，本人提前“彈性金本位”回歸的時間表，即原來3-5年可能回歸的金本位，不排除在某種貨幣未來18個月回歸金本位的可能性。 （僅供參考，投資者決策風險自負）
黃金儲備已經成為決勝關鍵法寶
歐美貨幣大決戰已入高潮
張庭賓
上一周，國際金價跌宕幅度之大，令人驚嘆！
從8月23日-25日，國際金價每盎司三天大跌208美元，暴跌10.8%，而25-26日又強勁反彈至1829美元，狂漲7.41%。國際黃金市場已經成為一匹超級烈馬。
儘管本人在8月11日曾提醒：1800-2200美元為金價“中期高風險”區間，強烈預警國際金價“中期陷阱”，但金價如此暴跌狂漲仍令人觸目驚心。那麼如此驚濤駭浪之下是何種強大力量洶湧翻滾呢？
8月25日，法國總統薩科齊突訪問北京或許提供了探尋答案的一絲線索。薩科齊此次訪問純屬臨時動議，在北京僅僅停留了4小時，與中國國家領導人進行了總長2個半小時的會談和工作晚餐。當天晚上17:30分，他在京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非常巧合的是。在薩科齊新聞發布會剛剛結束，約18:20分左右，國際金價暴跌至1703美元後開始強勁反彈。在隨後的36個小時內上漲了126美元。
從事後公開披露的信息來看，薩科齊一是再次強調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支持，稱人民幣必須成為可兌換貨幣，並納入到世界貨幣體系中。二是邀請中國參與利比亞重建。
這顯然不是薩科齊萬里迢迢緊急飛到中國的目的。第一，人民幣國際化非一蹴而就的，沒有短則3-5年，長則8-10年是難以實現的；第二，利比亞的重建，法國占據主動權，中國求之不得，薩科齊不會為此專門飛一趟。
此外還有什麼原因呢？希望中國繼續購買歐元的債券。目前，中國持有約6000億歐元的歐洲各國債券，而歐洲多國的主權債務危機岌岌可危，歐盟期待中國支持是情理之中的。
歐元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主權債務問題不斷惡化，意大利等國也逼近危機邊緣。 7000億歐元的歐元拯救基金看來已經不夠用，而德國和法國又絕不允許歐元解體。那麼，歐洲能怎麼辦呢？
其應對之策無非有以下幾個：1，擴大歐元拯救基金的規模，但現在德國和法國無論從政治上還是財政上，均已無力擴大拯救基金的規模；2，歐洲各國統一財政，節儉開支，盡快實現收支平衡。但這個遠水解不了近渴；3，發行歐元共同債券，這個歐元債券與以往各國發行，由各國負責還本付息的不同，它是由歐洲央行發行。但德國總理默克爾剛剛再次堅決地拒絕這一辦法。 4，向中國等國家求援，希望購買歐洲國家更多的債券。
過去若干年內，無論是歐洲領導人，還是美國領導人訪華，向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借錢，是他們一貫而共同的訴求。這使得中國約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各國債券（含股票）佔比超過98%，中國現已沒有多少增持外國債券的餘地了。儘管現在歐洲需求更迫切了，但仍不至於薩科齊急赴北京。
薩科齊北京之行的真正非常重要而迫切，不能不來的目的——相當可能是因為金價大跌。
這一判斷源於歐元與美元的基本競爭戰略。 1999年，歐元誕生挑戰美元，從一開始就走了一條“歐元+黃金”的戰略，因為歐洲各國央行黃金比美國多3000多噸，且歐洲採取了抑制虛擬金融泡沫，抑制房地產泡沫的保守主義策略；美元則一貫實施的是“美元+石油”的策略，放任垃圾證券和金融衍生品膨脹，不斷刺激房地產泡沫膨脹。簡言之，美元策略是轉嫁危機，以攻為守；歐元策略是龜縮保守，防守反擊。
歐元與美元競爭激化，分流美元流動性，直接引發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由於此輪危機是2001年以來的金融衍生品泡沫，1971年以來的美元紙幣泡沫，2、300百年來西方工業消費文明泡沫的同時破滅，在此後的全球經濟、金融、貨幣的塌縮週期中，歐元和美元注定了將決一死戰（最後的結果很可能是兩種純信用紙幣同受重創，金本位回歸）。
今年7月11日，本專欄刊發了《歐美貨幣決戰或已開始黃金將進入新一輪大牛市》文，如此預測了歐元、美元的決戰路徑——美國仍然會利用其獨有的金融進攻性力量，不斷打擊歐元的軟肋——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主權債，通過降低其評級，引發主權債務危機，以摧毀歐元的信心，令歐元解體；而歐元則會採取防禦戰略——推動各國削減財政赤字，以恢復收支平衡；利用歐洲各國央行黃金儲備比美國的優勢(更何況美國8100噸黃金存在失踪懸疑)，購買黃金推高國際金價，進而提高歐洲央行黃金儲備價值，以對沖消化債務增長的壓力。該文預判：“美元和歐元大決戰，意味著新一輪的黃金大牛市正在展開，年底前目標位1800美元。”這已經被市場所驗證。
本人此前曾一再強調，歐元絕地反擊的真正殺手鐧是——推動金價上漲，乃至最後與黃金掛鉤。筆者此前曾測算，如果國際金價每盎司上漲200美元，就足以消化希臘債務重組給歐洲銀行系統造成的損失。
歐元能對美元最致命的威脅是，當歐元在美元攻擊之下，作為純信用紙幣無以維繫時，歐盟宣布發行新歐元，與黃金掛鉤，則新歐元立刻將成為全球最堅挺的貨幣，歐元危機立刻解除；與此同時，美元將會崩潰，因為美國沒有足夠的黃金與近100萬億美元的美元債券證券和約6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掛鉤，美元金融系統將會瞬間崩潰——美國要么被動實施金本位，要么美元退回僅在美國范圍內使用。
這一猜想在今天已再非危言聳聽。歐洲議會的貨幣和經濟委員會已經在7月份提出議案——允許黃金作為交易所和商業銀行的清算貨幣，其若被批准，新歐元掛鉤黃金的最後重大技術障礙就已經消除；此外，瑞士已經提出了與黃金掛鉤的新瑞士法郎的議案，此議案尚待修改憲法，議會批准，一旦通過，則瑞士將成為全球範圍內第一個實現“金本位回歸”的國家。前不久，更有消息稱：由於瑞郎升值太快，瑞士方面有提議瑞郎應與歐元掛鉤。
簡言之，歐洲應對主權債務危機的真正出路是推高金價，進而推動金本位回歸。這也才能最合理地解釋——為什麼薩科齊要急飛中國，因為國際金價在美國副總統拜登22日離京後狂跌——這又是一個太巧合的時間節奏。
據筆者推測，在拜登訪華的諸多目的中，希望中國繼續購買美元國債和協助美國打壓金價是最直接務實的要求；而薩科齊的希望剛好相反，希望中國更多購買歐元債券，並不配合美元打壓金價。而拜登剛走金價暴跌，薩科齊來了金價大漲——間接印證了這一判斷。
從2005年7月筆者不斷呼籲中國大規模增加黃金儲備直到今天，中國貨幣當局應當徹底猛醒——黃金對於國際貨幣金融競爭戰略的極端重要性了，抓住最後的時機亡羊補牢將外匯轉而購買黃金、石油等大宗商品，而不是將寶貴的外匯儲備繼續購買行將崩潰，甚至會歸零的債券——無論是美元債券還是歐元債券。
最後，鑑於歐元美元大決戰已經進入高潮，本人提前“彈性金本位”回歸的時間表，即原來3-5年可能回歸的金本位，不排除在某種貨幣未來18個月回歸金本位的可能性。 （僅供參考，投資者決策風險自負）
2011年8月28日
美國如何進行文化操縱
美國是如何進行文化操縱的
作者：梁孝
文章發於：《黨建》
更新時間：2011-8-25
文化操縱是美國的“攻心”之術，其目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今年2月以來，中東地區伊斯蘭國家相繼爆發“茉莉花革命”，雖然具體情況有所差別，但這次“茉莉花革命”與以前蘇東劇變時發生的“天鵝絨革命”、獨聯體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異曲同工，都是美國通過文化操縱發動軟戰爭，攻掠全球戰略要地。我們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文化操縱的本質
人生活在一個由文化賦予意義的世界中，必須通過文化這個中介來理解外部世界。文化給人指出行動的方向，規定人們行動的方式。因此，即使面對同樣的外部世界，文化不同，世界的意義也不同，人們的行為也自然會不同。文化操縱因此成為可能。
美國的文化操縱是通過文化滲透，顛覆一個國家原有的文化核心，樹立美國所製定的文化核心，從而改變整個社會的文化觀念，進而使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決策符合美國利益，卻對該國自身有害。美國人約瑟夫·奈曾經提出“軟力量”(soft power)，這種力量能夠“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標”，這是對文化操縱比較委婉的表述。人們常說的“和平演變”、“顏色革命”都是這樣一個過程。
美國所實施的文化操縱最關鍵的一點就是隱秘性，讓被操縱者意識不到操縱者和操縱過程的存在，從而按照美國的利益決策，但是，還要讓他們覺得是按照自身的利益進行決策。正如1950年7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文件所說，最有效的宣傳就是“宣傳對象按照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以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這一點看起來不可思議，實際上沒有任何玄妙之處。商品營銷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號，“把冰賣給愛斯基摩人！”，就是通過心理操縱讓你主動購買對你毫無實際意義的東西。美國的商品廣告、政治選舉本質上都是一種文化操縱，美國在這個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和技術。
為了隱蔽操縱的過程，美國在文化操縱中都實行“政府隱身”的策略。就是美國政府不出面，而是成立一些外圍基金會，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政府把資金打入這些基金會賬戶，再來資助他們看中的知識分子和文化組織，傳播美國的文化觀念。英國學者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在研究文化冷戰時發現，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以這樣的方式投巨資操縱了一個名為“文化自由同盟”的組織。該組織網羅了一些國際知名學者，在3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僱傭數百名工作人員，用幾十種語言出版20多種有影響的刊物，舉辦高水平的國際會議。但是，除核心成員外，該組織絕大多數成員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被中情局操縱的。一些著名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都曾參與這個過程。
文化操縱的手法
美國文化操縱的實施主要由文化滲透——街頭政治——成立親美政府這樣幾個階段組成。
1.文化滲透。在這一階段，美國通過各種手段讓美國的價值觀念廣泛傳播並被逐漸接受。其核心理念是極其簡化的“自由—獨裁”的話語模式，即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高點，而社會主義國家（或反美國家）是獨裁專制的。這些國家最終都要實行美國的製度，回歸人間正道。這些文化觀念的傳播主要有三種渠道。第一種是通過大眾傳媒大規模、長期地、覆蓋式宣傳。一方面宣傳美國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揭露當地政府所謂的“黑暗面”。今天，互聯網成為美國文化滲透的新形式。第二種是文化商品輸出。在二次大戰之前，美國就已經把文化商品輸出與國家地緣戰略相結合，向拉美地區輸出文化產品。二戰之後，這種手法更加成熟，以好萊塢電影為代表的文化產品在全球傳播美國的文化觀念，衝擊著其他國家的文化。第三種是培養知識分子代理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拉美地區的“芝加哥男孩”。二戰後，美國政府實行“凱恩斯主義”，而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芝加哥學派備受冷落。但是，為了美國資本的利益，從1956年開始，美國政府付錢讓智利學生在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學，之後這一計劃擴充到整個拉美地區。這些學生成為狂熱的自由市場主義者，被稱為“芝加哥男孩”。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國家精英，而拉美地區也成為“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2.街頭政治發難。在人們接受了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後，美國就會利用目標國國內矛盾，啟動蜂擁戰術，發動街頭政治。所謂“蜂擁戰術”就是像密集的蜜蜂一樣發起進攻。美國學者威廉·恩道爾指出，“蜂擁戰術”經過美國智囊庫蘭德公司長期研究，是一種通過利用大眾的亢奮情緒打擊敵對國家的手段。最初，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組織以公益旗號出面，在目標國家成立外圍組織，尤其是在青年學生中，培養選民政治積極分子。隨後，利用該國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鼓動青年學生上街示威遊行，衝擊、佔領政府機構。與此同時,西方著名媒體就會“準確”地出現在現場，拍攝高舉“民主”旗幟的民眾“自發”地反抗“獨裁”政府的畫面。然後，經過精心選擇、甚至拼貼的照片、視頻就會出現在這些著名媒體的網站上，瞬間傳遍世界。最後，該國政府面對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進退兩難，直到下台。
3.親美政權上台。認同美國價值觀念的反對派上台組建政府，美國和西方國家迅速給予承認。這些新領導人往往缺乏管理社會的經驗，對社會問題的複雜性認識不足，建設管理能力不足。他們藉社會問題上台，但往往面臨著由社會動盪所造成的更大的社會問題。新領導人只能求助美國援助來維持政權。而美國就此會對該國政治經濟體制提出苛刻的變革條件，把該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而新政府只能成為美國的傀儡。
文化操縱的後果：美國受益、政客上台、百姓遭殃
被美國利用文化操縱所攻擊的國家，或者是其遏制的目標，或者是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處於樞紐位置。文化操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美國的戰略目標，擴張了其勢力範圍。但是，給當地人民帶來的卻不是自由、民主和繁榮，而是國內的混亂和動盪。當年爆發“顏色革命”的烏克蘭和格魯吉亞都是如此。
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一書中指出，烏克蘭是一個戰略樞紐，“丟掉了烏克蘭及其5200多萬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歐亞帝國的圖謀均有可能使俄羅斯陷入與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經覺醒的非斯拉夫人的衝突中”。美國通過“橙色革命”扶植親美政權控制了烏克蘭，一方面遏制俄羅斯向中歐、西歐邁進的腳步，另一方面又把俄羅斯與東歐的斯拉夫國家隔開。格魯吉亞是里海和黑海石油管道的樞紐。阿塞拜疆等里海周圍的幾個國家雖然獨立，但是，由於它們向歐洲輸出石油還要依賴前蘇聯時期的輸油管道，里海的石油命脈攥在俄羅斯手裡。因此，美國和西歐積極開闢一條新的石油管道，這就是“巴庫－底比利斯－傑伊漢”（BTC）輸油管線。這條線路繞開了俄羅斯，從阿塞拜疆經格魯吉亞到達土耳其。 2002年，這條管線正式開工。而2003年，格魯吉亞即爆發“顏色革命”，曾經遊學美國的反對派人士薩卡什維利上台。美國藉此控制了未來的石油走廊。
美國以低廉的代價實現了地緣政治目標。但是，當地人民卻付出了慘重代價。 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之後，反對派領導人之間內鬥不止，社會上貪腐成風。到了2009年，曾經是前蘇聯最富裕的烏克蘭，經濟萎縮了15％，貨幣急劇貶值，債務纏身，國家陷於動盪和混亂之中。在格魯吉亞，薩卡什維利上台後，雖然許願進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但實際上卻是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加劇，就業率降低。而薩卡什維利的貪腐程度比之前任有過之無不及。 2007年，高喊民主上台的薩卡什維利卻用暴力鎮壓群眾遊行。 2008年，薩卡什維利政府輕易地挑起與俄羅斯的軍事衝突，不僅軍事慘敗，甚至領土完整都要成問題了。滿懷激情高呼“民主”的民眾，無不經歷了從滿懷希望到極度失望的過程。
今天，世界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緊密的整體，各個國家的利益休戚相關。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以鄰為壑，以鄰為敵，損人以利己的行為，只能在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中不斷地製造混亂。這不僅損害別國，最終也會損害自身。只有各個國家之間遵循互利、平等、協作的原則，努力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才真正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 ●
(梁孝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博士)
作者：梁孝
文章發於：《黨建》
更新時間：2011-8-25
文化操縱是美國的“攻心”之術，其目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今年2月以來，中東地區伊斯蘭國家相繼爆發“茉莉花革命”，雖然具體情況有所差別，但這次“茉莉花革命”與以前蘇東劇變時發生的“天鵝絨革命”、獨聯體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異曲同工，都是美國通過文化操縱發動軟戰爭，攻掠全球戰略要地。我們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文化操縱的本質
人生活在一個由文化賦予意義的世界中，必須通過文化這個中介來理解外部世界。文化給人指出行動的方向，規定人們行動的方式。因此，即使面對同樣的外部世界，文化不同，世界的意義也不同，人們的行為也自然會不同。文化操縱因此成為可能。
美國的文化操縱是通過文化滲透，顛覆一個國家原有的文化核心，樹立美國所製定的文化核心，從而改變整個社會的文化觀念，進而使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決策符合美國利益，卻對該國自身有害。美國人約瑟夫·奈曾經提出“軟力量”(soft power)，這種力量能夠“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標”，這是對文化操縱比較委婉的表述。人們常說的“和平演變”、“顏色革命”都是這樣一個過程。
美國所實施的文化操縱最關鍵的一點就是隱秘性，讓被操縱者意識不到操縱者和操縱過程的存在，從而按照美國的利益決策，但是，還要讓他們覺得是按照自身的利益進行決策。正如1950年7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文件所說，最有效的宣傳就是“宣傳對象按照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以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這一點看起來不可思議，實際上沒有任何玄妙之處。商品營銷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號，“把冰賣給愛斯基摩人！”，就是通過心理操縱讓你主動購買對你毫無實際意義的東西。美國的商品廣告、政治選舉本質上都是一種文化操縱，美國在這個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和技術。
為了隱蔽操縱的過程，美國在文化操縱中都實行“政府隱身”的策略。就是美國政府不出面，而是成立一些外圍基金會，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政府把資金打入這些基金會賬戶，再來資助他們看中的知識分子和文化組織，傳播美國的文化觀念。英國學者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在研究文化冷戰時發現，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以這樣的方式投巨資操縱了一個名為“文化自由同盟”的組織。該組織網羅了一些國際知名學者，在3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僱傭數百名工作人員，用幾十種語言出版20多種有影響的刊物，舉辦高水平的國際會議。但是，除核心成員外，該組織絕大多數成員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被中情局操縱的。一些著名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都曾參與這個過程。
文化操縱的手法
美國文化操縱的實施主要由文化滲透——街頭政治——成立親美政府這樣幾個階段組成。
1.文化滲透。在這一階段，美國通過各種手段讓美國的價值觀念廣泛傳播並被逐漸接受。其核心理念是極其簡化的“自由—獨裁”的話語模式，即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高點，而社會主義國家（或反美國家）是獨裁專制的。這些國家最終都要實行美國的製度，回歸人間正道。這些文化觀念的傳播主要有三種渠道。第一種是通過大眾傳媒大規模、長期地、覆蓋式宣傳。一方面宣傳美國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揭露當地政府所謂的“黑暗面”。今天，互聯網成為美國文化滲透的新形式。第二種是文化商品輸出。在二次大戰之前，美國就已經把文化商品輸出與國家地緣戰略相結合，向拉美地區輸出文化產品。二戰之後，這種手法更加成熟，以好萊塢電影為代表的文化產品在全球傳播美國的文化觀念，衝擊著其他國家的文化。第三種是培養知識分子代理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拉美地區的“芝加哥男孩”。二戰後，美國政府實行“凱恩斯主義”，而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芝加哥學派備受冷落。但是，為了美國資本的利益，從1956年開始，美國政府付錢讓智利學生在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學，之後這一計劃擴充到整個拉美地區。這些學生成為狂熱的自由市場主義者，被稱為“芝加哥男孩”。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國家精英，而拉美地區也成為“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2.街頭政治發難。在人們接受了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後，美國就會利用目標國國內矛盾，啟動蜂擁戰術，發動街頭政治。所謂“蜂擁戰術”就是像密集的蜜蜂一樣發起進攻。美國學者威廉·恩道爾指出，“蜂擁戰術”經過美國智囊庫蘭德公司長期研究，是一種通過利用大眾的亢奮情緒打擊敵對國家的手段。最初，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組織以公益旗號出面，在目標國家成立外圍組織，尤其是在青年學生中，培養選民政治積極分子。隨後，利用該國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鼓動青年學生上街示威遊行，衝擊、佔領政府機構。與此同時,西方著名媒體就會“準確”地出現在現場，拍攝高舉“民主”旗幟的民眾“自發”地反抗“獨裁”政府的畫面。然後，經過精心選擇、甚至拼貼的照片、視頻就會出現在這些著名媒體的網站上，瞬間傳遍世界。最後，該國政府面對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進退兩難，直到下台。
3.親美政權上台。認同美國價值觀念的反對派上台組建政府，美國和西方國家迅速給予承認。這些新領導人往往缺乏管理社會的經驗，對社會問題的複雜性認識不足，建設管理能力不足。他們藉社會問題上台，但往往面臨著由社會動盪所造成的更大的社會問題。新領導人只能求助美國援助來維持政權。而美國就此會對該國政治經濟體制提出苛刻的變革條件，把該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而新政府只能成為美國的傀儡。
文化操縱的後果：美國受益、政客上台、百姓遭殃
被美國利用文化操縱所攻擊的國家，或者是其遏制的目標，或者是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處於樞紐位置。文化操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美國的戰略目標，擴張了其勢力範圍。但是，給當地人民帶來的卻不是自由、民主和繁榮，而是國內的混亂和動盪。當年爆發“顏色革命”的烏克蘭和格魯吉亞都是如此。
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一書中指出，烏克蘭是一個戰略樞紐，“丟掉了烏克蘭及其5200多萬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歐亞帝國的圖謀均有可能使俄羅斯陷入與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經覺醒的非斯拉夫人的衝突中”。美國通過“橙色革命”扶植親美政權控制了烏克蘭，一方面遏制俄羅斯向中歐、西歐邁進的腳步，另一方面又把俄羅斯與東歐的斯拉夫國家隔開。格魯吉亞是里海和黑海石油管道的樞紐。阿塞拜疆等里海周圍的幾個國家雖然獨立，但是，由於它們向歐洲輸出石油還要依賴前蘇聯時期的輸油管道，里海的石油命脈攥在俄羅斯手裡。因此，美國和西歐積極開闢一條新的石油管道，這就是“巴庫－底比利斯－傑伊漢”（BTC）輸油管線。這條線路繞開了俄羅斯，從阿塞拜疆經格魯吉亞到達土耳其。 2002年，這條管線正式開工。而2003年，格魯吉亞即爆發“顏色革命”，曾經遊學美國的反對派人士薩卡什維利上台。美國藉此控制了未來的石油走廊。
美國以低廉的代價實現了地緣政治目標。但是，當地人民卻付出了慘重代價。 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之後，反對派領導人之間內鬥不止，社會上貪腐成風。到了2009年，曾經是前蘇聯最富裕的烏克蘭，經濟萎縮了15％，貨幣急劇貶值，債務纏身，國家陷於動盪和混亂之中。在格魯吉亞，薩卡什維利上台後，雖然許願進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但實際上卻是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加劇，就業率降低。而薩卡什維利的貪腐程度比之前任有過之無不及。 2007年，高喊民主上台的薩卡什維利卻用暴力鎮壓群眾遊行。 2008年，薩卡什維利政府輕易地挑起與俄羅斯的軍事衝突，不僅軍事慘敗，甚至領土完整都要成問題了。滿懷激情高呼“民主”的民眾，無不經歷了從滿懷希望到極度失望的過程。
今天，世界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緊密的整體，各個國家的利益休戚相關。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以鄰為壑，以鄰為敵，損人以利己的行為，只能在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中不斷地製造混亂。這不僅損害別國，最終也會損害自身。只有各個國家之間遵循互利、平等、協作的原則，努力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才真正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 ●
(梁孝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博士)
再買美債當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論處
賈根良：外匯管理局再買美債當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論處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25
外匯管理局再買美債當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論處
賈根良
拜登已經走了，但我擔心外匯管理局仍然一意孤行，繼續購買美國國債。我的擔心不是多餘的，因為在拜登訪華中國時，主流媒體仍在鼓吹中國除了購買美債，沒有別的辦法。顯而易見，這種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在“美債危機”爆發前的三個月，除了中國和英國繼續增持美債外，所有持有美債的外國政府都在減持美債。
外匯管理局和主流媒體在購買美債問題上的頑固態度，說的好聽點就是“一葉障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貪圖美債利息的蠅頭小利；說的不好聽點就是在危害國家經濟安全。為什這樣說呢？
早在2009年初，我就在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中指出，我國通過出口廉價產品、賤賣自然資源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換取美元併購買美國國債，美國政府再把籌集到的資金低息貸給跨國公司，而跨國公司再轉手使用這些資金大肆收購中國企業並進而控制中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這是一種自殺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後來的文章中，我也曾指出過，中國政府購買的美債被美國政府用於支持疆獨、藏獨、台獨、在中國周邊建立圍堵中國的軍事基地並援助周邊小國哄搶中國，這實際上是中國自己出錢幫助美國政府從事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因此，在我把這個道理講清了之後，外匯管理局應該幡然醒悟；但如果他們明白了我講的道理，還在繼續購買美國國債，那麼，中國國家安全部就應該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賣國罪）追究其刑事責任，這種說法不算過分吧。三年來，我一直不願意把這層窗戶紙捅破，是為了給某些人和政府機關留點臉面，但我擔心外匯管理局仍很可能一意孤行，因此我就不得不這件事情說穿了。
我國外匯儲備的激增和購買美債是中國經濟中正在迅速擴散的癌細胞，使中國的經濟主權正在迅速喪失，已對國家經濟安全造成異常嚴重的危害，任其發展，我國不僅要爆發比美國還要嚴重的金融危機，而且將使中國徹底淪為發達國家的殖民地，筆者對此將有專文進行探討。筆者在這裡只是指出，現在老百姓都已經看的很清楚，美國的戰略目標就是要搞垮中國經濟和分裂中國。而一旦中美之間發生衝突，不僅中國存放在美國的黃金被沒收，而且中國購買的美債就將被宣布作廢。顯而易見，美國通過哄騙讓中國持有越來越多的美債，其目的是要把中國持有的美債作為挾持中國的“金融核訛詐”的戰略武器，在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等方面迫使中國用主權與其交易，使中國的買辦利益集團徹底地成為美國政府的傀儡。人們很可能在幾年之後就會看到這種局面。到那時，中國政府才會恍然大悟，但已經為時太晚。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筆者在《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貶值問題的大戰略》指出，中國的外匯儲備和購買美債問題實質上是為那個國家服務的問題，是政治問題，是軍事問題，而非投資問題。正如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所說的，如果一個國家為了次要的貿易利益而犧牲了最高政治目標，對於這種目光短淺的商店主政策，它將來是一定要感到後悔的。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商務部、外匯管理局和主流媒體中的許多人就是這種鼠目寸光的宵小之徒，就像《聖經》裡所講的以撒那樣，為了一碗紅豆湯可以出賣自己的長子權。
順便指出的，美國從來就不是守信用的國家，遠處不說，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企圖美國浪子回頭無異於是與虎謀皮。實際上，美國也不可能守信用，美國國內無法調節的矛盾、美國醫保開支的大單和發動戰爭的費用（包括分裂中國的經費開支）必然要使美國繼續大搞財政赤字和轉嫁危機。但有人實在幼稚的可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美國人騙的一愣一愣的。據美國《紐約時報》8月19日報導說，某君與拜登認為當前西方經濟疲軟只是一個暫時階段，而不是衰退徵兆。拜登強調，美國將確保中國所持美國國債的安全。某君對此表示讚揚，認為這將增強中國投資者對美國經濟的信心。有其父必有其子，外匯管理局的行為淵源很深呢。究其根源，某君不僅受（新）自由主義毒害太深，而且還給我國大學生大力推薦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毒害我們的下一代。人類歷史已經說明，歷史上處於與中國同等落後的國家在其崛起過程中，無不堅決批倒批臭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高舉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的國家主義經濟學大旗。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奉勸某君、中國人民銀行、商務部、外匯管理局和主流媒體還是讀下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吧，不要再做“傻二”的事情了，不要再給中國製造災難了，否則你們必然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25
外匯管理局再買美債當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論處
賈根良
拜登已經走了，但我擔心外匯管理局仍然一意孤行，繼續購買美國國債。我的擔心不是多餘的，因為在拜登訪華中國時，主流媒體仍在鼓吹中國除了購買美債，沒有別的辦法。顯而易見，這種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在“美債危機”爆發前的三個月，除了中國和英國繼續增持美債外，所有持有美債的外國政府都在減持美債。
外匯管理局和主流媒體在購買美債問題上的頑固態度，說的好聽點就是“一葉障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貪圖美債利息的蠅頭小利；說的不好聽點就是在危害國家經濟安全。為什這樣說呢？
早在2009年初，我就在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中指出，我國通過出口廉價產品、賤賣自然資源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換取美元併購買美國國債，美國政府再把籌集到的資金低息貸給跨國公司，而跨國公司再轉手使用這些資金大肆收購中國企業並進而控制中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這是一種自殺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後來的文章中，我也曾指出過，中國政府購買的美債被美國政府用於支持疆獨、藏獨、台獨、在中國周邊建立圍堵中國的軍事基地並援助周邊小國哄搶中國，這實際上是中國自己出錢幫助美國政府從事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因此，在我把這個道理講清了之後，外匯管理局應該幡然醒悟；但如果他們明白了我講的道理，還在繼續購買美國國債，那麼，中國國家安全部就應該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賣國罪）追究其刑事責任，這種說法不算過分吧。三年來，我一直不願意把這層窗戶紙捅破，是為了給某些人和政府機關留點臉面，但我擔心外匯管理局仍很可能一意孤行，因此我就不得不這件事情說穿了。
我國外匯儲備的激增和購買美債是中國經濟中正在迅速擴散的癌細胞，使中國的經濟主權正在迅速喪失，已對國家經濟安全造成異常嚴重的危害，任其發展，我國不僅要爆發比美國還要嚴重的金融危機，而且將使中國徹底淪為發達國家的殖民地，筆者對此將有專文進行探討。筆者在這裡只是指出，現在老百姓都已經看的很清楚，美國的戰略目標就是要搞垮中國經濟和分裂中國。而一旦中美之間發生衝突，不僅中國存放在美國的黃金被沒收，而且中國購買的美債就將被宣布作廢。顯而易見，美國通過哄騙讓中國持有越來越多的美債，其目的是要把中國持有的美債作為挾持中國的“金融核訛詐”的戰略武器，在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等方面迫使中國用主權與其交易，使中國的買辦利益集團徹底地成為美國政府的傀儡。人們很可能在幾年之後就會看到這種局面。到那時，中國政府才會恍然大悟，但已經為時太晚。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筆者在《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貶值問題的大戰略》指出，中國的外匯儲備和購買美債問題實質上是為那個國家服務的問題，是政治問題，是軍事問題，而非投資問題。正如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所說的，如果一個國家為了次要的貿易利益而犧牲了最高政治目標，對於這種目光短淺的商店主政策，它將來是一定要感到後悔的。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商務部、外匯管理局和主流媒體中的許多人就是這種鼠目寸光的宵小之徒，就像《聖經》裡所講的以撒那樣，為了一碗紅豆湯可以出賣自己的長子權。
順便指出的，美國從來就不是守信用的國家，遠處不說，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企圖美國浪子回頭無異於是與虎謀皮。實際上，美國也不可能守信用，美國國內無法調節的矛盾、美國醫保開支的大單和發動戰爭的費用（包括分裂中國的經費開支）必然要使美國繼續大搞財政赤字和轉嫁危機。但有人實在幼稚的可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美國人騙的一愣一愣的。據美國《紐約時報》8月19日報導說，某君與拜登認為當前西方經濟疲軟只是一個暫時階段，而不是衰退徵兆。拜登強調，美國將確保中國所持美國國債的安全。某君對此表示讚揚，認為這將增強中國投資者對美國經濟的信心。有其父必有其子，外匯管理局的行為淵源很深呢。究其根源，某君不僅受（新）自由主義毒害太深，而且還給我國大學生大力推薦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毒害我們的下一代。人類歷史已經說明，歷史上處於與中國同等落後的國家在其崛起過程中，無不堅決批倒批臭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高舉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的國家主義經濟學大旗。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奉勸某君、中國人民銀行、商務部、外匯管理局和主流媒體還是讀下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吧，不要再做“傻二”的事情了，不要再給中國製造災難了，否則你們必然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2011年8月24日
Gold Margins,hikes again, This Time By 27%
And There's Your Perfectly Leaked Explanation: CME Hikes Gold Margins, Again, This Time By 27%
zerohedge.com
AUGUST 24, 2011
Tyler Durden's picture
Submitted by Tyler Durden on 08/24/2011
Two weeks after the CME hiked gold margins by 22%, and two days after the Shanghai Gold Exchange sent them higher by 26%, here comes the CME, as we expected, with another 26% gold margin hike (previously: "Should we expect 3 more SGE margin hikes in the next 2 weeks? Or will the CME rightfully accept the baton and do everything in its power to dent the parabolic rise in the alternative reserve currency? We are cautiously looking at what the CME will do today and will advise readers."). And now we know that this particular margin hike was leaked well in advance, and explains the entire $100 plunge in gold today. And as a reminder, the August 1 CME margin hike worked... for about 30 minutes.
zerohedge.com
AUGUST 24, 2011
Tyler Durden's picture
Submitted by Tyler Durden on 08/24/2011
Two weeks after the CME hiked gold margins by 22%, and two days after the Shanghai Gold Exchange sent them higher by 26%, here comes the CME, as we expected, with another 26% gold margin hike (previously: "Should we expect 3 more SGE margin hikes in the next 2 weeks? Or will the CME rightfully accept the baton and do everything in its power to dent the parabolic rise in the alternative reserve currency? We are cautiously looking at what the CME will do today and will advise readers."). And now we know that this particular margin hike was leaked well in advance, and explains the entire $100 plunge in gold today. And as a reminder, the August 1 CME margin hike worked... for about 30 minutes.
金價暴跌符合“中期高風險”預警
金價暴跌符合“中期高風險”預警
2011-08-25
張庭賓
8月23日迄今（8月25日凌晨7:00），國際金價從每盎司1911.86跌至1848.01美元，大跌163.7美元，跌幅8.56%。符合本人8月11日所做警告——《1800-2200美元為金價中期高風險區間：強烈預警國際金價“中期陷阱”》；更符合8月22日的《中華元黃金資訊》中所做的“拜登談笑北京，黃金兇機已現”的“看空”預測。
本人最喜歡金融市場的原因在於——對於各種五花八門的分析，千奇百怪的理論，這裡有一個最權威的裁判，那就是日後市場的真實走勢。而不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像其它社會學領域吵得一地雞毛，一塌糊塗。
本輪調整下限有可能最低到1550美元（從最高點下跌約19%）。在此強調，本輪調整不改變金大牛市的預期，每盎司1700美元以下，又進入逐次買入實物黃金的機遇期。
另，由於本人預測對黃金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因此也更容易成為被市場主力反向操作的目標，因此，本人今後將減少對市場趨勢的公開性中短期預測。當然，必要的時候仍會提醒。在此請讀者朋友諒解。
附文：
2011年8月11日
1800-2000美元為金價中期高風險區間
強烈預警國際金價“中期陷阱”
張庭賓
今日凌晨，國際金價上破1800美元，創出1814.43美元歷史新高，已經進入本人所預測1800-2200美元的中期高風險區域，中國投資者對此應抱有高度警惕。
對於國際金價上漲，筆者有兩個系列的預期，
一個是關於“彈性金本位”回歸的系列預期：金價站穩1000美元並繼續上漲，是彈性金本位回歸的開始；金價站穩1500美元並繼續上漲，是彈性金本位進入加速回歸階段；金價達到5000美元是金本位基本回歸的標誌。這個是已經多次指出，眾所周知的。
另一個是對國際金價市場風險的預警系列：1，金價在上破歷史名義高點——每盎司850美元後，紙幣勢力會聯手打壓黃金。 2，金價上漲至1800-2200美元區間（考慮通脹後的金價實際新高)，紙幣勢力面臨系統性重大威脅時，會再次聯手打壓黃金價格，這是金價的中期高風險階段。 3，在金價5000美元以上，金本位回歸基本到位，金價衝上峰值後，會逼近最後泡沫風險。
2008年1月7日，本人曾以《中國黃金期貨登台，投資者小心國際空方陷阱》（刊登於《第一財經日報》）預警第一個高風險期：“黃金期貨開盤很可能漲停，我仍要提醒內地投資者頭腦需冷靜。值此國內黃金期貨正式上市之際，投資者，特別是散戶投資者要非常小心國際上的空方陷阱。”結果，1月9日，上海黃金期貨果然開盤漲停——每克230.9元人民幣，到2008年10月最低跌到149.13元，大跌35.6%，加之期貨槓桿放大效應，國內黃金期貨多頭幾乎被清洗殆盡。國際金價也由當時名義歷史新高1032美元下跌到682美元，最大跌幅33.9%。
現在是警示黃金接近創出實際新高時的中期風險的時候了。最近一段時間，在量化寬鬆3.0、美國國債遭降級、歐債危機升級，全球股市商品大跌的多重利好刺激下，金價瘋狂上漲，30個交易日上漲335美元，漲22.6%，嚴重動搖美元以及全球紙幣系統的基礎。
因為紙幣是全球所有央行和政府的共同利益所在，他們不會坐視金本位如此快速地回歸，一定會聯手打壓金價。這個拐點很可能在美聯儲正式宣布量化寬鬆3.0的時候，即黃金階段性利好出盡的時候。最近各國政府頻繁溝通即是前兆。同時金價急速沖上1800美元，黃金主力多頭賺的盆滿缽滿，獲利回吐要求強烈，有進一步夯實未來上漲基礎的需要。
最須高度警惕的是金價的反向重大利空，即美國政府動用各種國際壓力，並開出增加一些消減財政赤字規模的承諾，迫使標準普爾恢復美國國債的AAA評級。同時“黃金黑洞”裡的黃金首次出手，小試牛刀，不排除金價會受到慘烈打壓。
但是，隨著量化寬鬆3.0等全球新一輪紙幣氾濫，國際金價這個釋放流動性氾濫的最佳火山口被打壓堵塞，各國必將迎來新一輪股市和大宗商品上漲，通貨膨脹將更加嚴重，最後各國央行政府為了控制通脹，又不得不放棄圍堵黃金。屆時黃金將展開新一輪更猛烈上漲。
因為本人此前有“金價高風險時，我會提前預警”的承諾，故此提醒中國黃金投資者，國際金價進入中期高風險階段，可考慮離場觀望，保存勝利果實，在大跌後再入場。最後強調，大跌後購買實物黃金仍是最穩健投資黃金方式。 （僅代表個人意見，僅供參考，投資者決策風險自負)
此為2011年8月22日刊登於《中華元黃金資訊》上的內容
一周焦點： 拜登談笑北京黃金兇機將現
上周國際金價開盤每盎司1746美元，收盤1853美元，大漲6.07%，該調未調，後市調整或將更加凶險。特別是美國副總統拜登在北京談笑風生之際。
拜登來的正是時候，在美國國債評級遭標準普爾下調後，拜登訪華最直接的目的有兩個：一，遊說中國配合支持美國推出量化寬鬆3.0，繼續購買美國國債，至少不減持美國國債；二，確保中國貨幣當局配合美元勢力打擊金價，即在美元勢力做空黃金的時候，中國官方投資不乘機大量買入黃金。作為交換，美國宣布不向台灣出售F-16C/D戰機，越南和菲律賓對華敵視態度暫時緩解。
從拜登在北京獲得很高的禮遇，拜登在北京談笑風生，又看籃球，又吃炒肝，顯然得償所願。黃金的麻煩時刻不遠了。
上周金價的強烈反彈，與美國需要時間與各國協調統一打擊金價行動有關，也與本人8月11日強烈警告金價中期風險有關，不乏中國黃金期貨多頭及時離場，使美元勢力難以達到洗倉的作用，那麼，便反手向上推，以吸引更多的多頭進入“埋伏圈”。
所以，比一周前相比，黃金的中期大幅調整的風險更接近了，這個點相當有可能是美聯儲宣布實施量化寬鬆3.0的前後。 （有刪節）
8月22日 中華元黃金觀點
短線（1個月內）：謹慎看空
（觀點分為強烈看空、看空、謹慎看空、離場觀望、謹慎看多、看多、強烈看多）
全球經濟衰退風險、歐洲債務問題、QE3推出預期、央行黃金的增持都對國際黃金價格上漲形成支撐。
本週五美聯儲的年會將可能對未來美國經濟狀況作出官方展望，也將對未來的貨幣政策走向有著重大影響。美聯儲是否會如市場預期一般推出QE3將成為下周全球金融市場的焦點話題。本來美聯儲是否推出QE3，美國的貨幣政策仍將維持寬鬆，都是黃金價格上漲的推動力量。
但是，市場出現了異常反應，在美聯儲推出量化寬鬆3.0的預期日益明確的情況下，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不升反降，大跌至2.0%，其間顯然有操控意味。而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的時機，與此輪全球股市和商品大跌巧合的驚人。上週的二次下跌幾乎與拜登當面尋求中國支持美國印鈔票救市在同一時間，即請求中國貨幣當局在繼續買入美國國債的同時，配合美聯儲和美元勢力打壓金價。
此外，卡扎菲政權接近崩潰的最後時刻，美英法德要求敘利亞總統下台，這有利於美國強化國際政治影響力，給美元紙幣勢力反擊黃金造勢。
從市場走勢上看，金價的短期暴跌已經背離了各種技術分析的合理區間。主力多頭獲利回吐意願強烈，中國百姓出現搶購黃金的風潮，也說明了金價中期高風險階段逼近。
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由張庭賓領導創辦，其以領悟於中華智慧之元——大乘佛學與中醫的“全系立體思維方式”——為世界觀，以十年如一日建立的“中國立場的全球金融價值坐標系”為方法論，以“幫助中國避免與國際金融一體化中遭遇金融危機，幫助中國投資者贏在國際市場”為己任，開闢了中國與國際一體化金融市場的戰略預測業。
《中華元黃金資訊》由中華元智庫出品，是幫助中國黃金投資業贏在國際黃金市場的“戰略參謀”。有興趣了解更多情況者，可發郵件至cny@cnyuan.net)
2011-08-25
張庭賓
8月23日迄今（8月25日凌晨7:00），國際金價從每盎司1911.86跌至1848.01美元，大跌163.7美元，跌幅8.56%。符合本人8月11日所做警告——《1800-2200美元為金價中期高風險區間：強烈預警國際金價“中期陷阱”》；更符合8月22日的《中華元黃金資訊》中所做的“拜登談笑北京，黃金兇機已現”的“看空”預測。
本人最喜歡金融市場的原因在於——對於各種五花八門的分析，千奇百怪的理論，這裡有一個最權威的裁判，那就是日後市場的真實走勢。而不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像其它社會學領域吵得一地雞毛，一塌糊塗。
本輪調整下限有可能最低到1550美元（從最高點下跌約19%）。在此強調，本輪調整不改變金大牛市的預期，每盎司1700美元以下，又進入逐次買入實物黃金的機遇期。
另，由於本人預測對黃金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因此也更容易成為被市場主力反向操作的目標，因此，本人今後將減少對市場趨勢的公開性中短期預測。當然，必要的時候仍會提醒。在此請讀者朋友諒解。
附文：
2011年8月11日
1800-2000美元為金價中期高風險區間
強烈預警國際金價“中期陷阱”
張庭賓
今日凌晨，國際金價上破1800美元，創出1814.43美元歷史新高，已經進入本人所預測1800-2200美元的中期高風險區域，中國投資者對此應抱有高度警惕。
對於國際金價上漲，筆者有兩個系列的預期，
一個是關於“彈性金本位”回歸的系列預期：金價站穩1000美元並繼續上漲，是彈性金本位回歸的開始；金價站穩1500美元並繼續上漲，是彈性金本位進入加速回歸階段；金價達到5000美元是金本位基本回歸的標誌。這個是已經多次指出，眾所周知的。
另一個是對國際金價市場風險的預警系列：1，金價在上破歷史名義高點——每盎司850美元後，紙幣勢力會聯手打壓黃金。 2，金價上漲至1800-2200美元區間（考慮通脹後的金價實際新高)，紙幣勢力面臨系統性重大威脅時，會再次聯手打壓黃金價格，這是金價的中期高風險階段。 3，在金價5000美元以上，金本位回歸基本到位，金價衝上峰值後，會逼近最後泡沫風險。
2008年1月7日，本人曾以《中國黃金期貨登台，投資者小心國際空方陷阱》（刊登於《第一財經日報》）預警第一個高風險期：“黃金期貨開盤很可能漲停，我仍要提醒內地投資者頭腦需冷靜。值此國內黃金期貨正式上市之際，投資者，特別是散戶投資者要非常小心國際上的空方陷阱。”結果，1月9日，上海黃金期貨果然開盤漲停——每克230.9元人民幣，到2008年10月最低跌到149.13元，大跌35.6%，加之期貨槓桿放大效應，國內黃金期貨多頭幾乎被清洗殆盡。國際金價也由當時名義歷史新高1032美元下跌到682美元，最大跌幅33.9%。
現在是警示黃金接近創出實際新高時的中期風險的時候了。最近一段時間，在量化寬鬆3.0、美國國債遭降級、歐債危機升級，全球股市商品大跌的多重利好刺激下，金價瘋狂上漲，30個交易日上漲335美元，漲22.6%，嚴重動搖美元以及全球紙幣系統的基礎。
因為紙幣是全球所有央行和政府的共同利益所在，他們不會坐視金本位如此快速地回歸，一定會聯手打壓金價。這個拐點很可能在美聯儲正式宣布量化寬鬆3.0的時候，即黃金階段性利好出盡的時候。最近各國政府頻繁溝通即是前兆。同時金價急速沖上1800美元，黃金主力多頭賺的盆滿缽滿，獲利回吐要求強烈，有進一步夯實未來上漲基礎的需要。
最須高度警惕的是金價的反向重大利空，即美國政府動用各種國際壓力，並開出增加一些消減財政赤字規模的承諾，迫使標準普爾恢復美國國債的AAA評級。同時“黃金黑洞”裡的黃金首次出手，小試牛刀，不排除金價會受到慘烈打壓。
但是，隨著量化寬鬆3.0等全球新一輪紙幣氾濫，國際金價這個釋放流動性氾濫的最佳火山口被打壓堵塞，各國必將迎來新一輪股市和大宗商品上漲，通貨膨脹將更加嚴重，最後各國央行政府為了控制通脹，又不得不放棄圍堵黃金。屆時黃金將展開新一輪更猛烈上漲。
因為本人此前有“金價高風險時，我會提前預警”的承諾，故此提醒中國黃金投資者，國際金價進入中期高風險階段，可考慮離場觀望，保存勝利果實，在大跌後再入場。最後強調，大跌後購買實物黃金仍是最穩健投資黃金方式。 （僅代表個人意見，僅供參考，投資者決策風險自負)
此為2011年8月22日刊登於《中華元黃金資訊》上的內容
一周焦點： 拜登談笑北京黃金兇機將現
上周國際金價開盤每盎司1746美元，收盤1853美元，大漲6.07%，該調未調，後市調整或將更加凶險。特別是美國副總統拜登在北京談笑風生之際。
拜登來的正是時候，在美國國債評級遭標準普爾下調後，拜登訪華最直接的目的有兩個：一，遊說中國配合支持美國推出量化寬鬆3.0，繼續購買美國國債，至少不減持美國國債；二，確保中國貨幣當局配合美元勢力打擊金價，即在美元勢力做空黃金的時候，中國官方投資不乘機大量買入黃金。作為交換，美國宣布不向台灣出售F-16C/D戰機，越南和菲律賓對華敵視態度暫時緩解。
從拜登在北京獲得很高的禮遇，拜登在北京談笑風生，又看籃球，又吃炒肝，顯然得償所願。黃金的麻煩時刻不遠了。
上周金價的強烈反彈，與美國需要時間與各國協調統一打擊金價行動有關，也與本人8月11日強烈警告金價中期風險有關，不乏中國黃金期貨多頭及時離場，使美元勢力難以達到洗倉的作用，那麼，便反手向上推，以吸引更多的多頭進入“埋伏圈”。
所以，比一周前相比，黃金的中期大幅調整的風險更接近了，這個點相當有可能是美聯儲宣布實施量化寬鬆3.0的前後。 （有刪節）
8月22日 中華元黃金觀點
短線（1個月內）：謹慎看空
（觀點分為強烈看空、看空、謹慎看空、離場觀望、謹慎看多、看多、強烈看多）
全球經濟衰退風險、歐洲債務問題、QE3推出預期、央行黃金的增持都對國際黃金價格上漲形成支撐。
本週五美聯儲的年會將可能對未來美國經濟狀況作出官方展望，也將對未來的貨幣政策走向有著重大影響。美聯儲是否會如市場預期一般推出QE3將成為下周全球金融市場的焦點話題。本來美聯儲是否推出QE3，美國的貨幣政策仍將維持寬鬆，都是黃金價格上漲的推動力量。
但是，市場出現了異常反應，在美聯儲推出量化寬鬆3.0的預期日益明確的情況下，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不升反降，大跌至2.0%，其間顯然有操控意味。而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的時機，與此輪全球股市和商品大跌巧合的驚人。上週的二次下跌幾乎與拜登當面尋求中國支持美國印鈔票救市在同一時間，即請求中國貨幣當局在繼續買入美國國債的同時，配合美聯儲和美元勢力打壓金價。
此外，卡扎菲政權接近崩潰的最後時刻，美英法德要求敘利亞總統下台，這有利於美國強化國際政治影響力，給美元紙幣勢力反擊黃金造勢。
從市場走勢上看，金價的短期暴跌已經背離了各種技術分析的合理區間。主力多頭獲利回吐意願強烈，中國百姓出現搶購黃金的風潮，也說明了金價中期高風險階段逼近。
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由張庭賓領導創辦，其以領悟於中華智慧之元——大乘佛學與中醫的“全系立體思維方式”——為世界觀，以十年如一日建立的“中國立場的全球金融價值坐標系”為方法論，以“幫助中國避免與國際金融一體化中遭遇金融危機，幫助中國投資者贏在國際市場”為己任，開闢了中國與國際一體化金融市場的戰略預測業。
《中華元黃金資訊》由中華元智庫出品，是幫助中國黃金投資業贏在國際黃金市場的“戰略參謀”。有興趣了解更多情況者，可發郵件至cny@cnyuan.net)
2011年8月23日
第三輪量化寬鬆來襲
末日博士魯比尼：第三輪量化寬鬆來襲
作者：魯比尼
文章發於：匯通網
更新時間：2011-8-20
匯通網8月19日訊——素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經濟學家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在昨日美國經濟數據公佈後立即宣稱，第三輪量化寬鬆(QE3)來了！
魯比尼指出，在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暴跌之後，美聯儲(Fed)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將在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大會上事先預告QE3。
他表示，伯南克預計將於8月26日在Jackson Hole上說到QE3的計劃。
魯比尼並強調指出了美國成屋銷售市場低迷，歐洲方面銀行股全線重挫，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進一步擴散等一系列問題，表示歐、美兩大經濟體正面臨經濟二次探底。
針對歐洲央行，魯比尼稱，歐洲央行應該通過降息來拯救意大利和西班牙，阻止歐元區外圍國家深度衰退。
相關內容：
週四(18日)美國公佈的製造業、房市等重要經濟數據都很差，令市場對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瞬間爆棚，歐美股市以一片慘淡局勢收場。
美國費城聯儲(Philadelphia Fed)週四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8月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大大低於預期的3.7；美國8月13日當周初請失業金人數增長9000人；美國7月諮商會領先指標月率上升0.5%，預期增長0.2%，6月份升幅0.3%未作修正。
同時，全美地產經紀商協會(NAR)週四發表聲明稱，美國7月NAR季調後成屋銷量出現意外下滑，終結連續2個月的增長勢頭，表明美國住房市場依然低迷。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美國7月NAR成屋銷售總數年化467萬戶，年化月率下降3.5%。
近期接受國外某知名財經媒體調查的華爾街經濟學家們也預計，美聯儲可能採取進一步量化寬鬆政策，並同時降低了對美國經濟增長的預期。
調查顯示，美聯儲在未來6個月內實施第三輪量化寬鬆的機率由上週五的27.5%上升至37.5%。
作者：魯比尼
文章發於：匯通網
更新時間：2011-8-20
匯通網8月19日訊——素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經濟學家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在昨日美國經濟數據公佈後立即宣稱，第三輪量化寬鬆(QE3)來了！
魯比尼指出，在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暴跌之後，美聯儲(Fed)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將在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大會上事先預告QE3。
他表示，伯南克預計將於8月26日在Jackson Hole上說到QE3的計劃。
魯比尼並強調指出了美國成屋銷售市場低迷，歐洲方面銀行股全線重挫，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進一步擴散等一系列問題，表示歐、美兩大經濟體正面臨經濟二次探底。
針對歐洲央行，魯比尼稱，歐洲央行應該通過降息來拯救意大利和西班牙，阻止歐元區外圍國家深度衰退。
相關內容：
週四(18日)美國公佈的製造業、房市等重要經濟數據都很差，令市場對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瞬間爆棚，歐美股市以一片慘淡局勢收場。
美國費城聯儲(Philadelphia Fed)週四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8月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大大低於預期的3.7；美國8月13日當周初請失業金人數增長9000人；美國7月諮商會領先指標月率上升0.5%，預期增長0.2%，6月份升幅0.3%未作修正。
同時，全美地產經紀商協會(NAR)週四發表聲明稱，美國7月NAR季調後成屋銷量出現意外下滑，終結連續2個月的增長勢頭，表明美國住房市場依然低迷。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美國7月NAR成屋銷售總數年化467萬戶，年化月率下降3.5%。
近期接受國外某知名財經媒體調查的華爾街經濟學家們也預計，美聯儲可能採取進一步量化寬鬆政策，並同時降低了對美國經濟增長的預期。
調查顯示，美聯儲在未來6個月內實施第三輪量化寬鬆的機率由上週五的27.5%上升至37.5%。
2011年8月21日
“社會穩定力”競爭期
世界大國已進入“社會穩定力”競爭期
2011-08-22 08:48
“復甦”夢將耗去人類自我拯救的最後時間
世界大國已進入“社會穩定力”競爭期
張庭賓
當下的世界，一方面更多大國陷入社會動蕩之中，另一方面尚未動蕩的國家仍冀望“復甦繁榮”。
對某些西方人來說，如果說中亞的政局動盪可以“喜聞樂見”，中東的“阿拉伯之春”是“獨裁者”的咎由自取，挪威的爆炸槍擊案只是一個瘋子發狂，那麼剛剛結束的英國大規模騷亂和剛剛開始的印度絕食反腐——均發生在西方式民主國家，那就再也不能不問——這是為什麼？這個世界生了什麼病？該怎麼治療？
這個世界顯然是生“病”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就已經大發作，絕大多數世人，包括大多數政治家都認為，這只是人類現代工業消費文明不斷增長發展中的又一次短暫挫折。只要印更多的鈔票，只要能拯救金融機構，只要能刺激更多消費，只要政府投資能帶來更多的工作，那麼，一切都會好起來，明天會更好。
然而，3年過去了，美國兩輪量化寬鬆印了1.75萬億美元鈔票，基礎貨幣發行量增加了近200%，實行零利率（實際為嚴重的負利率），美國經濟仍然面臨二次衰退，國債佔GDP比例已經超過100%；中國4萬億元救市，天量信貸釋放，只是形成了一個不到兩年的反彈增長，最新的PMI（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降至50.7%，創下2009年3月以來的29個月新低。
這已印證了筆者去年初在《2010～2014：全球紙幣危機與中國社會變革》一文的預判——“（由嚴重貧富分化所導致的'圖釘形社會'難題）絕不是伯南克式的'開著直升機撒鈔票'能解決的，後者不能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它除了製造新一輪更短週期的金融泡沫外，只能將財富集中到更加少的人手中，將更加恐懼紙幣體系崩潰的人們趕到黃金和大宗商品的陣營。”如今金價已經比當時上漲了68%。現實還印證了我們在2011年初做出的預判——美國經濟是“偽復甦繁榮”。
然而，不乏主流精英們仍然試圖挽回現代工業消費文明的複蘇和繁榮，正是在這一慣性思維下，美聯儲即將推出量化寬鬆3.0，其規模可能達到前兩輪的總和。當然這會製造一輪更短週期的“偽復甦”，但很可能不會超過一年。
其實，現代西方式工業消費文明已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盛極而衰了。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從本質上是三個泡沫週期的破滅：一是2001年開始的金融衍生品泡沫週期的破滅；二是1971年開始的美元泡沫週期的破滅；三是兩三百年來的西方式工業消費文明泡沫的破滅。
當總量高達6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無人問津，它必然破滅；當美元越來越濫發，人們拋棄美元買入黃金，紙幣泡沫勢必破滅；西方式工業消費文明隨著石油、糧食等地球供給達到峰值也必然盛極而衰。這難免引發貨幣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如果各國政府不能正確地應對，貧富分化繼續加劇，它就會進一步激化為社會穩定危機；如果試圖向他國轉嫁危機，則很可能引發戰爭，乃至世界大戰。
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的本質，首先是現代高消費高消耗不可再生資源的文明方式走入“死胡同”——地球資源供給達到峰值，而人類人口不斷增長，慾望需求不斷膨脹，為爭奪越來越稀缺珍貴的資源世人必然展開越來越嚴酷的競爭，甚至將以戰爭的方式消滅需求——人口；其次是社會再分配嚴重失衡導致的危機，無論是東方西方，無論是集權體製或民主體制，分配均向權貴資本精英不斷傾斜，財富向權貴資本加速集中，中產階層不斷萎縮，赤貧階層不斷增加，社會動盪因素不斷積累，這是世界各國共性問題。
造成這一惡性循環的源頭是大量精英失德，精英們一旦合謀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製度設計，便再無其他力量可以阻止，進而實現最急速暴富，窮奢極欲物質享受。一旦精英失德，他們就不在乎說謊，不在乎設置各種層級的“龐氏騙局”，甚至不在乎自己最後也沉溺其中，只要能“及時行樂，享受人生”就行。
那麼，精英為何“失德”呢?因為喪失了信仰！當尼采的“上帝死了”被現代精英廣泛接受——於是，天堂不存在了，地獄也不存在了，“人死如燈滅”，活著的唯一意義就只能剩下縱慾狂歡，為獲取財富不擇一切手段。這正是華爾街精英毫無愧疚地製造巨大泡沫陷阱，也是印度官員肆無忌憚腐敗激起民憤的根源。
現在該是自私精英痛醒猛悔的時候了，因為既得利益不斷擴張的模式，已經逼迫到社會公眾承受力的最底線。這時候，如果仍然不斷開出空頭支票，以緩兵之計維持最後的虛假穩定，乃至最後加速變現權力，冀望獲取不義之財而後逃之夭夭，到外國過天堂般的生活。那是一廂情願！因為這一輪的公眾對精英腐敗的反彈是全球性的，社會大動盪在英國這個最老牌的資本主義強國發生就是證明，印度這個最有潛力的新興市場國家的民眾反抗就是證明。
已經到了全球政治家必須勇於面對現實、有所作為的最後機遇期了：
一要堅決反腐，扭轉自私精英加速墮落，激化與社會公眾的矛盾，把人類文明加速拖入毀滅深淵的趨勢；
二要廢除縱容自私精英剝奪社會公眾財富的種種制度設計，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人類社會制度。在貨幣金融領域，其核心是廢除紙幣浮動匯率制度，回歸金本位，讓人類的交易進行在堅實的大地上，而不是在動蕩的紙幣海洋上任由投機海盜搶劫；
三要在更高層面上，在科學的基礎之上，重建人類更高級的哲學與信仰，恢復人類靈魂本有的“神性”，使人類精英有著真實美好的精神高貴與靈魂幸福的追求，從而使他們自覺自願追求社會公眾幸福最大化，自利利他，自覺自願地守護公正，示範道德。
對此，精英們現在懺悔和改變還來得及。人類必須適應更低水平的消費生活。而這個改變的開始，要從精英和政治家們誠實地面對公眾開始，坦率地告訴公眾吧——我們無法繼續發展汽車工業，因為地球的石油已經供給不上了；我們必須減少肉食，因為地球的糧食已經供給不上了。當然，他們必須以身作則——從嚴格管束自己親屬、從大規模減少公車等開始。
如果某個國家先這麼做了，那麼它才能真正凝聚社會公眾對穩定的支持，並在新一輪的全球性社會穩定競爭中勝出。而如果不解決根源問題，只是像英國那樣依靠軍警高壓維穩；或者靠許諾更多的福利保障，最後難以實現，屆時一旦爆發，更不可收拾。
是到了該重建人類信仰、提高精英道德、恢復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最後時刻了。再給公眾不切實際的繁榮增長奢望，我們將喪失自我拯救的最後時機。 （作者係本報主筆，僅代表個人意見，聯繫郵箱ztb6006@sina.com）
另附上最近寫的一篇評論，側重從文化角度解釋危機本質
人性沒有底線就是人類無底深淵
人正越來越沒有底褲，商業也越來越沒有底線。
人比野獸文明的在於——人是穿底褲的，自亞當夏娃吃了蘋果，萌生羞恥心後，第一事就是拿樹葉遮住私處。然而，獸獸以身造假，再造“艷照門”；陳冠希和十多位女星的“艷照門”，徹底撕破了文明人最後的底褲，一賤而成名，越墮落越流行；同性戀違背天道人倫，即便有艾滋病的恐怖威脅，竟然由氾濫而時尚，更令一切動物獸性望塵莫及。呂麗萍夫妻抨擊同性戀，竟然遭遇無數精英的漫天板磚。
商業競爭也越來越沒有底線。為了牟利，商人竟然向給嬰幼兒牛奶中摻毒；在“毒奶粉”人人喊打之後，2010年的乳業新標準，牛奶中菌群竟上升4倍，比美歐標準高出20倍— —創造全球最低。
何以至此呢？因為“成名要乘早”，自然要一脫成名；“他人是地獄”，故而別人家嬰兒死亡是活該；“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投毒造假只要不被抓到就是天經地義；“在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都快2012了，幹嘛不巧取豪奪最後狂歡。
這種非常急功近利的超額利潤模式，實為道德透支，即為了短期暴利，可以犧牲一切長期收益必須的品質——誠實、守信、負責等等。即將自己的靈魂情操一次性出賣給魔鬼。
對於底線淪喪，只靠呼喊道德的血液，譴責道德淪喪到何等地步，抨擊“三俗”，已被現實證明非常無力——因為法律極為蒼白——無論是在“艷照門”中，還是在“毒牛奶”事件中，沒有突破底線者受到對等的懲罰。反而是撕去底褲者受媒體狂追身價大漲；反而是“壞孩子”越鬧越有奶吃——牛奶標準的毒性竟然提高四倍！
道德譴責的乏力，與譴責者自身道德先行淪喪有關，往往口頭高喊為人民服務死而後已；實則為人民幣服務，為美元服務而鞠躬盡瘁，實淪為貪婪慾望之奴。
一個時代突破底線必從精英而起。華爾街精英們堂而皇之巧取豪奪，把億万巨企搞垮了，罪魁禍首卻攜帶上千萬美元從容而退；危機傷口尚未癒合，萬億美元資金仍在救市，華爾街薪酬已再創新高。
這個世界突破底線必從政客而起。 “禁飛區”演變成“空襲”；非戰爭狀態，北約卻襲擊卡扎菲家庭宴會，即刺殺牠國總統。撕下破綻百出的謊言，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利益。
當上層精英為了一己之私，不擇手段巧取豪奪社會公眾的時候，便會迷亂眾生放棄抵抗，便誘惑“以婦人為樂，哇姣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人類文明必然進入沒有最俗，只有更賤的惡性循環，最後必然形成無底深淵；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將越來越殘酷，相互間越來越大的壓迫感最終將製造一個超高溫高壓的大熔爐，將所有身陷其中的人都焚毀。
即一個人不能自我糾錯，他人為之糾錯；一個企業不能自我糾錯，市場為之糾錯；一個國家不能自我糾錯，世界為之糾錯；人類不能自我糾錯，上天會以人相互毀滅或巨大自然災難為之糾錯。
如今的人類已經面臨失去最後自我糾錯可能的最危險時刻——人與人之間已經相互投毒，國與國之間威脅相互投核彈。
人性沒有底線，就是人類無底深淵。人類若想避免墜入這無底深淵遭遇浩劫，必須重建底線的安全帶。而要重建自我糾錯機制，外靠公正嚴明製度；內須重塑信仰靈魂。
重建靈魂，必須要破除“人死靈魂如燈滅”的謬論；必須再造“因果報應循環不爽”的自然律；必須重建精神的高貴和靈魂的尊嚴。
但願人性重歸人道，人間再現地球。
2011-08-22 08:48
“復甦”夢將耗去人類自我拯救的最後時間
世界大國已進入“社會穩定力”競爭期
張庭賓
當下的世界，一方面更多大國陷入社會動蕩之中，另一方面尚未動蕩的國家仍冀望“復甦繁榮”。
對某些西方人來說，如果說中亞的政局動盪可以“喜聞樂見”，中東的“阿拉伯之春”是“獨裁者”的咎由自取，挪威的爆炸槍擊案只是一個瘋子發狂，那麼剛剛結束的英國大規模騷亂和剛剛開始的印度絕食反腐——均發生在西方式民主國家，那就再也不能不問——這是為什麼？這個世界生了什麼病？該怎麼治療？
這個世界顯然是生“病”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就已經大發作，絕大多數世人，包括大多數政治家都認為，這只是人類現代工業消費文明不斷增長發展中的又一次短暫挫折。只要印更多的鈔票，只要能拯救金融機構，只要能刺激更多消費，只要政府投資能帶來更多的工作，那麼，一切都會好起來，明天會更好。
然而，3年過去了，美國兩輪量化寬鬆印了1.75萬億美元鈔票，基礎貨幣發行量增加了近200%，實行零利率（實際為嚴重的負利率），美國經濟仍然面臨二次衰退，國債佔GDP比例已經超過100%；中國4萬億元救市，天量信貸釋放，只是形成了一個不到兩年的反彈增長，最新的PMI（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降至50.7%，創下2009年3月以來的29個月新低。
這已印證了筆者去年初在《2010～2014：全球紙幣危機與中國社會變革》一文的預判——“（由嚴重貧富分化所導致的'圖釘形社會'難題）絕不是伯南克式的'開著直升機撒鈔票'能解決的，後者不能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它除了製造新一輪更短週期的金融泡沫外，只能將財富集中到更加少的人手中，將更加恐懼紙幣體系崩潰的人們趕到黃金和大宗商品的陣營。”如今金價已經比當時上漲了68%。現實還印證了我們在2011年初做出的預判——美國經濟是“偽復甦繁榮”。
然而，不乏主流精英們仍然試圖挽回現代工業消費文明的複蘇和繁榮，正是在這一慣性思維下，美聯儲即將推出量化寬鬆3.0，其規模可能達到前兩輪的總和。當然這會製造一輪更短週期的“偽復甦”，但很可能不會超過一年。
其實，現代西方式工業消費文明已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盛極而衰了。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從本質上是三個泡沫週期的破滅：一是2001年開始的金融衍生品泡沫週期的破滅；二是1971年開始的美元泡沫週期的破滅；三是兩三百年來的西方式工業消費文明泡沫的破滅。
當總量高達6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無人問津，它必然破滅；當美元越來越濫發，人們拋棄美元買入黃金，紙幣泡沫勢必破滅；西方式工業消費文明隨著石油、糧食等地球供給達到峰值也必然盛極而衰。這難免引發貨幣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如果各國政府不能正確地應對，貧富分化繼續加劇，它就會進一步激化為社會穩定危機；如果試圖向他國轉嫁危機，則很可能引發戰爭，乃至世界大戰。
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的本質，首先是現代高消費高消耗不可再生資源的文明方式走入“死胡同”——地球資源供給達到峰值，而人類人口不斷增長，慾望需求不斷膨脹，為爭奪越來越稀缺珍貴的資源世人必然展開越來越嚴酷的競爭，甚至將以戰爭的方式消滅需求——人口；其次是社會再分配嚴重失衡導致的危機，無論是東方西方，無論是集權體製或民主體制，分配均向權貴資本精英不斷傾斜，財富向權貴資本加速集中，中產階層不斷萎縮，赤貧階層不斷增加，社會動盪因素不斷積累，這是世界各國共性問題。
造成這一惡性循環的源頭是大量精英失德，精英們一旦合謀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製度設計，便再無其他力量可以阻止，進而實現最急速暴富，窮奢極欲物質享受。一旦精英失德，他們就不在乎說謊，不在乎設置各種層級的“龐氏騙局”，甚至不在乎自己最後也沉溺其中，只要能“及時行樂，享受人生”就行。
那麼，精英為何“失德”呢?因為喪失了信仰！當尼采的“上帝死了”被現代精英廣泛接受——於是，天堂不存在了，地獄也不存在了，“人死如燈滅”，活著的唯一意義就只能剩下縱慾狂歡，為獲取財富不擇一切手段。這正是華爾街精英毫無愧疚地製造巨大泡沫陷阱，也是印度官員肆無忌憚腐敗激起民憤的根源。
現在該是自私精英痛醒猛悔的時候了，因為既得利益不斷擴張的模式，已經逼迫到社會公眾承受力的最底線。這時候，如果仍然不斷開出空頭支票，以緩兵之計維持最後的虛假穩定，乃至最後加速變現權力，冀望獲取不義之財而後逃之夭夭，到外國過天堂般的生活。那是一廂情願！因為這一輪的公眾對精英腐敗的反彈是全球性的，社會大動盪在英國這個最老牌的資本主義強國發生就是證明，印度這個最有潛力的新興市場國家的民眾反抗就是證明。
已經到了全球政治家必須勇於面對現實、有所作為的最後機遇期了：
一要堅決反腐，扭轉自私精英加速墮落，激化與社會公眾的矛盾，把人類文明加速拖入毀滅深淵的趨勢；
二要廢除縱容自私精英剝奪社會公眾財富的種種制度設計，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人類社會制度。在貨幣金融領域，其核心是廢除紙幣浮動匯率制度，回歸金本位，讓人類的交易進行在堅實的大地上，而不是在動蕩的紙幣海洋上任由投機海盜搶劫；
三要在更高層面上，在科學的基礎之上，重建人類更高級的哲學與信仰，恢復人類靈魂本有的“神性”，使人類精英有著真實美好的精神高貴與靈魂幸福的追求，從而使他們自覺自願追求社會公眾幸福最大化，自利利他，自覺自願地守護公正，示範道德。
對此，精英們現在懺悔和改變還來得及。人類必須適應更低水平的消費生活。而這個改變的開始，要從精英和政治家們誠實地面對公眾開始，坦率地告訴公眾吧——我們無法繼續發展汽車工業，因為地球的石油已經供給不上了；我們必須減少肉食，因為地球的糧食已經供給不上了。當然，他們必須以身作則——從嚴格管束自己親屬、從大規模減少公車等開始。
如果某個國家先這麼做了，那麼它才能真正凝聚社會公眾對穩定的支持，並在新一輪的全球性社會穩定競爭中勝出。而如果不解決根源問題，只是像英國那樣依靠軍警高壓維穩；或者靠許諾更多的福利保障，最後難以實現，屆時一旦爆發，更不可收拾。
是到了該重建人類信仰、提高精英道德、恢復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最後時刻了。再給公眾不切實際的繁榮增長奢望，我們將喪失自我拯救的最後時機。 （作者係本報主筆，僅代表個人意見，聯繫郵箱ztb6006@sina.com）
另附上最近寫的一篇評論，側重從文化角度解釋危機本質
人性沒有底線就是人類無底深淵
人正越來越沒有底褲，商業也越來越沒有底線。
人比野獸文明的在於——人是穿底褲的，自亞當夏娃吃了蘋果，萌生羞恥心後，第一事就是拿樹葉遮住私處。然而，獸獸以身造假，再造“艷照門”；陳冠希和十多位女星的“艷照門”，徹底撕破了文明人最後的底褲，一賤而成名，越墮落越流行；同性戀違背天道人倫，即便有艾滋病的恐怖威脅，竟然由氾濫而時尚，更令一切動物獸性望塵莫及。呂麗萍夫妻抨擊同性戀，竟然遭遇無數精英的漫天板磚。
商業競爭也越來越沒有底線。為了牟利，商人竟然向給嬰幼兒牛奶中摻毒；在“毒奶粉”人人喊打之後，2010年的乳業新標準，牛奶中菌群竟上升4倍，比美歐標準高出20倍— —創造全球最低。
何以至此呢？因為“成名要乘早”，自然要一脫成名；“他人是地獄”，故而別人家嬰兒死亡是活該；“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投毒造假只要不被抓到就是天經地義；“在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都快2012了，幹嘛不巧取豪奪最後狂歡。
這種非常急功近利的超額利潤模式，實為道德透支，即為了短期暴利，可以犧牲一切長期收益必須的品質——誠實、守信、負責等等。即將自己的靈魂情操一次性出賣給魔鬼。
對於底線淪喪，只靠呼喊道德的血液，譴責道德淪喪到何等地步，抨擊“三俗”，已被現實證明非常無力——因為法律極為蒼白——無論是在“艷照門”中，還是在“毒牛奶”事件中，沒有突破底線者受到對等的懲罰。反而是撕去底褲者受媒體狂追身價大漲；反而是“壞孩子”越鬧越有奶吃——牛奶標準的毒性竟然提高四倍！
道德譴責的乏力，與譴責者自身道德先行淪喪有關，往往口頭高喊為人民服務死而後已；實則為人民幣服務，為美元服務而鞠躬盡瘁，實淪為貪婪慾望之奴。
一個時代突破底線必從精英而起。華爾街精英們堂而皇之巧取豪奪，把億万巨企搞垮了，罪魁禍首卻攜帶上千萬美元從容而退；危機傷口尚未癒合，萬億美元資金仍在救市，華爾街薪酬已再創新高。
這個世界突破底線必從政客而起。 “禁飛區”演變成“空襲”；非戰爭狀態，北約卻襲擊卡扎菲家庭宴會，即刺殺牠國總統。撕下破綻百出的謊言，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利益。
當上層精英為了一己之私，不擇手段巧取豪奪社會公眾的時候，便會迷亂眾生放棄抵抗，便誘惑“以婦人為樂，哇姣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人類文明必然進入沒有最俗，只有更賤的惡性循環，最後必然形成無底深淵；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將越來越殘酷，相互間越來越大的壓迫感最終將製造一個超高溫高壓的大熔爐，將所有身陷其中的人都焚毀。
即一個人不能自我糾錯，他人為之糾錯；一個企業不能自我糾錯，市場為之糾錯；一個國家不能自我糾錯，世界為之糾錯；人類不能自我糾錯，上天會以人相互毀滅或巨大自然災難為之糾錯。
如今的人類已經面臨失去最後自我糾錯可能的最危險時刻——人與人之間已經相互投毒，國與國之間威脅相互投核彈。
人性沒有底線，就是人類無底深淵。人類若想避免墜入這無底深淵遭遇浩劫，必須重建底線的安全帶。而要重建自我糾錯機制，外靠公正嚴明製度；內須重塑信仰靈魂。
重建靈魂，必須要破除“人死靈魂如燈滅”的謬論；必須再造“因果報應循環不爽”的自然律；必須重建精神的高貴和靈魂的尊嚴。
但願人性重歸人道，人間再現地球。
戰亂走近
2011-08-19
即使中國跪求和諧，戰亂也在走近
日本宣布：武力解決與中國的領土爭端
文章連接：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
2011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官房長官枝野幸男在日本參院宣布，要用武力解決與中國的領土爭端釣魚島問題。這是歷史上日本第三次宣布要用武力解決與中國的領土爭端。讓人感到十分不安的是，歷史上日本先後三次宣布對中國使用武力，都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顛峰時期，也就是說，此前中國兩次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都是在遭受到日本侵略的亡國大禍中結束的。
第一次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人用武力終結了中國30年洋務運動的改革開放偉大成就。
30年洋務運動創造的財富被日本人盡數佔有，僅戰爭賠款和戰利品就超過白銀4億兩，相當於日本當年財政收入的7.5倍，如果按照現在的中國或日本財政收入來衡量，則相當於50多萬億人民幣。賠款不算還要割地，中日《馬關條約》規定把中國的遼東半島、台灣島、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
最引人矚目的是中日《馬關條約》還規定中國政府必須“一概赦免在戰爭中為日本軍隊服務的漢奸分子，免予追究。”日本之所以要強制中國政府接受這一條款，是因為漢奸在中日甲午海戰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當時日本艦隊是跨海作戰，燃煤消耗巨大，如果不能從中國當地獲得燃煤供應，日本艦隊根本無法持續作戰，這是關係到甲午海戰勝負的關鍵。結果是當時宰相李鴻章子女開辦的貿易公司向日本艦隊提供燃煤，幫助日本艦隊打敗了中國的北洋水師。李鴻章家族公司之所以要向日本艦隊供應燃煤，並非是故意賣國通敵當漢奸，而是遵循“貓論”的結果，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生產力為要務的結果。可見，李鴻章創建的北洋水師並非是敗在了日本艦隊之手，而是敗在了李鴻章子女的買辦資本之手，敗在了漢奸之手。這就是中日《馬關條約》強迫中國政府“免予追究”漢奸的原因。
甲午海戰再次印證了此前我們反復強調的那個基本觀點——中國從來沒有敗於外敵，無一例外地全都是敗於漢奸，歷史上日本敢於多次侵略中國，所憑藉的也是漢奸，抗戰時期所有日本炮樓裡的漢奸，在數量上都遠遠超過日本人，無一例外。中日甲午戰爭，如果沒有洋務運動造成的大量買辦資本和外資經濟做內應，日本艦隊絕不可能戰胜北洋水師。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是封建性國家戰勝買辦性國家的典型戰例。封建國家、封建制度之所以能夠打敗買辦國家、買辦製度，就在於封建國家沒有勾結外敵的買辦漢奸，而買辦國家的精英集團，在經濟上與帝國主義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上與帝國主義是依附關係，在軍事上就必然會勾結和投靠帝國主義。這就是歷史上除毛澤東時代之外，無論什麼國家哪怕是再糟糕的國家，都能夠打敗中國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用武力解決中國問題是1931年開始的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結束了民國黃金時代的改革開放。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全國人民義憤填膺，抗戰情緒十分強烈，可是，當時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在日本人已經用武力佔領中國東北，侵略戰爭已經成為既成事實的情況下，為推動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仍然堅持和平與發展的外交路線，以犧牲民族利益和國家領土的為代價，創造了10年所謂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
1934年，蔣介石匿名在《外交評論》雜誌發表《敵乎？友乎？ ——中日關係之檢討》的文章，要求日本“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唾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德感情與中國相結合”，以此來改善中日關係。同時，下令全國嚴格查禁反日言論，南京最高當局專門發出禁止全國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文規定“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否則定予嚴懲”，甚至蔣介石下達密令：“奢言抗日者，殺無赦”。包括本文後面所附的這家《大公報》，在當時也發表長篇評論擁護政府查禁抗日言論，認為從八國聯軍入侵到日本侵占東北，都是中國人自己盲目排外造成的，不應該責怪日本人和八國聯軍，並且與現在央視著名主持人一樣，強調“中國國民今後報國之道，惟在共同反省”，要求中國人在對待日本的態度上，必須“實行孔子言忠心、行篤敬之義”。當時國民政府對於日本不滿意的中國媒體，如同今天關閉愛國博客一樣，統統予以關閉。當時上海《新生》周刊發表了一篇雜文《閒話皇帝》，被日本認為是影射天皇，國民政府立刻關閉了《新生》雜誌，還把雜誌創辦人、東北愛國者杜重遠送上了法庭。
正是因為國民黨政權一方面，採用專製手段打造出一個愛國有罪、媚日有理的漢奸輿論環境，另一方面，又通過犧牲民族利益和國家領土形成的經濟上的黃金時代，打造出一個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腐爛生活環境，結果就是形成了一種瀰漫全國的漢奸文化，1937年黃金時代的改革開放達到頂峰時，漢奸文化也發展到頂峰，日本人一看時機已經成熟，立刻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戰爭一爆發，漢奸文化立刻發揮了巨大作用，4億人口的中國，居然出現了1千萬漢奸，2百萬偽軍，形成了日本人指揮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可悲現象。
目前是日本第三次宣布要用武力解決與中國的爭端。
如同列寧所言，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次日本宣布要要用武力解決與中國的爭端，要用武力永久霸占中國釣魚島海域，又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歷史時刻，又是在紙醉金迷、聲色犬馬，漢奸文化氾濫的歷史時期。只是與民國時期相比較，今天的漢奸文化更加可怕，民國時期只是政府打擊愛國媒體，中國媒體自身仍然傾向於抗日救亡，並且盡可能保護抗日言論和愛國人士，現在則是在打擊愛國言論和圍剿愛國人士方面，中國媒體的打擊力度要遠遠超過政府，如南方系、騰訊、新浪等主流媒體，批評和攻擊政府的一大罪狀，就是指責中國政府對愛國言論和愛國人士打擊不力。這些主流媒體能夠打造出一個把愛國人士稱為“愛國賊”的漢奸輿論氛圍，可見其漢奸的價值取向已經具有了多麼大的社會影響。可以說，當今中國媒體和輿論，已經完全達到了當初日本間諜大師、日本情報泰斗、日本卓越戰略家宗方小太郎的夢想程度——通過對中國實施“文力討伐”，根本不需要武力討伐，或者僅僅是把武力討伐作為威懾手段和輔助手段，就完全能夠征服中國。宗方小太郎為之奮鬥一生的輝煌目標，今天終於實現了。 “中美國”的形成就是典型，美國沒有放一槍一彈，沒有派一兵一卒，就建成了一個“中美國”。所謂“中美國”，就是“由中國娶媳婦，給美國生孩子”的一個新型共同體，把中國的財富轉移到美國，把美國的通貨膨脹轉移到中國。日本不甘心自己發明的戰略成果完全被美國所佔有，於是便宣布要用武力解決與中國的爭端，盡可能從宰殺中國這頭國際肥牛中獲取最大利益。
美國為了兵不血刃地肢解中國，也希望日本能夠為美國肢解中國打頭陣，所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突然放棄了以往並不鼓勵日本侵占中國領土的傳統立場，明確宣布釣魚島海域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如果中日之間就釣魚島問題發生衝突，美國將直接參戰打擊中國。希拉里不僅對日本做出了這樣的軍事承諾，還對菲律賓等諸多東南亞國家做出了同樣的軍事承諾，特別是希拉里的承諾並不只是代表美國一個國家的立場，而是代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49個國家的共同立場。從這個角度來說，如今中國面臨的亡國大禍無論怎麼估計都不會過分。
可憐的中國，在迫使自己人民勒緊褲腰、寧可犧牲子孫後代賴以生存的資源，也要滿足西方國家高消費的情況下，在任憑西方國家把老祖宗留下來的生存資源幾乎全部掏光的情況下，不僅沒有從西方國家獲得任何積極回報，現在居然變成了全世界發達國家即將共同打擊的宰殺對象！
附：日本揚言動用武力霸占釣魚島
轉自：大公報
【大公報訊】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錶示，如果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遭受侵略，日本將不惜一切代價，動用自衛隊行使自衛權將他們趕走。分析人士認為，枝野幸男言下之意是指中國可能侵犯爭議島嶼。
綜合媒體報導，枝野幸男10日在參院沖繩北方特別委員會會議上回答質詢時稱，“如果其它國家侵略尖閣諸島，日本將不顧犧牲一切行使自衛權加以排除”，將通過出動自衛隊等措施嚴加應對。
之後，枝野幸男11日在記者會上就自己此前發言稱若尖閣諸島被他國入侵將出動自衛隊一事表示，“可能會對我國與鄰國的經濟關係造成暫時性的損害，但我認為應優先考慮保衛國土及領土安全”。
日本傳媒說，這次是日本政府發言人第一次用如此強硬的口脗談論有關問題。
另外，日本的超黨派議員聯盟正起草法案，要求國會批准在尖閣諸島派駐自衛隊，建立海上保安廳基地，抗擊中國艦艇。日本新聞網援引議員聯盟透露的消息說，計劃提出的法案將於今年10月完成，將要求政府將釣魚島實施國有化，在島上駐紮自衛隊，實行軍事化管理。建立海上保安廳基地，建設漁船和巡邏船停靠的港灣等。
釣魚島列島由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和3塊小島礁，即大北小島、大南小島、飛瀨島等8個無人島礁組成，總面積約6.344平方公里。
（轉貼：wanshi
轉貼僅供參考，不代表博主觀點）
即使中國跪求和諧，戰亂也在走近
日本宣布：武力解決與中國的領土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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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官房長官枝野幸男在日本參院宣布，要用武力解決與中國的領土爭端釣魚島問題。這是歷史上日本第三次宣布要用武力解決與中國的領土爭端。讓人感到十分不安的是，歷史上日本先後三次宣布對中國使用武力，都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顛峰時期，也就是說，此前中國兩次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都是在遭受到日本侵略的亡國大禍中結束的。
第一次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人用武力終結了中國30年洋務運動的改革開放偉大成就。
30年洋務運動創造的財富被日本人盡數佔有，僅戰爭賠款和戰利品就超過白銀4億兩，相當於日本當年財政收入的7.5倍，如果按照現在的中國或日本財政收入來衡量，則相當於50多萬億人民幣。賠款不算還要割地，中日《馬關條約》規定把中國的遼東半島、台灣島、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
最引人矚目的是中日《馬關條約》還規定中國政府必須“一概赦免在戰爭中為日本軍隊服務的漢奸分子，免予追究。”日本之所以要強制中國政府接受這一條款，是因為漢奸在中日甲午海戰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當時日本艦隊是跨海作戰，燃煤消耗巨大，如果不能從中國當地獲得燃煤供應，日本艦隊根本無法持續作戰，這是關係到甲午海戰勝負的關鍵。結果是當時宰相李鴻章子女開辦的貿易公司向日本艦隊提供燃煤，幫助日本艦隊打敗了中國的北洋水師。李鴻章家族公司之所以要向日本艦隊供應燃煤，並非是故意賣國通敵當漢奸，而是遵循“貓論”的結果，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生產力為要務的結果。可見，李鴻章創建的北洋水師並非是敗在了日本艦隊之手，而是敗在了李鴻章子女的買辦資本之手，敗在了漢奸之手。這就是中日《馬關條約》強迫中國政府“免予追究”漢奸的原因。
甲午海戰再次印證了此前我們反復強調的那個基本觀點——中國從來沒有敗於外敵，無一例外地全都是敗於漢奸，歷史上日本敢於多次侵略中國，所憑藉的也是漢奸，抗戰時期所有日本炮樓裡的漢奸，在數量上都遠遠超過日本人，無一例外。中日甲午戰爭，如果沒有洋務運動造成的大量買辦資本和外資經濟做內應，日本艦隊絕不可能戰胜北洋水師。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是封建性國家戰勝買辦性國家的典型戰例。封建國家、封建制度之所以能夠打敗買辦國家、買辦製度，就在於封建國家沒有勾結外敵的買辦漢奸，而買辦國家的精英集團，在經濟上與帝國主義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上與帝國主義是依附關係，在軍事上就必然會勾結和投靠帝國主義。這就是歷史上除毛澤東時代之外，無論什麼國家哪怕是再糟糕的國家，都能夠打敗中國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用武力解決中國問題是1931年開始的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結束了民國黃金時代的改革開放。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全國人民義憤填膺，抗戰情緒十分強烈，可是，當時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在日本人已經用武力佔領中國東北，侵略戰爭已經成為既成事實的情況下，為推動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仍然堅持和平與發展的外交路線，以犧牲民族利益和國家領土的為代價，創造了10年所謂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
1934年，蔣介石匿名在《外交評論》雜誌發表《敵乎？友乎？ ——中日關係之檢討》的文章，要求日本“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唾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德感情與中國相結合”，以此來改善中日關係。同時，下令全國嚴格查禁反日言論，南京最高當局專門發出禁止全國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文規定“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否則定予嚴懲”，甚至蔣介石下達密令：“奢言抗日者，殺無赦”。包括本文後面所附的這家《大公報》，在當時也發表長篇評論擁護政府查禁抗日言論，認為從八國聯軍入侵到日本侵占東北，都是中國人自己盲目排外造成的，不應該責怪日本人和八國聯軍，並且與現在央視著名主持人一樣，強調“中國國民今後報國之道，惟在共同反省”，要求中國人在對待日本的態度上，必須“實行孔子言忠心、行篤敬之義”。當時國民政府對於日本不滿意的中國媒體，如同今天關閉愛國博客一樣，統統予以關閉。當時上海《新生》周刊發表了一篇雜文《閒話皇帝》，被日本認為是影射天皇，國民政府立刻關閉了《新生》雜誌，還把雜誌創辦人、東北愛國者杜重遠送上了法庭。
正是因為國民黨政權一方面，採用專製手段打造出一個愛國有罪、媚日有理的漢奸輿論環境，另一方面，又通過犧牲民族利益和國家領土形成的經濟上的黃金時代，打造出一個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腐爛生活環境，結果就是形成了一種瀰漫全國的漢奸文化，1937年黃金時代的改革開放達到頂峰時，漢奸文化也發展到頂峰，日本人一看時機已經成熟，立刻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戰爭一爆發，漢奸文化立刻發揮了巨大作用，4億人口的中國，居然出現了1千萬漢奸，2百萬偽軍，形成了日本人指揮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可悲現象。
目前是日本第三次宣布要用武力解決與中國的爭端。
如同列寧所言，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次日本宣布要要用武力解決與中國的爭端，要用武力永久霸占中國釣魚島海域，又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歷史時刻，又是在紙醉金迷、聲色犬馬，漢奸文化氾濫的歷史時期。只是與民國時期相比較，今天的漢奸文化更加可怕，民國時期只是政府打擊愛國媒體，中國媒體自身仍然傾向於抗日救亡，並且盡可能保護抗日言論和愛國人士，現在則是在打擊愛國言論和圍剿愛國人士方面，中國媒體的打擊力度要遠遠超過政府，如南方系、騰訊、新浪等主流媒體，批評和攻擊政府的一大罪狀，就是指責中國政府對愛國言論和愛國人士打擊不力。這些主流媒體能夠打造出一個把愛國人士稱為“愛國賊”的漢奸輿論氛圍，可見其漢奸的價值取向已經具有了多麼大的社會影響。可以說，當今中國媒體和輿論，已經完全達到了當初日本間諜大師、日本情報泰斗、日本卓越戰略家宗方小太郎的夢想程度——通過對中國實施“文力討伐”，根本不需要武力討伐，或者僅僅是把武力討伐作為威懾手段和輔助手段，就完全能夠征服中國。宗方小太郎為之奮鬥一生的輝煌目標，今天終於實現了。 “中美國”的形成就是典型，美國沒有放一槍一彈，沒有派一兵一卒，就建成了一個“中美國”。所謂“中美國”，就是“由中國娶媳婦，給美國生孩子”的一個新型共同體，把中國的財富轉移到美國，把美國的通貨膨脹轉移到中國。日本不甘心自己發明的戰略成果完全被美國所佔有，於是便宣布要用武力解決與中國的爭端，盡可能從宰殺中國這頭國際肥牛中獲取最大利益。
美國為了兵不血刃地肢解中國，也希望日本能夠為美國肢解中國打頭陣，所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突然放棄了以往並不鼓勵日本侵占中國領土的傳統立場，明確宣布釣魚島海域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如果中日之間就釣魚島問題發生衝突，美國將直接參戰打擊中國。希拉里不僅對日本做出了這樣的軍事承諾，還對菲律賓等諸多東南亞國家做出了同樣的軍事承諾，特別是希拉里的承諾並不只是代表美國一個國家的立場，而是代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49個國家的共同立場。從這個角度來說，如今中國面臨的亡國大禍無論怎麼估計都不會過分。
可憐的中國，在迫使自己人民勒緊褲腰、寧可犧牲子孫後代賴以生存的資源，也要滿足西方國家高消費的情況下，在任憑西方國家把老祖宗留下來的生存資源幾乎全部掏光的情況下，不僅沒有從西方國家獲得任何積極回報，現在居然變成了全世界發達國家即將共同打擊的宰殺對象！
附：日本揚言動用武力霸占釣魚島
轉自：大公報
【大公報訊】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錶示，如果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遭受侵略，日本將不惜一切代價，動用自衛隊行使自衛權將他們趕走。分析人士認為，枝野幸男言下之意是指中國可能侵犯爭議島嶼。
綜合媒體報導，枝野幸男10日在參院沖繩北方特別委員會會議上回答質詢時稱，“如果其它國家侵略尖閣諸島，日本將不顧犧牲一切行使自衛權加以排除”，將通過出動自衛隊等措施嚴加應對。
之後，枝野幸男11日在記者會上就自己此前發言稱若尖閣諸島被他國入侵將出動自衛隊一事表示，“可能會對我國與鄰國的經濟關係造成暫時性的損害，但我認為應優先考慮保衛國土及領土安全”。
日本傳媒說，這次是日本政府發言人第一次用如此強硬的口脗談論有關問題。
另外，日本的超黨派議員聯盟正起草法案，要求國會批准在尖閣諸島派駐自衛隊，建立海上保安廳基地，抗擊中國艦艇。日本新聞網援引議員聯盟透露的消息說，計劃提出的法案將於今年10月完成，將要求政府將釣魚島實施國有化，在島上駐紮自衛隊，實行軍事化管理。建立海上保安廳基地，建設漁船和巡邏船停靠的港灣等。
釣魚島列島由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和3塊小島礁，即大北小島、大南小島、飛瀨島等8個無人島礁組成，總面積約6.344平方公里。
（轉貼：wanshi
轉貼僅供參考，不代表博主觀點）
倫敦騷亂為中國敲響危機警鐘
2011-08-20
倫敦騷亂為中國敲響危機警鐘
作者：劉忠良
轉帖：wanshi
（轉帖僅供各方參考，不代表本博博主觀點）
2011年8月的英國倫敦騷亂，如2005年法國的騷亂一樣，反映兩個問題：移民和青年失業，青年失業埋下青年憤怒的隱患，移民問題成為加速加重事件爆發的導火索，猶如社會問題的兩顆炸彈相撞引爆。
這次騷亂起因於一名黑人青年與警察發生衝突導致死亡，2005年法國的騷亂也是因黑人而起。此次騷亂首先發生在20%人口為黑人移民的托特納姆區，在26年前，這裡也曾發生一起黑人引發的慘烈種族騷亂。警察當年突擊區內一名婦女的住家時，她受驚心髒病爆發不治，引起大暴動。約500名黑人攻擊警察、搶劫和縱火，打死一名警察，將近60人受傷。
英國倫敦的騷亂，看似與中國無關，實際上中國正在向這個方向邁進。
據廣東本地人統計，截至2009年，中國廣東的黑人非法移民數已達到70多萬，這些移民基本都是青年男性，並且還在以每年30%到40%的超高速增長。那麼，據此測算，到2030年，中國的黑人非法移民數將達到1500萬人，此後的移民速度可能大幅降低，不過到2050年，中國的黑人非法移民數也至少將達到5000萬人。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到2050年時，黑人將占到中國總人口數的三十分之一以上，連同黑黃混血兒，介時的黑人血統人口將達1億多人，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在25歲以下的中國人中，黑人及黑黃混血人的比例可能將高達四分之一左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05ba7e0100gl13.html）2009年發生在廣州的黑人圍攻派出所事件，只是中國外來移民問題小小的開始，未來更大的危機還在後頭。
也許有人認為外來移民不會增長那麼快。由於未來中國勞動人口的急劇減少，經濟發展的需要，將迫使中國引入外來勞動力。另一方面，由於未來老齡化壓力沉重，引來移民也是應對老齡化的一種方式。現在已經有學者指出，為了應對未來的勞動力短缺和養老壓力，中國應容忍亞非國家向中國大量移民。比如堅持中國計劃生育一百年不動搖的李小平，就主張讓外國勞動力來中國給中國養老。在現在國家中，黑色非洲國家生育率最高，人口結構最年輕，可以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輸出。隨著中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匱乏和老齡化的壓力必然將引來更多的黑人年輕人口進入中國。據預測，未來勞力缺口達到1億以上，中國將形成大規模的移民潮，成為除美國之外，容納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國家。如果沒有計劃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未來中國勞動力就不會嚴重匱乏，流入的外國勞動力也不會太多。
計劃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導致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低生育率。現在的低生育率，必然導致未來年輕勞動人口的急劇減少和老齡化的快速發展，人口也將隨後面臨崩塌式的減少。
年輕人口是汽車、房產、各種電子電器等大消費的主力。年輕人口的大幅下滑，會導致市場低迷，消費需求不振，而消費需求不振又會導致投資需求不振，最終總需求低迷不振。消費創造需求，需求創造就業，總需求不振必然帶來就業壓力沉重，尤其是青年就業問題。
在人口減少的同時，也會伴隨勞動力老化，由於高齡勞動力流動性差、重新培訓的費用高、接受新技術速度慢，很難適應產業調整的要求，這就會造成結構性失業，使社會失業率上升。與此同時，高齡勞動力與年輕人的就業競爭將明顯的顯現出來。由於老齡化嚴重，預期差，對政府和社會的養老能力的不信任導致高齡勞動力不願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與此同時，高齡勞動力有經驗，且願意接受更低的工資，結果給年輕人造成很大的就業競爭壓力。例如，日本在1990年代老齡化的速度非常快，10年之間老齡化從13%上升到17%。日本在1990年的失業率為2.1%，2001年失業率上升到5.6%。同時青年失業率持續上升，2003年日本15歲到24歲年齡組的平均失業率高達13.2%，致使日本年輕人自殺率世界第一。
在任何一個國家，總是孩子與年輕人口超前消費而中老年人口滯後消費，低生育率、老齡化的必然結果就是消費需求長期不振。一切投資需求皆源於最終消費，而一切最終消費都源於人的需求，低生育率、孩子與年輕人口減少、人口萎縮的必然結果就是投資需求長期不振。由人口經濟社會規律的總和所決定，任何一個經濟體，長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終會導致長期的“失業魔鬼”，由此引發嚴重的青年失業問題和青年憤怒，現在歐洲國家青年的鬱悶的正是這種人口問題造成的結果。
中國是很奇怪的國家，明明知道繼續計劃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會給未來造成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和養老壓力問題，並且此問題將引來外來勞動力流入和本民族人口的被替代，卻仍繼續這樣的政策。在中國，中國人只能生一個或一個半孩子，而外國人卻可以隨意生孩子，怎麼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生育權利卻低於外國人？現在繼續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必然會引來更嚴重的外國移民問題和未來青年失業問題。現在英國倫敦的事件，已經給中國敲響了危機的警鐘。卻很可惜，極少有中國人能理解或能看到這個警鐘。
倫敦騷亂為中國敲響危機警鐘
作者：劉忠良
轉帖：w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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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的英國倫敦騷亂，如2005年法國的騷亂一樣，反映兩個問題：移民和青年失業，青年失業埋下青年憤怒的隱患，移民問題成為加速加重事件爆發的導火索，猶如社會問題的兩顆炸彈相撞引爆。
這次騷亂起因於一名黑人青年與警察發生衝突導致死亡，2005年法國的騷亂也是因黑人而起。此次騷亂首先發生在20%人口為黑人移民的托特納姆區，在26年前，這裡也曾發生一起黑人引發的慘烈種族騷亂。警察當年突擊區內一名婦女的住家時，她受驚心髒病爆發不治，引起大暴動。約500名黑人攻擊警察、搶劫和縱火，打死一名警察，將近60人受傷。
英國倫敦的騷亂，看似與中國無關，實際上中國正在向這個方向邁進。
據廣東本地人統計，截至2009年，中國廣東的黑人非法移民數已達到70多萬，這些移民基本都是青年男性，並且還在以每年30%到40%的超高速增長。那麼，據此測算，到2030年，中國的黑人非法移民數將達到1500萬人，此後的移民速度可能大幅降低，不過到2050年，中國的黑人非法移民數也至少將達到5000萬人。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到2050年時，黑人將占到中國總人口數的三十分之一以上，連同黑黃混血兒，介時的黑人血統人口將達1億多人，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在25歲以下的中國人中，黑人及黑黃混血人的比例可能將高達四分之一左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05ba7e0100gl13.html）2009年發生在廣州的黑人圍攻派出所事件，只是中國外來移民問題小小的開始，未來更大的危機還在後頭。
也許有人認為外來移民不會增長那麼快。由於未來中國勞動人口的急劇減少，經濟發展的需要，將迫使中國引入外來勞動力。另一方面，由於未來老齡化壓力沉重，引來移民也是應對老齡化的一種方式。現在已經有學者指出，為了應對未來的勞動力短缺和養老壓力，中國應容忍亞非國家向中國大量移民。比如堅持中國計劃生育一百年不動搖的李小平，就主張讓外國勞動力來中國給中國養老。在現在國家中，黑色非洲國家生育率最高，人口結構最年輕，可以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輸出。隨著中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匱乏和老齡化的壓力必然將引來更多的黑人年輕人口進入中國。據預測，未來勞力缺口達到1億以上，中國將形成大規模的移民潮，成為除美國之外，容納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國家。如果沒有計劃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未來中國勞動力就不會嚴重匱乏，流入的外國勞動力也不會太多。
計劃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導致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低生育率。現在的低生育率，必然導致未來年輕勞動人口的急劇減少和老齡化的快速發展，人口也將隨後面臨崩塌式的減少。
年輕人口是汽車、房產、各種電子電器等大消費的主力。年輕人口的大幅下滑，會導致市場低迷，消費需求不振，而消費需求不振又會導致投資需求不振，最終總需求低迷不振。消費創造需求，需求創造就業，總需求不振必然帶來就業壓力沉重，尤其是青年就業問題。
在人口減少的同時，也會伴隨勞動力老化，由於高齡勞動力流動性差、重新培訓的費用高、接受新技術速度慢，很難適應產業調整的要求，這就會造成結構性失業，使社會失業率上升。與此同時，高齡勞動力與年輕人的就業競爭將明顯的顯現出來。由於老齡化嚴重，預期差，對政府和社會的養老能力的不信任導致高齡勞動力不願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與此同時，高齡勞動力有經驗，且願意接受更低的工資，結果給年輕人造成很大的就業競爭壓力。例如，日本在1990年代老齡化的速度非常快，10年之間老齡化從13%上升到17%。日本在1990年的失業率為2.1%，2001年失業率上升到5.6%。同時青年失業率持續上升，2003年日本15歲到24歲年齡組的平均失業率高達13.2%，致使日本年輕人自殺率世界第一。
在任何一個國家，總是孩子與年輕人口超前消費而中老年人口滯後消費，低生育率、老齡化的必然結果就是消費需求長期不振。一切投資需求皆源於最終消費，而一切最終消費都源於人的需求，低生育率、孩子與年輕人口減少、人口萎縮的必然結果就是投資需求長期不振。由人口經濟社會規律的總和所決定，任何一個經濟體，長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終會導致長期的“失業魔鬼”，由此引發嚴重的青年失業問題和青年憤怒，現在歐洲國家青年的鬱悶的正是這種人口問題造成的結果。
中國是很奇怪的國家，明明知道繼續計劃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會給未來造成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和養老壓力問題，並且此問題將引來外來勞動力流入和本民族人口的被替代，卻仍繼續這樣的政策。在中國，中國人只能生一個或一個半孩子，而外國人卻可以隨意生孩子，怎麼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生育權利卻低於外國人？現在繼續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必然會引來更嚴重的外國移民問題和未來青年失業問題。現在英國倫敦的事件，已經給中國敲響了危機的警鐘。卻很可惜，極少有中國人能理解或能看到這個警鐘。
轉基因食品
美國從未在本國推廣轉基因食品
2011-08-20 23:08:47| 分類： 默認分類|字號訂閱
作者：[ 落日尋道] 於2011-08-20 上帖美國從未在本國推廣轉基因食品
- wanshi - 何新網易博客
來源：強國深水
轉貼：wanshi
鼓吹轉基因種種好處的“鬥士”，在眾多媒體信誓旦旦標榜美國如何認可轉基因，對質疑轉基因的論點一律給予當頭棒斥。
現將美國相關機構認定的轉基因危害及美國限制推廣轉基因真相整理如下，請網友廣泛關注。
要比遠離毒品更遠地避開轉基因（中了毒癮可以戒毒，轉基因卻是不可逆的）：
一、危害人體健康。
2009年5月，美國環境醫學科學研究院推出報告稱：“一些動物實驗表明，食用轉基因食品有嚴重損害健康的風險，包括不育，免疫問題，加速老化，胰島素的調節和主要臟腑及胃腸系統的改變”。美國科學院環境醫學研究院得出的結論引起了轟動。
報告強烈建議：轉基因食品對病人有嚴重的安全威脅，號召成員醫生不要讓他們的病人食用轉基因食品，並教育所在社區民眾盡量避免食用轉基因食品。
對於轉基因的的侵害原理，研究院指出：插入到轉基因大豆裡的基因會轉移到生活在我們腸道裡的細菌的DNA裡面去，並繼續發揮作用。這意味著吃了之後，我們雖然不吃轉基因食物，在我們體內仍然不斷產生有潛在危害的基因蛋白質，“說透徹一點，吃轉基因玉米，會把我們的腸道細菌轉變成生活著的農藥製造廠，可能直至我們死為止”。
報告發布後，美國衛生部2009年底也發表科學論文，指明轉基因食品可對內臟造成傷害。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調研報告顯示，多數民眾對轉基因持有負面態度和懷疑態度。
其實，早在2008年，美國科學家便證實了長時間餵食轉基因玉米的小白鼠免疫系統會受到損害，該研究成果發表在同年《農業與食品化學》雜誌上。同年4月，美國政府主管食品藥品的部門FDA宣布撤消它在數年前頒布的CRY 9C轉基因玉米種植的工業指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該轉基因作物對人類健康安全有嚴重威脅。
世界著名生物學家普什帕米巴爾加在審查了600多個科學期刊後得出結論：轉基因生物是令美國人健康急劇惡化的一大因素。
在美國，轉基因食品雖然不做標識，但是經過官方鑑定的非轉基因食品，也就是天然有機食品都會打上明確標識。
二、產生超級雜草。
不下十種“超級雜草”正在美國22個州至少上百萬公頃農田中肆虐。這些農田的共同特點是，都種植了轉基因作物，並且使用了孟山都的“農達”專利除草劑。
“我們過去用不了一滴農藥就能殺死的小草，如今被轉基因轉成了對所有農藥都刀槍不入的超級大草。”安德森是美國田納西州西部的農民，從去年開始，他就開始為一種叫做長芒莧的雜草頭疼。
這種草每天可以長七八厘米，最高能長到兩米多，把農作物全都蓋在底下，見不到陽光。這種粗壯的雜草非常結實，收割機經常被它們打壞。
如今，除草劑“滋養”出來的抗除草劑雜草佈滿了農田，農民被迫噴灑毒性更強的除草劑。遺憾的是所有的除草劑對這種超級雜草都無濟於事，孟山都說開發針對這些變異雜草的除草劑還需要6年時間。
農民不可能等6年，為了除草，他們想盡辦法，或者乾脆用手工除草，在投入幾十萬美元代價治草依然無效後，不少農民選擇放棄。超級雜草在轉基因種植區蔓延，一些耕地被迫荒蕪。
三、產生超級害蟲
美國轉基因農田裡還出現了“超級蟲”。由於轉基因作物並不針對次生害蟲，這使得一些次生蟲漸漸成為作物的主要害蟲。而除蟲劑讓這些害蟲有了抗藥性，變成超級蟲，農民雖然投入更多的藥物治理蟲害，卻仍無濟於事。
美國國家科學院說：長期實踐證明，所謂防蟲害的轉基因作物種植需要拿出農田的20%套種同類天然作物，以便讓害蟲“有飯吃”，避免它們成為抗體“超級害蟲”。就是說，轉基因作物不但沒能防蟲害、反而促使原本是小蟲害的害蟲變成“超級害蟲”。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報告用16年的實踐事實和統計數據明確說明，長期種植轉基因作物會給農業經濟帶來無法糾正彌補的副作用。
四、美國掩蓋轉基因危害的真相
事實是，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已經對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發出警告：轉基因食品有內在的危險，並可能製造出難以檢測的過敏、新的疾病和營養問題。它敦促美國政府相關部門做嚴格的長期測試。但是，白宮下令該機構促進生物技術發展。
最終，FDA招募了孟山都的前律師邁克爾泰勒來負責研究出台轉基因的政策。這一政策出台後實行至今，政策宣布，任何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研究都是不需要的，食品的安全與否全由孟山都和其它生物技術公司來決定，泰勒後來成為孟山都的副總裁。
1992年，美國總統老布什宣布，轉基因食品與天然食品實質相同。此後，各屆總統的態度都是支持轉基因作物開發，奧巴馬也不例外。
奧巴馬上任後任命孟山都公司的說客伊斯蘭西迪基擔任白宮農業貿易代表，受到美國社會的猛烈抨擊。就此，《紐約時報》發表社論說：“誰是我們的談判代表？誰才可以真正代表美國農業的廣泛意見？”
讓運動員兼裁判員，讓與轉基因有直接利益關係的人來裁定轉基因，這就是美國政府的做法。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中國有關部門對轉基因採取的態度仿照了美國的辦法，與美國完全一致，是一脈相承的。
五、美國應對轉基因有安全底線
但值得關注的是，不管如何支持轉基因作物開發，美國政府始終有個底線：嚴防轉基因作物侵入現有的天然農業生產系統和天然食品供應系統。美國的天然農田面積遠遠超過轉基因農田面積，而且，轉基因農田大部分都是遠離天然農業和與世隔絕的新開墾田地。美國法規保障美國有足夠質量和數量的天然農田戰略儲備，即：一旦造成巨大危害而不得不放棄轉基因作物和現用農田，美國還有足夠的天然農田養活全體美國居民。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設置了轉基因安全底線。請問我們的農業部，我們有這樣的底線嗎？你們是怎樣確保中國的糧食安全的？
人們一定會記得被媒體捧得紅得發紫的“鬥士”對美國在轉基因問題上的種種吹噓。如今真相已經大白於天下，那些熱捧不明國籍的陰險“鬥士”的媒體難道不應該反思嗎？不應該良心發現嗎？你們這種對國家對人民不負責任的做法，難道不是犯罪嗎？
這個世界上有“是非”，還有“大是大非”。我們看到，正是在大是大非上，熱捧轉基因的不明國籍的“鬥士”旗幟鮮明地站到了美國孟山都、杜邦等跨國公司一邊，站到了置中國糧食安全與不顧，置中華民族種族安全與不顧的立場上。這些人究竟是些什麼人，他們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背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難道不應該引起警覺嗎？
2011-08-20 23:08:47| 分類： 默認分類|字號訂閱
作者：[ 落日尋道] 於2011-08-20 上帖美國從未在本國推廣轉基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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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轉基因種種好處的“鬥士”，在眾多媒體信誓旦旦標榜美國如何認可轉基因，對質疑轉基因的論點一律給予當頭棒斥。
現將美國相關機構認定的轉基因危害及美國限制推廣轉基因真相整理如下，請網友廣泛關注。
要比遠離毒品更遠地避開轉基因（中了毒癮可以戒毒，轉基因卻是不可逆的）：
一、危害人體健康。
2009年5月，美國環境醫學科學研究院推出報告稱：“一些動物實驗表明，食用轉基因食品有嚴重損害健康的風險，包括不育，免疫問題，加速老化，胰島素的調節和主要臟腑及胃腸系統的改變”。美國科學院環境醫學研究院得出的結論引起了轟動。
報告強烈建議：轉基因食品對病人有嚴重的安全威脅，號召成員醫生不要讓他們的病人食用轉基因食品，並教育所在社區民眾盡量避免食用轉基因食品。
對於轉基因的的侵害原理，研究院指出：插入到轉基因大豆裡的基因會轉移到生活在我們腸道裡的細菌的DNA裡面去，並繼續發揮作用。這意味著吃了之後，我們雖然不吃轉基因食物，在我們體內仍然不斷產生有潛在危害的基因蛋白質，“說透徹一點，吃轉基因玉米，會把我們的腸道細菌轉變成生活著的農藥製造廠，可能直至我們死為止”。
報告發布後，美國衛生部2009年底也發表科學論文，指明轉基因食品可對內臟造成傷害。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調研報告顯示，多數民眾對轉基因持有負面態度和懷疑態度。
其實，早在2008年，美國科學家便證實了長時間餵食轉基因玉米的小白鼠免疫系統會受到損害，該研究成果發表在同年《農業與食品化學》雜誌上。同年4月，美國政府主管食品藥品的部門FDA宣布撤消它在數年前頒布的CRY 9C轉基因玉米種植的工業指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該轉基因作物對人類健康安全有嚴重威脅。
世界著名生物學家普什帕米巴爾加在審查了600多個科學期刊後得出結論：轉基因生物是令美國人健康急劇惡化的一大因素。
在美國，轉基因食品雖然不做標識，但是經過官方鑑定的非轉基因食品，也就是天然有機食品都會打上明確標識。
二、產生超級雜草。
不下十種“超級雜草”正在美國22個州至少上百萬公頃農田中肆虐。這些農田的共同特點是，都種植了轉基因作物，並且使用了孟山都的“農達”專利除草劑。
“我們過去用不了一滴農藥就能殺死的小草，如今被轉基因轉成了對所有農藥都刀槍不入的超級大草。”安德森是美國田納西州西部的農民，從去年開始，他就開始為一種叫做長芒莧的雜草頭疼。
這種草每天可以長七八厘米，最高能長到兩米多，把農作物全都蓋在底下，見不到陽光。這種粗壯的雜草非常結實，收割機經常被它們打壞。
如今，除草劑“滋養”出來的抗除草劑雜草佈滿了農田，農民被迫噴灑毒性更強的除草劑。遺憾的是所有的除草劑對這種超級雜草都無濟於事，孟山都說開發針對這些變異雜草的除草劑還需要6年時間。
農民不可能等6年，為了除草，他們想盡辦法，或者乾脆用手工除草，在投入幾十萬美元代價治草依然無效後，不少農民選擇放棄。超級雜草在轉基因種植區蔓延，一些耕地被迫荒蕪。
三、產生超級害蟲
美國轉基因農田裡還出現了“超級蟲”。由於轉基因作物並不針對次生害蟲，這使得一些次生蟲漸漸成為作物的主要害蟲。而除蟲劑讓這些害蟲有了抗藥性，變成超級蟲，農民雖然投入更多的藥物治理蟲害，卻仍無濟於事。
美國國家科學院說：長期實踐證明，所謂防蟲害的轉基因作物種植需要拿出農田的20%套種同類天然作物，以便讓害蟲“有飯吃”，避免它們成為抗體“超級害蟲”。就是說，轉基因作物不但沒能防蟲害、反而促使原本是小蟲害的害蟲變成“超級害蟲”。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報告用16年的實踐事實和統計數據明確說明，長期種植轉基因作物會給農業經濟帶來無法糾正彌補的副作用。
四、美國掩蓋轉基因危害的真相
事實是，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已經對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發出警告：轉基因食品有內在的危險，並可能製造出難以檢測的過敏、新的疾病和營養問題。它敦促美國政府相關部門做嚴格的長期測試。但是，白宮下令該機構促進生物技術發展。
最終，FDA招募了孟山都的前律師邁克爾泰勒來負責研究出台轉基因的政策。這一政策出台後實行至今，政策宣布，任何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研究都是不需要的，食品的安全與否全由孟山都和其它生物技術公司來決定，泰勒後來成為孟山都的副總裁。
1992年，美國總統老布什宣布，轉基因食品與天然食品實質相同。此後，各屆總統的態度都是支持轉基因作物開發，奧巴馬也不例外。
奧巴馬上任後任命孟山都公司的說客伊斯蘭西迪基擔任白宮農業貿易代表，受到美國社會的猛烈抨擊。就此，《紐約時報》發表社論說：“誰是我們的談判代表？誰才可以真正代表美國農業的廣泛意見？”
讓運動員兼裁判員，讓與轉基因有直接利益關係的人來裁定轉基因，這就是美國政府的做法。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中國有關部門對轉基因採取的態度仿照了美國的辦法，與美國完全一致，是一脈相承的。
五、美國應對轉基因有安全底線
但值得關注的是，不管如何支持轉基因作物開發，美國政府始終有個底線：嚴防轉基因作物侵入現有的天然農業生產系統和天然食品供應系統。美國的天然農田面積遠遠超過轉基因農田面積，而且，轉基因農田大部分都是遠離天然農業和與世隔絕的新開墾田地。美國法規保障美國有足夠質量和數量的天然農田戰略儲備，即：一旦造成巨大危害而不得不放棄轉基因作物和現用農田，美國還有足夠的天然農田養活全體美國居民。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設置了轉基因安全底線。請問我們的農業部，我們有這樣的底線嗎？你們是怎樣確保中國的糧食安全的？
人們一定會記得被媒體捧得紅得發紫的“鬥士”對美國在轉基因問題上的種種吹噓。如今真相已經大白於天下，那些熱捧不明國籍的陰險“鬥士”的媒體難道不應該反思嗎？不應該良心發現嗎？你們這種對國家對人民不負責任的做法，難道不是犯罪嗎？
這個世界上有“是非”，還有“大是大非”。我們看到，正是在大是大非上，熱捧轉基因的不明國籍的“鬥士”旗幟鮮明地站到了美國孟山都、杜邦等跨國公司一邊，站到了置中國糧食安全與不顧，置中華民族種族安全與不顧的立場上。這些人究竟是些什麼人，他們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背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難道不應該引起警覺嗎？
全面核大戰的可能
何新：論第六代戰爭
2011-08-21
wanshi按：老何這文寫於8年前。
何新認為： 2008年爆發以來一直不斷持續深化的世界金融危機，在未來可見的年代內仍難以結束和復蘇。這場危機嚴重於20世紀1929年爆發的那場危機。歷史告誡人類：重大持久的經濟危機最終往往會導向內亂（革命）或戰爭。
－－－－－－－－－－－－－－－－－－－－－－－－－
論第六代戰爭
伊拉克戰爭的新軍事特點
（2003年4月11日）
1
[ 轉自鐵血社區http://bbs.tiexue.net/]
伊戰前我曾說過，美對伊戰爭不會遭遇大規模的有意義抗擊。戰爭進程已證實這一點。只是當初我未想到伊拉克人的愛國情緒如此強烈以及軍隊初期的抵抗意志如此頑強。我也未料到戰爭的終局是如此地缺少戲劇性。短短二十幾天的戰爭如曇花一現。
但是，這次戰爭對於當代歷史乃是一個具有深刻斷裂性意義的轉折點。所帶來的極其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影響，會在一個長遠的時期中逐漸顯現出來。而在世界軍事史上，這次戰爭也具有某種劃時代性的意義。
這場戰爭的確較全面地顯現了當代軍事技術革命之後所形成的新一代戰爭的若干基本特點。
2
根據歷史上的戰爭特點，可以將伊拉克戰爭前的人類戰爭形態劃分為五代:
第一代步戰（獵人之戰）。
第二代車戰（畜力戰）。
第三代騎戰（衛青、霍去病與成吉思汗的大規模騎兵兵團，機動性與衝擊力）。
第四代大規模火器戰（拿破崙戰爭，一戰）。
第五代機械及化學能力戰爭。 （二戰、朝戰、越戰）。
從表面上看，伊拉克戰爭似乎仍然與第五代戰爭有諸多相似之點（飛機、坦克、大規模空襲等）；但實際上，這次戰爭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應用人工智能武器的戰爭，因而呈現了完全不同於傳統機械化戰爭的新軍事技術特點。
觀察這場戰爭時，我們必須密切注意以下四點：
1.伊方之雷達及地空導彈防禦體係幾乎完全失效。
[ 轉自鐵血社區http://bbs.tiexue.net/]
2.雷達製導反坦克彈大部分失效。
3.傳統空軍及空戰模式失效。
4.傳統地面戰及防禦模式失效。
實際上，類似的情況，在第一次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中也曾局部地出現，但在這次戰爭中則全面地出現。
正是這四大特點的出現，向人們提示著一種新的戰爭形態——我稱之為第六代戰爭：智能化戰爭的出現。
也正是由於對這種高智能化戰爭形態及規律缺少認知，因此CCTV點評此次戰爭的軍事專家們普遍犯了兩個錯誤：
1.仍然從第五代戰爭，即傳統機械化戰爭的模式來解讀此次戰爭。所以他們一直在期待發生大規模地面攻擊和防禦，大規模空戰和坦克戰。而當這一切沒有發生時（事實上，正如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中的情況一樣，這種對抗根本不可能發生）；人們對戰爭的突然終結感到目瞪口呆。
[ 轉自鐵血社區http://bbs.tiexue.net/]
2.關於現代高科技軍事革命，人們在口頭已講了多年。但人們往往僅是從個別武器發展的角度，例如某種飛機的新性能，某種坦克的新性能，某種導彈或新型炸彈的性能提升等角度而孤立地看待當代軍事科技的演進。
3
這種認知錯誤會導致對於未來新戰爭形態的戰略性的誤判。
在第二次大戰前，最初只有德國的少數精英戰略家（如隆美爾）天才地意識到，由於飛機與坦克這兩種新式機械化力量的出現，如果對二者進行大規模集中使用，將可能導致戰爭組織形態的突變，這也就是後來席捲歐洲的德式閃擊戰的由來。
法國之所以在兩個星期內被德軍攻破，正如今天之伊拉克一樣，並非由於法國工業經濟力量不足或坦克、大砲、戰機數量的缺少，而主要正是由於其政治家和軍事領袖對第五代新的戰爭組織形態的昧然無知。因此法國在戰前投入巨資構建的“馬其諾防線”，其戰略思想仍是應對第四代戰爭模式的，但卻完全無力應對軍事力量具有極高機動性的第五代戰爭。
伊拉克戰爭前，拉姆斯菲爾德就提出了“精確閃擊戰”這一新的戰爭概念。這一新戰爭概念的真正涵義在於所謂“精確”二字，其實就是指當代戰爭形態的高度智能化。
由於當代整體軍事技術特別是反雷達武器和空天一體（衛星）全球無遮蔽偵察系統的構成，已可以使整個戰爭技術體系和样式，在人工智能的組織導引下發生重大的革命。而也就意味著，機械化戰爭時代已經進展到智能化戰爭的新時代。
如果中國在未來必鬚麵對美國所發動的（第三次或第四次）世界戰爭，那麼中國所要面對的將不僅是所謂“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而是具有全新戰略和戰術形態的人工智能戰爭，即第六代戰爭。
當今世界和中國所面臨的重大危險，不會因“世界多極化”以及“和平發展為主題”的欺人煙霧而自動消失。軍事領導以及軍事家對戰爭危險及未來戰爭新形態演進的無知，更會喪失決戰決勝的任何先在可能性。
4
在此次伊拉克戰爭中，美國的戰法完全出乎多位國內軍事評論家的意料。
美軍並沒有謀求逐城攻占，當兵臨巴格達城下時，也沒有採用重兵合圍。而是在空天智能信息系統的組織下，在空中力量的層層掩護下，僅以小部兵力牽制幾個城市，保護後勤暢通，打通關鍵道路，然後以主力裝甲縱隊，一路堅決突進巴格達。在空軍特別是直升機的強力配合下，摧毀伊拉克的中樞控制機構，電信通訊系統，電視廣播系統，切斷伊拉克的指揮中樞和輿論通道。
許多專家曾設想在巴格達、巴士拉會爆發傳統形態的激烈巷戰，美英聯軍會付出重大傷亡。但是美英聯軍根本不對每棟建築實施攻擊佔領，而是以直升機為掩護，以坦克、裝甲車為突擊力量，對城市中任何有反抗的大樓不是以步兵登臨奪取，而是以空中或坦克火力摧毀整個建築予以毀滅性壓制。在新型的高爆力炸藥面前，鋼筋水泥式的防禦堡壘已經完全過時。
(許多人現在還在議論伊軍主力及薩達姆班子的突然消失之謎。實際上，根據巴格達戰局的突然轉折，我們可以推測，薩達姆領導班子中的多數成員已在美軍的第二次“斬首”轟炸中死亡。所以，伊軍此後不能組織對美軍的任何有效抵抗。
我認為美軍應早已了解這一點。只是出於更深遠的政治原因暫未公佈。也許是因為他們仍想以窩藏薩達姆罪名栽臟於下一個打擊目標。正如美軍用裝甲車從遠地運來反對派推倒薩達姆銅像一樣；這些步驟無不出自精心構設。都是從屬於美國為長期控制伊拉克，將來對伊實施分而治之戰略而運籌的有意識政治計謀。 )
5
根據第一次海灣戰爭以來美國近年幾次戰爭的模式，特別是觀察伊戰的進程，我們可以從其戰爭程序中抽像出以下的四個主要步驟：
1.第一波：試探性空中攻擊，在衛星及電子偵察下，察清敵方雷達及防空體系的目標。
2.第二波：以戰斧導彈及B52飛機實施大規模空中打擊，打擊對象主要是各種制導雷達和防空導彈陣地。使用電子乾擾和反雷達武器，徹底摧毀敵方對空防禦體系、飛機及導彈的雷達導航體系。其結果就是，防空導彈只能盲射，飛機不能升空，地地導彈失去製導有如醉漢。
3.第三波：空中打擊，主要用於摧毀敵軍地面裝甲集群、武裝部隊隱藏區域以及陸地（包括地下）防禦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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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波：在完成以上步驟後，從而基本上摧毀敵軍有組織抵抗力量和抵抗意志後，再以阿帕奇“空中坦克”掩護地面裝甲部隊一路突進。
對空襲後尚殘存的敵軍坦克及殘余武裝力量，也主要以阿帕奇“空中坦克”來摧毀,由於主要是以空中“坦克”來殲擊地面坦克，因此自然就不可能再發生大規模的地面坦克戰。
在美國的強大的空天偵察系統和空中打擊力量配合之下，敵軍任何大規模集結和運動的部隊及防禦陣地，均被空中力量一一摧毀。在新型的多種類炸彈面前，舊式的防禦工事和地下掩體以及裝甲防護體系均已不能奏效。
6
應當注意，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對空中力量的運用，已根本不是為了奪取傳統意義的所謂“制空權”。
在第五代戰爭中，空中攻擊只是地面攻擊的輔助力量。但在第六代戰爭中，空中攻擊則已成為主導戰爭的決定性力量。美軍將空中打擊，由戰術性的變成戰略性的，以其作為摧毀敵軍地面部隊的主要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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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整個戰爭進程中，對伊方主要武裝力量的打擊，都是通過電子製控下的空中打擊完成，而主要不是依靠傳統的地面力量。這就是這場戰爭的新穎性之所在。
而之所以能作到這一點的前提，是由於反雷達智能武器的出現，幾乎徹底摧毀了敵之防空導彈體系。
正因為如此，這場戰爭顯示出一種嶄新的戰爭模式：空中力量取代和壓倒了地面力量。伊拉克也有空軍，也有較先進的前蘇式戰機。但是，由於反雷達武器的應用，這些武器成為了瞎子和癱子，看不清路，上不了天。如果強行上天也只能被迅速擊落。美軍之所以能實現這一點，根本原因還在於從衛星到無人偵察機及特種部隊所編織的一個全信息智能組織網，以及反雷達電子武器網。
這確實是嶄新的劃時代意義的軍事革命，即由大規模集結陸地軍事力量的地面戰爭，轉變為主要依靠高科技電子製導的空中控制力量、使用新型爆炸工具的超地面戰爭。這種由超地力量形成的居高臨下之勢，就是所謂“不對稱戰爭”的涵義。
必須指出，在當今之世，除美國外，沒有第二個國家或地區具有進行這種智能化戰爭的全面綜合能力（包括俄羅斯和歐盟在內）。
俄羅斯目前的整體軍事技術體系，仍然屬於第五代戰爭的範疇。從第一次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到此次伊拉克戰爭，不僅證明俄式武器系統（飛毛腿、薩姆系列、蘇式戰機及雷達系統包括反衛星制導的“GPS”干擾系統）已全面過時和失效。而且由於俄羅斯經濟的削弱，國防軍工科研體系的瓦解，看來短期內也很難形成應對第六代智能性常規戰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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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憑藉一個核保護傘外，俄美軍事技術與戰爭理念的這種差距，在今後年代中，還將不斷擴大。這也就是美國在此次戰爭期間，對俄羅斯敢於如此渺視——幾乎視之若完全不存在的根本原因。
一旦美國將TMD全球導彈防禦體系建成，則一個覆蓋全球的智能戰爭新體係也就全部構造完成。美國若干潛在對手國家用以威懾美國的最後工具——核武系統也將失效。到那時，一個以這種絕對不對稱軍事力量為後盾的單極軍事政治體系，即以華盛頓為世界首都的全球聯邦帝國體係也就必將隨之而推出了。
7
但是，許多人們會關心的是，伊拉克戰爭模式是否也適用於對付核大國？是否是完全打不破的？答案是：否，並非如此！
如果大國具有核力量，並且在對抗中具有敢於使用這種力量的決心和意志，那麼，只要對美國逼近的航母艦群和航空基地使用戰術核力量，即足以粉碎其攻擊。同時，還可以在外層空間摧毀其衛星GPS系統，使其智能指揮體系癱疾。
但是，這也就意味著，這種對抗會將令人類立即被推入核大戰和世界大戰的毀滅性火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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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慮使用核武力，那麼若干大國就必須警惕，在與美國發生對抗性戰略危機時，美國可能：
（1）實施先發製人的突然性攻擊，以“斬首”行動，襲擊首腦、中樞系統。
（2）以反雷達武器和空中力量摧毀防空體系和製導體系。
（3）佔領控制中心城市，促使敵國內亂和裂變。
但是，如果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具有頑強抵抗意志和嚴密內部組織的核大國，這種先發製人的戰爭行動也可能導致一場全面核大戰以及地球的核毀滅。
由於美國鷹派政客對其在常規軍事力量領域中的這種不對稱軍力，已產生相當狂妄的迷信，因此美國當今正在成為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比利時首相最近說美國已經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超級大國，原因即在於此！
（本文首發於何新中國論壇及興華論壇，2003年。參看http://bbs.tiexue.net/post_3520932_1.html）
2011-08-21
wanshi按：老何這文寫於8年前。
何新認為： 2008年爆發以來一直不斷持續深化的世界金融危機，在未來可見的年代內仍難以結束和復蘇。這場危機嚴重於20世紀1929年爆發的那場危機。歷史告誡人類：重大持久的經濟危機最終往往會導向內亂（革命）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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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第六代戰爭
伊拉克戰爭的新軍事特點
（2003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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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戰前我曾說過，美對伊戰爭不會遭遇大規模的有意義抗擊。戰爭進程已證實這一點。只是當初我未想到伊拉克人的愛國情緒如此強烈以及軍隊初期的抵抗意志如此頑強。我也未料到戰爭的終局是如此地缺少戲劇性。短短二十幾天的戰爭如曇花一現。
但是，這次戰爭對於當代歷史乃是一個具有深刻斷裂性意義的轉折點。所帶來的極其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影響，會在一個長遠的時期中逐漸顯現出來。而在世界軍事史上，這次戰爭也具有某種劃時代性的意義。
這場戰爭的確較全面地顯現了當代軍事技術革命之後所形成的新一代戰爭的若干基本特點。
2
根據歷史上的戰爭特點，可以將伊拉克戰爭前的人類戰爭形態劃分為五代:
第一代步戰（獵人之戰）。
第二代車戰（畜力戰）。
第三代騎戰（衛青、霍去病與成吉思汗的大規模騎兵兵團，機動性與衝擊力）。
第四代大規模火器戰（拿破崙戰爭，一戰）。
第五代機械及化學能力戰爭。 （二戰、朝戰、越戰）。
從表面上看，伊拉克戰爭似乎仍然與第五代戰爭有諸多相似之點（飛機、坦克、大規模空襲等）；但實際上，這次戰爭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應用人工智能武器的戰爭，因而呈現了完全不同於傳統機械化戰爭的新軍事技術特點。
觀察這場戰爭時，我們必須密切注意以下四點：
1.伊方之雷達及地空導彈防禦體係幾乎完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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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達製導反坦克彈大部分失效。
3.傳統空軍及空戰模式失效。
4.傳統地面戰及防禦模式失效。
實際上，類似的情況，在第一次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中也曾局部地出現，但在這次戰爭中則全面地出現。
正是這四大特點的出現，向人們提示著一種新的戰爭形態——我稱之為第六代戰爭：智能化戰爭的出現。
也正是由於對這種高智能化戰爭形態及規律缺少認知，因此CCTV點評此次戰爭的軍事專家們普遍犯了兩個錯誤：
1.仍然從第五代戰爭，即傳統機械化戰爭的模式來解讀此次戰爭。所以他們一直在期待發生大規模地面攻擊和防禦，大規模空戰和坦克戰。而當這一切沒有發生時（事實上，正如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中的情況一樣，這種對抗根本不可能發生）；人們對戰爭的突然終結感到目瞪口呆。
[ 轉自鐵血社區http://bbs.tiexue.net/]
2.關於現代高科技軍事革命，人們在口頭已講了多年。但人們往往僅是從個別武器發展的角度，例如某種飛機的新性能，某種坦克的新性能，某種導彈或新型炸彈的性能提升等角度而孤立地看待當代軍事科技的演進。
3
這種認知錯誤會導致對於未來新戰爭形態的戰略性的誤判。
在第二次大戰前，最初只有德國的少數精英戰略家（如隆美爾）天才地意識到，由於飛機與坦克這兩種新式機械化力量的出現，如果對二者進行大規模集中使用，將可能導致戰爭組織形態的突變，這也就是後來席捲歐洲的德式閃擊戰的由來。
法國之所以在兩個星期內被德軍攻破，正如今天之伊拉克一樣，並非由於法國工業經濟力量不足或坦克、大砲、戰機數量的缺少，而主要正是由於其政治家和軍事領袖對第五代新的戰爭組織形態的昧然無知。因此法國在戰前投入巨資構建的“馬其諾防線”，其戰略思想仍是應對第四代戰爭模式的，但卻完全無力應對軍事力量具有極高機動性的第五代戰爭。
伊拉克戰爭前，拉姆斯菲爾德就提出了“精確閃擊戰”這一新的戰爭概念。這一新戰爭概念的真正涵義在於所謂“精確”二字，其實就是指當代戰爭形態的高度智能化。
由於當代整體軍事技術特別是反雷達武器和空天一體（衛星）全球無遮蔽偵察系統的構成，已可以使整個戰爭技術體系和样式，在人工智能的組織導引下發生重大的革命。而也就意味著，機械化戰爭時代已經進展到智能化戰爭的新時代。
如果中國在未來必鬚麵對美國所發動的（第三次或第四次）世界戰爭，那麼中國所要面對的將不僅是所謂“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而是具有全新戰略和戰術形態的人工智能戰爭，即第六代戰爭。
當今世界和中國所面臨的重大危險，不會因“世界多極化”以及“和平發展為主題”的欺人煙霧而自動消失。軍事領導以及軍事家對戰爭危險及未來戰爭新形態演進的無知，更會喪失決戰決勝的任何先在可能性。
4
在此次伊拉克戰爭中，美國的戰法完全出乎多位國內軍事評論家的意料。
美軍並沒有謀求逐城攻占，當兵臨巴格達城下時，也沒有採用重兵合圍。而是在空天智能信息系統的組織下，在空中力量的層層掩護下，僅以小部兵力牽制幾個城市，保護後勤暢通，打通關鍵道路，然後以主力裝甲縱隊，一路堅決突進巴格達。在空軍特別是直升機的強力配合下，摧毀伊拉克的中樞控制機構，電信通訊系統，電視廣播系統，切斷伊拉克的指揮中樞和輿論通道。
許多專家曾設想在巴格達、巴士拉會爆發傳統形態的激烈巷戰，美英聯軍會付出重大傷亡。但是美英聯軍根本不對每棟建築實施攻擊佔領，而是以直升機為掩護，以坦克、裝甲車為突擊力量，對城市中任何有反抗的大樓不是以步兵登臨奪取，而是以空中或坦克火力摧毀整個建築予以毀滅性壓制。在新型的高爆力炸藥面前，鋼筋水泥式的防禦堡壘已經完全過時。
(許多人現在還在議論伊軍主力及薩達姆班子的突然消失之謎。實際上，根據巴格達戰局的突然轉折，我們可以推測，薩達姆領導班子中的多數成員已在美軍的第二次“斬首”轟炸中死亡。所以，伊軍此後不能組織對美軍的任何有效抵抗。
我認為美軍應早已了解這一點。只是出於更深遠的政治原因暫未公佈。也許是因為他們仍想以窩藏薩達姆罪名栽臟於下一個打擊目標。正如美軍用裝甲車從遠地運來反對派推倒薩達姆銅像一樣；這些步驟無不出自精心構設。都是從屬於美國為長期控制伊拉克，將來對伊實施分而治之戰略而運籌的有意識政治計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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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一次海灣戰爭以來美國近年幾次戰爭的模式，特別是觀察伊戰的進程，我們可以從其戰爭程序中抽像出以下的四個主要步驟：
1.第一波：試探性空中攻擊，在衛星及電子偵察下，察清敵方雷達及防空體系的目標。
2.第二波：以戰斧導彈及B52飛機實施大規模空中打擊，打擊對象主要是各種制導雷達和防空導彈陣地。使用電子乾擾和反雷達武器，徹底摧毀敵方對空防禦體系、飛機及導彈的雷達導航體系。其結果就是，防空導彈只能盲射，飛機不能升空，地地導彈失去製導有如醉漢。
3.第三波：空中打擊，主要用於摧毀敵軍地面裝甲集群、武裝部隊隱藏區域以及陸地（包括地下）防禦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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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波：在完成以上步驟後，從而基本上摧毀敵軍有組織抵抗力量和抵抗意志後，再以阿帕奇“空中坦克”掩護地面裝甲部隊一路突進。
對空襲後尚殘存的敵軍坦克及殘余武裝力量，也主要以阿帕奇“空中坦克”來摧毀,由於主要是以空中“坦克”來殲擊地面坦克，因此自然就不可能再發生大規模的地面坦克戰。
在美國的強大的空天偵察系統和空中打擊力量配合之下，敵軍任何大規模集結和運動的部隊及防禦陣地，均被空中力量一一摧毀。在新型的多種類炸彈面前，舊式的防禦工事和地下掩體以及裝甲防護體系均已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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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注意，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對空中力量的運用，已根本不是為了奪取傳統意義的所謂“制空權”。
在第五代戰爭中，空中攻擊只是地面攻擊的輔助力量。但在第六代戰爭中，空中攻擊則已成為主導戰爭的決定性力量。美軍將空中打擊，由戰術性的變成戰略性的，以其作為摧毀敵軍地面部隊的主要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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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整個戰爭進程中，對伊方主要武裝力量的打擊，都是通過電子製控下的空中打擊完成，而主要不是依靠傳統的地面力量。這就是這場戰爭的新穎性之所在。
而之所以能作到這一點的前提，是由於反雷達智能武器的出現，幾乎徹底摧毀了敵之防空導彈體系。
正因為如此，這場戰爭顯示出一種嶄新的戰爭模式：空中力量取代和壓倒了地面力量。伊拉克也有空軍，也有較先進的前蘇式戰機。但是，由於反雷達武器的應用，這些武器成為了瞎子和癱子，看不清路，上不了天。如果強行上天也只能被迅速擊落。美軍之所以能實現這一點，根本原因還在於從衛星到無人偵察機及特種部隊所編織的一個全信息智能組織網，以及反雷達電子武器網。
這確實是嶄新的劃時代意義的軍事革命，即由大規模集結陸地軍事力量的地面戰爭，轉變為主要依靠高科技電子製導的空中控制力量、使用新型爆炸工具的超地面戰爭。這種由超地力量形成的居高臨下之勢，就是所謂“不對稱戰爭”的涵義。
必須指出，在當今之世，除美國外，沒有第二個國家或地區具有進行這種智能化戰爭的全面綜合能力（包括俄羅斯和歐盟在內）。
俄羅斯目前的整體軍事技術體系，仍然屬於第五代戰爭的範疇。從第一次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到此次伊拉克戰爭，不僅證明俄式武器系統（飛毛腿、薩姆系列、蘇式戰機及雷達系統包括反衛星制導的“GPS”干擾系統）已全面過時和失效。而且由於俄羅斯經濟的削弱，國防軍工科研體系的瓦解，看來短期內也很難形成應對第六代智能性常規戰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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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憑藉一個核保護傘外，俄美軍事技術與戰爭理念的這種差距，在今後年代中，還將不斷擴大。這也就是美國在此次戰爭期間，對俄羅斯敢於如此渺視——幾乎視之若完全不存在的根本原因。
一旦美國將TMD全球導彈防禦體系建成，則一個覆蓋全球的智能戰爭新體係也就全部構造完成。美國若干潛在對手國家用以威懾美國的最後工具——核武系統也將失效。到那時，一個以這種絕對不對稱軍事力量為後盾的單極軍事政治體系，即以華盛頓為世界首都的全球聯邦帝國體係也就必將隨之而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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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許多人們會關心的是，伊拉克戰爭模式是否也適用於對付核大國？是否是完全打不破的？答案是：否，並非如此！
如果大國具有核力量，並且在對抗中具有敢於使用這種力量的決心和意志，那麼，只要對美國逼近的航母艦群和航空基地使用戰術核力量，即足以粉碎其攻擊。同時，還可以在外層空間摧毀其衛星GPS系統，使其智能指揮體系癱疾。
但是，這也就意味著，這種對抗會將令人類立即被推入核大戰和世界大戰的毀滅性火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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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慮使用核武力，那麼若干大國就必須警惕，在與美國發生對抗性戰略危機時，美國可能：
（1）實施先發製人的突然性攻擊，以“斬首”行動，襲擊首腦、中樞系統。
（2）以反雷達武器和空中力量摧毀防空體系和製導體系。
（3）佔領控制中心城市，促使敵國內亂和裂變。
但是，如果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具有頑強抵抗意志和嚴密內部組織的核大國，這種先發製人的戰爭行動也可能導致一場全面核大戰以及地球的核毀滅。
由於美國鷹派政客對其在常規軍事力量領域中的這種不對稱軍力，已產生相當狂妄的迷信，因此美國當今正在成為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比利時首相最近說美國已經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超級大國，原因即在於此！
（本文首發於何新中國論壇及興華論壇，2003年。參看http://bbs.tiexue.net/post_3520932_1.html）
2011年8月18日
敵人敬畏佩服的兩個中國人
從駱家輝看美國的對華策略
2011-08-18 盧麒元
從商業背景的雷德，到文化背景的洪博培，再到政治背景的駱家輝，從近年來美國駐華大使的背景資料，可以感受到美國近年來對華策略的變化。
顯而易見，雷德對於推動中美經濟關係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言而喻，洪博培對於培育中國主流精英的“普世價值”發揮了“傳教士”的影響力。可以預測，駱家輝的重點不是中美“經濟關係”，更不是中美“文化關係”，而是中美之間的“政治關係”。作為中美戰略對話的重要成員，駱家輝身上承載著重要使命。
筆者佩服基辛格博士的老謀深算。基辛格博士的新書透漏出美國政治家的戰略思維。美國的對華政策，既不是簡單對抗也不是真誠合作，美國人的目標是全面駕馭。歷史地看，美國從來不與世界級強國直接對抗，美國也從來不與戰略競爭對手真誠合作。美國人習慣於門羅主義，他們喜歡駕馭。筆者希望我國各界認真思考“駕馭”一詞。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兩個大國之間的複雜關係，尤其不能簡單地定義為“合作”或者“對抗”。
駕馭，意指掌握、控制、支配（rule;control;govern;master）。顯然，這與希拉里國務卿的智慧強權（Smart Power）是一脈相承的。孫子兵法雲：上兵伐謀。其中，又以攻心為上。何謂攻心？仔細看看，美資機構在我國的學術、教育、傳媒的影響力，就知道了。如果，仍然無法理解，去看看美資金融機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就應該明白了。筆者最擔心的是我們賴以立國的三大法寶！我們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還在嗎？
中國人好糊塗。基辛格博士最佩服的兩個中國人，在中國已經被“還俗”了。當這兩個偉大的中國人被中國人自己請下“神壇”的時候，美國戰略家們是多麼的歡欣鼓舞啊，他們迫不及待地將新自由主義送上了“神壇”。懂得“駕馭”的人物不見了，而樂意“被駕馭”的人物登上了封面。知道什麼是解構歷史嗎？解構歷史是為了佔據思想理論的戰略制高點。毛澤東和周恩來代表了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主體性。我們的敵人敬畏的就是獨領風騷的中國主體性。他們所做的一切並非針對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是要解構中國的主體性。喪失了中國主體性，用GDP可以換來敬畏嗎？ “硬道理”在國際舞台是硬不起來的，連菲律賓都不正眼看你！
筆者喜歡讀基辛格博士的著作。基辛格博士有著深厚的哲學修養。他是有立場的。他是辯證的。讀基辛格博士的著作，有助於重新審視我國前輩政治家留下的政治遺產。毛澤東跟尼克松談哲學，談的就是中國的主體性。我們有些人書讀得太少了，他們缺乏起碼的哲學修養，他們非常容易被洗腦，他們不明白中國主體性的意義，他們傻乎乎地奢談普世價值。一些喪失了政治立場的政客肆意曲解國家主體性，喪失了國家主體性，而追逐所謂的世界性，那是赤裸裸的奴性。當年，風光無限的奧匈帝國就是被這套理論搞得土崩瓦解的。將奴性裝飾上人性的光環，並將之變成“普世價值”，是美式新殖民主義的精神鴉片（所謂的Smart Power）。一個大國，被這種幼稚的說教搞到七葷八素，還能夠到國際舞台上混嗎？基辛格博士去聽紅歌了，搞普世的精英們感覺如何呢？
駱家輝在中國已經成為明星了。駱家輝是移民中的移民，駱家輝是海歸中的海歸。有人認真地總結過移民並海歸的含義嗎？中國近二十年來移民並海歸者的“貢獻”不值得深思嗎？從張五常到陳志武，我們見識了一張張“中國臉”的厲害。近二十年來，我國的經濟理論、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是誰在暗中操控？我國如何會有天量的外匯儲備？全面的財政金融控制算不算是駕馭的一部分呢？難道，國人沒有聽說特洛伊木馬的故事嗎？
美國政治家是精明的。美國人在對華策略上不會犯低級錯誤。英國人、老歐洲、俄國人、日本人、印度人等圍觀者，無不希望中美髮生激烈的對抗，為他們創造和平崛起的良機。美國人當然不會選擇與中國直接對抗（他們善於運用代理人對抗的模式）；美國人也無法接受與中國進行真誠的合作（所謂的戰略合作）。美國人在進化，他們超越了布熱津斯基的冷戰思維（所謂的遏制策略），他們接納了索羅斯用金融控制延伸政治控制的外交新思維，他們試圖實現對中國的全面駕馭。
然而，中國畢竟不是中東。中國有著美國人無法理解的中華文化傳統。中國民間存在一批數量龐大的草根思想家。中國的草根思想家是這樣一群人，他們有著鮮明的人民主體性和國家主體性，他們有著令人驚奇的學術水平，他們有著從基因中帶來的政治敏銳和政策水平。他們讓洪博培先生在西單的表演如同小丑。他們能夠讓幼稚的花兒草兒回到公園裡去。用不了多久，美國人就會知道，他們最大的失誤就是太依賴主流精英了。尤其是，他們也太依賴那些移了民的海歸了。這也不能怪美國人，他們畢竟不了解中國的歷史，草根知識分子才是中國歷史傳承的核心組成部分。基辛格博士最佩服的那個中國人就是草根知識分子。他仍然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他仍然在註視著中國的歷史進程。當然，他也會注意到駱家輝的。
美國的對華策略恐怕仍然要繼續調整了。不知道，駱家輝來中國之前是否去請教過基辛格博士，駱家輝至少應該搞清楚基辛格博士為什麼要去聽紅歌。含蓄的中國人有些話是不會直接講的，他們通常喜歡“詩以言志”。紅歌起處，意味著東風開始壓倒西風，歷史的大輪迴已經開始了。在駱家輝還沒有趕到大使館的時候，中國的一些主流精英已經靜悄悄地向左轉了。若干年之後，駱家輝或許會說，我們來晚了。
本文的最後，筆者建議我國政府認真檢討對美策略。中國不僅僅應該輸出商品，也應該輸出思想和文化。要知道，奧巴馬也是苦孩子出身，他正在苦苦地思索美國如何才能走出歷史的困境。我們已經送去了那麼多的物質財富，也不在乎再送一點兒精神財富。筆者希望，下一任中國駐美大使應該選一個優秀的思想家。我們應該讓奧巴馬和美國人知道，走出歷史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走一條具有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2011-08-18 盧麒元
從商業背景的雷德，到文化背景的洪博培，再到政治背景的駱家輝，從近年來美國駐華大使的背景資料，可以感受到美國近年來對華策略的變化。
顯而易見，雷德對於推動中美經濟關係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言而喻，洪博培對於培育中國主流精英的“普世價值”發揮了“傳教士”的影響力。可以預測，駱家輝的重點不是中美“經濟關係”，更不是中美“文化關係”，而是中美之間的“政治關係”。作為中美戰略對話的重要成員，駱家輝身上承載著重要使命。
筆者佩服基辛格博士的老謀深算。基辛格博士的新書透漏出美國政治家的戰略思維。美國的對華政策，既不是簡單對抗也不是真誠合作，美國人的目標是全面駕馭。歷史地看，美國從來不與世界級強國直接對抗，美國也從來不與戰略競爭對手真誠合作。美國人習慣於門羅主義，他們喜歡駕馭。筆者希望我國各界認真思考“駕馭”一詞。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兩個大國之間的複雜關係，尤其不能簡單地定義為“合作”或者“對抗”。
駕馭，意指掌握、控制、支配（rule;control;govern;master）。顯然，這與希拉里國務卿的智慧強權（Smart Power）是一脈相承的。孫子兵法雲：上兵伐謀。其中，又以攻心為上。何謂攻心？仔細看看，美資機構在我國的學術、教育、傳媒的影響力，就知道了。如果，仍然無法理解，去看看美資金融機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就應該明白了。筆者最擔心的是我們賴以立國的三大法寶！我們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還在嗎？
中國人好糊塗。基辛格博士最佩服的兩個中國人，在中國已經被“還俗”了。當這兩個偉大的中國人被中國人自己請下“神壇”的時候，美國戰略家們是多麼的歡欣鼓舞啊，他們迫不及待地將新自由主義送上了“神壇”。懂得“駕馭”的人物不見了，而樂意“被駕馭”的人物登上了封面。知道什麼是解構歷史嗎？解構歷史是為了佔據思想理論的戰略制高點。毛澤東和周恩來代表了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主體性。我們的敵人敬畏的就是獨領風騷的中國主體性。他們所做的一切並非針對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是要解構中國的主體性。喪失了中國主體性，用GDP可以換來敬畏嗎？ “硬道理”在國際舞台是硬不起來的，連菲律賓都不正眼看你！
筆者喜歡讀基辛格博士的著作。基辛格博士有著深厚的哲學修養。他是有立場的。他是辯證的。讀基辛格博士的著作，有助於重新審視我國前輩政治家留下的政治遺產。毛澤東跟尼克松談哲學，談的就是中國的主體性。我們有些人書讀得太少了，他們缺乏起碼的哲學修養，他們非常容易被洗腦，他們不明白中國主體性的意義，他們傻乎乎地奢談普世價值。一些喪失了政治立場的政客肆意曲解國家主體性，喪失了國家主體性，而追逐所謂的世界性，那是赤裸裸的奴性。當年，風光無限的奧匈帝國就是被這套理論搞得土崩瓦解的。將奴性裝飾上人性的光環，並將之變成“普世價值”，是美式新殖民主義的精神鴉片（所謂的Smart Power）。一個大國，被這種幼稚的說教搞到七葷八素，還能夠到國際舞台上混嗎？基辛格博士去聽紅歌了，搞普世的精英們感覺如何呢？
駱家輝在中國已經成為明星了。駱家輝是移民中的移民，駱家輝是海歸中的海歸。有人認真地總結過移民並海歸的含義嗎？中國近二十年來移民並海歸者的“貢獻”不值得深思嗎？從張五常到陳志武，我們見識了一張張“中國臉”的厲害。近二十年來，我國的經濟理論、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是誰在暗中操控？我國如何會有天量的外匯儲備？全面的財政金融控制算不算是駕馭的一部分呢？難道，國人沒有聽說特洛伊木馬的故事嗎？
美國政治家是精明的。美國人在對華策略上不會犯低級錯誤。英國人、老歐洲、俄國人、日本人、印度人等圍觀者，無不希望中美髮生激烈的對抗，為他們創造和平崛起的良機。美國人當然不會選擇與中國直接對抗（他們善於運用代理人對抗的模式）；美國人也無法接受與中國進行真誠的合作（所謂的戰略合作）。美國人在進化，他們超越了布熱津斯基的冷戰思維（所謂的遏制策略），他們接納了索羅斯用金融控制延伸政治控制的外交新思維，他們試圖實現對中國的全面駕馭。
然而，中國畢竟不是中東。中國有著美國人無法理解的中華文化傳統。中國民間存在一批數量龐大的草根思想家。中國的草根思想家是這樣一群人，他們有著鮮明的人民主體性和國家主體性，他們有著令人驚奇的學術水平，他們有著從基因中帶來的政治敏銳和政策水平。他們讓洪博培先生在西單的表演如同小丑。他們能夠讓幼稚的花兒草兒回到公園裡去。用不了多久，美國人就會知道，他們最大的失誤就是太依賴主流精英了。尤其是，他們也太依賴那些移了民的海歸了。這也不能怪美國人，他們畢竟不了解中國的歷史，草根知識分子才是中國歷史傳承的核心組成部分。基辛格博士最佩服的那個中國人就是草根知識分子。他仍然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他仍然在註視著中國的歷史進程。當然，他也會注意到駱家輝的。
美國的對華策略恐怕仍然要繼續調整了。不知道，駱家輝來中國之前是否去請教過基辛格博士，駱家輝至少應該搞清楚基辛格博士為什麼要去聽紅歌。含蓄的中國人有些話是不會直接講的，他們通常喜歡“詩以言志”。紅歌起處，意味著東風開始壓倒西風，歷史的大輪迴已經開始了。在駱家輝還沒有趕到大使館的時候，中國的一些主流精英已經靜悄悄地向左轉了。若干年之後，駱家輝或許會說，我們來晚了。
本文的最後，筆者建議我國政府認真檢討對美策略。中國不僅僅應該輸出商品，也應該輸出思想和文化。要知道，奧巴馬也是苦孩子出身，他正在苦苦地思索美國如何才能走出歷史的困境。我們已經送去了那麼多的物質財富，也不在乎再送一點兒精神財富。筆者希望，下一任中國駐美大使應該選一個優秀的思想家。我們應該讓奧巴馬和美國人知道，走出歷史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走一條具有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2011年8月15日
中國財富將被耗乾
繼續容忍美元轉嫁危機 中國財富將被耗乾
2011-08-15
中國經濟“硬著陸風險”正在加大
張庭賓
在美債遭遇歷史上的首次降級之時，人民幣加速升值。
美國時間8月5日晚，標準普爾宣布將美國長期國債評級由AAA級降低為AA級，引發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暴跌，唯獨黃金一枝獨秀，噴薄而出，直衝每盎司1800美元。
另一個快速升值的品種是人民幣，上週5天對美元升值0.749%，換言之，美元對人民幣相對貶值這麼多，這意味著中國出口企業以美元計價的收入下降和人民幣計價的成本上升——中國“世界工廠”離其無法承受的極限更加逼近了。
這還不是上週“中國製造”收到的唯一“壞消息”。 8月12日，據央行公佈的統計數據，7月份廣義貨幣(M2)增速創下2005年5月以來的新低，狹義貨幣(M1)增速也創下自2009年2月份以來的新低；人民幣貸款增加4926億元，同比少增252億元，人民幣貸款增速16.6%，較6月份的16.9%繼續放緩，也延續了3月以來貸款增速放緩的趨勢；人民幣存款減少6687億元，同比少增8166億元。
這個消息意味什麼呢？中國民營企業的資金環境將雪上加霜，貸款增加額同比少增背景下，在政府項目、國有企業優先貸款的現實中，民營企業貸款將成“涸澤之魚”，資金使用成本將繼續急劇攀升。
不過，最堪憂的是7月份人民幣存款“驚人”銳減達6687億元，同比少增8166億元，這其中潛伏著巨大的隱患。其中最可能原因有兩個：一是藏身於儲蓄中的熱錢被提出，脫離了中國銀行系統，不排除外逃的可能；二是中國國民儲蓄急劇減少，其中富裕階層的大額儲蓄被提出，被以投資移民等方式轉移海外。
這與2010年11月以來中國A股的超低迷表現很可能是同一原因，從當時的3186點到8月12日收盤的2593美元，上證指數下跌18.6%，堪稱“熊居全球”。根本原因在於——A股正呈現股市既得利益者瘋狂變現的特徵，這包括超規模的IPO、大小非和高管減持。其中今年二季度，中國企業IPO總數和融資額分別佔全球IPO總數的28.6%和融資總額的31.6%。八月新股發行再度提速，第一周的5個交易日內，竟有4隻大盤股網上發行。
目前，中國股市上市公司的數量至少已飆升到2530家，美國股市到現在200多年了才上市了3600多隻股票。其中美國股市掛牌股票達到800家用了100年的時間，而中國股市僅僅只用了8年。 10年多過去，中國股市市值漲幅已達到4.5倍。但滬指10年僅“爬了”500點，漲幅只有25%。
2011年以來股市的低迷已經讓A股賬戶每戶平均虧損上萬元，即社會公眾的財產性收入的嚴重縮水；人民幣加速升值，貨幣緊縮使得中國的民營經濟瀕臨絕境；種種跡象表明：本人4月份強烈預警的“中國步入'財富耗幹型'危機”正日漸逼近，已是咫尺之遙。現在幾乎只差最後一擊——中國樓市價格崩盤了。如果樓市價格再雪崩，中國相當可能將重蹈1990年日本金融危機的覆轍。
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今天面臨的“財富耗幹”的困境，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對於中國發展的道路，歷來有兩種思路：一是對內改革先於對外開放，通過擴大政治民主監督，有效制約官僚利益膨脹；鼓勵國內企業“產權明晰，職責明確，政企分開”；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國內人民需要為目標，通過內部市場充分競爭，優勝劣汰，建立強大的中國民族企業；通過提高工人工資，提高資源價格，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進而推動中國商品價格上漲，平衡國際收支，最後與國際價格接軌。
這條道路是二戰之後德國、法國之路，也是日本和韓國之路。這種策略，使得經濟發展的成果和創造的財富主要由本國國民分享。在這條道路上，德國、法國走的更為徹底，他們聯合其他國家創立了歐盟，創造了歐元，取代美元的國際交易和儲備地位，避免了被美元鑄幣稅的剝削。
另一條道路是對外開放優先於對內改革。在國內改革攻堅缺乏動力的情況下，鼓勵外商投資，推動中國國有企業“靚女先嫁”；以外向型經濟滿足國際需求為指針，長期壓低中國工人工資，以極為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價格，生產廉價的物質商品，出口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貨幣政策上，人民幣不斷升值吸引大量熱錢投機，外匯管理未能有效阻止熱錢投機，實行強制結售匯，導致大量外匯儲備結餘。再將外匯儲備去購買美國國債和各種美元資產。
這最後形成了現在難堪的結局——中國社保基金2010年餘額僅8566億人民幣，人均僅657元，而中國借給美國社保和住房等福利資金高達約2萬億美元（按歷史平均價格約14萬億人民幣），換言之，美國這個富裕國家的國民每個人平均借中國人4.5萬元人民幣。
這條路走到今天，已經被證明是一條死胡同——不斷以犧牲本國資源、財富和人民健康幸福，去換取那些不斷貶值的美元和永遠也難以變現的美國國債，其最後結果只能是中國的自然資源和人口紅利都會被耗幹耗盡。
如果那一天到來，國際熱錢將毫不猶豫地倒捲而去，人民幣將狂貶，樓價暴跌，中國金融系統出現嚴重壞賬，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屆時，那些曾經不斷唱多中國推動人民幣升值的人，又會毫不留情地製造中國崩潰論。
中國正在逼近這個最後的關鍵拐點，換言之，中國正在逼近這個最後的承受力極限。這個極限點將在未來一年內出現，即如果中國繼續隱忍美元向中國轉嫁危機，則中國將先於美國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中國將徹底淪為美元戰車駛出金融危機泥沼的犧牲品。
對於中國能否在最後時刻轉危為安，筆者並不樂觀。 11日，某顧問表示，中國願意繼續投資美國和歐洲國家的主權債券。在美債已經被降級，更多歐美國家將要被國債降級的情況下，這是否意味著有人要將利益輸送進行到底？ ！當然，美元勢力勢必會利用其超強的軍事霸權保證這一結局不會被逆轉。
能否“轉危為安”關鍵還看自己，中國必須再造新動力——必須擴大人民民主，使政府受到人民的有效監督，使政府回歸於有限、責任、服務性的本位，政府承擔其應盡的社會責任，盡可能退出直接投資，盡可能減少市場干預。實施更加自由准入、充分競爭、更具活力的金融業等等；降低壟斷企業的運營成本，土地礦產等天賦資源的財富收益全民共享。
假定中國不能實現根本性改革，而如果美國沒有爆發破壞力超過日本的大災難，未來18個月內，中國遭遇一種財富耗幹型經濟金融危機的概率超過50%。
2011-08-15
中國經濟“硬著陸風險”正在加大
張庭賓
在美債遭遇歷史上的首次降級之時，人民幣加速升值。
美國時間8月5日晚，標準普爾宣布將美國長期國債評級由AAA級降低為AA級，引發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暴跌，唯獨黃金一枝獨秀，噴薄而出，直衝每盎司1800美元。
另一個快速升值的品種是人民幣，上週5天對美元升值0.749%，換言之，美元對人民幣相對貶值這麼多，這意味著中國出口企業以美元計價的收入下降和人民幣計價的成本上升——中國“世界工廠”離其無法承受的極限更加逼近了。
這還不是上週“中國製造”收到的唯一“壞消息”。 8月12日，據央行公佈的統計數據，7月份廣義貨幣(M2)增速創下2005年5月以來的新低，狹義貨幣(M1)增速也創下自2009年2月份以來的新低；人民幣貸款增加4926億元，同比少增252億元，人民幣貸款增速16.6%，較6月份的16.9%繼續放緩，也延續了3月以來貸款增速放緩的趨勢；人民幣存款減少6687億元，同比少增8166億元。
這個消息意味什麼呢？中國民營企業的資金環境將雪上加霜，貸款增加額同比少增背景下，在政府項目、國有企業優先貸款的現實中，民營企業貸款將成“涸澤之魚”，資金使用成本將繼續急劇攀升。
不過，最堪憂的是7月份人民幣存款“驚人”銳減達6687億元，同比少增8166億元，這其中潛伏著巨大的隱患。其中最可能原因有兩個：一是藏身於儲蓄中的熱錢被提出，脫離了中國銀行系統，不排除外逃的可能；二是中國國民儲蓄急劇減少，其中富裕階層的大額儲蓄被提出，被以投資移民等方式轉移海外。
這與2010年11月以來中國A股的超低迷表現很可能是同一原因，從當時的3186點到8月12日收盤的2593美元，上證指數下跌18.6%，堪稱“熊居全球”。根本原因在於——A股正呈現股市既得利益者瘋狂變現的特徵，這包括超規模的IPO、大小非和高管減持。其中今年二季度，中國企業IPO總數和融資額分別佔全球IPO總數的28.6%和融資總額的31.6%。八月新股發行再度提速，第一周的5個交易日內，竟有4隻大盤股網上發行。
目前，中國股市上市公司的數量至少已飆升到2530家，美國股市到現在200多年了才上市了3600多隻股票。其中美國股市掛牌股票達到800家用了100年的時間，而中國股市僅僅只用了8年。 10年多過去，中國股市市值漲幅已達到4.5倍。但滬指10年僅“爬了”500點，漲幅只有25%。
2011年以來股市的低迷已經讓A股賬戶每戶平均虧損上萬元，即社會公眾的財產性收入的嚴重縮水；人民幣加速升值，貨幣緊縮使得中國的民營經濟瀕臨絕境；種種跡象表明：本人4月份強烈預警的“中國步入'財富耗幹型'危機”正日漸逼近，已是咫尺之遙。現在幾乎只差最後一擊——中國樓市價格崩盤了。如果樓市價格再雪崩，中國相當可能將重蹈1990年日本金融危機的覆轍。
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今天面臨的“財富耗幹”的困境，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對於中國發展的道路，歷來有兩種思路：一是對內改革先於對外開放，通過擴大政治民主監督，有效制約官僚利益膨脹；鼓勵國內企業“產權明晰，職責明確，政企分開”；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國內人民需要為目標，通過內部市場充分競爭，優勝劣汰，建立強大的中國民族企業；通過提高工人工資，提高資源價格，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進而推動中國商品價格上漲，平衡國際收支，最後與國際價格接軌。
這條道路是二戰之後德國、法國之路，也是日本和韓國之路。這種策略，使得經濟發展的成果和創造的財富主要由本國國民分享。在這條道路上，德國、法國走的更為徹底，他們聯合其他國家創立了歐盟，創造了歐元，取代美元的國際交易和儲備地位，避免了被美元鑄幣稅的剝削。
另一條道路是對外開放優先於對內改革。在國內改革攻堅缺乏動力的情況下，鼓勵外商投資，推動中國國有企業“靚女先嫁”；以外向型經濟滿足國際需求為指針，長期壓低中國工人工資，以極為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價格，生產廉價的物質商品，出口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貨幣政策上，人民幣不斷升值吸引大量熱錢投機，外匯管理未能有效阻止熱錢投機，實行強制結售匯，導致大量外匯儲備結餘。再將外匯儲備去購買美國國債和各種美元資產。
這最後形成了現在難堪的結局——中國社保基金2010年餘額僅8566億人民幣，人均僅657元，而中國借給美國社保和住房等福利資金高達約2萬億美元（按歷史平均價格約14萬億人民幣），換言之，美國這個富裕國家的國民每個人平均借中國人4.5萬元人民幣。
這條路走到今天，已經被證明是一條死胡同——不斷以犧牲本國資源、財富和人民健康幸福，去換取那些不斷貶值的美元和永遠也難以變現的美國國債，其最後結果只能是中國的自然資源和人口紅利都會被耗幹耗盡。
如果那一天到來，國際熱錢將毫不猶豫地倒捲而去，人民幣將狂貶，樓價暴跌，中國金融系統出現嚴重壞賬，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屆時，那些曾經不斷唱多中國推動人民幣升值的人，又會毫不留情地製造中國崩潰論。
中國正在逼近這個最後的關鍵拐點，換言之，中國正在逼近這個最後的承受力極限。這個極限點將在未來一年內出現，即如果中國繼續隱忍美元向中國轉嫁危機，則中國將先於美國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中國將徹底淪為美元戰車駛出金融危機泥沼的犧牲品。
對於中國能否在最後時刻轉危為安，筆者並不樂觀。 11日，某顧問表示，中國願意繼續投資美國和歐洲國家的主權債券。在美債已經被降級，更多歐美國家將要被國債降級的情況下，這是否意味著有人要將利益輸送進行到底？ ！當然，美元勢力勢必會利用其超強的軍事霸權保證這一結局不會被逆轉。
能否“轉危為安”關鍵還看自己，中國必須再造新動力——必須擴大人民民主，使政府受到人民的有效監督，使政府回歸於有限、責任、服務性的本位，政府承擔其應盡的社會責任，盡可能退出直接投資，盡可能減少市場干預。實施更加自由准入、充分競爭、更具活力的金融業等等；降低壟斷企業的運營成本，土地礦產等天賦資源的財富收益全民共享。
假定中國不能實現根本性改革，而如果美國沒有爆發破壞力超過日本的大災難，未來18個月內，中國遭遇一種財富耗幹型經濟金融危機的概率超過50%。
2011年8月11日
紙幣危機深化引發世界戰爭
2011-08-12
警惕紙幣危機深化引發世界戰爭風險
第一財經日報首席分析師 張庭賓
北京時間8月6日標普下調美國信用評級，引爆美債危機，本周全球股市大宗商品持續暴跌，週一美股連續出現5%跌幅。國內A股週二下探2437，兩天最大跌幅近200點。全球金融市場崩盤，引發新一輪金融危機與經濟二次探底之憂。本人接受了某媒體的專訪，現將內容以饗讀者。
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創辦人、第一財經日報首席預測分析師張庭賓表示，新一輪的紙幣危機已經啟動，缺少黃金制約的美元紙幣已經失去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美國政府相關隱形的和直接的債務實際已達97萬億美元，標普降級意味著美元紙幣信譽最直接的下降；金價上漲超過1750美元，階段性利多基本出盡，各國央行可能在適當時機聯手打壓黃金，黃金逼近2000美元上下中期高風險區域，建議投資者退市旁觀；他還呼籲，各國應該以負責任的態度解決當前的經濟、金融和社會問題，避免走向相互轉嫁危機，致使危機升級引發全球軍事競爭，甚至發生世界大戰。
張庭賓曾在2005年7月預測黃金大牛市，當時就看國際金價將上漲到2000-3000美元；在2006年初曾預測美國未來兩年很可能發生金融危機。
新一輪危機已啟動其本質與08年危機不同
對於新一輪國際金融動盪，張庭賓張庭賓認為，這一輪的危機應該是2008年危機的進一步深化，並且已經開始啟動，但其市場表現與上一次有很大差別。他指出，2008年的危機是由次貸及次貸金融衍生品的泡沫坍塌引起，當時的次貸CDS規模約達50-60萬億美元，大規模流動性收縮，導致消費收縮、經濟收縮、股市與大宗商品市場下跌，這使得持有大量金融衍生品的金融機構產生大量流動性黑洞，一些華爾街巨頭也因此而倒閉。
本輪危機的本質是主權債務危機，張庭賓稱之為“紙幣危機”。其主要特徵表現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商品價格繼續上漲，而且與貨幣金融屬性相關性越高的商品，價格上漲越多，如貴金屬、農產品、玉石、字畫等藝術品等，而與宏觀經濟周期相關性較高的商品，價格上漲得越少，甚至下跌。與此同時，全球經濟實際上是萎縮的，表現為百姓手中的鈔票並沒有減少，購買力卻在大大下降。
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各國政府採取了大量發行國債的方法拯救金融機構，本質上是把金融機構的債務轉嫁到政府肩上，最終表現為西方主要國家的政府負債都提升。其中，美國的表現更為明顯。
印鈔買入國債，使美元紙幣喪失了最後的合法性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本應政府裁員，削減福利，增加稅收，以維持預算平衡。而奧巴馬新政反而擴大醫保範圍，為富人中產減稅8000多億美元。張庭賓指出，美國債務在三年間增長兩萬多億，目前佔GDP的比重已經超過100%，儘管如此，美國仍然沒有任何減少財政赤字的誠意。隨著美債規模持續擴大，美國政府只能採取直接印鈔買入國債的方式，這使紙幣喪失了最後的合法性。
張庭賓指出，紙幣與黃金不同，過去的金本位時代發行紙幣仍需黃金作為抵押。在失去了黃金的製約之後，紙幣現在已逐漸喪失了其合法性。紙幣相對於黃金的合法性在於，黃金為零利率，紙幣是有利率的，而現在演變成為黃金零利率，紙幣實際上已是負利率，這是推動世人拋棄紙幣追捧黃金的最重要動力；另外，紙幣最後的保障在於，政府必須在賣出國債之後才能發行紙幣，而現實情況是在沒有買家的情況下，美聯儲直接買入美債，相當於美聯儲直接印鈔注入流通系統，導緻美元內外價值下跌，美元對於黃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喪失，紙幣已不值得信任。
美債問題遠比想像嚴重美國政府實際債務已達到97萬億美元
8月2日前，美國兩黨為提高債務上限的博弈，攪動全球金融市場沸沸揚揚，如今美國國債已經超過了14.3萬億，但張庭賓特別提示，有兩個數字需要說一下。
第一是，美國政府相關隱形的和直接的債務實際已達到97萬億美元——遠遠大於14.3萬億。這其中包括政府的各種醫保、養老欠賬，包括退伍和傷殘軍人等各項費用，這個數字的債務美國政府肯定是還不了的。第二是，就美國國債而言，按照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十年後（2021年末）美國國債將增加到25萬億美元，比目前增加11萬億美元，其利息將增加到1.129萬億美元，佔GDP的比重為4.7%，遠超GDP的增速，美國GDP發展的所有收益也不足以支付其國債利息。
繼5日宣布下調美國國債評級至AA+級後，標準普爾標普8日繼續下調“兩房”等多家金融機構的信用評級至AA +，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引起軒然大波。
在張庭賓看來，美債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QE1就該被降級，而“兩房”也早就應該降至垃圾級，此次標普降級意味著紙幣信譽直接下降。
張庭賓認為，標普降級是因為它看到了國會與美國政府達成的提高債務上限協議缺少其預期的維持中期債務穩定舉措，標普曾反复聲明，如果美國想保住AAA評級，未來十年至少應削減4萬億美元赤字，而奧巴馬簽署的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表明，提高美國債務上限至少2.1萬億美元，並在10年內削減赤字2萬億美元。
“如果像標普所講，美國政府未來十年減少4萬億的財政赤字也能讓人們看到一些誠意，即使是一個口頭承諾。但是美國現在連表面文章都不做了，赤裸裸的表示他不負責任了。”張庭賓說，“標普降級意味著美元紙幣信譽最直接的下降。”
金價上漲至1750美元上方是階段性高風險的區域
張庭賓還指出，與上一輪危機由於貨幣緊缺、流動性緊縮引發的通貨緊縮相比，本輪則恰恰是由於貨幣氾濫，造成通貨膨脹和紙幣貶值，以及黃金暴漲。
過去一個多月，從7月3日開始的這一輪大牛市，金價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漲近300美元，這是前所未有的，卻是在張庭賓的預料之中。 7月3日，中華元智庫在一份未公開的黃金資訊報告中做出明確判斷：美國會達成提高美債上限的妥協，一定會推出量化寬鬆3.0，這將對黃金市場形成巨大的推動力，新一輪大牛市將就此展開。
張庭賓今年年初對國際金價上限的預測為1700美元/盎司，但他在5月30日上調這一預測至“沒有上限”，他給出的參考目標為1800美元/盎司，但不排除能漲到2000美元/盎司。
“現在情況又不太一樣了，就是你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對黃金價格上漲怎麼看？下一步金價怎麼走？”張庭賓認為，“這幾天金價漲得太快了，某種程度上，黃金的利多差不多階段性出盡了，接下來各國央行有可能一起聯手打壓黃金。”
但是對於乾預市場、打壓黃金這件事，各國政府也處於兩難境地：如果不對黃金實施干預，金價上漲會威脅到紙幣的基礎；但如果對黃金進行打壓，在紙幣氾濫的背景下，大量的貨幣就會流入商品市場，推高農產品等的價格，最後製造和加劇通貨膨脹。
張庭賓指出，現在美國國債和美元紙幣的風險得到了階段性釋放，但中長期而言，主權債務危機已經基本進入不可逆轉的階段，在紙幣稍微喘息的時候，各國央行可能進行聯手打壓黃金。儘管各國政府在打壓金價時可能面臨兩難的境地，但在商品價格下跌，對流動性有一定的收縮作用之後，就可能會騰出工夫打壓金價。因此，金價進入了一個相當有風險的階段。
張庭賓特別提醒，金價上漲至1750-2200美元，是階段性高風險的區域，特別是進行黃金期貨、紙黃金或黃金T+D的投資者，應接受真正洞察國際金融市場能力機構的專業指導，否則可退出市場冷眼旁觀。
全球性金融危機加劇未來三五年或爆發世界戰爭
紙幣危機已經啟動，在世界經濟尚未復甦之時，是否會擴散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世界經濟的前景如何？
張庭賓指出，本輪紙幣危機以通貨膨脹嚴重，商品價格繼續上漲，而全球經濟實際上萎縮為特徵，其達到高峰的最主要特徵可能是黃金價格大幅上漲至3000—5000美元，甚至更高。目前僅僅是一個預熱和啟動期，到最後高峰期很可能會出現液態和氣態貨幣泡沫的破滅。
張庭賓在國際金融界首創“貨幣三態”理論，它指出，貨幣同水一樣存在固、液、氣三態，固態貨幣主體是大宗商品，其核心等價物是黃金；液態貨幣是信用紙幣和資產證券；氣態貨幣是金融衍生品。
張庭賓表示，如果這兩個泡沫同時破滅，到最後的階段就成為全球性的嚴重緊縮，一方面是流動性的嚴重緊縮，另一方面則是黃金、農產品等大宗商品繼續上漲。
“我們一直在警告未來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希望盡可能避免。”張庭賓說，“但是現在各國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並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這可能導致未來世界競爭會變得更加殘酷。 ”
張庭賓指出，目前的世界競爭仍主要是貨幣、經濟及金融的競爭，但這種基於和平方式的競爭在未來則可能轉化為社會動蕩的競爭，並有可能進一步演化為軍事競爭。而且目前已經呈現出全球軍備競賽的趨勢，張庭賓表示，非常擔心未來三五年可能會爆發世界戰爭。
張庭賓呼籲，人類必須自我節制，扭轉目前慾望膨脹和以鄰為壑的思維方式，如果相互之間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最後可能是共同崩潰的局面，這不僅僅是經濟崩潰，甚至可能演化到最激烈的世界戰爭，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是其代價將是非常慘重的，人類的文明都不排除重大倒退的可能。
中國應解決核心問題使地方政府轉化為有限責任的服務型政府
在美、歐、中、日四大經濟體中，中國的問題相對最輕，解決當前的通脹問題成為當前中國的重點。
張庭賓指出，這一輪全球通脹的源頭在於美聯儲無節制地印發鈔票，熱錢流入中國，中國基礎貨幣也大量增發；加之中國自身低效的投資，及大量銀行房貸，共同導致了通貨膨脹。因此，中國的通脹問題並不是中國能夠單獨解決的，中國要解決通脹問題，還必須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該社會的歸社會，土地礦產資源收入歸社會公眾所有，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權貴所佔有享用；該市場的歸市場，市場能解決的就要交給市場解決。面對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根本解決之道是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財政擴張，真正地使地方政府由全能管制投資型政府，轉化為有限、責任的服務型政府，這是核心問題。要靠自下而上擴大社會主義人民民主來解決。
“如果能解決這個核心問題，就是我們社會的重大進步，中國將迎來一個新的發展週期，迎來真正的中國的世紀。”張庭賓說
警惕紙幣危機深化引發世界戰爭風險
第一財經日報首席分析師 張庭賓
北京時間8月6日標普下調美國信用評級，引爆美債危機，本周全球股市大宗商品持續暴跌，週一美股連續出現5%跌幅。國內A股週二下探2437，兩天最大跌幅近200點。全球金融市場崩盤，引發新一輪金融危機與經濟二次探底之憂。本人接受了某媒體的專訪，現將內容以饗讀者。
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創辦人、第一財經日報首席預測分析師張庭賓表示，新一輪的紙幣危機已經啟動，缺少黃金制約的美元紙幣已經失去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美國政府相關隱形的和直接的債務實際已達97萬億美元，標普降級意味著美元紙幣信譽最直接的下降；金價上漲超過1750美元，階段性利多基本出盡，各國央行可能在適當時機聯手打壓黃金，黃金逼近2000美元上下中期高風險區域，建議投資者退市旁觀；他還呼籲，各國應該以負責任的態度解決當前的經濟、金融和社會問題，避免走向相互轉嫁危機，致使危機升級引發全球軍事競爭，甚至發生世界大戰。
張庭賓曾在2005年7月預測黃金大牛市，當時就看國際金價將上漲到2000-3000美元；在2006年初曾預測美國未來兩年很可能發生金融危機。
新一輪危機已啟動其本質與08年危機不同
對於新一輪國際金融動盪，張庭賓張庭賓認為，這一輪的危機應該是2008年危機的進一步深化，並且已經開始啟動，但其市場表現與上一次有很大差別。他指出，2008年的危機是由次貸及次貸金融衍生品的泡沫坍塌引起，當時的次貸CDS規模約達50-60萬億美元，大規模流動性收縮，導致消費收縮、經濟收縮、股市與大宗商品市場下跌，這使得持有大量金融衍生品的金融機構產生大量流動性黑洞，一些華爾街巨頭也因此而倒閉。
本輪危機的本質是主權債務危機，張庭賓稱之為“紙幣危機”。其主要特徵表現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商品價格繼續上漲，而且與貨幣金融屬性相關性越高的商品，價格上漲越多，如貴金屬、農產品、玉石、字畫等藝術品等，而與宏觀經濟周期相關性較高的商品，價格上漲得越少，甚至下跌。與此同時，全球經濟實際上是萎縮的，表現為百姓手中的鈔票並沒有減少，購買力卻在大大下降。
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各國政府採取了大量發行國債的方法拯救金融機構，本質上是把金融機構的債務轉嫁到政府肩上，最終表現為西方主要國家的政府負債都提升。其中，美國的表現更為明顯。
印鈔買入國債，使美元紙幣喪失了最後的合法性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本應政府裁員，削減福利，增加稅收，以維持預算平衡。而奧巴馬新政反而擴大醫保範圍，為富人中產減稅8000多億美元。張庭賓指出，美國債務在三年間增長兩萬多億，目前佔GDP的比重已經超過100%，儘管如此，美國仍然沒有任何減少財政赤字的誠意。隨著美債規模持續擴大，美國政府只能採取直接印鈔買入國債的方式，這使紙幣喪失了最後的合法性。
張庭賓指出，紙幣與黃金不同，過去的金本位時代發行紙幣仍需黃金作為抵押。在失去了黃金的製約之後，紙幣現在已逐漸喪失了其合法性。紙幣相對於黃金的合法性在於，黃金為零利率，紙幣是有利率的，而現在演變成為黃金零利率，紙幣實際上已是負利率，這是推動世人拋棄紙幣追捧黃金的最重要動力；另外，紙幣最後的保障在於，政府必須在賣出國債之後才能發行紙幣，而現實情況是在沒有買家的情況下，美聯儲直接買入美債，相當於美聯儲直接印鈔注入流通系統，導緻美元內外價值下跌，美元對於黃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喪失，紙幣已不值得信任。
美債問題遠比想像嚴重美國政府實際債務已達到97萬億美元
8月2日前，美國兩黨為提高債務上限的博弈，攪動全球金融市場沸沸揚揚，如今美國國債已經超過了14.3萬億，但張庭賓特別提示，有兩個數字需要說一下。
第一是，美國政府相關隱形的和直接的債務實際已達到97萬億美元——遠遠大於14.3萬億。這其中包括政府的各種醫保、養老欠賬，包括退伍和傷殘軍人等各項費用，這個數字的債務美國政府肯定是還不了的。第二是，就美國國債而言，按照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十年後（2021年末）美國國債將增加到25萬億美元，比目前增加11萬億美元，其利息將增加到1.129萬億美元，佔GDP的比重為4.7%，遠超GDP的增速，美國GDP發展的所有收益也不足以支付其國債利息。
繼5日宣布下調美國國債評級至AA+級後，標準普爾標普8日繼續下調“兩房”等多家金融機構的信用評級至AA +，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引起軒然大波。
在張庭賓看來，美債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QE1就該被降級，而“兩房”也早就應該降至垃圾級，此次標普降級意味著紙幣信譽直接下降。
張庭賓認為，標普降級是因為它看到了國會與美國政府達成的提高債務上限協議缺少其預期的維持中期債務穩定舉措，標普曾反复聲明，如果美國想保住AAA評級，未來十年至少應削減4萬億美元赤字，而奧巴馬簽署的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表明，提高美國債務上限至少2.1萬億美元，並在10年內削減赤字2萬億美元。
“如果像標普所講，美國政府未來十年減少4萬億的財政赤字也能讓人們看到一些誠意，即使是一個口頭承諾。但是美國現在連表面文章都不做了，赤裸裸的表示他不負責任了。”張庭賓說，“標普降級意味著美元紙幣信譽最直接的下降。”
金價上漲至1750美元上方是階段性高風險的區域
張庭賓還指出，與上一輪危機由於貨幣緊缺、流動性緊縮引發的通貨緊縮相比，本輪則恰恰是由於貨幣氾濫，造成通貨膨脹和紙幣貶值，以及黃金暴漲。
過去一個多月，從7月3日開始的這一輪大牛市，金價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漲近300美元，這是前所未有的，卻是在張庭賓的預料之中。 7月3日，中華元智庫在一份未公開的黃金資訊報告中做出明確判斷：美國會達成提高美債上限的妥協，一定會推出量化寬鬆3.0，這將對黃金市場形成巨大的推動力，新一輪大牛市將就此展開。
張庭賓今年年初對國際金價上限的預測為1700美元/盎司，但他在5月30日上調這一預測至“沒有上限”，他給出的參考目標為1800美元/盎司，但不排除能漲到2000美元/盎司。
“現在情況又不太一樣了，就是你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對黃金價格上漲怎麼看？下一步金價怎麼走？”張庭賓認為，“這幾天金價漲得太快了，某種程度上，黃金的利多差不多階段性出盡了，接下來各國央行有可能一起聯手打壓黃金。”
但是對於乾預市場、打壓黃金這件事，各國政府也處於兩難境地：如果不對黃金實施干預，金價上漲會威脅到紙幣的基礎；但如果對黃金進行打壓，在紙幣氾濫的背景下，大量的貨幣就會流入商品市場，推高農產品等的價格，最後製造和加劇通貨膨脹。
張庭賓指出，現在美國國債和美元紙幣的風險得到了階段性釋放，但中長期而言，主權債務危機已經基本進入不可逆轉的階段，在紙幣稍微喘息的時候，各國央行可能進行聯手打壓黃金。儘管各國政府在打壓金價時可能面臨兩難的境地，但在商品價格下跌，對流動性有一定的收縮作用之後，就可能會騰出工夫打壓金價。因此，金價進入了一個相當有風險的階段。
張庭賓特別提醒，金價上漲至1750-2200美元，是階段性高風險的區域，特別是進行黃金期貨、紙黃金或黃金T+D的投資者，應接受真正洞察國際金融市場能力機構的專業指導，否則可退出市場冷眼旁觀。
全球性金融危機加劇未來三五年或爆發世界戰爭
紙幣危機已經啟動，在世界經濟尚未復甦之時，是否會擴散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世界經濟的前景如何？
張庭賓指出，本輪紙幣危機以通貨膨脹嚴重，商品價格繼續上漲，而全球經濟實際上萎縮為特徵，其達到高峰的最主要特徵可能是黃金價格大幅上漲至3000—5000美元，甚至更高。目前僅僅是一個預熱和啟動期，到最後高峰期很可能會出現液態和氣態貨幣泡沫的破滅。
張庭賓在國際金融界首創“貨幣三態”理論，它指出，貨幣同水一樣存在固、液、氣三態，固態貨幣主體是大宗商品，其核心等價物是黃金；液態貨幣是信用紙幣和資產證券；氣態貨幣是金融衍生品。
張庭賓表示，如果這兩個泡沫同時破滅，到最後的階段就成為全球性的嚴重緊縮，一方面是流動性的嚴重緊縮，另一方面則是黃金、農產品等大宗商品繼續上漲。
“我們一直在警告未來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希望盡可能避免。”張庭賓說，“但是現在各國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並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這可能導致未來世界競爭會變得更加殘酷。 ”
張庭賓指出，目前的世界競爭仍主要是貨幣、經濟及金融的競爭，但這種基於和平方式的競爭在未來則可能轉化為社會動蕩的競爭，並有可能進一步演化為軍事競爭。而且目前已經呈現出全球軍備競賽的趨勢，張庭賓表示，非常擔心未來三五年可能會爆發世界戰爭。
張庭賓呼籲，人類必須自我節制，扭轉目前慾望膨脹和以鄰為壑的思維方式，如果相互之間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最後可能是共同崩潰的局面，這不僅僅是經濟崩潰，甚至可能演化到最激烈的世界戰爭，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是其代價將是非常慘重的，人類的文明都不排除重大倒退的可能。
中國應解決核心問題使地方政府轉化為有限責任的服務型政府
在美、歐、中、日四大經濟體中，中國的問題相對最輕，解決當前的通脹問題成為當前中國的重點。
張庭賓指出，這一輪全球通脹的源頭在於美聯儲無節制地印發鈔票，熱錢流入中國，中國基礎貨幣也大量增發；加之中國自身低效的投資，及大量銀行房貸，共同導致了通貨膨脹。因此，中國的通脹問題並不是中國能夠單獨解決的，中國要解決通脹問題，還必須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該社會的歸社會，土地礦產資源收入歸社會公眾所有，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權貴所佔有享用；該市場的歸市場，市場能解決的就要交給市場解決。面對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根本解決之道是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財政擴張，真正地使地方政府由全能管制投資型政府，轉化為有限、責任的服務型政府，這是核心問題。要靠自下而上擴大社會主義人民民主來解決。
“如果能解決這個核心問題，就是我們社會的重大進步，中國將迎來一個新的發展週期，迎來真正的中國的世紀。”張庭賓說
2011年8月10日
強烈預警國際金價“中期陷阱”
強烈預警國際金價“中期陷阱”
2011-08-11
1800-2200美元為金價中期高風險區間
強烈預警國際金價“中期陷阱”
張庭賓
今日凌晨，國際金價上破1800美元，創出1814.43美元歷史新高，已經進入本人所預測1800-2200美元的中期高風險區域，中國投資者對此應抱有高度警惕。
對於國際金價上漲，筆者有兩個系列的預期，
一個是關於“彈性金本位”回歸的系列預期：金價站穩1000美元並繼續上漲，是彈性金本位回歸的開始；金價站穩1500美元並繼續上漲，是彈性金本位進入加速回歸階段；金價達到5000美元是金本位基本回歸的標誌。這個是已經多次指出，眾所周知的。
另一個是對國際金價市場風險的預警系列：1，金價在上破歷史名義高點——每盎司850美元後，紙幣勢力會聯手打壓黃金。 2，金價上漲至1800-2200美元區間（考慮通脹後的金價實際新高)，紙幣勢力面臨系統性重大威脅時，會再次聯手打壓黃金價格，這是金價的中期高風險階段。 3，在金價5000美元以上，金本位回歸基本到位，金價衝上峰值後，會逼近最後泡沫風險。
2008年1月7日，本人曾以《中國黃金期貨登台，投資者小心國際空方陷阱》（刊登於《第一財經日報》）預警第一個高風險期：“黃金期貨開盤很可能漲停，我仍要提醒內地投資者頭腦需冷靜。值此國內黃金期貨正式上市之際，投資者，特別是散戶投資者要非常小心國際上的空方陷阱。”結果，1月9日，上海黃金期貨果然開盤漲停——230.9美元，到2008年10月最低跌到149.13美元，大跌35.6%，加之期貨槓桿放大效應，國內黃金期貨多頭幾乎被清洗殆盡。國際金價也由當時名義歷史新高1032美元下跌到682美元，最大跌幅33.9%。
現在是警示黃金接近創出實際新高時的中期風險的時候了。最近一段時間，在量化寬鬆3.0、美國國債遭降級、歐債危機升級，全球股市商品大跌的多重利好刺激下，金價瘋狂上漲，30個交易日上漲335美元，漲22.6%，嚴重動搖美元以及全球紙幣系統的基礎。
因為紙幣是全球所有央行和政府的共同利益所在，他們不會坐視金本位如此快速地回歸，一定會聯手打壓金價。這個拐點很可能在美聯儲正式宣布量化寬鬆3.0的時候，即黃金階段性利好出盡的時候。最近各國政府頻繁溝通即是前兆。同時金價急速沖上1800美元，黃金主力多頭賺的盆滿缽滿，獲利回吐要求強烈，有進一步夯實未來上漲基礎的需要。
最須高度警惕的是金價的反向重大利空，即美國政府動用各種國際壓力，並開出增加一些消減財政赤字規模的承諾，迫使標準普爾恢復美國國債的AAA評級。同時“黃金黑洞”裡的黃金首次出手，小試牛刀，不排除金價會受到慘烈打壓。
但是，隨著量化寬鬆3.0等全球新一輪紙幣氾濫，國際金價這個釋放流動性氾濫的最佳火山口被打壓堵塞，各國必將迎來新一輪股市和大宗商品上漲，通貨膨脹將更加嚴重，最後各國央行政府為了控制通脹，又不得不放棄圍堵黃金。屆時黃金將展開新一輪更猛烈上漲。
因為本人此前有“金價高風險時，我會提前預警”的承諾，故此提醒中國黃金投資者，國際金價進入中期高風險階段，可考慮離場觀望，保存勝利果實，在大跌後再入場。最後強調，大跌後購買實物黃金仍是最穩健投資黃金方式。
2011-08-11
1800-2200美元為金價中期高風險區間
強烈預警國際金價“中期陷阱”
張庭賓
今日凌晨，國際金價上破1800美元，創出1814.43美元歷史新高，已經進入本人所預測1800-2200美元的中期高風險區域，中國投資者對此應抱有高度警惕。
對於國際金價上漲，筆者有兩個系列的預期，
一個是關於“彈性金本位”回歸的系列預期：金價站穩1000美元並繼續上漲，是彈性金本位回歸的開始；金價站穩1500美元並繼續上漲，是彈性金本位進入加速回歸階段；金價達到5000美元是金本位基本回歸的標誌。這個是已經多次指出，眾所周知的。
另一個是對國際金價市場風險的預警系列：1，金價在上破歷史名義高點——每盎司850美元後，紙幣勢力會聯手打壓黃金。 2，金價上漲至1800-2200美元區間（考慮通脹後的金價實際新高)，紙幣勢力面臨系統性重大威脅時，會再次聯手打壓黃金價格，這是金價的中期高風險階段。 3，在金價5000美元以上，金本位回歸基本到位，金價衝上峰值後，會逼近最後泡沫風險。
2008年1月7日，本人曾以《中國黃金期貨登台，投資者小心國際空方陷阱》（刊登於《第一財經日報》）預警第一個高風險期：“黃金期貨開盤很可能漲停，我仍要提醒內地投資者頭腦需冷靜。值此國內黃金期貨正式上市之際，投資者，特別是散戶投資者要非常小心國際上的空方陷阱。”結果，1月9日，上海黃金期貨果然開盤漲停——230.9美元，到2008年10月最低跌到149.13美元，大跌35.6%，加之期貨槓桿放大效應，國內黃金期貨多頭幾乎被清洗殆盡。國際金價也由當時名義歷史新高1032美元下跌到682美元，最大跌幅33.9%。
現在是警示黃金接近創出實際新高時的中期風險的時候了。最近一段時間，在量化寬鬆3.0、美國國債遭降級、歐債危機升級，全球股市商品大跌的多重利好刺激下，金價瘋狂上漲，30個交易日上漲335美元，漲22.6%，嚴重動搖美元以及全球紙幣系統的基礎。
因為紙幣是全球所有央行和政府的共同利益所在，他們不會坐視金本位如此快速地回歸，一定會聯手打壓金價。這個拐點很可能在美聯儲正式宣布量化寬鬆3.0的時候，即黃金階段性利好出盡的時候。最近各國政府頻繁溝通即是前兆。同時金價急速沖上1800美元，黃金主力多頭賺的盆滿缽滿，獲利回吐要求強烈，有進一步夯實未來上漲基礎的需要。
最須高度警惕的是金價的反向重大利空，即美國政府動用各種國際壓力，並開出增加一些消減財政赤字規模的承諾，迫使標準普爾恢復美國國債的AAA評級。同時“黃金黑洞”裡的黃金首次出手，小試牛刀，不排除金價會受到慘烈打壓。
但是，隨著量化寬鬆3.0等全球新一輪紙幣氾濫，國際金價這個釋放流動性氾濫的最佳火山口被打壓堵塞，各國必將迎來新一輪股市和大宗商品上漲，通貨膨脹將更加嚴重，最後各國央行政府為了控制通脹，又不得不放棄圍堵黃金。屆時黃金將展開新一輪更猛烈上漲。
因為本人此前有“金價高風險時，我會提前預警”的承諾，故此提醒中國黃金投資者，國際金價進入中期高風險階段，可考慮離場觀望，保存勝利果實，在大跌後再入場。最後強調，大跌後購買實物黃金仍是最穩健投資黃金方式。
2011年8月7日
美債降級為黃金“空中加油”
美債降級為黃金“空中加油”
2011-08-08
美國國債遭降級拉開美元危機序幕
2011年8月8日 《第一財經日報》
張庭賓
主權債務危機終於演繹到其真正的高峰期，這就是美國國債的危機。
這也可以被看作是正式拉開了美元紙幣危機的序幕，進一步驗證了本人曾在2010年初所刊發《2010-2014全球紙幣危機和中國社會變革》一文的判斷：美元才是紙幣危機的真正源頭和主角。
美國當地時間週五晚間，標準普爾宣布下調美國信用評級AAA至AA+，這使美國首次失去3A的信用評級。
標普指出，調降評級主要由於美國政府與國會達成的債務上限協議，缺少標普所預期的舉措以維持中期債務穩定。同時，標普維持美國短期主權信用評級“A-1+”不變，評級展望負面。
標普同時決定把美國長期國債信用前景展望維持在“負面”。聲明稱，如果美國債務和財政形勢未見好轉，這家評級機構可能在兩年內把美國長期信用評級進一步降為AA級（如將到此級，美國國債一年的利息或多付約1000億美元）。這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的國債信用首次從頂級跌落。自另一大評級機構美國穆迪1917年推出主權信用評級制度以來，美國一直穩坐3A寶座。標普1941年開始評級後同樣對美國維持3A評級。
美國國債曾毫無爭議地自恃“最安全國債”，AA＋評級意味著美國長期國債信用水平低於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國國債。
美國財政部就標普降級的舉動發表回應，稱美國評級計算有2萬億美元的錯誤，這將直接影響到美國評級計算的結果，而此前其他兩家評級機構穆迪和惠譽都維持了美國信用評級不變。
標普曾反复聲明，如果美國想保住AAA評級，未來十年至少需要削減4萬億美元赤字。當天稍早時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表明：提高美國債務上限至少2.1萬億美元，並在10年內削減赤字2萬億美元以上。
相對於穆迪和惠譽，標準普爾公司保持了一家評級公司的獨立和尊嚴。這是一個顯而易見必須做出的決定——美國國債佔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100%，同時，在2012年底之前就要增加至少2.1萬億美元國債的情況下，美國未來10年僅僅消減赤字2萬億美元，即未來其國債增長的水平遠遠高於財政赤字消減。如此一來，若仍將其保持AAA評級，號稱“獨立、公正”的評級公司的信譽就會徹底破產。
事實再次證明，美國根本沒有消減財政赤字的誠意。 2008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政府大舉借債救市，財政赤字急劇攀升，2009-2011年分別達到1.42萬億美元、1.3萬億美元、1.6萬億美元。
面對直線上升的政府債務，美國本應政府裁員，削減福利，增加稅收，以維持預算平衡。然而美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奧巴馬新政擴大醫保範圍，給富人中產減稅8000多億美元。為自己經濟復甦，不顧債務激增，主動使美元貶值，以轉移美國公眾和它國財富為政府和華爾街填窟窿。這一次更是欲蓋彌彰——試圖用10年的2萬億減赤來為17個月的2.1萬億新增國債遮羞——實在是太愚弄世人的智商了。
按照美國權威機構CBO（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美國未來國債仍將高速增長，10年後（2021年末）將達到25萬億美元（圖1），其利息將增加到1.129萬億美元（圖2），佔GDP的比重為4.7%，遠超GDP的增速，成為美國財政的巨大負擔。主要原因是財政支出不斷膨脹，而財政收入難以增長（見圖3）。
因此，在可以想見的未來，美聯儲不僅將有QE3，還會有QE4、5……這終究有一天會徹底耗盡世人對美國國債的信心，這也會導致標準普爾這種尚保持尊嚴的評級公司不斷降低美債評級。倘若如此，更多的投資者將拋出美國國債，遠離美元，將導緻美國國債收益率大幅飆升，刺破美國的利率衍生品泡沫，鑑於利率衍生品總額超過100萬億美元。最後美國國債和利率衍生品的崩盤將把美元撕碎，一個美元紙幣統治世界經濟的時代將終結。
如果從美國國債首次遭降級的這一天算起，這個過程將比大多數人預計的更快。一旦集體性預期形成，金融投資者將生怕自己成為落伍者，使美元危機不斷加速循環。在筆者看來，3年內完成這一過程的概率接近50%。
這同時也是金本位加速回歸的過程。 3年前，本人就指出金本位回歸的幾個階段標誌：金價在每盎司1000美元以上繼續上漲，是金本位回歸的開始；1500美元以上加速上漲，是金本位進入加速回歸階段；5000美元則標誌著金本位基本回歸。
現在金價1660美元，剛好是1500美元以上加速上漲的時候，美國國債遭遇歷史上的首次降級。這已不僅僅是巧合，而是從正、反兩面同時印證了美元紙幣危機已經開始爆發。
這也可以看作是美國加速衰落的時刻。目前，美國在政治、經濟、貨幣金融等方面對全球的控制力降低到了二戰以來的最低點——連標準普爾都要與其劃清界限了。其軍事霸權在中俄戰略靠攏的製衡下也大打折扣。
未來美國會不會心存僥倖，就像羅馬帝國晚期那樣，用其仍然超強的軍事能力，引發天下大亂，以試圖挽回帝國的餘暉，這是未來幾年全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
本人無法預知這個結果，但未來並不令人樂觀，希望人類好運，在最關鍵時刻有英雄可以挽狂瀾於既倒
2011-08-08
美國國債遭降級拉開美元危機序幕
2011年8月8日 《第一財經日報》
張庭賓
主權債務危機終於演繹到其真正的高峰期，這就是美國國債的危機。
這也可以被看作是正式拉開了美元紙幣危機的序幕，進一步驗證了本人曾在2010年初所刊發《2010-2014全球紙幣危機和中國社會變革》一文的判斷：美元才是紙幣危機的真正源頭和主角。
美國當地時間週五晚間，標準普爾宣布下調美國信用評級AAA至AA+，這使美國首次失去3A的信用評級。
標普指出，調降評級主要由於美國政府與國會達成的債務上限協議，缺少標普所預期的舉措以維持中期債務穩定。同時，標普維持美國短期主權信用評級“A-1+”不變，評級展望負面。
標普同時決定把美國長期國債信用前景展望維持在“負面”。聲明稱，如果美國債務和財政形勢未見好轉，這家評級機構可能在兩年內把美國長期信用評級進一步降為AA級（如將到此級，美國國債一年的利息或多付約1000億美元）。這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的國債信用首次從頂級跌落。自另一大評級機構美國穆迪1917年推出主權信用評級制度以來，美國一直穩坐3A寶座。標普1941年開始評級後同樣對美國維持3A評級。
美國國債曾毫無爭議地自恃“最安全國債”，AA＋評級意味著美國長期國債信用水平低於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國國債。
美國財政部就標普降級的舉動發表回應，稱美國評級計算有2萬億美元的錯誤，這將直接影響到美國評級計算的結果，而此前其他兩家評級機構穆迪和惠譽都維持了美國信用評級不變。
標普曾反复聲明，如果美國想保住AAA評級，未來十年至少需要削減4萬億美元赤字。當天稍早時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表明：提高美國債務上限至少2.1萬億美元，並在10年內削減赤字2萬億美元以上。
相對於穆迪和惠譽，標準普爾公司保持了一家評級公司的獨立和尊嚴。這是一個顯而易見必須做出的決定——美國國債佔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100%，同時，在2012年底之前就要增加至少2.1萬億美元國債的情況下，美國未來10年僅僅消減赤字2萬億美元，即未來其國債增長的水平遠遠高於財政赤字消減。如此一來，若仍將其保持AAA評級，號稱“獨立、公正”的評級公司的信譽就會徹底破產。
事實再次證明，美國根本沒有消減財政赤字的誠意。 2008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政府大舉借債救市，財政赤字急劇攀升，2009-2011年分別達到1.42萬億美元、1.3萬億美元、1.6萬億美元。
面對直線上升的政府債務，美國本應政府裁員，削減福利，增加稅收，以維持預算平衡。然而美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奧巴馬新政擴大醫保範圍，給富人中產減稅8000多億美元。為自己經濟復甦，不顧債務激增，主動使美元貶值，以轉移美國公眾和它國財富為政府和華爾街填窟窿。這一次更是欲蓋彌彰——試圖用10年的2萬億減赤來為17個月的2.1萬億新增國債遮羞——實在是太愚弄世人的智商了。
按照美國權威機構CBO（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美國未來國債仍將高速增長，10年後（2021年末）將達到25萬億美元（圖1），其利息將增加到1.129萬億美元（圖2），佔GDP的比重為4.7%，遠超GDP的增速，成為美國財政的巨大負擔。主要原因是財政支出不斷膨脹，而財政收入難以增長（見圖3）。
因此，在可以想見的未來，美聯儲不僅將有QE3，還會有QE4、5……這終究有一天會徹底耗盡世人對美國國債的信心，這也會導致標準普爾這種尚保持尊嚴的評級公司不斷降低美債評級。倘若如此，更多的投資者將拋出美國國債，遠離美元，將導緻美國國債收益率大幅飆升，刺破美國的利率衍生品泡沫，鑑於利率衍生品總額超過100萬億美元。最後美國國債和利率衍生品的崩盤將把美元撕碎，一個美元紙幣統治世界經濟的時代將終結。
如果從美國國債首次遭降級的這一天算起，這個過程將比大多數人預計的更快。一旦集體性預期形成，金融投資者將生怕自己成為落伍者，使美元危機不斷加速循環。在筆者看來，3年內完成這一過程的概率接近50%。
這同時也是金本位加速回歸的過程。 3年前，本人就指出金本位回歸的幾個階段標誌：金價在每盎司1000美元以上繼續上漲，是金本位回歸的開始；1500美元以上加速上漲，是金本位進入加速回歸階段；5000美元則標誌著金本位基本回歸。
現在金價1660美元，剛好是1500美元以上加速上漲的時候，美國國債遭遇歷史上的首次降級。這已不僅僅是巧合，而是從正、反兩面同時印證了美元紙幣危機已經開始爆發。
這也可以看作是美國加速衰落的時刻。目前，美國在政治、經濟、貨幣金融等方面對全球的控制力降低到了二戰以來的最低點——連標準普爾都要與其劃清界限了。其軍事霸權在中俄戰略靠攏的製衡下也大打折扣。
未來美國會不會心存僥倖，就像羅馬帝國晚期那樣，用其仍然超強的軍事能力，引發天下大亂，以試圖挽回帝國的餘暉，這是未來幾年全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
本人無法預知這個結果，但未來並不令人樂觀，希望人類好運，在最關鍵時刻有英雄可以挽狂瀾於既倒
新的貨幣戰爭正在打響
宋鴻兵：新的貨幣戰爭正在打響
作者：宋鴻兵文章發於：北京晨報
更新時間：2011-8-8
在宋鴻兵眼中，這是一場新的貨幣戰爭。 “無論如何，呼之欲出的第三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對全球貨幣市場而言都是一種新的絞殺。”8月6日，正在香山閉關創作《貨幣戰爭4》的環球財經研究院院長、 《貨幣戰爭》作者宋鴻兵接受北京晨報（微博）專訪時說。
他的新書的主題正是如火如荼的美債危機，他要“從各國應對美元危機的歷史經驗中撥雲見日，尋找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出路”。不過，最近他的寫作不斷被來訪的媒體打斷，“都是美債惹的禍。”宋鴻兵說。
“美國政府不到最後一刻不拍板是為了向全世界展現內心的糾結”
“美國國會在最後一刻達成協議實際是一出政治雙面秀。”宋鴻兵表示，美國政府不到最後一刻不拍板就是為了向全世界人民展現內心的糾結，釋放出決心以實際行動改善赤字的信息，讓國際投資者不要對美元喪失信心，“所以要把這齣戲演得逼真，越逼真越好，為此，總統不惜與國會兩黨拍桌子、打板凳”。用宋鴻兵的話來說，這次美國國債上限問題的演變，就好像“在看好萊塢的一出大戲，不到最後一分鐘，你不知道英雄到底能不能活下來”。
而對於標普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國際分析人士普遍指出，美國喪失“3A”評級的時間點非常糟糕正值市場信心脆弱之際，將再次引發世界對美債危機的擔憂。不過宋鴻兵卻認為，短期的影響並沒有那麼糟糕。 “標普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對美國國會兩黨分階段上調上限的不滿意和對未來美國財政赤字的警告。”宋鴻兵認為，未必會對美國有太大影響，也不意味著美國融資成本會上升。 “持有美元的人不投資美國國債其實是沒有出路的”，因為美元作為全球基準貨幣的地位仍未改變。
“美國債務危機暴露出的問題將徹底葬送美元體系”
“從長遠來看，美國債務危機暴露出的問題將徹底葬送美元體系。”宋鴻兵認為，美國國債作為全球貨幣儲備資產，這個制度本身的設計一定會導緻美元體系的崩潰。這是邏輯上的必然，沒有辦法通過美國經濟增長來擺脫，“美元體系的崩潰是遲早的事情，而不是會不會的事情”。
“一個國家以國債作為全球貨幣的基準，全球貿易在發展，勢必要求美國不斷向全球提供貨幣儲備資產。但國債不能無限膨脹，因為你的財政收入是有限的。”宋鴻兵表示，美國國債增長的無限性和財政收入增長的有限性形成了內在的矛盾，而這種矛盾最終會走向崩潰。
在宋鴻兵看來，美國國債的上限問題會再現並逐步激化。美國現在的貨幣危機和財政赤字問題非但不會消失，還會與日俱增，“直到有一天大家意識到，美國國債將無法承擔世界貨幣儲備資格，那時候將發生根本性的貨幣制度改革，將以重大的美元危機作為改革的契機”。
“QE3是對全球貨幣市場的新一輪絞殺”
美國現在的貨幣危機和財政赤字問題讓第三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3）呼之欲出，在宋鴻兵看來，除了推出QE3外，美國政府別無選擇，“不推出QE3,美國經濟很快會衰退，明年是大選年，奧巴馬會施壓讓國會推出QE3”。
QE3的後果也是顯而易見的。 “QE3將再度讓美元大幅度流出美國，全球其他貨幣被迫升值，並推高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對中國而言，將再現QE2的效果，包括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加、出口受影響等”。
一切都在按宋鴻兵在《貨幣戰爭》中預想的那樣發展。 8月3日起，瑞士和日本相繼出手干預匯市，防止本國貨幣被動升值。而此前，由於美元持續走軟威脅到出口，韓國、新加坡、巴西等都採取了匯市干預措施，不少分析人士認為一場新的貨幣戰爭已經悄然打響。
宋鴻兵認為，這場新的貨幣戰爭的走向取決於美國第三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量”，而無論這個量是否超過第二輪，對全球貨幣市場而言，都是一種新的絞殺。
“大家都希望通過貨幣這種手段把自己的損失降到最低，把債務轉嫁給別人”
美國現在的貨幣危機和財政赤字問題引發了對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而在宋鴻兵看來，自2008年起的經濟危機仍未過去，只不過主權信用危機取代了金融機構的危機。
宋鴻兵對北京晨報記者表示，QE3充其量只能延緩危機爆發的時間，使得危機的規模和烈度進一步提高。 “大家都希望通過貨幣這種手段把自己的損失降到最低，把自己的債務負擔轉嫁給別人”。
在宋鴻兵看來，2008年是金融機構的危機，現在則是主權信用危機，“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的最大差別是金融危機爆發時，政府可以通過印鈔票來解決，而當政府印鈔票這個行為本身出問題後，是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解決的”。
所以，一旦爆發主權信用危機特別是美國的主權信用危機，影響和衝擊力會比2008年更嚴重。 “歐洲的主權信用危機還是小菜一碟，如果爆發在美國，對全球貨幣市場和金融市場的衝擊力巨大”。
“或者是中國的老百姓都在購買黃金，或者央行在秘密購買黃金”
宋鴻兵通過《貨幣戰爭》高呼“美國人通過美元來綁架全世界”，糟糕的是，事態的演變正越來越朝著宋鴻兵預估的方向發展。
宋鴻兵表示，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一定會發生一場危機導致根本性的貨幣制度改革，“我們唯一不知道的是，美元危機什麼時候爆發”。
事實上，隨著對美元風險擔憂的加劇，自2011年起，各國大力增加黃金儲備量。中國外匯儲備雖然冠居全球，但黃金儲備在世界只排到第六，為美國黃金儲備的八分之一。
宋鴻兵對此分析道，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央行已經從國內購買黃金，秘密增加黃金儲備。宋鴻兵表示，中國是黃金第一生產國，近年來中國黃金並沒有大量流出，“這說明，或者是中國老百姓在購買黃金，或者是央行在秘密購買黃金”。對於黃金能留在境內，宋鴻兵很欣慰。
“還有一種可能，央行並沒有增加黃金儲備。”宋鴻兵表示，“從我的理解來看，央行仍然認為美國國債是一種更安全的資產，流動性更高。他們不認同黃金儲備的理念，不認同黃金將成為未來主要貨幣儲備資產，如果他們堅持這種觀點的話，最終為此買單的將是老百姓。”晨報記者陳瓊
作者：宋鴻兵文章發於：北京晨報
更新時間：2011-8-8
在宋鴻兵眼中，這是一場新的貨幣戰爭。 “無論如何，呼之欲出的第三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對全球貨幣市場而言都是一種新的絞殺。”8月6日，正在香山閉關創作《貨幣戰爭4》的環球財經研究院院長、 《貨幣戰爭》作者宋鴻兵接受北京晨報（微博）專訪時說。
他的新書的主題正是如火如荼的美債危機，他要“從各國應對美元危機的歷史經驗中撥雲見日，尋找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出路”。不過，最近他的寫作不斷被來訪的媒體打斷，“都是美債惹的禍。”宋鴻兵說。
“美國政府不到最後一刻不拍板是為了向全世界展現內心的糾結”
“美國國會在最後一刻達成協議實際是一出政治雙面秀。”宋鴻兵表示，美國政府不到最後一刻不拍板就是為了向全世界人民展現內心的糾結，釋放出決心以實際行動改善赤字的信息，讓國際投資者不要對美元喪失信心，“所以要把這齣戲演得逼真，越逼真越好，為此，總統不惜與國會兩黨拍桌子、打板凳”。用宋鴻兵的話來說，這次美國國債上限問題的演變，就好像“在看好萊塢的一出大戲，不到最後一分鐘，你不知道英雄到底能不能活下來”。
而對於標普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國際分析人士普遍指出，美國喪失“3A”評級的時間點非常糟糕正值市場信心脆弱之際，將再次引發世界對美債危機的擔憂。不過宋鴻兵卻認為，短期的影響並沒有那麼糟糕。 “標普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對美國國會兩黨分階段上調上限的不滿意和對未來美國財政赤字的警告。”宋鴻兵認為，未必會對美國有太大影響，也不意味著美國融資成本會上升。 “持有美元的人不投資美國國債其實是沒有出路的”，因為美元作為全球基準貨幣的地位仍未改變。
“美國債務危機暴露出的問題將徹底葬送美元體系”
“從長遠來看，美國債務危機暴露出的問題將徹底葬送美元體系。”宋鴻兵認為，美國國債作為全球貨幣儲備資產，這個制度本身的設計一定會導緻美元體系的崩潰。這是邏輯上的必然，沒有辦法通過美國經濟增長來擺脫，“美元體系的崩潰是遲早的事情，而不是會不會的事情”。
“一個國家以國債作為全球貨幣的基準，全球貿易在發展，勢必要求美國不斷向全球提供貨幣儲備資產。但國債不能無限膨脹，因為你的財政收入是有限的。”宋鴻兵表示，美國國債增長的無限性和財政收入增長的有限性形成了內在的矛盾，而這種矛盾最終會走向崩潰。
在宋鴻兵看來，美國國債的上限問題會再現並逐步激化。美國現在的貨幣危機和財政赤字問題非但不會消失，還會與日俱增，“直到有一天大家意識到，美國國債將無法承擔世界貨幣儲備資格，那時候將發生根本性的貨幣制度改革，將以重大的美元危機作為改革的契機”。
“QE3是對全球貨幣市場的新一輪絞殺”
美國現在的貨幣危機和財政赤字問題讓第三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3）呼之欲出，在宋鴻兵看來，除了推出QE3外，美國政府別無選擇，“不推出QE3,美國經濟很快會衰退，明年是大選年，奧巴馬會施壓讓國會推出QE3”。
QE3的後果也是顯而易見的。 “QE3將再度讓美元大幅度流出美國，全球其他貨幣被迫升值，並推高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對中國而言，將再現QE2的效果，包括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加、出口受影響等”。
一切都在按宋鴻兵在《貨幣戰爭》中預想的那樣發展。 8月3日起，瑞士和日本相繼出手干預匯市，防止本國貨幣被動升值。而此前，由於美元持續走軟威脅到出口，韓國、新加坡、巴西等都採取了匯市干預措施，不少分析人士認為一場新的貨幣戰爭已經悄然打響。
宋鴻兵認為，這場新的貨幣戰爭的走向取決於美國第三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量”，而無論這個量是否超過第二輪，對全球貨幣市場而言，都是一種新的絞殺。
“大家都希望通過貨幣這種手段把自己的損失降到最低，把債務轉嫁給別人”
美國現在的貨幣危機和財政赤字問題引發了對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而在宋鴻兵看來，自2008年起的經濟危機仍未過去，只不過主權信用危機取代了金融機構的危機。
宋鴻兵對北京晨報記者表示，QE3充其量只能延緩危機爆發的時間，使得危機的規模和烈度進一步提高。 “大家都希望通過貨幣這種手段把自己的損失降到最低，把自己的債務負擔轉嫁給別人”。
在宋鴻兵看來，2008年是金融機構的危機，現在則是主權信用危機，“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的最大差別是金融危機爆發時，政府可以通過印鈔票來解決，而當政府印鈔票這個行為本身出問題後，是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解決的”。
所以，一旦爆發主權信用危機特別是美國的主權信用危機，影響和衝擊力會比2008年更嚴重。 “歐洲的主權信用危機還是小菜一碟，如果爆發在美國，對全球貨幣市場和金融市場的衝擊力巨大”。
“或者是中國的老百姓都在購買黃金，或者央行在秘密購買黃金”
宋鴻兵通過《貨幣戰爭》高呼“美國人通過美元來綁架全世界”，糟糕的是，事態的演變正越來越朝著宋鴻兵預估的方向發展。
宋鴻兵表示，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一定會發生一場危機導致根本性的貨幣制度改革，“我們唯一不知道的是，美元危機什麼時候爆發”。
事實上，隨著對美元風險擔憂的加劇，自2011年起，各國大力增加黃金儲備量。中國外匯儲備雖然冠居全球，但黃金儲備在世界只排到第六，為美國黃金儲備的八分之一。
宋鴻兵對此分析道，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央行已經從國內購買黃金，秘密增加黃金儲備。宋鴻兵表示，中國是黃金第一生產國，近年來中國黃金並沒有大量流出，“這說明，或者是中國老百姓在購買黃金，或者是央行在秘密購買黃金”。對於黃金能留在境內，宋鴻兵很欣慰。
“還有一種可能，央行並沒有增加黃金儲備。”宋鴻兵表示，“從我的理解來看，央行仍然認為美國國債是一種更安全的資產，流動性更高。他們不認同黃金儲備的理念，不認同黃金將成為未來主要貨幣儲備資產，如果他們堅持這種觀點的話，最終為此買單的將是老百姓。”晨報記者陳瓊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對外經濟工作
賈根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對外經濟工作的頭腦——答網友問
作者：賈根良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8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對外經濟工作的頭腦——答網友問
中國人民大學 賈根良
摘要：筆者在《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貶值問題的大戰略》中提出了中國要與美元體系和美國經濟“脫鉤”，建立一種以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為統一戰線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是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崛起的新道路。在建設這種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過程中，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仍是我國處理對外經濟關係的基本準則，它是中國崛起的製勝法寶。當然，這三大法寶也是我國所有對外關係的基本準則。強大的軍事力量是統一戰線的基礎，而黨的建設則是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的靈魂。在經濟學方面，黨的建設就是從中央到農村基層所有黨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官員都要學習和掌握筆者所建議的“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在內憂外患的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我們迫切需要重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經濟工作的頭腦。本文具體探討了毛澤東主席有關“農村包圍城市”、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與中國經濟發展新戰略的關係。
如果我國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實行一種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那麼，中國崛起至少還得需要大約五、六十年的時間，也就是在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拓展期結束的時候[①]，在那時，中國已經穩固地成為技術革命的主要領導者了。但目前，中國卻面臨著淪為發達國家殖民地的威脅。一種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在對外經濟關係方面應該是怎樣的呢？筆者在《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貶值問題的大戰略》中點了題，但本文不計劃對此展開討論，只是就一位網友提出的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等與這種戰略的關係做一些簡單的回答，以便拋磚引玉，推進對這種戰略的深入研究。
一、“農村包圍城市”和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
一位網友在跟帖中寫到，“賈教授憂國憂民，兄弟我是非常敬佩！但凡所謂戰略不能只是自己認為可行就可行，比如文中'從發展中國家獲取原材料和能源，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個想法是好的！但'美國政府必將對任何試圖脫離美元體系的國家進行打擊，因為任其發展，它不僅不能剝削中國了，而且由於美元霸權的最終瓦解，將使美國的霸權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會發出戰爭威脅，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就像去年的黃海軍演一樣。但這只不過是戰爭恫嚇而已，這種辦法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但對於中國這樣國土遼闊的國家來說，任何入侵者必將陷入屈辱的失敗境地，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擔憂'，我們真的沒有必要擔憂嗎？現在我國在伊拉克和利比亞還能獲取穩定的能源供應和保護自身的其它利益嗎？既然是'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就不能只考慮中國本土不懼入侵吧？美國'戰爭恫嚇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那'國際經濟新秩序'還能夠建立嗎？本人認為戰略要切實可行才是真戰略，請賈教授繼續努力！當然本人也有與賈教授同樣的美好的夢想，問題是毛主席指出的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的三樣法寶：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現在的肉食者還記得否？放在世界格局中，要實現中國的崛起，除黨的建設可以注入新的解釋外，這三樣法寶難道過時了嗎？”
這位網友提出的問題很好，我非常感謝他提出這個問題，特別是他提出的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與這種戰略的關係，真是一語破的，促使我在這裡把這種戰略與毛澤東思想有關的一些思考提前寫出來。毛主席在1939年寫就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這三大法寶是中國共產黨在血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它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而且是中國人民的寶貴文化財富。筆者所提出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是以前我已經討論過的“國內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一部分，而這種戰略的提出則是基於對西方國家經濟崛起的歷史經驗和中國實際進行研究的結果，同時也受到了毛澤東思想的深刻影響。當我有了這種“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想法時，我不由自主地頓悟到：這很可能就是一條毛澤東式的“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崛起的新道路。
中國目前實行的以發達國家市場特別是美國為主體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實際上是對東亞四小龍的機械的和教條的模仿，筆者已經對這條發展道路給目前的中國所帶來的嚴重危機進行了詳細的討論，[②]此不贅述。掌控高端產業及其技術是步入發達經濟的標誌，而我國不可能按照所謂雁陣模式，在出口導向型經濟中按照比較優勢通過產業的逐步升級達到高端產業的，因為發達國家沒有辦法為我國的高端產業提供龐大的市場，他們也決不會為我國高端產業的發展提供市場，相反卻要千方百計地把中國壓制在價值鏈的低端。因此，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來說，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經濟為領頭雁的雁陣模式實際上是一種現代版的殖民主義經濟結構，它使中國固化在了“日本掌控高端技術和資本品、韓國提供資本品和中間產品，而中國則提供勞動密集的低端產品”這樣一種擔水劈柴的國際分工地位上。這就是目前中國的現狀。與黨中央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背道而馳，政府卻在大力推進“中日韓自貿區”這種現代版的“大東亞共榮圈”，這實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如果通過融入發達經濟體的市場實現經濟崛起這條路走不通，那麼中國應該怎麼辦呢？美國經驗為我們提供了借鑒。 19世紀落後的美國為了避免發達的英國經濟對美國經濟的掠奪和壓迫，美國通過高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與英國經濟隔離開來，到了1894年，美國不僅成功地崛起為工農業帝國，而且美國具有極強競爭力的高端和新興產業產品大肆入侵歐洲國家，以至於1901-1902年在歐洲出現了大量的圖書，向人們拉響了警惕“美國化”的警鐘。 [③]您也可以說這是一種“美國版”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崛起之路。但是，在當時的美國，資源豐富、人口不多，也不存在一種類似於今天美元霸權的“英鎊霸權”（雖然南北戰爭後為實行金本位製而逐步廢棄了“綠背紙幣”政策對其經濟產生了一些損害），因此不需要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建立一種“國際經濟新秩序”。但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和能源比較匱乏，而許多發展中國家資源豐富和人口“稀少”，如果我國通過保護主義的進口替代和抓住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發展起高端產業，這就使中國與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了很強的經濟互補性，因此，建立一種以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為統一戰線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就顯得比當時的美國重要的多。
“農村包圍城市”是毛主席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所開闢的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這標誌著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中國革命中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也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歷史上，放棄武裝鬥爭差點使中國共產黨亡黨，在今天的國際經濟中，這不僅要亡黨而且還要亡國。毛澤東曾說過，近代以來，中國許多仁人誌士，為了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紛紛提出學習和實行西方的主張，但是，結果發現“先生”總是打“學生”。在目前的世界仍然是如此。中國是一個和善的國家，中國真誠地向世界宣稱“和平崛起”，但迎來的卻是美國鐵拳的教訓和周邊小國一哄而上地“哄搶”中國。血的教訓告訴我們，“和平崛起”必須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這是在筆者所謂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中武裝鬥爭的含義。顯而易見，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建立統一戰線也就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強大的軍事力量是統一戰線的基礎。
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堅決捍衛領土完整、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和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基本原則是武裝鬥爭的基本原則。但是，我國沒有必要在他國領土上為了爭奪資源直接與美國發生衝突，也不打算挑戰它的霸權，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們仍要奉行毛主席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戰略：“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戰略，靜等美元霸權的瓦解。我認為，美元霸權瓦解後，美國軍事霸權的瓦解就指日可待了。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從發展中國家獲取我們需要的能源和自然資源呢？前面提到的網友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就不能只考慮中國本土不懼入侵，我國在伊拉克和利比亞還能獲取穩定的能源供應和保護自身的其它利益嗎？”確實，近十年來美國及其僕從圍堵中國的局勢日益嚴峻，可以說中國企業走到那裡，美國就從那裡趕走中國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怎樣獲取穩定的能源和資源供給呢？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我在這裡簡單地談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國在轉向內需為主導的保護主義戰略後，我們對外部能源和資源的需求量可能會有較大下降。我們目前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以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為發達國家供應低端和廉價工業產品為特徵的，而這種低端產品又是以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為特徵的，作為“世界工廠”，它不僅使我國能源和資源被大量地消耗掉，而且也是通過從發展中國家進口能源和資源並向發達國家出口製成品為特徵的，這表面上具有歷史上的“進口原材料並出口製成品”的宗主國特徵，因此，非洲一些學者指責我國搞殖民主義，但實際上，我國是替罪羊，因為我國“進口原材料並出口製成品”幾乎是賠本買賣，巨額利潤和廉價產品的好處都被發達國家攫取了。因此，當我國轉向內需主導和通過保護主義發展了高端產品出口時，我們對外部能源和資源的需求量可能會有較大下降，這種壓力可能就會在很大程度上被緩解。另外，我國現在仍在大量地出口自然資源換取美元儲備，筆者為此從去年開始到現在，已經發表了三篇論文，呼籲禁止不可再生資源出口並回購資源型外資企業，如果能被採納，從外部獲取資源和能源的壓力也會得到一定的緩解。
其次，雖然一般地說，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和能源比較匱乏，但是我國不可再生資源的儲備總量仍是相當豐富的，而且新能源也不斷地被發現。例如，我國是世界上稀土等稀有金屬資源最豐富的國家，除了稀土綜合儲量佔全球30%強之外，稀有金屬鎢、銦、鍺、鈦的儲量分別佔全球的85%、80%、50 %和37%，均居世界第一。此外，大量能夠以低成本開采的稀有金屬資源也都富集我國，且我國是世界上惟一能夠供應不同等級、不同品種稀有金屬產品的國家。 [④]又如，據報導，在能夠接續石油和煤炭的新的不可再生能源中，我國頁岩氣儲量與美國相當，達到100萬億立方米；2009年，我國青海發現巨大儲量可燃冰。可燃冰是高效和清潔的能源，儲量巨大，有極大潛力成為未來替代能源的首選。本次青海發現的陸上可燃冰儲量，如能合理開發，可以維持中國能源消耗近90年。而全世界已探明海底可燃冰儲量，可維持人類能源消耗1000年。如何開發這些能源關鍵在於自有技術，據報導，“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期間，與中國政府簽訂了一系列的能源合作協議，頁岩氣開發是其中之一”，但我感到非常擔心的是，這是否又要重複“以能源和市場換技術”的悲劇，如果再現這種悲劇，我這裡提出的戰略將不會成功。一旦我國轉向內需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大量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問題被解決，我國可以運用自有資源作為武器調節資源和能源的進口需求，掌控資源進口價格，而不是像現在鋼鐵價格被三大礦山壟斷企業所操縱（外國資源如果漲價，我們就使用本國資源，跌價到一定程度就增加儲備）。
再次，目前正在醞釀的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的核心就是要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世界經濟面臨的資源和能源問題。需求是發明之母，中國未來的工業化面臨著巨大的資源和能源壓力，能否抓住這次技術革命的機遇並成為技術革命的主導者之一，這是決定中國崛起的關鍵因素之一。可以肯定地說，在目前的我國經濟發展模式下，我國是根本不可能抓住這種歷史性機遇的，因此，筆者才呼籲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驚天革命。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將有專文探討。
最後，我回到前面的網友提出的問題：我們如何從外國獲取穩定的能源和資源供給？在這裡，我引用廖子光先生在2009年10月的一段話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人民幣能夠主導我們和他們之間的貿易，那麼我們就可以用人民幣來購買它的資源如石油。那麼能很快給我們帶來優勢。因為只要我們讓人民富裕起來而不是僅讓某些企業富裕起來，那麼在不遠的未來中國可能會是世界第一大消費經濟體。那個時候，在國際貿易中，例如自然資源，我們將會是世界的主要購買者。在市場交易裡面，主要有兩個主體：生產者（賣家）和消費者（買家）。當某個消費方在市場中佔有的比例足夠大的時候，他就擁有了駕馭市場的能力。當然這也是歷史上操縱價格和對此進行管制的由來。如果你這個購買方足夠大，你有市場力量，你事實上可以裁定、制定價格——因為如果你生產者不賣給我，那麼無人買你的產品，你的賣價實際為0。所以你還是要賣給我，至少能換得某些東西。值得指出的是，近來我們中國有一個政策，鼓勵我們的企業走出去，使用那些過剩的無處可花的外匯儲備去購買外國的資源型企業。在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政策方向。但如果你仔細想想我剛才所說的對市場的分析（主要兩類人，一個買家和一個賣家等），如果我們最終真的成為這些資源生產企業的所有者，那麼我們內部自己就出現分歧了：某些中國人會更傾向於資源價格走高一些，有些中國人則會更傾向於資源價格走低一些，誰會贏得國家的政策傾斜？好吧，那麼就看這兩撥人在國內政治較量了，這就成了一個政治問題。但這是本可以避免的政治問題—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擁有這些外國資源性企業呢？當然於是會有人說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我們應該去掌握擁有他們，因為我們需要安全。好吧，如果我們真想實現這一點，那麼除了擁有這些企業的所有權以外，我國還需要一個具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投放能力的遠洋海軍。目前而言我們並沒有這樣的海軍，而且似乎也沒有未來建設擁有這樣的海軍的計劃。而如果你在中東擁有油田，而又如同二戰中的日本那樣受困於他人之手無法將南洋印度尼西亞的原油運回本土，那麼你的所有權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此外，我們和外國貿易的目的，是通過貿易，老老實實支付自然資源的合理價格，我們不打算去佔有它們，因為佔有它們是一種帝國主義傳統的做法。當年，外國資本跑到我們的土地上，收購我們的資源，我們很憤怒，今天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那些第三世界國家裡面，為什麼他們就要歡迎我們呢？這也是為什麼在世界上，已經有美國人在批判我們，說，你們和我們其實一樣，也都是帝國主義嘛。所以我們應該再考慮、三思這種收購海外資源公司的政策。當我們需要自然資源的時候，我們只要保障能用合理價格支付得到即可。而得到資源後我們的獲利，是在於將這些資源經過我們的加工，成為高附加值的產品，而資源出口國也相應得益，因為他們可以用出口資源得到的人民幣向我們購買我們的高附加值產品。 ”
三、黨的建設是關鍵
毛主席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寫到，“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係。”據此，我把毛主席有關黨的組織作用理解為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的靈魂。前面提到的網友寫到，“放在世界格局中，要實現中國的崛起，黨的建設可以注入新的解釋”，這句話是很中肯的意見，但我過去對黨的建設問題沒有興趣，在這方面更無法談得上有什麼看法了，這是共產黨領導階層需要思考的問題。今天我只是從經濟學角度談一下在黨的建設方面，應該學習什麼樣的經濟學知識問題。
筆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在1992年之後奉行比較優勢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全盤接受“套在巨龍（中國）頭上的五條致命的絞索”：自由貿易、外國直接投資、美元霸權、全球產業價值鍊和金融開放，主要原因有四個：第一個是放棄了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經濟工作的指導，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洗腦的結果，第三個是不了解發達國家經濟崛起的歷史。第四個是在大學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盛行，而主導發達國家經濟崛起的“以生產和知識為基礎的替代性經濟學”卻絕跡了。 [⑤]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洗腦使一些人不知不覺地在對外經濟關係上成了漢奸，這也是在諸如外交部、商務部、農業部和鐵道部之所以漢奸層出不窮的原因，這也是產生“救美國就是救中國”這種漢奸言論以及我國一些著名的研究機構按照發達國家的意願為我國提供損害中國經濟的政策建議的思想原因，它甚至使黨的一些高級幹部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不知不覺地為發達國家效犬馬之勞。
因此，如果“國內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及其“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構想能夠被採納，我們就必須改革目前的經濟學教育，培養一大批對“中國崛起的經濟學”深有研究的學者和教員，培養我國的經濟戰略家，而《論持久戰》和《論十大經濟關係》等是其必讀的經典著作。所謂“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就是一種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對李斯特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熊彼特主義經濟學進行創造性綜合的經濟學的一種新體系。毛澤東思想的實質是實事求是和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靈魂，而李斯特主義即保護主義則是所有落後國家成功崛起的必由之路，熊彼特主義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研究“創新驅動的經濟”必不可少的課程。
在黨的建設上，要把那些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影響很深的干部從領導崗位上請下來。外匯管理局之所以出現驚人的言論，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已經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思想。因此，在黨的思想建設上，從中央到農村基層所有黨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官員都要重新學習他們從不知曉的“中國崛起的經濟學”，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經濟工作的頭腦。筆者在這裡還要另外指出，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也是我國處理所有外交關係的基本準則。
今日得餘暇，受網友的啟發，匆就上述文字，很不繫統，請大家批評指正。由於有兩本書等著要寫，因此，我歡迎網友評論和提問，並表示感謝，但不再回答，敬請諒解。
2011年8月7日15時-21時
[①] 參看拙文：《評佩蕾斯的技術革命、金融危機與製度大轉型》，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年第2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理論經濟學》卷2009年第6期轉載全文轉載。
[②] 請參看賈根良：《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0年第4期；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2期。
[③]參看納爾遜：《經濟增長的源泉》，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頁；邁克爾•佩雷曼：《經濟學的終結》，第71頁。
[④]賈根良、劉琳：《中國稀土問題的經濟史透視與演化經濟學分析》，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⑤] 筆者在2007年開始引進這種經濟學，參看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下卷)，賈根良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賴納特：《富國為什麼富、窮國為什麼窮》，楊虎濤等譯，賈根良審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賈根良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8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對外經濟工作的頭腦——答網友問
中國人民大學 賈根良
摘要：筆者在《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貶值問題的大戰略》中提出了中國要與美元體系和美國經濟“脫鉤”，建立一種以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為統一戰線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是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崛起的新道路。在建設這種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過程中，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仍是我國處理對外經濟關係的基本準則，它是中國崛起的製勝法寶。當然，這三大法寶也是我國所有對外關係的基本準則。強大的軍事力量是統一戰線的基礎，而黨的建設則是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的靈魂。在經濟學方面，黨的建設就是從中央到農村基層所有黨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官員都要學習和掌握筆者所建議的“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在內憂外患的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我們迫切需要重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經濟工作的頭腦。本文具體探討了毛澤東主席有關“農村包圍城市”、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與中國經濟發展新戰略的關係。
如果我國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實行一種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那麼，中國崛起至少還得需要大約五、六十年的時間，也就是在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拓展期結束的時候[①]，在那時，中國已經穩固地成為技術革命的主要領導者了。但目前，中國卻面臨著淪為發達國家殖民地的威脅。一種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在對外經濟關係方面應該是怎樣的呢？筆者在《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貶值問題的大戰略》中點了題，但本文不計劃對此展開討論，只是就一位網友提出的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等與這種戰略的關係做一些簡單的回答，以便拋磚引玉，推進對這種戰略的深入研究。
一、“農村包圍城市”和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
一位網友在跟帖中寫到，“賈教授憂國憂民，兄弟我是非常敬佩！但凡所謂戰略不能只是自己認為可行就可行，比如文中'從發展中國家獲取原材料和能源，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個想法是好的！但'美國政府必將對任何試圖脫離美元體系的國家進行打擊，因為任其發展，它不僅不能剝削中國了，而且由於美元霸權的最終瓦解，將使美國的霸權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會發出戰爭威脅，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就像去年的黃海軍演一樣。但這只不過是戰爭恫嚇而已，這種辦法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但對於中國這樣國土遼闊的國家來說，任何入侵者必將陷入屈辱的失敗境地，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擔憂'，我們真的沒有必要擔憂嗎？現在我國在伊拉克和利比亞還能獲取穩定的能源供應和保護自身的其它利益嗎？既然是'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就不能只考慮中國本土不懼入侵吧？美國'戰爭恫嚇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那'國際經濟新秩序'還能夠建立嗎？本人認為戰略要切實可行才是真戰略，請賈教授繼續努力！當然本人也有與賈教授同樣的美好的夢想，問題是毛主席指出的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的三樣法寶：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現在的肉食者還記得否？放在世界格局中，要實現中國的崛起，除黨的建設可以注入新的解釋外，這三樣法寶難道過時了嗎？”
這位網友提出的問題很好，我非常感謝他提出這個問題，特別是他提出的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與這種戰略的關係，真是一語破的，促使我在這裡把這種戰略與毛澤東思想有關的一些思考提前寫出來。毛主席在1939年寫就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這三大法寶是中國共產黨在血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它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而且是中國人民的寶貴文化財富。筆者所提出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是以前我已經討論過的“國內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一部分，而這種戰略的提出則是基於對西方國家經濟崛起的歷史經驗和中國實際進行研究的結果，同時也受到了毛澤東思想的深刻影響。當我有了這種“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想法時，我不由自主地頓悟到：這很可能就是一條毛澤東式的“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崛起的新道路。
中國目前實行的以發達國家市場特別是美國為主體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實際上是對東亞四小龍的機械的和教條的模仿，筆者已經對這條發展道路給目前的中國所帶來的嚴重危機進行了詳細的討論，[②]此不贅述。掌控高端產業及其技術是步入發達經濟的標誌，而我國不可能按照所謂雁陣模式，在出口導向型經濟中按照比較優勢通過產業的逐步升級達到高端產業的，因為發達國家沒有辦法為我國的高端產業提供龐大的市場，他們也決不會為我國高端產業的發展提供市場，相反卻要千方百計地把中國壓制在價值鏈的低端。因此，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來說，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經濟為領頭雁的雁陣模式實際上是一種現代版的殖民主義經濟結構，它使中國固化在了“日本掌控高端技術和資本品、韓國提供資本品和中間產品，而中國則提供勞動密集的低端產品”這樣一種擔水劈柴的國際分工地位上。這就是目前中國的現狀。與黨中央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背道而馳，政府卻在大力推進“中日韓自貿區”這種現代版的“大東亞共榮圈”，這實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如果通過融入發達經濟體的市場實現經濟崛起這條路走不通，那麼中國應該怎麼辦呢？美國經驗為我們提供了借鑒。 19世紀落後的美國為了避免發達的英國經濟對美國經濟的掠奪和壓迫，美國通過高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與英國經濟隔離開來，到了1894年，美國不僅成功地崛起為工農業帝國，而且美國具有極強競爭力的高端和新興產業產品大肆入侵歐洲國家，以至於1901-1902年在歐洲出現了大量的圖書，向人們拉響了警惕“美國化”的警鐘。 [③]您也可以說這是一種“美國版”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崛起之路。但是，在當時的美國，資源豐富、人口不多，也不存在一種類似於今天美元霸權的“英鎊霸權”（雖然南北戰爭後為實行金本位製而逐步廢棄了“綠背紙幣”政策對其經濟產生了一些損害），因此不需要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建立一種“國際經濟新秩序”。但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和能源比較匱乏，而許多發展中國家資源豐富和人口“稀少”，如果我國通過保護主義的進口替代和抓住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發展起高端產業，這就使中國與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了很強的經濟互補性，因此，建立一種以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為統一戰線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就顯得比當時的美國重要的多。
“農村包圍城市”是毛主席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所開闢的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這標誌著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中國革命中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也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歷史上，放棄武裝鬥爭差點使中國共產黨亡黨，在今天的國際經濟中，這不僅要亡黨而且還要亡國。毛澤東曾說過，近代以來，中國許多仁人誌士，為了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紛紛提出學習和實行西方的主張，但是，結果發現“先生”總是打“學生”。在目前的世界仍然是如此。中國是一個和善的國家，中國真誠地向世界宣稱“和平崛起”，但迎來的卻是美國鐵拳的教訓和周邊小國一哄而上地“哄搶”中國。血的教訓告訴我們，“和平崛起”必須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這是在筆者所謂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中武裝鬥爭的含義。顯而易見，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建立統一戰線也就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強大的軍事力量是統一戰線的基礎。
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堅決捍衛領土完整、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和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基本原則是武裝鬥爭的基本原則。但是，我國沒有必要在他國領土上為了爭奪資源直接與美國發生衝突，也不打算挑戰它的霸權，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們仍要奉行毛主席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戰略：“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戰略，靜等美元霸權的瓦解。我認為，美元霸權瓦解後，美國軍事霸權的瓦解就指日可待了。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從發展中國家獲取我們需要的能源和自然資源呢？前面提到的網友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就不能只考慮中國本土不懼入侵，我國在伊拉克和利比亞還能獲取穩定的能源供應和保護自身的其它利益嗎？”確實，近十年來美國及其僕從圍堵中國的局勢日益嚴峻，可以說中國企業走到那裡，美國就從那裡趕走中國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怎樣獲取穩定的能源和資源供給呢？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我在這裡簡單地談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國在轉向內需為主導的保護主義戰略後，我們對外部能源和資源的需求量可能會有較大下降。我們目前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以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為發達國家供應低端和廉價工業產品為特徵的，而這種低端產品又是以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為特徵的，作為“世界工廠”，它不僅使我國能源和資源被大量地消耗掉，而且也是通過從發展中國家進口能源和資源並向發達國家出口製成品為特徵的，這表面上具有歷史上的“進口原材料並出口製成品”的宗主國特徵，因此，非洲一些學者指責我國搞殖民主義，但實際上，我國是替罪羊，因為我國“進口原材料並出口製成品”幾乎是賠本買賣，巨額利潤和廉價產品的好處都被發達國家攫取了。因此，當我國轉向內需主導和通過保護主義發展了高端產品出口時，我們對外部能源和資源的需求量可能會有較大下降，這種壓力可能就會在很大程度上被緩解。另外，我國現在仍在大量地出口自然資源換取美元儲備，筆者為此從去年開始到現在，已經發表了三篇論文，呼籲禁止不可再生資源出口並回購資源型外資企業，如果能被採納，從外部獲取資源和能源的壓力也會得到一定的緩解。
其次，雖然一般地說，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和能源比較匱乏，但是我國不可再生資源的儲備總量仍是相當豐富的，而且新能源也不斷地被發現。例如，我國是世界上稀土等稀有金屬資源最豐富的國家，除了稀土綜合儲量佔全球30%強之外，稀有金屬鎢、銦、鍺、鈦的儲量分別佔全球的85%、80%、50 %和37%，均居世界第一。此外，大量能夠以低成本開采的稀有金屬資源也都富集我國，且我國是世界上惟一能夠供應不同等級、不同品種稀有金屬產品的國家。 [④]又如，據報導，在能夠接續石油和煤炭的新的不可再生能源中，我國頁岩氣儲量與美國相當，達到100萬億立方米；2009年，我國青海發現巨大儲量可燃冰。可燃冰是高效和清潔的能源，儲量巨大，有極大潛力成為未來替代能源的首選。本次青海發現的陸上可燃冰儲量，如能合理開發，可以維持中國能源消耗近90年。而全世界已探明海底可燃冰儲量，可維持人類能源消耗1000年。如何開發這些能源關鍵在於自有技術，據報導，“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期間，與中國政府簽訂了一系列的能源合作協議，頁岩氣開發是其中之一”，但我感到非常擔心的是，這是否又要重複“以能源和市場換技術”的悲劇，如果再現這種悲劇，我這裡提出的戰略將不會成功。一旦我國轉向內需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大量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問題被解決，我國可以運用自有資源作為武器調節資源和能源的進口需求，掌控資源進口價格，而不是像現在鋼鐵價格被三大礦山壟斷企業所操縱（外國資源如果漲價，我們就使用本國資源，跌價到一定程度就增加儲備）。
再次，目前正在醞釀的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的核心就是要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世界經濟面臨的資源和能源問題。需求是發明之母，中國未來的工業化面臨著巨大的資源和能源壓力，能否抓住這次技術革命的機遇並成為技術革命的主導者之一，這是決定中國崛起的關鍵因素之一。可以肯定地說，在目前的我國經濟發展模式下，我國是根本不可能抓住這種歷史性機遇的，因此，筆者才呼籲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驚天革命。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將有專文探討。
最後，我回到前面的網友提出的問題：我們如何從外國獲取穩定的能源和資源供給？在這裡，我引用廖子光先生在2009年10月的一段話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人民幣能夠主導我們和他們之間的貿易，那麼我們就可以用人民幣來購買它的資源如石油。那麼能很快給我們帶來優勢。因為只要我們讓人民富裕起來而不是僅讓某些企業富裕起來，那麼在不遠的未來中國可能會是世界第一大消費經濟體。那個時候，在國際貿易中，例如自然資源，我們將會是世界的主要購買者。在市場交易裡面，主要有兩個主體：生產者（賣家）和消費者（買家）。當某個消費方在市場中佔有的比例足夠大的時候，他就擁有了駕馭市場的能力。當然這也是歷史上操縱價格和對此進行管制的由來。如果你這個購買方足夠大，你有市場力量，你事實上可以裁定、制定價格——因為如果你生產者不賣給我，那麼無人買你的產品，你的賣價實際為0。所以你還是要賣給我，至少能換得某些東西。值得指出的是，近來我們中國有一個政策，鼓勵我們的企業走出去，使用那些過剩的無處可花的外匯儲備去購買外國的資源型企業。在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政策方向。但如果你仔細想想我剛才所說的對市場的分析（主要兩類人，一個買家和一個賣家等），如果我們最終真的成為這些資源生產企業的所有者，那麼我們內部自己就出現分歧了：某些中國人會更傾向於資源價格走高一些，有些中國人則會更傾向於資源價格走低一些，誰會贏得國家的政策傾斜？好吧，那麼就看這兩撥人在國內政治較量了，這就成了一個政治問題。但這是本可以避免的政治問題—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擁有這些外國資源性企業呢？當然於是會有人說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我們應該去掌握擁有他們，因為我們需要安全。好吧，如果我們真想實現這一點，那麼除了擁有這些企業的所有權以外，我國還需要一個具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投放能力的遠洋海軍。目前而言我們並沒有這樣的海軍，而且似乎也沒有未來建設擁有這樣的海軍的計劃。而如果你在中東擁有油田，而又如同二戰中的日本那樣受困於他人之手無法將南洋印度尼西亞的原油運回本土，那麼你的所有權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此外，我們和外國貿易的目的，是通過貿易，老老實實支付自然資源的合理價格，我們不打算去佔有它們，因為佔有它們是一種帝國主義傳統的做法。當年，外國資本跑到我們的土地上，收購我們的資源，我們很憤怒，今天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那些第三世界國家裡面，為什麼他們就要歡迎我們呢？這也是為什麼在世界上，已經有美國人在批判我們，說，你們和我們其實一樣，也都是帝國主義嘛。所以我們應該再考慮、三思這種收購海外資源公司的政策。當我們需要自然資源的時候，我們只要保障能用合理價格支付得到即可。而得到資源後我們的獲利，是在於將這些資源經過我們的加工，成為高附加值的產品，而資源出口國也相應得益，因為他們可以用出口資源得到的人民幣向我們購買我們的高附加值產品。 ”
三、黨的建設是關鍵
毛主席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寫到，“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係。”據此，我把毛主席有關黨的組織作用理解為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的靈魂。前面提到的網友寫到，“放在世界格局中，要實現中國的崛起，黨的建設可以注入新的解釋”，這句話是很中肯的意見，但我過去對黨的建設問題沒有興趣，在這方面更無法談得上有什麼看法了，這是共產黨領導階層需要思考的問題。今天我只是從經濟學角度談一下在黨的建設方面，應該學習什麼樣的經濟學知識問題。
筆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在1992年之後奉行比較優勢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全盤接受“套在巨龍（中國）頭上的五條致命的絞索”：自由貿易、外國直接投資、美元霸權、全球產業價值鍊和金融開放，主要原因有四個：第一個是放棄了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經濟工作的指導，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洗腦的結果，第三個是不了解發達國家經濟崛起的歷史。第四個是在大學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盛行，而主導發達國家經濟崛起的“以生產和知識為基礎的替代性經濟學”卻絕跡了。 [⑤]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洗腦使一些人不知不覺地在對外經濟關係上成了漢奸，這也是在諸如外交部、商務部、農業部和鐵道部之所以漢奸層出不窮的原因，這也是產生“救美國就是救中國”這種漢奸言論以及我國一些著名的研究機構按照發達國家的意願為我國提供損害中國經濟的政策建議的思想原因，它甚至使黨的一些高級幹部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不知不覺地為發達國家效犬馬之勞。
因此，如果“國內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及其“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構想能夠被採納，我們就必須改革目前的經濟學教育，培養一大批對“中國崛起的經濟學”深有研究的學者和教員，培養我國的經濟戰略家，而《論持久戰》和《論十大經濟關係》等是其必讀的經典著作。所謂“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就是一種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對李斯特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熊彼特主義經濟學進行創造性綜合的經濟學的一種新體系。毛澤東思想的實質是實事求是和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靈魂，而李斯特主義即保護主義則是所有落後國家成功崛起的必由之路，熊彼特主義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研究“創新驅動的經濟”必不可少的課程。
在黨的建設上，要把那些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影響很深的干部從領導崗位上請下來。外匯管理局之所以出現驚人的言論，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已經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思想。因此，在黨的思想建設上，從中央到農村基層所有黨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官員都要重新學習他們從不知曉的“中國崛起的經濟學”，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經濟工作的頭腦。筆者在這裡還要另外指出，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也是我國處理所有外交關係的基本準則。
今日得餘暇，受網友的啟發，匆就上述文字，很不繫統，請大家批評指正。由於有兩本書等著要寫，因此，我歡迎網友評論和提問，並表示感謝，但不再回答，敬請諒解。
2011年8月7日15時-21時
[①] 參看拙文：《評佩蕾斯的技術革命、金融危機與製度大轉型》，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年第2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理論經濟學》卷2009年第6期轉載全文轉載。
[②] 請參看賈根良：《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0年第4期；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2期。
[③]參看納爾遜：《經濟增長的源泉》，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頁；邁克爾•佩雷曼：《經濟學的終結》，第71頁。
[④]賈根良、劉琳：《中國稀土問題的經濟史透視與演化經濟學分析》，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⑤] 筆者在2007年開始引進這種經濟學，參看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下卷)，賈根良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賴納特：《富國為什麼富、窮國為什麼窮》，楊虎濤等譯，賈根良審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忽悠中國人的“陰謀”
賈根良：既無“北京共識”也無中國崛起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2
既無“北京共識”也無中國崛起
——“北京共識”是忽悠中國人的“陰謀”
美國高盛公司的高級顧問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識”時，中國知識界和政界對這種提法一片歡騰，我當時對“北京共識”的提法也是欣賞的。但我在2006年1月發表《中國經濟學革命論》後，通過對實際問題的研究，發現中國正面臨著滑向殖民地的嚴重局面。在我看來，“北京共識”提出之時，正是中國各種尖銳矛盾開始爆發之時。因此，2006年春夏之交，我忽然想到，所謂“北京共識”極可能是外國人忽悠中國，使我們對嚴重的困難視而不見。我把這種猜測和警告在2006年秋天寫進某雜誌對我的訪談中，但該雜誌不同意我的一些觀點，沒有發表這個訪談。這個訪談一直放在抽屜裡，直到2008年，才由《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創刊號登載出來。在這個訪談中，筆者提出了中國要防止被“北京共識”所“忽悠”的問題。
了解“北京共識”的人都知道，這個概念的提出者雷默當時是高盛公司的高級顧問，因此，在2008年底，我忽然想到在網上要進一步查詢下此人的背景。我發現他是曾擔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的高足，直到現在仍被聘為清華大學教授。基辛格何等人物，他的高足提出“北京共識”難道不令人詫異？高盛公司又是什麼樣的公司？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現代版的東印度公司！這使我對他提出“北京共識”的動機發生了懷疑，以至於我幾乎完全確信他是在忽悠中國人。因此，在以後參加學術會議時，只要涉及相關問題，我都指出，“北京共識”是外國人忽悠中國，其目的是繼續使中國人把1993年以來實際上實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或“華盛頓共識”的變種錯當為“北京共識”堅定地推行下去。
例如，雷默把中國積累的大量美元儲備稱作是中國積累的“不對稱”的具有威懾作用的戰略武器，而現在路人皆知，中國積累的大量美元儲備特別是一直在購買的美國國債實際上是中國所陷入的萬劫不復的“陷阱”。又如，在“北京共識”提出後一直到現在，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的知識界瀰漫著一種虛妄的“中國已經崛起”、“中國正在崛起”或者“中國將要崛起”的極度樂觀情緒。但在我看來，根本就沒有“中國崛起”這回事，實際上，按照我對經濟思想史和發達國家經濟崛起歷史的研究，自1993年以來，中國實行的經濟政策正愈來愈使我國陷入“自我殖民地”的境地，現在日益進入了一個危機爆發的時期。要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不得不停止1993年以來實行的錯誤發展路線，進行一種經濟發展戰略的徹底革命。
但是，糾正1993年以來實行的錯誤經濟發展路線何其困難!在這裡，只以筆者就外資和自主創新問題致某君的兩封信為例，從這兩封信的遭遇就可略見一斑。 2010年4月23日，也就是在《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9號）公佈不久，我就在烏有之鄉上發表了“就停止引進外資並回購外資企業的一封信”。在此文的基礎上，2010年5月，筆者曾就此問題寫成內參，特別談到了外匯儲備的增加與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巨大關係，通過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辦公室上報國務院辦公廳。但事與願違，時隔2個多月之後，我在報紙上看到，國務院為落實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任務，專門發文落實國務院各部委加強引資工作的分工和責任。在看到這條消息後，苦笑之餘，我感到異常悲哀，我講的道理是如此明了，但國務院為什麼仍然執迷不悟呢？ （後來我曾試圖再通過這個機構上報內參，但被婉拒）
第二封信題目是《為自主創新政策送葬——致把“外資企業都視同於中國企業”的某君》這封信是對2010年5月23-24日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國政府和跨國公司粗暴干涉我國自主創新政府採購政策的評論，敦促政府相關部門義正詞嚴地駁斥並堅決拒絕美國政府和跨國公司對我國自主創新政府採購政策的無理干涉。在第二封信發在“烏有之鄉”網站後不久，我在“替代性經濟學教規”網站之一（http://Hum.ttu.ee/tg/）看到新刊載出來的《政府採購作為產業政策工具：發展中國家的一種選擇》（Public procurement as anindustrial policy tool：an op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我打算翻譯出來並針對中國問題撰寫一個評論，作為內參上報國務院辦公廳，目的是規勸政府不要加入WTO政府採購協議並一定要堅持自主創新採購政策，但我徵詢了三家曾希望我撰寫內參代為上報的機構的意見，但他們大都默不作聲，只有一家機構的熟人對我說，如果上報這樣的內參，部領導還想當官嗎？無奈，筆者只好作罷。
2011年7月7日，我在報紙上看到，根據財政部通知，自7月1日起我國已經停止執行與自主創新產品政府採購政策相關的三個文件。為此，筆者不得不悲嘆，跨國公司和外國政府終於達到目的了。政府採購是各國推動自主創新的重要手段，何況我國並沒有加入WTO政府採購協議，但跨國公司和外國政府卻不允許中國採取這種政策，這是我國喪失經濟自主權的一個重要表現，堪比近代史上關稅自主權的無法自主。對此，筆者心中充滿悲憤！我國停止執行有關政府採購自主創新政策所造成的惡果將大大超過大飛機項目的下馬和鐵道部拒絕“中華之星”所帶來的惡劣影響，作為一個已經載入歷史的重大事件，財政部和相關政策決策者已經被釘在了民族罪人的恥辱柱上。
類似於筆者的遭遇俯拾即是，中日韓自貿區對中國是災難，轉基因對中國更是災難。有那麼多人反對轉基因，政府卻依然我行我素，難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沒有明白人？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有錯必糾，而今在關係國家存亡這樣重大的決策問題上為什麼這樣難，難道天要滅我中華？ ！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2
既無“北京共識”也無中國崛起
——“北京共識”是忽悠中國人的“陰謀”
美國高盛公司的高級顧問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識”時，中國知識界和政界對這種提法一片歡騰，我當時對“北京共識”的提法也是欣賞的。但我在2006年1月發表《中國經濟學革命論》後，通過對實際問題的研究，發現中國正面臨著滑向殖民地的嚴重局面。在我看來，“北京共識”提出之時，正是中國各種尖銳矛盾開始爆發之時。因此，2006年春夏之交，我忽然想到，所謂“北京共識”極可能是外國人忽悠中國，使我們對嚴重的困難視而不見。我把這種猜測和警告在2006年秋天寫進某雜誌對我的訪談中，但該雜誌不同意我的一些觀點，沒有發表這個訪談。這個訪談一直放在抽屜裡，直到2008年，才由《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創刊號登載出來。在這個訪談中，筆者提出了中國要防止被“北京共識”所“忽悠”的問題。
了解“北京共識”的人都知道，這個概念的提出者雷默當時是高盛公司的高級顧問，因此，在2008年底，我忽然想到在網上要進一步查詢下此人的背景。我發現他是曾擔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的高足，直到現在仍被聘為清華大學教授。基辛格何等人物，他的高足提出“北京共識”難道不令人詫異？高盛公司又是什麼樣的公司？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現代版的東印度公司！這使我對他提出“北京共識”的動機發生了懷疑，以至於我幾乎完全確信他是在忽悠中國人。因此，在以後參加學術會議時，只要涉及相關問題，我都指出，“北京共識”是外國人忽悠中國，其目的是繼續使中國人把1993年以來實際上實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或“華盛頓共識”的變種錯當為“北京共識”堅定地推行下去。
例如，雷默把中國積累的大量美元儲備稱作是中國積累的“不對稱”的具有威懾作用的戰略武器，而現在路人皆知，中國積累的大量美元儲備特別是一直在購買的美國國債實際上是中國所陷入的萬劫不復的“陷阱”。又如，在“北京共識”提出後一直到現在，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的知識界瀰漫著一種虛妄的“中國已經崛起”、“中國正在崛起”或者“中國將要崛起”的極度樂觀情緒。但在我看來，根本就沒有“中國崛起”這回事，實際上，按照我對經濟思想史和發達國家經濟崛起歷史的研究，自1993年以來，中國實行的經濟政策正愈來愈使我國陷入“自我殖民地”的境地，現在日益進入了一個危機爆發的時期。要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不得不停止1993年以來實行的錯誤發展路線，進行一種經濟發展戰略的徹底革命。
但是，糾正1993年以來實行的錯誤經濟發展路線何其困難!在這裡，只以筆者就外資和自主創新問題致某君的兩封信為例，從這兩封信的遭遇就可略見一斑。 2010年4月23日，也就是在《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9號）公佈不久，我就在烏有之鄉上發表了“就停止引進外資並回購外資企業的一封信”。在此文的基礎上，2010年5月，筆者曾就此問題寫成內參，特別談到了外匯儲備的增加與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巨大關係，通過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辦公室上報國務院辦公廳。但事與願違，時隔2個多月之後，我在報紙上看到，國務院為落實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任務，專門發文落實國務院各部委加強引資工作的分工和責任。在看到這條消息後，苦笑之餘，我感到異常悲哀，我講的道理是如此明了，但國務院為什麼仍然執迷不悟呢？ （後來我曾試圖再通過這個機構上報內參，但被婉拒）
第二封信題目是《為自主創新政策送葬——致把“外資企業都視同於中國企業”的某君》這封信是對2010年5月23-24日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國政府和跨國公司粗暴干涉我國自主創新政府採購政策的評論，敦促政府相關部門義正詞嚴地駁斥並堅決拒絕美國政府和跨國公司對我國自主創新政府採購政策的無理干涉。在第二封信發在“烏有之鄉”網站後不久，我在“替代性經濟學教規”網站之一（http://Hum.ttu.ee/tg/）看到新刊載出來的《政府採購作為產業政策工具：發展中國家的一種選擇》（Public procurement as anindustrial policy tool：an op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我打算翻譯出來並針對中國問題撰寫一個評論，作為內參上報國務院辦公廳，目的是規勸政府不要加入WTO政府採購協議並一定要堅持自主創新採購政策，但我徵詢了三家曾希望我撰寫內參代為上報的機構的意見，但他們大都默不作聲，只有一家機構的熟人對我說，如果上報這樣的內參，部領導還想當官嗎？無奈，筆者只好作罷。
2011年7月7日，我在報紙上看到，根據財政部通知，自7月1日起我國已經停止執行與自主創新產品政府採購政策相關的三個文件。為此，筆者不得不悲嘆，跨國公司和外國政府終於達到目的了。政府採購是各國推動自主創新的重要手段，何況我國並沒有加入WTO政府採購協議，但跨國公司和外國政府卻不允許中國採取這種政策，這是我國喪失經濟自主權的一個重要表現，堪比近代史上關稅自主權的無法自主。對此，筆者心中充滿悲憤！我國停止執行有關政府採購自主創新政策所造成的惡果將大大超過大飛機項目的下馬和鐵道部拒絕“中華之星”所帶來的惡劣影響，作為一個已經載入歷史的重大事件，財政部和相關政策決策者已經被釘在了民族罪人的恥辱柱上。
類似於筆者的遭遇俯拾即是，中日韓自貿區對中國是災難，轉基因對中國更是災難。有那麼多人反對轉基因，政府卻依然我行我素，難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沒有明白人？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有錯必糾，而今在關係國家存亡這樣重大的決策問題上為什麼這樣難，難道天要滅我中華？ ！
2011年8月6日
中國必須抑制人民幣升值
鈕文新：中國必須抑制人民幣升值
作者：鈕文新
更新時間：2011-8-5
看不懂現在的世界是在玩弄貨幣，那將導致政策重大失誤。連日來的石油價格下跌，抑制了美國的CPI；歐洲再次搬出“意大利債務問題”，壓制歐元兌美元升值；同時，日本開始尋求G7聯合干預日元匯率，而且日本央行已經出手干預，抑制日元升值；瑞士這個世界最重要的避險貨幣，乾脆直接通過降息干預匯率。
種種跡象表明，美國第三輪量化寬鬆（QE3）的貨幣政策馬上就會出台。因為，為了支付8月15日到期的債務，美國財政部最遲下週就得出售新的國債。據美聯社消息，此次新債拍賣總額為720億美元，分為3年、10年和30年期三種，其中大約1/3用於償還到期債務。
就在美聯社公佈美國政府債券發行消息的同時，美聯儲的兩位前理事――麥迪根和科恩開始出來吹風說：只要通脹率從最近以來的較高水平回落，且經濟表現繼續低於正常水平時，美聯儲就應考慮推出第三輪“定量寬鬆”政策。但他們同時警告稱：第三輪“定量寬鬆”政策並非“萬靈藥”。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曾在上月向國會作證時表示：如果美國經濟的疲弱表現繼續下去，那麼他就準備採取行動。但他同時也暗示稱，美聯儲必須看到通縮風險才會收購更多債券。雖然有跡象表明消費者物價正在下降，但許多通脹指標仍舊高於美聯儲2%的非正式目標。
政府當然要關注物價水平，但美國祇要把石油價格壓下去，就可以通脹預期下降為由，實施QE3。最重要的是，美國的新國債賣給誰？如果認購不足，誰托底？其實，我們必須看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美國國債持有人，幾乎都意識到了“多元化投資”的必要性。這實際是說：對美國國債，大家能不買就不買。當然，我堅信非買不可。為什麼非買不可？我們近幾天的評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當全世界貨幣爭相貶值之時，中國人民幣怎麼辦？像今天這樣沒完沒了地升值下去嗎？且不說我們可以獲得多少經濟利益，關鍵是我們不擔心人民幣被嚴重高估嗎？貨幣幣值被嚴重高估的後果我們不知道嗎？
今年《２１世紀經濟報導》稱：實施人民幣跨境結算的萬億元人民幣，都有回流套利衝動。請問，這些人民幣回流國內是怎樣的後果？當然是通貨膨脹。但我想，是不是可以藉助人民幣回流機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
實際上，從一般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情況看，人民幣實際已經被高估。什麼意思？中國對外貿易分為兩大類：其一是加工貿易，其二是一般貿易。 “加工貿易”指的是原材料需要進口，生產加工之後的產成品再出口，所謂“兩頭在外”的貿易。這種貿易中國賺取的只是加工費，但就是這個加工費，使得加工貿易一定是順差。
做一個極致性的假設。倘若中國貿易全部由加工貿易構成，那中國貿易就找不到進出口的“平衡點”，那是不是人民幣就該永遠地升值？問題是，無論怎樣升值，都不可能實現貿易平衡。
所以我們說，加工貿易根本就不應當算是貿易，它不過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下的“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而已。
而真正決定幣值高低的，應當看一般貿易。但中國今年前六個月的一般貿易逆差已達579.83億美元。這說明，中國人民幣幣值已經被高估，只是還不嚴重而已。但是，如果這樣的事態繼續下去，嚴重高估已經不遠了。華爾街不是已經開始唱空人民幣了嗎？
我們要警惕。當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大規模壓低自身幣值之時，人民幣被高估意味著什麼？後果要想清楚。
作者：鈕文新
更新時間：2011-8-5
看不懂現在的世界是在玩弄貨幣，那將導致政策重大失誤。連日來的石油價格下跌，抑制了美國的CPI；歐洲再次搬出“意大利債務問題”，壓制歐元兌美元升值；同時，日本開始尋求G7聯合干預日元匯率，而且日本央行已經出手干預，抑制日元升值；瑞士這個世界最重要的避險貨幣，乾脆直接通過降息干預匯率。
種種跡象表明，美國第三輪量化寬鬆（QE3）的貨幣政策馬上就會出台。因為，為了支付8月15日到期的債務，美國財政部最遲下週就得出售新的國債。據美聯社消息，此次新債拍賣總額為720億美元，分為3年、10年和30年期三種，其中大約1/3用於償還到期債務。
就在美聯社公佈美國政府債券發行消息的同時，美聯儲的兩位前理事――麥迪根和科恩開始出來吹風說：只要通脹率從最近以來的較高水平回落，且經濟表現繼續低於正常水平時，美聯儲就應考慮推出第三輪“定量寬鬆”政策。但他們同時警告稱：第三輪“定量寬鬆”政策並非“萬靈藥”。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曾在上月向國會作證時表示：如果美國經濟的疲弱表現繼續下去，那麼他就準備採取行動。但他同時也暗示稱，美聯儲必須看到通縮風險才會收購更多債券。雖然有跡象表明消費者物價正在下降，但許多通脹指標仍舊高於美聯儲2%的非正式目標。
政府當然要關注物價水平，但美國祇要把石油價格壓下去，就可以通脹預期下降為由，實施QE3。最重要的是，美國的新國債賣給誰？如果認購不足，誰托底？其實，我們必須看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美國國債持有人，幾乎都意識到了“多元化投資”的必要性。這實際是說：對美國國債，大家能不買就不買。當然，我堅信非買不可。為什麼非買不可？我們近幾天的評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當全世界貨幣爭相貶值之時，中國人民幣怎麼辦？像今天這樣沒完沒了地升值下去嗎？且不說我們可以獲得多少經濟利益，關鍵是我們不擔心人民幣被嚴重高估嗎？貨幣幣值被嚴重高估的後果我們不知道嗎？
今年《２１世紀經濟報導》稱：實施人民幣跨境結算的萬億元人民幣，都有回流套利衝動。請問，這些人民幣回流國內是怎樣的後果？當然是通貨膨脹。但我想，是不是可以藉助人民幣回流機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
實際上，從一般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情況看，人民幣實際已經被高估。什麼意思？中國對外貿易分為兩大類：其一是加工貿易，其二是一般貿易。 “加工貿易”指的是原材料需要進口，生產加工之後的產成品再出口，所謂“兩頭在外”的貿易。這種貿易中國賺取的只是加工費，但就是這個加工費，使得加工貿易一定是順差。
做一個極致性的假設。倘若中國貿易全部由加工貿易構成，那中國貿易就找不到進出口的“平衡點”，那是不是人民幣就該永遠地升值？問題是，無論怎樣升值，都不可能實現貿易平衡。
所以我們說，加工貿易根本就不應當算是貿易，它不過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下的“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而已。
而真正決定幣值高低的，應當看一般貿易。但中國今年前六個月的一般貿易逆差已達579.83億美元。這說明，中國人民幣幣值已經被高估，只是還不嚴重而已。但是，如果這樣的事態繼續下去，嚴重高估已經不遠了。華爾街不是已經開始唱空人民幣了嗎？
我們要警惕。當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大規模壓低自身幣值之時，人民幣被高估意味著什麼？後果要想清楚。
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亟需驚天革命
賈根良：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亟需驚天革命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2
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亟需驚天革命
——2010年春在北京大學社會和諧研究中心“反思比較優勢戰略沙龍”上的發言
賈根良
摘要：比較優勢理論甚至不值得一批。抓住高端產業是國家崛起和社會和諧的基礎。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是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也是破解美元霸權的釜底抽薪的根本措施。主權信貸是與美元霸權相對立的，我國具有廣闊的市場，主權信貸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單從人口上來說，我國的人口規模超過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我國具有世界上任何國家或歐盟都無法企及的最大的內需市場，完全可以在任何產業上達到規模經濟，對外貿易並不重要，達到貿易平衡就可以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中國要重走內向型經濟的原因。
重走內向型經濟和貿易平衡，美元霸權就對中國無計可施了。這將是世界人民當然也是美國人民的福音，因為美元霸權建立的是一種類似於古羅馬的掠奪和剝削體系，是世界經濟動蕩的主要根源。歐盟和日本雖然對美元霸權極其不滿，但他們不具備破解美元霸權的實力，只能忍氣吞聲。而對於中國來說，由於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和可以發展最多樣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實現自給自足，再加上統一的中央政府，這樣，中國完全可以與美元體系隔離開來，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自建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在這種情況下，美元霸權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並最後瓦解。
然而，在美國金融利益集團和軍工複合體集團的支配下，美國政府必將對任何試圖脫離美元體系的國家進行打擊，因為任其發展，它不僅不能剝削中國了，而且由於美元霸權的最終瓦解，將使美國的霸權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會發出戰爭威脅，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就想去年的黃海軍演一樣。但這只不過是戰爭恫嚇而已，這種辦法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但對於中國這樣國土遼闊的國家來說，任何入侵者必將陷入屈辱的失敗境地，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擔憂。但是，從戰略角度考慮，中國需要做兩點工作：一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為將來的戰爭做好準備，二是中國的工業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國的工業中心應該向中西部轉移，以避免損失過大。
一、比較優勢理論甚至不值得一批
去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譯的邁克爾•赫德森的著作《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今天談反思比較優勢理論，我在英文文獻中看到有大量文獻批判它，我甚至都覺得沒有必要再把它整理出來，因為比較優勢理論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歷史角度看在那個方面都是站不住腳的。從歷史上來看，發達國家崛起，沒有一個是通過比較優勢崛起的。從李嘉圖到薩繆爾森—赫克謝爾—俄林定理這些理論都是非歷史的，根本就沒有考慮目前發達國家所謂的“比較優勢”都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人為地通過反對比較優勢打造出來的。
最近，我和上海社科院的梅俊傑打算出版一套《國富譯叢》，專門翻譯有關發達國家特別是英美是如何崛起的著作。現在經濟思想史教科書對重商主義的評價是錯誤的，重商主義是當時的民族國家強國富民的國家戰略。英國工業革命的時期是1760-1830年這段時間，英國1846年才廢除《穀物法》，在此之後才實行自由貿易，所以，有些人說工業革命實在自由主義的啟蒙下爆發是不對的，其實是在英國的高度保護下形成的。對於英國崛起來說，除了羊毛業還有資源方面的條件外（但沒有比較優勢），它在絲織業、麻織業和棉紡織業在資源條件上都沒有，在當時的國際競爭上都是人為建立起來的，從而形成了高附加值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現在經濟學界幾乎一致地信奉比較優勢理論並反對保護主義，孰不知英國工業革命就是反對比較優勢理論並在重商主義的高度保護主義下爆發的。長達300多年的重商主義國富戰略有一個核心的思想：好的貿易和壞的貿易的區分：“進口低端產品並出口高端產品”是“好的貿易”，而“進口高端產品並出口低端產品”是“壞的貿易”。自1993年以來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以來，由於受比較優勢理論和自由貿易的欺騙，我國深陷“進口高端產品並出口低端產品”和“出口實物產品換取美元紙片”的“壞的貿易”的陷阱之中，這是一條通向貧困和依附型經濟的道路。
二、抓住高端產業是國家崛起和社會和諧的基礎
從理論上說，一國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的質量對國民貧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果不是通過掠奪性地開發自然資源，也不是通過掠奪別的國家，那麼一國的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取決於什麼？只能取決於通過科技進步開發大自然所帶來的租金分享，而只有高端產業才是科技創新的載體，而我國按照比較優勢理論所從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幾乎沒有創新機會，是低質量的經濟活動，當我國把這些高質量生產活動及其創新收益拱手讓渡給發達國家的時候，社會各階層收入提高和共同富裕就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了，政府就必然要與民爭利，資本家就必然要壓榨工人，因此，就必然會在利潤、工資和稅收之間相互傾軋，這就是在目前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以所謂低工資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會不和諧的局面。順便說一句，正是由於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和實行自由貿易，技術創新的絕大部分成果就被跨國公司所攫取了，所以我國各級政府就無法通過來自工商業稅收的增加分享這種技術創新的收益，因此，不得不愈來愈靠出賣土地獲取財政收入，從而成為房價越來越高的重要推手，這是我國土地財政得以產生的重要根源，也是天社會不和諧的重要根源。
因此，像中國這樣在科技上落後的國家只有反對比較優勢，國民才能富裕起來。因為一國祇有在抓住高端產業的時候，由高端產業所帶來的高創新率和高水平進入壁壘所產生的高附加值不僅創造了可以由企業家、勞工和政府分享的生產率增益，而且由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所產生的“不斷湧來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從而導致國內各行各業中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但是，一旦一個國家喪失了對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控制權，那麼，這個國家將不僅在自主創新上舉步維艱，而且它也將喪失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使其生產率增益普惠於報酬不變和報酬遞減的行業以及提高全體國民公共福利的機會。
三、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
去年我寫了篇文章:《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從理論上比較系統地論證了我國為什麼要重走保護主義和內向型經濟道路的問題。現在，在經濟學界，保護主義幾乎遭到了一致的反對，我國學術雜誌上幾乎所有的文章都在討論如何進一步推動我國的自由貿易問題。即使能容忍保護主義學說或者對保護主義學說比較推崇的人也不喜歡“保護主義”這個詞，因為這個詞就像“小姐”這個詞一樣在目前已經被主流經濟學糟蹋了，成了一個壞詞。比較優勢理論不能夠作為中國發展戰略的基礎，但在中國整體戰略的里面，它還可以作為整體戰略的一部分發揮作用，這個優勢還是需要利用的。但是總體戰略是保護高端產業和充分開發國內廣闊的市場，為此筆者提出了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十大戰略方針。
作者提出這種發展戰略必然要與我國“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相衝突，因此，我就必須在理論上對這種發展模式的理論基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 —進行深入反思。 2009年春，我在給學生上課時，就開始對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進行系統的批評。後來，有學生告訴我，該理論被推薦為了2009年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直到去年，我才正式地發表《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一文，文章提出了這種觀點：由於跨國公司模塊化生產、發達國家對國際貿易的壟斷結構和美元霸權的支配性影響，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於產業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國遭受到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這是我國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已經無法再像戰後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 “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不僅沒有解決沿海與內地之間的矛盾，反而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被外資擠占並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反而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並成為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後、“三農問題”成為死結和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根源。
四、保護主義的內向型經濟也是破解美元霸權的釜底抽薪的根本措施
主權信貸是與美元霸權相對立的，我國具有廣闊的市場，主權信貸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單從人口上來說，我國的人口規模超過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我國具有世界上任何國家或歐盟都無法企及的最大的內需市場，完全可以在任何產業上達到規模經濟，對外貿易並不重要，達到貿易平衡就可以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中國要重走內向型經濟的原因。重走內向型經濟和貿易平衡，美元霸權就對中國無計可施了。
我國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於出口導向型經濟，在於實體經濟，顯而易見，如果中國的進出口保持長期的動態平衡，也就是外匯儲備夠三個月進口的需要就可以了，這樣我國就不會積累這麼多的美元儲備，也不會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沒有終結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那麼，在紙幣經濟的時代，無論是儲備貨幣多元化還是不切合實際的建立與主權脫鉤的世界貨幣都無法解決美元霸權問題。要解決美元霸權問題，就必須破除對出口導向型經濟或外向型經濟的迷信，就必須重走保護主義的內向型經濟。
英國崛起時靠外貿，是因為他的國內市場狹小。而美國由於國內市場大，所以崛起時走的是內向型經濟。因此，在貿易平衡和內向型經濟的情況，美元一分錢也不讓它進來。技術問題如何解決？主要是靠國內競爭，中國這樣大，競爭能充分發揮作用。如果說把美國和德國崛起概括說是通過“對外保護對內自由競爭”實現的也可以，但是自由競爭又有問題，美國在崛起的後期社會面臨分裂，這是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出現“進步時代”的原因，因此，國家還是要干預，不能自由放任。
五、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戰略方針
我幾年前有一個提法，就是建設中國崛起的國家主義經濟學，按照這種經濟學，我們現在需要研究破解美元霸權的戰略，研究在實施保護主義戰略後，我國在金融、農業、工業、對外貿易等各個方面如何去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是發展模式的根本轉型。我在《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一文中，提出了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十大戰略方針，這包括：第一，抓住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特別是要把資本貨物工業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資料工業在國際經濟中的領先地位作為奮鬥目標。第二，提高關稅保護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採購協議的談判，拒絕在中國推廣轉基因農產品技術，拒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第三，停止引進外資和回購外資企業。第四，重新恢復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基本方針，其目的是為我國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創造國內市場。第六，嚴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資源出口，並把資源型外資企業全部收歸國有。第七，中國最大的“比較優勢”在於豐富的人力資本和潛在的科技優勢而非廉價勞動力，這為中國開發這種最豐富的要素禀賦並崛起為世界科技創新第一大國創造了別國難以匹敵的優勢。第八，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特徵的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要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為引擎。第九，大力發展國內區際分工和區際貿易，以開發中西部為重點，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工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集中在沿海地區的不合理狀況。第十，內部改善：以保護主義為特徵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需要我國在國內流通體制、基礎設施、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等內部環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
現在我看不到這種大轉型的希望，一個原因就是為政府中沒有人會從這方面去想，他們仍是被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理論支配著，曾有國家領導人倡導幹部要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根本不知道我們編的與之大相徑庭的《窮國的國富論》。這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因此，看來只有遭遇重大危機，才有可能有人對我講的感興趣。
此外，如果按照我所提出的轉型來做，這將是世界人民當然也是美國人民的福音，因為美元霸權建立的是一種類似於古羅馬的掠奪和剝削體系，是世界經濟動蕩的主要根源。歐盟和日本雖然對美元霸權極其不滿，但他們不具備破解美元霸權的實力，只能忍氣吞聲。而對於中國來說，由於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和可以發展最多樣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實現自給自足，再加上統一的中央政府，這樣，中國完全可以與美元體系隔離開來，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自建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在這種情況下，美元霸權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並最後瓦解。
然而，在美國金融利益集團和軍工複合體集團的支配下，美國政府必將對任何試圖脫離美元體系的國家進行打擊，因為任其發展，它不僅不能剝削中國了，而且由於美元霸權的最終瓦解，將使美國的霸權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會發出戰爭威脅，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就想去年的黃海軍演一樣。但這只不過是戰爭恫嚇而已，這種辦法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但對於中國這樣國土遼闊的國家來說，任何入侵者必將陷入屈辱的失敗境地，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擔憂。但是，從戰略角度考慮，中國需要做兩點工作：一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為將來的戰爭做好準備，二是中國的工業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國的工業中心應該向中西部轉移，以避免損失過大。
六、重大危機導致發展模式轉型的兩個必要條件
重大危機導致發展模式轉型的需要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國家的精英接受了符合國家利益的經濟理論，二是形成了符合國家利益的利益集團。否則，再大和再多的危機也沒有用。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剛開始的時候，我認為中國戰略調整的機遇來了，但一看2008年底拉動內需的4萬億計劃以及恢復出口退稅的種種做法，我的心就凉了。當奧巴馬在2009年初搞保護主義的時候，我甚至希望他搞的越大越好，這樣才能刺激中國大轉型。但美國很聰明，它不能搞的把中國人搞急了，搞的中國沒辦法了不得不轉型，而這種轉型對它們的利益集團是不利的。因此，國際金融危機提供的重大轉型機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被政府錯過了，因此，我在2009年寫文章說，看來只有更大的危機，人們才能覺醒。
但也未必，近代史上的鴉片戰爭是多大的危機，“千年未有之變局”，但中國拖了很久才覺醒，然而，到現在仍不清楚美國、日本等國家崛起的原因。美國崛起就是因為接受了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保護幼稚工業和獨立自主發展國民經濟的理論。
比這種理論更重要的因素則是在重大危機發生時存在一個符合國家利益的利益集團。例如，在1812-1814美國轉型時，由於在此前的1807年的禁運一直到1814年底第二次美英戰爭結束時的七八年間，由於對外貿易的中斷，原先支持自由貿易的並對國家決策有重大影響的大貿易商等不得不為了生存，轉投國內工業，到1814年底第二次美英戰爭結束時，他們在工業上的投資已經具有一定規模了，這些人在符合國家利益的工業上就有了自身利益，而且是有權勢的人，因此在1815年2月的《根特條約》生效後，當大量的廉價英國工業品洶湧而入企圖剿滅美國工業資本的時候，他們當然不干了，因此他們大力支持和推動美國的工業保護主義運動，為美國崛起奠定了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兩次戰爭使美國的利益集團發生重大重組，漢密爾頓的思想就可能永遠被束之高閣了，美國就會陷入和拉丁美洲一樣的命運。
七、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大變革需要做兩件事情
中國30年改革分為兩個階段：學潮之後的1993年是變化的轉折點，看關稅就可以看出來，1995年關稅大幅度下降，在此之前靠內需，在1993年之後，由於新自由主義日益支配我國經濟政策的製定，我國才陷入了目前進退維艱的困局。從對外關係來看，從1993年開始，為了加入WTO，我國大幅段降低關稅並沒有限制地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從而陷入了美國經濟戰略家通過對中國學界、政界和商界洗腦的陷阱之中，使中國人自己自願地選擇了一條依附型的經濟發展道路。現在所謂的“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外國人忽悠中國或我們自己忽悠自己，包括自主創新實際上是作秀，許多人根本就不了解自主創新的含義。
現在自由貿易和外資有益的觀念仍佔支配地位，所以中國經濟要大轉型首先需要思想啟蒙、救亡啟蒙。我去年提出召開“中國民族主義經濟保護運動高級論壇”目的就是要這種工作，此外也是要充當學術壓力集團的作用，要發出聲音，要讓政策制定者知道，還有替代性的發展思想，現在是他們不了解，只知道自由貿易理論，其結果是上當受騙。學術壓力集團的作用是促使高層了解保護主義是發展中大國取得技術和經濟領先地位的必由之路，這樣他們才會有反思，才有可能接受對國家有利的發展戰略。
再就是分析誰支持貿易保護的問題，形成利益壓力集團，我感覺國企現在不支持，因為有壟斷地位，日子過的好，他就不支持，因此支持保護主義的主體是民營資本。但實際上，在民族工業的問題上，國企和民營資本在利益上是一致的，如果他們能和衷共濟，形成保護民族經濟的利益壓力集團，才能對政策變革起到真正的作用。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2
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亟需驚天革命
——2010年春在北京大學社會和諧研究中心“反思比較優勢戰略沙龍”上的發言
賈根良
摘要：比較優勢理論甚至不值得一批。抓住高端產業是國家崛起和社會和諧的基礎。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是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也是破解美元霸權的釜底抽薪的根本措施。主權信貸是與美元霸權相對立的，我國具有廣闊的市場，主權信貸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單從人口上來說，我國的人口規模超過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我國具有世界上任何國家或歐盟都無法企及的最大的內需市場，完全可以在任何產業上達到規模經濟，對外貿易並不重要，達到貿易平衡就可以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中國要重走內向型經濟的原因。
重走內向型經濟和貿易平衡，美元霸權就對中國無計可施了。這將是世界人民當然也是美國人民的福音，因為美元霸權建立的是一種類似於古羅馬的掠奪和剝削體系，是世界經濟動蕩的主要根源。歐盟和日本雖然對美元霸權極其不滿，但他們不具備破解美元霸權的實力，只能忍氣吞聲。而對於中國來說，由於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和可以發展最多樣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實現自給自足，再加上統一的中央政府，這樣，中國完全可以與美元體系隔離開來，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自建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在這種情況下，美元霸權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並最後瓦解。
然而，在美國金融利益集團和軍工複合體集團的支配下，美國政府必將對任何試圖脫離美元體系的國家進行打擊，因為任其發展，它不僅不能剝削中國了，而且由於美元霸權的最終瓦解，將使美國的霸權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會發出戰爭威脅，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就想去年的黃海軍演一樣。但這只不過是戰爭恫嚇而已，這種辦法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但對於中國這樣國土遼闊的國家來說，任何入侵者必將陷入屈辱的失敗境地，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擔憂。但是，從戰略角度考慮，中國需要做兩點工作：一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為將來的戰爭做好準備，二是中國的工業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國的工業中心應該向中西部轉移，以避免損失過大。
一、比較優勢理論甚至不值得一批
去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譯的邁克爾•赫德森的著作《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今天談反思比較優勢理論，我在英文文獻中看到有大量文獻批判它，我甚至都覺得沒有必要再把它整理出來，因為比較優勢理論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歷史角度看在那個方面都是站不住腳的。從歷史上來看，發達國家崛起，沒有一個是通過比較優勢崛起的。從李嘉圖到薩繆爾森—赫克謝爾—俄林定理這些理論都是非歷史的，根本就沒有考慮目前發達國家所謂的“比較優勢”都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人為地通過反對比較優勢打造出來的。
最近，我和上海社科院的梅俊傑打算出版一套《國富譯叢》，專門翻譯有關發達國家特別是英美是如何崛起的著作。現在經濟思想史教科書對重商主義的評價是錯誤的，重商主義是當時的民族國家強國富民的國家戰略。英國工業革命的時期是1760-1830年這段時間，英國1846年才廢除《穀物法》，在此之後才實行自由貿易，所以，有些人說工業革命實在自由主義的啟蒙下爆發是不對的，其實是在英國的高度保護下形成的。對於英國崛起來說，除了羊毛業還有資源方面的條件外（但沒有比較優勢），它在絲織業、麻織業和棉紡織業在資源條件上都沒有，在當時的國際競爭上都是人為建立起來的，從而形成了高附加值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現在經濟學界幾乎一致地信奉比較優勢理論並反對保護主義，孰不知英國工業革命就是反對比較優勢理論並在重商主義的高度保護主義下爆發的。長達300多年的重商主義國富戰略有一個核心的思想：好的貿易和壞的貿易的區分：“進口低端產品並出口高端產品”是“好的貿易”，而“進口高端產品並出口低端產品”是“壞的貿易”。自1993年以來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以來，由於受比較優勢理論和自由貿易的欺騙，我國深陷“進口高端產品並出口低端產品”和“出口實物產品換取美元紙片”的“壞的貿易”的陷阱之中，這是一條通向貧困和依附型經濟的道路。
二、抓住高端產業是國家崛起和社會和諧的基礎
從理論上說，一國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的質量對國民貧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果不是通過掠奪性地開發自然資源，也不是通過掠奪別的國家，那麼一國的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取決於什麼？只能取決於通過科技進步開發大自然所帶來的租金分享，而只有高端產業才是科技創新的載體，而我國按照比較優勢理論所從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幾乎沒有創新機會，是低質量的經濟活動，當我國把這些高質量生產活動及其創新收益拱手讓渡給發達國家的時候，社會各階層收入提高和共同富裕就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了，政府就必然要與民爭利，資本家就必然要壓榨工人，因此，就必然會在利潤、工資和稅收之間相互傾軋，這就是在目前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以所謂低工資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會不和諧的局面。順便說一句，正是由於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和實行自由貿易，技術創新的絕大部分成果就被跨國公司所攫取了，所以我國各級政府就無法通過來自工商業稅收的增加分享這種技術創新的收益，因此，不得不愈來愈靠出賣土地獲取財政收入，從而成為房價越來越高的重要推手，這是我國土地財政得以產生的重要根源，也是天社會不和諧的重要根源。
因此，像中國這樣在科技上落後的國家只有反對比較優勢，國民才能富裕起來。因為一國祇有在抓住高端產業的時候，由高端產業所帶來的高創新率和高水平進入壁壘所產生的高附加值不僅創造了可以由企業家、勞工和政府分享的生產率增益，而且由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所產生的“不斷湧來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從而導致國內各行各業中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但是，一旦一個國家喪失了對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控制權，那麼，這個國家將不僅在自主創新上舉步維艱，而且它也將喪失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使其生產率增益普惠於報酬不變和報酬遞減的行業以及提高全體國民公共福利的機會。
三、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
去年我寫了篇文章:《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從理論上比較系統地論證了我國為什麼要重走保護主義和內向型經濟道路的問題。現在，在經濟學界，保護主義幾乎遭到了一致的反對，我國學術雜誌上幾乎所有的文章都在討論如何進一步推動我國的自由貿易問題。即使能容忍保護主義學說或者對保護主義學說比較推崇的人也不喜歡“保護主義”這個詞，因為這個詞就像“小姐”這個詞一樣在目前已經被主流經濟學糟蹋了，成了一個壞詞。比較優勢理論不能夠作為中國發展戰略的基礎，但在中國整體戰略的里面，它還可以作為整體戰略的一部分發揮作用，這個優勢還是需要利用的。但是總體戰略是保護高端產業和充分開發國內廣闊的市場，為此筆者提出了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十大戰略方針。
作者提出這種發展戰略必然要與我國“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相衝突，因此，我就必須在理論上對這種發展模式的理論基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 —進行深入反思。 2009年春，我在給學生上課時，就開始對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進行系統的批評。後來，有學生告訴我，該理論被推薦為了2009年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直到去年，我才正式地發表《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一文，文章提出了這種觀點：由於跨國公司模塊化生產、發達國家對國際貿易的壟斷結構和美元霸權的支配性影響，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於產業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國遭受到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這是我國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已經無法再像戰後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 “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不僅沒有解決沿海與內地之間的矛盾，反而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被外資擠占並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反而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並成為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後、“三農問題”成為死結和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根源。
四、保護主義的內向型經濟也是破解美元霸權的釜底抽薪的根本措施
主權信貸是與美元霸權相對立的，我國具有廣闊的市場，主權信貸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單從人口上來說，我國的人口規模超過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我國具有世界上任何國家或歐盟都無法企及的最大的內需市場，完全可以在任何產業上達到規模經濟，對外貿易並不重要，達到貿易平衡就可以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中國要重走內向型經濟的原因。重走內向型經濟和貿易平衡，美元霸權就對中國無計可施了。
我國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於出口導向型經濟，在於實體經濟，顯而易見，如果中國的進出口保持長期的動態平衡，也就是外匯儲備夠三個月進口的需要就可以了，這樣我國就不會積累這麼多的美元儲備，也不會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沒有終結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那麼，在紙幣經濟的時代，無論是儲備貨幣多元化還是不切合實際的建立與主權脫鉤的世界貨幣都無法解決美元霸權問題。要解決美元霸權問題，就必須破除對出口導向型經濟或外向型經濟的迷信，就必須重走保護主義的內向型經濟。
英國崛起時靠外貿，是因為他的國內市場狹小。而美國由於國內市場大，所以崛起時走的是內向型經濟。因此，在貿易平衡和內向型經濟的情況，美元一分錢也不讓它進來。技術問題如何解決？主要是靠國內競爭，中國這樣大，競爭能充分發揮作用。如果說把美國和德國崛起概括說是通過“對外保護對內自由競爭”實現的也可以，但是自由競爭又有問題，美國在崛起的後期社會面臨分裂，這是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出現“進步時代”的原因，因此，國家還是要干預，不能自由放任。
五、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戰略方針
我幾年前有一個提法，就是建設中國崛起的國家主義經濟學，按照這種經濟學，我們現在需要研究破解美元霸權的戰略，研究在實施保護主義戰略後，我國在金融、農業、工業、對外貿易等各個方面如何去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是發展模式的根本轉型。我在《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一文中，提出了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十大戰略方針，這包括：第一，抓住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特別是要把資本貨物工業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資料工業在國際經濟中的領先地位作為奮鬥目標。第二，提高關稅保護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採購協議的談判，拒絕在中國推廣轉基因農產品技術，拒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第三，停止引進外資和回購外資企業。第四，重新恢復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基本方針，其目的是為我國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創造國內市場。第六，嚴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資源出口，並把資源型外資企業全部收歸國有。第七，中國最大的“比較優勢”在於豐富的人力資本和潛在的科技優勢而非廉價勞動力，這為中國開發這種最豐富的要素禀賦並崛起為世界科技創新第一大國創造了別國難以匹敵的優勢。第八，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特徵的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要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為引擎。第九，大力發展國內區際分工和區際貿易，以開發中西部為重點，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工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集中在沿海地區的不合理狀況。第十，內部改善：以保護主義為特徵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需要我國在國內流通體制、基礎設施、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等內部環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
現在我看不到這種大轉型的希望，一個原因就是為政府中沒有人會從這方面去想，他們仍是被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理論支配著，曾有國家領導人倡導幹部要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根本不知道我們編的與之大相徑庭的《窮國的國富論》。這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因此，看來只有遭遇重大危機，才有可能有人對我講的感興趣。
此外，如果按照我所提出的轉型來做，這將是世界人民當然也是美國人民的福音，因為美元霸權建立的是一種類似於古羅馬的掠奪和剝削體系，是世界經濟動蕩的主要根源。歐盟和日本雖然對美元霸權極其不滿，但他們不具備破解美元霸權的實力，只能忍氣吞聲。而對於中國來說，由於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和可以發展最多樣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實現自給自足，再加上統一的中央政府，這樣，中國完全可以與美元體系隔離開來，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自建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在這種情況下，美元霸權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並最後瓦解。
然而，在美國金融利益集團和軍工複合體集團的支配下，美國政府必將對任何試圖脫離美元體系的國家進行打擊，因為任其發展，它不僅不能剝削中國了，而且由於美元霸權的最終瓦解，將使美國的霸權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會發出戰爭威脅，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就想去年的黃海軍演一樣。但這只不過是戰爭恫嚇而已，這種辦法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但對於中國這樣國土遼闊的國家來說，任何入侵者必將陷入屈辱的失敗境地，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擔憂。但是，從戰略角度考慮，中國需要做兩點工作：一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為將來的戰爭做好準備，二是中國的工業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國的工業中心應該向中西部轉移，以避免損失過大。
六、重大危機導致發展模式轉型的兩個必要條件
重大危機導致發展模式轉型的需要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國家的精英接受了符合國家利益的經濟理論，二是形成了符合國家利益的利益集團。否則，再大和再多的危機也沒有用。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剛開始的時候，我認為中國戰略調整的機遇來了，但一看2008年底拉動內需的4萬億計劃以及恢復出口退稅的種種做法，我的心就凉了。當奧巴馬在2009年初搞保護主義的時候，我甚至希望他搞的越大越好，這樣才能刺激中國大轉型。但美國很聰明，它不能搞的把中國人搞急了，搞的中國沒辦法了不得不轉型，而這種轉型對它們的利益集團是不利的。因此，國際金融危機提供的重大轉型機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被政府錯過了，因此，我在2009年寫文章說，看來只有更大的危機，人們才能覺醒。
但也未必，近代史上的鴉片戰爭是多大的危機，“千年未有之變局”，但中國拖了很久才覺醒，然而，到現在仍不清楚美國、日本等國家崛起的原因。美國崛起就是因為接受了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保護幼稚工業和獨立自主發展國民經濟的理論。
比這種理論更重要的因素則是在重大危機發生時存在一個符合國家利益的利益集團。例如，在1812-1814美國轉型時，由於在此前的1807年的禁運一直到1814年底第二次美英戰爭結束時的七八年間，由於對外貿易的中斷，原先支持自由貿易的並對國家決策有重大影響的大貿易商等不得不為了生存，轉投國內工業，到1814年底第二次美英戰爭結束時，他們在工業上的投資已經具有一定規模了，這些人在符合國家利益的工業上就有了自身利益，而且是有權勢的人，因此在1815年2月的《根特條約》生效後，當大量的廉價英國工業品洶湧而入企圖剿滅美國工業資本的時候，他們當然不干了，因此他們大力支持和推動美國的工業保護主義運動，為美國崛起奠定了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兩次戰爭使美國的利益集團發生重大重組，漢密爾頓的思想就可能永遠被束之高閣了，美國就會陷入和拉丁美洲一樣的命運。
七、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大變革需要做兩件事情
中國30年改革分為兩個階段：學潮之後的1993年是變化的轉折點，看關稅就可以看出來，1995年關稅大幅度下降，在此之前靠內需，在1993年之後，由於新自由主義日益支配我國經濟政策的製定，我國才陷入了目前進退維艱的困局。從對外關係來看，從1993年開始，為了加入WTO，我國大幅段降低關稅並沒有限制地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從而陷入了美國經濟戰略家通過對中國學界、政界和商界洗腦的陷阱之中，使中國人自己自願地選擇了一條依附型的經濟發展道路。現在所謂的“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外國人忽悠中國或我們自己忽悠自己，包括自主創新實際上是作秀，許多人根本就不了解自主創新的含義。
現在自由貿易和外資有益的觀念仍佔支配地位，所以中國經濟要大轉型首先需要思想啟蒙、救亡啟蒙。我去年提出召開“中國民族主義經濟保護運動高級論壇”目的就是要這種工作，此外也是要充當學術壓力集團的作用，要發出聲音，要讓政策制定者知道，還有替代性的發展思想，現在是他們不了解，只知道自由貿易理論，其結果是上當受騙。學術壓力集團的作用是促使高層了解保護主義是發展中大國取得技術和經濟領先地位的必由之路，這樣他們才會有反思，才有可能接受對國家有利的發展戰略。
再就是分析誰支持貿易保護的問題，形成利益壓力集團，我感覺國企現在不支持，因為有壟斷地位，日子過的好，他就不支持，因此支持保護主義的主體是民營資本。但實際上，在民族工業的問題上，國企和民營資本在利益上是一致的，如果他們能和衷共濟，形成保護民族經濟的利益壓力集團，才能對政策變革起到真正的作用。
跨國公司直接控制中國的經濟
賈根良：取消自主創新政府採購政策堪比滿清喪權辱國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4
取消自主創新政府採購政策堪比近代史上關稅自主權的屈辱喪失
中國人民大學 賈根良
在中國近代史上，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的打擊下，喪權辱國的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賣國條約，其中包括中國關稅稅率由帝國主義列強所決定，這就是我們在上中國近代史時，歷史老師告訴我們的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喪失。剝奪中國的關稅自主權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經濟政策在中國採取的極端做法。
現在，這一幕又在今天的中國上演了。在當代世界，由於發達國家把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宣傳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救星，因此跨國公司就通過全球價值鏈在發展中國家內部直接控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例如，早在2006年，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就已經控制了中國21個產業，在這種情況下，旨在於為發達國家產品打開發展中國家市場並摧垮其工業競爭力所採取的強迫其喪失關稅自主權的重要性就大幅度地下降了，代之以起的是確保外國直接投資在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產業價值鍊等方面的壟斷地位。因此，筆者認為，中國自主創新政策自主權的喪失對中華民族所帶來的長遠惡果絕不亞於近代史上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喪失。
面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技術壟斷地位，中國政府確立了自主創新的國策，所謂自主創新當然是針對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而言的，否則自主將會是何意？但是，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認為，“如果中國政府在自己的國土上通過政府採購支持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那麼， 我們的技術壟斷地位和統治中國經濟的地位將如何保持？”因此，在允許發達國家那些加入了WTO政府採購協議的國家運用政府採購支持本國技術創新的情況下，也決不允許中國實施這種政策，決不允許在中國存在對跨國公司統治地位哪怕是一絲一毫的威脅。這就是美國政府和跨國公司不屈不撓地要打掉中國自主創新政府採購政策的原因。中國財政部宣布，自2011年7月1號起停止執行財政部2007年頒布的支持自主創新的政府採購的三個文件，標誌著中國自主創新政策自主權的完全喪失。
有人說，這是中國政府為獲取市場經濟地位而做出的讓步。現在路人皆知，美國通過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待遇的誘餌，在中國已經獲取了多少重大的利益！但一直到現在，這種市場經濟地位待遇的帽子卻遲遲不見踪影！即使中國獲得了市場經濟地位的稱號，給予中國怎樣的市場經濟地位待遇將仍操縱在美國人手中。即使中國真正獲得了市場經濟地位的待遇，但這也是一種“進口高端產品並出口低端產品”和“出口實物產品換取美元紙片”的現代殖民地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出口越多越貧困。中國昏庸的政府官員們將來遲早要明白：這種市場經濟地位實際上是一種絞刑架上的絞索！
針對中國被迫取消2007年頒布的支持自主創新的政府採購的三個文件，不僅國內經濟學界幾乎一致性地保持沉默，而且還有所謂專家說，取消中國支持自主創新的政府採購政策並不意味著政府採購對自主創新就不支持了。我怎麼也無法明白，政府還怎樣通過政府採購支持自主創新？難道在自己的國土上，中國政府將不得不偷偷摸摸地支持自主創新嗎？在跨國公司強大技術壟斷地位的情況下，還會有幾家企業去創新？眾所周知，在2008年出台4萬億所謂擴大內需的計劃後，不僅政府而且企業在擴大內需中幾乎都在爭相購買外國產品，國貨被冷落在一邊，以至於國家發改委在次年5月份不得不發出緊急通知，勸導政府和企業購買國貨!如果沒有政府採購政策對自主創新的優惠政策和法律規定，中國這種的政府和企業還去購買國貨，鬼才相信！何況，中國政府和企業早在跨國公司的監視下，他們怎能允許中國政府和企業購買本國自主創新的產品！
自2006年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中國在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以來，筆者發現，我國政府在技術創新、外資企業等諸多方面製定的政策大都是與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目標背道而馳的，只有自主創新政府採購的三個政策文件符合這一目標，但這個政策現在卻完全被廢棄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即使再過一百年、再過五百年也無法建成創新型國家。我們現在一方面在奢談什麼“創新驅動的經濟”，但另一方面製定的政策卻與之背道而馳，難道政府只有作秀的本領嗎？奇怪的是，在近代史上，中國政府被迫放棄關稅自主權是在與帝國主義列強打了幾次敗仗後，才被迫接受了這種屈辱地位的，而現在，美國政府一施壓，中國談判的官員們就乖乖地投降了，我想，清政府的官員們如果地下有知，肯定瞧不起並嘲笑他們呢！雖然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以一個專業經濟學家的名義，以一名經濟思想史家和經濟政策史家的身份，更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譴責財政部和相關政策決策者：作為一個已經載入歷史的重大事件，財政部和相關政策決策者已經被釘在了民族罪人的恥辱柱上。我也以一個專業經濟學家的名義譴責中國經濟學界：中國經濟學界已經喪失了職業道德，他們正在支持或縱容中國某些昏庸的政府官員將中國一步步地引入到了殖民地經濟的深淵中！
附記：這是一個遲到的評論。雖然我早就獲悉了本文主題的信息，但我當時決定不再寫評論了，因為我每寫一篇這樣的評論，在兩三天都氣憤難平，對身體損害很大，因此，我放棄了對第三次中美經濟和戰略對話的評論（可參看馬耀邦先生的評論）。雖然我知道，寫這些評論起不到什麼作用，但因為在和一位經濟學教授的電話中我答應了要對此事進行反擊，因此才寫了這個短文。
附錄1：
中國財政部6月28號宣布，自2011年7月1號起停止執行財政部2007年頒布的“自主創新產品政府採購預算管理辦法”，“自主創新產品政府採購評審辦法”和“自主創新產品政府採購合同管理辦法”這三份文件。
“(這)是里程碑式的”，拿到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成果單後，美國《華盛頓郵報》5月11日激動的宣稱。
這個發生在太平洋彼岸的興奮，名至實歸。對話成果一欄中，中方承諾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購實施條例（徵求意見稿）》中的第九條規定。即取消“通過優先或強制採購等措施支持自主創新產品”的規定。這也不是中國第一次簽訂這樣喪權的協定了，早在1992年10月，為了討好美國，中國與美國就達成了《關於市場准入的諒解備忘錄》。正式放棄進口替代（自主創新），實行“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把工業化的希望寄託於外資對華技術轉讓上。作為交換，中國政府開始解除對外資進入的限制，解散大量的研究發展機構，研究人員下放車間，從事維修工作。結果大量的知識分子喪失了從事科技工作的權利，之後，中國開始了無技術的工業化歷程。如今，中國占據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末端，而我們的鄰居韓日則是電子、家電、汽車等現代產業穩坐世界前端。
美中兩國6月28號還在北京舉行了美中商貿聯委會(JCCT)的年中審議會議(Mid-Year Feview)。美國貿易官員要求中國對美國產品和服務業開放更多的市場。有媒體因此認為，中國在同一天宣布終止自主創新的政府採購規定，可能是出於美方的壓力。
附錄2 為自主創新政策送葬
——致把“外資企業都視同於中國企業”的某君
賈根良寫於2010年6月14日
錯誤的經濟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歸屬。因此，與利益相比，更危險的其實是思想。
——凱恩斯
某君：
當2010年5月23-24日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落下帷幕的時候，我正忙於教學、學生答辯和校訂書稿等諸多事務。抱歉，拖到今天才有點時間給您寫這封信。寫這封信的目的就是希望您能夠了解、調查和嚴懲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被美國人所欺騙的我國政府中的那些笨蛋，正是他們使我國在殖民地經濟的道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
在這個會議召開之前的5月21日，我和左大培、張仁德和楊虎濤等經濟學教授在網上發了一個帖子：《堅決支持政府在“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擊退外國對我國自主創新政策的粗暴干涉》，目的是希望參加會談的官員們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因為像筆者這樣的愚鈍之人即使是信息不靈，但也在會議召開之前就已看出，美國經濟戰略家的陰謀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暴露：美國發動貿易保護戰和匯率戰的真實意圖是聲東擊西、暗渡陳倉，真正的目標就是要讓中國放棄自主創新政策和誘使中國在金融自由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而當這一步不可逆轉之後，在未來的某個時候，美國將再實行強迫人民幣升值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最終達到摧毀並控制我國經濟的目的。
在2010年5月23-24日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後，我悲哀地看到，美帝國主義戰略家的這種“陰謀”最終還是得逞了，我國的自主創新政策實際上已經被跨國公司所埋葬。因為據新華網北京5月24日電，“中國科技部副部長曹健林24日表示,中國有關部門將於近期啟動2010年國家自主創新產品的認定工作,歡迎所有中國企業包括在華外資企業積極申請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他表示,從征求意見情況來看,2010年的認定通知基本解決了各方關注的問題,體現了非歧視、市場導向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原則。從中方召開的20多次座談會看,（外國在華）商會和外資企業的主要關注點已轉為具體申報程序的技術細節問題，對中方的原則沒有什麼意見。”
好一個“（外國在華）商會和外資企業……對中方的原則沒有什麼意見”！中國經濟政策的製定必須要外國企業和政府的批准嗎？毫無疑問，讓美國政府擔憂的“自主創新”政策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2009年11月，中國科技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發布了《關於開展2009年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的通知》。該通知要求供貨商在被列入《政府採購自主創新產品目錄》之前必須獲得產品認定，所有申報的產品都要擁有中國的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且申報人的知識產權必須完全獨立於海外機構或個人。中國政府的這種政策完全是正當的，沒有違背任何國際規定和慣例；中國政府也沒有加入世貿組織的《政府採購協定》，沒有義務和責任讓在華的外資企業參與中國的自主創新活動，發達國家的政府、跨國公司和媒體憑什麼對中國橫加指責，無理取鬧？難道中國人都像他們所認為的都是傻子嗎？對於他們這種把中國當作殖民地對待的行徑，中國人民決不答應！
然而，在這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我國政府中的那些笨蛋又上當受騙了。因為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召開之前，由於歐元危機和我國近年來的通貨膨脹（還有房地產泡沫），人民幣匯率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升值了，如果考慮到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這更是如此。因此，即使按照美國人的看法，人民幣匯率實際上已經沒有升值的必要了。就是這樣一個已經沒有升值必要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卻被美國人拿來和中國的經濟主權進行交換。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召開之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社會上就流傳著這樣一種推測：4月13號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9號文件）就是美國財長蓋特納利用人民幣匯率升值進行恫嚇的結果（我曾對這個9號文件專門給您寫信，表示強烈的反對）。對於社會上的這種推測，由於不了解情況，筆者不能貿然肯定。
但是，比美國要求中國無條件對外資開放投資機會的這種進攻更為毒辣的是，美國政府利用“已經沒有升值必要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壓迫中國政府放棄自主創新政策和進一步實行金融自由化，這個“已經沒有升值必要的人民幣匯率問題”被美國人拿來作為“一石三鳥”的武器，您說可笑不可笑？但我想您肯定是笑不出來的，因為哭還來不及呢。我國政府中的那些笨蛋就是這樣被一個明眼人就能看得出來的一個算不上陰謀的“陰謀”所欺騙，在我國自主創新政策問題上乖乖地對美國和跨國公司束手就範了。
有人可能會辯解說，“不妥協不行啊，因為商務部此前在廣東和浙江所做的壓力測試表明：假如人民幣升值3%，就會有大量企業倒閉。”這種辯解是站不住腳的。由於歐元危機、我國近年來的通貨膨脹和房地產泡沫，人民幣匯率已經大幅度地被升值了，這種理由就足可以回擊美國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據說，赫德森在4月份曾經給您寫過一封信，清楚地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升值一點也解決不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問題（目前，赫德森的這封信改寫成了學術論文，將發表於《廣東商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由於鼓勵自主創新的政策涉及中華民族長遠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們在《堅決支持政府在“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擊退外國對我國自主創新政策的粗暴干涉》中退一步指出，“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可以讓步，但是鼓勵自主創新的政策絕不容有少許的退讓！而對於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我國政府也必須堅持'如果你們非得迫使人民幣升值，但中國必須使用外匯儲備買回美國在華企業'的原則寸步不讓”。使用外匯儲備回購美國在華企業，這是回擊美國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的又一殺手鐧，我們可以料想，美國絕不會因為雞肋似的“人民幣匯率”問題，損失其跨國公司在華的殖民主義經濟利益。至於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可以義正詞嚴地指出，這是中國的內政，絕不容許討論！
某君，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在目前的我國出現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不知是為什麼，只要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一對中國施壓，我國政府就退讓，這哪還有一點骨氣？這是我國在這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有關中國自主創新政策問題大失敗的根本原因。而且，美國總是提出一大堆無理的要求，採取一種“你總要答應一些或做出妥協吧”的戰略，這是一種無賴的戰略。然而，外因總是通過內因其作用，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這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之前，在我國出現了這樣一種奇談怪論：凡在中國註冊的企業都是中國企業。漢奸龍永圖又跳出來為美國干涉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製造輿論說，“一家外商投資企業經中國政府批准成立以後，它接受中國政府的監管，向中國政府交稅，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它就應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企業。如果始終將外資在華企業看作是外國企業，中國就不可能建立一種對外開放的良好體制環境。” 像龍永圖這樣一點不懂政治經濟學的漢奸竟然活躍在中國經濟論壇的舞台上，這真應了阮籍的那句話“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某君，像龍永圖這樣的民族敗類已經被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即使是對中國橫加干涉的跨國公司也會對他感到噁心，因為只有錚錚鐵骨的人才被對手所尊重。但令我感到悲哀和擔心的是，您怎麼最近也說出了和漢奸龍永圖類似的話？我聽別人告訴我，您曾經說過，“凡是在中國合法進行生產、僱用中國員工、進行研發投資和商業運營的外資企業都視同於中國企業”，您真是糊塗啊，這樣的話是您隨便可以說的嗎？按照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理論，跨國公司在中國註冊的子公司、在中國註冊的外國獨資企業的產權無疑是屬外國人所有、是外國企業，他們的產權什麼時候歸你中國政府或公民所有了？你真偉大，一句順口開河的話就有可能“開創”產權理論的一個新流派！但是，您忘記了中國近代史上外國資本對中國經濟的侵略了嗎？這些外國資本也曾經“是在中國合法進行生產、僱用中國員工、進行研發投資和商業運營的外資企業”啊！難道您沒有註意到跨國公司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支配其經濟、干預其政治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事實嗎？如果您沒有註意到，發生在您身邊的中國自主創新政策被絞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某君，我記得就在中央於2006年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自主創新戰略的當年，在我仍為中央的英明決策而感到振奮的時候，一位科技政策的研究者憂心忡忡地對我說，“不知你聽說過沒有：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佔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在這種情況下，自主創新怎麼搞？難道跨國公司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這樣一句話猶如兜頭一瓢冷水澆遍我的全身，使我啞口無言。當我查看了一些資料和思考後，我禁不住對自己的無知感到羞愧。事隔四年，正當筆者為我國政府制定的《關於開展2009年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的通知》感到些微安慰的時候，怎麼也想不到，在外國勢力的壓力下，我國自主創新的政策卻被嚴重破壞了！在外國直接投資現在幾乎全部採取獨資的發展趨勢下，在我國變本加厲地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下，在民營企業與外資的競爭中是如此弱小的情況下，究竟誰將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成為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必將無法避免。
某君，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自主創新中“自主”的含義？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技術創新是我們的自主創新嗎？如果不是，那又為什麼讓他們摻和進來呢？強大的跨國公司對決弱小的中國民營企業，中國民營企業在技術創新上能成為跨國公司的對手嗎？如果了解歷史，了解英國和美國是如何從貧弱中走向發達的，我想，任何人都會明白中國民營企業絕不是跨國公司的對手。 “跨國公司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這種說法恐怕連形式邏輯都不符合，無論多麼顛倒黑白和胡攪蠻纏的人都無法否認這一點！
如果沒有民族企業的自主創新，我們的子孫後代都會成為富士康“高科技血汗工廠”的現代奴隸。端午節就要到了，這是一個永遠值得我們緬懷的日子，“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某君，富士康的十二條生命連一聲抱怨都沒有就跳樓了，他們從不抗爭，默默地走了，多麼年輕的生命啊。但我不知道您是否想到過沒有：富士康的“十二跳”難道不是對政府引進外資的無聲抗議和血淚控訴嗎？難道不是對中國模式的莫大諷刺嗎？該是撥亂反正的時候了，該是結束自1993年開始的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階段的時候了。
某君，1913年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曾經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有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因為投資於某個國家的資本會佔有並且統治該國。”原先我曾覺得威爾遜的這些話有些言重了，但面臨今日中國之狀況，我不得不承認威爾遜的話是多麼富有遠見。
某君，我真擔心我們這一代人將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我真擔心外國在華商會和跨國公司在不久的將來，將套用駱賓王《討武曌檄》中的一句話豪邁地宣稱：試看中華之大地，竟是誰家之天地！哎，想到這裡，我不禁悲憤交集。嗚呼哀哉！我再也寫不下去了。
某君，如果您不拒絕，等我情緒平靜幾天以後，我再和您談一下我對富士康“現代集中營”的看法，談一下為什麼您作為“自由貿易的堅定捍衛者”，只不過是正等著西方國家宰殺的迷途的羔羊而已，再談一下……，我有許多話要和您說，但我擔心您不願再聽。
此致
敬禮！
賈根良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4
取消自主創新政府採購政策堪比近代史上關稅自主權的屈辱喪失
中國人民大學 賈根良
在中國近代史上，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的打擊下，喪權辱國的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賣國條約，其中包括中國關稅稅率由帝國主義列強所決定，這就是我們在上中國近代史時，歷史老師告訴我們的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喪失。剝奪中國的關稅自主權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經濟政策在中國採取的極端做法。
現在，這一幕又在今天的中國上演了。在當代世界，由於發達國家把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宣傳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救星，因此跨國公司就通過全球價值鏈在發展中國家內部直接控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例如，早在2006年，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就已經控制了中國21個產業，在這種情況下，旨在於為發達國家產品打開發展中國家市場並摧垮其工業競爭力所採取的強迫其喪失關稅自主權的重要性就大幅度地下降了，代之以起的是確保外國直接投資在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產業價值鍊等方面的壟斷地位。因此，筆者認為，中國自主創新政策自主權的喪失對中華民族所帶來的長遠惡果絕不亞於近代史上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喪失。
面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技術壟斷地位，中國政府確立了自主創新的國策，所謂自主創新當然是針對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而言的，否則自主將會是何意？但是，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認為，“如果中國政府在自己的國土上通過政府採購支持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那麼， 我們的技術壟斷地位和統治中國經濟的地位將如何保持？”因此，在允許發達國家那些加入了WTO政府採購協議的國家運用政府採購支持本國技術創新的情況下，也決不允許中國實施這種政策，決不允許在中國存在對跨國公司統治地位哪怕是一絲一毫的威脅。這就是美國政府和跨國公司不屈不撓地要打掉中國自主創新政府採購政策的原因。中國財政部宣布，自2011年7月1號起停止執行財政部2007年頒布的支持自主創新的政府採購的三個文件，標誌著中國自主創新政策自主權的完全喪失。
有人說，這是中國政府為獲取市場經濟地位而做出的讓步。現在路人皆知，美國通過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待遇的誘餌，在中國已經獲取了多少重大的利益！但一直到現在，這種市場經濟地位待遇的帽子卻遲遲不見踪影！即使中國獲得了市場經濟地位的稱號，給予中國怎樣的市場經濟地位待遇將仍操縱在美國人手中。即使中國真正獲得了市場經濟地位的待遇，但這也是一種“進口高端產品並出口低端產品”和“出口實物產品換取美元紙片”的現代殖民地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出口越多越貧困。中國昏庸的政府官員們將來遲早要明白：這種市場經濟地位實際上是一種絞刑架上的絞索！
針對中國被迫取消2007年頒布的支持自主創新的政府採購的三個文件，不僅國內經濟學界幾乎一致性地保持沉默，而且還有所謂專家說，取消中國支持自主創新的政府採購政策並不意味著政府採購對自主創新就不支持了。我怎麼也無法明白，政府還怎樣通過政府採購支持自主創新？難道在自己的國土上，中國政府將不得不偷偷摸摸地支持自主創新嗎？在跨國公司強大技術壟斷地位的情況下，還會有幾家企業去創新？眾所周知，在2008年出台4萬億所謂擴大內需的計劃後，不僅政府而且企業在擴大內需中幾乎都在爭相購買外國產品，國貨被冷落在一邊，以至於國家發改委在次年5月份不得不發出緊急通知，勸導政府和企業購買國貨!如果沒有政府採購政策對自主創新的優惠政策和法律規定，中國這種的政府和企業還去購買國貨，鬼才相信！何況，中國政府和企業早在跨國公司的監視下，他們怎能允許中國政府和企業購買本國自主創新的產品！
自2006年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中國在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以來，筆者發現，我國政府在技術創新、外資企業等諸多方面製定的政策大都是與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目標背道而馳的，只有自主創新政府採購的三個政策文件符合這一目標，但這個政策現在卻完全被廢棄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即使再過一百年、再過五百年也無法建成創新型國家。我們現在一方面在奢談什麼“創新驅動的經濟”，但另一方面製定的政策卻與之背道而馳，難道政府只有作秀的本領嗎？奇怪的是，在近代史上，中國政府被迫放棄關稅自主權是在與帝國主義列強打了幾次敗仗後，才被迫接受了這種屈辱地位的，而現在，美國政府一施壓，中國談判的官員們就乖乖地投降了，我想，清政府的官員們如果地下有知，肯定瞧不起並嘲笑他們呢！雖然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以一個專業經濟學家的名義，以一名經濟思想史家和經濟政策史家的身份，更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譴責財政部和相關政策決策者：作為一個已經載入歷史的重大事件，財政部和相關政策決策者已經被釘在了民族罪人的恥辱柱上。我也以一個專業經濟學家的名義譴責中國經濟學界：中國經濟學界已經喪失了職業道德，他們正在支持或縱容中國某些昏庸的政府官員將中國一步步地引入到了殖民地經濟的深淵中！
附記：這是一個遲到的評論。雖然我早就獲悉了本文主題的信息，但我當時決定不再寫評論了，因為我每寫一篇這樣的評論，在兩三天都氣憤難平，對身體損害很大，因此，我放棄了對第三次中美經濟和戰略對話的評論（可參看馬耀邦先生的評論）。雖然我知道，寫這些評論起不到什麼作用，但因為在和一位經濟學教授的電話中我答應了要對此事進行反擊，因此才寫了這個短文。
附錄1：
中國財政部6月28號宣布，自2011年7月1號起停止執行財政部2007年頒布的“自主創新產品政府採購預算管理辦法”，“自主創新產品政府採購評審辦法”和“自主創新產品政府採購合同管理辦法”這三份文件。
“(這)是里程碑式的”，拿到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成果單後，美國《華盛頓郵報》5月11日激動的宣稱。
這個發生在太平洋彼岸的興奮，名至實歸。對話成果一欄中，中方承諾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購實施條例（徵求意見稿）》中的第九條規定。即取消“通過優先或強制採購等措施支持自主創新產品”的規定。這也不是中國第一次簽訂這樣喪權的協定了，早在1992年10月，為了討好美國，中國與美國就達成了《關於市場准入的諒解備忘錄》。正式放棄進口替代（自主創新），實行“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把工業化的希望寄託於外資對華技術轉讓上。作為交換，中國政府開始解除對外資進入的限制，解散大量的研究發展機構，研究人員下放車間，從事維修工作。結果大量的知識分子喪失了從事科技工作的權利，之後，中國開始了無技術的工業化歷程。如今，中國占據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末端，而我們的鄰居韓日則是電子、家電、汽車等現代產業穩坐世界前端。
美中兩國6月28號還在北京舉行了美中商貿聯委會(JCCT)的年中審議會議(Mid-Year Feview)。美國貿易官員要求中國對美國產品和服務業開放更多的市場。有媒體因此認為，中國在同一天宣布終止自主創新的政府採購規定，可能是出於美方的壓力。
附錄2 為自主創新政策送葬
——致把“外資企業都視同於中國企業”的某君
賈根良寫於2010年6月14日
錯誤的經濟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歸屬。因此，與利益相比，更危險的其實是思想。
——凱恩斯
某君：
當2010年5月23-24日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落下帷幕的時候，我正忙於教學、學生答辯和校訂書稿等諸多事務。抱歉，拖到今天才有點時間給您寫這封信。寫這封信的目的就是希望您能夠了解、調查和嚴懲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被美國人所欺騙的我國政府中的那些笨蛋，正是他們使我國在殖民地經濟的道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
在這個會議召開之前的5月21日，我和左大培、張仁德和楊虎濤等經濟學教授在網上發了一個帖子：《堅決支持政府在“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擊退外國對我國自主創新政策的粗暴干涉》，目的是希望參加會談的官員們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因為像筆者這樣的愚鈍之人即使是信息不靈，但也在會議召開之前就已看出，美國經濟戰略家的陰謀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暴露：美國發動貿易保護戰和匯率戰的真實意圖是聲東擊西、暗渡陳倉，真正的目標就是要讓中國放棄自主創新政策和誘使中國在金融自由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而當這一步不可逆轉之後，在未來的某個時候，美國將再實行強迫人民幣升值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最終達到摧毀並控制我國經濟的目的。
在2010年5月23-24日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後，我悲哀地看到，美帝國主義戰略家的這種“陰謀”最終還是得逞了，我國的自主創新政策實際上已經被跨國公司所埋葬。因為據新華網北京5月24日電，“中國科技部副部長曹健林24日表示,中國有關部門將於近期啟動2010年國家自主創新產品的認定工作,歡迎所有中國企業包括在華外資企業積極申請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他表示,從征求意見情況來看,2010年的認定通知基本解決了各方關注的問題,體現了非歧視、市場導向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原則。從中方召開的20多次座談會看,（外國在華）商會和外資企業的主要關注點已轉為具體申報程序的技術細節問題，對中方的原則沒有什麼意見。”
好一個“（外國在華）商會和外資企業……對中方的原則沒有什麼意見”！中國經濟政策的製定必須要外國企業和政府的批准嗎？毫無疑問，讓美國政府擔憂的“自主創新”政策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2009年11月，中國科技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發布了《關於開展2009年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的通知》。該通知要求供貨商在被列入《政府採購自主創新產品目錄》之前必須獲得產品認定，所有申報的產品都要擁有中國的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且申報人的知識產權必須完全獨立於海外機構或個人。中國政府的這種政策完全是正當的，沒有違背任何國際規定和慣例；中國政府也沒有加入世貿組織的《政府採購協定》，沒有義務和責任讓在華的外資企業參與中國的自主創新活動，發達國家的政府、跨國公司和媒體憑什麼對中國橫加指責，無理取鬧？難道中國人都像他們所認為的都是傻子嗎？對於他們這種把中國當作殖民地對待的行徑，中國人民決不答應！
然而，在這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我國政府中的那些笨蛋又上當受騙了。因為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召開之前，由於歐元危機和我國近年來的通貨膨脹（還有房地產泡沫），人民幣匯率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升值了，如果考慮到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這更是如此。因此，即使按照美國人的看法，人民幣匯率實際上已經沒有升值的必要了。就是這樣一個已經沒有升值必要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卻被美國人拿來和中國的經濟主權進行交換。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召開之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社會上就流傳著這樣一種推測：4月13號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9號文件）就是美國財長蓋特納利用人民幣匯率升值進行恫嚇的結果（我曾對這個9號文件專門給您寫信，表示強烈的反對）。對於社會上的這種推測，由於不了解情況，筆者不能貿然肯定。
但是，比美國要求中國無條件對外資開放投資機會的這種進攻更為毒辣的是，美國政府利用“已經沒有升值必要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壓迫中國政府放棄自主創新政策和進一步實行金融自由化，這個“已經沒有升值必要的人民幣匯率問題”被美國人拿來作為“一石三鳥”的武器，您說可笑不可笑？但我想您肯定是笑不出來的，因為哭還來不及呢。我國政府中的那些笨蛋就是這樣被一個明眼人就能看得出來的一個算不上陰謀的“陰謀”所欺騙，在我國自主創新政策問題上乖乖地對美國和跨國公司束手就範了。
有人可能會辯解說，“不妥協不行啊，因為商務部此前在廣東和浙江所做的壓力測試表明：假如人民幣升值3%，就會有大量企業倒閉。”這種辯解是站不住腳的。由於歐元危機、我國近年來的通貨膨脹和房地產泡沫，人民幣匯率已經大幅度地被升值了，這種理由就足可以回擊美國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據說，赫德森在4月份曾經給您寫過一封信，清楚地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升值一點也解決不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問題（目前，赫德森的這封信改寫成了學術論文，將發表於《廣東商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由於鼓勵自主創新的政策涉及中華民族長遠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們在《堅決支持政府在“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擊退外國對我國自主創新政策的粗暴干涉》中退一步指出，“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可以讓步，但是鼓勵自主創新的政策絕不容有少許的退讓！而對於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我國政府也必須堅持'如果你們非得迫使人民幣升值，但中國必須使用外匯儲備買回美國在華企業'的原則寸步不讓”。使用外匯儲備回購美國在華企業，這是回擊美國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的又一殺手鐧，我們可以料想，美國絕不會因為雞肋似的“人民幣匯率”問題，損失其跨國公司在華的殖民主義經濟利益。至於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可以義正詞嚴地指出，這是中國的內政，絕不容許討論！
某君，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在目前的我國出現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不知是為什麼，只要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一對中國施壓，我國政府就退讓，這哪還有一點骨氣？這是我國在這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有關中國自主創新政策問題大失敗的根本原因。而且，美國總是提出一大堆無理的要求，採取一種“你總要答應一些或做出妥協吧”的戰略，這是一種無賴的戰略。然而，外因總是通過內因其作用，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這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之前，在我國出現了這樣一種奇談怪論：凡在中國註冊的企業都是中國企業。漢奸龍永圖又跳出來為美國干涉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製造輿論說，“一家外商投資企業經中國政府批准成立以後，它接受中國政府的監管，向中國政府交稅，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它就應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企業。如果始終將外資在華企業看作是外國企業，中國就不可能建立一種對外開放的良好體制環境。” 像龍永圖這樣一點不懂政治經濟學的漢奸竟然活躍在中國經濟論壇的舞台上，這真應了阮籍的那句話“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某君，像龍永圖這樣的民族敗類已經被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即使是對中國橫加干涉的跨國公司也會對他感到噁心，因為只有錚錚鐵骨的人才被對手所尊重。但令我感到悲哀和擔心的是，您怎麼最近也說出了和漢奸龍永圖類似的話？我聽別人告訴我，您曾經說過，“凡是在中國合法進行生產、僱用中國員工、進行研發投資和商業運營的外資企業都視同於中國企業”，您真是糊塗啊，這樣的話是您隨便可以說的嗎？按照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理論，跨國公司在中國註冊的子公司、在中國註冊的外國獨資企業的產權無疑是屬外國人所有、是外國企業，他們的產權什麼時候歸你中國政府或公民所有了？你真偉大，一句順口開河的話就有可能“開創”產權理論的一個新流派！但是，您忘記了中國近代史上外國資本對中國經濟的侵略了嗎？這些外國資本也曾經“是在中國合法進行生產、僱用中國員工、進行研發投資和商業運營的外資企業”啊！難道您沒有註意到跨國公司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支配其經濟、干預其政治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事實嗎？如果您沒有註意到，發生在您身邊的中國自主創新政策被絞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某君，我記得就在中央於2006年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自主創新戰略的當年，在我仍為中央的英明決策而感到振奮的時候，一位科技政策的研究者憂心忡忡地對我說，“不知你聽說過沒有：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佔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在這種情況下，自主創新怎麼搞？難道跨國公司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這樣一句話猶如兜頭一瓢冷水澆遍我的全身，使我啞口無言。當我查看了一些資料和思考後，我禁不住對自己的無知感到羞愧。事隔四年，正當筆者為我國政府制定的《關於開展2009年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的通知》感到些微安慰的時候，怎麼也想不到，在外國勢力的壓力下，我國自主創新的政策卻被嚴重破壞了！在外國直接投資現在幾乎全部採取獨資的發展趨勢下，在我國變本加厲地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下，在民營企業與外資的競爭中是如此弱小的情況下，究竟誰將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成為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必將無法避免。
某君，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自主創新中“自主”的含義？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技術創新是我們的自主創新嗎？如果不是，那又為什麼讓他們摻和進來呢？強大的跨國公司對決弱小的中國民營企業，中國民營企業在技術創新上能成為跨國公司的對手嗎？如果了解歷史，了解英國和美國是如何從貧弱中走向發達的，我想，任何人都會明白中國民營企業絕不是跨國公司的對手。 “跨國公司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這種說法恐怕連形式邏輯都不符合，無論多麼顛倒黑白和胡攪蠻纏的人都無法否認這一點！
如果沒有民族企業的自主創新，我們的子孫後代都會成為富士康“高科技血汗工廠”的現代奴隸。端午節就要到了，這是一個永遠值得我們緬懷的日子，“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某君，富士康的十二條生命連一聲抱怨都沒有就跳樓了，他們從不抗爭，默默地走了，多麼年輕的生命啊。但我不知道您是否想到過沒有：富士康的“十二跳”難道不是對政府引進外資的無聲抗議和血淚控訴嗎？難道不是對中國模式的莫大諷刺嗎？該是撥亂反正的時候了，該是結束自1993年開始的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階段的時候了。
某君，1913年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曾經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有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因為投資於某個國家的資本會佔有並且統治該國。”原先我曾覺得威爾遜的這些話有些言重了，但面臨今日中國之狀況，我不得不承認威爾遜的話是多麼富有遠見。
某君，我真擔心我們這一代人將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我真擔心外國在華商會和跨國公司在不久的將來，將套用駱賓王《討武曌檄》中的一句話豪邁地宣稱：試看中華之大地，竟是誰家之天地！哎，想到這裡，我不禁悲憤交集。嗚呼哀哉！我再也寫不下去了。
某君，如果您不拒絕，等我情緒平靜幾天以後，我再和您談一下我對富士康“現代集中營”的看法，談一下為什麼您作為“自由貿易的堅定捍衛者”，只不過是正等著西方國家宰殺的迷途的羔羊而已，再談一下……，我有許多話要和您說，但我擔心您不願再聽。
此致
敬禮！
賈根良
美國是如何通過“閉關鎖國”而崛起
賈根良：美國是如何通過“閉關鎖國”而崛起的？ -答網友問
作者：賈根良文章發於：烏有之鄉點擊數：3093 更新時間：2011-8-6
美國是如何通過“閉關鎖國”而崛起的？ -答網友問
賈根良
筆者按：這兩天我看了筆者近期發在烏有之鄉網站上《中國在加入WTO十週年之際應考慮退出WTO》和《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貶值問題的大戰略》兩文的評論。非常感謝網友的支持，也感謝網友提出的反對意見。主要有三位提出了反對意見，茲轉引如下：（1）“用四個字概括你出的點子：閉關鎖國！”；（2）“中國要睡覺，必須先關門”；（3）“本不想參與，兩天了還在首頁上，也來說兩句。版主相信馬克思主義麼？如果相信，看看馬克思怎麼論述資本全球化的。那是資本的規律！退出WTO？那才是前清的'閉關鎖國'！看看馬克思論述的社會主義戰過資本主義是怎樣的？當今的所謂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各個不同主權國家之間的全球化，都是馬克思所分析或預見的。你想逃跑？是不是幼稚的可笑？ 這裡的觀點與當年十月革命後，托派的蘇俄缺少資本主義，所以布爾什維克應當發展資本家的論點，是同類思想的反面表現” 。
針對前兩位網友的質疑，有幾位網友做了較好的回答。但還有一位網友說，“同意樓主列舉的問題， 但我認為不參加WTO似乎沒有其他途徑解決中國原有的貧窮，落後問題。歡迎樓主指教”。我在這裡不直接回答這些問題，只是貼出我去年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撰寫的譯者前言。按照網友對我質疑的意見，美國的經濟崛起可以說是在無以復加的高關稅和“仇視”外國直接投資的“閉關鎖國”之下實現的，這與美國給中國人灌輸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思想大相徑庭。
至於第三位，我認為他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了，馬克思如果在世於今天的中國，也必定反對自由貿易，因為馬克思在1848年《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中指出，“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馬克思當時寫這句話是設想，社會主義首先要發生在英國等發達國家，因此，自由貿易將通過落後國家的動亂加速這種革命的到來。事實上，社會主義發生在了落後國家，這具有其歷史合理性，在落後國家，社會主義是對抗發達國家殖民化的一種合理途徑，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總是和民族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我是自由貿易的堅定支持者，……自由貿易不僅會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且會促進世界的和諧，還能改變和提高人們的生活”，但事實上，自由貿易根本就沒有導致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也沒有促進世界和諧。自由貿易將導致落後國家的革命，馬克思的這種深刻洞察力已經為目前的事實所證明：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嚴重的動亂。這是美國為什麼要通過宣傳自由貿易繼而在許多國家搞“茉莉花革命”的原因。可悲是，我接觸到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接受了美國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教條的毒害。甚至有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我說，現在的“中美國”是中美關係最好的時代，對此，我感到非常震驚。
正如我在《保護主義：從殖民地經濟中拯救中國》（發在烏有之鄉網站上）寫到的，“自由貿易理論和自由貿易制度就如同美國有毒的金融產品一樣，是專門為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量身定做的毒藥，美國人從來就不相信自由貿易理論，他們從來也沒有實行過自由貿易。正如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發生後，那些對外開放程度高的國家遭受到沉重打擊一樣，我們有可能重新目睹這一幕在中國的重演。”自由貿易在中國將導致三種可能：第一，正如戴旭上校所預言的，到2030年中國將被肢解為幾個國家；第二，雖然沒有被肢解，但中國將進入一個像拉丁美洲國家一樣的可能長達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動亂不斷的歷史時期；第三，自由貿易將導致一場新的“紅旗漫捲西風” ，再來一次血腥的工農暴力革命，重建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據筆者判斷，第二種和第三種可能性最大，第三種可能性短時期內很小。要避免這三種可能，就需要實行筆者所提出的經濟發展新戰略。
實際上，在馬克思的時代，美國學派、李斯特和德國歷史學派都不贊成自由貿易和階級鬥爭學說，其中德國歷史學派除了不贊成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階級鬥爭學說外，他們對馬克思的分析是很欣賞的。正是在這些理論指導下，美國和德國崛起了。要建設和諧社會，現階段的中國就不能實行自由貿易，只有到中國在技術和經濟上超過美國時，中國才能實行和必須實行自由貿易（但不是美國式的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
中國需要馬克思主義，但不是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和偽馬克思主義，而是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我希望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從下述事實中得到啟發：日本的經濟崛起是在李斯特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熊彼特主義經濟學的共同支配和合作下崛起的，如若不信，請研究一下自明治維新以來到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經濟思想史和經濟政策史。
在閱讀本《譯者前言》後，如果需要了解筆者目前在這方面的研究進展，請參看：
1.賈根良：《“閉關鎖國”如何鑄就了美國自主創新的輝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新經濟思想史專題》（學生閱讀文獻電子版），發表時改為《美國經濟崛起時自主創新的成功經驗與啟示》，教學與研究，2011年第8期。
2.賈根良：《美國學派：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說》，《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
3.賈根良：《美國學派與美國的工業化經驗教訓與啟示》，《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2期。
4. 賈根良：《美國在經濟崛起前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原因解析》，廣東商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
5.賈根良等：《美國學派的生態經濟學先驅思想及對我國的啟示》，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10期將發表。
6. 賈根良：《演化經濟學：第三種經濟學體系的綜合與創新》，學術月刊，2011年第6期。
2011年8月5日9時
《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
譯者前言
按照赫德森的看法，貫穿於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美國學派指導了美國經濟的崛起，這些美國學派經濟學家提出了與政治經濟學英國體系相對立的“美國體系”，制定了美國經濟崛起的大政方針並為之提供了理論基礎。但奇怪的是，在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美國學派卻幾乎完全被人們所遺忘。 2007年秋，筆者和一位博士生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查閱了中文和翻譯成中文在內的所有經濟思想史或經濟學說史教科書共計三十二種，但是非常遺憾地發現，除了一本教科書在談到凱里時提到了“美國學派”這一概念外，許多教科書甚至都沒有介紹任何一位美國學派的成員。為了給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變革提供可供借鑒的歷史經驗和思想資源，並恢復美國學派在經濟思想史中的歷史地位，筆者組織翻譯了赫德森的這本著作。
該書實際上是赫德森於1975年出版的《19世紀美國思想中的經濟學和技術：被遺忘的美國經濟學家》的修訂版。原書緣起於1974年，當時，美國加蘭出版公司在一個42卷本的叢書中重印了19世紀美國學派34位經濟學家的46本重要著作，並邀請赫德森為之撰寫了這本導論性的著作。在目前的修訂版中，作者重寫了第一章，撰寫了新的序言和導言，增加了三個附錄，這個中文版還比2010年的英文版增加了第三十章。閱讀本書後，我們就會了解到，保護主義是美國經濟崛起的基本特徵，而美國學派則為之提供了基本的指導。但是，由於美國經濟戰略家非常熟悉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自由貿易是在損害弱者的情況下使經濟強大者獲益的，因此，在美國經濟崛起後，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考慮，美國經濟戰略家已經清除掉了美國學派在美國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大部分痕跡。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學派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就成了美國經濟崛起秘而不宣的訣竅，這是本書中文版書名的基本含義。
在這裡，筆者根據自己對美國學派的初步了解，對該學派產生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和理論主張做出非常簡要的評述；並通過對當代國際分工的新發展，就美國學派有關美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邏輯對當下中國問題的有效性進一步展開討論，以便作為讀者進一步閱讀的提示。本序言的基本看法是：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鍊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美元霸權蓄意剝奪我國經濟的戰略安排，如果繼續以廉價勞動力參與以模塊化生產為基礎的所謂新型國際分工，那麼，我國將無法逃脫在國際分工“擔水劈柴”的地位。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權支配之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嚴重弊端，我國應該解放思想，儘早做出戰略規劃，穩步實現從“國際經濟大循環”向“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戰略大轉型，而本書則為這種戰略大轉型提供了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借鑒。
一、美國學派關於美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邏輯
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把低工資成本看作是廉價生產的基礎相反，美國學派卻認為，高工資才是廉價生產的標誌[①]，而這種廉價生產則來自於物化於機器和人力資本之中的科技進步，因此，落後的發展中大國要想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赶超，就必須保護科技創新機會窗口大的、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並在國內為之創造廣闊的統一市場，這不僅可以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而且也將使勞工通過分享科技進步的成果使其工資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而工資的提高反過來又刺激了更進一步的科技進步，通過這種循環累積因果的良性循環過程，直到該國的高質量生產活動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之時，它才能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戰略。恰如赫德森所指出的，“正是這些（美國學派）經濟學家製定了指導美國工業、農業和商業政策的大政方針”，美國經濟幾乎完全是按照美國學派的理論而崛起的。那麼，美國學派是怎樣論證這種經濟學邏輯的呢？
美國學派這種經濟學邏輯的理論基礎是其與眾不同的資本概念。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將資本視為價值理論的附屬物，因而把資本主要看作是表現為物化勞動形式的一種成本；而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來說，資本則是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雖然資本被看作是生產關係的表現，但其資本概念仍然是金融性的，它被用於僱傭勞動力進行商品生產，並在其生產的勞動力成本之上加上毛利進行出售。對於這兩種經濟理論而言，資本總是盡量使工資成本最小化。然而，對於美國學派來說，資本並非僅僅是物化勞動或者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它還是一種自主的生產要素，這也就是說，它可以替代勞動力作為原始工作的一種提供者，19世紀20年代的雷蒙德認為它可以完成人力無法完成的工作，例如使產品絕對一樣，因而可以進行零部件互換的大量生產；1853年帕申·史密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手冊》則認為它是激發自然生產力的唯一要素，正如以蒸汽動力為基礎的資本正在替代由體力勞動所從事的許多工作一樣，能量密集型的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據此，美國學派提出了一種從生產力而非簡單地從財務成本或價值的角度看待資本的資本理論。
美國學派認為，正是國家間能量密集型的資本生產率差距的日益擴大導致了富國愈富和窮國愈窮的現象。在19世紀早期，許多經濟學家就已經註意到了資本正在替代勞動甚至替代土地，但只有美國學派突出地強調了這種替代對國家競爭力的深刻影響。按照美國學派的看法，如果使用機器的甲國資本的生產率是乙國體力勞動生產率的幾十倍甚或上百倍，那麼，即使是甲國的工資水平比乙國高幾倍甚至幾十倍，那麼它所生產的產品的單位成本以及產品價格仍然可以比乙國更低，因此，正是資本使得甲國的高工資勞動力在價格上可以比乙國的低工資勞動力更廉價。由於生產率收益超過工資收益，所以在甲國，利潤和工資可以共同提高，而工資水平的提高不僅可以刺激資本的替代，從而將進一步提高資本生產率，而且由於高工資，勞動者可以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提高勞動生產率、從事更高端的知識性工作和建造生產率更高的資本貨物，從而甲國可以在高生產率與高工資率之間形成一種正反饋的良性循環。由於資本日益地跨越國界與勞動和資本展開競爭，所以，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當甲國的資本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越快，沒有使用高生產率資本的乙國就會越來越遠地被甩在後面，其低級形式的勞動及其資本在國際競爭中將日益變成無用的廢棄物，乙國將因此陷入低生產率與低工資率的惡性循環之中。因此，為了阻斷這種惡性循環，美國學派認為，乙國必須對工業資本投資實施關稅保護。
美國學派的上述思想在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於1791年提交國會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就有所萌芽或體現，但是，當時的美國正處於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繁榮之中，實際上也沒有什麼真正意義的工業需要保護，因此，漢密爾頓的思想就被束之高閣了。重大的轉變起因於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禁運和戰爭所導致的對外貿易的“中斷”迫使許多大貿易商和資本家不得不把資金投資於工業，美國的民族工業才得以誕生和發展。但是，結束美英戰爭的《根特條約》在1815年2月生效後，此前七年間培育美國民族工業的“閉關鎖國”時期就此結束了。大量的廉價英國工業品洶湧而入，美國工業資本面臨著被剿滅的威脅，這導致了美國工業保護主義運動的高漲。馬修·凱里把漢密爾頓的思想重新引薦給了美國新一代民族主義政治家，美國學派因此而誕生，並被輝格黨和1854年之後的共和黨作為競选和施政綱領的指導思想，支配了美國從1865年到1894年狂飆突進的工業化時期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因此，美國經濟是在銅牆鐵壁般的[②]關稅保護之下崛起的：1816年(35%)、1820年(35%-45%)、1828年(50%)、1875年（40-50% ）、1914年（44%）。 [③]
為什麼關稅保護是美國經濟崛起的關鍵呢？對於當時的美國來說，她的工業特別是資本貨物工業要比英國落後許多，在自由貿易條件下，高效率的英國工業必然要淘汰掉低效率的美國工業。因此，關稅保護就成了必然的選擇。饒有趣味的是，關稅保護對於當時的美國還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原因就在於當時的美國無論是工人的工資還是工業的資金成本都比英國高。顯而易見，在自由貿易條件下，美國的工業將無法生存。如果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工業的建立和生存完全就不具備必要的條件。但是，既然報酬遞增的工業對美國人民的福祉具有不可質疑的重要意義，那麼，即使條件不利或者沒有條件，美國學派也決心為美國工業的生存、發展和騰飛創造條件。關稅保護就是為之創造的這種條件。但是，在關稅保護之下建立起來的高工資和高資金成本的美國工業的生產率在沒有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之前，必然是沒有國際市場的。在這種條件下，美國工業只能完全依賴國內市場，“美國的製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較老的國家供給一個大市場，而必須在國內創造市場，同外國的產品進行競爭”[④]。因此，為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創造國內市場並嚴格保護這個市場就成為我們理解關稅保護的重要意義之所在了。
關稅保護對於美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意義還在於通過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提供相互有保障的和穩定的市場，避免國外經濟周期特別是經濟危機對本國經濟的衝擊和破壞性影響，實現獨立自主和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平衡增長的戰略目標。美國關稅保護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工業化，而是希望通過建立國內工業和城市化為美國農場和種植園產品提供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內市場。亨利·克萊在1824年提出“美國製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發展現代工業為美國農業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國內市場，他指出，國外對美國農產品需求的大幅度萎縮所導致的“農業收入的惡化只有靠培育國內工業才可以抵消，把現有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和引導新移民）到城市工業，為農產品創造國內市場”。 [⑤]而馬修·凱里在1820年出版的《新橄欖枝》則強調了農場主和工業家之間的互相依賴和相互提供市場的重要性，提出了保護性關稅的“國內市場（內需）說”，這一觀點很快就得到了國會議員喬治·梯比斯和安德魯·斯圖爾特在國會的大力宣傳。 19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專利局農業處的一系列研究報告對美國經濟崛起的這種“國內市場（內需）說”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在美國學派看來，關稅保護是美國工農業之間乃至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協調和相對平衡發展的必要條件。
正是基於上述資本生產率理論、保護性關稅和國內市場的政綱，美國學派對把美國發展成為一種沒有工人階級貧困化的所謂“新文明”充滿希望。他們認為，由於每個工人所能推動的能量的日益增長，資本增加所提高的生產力要遠遠大於勞力成本的增加，這不僅增加了社會的經濟剩餘，而且也把勞動力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從而不斷地提高了勞動者的經濟社會地位，因此，工業化不能基於剝削勞動力，而是要以資本驅動的科技進步開發大自然，並由社會各階級分享技術進步的成果。據此，亨利·凱里提出了著名的“利益和諧論”。亨利·凱里認為，資本的價值是由其再生產費用所決定，由於技術進步，資本的再生產費用將不斷減少，因此資本的價值也將降低，而勞動的價值則將逐漸提高，這是支配勞動產品分配的偉大規律和社會各階級利益達到充分和諧的基礎。由於國家的比較優勢主要是由資本的生產率所決定的，而高工資則是與更高的資本生產率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在美國工業落後的情況下，美國祇能通過關稅保護推進高生產率的工業資本投資，才能使資本家和工人分享由於技術進步所產生的生產率增益。換言之，關稅保護是資本和勞動之間利益和諧的關鍵。
同樣，關稅保護也是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之間利益和諧的基礎。亨利·凱里指出，如果美國不進口外國的工業製成品，農業依靠國內工業和城市化為其提供的國內市場，那麼，在這些部門之間將取得平衡的增長；但如果允許自由貿易，製造業就不能得到發展，而農業也就無法在需求充足的條件下以可接受的價格出清其市場，[⑥]工農業之間以及城市與鄉村之間就不能建立起互惠互利和良性循環的利益格局。總而言之，只有在關稅保護之下，美國才能在勞動和資本之間、工業與農業之間建立起利益和諧關係，從而避免重走英國和歐洲大陸以降低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生活標準為代價的工業化道路。因此，美國學派認為，只有通過高關稅保護，使美國經濟與英國經濟脫鉤，冀希望於國內市場而非著眼於海外市場，美國才有可能擺脫對英國的依附型地位，實現國民經濟獨立自主的發展。亨利·凱里甚至認為，對外貿易對美國來說不僅是沒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歡迎的。這種自給自足的孤立主義思想支配了美國經濟的崛起，為美國內向型工業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論和政策指導。
二、美國學派的遠見卓識與不足之處
在美國獨立的同一年，亞當·斯密在其出版的《國富論》中規勸美國不要涉足工業製造活動，“英屬美洲殖民地，幾乎把所有的資本都投在農業上。那裡也就主要為了這個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趨於富強。那裡，除了家庭製造業和粗糙製造業，就沒有製造業。……假使美洲人聯合起來，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歐洲製造品輸入，使能夠製造同種物品的本地人有獨占的機會，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資本，轉投到製造業上來，結果將不但不能加速他們年產物價值的增進，恐怕還會加以阻礙，不但不能使其國家漸臻富強，恐怕還會加以妨害。”[⑦]但是，美國學派卻認為，儘管美國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在農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但如果沒有抓住能夠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生產率佔優的工業部門（其地位在當時相當於今天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高端製造業以及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那麼，美國就將無法與西歐國家競爭；而美國工人由於自然資源豐富和人口稀少所享有的高工資也就不僅得不到持續增長，而且連維持也是不可能的；美國祇能在國際分工中仍停留於“擔水劈柴”的地位上，耗竭她的土壤和礦藏，破壞它的生態和環境。
實際上，19世紀美國學派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深諳英國是如何通過關稅保護等人為手段培育原本就不具有比較優勢的工業部門，從西歐一個貧困的“邊陲國家”崛起為工業化強國的。因此，他們堅決拒絕通過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融入世界經濟，拒絕外國直接投資，保護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在外交上奉行“門羅主義”，在經濟上實施具有孤立主義特點的高度保護主義，對19世紀下半葉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置之不理，在南北戰爭之後，通過重構要素市場和利用廣闊的國內市場，創造了它原先並不存在的高端產業的絕對優勢，通過開發豐富的自然資源，領導了資本和技術更加密集的第三次（1875年開始）和第四次技術革命（1908年開始）的浪潮。當時的美國人並沒有想著要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超越英國的工農業帝國，他們只是為了躲避英國霸權的侵擾和剝削，但到1914年時，美國卻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工農業強國。只有到這時，美國才改變了孤立主義的國策，轉而謀求世界經濟霸權。美國經濟幾乎完全是按照美國學派的理論而崛起的，這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重新發現美國學派有關大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邏輯的重要原因。
閱讀本書，我們不得不對美國學派的許多先見之明而感嘆。例如，美國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和著名政治家和亨利·克萊早在1824年就指出，“一個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培育實用的、機械的和製造工藝優勢的國家必將在力量上是優異的，並能保持這種優勢地位”。這麼早就有科技立國之思想，美國焉有不崛起之理？又如，帕滕警告說，如果美國人不採取一種新的和堅韌的新教徒倫理，那麼，他們就有可能經受不住使得羅馬、法國和大英帝國衰落的相類似的縱慾主義和奢華；美國自1972年之後利用美元霸權剝削其他國家，大肆揮霍，欠下永遠也還不清的巨額債務，我們難道不會贊同帕滕的警告嗎？還有，美國學派成員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就對出口導向型農業如何導致了土地肥力的枯竭進行了定量分析，併計算出了由此所產生的得不償失的生態和環境成本，從而否定了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如果考慮到近十多年來廉價商品出口導向型經濟對我國生態環境的破壞和自然資源的迅速耗竭，難道我們就不悲嘆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把貿易的潛在成本轉嫁給子孫後代是大宗低端產品出口型經濟的通例。
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美國學派的資本和經濟發展理論實際上是美國經濟學家阿林·楊格在1928年提出的“迂迴生產的經濟”的先驅。阿林·楊格認為，“報酬遞增的主要經濟是生產的資本化或迂迴方法的經濟……”[⑧]。對於楊格來說，所謂資本化實際上就是指使用機器的迂迴生產，而迂迴生產則是指兩個方面：第一，密集地使用資本貨物的生產（生產率提高的基本原因）；第二，由於資本替代勞動，產業鏈條將越來越長，“經濟發展過程就是在初始要素與最終產品消費者之間插入越來越多的生產工具、中間產品、知識的專門化等生產部門”， [⑨]正是經濟的資本化和迂迴生產推動著產業結構的不斷高級化和知識生產部門的日益擴大，而被機器替代下來的勞動力就不斷地從產業鏈低端的工作轉移到更高端的知識性工作。由於替代了廉價體力勞動者的機器需要受到良好教育的熟練勞動者來操作、設計和建造它，因此，帕申·史密斯和他同時代的美國學派其他經濟學家發展了“人力資本”的概念：只有高工資才能使工人負擔的起越來越高的教育投資，從而適應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的要求。
簡言之，美國學派提供了一種比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現代新古典經濟學更寬廣、更具有動態性和以科技進步為基礎的經濟理論，它把經濟與社會理論從其作為核心的道德主義和個人主義轉變到了以技術為核心的唯物主義基礎之上。正如赫德森指出的，在經濟思想史上， “李斯特仍保留在德國浪漫主義傳統之中，沒有解釋在經濟學上如何對生產力進行量化研究”[⑩]，而第二代美國學派學者不僅超越了第一代美國學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生產力學說，而且也發展了基礎更加廣泛的經濟學說。此外，美國學派還擴大了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正如美國著名比較經濟學家格魯奇在對本書第一版即赫德森1975年出版的《19世紀美國思想中的經濟學和技術：被遺忘的美國經濟學家》的書評中指出的，美國學派把經濟學定義為一種研究經濟體系怎樣和為什麼發生變化、國家如何從有限福利發展為廣泛福利、經濟如何從稀缺發展為豐裕的科學，而經濟體系基本上則是由科技進步所推動的動態的和演化的過程，[11]這樣一種定義實際上已經與我們現在對演化經濟學的定義沒有多大差別了。從其理論貢獻來說，美國學派不僅是工資生產率理論的先驅，而且還是國際競爭力的“技術差距”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和農業報酬遞增理論的先驅。因此，美國學派當之無愧的是現代演化經濟學、創新經濟學和美國製度主義經濟學的重要先驅，也是替代性經濟學教規或演化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12]
但是，從經濟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來看，美國學派的經濟理論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這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為了降低利益衝突、彌合社會矛盾，強調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利益和諧，其立意本身是不錯的，企圖通過技術創新等達到這個目標在理論上也是成立的，但由於缺乏馬克思的階級利益分析，因此它忽視了自由放任不僅帶不來反而會破壞利益和諧的問題。例如，美國學派著名經濟學家凱里堅信只要通過保護排斥了國外競爭，市場機制在國內就會帶來理想的結果。由於這種理論缺陷，凱里之後的第二代美國學派的許多代表人物不贊成政府對工業壟斷或託拉斯進行管制，對如今習以為常的一些政府措施也持有否定態度，幾乎變成了被保護利益的辯護者。而西蒙·帕滕等從德國留學回來的新一代美國學派經濟學家，深受德國歷史學派有關國家要引導和乾預市場經濟的理論的影響，其理念基礎也與美國早期保護主義者更為相似，他們將工業利潤視為提升全體國民福利的工具，而非僅僅增加資本家控制資本數量的手段，因此提出要對市場進行政府乾預的主張，這種主張對1900-1917年的美國進步主義運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其次，美國學派在高工資經濟學說（或“工資的生產率理論”）上有關工資與生產率之間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基本上是在產業發展的層面上進行論證的，未能發展出阿林·楊格的收入與生產率正反饋的宏觀經濟理論。楊格定理說明了，市場規模受到實際工資所限制，反過來實際工資又受到生產率的增長所限制。楊格指出，作為經濟進步的核心，“報酬遞增的主要經濟是生產的資本化或迂迴方法的經濟……（而）迂迴方法的經濟比其他形式的分工經濟更多地取決於市場的規模，當然這正是我們在報酬遞增標題下討論它的原因。”[13]何謂市場規模? 市場規模“不是單純的面積或人口,而是購買力,即吸收大量年產出的能力。”[14]這句話最重要的含義是：消費與生產之間具有循環累積因果的關係，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或居民收入的增長是市場規模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作為佔社會構成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勞動者的實際工資收入的增長是國民財富增進的主要發動機。 [15]由於收入分配結構對市場規模具有決定性影響，因此，這樣一種理論與利益和諧理論都與利益分配和社會結構問題密切相關，美國學派未能發展這種理論以及利益和諧理論所存在的缺陷對我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可以藉鑑的重要教訓。
對於解釋美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為什麼從內向型經濟轉向殖民主義擴張來說，這種政治經濟學理論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國學派宣揚高工資經濟學說的目的是要使資本家相信高工資工人的高效率是如何符合資本家的利益，以此敦促資本家開發內需，而無需依附於英國，也不需要對外擴張。儘管沒有發展出楊格的經濟理論，但美國學派的這種主張蘊涵有這種思想：工薪階層實際工資收入的增長和利益和諧是內需的主要決定因素。確實，工薪階層分享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生產率增益是利益和諧的基礎，但自由市場競爭卻阻礙了工薪階層合理地分享這種生產率增益。因此，在19世紀末的美國，工薪階層分享到了比較少的生產率增益，而資本家卻得到了很多，自由市場競爭所導致的內需嚴重不足是美國殖民主義擴張的主要推動力。 “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間，由於美國走上了對外擴張商務與投資的侵略戰略的道路，國內市場才不斷地得到了日益發展的對外貿易的補充。”[16]正如赫德森在本書附錄一中指出的，帝國主義是以其國內不能產生增長作為假定的，美國目前在近東和中亞建立軍事霸權的行徑說明，資源控制和抽取租金的經濟觀而非美國學派的高工資經濟學說支配了目前美帝國主義的好戰行為。
三、美國學派與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戰略大轉型
美國學派的經濟理論揭示了經濟史上卓有成效的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首先，報酬遞增來自科技進步，正是由科技進步所帶來的高創新率和高水平進入壁壘所產生的高附加值創造了可以由資本家和工人分享的生產率增益，而高質量生產活動是科技進步的載體，因此創造高質量生產活動的絕對優勢對一國國民財富和就業具有決定性影響。其次，這種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在國家範圍內產生並擴散了這種創新和生產率的增益。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工業發達的地方，農民也比工業不發達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發達國家的理髮師或出租車司機的實際工資要比生產率相同的發展中國家的同行高出若干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所產生的“不斷湧來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最後，國家創新體系在保護和創造這種高質量生產活動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一個國家只有通過各種政策措施把這種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通過資本家、勞動階級和政府之間“共謀式”地分配其生產率增益，實現經濟崛起和社會和諧的雙重目標。
從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到戰後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崛起，無不證明了美國學派有關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在實踐上的正確性。筆者在2005年以前曾從事發展經濟學教學十五年，每年的課程我都要給學生強調，經濟發展的出路在於工業化（主要是通過製造業），對於經典發展經濟學來說，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發展準則。從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經濟史來看，這種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在那時，除了19世紀末的美國和荷蘭等通過農業科研作為發展的輔助動力外，工業或製造業無疑是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基本載體、報酬遞增的主要源泉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它對一國實現強國富民的奮鬥目標至關重要。正是如此，美國學派的資本理論才強調了工業特別是資本貨物工業對大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性。事實上，如果沒有資本貨物工業的高度發展，不僅美國不能成為機械化農業的先驅，而且在農業中應用生物化學技術和土壤保持以提高土壤生產率的資本投資也是不能得到保證的，而正是這種高生產率的資本化農業奠定了美國今天“糧食帝國主義”的基礎。因此，只有保證資本貨物工業的領先，由科技創新和生產率提高所產生的報酬遞增才能由企業家、工人和政府分別以利潤、工資和稅收的形式聯合分享。
但是，自二十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出現了一種深刻的結構變化：由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塊化生產在幾乎所有產業（包括許多服務業甚至農業）都導致了生產過程的關鍵性變化：生產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發達國家採取外包和外國直接投資這兩種形式把大量生產和服務活動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被納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價值鏈。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迅速發展導致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激增，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的分公司之間的貿易已佔全球貿易的1/3，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工業製成品出口特別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激增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現象。而對於那些無法採取外包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商品和服務，發達國家則保留了傳統的國際貿易形式，要么在自由貿易旗號下為自己的產品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要么則在比較優勢理論的勸誘下，把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產品和自然資源出口納入到“購買者驅動”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以美國為首的“邪惡的三位一體”[17]給發展中國家推薦了一種“惟一”正確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鍊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並把中國推崇為這種發展的樣板。但果真是如此嗎？
讓我們首先以高技術製造業為例，考察一下跨國公司外包活動的實質。由於高技術產品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體功能模塊化的特點，因此，跨國公司所採取的“歸核化”戰略使得外包成為必然，即企業運用外部資源來進行它過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進行的非核心的經濟活動；而為了在控制技術專有權的同時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外包就成為跨國公司最好的選擇。但這種外包活動使得製造業的核心部件與其他生產環節在國家層次上發生了分離：發達國家從事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進入壁壘的核心部件生產，而發展中國家則從事慣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幾乎沒有進入壁壘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顯而易見，高知識密集型活動和高研發投入等高質量生產活動發生在核心部件的製造上，發達國家專業化於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而發展中國家則專業化於絕大部分是報酬遞減的低質量生產活動。 [18]實際上，高質量生產活動遠非局限於高技術製造業，它廣泛地存在於通常被人們看作是中低技術的產業中如服務業、傳統工業和農業中，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無疑是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典型代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國家通過加工貿易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等途徑全方位地加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它還能夠像19世紀的美國那樣通過“工業化”達到強國富民的目標嗎？
不能，原因就在於目前的世界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工業革命到戰後日本與韓國崛起的時期，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絕大部分是屬於部門間分工和貿易，主要是初級產品（農產品和自然資源）與工業製成品的交換，這種貿易基本上可歸結為工業化國家和農業國之間的水平產業分工。在這個漫長的時期中，抓住工業製成品的生產是國家富強的關鍵；而對製成品而言，整個工業的產業價值鏈都在一國之內，出口就意味著產品生產過程的終結，產品和產業本身就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技術能力和科學水平。因此，發展中國家只要抓住工業就不僅可以獲得高增長率和高就業率，而且同時也就獲得了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資和導致整個國家的國民福利提高的系統協同效應。但是，這種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格局在二十世紀80年代被徹底地改變了：自二十世紀60年代以來就得到迅速發展的產業內貿易與模塊化生產相結合導致了產業價值鏈在全球範圍內的分解。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即使高技術乃至全部工業製成品出口飛速增長，它也無法從根本上擺脫貧困的境地了，因為它已經喪失了工業本身原先所具有的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潤、高工資和系統協同效應。因此，即使是同樣三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我國已經不可能再像戰後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的福利得到普遍提高了。
企圖通過依靠外國直接投資推動本國經濟發展對發展中國家的危害更大，在全球產業價值鏈散佈於全球的今天，保護國內高質量生產活動並為民族企業預留充足的投資機會，其重要性已經超過了貿易保護的作用。據報導，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佔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歷史經驗值得記取，在拉丁美洲，外國直接投資先是控制了這些國家的資源和公用事業部門，然後又控制了主要的製造業部門，並通過“奪走或建立要塞部門，並以此控制其他部門”[19]。對此，早在1913年，當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因為他深信，“投資於某個國家的資本會佔有並且統治該國”，[20]這就是美國為什麼在經濟崛起之前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21]在當代世界，與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外包活動相比，外國直接投資更直接地通過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把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進入壁壘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發展中國家被迫在技術上依附發達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企業的自主創新將如何談起？
一旦一個國家喪失了對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控制權，那麼，這個國家將不僅在自主創新上舉步維艱，而且它也將喪失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使其生產率增益普惠於報酬不變和報酬遞減的行業以及提高全體國民公共福利的機會。現在人們仍沒有註意到我國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困境與這個問題的直接聯繫。首先，由於跨國公司通過外包和直接投資控制了我國高質量生產活動，造成國民收入的空前流失：工人實際工資長期得不到提高，民族企業利潤率低下，而獲得巨額利潤的三資企業則通過把大量利潤轉移到海外逃避政府稅收。其次，由於跨國公司把我國民族企業壓制在低端產業，本土製造業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大量資金不得不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國家不得不錯誤地把房地產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而地方政府則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從而不斷推高房價，從而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而富人階層則大量購買奢侈品，2009年中國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占到全球市場的25%以上，這種狀況對生產力的破壞是不言而喻的。最後，由於跨國公司在我國攫取了巨額的超額利潤，以至於我國無法利用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解決我國“三農”問題、服務業落後和啟動內需等一系列問題。 [22]
上述問題在美元霸權支配下變得更加嚴重。實際上，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鍊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美元霸權蓄意剝奪中國經濟的戰略安排，其目標就是達到掏空並最後控制中國經濟的目的。作為一種出口導向型經濟，我國的製成品出口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貿易條件一直在不斷地惡化，它不僅通過低廉的價格給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補貼，而且由於價格競爭所導致的通過人為壓低工資所產生的“沖向底部的競爭”也使我國試圖通過提高工人實際工資實現國民財富增進的目的成為泡影。更為嚴重的是，美元霸權迫使我國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購買了大量美國從不打算償還的美國國債，美國再運用向我國等國家發行的美國國債等籌集到的資金，不僅支持美國人的過度消費，支持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而且也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肆收購我國企業並進而控制我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提供了融資。對於我國經濟發展來說，這種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無疑是自殺性的，“國際經濟大循環戰略”已經使中國經濟越來越陷入難以走出的死胡同之中。
如何破解中國經濟的這種嚴重困境？英國和美國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深思。英國在崛起前曾與外國商人、投資家和金融家控制其經濟進行了長期的和反反复复的鬥爭。 16世紀上半葉，英國自由貿易的政策雖然帶來了短暫的繁榮，但卻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後果：德國、尼德蘭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倫敦半數以上的出口額，英國經濟受制於低地國家，並自16世紀中期起陷入頻發的經濟與社會危機。英國當時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最終引發了以保護國內市場和發展高端產業為核心的英國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革命，為後來的英國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美國的崛起也同樣是以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的“因禍得福”為起點的。美國在獨立後的30多年裡實際上仍沒有擺脫對英國經濟的依附，建立的是一種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 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沉重地打擊了美國自身的對外貿易和航海業並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此時的美國人才切實感受到了獨立自主的工業發展對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危機導致了發展模式的重大轉變，最終形成了以貿易保護、技術創新和資本生產率立國、工農業協同發展和內部改善為核心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經歷一個世紀的發展終成世界的工農業帝國。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權支配之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嚴重缺陷，而歷史經驗則說明，以內需為核心的內向型發展戰略更適合於發展中大國。新自由主義對拉丁美洲的內向型發展戰略進行了無以復加的批判，但事實卻勝於雄辯：1960-1980年是拉丁美洲實行貿易保護的進口替代時期，在這個時期，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2.9%；但在實行新自由主義時期的1981-2001年，年均經濟增長率則僅為0.4%。 [23]由於新自由主義的支配性影響，人們不僅已經忘記了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基本經濟學原理，而且也無從了解美國在19世紀正是通過這種戰略而崛起的歷史經驗。目前，世界經濟正面臨著全球化逆轉的可能，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我們迫切需要從比較和借鑒的角度重新探討外向型與內向型工業化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需要重新探討發展中大國經濟崛起的工業化邏輯及其歷史經驗，這其中包括對拉丁美洲內向型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道路的重新探討，特別是要對中國建國六十年以來工業化歷史經驗和教訓進行再反思。筆者組織翻譯赫德森的這本著作就是為了呼喚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大變革準備思想材料，並為筆者提出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提供歷史經驗的借鑒。
目前，自由貿易、外國直接投資、美元霸權、全球產業價值鍊和金融開放已經成為美帝國主義“套在巨龍（中國）頭上的五條致命的絞索”，“中美國”也非常形像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與寄生蟲（新型宗主國）的關係，為了逃脫這種依附型國家的命運，我國亟需儘早做出戰略規劃，逐步實現從“國際經濟大循環”向“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戰略大轉型：通過把注意力轉向“內部改善”，經過若干年調整和準備，對外則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限制乃至最後取消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使用美元儲備回購外資企業；不惜以退出WTO為籌碼對世貿條約重新進行談判；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生產品的出口，對內則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於出口的廉價工業製成品相互提供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通過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的迂迴生產和中西部城市化創造比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更多的就業機會；抓住第六次技術革命的機遇，大力推進以產業技術化為核心的創新型國家建設，實施主權信貸並實現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這種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不僅是解開“套在巨龍頭上的五條致命絞索”特別是破解美元霸權的根本途徑，而且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
附錄1：
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
邁克爾•赫德森著 賈根良等譯校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版，烏有之鄉書店有售
http://book.wyzxsx.com/goods.php?id=3160
內容簡介
在美國通過保護主義崛起為全球工農業強國的過程中，一種舉世無雙的被稱作美國學派的經濟學說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美國出於推行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和金融帝國主義的目的，刻意地刪除了美國保護主義的歷史以及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工業化邏輯，從而使保護主義、美國學派與美國經濟崛起的歷史成為經濟學和歷史研究的“黑洞”。
本書揭秘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和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敘述了從根特條約簽訂後到1914年期間，美國學派經濟學的發展及其與政治鬥爭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展現了美國民族主義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在塑造美國獨立自主的內向型工業化模式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本書對我國啟動內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呼喚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具有重要藉鑑價值。
本書的中文版與英文版在2010年同步出版，英文版書名為《美國保護主義的興起：1815-1914年的經濟理論與政治》。
赫德遜教授是新自由主義的最早批評者之一，他最喜愛的美國經濟學家是本書所介紹的美國學派政治經濟學重要代表人物帕申·史密斯、亨利·凱里和西蒙·帕藤，他認為由這些經濟學家發展起來的保護主義經濟學是目前的發展中國家應當效法的。赫德遜教授還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也是他心目中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附錄2：書評
（這裡只轉載一篇書評，還可參看梁捷撰寫的書評《失踪的“美國學派”》
美國主流經濟學的視野黑洞及其秘密
英、美、德、日等國的歷史經驗和我們正消受的深痛教訓表明，中國眼下還沒有資格尊自由主義經濟學為神。想當年，新興的美國的信條是“不要按英國教你的去做，而要按英國做的去做”，稍作改動，它便可成為我們自己的信條：“不要按美國教你的去做，而要按美國做的去做。”
一
演化經濟學家賈根良在《保護主義》的“譯者序言”中說，“2007年秋，筆者和一位博士生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查閱了包括中文和翻譯成中文在內的所有經濟思想史或經濟學說史教科書共計32種，結果非常遺憾地發現，除了一本教科書在談到凱里時提到了'美國學派'這一概念外，許多教科書甚至沒有介紹任何一位美國學派的成員。 ”實際情況確實如此。 “那些對美國工業政策的製定做出重要貢獻的學者，不僅沒有在今天的教科書中出現過，甚至在有關那個時代的歷史研究中也幾乎從沒有出現過。由於拒絕與今天正統的自由貿易學說相對立的保護主義經濟學，歷史學家們使美國經濟發展的這個關鍵時期成了一個黑洞。”（第316頁）
美國主流經濟學及其支配下的經濟思想史為什麼要讓“美國學派”消失於視野黑洞之中？熊彼特解釋說，這一學派“對分析作了負貢獻”，其中的代表人物“凱里的理論一錢不值”。當代主流經濟學家的解釋更傲慢：“當經濟理論發展到今天的完善狀態時，如果某些思想不再被人們所擁有，那是因為它們在智力上是有缺陷的。”（第二版序言第3頁）
美國主流經濟學的傲慢只是讓“美國學派”消失於視野黑洞中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或許更根本。進入20世紀，美國經濟由昔日英國經濟“擔水劈柴的粗工”（李斯特語）而躍升為世界霸主，此時只有經濟自由主義理論才能與美國經濟的新需要相匹配，“美國經濟戰略家”對此心領神會。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學派”必須退出人們的視野，否則，其他國家依此操持自己的經濟發展，美國的經濟自由會增大機會成本。由此看來，讓“美國學派”消失於人們的視野黑洞之中，是“過河拆橋”以自保自肥的聰明之舉。
學院化經濟學的學科性自私，在把“美國學派”推入視野黑洞的過程中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美國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傷心故事”開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此時的自然科學被奉若神明，在學術崗位、待遇、經費和社會認可諸方面處於強勢，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人文社會科學被擠壓，生存成了問題。經濟學為了與歷史學、社會學、哲學等學科爭奪上述生存資源，便把本與自然科學風馬牛不相及的自身強行打扮為科學，一定要攀上自然科學這一剛“闊起來的遠親”。強調歷史、制度、地域和國家經濟獨立自主等因素的“美國學派”成了必須被清除的障礙，因為上述因素不能像自然科學一樣被超越時空的形式化抽象掉。貌似科學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確實取得了統治地位，“美國學派”則被推入人們的視野黑洞之中。
二
“美國學派”的經濟思想與美國經濟崛起之間有必然聯繫，它是“美國工業（產業）霸權的設計師”（第二版序言第2頁）。美國經濟現代化成功的事實能夠證明這一點。
我們遇到了與“美國學派”面臨的處境相類似的情況。美國當時由於過度依賴英國市場而使自己的經濟結構處於不健康和不安全的境地；中國的經濟結構由於過度依賴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而受制於人，作為這一經濟體“擔水劈柴的粗工” ，我們的發言權總是被別人所左右。此種情況使我們對“美國學派”產生好奇之心：這個視野黑洞中有什麼“錦囊妙計”？這個“錦囊妙計”是如何使美國迅速擺脫被英國經濟套住的困境，進而實現經濟現代化的？ 《保護主義》為我們揭示了這一視野黑洞中的秘密，展示了作為秘密的“錦囊妙計”。
第一，任何經濟理論都具有非普適性，經濟學的本性使然，它必須與國家經濟發展的特定需要相適應。 （第61、75頁）
第二，經濟學在本質上是治國方略的科學（第179頁），經世致用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基於此，經濟學不顧及製度、歷史、文化、地域、國家經濟獨立自主等因素，便是離自己的本質而去（第82頁），實際是經濟學的異化。
第三，經濟學研究離不開邏輯演繹等輔助性手段，但它最基礎和最根本的方法是從實際出發（第112頁），與現實無涉的經濟學演繹是“李嘉圖惡習”（熊彼特語），它能滿足智力博弈的好奇心和得到同行的喝彩，甚至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神化，但相對於國家經濟的健康運行而言，這樣的經濟學研究百無一用。
第四，堅決反對李嘉圖和馬爾薩斯的經濟悲觀主義，極力主張經濟樂觀主義，此種立場的根據是生產力發展的無窮盡（第22、27、71頁），經濟自信心是做到經濟獨立自主和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
第五，“美國學派”的經濟學理論導致了經濟政策的別具一格和經世致用，正是這些政策使美國經濟迅速走出被英國經濟套住的困境，成為世界經濟的霸主。擇其要者有如下內容：經濟獨立自主論（第18、32頁），國內經濟均衡論（第23頁），制度內生變量論（第90頁），國家設計個人利益的實現途徑論（第179頁），貿易保護手段論（第43、79、83頁），階級利益和諧論（第13、16頁），和高工資優越論（第227-228頁）。
與自由主義經濟學相比較，這些政策不能登“大雅之堂”，它們與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政策性說教（實際是忽悠）針鋒相對。事實勝於雄辯。正是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政策使美國經濟發展到讓英國經濟“俯首稱臣”的水平，世界經濟的霸主由英國變成了美國。
三
由於“美國學派”面臨的境況與我們現在遇到的情況類似，更由於它使美國經濟走出了仰英國人鼻息的困境，我們應該關注它，研究它，以便為我們擺脫困境提供智力啟發和政策主張方面的借鑒。筆者只說兩點，藉以拋磚引玉。
在經濟自由主義的說教中，勞動者的工資被放到與企業主和地主爭利得的位置上，結論不言自明：勞動者的高工資意味著企業主和地主的低利得。這種思想變為經濟政策甚至國家法律，勞動者總是處於弱勢被動的境況中。把這種狀況用經濟學術語表達，便是自由主義經濟學。 “美國學派”的觀點與此相反。它不是從“三人分餡餅”的“店主”心態而是從國家經濟戰略的高度看等勞動者的工資問題，認為高工資與高效率進而與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是正相關關係。 （第149頁）
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低工資論和“美國學派”的高工資論，哪一種對經濟發展有好處？美國經濟赶超英國的歷史事實表明，高工資論才能真正促進國家經濟健康而不是虛腫畸形地發展。第一，高工資使勞動者的身心健康、精力旺盛和心情愉快，勞動效率高是自然而然的結果。第二，勞動者的高工資使國家經濟的內需旺盛，國內經濟運轉正常，不必為產品出口發愁因而不會受制於人。第三，勞動者的高工資使國內市場規模的擴大強勁有序，成本降低，經濟發展可持續。高工資的好處還可列舉不少，但上述三點足以說明問題：“美國學派”的高工資論具有國家層面經濟戰略的啟發意義。當我們固守於美國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內需不旺和經濟運轉不健康而發愁時，“美國學派”的高工資論正好是解困除危的“錦囊妙計”。
“美國學派”為了改變自己相對於學院派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弱勢地位，採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建立能傳播經世致用性經濟思想的商學院，這樣的學院中有現在仍是聲名赫赫的沃頓商學院。它的辦學宗旨是：探討“一個偉大的國家怎樣才能盡快實現獨立自主，在農業、採礦業和工業之間保持恰當的平衡，並且要能夠滿足本國的需要”；“必須堅定地主張並論證各國必須關心自己的利益，有必要讓各國以一切恰當的方式堅守工業和金融的獨立性，以及國家肩負著自衛的權利和義務”。 （第18頁）上述宗旨可用一句話概括，美國經濟學的使命是探討如何盡快擺脫國家經濟過度依賴英國市場的困境，真正使國家的經濟獨立自主，而不是仰英國人的鼻息討生活。 “美國學派”出色地完成了歷史使命，因為它的政策主張確實使美國經濟擺脫了困境，真正做到了獨立自主。
我國的經濟結構是出口導向型，它高度依賴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經濟為國家積攢了好看不中用的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此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血汗結晶之一。如何消化它？國家發愁，學者非議，美國人得便宜賣乖，用心險惡地指責和施壓，我們的應對辦法不多。為什麼？根本原因在於我們的經濟結構不能使國家的經濟運轉做到獨立自主。尤其應引起關注者還有如下事實：為了使國家經濟暫時地正常運轉，出口低端且物美價廉的產品成了重中之重。希圖增大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便不惜血本地降低產品價格，外國消費者享受了本不該享受的“隱形補貼”，我們的產品價格中有大量成本未被計算在內。第一，資源價格定價過低的損失部分；第二，環境污染的治理成本；第三，普通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健成本；第四，由於工資過低、勞動強度過大和異地務工等原因導致的社會摩擦、社會問題的治理成本；第五，經濟結構的轉型成本；第六，巨量外匯儲備的風險控製成本。上述六項未必完全，但它們活生生地告訴我們，國家層面的經濟不能獨立自主，一國范圍內的經濟不能均衡，其損失會有多大，風險會有多大，扭轉這種局面的成本會有多大。面對此情此景，我們有什麼理由不把美國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拉下神壇，虛心地向“美國學派”學習呢？行之有效且已被歷史事實驗證的“錦囊妙計”就在那裡明擺著，即國家經濟結構層面上的獨立自主。
上述文字主要涉及相對於英國經濟和自由主義經濟學而言的美國經濟和“美國學派”，但筆者認為這有普遍意義。凡是赶超型的經濟體，以“保護主義”冠名的經濟思想都是避災趨勝的“錦囊妙計”。英國之於漢薩同盟和荷蘭的情況是如此，美國和德國之於英國的情況是如此，日本之於英國、美國和德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到它們的經濟實現現代化並處於強勢了，又舉起經濟自由主義的大旗以惑眾，此為“過河拆橋”以自保自肥的通例。
本文的壓縮版以《政治經濟學的美國學派與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為題發表於《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3期。
[①] 帕申·史密斯指出，“高工資率是廉價生產的指標”，見Erasmus Peshine Smith,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George P. Putnam, 1853, p104.
[②]麥格勞:《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頁。
[③]張夏準：《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頁。
[④]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下卷第45頁。
[⑤]見本書第十五章。
[⑥] Rodney J. Morrison, Henry C. Care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1986,Vol. 76, No. 3 , p64.
[⑦]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336-337頁。
[⑧]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載賈根良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頁。
[⑨]賈根良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頁。
[⑩] Erik S. Reinet,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p105.
[11] Allan G. Gruch，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9:1 (1977), pp147-150.
[12]見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3]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載賈根良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頁。
[14]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載賈根良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頁。
[15]市場規模還具有生產的能力取決於生產率和不同的生產活動必須是相對成比例的和平衡的含義，本序言暫不討論。
[16]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下卷第45頁。
[17]張夏準：《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的秘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18]賈根良、秦升：《中國“高技術不高”悖論的成因與政策建議》，當代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
[19]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頁。
[20]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
[21]賈根良：《美國在經濟崛起前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原因解析》，廣東商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
[22]賈根良、黃陽華：《評發展中國家貿易保護還是自由貿易的新爭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8年第5期。
[23] Esteban Pérez Caldentey and Matías Vernengo, 2008,Back to the Future: Latin America's Curr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p4,根據圖1和表1計算所得。
作者：賈根良文章發於：烏有之鄉點擊數：3093 更新時間：2011-8-6
美國是如何通過“閉關鎖國”而崛起的？ -答網友問
賈根良
筆者按：這兩天我看了筆者近期發在烏有之鄉網站上《中國在加入WTO十週年之際應考慮退出WTO》和《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貶值問題的大戰略》兩文的評論。非常感謝網友的支持，也感謝網友提出的反對意見。主要有三位提出了反對意見，茲轉引如下：（1）“用四個字概括你出的點子：閉關鎖國！”；（2）“中國要睡覺，必須先關門”；（3）“本不想參與，兩天了還在首頁上，也來說兩句。版主相信馬克思主義麼？如果相信，看看馬克思怎麼論述資本全球化的。那是資本的規律！退出WTO？那才是前清的'閉關鎖國'！看看馬克思論述的社會主義戰過資本主義是怎樣的？當今的所謂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各個不同主權國家之間的全球化，都是馬克思所分析或預見的。你想逃跑？是不是幼稚的可笑？ 這裡的觀點與當年十月革命後，托派的蘇俄缺少資本主義，所以布爾什維克應當發展資本家的論點，是同類思想的反面表現” 。
針對前兩位網友的質疑，有幾位網友做了較好的回答。但還有一位網友說，“同意樓主列舉的問題， 但我認為不參加WTO似乎沒有其他途徑解決中國原有的貧窮，落後問題。歡迎樓主指教”。我在這裡不直接回答這些問題，只是貼出我去年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撰寫的譯者前言。按照網友對我質疑的意見，美國的經濟崛起可以說是在無以復加的高關稅和“仇視”外國直接投資的“閉關鎖國”之下實現的，這與美國給中國人灌輸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思想大相徑庭。
至於第三位，我認為他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了，馬克思如果在世於今天的中國，也必定反對自由貿易，因為馬克思在1848年《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中指出，“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馬克思當時寫這句話是設想，社會主義首先要發生在英國等發達國家，因此，自由貿易將通過落後國家的動亂加速這種革命的到來。事實上，社會主義發生在了落後國家，這具有其歷史合理性，在落後國家，社會主義是對抗發達國家殖民化的一種合理途徑，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總是和民族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我是自由貿易的堅定支持者，……自由貿易不僅會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且會促進世界的和諧，還能改變和提高人們的生活”，但事實上，自由貿易根本就沒有導致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也沒有促進世界和諧。自由貿易將導致落後國家的革命，馬克思的這種深刻洞察力已經為目前的事實所證明：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嚴重的動亂。這是美國為什麼要通過宣傳自由貿易繼而在許多國家搞“茉莉花革命”的原因。可悲是，我接觸到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接受了美國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教條的毒害。甚至有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我說，現在的“中美國”是中美關係最好的時代，對此，我感到非常震驚。
正如我在《保護主義：從殖民地經濟中拯救中國》（發在烏有之鄉網站上）寫到的，“自由貿易理論和自由貿易制度就如同美國有毒的金融產品一樣，是專門為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量身定做的毒藥，美國人從來就不相信自由貿易理論，他們從來也沒有實行過自由貿易。正如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發生後，那些對外開放程度高的國家遭受到沉重打擊一樣，我們有可能重新目睹這一幕在中國的重演。”自由貿易在中國將導致三種可能：第一，正如戴旭上校所預言的，到2030年中國將被肢解為幾個國家；第二，雖然沒有被肢解，但中國將進入一個像拉丁美洲國家一樣的可能長達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動亂不斷的歷史時期；第三，自由貿易將導致一場新的“紅旗漫捲西風” ，再來一次血腥的工農暴力革命，重建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據筆者判斷，第二種和第三種可能性最大，第三種可能性短時期內很小。要避免這三種可能，就需要實行筆者所提出的經濟發展新戰略。
實際上，在馬克思的時代，美國學派、李斯特和德國歷史學派都不贊成自由貿易和階級鬥爭學說，其中德國歷史學派除了不贊成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階級鬥爭學說外，他們對馬克思的分析是很欣賞的。正是在這些理論指導下，美國和德國崛起了。要建設和諧社會，現階段的中國就不能實行自由貿易，只有到中國在技術和經濟上超過美國時，中國才能實行和必須實行自由貿易（但不是美國式的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
中國需要馬克思主義，但不是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和偽馬克思主義，而是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我希望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從下述事實中得到啟發：日本的經濟崛起是在李斯特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熊彼特主義經濟學的共同支配和合作下崛起的，如若不信，請研究一下自明治維新以來到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經濟思想史和經濟政策史。
在閱讀本《譯者前言》後，如果需要了解筆者目前在這方面的研究進展，請參看：
1.賈根良：《“閉關鎖國”如何鑄就了美國自主創新的輝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新經濟思想史專題》（學生閱讀文獻電子版），發表時改為《美國經濟崛起時自主創新的成功經驗與啟示》，教學與研究，2011年第8期。
2.賈根良：《美國學派：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說》，《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
3.賈根良：《美國學派與美國的工業化經驗教訓與啟示》，《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2期。
4. 賈根良：《美國在經濟崛起前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原因解析》，廣東商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
5.賈根良等：《美國學派的生態經濟學先驅思想及對我國的啟示》，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10期將發表。
6. 賈根良：《演化經濟學：第三種經濟學體系的綜合與創新》，學術月刊，2011年第6期。
2011年8月5日9時
《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
譯者前言
按照赫德森的看法，貫穿於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美國學派指導了美國經濟的崛起，這些美國學派經濟學家提出了與政治經濟學英國體系相對立的“美國體系”，制定了美國經濟崛起的大政方針並為之提供了理論基礎。但奇怪的是，在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美國學派卻幾乎完全被人們所遺忘。 2007年秋，筆者和一位博士生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查閱了中文和翻譯成中文在內的所有經濟思想史或經濟學說史教科書共計三十二種，但是非常遺憾地發現，除了一本教科書在談到凱里時提到了“美國學派”這一概念外，許多教科書甚至都沒有介紹任何一位美國學派的成員。為了給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變革提供可供借鑒的歷史經驗和思想資源，並恢復美國學派在經濟思想史中的歷史地位，筆者組織翻譯了赫德森的這本著作。
該書實際上是赫德森於1975年出版的《19世紀美國思想中的經濟學和技術：被遺忘的美國經濟學家》的修訂版。原書緣起於1974年，當時，美國加蘭出版公司在一個42卷本的叢書中重印了19世紀美國學派34位經濟學家的46本重要著作，並邀請赫德森為之撰寫了這本導論性的著作。在目前的修訂版中，作者重寫了第一章，撰寫了新的序言和導言，增加了三個附錄，這個中文版還比2010年的英文版增加了第三十章。閱讀本書後，我們就會了解到，保護主義是美國經濟崛起的基本特徵，而美國學派則為之提供了基本的指導。但是，由於美國經濟戰略家非常熟悉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自由貿易是在損害弱者的情況下使經濟強大者獲益的，因此，在美國經濟崛起後，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考慮，美國經濟戰略家已經清除掉了美國學派在美國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大部分痕跡。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學派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就成了美國經濟崛起秘而不宣的訣竅，這是本書中文版書名的基本含義。
在這裡，筆者根據自己對美國學派的初步了解，對該學派產生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和理論主張做出非常簡要的評述；並通過對當代國際分工的新發展，就美國學派有關美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邏輯對當下中國問題的有效性進一步展開討論，以便作為讀者進一步閱讀的提示。本序言的基本看法是：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鍊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美元霸權蓄意剝奪我國經濟的戰略安排，如果繼續以廉價勞動力參與以模塊化生產為基礎的所謂新型國際分工，那麼，我國將無法逃脫在國際分工“擔水劈柴”的地位。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權支配之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嚴重弊端，我國應該解放思想，儘早做出戰略規劃，穩步實現從“國際經濟大循環”向“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戰略大轉型，而本書則為這種戰略大轉型提供了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借鑒。
一、美國學派關於美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邏輯
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把低工資成本看作是廉價生產的基礎相反，美國學派卻認為，高工資才是廉價生產的標誌[①]，而這種廉價生產則來自於物化於機器和人力資本之中的科技進步，因此，落後的發展中大國要想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赶超，就必須保護科技創新機會窗口大的、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並在國內為之創造廣闊的統一市場，這不僅可以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而且也將使勞工通過分享科技進步的成果使其工資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而工資的提高反過來又刺激了更進一步的科技進步，通過這種循環累積因果的良性循環過程，直到該國的高質量生產活動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之時，它才能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戰略。恰如赫德森所指出的，“正是這些（美國學派）經濟學家製定了指導美國工業、農業和商業政策的大政方針”，美國經濟幾乎完全是按照美國學派的理論而崛起的。那麼，美國學派是怎樣論證這種經濟學邏輯的呢？
美國學派這種經濟學邏輯的理論基礎是其與眾不同的資本概念。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將資本視為價值理論的附屬物，因而把資本主要看作是表現為物化勞動形式的一種成本；而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來說，資本則是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雖然資本被看作是生產關係的表現，但其資本概念仍然是金融性的，它被用於僱傭勞動力進行商品生產，並在其生產的勞動力成本之上加上毛利進行出售。對於這兩種經濟理論而言，資本總是盡量使工資成本最小化。然而，對於美國學派來說，資本並非僅僅是物化勞動或者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它還是一種自主的生產要素，這也就是說，它可以替代勞動力作為原始工作的一種提供者，19世紀20年代的雷蒙德認為它可以完成人力無法完成的工作，例如使產品絕對一樣，因而可以進行零部件互換的大量生產；1853年帕申·史密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手冊》則認為它是激發自然生產力的唯一要素，正如以蒸汽動力為基礎的資本正在替代由體力勞動所從事的許多工作一樣，能量密集型的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據此，美國學派提出了一種從生產力而非簡單地從財務成本或價值的角度看待資本的資本理論。
美國學派認為，正是國家間能量密集型的資本生產率差距的日益擴大導致了富國愈富和窮國愈窮的現象。在19世紀早期，許多經濟學家就已經註意到了資本正在替代勞動甚至替代土地，但只有美國學派突出地強調了這種替代對國家競爭力的深刻影響。按照美國學派的看法，如果使用機器的甲國資本的生產率是乙國體力勞動生產率的幾十倍甚或上百倍，那麼，即使是甲國的工資水平比乙國高幾倍甚至幾十倍，那麼它所生產的產品的單位成本以及產品價格仍然可以比乙國更低，因此，正是資本使得甲國的高工資勞動力在價格上可以比乙國的低工資勞動力更廉價。由於生產率收益超過工資收益，所以在甲國，利潤和工資可以共同提高，而工資水平的提高不僅可以刺激資本的替代，從而將進一步提高資本生產率，而且由於高工資，勞動者可以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提高勞動生產率、從事更高端的知識性工作和建造生產率更高的資本貨物，從而甲國可以在高生產率與高工資率之間形成一種正反饋的良性循環。由於資本日益地跨越國界與勞動和資本展開競爭，所以，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當甲國的資本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越快，沒有使用高生產率資本的乙國就會越來越遠地被甩在後面，其低級形式的勞動及其資本在國際競爭中將日益變成無用的廢棄物，乙國將因此陷入低生產率與低工資率的惡性循環之中。因此，為了阻斷這種惡性循環，美國學派認為，乙國必須對工業資本投資實施關稅保護。
美國學派的上述思想在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於1791年提交國會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就有所萌芽或體現，但是，當時的美國正處於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繁榮之中，實際上也沒有什麼真正意義的工業需要保護，因此，漢密爾頓的思想就被束之高閣了。重大的轉變起因於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禁運和戰爭所導致的對外貿易的“中斷”迫使許多大貿易商和資本家不得不把資金投資於工業，美國的民族工業才得以誕生和發展。但是，結束美英戰爭的《根特條約》在1815年2月生效後，此前七年間培育美國民族工業的“閉關鎖國”時期就此結束了。大量的廉價英國工業品洶湧而入，美國工業資本面臨著被剿滅的威脅，這導致了美國工業保護主義運動的高漲。馬修·凱里把漢密爾頓的思想重新引薦給了美國新一代民族主義政治家，美國學派因此而誕生，並被輝格黨和1854年之後的共和黨作為競选和施政綱領的指導思想，支配了美國從1865年到1894年狂飆突進的工業化時期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因此，美國經濟是在銅牆鐵壁般的[②]關稅保護之下崛起的：1816年(35%)、1820年(35%-45%)、1828年(50%)、1875年（40-50% ）、1914年（44%）。 [③]
為什麼關稅保護是美國經濟崛起的關鍵呢？對於當時的美國來說，她的工業特別是資本貨物工業要比英國落後許多，在自由貿易條件下，高效率的英國工業必然要淘汰掉低效率的美國工業。因此，關稅保護就成了必然的選擇。饒有趣味的是，關稅保護對於當時的美國還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原因就在於當時的美國無論是工人的工資還是工業的資金成本都比英國高。顯而易見，在自由貿易條件下，美國的工業將無法生存。如果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工業的建立和生存完全就不具備必要的條件。但是，既然報酬遞增的工業對美國人民的福祉具有不可質疑的重要意義，那麼，即使條件不利或者沒有條件，美國學派也決心為美國工業的生存、發展和騰飛創造條件。關稅保護就是為之創造的這種條件。但是，在關稅保護之下建立起來的高工資和高資金成本的美國工業的生產率在沒有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之前，必然是沒有國際市場的。在這種條件下，美國工業只能完全依賴國內市場，“美國的製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較老的國家供給一個大市場，而必須在國內創造市場，同外國的產品進行競爭”[④]。因此，為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創造國內市場並嚴格保護這個市場就成為我們理解關稅保護的重要意義之所在了。
關稅保護對於美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意義還在於通過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提供相互有保障的和穩定的市場，避免國外經濟周期特別是經濟危機對本國經濟的衝擊和破壞性影響，實現獨立自主和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平衡增長的戰略目標。美國關稅保護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工業化，而是希望通過建立國內工業和城市化為美國農場和種植園產品提供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內市場。亨利·克萊在1824年提出“美國製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發展現代工業為美國農業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國內市場，他指出，國外對美國農產品需求的大幅度萎縮所導致的“農業收入的惡化只有靠培育國內工業才可以抵消，把現有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和引導新移民）到城市工業，為農產品創造國內市場”。 [⑤]而馬修·凱里在1820年出版的《新橄欖枝》則強調了農場主和工業家之間的互相依賴和相互提供市場的重要性，提出了保護性關稅的“國內市場（內需）說”，這一觀點很快就得到了國會議員喬治·梯比斯和安德魯·斯圖爾特在國會的大力宣傳。 19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專利局農業處的一系列研究報告對美國經濟崛起的這種“國內市場（內需）說”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在美國學派看來，關稅保護是美國工農業之間乃至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協調和相對平衡發展的必要條件。
正是基於上述資本生產率理論、保護性關稅和國內市場的政綱，美國學派對把美國發展成為一種沒有工人階級貧困化的所謂“新文明”充滿希望。他們認為，由於每個工人所能推動的能量的日益增長，資本增加所提高的生產力要遠遠大於勞力成本的增加，這不僅增加了社會的經濟剩餘，而且也把勞動力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從而不斷地提高了勞動者的經濟社會地位，因此，工業化不能基於剝削勞動力，而是要以資本驅動的科技進步開發大自然，並由社會各階級分享技術進步的成果。據此，亨利·凱里提出了著名的“利益和諧論”。亨利·凱里認為，資本的價值是由其再生產費用所決定，由於技術進步，資本的再生產費用將不斷減少，因此資本的價值也將降低，而勞動的價值則將逐漸提高，這是支配勞動產品分配的偉大規律和社會各階級利益達到充分和諧的基礎。由於國家的比較優勢主要是由資本的生產率所決定的，而高工資則是與更高的資本生產率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在美國工業落後的情況下，美國祇能通過關稅保護推進高生產率的工業資本投資，才能使資本家和工人分享由於技術進步所產生的生產率增益。換言之，關稅保護是資本和勞動之間利益和諧的關鍵。
同樣，關稅保護也是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之間利益和諧的基礎。亨利·凱里指出，如果美國不進口外國的工業製成品，農業依靠國內工業和城市化為其提供的國內市場，那麼，在這些部門之間將取得平衡的增長；但如果允許自由貿易，製造業就不能得到發展，而農業也就無法在需求充足的條件下以可接受的價格出清其市場，[⑥]工農業之間以及城市與鄉村之間就不能建立起互惠互利和良性循環的利益格局。總而言之，只有在關稅保護之下，美國才能在勞動和資本之間、工業與農業之間建立起利益和諧關係，從而避免重走英國和歐洲大陸以降低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生活標準為代價的工業化道路。因此，美國學派認為，只有通過高關稅保護，使美國經濟與英國經濟脫鉤，冀希望於國內市場而非著眼於海外市場，美國才有可能擺脫對英國的依附型地位，實現國民經濟獨立自主的發展。亨利·凱里甚至認為，對外貿易對美國來說不僅是沒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歡迎的。這種自給自足的孤立主義思想支配了美國經濟的崛起，為美國內向型工業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論和政策指導。
二、美國學派的遠見卓識與不足之處
在美國獨立的同一年，亞當·斯密在其出版的《國富論》中規勸美國不要涉足工業製造活動，“英屬美洲殖民地，幾乎把所有的資本都投在農業上。那裡也就主要為了這個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趨於富強。那裡，除了家庭製造業和粗糙製造業，就沒有製造業。……假使美洲人聯合起來，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歐洲製造品輸入，使能夠製造同種物品的本地人有獨占的機會，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資本，轉投到製造業上來，結果將不但不能加速他們年產物價值的增進，恐怕還會加以阻礙，不但不能使其國家漸臻富強，恐怕還會加以妨害。”[⑦]但是，美國學派卻認為，儘管美國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在農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但如果沒有抓住能夠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生產率佔優的工業部門（其地位在當時相當於今天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高端製造業以及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那麼，美國就將無法與西歐國家競爭；而美國工人由於自然資源豐富和人口稀少所享有的高工資也就不僅得不到持續增長，而且連維持也是不可能的；美國祇能在國際分工中仍停留於“擔水劈柴”的地位上，耗竭她的土壤和礦藏，破壞它的生態和環境。
實際上，19世紀美國學派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深諳英國是如何通過關稅保護等人為手段培育原本就不具有比較優勢的工業部門，從西歐一個貧困的“邊陲國家”崛起為工業化強國的。因此，他們堅決拒絕通過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融入世界經濟，拒絕外國直接投資，保護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在外交上奉行“門羅主義”，在經濟上實施具有孤立主義特點的高度保護主義，對19世紀下半葉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置之不理，在南北戰爭之後，通過重構要素市場和利用廣闊的國內市場，創造了它原先並不存在的高端產業的絕對優勢，通過開發豐富的自然資源，領導了資本和技術更加密集的第三次（1875年開始）和第四次技術革命（1908年開始）的浪潮。當時的美國人並沒有想著要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超越英國的工農業帝國，他們只是為了躲避英國霸權的侵擾和剝削，但到1914年時，美國卻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工農業強國。只有到這時，美國才改變了孤立主義的國策，轉而謀求世界經濟霸權。美國經濟幾乎完全是按照美國學派的理論而崛起的，這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重新發現美國學派有關大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邏輯的重要原因。
閱讀本書，我們不得不對美國學派的許多先見之明而感嘆。例如，美國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和著名政治家和亨利·克萊早在1824年就指出，“一個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培育實用的、機械的和製造工藝優勢的國家必將在力量上是優異的，並能保持這種優勢地位”。這麼早就有科技立國之思想，美國焉有不崛起之理？又如，帕滕警告說，如果美國人不採取一種新的和堅韌的新教徒倫理，那麼，他們就有可能經受不住使得羅馬、法國和大英帝國衰落的相類似的縱慾主義和奢華；美國自1972年之後利用美元霸權剝削其他國家，大肆揮霍，欠下永遠也還不清的巨額債務，我們難道不會贊同帕滕的警告嗎？還有，美國學派成員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就對出口導向型農業如何導致了土地肥力的枯竭進行了定量分析，併計算出了由此所產生的得不償失的生態和環境成本，從而否定了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如果考慮到近十多年來廉價商品出口導向型經濟對我國生態環境的破壞和自然資源的迅速耗竭，難道我們就不悲嘆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把貿易的潛在成本轉嫁給子孫後代是大宗低端產品出口型經濟的通例。
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美國學派的資本和經濟發展理論實際上是美國經濟學家阿林·楊格在1928年提出的“迂迴生產的經濟”的先驅。阿林·楊格認為，“報酬遞增的主要經濟是生產的資本化或迂迴方法的經濟……”[⑧]。對於楊格來說，所謂資本化實際上就是指使用機器的迂迴生產，而迂迴生產則是指兩個方面：第一，密集地使用資本貨物的生產（生產率提高的基本原因）；第二，由於資本替代勞動，產業鏈條將越來越長，“經濟發展過程就是在初始要素與最終產品消費者之間插入越來越多的生產工具、中間產品、知識的專門化等生產部門”， [⑨]正是經濟的資本化和迂迴生產推動著產業結構的不斷高級化和知識生產部門的日益擴大，而被機器替代下來的勞動力就不斷地從產業鏈低端的工作轉移到更高端的知識性工作。由於替代了廉價體力勞動者的機器需要受到良好教育的熟練勞動者來操作、設計和建造它，因此，帕申·史密斯和他同時代的美國學派其他經濟學家發展了“人力資本”的概念：只有高工資才能使工人負擔的起越來越高的教育投資，從而適應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的要求。
簡言之，美國學派提供了一種比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現代新古典經濟學更寬廣、更具有動態性和以科技進步為基礎的經濟理論，它把經濟與社會理論從其作為核心的道德主義和個人主義轉變到了以技術為核心的唯物主義基礎之上。正如赫德森指出的，在經濟思想史上， “李斯特仍保留在德國浪漫主義傳統之中，沒有解釋在經濟學上如何對生產力進行量化研究”[⑩]，而第二代美國學派學者不僅超越了第一代美國學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生產力學說，而且也發展了基礎更加廣泛的經濟學說。此外，美國學派還擴大了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正如美國著名比較經濟學家格魯奇在對本書第一版即赫德森1975年出版的《19世紀美國思想中的經濟學和技術：被遺忘的美國經濟學家》的書評中指出的，美國學派把經濟學定義為一種研究經濟體系怎樣和為什麼發生變化、國家如何從有限福利發展為廣泛福利、經濟如何從稀缺發展為豐裕的科學，而經濟體系基本上則是由科技進步所推動的動態的和演化的過程，[11]這樣一種定義實際上已經與我們現在對演化經濟學的定義沒有多大差別了。從其理論貢獻來說，美國學派不僅是工資生產率理論的先驅，而且還是國際競爭力的“技術差距”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和農業報酬遞增理論的先驅。因此，美國學派當之無愧的是現代演化經濟學、創新經濟學和美國製度主義經濟學的重要先驅，也是替代性經濟學教規或演化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12]
但是，從經濟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來看，美國學派的經濟理論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這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為了降低利益衝突、彌合社會矛盾，強調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利益和諧，其立意本身是不錯的，企圖通過技術創新等達到這個目標在理論上也是成立的，但由於缺乏馬克思的階級利益分析，因此它忽視了自由放任不僅帶不來反而會破壞利益和諧的問題。例如，美國學派著名經濟學家凱里堅信只要通過保護排斥了國外競爭，市場機制在國內就會帶來理想的結果。由於這種理論缺陷，凱里之後的第二代美國學派的許多代表人物不贊成政府對工業壟斷或託拉斯進行管制，對如今習以為常的一些政府措施也持有否定態度，幾乎變成了被保護利益的辯護者。而西蒙·帕滕等從德國留學回來的新一代美國學派經濟學家，深受德國歷史學派有關國家要引導和乾預市場經濟的理論的影響，其理念基礎也與美國早期保護主義者更為相似，他們將工業利潤視為提升全體國民福利的工具，而非僅僅增加資本家控制資本數量的手段，因此提出要對市場進行政府乾預的主張，這種主張對1900-1917年的美國進步主義運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其次，美國學派在高工資經濟學說（或“工資的生產率理論”）上有關工資與生產率之間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基本上是在產業發展的層面上進行論證的，未能發展出阿林·楊格的收入與生產率正反饋的宏觀經濟理論。楊格定理說明了，市場規模受到實際工資所限制，反過來實際工資又受到生產率的增長所限制。楊格指出，作為經濟進步的核心，“報酬遞增的主要經濟是生產的資本化或迂迴方法的經濟……（而）迂迴方法的經濟比其他形式的分工經濟更多地取決於市場的規模，當然這正是我們在報酬遞增標題下討論它的原因。”[13]何謂市場規模? 市場規模“不是單純的面積或人口,而是購買力,即吸收大量年產出的能力。”[14]這句話最重要的含義是：消費與生產之間具有循環累積因果的關係，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或居民收入的增長是市場規模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作為佔社會構成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勞動者的實際工資收入的增長是國民財富增進的主要發動機。 [15]由於收入分配結構對市場規模具有決定性影響，因此，這樣一種理論與利益和諧理論都與利益分配和社會結構問題密切相關，美國學派未能發展這種理論以及利益和諧理論所存在的缺陷對我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可以藉鑑的重要教訓。
對於解釋美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為什麼從內向型經濟轉向殖民主義擴張來說，這種政治經濟學理論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國學派宣揚高工資經濟學說的目的是要使資本家相信高工資工人的高效率是如何符合資本家的利益，以此敦促資本家開發內需，而無需依附於英國，也不需要對外擴張。儘管沒有發展出楊格的經濟理論，但美國學派的這種主張蘊涵有這種思想：工薪階層實際工資收入的增長和利益和諧是內需的主要決定因素。確實，工薪階層分享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生產率增益是利益和諧的基礎，但自由市場競爭卻阻礙了工薪階層合理地分享這種生產率增益。因此，在19世紀末的美國，工薪階層分享到了比較少的生產率增益，而資本家卻得到了很多，自由市場競爭所導致的內需嚴重不足是美國殖民主義擴張的主要推動力。 “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間，由於美國走上了對外擴張商務與投資的侵略戰略的道路，國內市場才不斷地得到了日益發展的對外貿易的補充。”[16]正如赫德森在本書附錄一中指出的，帝國主義是以其國內不能產生增長作為假定的，美國目前在近東和中亞建立軍事霸權的行徑說明，資源控制和抽取租金的經濟觀而非美國學派的高工資經濟學說支配了目前美帝國主義的好戰行為。
三、美國學派與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戰略大轉型
美國學派的經濟理論揭示了經濟史上卓有成效的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首先，報酬遞增來自科技進步，正是由科技進步所帶來的高創新率和高水平進入壁壘所產生的高附加值創造了可以由資本家和工人分享的生產率增益，而高質量生產活動是科技進步的載體，因此創造高質量生產活動的絕對優勢對一國國民財富和就業具有決定性影響。其次，這種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在國家範圍內產生並擴散了這種創新和生產率的增益。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工業發達的地方，農民也比工業不發達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發達國家的理髮師或出租車司機的實際工資要比生產率相同的發展中國家的同行高出若干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所產生的“不斷湧來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最後，國家創新體系在保護和創造這種高質量生產活動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一個國家只有通過各種政策措施把這種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通過資本家、勞動階級和政府之間“共謀式”地分配其生產率增益，實現經濟崛起和社會和諧的雙重目標。
從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到戰後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崛起，無不證明了美國學派有關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在實踐上的正確性。筆者在2005年以前曾從事發展經濟學教學十五年，每年的課程我都要給學生強調，經濟發展的出路在於工業化（主要是通過製造業），對於經典發展經濟學來說，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發展準則。從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經濟史來看，這種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在那時，除了19世紀末的美國和荷蘭等通過農業科研作為發展的輔助動力外，工業或製造業無疑是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基本載體、報酬遞增的主要源泉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它對一國實現強國富民的奮鬥目標至關重要。正是如此，美國學派的資本理論才強調了工業特別是資本貨物工業對大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性。事實上，如果沒有資本貨物工業的高度發展，不僅美國不能成為機械化農業的先驅，而且在農業中應用生物化學技術和土壤保持以提高土壤生產率的資本投資也是不能得到保證的，而正是這種高生產率的資本化農業奠定了美國今天“糧食帝國主義”的基礎。因此，只有保證資本貨物工業的領先，由科技創新和生產率提高所產生的報酬遞增才能由企業家、工人和政府分別以利潤、工資和稅收的形式聯合分享。
但是，自二十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出現了一種深刻的結構變化：由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塊化生產在幾乎所有產業（包括許多服務業甚至農業）都導致了生產過程的關鍵性變化：生產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發達國家採取外包和外國直接投資這兩種形式把大量生產和服務活動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被納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價值鏈。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迅速發展導致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激增，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的分公司之間的貿易已佔全球貿易的1/3，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工業製成品出口特別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激增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現象。而對於那些無法採取外包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商品和服務，發達國家則保留了傳統的國際貿易形式，要么在自由貿易旗號下為自己的產品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要么則在比較優勢理論的勸誘下，把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產品和自然資源出口納入到“購買者驅動”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以美國為首的“邪惡的三位一體”[17]給發展中國家推薦了一種“惟一”正確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鍊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並把中國推崇為這種發展的樣板。但果真是如此嗎？
讓我們首先以高技術製造業為例，考察一下跨國公司外包活動的實質。由於高技術產品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體功能模塊化的特點，因此，跨國公司所採取的“歸核化”戰略使得外包成為必然，即企業運用外部資源來進行它過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進行的非核心的經濟活動；而為了在控制技術專有權的同時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外包就成為跨國公司最好的選擇。但這種外包活動使得製造業的核心部件與其他生產環節在國家層次上發生了分離：發達國家從事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進入壁壘的核心部件生產，而發展中國家則從事慣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幾乎沒有進入壁壘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顯而易見，高知識密集型活動和高研發投入等高質量生產活動發生在核心部件的製造上，發達國家專業化於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而發展中國家則專業化於絕大部分是報酬遞減的低質量生產活動。 [18]實際上，高質量生產活動遠非局限於高技術製造業，它廣泛地存在於通常被人們看作是中低技術的產業中如服務業、傳統工業和農業中，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無疑是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典型代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國家通過加工貿易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等途徑全方位地加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它還能夠像19世紀的美國那樣通過“工業化”達到強國富民的目標嗎？
不能，原因就在於目前的世界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工業革命到戰後日本與韓國崛起的時期，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絕大部分是屬於部門間分工和貿易，主要是初級產品（農產品和自然資源）與工業製成品的交換，這種貿易基本上可歸結為工業化國家和農業國之間的水平產業分工。在這個漫長的時期中，抓住工業製成品的生產是國家富強的關鍵；而對製成品而言，整個工業的產業價值鏈都在一國之內，出口就意味著產品生產過程的終結，產品和產業本身就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技術能力和科學水平。因此，發展中國家只要抓住工業就不僅可以獲得高增長率和高就業率，而且同時也就獲得了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資和導致整個國家的國民福利提高的系統協同效應。但是，這種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格局在二十世紀80年代被徹底地改變了：自二十世紀60年代以來就得到迅速發展的產業內貿易與模塊化生產相結合導致了產業價值鏈在全球範圍內的分解。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即使高技術乃至全部工業製成品出口飛速增長，它也無法從根本上擺脫貧困的境地了，因為它已經喪失了工業本身原先所具有的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潤、高工資和系統協同效應。因此，即使是同樣三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我國已經不可能再像戰後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的福利得到普遍提高了。
企圖通過依靠外國直接投資推動本國經濟發展對發展中國家的危害更大，在全球產業價值鏈散佈於全球的今天，保護國內高質量生產活動並為民族企業預留充足的投資機會，其重要性已經超過了貿易保護的作用。據報導，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佔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歷史經驗值得記取，在拉丁美洲，外國直接投資先是控制了這些國家的資源和公用事業部門，然後又控制了主要的製造業部門，並通過“奪走或建立要塞部門，並以此控制其他部門”[19]。對此，早在1913年，當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因為他深信，“投資於某個國家的資本會佔有並且統治該國”，[20]這就是美國為什麼在經濟崛起之前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21]在當代世界，與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外包活動相比，外國直接投資更直接地通過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把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進入壁壘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發展中國家被迫在技術上依附發達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企業的自主創新將如何談起？
一旦一個國家喪失了對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控制權，那麼，這個國家將不僅在自主創新上舉步維艱，而且它也將喪失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使其生產率增益普惠於報酬不變和報酬遞減的行業以及提高全體國民公共福利的機會。現在人們仍沒有註意到我國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困境與這個問題的直接聯繫。首先，由於跨國公司通過外包和直接投資控制了我國高質量生產活動，造成國民收入的空前流失：工人實際工資長期得不到提高，民族企業利潤率低下，而獲得巨額利潤的三資企業則通過把大量利潤轉移到海外逃避政府稅收。其次，由於跨國公司把我國民族企業壓制在低端產業，本土製造業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大量資金不得不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國家不得不錯誤地把房地產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而地方政府則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從而不斷推高房價，從而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而富人階層則大量購買奢侈品，2009年中國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占到全球市場的25%以上，這種狀況對生產力的破壞是不言而喻的。最後，由於跨國公司在我國攫取了巨額的超額利潤，以至於我國無法利用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解決我國“三農”問題、服務業落後和啟動內需等一系列問題。 [22]
上述問題在美元霸權支配下變得更加嚴重。實際上，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鍊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美元霸權蓄意剝奪中國經濟的戰略安排，其目標就是達到掏空並最後控制中國經濟的目的。作為一種出口導向型經濟，我國的製成品出口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貿易條件一直在不斷地惡化，它不僅通過低廉的價格給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補貼，而且由於價格競爭所導致的通過人為壓低工資所產生的“沖向底部的競爭”也使我國試圖通過提高工人實際工資實現國民財富增進的目的成為泡影。更為嚴重的是，美元霸權迫使我國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購買了大量美國從不打算償還的美國國債，美國再運用向我國等國家發行的美國國債等籌集到的資金，不僅支持美國人的過度消費，支持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而且也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肆收購我國企業並進而控制我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提供了融資。對於我國經濟發展來說，這種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無疑是自殺性的，“國際經濟大循環戰略”已經使中國經濟越來越陷入難以走出的死胡同之中。
如何破解中國經濟的這種嚴重困境？英國和美國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深思。英國在崛起前曾與外國商人、投資家和金融家控制其經濟進行了長期的和反反复复的鬥爭。 16世紀上半葉，英國自由貿易的政策雖然帶來了短暫的繁榮，但卻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後果：德國、尼德蘭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倫敦半數以上的出口額，英國經濟受制於低地國家，並自16世紀中期起陷入頻發的經濟與社會危機。英國當時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最終引發了以保護國內市場和發展高端產業為核心的英國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革命，為後來的英國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美國的崛起也同樣是以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的“因禍得福”為起點的。美國在獨立後的30多年裡實際上仍沒有擺脫對英國經濟的依附，建立的是一種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 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沉重地打擊了美國自身的對外貿易和航海業並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此時的美國人才切實感受到了獨立自主的工業發展對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危機導致了發展模式的重大轉變，最終形成了以貿易保護、技術創新和資本生產率立國、工農業協同發展和內部改善為核心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經歷一個世紀的發展終成世界的工農業帝國。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權支配之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嚴重缺陷，而歷史經驗則說明，以內需為核心的內向型發展戰略更適合於發展中大國。新自由主義對拉丁美洲的內向型發展戰略進行了無以復加的批判，但事實卻勝於雄辯：1960-1980年是拉丁美洲實行貿易保護的進口替代時期，在這個時期，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2.9%；但在實行新自由主義時期的1981-2001年，年均經濟增長率則僅為0.4%。 [23]由於新自由主義的支配性影響，人們不僅已經忘記了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基本經濟學原理，而且也無從了解美國在19世紀正是通過這種戰略而崛起的歷史經驗。目前，世界經濟正面臨著全球化逆轉的可能，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我們迫切需要從比較和借鑒的角度重新探討外向型與內向型工業化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需要重新探討發展中大國經濟崛起的工業化邏輯及其歷史經驗，這其中包括對拉丁美洲內向型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道路的重新探討，特別是要對中國建國六十年以來工業化歷史經驗和教訓進行再反思。筆者組織翻譯赫德森的這本著作就是為了呼喚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大變革準備思想材料，並為筆者提出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提供歷史經驗的借鑒。
目前，自由貿易、外國直接投資、美元霸權、全球產業價值鍊和金融開放已經成為美帝國主義“套在巨龍（中國）頭上的五條致命的絞索”，“中美國”也非常形像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與寄生蟲（新型宗主國）的關係，為了逃脫這種依附型國家的命運，我國亟需儘早做出戰略規劃，逐步實現從“國際經濟大循環”向“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戰略大轉型：通過把注意力轉向“內部改善”，經過若干年調整和準備，對外則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限制乃至最後取消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使用美元儲備回購外資企業；不惜以退出WTO為籌碼對世貿條約重新進行談判；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生產品的出口，對內則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於出口的廉價工業製成品相互提供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通過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的迂迴生產和中西部城市化創造比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更多的就業機會；抓住第六次技術革命的機遇，大力推進以產業技術化為核心的創新型國家建設，實施主權信貸並實現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這種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不僅是解開“套在巨龍頭上的五條致命絞索”特別是破解美元霸權的根本途徑，而且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
附錄1：
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
邁克爾•赫德森著 賈根良等譯校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版，烏有之鄉書店有售
http://book.wyzxsx.com/goods.php?id=3160
內容簡介
在美國通過保護主義崛起為全球工農業強國的過程中，一種舉世無雙的被稱作美國學派的經濟學說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美國出於推行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和金融帝國主義的目的，刻意地刪除了美國保護主義的歷史以及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工業化邏輯，從而使保護主義、美國學派與美國經濟崛起的歷史成為經濟學和歷史研究的“黑洞”。
本書揭秘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和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敘述了從根特條約簽訂後到1914年期間，美國學派經濟學的發展及其與政治鬥爭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展現了美國民族主義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在塑造美國獨立自主的內向型工業化模式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本書對我國啟動內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呼喚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具有重要藉鑑價值。
本書的中文版與英文版在2010年同步出版，英文版書名為《美國保護主義的興起：1815-1914年的經濟理論與政治》。
赫德遜教授是新自由主義的最早批評者之一，他最喜愛的美國經濟學家是本書所介紹的美國學派政治經濟學重要代表人物帕申·史密斯、亨利·凱里和西蒙·帕藤，他認為由這些經濟學家發展起來的保護主義經濟學是目前的發展中國家應當效法的。赫德遜教授還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也是他心目中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附錄2：書評
（這裡只轉載一篇書評，還可參看梁捷撰寫的書評《失踪的“美國學派”》
美國主流經濟學的視野黑洞及其秘密
英、美、德、日等國的歷史經驗和我們正消受的深痛教訓表明，中國眼下還沒有資格尊自由主義經濟學為神。想當年，新興的美國的信條是“不要按英國教你的去做，而要按英國做的去做”，稍作改動，它便可成為我們自己的信條：“不要按美國教你的去做，而要按美國做的去做。”
一
演化經濟學家賈根良在《保護主義》的“譯者序言”中說，“2007年秋，筆者和一位博士生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查閱了包括中文和翻譯成中文在內的所有經濟思想史或經濟學說史教科書共計32種，結果非常遺憾地發現，除了一本教科書在談到凱里時提到了'美國學派'這一概念外，許多教科書甚至沒有介紹任何一位美國學派的成員。 ”實際情況確實如此。 “那些對美國工業政策的製定做出重要貢獻的學者，不僅沒有在今天的教科書中出現過，甚至在有關那個時代的歷史研究中也幾乎從沒有出現過。由於拒絕與今天正統的自由貿易學說相對立的保護主義經濟學，歷史學家們使美國經濟發展的這個關鍵時期成了一個黑洞。”（第316頁）
美國主流經濟學及其支配下的經濟思想史為什麼要讓“美國學派”消失於視野黑洞之中？熊彼特解釋說，這一學派“對分析作了負貢獻”，其中的代表人物“凱里的理論一錢不值”。當代主流經濟學家的解釋更傲慢：“當經濟理論發展到今天的完善狀態時，如果某些思想不再被人們所擁有，那是因為它們在智力上是有缺陷的。”（第二版序言第3頁）
美國主流經濟學的傲慢只是讓“美國學派”消失於視野黑洞中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或許更根本。進入20世紀，美國經濟由昔日英國經濟“擔水劈柴的粗工”（李斯特語）而躍升為世界霸主，此時只有經濟自由主義理論才能與美國經濟的新需要相匹配，“美國經濟戰略家”對此心領神會。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學派”必須退出人們的視野，否則，其他國家依此操持自己的經濟發展，美國的經濟自由會增大機會成本。由此看來，讓“美國學派”消失於人們的視野黑洞之中，是“過河拆橋”以自保自肥的聰明之舉。
學院化經濟學的學科性自私，在把“美國學派”推入視野黑洞的過程中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美國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傷心故事”開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此時的自然科學被奉若神明，在學術崗位、待遇、經費和社會認可諸方面處於強勢，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人文社會科學被擠壓，生存成了問題。經濟學為了與歷史學、社會學、哲學等學科爭奪上述生存資源，便把本與自然科學風馬牛不相及的自身強行打扮為科學，一定要攀上自然科學這一剛“闊起來的遠親”。強調歷史、制度、地域和國家經濟獨立自主等因素的“美國學派”成了必須被清除的障礙，因為上述因素不能像自然科學一樣被超越時空的形式化抽象掉。貌似科學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確實取得了統治地位，“美國學派”則被推入人們的視野黑洞之中。
二
“美國學派”的經濟思想與美國經濟崛起之間有必然聯繫，它是“美國工業（產業）霸權的設計師”（第二版序言第2頁）。美國經濟現代化成功的事實能夠證明這一點。
我們遇到了與“美國學派”面臨的處境相類似的情況。美國當時由於過度依賴英國市場而使自己的經濟結構處於不健康和不安全的境地；中國的經濟結構由於過度依賴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而受制於人，作為這一經濟體“擔水劈柴的粗工” ，我們的發言權總是被別人所左右。此種情況使我們對“美國學派”產生好奇之心：這個視野黑洞中有什麼“錦囊妙計”？這個“錦囊妙計”是如何使美國迅速擺脫被英國經濟套住的困境，進而實現經濟現代化的？ 《保護主義》為我們揭示了這一視野黑洞中的秘密，展示了作為秘密的“錦囊妙計”。
第一，任何經濟理論都具有非普適性，經濟學的本性使然，它必須與國家經濟發展的特定需要相適應。 （第61、75頁）
第二，經濟學在本質上是治國方略的科學（第179頁），經世致用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基於此，經濟學不顧及製度、歷史、文化、地域、國家經濟獨立自主等因素，便是離自己的本質而去（第82頁），實際是經濟學的異化。
第三，經濟學研究離不開邏輯演繹等輔助性手段，但它最基礎和最根本的方法是從實際出發（第112頁），與現實無涉的經濟學演繹是“李嘉圖惡習”（熊彼特語），它能滿足智力博弈的好奇心和得到同行的喝彩，甚至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神化，但相對於國家經濟的健康運行而言，這樣的經濟學研究百無一用。
第四，堅決反對李嘉圖和馬爾薩斯的經濟悲觀主義，極力主張經濟樂觀主義，此種立場的根據是生產力發展的無窮盡（第22、27、71頁），經濟自信心是做到經濟獨立自主和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
第五，“美國學派”的經濟學理論導致了經濟政策的別具一格和經世致用，正是這些政策使美國經濟迅速走出被英國經濟套住的困境，成為世界經濟的霸主。擇其要者有如下內容：經濟獨立自主論（第18、32頁），國內經濟均衡論（第23頁），制度內生變量論（第90頁），國家設計個人利益的實現途徑論（第179頁），貿易保護手段論（第43、79、83頁），階級利益和諧論（第13、16頁），和高工資優越論（第227-228頁）。
與自由主義經濟學相比較，這些政策不能登“大雅之堂”，它們與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政策性說教（實際是忽悠）針鋒相對。事實勝於雄辯。正是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政策使美國經濟發展到讓英國經濟“俯首稱臣”的水平，世界經濟的霸主由英國變成了美國。
三
由於“美國學派”面臨的境況與我們現在遇到的情況類似，更由於它使美國經濟走出了仰英國人鼻息的困境，我們應該關注它，研究它，以便為我們擺脫困境提供智力啟發和政策主張方面的借鑒。筆者只說兩點，藉以拋磚引玉。
在經濟自由主義的說教中，勞動者的工資被放到與企業主和地主爭利得的位置上，結論不言自明：勞動者的高工資意味著企業主和地主的低利得。這種思想變為經濟政策甚至國家法律，勞動者總是處於弱勢被動的境況中。把這種狀況用經濟學術語表達，便是自由主義經濟學。 “美國學派”的觀點與此相反。它不是從“三人分餡餅”的“店主”心態而是從國家經濟戰略的高度看等勞動者的工資問題，認為高工資與高效率進而與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是正相關關係。 （第149頁）
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低工資論和“美國學派”的高工資論，哪一種對經濟發展有好處？美國經濟赶超英國的歷史事實表明，高工資論才能真正促進國家經濟健康而不是虛腫畸形地發展。第一，高工資使勞動者的身心健康、精力旺盛和心情愉快，勞動效率高是自然而然的結果。第二，勞動者的高工資使國家經濟的內需旺盛，國內經濟運轉正常，不必為產品出口發愁因而不會受制於人。第三，勞動者的高工資使國內市場規模的擴大強勁有序，成本降低，經濟發展可持續。高工資的好處還可列舉不少，但上述三點足以說明問題：“美國學派”的高工資論具有國家層面經濟戰略的啟發意義。當我們固守於美國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內需不旺和經濟運轉不健康而發愁時，“美國學派”的高工資論正好是解困除危的“錦囊妙計”。
“美國學派”為了改變自己相對於學院派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弱勢地位，採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建立能傳播經世致用性經濟思想的商學院，這樣的學院中有現在仍是聲名赫赫的沃頓商學院。它的辦學宗旨是：探討“一個偉大的國家怎樣才能盡快實現獨立自主，在農業、採礦業和工業之間保持恰當的平衡，並且要能夠滿足本國的需要”；“必須堅定地主張並論證各國必須關心自己的利益，有必要讓各國以一切恰當的方式堅守工業和金融的獨立性，以及國家肩負著自衛的權利和義務”。 （第18頁）上述宗旨可用一句話概括，美國經濟學的使命是探討如何盡快擺脫國家經濟過度依賴英國市場的困境，真正使國家的經濟獨立自主，而不是仰英國人的鼻息討生活。 “美國學派”出色地完成了歷史使命，因為它的政策主張確實使美國經濟擺脫了困境，真正做到了獨立自主。
我國的經濟結構是出口導向型，它高度依賴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經濟為國家積攢了好看不中用的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此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血汗結晶之一。如何消化它？國家發愁，學者非議，美國人得便宜賣乖，用心險惡地指責和施壓，我們的應對辦法不多。為什麼？根本原因在於我們的經濟結構不能使國家的經濟運轉做到獨立自主。尤其應引起關注者還有如下事實：為了使國家經濟暫時地正常運轉，出口低端且物美價廉的產品成了重中之重。希圖增大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便不惜血本地降低產品價格，外國消費者享受了本不該享受的“隱形補貼”，我們的產品價格中有大量成本未被計算在內。第一，資源價格定價過低的損失部分；第二，環境污染的治理成本；第三，普通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健成本；第四，由於工資過低、勞動強度過大和異地務工等原因導致的社會摩擦、社會問題的治理成本；第五，經濟結構的轉型成本；第六，巨量外匯儲備的風險控製成本。上述六項未必完全，但它們活生生地告訴我們，國家層面的經濟不能獨立自主，一國范圍內的經濟不能均衡，其損失會有多大，風險會有多大，扭轉這種局面的成本會有多大。面對此情此景，我們有什麼理由不把美國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拉下神壇，虛心地向“美國學派”學習呢？行之有效且已被歷史事實驗證的“錦囊妙計”就在那裡明擺著，即國家經濟結構層面上的獨立自主。
上述文字主要涉及相對於英國經濟和自由主義經濟學而言的美國經濟和“美國學派”，但筆者認為這有普遍意義。凡是赶超型的經濟體，以“保護主義”冠名的經濟思想都是避災趨勝的“錦囊妙計”。英國之於漢薩同盟和荷蘭的情況是如此，美國和德國之於英國的情況是如此，日本之於英國、美國和德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到它們的經濟實現現代化並處於強勢了，又舉起經濟自由主義的大旗以惑眾，此為“過河拆橋”以自保自肥的通例。
本文的壓縮版以《政治經濟學的美國學派與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為題發表於《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3期。
[①] 帕申·史密斯指出，“高工資率是廉價生產的指標”，見Erasmus Peshine Smith,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George P. Putnam, 1853, p104.
[②]麥格勞:《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頁。
[③]張夏準：《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頁。
[④]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下卷第45頁。
[⑤]見本書第十五章。
[⑥] Rodney J. Morrison, Henry C. Care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1986,Vol. 76, No. 3 , p64.
[⑦]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336-337頁。
[⑧]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載賈根良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頁。
[⑨]賈根良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頁。
[⑩] Erik S. Reinet,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p105.
[11] Allan G. Gruch，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9:1 (1977), pp147-150.
[12]見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3]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載賈根良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頁。
[14]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載賈根良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頁。
[15]市場規模還具有生產的能力取決於生產率和不同的生產活動必須是相對成比例的和平衡的含義，本序言暫不討論。
[16]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下卷第45頁。
[17]張夏準：《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的秘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18]賈根良、秦升：《中國“高技術不高”悖論的成因與政策建議》，當代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
[19]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頁。
[20]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
[21]賈根良：《美國在經濟崛起前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原因解析》，廣東商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
[22]賈根良、黃陽華：《評發展中國家貿易保護還是自由貿易的新爭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8年第5期。
[23] Esteban Pérez Caldentey and Matías Vernengo, 2008,Back to the Future: Latin America's Curr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p4,根據圖1和表1計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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