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地震帶來第三輪通脹 核電危機影響
2011年3月28
全球經濟將會更加依賴化石燃料，惟一出路就是改變生活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
□謝國忠 |文
日本9.0級大地震將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增加通貨膨脹壓力：一，日本央行實行貨幣擴張政策;二，汽車和電子產業的供應鏈中斷;三，對石化燃料的需求上升。日元今年可能會出現大幅貶值，這也將會給其他亞洲貨幣帶來巨大壓力。
從長遠來看，地震破壞了核電工業的聲譽。無論核電站設計的多麼完美，突發事件和人為錯誤總是會帶來巨大影響。當核電站發生問題，後果就將會是長期的，災難性的。
儘管很多政府官員聲稱民眾不必擔心，中國還是應該無限期停止核電發展計劃，並關閉靠近人口中心的現有核電站。
全球經濟將無限期地依賴化石燃料。其高價將在未來幾年使通脹持續居高不下。通過改變生活方式和發展模式削減消費，是未來發展的惟一途徑。
精英主義失敗
災後，日本人的冷靜和秩序給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東京，外國人的大批撤離與當地居民的平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儘管對於供應短缺的擔憂是那麼的顯而易見，日本人無論做任何事情都還是有秩序地排隊。
與日本人出色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領導層再次顯示出了自己的無能。日本是一個領導力很差的國家。該國經濟的長期下滑就要歸咎於這一點。當這種無能應用於核問題，後果可能就會讓這個國家終結。
誰是日本的統治階級？世界不斷見證日本政府的頻繁更迭。這給世界留下了不穩定的印象。在現實中，是日本的官僚階層在統治這個國家。日本官僚是一個非常穩定的階層。到了一定年紀，他們就會在東京電力這樣導致了核危機的公司的高級職位上退休，這種制度被稱為“高官空降”。
從理論上說，日本的官僚階層應該是這個國家最優秀，最聰明的一群人。官僚階層的高級人員幾乎全部是從東京大學畢業的。他們較之民眾的優越性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們的記錄卻不足以支持他們的這種威信。就產業規劃而言，通產省主導的官僚階層可能沒有任何貢獻。
在過去 20年裡，這個統治階層的無能是有目共睹的。他們將日本帶入了20世紀 80年代的巨大泡沫，直到現在還無法走出泡沫之後的萎靡狀態。為什麼日本人民不推翻這樣的統治階層呢？
日元面臨重估
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日元在地震發生後不斷飆升。理由就是，日本企業將會為了國家重建拋售外國資產而購買日元。因此，日元首先會飆升。如果金融市場是完全壟斷的，這種戰略是有用的。但是日元市場如此巨大，怎麼會是完全壟斷的呢？原因就是利率太低，長期持有日元基本上不需要任何成本。因此，投機者都有機會等到最後一分鐘，迫使日本企業到了迫切需要的時候再購買日元。
七國集團干預市場來降低日元價值。很多人認為這是反市場的，在長遠看來是不利的。這種瘋狂的觀點在世界有著大批追隨者。金融市場已經演變成了一個賭博獲利的體系，原因就是流動性過剩。那麼多有錢而又無事可做的人聚集起來創造了這樣一個遊戲，從無知或行動緩慢的人身上獲利。該系統的起源就是央行傾向於用印發貨幣的方式刺激經濟。這種做法導致了國際金融體系裡流動性的大量聚集。當體系在2008年崩潰時，世界各國政府又以挽救經濟的名義將其保釋出來。
當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失去如此大量的財富，如果其他條件不變，貨幣就會貶值以反映減少的財富。就短期動態而言，這樣的市場情況在一個合理，有競爭力的市場上是不會出現的。日本銀行現在拿出了大量資金來支持經濟。當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供應增加將導致日元貶值。如果人們意識到這一點，那麼即使在幾週內因為日本企業資金回流導致日元價值激增，現在囤積日元也是毫無意義的。日本銀行可以暫時借錢給日本企業，讓它們可以逐步將國外資產兌換成日元。
美元兌日元匯率如果今年達到 100，我將毫不驚訝。經濟損失額可能基本上相當於日本的外匯儲備總量。生產的中斷可能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削弱日本出口。由於核電站關閉，日本需要進口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氣才能保證經濟的運行。日元的基本面已經大大削弱。日元價值應該反映新的現實。
日本地震帶來了2011年的第三場通脹。澳大利亞洪水將會嚴重影響糧食供應。中東變革增加了油價風險溢價，並可能導致接下來幾個月石油產量的減少。日本地震增加了貨幣供應和對石油的需求，降低了製造業產出。
“衝擊”這個措詞似乎暗示其只是短暫現象。我們可以等到其影響顯現嗎？故事沒有那麼簡單。通脹長期來看是一種貨幣現象。資金多快可以轉換成通脹需要視情況而定。衝擊加速了資金轉換成通脹的過程。
在某些情況下，這三次衝擊也延遲了貨幣緊縮政策，增加了貨幣供應。日本央行可能會將重建費用的一大部分貨幣化。日本政府的債務已經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225％。市場可能沒有能力吸收如此巨大的日本政府債券增量。日本央行不得不吸收很大一部分才能穩定日本政府債券市場。如果日本政府債券利率上升，那麼國債利率成本可能就會讓日本政府破產。因此，日本央行必須通過購買來維持利率處於較低水平。
當日本央行通過購買維持住了日本政府債券利率，無疑將會令日元貶值。日元需要迅速大幅貶值，事後再緩慢升值。日本政府債券投資人在日元貶值時沒有時間做出反應，事後，因為日元升值將補償低利率又沒有動機拋售。
日元將迅速貶值，再緩慢升值，這與過去迅速升值緩慢貶值的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如果2011年下半年美元兌日元匯率激增至100，我對此將完全不會感到驚訝。通脹衝擊最終會改變市場對美聯儲利率政策的期望。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美元兌日元匯率就會出現這種變化。
核電喪鐘
出於環境和經濟效益的原因，我以前一直都是核能的堅決支持者。發展中國家佔全球人口的80％。如果他們的經濟發展需要消耗掉跟發達國家同樣多的能量，地球將無法承受。後果將嚴重到無法考量。核能是兩害取其輕，因此值得一試。福島事件改變了我的想法。
福島危機提醒我們：人為錯誤可能會比全球變暖更早滅亡世界。在核電站的運行過程中幾乎不可能消除人為錯誤。儘管中國領導人一再向人民表示中國的技術更加安全，我卻不斷想到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世界最高的交通事故率，以及很多商品普遍的質量問題。再想像一下中國的核電站，這讓我驚恐萬分。中國已經暫停核電工業的發展。這是正確的決定。實際上，所有靠近人口中心的現存核電站都應該盡快關停。
福島事件將會改變其他國家的核計劃。全球經濟在接下來的幾年將會更加依賴化石燃料。這將會加快環境的惡化和成本的上升。對世界來說，解決辦法就是減少消耗，而不是尋找替代品。這就意味著要改變生活方式和發展模式。
中國的發展是十分耗能的，因為它是出口和投資拉動型。中國的能耗和美國相當，但產出只有美國的40％。美國在能源使用方面已經是相當浪費了。這表明了中國經濟對能源的依賴程度。這是不可持續的。或者政府改變其政策，或者市場迫使中國做出改變。中國的石油進口在未來十年可能會超過美國。在油價達到每桶200美元時中國就會出現貿易赤字。由此產生的貶值壓力可能會導致整個國家癱瘓。最好是能自願做出改變，而不是被市場迫使改變。
在過去 2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分工已經變得相當完善了。通常，一個產品會由許多個國家共同製造。除了更細緻的勞動分工，準時制管理體系已經被普遍採納以節約庫存成本。兩者的結合使得全球經濟很難應對類似日本地震這樣的供應鏈衝擊。日本專門從事許多電子和汽車關鍵零部件的生產。其供應鏈的中斷可能會導致很多大眾產品的短缺。
因為核能已經占到了日本電力供應的30％，核電站的關閉在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將會影響日本的製造業。並且，核輻射使得情況更加複雜。這很可能將削弱日本農產品的出口。我們不知道其他國家對這種輻射頗高但又尚未達到危險水平的製造產品會做出何等反應。
供應鏈中斷通常是短暫的。其通脹效應也會很快消失。但是這次日本的情況不同。30％的電力供應的中斷使得這種衝擊對很多行業的影響時間會更長。核污染讓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其通脹影響也將持續下去。
日本核災難將會減緩或嚴重削弱世界各國核能工業的發展。從長遠來看，將會推高化石燃料的價格。惟一出路就是改變生活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減少能源需求。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
“新世紀”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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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8日
西方富豪基金會及其幕後勢力
2011年3月25日
揭秘西方富豪基金會及其幕後勢力
萬石：這篇文章原發在海外中文網，何新先生閱後推薦，轉來大家一起看看。
何新說：這篇文章真正揭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核心秘密，非常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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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等西方國家有大量的基金會。表面上這些基金會都是以各種慈善事業為名義而運作的 - 例如著名的卡內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比爾蓋茲基金會等。這些基金會的總體掌握了西方無比巨大的社會財富和經濟力量，市場上的各種變化，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之中這些基金會的影響無所不在。
在這篇文章裡，我要說明這些基金會實際就是西方各種博弈勢力的經濟載體。如果說在封建王權時代的王室貴族集團是一個土地及地租收益的經濟載體;那麼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就是以基金會為載體的各種勢力，操控著法律，經濟，政治，國家制度和武力而運行的一種核心機制了。
我們時不時地看到西方的頂級富豪把自己的財產全部捐獻給了以自己的名字設立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是以慈善為目的的，他們將資產捐給基金會而不留給子孫的行為，曾經讓我們很多人得出了他們行為高尚的說法。後來有人指出他們這樣的做法是為了逃避西方的遺產稅。西方的遺產稅是非常高昂的，可以超過遺產的一半。而這樣的說法實際上也只是說到了一點皮毛，即使僅僅是避稅的目的，遺產稅也只是避稅的一個方面。
我們知道捐贈是免稅的，而富豪所捐贈的都不是現金，而是他們的持股證券等等實物資產。這些資產如果變現是要交納高額累進所得稅的。即如當初設立公司可能只投資了10萬美元，以後股票市值10億美金。結果就是 - 你的股票只要轉讓就基本是要納稅的純收入了。而這些資產若進入了基金會卻是可以免稅的 - 於是你的收益所得到的避稅利益，大大超過你做出的各種慈善支出。所以富豪們創設慈善基金會所逃避的不僅僅是遺產稅，還有所得稅。但是，基金會的奧秘並不僅僅在於怎樣避稅，其核心更是深藏不露的。
問題是，各種各樣的基金會，所有者是誰呢？對於西方的私有製社會，基金會的所有權不是國家，是在私人手裡，所有的基金會都是私募基金。即使有些基金會名義上是屬於社會公益性屬於全社會所有 - 但是基金會的章程等等是保密的。基金會的實際所有人就是在基金會任職的人，這些人的產生有他們秘密的程序，而規則是創立者所決定的 - 既不是外界所能夠知道，更不是民眾，國家社會所能夠決定和參與的。
富豪捐助這樣的基金會實際的結果就是：操控基金會的實權，將永遠在這些富豪家族的後代手裡。而避稅只是最直接表面的好處，核心利益根本不在這裡，而是在於保持富豪家族的長久控制。我們歷史上耳熟能詳的著名國際富豪們的萬年家族 - 如羅斯切爾德世家，如摩根世家，如洛克菲勒世家，就是這樣形成的！基金會就是保護這些世代金融家族永享富貴的永恆載體。而這些跨國際的世代富豪金權家族的博弈和協調平台是共濟會。所以實際上，西方的這些大的基金會都是控制在共濟會所屬的核心家族手裡的，是世代承襲的。
如果是遺產繼承，繼承人怎樣處置遺產你是難以干涉限制的，而且繼承人經常有紈絝子弟把財產敗光，如果你平均分配你的財富給子孫，你的子孫們越來越多地結果也是導致財產被分割的越來越分散，最後的市場競爭力極大下降，而中國的嫡長子繼承主要財產的做法會給子孫帶來重大利益糾紛，子孫間反目成仇反而便宜了外人，同時也不能保證嫡長子就是最優秀的孩子，會有極大的問題，因此中國有富不過五代的說法。
而設立基金會並且設立基金會的運作規則，使得你所有的子孫必須遵守這樣的規則，對於不肖子孫也可以在基金會的層面通過當初設立的規則處理直至剝奪其在基金會相應的權利。對於自己的子孫，這樣的基金會就是一個社會公社，各種花銷都是基金會支付，給子孫們營造了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 而所有子孫的社會影響力也給基金會添磚加瓦，子孫們都在基金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基金會還可以聘請最好的職業經理人進行操盤以達到家族利益最大化。
因此這樣的基金會機構就把家族的利益長久凝聚在一起，看似公益事業實際上卻是私有，這樣的體制保障了西方家族富豪勢力可以突破中國富不過五代的瓶頸，家族的財富不會被分散，而且家族的所有成員都必須圍繞這個基金會發揮自己的力量，使得西方的金融貴族世代家族可以具有長久的影響力。
對於這些基金會，其規則是保密的，其資產也是保密的，即使是某種原因必須要公佈的資產，他們的資產價值也是低估很多的，因為他們有極其大量的資產是以取得成本記帳的，比如我們當今拍賣市場的可以上億美元的藝術品和古董，這些貴族家族傳承下來不知道有多少件，就如僅僅中國流落在外的文物能夠上百萬美元的精品估計就是數百萬件這就是多少萬億美元的財富，西方的歷史藝術品和古董價值就更高。
這些東西在貴族的基金會那裡很多是當年極其低廉的取得的在賬面上都沒有計算什麼價值，而對於各種公司，產業的投資也是如此，控制他們的貴族們根本沒有什麼富豪榜的頭銜，他們對於基金會的所有不是簡單的以資產所有的方式出現的。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的就是你擁有多少資產和你控制多少資產又是極大的不同的，在西方股權分散的情況下，持股5-10％，就可以在跨國大公司中發揮決定性的影響，而這些大公司的影響力又是倍增很多的，就如美聯儲是私人機構，有多家核心銀行控股，控制這些銀行的股東基金會對於世界的影響力絕對不是那一點股權的資產價值，是有巨大間接利益的。
因此這些家族基金會的實力是讓世界為之所趨的，這樣的實力卻從來不公開化，我們在富豪榜上所見到的富豪們，實際上是這些勢力面前的暴發戶，金融危機就是真正主宰世界的這些基金會等強大勢力對於暴發戶的“剪羊毛”。因此在金融危機中各種金融，經濟的博弈都是零和博弈，大家都虧損是誰賺取了大家損失的財富呢？就是這些不公開的保密的基金會，也就是這些貴族家族形成的強大勢力。
西方的媒體實際上也是被這樣的基金會們所控制和所有的，媒體永遠沒有針對其老闆的言論自由。而基金會也不是上市公司，其資產和經營行為是不公開的，尤其是關於他們的家族性。
西方建立的個人隱私不得侵犯的規則，實際是保護他們幕後秘密的潛規則。西方的媒體雖然是有言論自由，但是這樣的“言論自由”是西方的勢力集團制定的，西方媒體沒有侵犯他們“隱私“的權利，西方的媒體言論自由是建立在不得侵犯公民隱私和商業秘密的基礎上的，這些基金會的運作就是”隱私“和”商業秘密“。媒體監督的是新崛起可能與之作對的暴發戶和公眾娛樂所關心的戲子，明星等等，是這些勢力需要控制的政客，公務員和代理人而已。
對於這些基金會，媒體是宣傳機構不是監督機構，它們的各種政治話語權要通過媒體來影響世界。幕後的主人絕對不是在前台讓人們關注和緊盯的各類代理人，英雄，明星和暴發戶，而是上帝似的“看不見的手”。
西方社會徵收遺產稅，其根本目的不是要他們社會中的這些富豪們真的繳稅，如果是對於富豪們都這樣的稅收掠奪，富豪幾代以後的財產就都歸屬了國家，還有誰會在這樣的國家投資和定居，尤其是那些移民國家，沒有好處的吸引外邊的人是不來的，這樣的結果肯定是要資本外逃的，這些國家吸引外來富豪的移民是他們立國的國策！
所以通過遺產稅要調節財富不讓有人在社會食利本身就是給西方老百姓的童話，而他們捐助所有資產的目的是建立服務老百姓和社會的慈善基金會，就更是一個童話。西方這樣的稅收的背後，就是通過制定規則要西方富豪們都建立起來諸如各種基金會的機構，這些機構在本國設立，受到本國的管轄和控制，而設立他的富豪已死，很多規則是不可更改的，也不可能再遷往國外，而且這些機構只要在國內，就是西方國家的財富，成為國家富強的經濟基礎。
而富豪在這樣的國家建立自己的家族準備千年傳承的基金會，需要的就是這個國家的強大，以國家的法律和規則給自己的資產和子孫以保障，這也是富豪們所需要的，是對於他們定居的吸引力得所在。其中猶太人在歷史的迫害壓力下這樣的家族性是最強的，而美國的保護政策也使得全球的猶太人的財富永久性的流入了美國，這些財富受國家的保護，反之他們也要影響國家的政權和維護國家的長期強勢，這是一個追求共贏的博弈。
西方的以捐抵稅是一項基本政策，讓基金會募捐進行公益事業，由於各個基金會肯定要把捐款使用到可以發揮最大效用的方向，利用市場和社會的力量調解這樣的捐助的使用，比政府自己的行為的管理成本要小了很多而效益更大，很多捐助的社會效益替代了政府的行為。同時這樣的做法，也是各種勢力參與國內政治的一個關鍵。
因為他們的慈善和捐助是要獲得政治資本的，就如中國歷史上的田氏代齊，中國的統治者在發生田氏代齊以後對於富豪的慈善就極其忌諱了，後來的沉萬三捐助修建城牆反而引來殺身之禍，而對於西方社會這樣的行為基礎與中國不同，因為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就有民主元老院的存在，中世紀的教會內部也是民主選舉，西方沒有中國這樣的神權集權體制。
所以這樣的慈善行為就是西方各種勢力博弈政治資本的遊戲規則之一，西方的基金會通過慈善滲透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等各個方面，影響了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決定了民主選舉的方向和規則，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
我們看到富豪熱衷設立基金會保持家族的千秋萬代利益，而西方影響世界的基金會的來源卻不僅僅是富豪們所設立，對於西方社會的各個政黨也有他們自己募捐的基金會，是政黨的經濟來源和重要實體。各個政治領袖利用自己的個人政治魅力，也可以在社會捐助下建立自己的基金會，因此形成來源於政治貴族和利益集團的經濟實體。各種帶有政治傾向的基金會;對於宗教更是號召他們的教眾奉獻資產支持教會的慈善基金會，是宗教以其精神影響力合法佔有教徒財產的方式，也是宗教活動的經濟來源和宗教影響力的經濟基礎之一。
這些決定西方社會的各方博弈力量都建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基金會等經濟博弈實體，掌握經濟力量，經濟成為了一個博弈的平台和力量的來源，因為在西方社會已經建立了以錢為決定力量的社會博弈規則，而不是獨裁時代的行政權決定了，這樣各種勢力就找到了一個在民主競選過程中政治博弈的平台之外的一個經濟博弈的平台。
而且對於一個國家和社會，經濟基礎更加根本。這樣的平台的存在，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促進了西方各種博弈規則的建立和公平，因為金融資本，政客集團和宗教他們的經濟命脈都在同樣的金融，資本市場上同台競技，他們的勢力彼此限制對方的陰謀和罪惡，維持了博弈的公平和市場的競爭，讓當今社會走向光明。
而操縱這些基金會的貴族家族之間也是廣泛的聯姻，聯盟，使得各個歷史貴族，富豪所建立的基金會之間也是緊密聯繫的，為了了一個決定世界的群體，也就是幕後決定世界的人的小集團，他們與政治精英，貴族，宗教領袖等等也是有廣泛的社會聯繫，這樣的內部同盟關係是一般老百姓無法知道和進入的。
而且西方世界這樣的群體是跨國家國界的，對於東方的新興國家如果你沒有人能夠進入這樣的圈子，實際上你就沒有真正的融入了西方的世界，你與他們是隔著玻璃天花板的，你的崛起改變資源版圖威脅了西方老百姓的生活只是藉口，真實地背景是不能威脅這樣一群人的利益。
希特勒的興起是他們的利益需要，希特勒的滅亡也是因為威脅了他們的利益，而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讓西方真實恐懼的也是威脅了他們的利益和遊戲規則。當今中國的崛起不在共濟會的規則之內，所以他們要一致來遏制。這個世界是以財富決定為基礎，一切都是為了最終和最大的經濟利益在博弈。
所以，對於西方的各個基金會，我們不但要知道其在西方世界的強大經濟實力，也要認識到與他們捆綁的各種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力量，西方最大的若干基金會背後有一共同的背景就是共濟會的金融勢力。每一個強大的基金會背後均有真正的影響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強大勢力，基金會是金融資本，政客集團和宗教的載體，承載了金融資本，主權國家和宗教勢力的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博弈，是當代西方世界幕後決策體系的基本載體之一。
（原作者不詳。萬石轉載有刪節，修補）
揭秘西方富豪基金會及其幕後勢力
萬石：這篇文章原發在海外中文網，何新先生閱後推薦，轉來大家一起看看。
何新說：這篇文章真正揭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核心秘密，非常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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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等西方國家有大量的基金會。表面上這些基金會都是以各種慈善事業為名義而運作的 - 例如著名的卡內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比爾蓋茲基金會等。這些基金會的總體掌握了西方無比巨大的社會財富和經濟力量，市場上的各種變化，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之中這些基金會的影響無所不在。
在這篇文章裡，我要說明這些基金會實際就是西方各種博弈勢力的經濟載體。如果說在封建王權時代的王室貴族集團是一個土地及地租收益的經濟載體;那麼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就是以基金會為載體的各種勢力，操控著法律，經濟，政治，國家制度和武力而運行的一種核心機制了。
我們時不時地看到西方的頂級富豪把自己的財產全部捐獻給了以自己的名字設立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是以慈善為目的的，他們將資產捐給基金會而不留給子孫的行為，曾經讓我們很多人得出了他們行為高尚的說法。後來有人指出他們這樣的做法是為了逃避西方的遺產稅。西方的遺產稅是非常高昂的，可以超過遺產的一半。而這樣的說法實際上也只是說到了一點皮毛，即使僅僅是避稅的目的，遺產稅也只是避稅的一個方面。
我們知道捐贈是免稅的，而富豪所捐贈的都不是現金，而是他們的持股證券等等實物資產。這些資產如果變現是要交納高額累進所得稅的。即如當初設立公司可能只投資了10萬美元，以後股票市值10億美金。結果就是 - 你的股票只要轉讓就基本是要納稅的純收入了。而這些資產若進入了基金會卻是可以免稅的 - 於是你的收益所得到的避稅利益，大大超過你做出的各種慈善支出。所以富豪們創設慈善基金會所逃避的不僅僅是遺產稅，還有所得稅。但是，基金會的奧秘並不僅僅在於怎樣避稅，其核心更是深藏不露的。
問題是，各種各樣的基金會，所有者是誰呢？對於西方的私有製社會，基金會的所有權不是國家，是在私人手裡，所有的基金會都是私募基金。即使有些基金會名義上是屬於社會公益性屬於全社會所有 - 但是基金會的章程等等是保密的。基金會的實際所有人就是在基金會任職的人，這些人的產生有他們秘密的程序，而規則是創立者所決定的 - 既不是外界所能夠知道，更不是民眾，國家社會所能夠決定和參與的。
富豪捐助這樣的基金會實際的結果就是：操控基金會的實權，將永遠在這些富豪家族的後代手裡。而避稅只是最直接表面的好處，核心利益根本不在這裡，而是在於保持富豪家族的長久控制。我們歷史上耳熟能詳的著名國際富豪們的萬年家族 - 如羅斯切爾德世家，如摩根世家，如洛克菲勒世家，就是這樣形成的！基金會就是保護這些世代金融家族永享富貴的永恆載體。而這些跨國際的世代富豪金權家族的博弈和協調平台是共濟會。所以實際上，西方的這些大的基金會都是控制在共濟會所屬的核心家族手裡的，是世代承襲的。
如果是遺產繼承，繼承人怎樣處置遺產你是難以干涉限制的，而且繼承人經常有紈絝子弟把財產敗光，如果你平均分配你的財富給子孫，你的子孫們越來越多地結果也是導致財產被分割的越來越分散，最後的市場競爭力極大下降，而中國的嫡長子繼承主要財產的做法會給子孫帶來重大利益糾紛，子孫間反目成仇反而便宜了外人，同時也不能保證嫡長子就是最優秀的孩子，會有極大的問題，因此中國有富不過五代的說法。
而設立基金會並且設立基金會的運作規則，使得你所有的子孫必須遵守這樣的規則，對於不肖子孫也可以在基金會的層面通過當初設立的規則處理直至剝奪其在基金會相應的權利。對於自己的子孫，這樣的基金會就是一個社會公社，各種花銷都是基金會支付，給子孫們營造了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 而所有子孫的社會影響力也給基金會添磚加瓦，子孫們都在基金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基金會還可以聘請最好的職業經理人進行操盤以達到家族利益最大化。
因此這樣的基金會機構就把家族的利益長久凝聚在一起，看似公益事業實際上卻是私有，這樣的體制保障了西方家族富豪勢力可以突破中國富不過五代的瓶頸，家族的財富不會被分散，而且家族的所有成員都必須圍繞這個基金會發揮自己的力量，使得西方的金融貴族世代家族可以具有長久的影響力。
對於這些基金會，其規則是保密的，其資產也是保密的，即使是某種原因必須要公佈的資產，他們的資產價值也是低估很多的，因為他們有極其大量的資產是以取得成本記帳的，比如我們當今拍賣市場的可以上億美元的藝術品和古董，這些貴族家族傳承下來不知道有多少件，就如僅僅中國流落在外的文物能夠上百萬美元的精品估計就是數百萬件這就是多少萬億美元的財富，西方的歷史藝術品和古董價值就更高。
這些東西在貴族的基金會那裡很多是當年極其低廉的取得的在賬面上都沒有計算什麼價值，而對於各種公司，產業的投資也是如此，控制他們的貴族們根本沒有什麼富豪榜的頭銜，他們對於基金會的所有不是簡單的以資產所有的方式出現的。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的就是你擁有多少資產和你控制多少資產又是極大的不同的，在西方股權分散的情況下，持股5-10％，就可以在跨國大公司中發揮決定性的影響，而這些大公司的影響力又是倍增很多的，就如美聯儲是私人機構，有多家核心銀行控股，控制這些銀行的股東基金會對於世界的影響力絕對不是那一點股權的資產價值，是有巨大間接利益的。
因此這些家族基金會的實力是讓世界為之所趨的，這樣的實力卻從來不公開化，我們在富豪榜上所見到的富豪們，實際上是這些勢力面前的暴發戶，金融危機就是真正主宰世界的這些基金會等強大勢力對於暴發戶的“剪羊毛”。因此在金融危機中各種金融，經濟的博弈都是零和博弈，大家都虧損是誰賺取了大家損失的財富呢？就是這些不公開的保密的基金會，也就是這些貴族家族形成的強大勢力。
西方的媒體實際上也是被這樣的基金會們所控制和所有的，媒體永遠沒有針對其老闆的言論自由。而基金會也不是上市公司，其資產和經營行為是不公開的，尤其是關於他們的家族性。
西方建立的個人隱私不得侵犯的規則，實際是保護他們幕後秘密的潛規則。西方的媒體雖然是有言論自由，但是這樣的“言論自由”是西方的勢力集團制定的，西方媒體沒有侵犯他們“隱私“的權利，西方的媒體言論自由是建立在不得侵犯公民隱私和商業秘密的基礎上的，這些基金會的運作就是”隱私“和”商業秘密“。媒體監督的是新崛起可能與之作對的暴發戶和公眾娛樂所關心的戲子，明星等等，是這些勢力需要控制的政客，公務員和代理人而已。
對於這些基金會，媒體是宣傳機構不是監督機構，它們的各種政治話語權要通過媒體來影響世界。幕後的主人絕對不是在前台讓人們關注和緊盯的各類代理人，英雄，明星和暴發戶，而是上帝似的“看不見的手”。
西方社會徵收遺產稅，其根本目的不是要他們社會中的這些富豪們真的繳稅，如果是對於富豪們都這樣的稅收掠奪，富豪幾代以後的財產就都歸屬了國家，還有誰會在這樣的國家投資和定居，尤其是那些移民國家，沒有好處的吸引外邊的人是不來的，這樣的結果肯定是要資本外逃的，這些國家吸引外來富豪的移民是他們立國的國策！
所以通過遺產稅要調節財富不讓有人在社會食利本身就是給西方老百姓的童話，而他們捐助所有資產的目的是建立服務老百姓和社會的慈善基金會，就更是一個童話。西方這樣的稅收的背後，就是通過制定規則要西方富豪們都建立起來諸如各種基金會的機構，這些機構在本國設立，受到本國的管轄和控制，而設立他的富豪已死，很多規則是不可更改的，也不可能再遷往國外，而且這些機構只要在國內，就是西方國家的財富，成為國家富強的經濟基礎。
而富豪在這樣的國家建立自己的家族準備千年傳承的基金會，需要的就是這個國家的強大，以國家的法律和規則給自己的資產和子孫以保障，這也是富豪們所需要的，是對於他們定居的吸引力得所在。其中猶太人在歷史的迫害壓力下這樣的家族性是最強的，而美國的保護政策也使得全球的猶太人的財富永久性的流入了美國，這些財富受國家的保護，反之他們也要影響國家的政權和維護國家的長期強勢，這是一個追求共贏的博弈。
西方的以捐抵稅是一項基本政策，讓基金會募捐進行公益事業，由於各個基金會肯定要把捐款使用到可以發揮最大效用的方向，利用市場和社會的力量調解這樣的捐助的使用，比政府自己的行為的管理成本要小了很多而效益更大，很多捐助的社會效益替代了政府的行為。同時這樣的做法，也是各種勢力參與國內政治的一個關鍵。
因為他們的慈善和捐助是要獲得政治資本的，就如中國歷史上的田氏代齊，中國的統治者在發生田氏代齊以後對於富豪的慈善就極其忌諱了，後來的沉萬三捐助修建城牆反而引來殺身之禍，而對於西方社會這樣的行為基礎與中國不同，因為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就有民主元老院的存在，中世紀的教會內部也是民主選舉，西方沒有中國這樣的神權集權體制。
所以這樣的慈善行為就是西方各種勢力博弈政治資本的遊戲規則之一，西方的基金會通過慈善滲透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等各個方面，影響了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決定了民主選舉的方向和規則，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
我們看到富豪熱衷設立基金會保持家族的千秋萬代利益，而西方影響世界的基金會的來源卻不僅僅是富豪們所設立，對於西方社會的各個政黨也有他們自己募捐的基金會，是政黨的經濟來源和重要實體。各個政治領袖利用自己的個人政治魅力，也可以在社會捐助下建立自己的基金會，因此形成來源於政治貴族和利益集團的經濟實體。各種帶有政治傾向的基金會;對於宗教更是號召他們的教眾奉獻資產支持教會的慈善基金會，是宗教以其精神影響力合法佔有教徒財產的方式，也是宗教活動的經濟來源和宗教影響力的經濟基礎之一。
這些決定西方社會的各方博弈力量都建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基金會等經濟博弈實體，掌握經濟力量，經濟成為了一個博弈的平台和力量的來源，因為在西方社會已經建立了以錢為決定力量的社會博弈規則，而不是獨裁時代的行政權決定了，這樣各種勢力就找到了一個在民主競選過程中政治博弈的平台之外的一個經濟博弈的平台。
而且對於一個國家和社會，經濟基礎更加根本。這樣的平台的存在，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促進了西方各種博弈規則的建立和公平，因為金融資本，政客集團和宗教他們的經濟命脈都在同樣的金融，資本市場上同台競技，他們的勢力彼此限制對方的陰謀和罪惡，維持了博弈的公平和市場的競爭，讓當今社會走向光明。
而操縱這些基金會的貴族家族之間也是廣泛的聯姻，聯盟，使得各個歷史貴族，富豪所建立的基金會之間也是緊密聯繫的，為了了一個決定世界的群體，也就是幕後決定世界的人的小集團，他們與政治精英，貴族，宗教領袖等等也是有廣泛的社會聯繫，這樣的內部同盟關係是一般老百姓無法知道和進入的。
而且西方世界這樣的群體是跨國家國界的，對於東方的新興國家如果你沒有人能夠進入這樣的圈子，實際上你就沒有真正的融入了西方的世界，你與他們是隔著玻璃天花板的，你的崛起改變資源版圖威脅了西方老百姓的生活只是藉口，真實地背景是不能威脅這樣一群人的利益。
希特勒的興起是他們的利益需要，希特勒的滅亡也是因為威脅了他們的利益，而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讓西方真實恐懼的也是威脅了他們的利益和遊戲規則。當今中國的崛起不在共濟會的規則之內，所以他們要一致來遏制。這個世界是以財富決定為基礎，一切都是為了最終和最大的經濟利益在博弈。
所以，對於西方的各個基金會，我們不但要知道其在西方世界的強大經濟實力，也要認識到與他們捆綁的各種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力量，西方最大的若干基金會背後有一共同的背景就是共濟會的金融勢力。每一個強大的基金會背後均有真正的影響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強大勢力，基金會是金融資本，政客集團和宗教的載體，承載了金融資本，主權國家和宗教勢力的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博弈，是當代西方世界幕後決策體系的基本載體之一。
（原作者不詳。萬石轉載有刪節，修補）
2011年3月20日
謝國忠：日元勢將回貶 可能重回100
謝國忠：日元勢將回貶 可能重回100
時間：2011-03-19
玫瑰石顧問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以為，日元將難以維持76.32元的歷史高點，因為東北地區佔全日本GDP比重達10%，且在強震後該經濟有救不回來的可能性，因此日元勢將回貶，可能貶至100元的價位。
謝國忠指出，日震前放空日元的對沖基金，在震後被迫回補，是日元升值幅度強勁的主因，不過技術反彈最後還是得回到基本面。最後日元可能帶領亞幣回貶，但日元自身貶值幅度將較小。
謝國忠還指出，日本政府若真因核能風暴撤守東北，對亞股將產生嚴重衝擊，VIX指數可能將一舉飆上40。
時間：2011-03-19
玫瑰石顧問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以為，日元將難以維持76.32元的歷史高點，因為東北地區佔全日本GDP比重達10%，且在強震後該經濟有救不回來的可能性，因此日元勢將回貶，可能貶至100元的價位。
謝國忠指出，日震前放空日元的對沖基金，在震後被迫回補，是日元升值幅度強勁的主因，不過技術反彈最後還是得回到基本面。最後日元可能帶領亞幣回貶，但日元自身貶值幅度將較小。
謝國忠還指出，日本政府若真因核能風暴撤守東北，對亞股將產生嚴重衝擊，VIX指數可能將一舉飆上40。
謝國忠：第二次石油危機
謝國忠：第二次石油危機
時間：2011-03-15
中東（包括北非）地區生產了全世界37%的原油，其中三分之二用於出口。這一地區還佔據著全球已探明石油儲量的62%。而現在，這裡的動盪局面可能還會持續幾年。悲觀的心理預期很可能會讓油價突破2008年的歷史高點，而高昂的油價，很可能又會讓人們開始擔心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危險。
中東地區的革命有可能會導致收入和財富的重新分配，從而減少普通民眾的經濟壓力。但是，如果經濟總體規模沒有明顯擴張的話，大多數人還是會度日維艱。動蕩的局面可能會持續多年。
時局動盪會讓投資者不敢投資擴大生產。而世界其他地區根本沒有辦法消化中東石油產量的大幅下滑。現在石油價格正在大幅上揚，因為目前的產量水平已經難以維持。除非主要的石油消費國採取措施限製石油需求，高油價可能會成為常態。
現在的動亂對於全球石油市場的影響，很可能與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限制生產規模的效果類似。它將會導致股市重挫，為此後數年的滯脹埋下禍根。發生滯脹的風險正在加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各成員國的放貸規模比正常水平高出了50%。控制貸款規模的壓力讓他們的經濟增長表現乏力。控制貸款規模的壓力，加上油價的衝擊，很可能會讓這些國家的經濟陷於滯脹。
中國現在的石油供應依賴進口，石油危機意味著對外貿易條件惡化，也意味著通貨膨脹的衝擊。儘管不能說中國現在肯定將陷入滯脹，但是滯脹風險卻已經非常明顯。
首先，我認為中國會再度極力擴大煤炭的使用。新近的政策調整限制了煤炭生產，煤炭產業的兼併重組步驟也進展緩慢。石油危機可能會促使國家加快煤炭產業的集團化速度，加大投資力度，以達到迅速增加產量的目的。如果油價足夠高的話，“煤變油”項目有可能會再次被提上日程。
第二，天然氣開採可能會受到重視。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中國為什麼不像美國那樣積極推進岩層氣的開採。美國由於開采了大量岩層氣，現在他們國內的天然氣價格非常低廉。有人說，中國在這方面進展緩慢，是因為國企壟斷了石油和天然氣行業，他們完全沒有在那些方面快速取得巨大進展的動力。等到油價非常高，而中國又非常缺乏天然氣供應的時候，政府有可能會對私人資本開放天然氣行業，以加快產業發展速度。
第三，中國的經濟增長結構需要轉換。投資和出口拉動型的增長方式消費能源過多。而石油危機又會讓這種模式變得過於昂貴。舊發展模式的局限性會在貿易平衡狀況方面表現出來，中國有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貿易赤字。石油危機讓中國向消費拉動型的增長方式轉換又多了一個理由，這要求政府減少個人所得稅，並且去除地產泡沫。
石油危機出現的前提，是中東動盪局面的持續發展。動亂的導火線是食品價格膨脹和高失業率。民主化可能會通過重新分配，減輕問題的嚴重性。但僅僅依靠重新分配是不夠的。在過去三十年內，儘管阿拉伯國家的人口增長了一倍，但在全球化過程中，他們卻沒有搶到足夠的工作崗位。他們現在深受物價上漲之苦，部分是因為其他地區的人們收入增加得更快。這種壓力不會在短期內消失。未來一段時間，我們都會見證這一地區政府的頻繁更替。
短期而言，對世界經濟二次觸底的擔心還會重現。西方國家的經濟還是依靠消費拉動。高油價會沉重打擊西方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尤其是在美國。如果美國天然氣價格上升到每加侖5美元，它的經濟增長就會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時間：2011-03-15
中東（包括北非）地區生產了全世界37%的原油，其中三分之二用於出口。這一地區還佔據著全球已探明石油儲量的62%。而現在，這裡的動盪局面可能還會持續幾年。悲觀的心理預期很可能會讓油價突破2008年的歷史高點，而高昂的油價，很可能又會讓人們開始擔心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危險。
中東地區的革命有可能會導致收入和財富的重新分配，從而減少普通民眾的經濟壓力。但是，如果經濟總體規模沒有明顯擴張的話，大多數人還是會度日維艱。動蕩的局面可能會持續多年。
時局動盪會讓投資者不敢投資擴大生產。而世界其他地區根本沒有辦法消化中東石油產量的大幅下滑。現在石油價格正在大幅上揚，因為目前的產量水平已經難以維持。除非主要的石油消費國採取措施限製石油需求，高油價可能會成為常態。
現在的動亂對於全球石油市場的影響，很可能與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限制生產規模的效果類似。它將會導致股市重挫，為此後數年的滯脹埋下禍根。發生滯脹的風險正在加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各成員國的放貸規模比正常水平高出了50%。控制貸款規模的壓力讓他們的經濟增長表現乏力。控制貸款規模的壓力，加上油價的衝擊，很可能會讓這些國家的經濟陷於滯脹。
中國現在的石油供應依賴進口，石油危機意味著對外貿易條件惡化，也意味著通貨膨脹的衝擊。儘管不能說中國現在肯定將陷入滯脹，但是滯脹風險卻已經非常明顯。
首先，我認為中國會再度極力擴大煤炭的使用。新近的政策調整限制了煤炭生產，煤炭產業的兼併重組步驟也進展緩慢。石油危機可能會促使國家加快煤炭產業的集團化速度，加大投資力度，以達到迅速增加產量的目的。如果油價足夠高的話，“煤變油”項目有可能會再次被提上日程。
第二，天然氣開採可能會受到重視。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中國為什麼不像美國那樣積極推進岩層氣的開採。美國由於開采了大量岩層氣，現在他們國內的天然氣價格非常低廉。有人說，中國在這方面進展緩慢，是因為國企壟斷了石油和天然氣行業，他們完全沒有在那些方面快速取得巨大進展的動力。等到油價非常高，而中國又非常缺乏天然氣供應的時候，政府有可能會對私人資本開放天然氣行業，以加快產業發展速度。
第三，中國的經濟增長結構需要轉換。投資和出口拉動型的增長方式消費能源過多。而石油危機又會讓這種模式變得過於昂貴。舊發展模式的局限性會在貿易平衡狀況方面表現出來，中國有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貿易赤字。石油危機讓中國向消費拉動型的增長方式轉換又多了一個理由，這要求政府減少個人所得稅，並且去除地產泡沫。
石油危機出現的前提，是中東動盪局面的持續發展。動亂的導火線是食品價格膨脹和高失業率。民主化可能會通過重新分配，減輕問題的嚴重性。但僅僅依靠重新分配是不夠的。在過去三十年內，儘管阿拉伯國家的人口增長了一倍，但在全球化過程中，他們卻沒有搶到足夠的工作崗位。他們現在深受物價上漲之苦，部分是因為其他地區的人們收入增加得更快。這種壓力不會在短期內消失。未來一段時間，我們都會見證這一地區政府的頻繁更替。
短期而言，對世界經濟二次觸底的擔心還會重現。西方國家的經濟還是依靠消費拉動。高油價會沉重打擊西方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尤其是在美國。如果美國天然氣價格上升到每加侖5美元，它的經濟增長就會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為什麼地震海嘯之後日元大幅升值？
為什麼地震海嘯之後日元大幅升值？
默認分類2011-03-19
地震帶來日元大升值的秘密
作者：佚名
照理說，一國貨幣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晴雨表，也是一個“國家價值”的體現：貨幣強勁，說明你這個“國家的”價值增加了。不過，有時候，這個指標往往也會“吃錯藥”。目前日元指數的走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地震之後，日元大幅度走強，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已經上升到歷史性的最高點：一美元只可以換到79個單位的日元了！
這，倒是給那些在地震之後對日本失去信心，想走出日本的人，一個很好的補償機會，相對於給了他們一筆不錯的稅收“退款”——你手裡的日元和“不久”之前的1:100相比，已經增加了不少的價值。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日元突然“吃錯藥”了的呢？
回答這個問題，還要從影響匯率走向的其它因素談起。
一般來說，上面所談的貨幣是一個國家價值體現的理論，是就中長期而言的，短期內影響匯率走向的，卻主要是供需關係和市場玩家對這種關係的預期。這一次就是這樣。
大地震發生之後，市場玩家立馬就翻出書架上的舊書，看看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後，日本人是怎麼折騰的，而他們的折騰最終又導致了匯率的如何變化。
地震的直接結果，是大量的財產和生命的損失，而這種損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需要保險公司來承擔賠償責任的。對於這場大災難，日本的保險公司能夠做的，就是大量賣出自己在海外的資產（在以美元為主導的時代，就是對美元需求的下降），包括持有的股票，債券，換成日元（大幅增加了對日元的需求），回救自己在日本的業務。在1995年時就是這樣，結果造成短期內對日元的需求大量增加，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大幅度上升。這一次，對沖基金的玩家們，也在賭歷史會再一次重複——至少從短短幾天時間內的匯率走向來看，他們又對了！
問題是，這一次，日本政府也不是吃醋的。也是在短短幾天之內，日本政府向市場投入了大量的日元……這種注入產生的效果，就是大量的日元供給，抵消因保險公司大量資金回游帶來的衝擊。
這樣看來，匯率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兩軍對壘，各方都在增加自己的增援部隊，結果就是難以預計的，至少是在短期內的，膠著戰。
來自日本政府的巨額貨幣投放，短線對日元的走向產生兩股壓力：大量的來自日本央行的資金供給，帶來的不僅僅只是日本市場的流動性充足，而且，搞不好，很可能在日本經濟還沒有開始大幅度重建，就已經出現嚴重的流動性氾濫。在這種情形，國際對沖基金就會選擇做空日元，借幾乎無息，並且已經出現嚴重泡沫的日元來賣出，來買入已經被“嚴重”低估的美元、歐元等硬通貨。同時，藉此做空日本股市，結果就是套息交易流行，帶來的就是日元的下行壓力。
再者，從短線上看，日本各大保險公司為準備巨額賠付，當然是不得不大量賣出海外資產，回調資金。我估計，它們除了這麼做之外，也沒有其它更好的選擇。它們總不太可能用海外資產做抵押，向日本政府借日元來支付賠償吧。
賣出的資產包括歐美市場股票，結果就是大家看到的全球主要股市下跌，日元卻堅挺，跌不下去。這種短線膠著，形成合力，相互抵消。但是，短期之內，對沖基金的預期和保險公司的資金回游可能占主導，政府的流動性注入需要時間才能發生作用。結果，就是現在看到的短期日元對美元的大幅升值。
但是，從中長期看，日元匯率的走勢，還是決定於日本國家的“價值”，這種價值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股市的價值上。如果再現1995年時阪神地震之後的走向，股市會在短期的巨跌之後的大幅回升。理由是，一則，日本股市的估值已經非常之低（平均市盈率12左右——如果一直這樣保持下去，至少在理論上，你所持有的公司相當於是給你的投資資金帶來大約8%的年利潤！）；二則，政府注入的流動性，一定程度上會轉化為增加了的對金融資產的需求；三則，那些大量回游的保險資金，也不是一兩天就必須支付出去的，恐怕也得有個地方放一放。這也會增加對日本市場金融資產的需求。
歷史雖然會一次次重演，但是，歷史畢竟又是一次次不同。生搬硬套，你還是會吃虧。如果你細細分析一下，可能不難看出，這一次的大地震和1995年那次的，似乎又有很大的不同：
其一，阪神大地震的破壞力不能和這一次的相比。由於破壞力比較小，那一次，日本只用半年時間就基本恢復了產能，結果，地震對日本整體經濟的影響是短暫的。不僅如此，經濟重建本身，還通過投資拉動，帶動日本經濟更大、更快速的發展。
而伴隨這次大地震的三重災難的合一，地震、引發的海嘯和核擴散，給日本帶來的不僅僅是地區性的破壞，而且還是大面積的，（給基礎設施帶來的）幾乎是毀滅性的災害。不僅受災面積大，而且，由於存在核擴散，很大程度上，人們還只能眼睜睜看著，無法採取措施及時救助，自然也談不上快速的投入重建了。
對於日本地震的損失和國際影響，即使是在3月15日美國聯儲的定期報告中，也選擇暫不評估。為什麼？還不是因為無法評估！大家都在等著，看著，主要還是看那個核擴散到底會嚴重到什麼程度。
核電站的被損，給日本帶來的還有電力供給的極度短缺。福島第一核電站大約生產日本10%的電力，生產東京區30%左右的電力。現在，這個核電站已經被全部毀壞，短期之內是不太可能恢復電力供應了。作為一個島國，它是不太可能獲得來自國外的補充電力供給的。即使是中國想幫助，恐怕也不太可能用船裝些電力送給日本。而重建一個如此規模的電站，恐怕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對於作為現代工業血液的電力的缺乏，恐怕就像一個體內血流量不足的個人，走起路來都不穩，更何談幹活和創造？
第二，當年的日本所處的生活環境，和今天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當初的日本是世界工業體系中不可缺的一員。今天，在有了一個經濟蒸蒸日上的中國和其它周邊國家之後，日本在全球製造業的重要性地位，已經不可和昔日相比了。
“世界已經不太在乎日本了”，這聽起來很殘酷的話，也確實是事實，是日本政府和人民所不得不面對的。看看當初的幾大件——汽車，電子等，今天的中國都可以自己搞了，而且還搞得不錯。在這種背景之下，日本經濟在如此大的打擊之後，想快速恢復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結果，恐怕就是日元中長期的走弱。
默認分類2011-03-19
地震帶來日元大升值的秘密
作者：佚名
照理說，一國貨幣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晴雨表，也是一個“國家價值”的體現：貨幣強勁，說明你這個“國家的”價值增加了。不過，有時候，這個指標往往也會“吃錯藥”。目前日元指數的走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地震之後，日元大幅度走強，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已經上升到歷史性的最高點：一美元只可以換到79個單位的日元了！
這，倒是給那些在地震之後對日本失去信心，想走出日本的人，一個很好的補償機會，相對於給了他們一筆不錯的稅收“退款”——你手裡的日元和“不久”之前的1:100相比，已經增加了不少的價值。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日元突然“吃錯藥”了的呢？
回答這個問題，還要從影響匯率走向的其它因素談起。
一般來說，上面所談的貨幣是一個國家價值體現的理論，是就中長期而言的，短期內影響匯率走向的，卻主要是供需關係和市場玩家對這種關係的預期。這一次就是這樣。
大地震發生之後，市場玩家立馬就翻出書架上的舊書，看看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後，日本人是怎麼折騰的，而他們的折騰最終又導致了匯率的如何變化。
地震的直接結果，是大量的財產和生命的損失，而這種損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需要保險公司來承擔賠償責任的。對於這場大災難，日本的保險公司能夠做的，就是大量賣出自己在海外的資產（在以美元為主導的時代，就是對美元需求的下降），包括持有的股票，債券，換成日元（大幅增加了對日元的需求），回救自己在日本的業務。在1995年時就是這樣，結果造成短期內對日元的需求大量增加，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大幅度上升。這一次，對沖基金的玩家們，也在賭歷史會再一次重複——至少從短短幾天時間內的匯率走向來看，他們又對了！
問題是，這一次，日本政府也不是吃醋的。也是在短短幾天之內，日本政府向市場投入了大量的日元……這種注入產生的效果，就是大量的日元供給，抵消因保險公司大量資金回游帶來的衝擊。
這樣看來，匯率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兩軍對壘，各方都在增加自己的增援部隊，結果就是難以預計的，至少是在短期內的，膠著戰。
來自日本政府的巨額貨幣投放，短線對日元的走向產生兩股壓力：大量的來自日本央行的資金供給，帶來的不僅僅只是日本市場的流動性充足，而且，搞不好，很可能在日本經濟還沒有開始大幅度重建，就已經出現嚴重的流動性氾濫。在這種情形，國際對沖基金就會選擇做空日元，借幾乎無息，並且已經出現嚴重泡沫的日元來賣出，來買入已經被“嚴重”低估的美元、歐元等硬通貨。同時，藉此做空日本股市，結果就是套息交易流行，帶來的就是日元的下行壓力。
再者，從短線上看，日本各大保險公司為準備巨額賠付，當然是不得不大量賣出海外資產，回調資金。我估計，它們除了這麼做之外，也沒有其它更好的選擇。它們總不太可能用海外資產做抵押，向日本政府借日元來支付賠償吧。
賣出的資產包括歐美市場股票，結果就是大家看到的全球主要股市下跌，日元卻堅挺，跌不下去。這種短線膠著，形成合力，相互抵消。但是，短期之內，對沖基金的預期和保險公司的資金回游可能占主導，政府的流動性注入需要時間才能發生作用。結果，就是現在看到的短期日元對美元的大幅升值。
但是，從中長期看，日元匯率的走勢，還是決定於日本國家的“價值”，這種價值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股市的價值上。如果再現1995年時阪神地震之後的走向，股市會在短期的巨跌之後的大幅回升。理由是，一則，日本股市的估值已經非常之低（平均市盈率12左右——如果一直這樣保持下去，至少在理論上，你所持有的公司相當於是給你的投資資金帶來大約8%的年利潤！）；二則，政府注入的流動性，一定程度上會轉化為增加了的對金融資產的需求；三則，那些大量回游的保險資金，也不是一兩天就必須支付出去的，恐怕也得有個地方放一放。這也會增加對日本市場金融資產的需求。
歷史雖然會一次次重演，但是，歷史畢竟又是一次次不同。生搬硬套，你還是會吃虧。如果你細細分析一下，可能不難看出，這一次的大地震和1995年那次的，似乎又有很大的不同：
其一，阪神大地震的破壞力不能和這一次的相比。由於破壞力比較小，那一次，日本只用半年時間就基本恢復了產能，結果，地震對日本整體經濟的影響是短暫的。不僅如此，經濟重建本身，還通過投資拉動，帶動日本經濟更大、更快速的發展。
而伴隨這次大地震的三重災難的合一，地震、引發的海嘯和核擴散，給日本帶來的不僅僅是地區性的破壞，而且還是大面積的，（給基礎設施帶來的）幾乎是毀滅性的災害。不僅受災面積大，而且，由於存在核擴散，很大程度上，人們還只能眼睜睜看著，無法採取措施及時救助，自然也談不上快速的投入重建了。
對於日本地震的損失和國際影響，即使是在3月15日美國聯儲的定期報告中，也選擇暫不評估。為什麼？還不是因為無法評估！大家都在等著，看著，主要還是看那個核擴散到底會嚴重到什麼程度。
核電站的被損，給日本帶來的還有電力供給的極度短缺。福島第一核電站大約生產日本10%的電力，生產東京區30%左右的電力。現在，這個核電站已經被全部毀壞，短期之內是不太可能恢復電力供應了。作為一個島國，它是不太可能獲得來自國外的補充電力供給的。即使是中國想幫助，恐怕也不太可能用船裝些電力送給日本。而重建一個如此規模的電站，恐怕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對於作為現代工業血液的電力的缺乏，恐怕就像一個體內血流量不足的個人，走起路來都不穩，更何談幹活和創造？
第二，當年的日本所處的生活環境，和今天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當初的日本是世界工業體系中不可缺的一員。今天，在有了一個經濟蒸蒸日上的中國和其它周邊國家之後，日本在全球製造業的重要性地位，已經不可和昔日相比了。
“世界已經不太在乎日本了”，這聽起來很殘酷的話，也確實是事實，是日本政府和人民所不得不面對的。看看當初的幾大件——汽車，電子等，今天的中國都可以自己搞了，而且還搞得不錯。在這種背景之下，日本經濟在如此大的打擊之後，想快速恢復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結果，恐怕就是日元中長期的走弱。
何新：下一個就是伊朗
何新：西方攻擊利比亞，是共濟會全球戰爭的既定步驟
2011-03-20
何新：下一個就是伊朗
————西方攻擊利比亞，是共濟會全球戰爭的既定步驟
美英法意等國際共濟會控制下的國家今晨軍事攻擊利比亞。這是今年以來繼蘇丹、突尼斯、埃及等北非近東國家形勢巨變以來，國際共濟會推動的中東民主化革命的一個小高潮。下一步，可以說毫無懸念地是伊朗在劫難逃。
伊朗地處世界大陸的心臟地帶，扼守世界海運要道霍爾木茲海峽，雄踞盛產石油的中東，是穆斯林世界最後一個強權，也是向中國提供石油的主要國家之一。無論近期還是長期都有極高的地緣經濟以及戰略和政治價值。
懷抱統一全球野心的美國為首的共濟會國家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早就在覬覦這塊肥肉。
1979年伊朗霍梅尼革命推翻巴列維政權，但緊接而來就是美國策動薩達姆挑起8年兩伊戰爭，使穆斯林們自相殘殺，以毒攻毒，兩害而巧妙地俱削弱之。
1991年美國設套誘使薩達姆無端攻擊科威特，然後美國高舉正義大旗打贏了第一場海灣戰爭。
2001年美國自導自演神秘的“911”事件打垮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率共濟會國家盟軍建立傀儡政權駐軍阿富汗。
2003年又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殺死薩達姆，建立受共濟會控制的傀儡政權，把共濟會掌控的中東石油版圖擴大了一半。
近兩年共濟會掌控的西方輿論狂炒伊朗核問題。以此為由美國軟硬兼施逼迫中國、俄羅斯同意制裁伊朗。
不僅如此，中國在巴基斯坦建瓜達爾港，美國就在附近反恐發射巡航導彈嚇走中國公司。中國要在緬甸建石油管道，果敢地區就發生暴亂。伊朗要加入上合組織，吉爾吉斯斯坦就發生暴亂。這種種一切， 也許天真者會以為都是多事的巧合，其實呢無一不是出劍於無形的凶狠殺招！招招配合著困鎖中國的戰略目標，體現而且有力地推進著美國共濟會控制全球的戰略。在這一輪全球戰略鬥爭中，美國一直在聲東擊西，以朝鮮問題作為施加壓力的砝碼，陳兵黃海高壓示警，真實目標其實在西面————就是要警告中國不要在伊朗以及北非背後給美國使絆子。
而對台灣地區，美國近年則有意令其被投閒置散————盡量不刺激中國，丟給中國作為一個誘餌和棄子！
奧巴馬上台第一把火，就是往伊朗東面的阿富汗增兵。對西面的伊拉克雖然聲稱在撤兵————但究竟是撤軍還是添兵減灶之計，只有美國自己知道！
在非洲南面，美國以索馬里、也門、亞丁灣海盜猖獗為名，強化駐軍派軍艦進一步控制紅海、波斯灣亞非歐戰略要道，威懾伊朗。在西北亞則駐足高加索山脈和里海，圍三闕一，從內大陸封困中國及俄羅斯，遠期性的戰略合圍已經佈局基本完成。
在聯合國論壇上，世界主要大國一致贊同製裁伊朗和利比亞。而奧巴馬的重要戰略顧問，正是20世紀最傑出的共濟會地緣戰略家布熱津斯基。綜觀上述一切，美國共濟會佈局之高遠，運措之高明，速度之快捷，都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
近期似乎巧合地是——大海嘯發生後，日本的核電站洩露事件震撼全球。今後，在限制炭排放的壓力下，中國本已無法發展火電；而於日本核電危機後，中國也不得不收縮核電計劃。那麼在失去伊拉克、北非石油和伊朗石油來源後，中國未來必會陷入極其嚴重的能源困境，並且長期承受由於能源漲價而拉動的持久性高通貨膨脹壓力。
可以展望，未來兩三年內，當共濟會發動伊朗戰爭取得勝利後，美國就將徹底打掉穆斯林世界最後一個與美國叫板的國家。
而此舉的根本戰略意義在於————那些夢想美元崩潰以及高喊人民幣應當國際化成為國際通貨的的中國金融呆子們，至今尚全無認知的根本一點是：美元是與歐佩克石油銷售直接掛鉤的唯一國際通貨，這就是美元繼續作為全球硬通貨的定位性保證。無論美元怎樣對外濫發（“量化寬鬆”）————各國也無法棄用美元！
通過直接（操作期貨市場）以及間接（歐佩克不斷提價）操控石油價格，共濟會在全面控制中東石油主要產地後，就可以通過石油提價大量回收國際美元，從而擺脫美國的內外雙赤字，美國金融將徹底擠去泡沫。
這樣一來，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就變成美國的大利好————美國將充分利用這場金融危機，逼迫中國經濟陷入出口蕭條、嚴重失業、外匯儲備流失、通貨膨脹的困境，不斷誘導直到發生內亂。
在中國問題解決後，俄羅斯也將分崩離析。共濟會全球化的目標將徹底實現。
夕陽無限好，可惜近黃昏。仍然是表面的一派歌舞昇平背後，一場席捲全球的戰爭與變革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悄然降臨。在中國，沒有硝煙的金融和軟戰爭早已在進行中。由於缺乏遠見失著連連，我們已經付出了表面不見流血而暗傷內傷嚴重的沉重犧牲。
經濟蕭條逐漸臨近，中國能源自主未來幾乎已全無可能，糧食和食品危機則早已險象叢生。惡性通脹和官場腐敗作為一場持久的噩夢將奪去人心————在北非和伊朗能源版圖變色之後，中國的未來無比嚴峻！ （2011－3－20）
［何新附註：這篇文章參考了“殉道”友“評何老文”的論點。 ］
2011-03-20
何新：下一個就是伊朗
————西方攻擊利比亞，是共濟會全球戰爭的既定步驟
美英法意等國際共濟會控制下的國家今晨軍事攻擊利比亞。這是今年以來繼蘇丹、突尼斯、埃及等北非近東國家形勢巨變以來，國際共濟會推動的中東民主化革命的一個小高潮。下一步，可以說毫無懸念地是伊朗在劫難逃。
伊朗地處世界大陸的心臟地帶，扼守世界海運要道霍爾木茲海峽，雄踞盛產石油的中東，是穆斯林世界最後一個強權，也是向中國提供石油的主要國家之一。無論近期還是長期都有極高的地緣經濟以及戰略和政治價值。
懷抱統一全球野心的美國為首的共濟會國家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早就在覬覦這塊肥肉。
1979年伊朗霍梅尼革命推翻巴列維政權，但緊接而來就是美國策動薩達姆挑起8年兩伊戰爭，使穆斯林們自相殘殺，以毒攻毒，兩害而巧妙地俱削弱之。
1991年美國設套誘使薩達姆無端攻擊科威特，然後美國高舉正義大旗打贏了第一場海灣戰爭。
2001年美國自導自演神秘的“911”事件打垮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率共濟會國家盟軍建立傀儡政權駐軍阿富汗。
2003年又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殺死薩達姆，建立受共濟會控制的傀儡政權，把共濟會掌控的中東石油版圖擴大了一半。
近兩年共濟會掌控的西方輿論狂炒伊朗核問題。以此為由美國軟硬兼施逼迫中國、俄羅斯同意制裁伊朗。
不僅如此，中國在巴基斯坦建瓜達爾港，美國就在附近反恐發射巡航導彈嚇走中國公司。中國要在緬甸建石油管道，果敢地區就發生暴亂。伊朗要加入上合組織，吉爾吉斯斯坦就發生暴亂。這種種一切， 也許天真者會以為都是多事的巧合，其實呢無一不是出劍於無形的凶狠殺招！招招配合著困鎖中國的戰略目標，體現而且有力地推進著美國共濟會控制全球的戰略。在這一輪全球戰略鬥爭中，美國一直在聲東擊西，以朝鮮問題作為施加壓力的砝碼，陳兵黃海高壓示警，真實目標其實在西面————就是要警告中國不要在伊朗以及北非背後給美國使絆子。
而對台灣地區，美國近年則有意令其被投閒置散————盡量不刺激中國，丟給中國作為一個誘餌和棄子！
奧巴馬上台第一把火，就是往伊朗東面的阿富汗增兵。對西面的伊拉克雖然聲稱在撤兵————但究竟是撤軍還是添兵減灶之計，只有美國自己知道！
在非洲南面，美國以索馬里、也門、亞丁灣海盜猖獗為名，強化駐軍派軍艦進一步控制紅海、波斯灣亞非歐戰略要道，威懾伊朗。在西北亞則駐足高加索山脈和里海，圍三闕一，從內大陸封困中國及俄羅斯，遠期性的戰略合圍已經佈局基本完成。
在聯合國論壇上，世界主要大國一致贊同製裁伊朗和利比亞。而奧巴馬的重要戰略顧問，正是20世紀最傑出的共濟會地緣戰略家布熱津斯基。綜觀上述一切，美國共濟會佈局之高遠，運措之高明，速度之快捷，都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
近期似乎巧合地是——大海嘯發生後，日本的核電站洩露事件震撼全球。今後，在限制炭排放的壓力下，中國本已無法發展火電；而於日本核電危機後，中國也不得不收縮核電計劃。那麼在失去伊拉克、北非石油和伊朗石油來源後，中國未來必會陷入極其嚴重的能源困境，並且長期承受由於能源漲價而拉動的持久性高通貨膨脹壓力。
可以展望，未來兩三年內，當共濟會發動伊朗戰爭取得勝利後，美國就將徹底打掉穆斯林世界最後一個與美國叫板的國家。
而此舉的根本戰略意義在於————那些夢想美元崩潰以及高喊人民幣應當國際化成為國際通貨的的中國金融呆子們，至今尚全無認知的根本一點是：美元是與歐佩克石油銷售直接掛鉤的唯一國際通貨，這就是美元繼續作為全球硬通貨的定位性保證。無論美元怎樣對外濫發（“量化寬鬆”）————各國也無法棄用美元！
通過直接（操作期貨市場）以及間接（歐佩克不斷提價）操控石油價格，共濟會在全面控制中東石油主要產地後，就可以通過石油提價大量回收國際美元，從而擺脫美國的內外雙赤字，美國金融將徹底擠去泡沫。
這樣一來，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就變成美國的大利好————美國將充分利用這場金融危機，逼迫中國經濟陷入出口蕭條、嚴重失業、外匯儲備流失、通貨膨脹的困境，不斷誘導直到發生內亂。
在中國問題解決後，俄羅斯也將分崩離析。共濟會全球化的目標將徹底實現。
夕陽無限好，可惜近黃昏。仍然是表面的一派歌舞昇平背後，一場席捲全球的戰爭與變革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悄然降臨。在中國，沒有硝煙的金融和軟戰爭早已在進行中。由於缺乏遠見失著連連，我們已經付出了表面不見流血而暗傷內傷嚴重的沉重犧牲。
經濟蕭條逐漸臨近，中國能源自主未來幾乎已全無可能，糧食和食品危機則早已險象叢生。惡性通脹和官場腐敗作為一場持久的噩夢將奪去人心————在北非和伊朗能源版圖變色之後，中國的未來無比嚴峻！ （2011－3－20）
［何新附註：這篇文章參考了“殉道”友“評何老文”的論點。 ］
2011年3月16日
揭穿的黃金泡沫神話
神話的黃金泡沫
2011年3月14號
揭穿的黃金泡沫神話
黃金的連續十年上漲。儘管生產穩定的回報，幾乎年復一年，一些市場人士仍然質疑其有效性作為一種資產類別。的確，金不付利息，而且也確實許多歷史上的黃金生產仍然存在著。然而，這些特質不應該從抑制它表演的貨幣資產。現金，畢竟，不付任何實際利益，而且有更多的錢存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那麼，為什麼黃金還收到了這樣嚴厲的批評？
我們相信，大部分是源於廣泛持有的誤解，認為黃金是形成金融泡沫。這是一個相當簡單的觀點 - 這僅僅是有勇無謀的黃金買家投機買盤的心血來潮，沒有理由以外，以出售給'大傻瓜'以較高的價格在未來。這是一個觀點，即假定黃金沒有內在價值，只是一種投機性的資產，已經吸引投資者的想像力。
我們不接受這些意見，對黃金掉以輕心。之前我們已經看到了泡沫，並完全知道他們是如何結束。我們沒有任何興趣在參與某種投機狂潮 - 這是一個災難的處方，在投資業務。值得慶幸的，但是，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黃金投資風險。由於我們的分析顯示，黃金實際上是一個令人驚訝的主管國有資產類別 - 也就是產生了更多的關注遠遠超過它在媒體上可能值得。雖然自2000年以來的出色表現無疑是值得討論的，黃金根本沒有足夠的投資，以保證指揮的泡沫的擔憂似乎已經引起了市場人士和商業評論家。黃金的真相是，大多數人根本還沒有擁有它...。
必須明確，投機泡沫就會形成一種資產類別價格上漲部級以上有道理的根基。為了做到這一點，越來越多的資本流入必須資產類別，招投標它不合理的水平。金價可能會在所有交易時間名義高點，但一看投資流動證明，它不是任何地方近乎超買。
在他們的黃金年鑑 2010年，CPM集團指出，在1968年舉辦個人黃金投資用途約佔 5％，全球金融資產。到1980年這一數額已下降到約 3％。到1990年已大幅下降至0.6％，而2000年只有0.2％，佔全球的資產。截至2009年底，九年進入黃金牛市始於 2000年，他們估計，黃金上升到0.6％，僅表示，全球金融資產 - 幾乎大部分的增加。黃金的所有權並沒有太大變化，去年無論是，我們估計，這一比例上升至0.7％的全球金融資產 2010.1因此，儘管黃金達到創紀錄的名義高點，世界上持有相同的部分，其財富的黃金，因為它沒有二十多年以前。雖然這可能表示，有關金融資產的增殖，在過去十年裡比它有關黃金投資，這是令人驚訝地注意到，瑣碎的黃金所有權的規模相比，全球金融資產。
增加黃金的所有權從 2000年的0.2％，0.7％，2010年也是誤導。如果你認為大概是2270億美元投資於金條於 2000年，該級別的投資將增長到118000000萬美元，或0.6％的金融資產，由2010年年底 - 完全基於黃金升值alone.2在其他也就是說，新的投資實際金額自2000年以來黃金只佔 0.1％當前全球金融資產，約合 2500億美元。雖然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大，認為大致九八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美元新的資本流入全球金融資產在同一時期，黃金的約 0.3％，佔全球投資流動基本上是trivial
0.7％的所有權也有有趣的數據點的影響對全球黃金的所有權向前發展。想想看，返回到一個有意義的黃金投資水平，我要對 1968年的5％的水平，這將需要超過 9萬億美元的黃金今天的投資，或約 65億盎司的黃金在目前的黃金價格。這將是超過 1.3倍的數額黃金生產過整個歷史和四倍的金額稱為黃金 reserves.所以，不僅是公共相對投資不足的黃金，但在目前的價格是不甚至可以增加我們的黃金儲備回有意義的水平。
黃金的明顯投資不足，也適用於自2000年以來黃金股本融資。根據我們的情報來源，黃金公司集資約 780億美元的股權資本在新的融資，在過去 11 years把這個量的角度來看，這相當於股本總額提高了科技公司的前三個月2000
為了進一步說明缺乏活動在黃金股票資本市場，我們比較去年的黃金公司融資與公司融資的技術在2000年。再次，在相對量看資本市場活動在黃金股票的市場，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跡象泡沫。
此外，我們對共同基金彙編資料流向獲得意義的平均零售投資者對黃金的胃口股權投資（圖 2）。結果我們發現很熟悉，以及在這方面：相對於美元的2.5萬億美元投資於美國共同基金自2000年以來，貴金屬股票基金所看到的只有120億美元流入。如果有一個泡沫，黃金投資，平均零售投資者並沒有參與其中。
要真正衡量水平繁榮（或缺乏）在今天的黃金市場，它的實益權益估值檢討，因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鏡頭到投資者情緒的一種資產類別。當然，如果一個泡沫正在形成中的黃金，它很可能會抬頭，在股市，那裡已被掏空的投機狂熱'大傻瓜'了幾個世紀。最好的黃金指數，審查估價是美國證交所黃金指數（回族），它返回一個驚人的674％，自2000年以來。這當然是一個指標，可能被誤認為是基於它的泡沫令人難以置信的性能...直到一認為其相對估值。在圖 3中，我們提出了一個時間序列圖比較價格對 EBITDA的回族對比認為，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自1998年以來。價格對 EBITDA是一個估值指標來比較一家公司的股票價格，其利潤佔稅之前，利息支付和非現金費用如折舊及攤銷。它類似於普遍存在的價格對盈利性（P / E）的多方面的，但允許在一個比較各個期間的淨盈餘為負和P / E比率的無法估量的。
望著價格對 EBITDA倍數為 HUI指數絕對沒有證據，我們看到一個泡沫市場黃金股。在目前的水平的13倍的EBITDA，回族交易實際上是低於其15年平均水平的14倍。此外，對黃金股估值目前三分之一的水平達到了納斯達克在1999年年底。有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黃金股估值過高，這肯定是我們所期望的暴行是最明顯的。
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這個概念的黃金泡沫顯然是錯誤的。目前的投資興趣，黃金相對於其他金融資產仍然出奇的低 - 原處，而在20年前。此外，適度的黃金股票估值突出的情況下肆無忌憚的投資者對黃金的投資熱情。事實是，儘管這一切談談黃金泡沫，資本流入黃金可見，相對於其他金融資產，根本沒有大到足以表明任何投機熱潮。投資者可以放心，他們不會參與任何投機性泡沫通過擁有黃金。他們只是保護自己的財富
Gold’s continuous ten-year rise hasn’t sheltered it from controversy. Despite producing consistent returns in virtually all currencies year after year, some market pundits still question its validity as an asset class. It’s true that gold doesn’t pay any interest, and it’s also true that much of the gold produced throughout history still exists in some form today. But th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n’t inhibit it from performing as a monetary asset. Cash, after all, doesn’t pay real interest either, and there is more fiat money in existence today than ever before. So why does gold still receive such harsh criticism?
We believe much of it stems from a widely held misconception that gold is forming a financial bubble. It’s a fairly straightforward view – that gold buyers are merely foolhardy speculators buying on a whim with no rationale other than to sell to the ‘greater fool’ at higher prices in the future. It’s a view that assumes that gold has no intrinsic value and is simply a speculative asset that has captured investors’ imaginations.
We don’t take these views on gold lightly. We’ve seen bubbles before and fully know how they end. We have no interest whatsoever in participating in some sort of speculative frenzy – that’s a recipe for disaster in the investment business. Thankfully, however, our gold investments present no such risk. As our analysis has revealed, gold is actually a surprisingly under-owned asset class – and one that has generated far more attention in the media than it probably deserves. While its exemplary performance since 2000 is certainly worthy of discussion, gold simply hasn’t commanded enough investment to warrant the bubble fears it seems to have aroused among market pundits and business commentators. The truth about gold is that most people simply don’t own it…yet.
To be clear, a speculative bubble forms when prices for an asset class rise above a level justified by its fundamentals. For this to happen, increasing amounts of capital must flow into the asset class, bidding it up to irrational levels. Gold may be trading at all-time nominal highs, but a look at investment flows proves that it isn’t anywhere close to being overbought.
In their Gold Yearbook 2010, CPM Group noted that in 1968, gold held by individuals for investment purposes represented approximately 5% of global financial assets. By 1980 that amount had fallen to roughly 3%. By 1990 it had dropped significantly to 0.6%, and by the year 2000 represented a mere 0.2% of global assets. By the end of 2009, nine years into the gold bull market that began in 2000, they estimate that gold had increased to represent a mere 0.6% of global financial assets – hardly much of an increase. Gold ownership didn’t change much last year either, as we estimate that this percentage increased to 0.7% of global financial assets in 2010.So despite gold reaching record nominal highs, the world holds about the same portion of its wealth in gold as it did over two decades ago. While this probably says more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an it does about gold investment, it is surprising to note how trivial gold ownership is when compared to the size of global financial assets.
The increase in gold ownership from 0.2% in 2000 to 0.7% in 2010 is also misleading. If you consider the approximate $227 billion that was invested in gold bullion in 2000, that level of investment would have grown to $1.18 trillion, or 0.6% of financial assets, by the end of 2010 - based purely on gold appreciation alone. In other words, the actual amount of new investment into gold since 2000 represents only 0.1% of current global financial assets, or about $250 billion. Although this number may seem large, consider that roughly $98 trillion of new capital flowed into global financial assets over the same period, so gold’s approximate 0.3% share of global investment flows is essentially trivial.
The 0.7% ownership data point also has interesting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gold ownership going forward. Consider that to return to a meaningful level of gold investment, say to the 5% level of 1968, it would require over $9 trillion of gold investment today, or about 6.5 billion ounces of gold at the current gold price. This would represent well over 1.3 times the amount of gold ever produced throughout history and four times the amount of known gold reserves. So not only is the public relatively underinvested in gold, but at current prices it isn’t even possible to increase our gold holdings back to a meaningful level.
Gold’s apparent underinvestment also applies to gold equity financings since 2000. According to our sources, gold companies raised approximately $78 billion of equity capital in new financings over the past 11 years. To put this amount in perspective, this is equivalent to the total amount of equity raised by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2000.
To further illustrate the lack of activity in the gold equity capital markets, we compare last year’s gold company financings with the technology company financings in the year 2000 (Chart 1). Once again, looking at the relative amount of capital market activity in the gold equity markets, we find no indication of a bubble whatsoever.
Furthermore, we compiled information on mutual fund flows to get a sense for the average retail investor’s appetite for gold equity investments (Chart 2). We found very familiar results in this area as well: compared to the $2.5 trillion dollars that was invested in US mutual funds since 2000, precious metal equity funds have seen a mere $12 billion in inflows. If there is a bubble in gold investments, the average retail investor hasn’t participated in it.
To truly gauge the level of exuberance (or lack thereof) in today’s gold market, it’s beneficial to review equity valuations, since they provide an excellent lens into investor sentiment for an asset class. Certainly if a bubble was forming in gold, it would likely rear its head in the stock market, where speculative manias have been fleecing ‘greater fools’ for centuries. The best gold index to review for valuation is the Amex Gold Bugs Index (HUI), which has returned a stunning 674% since 2000. It is certainly an index that could be mistaken for a bubble based on its incredible performance… until one considers its relative valuation. In Chart 3 we present a time series chart comparing the price-to-EBITDA of the HUI vs. that of the Nasdaq Composite since 1998. Price-to-EBITDA is a valuation metric that compares a company’s stock price to its profits before accounting for taxes, interest payments, and non-cash charges like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It is similar to the ubiquitous price-to-earnings (P/E) multiple but allows for a comparison across periods where net earnings are negative and P/E ratio’s incalculable.
Looking at the price-to-EBITDA multiple for the HUI Index we see absolutely no evidence of a frothy market for gold stocks. At the current level of 13 times EBITDA, the HUI is actually trading below its 15-year average of 14 times. Moreover, valuations for gold stocks are currently one-third of the levels reached by the Nasdaq in late 1999. There simply isn’t any evidence of excessive valuations in gold stocks, which is most certainly where we would expect the excesses to be most apparent.
Based on our findings, this notion of a gold bubble is patently false. The current investment interest in gold relative to other financial assets remains surprisingly low - about where it was two decades ago. Moreover, the modest valuations of gold equities highlight the absence of unbridled investor enthusiasm for gold investments. The fact is, despite all this talk about the gold bubble, the capital flows into gold vis-à-vis other financial assets have simply not been large enough to indicate any speculative mania. Investors can rest assured that they are not participating in any speculative bubble by owning gold. They are merely protecting their wealth.
2011年3月14號
揭穿的黃金泡沫神話
黃金的連續十年上漲。儘管生產穩定的回報，幾乎年復一年，一些市場人士仍然質疑其有效性作為一種資產類別。的確，金不付利息，而且也確實許多歷史上的黃金生產仍然存在著。然而，這些特質不應該從抑制它表演的貨幣資產。現金，畢竟，不付任何實際利益，而且有更多的錢存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那麼，為什麼黃金還收到了這樣嚴厲的批評？
我們相信，大部分是源於廣泛持有的誤解，認為黃金是形成金融泡沫。這是一個相當簡單的觀點 - 這僅僅是有勇無謀的黃金買家投機買盤的心血來潮，沒有理由以外，以出售給'大傻瓜'以較高的價格在未來。這是一個觀點，即假定黃金沒有內在價值，只是一種投機性的資產，已經吸引投資者的想像力。
我們不接受這些意見，對黃金掉以輕心。之前我們已經看到了泡沫，並完全知道他們是如何結束。我們沒有任何興趣在參與某種投機狂潮 - 這是一個災難的處方，在投資業務。值得慶幸的，但是，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黃金投資風險。由於我們的分析顯示，黃金實際上是一個令人驚訝的主管國有資產類別 - 也就是產生了更多的關注遠遠超過它在媒體上可能值得。雖然自2000年以來的出色表現無疑是值得討論的，黃金根本沒有足夠的投資，以保證指揮的泡沫的擔憂似乎已經引起了市場人士和商業評論家。黃金的真相是，大多數人根本還沒有擁有它...。
必須明確，投機泡沫就會形成一種資產類別價格上漲部級以上有道理的根基。為了做到這一點，越來越多的資本流入必須資產類別，招投標它不合理的水平。金價可能會在所有交易時間名義高點，但一看投資流動證明，它不是任何地方近乎超買。
在他們的黃金年鑑 2010年，CPM集團指出，在1968年舉辦個人黃金投資用途約佔 5％，全球金融資產。到1980年這一數額已下降到約 3％。到1990年已大幅下降至0.6％，而2000年只有0.2％，佔全球的資產。截至2009年底，九年進入黃金牛市始於 2000年，他們估計，黃金上升到0.6％，僅表示，全球金融資產 - 幾乎大部分的增加。黃金的所有權並沒有太大變化，去年無論是，我們估計，這一比例上升至0.7％的全球金融資產 2010.1因此，儘管黃金達到創紀錄的名義高點，世界上持有相同的部分，其財富的黃金，因為它沒有二十多年以前。雖然這可能表示，有關金融資產的增殖，在過去十年裡比它有關黃金投資，這是令人驚訝地注意到，瑣碎的黃金所有權的規模相比，全球金融資產。
增加黃金的所有權從 2000年的0.2％，0.7％，2010年也是誤導。如果你認為大概是2270億美元投資於金條於 2000年，該級別的投資將增長到118000000萬美元，或0.6％的金融資產，由2010年年底 - 完全基於黃金升值alone.2在其他也就是說，新的投資實際金額自2000年以來黃金只佔 0.1％當前全球金融資產，約合 2500億美元。雖然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大，認為大致九八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美元新的資本流入全球金融資產在同一時期，黃金的約 0.3％，佔全球投資流動基本上是trivial
0.7％的所有權也有有趣的數據點的影響對全球黃金的所有權向前發展。想想看，返回到一個有意義的黃金投資水平，我要對 1968年的5％的水平，這將需要超過 9萬億美元的黃金今天的投資，或約 65億盎司的黃金在目前的黃金價格。這將是超過 1.3倍的數額黃金生產過整個歷史和四倍的金額稱為黃金 reserves.所以，不僅是公共相對投資不足的黃金，但在目前的價格是不甚至可以增加我們的黃金儲備回有意義的水平。
黃金的明顯投資不足，也適用於自2000年以來黃金股本融資。根據我們的情報來源，黃金公司集資約 780億美元的股權資本在新的融資，在過去 11 years把這個量的角度來看，這相當於股本總額提高了科技公司的前三個月2000
為了進一步說明缺乏活動在黃金股票資本市場，我們比較去年的黃金公司融資與公司融資的技術在2000年。再次，在相對量看資本市場活動在黃金股票的市場，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跡象泡沫。
此外，我們對共同基金彙編資料流向獲得意義的平均零售投資者對黃金的胃口股權投資（圖 2）。結果我們發現很熟悉，以及在這方面：相對於美元的2.5萬億美元投資於美國共同基金自2000年以來，貴金屬股票基金所看到的只有120億美元流入。如果有一個泡沫，黃金投資，平均零售投資者並沒有參與其中。
要真正衡量水平繁榮（或缺乏）在今天的黃金市場，它的實益權益估值檢討，因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鏡頭到投資者情緒的一種資產類別。當然，如果一個泡沫正在形成中的黃金，它很可能會抬頭，在股市，那裡已被掏空的投機狂熱'大傻瓜'了幾個世紀。最好的黃金指數，審查估價是美國證交所黃金指數（回族），它返回一個驚人的674％，自2000年以來。這當然是一個指標，可能被誤認為是基於它的泡沫令人難以置信的性能...直到一認為其相對估值。在圖 3中，我們提出了一個時間序列圖比較價格對 EBITDA的回族對比認為，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自1998年以來。價格對 EBITDA是一個估值指標來比較一家公司的股票價格，其利潤佔稅之前，利息支付和非現金費用如折舊及攤銷。它類似於普遍存在的價格對盈利性（P / E）的多方面的，但允許在一個比較各個期間的淨盈餘為負和P / E比率的無法估量的。
望著價格對 EBITDA倍數為 HUI指數絕對沒有證據，我們看到一個泡沫市場黃金股。在目前的水平的13倍的EBITDA，回族交易實際上是低於其15年平均水平的14倍。此外，對黃金股估值目前三分之一的水平達到了納斯達克在1999年年底。有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黃金股估值過高，這肯定是我們所期望的暴行是最明顯的。
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這個概念的黃金泡沫顯然是錯誤的。目前的投資興趣，黃金相對於其他金融資產仍然出奇的低 - 原處，而在20年前。此外，適度的黃金股票估值突出的情況下肆無忌憚的投資者對黃金的投資熱情。事實是，儘管這一切談談黃金泡沫，資本流入黃金可見，相對於其他金融資產，根本沒有大到足以表明任何投機熱潮。投資者可以放心，他們不會參與任何投機性泡沫通過擁有黃金。他們只是保護自己的財富
Gold’s continuous ten-year rise hasn’t sheltered it from controversy. Despite producing consistent returns in virtually all currencies year after year, some market pundits still question its validity as an asset class. It’s true that gold doesn’t pay any interest, and it’s also true that much of the gold produced throughout history still exists in some form today. But th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n’t inhibit it from performing as a monetary asset. Cash, after all, doesn’t pay real interest either, and there is more fiat money in existence today than ever before. So why does gold still receive such harsh criticism?
We believe much of it stems from a widely held misconception that gold is forming a financial bubble. It’s a fairly straightforward view – that gold buyers are merely foolhardy speculators buying on a whim with no rationale other than to sell to the ‘greater fool’ at higher prices in the future. It’s a view that assumes that gold has no intrinsic value and is simply a speculative asset that has captured investors’ imaginations.
We don’t take these views on gold lightly. We’ve seen bubbles before and fully know how they end. We have no interest whatsoever in participating in some sort of speculative frenzy – that’s a recipe for disaster in the investment business. Thankfully, however, our gold investments present no such risk. As our analysis has revealed, gold is actually a surprisingly under-owned asset class – and one that has generated far more attention in the media than it probably deserves. While its exemplary performance since 2000 is certainly worthy of discussion, gold simply hasn’t commanded enough investment to warrant the bubble fears it seems to have aroused among market pundits and business commentators. The truth about gold is that most people simply don’t own it…yet.
To be clear, a speculative bubble forms when prices for an asset class rise above a level justified by its fundamentals. For this to happen, increasing amounts of capital must flow into the asset class, bidding it up to irrational levels. Gold may be trading at all-time nominal highs, but a look at investment flows proves that it isn’t anywhere close to being overbought.
In their Gold Yearbook 2010, CPM Group noted that in 1968, gold held by individuals for investment purposes represented approximately 5% of global financial assets. By 1980 that amount had fallen to roughly 3%. By 1990 it had dropped significantly to 0.6%, and by the year 2000 represented a mere 0.2% of global assets. By the end of 2009, nine years into the gold bull market that began in 2000, they estimate that gold had increased to represent a mere 0.6% of global financial assets – hardly much of an increase. Gold ownership didn’t change much last year either, as we estimate that this percentage increased to 0.7% of global financial assets in 2010.So despite gold reaching record nominal highs, the world holds about the same portion of its wealth in gold as it did over two decades ago. While this probably says more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an it does about gold investment, it is surprising to note how trivial gold ownership is when compared to the size of global financial assets.
The increase in gold ownership from 0.2% in 2000 to 0.7% in 2010 is also misleading. If you consider the approximate $227 billion that was invested in gold bullion in 2000, that level of investment would have grown to $1.18 trillion, or 0.6% of financial assets, by the end of 2010 - based purely on gold appreciation alone. In other words, the actual amount of new investment into gold since 2000 represents only 0.1% of current global financial assets, or about $250 billion. Although this number may seem large, consider that roughly $98 trillion of new capital flowed into global financial assets over the same period, so gold’s approximate 0.3% share of global investment flows is essentially trivial.
The 0.7% ownership data point also has interesting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gold ownership going forward. Consider that to return to a meaningful level of gold investment, say to the 5% level of 1968, it would require over $9 trillion of gold investment today, or about 6.5 billion ounces of gold at the current gold price. This would represent well over 1.3 times the amount of gold ever produced throughout history and four times the amount of known gold reserves. So not only is the public relatively underinvested in gold, but at current prices it isn’t even possible to increase our gold holdings back to a meaningful level.
Gold’s apparent underinvestment also applies to gold equity financings since 2000. According to our sources, gold companies raised approximately $78 billion of equity capital in new financings over the past 11 years. To put this amount in perspective, this is equivalent to the total amount of equity raised by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2000.
To further illustrate the lack of activity in the gold equity capital markets, we compare last year’s gold company financings with the technology company financings in the year 2000 (Chart 1). Once again, looking at the relative amount of capital market activity in the gold equity markets, we find no indication of a bubble whatsoever.
Furthermore, we compiled information on mutual fund flows to get a sense for the average retail investor’s appetite for gold equity investments (Chart 2). We found very familiar results in this area as well: compared to the $2.5 trillion dollars that was invested in US mutual funds since 2000, precious metal equity funds have seen a mere $12 billion in inflows. If there is a bubble in gold investments, the average retail investor hasn’t participated in it.
To truly gauge the level of exuberance (or lack thereof) in today’s gold market, it’s beneficial to review equity valuations, since they provide an excellent lens into investor sentiment for an asset class. Certainly if a bubble was forming in gold, it would likely rear its head in the stock market, where speculative manias have been fleecing ‘greater fools’ for centuries. The best gold index to review for valuation is the Amex Gold Bugs Index (HUI), which has returned a stunning 674% since 2000. It is certainly an index that could be mistaken for a bubble based on its incredible performance… until one considers its relative valuation. In Chart 3 we present a time series chart comparing the price-to-EBITDA of the HUI vs. that of the Nasdaq Composite since 1998. Price-to-EBITDA is a valuation metric that compares a company’s stock price to its profits before accounting for taxes, interest payments, and non-cash charges like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It is similar to the ubiquitous price-to-earnings (P/E) multiple but allows for a comparison across periods where net earnings are negative and P/E ratio’s incalculable.
Looking at the price-to-EBITDA multiple for the HUI Index we see absolutely no evidence of a frothy market for gold stocks. At the current level of 13 times EBITDA, the HUI is actually trading below its 15-year average of 14 times. Moreover, valuations for gold stocks are currently one-third of the levels reached by the Nasdaq in late 1999. There simply isn’t any evidence of excessive valuations in gold stocks, which is most certainly where we would expect the excesses to be most apparent.
Based on our findings, this notion of a gold bubble is patently false. The current investment interest in gold relative to other financial assets remains surprisingly low - about where it was two decades ago. Moreover, the modest valuations of gold equities highlight the absence of unbridled investor enthusiasm for gold investments. The fact is, despite all this talk about the gold bubble, the capital flows into gold vis-à-vis other financial assets have simply not been large enough to indicate any speculative mania. Investors can rest assured that they are not participating in any speculative bubble by owning gold. They are merely protecting their wealth.
2011年3月14日
歷史的懲罰
日本大地震：人類文明的最後警鐘？
2011-03-15
博主按：在日本大地震後，筆者回顧昔日的一篇文章——2009年11月15日，為《第一財經日報》5週年特刊“東方的光：從2009再出發”撰寫的這篇文章，頗為感慨。這個選擇題，過去兩年顯然很少有人在意。不知道在汶川地震，在海地地震，在智利地震，在日本9.0級人類前所未遇的大地震後，人類是否能重新思考這個最重要的課題——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生存問題。未來或許真像某些大預言所說的那樣，如果人類再不努力尋求改變，可能不再會有機會能夠改變。
每一個地球人都有義務回答的問題
選擇題：人類將要生存還是毀滅？
張庭賓
5年之後，我們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探討世界的興亡與人類的命運，在我們自己創造的媒體平台上。儘管仍會迎來無數的譏笑。
不知從何時開始，中國人已經不會討論人類的命題。不知從幾何時，輿論越來越聚焦於金錢、色情和毒品。金錢瘋狂地追捧網絡遊戲，一夜暴富神話刺激出了前赴後繼的精神鴉片製造者，卻很少人關心那些沉淪於網絡間的青少年遊魂；某一個男影淫亂了10多位女星，“香艷”的照片在網上鋪天蓋地，無數眼鏡發瘋式地追看；某一位導演，在聚眾吸毒後，沒幾天就出來了，反成明星中的明星，再來一段女兒抱著父親原諒親人的淚情戲，比以前更紅更紫更出名！
這一切正像道盛和夫在《活法》一書開篇所寫：我們現今生活在紛亂如麻、前途未卜的“不安分時代”，豐衣足食卻禮節不周，充分享受自由，有時卻倍感閉塞。社會瀰漫著頹廢、悲觀的氛圍，甚至有人甘願成為醜聞的主角，甚至會去犯罪。
我們以前是這樣的嗎？好像不是，那時的我們缺衣少食沒自己的房間，但我們純淨地歡唱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我們懷抱未來美好願望悠揚清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們也曾深情留戀而豪邁不羈地吟唱“你問我要去向何方，我指著大海的方向”。現在的人們山珍海味、開私家車、住大房子，靈魂卻如空氣一樣越來越渾濁。究竟那一個更幸福？那時的我們肚皮癟癟討論“21世紀是否是中國人的世紀”，現在的“精英”往往大腹便便用曖昧的眼神掃描周圍最刺激的獵物。究竟那一個更像一個真正的人，而非一身西裝革履的獸？
湯因比：放縱物慾只能導致人類的滅亡
我們早已忘記了昔日的夢想和追求。
在1980年代的後期，一種亢奮的情緒夢想在中國知識精英中激盪，因為一顆思想的小行星撞進了中國，激起了知識階層的層層反響。這顆小行星就是1985年出版的《展望21世紀》——這是一本指引人類走出毀滅性命運的書。
20多年之後，它早已消失在知識精英的視野中，“精英”們整天忙碌於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了，早已不把人看成一類了。我在上海知名的人文書店和噹噹網上已經遍尋不得，只有淘寶網上有唯一一個提供複印版的。
這本書是一次東西方大師的頂尖對話，時間是1974年。一方是西方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最後的思想家阿•湯因比，當時已85歲的最後歲月；另一方是正當盛年的日本天才思想者池田大作，兩人倫敦暢談10日，談天說地，博古論今，從東方到西方，從人性到天道，從政治、經濟、貨幣到宗教，堪稱人類最後一次偉大的思想碰撞。
在這次對話中，湯因比清晰到沒有異議地說：“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儘管作為日本人的池田聽的心裡有點不是滋味，但也清晰地理解了湯因比的想法——“博士談到世界被統一在一個政府下的過程時，反復談到可能會以中國或者中國統治原理為原動力，作為核心；並設想在達到這一目標的過程中，也許需要出現出類拔萃的獨裁者發揮作用。您還期待著出現一個新的世界宗教，作為大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精神紐帶”。
“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那時的中國知識精英們把這次對話凝練為這樣一句口號。然而，今天回望，當時我們並沒有真正聽懂多少。今天再讀，我們或者會有更深切的體會，但是我們已經讓它扔在連眼尾光都掃不到的角落，蒙上了厚厚的塵垢。
“對今天的危機，（我們）表現出可恥的軟弱所帶來的不道義的影響，無疑將使年輕一代的心靈荒蕪。青年人感到沒有生路而自暴自棄或反叛社會。使生命以各種形式毀滅。年輕人對先輩們不能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因而只好自己承受的殘破局面束手無策”——對照中國今天大學畢業生工資越降越低，而房價節節驚人高攀的強烈反差，我們能不驚嘆於大師的預見力。
“例如生活汽車化問題，企業每年都在宣傳更新產品，推銷新車，甚至巧舌如簧地宣傳不乘最時新的汽車就失現代人的身份。受到這些宣傳、信息的左右，若不能自主，只是按照自己的物質慾望去生活，那結果就只能招致自己和人類的滅亡。”——池田的這段話是對當今中國越來越多的“車奴”多麼透徹的寫照。
儘管自稱很悲觀，但力圖給人類指出最後希望的湯因比老人說：在所謂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中，貪欲是作為美德受到讚美的。但我認為，在允許貪欲肆虐的社會中，前途是沒有希望的。沒有自製的貪欲將導致自滅。他預言：“這些國家即或當前比發展中國家富有，但最後實際上也許會更貧困。”
湯因比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預言，在過去的30多年中，實際上一直是被恥笑的，至少西方的主流精英們是以貪欲的行動在恥笑他。然後，30多年對於歷史只是一瞬間，一場不亞於1929年的大危機降臨了。這是天道的報復，還是歷史的懲罰呢？
帕特諾伊：最富有的混蛋也是混蛋
“試想，你一年賺50萬美元，這份工作的唯一的缺點就是使你變成混蛋，你會辭去這份工作嗎？”
是的，在1974年兩位大師憂心忡忡地討論人類未來的時候，發達國家精英們的貪婪才剛剛大爆發。因為在3年前的1971年，美國宣布了取消美元與黃金的掛鉤。美國成了一個只要開動印刷機印美元，就可以買全世界的物質財富的超級特權國家。當越來越多的美元被印刷出來，就需要有人將這些沒有任何內在價值抵押的綠紙賣給世界各國人民。這造就了摩根士丹利等華爾街投行的急速膨脹。華爾街爆發出了大量的金融精英。弗蘭克•帕特諾伊是其中之一，他在1995年開始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他後來受不了良心的譴責，寫下了轟動一時的《泥鴿靶》一書。
這時的他已經相信自己過去若干年的角色都是騙子。他在《泥鴿靶》中寫到：“我確信每件事都是騙局，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這樣認為。衍生品是騙局，投資銀行業是騙局，墨西哥和日本的金融體係是騙局，就連東京帝國酒店也是騙局。這真令人沮喪。”
帕特諾伊的東京之行確實滿足了帝王般的物質慾望。 7500美元的頭等機票；每月1萬美元的住房補助；無限制的餐費和招待費，有同事誇張地說每星期要1萬美元，6片生魚片的價格是100美元。公司在東京帝國酒店為他訂了頂層的套房，為其3週。這家酒店是世界上最昂貴的酒店之一，可以直接俯瞰日本天皇的宮殿。在他的眼中，東京是一個窮奢極欲的地方，令他震驚的是，東京有鞭子和鎖鏈的黑暗面，花3萬美元，就可以用帶堅釘的皮帶血腥抽打少女。 “當然，交易佣金遠遠超過這項成本”。
帕特諾伊們去東京，他們不是去拯救即將沉沒的日本。恰恰相反，他們是要去摧毀如日中天的日本經濟的。他們帶去的是一種叫“股指期貨”的金融核彈（這種武器現在也正被極力推銷給中國），他們把這些核彈賣給了不明真相的日本金融機構和企業，然後在1990年日本金融泡沫的最高點引爆了他們。其後果已經眾所周知，日本的股價後來下跌了66%，房價下跌了85%，無數日本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破產，唯一賺的盆滿缽滿的就是製造了這種“空頭衍生品”的華爾街投行們。
衍生品部在摩根是最被艷羨的部門，但其實這個部門不創造任何一點點的真實財富，它所贏的都是別人所輸的。而在帕特諾伊看來，衍生品部幹的事，就是針對客戶的人性弱點，製造他們看不懂的合約，請他們入甕，令客戶把錢輸給自己。他們的客戶包括銀行、政府和養老基金。在兩年前，這一幕對中國人來說是似乎是遠在天邊，但是，此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數以千計的企業和富豪成為類似的犧牲品。
這種顯然的欺詐難免會使人良心不安。然而投行的領袖們有辦法——既然是良心不安，就把良知給徹底擊碎。資深董事組織了鋪張的公款旅遊——到巴拉圭打鴿子，在向農民付費後，他們可以隨意向幾千隻象徵和平和善良的鴿子進行屠殺。 “獵鴿是出色的訓練，是為了使人為更加愉快的殺戮所作的準備。而現實生活中，複雜衍生產品的“彈片”將刺穿富有的、毫無懷疑的“人鴿”的胸膛。作為這種屠戮的更方便的推廣，摩根士丹利每年組織一場對於泥塑“鴿子”的射擊比賽，在漫天飛舞的泥鴿殘碎的肢體中，人性中潛伏的豺狼獸性血液沸騰。正是這群瘋狂的人，在1993年-1995年間，一共賺了10億美元，平均每人1500萬美元。當然，這與十年後金融衍生品最後的瘋狂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將帕特諾伊徹底改造成人獸，他反而越來越沮喪——“就算我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混蛋也改變不了我們是混蛋的事實”。他終於還是選擇了辭職，離開了那棟在9•11事件中被撞坍塌的大廈，並將真相大白於天下。
另一位懺悔者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的作者約翰•帕金斯。他寫道：“經濟殺手（Economic Hit Men）是指那些拿著高薪的、頂尖的專業人士，他們從世界各國攫取數以千億計的金錢。這些錢，通過某些國際的援助機構，裝入到美國各大集團公司的金庫和少數控制全球自然資源的顯赫家族的口袋中。經濟殺手用盡各種高明的手段：偽造財政報告、操縱選舉、賄賂、敲詐、色誘乃至謀殺，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其規模空前龐大，令人恐怖。我清楚這一切！因為我就曾經是一位經濟殺手！”
帕金斯以親歷體驗痛苦反省證明了湯因比的擔心：（這種恐怖襲擊體系）的操縱者並不是只是人，而是由一個被他們視為真理的理念——經濟增長會讓人類受惠，而且增長越快，這種受惠的層面就越廣。在這種觀點的操縱下，其結果必然是：那些最擅長玩弄經濟手段的人，將從中受惠；而那些貧困的人，卻注定更加貧困。他們利用他們的金融和政治勢力，力保我們的學校、企業和媒體同時支持這個謬論以及由其產生的推論——現在的全球文明就是一部碩大無比的機器，這機器需要不斷地加油和維修，而且這部機器還會越來越大，大到連我們的肉眼都無法辨別的程度，而最後的結果只有自我毀滅。 ”
道盛和夫：天堂地獄的區別在於“善心”
懺悔是回歸心靈幸福的開始，與帕特諾伊相比，道盛和夫已經接近了終極的神聖精神幸福，儘管他年輕的時候也差點進入了日本黑社會。
道盛和夫坦白道：我也有過不體面的經歷。我在就業困難時期大學畢業，因為沒有關係，參加了很多招聘考試，結果都不合格，就業就一直定不下來。於是我便萌生了敢當“知識浪人”的想法，與其生活在弱肉強食的不合理的社會中，還不如在人情事理厚道的黑社會裡廝混。
他這樣回顧總結當初的決定：如果真的選擇了那條道路，草草發跡，也許已經成為了一個小集團的頭目。但是，在那個世界中不管如何進步，根本的思維方式是消極的、歪曲的、邪惡的，因此，絕對不會幸福而且也不會度過一個豐富的人生。
現在沒有人能否認道盛和夫擁有一個豐富而幸福的人生。在他選擇了技術創業之路後，將全部身心投入到創造之中，他自言屢屢得窺“宇宙法則”的驚鴻，一手締造了兩家全球500強的企業，被稱為日本的“經營之神”。
65歲的時候，他終於大徹大悟，重新思考了人生的意義，想擁有真正的信仰，於是，決定出家，皈依佛門。
“當有人問'人為什麼來到這個世上'”時，道盛和夫寫道：“我會毫不猶豫地、毫不誇耀地回答：'是為了比出生時有一點進步，或者說是為了帶著更美一點，更崇高一點的靈魂死去。'哪怕只是一點點。在生與死的夾縫中，積德行善，陶冶情操，這樣，與出生的起點相比，處於終點時的靈魂品格至少要有所提高。我認為這就是自然或者宇宙授予我們生命的目的。”
與100年前，德國哲學家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道盛和夫重建了自己內心的信仰和天堂。
“上帝死了”是西方一切貪婪肆意的源頭。那些聰明絕頂的精英無望上“天堂”，那他們就不在乎下“地獄”，必然倒向在活著時極盡手段佔有錢財，窮奢極欲地物質享樂，這是華爾街所代表的貪婪暴斂文化的根源。然而，恰恰是因為這種人對人無底線剝奪，人對自然無底線剝奪的生存方式在全球急速擴張，人的物質需求乘數級地膨脹，而地球村能夠供給的物質資源已經達到極限。如此一來，在地球村的倒逼機制下，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必然更加激烈，在核戰國時代，這意味著人類隨時可能遭遇滅頂之災——這一結果也正是池田所警告的：“人類力量所創造的文明背叛了人類自己，也正將這種文明送進墳墓”。
生機和出路何在呢？湯因比指出：我們只要在精神上努力克服自我中心主義，明明是有能力自救的，可卻偏偏不這樣做，這就越發可恥。
湯因比相信，人類自我拯救的唯一出路在於信仰和宗教。而日本人池田也很認同——“需要一個把世界各民族結成一體的宗教或者哲學，這是我的強烈信念。為了宗教上或者理念上的統一，也許還需要一個領導力很強的人物。這應該是宗教或者哲學理念上的領導者”。
“自我克制才是宗教的神髓”。道盛和夫正是以自身的行動踐行著湯因比的猜想——皈依後的他坐禪、化緣、持戒。他深信：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有“真我”，周圍纏繞著“靈魂”，而“（動物）本能覆蓋在“靈魂”的外側，人心靈深處的幸福來自於真我，而只有通過遏制貪欲，完善靈魂，真我的花朵才會幸福綻放。
如果上述說法難以理解，那麼道盛和夫先生還在《活法》中轉述了一個來自中國的故事，讓我們知道什麼是人間的天堂和地獄：
“地獄和天堂各有一個同樣的大鍋，鍋裡煮著鮮美的麵條。但是，吃麵條很辛苦，因為只能使用長度為一米的長筷子。住在地獄裡面的人，爭先恐後地想先吃，搶著把筷子放到鍋裡夾麵條。但筷子太長，麵條不能送到嘴裡去，最後就搶他人夾的麵條，你爭我奪，麵條四處飛濺，誰也吃不到自己跟前的麵條。最後每一個人都因為飢餓而痛苦不堪。天堂則相反，任何人一旦用自己的長筷子夾住麵條，就往鍋對面的人的嘴里送，大家輪流幫對方夾麵條。所以天堂裡的所有人都能從容地吃到麵條，每個人都心滿意足。”
其實，對於湯因比、池田大作、道盛和夫而言，人類未來的道路怎麼走，也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選擇題，選擇前者，就是現實的地獄，未來是世界的毀滅；選擇後者，就是人間的天堂，未來是文明的新生。
倘若有天堂，湯因比一定在那裡望著東方，望著我們，以充滿希望的目光。
2011-03-15
博主按：在日本大地震後，筆者回顧昔日的一篇文章——2009年11月15日，為《第一財經日報》5週年特刊“東方的光：從2009再出發”撰寫的這篇文章，頗為感慨。這個選擇題，過去兩年顯然很少有人在意。不知道在汶川地震，在海地地震，在智利地震，在日本9.0級人類前所未遇的大地震後，人類是否能重新思考這個最重要的課題——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生存問題。未來或許真像某些大預言所說的那樣，如果人類再不努力尋求改變，可能不再會有機會能夠改變。
每一個地球人都有義務回答的問題
選擇題：人類將要生存還是毀滅？
張庭賓
5年之後，我們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探討世界的興亡與人類的命運，在我們自己創造的媒體平台上。儘管仍會迎來無數的譏笑。
不知從何時開始，中國人已經不會討論人類的命題。不知從幾何時，輿論越來越聚焦於金錢、色情和毒品。金錢瘋狂地追捧網絡遊戲，一夜暴富神話刺激出了前赴後繼的精神鴉片製造者，卻很少人關心那些沉淪於網絡間的青少年遊魂；某一個男影淫亂了10多位女星，“香艷”的照片在網上鋪天蓋地，無數眼鏡發瘋式地追看；某一位導演，在聚眾吸毒後，沒幾天就出來了，反成明星中的明星，再來一段女兒抱著父親原諒親人的淚情戲，比以前更紅更紫更出名！
這一切正像道盛和夫在《活法》一書開篇所寫：我們現今生活在紛亂如麻、前途未卜的“不安分時代”，豐衣足食卻禮節不周，充分享受自由，有時卻倍感閉塞。社會瀰漫著頹廢、悲觀的氛圍，甚至有人甘願成為醜聞的主角，甚至會去犯罪。
我們以前是這樣的嗎？好像不是，那時的我們缺衣少食沒自己的房間，但我們純淨地歡唱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我們懷抱未來美好願望悠揚清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們也曾深情留戀而豪邁不羈地吟唱“你問我要去向何方，我指著大海的方向”。現在的人們山珍海味、開私家車、住大房子，靈魂卻如空氣一樣越來越渾濁。究竟那一個更幸福？那時的我們肚皮癟癟討論“21世紀是否是中國人的世紀”，現在的“精英”往往大腹便便用曖昧的眼神掃描周圍最刺激的獵物。究竟那一個更像一個真正的人，而非一身西裝革履的獸？
湯因比：放縱物慾只能導致人類的滅亡
我們早已忘記了昔日的夢想和追求。
在1980年代的後期，一種亢奮的情緒夢想在中國知識精英中激盪，因為一顆思想的小行星撞進了中國，激起了知識階層的層層反響。這顆小行星就是1985年出版的《展望21世紀》——這是一本指引人類走出毀滅性命運的書。
20多年之後，它早已消失在知識精英的視野中，“精英”們整天忙碌於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了，早已不把人看成一類了。我在上海知名的人文書店和噹噹網上已經遍尋不得，只有淘寶網上有唯一一個提供複印版的。
這本書是一次東西方大師的頂尖對話，時間是1974年。一方是西方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最後的思想家阿•湯因比，當時已85歲的最後歲月；另一方是正當盛年的日本天才思想者池田大作，兩人倫敦暢談10日，談天說地，博古論今，從東方到西方，從人性到天道，從政治、經濟、貨幣到宗教，堪稱人類最後一次偉大的思想碰撞。
在這次對話中，湯因比清晰到沒有異議地說：“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儘管作為日本人的池田聽的心裡有點不是滋味，但也清晰地理解了湯因比的想法——“博士談到世界被統一在一個政府下的過程時，反復談到可能會以中國或者中國統治原理為原動力，作為核心；並設想在達到這一目標的過程中，也許需要出現出類拔萃的獨裁者發揮作用。您還期待著出現一個新的世界宗教，作為大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精神紐帶”。
“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那時的中國知識精英們把這次對話凝練為這樣一句口號。然而，今天回望，當時我們並沒有真正聽懂多少。今天再讀，我們或者會有更深切的體會，但是我們已經讓它扔在連眼尾光都掃不到的角落，蒙上了厚厚的塵垢。
“對今天的危機，（我們）表現出可恥的軟弱所帶來的不道義的影響，無疑將使年輕一代的心靈荒蕪。青年人感到沒有生路而自暴自棄或反叛社會。使生命以各種形式毀滅。年輕人對先輩們不能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因而只好自己承受的殘破局面束手無策”——對照中國今天大學畢業生工資越降越低，而房價節節驚人高攀的強烈反差，我們能不驚嘆於大師的預見力。
“例如生活汽車化問題，企業每年都在宣傳更新產品，推銷新車，甚至巧舌如簧地宣傳不乘最時新的汽車就失現代人的身份。受到這些宣傳、信息的左右，若不能自主，只是按照自己的物質慾望去生活，那結果就只能招致自己和人類的滅亡。”——池田的這段話是對當今中國越來越多的“車奴”多麼透徹的寫照。
儘管自稱很悲觀，但力圖給人類指出最後希望的湯因比老人說：在所謂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中，貪欲是作為美德受到讚美的。但我認為，在允許貪欲肆虐的社會中，前途是沒有希望的。沒有自製的貪欲將導致自滅。他預言：“這些國家即或當前比發展中國家富有，但最後實際上也許會更貧困。”
湯因比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預言，在過去的30多年中，實際上一直是被恥笑的，至少西方的主流精英們是以貪欲的行動在恥笑他。然後，30多年對於歷史只是一瞬間，一場不亞於1929年的大危機降臨了。這是天道的報復，還是歷史的懲罰呢？
帕特諾伊：最富有的混蛋也是混蛋
“試想，你一年賺50萬美元，這份工作的唯一的缺點就是使你變成混蛋，你會辭去這份工作嗎？”
是的，在1974年兩位大師憂心忡忡地討論人類未來的時候，發達國家精英們的貪婪才剛剛大爆發。因為在3年前的1971年，美國宣布了取消美元與黃金的掛鉤。美國成了一個只要開動印刷機印美元，就可以買全世界的物質財富的超級特權國家。當越來越多的美元被印刷出來，就需要有人將這些沒有任何內在價值抵押的綠紙賣給世界各國人民。這造就了摩根士丹利等華爾街投行的急速膨脹。華爾街爆發出了大量的金融精英。弗蘭克•帕特諾伊是其中之一，他在1995年開始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他後來受不了良心的譴責，寫下了轟動一時的《泥鴿靶》一書。
這時的他已經相信自己過去若干年的角色都是騙子。他在《泥鴿靶》中寫到：“我確信每件事都是騙局，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這樣認為。衍生品是騙局，投資銀行業是騙局，墨西哥和日本的金融體係是騙局，就連東京帝國酒店也是騙局。這真令人沮喪。”
帕特諾伊的東京之行確實滿足了帝王般的物質慾望。 7500美元的頭等機票；每月1萬美元的住房補助；無限制的餐費和招待費，有同事誇張地說每星期要1萬美元，6片生魚片的價格是100美元。公司在東京帝國酒店為他訂了頂層的套房，為其3週。這家酒店是世界上最昂貴的酒店之一，可以直接俯瞰日本天皇的宮殿。在他的眼中，東京是一個窮奢極欲的地方，令他震驚的是，東京有鞭子和鎖鏈的黑暗面，花3萬美元，就可以用帶堅釘的皮帶血腥抽打少女。 “當然，交易佣金遠遠超過這項成本”。
帕特諾伊們去東京，他們不是去拯救即將沉沒的日本。恰恰相反，他們是要去摧毀如日中天的日本經濟的。他們帶去的是一種叫“股指期貨”的金融核彈（這種武器現在也正被極力推銷給中國），他們把這些核彈賣給了不明真相的日本金融機構和企業，然後在1990年日本金融泡沫的最高點引爆了他們。其後果已經眾所周知，日本的股價後來下跌了66%，房價下跌了85%，無數日本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破產，唯一賺的盆滿缽滿的就是製造了這種“空頭衍生品”的華爾街投行們。
衍生品部在摩根是最被艷羨的部門，但其實這個部門不創造任何一點點的真實財富，它所贏的都是別人所輸的。而在帕特諾伊看來，衍生品部幹的事，就是針對客戶的人性弱點，製造他們看不懂的合約，請他們入甕，令客戶把錢輸給自己。他們的客戶包括銀行、政府和養老基金。在兩年前，這一幕對中國人來說是似乎是遠在天邊，但是，此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數以千計的企業和富豪成為類似的犧牲品。
這種顯然的欺詐難免會使人良心不安。然而投行的領袖們有辦法——既然是良心不安，就把良知給徹底擊碎。資深董事組織了鋪張的公款旅遊——到巴拉圭打鴿子，在向農民付費後，他們可以隨意向幾千隻象徵和平和善良的鴿子進行屠殺。 “獵鴿是出色的訓練，是為了使人為更加愉快的殺戮所作的準備。而現實生活中，複雜衍生產品的“彈片”將刺穿富有的、毫無懷疑的“人鴿”的胸膛。作為這種屠戮的更方便的推廣，摩根士丹利每年組織一場對於泥塑“鴿子”的射擊比賽，在漫天飛舞的泥鴿殘碎的肢體中，人性中潛伏的豺狼獸性血液沸騰。正是這群瘋狂的人，在1993年-1995年間，一共賺了10億美元，平均每人1500萬美元。當然，這與十年後金融衍生品最後的瘋狂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將帕特諾伊徹底改造成人獸，他反而越來越沮喪——“就算我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混蛋也改變不了我們是混蛋的事實”。他終於還是選擇了辭職，離開了那棟在9•11事件中被撞坍塌的大廈，並將真相大白於天下。
另一位懺悔者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的作者約翰•帕金斯。他寫道：“經濟殺手（Economic Hit Men）是指那些拿著高薪的、頂尖的專業人士，他們從世界各國攫取數以千億計的金錢。這些錢，通過某些國際的援助機構，裝入到美國各大集團公司的金庫和少數控制全球自然資源的顯赫家族的口袋中。經濟殺手用盡各種高明的手段：偽造財政報告、操縱選舉、賄賂、敲詐、色誘乃至謀殺，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其規模空前龐大，令人恐怖。我清楚這一切！因為我就曾經是一位經濟殺手！”
帕金斯以親歷體驗痛苦反省證明了湯因比的擔心：（這種恐怖襲擊體系）的操縱者並不是只是人，而是由一個被他們視為真理的理念——經濟增長會讓人類受惠，而且增長越快，這種受惠的層面就越廣。在這種觀點的操縱下，其結果必然是：那些最擅長玩弄經濟手段的人，將從中受惠；而那些貧困的人，卻注定更加貧困。他們利用他們的金融和政治勢力，力保我們的學校、企業和媒體同時支持這個謬論以及由其產生的推論——現在的全球文明就是一部碩大無比的機器，這機器需要不斷地加油和維修，而且這部機器還會越來越大，大到連我們的肉眼都無法辨別的程度，而最後的結果只有自我毀滅。 ”
道盛和夫：天堂地獄的區別在於“善心”
懺悔是回歸心靈幸福的開始，與帕特諾伊相比，道盛和夫已經接近了終極的神聖精神幸福，儘管他年輕的時候也差點進入了日本黑社會。
道盛和夫坦白道：我也有過不體面的經歷。我在就業困難時期大學畢業，因為沒有關係，參加了很多招聘考試，結果都不合格，就業就一直定不下來。於是我便萌生了敢當“知識浪人”的想法，與其生活在弱肉強食的不合理的社會中，還不如在人情事理厚道的黑社會裡廝混。
他這樣回顧總結當初的決定：如果真的選擇了那條道路，草草發跡，也許已經成為了一個小集團的頭目。但是，在那個世界中不管如何進步，根本的思維方式是消極的、歪曲的、邪惡的，因此，絕對不會幸福而且也不會度過一個豐富的人生。
現在沒有人能否認道盛和夫擁有一個豐富而幸福的人生。在他選擇了技術創業之路後，將全部身心投入到創造之中，他自言屢屢得窺“宇宙法則”的驚鴻，一手締造了兩家全球500強的企業，被稱為日本的“經營之神”。
65歲的時候，他終於大徹大悟，重新思考了人生的意義，想擁有真正的信仰，於是，決定出家，皈依佛門。
“當有人問'人為什麼來到這個世上'”時，道盛和夫寫道：“我會毫不猶豫地、毫不誇耀地回答：'是為了比出生時有一點進步，或者說是為了帶著更美一點，更崇高一點的靈魂死去。'哪怕只是一點點。在生與死的夾縫中，積德行善，陶冶情操，這樣，與出生的起點相比，處於終點時的靈魂品格至少要有所提高。我認為這就是自然或者宇宙授予我們生命的目的。”
與100年前，德國哲學家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道盛和夫重建了自己內心的信仰和天堂。
“上帝死了”是西方一切貪婪肆意的源頭。那些聰明絕頂的精英無望上“天堂”，那他們就不在乎下“地獄”，必然倒向在活著時極盡手段佔有錢財，窮奢極欲地物質享樂，這是華爾街所代表的貪婪暴斂文化的根源。然而，恰恰是因為這種人對人無底線剝奪，人對自然無底線剝奪的生存方式在全球急速擴張，人的物質需求乘數級地膨脹，而地球村能夠供給的物質資源已經達到極限。如此一來，在地球村的倒逼機制下，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必然更加激烈，在核戰國時代，這意味著人類隨時可能遭遇滅頂之災——這一結果也正是池田所警告的：“人類力量所創造的文明背叛了人類自己，也正將這種文明送進墳墓”。
生機和出路何在呢？湯因比指出：我們只要在精神上努力克服自我中心主義，明明是有能力自救的，可卻偏偏不這樣做，這就越發可恥。
湯因比相信，人類自我拯救的唯一出路在於信仰和宗教。而日本人池田也很認同——“需要一個把世界各民族結成一體的宗教或者哲學，這是我的強烈信念。為了宗教上或者理念上的統一，也許還需要一個領導力很強的人物。這應該是宗教或者哲學理念上的領導者”。
“自我克制才是宗教的神髓”。道盛和夫正是以自身的行動踐行著湯因比的猜想——皈依後的他坐禪、化緣、持戒。他深信：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有“真我”，周圍纏繞著“靈魂”，而“（動物）本能覆蓋在“靈魂”的外側，人心靈深處的幸福來自於真我，而只有通過遏制貪欲，完善靈魂，真我的花朵才會幸福綻放。
如果上述說法難以理解，那麼道盛和夫先生還在《活法》中轉述了一個來自中國的故事，讓我們知道什麼是人間的天堂和地獄：
“地獄和天堂各有一個同樣的大鍋，鍋裡煮著鮮美的麵條。但是，吃麵條很辛苦，因為只能使用長度為一米的長筷子。住在地獄裡面的人，爭先恐後地想先吃，搶著把筷子放到鍋裡夾麵條。但筷子太長，麵條不能送到嘴裡去，最後就搶他人夾的麵條，你爭我奪，麵條四處飛濺，誰也吃不到自己跟前的麵條。最後每一個人都因為飢餓而痛苦不堪。天堂則相反，任何人一旦用自己的長筷子夾住麵條，就往鍋對面的人的嘴里送，大家輪流幫對方夾麵條。所以天堂裡的所有人都能從容地吃到麵條，每個人都心滿意足。”
其實，對於湯因比、池田大作、道盛和夫而言，人類未來的道路怎麼走，也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選擇題，選擇前者，就是現實的地獄，未來是世界的毀滅；選擇後者，就是人間的天堂，未來是文明的新生。
倘若有天堂，湯因比一定在那裡望著東方，望著我們，以充滿希望的目光。
再平衡刻不容緩
再平衡刻不容緩
本文來源於財新《新世紀》 2011年第10期出版日期2011年03月14日
要實現經濟再平衡，政府要做的就是少從家庭部門刮錢
謝國忠
中國在過去十年內經歷了GDP兩位數字的增長，去年更是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值得慶賀。但是，中國國內卻是一片憂心忡忡。除了一些通常的擔憂因素，諸如收入分配、房價、環境惡化、食品安全危機、醫療衛生的安全性以及高昂的醫療費用、教育成本迅速上漲等等，還有備受關注的通脹問題。
這一長串問題反映了中國增長模式的特點。通過靈活多樣的激勵機制“招商引資”，是中國發展模式的核心。拉動固定資產投資短期內可以對GDP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這種模式削弱了家庭的消費能力。當投資完成以後，國內需求卻不足以支持這種投資。因此，出口成了支持這種“招商引資”模式的關鍵。
投資模式導致了眾多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比如，日益加劇的收入不平等和房地產泡沫就是兩個最明顯的後果。為了給更多的投資進行融資，政府必須不斷增加收入。通過稅收、收費和房地產銷售，地方政府增加了收入，但卻削減了家庭的收入與購買力。地方政府實際上就像站在一台無法停止的跑步機上，需要不斷增加收入，為更多的固定資產投資籌集資金。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土地價格不斷上漲，從而導致了全國大範圍的房地產泡沫。
投融資的緊迫性，降低了政府為諸如教育和醫療衛生等經常性支出融資的意願或能力。腐敗滲透到了教育和醫療行業，從而造成了家庭在這兩個關鍵方面無法預測的支出和花費。這種不可預測性造成了家庭的恐懼，抑制了消費。
地方政府把GDP和財政收入放在了產品安全的前面。當問題發生，地方政府就會受到保證GDP增長數字的驅動而保護問題企業。即使產品存在巨大缺陷，企業也很少會被關閉。企業之所以會主動冒險，就是因為損失極為有限。中國的政治激勵其實是和產品安全相悖的。
通貨膨脹是這種模式最新的後果。除了收入，地方政府一直在最大化借貸，來進行超額固定資產投資。這推動了過去幾年貨幣的巨額增長，從而導致了今天的通脹。
出口模式途窮難返
中國的出口在過去10年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從2490億美元增加到了1.579萬億美元。巨額的出口增長是維持投資熱潮的主要因素。中國的家庭消費與GDP總量之比從兩年前的55%下降到了現在的三分之一。其下降力度無法支持過去10年的消費熱潮。而出口收入就不同了。因此，中國模式需要依賴全球出口需求。
如果發達國家經濟不增長，中國的出口就無法維持過去的高速增長。例如，如果中國的出口增長在最近十年放緩到每年10%，那麼投資增長率就要下調一半才能與之匹配。
中國已經準備好了面對未來出口增長明顯放緩的可能性。除了追求量的增長，中國還應該致力於提高出口價格。這種戰略很有可能起作用。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的基礎設施來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因此，中國可以實現價格提升。
沒有地方政府會歡迎提價策略，因為這可能會導致生產轉移到中國其他地方。中央政府可以在這方面發揮協調作用。關鍵是要取消地方政府補貼出口生產的權力，例如，規範工業用地價格和稅收優惠政策。
減稅收、增利率、降房價
近十年來，中央政府一直表示，希望讓經濟轉向以消費為導向，實現經濟再平衡。家庭消費在新興經濟體國家通常會占到GDP總量的50%。中國的情況太極端了，不可能輕鬆調整。中國必須制定目標，使消費佔GDP的比率每年增加一個百分比。關鍵在於增加家庭收入在經濟中所佔的份額，降低大項目（如住房、教育、醫療等）的價格。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政府必須立即進行以下三項轉變：
——政府應該把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削減到25%。較高的個人所得稅通常是為了實現財富從高收入人群到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但是，中國的高稅收負擔主要落在了中產階級白領身上。中國高收入人群根本不怎麼繳稅。他們可以擁有自己的企業，來負擔其個人開銷。他們的個人所得稅率就等於企業所得稅率，也就是25%。這就是中國個人所得稅稅收收入如此低的原因。過高的稅率只會削減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不降低稅率，促進消費只能是空談。
並且，中國應將增值稅率從17%下調到12%。在中國，增值稅就是消費稅。 17%是世界最高的此類稅率。高消費稅與投資最大化模式是一致的，都把收入從家庭轉移到了政府。如果政府真的希望改變發展模式，增值稅就要降到合理的水平才能鼓勵消費。
——政府應當立即通過把儲蓄利率提高兩個百分點的方式，消除負實際利率。負實際利率將金錢從儲戶手裡轉移到了借貸人手中。跟其他國家一樣，中國的中產階級都是儲戶，而國有行業和企業都是藉貸者。負實際利率就是一種中產階級稅。這對經濟發展不利，而且極不公平。
在經濟理論中，利率等於人均收入增長率。其他經濟體在經歷高增長率時（如日本、韓國和台灣），其利率接近人均收入增長率。這樣可以防止泡沫的形成，讓儲戶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過去八年，中國年名義人均收入增長率大約為19%。在高增長時期，中國存款利率幾乎為零。中國家庭存款占到了GDP總量的大約80%。這樣就少付了儲戶相當於超過GDP13%的利率，2010年約為5萬億元人民幣，這是國有企業全部利潤的2.5倍。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對待儲戶像中國這麼糟糕。
由於中國國有行業是最大的借貸方，所以中國把利率調整到公平的水平將是不可想像的。政府至少應該做到的就是消除負實際利率。這至少不會把錢從儲戶手裡拿走。中國的稅率政策不應該是一種把錢從中產階級手中搶到富人和權貴手裡的搶劫行為。
——中國應把房價調低到全球平均水平，也就是每平方米的價格不應該超過兩個月的稅後收入。政府已經討論了三年房產價格降溫，但卻幾乎沒有任何效果。市場最終冷卻了下來，但這是因為通脹迫使貨幣從緊。但是，房產價格還是太高了。降溫不足以使之成為中產階級的產品。房地產最多只是有灰色收入的人以及投機者的產品罷了。
當前的共識是要建設經濟適用房來減少社會不滿情緒。即使這項策略成功了，也難以促進社會和諧。中產階級應該能夠買得起商品市場上的房子。如果負擔不起，中產階級就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如果一個以各種標準評判都很成功的白領，在工作10年之後仍然買不起房子，那麼這個市場和經濟就真的出了問題。
很多人爭論說房價是市場現象，政府乾預無法起作用。這種論調是不正確的。政府擁有所有土地，在理論上代表全體人民。土地成本和稅收佔了全部售價的一半以上。中國房地產市場是政府的產物，而不是自由市場的產物。
控制房價的一種簡單方法就是控制投機。當前的需求被投機需求放大了。負實際利率就是推手。不過，高資本收益稅將把投機需求維持在很高的水平。政府應該徵收50%-90%的資本收益稅，而不是徵收房產稅，來控制投機。這能夠直接針對炒房者，而不會影響最終的房屋使用者。為什麼執行就那麼難呢？
醫療和教育改革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醫療和教育應該是人民可以負擔得起的。但事實上，醫療體系的不確定性給人們帶來了恐懼和擔憂。人們永遠無法知道會花多少錢。實際上，如果一個人患了重病，那麼他或她的家人就只能任由醫院擺佈了。正是這種擔憂嚇得人們不敢再花錢。
政府控制的系統並沒有為人民服務。我懷疑國有製度內的改革將是不夠的。最好是能引入競爭機制。應該允許私人資本進入這一領域。當政府控制不起作用，我們應該給市場一個機會。
中國教育體係比醫療體系情況要好，但仍然非常昂貴。教育支出不是來自學費、書費等這些正式項目。其他非正式項目的花費要高的多。 20年前中國的教育體係是真正的英才教育。然而此後它在錯誤的方向上發展至今。學校和教師常常會賣人情。窮人家的孩子在學校裡屬於弱勢群體。
近期，在高校招生上有一些創新。我擔心，無論這些改革在理論上聽起來有多好，偏離嚴格標準化入學考試只會給不公平開後門。恐怕一些改革的建議實際上也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如果中國的大學錄取受制於金錢和關係，那麼人民也就被剝奪了子女前途的最後希望。
經濟再平衡很容易，政府要做的就是少從家庭部門刮錢。如果當前的體係無法很快做到這點，中國可能在未來10年內經歷滯脹。國家穩定可能會受到威脅。
本文來源於財新《新世紀》 2011年第10期出版日期2011年03月14日
要實現經濟再平衡，政府要做的就是少從家庭部門刮錢
謝國忠
中國在過去十年內經歷了GDP兩位數字的增長，去年更是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值得慶賀。但是，中國國內卻是一片憂心忡忡。除了一些通常的擔憂因素，諸如收入分配、房價、環境惡化、食品安全危機、醫療衛生的安全性以及高昂的醫療費用、教育成本迅速上漲等等，還有備受關注的通脹問題。
這一長串問題反映了中國增長模式的特點。通過靈活多樣的激勵機制“招商引資”，是中國發展模式的核心。拉動固定資產投資短期內可以對GDP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這種模式削弱了家庭的消費能力。當投資完成以後，國內需求卻不足以支持這種投資。因此，出口成了支持這種“招商引資”模式的關鍵。
投資模式導致了眾多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比如，日益加劇的收入不平等和房地產泡沫就是兩個最明顯的後果。為了給更多的投資進行融資，政府必須不斷增加收入。通過稅收、收費和房地產銷售，地方政府增加了收入，但卻削減了家庭的收入與購買力。地方政府實際上就像站在一台無法停止的跑步機上，需要不斷增加收入，為更多的固定資產投資籌集資金。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土地價格不斷上漲，從而導致了全國大範圍的房地產泡沫。
投融資的緊迫性，降低了政府為諸如教育和醫療衛生等經常性支出融資的意願或能力。腐敗滲透到了教育和醫療行業，從而造成了家庭在這兩個關鍵方面無法預測的支出和花費。這種不可預測性造成了家庭的恐懼，抑制了消費。
地方政府把GDP和財政收入放在了產品安全的前面。當問題發生，地方政府就會受到保證GDP增長數字的驅動而保護問題企業。即使產品存在巨大缺陷，企業也很少會被關閉。企業之所以會主動冒險，就是因為損失極為有限。中國的政治激勵其實是和產品安全相悖的。
通貨膨脹是這種模式最新的後果。除了收入，地方政府一直在最大化借貸，來進行超額固定資產投資。這推動了過去幾年貨幣的巨額增長，從而導致了今天的通脹。
出口模式途窮難返
中國的出口在過去10年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從2490億美元增加到了1.579萬億美元。巨額的出口增長是維持投資熱潮的主要因素。中國的家庭消費與GDP總量之比從兩年前的55%下降到了現在的三分之一。其下降力度無法支持過去10年的消費熱潮。而出口收入就不同了。因此，中國模式需要依賴全球出口需求。
如果發達國家經濟不增長，中國的出口就無法維持過去的高速增長。例如，如果中國的出口增長在最近十年放緩到每年10%，那麼投資增長率就要下調一半才能與之匹配。
中國已經準備好了面對未來出口增長明顯放緩的可能性。除了追求量的增長，中國還應該致力於提高出口價格。這種戰略很有可能起作用。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的基礎設施來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因此，中國可以實現價格提升。
沒有地方政府會歡迎提價策略，因為這可能會導致生產轉移到中國其他地方。中央政府可以在這方面發揮協調作用。關鍵是要取消地方政府補貼出口生產的權力，例如，規範工業用地價格和稅收優惠政策。
減稅收、增利率、降房價
近十年來，中央政府一直表示，希望讓經濟轉向以消費為導向，實現經濟再平衡。家庭消費在新興經濟體國家通常會占到GDP總量的50%。中國的情況太極端了，不可能輕鬆調整。中國必須制定目標，使消費佔GDP的比率每年增加一個百分比。關鍵在於增加家庭收入在經濟中所佔的份額，降低大項目（如住房、教育、醫療等）的價格。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政府必須立即進行以下三項轉變：
——政府應該把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削減到25%。較高的個人所得稅通常是為了實現財富從高收入人群到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但是，中國的高稅收負擔主要落在了中產階級白領身上。中國高收入人群根本不怎麼繳稅。他們可以擁有自己的企業，來負擔其個人開銷。他們的個人所得稅率就等於企業所得稅率，也就是25%。這就是中國個人所得稅稅收收入如此低的原因。過高的稅率只會削減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不降低稅率，促進消費只能是空談。
並且，中國應將增值稅率從17%下調到12%。在中國，增值稅就是消費稅。 17%是世界最高的此類稅率。高消費稅與投資最大化模式是一致的，都把收入從家庭轉移到了政府。如果政府真的希望改變發展模式，增值稅就要降到合理的水平才能鼓勵消費。
——政府應當立即通過把儲蓄利率提高兩個百分點的方式，消除負實際利率。負實際利率將金錢從儲戶手裡轉移到了借貸人手中。跟其他國家一樣，中國的中產階級都是儲戶，而國有行業和企業都是藉貸者。負實際利率就是一種中產階級稅。這對經濟發展不利，而且極不公平。
在經濟理論中，利率等於人均收入增長率。其他經濟體在經歷高增長率時（如日本、韓國和台灣），其利率接近人均收入增長率。這樣可以防止泡沫的形成，讓儲戶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過去八年，中國年名義人均收入增長率大約為19%。在高增長時期，中國存款利率幾乎為零。中國家庭存款占到了GDP總量的大約80%。這樣就少付了儲戶相當於超過GDP13%的利率，2010年約為5萬億元人民幣，這是國有企業全部利潤的2.5倍。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對待儲戶像中國這麼糟糕。
由於中國國有行業是最大的借貸方，所以中國把利率調整到公平的水平將是不可想像的。政府至少應該做到的就是消除負實際利率。這至少不會把錢從儲戶手裡拿走。中國的稅率政策不應該是一種把錢從中產階級手中搶到富人和權貴手裡的搶劫行為。
——中國應把房價調低到全球平均水平，也就是每平方米的價格不應該超過兩個月的稅後收入。政府已經討論了三年房產價格降溫，但卻幾乎沒有任何效果。市場最終冷卻了下來，但這是因為通脹迫使貨幣從緊。但是，房產價格還是太高了。降溫不足以使之成為中產階級的產品。房地產最多只是有灰色收入的人以及投機者的產品罷了。
當前的共識是要建設經濟適用房來減少社會不滿情緒。即使這項策略成功了，也難以促進社會和諧。中產階級應該能夠買得起商品市場上的房子。如果負擔不起，中產階級就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如果一個以各種標準評判都很成功的白領，在工作10年之後仍然買不起房子，那麼這個市場和經濟就真的出了問題。
很多人爭論說房價是市場現象，政府乾預無法起作用。這種論調是不正確的。政府擁有所有土地，在理論上代表全體人民。土地成本和稅收佔了全部售價的一半以上。中國房地產市場是政府的產物，而不是自由市場的產物。
控制房價的一種簡單方法就是控制投機。當前的需求被投機需求放大了。負實際利率就是推手。不過，高資本收益稅將把投機需求維持在很高的水平。政府應該徵收50%-90%的資本收益稅，而不是徵收房產稅，來控制投機。這能夠直接針對炒房者，而不會影響最終的房屋使用者。為什麼執行就那麼難呢？
醫療和教育改革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醫療和教育應該是人民可以負擔得起的。但事實上，醫療體系的不確定性給人們帶來了恐懼和擔憂。人們永遠無法知道會花多少錢。實際上，如果一個人患了重病，那麼他或她的家人就只能任由醫院擺佈了。正是這種擔憂嚇得人們不敢再花錢。
政府控制的系統並沒有為人民服務。我懷疑國有製度內的改革將是不夠的。最好是能引入競爭機制。應該允許私人資本進入這一領域。當政府控制不起作用，我們應該給市場一個機會。
中國教育體係比醫療體系情況要好，但仍然非常昂貴。教育支出不是來自學費、書費等這些正式項目。其他非正式項目的花費要高的多。 20年前中國的教育體係是真正的英才教育。然而此後它在錯誤的方向上發展至今。學校和教師常常會賣人情。窮人家的孩子在學校裡屬於弱勢群體。
近期，在高校招生上有一些創新。我擔心，無論這些改革在理論上聽起來有多好，偏離嚴格標準化入學考試只會給不公平開後門。恐怕一些改革的建議實際上也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如果中國的大學錄取受制於金錢和關係，那麼人民也就被剝奪了子女前途的最後希望。
經濟再平衡很容易，政府要做的就是少從家庭部門刮錢。如果當前的體係無法很快做到這點，中國可能在未來10年內經歷滯脹。國家穩定可能會受到威脅。
日本地震波及全球產業鏈
白益民：牽一發而動全身，日本地震波及全球產業鏈
作者：白益民
文章發於：第一財經日報
更新時間：2011-3-13
白益民：牽一發而動全身，日本地震波及全球產業鏈
2011年3月13日
作者:王恆利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導：8.8級的特大地震“突襲”日本，部分工廠遭受重創，這場大地震對日本電子、鋼鐵等產業影響幾何?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產業又有哪些衝擊?日本企業最近二三十年的發展趨勢如何?《第一財經日報》昨天通過電話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國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白益民。
白益民曾著有《三井帝國在行動》、《瞄準日本財團》等，對日本產業經濟素有研究。他認為，日本除了在很多領域把控著核心技術，也掌握著產業鏈中利潤最豐厚的環節，給大部分全球其他市場的合資廠只留有組裝環節的利潤，這種“產業立國”的經濟模式也是值得中國企業學習的地方。
本土企業為“雁頭”
此次地震對日本相關產業的破壞程度有多大? 白益民認為，要從兩方面分析。一方面，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日本的產業擴散在全球各地，GNP(國民生產總值)每年保持百分之十幾的增長，單從經濟上看，已經在海外打造了一個新的日本。它創造的許多GDP(國內生產總值)被統計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儘管看上去經濟增長停滯，但這只是表象。從這個角度來看，本土發生的大地震對日本經濟以及重要產業不會造成特別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日本財團構建了“雁行形態”，即以本土企業為雁頭，掌握最上游的產品和技術;其次是韓國和台灣地區，主要為日本技術做配套;最後才是大陸地區所扮的“雁尾”角色，為“日本製造”做組裝，處於產業鏈的最下游。從這個角度而言，受地震破壞的日本本土產業，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下游，特別是中國大陸的一些工廠。
所以綜合判斷，地震對其國內經濟不會有根本性的影響，恢復起來也比較快。
牽一發而動全身
白益民表示，日本是電子產品生產大國，此次地震對全球的電子產業肯定會有較大影響。東芝的一家芯片工廠因地震而停工，和電腦裡的CPU不一樣，東芝生產的芯片用於更高端的產品，比如手機、閃存、汽車的自動控制系統等。如果代理企業拿不到貨，肯定會囤積惜售，對價格的影響要看工廠的破壞程度和恢復進展，如果工廠能夠很快恢復運轉，價格不會大漲;如果工廠停產一段時間，那麼全球芯片價格肯定會漲。
其他產業，如鋼鐵，不會對全球鐵礦石市場產生太大影響，因為日本目前已經集中生產高檔鋼材(如汽車板材)，而大量粗鋼從中國採購。這次地震可能會影響日本高檔汽車板材對中國的出口，而長遠看日本地震重建會增加對中國粗鋼的進口。
對中國而言，白益民指出，當前需要警惕的是國際對沖基金及資本家通過製造輿論，誇大損失，趁機抽走資金，那將對整個亞太經濟的發展都產生嚴重衝擊，如果日本資本被抽走，整個亞太地區的產業關聯體都將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去製造化”是偽命題
最近幾十年，日本企業一直向外擴張，把製造基地設在海外，有人認為這是“去製造化”。但白益民卻認為，“去製造化”是個偽命題，日本向來是以“產業立國”，產業向外轉移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核心技術和利潤掌握在自己手上。美國的產業是轉移一項丟一項，但日本不是這樣，日本公司的特點是以商業網絡為主體，比如幾家大型汽車公司，都和中國建立了合資廠，留給中國企業的利潤只在組裝環節，其他利潤最豐厚的如零部件、發動機、高端內部裝飾等，牢牢掌控在日本企業手上，日本一直是以“產業立國”，這有別於美國的“金融立國”。
第二，很多合資企業看似生產工廠，實則是在中國布下的銷售網絡，通過這種方式進入中國市場。
第三，把中國的品牌也納入了日本經濟的共同體中。比如長虹、海爾等，表面上看是中國的品牌，但顯示器等核心零部件都是日本的，留給中國的只是一個牌子。
目前，中國也面臨一些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遇到的問題，比如本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齡化等，白益民認為，中國企業必須認清一個問題，是產業立國還是金融立國， “我主張產業立國。中國企業目前遇到的很多問題，其實不是企業的問題，而是金融的問題，體制的問題，應該將金融和產業形成共生體，而不是掠奪體。另外，這兩年談'國進民退'比較多，其實應該是'國進民進'，在國有經濟、民營經濟之外，還應該有一個相當規模的集體經濟，日本很多大財團就是集體經濟，產商融結合，'內和外戰'。”他認為，這些都值得中國企業學習，日本財團在日本企業對外擴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1955年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之後，通過產業和金融資本相融合，把國內的產業整合成大集團，“內和外戰”，這是後發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一種模式。
作者：白益民
文章發於：第一財經日報
更新時間：2011-3-13
白益民：牽一發而動全身，日本地震波及全球產業鏈
2011年3月13日
作者:王恆利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導：8.8級的特大地震“突襲”日本，部分工廠遭受重創，這場大地震對日本電子、鋼鐵等產業影響幾何?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產業又有哪些衝擊?日本企業最近二三十年的發展趨勢如何?《第一財經日報》昨天通過電話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國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白益民。
白益民曾著有《三井帝國在行動》、《瞄準日本財團》等，對日本產業經濟素有研究。他認為，日本除了在很多領域把控著核心技術，也掌握著產業鏈中利潤最豐厚的環節，給大部分全球其他市場的合資廠只留有組裝環節的利潤，這種“產業立國”的經濟模式也是值得中國企業學習的地方。
本土企業為“雁頭”
此次地震對日本相關產業的破壞程度有多大? 白益民認為，要從兩方面分析。一方面，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日本的產業擴散在全球各地，GNP(國民生產總值)每年保持百分之十幾的增長，單從經濟上看，已經在海外打造了一個新的日本。它創造的許多GDP(國內生產總值)被統計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儘管看上去經濟增長停滯，但這只是表象。從這個角度來看，本土發生的大地震對日本經濟以及重要產業不會造成特別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日本財團構建了“雁行形態”，即以本土企業為雁頭，掌握最上游的產品和技術;其次是韓國和台灣地區，主要為日本技術做配套;最後才是大陸地區所扮的“雁尾”角色，為“日本製造”做組裝，處於產業鏈的最下游。從這個角度而言，受地震破壞的日本本土產業，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下游，特別是中國大陸的一些工廠。
所以綜合判斷，地震對其國內經濟不會有根本性的影響，恢復起來也比較快。
牽一發而動全身
白益民表示，日本是電子產品生產大國，此次地震對全球的電子產業肯定會有較大影響。東芝的一家芯片工廠因地震而停工，和電腦裡的CPU不一樣，東芝生產的芯片用於更高端的產品，比如手機、閃存、汽車的自動控制系統等。如果代理企業拿不到貨，肯定會囤積惜售，對價格的影響要看工廠的破壞程度和恢復進展，如果工廠能夠很快恢復運轉，價格不會大漲;如果工廠停產一段時間，那麼全球芯片價格肯定會漲。
其他產業，如鋼鐵，不會對全球鐵礦石市場產生太大影響，因為日本目前已經集中生產高檔鋼材(如汽車板材)，而大量粗鋼從中國採購。這次地震可能會影響日本高檔汽車板材對中國的出口，而長遠看日本地震重建會增加對中國粗鋼的進口。
對中國而言，白益民指出，當前需要警惕的是國際對沖基金及資本家通過製造輿論，誇大損失，趁機抽走資金，那將對整個亞太經濟的發展都產生嚴重衝擊，如果日本資本被抽走，整個亞太地區的產業關聯體都將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去製造化”是偽命題
最近幾十年，日本企業一直向外擴張，把製造基地設在海外，有人認為這是“去製造化”。但白益民卻認為，“去製造化”是個偽命題，日本向來是以“產業立國”，產業向外轉移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核心技術和利潤掌握在自己手上。美國的產業是轉移一項丟一項，但日本不是這樣，日本公司的特點是以商業網絡為主體，比如幾家大型汽車公司，都和中國建立了合資廠，留給中國企業的利潤只在組裝環節，其他利潤最豐厚的如零部件、發動機、高端內部裝飾等，牢牢掌控在日本企業手上，日本一直是以“產業立國”，這有別於美國的“金融立國”。
第二，很多合資企業看似生產工廠，實則是在中國布下的銷售網絡，通過這種方式進入中國市場。
第三，把中國的品牌也納入了日本經濟的共同體中。比如長虹、海爾等，表面上看是中國的品牌，但顯示器等核心零部件都是日本的，留給中國的只是一個牌子。
目前，中國也面臨一些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遇到的問題，比如本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齡化等，白益民認為，中國企業必須認清一個問題，是產業立國還是金融立國， “我主張產業立國。中國企業目前遇到的很多問題，其實不是企業的問題，而是金融的問題，體制的問題，應該將金融和產業形成共生體，而不是掠奪體。另外，這兩年談'國進民退'比較多，其實應該是'國進民進'，在國有經濟、民營經濟之外，還應該有一個相當規模的集體經濟，日本很多大財團就是集體經濟，產商融結合，'內和外戰'。”他認為，這些都值得中國企業學習，日本財團在日本企業對外擴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1955年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之後，通過產業和金融資本相融合，把國內的產業整合成大集團，“內和外戰”，這是後發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一種模式。
2011年3月11日
東亞地緣政治危機風險降級
日本大地震：東亞地緣政治危機風險降級
2011-03-12
張庭賓
與911相比，同樣是一場災難，昨日的日本大地震更讓人深切地感受到“天威難測”。
此前，有不少種類關於2012的大預言中，都曾提及最後倒計時中的日本大地震，不知道是否是此次地震，但它明顯警告人類，千萬不要太把自己當上帝，在大自然面前，在浩瀚無垠的宇宙面前，人類是如何的渺小，現在只是地球的一聲咳嗽，就給日本如此震撼！
如果汶川大地震尚未讓人類深刻地反思，日本大地震該是一次上天對整個人類更緊迫的警告了——即人類再也不能對地球涸澤而漁式地掠奪了，人類的慾望再也不能無休止地膨脹了，人類的自私精英再也不能巧取豪奪喪盡天良了。東方宗教哲學自古以來講究“天人感應”，如此大地震的災難其實何嘗不是人類慾望貪婪、善惡顛倒和末日狂歡的折射呢？
也可以將此次大地震看成上天對日本的一次警告。多年以來，日本以小國領土，強運大國之心志，然在美國、中國、俄羅斯三大強國的夾縫中，難有作為卻又不甘現狀，力圖恢復昔日霸權榮耀。試圖擺脫美國控制，從俄羅斯處奪回南千島群島，圖謀實際佔領釣魚島，已經成為東亞地緣政治最危險的因素。其實，此次日本大地震之前，本人評估東亞地緣政治風險，釣魚島風險概率遠高於朝鮮半島，在1-2年內發生戰爭的隱患接近50%。
很多人想不明白日本政府為什麼明知要不回南千島群島，還要到俄羅斯去碰壁，結果連外長都不得不辭職。其實，日本當局是項莊舞劍（南千島群島），志在沛公（釣魚島）。它反復用南千島群島提醒日本國民——對爭議島嶼實際佔領的重要性，刺激日本國民情緒，為軍隊和民眾佔領釣魚島做準備。
一旦日本軍隊或極端人士佔領和長期居住釣魚島，則中國沒有退路，中日之間幾乎難免一戰，而唯恐東亞不亂的美國將擴大危局，將之演化為整個東亞的大劫難。這種大國之間的戰爭很容易失控為大規模戰爭，乃至核戰爭。
跟釣魚島之爭引發的東亞區域常規戰爭、乃至東亞世界核戰爭相比，眼前的這次日本大地震只是一個小災難而已，也可以看成是上天對東亞戰爭隱患的警告而已。此次大地震後，日本會將外部領土爭奪擱置一段時間，如果日本國人能夠領悟這個上天警告，而是保持釣魚島現狀，不使之演化為比大地震更恐怖百倍千倍的戰爭大劫難，則東亞地緣政治危機就會降級。
筆者更願意將近期一系列天災人禍看成是一種警告，即人類各國必須在現有資源的基礎上，通過內循環的文明自我升級，來解決未來發展的空間問題，而不是再按照傳統思維去搶錢、搶地、搶資源。後者是一條自毀之路，人不互滅，天也滅之。
2011-03-12
張庭賓
與911相比，同樣是一場災難，昨日的日本大地震更讓人深切地感受到“天威難測”。
此前，有不少種類關於2012的大預言中，都曾提及最後倒計時中的日本大地震，不知道是否是此次地震，但它明顯警告人類，千萬不要太把自己當上帝，在大自然面前，在浩瀚無垠的宇宙面前，人類是如何的渺小，現在只是地球的一聲咳嗽，就給日本如此震撼！
如果汶川大地震尚未讓人類深刻地反思，日本大地震該是一次上天對整個人類更緊迫的警告了——即人類再也不能對地球涸澤而漁式地掠奪了，人類的慾望再也不能無休止地膨脹了，人類的自私精英再也不能巧取豪奪喪盡天良了。東方宗教哲學自古以來講究“天人感應”，如此大地震的災難其實何嘗不是人類慾望貪婪、善惡顛倒和末日狂歡的折射呢？
也可以將此次大地震看成上天對日本的一次警告。多年以來，日本以小國領土，強運大國之心志，然在美國、中國、俄羅斯三大強國的夾縫中，難有作為卻又不甘現狀，力圖恢復昔日霸權榮耀。試圖擺脫美國控制，從俄羅斯處奪回南千島群島，圖謀實際佔領釣魚島，已經成為東亞地緣政治最危險的因素。其實，此次日本大地震之前，本人評估東亞地緣政治風險，釣魚島風險概率遠高於朝鮮半島，在1-2年內發生戰爭的隱患接近50%。
很多人想不明白日本政府為什麼明知要不回南千島群島，還要到俄羅斯去碰壁，結果連外長都不得不辭職。其實，日本當局是項莊舞劍（南千島群島），志在沛公（釣魚島）。它反復用南千島群島提醒日本國民——對爭議島嶼實際佔領的重要性，刺激日本國民情緒，為軍隊和民眾佔領釣魚島做準備。
一旦日本軍隊或極端人士佔領和長期居住釣魚島，則中國沒有退路，中日之間幾乎難免一戰，而唯恐東亞不亂的美國將擴大危局，將之演化為整個東亞的大劫難。這種大國之間的戰爭很容易失控為大規模戰爭，乃至核戰爭。
跟釣魚島之爭引發的東亞區域常規戰爭、乃至東亞世界核戰爭相比，眼前的這次日本大地震只是一個小災難而已，也可以看成是上天對東亞戰爭隱患的警告而已。此次大地震後，日本會將外部領土爭奪擱置一段時間，如果日本國人能夠領悟這個上天警告，而是保持釣魚島現狀，不使之演化為比大地震更恐怖百倍千倍的戰爭大劫難，則東亞地緣政治危機就會降級。
筆者更願意將近期一系列天災人禍看成是一種警告，即人類各國必須在現有資源的基礎上，通過內循環的文明自我升級，來解決未來發展的空間問題，而不是再按照傳統思維去搶錢、搶地、搶資源。後者是一條自毀之路，人不互滅，天也滅之。
2011年3月9日
評美國猶他州黃金重新貨幣化
“金本位”與“褲腰帶”
張庭賓
——評美國猶他州黃金重新貨幣化
就在國際金價再創每盎司1440美元新高之後，美國猶他州3月4日已經通過法案，承認黃金白銀為法定貨幣，接下來有12個州將要審議相似的議案。
福克斯新聞網如此報導——“在退回金本位的道路上，猶他州走出了第一步”。猶他州眾議院，以47票同意、26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承認美國聯邦政府發行的黃金白銀為法定貨幣的議案。報導稱，美國其他12個州將討論相同的法案。
這是黃金貨幣化的重要一步，在此之前，2009年10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允許黃金可以作為保證金，即享受美元現金的待遇；2010年8月，中國六部委承認黃金的金融屬性，這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對大國尚屬首次；此次猶他州的法案，則是第一次捅破了政府承認“金本位”的窗戶紙。這無疑讓美聯儲十分難堪。
上週二(3月1日)，國際金價再創歷史新高——每盎司1440美元，這讓美元利益集團面臨空前的壓力，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首次正面回應了“金本位”問題。過去幾年，由民間到官方，從非主流到主流，對於“金本位回歸”的探討越來越熱烈，甚至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都參與進來，而美聯儲的掌門人卻保持沉默。
現在伯南克先生終於參與進來了，在參議院聽證會上，他被問及是否可能回歸金本位或者由美國財政部發行由黃金支付的債券，他明確表態：“全面回歸金本位並不可行。”他稱：從長期來看，金本位制的確維持了價格穩定，但短期而言黃金供求的變化將造成價格的大幅波動，而目前的黃金儲備不足以有效支持美國的貨幣發行量。
但市場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強有力的邏輯。伯南克講話後，3月3日，金價跌去了26美元，但第二天，就又收復了17美元。而在中東局勢動蕩的情況下，美國似乎是天然的避風港，但美元竟然仍在貶值，這說明投資者對很有可能邁向量化寬鬆3.0的美元多麼不感冒。
主席先生反對“金本位”的觀點毫無新意，它很難讓人信服。黃金供求關係的變化造成價格的大幅波動，這要講過去10年美元定價的資產價格，特別具有代表性的如石油和銅，那更具代表性。比如石油，從2000年初的24美元狂漲到2008年7月的每桶147美元，漲512%，而如果以黃金來定價，石油同期僅上漲79%。過去10年，各種商品的漲跌幅，如果以黃金標價那都比美元標價的波幅要小得多。那麼，是否可以說，美元供求關係的變化造成了價格(比黃金)的更大幅波動呢？
至於黃金存量不足以支持經濟增長和貨幣發行，這是一個思維仍固化在半個世紀前的“老生常談”。這種思維中，某種紙幣，比如美元，它只能和黃金進行固定的掛鉤，而不可能是一種彈性的關係。這就像伯南克先生只係牛皮帶，1米的皮帶係不上1.2米的腰圍，於是便說，歷史已經證明，任何1米長的腰帶都注定無法系上1.2米的腰——即使別人告訴他說，還有一種腰帶叫鬆緊帶。即假如黃金真的不夠，那讓黃金對美元漲到足夠高的價格就可以了。
顯然，伯南克先生不會連這個道理都不懂，否則美聯儲真的是個天大的笑話了。那麼，人們只能理解——他不願承認，也不能承認，就像某位中國古代著名人士指著一頭鹿，對周圍的人說，這就是馬。
如果美聯儲有著足夠的權勢，同時能夠佔據各種講壇，反复在主流輿論中論證這的確是馬，那麼，這頭“鹿”就真的可能是“馬”了，甚至以後馬就改叫鹿，而鹿就改叫馬。
問題是，美聯儲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強勢了，而且它想直接印刷鈔票，去換別人辛勤勞動收穫的漢堡，卻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想守住自己最後的漢堡，否則就要餓死，不得不說“不”了。
“金本位”這只動物到底最後叫“鹿”還是叫“馬”，決定於美聯儲及其背後的勢力是否仍然具有足夠的強權，如果足夠，並且未來背後勢力更強大，鹿就是馬，馬就是鹿；如果相反，那麼鹿就是鹿，馬就是馬。
這取決於歷史和人類的未來核心選擇——是多極化世界繼續深入，形成相對公平的遊戲規則；還是美國二次復興，再次獨霸世界。如果是前者，則金本位必然回歸；如果是後者，則是美元的二次復興。
張庭賓
——評美國猶他州黃金重新貨幣化
就在國際金價再創每盎司1440美元新高之後，美國猶他州3月4日已經通過法案，承認黃金白銀為法定貨幣，接下來有12個州將要審議相似的議案。
福克斯新聞網如此報導——“在退回金本位的道路上，猶他州走出了第一步”。猶他州眾議院，以47票同意、26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承認美國聯邦政府發行的黃金白銀為法定貨幣的議案。報導稱，美國其他12個州將討論相同的法案。
這是黃金貨幣化的重要一步，在此之前，2009年10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允許黃金可以作為保證金，即享受美元現金的待遇；2010年8月，中國六部委承認黃金的金融屬性，這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對大國尚屬首次；此次猶他州的法案，則是第一次捅破了政府承認“金本位”的窗戶紙。這無疑讓美聯儲十分難堪。
上週二(3月1日)，國際金價再創歷史新高——每盎司1440美元，這讓美元利益集團面臨空前的壓力，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首次正面回應了“金本位”問題。過去幾年，由民間到官方，從非主流到主流，對於“金本位回歸”的探討越來越熱烈，甚至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都參與進來，而美聯儲的掌門人卻保持沉默。
現在伯南克先生終於參與進來了，在參議院聽證會上，他被問及是否可能回歸金本位或者由美國財政部發行由黃金支付的債券，他明確表態：“全面回歸金本位並不可行。”他稱：從長期來看，金本位制的確維持了價格穩定，但短期而言黃金供求的變化將造成價格的大幅波動，而目前的黃金儲備不足以有效支持美國的貨幣發行量。
但市場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強有力的邏輯。伯南克講話後，3月3日，金價跌去了26美元，但第二天，就又收復了17美元。而在中東局勢動蕩的情況下，美國似乎是天然的避風港，但美元竟然仍在貶值，這說明投資者對很有可能邁向量化寬鬆3.0的美元多麼不感冒。
主席先生反對“金本位”的觀點毫無新意，它很難讓人信服。黃金供求關係的變化造成價格的大幅波動，這要講過去10年美元定價的資產價格，特別具有代表性的如石油和銅，那更具代表性。比如石油，從2000年初的24美元狂漲到2008年7月的每桶147美元，漲512%，而如果以黃金來定價，石油同期僅上漲79%。過去10年，各種商品的漲跌幅，如果以黃金標價那都比美元標價的波幅要小得多。那麼，是否可以說，美元供求關係的變化造成了價格(比黃金)的更大幅波動呢？
至於黃金存量不足以支持經濟增長和貨幣發行，這是一個思維仍固化在半個世紀前的“老生常談”。這種思維中，某種紙幣，比如美元，它只能和黃金進行固定的掛鉤，而不可能是一種彈性的關係。這就像伯南克先生只係牛皮帶，1米的皮帶係不上1.2米的腰圍，於是便說，歷史已經證明，任何1米長的腰帶都注定無法系上1.2米的腰——即使別人告訴他說，還有一種腰帶叫鬆緊帶。即假如黃金真的不夠，那讓黃金對美元漲到足夠高的價格就可以了。
顯然，伯南克先生不會連這個道理都不懂，否則美聯儲真的是個天大的笑話了。那麼，人們只能理解——他不願承認，也不能承認，就像某位中國古代著名人士指著一頭鹿，對周圍的人說，這就是馬。
如果美聯儲有著足夠的權勢，同時能夠佔據各種講壇，反复在主流輿論中論證這的確是馬，那麼，這頭“鹿”就真的可能是“馬”了，甚至以後馬就改叫鹿，而鹿就改叫馬。
問題是，美聯儲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強勢了，而且它想直接印刷鈔票，去換別人辛勤勞動收穫的漢堡，卻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想守住自己最後的漢堡，否則就要餓死，不得不說“不”了。
“金本位”這只動物到底最後叫“鹿”還是叫“馬”，決定於美聯儲及其背後的勢力是否仍然具有足夠的強權，如果足夠，並且未來背後勢力更強大，鹿就是馬，馬就是鹿；如果相反，那麼鹿就是鹿，馬就是馬。
這取決於歷史和人類的未來核心選擇——是多極化世界繼續深入，形成相對公平的遊戲規則；還是美國二次復興，再次獨霸世界。如果是前者，則金本位必然回歸；如果是後者，則是美元的二次復興。
2011年3月8日
向世界注入大量美元，使經濟陷入通貨膨脹
《全球分裂：美國統治世界的經濟戰略》
作者：（美）邁克爾.赫德森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只有毛澤東路線才能挫敗美國統治世界的戰略企圖
——《全球分裂》譯序
譯 序
2007年從美國肇始的國際金融危機發展到今天已經快三年了，世界經濟的未來走勢仍然很不明朗，世界何去何從，這一問題日益緊迫地擺在世人面前。本書對於回答這一重大問題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閱讀本書我們發現原來當前的這一幕幕好像是似曾相識的歷史的重演。請看本書中的對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國際經濟形勢的這些描述：“隨著冷戰促使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陷入大規模的赤字，迫使其與黃金脫鉤，並使之對外國政府欠下其失去償還意願的債務後，美國加緊實施了保護主義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同時繼續向世界經濟注入過量的美元，使之通貨膨脹。”“新形勢對於德國來說尤其棘手。德國外向型的發展繁榮成果被美國國庫吸走了。許多私人公司從外銷中獲利。然而當大眾汽車和其他商品運往美國時，德國經濟卻遭受了損失。公司可以用其收到的美元與德國央行兌換馬克，因而可以確保外銷的利潤，但是德國央行只能用這些美元購買美國短期國庫券和債券。在1970-1974年間當美元與馬克相比貶值52%時，德國央行失去了其美元存款1 /3的價值，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侵蝕了美元34%的本國購買力。更糟糕的是，德國發現自己和日本、加拿大、瑞士一起為美國的國內外開支項目融資，包括東南亞戰爭(1964----1973年美國進行的轟炸北越也就是越南民主共和國、同時清剿剿滅南方親美反共的越南共和國境內的越共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游擊隊的越南戰爭，以及同時期進行的對老撾內戰的干涉和1970年柬埔寨親美右翼軍人郎諾發動的推翻西哈努克親王的軍事政變）和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援，而他們是不願支持美國的這些政策的。”
當時是美元霸權出現第一次大規模的系統性危機，美國當時的做法和今天的做法多麼相似：美國不願意償還其外債，並且向世界經濟注入大量美元，使世界經濟陷入通貨膨脹，同時使美國所欠外債貶值。同時，美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攻勢，並且禁止外國利用自己結餘的美元購買美國有價值的資產。最重要的是，美國代表美國金融資本的利益，想盡一切辦法挫敗了當時以德、日為首的製造業大國和以歐佩克為首的原料輸出國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並且反過來變危為機，主動採取攻勢，基本上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恢復了美元霸權，恢復了國際經濟舊秩序，危機對於美國這樣“為未來可能出現的無數經濟危機準備好了應急計劃”的國家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在任何特定的世界危機中，美國政府出眾的靈活性，加上它過去在世界上的權力具有的簡單慣性以及歐洲在打破現狀方面的猶豫不決，將賦予美國關鍵性的優勢”，也就是說美國能夠利用自己的計劃性、靈活性和政治的集中，以快打慢，從而在別的國家還在猶豫未決之際，提出自己的改造世界秩序的計劃，並迅速付諸實施。因此本書作者認為，美國事實上在推動和支持危機，因為美國對危機的“反應是如此的熟練，以至於一些人確實認為美國在支持石油戰爭和其他經濟危機，理由是，根據事實本身，任何從世界變動中獲益的國家必然要插手使這一變動發生”。
本書作者一個基本的獨特性的結論就是，如果美國的盟國不願意繼續做自己的經濟附屬國的話，那麼，“美國的利益會依賴於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這意味著美國金融資本為了反抗國際經濟新秩序，維護國際經濟舊秩序——舊秩序“使得美國能夠幾乎沒有限制地汲取國外的財富”，而新秩序將使美國將不得不依賴有限的高成本的資源自己生產財富，而這些財富美國大部分已經不再生產，很多也不能生產——將不惜使全球經濟失去秩序，陷入混亂和危機，使全球分裂，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本書就將原書名《全球分裂：美國的經濟戰略》改為《美國整垮世界》。
歷史證明，美國的工業化盟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努力很遺憾地失敗了，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後轉而推出新的金融霸權機制——新自由主義，於是打垮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的工業化努力，逼垮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迎來又一個30年的擴張和繁榮。今天，和30多年前一樣，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和經濟舊秩序又陷入危機，歐洲、日本和第三世界國家又一次提出建立新的國際金融和經濟秩序的倡議,美國這一次將又能夠很快提出一套新的積累體制，并快速強加給世界，以快打慢，成功地化危為機嗎？美國之外的世界各國將再一次失去改善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大好機會嗎？而失去這一大好機會後，世界又將面臨怎樣的前途？閱讀本書所提供的關於第一次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大交鋒的歷史，將幫助我們更好地解答這些重大問題。而且本書還有長篇的新版序言，使之和當前世界更直接相關。
本書主要是以時間為線索論述了戰後舊經濟秩序的危機，第三世界和歐洲、日本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以及美國挫敗這些努力地策略等內容。下面，我脫離具體的時間線索，談談自己在譯校中閱讀這些內容的體會，希望能夠幫助讀者理解本書。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為什麼轟轟烈烈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運動失敗了。
我認為是因為美國的力量比較全面，它的經濟雖然在60年代後開始相對下降，但是仍然具有相當的實力，更重要的是美國具備比較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當時和美國較量的各方都不具備美國這樣的全面而較強的實力。當時全球經濟新秩序的主要表現就是出現區域整合：“區域整合出現在5個廣泛的地緣政治集團內：（1）由歐洲、近東和非洲以及一些太平洋地區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前歐洲殖民地所構成的複興的地中海三角區；（2）包括美國、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西半球美元區；（3）日本和東南亞；（4）蘇聯及其經互會附屬國；（5）中國。每個地區都有廣泛的互補產品，幾乎能保證工業、食品生產和原材料的自給自足。長期的歷史關係（最初是殖民地的關係）建立了每個區域內部的貿易和投資聯繫。”
歐洲、近東和非洲結合是這次運動最大的亮點之一。該計劃的設想是很美滿的，就是“歐洲對地中海三角區新興國家的關注提出了一種三邊流動，其中歐佩克（OPEC，主要由近東、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國家所組成的“石油輸出國組織”）資本被用來購買歐洲技術，以應用於周邊第三世界國家，首先是北非的阿拉伯國家”，“歐洲將提供先進技術，而石油生產國則資助（北非和近東）重大的開發項目”，這樣石油輸出國獲得的大量石油美元將可以用於購買歐洲的技術，或者成套的生產設備，投資於中東和北非的基礎設施、農業以及教育和科技、工業上，這樣歐洲將獲得比較穩定的原料供應，歐洲的技術設備也將獲得更廣闊的市場，經過一段時間，歐洲、近東和北非將共同繁榮。但是，這一設計最大的問題是，整個歐洲和中東、北非的阿拉伯國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殘缺不全的。對於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國家來說，它們“依賴於美國的糧食、軍火和飛機，為了支付這些進口，第三世界國家將再一次競相出口它們的原材料”。所以它們單方面的原材料壟斷是做不到的。還有，歐洲和中東與北非在政治上是極其軟弱的，因為它們每一個國家都不大，只有聯合起來才有一定的規模。但是聯合畢竟是非常脆弱的。歐洲在爭取新秩序的過程中，曾經在農業、鋼鐵、貨幣等經濟方面以及在外交方面都爭取更多的統一，歐佩克（OPEC，主要由近東、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國家，其核心和領導者主要是諸如沙特阿拉伯王國、科威特王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這幾個在西亞阿拉伯半島上的君主實權、家族特權、家族世襲延續的實權君主制國家所組成，全名叫做“石油輸出國組織”）更是在石油生產和出口以及中東和國際政治領域統一步調，但是，畢竟“在國際事務中，歐洲將用九個國家的聲音發言，而不是一個聲音。”“美國享有重大的策略優勢：它只有一個單一的政府，而不像歐洲有九個，OPEC有十七個。在回應速度是決定性因素的情況下，這使得它能夠在策略上勝過歐洲和OPEC。”而且更重要的是，歐洲和中東都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中東在武器裝備上更是完全不能自立。中東在農業上也高度依賴美國。所以，最後，這個歐洲、中東和北非三角就在美國的縱橫捭闔下瓦解了，中東的石油美元不僅沒有購買歐洲的設備或者投資於本地的長遠發展，反而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下，購買了美國的國庫券。中東因此成為美國遏制歐洲和日本，支撐自己的又一個關鍵性槓桿，“歐洲和第三世界的經濟都將回到它們先前那種與美國經濟互補的狀態。美國的經濟戰略就是繼續吸引外國資源以便於維持其生活水平和政府開支的增加。”後來的三十年雖然歐洲在政治經濟上的整合又前進了很多，但是這裡所說的政治和軍事弱點仍然如舊，所以最近的歐盟危機的發生也是理有固然。日本和東南亞聯合的情況和歐洲和中東高度相似，此不贅述。
比較不同的是蘇聯和其周邊地區的同盟。蘇聯最大的亮點是它具備很強的軍事力量，幾乎可以和美國分庭抗禮。而且其以俄羅斯為中堅力量聯合蘇聯其他共和國，又以蘇聯聯合東歐和中亞國家，並且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本來在政治上也是極其強大的力量。這兩點是和歐洲、日本、中東和東南亞很不同的，再加上蘇聯一定的技術基礎和廣大的人口和資源規模，所以戰後初期的斯大林時代，一度和美國爭霸天下。但是，蘇東集團最後還是失敗了。根據本書的材料，從赫魯曉夫1956年改革之後美國便開始大規模向蘇聯出口糧食，雙方的經濟貿易關係日益密切，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中期），蘇聯有時一年須向美國購買1000萬噸糧食，而波蘭一國有時一年必須向美國購買250萬噸糧食。鑑於這種情況，美國和加拿大於是將小麥出口貿易國有化了： 1977年2月25日，“一個美（國）—加（拿大）小麥聯合委員會已經建立起來以調節糧食出口量和價格。它們兩個國家佔世界小麥銷售的3/4（美國40%，加拿大35%）。加拿大政府已經直接從農民手裡購買小麥並處理其出口，而在美國糧食出口歷史上掌握在私人手中，即使是對外援助這樣的情況亦然。當美國加入加拿大將其糧食出口國有化後，這種情況現在改變了。這兩個國家公開創立了第一個針對歐佩克的工業國之間的卡特爾。”這樣美國集團就控制了蘇東集團的糧食命門。另外，蘇聯後期（從勃列日涅夫晚期的1970年代末開始）高度依賴石油出口收入，但是根據本書材料可知，美國早就挫敗了中東國家脫離自己的企圖，美國通過允許中東石油漲價，換取中東國家將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國債回流美國，從而已經和中東國家構成了一體化。而且美國已經很自覺地將自己的糧食武器和金融戰捆綁：“美國的新做法很簡單。世界的蛋白質革命使美國控制世界經濟的金融力量平衡的潛力現在變成現實。”蘇聯只能完全偶然地搭附在美國和中東控制的世界石油市場上，後來美國在80年代操控石油價格下跌，蘇聯沒有大量美元購買美國的糧食等生活品，終於導致人民普遍的不滿，加速了蘇東集團的崩潰。
蘇東集團崩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失去了政治優勢。蘇聯的聯合本來唯一的合法性是社會主義，蘇聯的前途是國際主義。但是蘇聯上層階級在赫魯曉夫以後，逐漸陷入民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他們主要維護上層的特權利益，維護本國的利益，他們的傾向將自然是資本主義，因此他們跟隨美國在全球抑制社會主義：“美蘇政府都希望在第三世界、亞洲和歐洲阻止社會革命，蘇聯的方式是控制這些地區的共產黨，美國的方式則是支配這些地區的社會黨。蘇聯方面總是擔心在蘇聯之外出現社會主義革命會威脅其意識形態焦點，這個意識形態現在已被用來為蘇聯的國家利益服務。因此基辛格評論到：'共產主義的西歐是令我們頭痛的事，它也使蘇聯感到頭痛。他們不希望看到共產主義力量在西歐上台。'美國能夠繼續反對西方盟國產生中央經濟統制政權或社會黨政權，這個鬥爭不會升級到與蘇聯發生正面衝突的程度，早期曾擔憂蘇聯支持西方所有左派運動的想法也消除了。”如果說美國在全球抑制社會主義對於一個作為資本主義中心的國家來說是一種進攻姿態的話，蘇聯這樣做就是一種保守姿態，而且是一種失去社會主義陣營的靈魂的表現。一個沒有靈魂的集團的解體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其次，在五大集團中說說美國維持舊秩序的勝利。
美國的這種勝利對於人類的進步事業是一種失敗和倒退，而且它並不具備必然性。美國和蘇聯在60和70年代已經成為歷史的阻礙力量，它們總的來說是維護舊秩序的力量。從美蘇共治稱霸全球，抑制新秩序的角度看，蘇聯也可以不划入爭取新秩序的力量，事實上它是保守舊秩序的力量。美蘇當時在全球已經是孤立力量：“美國祇剩下與蘇聯的緩和以及作為戰後非共產主義世界的軍事和經濟領導的慣性。美國利用與蘇聯的緩和來尋求重新確立對附屬國的權威，這個附屬國正變得越來越少”，“美國與西方盟國的對抗升級是與美蘇矛盾的下降密切相關的。事實上，美蘇緩和使歐洲、亞洲和非洲面臨一個雙重巨人：基辛格推動的兩個超級大國的強強聯合窒息了任何新對抗力量的出現。其目的是鞏固1945年形成的格局：世界分裂兩大陣營，每個陣營都圍繞著各自的超級大國旋轉。然而兩個超級大國都被1973年中東戰爭搞得不知所措。” 因此，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世界進步力量就宣稱，必須要同時打倒美國和蘇聯兩個霸權，美國和蘇聯兩個霸權都是邪惡的，而且兩者在不久的將來就將都退出歷史舞台。這個預言迄今好像只對了一半，曾經強大的被世界進步人民視為希望的蘇聯在失去靈魂後最後可恥的失敗了，但是曾幾何時美國好像沒有失敗的跡象，在20世紀90年代，反而在蘇聯的廢墟上瘋狂地生長。這只不過是因為兩個都有問題和危機相互對峙的泥足巨人，一個比另一個稍微堅持得久一些罷了。當然，歷史最終是現實政治力量的決戰，我們說的是大致的趨勢，並不因此認為美國的崩潰有一個很短的很確定的時間表。
我們做出美國的勝利是一種虛假的暫時的勝利的判斷，是因為美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都處於實質性的衰落之中。美國國內經濟的空心化、金融化，這是眾所周知的。這導緻美國從70年代以來，為了維護金融資本的利益，日益和國內以及世界大多數人的利益相對立，美國和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以及環境危機愈演愈烈。美帝國在蘇聯崩潰後不到十年，在政治上幾乎已經全面破產。現在從南方國家到北方國家，把美國看成希望而不是禍害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這種政治的破產導緻美國再也不能那麼容易在國內和國際迅速地採取行動，按照自己的藍圖來塑造世界了。這從世貿組織談判的近乎終止、美國金融模式導致全球危機後受到世界的同聲譴責以及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威風掃地可見一斑。在軍事上，赫德森去年訪問中國時，曾經說到，美國的軍事有兩大缺陷：首先，他們的技術可以摧毀一個國家，但是無法佔領一個國家，因為後者需要數量很大的地面部隊並面臨很大的傷亡，這是美軍無法承受的。其次，美國的軍事科技和軍事設備越來越按照成本加利潤的模式付款，因此往往極其昂貴並且很難轉為民用，這樣就拖累了美國經濟。再加上美國已經失去政治合法性，其軍事優勢其實是一個紙老虎，是能夠嚇唬人，但是很難說能夠真正依靠得上的。
最後，落腳到我們自己，說說在經濟新秩序運動中的中國。
本書有一個很大的遺憾就是，在論述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時，關於中國的筆墨不多。其實，中國可以說，是除了歐洲中東集團外最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政治和思想領域是領導者。不過作者已經認識到，中國到70年代初，即使只是一國已經能夠獨立自主地發展：“美國和蘇聯形成了'強強聯合'，美國向蘇聯出口穀物以換取蘇聯給北越（越南共產黨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南越是指美國的反共戰略盟友----越南共和國）施加壓力以結束越南戰爭，這種聯合發生在關鍵物資能夠實現自給自足的僅有的兩個國家之間。除此之外，中國也能實現自給自足。”作者並且把中國列為世界經濟能夠自立的五大可能集團之一。
70年代初的中國為什麼能夠自立於世界呢?就是因為中國在1949年後，經過長期艱苦而卓越的努力，已經開始成長為具備全面的較強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國家。在經濟上，中國沒有淪為單純的原材料出口國，而是有自己獨立的農業和比較完備和獨立的工業體系和科教體系。在全球來說，工業和農業都比較獨立的國家，當時只有美國和歐洲。即使蘇聯，在農業上愈到後期愈不能自立，愈依賴美國。第三世界國家，我們都知道它們工業處於依附狀態，讀完本書，我們吃驚地發現，它們農業同樣處於高度的依附狀態。從這樣比較看，中國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已經能夠做到工業和農業自立，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它使中國開始躋身世界上游國家，這可以說是一個奇蹟。中國取得這樣的成就是因為中國首先取得了軍事上的自衛能力，依靠這一能力中國才能按照自己的需要設計和建設自己的國家。而中國軍事優勢的取得關鍵又是依靠政治，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源泉是人民戰爭，而要能夠展開人民戰爭，必須使黨和軍隊具備政治的進步性，始終具備極大的政治優勢。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和軍隊一直堅持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具體到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來說，中國同時反對美蘇兩大霸權，支持亞非拉國家的發展，因此在全球贏得很大的道義優勢，所以被發展中國家抬進聯合國。時至今日中國在亞非拉的較大影響仍和那時的努力有很大關係。所以，我們今天回頭看中國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中的表現，應該高度評價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在戰略上的高明和宏偉。
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後，世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也勢頭大減，但是中國官方外交文件中時至今日還經常出現這一術語。誠然，美國在70年代末後，基本挫敗了這一偉大的運動。但是舊秩序和新秩序的對立仍然是理解國際形勢的基本線索，世界仍然在這一基本對立和矛盾中、在這一新和舊的鬥爭中在曲折地向前發展，可以這樣說，世界要么在舊秩序中逐漸衰亡，要么在新秩序中新生。歷史的航船已經行走了很遠，我們偏離了航道嗎？我們確實有必要結合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看看過去30年中國在這一事業中的進展如何。
中國走完這三十年，關於自己發展的評價獲得的一個重要概念是中國模式。這表明世界發現中國並沒有如同東歐國家那樣在社會主義被放棄後完全被納入西方體系中。據上面的分析可知，這是中國前三十年奠定的良好的世界少有的獨立自主力量的結果。但是，我們由於過多接受西方觀念，我們在觀察中國模式時，少了自己獨立的視角。而20世紀60、70年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就是我們觀察中國模式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視角。如上所述，中國突破世界舊秩序的努力，如果要想進一步推進，必須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爭取日益強大的自立，不能單獨依靠經濟，或者軍事。單純依靠經濟出口，沒有政治軍事優勢，甚至沒有農業安全，即使暫時取得很多出口收入，但是最後就仍然會落得像中東等國家的命運，永遠與發達無緣。
這裡回顧一下中東等資源國家的教訓是極其重要的。首先，本來美國是完全具備抑制中東的海灣阿拉伯國家（以沙特阿拉伯王國、科威特王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幾個實權君主制的王國為代表）----也就是那些諸如沙特、科威特之類的富產石油的君主實權王室特權的君主制國家進行石油漲價的能力，因為美國控制了全世界石油生產的冶煉和市場銷售，石油國家單純控制原油是無利可圖的。 “國際石油卡特爾使其精煉廠和下游經營處於名義上的損失狀態，阻止了其他企業進入這一領域。世界石油工業的生產及下游經營都處於卡特爾的控制之下。石油精煉廠位於消費石油的工業國及其島嶼附屬國，如位於委內瑞拉外海的安的列斯群島和庫拉索島，這可以保護其工廠免受石油生產國的徵用。卡特爾能夠抵制任何產油國提高油價的要求：在沒有自己的精煉廠和市場銷路的情況下，控制原油儲備對於第三世界的獨立沒有什麼用處，因為他們不能為其產品找到市場，而石油工業能夠毫不遲疑地轉移到其他地方。 ”
那麼，美國為什麼允許中東波斯灣沿岸的阿拉伯王國，那些石油國家的石油漲價呢？赫德森認為，這很可能是美國在故意容忍和利用石油危機和石油戰爭。這樣的好處是很多的。首先，本來富有反抗鬥志的中東海灣沿岸阿拉伯王權國家，比如沙特阿拉伯王國，比如科威特王國，再比如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等，一聽說可以獲准漲價，將失去進一步徹底全面鬥爭的意志，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們於是醉心於如何利用這些漲價獲得的美元，完全依靠和依賴於購買外國商品和外國技術，來用外匯儲備買回來一個工業化和軍事化。當然這個美夢最後當然是完全徹底的被打破了。因為，美國還有很多辦法將石油戰爭轉變為對自己有利的完美風暴。美國“只要能夠勸說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OPEC）用其石油美元購買美國短期國庫券而不是投資於資本貨物以使其經濟現代化或用於購買外國工業企業，世界石油價格的上漲就不會對美國造成消極影響。石油輸出國組織通過石油高價獲得的收入通過一個幾乎是強制儲蓄的進程重新返回美國國庫。美國短期國庫券本位制能夠保持完整無缺”。石油國家聯合歐洲，用石油美元購買歐洲的設備和技術的迷夢在美國的軍事和糧食戰爭威脅下不得不成空。而轉而想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的資產被證明也是一場春夢：“當OPEC試圖利用其剩余美元來購買美國的產業時，美國政府就實施外國投資管制以阻止外國投資者在沒有政府允許的情況下購買任何企業超過5%的份額。這樣，美國之外的國家發現其美元的價值是不確定的，只能被花費在美國認為自己有剩餘的商品上。”
而且不僅如此，中東的波斯灣沿岸實權君主制的阿拉伯王國們最終極其悲慘和無奈的發現，自己的石油武器不僅絲毫也沒有實現自己的夢想，反而不得不用來打擊朋友，幫助敵人。自從石油美元化並和美國一體化之後，美國一直利用石油槓桿打擊中東波斯灣沿岸的阿拉伯實權君主制國家，阻止沙特、科威特和阿聯酋這幾個君主制的阿拉伯國家去聯合本來可以加以聯合的歐洲和日本，反而逼迫這些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國王們不得不每次在關鍵的重大問題中全都去支持自己的敵人——以色列，用自己辛辛苦苦的干出來掙出來的卻最終無奈悲慘的流回美國的石油美元支持：“一個很明顯的是由美國積極支持的從本質上講絕對毫無疑問的是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對手的以色列”。一個阿拉伯人的政治學家和政治分析家指出：“具有極其諷刺的嘲弄意味的是，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在1991年要求美國提供給以色列5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而以色列的國庫部長西蒙卻訪問中東，去訪問波斯灣沿岸的那些出口石油的實權君主制的阿拉伯王國，無恥地要求阿拉伯國家在美國繼續增加和追加投資100億美元——以幫助美國獲得資金，交給以色列來資助以色列！'但是那些實權君主制的波斯灣沿岸阿拉伯王國們最終就是這樣做了。”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算起，整整四十多年過去了，中東和波斯灣沿岸地區，沒有因為當年美國設計下的價格獲利而強大，反而越來越深陷泥潭之中，成為最動盪和最沒有前途的地區之一。
中國模式確實必須高度警惕中東化，以中東為藉鑑。為什麼我這裡提出中國要警惕中東化而不是拉美化呢？中國出口優勢很大程度來自前三十年的人口紅利：數量極其龐大而素質相對較高的勞動力，這樣的良好的勞動力資源在全球別的地方也是很難找到的，因此也就具備和中東那些波斯灣沿岸國家的石油一樣的一定程度的壟斷性。美國也是容忍中國利用這一優勢，取得發展。但是，中國很多新自由主義者就高叫中國要進一步放棄自己的政治和軍事優勢，完全中東化，和美國融為一體。中國的政治優勢就是在國內堅持社會主義價值取向，在國際上堅持建立經濟新秩序，與國內和國際的大多數人站在一起。這樣國內政治就會出現萬眾一心的局面，在國際上就會出現很多進步人士和進步民族幫助中國的局面。中國再以軍事為支持，加上經濟的發展，將真正造福於本國和世界人民。但是，如果中東化後，我們的前途將和中東一樣悲慘。我們將失去農業和工業自立，失去政治和軍事優勢，最後還可能用我們賣血汗出口換來的回流到美國的美元資助分裂和摧毀我們的敵人。
而且由於我們的勞動力也許耗儘速度比石油還快，我們的後果就可能接近那些已經將資源消耗一空的國家的處境，那是這樣的景象：“資本主義卡特爾和托拉斯一點一點地把一個國家搬到他國。當他們一點一點地賣完了一個國家後，他們就用這種收入來一公里一公里地收購新的國家的地契，然後再把收購來的土地一點一點地賣光，最後只剩下滿地的窟窿，有的窄而深，有的寬而淺——直至整個第三世界都變成了西弗吉尼亞。”這個所謂的市場進程的結局是原料輸出國耗盡了自然資源，並且由於忽視了農業發展，最後不要提什麼工業化和富裕了，連養活國內的人口也做不到，因為整個環境已經被破壞了。
總之，中國模式面臨著艱難的抉擇：一條光明之路是，繼續沿著1970年代初期毛澤東草創的經濟新秩序的路走下去：“把重心放在地區的自給自足和長期的資本形成上。這些目標需要實行中央集權政策，並進行政府間的協調和區域性整合，而其前提是在經濟上獨立於美國及其短期國庫券本位制，免除美國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以自我為中心的外援哲學和對別國國內政治事務的恣意干涉”，“徹底改造經濟，完全實現現代化。它們想要確保先進技術為其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帶來利益，而不僅僅是出口部門。它們過去的互相依存概念在本質上意味著依賴性，現在這個概念正被自給自足的目標所取代。這就需要進行區域整合，以確保必要的經濟規模，這是利用現代技術條件真正實現經濟獨立的必備條件。而且它們還需要實現農業與工業的平衡，以減輕對國際糧食供應的依賴。”“第三世界經濟產量的增長並沒有集中在經濟頻譜的原材料末端，沒有被投放到世界市場而壓低原材料出口價格，而是用於本國消費。而且，隨著原料出口國的經濟日益多樣化，尤其是其農業自給自足程度的增強避免了過分依賴於工業國家的餘糧，第三世界和工業國之間的成本差距和國際依賴性可能會減少。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深入和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它們將成為一個越來越多地消耗自己的原材料的市場。這將吸收歷史上供給過多的礦產和種植作物，相應地提高其世界價格。第三世界資本積累和獨立性的螺旋式上升趨勢將取代資源枯竭和依賴性的螺旋式下降的趨勢。”
而與之相反的黑暗之路是被中東化、拉美化。事實上，美國將繼續有巨大的壓力和動力維護經濟舊秩序，在30多年前，它就面臨這樣的局面：“在美國的儲蓄率實質上已經降至零點的時候，持續每年接近500億美元的聯邦預算赤字在沒有通貨膨脹性質的貨幣擴張的情況下將如何得到資金供給？新投資將如何得到資金供給？在美國全國收入中被用於投資的份額沒有增加的情況下，生產率如何能在現有的幾乎停滯的水平上得到提高？這些問題意味著投資降低、生產率降低和儲蓄降低的惡性循環，除非美國經濟能夠再一次利用外國中央銀行的資源來支持其預算赤字，或者除非其跨國企業能夠恢復其盈利能力，或者除非美國能夠恢復其相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有利的進出口比價，從而美國消費者能夠再次依靠低價格進口來支撐其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見，美國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的。而作為有著巨大潛力的國家，中國也不可能輕易屈服於美國對中國奴役式的安排，而世界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甚至歐洲和日本的人民，嚮往經濟新秩序的願望將也不可能輕易被撲滅。因此，未來將充滿巨大的衝突。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汲取上一次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經驗和教訓，未來將充滿歧途，將充滿危險，也將充滿了陷阱！
作者：（美）邁克爾.赫德森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只有毛澤東路線才能挫敗美國統治世界的戰略企圖
——《全球分裂》譯序
譯 序
2007年從美國肇始的國際金融危機發展到今天已經快三年了，世界經濟的未來走勢仍然很不明朗，世界何去何從，這一問題日益緊迫地擺在世人面前。本書對於回答這一重大問題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閱讀本書我們發現原來當前的這一幕幕好像是似曾相識的歷史的重演。請看本書中的對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國際經濟形勢的這些描述：“隨著冷戰促使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陷入大規模的赤字，迫使其與黃金脫鉤，並使之對外國政府欠下其失去償還意願的債務後，美國加緊實施了保護主義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同時繼續向世界經濟注入過量的美元，使之通貨膨脹。”“新形勢對於德國來說尤其棘手。德國外向型的發展繁榮成果被美國國庫吸走了。許多私人公司從外銷中獲利。然而當大眾汽車和其他商品運往美國時，德國經濟卻遭受了損失。公司可以用其收到的美元與德國央行兌換馬克，因而可以確保外銷的利潤，但是德國央行只能用這些美元購買美國短期國庫券和債券。在1970-1974年間當美元與馬克相比貶值52%時，德國央行失去了其美元存款1 /3的價值，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侵蝕了美元34%的本國購買力。更糟糕的是，德國發現自己和日本、加拿大、瑞士一起為美國的國內外開支項目融資，包括東南亞戰爭(1964----1973年美國進行的轟炸北越也就是越南民主共和國、同時清剿剿滅南方親美反共的越南共和國境內的越共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游擊隊的越南戰爭，以及同時期進行的對老撾內戰的干涉和1970年柬埔寨親美右翼軍人郎諾發動的推翻西哈努克親王的軍事政變）和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援，而他們是不願支持美國的這些政策的。”
當時是美元霸權出現第一次大規模的系統性危機，美國當時的做法和今天的做法多麼相似：美國不願意償還其外債，並且向世界經濟注入大量美元，使世界經濟陷入通貨膨脹，同時使美國所欠外債貶值。同時，美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攻勢，並且禁止外國利用自己結餘的美元購買美國有價值的資產。最重要的是，美國代表美國金融資本的利益，想盡一切辦法挫敗了當時以德、日為首的製造業大國和以歐佩克為首的原料輸出國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並且反過來變危為機，主動採取攻勢，基本上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恢復了美元霸權，恢復了國際經濟舊秩序，危機對於美國這樣“為未來可能出現的無數經濟危機準備好了應急計劃”的國家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在任何特定的世界危機中，美國政府出眾的靈活性，加上它過去在世界上的權力具有的簡單慣性以及歐洲在打破現狀方面的猶豫不決，將賦予美國關鍵性的優勢”，也就是說美國能夠利用自己的計劃性、靈活性和政治的集中，以快打慢，從而在別的國家還在猶豫未決之際，提出自己的改造世界秩序的計劃，並迅速付諸實施。因此本書作者認為，美國事實上在推動和支持危機，因為美國對危機的“反應是如此的熟練，以至於一些人確實認為美國在支持石油戰爭和其他經濟危機，理由是，根據事實本身，任何從世界變動中獲益的國家必然要插手使這一變動發生”。
本書作者一個基本的獨特性的結論就是，如果美國的盟國不願意繼續做自己的經濟附屬國的話，那麼，“美國的利益會依賴於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這意味著美國金融資本為了反抗國際經濟新秩序，維護國際經濟舊秩序——舊秩序“使得美國能夠幾乎沒有限制地汲取國外的財富”，而新秩序將使美國將不得不依賴有限的高成本的資源自己生產財富，而這些財富美國大部分已經不再生產，很多也不能生產——將不惜使全球經濟失去秩序，陷入混亂和危機，使全球分裂，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本書就將原書名《全球分裂：美國的經濟戰略》改為《美國整垮世界》。
歷史證明，美國的工業化盟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努力很遺憾地失敗了，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後轉而推出新的金融霸權機制——新自由主義，於是打垮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的工業化努力，逼垮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迎來又一個30年的擴張和繁榮。今天，和30多年前一樣，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和經濟舊秩序又陷入危機，歐洲、日本和第三世界國家又一次提出建立新的國際金融和經濟秩序的倡議,美國這一次將又能夠很快提出一套新的積累體制，并快速強加給世界，以快打慢，成功地化危為機嗎？美國之外的世界各國將再一次失去改善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大好機會嗎？而失去這一大好機會後，世界又將面臨怎樣的前途？閱讀本書所提供的關於第一次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大交鋒的歷史，將幫助我們更好地解答這些重大問題。而且本書還有長篇的新版序言，使之和當前世界更直接相關。
本書主要是以時間為線索論述了戰後舊經濟秩序的危機，第三世界和歐洲、日本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以及美國挫敗這些努力地策略等內容。下面，我脫離具體的時間線索，談談自己在譯校中閱讀這些內容的體會，希望能夠幫助讀者理解本書。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為什麼轟轟烈烈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運動失敗了。
我認為是因為美國的力量比較全面，它的經濟雖然在60年代後開始相對下降，但是仍然具有相當的實力，更重要的是美國具備比較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當時和美國較量的各方都不具備美國這樣的全面而較強的實力。當時全球經濟新秩序的主要表現就是出現區域整合：“區域整合出現在5個廣泛的地緣政治集團內：（1）由歐洲、近東和非洲以及一些太平洋地區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前歐洲殖民地所構成的複興的地中海三角區；（2）包括美國、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西半球美元區；（3）日本和東南亞；（4）蘇聯及其經互會附屬國；（5）中國。每個地區都有廣泛的互補產品，幾乎能保證工業、食品生產和原材料的自給自足。長期的歷史關係（最初是殖民地的關係）建立了每個區域內部的貿易和投資聯繫。”
歐洲、近東和非洲結合是這次運動最大的亮點之一。該計劃的設想是很美滿的，就是“歐洲對地中海三角區新興國家的關注提出了一種三邊流動，其中歐佩克（OPEC，主要由近東、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國家所組成的“石油輸出國組織”）資本被用來購買歐洲技術，以應用於周邊第三世界國家，首先是北非的阿拉伯國家”，“歐洲將提供先進技術，而石油生產國則資助（北非和近東）重大的開發項目”，這樣石油輸出國獲得的大量石油美元將可以用於購買歐洲的技術，或者成套的生產設備，投資於中東和北非的基礎設施、農業以及教育和科技、工業上，這樣歐洲將獲得比較穩定的原料供應，歐洲的技術設備也將獲得更廣闊的市場，經過一段時間，歐洲、近東和北非將共同繁榮。但是，這一設計最大的問題是，整個歐洲和中東、北非的阿拉伯國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殘缺不全的。對於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國家來說，它們“依賴於美國的糧食、軍火和飛機，為了支付這些進口，第三世界國家將再一次競相出口它們的原材料”。所以它們單方面的原材料壟斷是做不到的。還有，歐洲和中東與北非在政治上是極其軟弱的，因為它們每一個國家都不大，只有聯合起來才有一定的規模。但是聯合畢竟是非常脆弱的。歐洲在爭取新秩序的過程中，曾經在農業、鋼鐵、貨幣等經濟方面以及在外交方面都爭取更多的統一，歐佩克（OPEC，主要由近東、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國家，其核心和領導者主要是諸如沙特阿拉伯王國、科威特王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這幾個在西亞阿拉伯半島上的君主實權、家族特權、家族世襲延續的實權君主制國家所組成，全名叫做“石油輸出國組織”）更是在石油生產和出口以及中東和國際政治領域統一步調，但是，畢竟“在國際事務中，歐洲將用九個國家的聲音發言，而不是一個聲音。”“美國享有重大的策略優勢：它只有一個單一的政府，而不像歐洲有九個，OPEC有十七個。在回應速度是決定性因素的情況下，這使得它能夠在策略上勝過歐洲和OPEC。”而且更重要的是，歐洲和中東都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中東在武器裝備上更是完全不能自立。中東在農業上也高度依賴美國。所以，最後，這個歐洲、中東和北非三角就在美國的縱橫捭闔下瓦解了，中東的石油美元不僅沒有購買歐洲的設備或者投資於本地的長遠發展，反而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下，購買了美國的國庫券。中東因此成為美國遏制歐洲和日本，支撐自己的又一個關鍵性槓桿，“歐洲和第三世界的經濟都將回到它們先前那種與美國經濟互補的狀態。美國的經濟戰略就是繼續吸引外國資源以便於維持其生活水平和政府開支的增加。”後來的三十年雖然歐洲在政治經濟上的整合又前進了很多，但是這裡所說的政治和軍事弱點仍然如舊，所以最近的歐盟危機的發生也是理有固然。日本和東南亞聯合的情況和歐洲和中東高度相似，此不贅述。
比較不同的是蘇聯和其周邊地區的同盟。蘇聯最大的亮點是它具備很強的軍事力量，幾乎可以和美國分庭抗禮。而且其以俄羅斯為中堅力量聯合蘇聯其他共和國，又以蘇聯聯合東歐和中亞國家，並且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本來在政治上也是極其強大的力量。這兩點是和歐洲、日本、中東和東南亞很不同的，再加上蘇聯一定的技術基礎和廣大的人口和資源規模，所以戰後初期的斯大林時代，一度和美國爭霸天下。但是，蘇東集團最後還是失敗了。根據本書的材料，從赫魯曉夫1956年改革之後美國便開始大規模向蘇聯出口糧食，雙方的經濟貿易關係日益密切，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中期），蘇聯有時一年須向美國購買1000萬噸糧食，而波蘭一國有時一年必須向美國購買250萬噸糧食。鑑於這種情況，美國和加拿大於是將小麥出口貿易國有化了： 1977年2月25日，“一個美（國）—加（拿大）小麥聯合委員會已經建立起來以調節糧食出口量和價格。它們兩個國家佔世界小麥銷售的3/4（美國40%，加拿大35%）。加拿大政府已經直接從農民手裡購買小麥並處理其出口，而在美國糧食出口歷史上掌握在私人手中，即使是對外援助這樣的情況亦然。當美國加入加拿大將其糧食出口國有化後，這種情況現在改變了。這兩個國家公開創立了第一個針對歐佩克的工業國之間的卡特爾。”這樣美國集團就控制了蘇東集團的糧食命門。另外，蘇聯後期（從勃列日涅夫晚期的1970年代末開始）高度依賴石油出口收入，但是根據本書材料可知，美國早就挫敗了中東國家脫離自己的企圖，美國通過允許中東石油漲價，換取中東國家將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國債回流美國，從而已經和中東國家構成了一體化。而且美國已經很自覺地將自己的糧食武器和金融戰捆綁：“美國的新做法很簡單。世界的蛋白質革命使美國控制世界經濟的金融力量平衡的潛力現在變成現實。”蘇聯只能完全偶然地搭附在美國和中東控制的世界石油市場上，後來美國在80年代操控石油價格下跌，蘇聯沒有大量美元購買美國的糧食等生活品，終於導致人民普遍的不滿，加速了蘇東集團的崩潰。
蘇東集團崩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失去了政治優勢。蘇聯的聯合本來唯一的合法性是社會主義，蘇聯的前途是國際主義。但是蘇聯上層階級在赫魯曉夫以後，逐漸陷入民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他們主要維護上層的特權利益，維護本國的利益，他們的傾向將自然是資本主義，因此他們跟隨美國在全球抑制社會主義：“美蘇政府都希望在第三世界、亞洲和歐洲阻止社會革命，蘇聯的方式是控制這些地區的共產黨，美國的方式則是支配這些地區的社會黨。蘇聯方面總是擔心在蘇聯之外出現社會主義革命會威脅其意識形態焦點，這個意識形態現在已被用來為蘇聯的國家利益服務。因此基辛格評論到：'共產主義的西歐是令我們頭痛的事，它也使蘇聯感到頭痛。他們不希望看到共產主義力量在西歐上台。'美國能夠繼續反對西方盟國產生中央經濟統制政權或社會黨政權，這個鬥爭不會升級到與蘇聯發生正面衝突的程度，早期曾擔憂蘇聯支持西方所有左派運動的想法也消除了。”如果說美國在全球抑制社會主義對於一個作為資本主義中心的國家來說是一種進攻姿態的話，蘇聯這樣做就是一種保守姿態，而且是一種失去社會主義陣營的靈魂的表現。一個沒有靈魂的集團的解體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其次，在五大集團中說說美國維持舊秩序的勝利。
美國的這種勝利對於人類的進步事業是一種失敗和倒退，而且它並不具備必然性。美國和蘇聯在60和70年代已經成為歷史的阻礙力量，它們總的來說是維護舊秩序的力量。從美蘇共治稱霸全球，抑制新秩序的角度看，蘇聯也可以不划入爭取新秩序的力量，事實上它是保守舊秩序的力量。美蘇當時在全球已經是孤立力量：“美國祇剩下與蘇聯的緩和以及作為戰後非共產主義世界的軍事和經濟領導的慣性。美國利用與蘇聯的緩和來尋求重新確立對附屬國的權威，這個附屬國正變得越來越少”，“美國與西方盟國的對抗升級是與美蘇矛盾的下降密切相關的。事實上，美蘇緩和使歐洲、亞洲和非洲面臨一個雙重巨人：基辛格推動的兩個超級大國的強強聯合窒息了任何新對抗力量的出現。其目的是鞏固1945年形成的格局：世界分裂兩大陣營，每個陣營都圍繞著各自的超級大國旋轉。然而兩個超級大國都被1973年中東戰爭搞得不知所措。” 因此，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世界進步力量就宣稱，必須要同時打倒美國和蘇聯兩個霸權，美國和蘇聯兩個霸權都是邪惡的，而且兩者在不久的將來就將都退出歷史舞台。這個預言迄今好像只對了一半，曾經強大的被世界進步人民視為希望的蘇聯在失去靈魂後最後可恥的失敗了，但是曾幾何時美國好像沒有失敗的跡象，在20世紀90年代，反而在蘇聯的廢墟上瘋狂地生長。這只不過是因為兩個都有問題和危機相互對峙的泥足巨人，一個比另一個稍微堅持得久一些罷了。當然，歷史最終是現實政治力量的決戰，我們說的是大致的趨勢，並不因此認為美國的崩潰有一個很短的很確定的時間表。
我們做出美國的勝利是一種虛假的暫時的勝利的判斷，是因為美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都處於實質性的衰落之中。美國國內經濟的空心化、金融化，這是眾所周知的。這導緻美國從70年代以來，為了維護金融資本的利益，日益和國內以及世界大多數人的利益相對立，美國和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以及環境危機愈演愈烈。美帝國在蘇聯崩潰後不到十年，在政治上幾乎已經全面破產。現在從南方國家到北方國家，把美國看成希望而不是禍害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這種政治的破產導緻美國再也不能那麼容易在國內和國際迅速地採取行動，按照自己的藍圖來塑造世界了。這從世貿組織談判的近乎終止、美國金融模式導致全球危機後受到世界的同聲譴責以及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威風掃地可見一斑。在軍事上，赫德森去年訪問中國時，曾經說到，美國的軍事有兩大缺陷：首先，他們的技術可以摧毀一個國家，但是無法佔領一個國家，因為後者需要數量很大的地面部隊並面臨很大的傷亡，這是美軍無法承受的。其次，美國的軍事科技和軍事設備越來越按照成本加利潤的模式付款，因此往往極其昂貴並且很難轉為民用，這樣就拖累了美國經濟。再加上美國已經失去政治合法性，其軍事優勢其實是一個紙老虎，是能夠嚇唬人，但是很難說能夠真正依靠得上的。
最後，落腳到我們自己，說說在經濟新秩序運動中的中國。
本書有一個很大的遺憾就是，在論述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時，關於中國的筆墨不多。其實，中國可以說，是除了歐洲中東集團外最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政治和思想領域是領導者。不過作者已經認識到，中國到70年代初，即使只是一國已經能夠獨立自主地發展：“美國和蘇聯形成了'強強聯合'，美國向蘇聯出口穀物以換取蘇聯給北越（越南共產黨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南越是指美國的反共戰略盟友----越南共和國）施加壓力以結束越南戰爭，這種聯合發生在關鍵物資能夠實現自給自足的僅有的兩個國家之間。除此之外，中國也能實現自給自足。”作者並且把中國列為世界經濟能夠自立的五大可能集團之一。
70年代初的中國為什麼能夠自立於世界呢?就是因為中國在1949年後，經過長期艱苦而卓越的努力，已經開始成長為具備全面的較強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國家。在經濟上，中國沒有淪為單純的原材料出口國，而是有自己獨立的農業和比較完備和獨立的工業體系和科教體系。在全球來說，工業和農業都比較獨立的國家，當時只有美國和歐洲。即使蘇聯，在農業上愈到後期愈不能自立，愈依賴美國。第三世界國家，我們都知道它們工業處於依附狀態，讀完本書，我們吃驚地發現，它們農業同樣處於高度的依附狀態。從這樣比較看，中國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已經能夠做到工業和農業自立，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它使中國開始躋身世界上游國家，這可以說是一個奇蹟。中國取得這樣的成就是因為中國首先取得了軍事上的自衛能力，依靠這一能力中國才能按照自己的需要設計和建設自己的國家。而中國軍事優勢的取得關鍵又是依靠政治，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源泉是人民戰爭，而要能夠展開人民戰爭，必須使黨和軍隊具備政治的進步性，始終具備極大的政治優勢。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和軍隊一直堅持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具體到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來說，中國同時反對美蘇兩大霸權，支持亞非拉國家的發展，因此在全球贏得很大的道義優勢，所以被發展中國家抬進聯合國。時至今日中國在亞非拉的較大影響仍和那時的努力有很大關係。所以，我們今天回頭看中國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中的表現，應該高度評價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在戰略上的高明和宏偉。
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後，世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也勢頭大減，但是中國官方外交文件中時至今日還經常出現這一術語。誠然，美國在70年代末後，基本挫敗了這一偉大的運動。但是舊秩序和新秩序的對立仍然是理解國際形勢的基本線索，世界仍然在這一基本對立和矛盾中、在這一新和舊的鬥爭中在曲折地向前發展，可以這樣說，世界要么在舊秩序中逐漸衰亡，要么在新秩序中新生。歷史的航船已經行走了很遠，我們偏離了航道嗎？我們確實有必要結合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看看過去30年中國在這一事業中的進展如何。
中國走完這三十年，關於自己發展的評價獲得的一個重要概念是中國模式。這表明世界發現中國並沒有如同東歐國家那樣在社會主義被放棄後完全被納入西方體系中。據上面的分析可知，這是中國前三十年奠定的良好的世界少有的獨立自主力量的結果。但是，我們由於過多接受西方觀念，我們在觀察中國模式時，少了自己獨立的視角。而20世紀60、70年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就是我們觀察中國模式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視角。如上所述，中國突破世界舊秩序的努力，如果要想進一步推進，必須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爭取日益強大的自立，不能單獨依靠經濟，或者軍事。單純依靠經濟出口，沒有政治軍事優勢，甚至沒有農業安全，即使暫時取得很多出口收入，但是最後就仍然會落得像中東等國家的命運，永遠與發達無緣。
這裡回顧一下中東等資源國家的教訓是極其重要的。首先，本來美國是完全具備抑制中東的海灣阿拉伯國家（以沙特阿拉伯王國、科威特王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幾個實權君主制的王國為代表）----也就是那些諸如沙特、科威特之類的富產石油的君主實權王室特權的君主制國家進行石油漲價的能力，因為美國控制了全世界石油生產的冶煉和市場銷售，石油國家單純控制原油是無利可圖的。 “國際石油卡特爾使其精煉廠和下游經營處於名義上的損失狀態，阻止了其他企業進入這一領域。世界石油工業的生產及下游經營都處於卡特爾的控制之下。石油精煉廠位於消費石油的工業國及其島嶼附屬國，如位於委內瑞拉外海的安的列斯群島和庫拉索島，這可以保護其工廠免受石油生產國的徵用。卡特爾能夠抵制任何產油國提高油價的要求：在沒有自己的精煉廠和市場銷路的情況下，控制原油儲備對於第三世界的獨立沒有什麼用處，因為他們不能為其產品找到市場，而石油工業能夠毫不遲疑地轉移到其他地方。 ”
那麼，美國為什麼允許中東波斯灣沿岸的阿拉伯王國，那些石油國家的石油漲價呢？赫德森認為，這很可能是美國在故意容忍和利用石油危機和石油戰爭。這樣的好處是很多的。首先，本來富有反抗鬥志的中東海灣沿岸阿拉伯王權國家，比如沙特阿拉伯王國，比如科威特王國，再比如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等，一聽說可以獲准漲價，將失去進一步徹底全面鬥爭的意志，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們於是醉心於如何利用這些漲價獲得的美元，完全依靠和依賴於購買外國商品和外國技術，來用外匯儲備買回來一個工業化和軍事化。當然這個美夢最後當然是完全徹底的被打破了。因為，美國還有很多辦法將石油戰爭轉變為對自己有利的完美風暴。美國“只要能夠勸說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OPEC）用其石油美元購買美國短期國庫券而不是投資於資本貨物以使其經濟現代化或用於購買外國工業企業，世界石油價格的上漲就不會對美國造成消極影響。石油輸出國組織通過石油高價獲得的收入通過一個幾乎是強制儲蓄的進程重新返回美國國庫。美國短期國庫券本位制能夠保持完整無缺”。石油國家聯合歐洲，用石油美元購買歐洲的設備和技術的迷夢在美國的軍事和糧食戰爭威脅下不得不成空。而轉而想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的資產被證明也是一場春夢：“當OPEC試圖利用其剩余美元來購買美國的產業時，美國政府就實施外國投資管制以阻止外國投資者在沒有政府允許的情況下購買任何企業超過5%的份額。這樣，美國之外的國家發現其美元的價值是不確定的，只能被花費在美國認為自己有剩餘的商品上。”
而且不僅如此，中東的波斯灣沿岸實權君主制的阿拉伯王國們最終極其悲慘和無奈的發現，自己的石油武器不僅絲毫也沒有實現自己的夢想，反而不得不用來打擊朋友，幫助敵人。自從石油美元化並和美國一體化之後，美國一直利用石油槓桿打擊中東波斯灣沿岸的阿拉伯實權君主制國家，阻止沙特、科威特和阿聯酋這幾個君主制的阿拉伯國家去聯合本來可以加以聯合的歐洲和日本，反而逼迫這些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國王們不得不每次在關鍵的重大問題中全都去支持自己的敵人——以色列，用自己辛辛苦苦的干出來掙出來的卻最終無奈悲慘的流回美國的石油美元支持：“一個很明顯的是由美國積極支持的從本質上講絕對毫無疑問的是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對手的以色列”。一個阿拉伯人的政治學家和政治分析家指出：“具有極其諷刺的嘲弄意味的是，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在1991年要求美國提供給以色列5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而以色列的國庫部長西蒙卻訪問中東，去訪問波斯灣沿岸的那些出口石油的實權君主制的阿拉伯王國，無恥地要求阿拉伯國家在美國繼續增加和追加投資100億美元——以幫助美國獲得資金，交給以色列來資助以色列！'但是那些實權君主制的波斯灣沿岸阿拉伯王國們最終就是這樣做了。”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算起，整整四十多年過去了，中東和波斯灣沿岸地區，沒有因為當年美國設計下的價格獲利而強大，反而越來越深陷泥潭之中，成為最動盪和最沒有前途的地區之一。
中國模式確實必須高度警惕中東化，以中東為藉鑑。為什麼我這裡提出中國要警惕中東化而不是拉美化呢？中國出口優勢很大程度來自前三十年的人口紅利：數量極其龐大而素質相對較高的勞動力，這樣的良好的勞動力資源在全球別的地方也是很難找到的，因此也就具備和中東那些波斯灣沿岸國家的石油一樣的一定程度的壟斷性。美國也是容忍中國利用這一優勢，取得發展。但是，中國很多新自由主義者就高叫中國要進一步放棄自己的政治和軍事優勢，完全中東化，和美國融為一體。中國的政治優勢就是在國內堅持社會主義價值取向，在國際上堅持建立經濟新秩序，與國內和國際的大多數人站在一起。這樣國內政治就會出現萬眾一心的局面，在國際上就會出現很多進步人士和進步民族幫助中國的局面。中國再以軍事為支持，加上經濟的發展，將真正造福於本國和世界人民。但是，如果中東化後，我們的前途將和中東一樣悲慘。我們將失去農業和工業自立，失去政治和軍事優勢，最後還可能用我們賣血汗出口換來的回流到美國的美元資助分裂和摧毀我們的敵人。
而且由於我們的勞動力也許耗儘速度比石油還快，我們的後果就可能接近那些已經將資源消耗一空的國家的處境，那是這樣的景象：“資本主義卡特爾和托拉斯一點一點地把一個國家搬到他國。當他們一點一點地賣完了一個國家後，他們就用這種收入來一公里一公里地收購新的國家的地契，然後再把收購來的土地一點一點地賣光，最後只剩下滿地的窟窿，有的窄而深，有的寬而淺——直至整個第三世界都變成了西弗吉尼亞。”這個所謂的市場進程的結局是原料輸出國耗盡了自然資源，並且由於忽視了農業發展，最後不要提什麼工業化和富裕了，連養活國內的人口也做不到，因為整個環境已經被破壞了。
總之，中國模式面臨著艱難的抉擇：一條光明之路是，繼續沿著1970年代初期毛澤東草創的經濟新秩序的路走下去：“把重心放在地區的自給自足和長期的資本形成上。這些目標需要實行中央集權政策，並進行政府間的協調和區域性整合，而其前提是在經濟上獨立於美國及其短期國庫券本位制，免除美國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以自我為中心的外援哲學和對別國國內政治事務的恣意干涉”，“徹底改造經濟，完全實現現代化。它們想要確保先進技術為其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帶來利益，而不僅僅是出口部門。它們過去的互相依存概念在本質上意味著依賴性，現在這個概念正被自給自足的目標所取代。這就需要進行區域整合，以確保必要的經濟規模，這是利用現代技術條件真正實現經濟獨立的必備條件。而且它們還需要實現農業與工業的平衡，以減輕對國際糧食供應的依賴。”“第三世界經濟產量的增長並沒有集中在經濟頻譜的原材料末端，沒有被投放到世界市場而壓低原材料出口價格，而是用於本國消費。而且，隨著原料出口國的經濟日益多樣化，尤其是其農業自給自足程度的增強避免了過分依賴於工業國家的餘糧，第三世界和工業國之間的成本差距和國際依賴性可能會減少。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深入和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它們將成為一個越來越多地消耗自己的原材料的市場。這將吸收歷史上供給過多的礦產和種植作物，相應地提高其世界價格。第三世界資本積累和獨立性的螺旋式上升趨勢將取代資源枯竭和依賴性的螺旋式下降的趨勢。”
而與之相反的黑暗之路是被中東化、拉美化。事實上，美國將繼續有巨大的壓力和動力維護經濟舊秩序，在30多年前，它就面臨這樣的局面：“在美國的儲蓄率實質上已經降至零點的時候，持續每年接近500億美元的聯邦預算赤字在沒有通貨膨脹性質的貨幣擴張的情況下將如何得到資金供給？新投資將如何得到資金供給？在美國全國收入中被用於投資的份額沒有增加的情況下，生產率如何能在現有的幾乎停滯的水平上得到提高？這些問題意味著投資降低、生產率降低和儲蓄降低的惡性循環，除非美國經濟能夠再一次利用外國中央銀行的資源來支持其預算赤字，或者除非其跨國企業能夠恢復其盈利能力，或者除非美國能夠恢復其相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有利的進出口比價，從而美國消費者能夠再次依靠低價格進口來支撐其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見，美國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的。而作為有著巨大潛力的國家，中國也不可能輕易屈服於美國對中國奴役式的安排，而世界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甚至歐洲和日本的人民，嚮往經濟新秩序的願望將也不可能輕易被撲滅。因此，未來將充滿巨大的衝突。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汲取上一次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經驗和教訓，未來將充滿歧途，將充滿危險，也將充滿了陷阱！
全球滯脹風險與中國對策
作者：向松祚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3-4
全球滯脹風險與中國對策
■《環球財經》總編輯 向松祚
埃及一夜巨變，中東風起雲湧，國際油價應聲連破百元大關。如果利比亞、巴林乃至沙特出現類似埃及的政治變局，國際油價升至每桶150美元乃至200美元指日可待。埃及和中東動蕩之導火線，乃是物價飆升、失業高企，尤其是糧食等基本生活產品價格急劇上漲讓老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普通百姓一有凍餒之虞，蓄積已久的憤慨就像火山一樣噴發，任何力量都難以阻礙本能的憤怒和反抗。
中東百姓對通脹的反抗不僅無助於緩解這種現象，反而會嚴重加劇地區和全球通脹局勢。埃及控制著全球石油主要運輸樞紐蘇伊士運河，每天至少有100萬桶石油從那里通過，沙特石油產量佔全球石油產量的五分之一、利比亞則是北非石油大國。這讓人想起1973～1974年，阿以戰爭爆發，歐佩克宣布石油禁運以遏制西方，原油價格瞬間飆升4倍，隨之而來的則是多年的高速通脹和經濟衰退，“滯脹”一詞就是在那時成為家喻戶曉的經濟學術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4次全球經濟大衰退，每一次發生之前都出現了石油價格暴漲的現象。
火上澆油的是，目前全球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整體宏觀經濟政策缺乏基本的協調和配合，“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美聯儲、歐洲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繼續維持低利率貨幣政策。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依然快速上升，貨幣政策還將持續為財政赤字融資。 2月18-20日在巴黎舉行的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依然繼續為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辯護，看來今年6月之後，美聯儲啟動第三波量化寬鬆在所難免。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貨幣洪水”的氾濫速度遠遠超過1970年代美國釋放貨幣的速度，連美國老資格的貨幣理論家、三卷本《美聯儲史》的作者阿倫·梅澤都驚呼：伯南克打破了美聯儲歷史上的一切規矩和禁忌，不惜一切代價創造貨幣！
貨幣洪水氾濫刺激投機炒作空前繁榮，推動能源、糧食和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它們反過來推動所有物價和生產成本一齊上漲。全球經濟似乎真的已經進入一個非常危險的“兩高一低”時代：高利率、高通脹、低增長。 2010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總體漲幅驚人：棉花漲92%，咖啡漲77%，玉米漲52%，鈀金漲80%，白銀漲100%，鎳和銅漲30%多。幾乎所有研究機構預測，2011年大宗商品價格的漲幅都會高於2010年。
我國物價水平受國際市場影響之程度越來越大，原油、鐵礦石的進口依存度已經超過50%，小麥、大豆、鉀肥、工業金屬等許多產品之進口規模與日俱增，美聯儲量化寬鬆所刺激的熱錢滾滾流入中國市場。既要控制國內貨幣和信用的過度擴張，又要抵抗輸入性通脹力量的猛烈攻擊，還要維持正常的經濟增長速度，確實需要非常高超的政策設計和操作水平。我們需要從短期和長期兩個視角，深入思考新形勢下我國的貨幣金融和整體宏觀經濟政策戰略和策略。
短期的戰略和策略必須堅持如下基本方針：（1）必須始終堅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基本政策方針，絕對不能允許人民幣大幅度快速升值，更不能讓人民幣匯率完全浮動。實施人民幣匯率雙向有管理浮動，消除單邊升值預期。 （2）繼續採取多種措施（譬如差別準備金率），強化對熱錢的監管，防止熱錢大規模進入國內資產市場。 （3）繼續採取上調利率、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控制信貸總規模等一系列措施，堅決遏制住國內的通脹惡化。 （4）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理順價格機制，以此促進企業降低能源和資源消耗，盡量減少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部能源和資源的依賴。
長期的戰略和策略則是積極推進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核心的區域貨幣金融合作，最終實現人民幣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實現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增強我國對國際貨幣、金融和大宗商品價格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3-4
全球滯脹風險與中國對策
■《環球財經》總編輯 向松祚
埃及一夜巨變，中東風起雲湧，國際油價應聲連破百元大關。如果利比亞、巴林乃至沙特出現類似埃及的政治變局，國際油價升至每桶150美元乃至200美元指日可待。埃及和中東動蕩之導火線，乃是物價飆升、失業高企，尤其是糧食等基本生活產品價格急劇上漲讓老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普通百姓一有凍餒之虞，蓄積已久的憤慨就像火山一樣噴發，任何力量都難以阻礙本能的憤怒和反抗。
中東百姓對通脹的反抗不僅無助於緩解這種現象，反而會嚴重加劇地區和全球通脹局勢。埃及控制著全球石油主要運輸樞紐蘇伊士運河，每天至少有100萬桶石油從那里通過，沙特石油產量佔全球石油產量的五分之一、利比亞則是北非石油大國。這讓人想起1973～1974年，阿以戰爭爆發，歐佩克宣布石油禁運以遏制西方，原油價格瞬間飆升4倍，隨之而來的則是多年的高速通脹和經濟衰退，“滯脹”一詞就是在那時成為家喻戶曉的經濟學術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4次全球經濟大衰退，每一次發生之前都出現了石油價格暴漲的現象。
火上澆油的是，目前全球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整體宏觀經濟政策缺乏基本的協調和配合，“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美聯儲、歐洲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繼續維持低利率貨幣政策。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依然快速上升，貨幣政策還將持續為財政赤字融資。 2月18-20日在巴黎舉行的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依然繼續為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辯護，看來今年6月之後，美聯儲啟動第三波量化寬鬆在所難免。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貨幣洪水”的氾濫速度遠遠超過1970年代美國釋放貨幣的速度，連美國老資格的貨幣理論家、三卷本《美聯儲史》的作者阿倫·梅澤都驚呼：伯南克打破了美聯儲歷史上的一切規矩和禁忌，不惜一切代價創造貨幣！
貨幣洪水氾濫刺激投機炒作空前繁榮，推動能源、糧食和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它們反過來推動所有物價和生產成本一齊上漲。全球經濟似乎真的已經進入一個非常危險的“兩高一低”時代：高利率、高通脹、低增長。 2010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總體漲幅驚人：棉花漲92%，咖啡漲77%，玉米漲52%，鈀金漲80%，白銀漲100%，鎳和銅漲30%多。幾乎所有研究機構預測，2011年大宗商品價格的漲幅都會高於2010年。
我國物價水平受國際市場影響之程度越來越大，原油、鐵礦石的進口依存度已經超過50%，小麥、大豆、鉀肥、工業金屬等許多產品之進口規模與日俱增，美聯儲量化寬鬆所刺激的熱錢滾滾流入中國市場。既要控制國內貨幣和信用的過度擴張，又要抵抗輸入性通脹力量的猛烈攻擊，還要維持正常的經濟增長速度，確實需要非常高超的政策設計和操作水平。我們需要從短期和長期兩個視角，深入思考新形勢下我國的貨幣金融和整體宏觀經濟政策戰略和策略。
短期的戰略和策略必須堅持如下基本方針：（1）必須始終堅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基本政策方針，絕對不能允許人民幣大幅度快速升值，更不能讓人民幣匯率完全浮動。實施人民幣匯率雙向有管理浮動，消除單邊升值預期。 （2）繼續採取多種措施（譬如差別準備金率），強化對熱錢的監管，防止熱錢大規模進入國內資產市場。 （3）繼續採取上調利率、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控制信貸總規模等一系列措施，堅決遏制住國內的通脹惡化。 （4）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理順價格機制，以此促進企業降低能源和資源消耗，盡量減少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部能源和資源的依賴。
長期的戰略和策略則是積極推進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核心的區域貨幣金融合作，最終實現人民幣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實現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增強我國對國際貨幣、金融和大宗商品價格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
猶他州承認黃金白銀為法定貨幣
美國猶他州承認黃金白銀為法定貨幣
本文來源於《財經網》 2011年03月08日
接下來有12個州將要審議相似的議案
【《財經》綜合報導】據中國新聞網報導，美國媒體報導稱猶他州上週五已經通過法案，承認美國聯邦政府發行的黃金白銀為法定貨幣，接下來有12個州將要審議相似的議案。
福克斯新聞網報導稱，在退回金本位的道路上，猶他州走出了第一步。北美時間3月4日，猶他州眾議院，以47票同意、26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承認美國聯邦政府發行的黃金白銀為法定貨幣的議案。
報導稱，包括猶他州在內，美國有13個州將討論相同的法案，另外12個州是：科羅拉多、佐治亞、蒙大拿、密蘇里、印第安納、愛荷華、新罕布什爾、俄克拉荷馬、南卡羅來那、田納西、佛蒙特和華盛頓。
本文來源於《財經網》 2011年03月08日
接下來有12個州將要審議相似的議案
【《財經》綜合報導】據中國新聞網報導，美國媒體報導稱猶他州上週五已經通過法案，承認美國聯邦政府發行的黃金白銀為法定貨幣，接下來有12個州將要審議相似的議案。
福克斯新聞網報導稱，在退回金本位的道路上，猶他州走出了第一步。北美時間3月4日，猶他州眾議院，以47票同意、26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承認美國聯邦政府發行的黃金白銀為法定貨幣的議案。
報導稱，包括猶他州在內，美國有13個州將討論相同的法案，另外12個州是：科羅拉多、佐治亞、蒙大拿、密蘇里、印第安納、愛荷華、新罕布什爾、俄克拉荷馬、南卡羅來那、田納西、佛蒙特和華盛頓。
2011年3月6日
轉基因問題背後的美帝國大陰謀
轉基因問題背後的美帝國大陰謀
作者：馬路天神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17
轉基因問題背後的美帝國大陰謀
導讀：寫作本文的目的在於揭示轉基因問題背後的陰謀，引起全國人民的覺醒警惕。當美帝國在糧食問題上步步緊逼的時候，我國總是在步步退縮，疑慮重重，委屈妥協，漸失陣地，不能不令國人擔憂。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美帝國及其國內買辦勢力早已滲透到國內的各行各業。社會總是在矛盾中變化發展，當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人們往往注重國內的矛盾鬥爭，忽略了或者意識不到外來的入侵。毫無疑問，科學和政治經常是手拉手的。一些農業專家不聞政治，只顧科學研究圖謀科研成果，難免被政客利用。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往往是中國人一廂情願的好客。而“客人”常常是一手送你有毒的蛋糕，另一手卻伸出魔爪，趁你享受蛋糕的時候大把洗攫你家錢財。孟山都也好，杜邦也罷，他們不是單純農業經營商，其發展歷程和組成要素決定了他們的使命。多愁善感，關心他人，樂善好施——對他們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
轉基因技術的大力發展和轉基因作物在全球的強行推廣並不是某些人花言巧語所宣揚的提高糧食產量、解決世界飢餓、減少農藥的使用、推動科技進步，而是美帝國統治集團企圖控制世界人口、控制人類糧食鏈條，進而最終控制我們日常生活的大陰謀。 ——說出這個陰謀，很多人可能不信，那麼請看下面的闡述分析吧。
一.不能提高糧食產量、解決世界飢餓、減少農藥的使用
美國種植轉基因作物增產了嗎？ 2009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家發起組織的“憂慮的科學家聯盟”在對於過去20年“轉基因農作物” 的研發、13年的種植所作的跟踪調查和系統評估表明：“轉基因”根本不能增加農作物的產量。科學家Doug Gurian-Sherman發現幾乎在所有案例中，轉基因作物並沒有增加產量。唯一的例外是抗蟲轉基因玉米——Bt-玉米，只有當其周邊的傳統玉米遭受歐洲玉米螟侵襲時，它的產量會得到增加。他表示，過去10年來農作物產量得到大幅提升，但幾乎所有的增產都要歸功於傳統的作物育種或其它的農業實踐。(Failure to Yield) 失敗了的增產
正如國內生態農業專家蔣高明所說的：“轉基因作物能不能增產？看美國的例子就知道了。美國是掌握轉基因技術最早、最多的國家，其技術遠比中國先進，但該國糧食總產量僅3.63億噸，遠低於中國的5.01億噸；中國糧食單產為278公斤/畝，美國祇有125公斤/畝。美國擁有全球最先進的農業技術包括轉基因技術，耕地還比中國多11億畝，為什麼其糧食無論單產還是總產，反而不如中國呢？答案就在於“人”身上而不在“武器”身上。”如果中國也像美國那樣種植轉基因作物，中國人早就餓死一半多了。
他們是在解決世界糧食危機嗎？在整個歐洲，無論是德國、奧地利還是法國，到處種植成片成片的玉米作為生物燃料。 2006年，美國通過了一項新的法案，將大筆大筆納稅人的錢用於補貼種植燃料玉米。從此，這股改種風潮席捲了美國。在當前世界糧食問題異常嚴峻的情況下，數以百萬公頃計的糧田卻改作他用，用來生產汽車燃料。
轉基因植物真的能夠“減少農藥的使用”嗎？ 2004 年10月，美國生物技術信息網（BioTech InfoNet）報告，題為《美國遺傳工程作物及其農藥使用：第一個九年》（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and Pest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Nine Years） 。 （ http://www.biotech-info.net/Full_version_first_nine.pdf）。主要結論：“'轉基因植物減少農藥的使用'這個說法沒有根據”（Pesticide Reduction Claims are Unfounded）。它提供的具體數據：三大轉基因作物，玉米、大豆、棉花，在1996-1998三年間，減少了農藥使用量2060萬磅，但是從1999到2004年六年間，這些植物的農藥用量卻增加了1億4千3百萬磅。也就是說，九年之間，轉基因作物的農藥用量淨增1億2千2百萬磅。 （來源：美國生物技術信息網報告P39 2004年10月）
二．陰謀雛形的建立
從以上分析可見美國種植轉基因作物既不能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危機，也不能減少農藥的使用。那麼美國花巨資發展轉基因技術目的何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所有人。”有人質疑美帝國主導的盎格魯·撒克遜計劃的真實性，有人質疑“費爾蒙特飯店會議”（見《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作者：德國《明鏡》雜誌編輯漢斯-彼得·馬丁）達成的共識：
“由於世界人口的過剩，世界將出現分化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要解決這一問題，一是採用布熱津斯基的“餵奶主義”：“棄置和隔絕那些無用而貧窮的垃圾人口，不讓他們參與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僅由20%精英將一些消費殘渣供給他們苟延殘喘。 ”二是設法逐步用“高技術”手段（包括轉基因技術）消滅他們。”
事實上他們就是這麼幹的。
2009年8月，宋鴻兵先生在《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一書中為我們揭示了美國的權利金字塔，美帝國妄圖控制世界，統治天下的野心昭然若揭，如下圖：
20世紀3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為代表的美國東海岸權勢集團就開始勾“美國世紀”的新願景，其核心是在戰後把美國變成全球商業帝國，他們更意識到像英國等老帝國那樣採用軍事控制殖民地的代價過於昂貴。洛克菲勒家族敏銳地意識到以“商業化農業”來主導全球農業市場的新模式，通過種子和化肥的輸出，美國對全球業技術的主導地位迅速成為美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重要武器。特別值得關的是，1952年到1979年間每個擔任美國國務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領導工作過。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糧食與石油一起成為美國維持新經濟霸權中的關鍵支柱。主導全球糧食市場與主導全球石油市場和武器市場一樣，成為華盛頓政策的核心。 1973年的世界糧食危機成為美國新糧食政策的標誌性事件，當時國際市場糧食價格和石油價格都以300％～400％的速度上漲。在糧食危機中，美國的六家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糧食儲備的95％，華盛頓和糧食巨頭間的緊密聯繫成為美國糧食武器的核心。通過美元貶值和破壞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能力，美國不斷鞏固自身高效農業市場的優勢地位。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供應國，通過控制世界糧食供應及價格，美國的地緣政治權力獲得持續的戰略性增長。在整個美國糧食政策制定和世界糧食結構重塑過程中，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培養的政治精英基辛格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在1974年基辛格起草了美國《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報告，其主旨是實施“世界人口行動計劃”以大幅度降低世界人口數量。這一新政策的理論出發點是：大多數高質量的礦藏都位於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數量過多的“劣種人”妨礙美國獲得充裕的、廉價的原材料，必須除掉這些高速增長的人口才能保護美國利益。為此，美國政府要求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實施大規模絕育手術，甚至把波多黎各作為人口控制的“活體”實驗場。基辛格明確提出：美國要將糧食援助作為“國家權力的工具”，對那些接受援助的國家來說，要麼絕育要麼挨餓。
三.轉基因技術在美國的發展與強行推廣
20世紀70年代，生物技術和植物及其他生命形式的基因改造技術開始在美國產生，發展並運用。轉基因技術的風險從一開始就出現很大爭議。轉基因技術就是運用科學手段從某種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將其轉入另一種生物中，使與另一種生物的基因進行重組，從而產生特定的具有變異遺傳性狀的物質。為了把外來基因植入植物細胞，通常會附加一個轉基因細菌。如張啟發研發的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 就是植入了蘇雲金芽孢桿菌（簡稱Bt）。但是，正如生物學家、倫敦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侯美婉博士所強調的，這個過程並不是完全精確的。由於其結果不可預知，這個過程是不可控的和不可靠的，通常會對宿主基因組造成損害和擾亂。
1984年8月，菲利普·瑞格教授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明確指出：“就DNA來講，這種分子在試管中是穩定的。但是它在大量繁殖的生物中是不穩定的。我們不能把活體生物中的DNA活動簡化成它在試管中的化學性質！在活體系統中，DNA至少會通過變異、基因流動、重組和自然選擇被修改，或者造成不穩定。”
在轉基因技術不能確保食品安全的情況下，儘管有充足的證據證明，轉基因產品會給人類健康及生態環境帶來損害，但從裡根總統開始，至少四位美國總統在任內都不遺餘力地支持轉基因農業。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大量的農業綜合企業都瘋狂發展轉基因植物、家畜和基於轉基因技術的獸藥。然而，當時政府並沒有製定任何監管體系，來控制轉基因產品的開發、風險和銷售。儘管包括轉基因領域頂級專家普瑞伯爾博士在內的許多科學家都對DNA重組研究和病毒的生物科技研究做出了嚴正警告，並指出當新基因被植入植物細胞中時可能會產生意料之外的毒素。一些科學家也聲明：“轉基因植物中可能發生的意想不到的、偶然的變化,證明我們需要對其進行一定範圍的傳統的毒性研究。”但是在1992年，老布什總統還是在一項總統行政命令中裁定所有的轉基因植物和食品與同品種的傳統植物（如傳統玉米、大豆、水稻或者棉花）“實質上相同”，沒有“實質上經過改造”，無須貼上標記。這意味著轉基因農作物可以看作與傳統農作物沒有兩樣。這一理論的依據僅僅是轉基因玉米（以及大豆、水稻）與傳統玉米（以及大豆、水稻）的外觀和味道都很相似，至於它們的化學結構和營養價值，也因此與天然植物“實質上相同”。這一決定忽略了轉基因植物中內部的性質變化，就是為了給孟山都等公司逃避生化和毒性檢測找個藉口。這樣轉基因品種就不需要任何特別的管制措施了。
然而，與此同時美國的專利法卻允許農業綜合企業對其轉基因生物和種子擁有專利權，其依據是將一種外來的DNA引入水稻等植物的基因組，已經對植物做出了獨特的改變，或者可以說，它已經“實質上經過改造”。這在前後邏輯上的矛盾，並沒有阻止華盛頓推進商業化農業基因革命計劃。 1988年，美國一家生物技術公司Agracetus提出了第一個大豆專利申請。 1994年，孟山都公司獲得轉基因大豆專利。 2001年12月，在一起名為“J E M Ag Supply公司訴先鋒良種”的判例中，美國最高法院明文昭示了這樣的原則：允許植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獲得專利。最高法院裁定，轉基因植物品種可以授予專利，這令大多數法律專家大吃一驚。從此以後，轉基因農業綜合集團得到了美國最高法院的支持，申請專利暢通無阻。
可是我們注意到轉基因絕大多數專利又掌握在孟山都、陶氏、杜邦三家美國跨國化學公司手裡。據2008年統計，孟山都佔據了全球90%的轉基因種子市場，中國每年有80%的大豆依賴進口，在所有進口的大豆中，90%以上都是採用孟山都的專利技術種植出的轉基因大豆。而且它們一直在為美國寡頭利益集團服務，在研發轉基因前就劣跡累累。孟山都公司成立於1901年，它最初是以生產人造甜味劑(糖精)起家，後來靠銷售石油化工品和為五角大樓研製絕密生物武器暴發。孟山都曾參與高毒性二英的生產，並生產一種基於二英的致命毒劑——橘劑，這種毒劑曾在越南戰爭中大量使用，把越南游擊隊用來藏身的茂密森林，燒成了光禿禿的山坡，超過100萬越南人暴露在噴灑之下，另外還有超過10萬美國和盟國士兵，造成嚴重污染。陶氏化學公司位於密歇根州米德蘭全球總部的工廠，曾經污染了整個地區，包括蒂塔巴沃西河沖積平原，二英蔓延到了平流層。密歇根州環境質量局所做的檢測發現，在米德蘭所提取的34個土壤樣本中，有29個樣本的二英含量高於該州確定的衛生標準。一些樣本的二英含量接近清潔標準的100倍。二英是迄今為止經研究發現的毒性最強的化合物之一。極小的劑量就能對生命造成損害，專家已經將其與子宮內膜異位、免疫系統受損、糖尿病、神經中毒、生育缺陷、生育力下降、睪丸萎縮、生殖機能障礙、癌症等聯繫起來。根據一份科學報告，二英會影響胰島素、甲狀腺、類固醇荷爾蒙，威脅所有人類新生兒的發育。
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洛克菲勒家族提出了“綠色革命”農業商業化的理念並付諸實施，使美國國內獨立家庭式農業逐漸崩潰，農業市場走向全面集中，少數農業托拉斯逐步壟斷了國內糧食生產和市場。到了八九十年代，孟山都等公司打著減少農藥和化肥的使用，提高糧食產量的旗號，大肆推銷轉基因種子，農民擋不住誘惑，種上了轉基因種子。最終結果是農藥和化肥的用量不但沒減反而增加了，糧食也沒增產，而且還要交大筆的種子專利費，致使農民負債累累，紛紛破產，變賣農場。即使有農民不種轉基因作物，也很難避免不受轉基因作物的漂流污染，同時受到威逼脅迫，多數都無奈地妥協了。據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研究發現：美國整個農村的經濟基礎土崩瓦解，鄉鎮空無人煙，從1979年至1998年間，農民的數量下降了30 萬人；養豬場的數量從60萬個下降到15.7萬個，然而3%的豬場生產了50%以上的生豬。 2004年11一份由參議員湯姆·哈肯領導下提交的少數派報告指出，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業控制了84%的肉牛屠宰和64%的生豬屠宰，四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麥片市場。 1998年，嘉吉公司收購了大陸穀物公司的糧食處理業務，至此僅嘉吉一家公司就掌控了美國40%的糧食倉儲容量。四大農業化學、種子公司——孟山都、諾華、陶氏化學和杜邦——控制了全國75%以上的玉米種子銷售和60%的大豆種子銷售，這些公司同時還控制了農業化學市場中很大的市場份額。
四.轉基因在世界各國的肆虐
美國既已如此，類似的做法或強迫或陰險隱蔽地屢屢複製到世界其他各國，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
在阿根廷，20世紀80年代初以前，人民的生活水平還令世人羨艷。當時阿根廷的農業生產體係是多樣化的、富饒多產的，由小型家庭農場所主導。阿根廷牛肉的質量非常高，堪與得克薩斯牛肉比美,都是世界上質量上乘的牛肉。直到80年代，阿根廷不僅能夠實現農產品的自給自足，還能產生大量剩餘。重要的是，政府無須對農業進行補貼，農民的債務也微不足道。但是好景不長，隨著70年代世界石油價格的暴漲，阿根廷急需美元資金購買石油。以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頓銀行及花旗銀行、漢華銀行、波士頓銀行、巴克萊銀行等為首的紐約及其他國際大銀行設下圈套，以初期很有吸引力的條件向阿根廷兜售貸款。只要倫敦的利率仍保持在低水平上，這些貸款完全可以通過國家的收入償還。但是到了1979年10月美聯儲突然將其主導利率提高了大約300%，阿根廷措手不及，債務急劇攀升。再加上從1976年開始，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後，阿根廷經歷了十多年軍事高壓統治（這場政變是在美國的支持下發生的，藉口是為了打擊這個國家日益興起的恐怖主義和共產黨暴動。），政治不穩和社會動盪阻礙了經濟發展，債務更是無力償還。
1989年卡洛斯·梅內姆上任總統後（梅內姆出身豪門,是個花花公子，後來被指控腐敗貪瀆和從事非法武器交易。當時是老布什主政白宮，他至少8次在白宮把梅內姆作為私人客人來接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老布什的兒子尼爾·布什是梅內姆府邸的座上賓。），開始打著為國家償還債務的旗號，把糧食生產轉變為轉基因大豆的工業化種植，從而把阿根廷原本富饒多產的傳統農業變成了針對全球出口的單一性農業。 1991年梅內姆政府成立了一個偽科學的“生物技術顧問委員會”，負責發放轉基因作物實驗許可證。對於梅內姆政府或這個委員會在轉基因作物是否安全這個充滿爭議的話題上所擁有的自由裁判權，公眾也毫無爭議。委員會總是秘密碰頭，討論結果也從未公之於眾。它只是充當了轉基因種子跨國公司的代言人。這毫不奇怪，因為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來自孟山都、先正達、陶氏益農等轉基因生物巨頭。 1996年梅內姆政府向孟山都公司頒發抗“農達”轉基因大豆許可證，允許它在阿根廷全國獨家銷售轉基因大豆種子。此後孟山都的轉基因大豆種子大批量進入阿根廷，同時還有孟山都的農達除草劑。轉基因大豆和農達除草劑採用一種稱為“直接播種”免耕法，這種方法，只有富裕的大型農場主才能花得起錢採用，它需要一種龐大的特殊機器，這種機器將轉基因大豆種子自動塞到幾釐米深的小洞裡，然後填壓上泥土。有了這種直接播種機器，數千英畝的土地就可以由一人播種。以前留下的作物殘餘秸稈就可留在田地裡任其腐爛，由此產生的各種各樣的害蟲和雜草與孟山都的轉基因大豆一起生長。這反過來又為孟山都創造了更大的市場，可以在銷售擁有專利的抗農達大豆種子的同時，銷售其特殊的專利草甘膦，即“農達”除草劑。這種種植方法在使用幾年之後，雜草對草甘膦顯示出了特殊的耐藥性，於是又需要使用更大的劑量或其他除草劑。這樣的播種方法讓小農場主根本無法承受，加上經濟危機帶來的災難，他們紛紛無奈地賣掉土地，如果拒絕出售土地，他們會受到恐怖武裝分子或警察的威脅，逼迫他們讓出地產。同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自由市場改革大潮之中，廉價的進口糧食充斥市場，成千上萬的農民也被逼得傾家蕩產，最後不得不放棄他們的土地，而這些土地漸地集中到少數跨國農業公司手裡。
到了2004年阿根廷大量森林遭到砍伐，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為3400萬英畝（約1375 9萬公頃），所有農業用地的48%被用於種植大豆，其中90%～97%種植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抗農達大豆。阿根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毫無控制的轉基因實驗場。 1988～2003年間，阿根廷的奶牛農場減少了一半，牛奶不得不以比國內高得多的價格從烏拉圭進口。隨著機械化的單一種植大豆的農作方式迫使數十萬農民離開土地，貧困和營養不良現像大量出現。阿根廷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人口比例從1970年僅為5%，到2002年激增至51%。以前在阿根廷聞所未聞的營養不良現像，到2003年上升到約佔3700萬總人口的11%～17%。在因國家拖欠債務而引發的全國性嚴重經濟危機當中，阿根廷人發現，他們已經不能再依靠小塊土地生存。這些土地已經被大片的轉基因大豆所佔據，甚至堵死了種植能維持生存的一般作物的出路。在農村，靠近龐大的大豆種植園的傳統農業區受到了從飛機噴灑的孟山都農達除草劑的嚴重影響。在洛馬森尼斯，種植各類蔬菜供自己消費的農民們發現，他們的作物因噴灑除草劑而被殺死，因為農達把除了經過基因改造能夠“抗草甘膦”的孟山都大豆之外的所有植物都殺死了。 2003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這種噴灑不僅殺死了附近農民的莊稼,他們養的雞也死掉了，其他牲畜尤其是馬匹也受到了嚴重影響。老百姓則因除草劑出現嚴重噁心、腹瀉、嘔吐和皮膚損傷等症狀。有報告稱，轉基因大豆種植田附近產下的動物出現嚴重的器官畸形，香蕉和甘藷也變得奇形怪狀，湖裡突然漂滿死魚。有些農戶報告說，鄰近的大豆田噴藥之後，他們孩子的身上出現了奇怪的斑點。雪上加霜的是2004年阿根廷政府與孟山都公司達成了協議並開始實施，農民們不得不向糧食儲運加工商或嘉吉公司等出口商支付幾乎高達轉基因大豆銷售額1%的專利使用費。這種使用費在加工場所收取，農民們除了乖乖付錢之外毫無選擇，因為他們必須加工自己的收成。然後，這筆使用費再由政府返還給孟山都公司和其他轉基因種子供應商。
在阿根廷的鄰國巴西，原本立法禁止種植轉基因作物，他們對美國的有所戒備，是有先例教訓的。 1991年，有關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發展中國家人口控制目標的秘密備忘錄的信息在《巴西雜誌》及巴西其他主要報刊上公開發表後，巴西政府開始調查，結果震驚地發現約44%、年齡在14～55歲之間的巴西婦女已經永久性絕育。大多數年齡大一點的婦女在70年代中期該計劃剛啟動時就做了永久性絕育手術。巴西政府發現絕育手術由形形色色的機構實施，其中有一些是巴西的機構。這些機構包括國際計劃生育聯盟、美國開拓者基金會、自願外科避孕手術聯合會和國際家庭健康組織。所有計劃都是在美國國務院下屬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支持和指導下實施的。
但是巴西還是防備不了，轉基因種子偷偷地非法進入巴西。對此孟山都一開始也坐視不管，等到2005年巴西轉基因作物廣泛種植蔓延，根本無法控制的時候，再向巴西攤牌，巴西被迫廢除禁止種植轉基因作物的法律。同樣的悲劇在巴拉圭也重演了。轉基因作物先是不知不覺的在巴拉圭傳播，到2005年，巴拉圭終於對這些走私種子合法化，名義是支持大豆對歐洲的出口，但是在歐洲“GMO（轉基因生物）產品”是要被“強制性標識”的。這樣，巴拉圭農業部製造的罪惡早已大功告成，巴拉圭農業部副秘書羅伯特•法蘭克稱，“我們不得不將GMO種子合法，因為他們已通過非正式渠道進入我國，……這些種子編織袋沒有正式標識… …可能就是孟山都公司在推廣這些種子……正如我所說，面對既成的事實，我們政府部門只能選擇合法化這個東西。” 今天，“農達”經由飛機或者未受保護的工人操作的噴霧車，在整個巴拉圭被廣泛的噴灑。這些除草劑被直接噴灑到人們的門前，或者那些小戶農家賴以生存的作物上，每年無數的莊稼被毀，數以千計的人被感染，疾病滋生；被感染的牲畜都只是走幾步就倒地死了……本來在巴拉圭，70%的土地被控制在僅僅2%的人手中。隨著轉基因作物的耕種，土地控制權更加集中。 3/4的大豆生產權由國際農業跨國公司控制，他們宣稱這是“綠色黃金”。根據巴拉圭最新的人口普查顯示，每年有10萬人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貧民窟。據估計，70%的人是由於孟山都轉基因大豆的擴張，而被迫離開家園。
在伊拉克，2003年被美國占領後，轉基因作物就在全國推廣。 2003年5月，保羅·布雷默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 （布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布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匯報工作，而是直接向五角大樓裡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布雷默到伊拉克後，便迅速制定了100個法令，強加給伊拉克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為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為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布雷默的《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 《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產。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 《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 《第81號命令》規定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產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產品。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布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伊拉克人原本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裡一直保存著大量的天然種子的樣本，但在美國占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只有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轉基因種子，成為他們的奴隸，想種傳統種子根本就是癡心妄想。為了支持伊拉克，他們給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為了出口。因為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布雷默頒布《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飢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產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產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產業。
印度是世界上第三大棉花生產地，1999年，孟山都收購了“馬哈拉施特”這家全印度最大的種子公司，開始著力推廣轉基因棉。孟山都公司向印度兜售一種轉基因棉花，它能產生一種專門殺滅棉鈴蟲幼蟲的蛋白毒素，使得棉花自身能抵禦天敵的侵害，從而提高產量。儘管從產量上看，印度本土的棉花種子不及來自美國的轉基因棉花，但卻能適應印度獨特的氣候——每年夏天多雨的季風季和隨之而來的長期乾旱。在高產的誘惑下，印度抵擋不住。最初轉基因棉花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印度的棉花產量翻了一番。 2005年，這種棉花的種植使殺蟲劑的使用量減少42%，種植轉基因棉花每英畝的收入比非轉基因棉花高出373美元。但好景不長，各種弊端也隨之顯現。因為和印度本土的棉花不同，轉基因棉花需要更多的水來灌溉。這對於美國大規模種植的棉農而言不是問題，只要有完善的灌溉系統就能保證收成。但印度的情況卻截然不同，全印度9000萬農民中，60%的人擁有的農田不到2.5英畝。因此他們在種植轉基因棉花時，更加“靠天吃飯”，棉花的收成很大程度取決於當年的降雨量。印度中央棉花研究所經過5年的研究發現，已經有少量棉鈴蟲對轉基因棉花的毒素產生了抗性。科學家預測，經過10代棉花種植，棉鈴蟲就必將普遍獲得抗性。為應對害蟲產生的抗性，通用的做法是“生物避難所策略”。在美國，規定轉基因棉花種植中必須有20%的區域種植普通非轉基因棉花作為棉鈴蟲避難所，但這只適用於大農場作業的轉基因作物種植。對於印度小規模棉花種植很難推廣，況且兩國的棉鈴蟲種類也有差異。印度引進轉基因棉花短短幾年後，種子商店裡可以購買到的棉花種子都標註為轉基因，致使棉農的成本大大增加，但是這裡面卻摻雜了很多假冒偽劣產品。為了購買種子，農民們大都向印度國立銀行貸款。但如果買到假種子或收成不佳，農民無力在當年還款，銀行就會拒絕再次提供貸款，此時農民們只得找私人錢莊借款。此外，那些自己沒有土地的農民根本無法從銀行申請貸款，只能走風險更高的高利貸途徑。在有些地方，高利貸的利息高達100%。而如果第二年棉花再次歉收，甚至僅僅收成不如預期，農民們就將走進債台高築的惡性循環。從1997年至今近20萬印度農民自殺身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棉農！引進轉基因棉花，種子漲價，棉農貸款，歉收，無法償還，銀行不再貸款，棉農借高利貸，無法償還，傾家蕩產，最後自殺——這個令人悲傷的鏈條展現出印度農民自殺的大體過程。
前面說了一些國外的轉基因毒害案例，現在我們把目光轉到國內。 1997年中國從美國孟山都所引進的能抵抗棉鈴蟲的轉基因抗蟲棉33B。類似印度的情況也在中國發生了。起初由於它抗蟲特別好，2001年～2004年的三年間，孟山都的棉花使得農藥使用量下跌了50%～60%，種植成本下跌了25%，每畝棉花的產量上升了20% ，農分率是42%。可是2004年之後如果不去向孟山都買種子的話，所種出來的棉花會一代不如一代。棉鈴蟲被消滅之後，2006年開始蚜蟲出來了，紅蜘蛛出來了，煙粉蝨出來了……其他的害蟲都出來了，造成了更大的後患，棉花的質量急速下跌。若要殺蚜蟲、紅蜘蛛、煙粉蝨，就得買特殊農藥，而這種農藥只有美國的孟山都和德國的巴斯夫這兩個公司能提供。 2008年之後，我們的棉花質量下跌10%，產量下跌10%，耕地面積少了10%，農分率從過去的42%跌到了34%，比過去我們中國用的傳統棉花還要差，已經比不上我們原來自己的棉花了。據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報告，2010年棉花產量較2009年下降14.6%，至570萬噸；2010年棉花種植面積為505萬公頃，與2009年持平。
2010年9月21日，國際先驅導報發表題為《山西吉林等地大老鼠絕跡疑與轉基因玉米有關》的報導。記者調查發現山西種植先玉335的地方大老鼠基本絕跡，只有一些小老鼠。即使是小老鼠，也是呆頭呆腦，看上去還不會分辨方向，狗能輕易逮住過這些小老鼠。而種植先玉335之前老鼠經常是竄上竄下的，需要買劇毒的鼠藥才能毒死老鼠。用先玉335飼養的母豬產子少了，不育、假育、流產、死胎的情況比較多，原本一窩豬至少能生10只，現在只有六七隻，生長的速度明顯比前幾年放慢。有的小豬在母豬肚裡就死了，有的小豬長到半途，莫名其妙地死了。總之，莫名其妙的現像很多，農民養豬幾乎都虧損。同樣種植先玉335的吉林省榆樹市西北部的弓棚鎮，原是全國聞名的生豬集散地，當記者在2010年7月底到該鎮調查時，發現這裡很多村子的養豬業已經變得蕭條，雖然農戶家家都有豬圈，但豬圈已經空空。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樣嚴重的後果？大多數人都把矛頭指向了先玉335。根據中國農業部門的公告，先玉335是美國先鋒公司選育的雜交玉米，其母本為PH6WC，父本為PH4CV，均為先鋒公司自育。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稱，先玉335“不含有轉基因成分，該品種在審定過程中經過嚴格的審查，為非轉基因玉米新品種”。但記者在美國專利商標局的官方網站(www.uspto.gov)上查到了關於PH4CV的信息。 PH4CV的類別編號包括“800/302”；在美國專利法的規定中，“302”即指“基因修飾”。長長的專利資料文件顯示，PH4CV的開發包括了使用BT和HT轉基因技術——這是用於商業化大宗農作物的僅有的兩類轉基因技術。對轉基因問題非常關心的雲南財經大學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教授顧秀林認為，轉過一次基因以後的作物不論經過多少代自交，然後再做多少次雜交，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雜交品種，而是轉基因品種。如果先玉335是轉過基因的，那麼中國一些以先玉335為父本或母本延伸開發的玉米品種H1588和T88等等，也必須作為轉基因或含有轉基因成分的品種來管理。遺憾的是，農業部等相關部門至今未對這些質疑給出明確的讓人信服的答復。
以上列舉了發生在世界多國的轉基因作物毒害的案例，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再來看看這些國家的人口：中國13.4億，印度12.2億，美國3.1億，巴西1.9億，阿根廷0.4億，伊拉克0.3億。這些國家人口加起來共30.3億，佔世界總人口的44%，其重要性和美帝國的針對性不言而喻。最近幾年，全世界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以接近10%的年增長率上升，到2008年已經達到1.25億公頃，而全世界耕地僅有約15億公頃。美國是轉基因技術採用最多的國家，全球絕大多數轉基因專利掌握在孟山都、杜邦、陶氏益農、先正達四家跨國農業公司手裡，而前三家在美國，先正達雖總部位於瑞士，但實際上是由英國人控制，這就不難理解在轉基因問題上美英總是夫唱婦隨的原因。
五.結論
透過事實現像看清轉基因背後的陰謀詭計：美帝國統治精英主導策劃，指使孟山都、杜邦等爪牙劊子手實施，利用WTO規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糧農組織等，聯合跨國銀行，扶持幫兇傀儡，在世界各國採用強迫、威逼、誘惑等方式推廣轉基因作物，進而控制糧食市場，從而達到生殺予奪，控制人口的目的。他們在國際期貨市場操控糧價，操控油價，操控匯率；國家貸款形式方案完全由他們說了算；種子價格、專利費、農藥化肥價格、機械設備價格等更是沒討價還價的餘地。
作者：馬路天神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17
轉基因問題背後的美帝國大陰謀
導讀：寫作本文的目的在於揭示轉基因問題背後的陰謀，引起全國人民的覺醒警惕。當美帝國在糧食問題上步步緊逼的時候，我國總是在步步退縮，疑慮重重，委屈妥協，漸失陣地，不能不令國人擔憂。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美帝國及其國內買辦勢力早已滲透到國內的各行各業。社會總是在矛盾中變化發展，當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人們往往注重國內的矛盾鬥爭，忽略了或者意識不到外來的入侵。毫無疑問，科學和政治經常是手拉手的。一些農業專家不聞政治，只顧科學研究圖謀科研成果，難免被政客利用。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往往是中國人一廂情願的好客。而“客人”常常是一手送你有毒的蛋糕，另一手卻伸出魔爪，趁你享受蛋糕的時候大把洗攫你家錢財。孟山都也好，杜邦也罷，他們不是單純農業經營商，其發展歷程和組成要素決定了他們的使命。多愁善感，關心他人，樂善好施——對他們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
轉基因技術的大力發展和轉基因作物在全球的強行推廣並不是某些人花言巧語所宣揚的提高糧食產量、解決世界飢餓、減少農藥的使用、推動科技進步，而是美帝國統治集團企圖控制世界人口、控制人類糧食鏈條，進而最終控制我們日常生活的大陰謀。 ——說出這個陰謀，很多人可能不信，那麼請看下面的闡述分析吧。
一.不能提高糧食產量、解決世界飢餓、減少農藥的使用
美國種植轉基因作物增產了嗎？ 2009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家發起組織的“憂慮的科學家聯盟”在對於過去20年“轉基因農作物” 的研發、13年的種植所作的跟踪調查和系統評估表明：“轉基因”根本不能增加農作物的產量。科學家Doug Gurian-Sherman發現幾乎在所有案例中，轉基因作物並沒有增加產量。唯一的例外是抗蟲轉基因玉米——Bt-玉米，只有當其周邊的傳統玉米遭受歐洲玉米螟侵襲時，它的產量會得到增加。他表示，過去10年來農作物產量得到大幅提升，但幾乎所有的增產都要歸功於傳統的作物育種或其它的農業實踐。(Failure to Yield) 失敗了的增產
正如國內生態農業專家蔣高明所說的：“轉基因作物能不能增產？看美國的例子就知道了。美國是掌握轉基因技術最早、最多的國家，其技術遠比中國先進，但該國糧食總產量僅3.63億噸，遠低於中國的5.01億噸；中國糧食單產為278公斤/畝，美國祇有125公斤/畝。美國擁有全球最先進的農業技術包括轉基因技術，耕地還比中國多11億畝，為什麼其糧食無論單產還是總產，反而不如中國呢？答案就在於“人”身上而不在“武器”身上。”如果中國也像美國那樣種植轉基因作物，中國人早就餓死一半多了。
他們是在解決世界糧食危機嗎？在整個歐洲，無論是德國、奧地利還是法國，到處種植成片成片的玉米作為生物燃料。 2006年，美國通過了一項新的法案，將大筆大筆納稅人的錢用於補貼種植燃料玉米。從此，這股改種風潮席捲了美國。在當前世界糧食問題異常嚴峻的情況下，數以百萬公頃計的糧田卻改作他用，用來生產汽車燃料。
轉基因植物真的能夠“減少農藥的使用”嗎？ 2004 年10月，美國生物技術信息網（BioTech InfoNet）報告，題為《美國遺傳工程作物及其農藥使用：第一個九年》（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and Pest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Nine Years） 。 （ http://www.biotech-info.net/Full_version_first_nine.pdf）。主要結論：“'轉基因植物減少農藥的使用'這個說法沒有根據”（Pesticide Reduction Claims are Unfounded）。它提供的具體數據：三大轉基因作物，玉米、大豆、棉花，在1996-1998三年間，減少了農藥使用量2060萬磅，但是從1999到2004年六年間，這些植物的農藥用量卻增加了1億4千3百萬磅。也就是說，九年之間，轉基因作物的農藥用量淨增1億2千2百萬磅。 （來源：美國生物技術信息網報告P39 2004年10月）
二．陰謀雛形的建立
從以上分析可見美國種植轉基因作物既不能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危機，也不能減少農藥的使用。那麼美國花巨資發展轉基因技術目的何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所有人。”有人質疑美帝國主導的盎格魯·撒克遜計劃的真實性，有人質疑“費爾蒙特飯店會議”（見《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作者：德國《明鏡》雜誌編輯漢斯-彼得·馬丁）達成的共識：
“由於世界人口的過剩，世界將出現分化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要解決這一問題，一是採用布熱津斯基的“餵奶主義”：“棄置和隔絕那些無用而貧窮的垃圾人口，不讓他們參與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僅由20%精英將一些消費殘渣供給他們苟延殘喘。 ”二是設法逐步用“高技術”手段（包括轉基因技術）消滅他們。”
事實上他們就是這麼幹的。
2009年8月，宋鴻兵先生在《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一書中為我們揭示了美國的權利金字塔，美帝國妄圖控制世界，統治天下的野心昭然若揭，如下圖：
20世紀3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為代表的美國東海岸權勢集團就開始勾“美國世紀”的新願景，其核心是在戰後把美國變成全球商業帝國，他們更意識到像英國等老帝國那樣採用軍事控制殖民地的代價過於昂貴。洛克菲勒家族敏銳地意識到以“商業化農業”來主導全球農業市場的新模式，通過種子和化肥的輸出，美國對全球業技術的主導地位迅速成為美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重要武器。特別值得關的是，1952年到1979年間每個擔任美國國務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領導工作過。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糧食與石油一起成為美國維持新經濟霸權中的關鍵支柱。主導全球糧食市場與主導全球石油市場和武器市場一樣，成為華盛頓政策的核心。 1973年的世界糧食危機成為美國新糧食政策的標誌性事件，當時國際市場糧食價格和石油價格都以300％～400％的速度上漲。在糧食危機中，美國的六家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糧食儲備的95％，華盛頓和糧食巨頭間的緊密聯繫成為美國糧食武器的核心。通過美元貶值和破壞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能力，美國不斷鞏固自身高效農業市場的優勢地位。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供應國，通過控制世界糧食供應及價格，美國的地緣政治權力獲得持續的戰略性增長。在整個美國糧食政策制定和世界糧食結構重塑過程中，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培養的政治精英基辛格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在1974年基辛格起草了美國《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報告，其主旨是實施“世界人口行動計劃”以大幅度降低世界人口數量。這一新政策的理論出發點是：大多數高質量的礦藏都位於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數量過多的“劣種人”妨礙美國獲得充裕的、廉價的原材料，必須除掉這些高速增長的人口才能保護美國利益。為此，美國政府要求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實施大規模絕育手術，甚至把波多黎各作為人口控制的“活體”實驗場。基辛格明確提出：美國要將糧食援助作為“國家權力的工具”，對那些接受援助的國家來說，要麼絕育要麼挨餓。
三.轉基因技術在美國的發展與強行推廣
20世紀70年代，生物技術和植物及其他生命形式的基因改造技術開始在美國產生，發展並運用。轉基因技術的風險從一開始就出現很大爭議。轉基因技術就是運用科學手段從某種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將其轉入另一種生物中，使與另一種生物的基因進行重組，從而產生特定的具有變異遺傳性狀的物質。為了把外來基因植入植物細胞，通常會附加一個轉基因細菌。如張啟發研發的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 就是植入了蘇雲金芽孢桿菌（簡稱Bt）。但是，正如生物學家、倫敦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侯美婉博士所強調的，這個過程並不是完全精確的。由於其結果不可預知，這個過程是不可控的和不可靠的，通常會對宿主基因組造成損害和擾亂。
1984年8月，菲利普·瑞格教授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明確指出：“就DNA來講，這種分子在試管中是穩定的。但是它在大量繁殖的生物中是不穩定的。我們不能把活體生物中的DNA活動簡化成它在試管中的化學性質！在活體系統中，DNA至少會通過變異、基因流動、重組和自然選擇被修改，或者造成不穩定。”
在轉基因技術不能確保食品安全的情況下，儘管有充足的證據證明，轉基因產品會給人類健康及生態環境帶來損害，但從裡根總統開始，至少四位美國總統在任內都不遺餘力地支持轉基因農業。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大量的農業綜合企業都瘋狂發展轉基因植物、家畜和基於轉基因技術的獸藥。然而，當時政府並沒有製定任何監管體系，來控制轉基因產品的開發、風險和銷售。儘管包括轉基因領域頂級專家普瑞伯爾博士在內的許多科學家都對DNA重組研究和病毒的生物科技研究做出了嚴正警告，並指出當新基因被植入植物細胞中時可能會產生意料之外的毒素。一些科學家也聲明：“轉基因植物中可能發生的意想不到的、偶然的變化,證明我們需要對其進行一定範圍的傳統的毒性研究。”但是在1992年，老布什總統還是在一項總統行政命令中裁定所有的轉基因植物和食品與同品種的傳統植物（如傳統玉米、大豆、水稻或者棉花）“實質上相同”，沒有“實質上經過改造”，無須貼上標記。這意味著轉基因農作物可以看作與傳統農作物沒有兩樣。這一理論的依據僅僅是轉基因玉米（以及大豆、水稻）與傳統玉米（以及大豆、水稻）的外觀和味道都很相似，至於它們的化學結構和營養價值，也因此與天然植物“實質上相同”。這一決定忽略了轉基因植物中內部的性質變化，就是為了給孟山都等公司逃避生化和毒性檢測找個藉口。這樣轉基因品種就不需要任何特別的管制措施了。
然而，與此同時美國的專利法卻允許農業綜合企業對其轉基因生物和種子擁有專利權，其依據是將一種外來的DNA引入水稻等植物的基因組，已經對植物做出了獨特的改變，或者可以說，它已經“實質上經過改造”。這在前後邏輯上的矛盾，並沒有阻止華盛頓推進商業化農業基因革命計劃。 1988年，美國一家生物技術公司Agracetus提出了第一個大豆專利申請。 1994年，孟山都公司獲得轉基因大豆專利。 2001年12月，在一起名為“J E M Ag Supply公司訴先鋒良種”的判例中，美國最高法院明文昭示了這樣的原則：允許植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獲得專利。最高法院裁定，轉基因植物品種可以授予專利，這令大多數法律專家大吃一驚。從此以後，轉基因農業綜合集團得到了美國最高法院的支持，申請專利暢通無阻。
可是我們注意到轉基因絕大多數專利又掌握在孟山都、陶氏、杜邦三家美國跨國化學公司手裡。據2008年統計，孟山都佔據了全球90%的轉基因種子市場，中國每年有80%的大豆依賴進口，在所有進口的大豆中，90%以上都是採用孟山都的專利技術種植出的轉基因大豆。而且它們一直在為美國寡頭利益集團服務，在研發轉基因前就劣跡累累。孟山都公司成立於1901年，它最初是以生產人造甜味劑(糖精)起家，後來靠銷售石油化工品和為五角大樓研製絕密生物武器暴發。孟山都曾參與高毒性二英的生產，並生產一種基於二英的致命毒劑——橘劑，這種毒劑曾在越南戰爭中大量使用，把越南游擊隊用來藏身的茂密森林，燒成了光禿禿的山坡，超過100萬越南人暴露在噴灑之下，另外還有超過10萬美國和盟國士兵，造成嚴重污染。陶氏化學公司位於密歇根州米德蘭全球總部的工廠，曾經污染了整個地區，包括蒂塔巴沃西河沖積平原，二英蔓延到了平流層。密歇根州環境質量局所做的檢測發現，在米德蘭所提取的34個土壤樣本中，有29個樣本的二英含量高於該州確定的衛生標準。一些樣本的二英含量接近清潔標準的100倍。二英是迄今為止經研究發現的毒性最強的化合物之一。極小的劑量就能對生命造成損害，專家已經將其與子宮內膜異位、免疫系統受損、糖尿病、神經中毒、生育缺陷、生育力下降、睪丸萎縮、生殖機能障礙、癌症等聯繫起來。根據一份科學報告，二英會影響胰島素、甲狀腺、類固醇荷爾蒙，威脅所有人類新生兒的發育。
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洛克菲勒家族提出了“綠色革命”農業商業化的理念並付諸實施，使美國國內獨立家庭式農業逐漸崩潰，農業市場走向全面集中，少數農業托拉斯逐步壟斷了國內糧食生產和市場。到了八九十年代，孟山都等公司打著減少農藥和化肥的使用，提高糧食產量的旗號，大肆推銷轉基因種子，農民擋不住誘惑，種上了轉基因種子。最終結果是農藥和化肥的用量不但沒減反而增加了，糧食也沒增產，而且還要交大筆的種子專利費，致使農民負債累累，紛紛破產，變賣農場。即使有農民不種轉基因作物，也很難避免不受轉基因作物的漂流污染，同時受到威逼脅迫，多數都無奈地妥協了。據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研究發現：美國整個農村的經濟基礎土崩瓦解，鄉鎮空無人煙，從1979年至1998年間，農民的數量下降了30 萬人；養豬場的數量從60萬個下降到15.7萬個，然而3%的豬場生產了50%以上的生豬。 2004年11一份由參議員湯姆·哈肯領導下提交的少數派報告指出，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業控制了84%的肉牛屠宰和64%的生豬屠宰，四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麥片市場。 1998年，嘉吉公司收購了大陸穀物公司的糧食處理業務，至此僅嘉吉一家公司就掌控了美國40%的糧食倉儲容量。四大農業化學、種子公司——孟山都、諾華、陶氏化學和杜邦——控制了全國75%以上的玉米種子銷售和60%的大豆種子銷售，這些公司同時還控制了農業化學市場中很大的市場份額。
四.轉基因在世界各國的肆虐
美國既已如此，類似的做法或強迫或陰險隱蔽地屢屢複製到世界其他各國，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
在阿根廷，20世紀80年代初以前，人民的生活水平還令世人羨艷。當時阿根廷的農業生產體係是多樣化的、富饒多產的，由小型家庭農場所主導。阿根廷牛肉的質量非常高，堪與得克薩斯牛肉比美,都是世界上質量上乘的牛肉。直到80年代，阿根廷不僅能夠實現農產品的自給自足，還能產生大量剩餘。重要的是，政府無須對農業進行補貼，農民的債務也微不足道。但是好景不長，隨著70年代世界石油價格的暴漲，阿根廷急需美元資金購買石油。以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頓銀行及花旗銀行、漢華銀行、波士頓銀行、巴克萊銀行等為首的紐約及其他國際大銀行設下圈套，以初期很有吸引力的條件向阿根廷兜售貸款。只要倫敦的利率仍保持在低水平上，這些貸款完全可以通過國家的收入償還。但是到了1979年10月美聯儲突然將其主導利率提高了大約300%，阿根廷措手不及，債務急劇攀升。再加上從1976年開始，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後，阿根廷經歷了十多年軍事高壓統治（這場政變是在美國的支持下發生的，藉口是為了打擊這個國家日益興起的恐怖主義和共產黨暴動。），政治不穩和社會動盪阻礙了經濟發展，債務更是無力償還。
1989年卡洛斯·梅內姆上任總統後（梅內姆出身豪門,是個花花公子，後來被指控腐敗貪瀆和從事非法武器交易。當時是老布什主政白宮，他至少8次在白宮把梅內姆作為私人客人來接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老布什的兒子尼爾·布什是梅內姆府邸的座上賓。），開始打著為國家償還債務的旗號，把糧食生產轉變為轉基因大豆的工業化種植，從而把阿根廷原本富饒多產的傳統農業變成了針對全球出口的單一性農業。 1991年梅內姆政府成立了一個偽科學的“生物技術顧問委員會”，負責發放轉基因作物實驗許可證。對於梅內姆政府或這個委員會在轉基因作物是否安全這個充滿爭議的話題上所擁有的自由裁判權，公眾也毫無爭議。委員會總是秘密碰頭，討論結果也從未公之於眾。它只是充當了轉基因種子跨國公司的代言人。這毫不奇怪，因為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來自孟山都、先正達、陶氏益農等轉基因生物巨頭。 1996年梅內姆政府向孟山都公司頒發抗“農達”轉基因大豆許可證，允許它在阿根廷全國獨家銷售轉基因大豆種子。此後孟山都的轉基因大豆種子大批量進入阿根廷，同時還有孟山都的農達除草劑。轉基因大豆和農達除草劑採用一種稱為“直接播種”免耕法，這種方法，只有富裕的大型農場主才能花得起錢採用，它需要一種龐大的特殊機器，這種機器將轉基因大豆種子自動塞到幾釐米深的小洞裡，然後填壓上泥土。有了這種直接播種機器，數千英畝的土地就可以由一人播種。以前留下的作物殘餘秸稈就可留在田地裡任其腐爛，由此產生的各種各樣的害蟲和雜草與孟山都的轉基因大豆一起生長。這反過來又為孟山都創造了更大的市場，可以在銷售擁有專利的抗農達大豆種子的同時，銷售其特殊的專利草甘膦，即“農達”除草劑。這種種植方法在使用幾年之後，雜草對草甘膦顯示出了特殊的耐藥性，於是又需要使用更大的劑量或其他除草劑。這樣的播種方法讓小農場主根本無法承受，加上經濟危機帶來的災難，他們紛紛無奈地賣掉土地，如果拒絕出售土地，他們會受到恐怖武裝分子或警察的威脅，逼迫他們讓出地產。同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自由市場改革大潮之中，廉價的進口糧食充斥市場，成千上萬的農民也被逼得傾家蕩產，最後不得不放棄他們的土地，而這些土地漸地集中到少數跨國農業公司手裡。
到了2004年阿根廷大量森林遭到砍伐，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為3400萬英畝（約1375 9萬公頃），所有農業用地的48%被用於種植大豆，其中90%～97%種植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抗農達大豆。阿根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毫無控制的轉基因實驗場。 1988～2003年間，阿根廷的奶牛農場減少了一半，牛奶不得不以比國內高得多的價格從烏拉圭進口。隨著機械化的單一種植大豆的農作方式迫使數十萬農民離開土地，貧困和營養不良現像大量出現。阿根廷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人口比例從1970年僅為5%，到2002年激增至51%。以前在阿根廷聞所未聞的營養不良現像，到2003年上升到約佔3700萬總人口的11%～17%。在因國家拖欠債務而引發的全國性嚴重經濟危機當中，阿根廷人發現，他們已經不能再依靠小塊土地生存。這些土地已經被大片的轉基因大豆所佔據，甚至堵死了種植能維持生存的一般作物的出路。在農村，靠近龐大的大豆種植園的傳統農業區受到了從飛機噴灑的孟山都農達除草劑的嚴重影響。在洛馬森尼斯，種植各類蔬菜供自己消費的農民們發現，他們的作物因噴灑除草劑而被殺死，因為農達把除了經過基因改造能夠“抗草甘膦”的孟山都大豆之外的所有植物都殺死了。 2003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這種噴灑不僅殺死了附近農民的莊稼,他們養的雞也死掉了，其他牲畜尤其是馬匹也受到了嚴重影響。老百姓則因除草劑出現嚴重噁心、腹瀉、嘔吐和皮膚損傷等症狀。有報告稱，轉基因大豆種植田附近產下的動物出現嚴重的器官畸形，香蕉和甘藷也變得奇形怪狀，湖裡突然漂滿死魚。有些農戶報告說，鄰近的大豆田噴藥之後，他們孩子的身上出現了奇怪的斑點。雪上加霜的是2004年阿根廷政府與孟山都公司達成了協議並開始實施，農民們不得不向糧食儲運加工商或嘉吉公司等出口商支付幾乎高達轉基因大豆銷售額1%的專利使用費。這種使用費在加工場所收取，農民們除了乖乖付錢之外毫無選擇，因為他們必須加工自己的收成。然後，這筆使用費再由政府返還給孟山都公司和其他轉基因種子供應商。
在阿根廷的鄰國巴西，原本立法禁止種植轉基因作物，他們對美國的有所戒備，是有先例教訓的。 1991年，有關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發展中國家人口控制目標的秘密備忘錄的信息在《巴西雜誌》及巴西其他主要報刊上公開發表後，巴西政府開始調查，結果震驚地發現約44%、年齡在14～55歲之間的巴西婦女已經永久性絕育。大多數年齡大一點的婦女在70年代中期該計劃剛啟動時就做了永久性絕育手術。巴西政府發現絕育手術由形形色色的機構實施，其中有一些是巴西的機構。這些機構包括國際計劃生育聯盟、美國開拓者基金會、自願外科避孕手術聯合會和國際家庭健康組織。所有計劃都是在美國國務院下屬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支持和指導下實施的。
但是巴西還是防備不了，轉基因種子偷偷地非法進入巴西。對此孟山都一開始也坐視不管，等到2005年巴西轉基因作物廣泛種植蔓延，根本無法控制的時候，再向巴西攤牌，巴西被迫廢除禁止種植轉基因作物的法律。同樣的悲劇在巴拉圭也重演了。轉基因作物先是不知不覺的在巴拉圭傳播，到2005年，巴拉圭終於對這些走私種子合法化，名義是支持大豆對歐洲的出口，但是在歐洲“GMO（轉基因生物）產品”是要被“強制性標識”的。這樣，巴拉圭農業部製造的罪惡早已大功告成，巴拉圭農業部副秘書羅伯特•法蘭克稱，“我們不得不將GMO種子合法，因為他們已通過非正式渠道進入我國，……這些種子編織袋沒有正式標識… …可能就是孟山都公司在推廣這些種子……正如我所說，面對既成的事實，我們政府部門只能選擇合法化這個東西。” 今天，“農達”經由飛機或者未受保護的工人操作的噴霧車，在整個巴拉圭被廣泛的噴灑。這些除草劑被直接噴灑到人們的門前，或者那些小戶農家賴以生存的作物上，每年無數的莊稼被毀，數以千計的人被感染，疾病滋生；被感染的牲畜都只是走幾步就倒地死了……本來在巴拉圭，70%的土地被控制在僅僅2%的人手中。隨著轉基因作物的耕種，土地控制權更加集中。 3/4的大豆生產權由國際農業跨國公司控制，他們宣稱這是“綠色黃金”。根據巴拉圭最新的人口普查顯示，每年有10萬人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貧民窟。據估計，70%的人是由於孟山都轉基因大豆的擴張，而被迫離開家園。
在伊拉克，2003年被美國占領後，轉基因作物就在全國推廣。 2003年5月，保羅·布雷默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 （布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布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匯報工作，而是直接向五角大樓裡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布雷默到伊拉克後，便迅速制定了100個法令，強加給伊拉克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為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為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布雷默的《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 《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產。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 《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 《第81號命令》規定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產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產品。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布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伊拉克人原本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裡一直保存著大量的天然種子的樣本，但在美國占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只有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轉基因種子，成為他們的奴隸，想種傳統種子根本就是癡心妄想。為了支持伊拉克，他們給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為了出口。因為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布雷默頒布《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飢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產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產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產業。
印度是世界上第三大棉花生產地，1999年，孟山都收購了“馬哈拉施特”這家全印度最大的種子公司，開始著力推廣轉基因棉。孟山都公司向印度兜售一種轉基因棉花，它能產生一種專門殺滅棉鈴蟲幼蟲的蛋白毒素，使得棉花自身能抵禦天敵的侵害，從而提高產量。儘管從產量上看，印度本土的棉花種子不及來自美國的轉基因棉花，但卻能適應印度獨特的氣候——每年夏天多雨的季風季和隨之而來的長期乾旱。在高產的誘惑下，印度抵擋不住。最初轉基因棉花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印度的棉花產量翻了一番。 2005年，這種棉花的種植使殺蟲劑的使用量減少42%，種植轉基因棉花每英畝的收入比非轉基因棉花高出373美元。但好景不長，各種弊端也隨之顯現。因為和印度本土的棉花不同，轉基因棉花需要更多的水來灌溉。這對於美國大規模種植的棉農而言不是問題，只要有完善的灌溉系統就能保證收成。但印度的情況卻截然不同，全印度9000萬農民中，60%的人擁有的農田不到2.5英畝。因此他們在種植轉基因棉花時，更加“靠天吃飯”，棉花的收成很大程度取決於當年的降雨量。印度中央棉花研究所經過5年的研究發現，已經有少量棉鈴蟲對轉基因棉花的毒素產生了抗性。科學家預測，經過10代棉花種植，棉鈴蟲就必將普遍獲得抗性。為應對害蟲產生的抗性，通用的做法是“生物避難所策略”。在美國，規定轉基因棉花種植中必須有20%的區域種植普通非轉基因棉花作為棉鈴蟲避難所，但這只適用於大農場作業的轉基因作物種植。對於印度小規模棉花種植很難推廣，況且兩國的棉鈴蟲種類也有差異。印度引進轉基因棉花短短幾年後，種子商店裡可以購買到的棉花種子都標註為轉基因，致使棉農的成本大大增加，但是這裡面卻摻雜了很多假冒偽劣產品。為了購買種子，農民們大都向印度國立銀行貸款。但如果買到假種子或收成不佳，農民無力在當年還款，銀行就會拒絕再次提供貸款，此時農民們只得找私人錢莊借款。此外，那些自己沒有土地的農民根本無法從銀行申請貸款，只能走風險更高的高利貸途徑。在有些地方，高利貸的利息高達100%。而如果第二年棉花再次歉收，甚至僅僅收成不如預期，農民們就將走進債台高築的惡性循環。從1997年至今近20萬印度農民自殺身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棉農！引進轉基因棉花，種子漲價，棉農貸款，歉收，無法償還，銀行不再貸款，棉農借高利貸，無法償還，傾家蕩產，最後自殺——這個令人悲傷的鏈條展現出印度農民自殺的大體過程。
前面說了一些國外的轉基因毒害案例，現在我們把目光轉到國內。 1997年中國從美國孟山都所引進的能抵抗棉鈴蟲的轉基因抗蟲棉33B。類似印度的情況也在中國發生了。起初由於它抗蟲特別好，2001年～2004年的三年間，孟山都的棉花使得農藥使用量下跌了50%～60%，種植成本下跌了25%，每畝棉花的產量上升了20% ，農分率是42%。可是2004年之後如果不去向孟山都買種子的話，所種出來的棉花會一代不如一代。棉鈴蟲被消滅之後，2006年開始蚜蟲出來了，紅蜘蛛出來了，煙粉蝨出來了……其他的害蟲都出來了，造成了更大的後患，棉花的質量急速下跌。若要殺蚜蟲、紅蜘蛛、煙粉蝨，就得買特殊農藥，而這種農藥只有美國的孟山都和德國的巴斯夫這兩個公司能提供。 2008年之後，我們的棉花質量下跌10%，產量下跌10%，耕地面積少了10%，農分率從過去的42%跌到了34%，比過去我們中國用的傳統棉花還要差，已經比不上我們原來自己的棉花了。據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報告，2010年棉花產量較2009年下降14.6%，至570萬噸；2010年棉花種植面積為505萬公頃，與2009年持平。
2010年9月21日，國際先驅導報發表題為《山西吉林等地大老鼠絕跡疑與轉基因玉米有關》的報導。記者調查發現山西種植先玉335的地方大老鼠基本絕跡，只有一些小老鼠。即使是小老鼠，也是呆頭呆腦，看上去還不會分辨方向，狗能輕易逮住過這些小老鼠。而種植先玉335之前老鼠經常是竄上竄下的，需要買劇毒的鼠藥才能毒死老鼠。用先玉335飼養的母豬產子少了，不育、假育、流產、死胎的情況比較多，原本一窩豬至少能生10只，現在只有六七隻，生長的速度明顯比前幾年放慢。有的小豬在母豬肚裡就死了，有的小豬長到半途，莫名其妙地死了。總之，莫名其妙的現像很多，農民養豬幾乎都虧損。同樣種植先玉335的吉林省榆樹市西北部的弓棚鎮，原是全國聞名的生豬集散地，當記者在2010年7月底到該鎮調查時，發現這裡很多村子的養豬業已經變得蕭條，雖然農戶家家都有豬圈，但豬圈已經空空。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樣嚴重的後果？大多數人都把矛頭指向了先玉335。根據中國農業部門的公告，先玉335是美國先鋒公司選育的雜交玉米，其母本為PH6WC，父本為PH4CV，均為先鋒公司自育。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稱，先玉335“不含有轉基因成分，該品種在審定過程中經過嚴格的審查，為非轉基因玉米新品種”。但記者在美國專利商標局的官方網站(www.uspto.gov)上查到了關於PH4CV的信息。 PH4CV的類別編號包括“800/302”；在美國專利法的規定中，“302”即指“基因修飾”。長長的專利資料文件顯示，PH4CV的開發包括了使用BT和HT轉基因技術——這是用於商業化大宗農作物的僅有的兩類轉基因技術。對轉基因問題非常關心的雲南財經大學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教授顧秀林認為，轉過一次基因以後的作物不論經過多少代自交，然後再做多少次雜交，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雜交品種，而是轉基因品種。如果先玉335是轉過基因的，那麼中國一些以先玉335為父本或母本延伸開發的玉米品種H1588和T88等等，也必須作為轉基因或含有轉基因成分的品種來管理。遺憾的是，農業部等相關部門至今未對這些質疑給出明確的讓人信服的答復。
以上列舉了發生在世界多國的轉基因作物毒害的案例，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再來看看這些國家的人口：中國13.4億，印度12.2億，美國3.1億，巴西1.9億，阿根廷0.4億，伊拉克0.3億。這些國家人口加起來共30.3億，佔世界總人口的44%，其重要性和美帝國的針對性不言而喻。最近幾年，全世界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以接近10%的年增長率上升，到2008年已經達到1.25億公頃，而全世界耕地僅有約15億公頃。美國是轉基因技術採用最多的國家，全球絕大多數轉基因專利掌握在孟山都、杜邦、陶氏益農、先正達四家跨國農業公司手裡，而前三家在美國，先正達雖總部位於瑞士，但實際上是由英國人控制，這就不難理解在轉基因問題上美英總是夫唱婦隨的原因。
五.結論
透過事實現像看清轉基因背後的陰謀詭計：美帝國統治精英主導策劃，指使孟山都、杜邦等爪牙劊子手實施，利用WTO規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糧農組織等，聯合跨國銀行，扶持幫兇傀儡，在世界各國採用強迫、威逼、誘惑等方式推廣轉基因作物，進而控制糧食市場，從而達到生殺予奪，控制人口的目的。他們在國際期貨市場操控糧價，操控油價，操控匯率；國家貸款形式方案完全由他們說了算；種子價格、專利費、農藥化肥價格、機械設備價格等更是沒討價還價的餘地。
關於生命輪迴的問題
美刊文章：關於生命輪迴的問題
* 原文標題：Top 10 Reasons for Reincarnation
* 原文日期： 2010-09-20
* 原文語言： 英語
* 譯者：公子寸夕
1、兒童前世回憶
也許，關於輪迴最有力最好的證據來自伊恩·史蒂文森博士（Dr. Ian Stevenson 1918-2007）的研究。
史蒂文森是一名貨真價實的精神病學家，在過去的五十年中，他一直致力於研究兒童的前世回憶。
在研究了近3000個兒童案例後——這些兒童大多數年紀為4到10歲——史蒂文森發現這些孩子們很多能回想起自己擁有過前世。令史蒂文森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這些孩子不僅能回憶起自己以前的名字，還能回想起他們自己死亡的日期，以及自己以前居住的村莊的詳盡訊息。更有甚者，很多孩子能準確說出自己“以前”的家庭的成員和他們的小名，並以神秘的準確度講述自己前世的生活佚事。另外，史蒂文森研究中的很多孩子能回憶起自己是如何死的，並且能詳細說出自己的遺言，而遺言的深度和所需的知識儲備完全不似一個孩子所能說出的。更令人驚奇的是，在個別案例中的孩子能完全回憶起自己前世的所有事情，並堅稱自己前世的家人正在召喚自己，且覺得和現在的家庭感覺十分疏遠。在一些案例中，如果這些孩子不被允許和以前家人多多接觸，就會明顯感到煩躁不安。
史蒂文森並沒有對實驗中的孩子進行催眠，這些初來世界的孩子們反而完全自發地回憶過去已久的前世回憶（事實上，伊恩博士特別地避免了催眠來讓孩子們獲取前世記憶，因為他認為這樣所獲得的回憶不可靠並帶有自我臆想性），這是多麼讓人稱奇啊！儘管這些回憶和傾向將隨著孩子年歲的增長而慢慢淡去，直到青春期完全消失，但是它們仍然是關於輪迴很好的證據。
2、同位胎記
這是另一個有趣，潛在並可靠的輪迴證據，也同樣來自於史蒂文森博士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史蒂文森博士驚異地註意到一個偶然現象：有些他研究的孩子的身體上有著胎記，而這些胎記和這些孩子所回憶的自己被槍殺致死的槍傷部位高度吻合。例如在史蒂文森博士的一個十一歲土耳其小男孩的個案中，男孩聲稱自己前世是被鄰居用獵槍意外擊中了頭部而亡。而這名男孩一出生就有著一個畸形的右耳，活像了男孩所說的前世致死的槍傷部位，後來伊恩博士根據男孩的回憶查詢了男孩前世男人的資料，無論是醫療記錄還是死者所在地當局提供的照片都非常一致。而然這絕不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史蒂文森博士的研究中搜尋到了大量的這種案例，很多的是腳趾手指——有幾個案例甚至是整個四肢——在前世中因故殘缺，而在今生他們的肉身竟然殘缺了同樣的部位。更有令人吃驚的事情是，在一些案例中他還發現了前世的多重胎記。比如在一個案例中，一個人前世被子彈貫穿了頭部，而在今生中，他的頭部前世子彈入口和出口的地方竟出現了吻合的胎記。當然這種完美地吻合機率甚至小過了天文數字，而然伊恩博士卻找到了好幾個這種案例。
背景知識：
伊恩·史蒂文森博士是生物化學和精神病學教授。研究主題涉及瀕死經驗、輪迴現象與超自然現像等。 2002年，他負責弗吉尼亞大學在世界各地的超自然研究。
他於1960年發表的文章《往世回憶的證據》，被譽為現代西方輪迴研究的序幕。從那以後的四十多年間，他奔波於世界各地，收集到2600 多個案例，發表了十本專著和幾十篇學術論文，其中許多被研究者引為經典，特別是《二十案例示輪迴》（Twenty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和《記得前世的兒童》（Children Who Remember Previous Lives）兩本書，被後來的研究者經常引用。 《二十案例示輪迴》一書中記載的20個輪迴轉世案例，是他在1961 年到1965 年間從印度、斯里蘭卡、巴西、黎巴嫩和美國的阿拉斯加收集、整理和驗證過的案例的一部份。本書中有一個案例是輪迴轉世中非常罕見的、具有特殊研究價值的例子，史蒂文森稱其為“交換轉生”（Exchange Incarnation），此現像其實就是中國古代正史中亦有記載的“借屍還魂”現象。
雖然史蒂文森並非是西方第一個從事輪迴研究的人，但是他以嚴肅的態度、嚴謹的作風贏得了學術界對輪迴研究的接受與尊重。不過，對他研究工作的評價趨於兩極化，支持者認為他是一個被誤解的天才，而批評者則認為他過於輕信甚至迷信，他的結論在科學界也很少得到正面的支持。一些批評者曾質疑他的研究方法，稱它們是偽科學。另一些人則認為，他的研究方法還是嚴謹的，即使他們並不一定支持其結論。
另外譯者還發現了一個視頻中大量提到了史蒂文森博士所研究的個案，這是一個講座，主講人是鍾茂森博士，現任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兼任中國廣州中山大學客座教授。澳洲淨宗學院副院長、方東美研究所副所長。視頻後半部分提到了史蒂文森博士研究的很多案例，前半部分很多是瀕臨死亡學的案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此處觀閱。
以上訊息為譯者整理所注。
3、海倫·瓦默巴赫博士的人口數據研究
在1960年代晚期，心理學家海倫·瓦默巴赫博士（Dr. Helen Wambach 1932-1985）開始了一系列的前世回憶與人口數據吻合度的研究。當海倫博士治療的幾個患者在催眠狀態下向她提及了自己的前世回憶時，她好奇地想這些病人所述的是否是簡單的主觀臆想呢？於是乎她決定用構成文化的人類學，社會學和考古學研究來考量這些病人前世的特定細節，以此來看看他們前世的回憶和人口數據是否一致。她的理由如下：如果自己的研究對像對前世的性別，社會地位，經濟地位的回憶和人類學家以及社會學家已知的信息相符的話，那麼即可證明這些研究對象的前世“幻想”和人口數據可以一一對應，這對人類可以輪迴的觀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10年裡，海倫博士探訪了1000名研究對象，她詢問了每個人前世的性別，社會地位，經濟階層以及其他一些世俗的細節問題，而這些受訪者的前世各種各樣，有公元前500年，公元1世紀，公元500年，公元1500年等等。海倫博士採集到的數據和人口學家對古代的已知信息非常吻合。舉例來說，海倫博士的主要受訪者是女性（受訪者男女比例為1:3）。按理來說一般人不會想像出自己的前世與今世性別相反，所以按照海倫博士研究對象的性別比例來說，這些前世回憶應當女性遠遠大於男性。而然讓她感到驚訝的是，很多女性回憶自己的前世是一個男人（同樣，也有些男人回憶自己的前世是個女人），而將這些數據用生物學計數統計時就發現，在任何的時代男人和女人的比例都精確到了1：1左右。如果這些研究對象的前世回憶真的是基於憑空想像的話，那麼是不可能達到如此精準的男女比例的，這就暗示了海倫博士抽樣的研究對像中絕大部分的的前世回憶是真實存在的。同時，研究對象提供的社會階層信息也和人口統計數據相符：海倫博士詢問她的受訪對像在前世是個窮人，普通人還是個上層人物，如果受訪對像不成比例而多數選擇一個有趣並富有的人生的話，那麼他們前世的回憶的真實性就非常值得懷疑了。出乎了海倫博士的意料，大多數的研究對象所複述出來的前世都是普通甚至單調的，並且絕大部分都是窮人階級。實際上，只有僅僅不到10%的受訪對象的前世過著上層階級的生活，約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受訪者的前世曾經是工匠或者商人（中層階級），這和她後來獲取的各歷史時期的社會結構數據完全相符。當接受科學的檢驗時，海倫博士所得到的數據有著不可思議的相符性，並和一般人概念中前世回憶都是大富大貴或者名揚萬里所不同（這種概念被稱為拿破崙綜合症） 。
海倫博士研究對象描述的一些其他細節，如建築風格，服裝風格，甚至是所使用的貨幣都和考古學家所知的歷史訊息相一致。甚至更加細緻的世俗信息，如鞋子的種類，食用的餐具，一般的主食以及料理的方式——細緻到一個主觀臆想完全不能精確到的程度——都和已知的歷史記錄相符合，這使得海倫博士做出了結論：這些要不然就是精心設計眾人聯合編制的惡作劇，要不然就是人們真的有前世輪迴的證據。
背景說明：
輪迴轉世到底是否存在，從目前獲得的數據上看，有以下理由顯示轉世的可能性：
1) 很多關於兒童前世記憶的案例被嚴謹的學者存檔、確認。 2) 受試者關於前世細節的回憶與歷史相符，並且同時期、同地域的前世案例也相互印證。 3) 受試者回憶出他們根本無法知道的古代的語言和文字。 4) 有一些案例顯示不同的受試者(如親友)獨立回憶出相同的人物和事件，細節吻合。 5) 受試者對前世創痛的回憶使他們今生的恐懼症和長期性疼痛消失。
以上這些事實很難單純用幻覺來解釋。當然可以用超感知能力或全息宇宙觀來解釋這一現象，但這種解釋和輪迴一樣難以令現代科學接受。有的大陸讀者可能會問，這些研究者有沒有可能造假？從打假(希望有關研究者不要生氣，中國正處在懷疑一切的打假高潮，群眾積極性非常高漲，筆者不得已而為之)的角度，這個可能性不大：
1) 這些人有的本來就是學術界人士，如因研究兒童前世記憶而著稱的STEVENSON博士是一位教授，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2) 他們沒有偽造數據的動機，發表輪迴的證據不會對他們的晉升有任何幫助。相反，一些人甚至在早期不願意發表這些研究，擔心對自己的學術前途產生負面影響。 3) 他們的數據無論對輪迴是證實還是證偽，對他們的研究來說都是有意義的。對西方科學來說，證偽對他們的學術前途可能更有益處，因為西方科學不承認輪迴。 4) 他們不相信宗教，沒有為自己的信仰找證據或做宗教宣傳的動機，有的人甚至受到宗教信徒的騷擾，因為西方宗教不承認輪迴。 5) 他們獲得的信息在很多方面互相印證。 6) 相信輪迴轉世的人都知道善惡有報，沒有人敢撒謊害人害己。 7) 這類書在西方社會很少能成為暢銷書，有的書甚至很難在書店找到，賺稿費的動機不是太大。
關於瓦默巴赫博士實驗以及個人更多的資料有如下鏈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作為參考：
實驗詳盡描述
博士的訪談
以上為譯者整理所注。
4、催眠回溯術
也許關於輪迴最為人知的證據，也是最容易引起人們前世回憶的方法就是催眠回溯術了。對於這種富有爭議的技術其操作如下：研究對象首先會被催眠，然後會被要求回到過去，從現在的時間點被帶回兒時，然後自我描述所看到的和所體驗到的一切。被催眠者會回憶起有關前世的非常特殊和精確的私人細節，例如全名，曾經的居住地，職業，配偶姓名和家人姓名，以及一些其他有關所謂“前世”的信息（有時會精確到前世的家庭詳細地址），而這些信息經常被證實和歷史，文化和地理信息一致（1950年著名的布萊蒂·墨菲可能此間最為有名的例子了，儘管最後被科學家完全揭穿）。然而不幸的是，儘管很多的案例看似詳盡十足，十分可信，然而卻沒有一個能有不能被駁倒的證據。相反通常在一些信息中會夾雜一些錯誤的信息，使得人們懷疑它們的真實性。另外還有一種被證實的現象叫做“潛在記憶”—— 有些人當閱讀或者看電影后會忘記他們曾經做過這些事，只記住虛構的故事情節，而成為後來所謂的“前世”回憶— —如此看來，雖然催眠回溯術是如今最流行的獲得前世記憶的方法，但離最可靠的方法還相差甚遠。
背景思考：
試問各位讀者有沒有有過“怕死”的感覺？如果有的話是在什麼時候就感覺到了死亡的恐懼？在我們的世界中很多人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怕死的感覺，為什麼一個才降臨到世界的孩子就會有這樣的感覺呢？難道對死亡的恐懼是人與生俱來的嗎？更多有關於死亡和催眠術的描述請查閱下面這篇很出色的文章
死亡的真相
5、陌生語言習得能力
陌生語言習得能力是一種非常驚奇的有關輪迴的證據。雖然這方面的事例不多但是還是有一些被證實的事例：被催眠的人回憶“前世”的訊息，突然就說起了一種他們“今世”毫無所知的語言——一些外國詞彙或者短語——有些案例中，甚至可以用一種外語嫻熟地對話。一些記錄在案可靠並引人注目的案例中，催眠者不僅會說一門外語，甚至使用了這種語言在幾個世紀前流行的古語版本，這樣的案例非常不似虛構語言，惡作劇或者是潛在回憶病症（見第七名）。也許關於陌生語言習得最為著名的案例是晚年時候的男演員格倫·福特（Glenn Ford）：當他在1960年代被催眠時回憶起了自己的“前世”是法國路易十四王時期的一個騎士。令人驚奇的是，儘管福特稱自己對法文只是略知皮毛，但是在催眠狀態下的他卻可以熟練地說法語來描述自己前世。更為驚奇的是，當他催眠狀態下的回憶語錄被錄下來寄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分析時，研究人員發現福特不僅法語說的很溜，而且說的還是在三個世紀前就已經消逝的巴黎土話。正如此，雖然陌生語言習得案例是輪迴方面很好的證據，但是這些案例的數量非常稀缺，所以並沒有廣泛到可以形成硬資料讓研究人員加以分析總結。
譯者後語：
關於輪迴到底是真是假有待我們人類進一步地探索，而當我們可以確認真有其事的時候，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必將發生巨大的轉變。因為我們不止有了今生，還有了來世。對此關於來世的探究，如何才能獲得一個好的來世，如何才能利用今世為來世造福，誰決定了我們的來世，來世到底有沒有可選擇性，這些種種的課題必將引發一系列的思考。
* 原文標題：Top 10 Reasons for Reincarnation
* 原文日期： 2010-09-20
* 原文語言： 英語
* 譯者：公子寸夕
1、兒童前世回憶
也許，關於輪迴最有力最好的證據來自伊恩·史蒂文森博士（Dr. Ian Stevenson 1918-2007）的研究。
史蒂文森是一名貨真價實的精神病學家，在過去的五十年中，他一直致力於研究兒童的前世回憶。
在研究了近3000個兒童案例後——這些兒童大多數年紀為4到10歲——史蒂文森發現這些孩子們很多能回想起自己擁有過前世。令史蒂文森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這些孩子不僅能回憶起自己以前的名字，還能回想起他們自己死亡的日期，以及自己以前居住的村莊的詳盡訊息。更有甚者，很多孩子能準確說出自己“以前”的家庭的成員和他們的小名，並以神秘的準確度講述自己前世的生活佚事。另外，史蒂文森研究中的很多孩子能回憶起自己是如何死的，並且能詳細說出自己的遺言，而遺言的深度和所需的知識儲備完全不似一個孩子所能說出的。更令人驚奇的是，在個別案例中的孩子能完全回憶起自己前世的所有事情，並堅稱自己前世的家人正在召喚自己，且覺得和現在的家庭感覺十分疏遠。在一些案例中，如果這些孩子不被允許和以前家人多多接觸，就會明顯感到煩躁不安。
史蒂文森並沒有對實驗中的孩子進行催眠，這些初來世界的孩子們反而完全自發地回憶過去已久的前世回憶（事實上，伊恩博士特別地避免了催眠來讓孩子們獲取前世記憶，因為他認為這樣所獲得的回憶不可靠並帶有自我臆想性），這是多麼讓人稱奇啊！儘管這些回憶和傾向將隨著孩子年歲的增長而慢慢淡去，直到青春期完全消失，但是它們仍然是關於輪迴很好的證據。
2、同位胎記
這是另一個有趣，潛在並可靠的輪迴證據，也同樣來自於史蒂文森博士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史蒂文森博士驚異地註意到一個偶然現象：有些他研究的孩子的身體上有著胎記，而這些胎記和這些孩子所回憶的自己被槍殺致死的槍傷部位高度吻合。例如在史蒂文森博士的一個十一歲土耳其小男孩的個案中，男孩聲稱自己前世是被鄰居用獵槍意外擊中了頭部而亡。而這名男孩一出生就有著一個畸形的右耳，活像了男孩所說的前世致死的槍傷部位，後來伊恩博士根據男孩的回憶查詢了男孩前世男人的資料，無論是醫療記錄還是死者所在地當局提供的照片都非常一致。而然這絕不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史蒂文森博士的研究中搜尋到了大量的這種案例，很多的是腳趾手指——有幾個案例甚至是整個四肢——在前世中因故殘缺，而在今生他們的肉身竟然殘缺了同樣的部位。更有令人吃驚的事情是，在一些案例中他還發現了前世的多重胎記。比如在一個案例中，一個人前世被子彈貫穿了頭部，而在今生中，他的頭部前世子彈入口和出口的地方竟出現了吻合的胎記。當然這種完美地吻合機率甚至小過了天文數字，而然伊恩博士卻找到了好幾個這種案例。
背景知識：
伊恩·史蒂文森博士是生物化學和精神病學教授。研究主題涉及瀕死經驗、輪迴現象與超自然現像等。 2002年，他負責弗吉尼亞大學在世界各地的超自然研究。
他於1960年發表的文章《往世回憶的證據》，被譽為現代西方輪迴研究的序幕。從那以後的四十多年間，他奔波於世界各地，收集到2600 多個案例，發表了十本專著和幾十篇學術論文，其中許多被研究者引為經典，特別是《二十案例示輪迴》（Twenty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和《記得前世的兒童》（Children Who Remember Previous Lives）兩本書，被後來的研究者經常引用。 《二十案例示輪迴》一書中記載的20個輪迴轉世案例，是他在1961 年到1965 年間從印度、斯里蘭卡、巴西、黎巴嫩和美國的阿拉斯加收集、整理和驗證過的案例的一部份。本書中有一個案例是輪迴轉世中非常罕見的、具有特殊研究價值的例子，史蒂文森稱其為“交換轉生”（Exchange Incarnation），此現像其實就是中國古代正史中亦有記載的“借屍還魂”現象。
雖然史蒂文森並非是西方第一個從事輪迴研究的人，但是他以嚴肅的態度、嚴謹的作風贏得了學術界對輪迴研究的接受與尊重。不過，對他研究工作的評價趨於兩極化，支持者認為他是一個被誤解的天才，而批評者則認為他過於輕信甚至迷信，他的結論在科學界也很少得到正面的支持。一些批評者曾質疑他的研究方法，稱它們是偽科學。另一些人則認為，他的研究方法還是嚴謹的，即使他們並不一定支持其結論。
另外譯者還發現了一個視頻中大量提到了史蒂文森博士所研究的個案，這是一個講座，主講人是鍾茂森博士，現任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兼任中國廣州中山大學客座教授。澳洲淨宗學院副院長、方東美研究所副所長。視頻後半部分提到了史蒂文森博士研究的很多案例，前半部分很多是瀕臨死亡學的案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此處觀閱。
以上訊息為譯者整理所注。
3、海倫·瓦默巴赫博士的人口數據研究
在1960年代晚期，心理學家海倫·瓦默巴赫博士（Dr. Helen Wambach 1932-1985）開始了一系列的前世回憶與人口數據吻合度的研究。當海倫博士治療的幾個患者在催眠狀態下向她提及了自己的前世回憶時，她好奇地想這些病人所述的是否是簡單的主觀臆想呢？於是乎她決定用構成文化的人類學，社會學和考古學研究來考量這些病人前世的特定細節，以此來看看他們前世的回憶和人口數據是否一致。她的理由如下：如果自己的研究對像對前世的性別，社會地位，經濟地位的回憶和人類學家以及社會學家已知的信息相符的話，那麼即可證明這些研究對象的前世“幻想”和人口數據可以一一對應，這對人類可以輪迴的觀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10年裡，海倫博士探訪了1000名研究對象，她詢問了每個人前世的性別，社會地位，經濟階層以及其他一些世俗的細節問題，而這些受訪者的前世各種各樣，有公元前500年，公元1世紀，公元500年，公元1500年等等。海倫博士採集到的數據和人口學家對古代的已知信息非常吻合。舉例來說，海倫博士的主要受訪者是女性（受訪者男女比例為1:3）。按理來說一般人不會想像出自己的前世與今世性別相反，所以按照海倫博士研究對象的性別比例來說，這些前世回憶應當女性遠遠大於男性。而然讓她感到驚訝的是，很多女性回憶自己的前世是一個男人（同樣，也有些男人回憶自己的前世是個女人），而將這些數據用生物學計數統計時就發現，在任何的時代男人和女人的比例都精確到了1：1左右。如果這些研究對象的前世回憶真的是基於憑空想像的話，那麼是不可能達到如此精準的男女比例的，這就暗示了海倫博士抽樣的研究對像中絕大部分的的前世回憶是真實存在的。同時，研究對象提供的社會階層信息也和人口統計數據相符：海倫博士詢問她的受訪對像在前世是個窮人，普通人還是個上層人物，如果受訪對像不成比例而多數選擇一個有趣並富有的人生的話，那麼他們前世的回憶的真實性就非常值得懷疑了。出乎了海倫博士的意料，大多數的研究對象所複述出來的前世都是普通甚至單調的，並且絕大部分都是窮人階級。實際上，只有僅僅不到10%的受訪對象的前世過著上層階級的生活，約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受訪者的前世曾經是工匠或者商人（中層階級），這和她後來獲取的各歷史時期的社會結構數據完全相符。當接受科學的檢驗時，海倫博士所得到的數據有著不可思議的相符性，並和一般人概念中前世回憶都是大富大貴或者名揚萬里所不同（這種概念被稱為拿破崙綜合症） 。
海倫博士研究對象描述的一些其他細節，如建築風格，服裝風格，甚至是所使用的貨幣都和考古學家所知的歷史訊息相一致。甚至更加細緻的世俗信息，如鞋子的種類，食用的餐具，一般的主食以及料理的方式——細緻到一個主觀臆想完全不能精確到的程度——都和已知的歷史記錄相符合，這使得海倫博士做出了結論：這些要不然就是精心設計眾人聯合編制的惡作劇，要不然就是人們真的有前世輪迴的證據。
背景說明：
輪迴轉世到底是否存在，從目前獲得的數據上看，有以下理由顯示轉世的可能性：
1) 很多關於兒童前世記憶的案例被嚴謹的學者存檔、確認。 2) 受試者關於前世細節的回憶與歷史相符，並且同時期、同地域的前世案例也相互印證。 3) 受試者回憶出他們根本無法知道的古代的語言和文字。 4) 有一些案例顯示不同的受試者(如親友)獨立回憶出相同的人物和事件，細節吻合。 5) 受試者對前世創痛的回憶使他們今生的恐懼症和長期性疼痛消失。
以上這些事實很難單純用幻覺來解釋。當然可以用超感知能力或全息宇宙觀來解釋這一現象，但這種解釋和輪迴一樣難以令現代科學接受。有的大陸讀者可能會問，這些研究者有沒有可能造假？從打假(希望有關研究者不要生氣，中國正處在懷疑一切的打假高潮，群眾積極性非常高漲，筆者不得已而為之)的角度，這個可能性不大：
1) 這些人有的本來就是學術界人士，如因研究兒童前世記憶而著稱的STEVENSON博士是一位教授，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2) 他們沒有偽造數據的動機，發表輪迴的證據不會對他們的晉升有任何幫助。相反，一些人甚至在早期不願意發表這些研究，擔心對自己的學術前途產生負面影響。 3) 他們的數據無論對輪迴是證實還是證偽，對他們的研究來說都是有意義的。對西方科學來說，證偽對他們的學術前途可能更有益處，因為西方科學不承認輪迴。 4) 他們不相信宗教，沒有為自己的信仰找證據或做宗教宣傳的動機，有的人甚至受到宗教信徒的騷擾，因為西方宗教不承認輪迴。 5) 他們獲得的信息在很多方面互相印證。 6) 相信輪迴轉世的人都知道善惡有報，沒有人敢撒謊害人害己。 7) 這類書在西方社會很少能成為暢銷書，有的書甚至很難在書店找到，賺稿費的動機不是太大。
關於瓦默巴赫博士實驗以及個人更多的資料有如下鏈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作為參考：
實驗詳盡描述
博士的訪談
以上為譯者整理所注。
4、催眠回溯術
也許關於輪迴最為人知的證據，也是最容易引起人們前世回憶的方法就是催眠回溯術了。對於這種富有爭議的技術其操作如下：研究對象首先會被催眠，然後會被要求回到過去，從現在的時間點被帶回兒時，然後自我描述所看到的和所體驗到的一切。被催眠者會回憶起有關前世的非常特殊和精確的私人細節，例如全名，曾經的居住地，職業，配偶姓名和家人姓名，以及一些其他有關所謂“前世”的信息（有時會精確到前世的家庭詳細地址），而這些信息經常被證實和歷史，文化和地理信息一致（1950年著名的布萊蒂·墨菲可能此間最為有名的例子了，儘管最後被科學家完全揭穿）。然而不幸的是，儘管很多的案例看似詳盡十足，十分可信，然而卻沒有一個能有不能被駁倒的證據。相反通常在一些信息中會夾雜一些錯誤的信息，使得人們懷疑它們的真實性。另外還有一種被證實的現象叫做“潛在記憶”—— 有些人當閱讀或者看電影后會忘記他們曾經做過這些事，只記住虛構的故事情節，而成為後來所謂的“前世”回憶— —如此看來，雖然催眠回溯術是如今最流行的獲得前世記憶的方法，但離最可靠的方法還相差甚遠。
背景思考：
試問各位讀者有沒有有過“怕死”的感覺？如果有的話是在什麼時候就感覺到了死亡的恐懼？在我們的世界中很多人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怕死的感覺，為什麼一個才降臨到世界的孩子就會有這樣的感覺呢？難道對死亡的恐懼是人與生俱來的嗎？更多有關於死亡和催眠術的描述請查閱下面這篇很出色的文章
死亡的真相
5、陌生語言習得能力
陌生語言習得能力是一種非常驚奇的有關輪迴的證據。雖然這方面的事例不多但是還是有一些被證實的事例：被催眠的人回憶“前世”的訊息，突然就說起了一種他們“今世”毫無所知的語言——一些外國詞彙或者短語——有些案例中，甚至可以用一種外語嫻熟地對話。一些記錄在案可靠並引人注目的案例中，催眠者不僅會說一門外語，甚至使用了這種語言在幾個世紀前流行的古語版本，這樣的案例非常不似虛構語言，惡作劇或者是潛在回憶病症（見第七名）。也許關於陌生語言習得最為著名的案例是晚年時候的男演員格倫·福特（Glenn Ford）：當他在1960年代被催眠時回憶起了自己的“前世”是法國路易十四王時期的一個騎士。令人驚奇的是，儘管福特稱自己對法文只是略知皮毛，但是在催眠狀態下的他卻可以熟練地說法語來描述自己前世。更為驚奇的是，當他催眠狀態下的回憶語錄被錄下來寄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分析時，研究人員發現福特不僅法語說的很溜，而且說的還是在三個世紀前就已經消逝的巴黎土話。正如此，雖然陌生語言習得案例是輪迴方面很好的證據，但是這些案例的數量非常稀缺，所以並沒有廣泛到可以形成硬資料讓研究人員加以分析總結。
譯者後語：
關於輪迴到底是真是假有待我們人類進一步地探索，而當我們可以確認真有其事的時候，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必將發生巨大的轉變。因為我們不止有了今生，還有了來世。對此關於來世的探究，如何才能獲得一個好的來世，如何才能利用今世為來世造福，誰決定了我們的來世，來世到底有沒有可選擇性，這些種種的課題必將引發一系列的思考。
2011年3月1日
通脹真實貨幣原因究竟何在
2011-03-01
何新質疑易綱（之一）：
順差是此次通脹的原因嗎？通脹真實貨幣原因究竟何在？
據報載：2月26日央行副行長、外匯局局長易綱表示：到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累計為2.85萬億美元，中國央行拋出了近20萬億元人民幣來對沖。易綱認為，“貿易順差過大是通脹的源頭”。他分析說，經常項目或貿易順差過大，使得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央行必須購回美元，從而被迫投放基礎貨幣。較多的貨幣推高了通貨膨脹，進而物價上漲。
何新評論：
易綱副行長承認當前通貨膨脹與外匯兌款人民幣超量發行有關。但是易綱先生說這些錢的來源主要是外貿順差，對此本人尚存疑，擬另文討論。
本文僅討論此次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否與外貿順差有關的問題。
1、我國對外貿易存在大量順差不是一年兩年了，而是十幾年了。
但物價從1995年至2007這十幾年間基本是穩定的。
房價突然瘋漲也主要是在2008年後。食品價格突然大幅高漲則是從2009年開始的。
如果十幾年一直存在貿易順差但並沒有發生嚴重通脹，而唯獨最近兩、三年間物價突然飆飛起來，那麼發生通脹的原因顯然並不是由於中國的國際貿易順差。
這是一個簡單的因果邏輯的問題：
如果存在現象A（順差），則必發生現象B（通脹）；則A是現象B的原因。
但若存在現象A，有時發生現象B，而有時不發生現象B；則A就不是導致現象B的原因。
所以易綱先生的觀點是難以成立的！
2、 那麼近年我國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原因究竟何在？
請看以下數字：
2008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央政府投放4萬億元以上人民幣擴內需保增長，各地地方政府自籌貸款投資也高達10多萬億（確切數字不詳，有媒體報導稱最高可能達到12萬億以上）。
這10萬億以上的巨額人民幣增量，與外匯兌款20萬億人民幣合計，總計即達到35萬億，接近於中國年國內生產總值（GDP）——這是近兩年來中國突然爆發嚴重通貨膨脹的真正貨幣原因。
何新質疑易綱（之一）：
順差是此次通脹的原因嗎？通脹真實貨幣原因究竟何在？
據報載：2月26日央行副行長、外匯局局長易綱表示：到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累計為2.85萬億美元，中國央行拋出了近20萬億元人民幣來對沖。易綱認為，“貿易順差過大是通脹的源頭”。他分析說，經常項目或貿易順差過大，使得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央行必須購回美元，從而被迫投放基礎貨幣。較多的貨幣推高了通貨膨脹，進而物價上漲。
何新評論：
易綱副行長承認當前通貨膨脹與外匯兌款人民幣超量發行有關。但是易綱先生說這些錢的來源主要是外貿順差，對此本人尚存疑，擬另文討論。
本文僅討論此次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否與外貿順差有關的問題。
1、我國對外貿易存在大量順差不是一年兩年了，而是十幾年了。
但物價從1995年至2007這十幾年間基本是穩定的。
房價突然瘋漲也主要是在2008年後。食品價格突然大幅高漲則是從2009年開始的。
如果十幾年一直存在貿易順差但並沒有發生嚴重通脹，而唯獨最近兩、三年間物價突然飆飛起來，那麼發生通脹的原因顯然並不是由於中國的國際貿易順差。
這是一個簡單的因果邏輯的問題：
如果存在現象A（順差），則必發生現象B（通脹）；則A是現象B的原因。
但若存在現象A，有時發生現象B，而有時不發生現象B；則A就不是導致現象B的原因。
所以易綱先生的觀點是難以成立的！
2、 那麼近年我國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原因究竟何在？
請看以下數字：
2008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央政府投放4萬億元以上人民幣擴內需保增長，各地地方政府自籌貸款投資也高達10多萬億（確切數字不詳，有媒體報導稱最高可能達到12萬億以上）。
這10萬億以上的巨額人民幣增量，與外匯兌款20萬億人民幣合計，總計即達到35萬億，接近於中國年國內生產總值（GDP）——這是近兩年來中國突然爆發嚴重通貨膨脹的真正貨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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