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如果我是日本央行
時間：2010-10-14 10:02:14 來源：謝國忠博客作者：謝國忠
如果我是日本央行，我會為世界上所有的貨幣投機者設置一個陷阱。
我會假裝干涉貨幣市場失敗，引誘投機者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我會和美國財政部針鋒相對，並時不時地示弱，目的是挑唆投機者。我會每天悄悄地賣出10萬億日元國債，儘管這並不能完全抵消投機性資金流入，並允許美元對日元匯率慢慢下滑、交易量慢慢上升。
這個遊戲我會玩上兩個月，讓美元對日元匯率下跌至60低位附近，直至500萬億日元的投機資金進入日本，其平均成本為一美元兌75日元。隨後我將宣布以一美元兌120日元的價格無限供應日元。投機者將即刻遭受3,120億日元的損失。他們不得不平倉止損。萬一投機者不平倉，我會宣布一個月後美元對日元匯率還將上升至130。
我會用從中獲取的一半利潤來償還16%的國家債務，並將另一半利潤捐贈給梅琳達和比爾·蓋茨基金會用以救助非洲。我會在所有平倉行為結束之後，使日元重新實行浮動匯率，並對日元貨幣交易課以0.1%的托賓稅，防範未來可能再次冒頭的投機行為。
目前，貨幣市場又一次如脫韁野馬般難以控制。貨幣市場每日交易量是4萬億美元，以年化率來看，是國際貿易加外商直接投資的30倍、全球年GDP的15倍。大部分交易量顯然來自於金融機構或基金，而非跨國公司。投機（有些人稱之為做市）正是巨額交易量的背後推動力量。
投機並不一定就是壞事
當市場缺乏流動資金時，投機者能夠增加流動性，這時候投機就是好的。而當投機者在流動性相當充足的市場中大大地增加了交易量，使得最終用戶相形見絀時——即太多投機者正在猜測數量極少的最終用戶能承受的價格時，投機就是壞事。最終用戶的數量太少，不足以使所有投機者均有斬獲，市場就無可避免地變成了投機者們的遊戲：反應迅速而又聰明的投機者從反應較慢且容易輕信他人的投機者手中奪取資金。
很難確定好投機和壞投機之間的臨界點。我也想不起有這樣的理論。或許，這樣的理論永遠也不會有。推動投機的是人類情感，而不是理智力量。理性的理論可能永遠都無法對此作出解釋。
2010年伊始，市場討論熱點是美元兌日元匯率將從80升至100。許多人迫不及待地開始了交易。 5月，美元兌日元匯率上升至95。隨後，風向一轉。市場輿論一下子轉到了美聯儲的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QE2）。資金流向了另一邊。美元兌日元匯率也跌至81。這種轉向主要發生在投機者內部。當其他人，如日本企業，進入市場以現行價格水平買入美元時，美元兌日元匯率的下行趨勢對投機者來說是有利可圖的。否則，只是投機者內部的財富轉移：一些投機者變得更富有，而其他投機者則更貧窮。當然，你只不過聽到了那些幸運的人講述的故事。
歐元兌美元的匯率變動更加戲劇化。去年，歐元兌美元匯率還超過1.5。希臘債務危機促使許多人呼籲歐元即刻解體，歐元兌美元匯率下降至1.2；現在又反彈至1.4。歐元區面積是日本的2倍，區內各國債務總額低於日本和美國。現在，這聽起來有點兒可笑了。僅僅是在幾個月前，無數著名分析人士紛紛撰寫文章並在電視上呼籲歐元即刻解體。而現在，市場似乎已經忘卻了歐元區的金融和經濟問題。
日本、歐元區和美國是全球三大經濟體，佔據全球GDP的一半。什麼樣的變化能導致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如此戲劇性的匯率轉變？
這三大經濟體內部的企業大幅調整成本以適應此種大幅匯率變動是不可能的。如此，匯率的急劇變化幾乎必然導致迂迴套利（round tripping）。投機者只有在最終用戶愚蠢到也趟進這趟渾水的時候才會有利可圖，否則就只能是投機者之間的資金重新分配。從本質上來說，重新分配將導致投機資金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些人需要更快、更大的匯率變化以獲得利潤。除非有人把他們的錢拿走，貨幣市場的變化只可能越來越大、越快越快。
格林斯潘是現有投機者的始作俑者。他推行快速降低、而後逐步提升利率的政策，而投機者可預見到這種不對稱的利率變化過程，並從中獲利。過去20年中，我們看到此類基金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且規模變得十分巨大。一些大型基金的利潤甚至高於諸如通用電氣或寶潔之類的跨國公司。這一切是否合理？撇開財富差距問題不談，這些手握巨資的投機者正在使日本等經濟大國難以度日。這些人如果不剷除，問題就只會越來越嚴重。
日本央行現在擁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來製止這些人。這些人通常認為，日本央行是很容易控制的。最好能夠聽聽美國財政部有關日本央行應該怎麼做的意見。日本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日本的匯率政策在大多數人看來也是屈從於美國的。美國正在試圖通過貨幣貶值來解決失業危機，日本應該站在美國這一邊。這一看法給了日本央行絕無僅有的機會來引誘投機資金入甕。
我不認為日本央行會實施我剛才所說的那些；他們的想像力差一點兒。畢竟，這樣做對他們有什麼好處？日本央行官員不會因為賺取利潤而獲得獎金。這份職責將留給中國央行。當人民幣匯率開始自由浮動的那一天，投機者必將如嗜血群狼蜂擁而來。中國政府與投機者可謂棋逢對手——牠喜歡金錢可能更甚於對沖基金，且方式方法更有想像力、可動用的資源手段更多。將不會有比這更好的機會了！
謝國忠
作者係獨立經濟學家
All article is for personal reference only. The copyright of all article belongs to original author.
2010年10月29日
謝國忠：年底還會再加息一次
謝國忠：年底還會再加息一次
時間：2010-10-20 07:59:59 來源：謝國忠博客作者：謝國忠
10月19日晚，近7點，正是萬家燈火共聚晚餐時間，中國人民銀行突然決定,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由現行的2.25%提高到2.50%;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由現行的5.31%提高到5.56%。
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接受采訪時表示,央行此次加息力度太小,加息幅度偏保守,應該在年底前預計還會加息一次。
上次央行加息是在2007年12月21日,當日央行宣布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由現行的3.87%提高到4.14%,上調0.27個百分點;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由現行的7.29%提高到7.47%,上調0.18個百分點。此後央行連續降息5次。
謝國忠說,中國已經進入通脹時代,而且至少將延續10年,“勞動力緊缺,能源價格不斷攀升,貨幣供應也在增加”。
他認為,中國央行此次加息過於保守,加息步伐可大點,理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美國的4倍,沒有必要和美國保持同樣的加息幅度。 “當然了,考慮到加息幅度過大可能會引起房地產崩盤,所以是小幅加息”。
他預計,“按照現行通脹水平,年底央行應該還會再加息一次”。
至於對股市的影響,他認為,會引起短期調整。 “因為政府封堵炒樓資金,逼這些資金進入股市,所以近期股市走強的想法是一廂情願的”,他強調。央行這次加息的力度很小,只是釋放一個政策收緊的信號。
時間：2010-10-20 07:59:59 來源：謝國忠博客作者：謝國忠
10月19日晚，近7點，正是萬家燈火共聚晚餐時間，中國人民銀行突然決定,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由現行的2.25%提高到2.50%;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由現行的5.31%提高到5.56%。
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接受采訪時表示,央行此次加息力度太小,加息幅度偏保守,應該在年底前預計還會加息一次。
上次央行加息是在2007年12月21日,當日央行宣布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由現行的3.87%提高到4.14%,上調0.27個百分點;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由現行的7.29%提高到7.47%,上調0.18個百分點。此後央行連續降息5次。
謝國忠說,中國已經進入通脹時代,而且至少將延續10年,“勞動力緊缺,能源價格不斷攀升,貨幣供應也在增加”。
他認為,中國央行此次加息過於保守,加息步伐可大點,理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美國的4倍,沒有必要和美國保持同樣的加息幅度。 “當然了,考慮到加息幅度過大可能會引起房地產崩盤,所以是小幅加息”。
他預計,“按照現行通脹水平,年底央行應該還會再加息一次”。
至於對股市的影響,他認為,會引起短期調整。 “因為政府封堵炒樓資金,逼這些資金進入股市,所以近期股市走強的想法是一廂情願的”,他強調。央行這次加息的力度很小,只是釋放一個政策收緊的信號。
最偉大的套利
謝國忠《再危機》連載2：最偉大的套利
時間：2010-07-20 16:01:08 來源：謝國忠再危機作者：謝國忠
謝國忠《再危機》連載
各種形式的套利，包括外國企業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套利，以及外國人對生活成本的套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經濟學大廈是在幾個基礎性學說上建立起來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大衛李嘉圖的勞動分工和凱恩斯的流動性理論等。其中，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概念是迄今最重要的一個。他認為，個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會增加全社會的福利。一個更現代的表述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市場的自發調節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也就是說，經濟實現了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
不過，帕累托最優未必是社會願意看到的。比如，如果所有的土地都歸一個人擁有，這也是帕累托最優的，但對社會而言卻是一件壞事。理論上說，這個控制土地的人可以令每個人都努力工作，而僅僅給他們以勉強維生的工資，他自己則佔有全部剩餘。這就是市場調節雖有效，但革命在歷史上卻屢見不鮮的原因所在。
革命最重要的誘因就是財富集中，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重新分配財富。歷史留給我們的一個教訓是，“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是有局限的，一個成功的社會需要在效率與公平間取得平衡，例如對收入進行必要的二次分配。但是，更多歷史證據還是支持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所有試圖過度束縛“看不見的手”的國家都失敗了。例如前蘇聯，其低效率的計劃經濟最終走向崩潰。
套利常在
“看不見的手”的本質是市場競爭。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賺錢，都希望以更低的價格將競爭對手趕出市場。競爭使價格趨近於成本，並使低效率的參與者出局。這一點在購物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購物者會在一條街上貨比三家，這促使商家最終把價格降到商品成本、經營成本加利潤邊際（已收回投資成本）之和的水平上。在不同城市間，如果一種商品的價格存在價差，就會有人把它從價格低的城市販賣到價格高的城市。這就是經濟學中所講的套利。在這個例子中，套利活動的有效性以兩地間的運輸成本為限，直到兩地間的價差小於運輸成本為止。
運輸成本是市場競爭中的主要“摩擦力”。馬可·波羅用了數年時間，歷盡艱辛才來到中國。在那個時代，西方世界絲綢、香料的價格是東方的50～100 倍。儘管這刺激了很多商人冒險來到東方，但在現代航運業興起之前，這種貿易的數量不足以使其抹平東西方的價差。二戰後，世界運輸業最重大的發明是集裝箱化。這並非什麼新技術，而是將世界範圍內集裝箱的規格標準化，從而形成規模經濟，使遠洋運輸的成本大大下降。
更有趣的是，由於全球變暖的影響，北極冰層不斷融化，使得經過北極的商業航線成為可能，這樣從東亞到歐洲的航線距離將大大縮短，甚至巴拿馬運河也會成為多餘。實際上，今天的運輸成本已經很低了。 1千克貨物從上海運到紐約只需花費1.5元人民幣，這就是T卹價格在這兩個城市幾乎相同的原因所在。
在金融市場上，套利活動取決於信息傳播的速度。例如，證券市場指數期貨的價格可能會與現貨市場的價格背離，反應快的交易者會在兩個市場間套利。這種交易無須承擔任何風險。當然，這種機會吸引了很多人，使現貨市場與期貨市場的價差變得越來越小。這種套利活動的利潤最終會趨向於零。比如，匯豐銀行的股票在香港、倫敦和紐約都掛牌交易，股價經常是不同的。從理論上說，你可以對此進行套利，但這要求交易者在短時間內完成買入、轉移、再賣出的操作，才能實現利潤。在實際中，這是很難做到的。操作本身需要成本，各地價格的相對高低也可能轉換，所以同一股票在不同市場上的價格可能不同，並且能持續相當長時間。
世界上最重要的套利活動出現在勞動力市場，這也是驅動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力量。中國的出口在2007年可能增至1.1萬億美元，約佔GDP的40%。出口增長給GDP增長帶來的直接貢獻可達4個百分點；間接地，出口會刺激銀行儲蓄的增長，因此帶來更大規模的投資。
出口的繁榮是生產從高成本國家向中國轉移的結果，擁有分銷渠道的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向低成本國家轉移生產來獲利。當然，由於跨國公司之間存在競爭，它們的利潤率最終也會回落到一般水平上。富有國家的消費者和中國的工人是最終的受益者。中國已經成為輕工業產品最重要的生產者，而且我認為，這一套利過程會進一步把像汽車零件這樣的中等技術含量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中國。在10年內，中國的人均年收入將從現在的2000美元上升到4000～5000美元。
生活成本套利難
以上談到的幾種套利活動已經廣為人知。下面我想討論的生活成本套利則並未受到廣泛關注，而它可能給中國及其鄰居帶來深遠的影響。長久以來，很多著名的出版物，如《經濟學人》都對世界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進行排名。最近的調查顯示，挪威的奧斯陸是世界上最貴的城市，而韓國的首爾是亞洲最貴的。這樣的調查通常選取一籃子消費價格進行比較，包括房租、日用品、教育、餐飲等。當然，由於不同地方人們的消費習慣不同，這種比較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確。
對生活成本進行套利是很難的。即使蘇州的日用品比上海便宜，上海人都到蘇州去買日用品也是不現實的。但是，如果蘇州的汽車比上海便宜，套利就成為可能，因為運輸成本相對價差顯得很小。英國人現在會到紐約去購物，因為英鎊兌美元的比價已經從10年前的1∶1升到1∶2。
匯率經常受到貿易平衡和資本流動等宏觀因素的影響。英鎊的上揚與從俄羅斯和中東流入的石油美元有很大關係。儘管一些英國人到紐約去採購，但這對資本流出的影響不足以抵消那些俄羅斯大亨們給英國帶來的資本流入。不過，來自俄羅斯的資本流入是暫時的，但英國人到美國的採購卻會持續下去。最終，這種因素會促使英鎊貶值。
儘管購物之旅可以被看做生活成本套利的一種形式，但終極的套利方式還是人們從成本高的地方搬到成本低的地方。生活成本高的城市工資也高，因此困難在於如何找到一份收入相仿的工作。這對於那些自由職業者和客戶不在乎你住在哪裡的人是可行的。有些基金經理也在加入這一隊伍。比如巴菲特把家安在內布拉斯加州，因為他長線持股，不用每天都關注市場。有些經理卻不得不住在紐約、倫敦、香港這樣的金融中心，以便及時了解每一個可能影響市場的傳言。對多數人而言，搬到低成本的地方意味著只能拿到更少的工資，這使他們放棄了這樣的打算。
不動產價格的差異是一道更難逾越的障礙。 1989年夏天，我在東京工作，當時那裡正經歷著大規模的房地產泡沫。我去拜訪一個朋友，他住著一座非常小的獨棟房子，與旁邊的房子挨得很緊，大約有120平方米。朋友告訴我，房子價值600萬美元，而他家的年收入是12萬美元，當時美國和日本的國債收益率都超過6％；也就是說，不動產的價格相當於家庭年收入的50倍，而房屋價值的利息收入是他們家庭年收入的3倍。我提醒他們可以賣掉房子，用收益購買美國國債，這可以讓他們在美國過上國王般的生活，然後等房地產價格下跌後再搬回來。但我的朋友輕描淡寫地回答我：“我們日本人不這麼做。”
正是因為日本人不曾打算套利，資金不斷湧入樓市，卻鮮有人獲利撤資，日本的房地產泡沫才被吹得如此之大。像紐約、香港這樣交易文化發達的城市，其房地產泡沫永遠不可能像當時東京那樣嚴重。 1997年香港樓市大跌時，其泡沫水平不過東京的一半。
中國的動力
儘管日本人可能不願意，但利用房地產進行生活成本套利者大有人在。很多台灣人退休後搬到上海。 5年前，台北房價大約是上海的3倍。一個退休者賣掉台北的房子，可以在上海買到差不多大的房子，還能留下一筆儲蓄。對於那些籍貫本來就在上海的台灣人來說，套利就更可行了。
不過現在，這一套利的空間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兩地房價相差無幾。當然，這種套利對於武漢這樣更便宜的城市還是可能的。有人會說，從文化歸屬感的角度講，這種套利對海外華人可能比較容易，對其他國家的人就困難得多。這的確有道理，不過也有例外。我注意到，很多韓國人就因為套利而搬到了中國。
韓國正經歷著房地產泡沫。首爾的房價大約是上海的2.5倍。不過，房地產的價格總是很難比較，任何比較都含有主觀性。我想講講我自己的觀察。一套坐落在市中心的150平方米的公寓，在上海大約值350萬元人民幣，在青島值180萬元，在煙台值100萬元，在首爾卻要900萬元。如果一個韓國人賣掉他在首爾的房子，把家搬到煙台，他的下半生靠省下的那800萬元，大可以衣食無憂。當然，你會說煙台的生活是不同的，很多韓國人會不習慣，但事實上，已經有成千上萬的韓國人搬到那裡了。
當地人告訴我，大約有2萬韓國人居住在煙台。我覺得有些誇張，不過這個數字也不會太小。在煙台、威海、青島，很多小企業都是韓國人開的。假以時日，相當一部分韓國人口都可能移民到山東。韓國有5000萬人，其中5%來到中國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真是這樣，將給韓國經濟帶來巨大影響。這從本質上說，就是對房價或地價進行套利。在初期，這種移民會使本國消費下降，本國通貨膨脹和利率水平也隨之下降，從而刺激房價進一步上行，也進一步鼓勵了向外移民的套利活動。但最終，削弱的住房需求會抵消低利率對房價的刺激作用，不動產價格會下跌，使移民套利活動不再活躍。現在看來，中國的台灣已經到達了這一階段。而韓國還處在第一個階段，韓國人還有機會從中受益。
對中國而言，這種移民的遷入帶來資本、技術和購買力。台灣人正成為上海消費和住房市場上的重要購買力，韓國人在山東半島上也扮演著類似的角色。這種套利就好像水往低處流。發達國家的生活成本高，如果工作機會可轉移到相對欠發達的地方，住在高成本地方的居民就會想移民到低成本的地方。這種套利將持續到兩地的生活成本差異不再顯著為止。
如果經濟增長可以通過這樣的套利活動輕易實現，那麼，為什麼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在進行套利呢？原因在於，很多國家是不歡迎移民的。比如日本和韓國，它們的經濟發展是通過利用本國人力資源，建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來實現的，這些企業通過出口給國家帶來了財富。日本和韓國不大可能會歡迎大批的外國企業。西方國家則通常會歡迎低技能的移民工人，因為他們可以從事本地居民不願意做的工作。但我想不出哪個國家是歡迎外國人大量移民並進入當地社會的較高階層的。
相對而言，中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能接納外國人。總體而言，中國人對外國的態度很務實，民族主義色彩並不濃，這與很多國家恰恰相反。中國文明中的這種開放性，使得套利活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這對於中國及其周邊經濟體，也具有非常豐富的含義。
時間：2010-07-20 16:01:08 來源：謝國忠再危機作者：謝國忠
謝國忠《再危機》連載
各種形式的套利，包括外國企業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套利，以及外國人對生活成本的套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經濟學大廈是在幾個基礎性學說上建立起來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大衛李嘉圖的勞動分工和凱恩斯的流動性理論等。其中，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概念是迄今最重要的一個。他認為，個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會增加全社會的福利。一個更現代的表述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市場的自發調節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也就是說，經濟實現了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
不過，帕累托最優未必是社會願意看到的。比如，如果所有的土地都歸一個人擁有，這也是帕累托最優的，但對社會而言卻是一件壞事。理論上說，這個控制土地的人可以令每個人都努力工作，而僅僅給他們以勉強維生的工資，他自己則佔有全部剩餘。這就是市場調節雖有效，但革命在歷史上卻屢見不鮮的原因所在。
革命最重要的誘因就是財富集中，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重新分配財富。歷史留給我們的一個教訓是，“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是有局限的，一個成功的社會需要在效率與公平間取得平衡，例如對收入進行必要的二次分配。但是，更多歷史證據還是支持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所有試圖過度束縛“看不見的手”的國家都失敗了。例如前蘇聯，其低效率的計劃經濟最終走向崩潰。
套利常在
“看不見的手”的本質是市場競爭。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賺錢，都希望以更低的價格將競爭對手趕出市場。競爭使價格趨近於成本，並使低效率的參與者出局。這一點在購物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購物者會在一條街上貨比三家，這促使商家最終把價格降到商品成本、經營成本加利潤邊際（已收回投資成本）之和的水平上。在不同城市間，如果一種商品的價格存在價差，就會有人把它從價格低的城市販賣到價格高的城市。這就是經濟學中所講的套利。在這個例子中，套利活動的有效性以兩地間的運輸成本為限，直到兩地間的價差小於運輸成本為止。
運輸成本是市場競爭中的主要“摩擦力”。馬可·波羅用了數年時間，歷盡艱辛才來到中國。在那個時代，西方世界絲綢、香料的價格是東方的50～100 倍。儘管這刺激了很多商人冒險來到東方，但在現代航運業興起之前，這種貿易的數量不足以使其抹平東西方的價差。二戰後，世界運輸業最重大的發明是集裝箱化。這並非什麼新技術，而是將世界範圍內集裝箱的規格標準化，從而形成規模經濟，使遠洋運輸的成本大大下降。
更有趣的是，由於全球變暖的影響，北極冰層不斷融化，使得經過北極的商業航線成為可能，這樣從東亞到歐洲的航線距離將大大縮短，甚至巴拿馬運河也會成為多餘。實際上，今天的運輸成本已經很低了。 1千克貨物從上海運到紐約只需花費1.5元人民幣，這就是T卹價格在這兩個城市幾乎相同的原因所在。
在金融市場上，套利活動取決於信息傳播的速度。例如，證券市場指數期貨的價格可能會與現貨市場的價格背離，反應快的交易者會在兩個市場間套利。這種交易無須承擔任何風險。當然，這種機會吸引了很多人，使現貨市場與期貨市場的價差變得越來越小。這種套利活動的利潤最終會趨向於零。比如，匯豐銀行的股票在香港、倫敦和紐約都掛牌交易，股價經常是不同的。從理論上說，你可以對此進行套利，但這要求交易者在短時間內完成買入、轉移、再賣出的操作，才能實現利潤。在實際中，這是很難做到的。操作本身需要成本，各地價格的相對高低也可能轉換，所以同一股票在不同市場上的價格可能不同，並且能持續相當長時間。
世界上最重要的套利活動出現在勞動力市場，這也是驅動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力量。中國的出口在2007年可能增至1.1萬億美元，約佔GDP的40%。出口增長給GDP增長帶來的直接貢獻可達4個百分點；間接地，出口會刺激銀行儲蓄的增長，因此帶來更大規模的投資。
出口的繁榮是生產從高成本國家向中國轉移的結果，擁有分銷渠道的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向低成本國家轉移生產來獲利。當然，由於跨國公司之間存在競爭，它們的利潤率最終也會回落到一般水平上。富有國家的消費者和中國的工人是最終的受益者。中國已經成為輕工業產品最重要的生產者，而且我認為，這一套利過程會進一步把像汽車零件這樣的中等技術含量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中國。在10年內，中國的人均年收入將從現在的2000美元上升到4000～5000美元。
生活成本套利難
以上談到的幾種套利活動已經廣為人知。下面我想討論的生活成本套利則並未受到廣泛關注，而它可能給中國及其鄰居帶來深遠的影響。長久以來，很多著名的出版物，如《經濟學人》都對世界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進行排名。最近的調查顯示，挪威的奧斯陸是世界上最貴的城市，而韓國的首爾是亞洲最貴的。這樣的調查通常選取一籃子消費價格進行比較，包括房租、日用品、教育、餐飲等。當然，由於不同地方人們的消費習慣不同，這種比較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確。
對生活成本進行套利是很難的。即使蘇州的日用品比上海便宜，上海人都到蘇州去買日用品也是不現實的。但是，如果蘇州的汽車比上海便宜，套利就成為可能，因為運輸成本相對價差顯得很小。英國人現在會到紐約去購物，因為英鎊兌美元的比價已經從10年前的1∶1升到1∶2。
匯率經常受到貿易平衡和資本流動等宏觀因素的影響。英鎊的上揚與從俄羅斯和中東流入的石油美元有很大關係。儘管一些英國人到紐約去採購，但這對資本流出的影響不足以抵消那些俄羅斯大亨們給英國帶來的資本流入。不過，來自俄羅斯的資本流入是暫時的，但英國人到美國的採購卻會持續下去。最終，這種因素會促使英鎊貶值。
儘管購物之旅可以被看做生活成本套利的一種形式，但終極的套利方式還是人們從成本高的地方搬到成本低的地方。生活成本高的城市工資也高，因此困難在於如何找到一份收入相仿的工作。這對於那些自由職業者和客戶不在乎你住在哪裡的人是可行的。有些基金經理也在加入這一隊伍。比如巴菲特把家安在內布拉斯加州，因為他長線持股，不用每天都關注市場。有些經理卻不得不住在紐約、倫敦、香港這樣的金融中心，以便及時了解每一個可能影響市場的傳言。對多數人而言，搬到低成本的地方意味著只能拿到更少的工資，這使他們放棄了這樣的打算。
不動產價格的差異是一道更難逾越的障礙。 1989年夏天，我在東京工作，當時那裡正經歷著大規模的房地產泡沫。我去拜訪一個朋友，他住著一座非常小的獨棟房子，與旁邊的房子挨得很緊，大約有120平方米。朋友告訴我，房子價值600萬美元，而他家的年收入是12萬美元，當時美國和日本的國債收益率都超過6％；也就是說，不動產的價格相當於家庭年收入的50倍，而房屋價值的利息收入是他們家庭年收入的3倍。我提醒他們可以賣掉房子，用收益購買美國國債，這可以讓他們在美國過上國王般的生活，然後等房地產價格下跌後再搬回來。但我的朋友輕描淡寫地回答我：“我們日本人不這麼做。”
正是因為日本人不曾打算套利，資金不斷湧入樓市，卻鮮有人獲利撤資，日本的房地產泡沫才被吹得如此之大。像紐約、香港這樣交易文化發達的城市，其房地產泡沫永遠不可能像當時東京那樣嚴重。 1997年香港樓市大跌時，其泡沫水平不過東京的一半。
中國的動力
儘管日本人可能不願意，但利用房地產進行生活成本套利者大有人在。很多台灣人退休後搬到上海。 5年前，台北房價大約是上海的3倍。一個退休者賣掉台北的房子，可以在上海買到差不多大的房子，還能留下一筆儲蓄。對於那些籍貫本來就在上海的台灣人來說，套利就更可行了。
不過現在，這一套利的空間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兩地房價相差無幾。當然，這種套利對於武漢這樣更便宜的城市還是可能的。有人會說，從文化歸屬感的角度講，這種套利對海外華人可能比較容易，對其他國家的人就困難得多。這的確有道理，不過也有例外。我注意到，很多韓國人就因為套利而搬到了中國。
韓國正經歷著房地產泡沫。首爾的房價大約是上海的2.5倍。不過，房地產的價格總是很難比較，任何比較都含有主觀性。我想講講我自己的觀察。一套坐落在市中心的150平方米的公寓，在上海大約值350萬元人民幣，在青島值180萬元，在煙台值100萬元，在首爾卻要900萬元。如果一個韓國人賣掉他在首爾的房子，把家搬到煙台，他的下半生靠省下的那800萬元，大可以衣食無憂。當然，你會說煙台的生活是不同的，很多韓國人會不習慣，但事實上，已經有成千上萬的韓國人搬到那裡了。
當地人告訴我，大約有2萬韓國人居住在煙台。我覺得有些誇張，不過這個數字也不會太小。在煙台、威海、青島，很多小企業都是韓國人開的。假以時日，相當一部分韓國人口都可能移民到山東。韓國有5000萬人，其中5%來到中國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真是這樣，將給韓國經濟帶來巨大影響。這從本質上說，就是對房價或地價進行套利。在初期，這種移民會使本國消費下降，本國通貨膨脹和利率水平也隨之下降，從而刺激房價進一步上行，也進一步鼓勵了向外移民的套利活動。但最終，削弱的住房需求會抵消低利率對房價的刺激作用，不動產價格會下跌，使移民套利活動不再活躍。現在看來，中國的台灣已經到達了這一階段。而韓國還處在第一個階段，韓國人還有機會從中受益。
對中國而言，這種移民的遷入帶來資本、技術和購買力。台灣人正成為上海消費和住房市場上的重要購買力，韓國人在山東半島上也扮演著類似的角色。這種套利就好像水往低處流。發達國家的生活成本高，如果工作機會可轉移到相對欠發達的地方，住在高成本地方的居民就會想移民到低成本的地方。這種套利將持續到兩地的生活成本差異不再顯著為止。
如果經濟增長可以通過這樣的套利活動輕易實現，那麼，為什麼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在進行套利呢？原因在於，很多國家是不歡迎移民的。比如日本和韓國，它們的經濟發展是通過利用本國人力資源，建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來實現的，這些企業通過出口給國家帶來了財富。日本和韓國不大可能會歡迎大批的外國企業。西方國家則通常會歡迎低技能的移民工人，因為他們可以從事本地居民不願意做的工作。但我想不出哪個國家是歡迎外國人大量移民並進入當地社會的較高階層的。
相對而言，中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能接納外國人。總體而言，中國人對外國的態度很務實，民族主義色彩並不濃，這與很多國家恰恰相反。中國文明中的這種開放性，使得套利活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這對於中國及其周邊經濟體，也具有非常豐富的含義。
2010年10月28日
還沒有貨幣能取代美元
謝國忠：還沒有貨幣能取代美元
時間：2010-10-18 09:41:24 來源：謝國忠博客作者：謝國忠
現在是美國想貶值，而其他主要經濟體在抵抗，最終會如何發展要看美國是不是要改變它的態度。美國就業不好是因為企業不投資、不僱人，而其不投資的原因是經濟結構還沒調整好以及經濟政策不確定。
進入10月份以來，各國在匯率和貨幣政策上面的博弈愈發激烈，美元持續貶值使全球躁動不安。
“美國單方面認為貶值有助於解決就業問題，然而情況並非如此。”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采訪時作出上述表示。
在美元持續貶值背景下，不少經濟體被迫採取措施遏製本幣過快升值，一時間有關“貨幣大戰”的言論甚囂塵上。
對此，謝國忠表示，現在是美國想貶值，而其他主要經濟體在抵抗，最終會如何發展要看美國是不是要改變它的態度。 ”
貶值會帶來通脹
儘管美元指數已經接近歷史低位，然而美國政府仍在試圖推動美元貶值。
10月12日，美聯儲公佈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9月份會議紀要顯示, 很多與會者指出，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仍然太低，不足以降低失業率，或者通脹率繼續低於美聯儲認為的適當水平，美聯儲將採取額外的寬鬆貨幣政策。
顯然，美聯儲進一步放寬流動性的措施已經是“箭在弦上”。
而美聯儲欲重啟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印鈔機再度開動或將使美元中長期貶值趨勢得以確立。
“貶值帶來的一點好處就是出口增加一點，但是通脹也會來。如果各國不讓美元貶值，那這種貶值帶來的便是通脹，沒有好處，只有壞處，最終是要看美國什麼時候認識到這一點。”謝國忠認為。
“貨幣戰”能否撼動美元地位？
“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上世紀70年代的一句“至理名言”，再直白不過地道出了美元霸權給世界帶來的危害。
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學者便認為“美元體制”是難以持續的，這也是強烈主張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學者們的主要立足點。
然而，當危機爆發後，無論危機產生的原因如何，也不論危機爆發於何處，美元依舊是各國政府或投資者確保資產安全與風險規避的“救命稻草”，美元的地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這種狀況即便在歐元誕生後仍沒有發生改變，而此次所謂的“貨幣戰”能否撼動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還未可知。
“美國為什麼對貶值不在乎，是因為沒有能夠取代他的貨幣，這是問題焦點。”謝國忠認為。
事實上，在全球金融危機後歐元區經濟所遭受的重創甚至超過美國本身，這些都說明歐元尚不具備替代美元成為國際主導貨幣的能力。
刺激力度不會很大
經歷了近2年多的刺激，美國經濟的恢復並不樂觀。
近幾個月，美國產出和就業的複蘇步幅已放緩，家庭支出逐步增加，但經濟仍因失業率高企、收入增長不大、家庭財富下降及信貸緊縮而受壓。
面對壓力，美聯儲再次舉起經濟刺激大旗。 9月21日，美聯儲再次決定將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區間不變，並表態稱，在必要時準備提供進一步的寬鬆政策，以支持經濟復甦和恢復通脹至目標水準。
此外，根據10月12日美聯儲公佈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寬鬆的貨幣政策“不久之後”即將實施。
美聯儲的進一步寬鬆貨幣政策被市場解讀為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即美聯儲收購國債和機構債券，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刺激經濟進一步復甦。
然而對預期中的這輪量化寬鬆政策，謝國忠分析認為，會有一些，但不會很大。 “像日本也只有5萬億日元，目前也主要是來引導市場預期。”
經濟在二次探底
美國勞工部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9月非農就業人數連續第4個月下降，因私營部門就業人口增幅不足以彌補政府部門就業人數的減少，而非農就業人數不斷下滑為政策制定者在刺激經濟增長和就業率方面施加更多壓力。
“美國就業不好是因為企業不投資、不僱人，而其不投資的原因是經濟結構還沒調整好以及經濟政策不確定，例如貨幣不穩定就是一個因素。”對於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原因，謝國忠如是表示。
事實上，新金融記者註意到，在金融危機後，歐美也採取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但從目前的情況看，美國依然受困於經濟疲軟、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問題，似乎刺激的效果並不明顯。
謝國忠對記者坦言，美國經濟結構需要調整，有些時候問題也是沒法解決的，而這也需要時間，也只能靠時間。
談及目前世界經濟所處的經濟發展週期階段，謝國忠認為世界經濟已經在二次探底，“為什麼大家都在進行貶值，如果經濟基礎是好的，為何要有這樣的刺激政策呢？”
謝國忠進一步解釋說，經濟下滑就是“二次探底”，而更主要是房地產價格下降的問題，上次下降之後有所反彈，但現在又下降，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下滑，但增速是不是會變負並不清楚。
謝國忠經典語錄：
■現行錯誤政策將引發更嚴重危機
許多經濟學家仍然認為，格林斯潘當年用的手段可以解決當前的問題。以刺激來對付結構性問題，而這個現行的錯誤政策將引發一場更壞的危機。
■日元快速升值與中國買日本債無關
日元快速升值，乃因全球熱錢在美歐找不到機會，賭日元升值所致；此時，日本應積極應對，多供應日元；日本不但聽之任之，還來指責中國。
■中美不大可能發生貿易戰
在即將到來的11月美國中期選舉中，就業無疑是最重要的問題。共和黨在這個問題上指責民主黨時，民主黨很可能出於政治因素把責任推到中國身上。但我仍然不相信美國國會會在今年通過實質性的保護主義措施，但這方面的風險在增加。如果國會真通過了什麼實質性的內容，全球股市將會大跳水，這將迫使立法者收回成命。
時間：2010-10-18 09:41:24 來源：謝國忠博客作者：謝國忠
現在是美國想貶值，而其他主要經濟體在抵抗，最終會如何發展要看美國是不是要改變它的態度。美國就業不好是因為企業不投資、不僱人，而其不投資的原因是經濟結構還沒調整好以及經濟政策不確定。
進入10月份以來，各國在匯率和貨幣政策上面的博弈愈發激烈，美元持續貶值使全球躁動不安。
“美國單方面認為貶值有助於解決就業問題，然而情況並非如此。”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采訪時作出上述表示。
在美元持續貶值背景下，不少經濟體被迫採取措施遏製本幣過快升值，一時間有關“貨幣大戰”的言論甚囂塵上。
對此，謝國忠表示，現在是美國想貶值，而其他主要經濟體在抵抗，最終會如何發展要看美國是不是要改變它的態度。 ”
貶值會帶來通脹
儘管美元指數已經接近歷史低位，然而美國政府仍在試圖推動美元貶值。
10月12日，美聯儲公佈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9月份會議紀要顯示, 很多與會者指出，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仍然太低，不足以降低失業率，或者通脹率繼續低於美聯儲認為的適當水平，美聯儲將採取額外的寬鬆貨幣政策。
顯然，美聯儲進一步放寬流動性的措施已經是“箭在弦上”。
而美聯儲欲重啟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印鈔機再度開動或將使美元中長期貶值趨勢得以確立。
“貶值帶來的一點好處就是出口增加一點，但是通脹也會來。如果各國不讓美元貶值，那這種貶值帶來的便是通脹，沒有好處，只有壞處，最終是要看美國什麼時候認識到這一點。”謝國忠認為。
“貨幣戰”能否撼動美元地位？
“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上世紀70年代的一句“至理名言”，再直白不過地道出了美元霸權給世界帶來的危害。
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學者便認為“美元體制”是難以持續的，這也是強烈主張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學者們的主要立足點。
然而，當危機爆發後，無論危機產生的原因如何，也不論危機爆發於何處，美元依舊是各國政府或投資者確保資產安全與風險規避的“救命稻草”，美元的地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這種狀況即便在歐元誕生後仍沒有發生改變，而此次所謂的“貨幣戰”能否撼動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還未可知。
“美國為什麼對貶值不在乎，是因為沒有能夠取代他的貨幣，這是問題焦點。”謝國忠認為。
事實上，在全球金融危機後歐元區經濟所遭受的重創甚至超過美國本身，這些都說明歐元尚不具備替代美元成為國際主導貨幣的能力。
刺激力度不會很大
經歷了近2年多的刺激，美國經濟的恢復並不樂觀。
近幾個月，美國產出和就業的複蘇步幅已放緩，家庭支出逐步增加，但經濟仍因失業率高企、收入增長不大、家庭財富下降及信貸緊縮而受壓。
面對壓力，美聯儲再次舉起經濟刺激大旗。 9月21日，美聯儲再次決定將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區間不變，並表態稱，在必要時準備提供進一步的寬鬆政策，以支持經濟復甦和恢復通脹至目標水準。
此外，根據10月12日美聯儲公佈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寬鬆的貨幣政策“不久之後”即將實施。
美聯儲的進一步寬鬆貨幣政策被市場解讀為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即美聯儲收購國債和機構債券，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刺激經濟進一步復甦。
然而對預期中的這輪量化寬鬆政策，謝國忠分析認為，會有一些，但不會很大。 “像日本也只有5萬億日元，目前也主要是來引導市場預期。”
經濟在二次探底
美國勞工部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9月非農就業人數連續第4個月下降，因私營部門就業人口增幅不足以彌補政府部門就業人數的減少，而非農就業人數不斷下滑為政策制定者在刺激經濟增長和就業率方面施加更多壓力。
“美國就業不好是因為企業不投資、不僱人，而其不投資的原因是經濟結構還沒調整好以及經濟政策不確定，例如貨幣不穩定就是一個因素。”對於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原因，謝國忠如是表示。
事實上，新金融記者註意到，在金融危機後，歐美也採取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但從目前的情況看，美國依然受困於經濟疲軟、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問題，似乎刺激的效果並不明顯。
謝國忠對記者坦言，美國經濟結構需要調整，有些時候問題也是沒法解決的，而這也需要時間，也只能靠時間。
談及目前世界經濟所處的經濟發展週期階段，謝國忠認為世界經濟已經在二次探底，“為什麼大家都在進行貶值，如果經濟基礎是好的，為何要有這樣的刺激政策呢？”
謝國忠進一步解釋說，經濟下滑就是“二次探底”，而更主要是房地產價格下降的問題，上次下降之後有所反彈，但現在又下降，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下滑，但增速是不是會變負並不清楚。
謝國忠經典語錄：
■現行錯誤政策將引發更嚴重危機
許多經濟學家仍然認為，格林斯潘當年用的手段可以解決當前的問題。以刺激來對付結構性問題，而這個現行的錯誤政策將引發一場更壞的危機。
■日元快速升值與中國買日本債無關
日元快速升值，乃因全球熱錢在美歐找不到機會，賭日元升值所致；此時，日本應積極應對，多供應日元；日本不但聽之任之，還來指責中國。
■中美不大可能發生貿易戰
在即將到來的11月美國中期選舉中，就業無疑是最重要的問題。共和黨在這個問題上指責民主黨時，民主黨很可能出於政治因素把責任推到中國身上。但我仍然不相信美國國會會在今年通過實質性的保護主義措施，但這方面的風險在增加。如果國會真通過了什麼實質性的內容，全球股市將會大跳水，這將迫使立法者收回成命。
全球匯率齊升才對美國經濟有利
謝國忠：全球匯率齊升才對美國經濟有利
時間：2010-10-11 09:17:24 來源：謝國忠博客作者：謝國忠
曾瀞漪：上一節，你談到了，一些國家對匯率的操作現在不是壞手法，也不是不好的，對美國來說，讓美國知道說你的貶值並不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在什麼情況之下，美國的貶值在現在是可以達到成功的？
謝國忠：因為美國GDP很大，中國的升值給它帶來好處不是很多，因為中國的工作在中國的工廠搬回美國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它只是從歐洲、日本內部去找，汽車行業、重工機械，這些行業有可能會帶來一定的好處。中國要升值，要日本和歐洲都升值，全世界都升值，這個盤子才大到能夠美國有意義。
美國現在失業率是10%，實際它的失業率接近20%，有多人是不找工作，或者是他工作的時間很短，就連加州的公務員其實都是失業的，因為加州沒錢給工資，就讓你歇著，算是有工作的，但不給你錢。
從這個說的話，它經濟的增長要到5%或者6%才明顯的勞動力市場會有改變，而且要維持三年才可能對勞動力市場帶來好處，大家是比較有明顯的感覺了，在政治上是有意義的。
它現在經濟增長又開始下滑了嘛，二次探底，如果中國一家升值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如果中國升值了，全世界都升值，讓美國的貶1/3，美經指數2002 年的時候120多，現在是77、78，讓它再貶到50這樣，就是說美指貶一半以上，跟美國70年代的時候有點類似，這個有可能帶來些足夠的好處。
所以在中國一家是不管用，但是它把中國看成是一個關鍵的地方，就是中國一升了，其他的就覺得沒有理由不跟著一起升。
時間：2010-10-11 09:17:24 來源：謝國忠博客作者：謝國忠
曾瀞漪：上一節，你談到了，一些國家對匯率的操作現在不是壞手法，也不是不好的，對美國來說，讓美國知道說你的貶值並不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在什麼情況之下，美國的貶值在現在是可以達到成功的？
謝國忠：因為美國GDP很大，中國的升值給它帶來好處不是很多，因為中國的工作在中國的工廠搬回美國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它只是從歐洲、日本內部去找，汽車行業、重工機械，這些行業有可能會帶來一定的好處。中國要升值，要日本和歐洲都升值，全世界都升值，這個盤子才大到能夠美國有意義。
美國現在失業率是10%，實際它的失業率接近20%，有多人是不找工作，或者是他工作的時間很短，就連加州的公務員其實都是失業的，因為加州沒錢給工資，就讓你歇著，算是有工作的，但不給你錢。
從這個說的話，它經濟的增長要到5%或者6%才明顯的勞動力市場會有改變，而且要維持三年才可能對勞動力市場帶來好處，大家是比較有明顯的感覺了，在政治上是有意義的。
它現在經濟增長又開始下滑了嘛，二次探底，如果中國一家升值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如果中國升值了，全世界都升值，讓美國的貶1/3，美經指數2002 年的時候120多，現在是77、78，讓它再貶到50這樣，就是說美指貶一半以上，跟美國70年代的時候有點類似，這個有可能帶來些足夠的好處。
所以在中國一家是不管用，但是它把中國看成是一個關鍵的地方，就是中國一升了，其他的就覺得沒有理由不跟著一起升。
量化寬鬆對美國經濟不會有效
羅奇：量化寬鬆對美國經濟不會有效
時間：2010-10-13 11:01:28 來源：財經2012 作者：羅奇
摩根士丹利亞洲公司（Morgan Stanley Asia）非執行主席史蒂芬·羅奇表示，如果消費者不願支出，對一個負債國註入資金不能解決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說，美聯儲的第二輪量化寬鬆不會起作用。
Roach說：“對於一個處於過渡期的經濟體，你給它增加流動性，你認為美國民眾會說，我們很有錢，我們又去貸款吧，或者花光積蓄嗎？”
他補充道：“自經濟衰退以來，美國家庭已經被最具災難性的危機嚇壞了，他們正在做一些理性明智的事情，就是在他們變老和即將退休之前，重建家庭財政並恢復資產負債表的完整性。”
“QE1（第一輪量化寬鬆）沒有用，QE2沒有用。QE2不會有用。”
儘管他發出了警告，但是隨著一些主要央行開始實施新一輪量化寬鬆，未來幾月有望看到更多的熱錢流動。
他指出：“鑑於這些地區的高回報率，中國和其他一些亞洲發展中國家肯定將面臨流動性過剩。”
對於美國立法者指責中國的發展為全球帶來不平衡，並要求人民幣升值，Roach表示出謹慎態度。
他說：“美國與90個國家存在雙邊貿易赤字，中國祇是其中之一。這意味著另外還有89個國家。如果我們與中國終止貿易……中國就會轉向其他地區，直到我們的根本問題——儲蓄問題，得到解決。”他還補充說，作為世界領先的經濟體，美國的儲蓄率水平處於世界歷史上的最低水平。
Roach表示，全球將在促進國內消費方面給中國施壓，但是不會強迫中國“荒謬地、不負責任地快速讓人民幣升值，給金融業帶來不穩定性。”
時間：2010-10-13 11:01:28 來源：財經2012 作者：羅奇
摩根士丹利亞洲公司（Morgan Stanley Asia）非執行主席史蒂芬·羅奇表示，如果消費者不願支出，對一個負債國註入資金不能解決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說，美聯儲的第二輪量化寬鬆不會起作用。
Roach說：“對於一個處於過渡期的經濟體，你給它增加流動性，你認為美國民眾會說，我們很有錢，我們又去貸款吧，或者花光積蓄嗎？”
他補充道：“自經濟衰退以來，美國家庭已經被最具災難性的危機嚇壞了，他們正在做一些理性明智的事情，就是在他們變老和即將退休之前，重建家庭財政並恢復資產負債表的完整性。”
“QE1（第一輪量化寬鬆）沒有用，QE2沒有用。QE2不會有用。”
儘管他發出了警告，但是隨著一些主要央行開始實施新一輪量化寬鬆，未來幾月有望看到更多的熱錢流動。
他指出：“鑑於這些地區的高回報率，中國和其他一些亞洲發展中國家肯定將面臨流動性過剩。”
對於美國立法者指責中國的發展為全球帶來不平衡，並要求人民幣升值，Roach表示出謹慎態度。
他說：“美國與90個國家存在雙邊貿易赤字，中國祇是其中之一。這意味著另外還有89個國家。如果我們與中國終止貿易……中國就會轉向其他地區，直到我們的根本問題——儲蓄問題，得到解決。”他還補充說，作為世界領先的經濟體，美國的儲蓄率水平處於世界歷史上的最低水平。
Roach表示，全球將在促進國內消費方面給中國施壓，但是不會強迫中國“荒謬地、不負責任地快速讓人民幣升值，給金融業帶來不穩定性。”
中港交易所互持股權是在“做夢”
謝國忠：中港交易所互持股權是在“做夢”
時間：2010-10-27 10:34:07 來源：謝國忠博客作者：謝國忠
10月26日消息，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稱，港交所欲與上交所或深交所進行股權合作，根本是在“做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央不會讓外資染指內地交易所。
據香港《東方日報》報導，新加坡交易所與澳洲交易所聯姻案，再度燃起市場對港交所（00388）與滬深證券交易所股權互換合作的憧憬。不過，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直言，港交所欲與上交所或深交所進行股權合作，根本是在“做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央不會讓外資染指內地交易所。
港府早年增持港交所股權，已有分析認為這是為中港交易所合併做好準備。不過，如今三地交易所股權互換不但未見寸進，即使籌備多時的跨境ETF，也一直只聞樓梯響，所謂合作，依然停留在資訊、人員交流的層面。
內地交易所 外資禁入
謝國忠直言，證券交易所為重要金融資產，國策上一定會堅持國家全權掌控，不會讓外資染指；其次，上海及香港在發展國際金融中心上處於競爭局面，在市政府的競爭心態下，上交所與港交所合作的可能性非常小。
隨著上海金融業快速發展，香港或逐漸失去背靠內地的優勢，若能與內地證交所合併，可鞏固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分析指滬深交易所並非公司製企業，不以盈利為目的，不會像港交所般有動力去互換股權。早於○七年，時任中證監副主任的屠光紹指內地交易所不是股份制公司，看不到股權互換的可能。
時間：2010-10-27 10:34:07 來源：謝國忠博客作者：謝國忠
10月26日消息，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稱，港交所欲與上交所或深交所進行股權合作，根本是在“做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央不會讓外資染指內地交易所。
據香港《東方日報》報導，新加坡交易所與澳洲交易所聯姻案，再度燃起市場對港交所（00388）與滬深證券交易所股權互換合作的憧憬。不過，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直言，港交所欲與上交所或深交所進行股權合作，根本是在“做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央不會讓外資染指內地交易所。
港府早年增持港交所股權，已有分析認為這是為中港交易所合併做好準備。不過，如今三地交易所股權互換不但未見寸進，即使籌備多時的跨境ETF，也一直只聞樓梯響，所謂合作，依然停留在資訊、人員交流的層面。
內地交易所 外資禁入
謝國忠直言，證券交易所為重要金融資產，國策上一定會堅持國家全權掌控，不會讓外資染指；其次，上海及香港在發展國際金融中心上處於競爭局面，在市政府的競爭心態下，上交所與港交所合作的可能性非常小。
隨著上海金融業快速發展，香港或逐漸失去背靠內地的優勢，若能與內地證交所合併，可鞏固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分析指滬深交易所並非公司製企業，不以盈利為目的，不會像港交所般有動力去互換股權。早於○七年，時任中證監副主任的屠光紹指內地交易所不是股份制公司，看不到股權互換的可能。
美聯儲的末日？
2012年，美聯儲的末日？
時間：2010-10-18 09:09:28 來源：華爾街日報作者：財經2012
本文譯自MarketWatch
《黑天鵝》（Black Swan）的作者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是這樣說的：25年後，聯儲（Fed）將不復存在。警告：由於即將到來的第二次美國革命（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這種情況成為現實的時間將會比他的預期早得多。
這是不可避免的：華爾街（Wall Street）的銀行控制了聯邦儲備系統，這是它們的私人存錢罐。它們已經造成了太多破壞，但擁有的控制權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
警告：這是一場預謀。它們最終將毀掉資本主義、民主和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在2035年……早至2012年……最可能是在2020年前，它們將自我毀滅。
上週，我們為茶黨開始第二次美國革命的倒計時而歡呼。塔勒布曾經預測：聯儲正在走向消亡；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遲早革命將引發階級鬥爭，迫使美國拋棄資本主義、消滅腐敗的遊說制度、迎來新的有效政府形式、並創建一個沒有華爾街控制的銀行體系的新經濟體。我們的這張時間表對於理解這些預測的歷史意義是至關重要的。
讓我們重新仔細分析一下這張時間表：
第一階段：民主黨拒絕迫使共和黨阻撓布什政府對億萬富翁的減稅議案，他們此舉只是自掘墳墓，證明自己是懦夫而已。
第二階段：在選舉中，共和黨掌控眾議院，將其戰略戰爭擴展到用“完全僵局”和“關閉政府”政策摧毀奧巴馬（Obama）政府。
第三階段：選舉後，奧巴馬成為跛腳鴨，身陷傳票和否決票的泥淖。
第四階段：2012年，共和黨贏回總統大选和參議院選舉。保險公司重新掌控醫療領域。自由市場下的金融管制放鬆再度出現。說客們愈加無法無天。
第五階段：在共和黨新總統的第二個任期結束之前，華盛頓完全被億萬富翁和說客們無窮無盡的匿名捐款腐化。華爾街的“快樂陰謀”使羅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的著名預測成真，引發21世紀的第三次災難性崩潰，導緻美元計值債務違約、美元不再是世界儲備貨幣。
第六階段：第二次美國革命爆發，並演變為一場殘酷的全面階級戰爭，在中產階級的領導下，人們對正在從內部腐蝕美國、脫離現實、失去控制的“快樂陰謀”掀起了一場廣泛的抗爭。
第七階段：五角大樓發出全球警告，國內階級鬥爭擴大化：到2020年，全球“將呈現出古老的戰爭模式：人們竭盡全力地瘋狂爭奪食物、水和能源供給”，而“戰爭將主宰人們的生活。”
在這種快速展開的情勢下，聯儲將無法生存。為什麼？不是因為聯儲這家病入膏肓的機構位於積重難返的美國經濟問題的中心，而是因為聯儲是華爾街“快樂陰謀”的走卒，它目不忍睹自己一手造成的慘狀。
在不久的將來，貪婪的華爾街銀行家、公司總裁、腐敗的政治家和福布斯（Forbes）400富豪榜上的億萬富翁們的這種失控陰謀將引發21世紀的第三次災難性崩潰，荒謬的是，這次崩潰將使美國變為一個全新的、更強大的後資本主義經濟體……但是，這一切只有經過一場革命和殘酷的階級鬥爭才能達成。不過，幾乎沒有人會談論將要發生的事。
警告：永遠不要相信美國財政部長
那麼，我們該相信誰，誰才會告訴我們實情呢？塔勒布說這很簡單。在最近一屆華盛頓創意論壇（Washington Ideas Forum）上，塔勒布闡明了他的“簡單衡量方法”，具體可參見TheAtlantic.com編輯艾倫（Nicole Allan）的相關文章：遺憾的是，多數人都沒有通過塔勒布的測試。多數人都犯了錯誤。許多人說謊、誇大事實、說話半真半假，更糟的是，有的人甚麼也不說。
塔勒布“判斷誰的經濟觀點值得花時間來聽的簡單衡量方法”如下：此人是否在這場危機發生之前就預見了它的來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不想听他的高談闊論。如果他預見到了這場危機，那我就想听聽他的高見。
塔勒布的第一個測試對象：財政部長蓋特納（Tim Geithner），他在論壇上正好排在塔勒布前面發言。當然，經驗告訴我們，你真的不能相信任何政府官員。所有政客都會捏造數字、選用符合個人目的的數據、歪曲事實、滿口政治辭令。
還記得從華爾街打入美國政府的特洛伊木馬保爾森（Hank Paulson）嗎？早前他當高盛（Goldman）首席執行官時賺了5億美元進腰包。經濟危機爆發之前的2007年7月，他曾對《財富》（Fortune）雜誌吹噓說，這是“我在職業生涯中見過的最強勁的全球經濟。”永遠不要相信像他這樣的領袖人物說的話。永遠不要。
更糟的是，後來他和我們無知的聯儲主席貝南克（Ben Bernanke）還對公眾謊稱，次貸危機尚在控制之下。不，我的朋友，你不能相信政客和政府內部人士。永遠不能。
警告：永遠不要相信經濟學家和暢銷書作者。
艾倫在文中接著說道：沒能通過塔勒布測試的不幸經濟人物還包括寫過書的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塔勒布說，“在這個星球上，有一百萬人管自己叫經濟學家，有多少人在危機發生之前就了解這個體系的風險呢？”克魯格曼絕對不是其中之一。
塔勒布警告說：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克魯格曼不僅支持凱恩斯主義的赤字支出政策，還贊成“將私人債務連同它所有的道德風險都轉化為從風險角度看有毒的公共債務”。更糟的是，這是“不道德”的，因為我們的“孫輩不應承擔祖輩的債務”。好吧，這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也得進入塔勒布說的不可信任者名單。
實際上，要是用塔勒布的衡量方法，你就無法相信任何經濟學家。為什麼？因為所有經濟學家，哪怕是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也會犯下災難性的錯誤：還記得格林斯潘（Greenspan）挖了美國18年角之後在國會聽證會上的悲傷道歉嗎？還記得邁克爾•博斯金（Michael Boskin）著名的12萬億美元錯誤嗎？博斯金身為老布什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備受尊敬的斯坦福（Stanford）大學經濟學家，卻拼命想要證明某種荒唐的邏輯：他新獲得的社會保障儲蓄將降低美國的債務、提升他所在黨派的政治聲望。他犯下了12萬億美元的錯誤。
不，大家不能相信任何經濟學家，他們只是普通人而已。多數經濟學家都有強烈的政治傾向。他們是雇主讓說什麼就說什麼的僱傭軍，是為某些華爾街銀行、公司或政客效力的走卒。
是的，艾倫指出了另一類人，他們的經濟建議也是塔勒布不會相信的。這類人就是《紐約時報》（NY Times）專欄作家弗里德曼之類的獲獎作者。他的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對社會非常有害”、誤導讀者、未能“評估風險”。因此，從你認為能告訴你關於美國未來真相的人的名單中勾去這些著名作者吧。
警告：永遠不要相信國會、聯儲主席或總統。
提到奧巴馬總統、國會議員和聯儲主席等政界人士的時候，塔勒布毫不留情：你不能相信他們中的任何人。早些時候，貝南克的連任讓塔勒布“震驚”，他在博客網站《赫芬頓郵報》（HuffPost）上寫道：貝南克“甚至不知道自己不了解事情如何運作，也不知道他使用的工具並非實證工具”。然而，“真正完全不負責任的是任命他的那些參議員……這個世界從未如此脆弱”，他使用的方法令“順勢療法和替代療法都顯得科學而有據”，而我們卻堅持讓這樣一位經濟學家執掌聯儲。
奧巴馬批准貝南克連任令塔勒布心煩意亂，他只好“廁身於書房裡柏拉圖式的寧靜中，寫作我的下一本書，在科學和哲學中找到慰藉，並… …準備猜測貝南克•薩默斯（Summers）和蓋特納下次會犯什麼錯誤。”
塔勒布的衡量方法主要是警告美國人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是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內部人士。絕大多數人都沒能通過他的簡單衡量測試。 “此人是否在這場危機發生之前就預見了它的來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不想听他的高談闊論。如果他預見到了這場危機，那我就想听聽他的高見。”
實際上，回想次貸危機加速惡化的2008年，幾乎全世界每個人都見證了著名經濟學大師作出的一連串虛假預測，這些預測充斥著黃金時段的新聞節目、《商業周刊》（BusinessWeek）、Kiplinger's和《今日美國》（USA Today）的重點報導，即使當2008年的經濟危機傳遍全球時，他們仍作出了以下評論：
貝南克：“我預計大型國際銀行不會出現任何嚴重破產事件。”天，他可是大錯特錯啊。
億萬富翁費希爾（Ken Fisher）：“今年將以經濟指標轉正告終……所以繼續買入吧。”就是因為聽信了這種建議，美國中產階級損失了數万億美元。
“我為錢狂”（Mad Money）節目主持人克拉默（Jim Cramer）：“熊市再見，牛市你好。”
高盛的阿比•約瑟夫•科恩（Abby Joseph Cohen）：“看起來，體現在股價上的恐懼心理將隨著人們對經濟蕭條恐懼的消退而減弱。”不久之後，高盛就基本上陷入破產。
國會議員弗蘭克（Barney Frank）：“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基本上是穩健的。”
《巴倫周刊》（Barron's）：“房價即將探底。”然而三年後房價依然未見底。
《價值》（Worth）：“新興市場是全球投資者的避風港。”
Kiplinger's：“股票投資者應該克制住自己趕往銀行的衝動。”這是代價多麼高昂的建議。
麥道夫（Bernie Madoff）：“違反規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這還是會發生的。
糟糕的回憶？是的，非常糟糕。回想2008年年中，我們採訪過20位滿足塔勒布的衡量標準的人，他們對未來的預測贏得了我們的信任。這20個人的確警告過美國在2000年至2008年之間可能出現問題。但沒什麼人聽進他們的話：我們刊載過許許多多的警告，這些警告有的來自經濟學家希林（Gary Shilling）、費伯（Marc Faber）和魯比尼（Nouril Roubini）、聖路易斯市（ St. Louis）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當年忽視了他的警告，正如今天貝南克忽視了堪薩斯城[Kansas City]聯儲主席的警告一樣）、尼克松政府商務部長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億萬富翁巴菲特（Warren Buffett）、石油大亨雷恩沃特（Richard Rainwater）、機構投資組合經理格蘭瑟姆（Jeremy Grantham）、格羅斯（Bill Gross）和羅德里格斯（Robert Rodriguez），有的來自《財富》、《哈潑》（Harper's）、《名利場》（Vanity Fair）、《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封面文章。
但是對於當時的每個警告，“快樂陰謀”的宣傳機器內部都有成百上千個樂觀論調者，他們欺騙公眾，無意地拒絕承認現實或有意地說謊。
記住：《彭博市場》（Bloomberg Markets）雜誌報導過，甚至是保爾森也曾預測危機即將到來。但是他所做的只是在危機發生前兩年──即2006年──私下警告過布什，此後的兩年中，他和聯儲主席都未能告訴公眾真相。這是不道德、不誠實的行為，是在撒謊。
那麼你能相信誰呢？沒有人，不是我，甚至也不是塔勒布。為什麼？佛陀在最後說的一部經中曾做過最精妙的闡述：“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
不幸的是，美國正在日漸失去思考能力、常識、價值觀和對未來的願景。我們需要有更多人相信塔勒布的“簡單衡量方法”。
Paul B. Farrell
作者曾擔任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投資銀行家，他著有“The Millionaire Code”、“The Winning Portfolio”等書。現為行為經濟學專欄作家。
時間：2010-10-18 09:09:28 來源：華爾街日報作者：財經2012
本文譯自MarketWatch
《黑天鵝》（Black Swan）的作者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是這樣說的：25年後，聯儲（Fed）將不復存在。警告：由於即將到來的第二次美國革命（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這種情況成為現實的時間將會比他的預期早得多。
這是不可避免的：華爾街（Wall Street）的銀行控制了聯邦儲備系統，這是它們的私人存錢罐。它們已經造成了太多破壞，但擁有的控制權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
警告：這是一場預謀。它們最終將毀掉資本主義、民主和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在2035年……早至2012年……最可能是在2020年前，它們將自我毀滅。
上週，我們為茶黨開始第二次美國革命的倒計時而歡呼。塔勒布曾經預測：聯儲正在走向消亡；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遲早革命將引發階級鬥爭，迫使美國拋棄資本主義、消滅腐敗的遊說制度、迎來新的有效政府形式、並創建一個沒有華爾街控制的銀行體系的新經濟體。我們的這張時間表對於理解這些預測的歷史意義是至關重要的。
讓我們重新仔細分析一下這張時間表：
第一階段：民主黨拒絕迫使共和黨阻撓布什政府對億萬富翁的減稅議案，他們此舉只是自掘墳墓，證明自己是懦夫而已。
第二階段：在選舉中，共和黨掌控眾議院，將其戰略戰爭擴展到用“完全僵局”和“關閉政府”政策摧毀奧巴馬（Obama）政府。
第三階段：選舉後，奧巴馬成為跛腳鴨，身陷傳票和否決票的泥淖。
第四階段：2012年，共和黨贏回總統大选和參議院選舉。保險公司重新掌控醫療領域。自由市場下的金融管制放鬆再度出現。說客們愈加無法無天。
第五階段：在共和黨新總統的第二個任期結束之前，華盛頓完全被億萬富翁和說客們無窮無盡的匿名捐款腐化。華爾街的“快樂陰謀”使羅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的著名預測成真，引發21世紀的第三次災難性崩潰，導緻美元計值債務違約、美元不再是世界儲備貨幣。
第六階段：第二次美國革命爆發，並演變為一場殘酷的全面階級戰爭，在中產階級的領導下，人們對正在從內部腐蝕美國、脫離現實、失去控制的“快樂陰謀”掀起了一場廣泛的抗爭。
第七階段：五角大樓發出全球警告，國內階級鬥爭擴大化：到2020年，全球“將呈現出古老的戰爭模式：人們竭盡全力地瘋狂爭奪食物、水和能源供給”，而“戰爭將主宰人們的生活。”
在這種快速展開的情勢下，聯儲將無法生存。為什麼？不是因為聯儲這家病入膏肓的機構位於積重難返的美國經濟問題的中心，而是因為聯儲是華爾街“快樂陰謀”的走卒，它目不忍睹自己一手造成的慘狀。
在不久的將來，貪婪的華爾街銀行家、公司總裁、腐敗的政治家和福布斯（Forbes）400富豪榜上的億萬富翁們的這種失控陰謀將引發21世紀的第三次災難性崩潰，荒謬的是，這次崩潰將使美國變為一個全新的、更強大的後資本主義經濟體……但是，這一切只有經過一場革命和殘酷的階級鬥爭才能達成。不過，幾乎沒有人會談論將要發生的事。
警告：永遠不要相信美國財政部長
那麼，我們該相信誰，誰才會告訴我們實情呢？塔勒布說這很簡單。在最近一屆華盛頓創意論壇（Washington Ideas Forum）上，塔勒布闡明了他的“簡單衡量方法”，具體可參見TheAtlantic.com編輯艾倫（Nicole Allan）的相關文章：遺憾的是，多數人都沒有通過塔勒布的測試。多數人都犯了錯誤。許多人說謊、誇大事實、說話半真半假，更糟的是，有的人甚麼也不說。
塔勒布“判斷誰的經濟觀點值得花時間來聽的簡單衡量方法”如下：此人是否在這場危機發生之前就預見了它的來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不想听他的高談闊論。如果他預見到了這場危機，那我就想听聽他的高見。
塔勒布的第一個測試對象：財政部長蓋特納（Tim Geithner），他在論壇上正好排在塔勒布前面發言。當然，經驗告訴我們，你真的不能相信任何政府官員。所有政客都會捏造數字、選用符合個人目的的數據、歪曲事實、滿口政治辭令。
還記得從華爾街打入美國政府的特洛伊木馬保爾森（Hank Paulson）嗎？早前他當高盛（Goldman）首席執行官時賺了5億美元進腰包。經濟危機爆發之前的2007年7月，他曾對《財富》（Fortune）雜誌吹噓說，這是“我在職業生涯中見過的最強勁的全球經濟。”永遠不要相信像他這樣的領袖人物說的話。永遠不要。
更糟的是，後來他和我們無知的聯儲主席貝南克（Ben Bernanke）還對公眾謊稱，次貸危機尚在控制之下。不，我的朋友，你不能相信政客和政府內部人士。永遠不能。
警告：永遠不要相信經濟學家和暢銷書作者。
艾倫在文中接著說道：沒能通過塔勒布測試的不幸經濟人物還包括寫過書的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塔勒布說，“在這個星球上，有一百萬人管自己叫經濟學家，有多少人在危機發生之前就了解這個體系的風險呢？”克魯格曼絕對不是其中之一。
塔勒布警告說：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克魯格曼不僅支持凱恩斯主義的赤字支出政策，還贊成“將私人債務連同它所有的道德風險都轉化為從風險角度看有毒的公共債務”。更糟的是，這是“不道德”的，因為我們的“孫輩不應承擔祖輩的債務”。好吧，這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也得進入塔勒布說的不可信任者名單。
實際上，要是用塔勒布的衡量方法，你就無法相信任何經濟學家。為什麼？因為所有經濟學家，哪怕是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也會犯下災難性的錯誤：還記得格林斯潘（Greenspan）挖了美國18年角之後在國會聽證會上的悲傷道歉嗎？還記得邁克爾•博斯金（Michael Boskin）著名的12萬億美元錯誤嗎？博斯金身為老布什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備受尊敬的斯坦福（Stanford）大學經濟學家，卻拼命想要證明某種荒唐的邏輯：他新獲得的社會保障儲蓄將降低美國的債務、提升他所在黨派的政治聲望。他犯下了12萬億美元的錯誤。
不，大家不能相信任何經濟學家，他們只是普通人而已。多數經濟學家都有強烈的政治傾向。他們是雇主讓說什麼就說什麼的僱傭軍，是為某些華爾街銀行、公司或政客效力的走卒。
是的，艾倫指出了另一類人，他們的經濟建議也是塔勒布不會相信的。這類人就是《紐約時報》（NY Times）專欄作家弗里德曼之類的獲獎作者。他的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對社會非常有害”、誤導讀者、未能“評估風險”。因此，從你認為能告訴你關於美國未來真相的人的名單中勾去這些著名作者吧。
警告：永遠不要相信國會、聯儲主席或總統。
提到奧巴馬總統、國會議員和聯儲主席等政界人士的時候，塔勒布毫不留情：你不能相信他們中的任何人。早些時候，貝南克的連任讓塔勒布“震驚”，他在博客網站《赫芬頓郵報》（HuffPost）上寫道：貝南克“甚至不知道自己不了解事情如何運作，也不知道他使用的工具並非實證工具”。然而，“真正完全不負責任的是任命他的那些參議員……這個世界從未如此脆弱”，他使用的方法令“順勢療法和替代療法都顯得科學而有據”，而我們卻堅持讓這樣一位經濟學家執掌聯儲。
奧巴馬批准貝南克連任令塔勒布心煩意亂，他只好“廁身於書房裡柏拉圖式的寧靜中，寫作我的下一本書，在科學和哲學中找到慰藉，並… …準備猜測貝南克•薩默斯（Summers）和蓋特納下次會犯什麼錯誤。”
塔勒布的衡量方法主要是警告美國人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是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內部人士。絕大多數人都沒能通過他的簡單衡量測試。 “此人是否在這場危機發生之前就預見了它的來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不想听他的高談闊論。如果他預見到了這場危機，那我就想听聽他的高見。”
實際上，回想次貸危機加速惡化的2008年，幾乎全世界每個人都見證了著名經濟學大師作出的一連串虛假預測，這些預測充斥著黃金時段的新聞節目、《商業周刊》（BusinessWeek）、Kiplinger's和《今日美國》（USA Today）的重點報導，即使當2008年的經濟危機傳遍全球時，他們仍作出了以下評論：
貝南克：“我預計大型國際銀行不會出現任何嚴重破產事件。”天，他可是大錯特錯啊。
億萬富翁費希爾（Ken Fisher）：“今年將以經濟指標轉正告終……所以繼續買入吧。”就是因為聽信了這種建議，美國中產階級損失了數万億美元。
“我為錢狂”（Mad Money）節目主持人克拉默（Jim Cramer）：“熊市再見，牛市你好。”
高盛的阿比•約瑟夫•科恩（Abby Joseph Cohen）：“看起來，體現在股價上的恐懼心理將隨著人們對經濟蕭條恐懼的消退而減弱。”不久之後，高盛就基本上陷入破產。
國會議員弗蘭克（Barney Frank）：“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基本上是穩健的。”
《巴倫周刊》（Barron's）：“房價即將探底。”然而三年後房價依然未見底。
《價值》（Worth）：“新興市場是全球投資者的避風港。”
Kiplinger's：“股票投資者應該克制住自己趕往銀行的衝動。”這是代價多麼高昂的建議。
麥道夫（Bernie Madoff）：“違反規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這還是會發生的。
糟糕的回憶？是的，非常糟糕。回想2008年年中，我們採訪過20位滿足塔勒布的衡量標準的人，他們對未來的預測贏得了我們的信任。這20個人的確警告過美國在2000年至2008年之間可能出現問題。但沒什麼人聽進他們的話：我們刊載過許許多多的警告，這些警告有的來自經濟學家希林（Gary Shilling）、費伯（Marc Faber）和魯比尼（Nouril Roubini）、聖路易斯市（ St. Louis）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當年忽視了他的警告，正如今天貝南克忽視了堪薩斯城[Kansas City]聯儲主席的警告一樣）、尼克松政府商務部長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億萬富翁巴菲特（Warren Buffett）、石油大亨雷恩沃特（Richard Rainwater）、機構投資組合經理格蘭瑟姆（Jeremy Grantham）、格羅斯（Bill Gross）和羅德里格斯（Robert Rodriguez），有的來自《財富》、《哈潑》（Harper's）、《名利場》（Vanity Fair）、《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封面文章。
但是對於當時的每個警告，“快樂陰謀”的宣傳機器內部都有成百上千個樂觀論調者，他們欺騙公眾，無意地拒絕承認現實或有意地說謊。
記住：《彭博市場》（Bloomberg Markets）雜誌報導過，甚至是保爾森也曾預測危機即將到來。但是他所做的只是在危機發生前兩年──即2006年──私下警告過布什，此後的兩年中，他和聯儲主席都未能告訴公眾真相。這是不道德、不誠實的行為，是在撒謊。
那麼你能相信誰呢？沒有人，不是我，甚至也不是塔勒布。為什麼？佛陀在最後說的一部經中曾做過最精妙的闡述：“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
不幸的是，美國正在日漸失去思考能力、常識、價值觀和對未來的願景。我們需要有更多人相信塔勒布的“簡單衡量方法”。
Paul B. Farrell
作者曾擔任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投資銀行家，他著有“The Millionaire Code”、“The Winning Portfolio”等書。現為行為經濟學專欄作家。
通往地獄的量化寬鬆大戰
謝國忠：通往地獄的量化寬鬆大戰
時間：2010-10-18 09:48:02
謝國忠
本文譯自《福布斯》
整個世界煙霧四起，一場貨幣大戰似乎一觸即發。量化寬鬆（QE）是這場戰爭所選擇的武器。如果你敢印1萬億，我就敢印1萬億。當然，他或她也會這麼做。倘若印了1萬億鈔票之後，匯率還是沒有變化，怎麼辦？沒關係，讓我們實施第2輪量化寬鬆政策。在美國財長蓋特納等人看來，世界末日已經離我們非常近了。不僅僅是中國人，世界各地的富人都在爭相購買黃金，以求得心境的一絲安寧。實際上，他們正在把一噸一噸的黃金拉回家。當貨幣在量化寬鬆大戰的硝煙中變得一文不名時，富人至少還有黃金來維繫自己的財富。
在美國的專家、政客和政府官員看來，這一切全是中國人惹的禍。中國絕非一身清白。其貨幣政策當然稱不上完美無瑕。但中國並不是世界經濟的病根。迄今為止，美國依然是不確定性最大的源頭，亦是量化寬鬆大戰的始作俑者。美國的精英創造了自1929年以來最大的金融泡沫，甚至去除了旨在預防這類泡沫的監管措施，泡沫破裂之後，美國經濟一片狼藉。現在，正是這些人想找一個快速療法，以維繫其權勢。不幸的是，這種快速療法是不存在的。
美國已經將利率削減至零水平，其預算赤字已攀升至GDP的10%。這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震懾”（shock-and-awe）版本。但是，在經歷了幾個季度的強勁增長之後，美國經濟再次呈現下行勢頭，失業率依然接近10%（如果將未充分就業和已經不再尋找工作的人包括在內，失業率或許遠不止這個數，很可能跟西班牙差不多，接近20%）。經濟刺激計劃業已失敗。
那麼，應如何解釋這個結果呢？如果你是保羅·克魯格曼，你肯定會說刺激力度不夠。當然，如果政府將預算赤字提升至GDP的20%，並且實施另一輪量化寬鬆政策，依然起不到效果，他可能還會說力度不夠。你永遠也沒有辦法證明克魯格曼是錯的。好聰明的傢伙！
第二種解釋是，經濟的康復是需要時間的。沒有哪個經濟體在經歷瞭如此龐大的泡沫之後，依然能迅速復蘇。當巨大的泡沫長期延續的時候，資源錯配異常嚴重，進而導致重新配置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尤其是當勞動力市場嚴重錯配時，它根本就沒辦法迅速自我矯正。因此，當一個經濟體處於錯配狀態時，刺激措施可以通過自身的能量，啟動經濟增長，但無法實現維繫經濟可持續增長所需的乘數效應。
第三種解釋是，這是中國的過錯。誠然，在美國刺激計劃帶動經濟增長期間，中國對美出口急劇攀升，也就是說，部分刺激效應流向了中國。但這又該怪誰呢？蘋果公司的iPhone都是在中國生產的，因為甚至在中國工人工資大幅上漲之後，每部iPhone的製造成本依然不到20美元。蘋果公司的毛利是流向中國的加工成本的30倍。蘋果的例子或許有些極端。但事實是，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在美國的零售價是其出廠價的3到4倍。美國公司樂意在中國製造商品，以滿足刺激計劃帶動的需求。
蓋特納等人可能會說，中國應該提升人民幣匯率，迫使美國公司將生產線搬回美國。我猜想，這或許就是逼迫人民幣升值背後的全部邏輯。但人民幣匯率處於何種水平時，美國公司才會產生這個念頭？美國的工資10倍於中國。難道中國應該將人民幣匯率提升10倍？
當然，美國的專家是不會這樣說的。他們會提及中國經常帳戶的盈餘，以及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並將其視為中國進行匯率操縱的表面證據。我並不想否定，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是中國必須要應對的一個問題。但這是另一項議題，跟美國經濟並無關聯。人民幣升值也並非解決之策。
人人都知道，中國擁有極高的儲蓄率，幾乎相當於其GDP的一半。有一個簡單的等式：經常帳戶盈餘等於儲蓄減去投資。如果經常帳戶盈餘是個問題，那也是由於投資不足或過度節儉所致。中國的投資總額超過了GDP的40%。甚至一般的旁觀者也會發現，中國的投資額度高得離譜。中國人是不是過於節儉？中國家庭收入或許不到GDP的40%。他們怎麼可能會成為巨額儲蓄的來源呢？
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政府部門通過稅費、壟斷專營權和高房價等方式籌募資金。房地產銷售額佔GDP的14%。如果房價實現正常化（即，下降一半），家庭收入在GDP的佔比就會增加7個百分點。鑑於家庭儲蓄率約為三分之一，國內需求將因此提升差不多5%，一舉抹掉經常賬戶的全部盈餘。
對於中國家庭來說，中國的教育和醫保體系足夠嚇人。在壓榨老百姓方面，這些部門具有非常強的創造力。逢年過節，給教師那份禮是必不可少的。這些行業可以享受許多悠長的假期。醫院直勾勾地審視每一位來就診的病人，看看能從其身上榨取多少銀子，並根據油水的多寡提供相應的醫療服務。中國的老百姓無時無刻不受到壓榨和打擊。依託中國家庭部門的“巨額”資金來消除經常賬戶盈餘，簡直是個天大的笑話。
中國經常賬戶盈餘的主要根源在於其政治經濟狀況。灰色收入的規模非常龐大，可能相當於GDP的10%。這類資金通常都會轉移至海外。然而，因為美元衰弱，中國房地產市場如火如荼，這些錢留在了中國境內，並不成比例地流向了房產市場。如果政府不加強反腐力度，減少灰色收入的話，經常賬戶盈餘是不會消失的。
經常賬戶盈餘僅僅是巨額外匯儲備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是熱錢。海外華人是熱錢的主要來源。中國房產和美元是他們最重要的外國資產。由於美元貶值，他們將資金投在了中國，特別是房地產市場。對沖基金和其他投機者也通過購買離岸中國資產的方式，把錢投在了中國。熱錢湧入新興經濟體，總是形成泡沫。我還想不起一個反例。事實將證明，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
在我看來，人民幣其實被高估了。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在過去10年呈爆炸式增長，從12萬億飆漲至70萬億。沒有哪一種貨幣在貨幣供應量海量增長之後沒有出現過貶值。中國產業的迅猛增長，只能解釋貨幣供應增長的部分原因。大批貨幣流向了估值過高的房地產市場。當房產市場實現正常化之後，資金流出，人民幣貶值壓力隨之顯現。估計2年內，我們就將目睹這一幕。
正確的措施現在並不重要。政治上的權宜之策才是重要的。美國人想快速擺脫經濟困境，並且試圖通過美元貶值的方式來實現這一願景。如果美國能逼迫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那麼日元、歐元和其他主要貨幣也將同步升值。佔全球經濟總值四分之一的美國，就可以通過出口擺脫困境。
問題在於，其他國家並不會遵循美國人的如意算盤。中國不可能大幅度提升人民幣匯率。這樣做將導致熱錢湧出，房地產市場全面崩潰，進而導致銀行體系崩盤。中國現在進退維谷。中國正開始啟動緊縮措施，以期實現房地產市場的軟著陸，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預期也會阻止熱錢離開。這套組合拳或許將支持一個延續數年的調整期，從而為銀行業贏得籌募資本的時間。
日本現在也不能讓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的產業在競爭力方面，已經輸給了德國，甚至美國。日本公司好多年都沒有推出一款全球熱賣的產品了。德國和美國的汽車業正在蠶食日本公司的領地。日元大幅升值這一幕是很難看到的。日本央行很容易受到政治壓力。它在這方面的履歷並不算好。如果日本央行放任日元摧毀豐田、本田等公司，其獨立性將難以保持。因此，它會採取量化寬鬆的政策，壓低日元幣值。
歐元正在高歌猛進。歐洲央行（ECB）現在的口氣依然像德意志聯邦銀行。但倘若歐洲再次爆發主權債務危機，ECB的立場恐怕也延續不了多久。當歐元高企時，一些經濟體（不會是德國和法國）將墜入危機模式。 ECB或許也將加入量化寬鬆大軍。
在採用量化寬鬆政策方面，英國是不需要外人勸說的。英國就像是一個大號的香港，完全依賴炒股票和炒房產度日。但泡沫破裂後，它就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做。貨幣貶值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韓國雖小，但總想步大國後塵。汽車、電子和化工產品在韓國經濟的地位舉足輕重。韓國政府會主動關注匯率變動。最近，它正在“調查”金融機構在貨幣市場的不合需要之舉。
溫和的巴西也被激發起來了。過去10年間，巴西任由市場將本幣匯率翻了一番。巴西人對由此而來的低通脹率心存感激。但經濟的增速相當緩慢，對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來說，這顯然不夠好，更何況它還自誇為“金磚四國”的一員呢。
似乎沒有哪個國家想讓其貨幣升值。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願意採取措施，壓低本幣匯率。對於美國來說，這是一盤將死之棋。倘若貨幣貶值無法帶動出口增長，量化寬鬆政策就只會造成通貨膨脹，這將首先體現在不斷攀升的油價上。美國人正在承受房價下跌和高失業率的打擊。如果油價在現有水平上翻一番，這個國家或許就陷於動盪。它的精英將作何反應呢？或許會出台更多的類似措施吧。
世界正在步入一個高通脹率和政治不穩時期。另一輪全球性危機的爆發，只是時間問題。首要跡象將是國債市場的崩潰。美聯儲正在通過其量化寬鬆項目控制收益率曲線。但其他投資者不會陪它玩這個瘋狂的遊戲。留在國債市場的唯一理由是，美聯儲不會讓市場下跌。但國債的潛在價值正在隨著不斷增長的貨幣供應量及其引發的通脹後果而逐步蒸發。當所有投資者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們都會倉皇出逃。美聯儲將無力阻止狂奔的人群。如果它引發的鈔票足以接管整個市場，那麼，拿著新鮮出爐的美元的人們勢必想將其轉化為其他資產。美元也將徹底完蛋。
世界似乎正徑直走向將於2012年爆發的另一場危機！
造成上一場危機的那些人現在依然掌握著權杖。他們將引領我們邁入下一場危機。冰島前首相因導致銀行危機，被送上特別法庭接受審判。比之更糟糕的命運，正等待著正在煽起下一場危機的精英們。中國過去經常在北京菜市口將玩忽職守的大員斬首示眾。或許，我們應該恢復這一傳統，並將其推廣至全世界。
時間：2010-10-18 09:48:02
謝國忠
本文譯自《福布斯》
整個世界煙霧四起，一場貨幣大戰似乎一觸即發。量化寬鬆（QE）是這場戰爭所選擇的武器。如果你敢印1萬億，我就敢印1萬億。當然，他或她也會這麼做。倘若印了1萬億鈔票之後，匯率還是沒有變化，怎麼辦？沒關係，讓我們實施第2輪量化寬鬆政策。在美國財長蓋特納等人看來，世界末日已經離我們非常近了。不僅僅是中國人，世界各地的富人都在爭相購買黃金，以求得心境的一絲安寧。實際上，他們正在把一噸一噸的黃金拉回家。當貨幣在量化寬鬆大戰的硝煙中變得一文不名時，富人至少還有黃金來維繫自己的財富。
在美國的專家、政客和政府官員看來，這一切全是中國人惹的禍。中國絕非一身清白。其貨幣政策當然稱不上完美無瑕。但中國並不是世界經濟的病根。迄今為止，美國依然是不確定性最大的源頭，亦是量化寬鬆大戰的始作俑者。美國的精英創造了自1929年以來最大的金融泡沫，甚至去除了旨在預防這類泡沫的監管措施，泡沫破裂之後，美國經濟一片狼藉。現在，正是這些人想找一個快速療法，以維繫其權勢。不幸的是，這種快速療法是不存在的。
美國已經將利率削減至零水平，其預算赤字已攀升至GDP的10%。這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震懾”（shock-and-awe）版本。但是，在經歷了幾個季度的強勁增長之後，美國經濟再次呈現下行勢頭，失業率依然接近10%（如果將未充分就業和已經不再尋找工作的人包括在內，失業率或許遠不止這個數，很可能跟西班牙差不多，接近20%）。經濟刺激計劃業已失敗。
那麼，應如何解釋這個結果呢？如果你是保羅·克魯格曼，你肯定會說刺激力度不夠。當然，如果政府將預算赤字提升至GDP的20%，並且實施另一輪量化寬鬆政策，依然起不到效果，他可能還會說力度不夠。你永遠也沒有辦法證明克魯格曼是錯的。好聰明的傢伙！
第二種解釋是，經濟的康復是需要時間的。沒有哪個經濟體在經歷瞭如此龐大的泡沫之後，依然能迅速復蘇。當巨大的泡沫長期延續的時候，資源錯配異常嚴重，進而導致重新配置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尤其是當勞動力市場嚴重錯配時，它根本就沒辦法迅速自我矯正。因此，當一個經濟體處於錯配狀態時，刺激措施可以通過自身的能量，啟動經濟增長，但無法實現維繫經濟可持續增長所需的乘數效應。
第三種解釋是，這是中國的過錯。誠然，在美國刺激計劃帶動經濟增長期間，中國對美出口急劇攀升，也就是說，部分刺激效應流向了中國。但這又該怪誰呢？蘋果公司的iPhone都是在中國生產的，因為甚至在中國工人工資大幅上漲之後，每部iPhone的製造成本依然不到20美元。蘋果公司的毛利是流向中國的加工成本的30倍。蘋果的例子或許有些極端。但事實是，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在美國的零售價是其出廠價的3到4倍。美國公司樂意在中國製造商品，以滿足刺激計劃帶動的需求。
蓋特納等人可能會說，中國應該提升人民幣匯率，迫使美國公司將生產線搬回美國。我猜想，這或許就是逼迫人民幣升值背後的全部邏輯。但人民幣匯率處於何種水平時，美國公司才會產生這個念頭？美國的工資10倍於中國。難道中國應該將人民幣匯率提升10倍？
當然，美國的專家是不會這樣說的。他們會提及中國經常帳戶的盈餘，以及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並將其視為中國進行匯率操縱的表面證據。我並不想否定，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是中國必須要應對的一個問題。但這是另一項議題，跟美國經濟並無關聯。人民幣升值也並非解決之策。
人人都知道，中國擁有極高的儲蓄率，幾乎相當於其GDP的一半。有一個簡單的等式：經常帳戶盈餘等於儲蓄減去投資。如果經常帳戶盈餘是個問題，那也是由於投資不足或過度節儉所致。中國的投資總額超過了GDP的40%。甚至一般的旁觀者也會發現，中國的投資額度高得離譜。中國人是不是過於節儉？中國家庭收入或許不到GDP的40%。他們怎麼可能會成為巨額儲蓄的來源呢？
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政府部門通過稅費、壟斷專營權和高房價等方式籌募資金。房地產銷售額佔GDP的14%。如果房價實現正常化（即，下降一半），家庭收入在GDP的佔比就會增加7個百分點。鑑於家庭儲蓄率約為三分之一，國內需求將因此提升差不多5%，一舉抹掉經常賬戶的全部盈餘。
對於中國家庭來說，中國的教育和醫保體系足夠嚇人。在壓榨老百姓方面，這些部門具有非常強的創造力。逢年過節，給教師那份禮是必不可少的。這些行業可以享受許多悠長的假期。醫院直勾勾地審視每一位來就診的病人，看看能從其身上榨取多少銀子，並根據油水的多寡提供相應的醫療服務。中國的老百姓無時無刻不受到壓榨和打擊。依託中國家庭部門的“巨額”資金來消除經常賬戶盈餘，簡直是個天大的笑話。
中國經常賬戶盈餘的主要根源在於其政治經濟狀況。灰色收入的規模非常龐大，可能相當於GDP的10%。這類資金通常都會轉移至海外。然而，因為美元衰弱，中國房地產市場如火如荼，這些錢留在了中國境內，並不成比例地流向了房產市場。如果政府不加強反腐力度，減少灰色收入的話，經常賬戶盈餘是不會消失的。
經常賬戶盈餘僅僅是巨額外匯儲備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是熱錢。海外華人是熱錢的主要來源。中國房產和美元是他們最重要的外國資產。由於美元貶值，他們將資金投在了中國，特別是房地產市場。對沖基金和其他投機者也通過購買離岸中國資產的方式，把錢投在了中國。熱錢湧入新興經濟體，總是形成泡沫。我還想不起一個反例。事實將證明，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
在我看來，人民幣其實被高估了。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在過去10年呈爆炸式增長，從12萬億飆漲至70萬億。沒有哪一種貨幣在貨幣供應量海量增長之後沒有出現過貶值。中國產業的迅猛增長，只能解釋貨幣供應增長的部分原因。大批貨幣流向了估值過高的房地產市場。當房產市場實現正常化之後，資金流出，人民幣貶值壓力隨之顯現。估計2年內，我們就將目睹這一幕。
正確的措施現在並不重要。政治上的權宜之策才是重要的。美國人想快速擺脫經濟困境，並且試圖通過美元貶值的方式來實現這一願景。如果美國能逼迫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那麼日元、歐元和其他主要貨幣也將同步升值。佔全球經濟總值四分之一的美國，就可以通過出口擺脫困境。
問題在於，其他國家並不會遵循美國人的如意算盤。中國不可能大幅度提升人民幣匯率。這樣做將導致熱錢湧出，房地產市場全面崩潰，進而導致銀行體系崩盤。中國現在進退維谷。中國正開始啟動緊縮措施，以期實現房地產市場的軟著陸，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預期也會阻止熱錢離開。這套組合拳或許將支持一個延續數年的調整期，從而為銀行業贏得籌募資本的時間。
日本現在也不能讓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的產業在競爭力方面，已經輸給了德國，甚至美國。日本公司好多年都沒有推出一款全球熱賣的產品了。德國和美國的汽車業正在蠶食日本公司的領地。日元大幅升值這一幕是很難看到的。日本央行很容易受到政治壓力。它在這方面的履歷並不算好。如果日本央行放任日元摧毀豐田、本田等公司，其獨立性將難以保持。因此，它會採取量化寬鬆的政策，壓低日元幣值。
歐元正在高歌猛進。歐洲央行（ECB）現在的口氣依然像德意志聯邦銀行。但倘若歐洲再次爆發主權債務危機，ECB的立場恐怕也延續不了多久。當歐元高企時，一些經濟體（不會是德國和法國）將墜入危機模式。 ECB或許也將加入量化寬鬆大軍。
在採用量化寬鬆政策方面，英國是不需要外人勸說的。英國就像是一個大號的香港，完全依賴炒股票和炒房產度日。但泡沫破裂後，它就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做。貨幣貶值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韓國雖小，但總想步大國後塵。汽車、電子和化工產品在韓國經濟的地位舉足輕重。韓國政府會主動關注匯率變動。最近，它正在“調查”金融機構在貨幣市場的不合需要之舉。
溫和的巴西也被激發起來了。過去10年間，巴西任由市場將本幣匯率翻了一番。巴西人對由此而來的低通脹率心存感激。但經濟的增速相當緩慢，對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來說，這顯然不夠好，更何況它還自誇為“金磚四國”的一員呢。
似乎沒有哪個國家想讓其貨幣升值。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願意採取措施，壓低本幣匯率。對於美國來說，這是一盤將死之棋。倘若貨幣貶值無法帶動出口增長，量化寬鬆政策就只會造成通貨膨脹，這將首先體現在不斷攀升的油價上。美國人正在承受房價下跌和高失業率的打擊。如果油價在現有水平上翻一番，這個國家或許就陷於動盪。它的精英將作何反應呢？或許會出台更多的類似措施吧。
世界正在步入一個高通脹率和政治不穩時期。另一輪全球性危機的爆發，只是時間問題。首要跡象將是國債市場的崩潰。美聯儲正在通過其量化寬鬆項目控制收益率曲線。但其他投資者不會陪它玩這個瘋狂的遊戲。留在國債市場的唯一理由是，美聯儲不會讓市場下跌。但國債的潛在價值正在隨著不斷增長的貨幣供應量及其引發的通脹後果而逐步蒸發。當所有投資者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們都會倉皇出逃。美聯儲將無力阻止狂奔的人群。如果它引發的鈔票足以接管整個市場，那麼，拿著新鮮出爐的美元的人們勢必想將其轉化為其他資產。美元也將徹底完蛋。
世界似乎正徑直走向將於2012年爆發的另一場危機！
造成上一場危機的那些人現在依然掌握著權杖。他們將引領我們邁入下一場危機。冰島前首相因導致銀行危機，被送上特別法庭接受審判。比之更糟糕的命運，正等待著正在煽起下一場危機的精英們。中國過去經常在北京菜市口將玩忽職守的大員斬首示眾。或許，我們應該恢復這一傳統，並將其推廣至全世界。
謝國忠：港樓最快9個月後爆煲
謝國忠：港樓最快9個月後爆煲
2010-09-06
謝國忠說，香港確有它本身的好處，例如低稅率，但產業太不多元化，發展機會不夠，所以，近年都在上海居住，無意回港。
內地隨時加息閂水喉
【明報專訊】香港樓價再升兩成，便平了97年樓市爆破前水平，全城正熱議什麼對策治樓市之際，一貫批判且偏淡的獨立經濟學分析師謝國忠作出大膽預測，估計香港樓價毋須等待美國加息才調整。他指內地通脹正升溫，中國第4季便有可能加息，加上中央壓抑樓價決心堅定，香港火熱的樓市泡沫，最快或在9個月後便爆破，潛在跌幅更可高達五成。
謝國忠上周在港接受本報專訪時說，觸發香港樓市大調整，不一定要等美國加息，這種市場普遍的看法是有偏差的，至於總想大陸土豪，手持大批人民幣鈔票來港買豪宅，托起香港樓價，更是癡人說夢。他認為，中國政府打擊樓價的決心是堅定的，按過去慣例，若內房商繼續囤房不賣，可定性為「抵制政府」，而下場是不言而喻，最終有內房商甚至地方官員「被抓」幾可預見。
同時，全球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下，內地通脹只會持續升溫，預期到了第4季大有機會加息，屆時內地資金回籠銀行體系，目前已「見頂」的內地樓價將開始下挫，加上中港兩地的經濟「時間差」，香港樓市最快在明年中，便因內地加息及銀行收緊信貸「水緊」而開始下挫。
豪宅太貴 內地富豪亦卻步
謝國忠說﹕「我上周三才跟一名內地富豪談話，他也想在港買一個房子，但也因香港豪宅價太高而卻步。」這反映內地富豪不統統是傻瓜。
他指香港樓市當前絕對是一個泡沫，現在港樓平均高達6萬港元一平方米，雖按美聯樓價指數每方呎是4800多元，但這按建築面積計算，而國際計法通常用實用面積計算，應化算為每方米約6萬元，而香港人均月入約1.6萬，換言之，每方米樓價是港人月入約4倍，而國際標準僅介乎1至2倍，故港樓價大挫五成，至2倍是有可能的，而爆破時間最快是9個月後的2011年中，遲則延至2012年。
收緊土地供應 政策奇怪
這次香港樓市泡沫是一場「鬧劇」，實無法想像香港經歷97金融風暴後，還容許樓市以如此「非市場化」形式運作，就算是面對嚴重寬鬆貨幣政策、不負責任的超低利率下，政府還持續收緊土地供應，其政策之怪，恐怕全球只此一家。謝國忠說。
樓市泡沫只會導致經濟總體的債務上升，而謝認為香港經濟體系，正因相互追逐樓房而使債務大幅上升，雖則港人按揭壞帳率過去偏低，但這並不保證港人未來的按揭壞帳率，也同樣低企。
謝國忠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90年任世界銀行經濟分析員。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任亞太區「經濟學家」，同年9月指出，亞洲金融風暴會導致港拆息飈升，必定禍及香港樓市，並準確預測中國勢必陷入通縮，其後財經雜誌《機構投資者》曾選謝國忠為亞洲最佳經濟學家。
06年9月因「個人原因」離開大摩，現為獨立經濟分析師及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 近年謝國忠曾預言上海樓市泡沫快將爆破，又估計人民幣2年內不升值等，結果都未能應驗。
2010-09-06
謝國忠說，香港確有它本身的好處，例如低稅率，但產業太不多元化，發展機會不夠，所以，近年都在上海居住，無意回港。
內地隨時加息閂水喉
【明報專訊】香港樓價再升兩成，便平了97年樓市爆破前水平，全城正熱議什麼對策治樓市之際，一貫批判且偏淡的獨立經濟學分析師謝國忠作出大膽預測，估計香港樓價毋須等待美國加息才調整。他指內地通脹正升溫，中國第4季便有可能加息，加上中央壓抑樓價決心堅定，香港火熱的樓市泡沫，最快或在9個月後便爆破，潛在跌幅更可高達五成。
謝國忠上周在港接受本報專訪時說，觸發香港樓市大調整，不一定要等美國加息，這種市場普遍的看法是有偏差的，至於總想大陸土豪，手持大批人民幣鈔票來港買豪宅，托起香港樓價，更是癡人說夢。他認為，中國政府打擊樓價的決心是堅定的，按過去慣例，若內房商繼續囤房不賣，可定性為「抵制政府」，而下場是不言而喻，最終有內房商甚至地方官員「被抓」幾可預見。
同時，全球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下，內地通脹只會持續升溫，預期到了第4季大有機會加息，屆時內地資金回籠銀行體系，目前已「見頂」的內地樓價將開始下挫，加上中港兩地的經濟「時間差」，香港樓市最快在明年中，便因內地加息及銀行收緊信貸「水緊」而開始下挫。
豪宅太貴 內地富豪亦卻步
謝國忠說﹕「我上周三才跟一名內地富豪談話，他也想在港買一個房子，但也因香港豪宅價太高而卻步。」這反映內地富豪不統統是傻瓜。
他指香港樓市當前絕對是一個泡沫，現在港樓平均高達6萬港元一平方米，雖按美聯樓價指數每方呎是4800多元，但這按建築面積計算，而國際計法通常用實用面積計算，應化算為每方米約6萬元，而香港人均月入約1.6萬，換言之，每方米樓價是港人月入約4倍，而國際標準僅介乎1至2倍，故港樓價大挫五成，至2倍是有可能的，而爆破時間最快是9個月後的2011年中，遲則延至2012年。
收緊土地供應 政策奇怪
這次香港樓市泡沫是一場「鬧劇」，實無法想像香港經歷97金融風暴後，還容許樓市以如此「非市場化」形式運作，就算是面對嚴重寬鬆貨幣政策、不負責任的超低利率下，政府還持續收緊土地供應，其政策之怪，恐怕全球只此一家。謝國忠說。
樓市泡沫只會導致經濟總體的債務上升，而謝認為香港經濟體系，正因相互追逐樓房而使債務大幅上升，雖則港人按揭壞帳率過去偏低，但這並不保證港人未來的按揭壞帳率，也同樣低企。
謝國忠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90年任世界銀行經濟分析員。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任亞太區「經濟學家」，同年9月指出，亞洲金融風暴會導致港拆息飈升，必定禍及香港樓市，並準確預測中國勢必陷入通縮，其後財經雜誌《機構投資者》曾選謝國忠為亞洲最佳經濟學家。
06年9月因「個人原因」離開大摩，現為獨立經濟分析師及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 近年謝國忠曾預言上海樓市泡沫快將爆破，又估計人民幣2年內不升值等，結果都未能應驗。
2010年10月24日
房價不會跌被神化了
謝國忠：房價不會跌被神化了 大家都放棄時會大跌
2010年10月17日
經濟觀察網
謝國忠
經濟觀察網記者肖君秀“泡沫是動物性的，動物性要完全釋放出來才會倒過來。原來我也以為房地產會再漲一波，讓動物性釋放出來。後來政府觀察再玩下去會出事，覺得不能再玩了。這是政治、宏觀環境、人的心態三者結合起來出現目前的情況(房價在政策打壓下仍未下跌)，這個拉鋸戰會維持一段時間。”昨日下午，謝國忠來到深圳就其新書《謝國忠的忠告》進行宣傳時，對記者表示。
認為未來五年大城市房價將會跌一半的謝國忠，對目前房地產銷售量下降、價格穩中有升的現狀，歸之為人們都相信房價不會跌這個神化。
他表示，美國房地產過去五六十年沒有一年房價是跌的，問題是過去沒跌過，不代表將來不跌。房地產的問題在於這麼多人相信這個神話——房地產不會跌！市場這邊，手裡持有很多房產的人不願意賣；開發商這邊，去年借了那麼多錢，現在不缺錢，銀行里沒有債，他在等房價漲價的時機。第一波房價跌是開發商的資金沒法回籠，現在房子的銷售水平是這幾年平均水平的一半，雖然比今年5月和6月的低谷漲了一倍多，但銷售量還是很低的。
既然現在房價並未下跌甚至還在漲，那麼，是否有可能再創新高？謝國忠認為，受貨幣緊縮政策影響，創新高不可能。但是二線城市有可能，因為盤子小。房價回落要取決於預期變化，現在對樓市的預期還是非常火爆的，在泡沫當中人都是朝自己會發財這個方向想的，大多都這麼想，到最後即使他承認是泡沫，但不能讓它爆，爆太嚴重，政府不會接受。
謝國忠認為，現在買房顯然不是一個好時機。在他看來，現在應該租房，而不是買房，房租回報率才2%-3%，這沒有投資的價值。一般來說，買房房租回報率要在5%以上才合適。 “租金回報率2%就會去買房子，是因為人們認為房子會漲。我個人認為現在房價不會漲。相對來說租房現在是比較合算的。小的二線城市可能會，盤子小可以吸引足夠的貨幣去撐，在大城市，在目前貨幣政策收緊的情況下，貨幣供應量增速下降，再創新高的可能性不大。”
至於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將會通過怎樣的方式破滅，需要多長的時間，謝國忠認為，只有等到房價一直不漲，貨幣不夠，大家都放棄的時候，房價會大幅下降。原來持有房地產的回報，賺錢通過漲價賺錢，有一天突然覺得漲價不可能，那麼就需要收租回報，收租回報至少要超過5%(現在租金回報只有2%—3%)。為什麼美國房地產還會跌？因為在跌去三分之一的時候，政府就去救，大家覺得政府的力量擋住了。過了一段時間政府沒救好，又跌了。
房地產下跌會搞得人很難受，每年都跌一點點。比如說房租回報率7%-8%，房子每年跌7%-8%，這就是一個平衡點，到底是買房還是租房？
香港房地產為什麼會調整那麼快呢？因為利息自己無法控制。利息上去之後，房地產跌一半才花了一年時間。這一半的基礎上又跌了一半，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從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回升，後來又繼續下降跌，最終見底是2003年5月。美國是2006年下跌見底了，房價一年跌了不到10%就快速下滑，跌了20%多，又停下來，現在房價又在下滑。房地產調整有可能很多年，像日本這樣極端的例子，調整了二十年，每年掉跌7%。美國花了4年時間跌了 30%。中國的調整很可能也需要四五年時間。
他認為，中國房地產不是一個市場化的市場，買房子的錢基本到政府的口袋裡去了，土地、稅收加起來過一半到了政府手裡，開發商的毛利率是20%-30%，最終這個錢也是拿回去買地了，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完全是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用行政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房地產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市場化，市場化的核心是要60%的人買得起。中國第一次出現了白領靠自己的努力買不起房子，把所有人的努力貶掉，這不是市場的行為。
談到買房和投資方面，謝國忠強調，自己不懂的東西不要買，當別人推薦你買的時候，周邊人都買了就不要買，周邊人都不買的時候才買。記住這個原則，至少不會虧錢，還有賺錢的機會。
2010年10月17日
經濟觀察網
謝國忠
經濟觀察網記者肖君秀“泡沫是動物性的，動物性要完全釋放出來才會倒過來。原來我也以為房地產會再漲一波，讓動物性釋放出來。後來政府觀察再玩下去會出事，覺得不能再玩了。這是政治、宏觀環境、人的心態三者結合起來出現目前的情況(房價在政策打壓下仍未下跌)，這個拉鋸戰會維持一段時間。”昨日下午，謝國忠來到深圳就其新書《謝國忠的忠告》進行宣傳時，對記者表示。
認為未來五年大城市房價將會跌一半的謝國忠，對目前房地產銷售量下降、價格穩中有升的現狀，歸之為人們都相信房價不會跌這個神化。
他表示，美國房地產過去五六十年沒有一年房價是跌的，問題是過去沒跌過，不代表將來不跌。房地產的問題在於這麼多人相信這個神話——房地產不會跌！市場這邊，手裡持有很多房產的人不願意賣；開發商這邊，去年借了那麼多錢，現在不缺錢，銀行里沒有債，他在等房價漲價的時機。第一波房價跌是開發商的資金沒法回籠，現在房子的銷售水平是這幾年平均水平的一半，雖然比今年5月和6月的低谷漲了一倍多，但銷售量還是很低的。
既然現在房價並未下跌甚至還在漲，那麼，是否有可能再創新高？謝國忠認為，受貨幣緊縮政策影響，創新高不可能。但是二線城市有可能，因為盤子小。房價回落要取決於預期變化，現在對樓市的預期還是非常火爆的，在泡沫當中人都是朝自己會發財這個方向想的，大多都這麼想，到最後即使他承認是泡沫，但不能讓它爆，爆太嚴重，政府不會接受。
謝國忠認為，現在買房顯然不是一個好時機。在他看來，現在應該租房，而不是買房，房租回報率才2%-3%，這沒有投資的價值。一般來說，買房房租回報率要在5%以上才合適。 “租金回報率2%就會去買房子，是因為人們認為房子會漲。我個人認為現在房價不會漲。相對來說租房現在是比較合算的。小的二線城市可能會，盤子小可以吸引足夠的貨幣去撐，在大城市，在目前貨幣政策收緊的情況下，貨幣供應量增速下降，再創新高的可能性不大。”
至於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將會通過怎樣的方式破滅，需要多長的時間，謝國忠認為，只有等到房價一直不漲，貨幣不夠，大家都放棄的時候，房價會大幅下降。原來持有房地產的回報，賺錢通過漲價賺錢，有一天突然覺得漲價不可能，那麼就需要收租回報，收租回報至少要超過5%(現在租金回報只有2%—3%)。為什麼美國房地產還會跌？因為在跌去三分之一的時候，政府就去救，大家覺得政府的力量擋住了。過了一段時間政府沒救好，又跌了。
房地產下跌會搞得人很難受，每年都跌一點點。比如說房租回報率7%-8%，房子每年跌7%-8%，這就是一個平衡點，到底是買房還是租房？
香港房地產為什麼會調整那麼快呢？因為利息自己無法控制。利息上去之後，房地產跌一半才花了一年時間。這一半的基礎上又跌了一半，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從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回升，後來又繼續下降跌，最終見底是2003年5月。美國是2006年下跌見底了，房價一年跌了不到10%就快速下滑，跌了20%多，又停下來，現在房價又在下滑。房地產調整有可能很多年，像日本這樣極端的例子，調整了二十年，每年掉跌7%。美國花了4年時間跌了 30%。中國的調整很可能也需要四五年時間。
他認為，中國房地產不是一個市場化的市場，買房子的錢基本到政府的口袋裡去了，土地、稅收加起來過一半到了政府手裡，開發商的毛利率是20%-30%，最終這個錢也是拿回去買地了，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完全是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用行政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房地產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市場化，市場化的核心是要60%的人買得起。中國第一次出現了白領靠自己的努力買不起房子，把所有人的努力貶掉，這不是市場的行為。
談到買房和投資方面，謝國忠強調，自己不懂的東西不要買，當別人推薦你買的時候，周邊人都買了就不要買，周邊人都不買的時候才買。記住這個原則，至少不會虧錢，還有賺錢的機會。
美國即將引領世界走向新一輪經濟危機
謝國忠：美國即將引領世界走向新一輪經濟危機
2010年10月20日
新快報
謝國忠
整個世界煙霧四起，一場貨幣大戰似乎一觸即發。量化寬鬆(QE)是這場戰爭所選擇的武器。如果你敢印1萬億，我就敢印1萬億。當然，他或她也會這麼做。倘若印了1萬億鈔票之後，匯率還是沒有變化，怎麼辦？沒關係，讓我們實施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在美國財長蓋特納等人看來，世界末日已經離我們非常近了。不僅僅是中國人，世界各地的富人都在爭相購買黃金，以求得心境的一絲安寧。實際上，他們正在把一噸一噸的黃金拉回家。當貨幣在量化寬鬆大戰的硝煙中變得一文不名時，富人至少還謝平鵠次底約旱牟聘弧
美國已經將利率削減至零水平，其預算赤字已攀升至GDP的10%。這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震懾”(shock-and-awe)版本。但是，在經歷了幾個季度的強勁增長之後，美國經濟再次呈現下行勢頭，失業率依然接近10%(如果將未充分就業和已經不再尋找工作的人包括在內，失業率或許遠不止這個數，很可能跟西班牙差不多，接近20%)。經濟刺激計劃業已失敗。
那麼，應如何解釋這個結果呢？如果你是保羅·克魯格曼，你肯定會說刺激力度不夠。當然，如果政府將預算赤字提升至GDP的20%，並且實施另一輪量化寬鬆政策，依然起不到效果，他可能還會說力度不夠。你永遠也沒有辦法證明克魯格曼是錯的。好聰明的傢伙！
世界正在步入一個高通脹率和政治不穩時期。另一輪全球性危機的爆發，只是時間問題。首要跡象將是國債市場的崩潰。美聯儲正在通過其量化寬鬆項目控制收益率曲線。但其他投資者不會陪它玩這個瘋狂的遊戲。留在國債市場的唯一理由是，美聯儲不會讓市場下跌。但國債的潛在價值正在隨著不斷增長的貨幣供應量及其引發的通脹後果而逐步蒸發。當所有投資者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們都會倉皇出逃。美聯儲將無力阻止狂奔的人群。如果它引發的鈔票足以接管整個市場，那麼，拿著新鮮出爐的美元的人們勢必想將其轉化為其他資產。美元也將徹底完蛋。
世界似乎正徑直走向將於2012年爆發的另一場危機！
造成上一場危機的那些人現在依然掌握著權杖。他們將引領我們邁入下一場危機。冰島前首相因導致銀行危機，被送上特別法庭接受審判。比之更糟糕的命運，正等待著正在煽起下一場危機的精英們。
(作者係著名經濟學家)
2010年10月20日
新快報
謝國忠
整個世界煙霧四起，一場貨幣大戰似乎一觸即發。量化寬鬆(QE)是這場戰爭所選擇的武器。如果你敢印1萬億，我就敢印1萬億。當然，他或她也會這麼做。倘若印了1萬億鈔票之後，匯率還是沒有變化，怎麼辦？沒關係，讓我們實施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在美國財長蓋特納等人看來，世界末日已經離我們非常近了。不僅僅是中國人，世界各地的富人都在爭相購買黃金，以求得心境的一絲安寧。實際上，他們正在把一噸一噸的黃金拉回家。當貨幣在量化寬鬆大戰的硝煙中變得一文不名時，富人至少還謝平鵠次底約旱牟聘弧
美國已經將利率削減至零水平，其預算赤字已攀升至GDP的10%。這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震懾”(shock-and-awe)版本。但是，在經歷了幾個季度的強勁增長之後，美國經濟再次呈現下行勢頭，失業率依然接近10%(如果將未充分就業和已經不再尋找工作的人包括在內，失業率或許遠不止這個數，很可能跟西班牙差不多，接近20%)。經濟刺激計劃業已失敗。
那麼，應如何解釋這個結果呢？如果你是保羅·克魯格曼，你肯定會說刺激力度不夠。當然，如果政府將預算赤字提升至GDP的20%，並且實施另一輪量化寬鬆政策，依然起不到效果，他可能還會說力度不夠。你永遠也沒有辦法證明克魯格曼是錯的。好聰明的傢伙！
世界正在步入一個高通脹率和政治不穩時期。另一輪全球性危機的爆發，只是時間問題。首要跡象將是國債市場的崩潰。美聯儲正在通過其量化寬鬆項目控制收益率曲線。但其他投資者不會陪它玩這個瘋狂的遊戲。留在國債市場的唯一理由是，美聯儲不會讓市場下跌。但國債的潛在價值正在隨著不斷增長的貨幣供應量及其引發的通脹後果而逐步蒸發。當所有投資者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們都會倉皇出逃。美聯儲將無力阻止狂奔的人群。如果它引發的鈔票足以接管整個市場，那麼，拿著新鮮出爐的美元的人們勢必想將其轉化為其他資產。美元也將徹底完蛋。
世界似乎正徑直走向將於2012年爆發的另一場危機！
造成上一場危機的那些人現在依然掌握著權杖。他們將引領我們邁入下一場危機。冰島前首相因導致銀行危機，被送上特別法庭接受審判。比之更糟糕的命運，正等待著正在煽起下一場危機的精英們。
(作者係著名經濟學家)
蓋特納和伯南克不知羞恥
謝國忠：蓋特納和伯南克不知羞恥 不應再讓美國轉嫁禍水
2010年10月22日
財新網
美國正故伎重演，通過美元貶值來解決國內失業問題，不顧新興經濟體可能陷入“泡沫-崩潰”；新興經濟體正在反擊，也應該反擊
【財新網】(專欄作家謝國忠)中國提高利率後，美元大漲，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甚至人民幣不交割遠期市場(NDF)也出現了下跌。 (看來一旦提高利率，“熱錢”的能量也不過如此)現在，巴西和韓國都在採取措施，限制“熱錢”流入。除非達到預期效果，否則，他們的措施會升級。美國的聯儲和財政部正向新興經濟體釋放流動性，催生資產泡沫，藉此對重組過程中的美國經濟起到支持作用。但一旦美國經濟復甦，這些新興經濟體又會像1998年那樣經歷一場危機。新興經濟體已經吸取了過去教訓，為了自己的生存打這場戰爭。
為什麼中國提高利率後美元會飆升？用金融術語來說，就是“熱錢”對風險資產的偏好下降了，意味著泡沫被嚇了一跳。投機者正應美國財政部的號召，拉高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和資產市場。泡沫可以創造需求，抵消美元強勢對出口的阻力，美國得以有機會擴大對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從而提振美國經濟。這種情況以前發生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發生存貸危機之後，在較小的範圍內用過同樣的策略。結果是，1997年-2000年之間，新興經濟體遭受了一場可怕的危機。
蓋特納和伯南克這樣的人不知羞恥。他們信奉或支持的政策招致了1929年以來的最大泡沫，摧毀了美國經濟。然後，他們花了數万億納稅人的錢來拯救金融體系，理由是：金融體系崩潰將導致另一次大蕭條，救助才能將經濟帶回正軌。因此，對於納稅人來說，出手救這些損害他們養肥自己錢包的人，仍然是為自己好。目前，金融體系已被保住，比以前更精簡。但它們不貸款，特別是對中小型企業。當然，大銀行從來不貸款給中小企業。歷來都是小銀行貸款給中小企業，而且一直活的不易。中小型企業僱用大多數人。失業率那麼高，難道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嗎？蓋特納和伯南克這些人的救市政策促成了失業危機。現在，他們試圖通過美元貶值解決問題。不管美元能走得多低，新興市場泡沫變得多大，首先必須要能夠解決美國的就業問題。
新興經濟體正在反擊。一個簡單的方法是阻止“熱錢”流入。金融界的人士總是說，你無法對抗市場，反正是諸如此類的話。但是，一旦他們在你的國家出現，你就把他們關進監獄，或者就把這些錢沒收，市場還能贏嗎？是的，主權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同樣，這些人會回來玩同樣的遊戲。
新興經濟體可不像以前那麼愚蠢了。這回，他們不會唯美國馬首是瞻了，他們反擊了，控制泡沫，阻止貨幣升值。由於他們保持本國貨幣穩定，貨幣市場的波動將會消失。世界上大部分投機資本在貨幣市場。如果貨幣市場不太波動了，這些錢會去別的地方。目標很可能是大宗商品市場。大宗商品價格一旦提高，對美國消費者來說，就像是多交稅。美聯儲的弱美元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卻沒有好的增長。美聯儲的政策可能會偷雞不著蝕把米。
每個國家在經歷巨大泡沫後都會進入長期的經濟衰退，因為它需要時間來調整。美國也不會是一個例外。應該接受這個現實，採取真正調整經濟結構的實質性措施，這將使這個世界更美好，也對每個人有益。任何妄圖速勝的計劃只會帶來更多的麻煩和世界的混亂。
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曾因同一目的實行貶值的政策。它導致了世界各地的混亂，也讓美國經濟長期陷入滯脹。也許，整個世界可以通過對貨幣的干預，阻止美國重複同樣的錯誤。這不是貨幣戰爭，只是給美國的一劑良藥。
這一次，不應再讓美國轉嫁禍水，要讓它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2010年10月22日
財新網
美國正故伎重演，通過美元貶值來解決國內失業問題，不顧新興經濟體可能陷入“泡沫-崩潰”；新興經濟體正在反擊，也應該反擊
【財新網】(專欄作家謝國忠)中國提高利率後，美元大漲，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甚至人民幣不交割遠期市場(NDF)也出現了下跌。 (看來一旦提高利率，“熱錢”的能量也不過如此)現在，巴西和韓國都在採取措施，限制“熱錢”流入。除非達到預期效果，否則，他們的措施會升級。美國的聯儲和財政部正向新興經濟體釋放流動性，催生資產泡沫，藉此對重組過程中的美國經濟起到支持作用。但一旦美國經濟復甦，這些新興經濟體又會像1998年那樣經歷一場危機。新興經濟體已經吸取了過去教訓，為了自己的生存打這場戰爭。
為什麼中國提高利率後美元會飆升？用金融術語來說，就是“熱錢”對風險資產的偏好下降了，意味著泡沫被嚇了一跳。投機者正應美國財政部的號召，拉高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和資產市場。泡沫可以創造需求，抵消美元強勢對出口的阻力，美國得以有機會擴大對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從而提振美國經濟。這種情況以前發生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發生存貸危機之後，在較小的範圍內用過同樣的策略。結果是，1997年-2000年之間，新興經濟體遭受了一場可怕的危機。
蓋特納和伯南克這樣的人不知羞恥。他們信奉或支持的政策招致了1929年以來的最大泡沫，摧毀了美國經濟。然後，他們花了數万億納稅人的錢來拯救金融體系，理由是：金融體系崩潰將導致另一次大蕭條，救助才能將經濟帶回正軌。因此，對於納稅人來說，出手救這些損害他們養肥自己錢包的人，仍然是為自己好。目前，金融體系已被保住，比以前更精簡。但它們不貸款，特別是對中小型企業。當然，大銀行從來不貸款給中小企業。歷來都是小銀行貸款給中小企業，而且一直活的不易。中小型企業僱用大多數人。失業率那麼高，難道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嗎？蓋特納和伯南克這些人的救市政策促成了失業危機。現在，他們試圖通過美元貶值解決問題。不管美元能走得多低，新興市場泡沫變得多大，首先必須要能夠解決美國的就業問題。
新興經濟體正在反擊。一個簡單的方法是阻止“熱錢”流入。金融界的人士總是說，你無法對抗市場，反正是諸如此類的話。但是，一旦他們在你的國家出現，你就把他們關進監獄，或者就把這些錢沒收，市場還能贏嗎？是的，主權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同樣，這些人會回來玩同樣的遊戲。
新興經濟體可不像以前那麼愚蠢了。這回，他們不會唯美國馬首是瞻了，他們反擊了，控制泡沫，阻止貨幣升值。由於他們保持本國貨幣穩定，貨幣市場的波動將會消失。世界上大部分投機資本在貨幣市場。如果貨幣市場不太波動了，這些錢會去別的地方。目標很可能是大宗商品市場。大宗商品價格一旦提高，對美國消費者來說，就像是多交稅。美聯儲的弱美元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卻沒有好的增長。美聯儲的政策可能會偷雞不著蝕把米。
每個國家在經歷巨大泡沫後都會進入長期的經濟衰退，因為它需要時間來調整。美國也不會是一個例外。應該接受這個現實，採取真正調整經濟結構的實質性措施，這將使這個世界更美好，也對每個人有益。任何妄圖速勝的計劃只會帶來更多的麻煩和世界的混亂。
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曾因同一目的實行貶值的政策。它導致了世界各地的混亂，也讓美國經濟長期陷入滯脹。也許，整個世界可以通過對貨幣的干預，阻止美國重複同樣的錯誤。這不是貨幣戰爭，只是給美國的一劑良藥。
這一次，不應再讓美國轉嫁禍水，要讓它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G20會議不太可能達成匯率協議
鳳凰衛視10月22日《小政經》節目播出“謝國忠：G20會議不太可能達成匯率協議”，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瀞漪：相關的話題，我們現在馬上連線的是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你好。
謝國忠：瀞漪好。
曾瀞漪：我們在兩個星期前的《財經點對點》節目當中已經談到這種國際匯率戰的一種情勢，現在美國出手了，美國現在要聯手歐洲和日本，你覺得現在蓋特納的做法真的是不是聯手其他兩方的經濟體，然後對中國施壓，目前的情勢是不是這樣子呢？
謝國忠：是這樣的，因為原來歐洲跟日本是不會買，因為它們匯率漲的很快。最近他這樣說，就是表示，不希望日元和歐元再多升，想取得它們對美國立場的同情。另外巴西跟韓國也在控制熱錢的流入，來抑制泡沫。他們現在也提出不反對，原來是反對的，所以等於就是說，希望能夠把主要的發展國家和發達國家聯合在一起，最終它提出了一個，要衡量匯率的話，是不是過低的標準是什麼，它想要用經常項目的順差佔GDP的比例。
這個提法，現在日本暫時不能執行，因為它們的經常項目的比例順差還是相對比較高，所以要達到它的目的也不容易。
曾瀞漪：是，也就是說，現在蓋特納提出這樣的做法，要逼人民幣升值，但是目前看起來可能短期之內不會成功？
謝國忠：看市場最近的預期的話，並不是認為可能性很大，因為最近美金有所反彈，可能這個反彈會持續。因為對沖基金在G20風險那麼大的情況下，會平倉的，所以為什麼說明這個市場對這件事成功的概率，認為並不是很高。
曾瀞漪：是，現在G20的財長會議今天舉行，下個月有領導人的峰會，你覺得在這一段時間，現在G20會議當中，到底有沒有可能達成所謂的匯率協議，像1985年日本的廣場協議那樣，你覺得呢？
謝國忠：我覺得可能性不是很大的，主要的原因是，中國不會像日本這樣出現一個大幅度升值的，因為每個國家最終是能控制自己的匯率的，所以為什麼我覺得中國不同意，這件事情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曾瀞漪：是，還有最後問題要來請教，就是目前的氣氛看起來，財長會議好像，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蓋特納對於中國施壓，目前看起來歐洲和日本可能跟美國這兩天也可能比較同聲同氣，中國會不會有巨大的壓力存在？應該怎麼應對？
謝國忠：我覺得歐洲對美國的立場支持可能也是表面的，因為不僅他們是盟國，但是歐洲，像德國和法國這樣的國家，他對美金貶值這件事的話，不是熱衷的，因為對它們長遠來說沒什麼好處的。所以我覺得，美國這個立場，美國力量大，逼著大家表態，總的來說，歐洲的利益和日本的利益，其實跟中國的利益還是綁在一起的。它們自己的市場是不太可能有比較好的發展的，但是它有一些產品的話，還是有競爭力的，所以它們需要中國的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它們很可能會同情中國的立場，因為我覺得這並不像表面看上去一樣，使中國處於一個孤立的地位。
曾瀞漪：好，那現在你覺得從蓋特納表態之後，經這段時間，美元匯價會是個什麼樣的走勢？
謝國忠：它已經上升了一個百分點了，我估計再上升兩三個百分點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美金要大上，現在沒有這個力量，因為大家對聯儲數量型的擴張，估計還不是很準確，現在市場的估計是五千億到一萬五千億這樣一個區間，所以誤差可以是非常大的，應該這麼說，如果聯儲下個月開會，宣布它的QEI數量的話，不過一萬億的話，美金會反彈的，如果過一萬億的話，美金可能又要下降了。
曾瀞漪：相關的話題，我們現在馬上連線的是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你好。
謝國忠：瀞漪好。
曾瀞漪：我們在兩個星期前的《財經點對點》節目當中已經談到這種國際匯率戰的一種情勢，現在美國出手了，美國現在要聯手歐洲和日本，你覺得現在蓋特納的做法真的是不是聯手其他兩方的經濟體，然後對中國施壓，目前的情勢是不是這樣子呢？
謝國忠：是這樣的，因為原來歐洲跟日本是不會買，因為它們匯率漲的很快。最近他這樣說，就是表示，不希望日元和歐元再多升，想取得它們對美國立場的同情。另外巴西跟韓國也在控制熱錢的流入，來抑制泡沫。他們現在也提出不反對，原來是反對的，所以等於就是說，希望能夠把主要的發展國家和發達國家聯合在一起，最終它提出了一個，要衡量匯率的話，是不是過低的標準是什麼，它想要用經常項目的順差佔GDP的比例。
這個提法，現在日本暫時不能執行，因為它們的經常項目的比例順差還是相對比較高，所以要達到它的目的也不容易。
曾瀞漪：是，也就是說，現在蓋特納提出這樣的做法，要逼人民幣升值，但是目前看起來可能短期之內不會成功？
謝國忠：看市場最近的預期的話，並不是認為可能性很大，因為最近美金有所反彈，可能這個反彈會持續。因為對沖基金在G20風險那麼大的情況下，會平倉的，所以為什麼說明這個市場對這件事成功的概率，認為並不是很高。
曾瀞漪：是，現在G20的財長會議今天舉行，下個月有領導人的峰會，你覺得在這一段時間，現在G20會議當中，到底有沒有可能達成所謂的匯率協議，像1985年日本的廣場協議那樣，你覺得呢？
謝國忠：我覺得可能性不是很大的，主要的原因是，中國不會像日本這樣出現一個大幅度升值的，因為每個國家最終是能控制自己的匯率的，所以為什麼我覺得中國不同意，這件事情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曾瀞漪：是，還有最後問題要來請教，就是目前的氣氛看起來，財長會議好像，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蓋特納對於中國施壓，目前看起來歐洲和日本可能跟美國這兩天也可能比較同聲同氣，中國會不會有巨大的壓力存在？應該怎麼應對？
謝國忠：我覺得歐洲對美國的立場支持可能也是表面的，因為不僅他們是盟國，但是歐洲，像德國和法國這樣的國家，他對美金貶值這件事的話，不是熱衷的，因為對它們長遠來說沒什麼好處的。所以我覺得，美國這個立場，美國力量大，逼著大家表態，總的來說，歐洲的利益和日本的利益，其實跟中國的利益還是綁在一起的。它們自己的市場是不太可能有比較好的發展的，但是它有一些產品的話，還是有競爭力的，所以它們需要中國的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它們很可能會同情中國的立場，因為我覺得這並不像表面看上去一樣，使中國處於一個孤立的地位。
曾瀞漪：好，那現在你覺得從蓋特納表態之後，經這段時間，美元匯價會是個什麼樣的走勢？
謝國忠：它已經上升了一個百分點了，我估計再上升兩三個百分點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美金要大上，現在沒有這個力量，因為大家對聯儲數量型的擴張，估計還不是很準確，現在市場的估計是五千億到一萬五千億這樣一個區間，所以誤差可以是非常大的，應該這麼說，如果聯儲下個月開會，宣布它的QEI數量的話，不過一萬億的話，美金會反彈的，如果過一萬億的話，美金可能又要下降了。
美或聯手歐日抗中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0
G20峰會召開 謝國忠分析 美或聯手歐日抗中
2010年10月22日 鳳凰衛視
鳳凰衛視10月22日《金石財經》節目播出“G20峰會召開謝國忠分析美或聯手歐日抗中”，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瀞漪：G20財長會議今天召開，美國主導匯率議題，我們請來經濟學家謝國忠分析美國是不是真的正在聯手歐洲和日本來逼人民幣匯率升值，會成功嗎？社科院，還有高盛不約而同的都說內地樓價會降20%，之後相關的宏觀調控才會放鬆。香港是不是應該盡快放棄聯繫匯率制度，經濟專家葉翔認為港元應該跟人民幣盯同一籃子的貨幣。
今天在G20的相關消息之前，要告訴您一個比較重要的新聞，就是美國航空航天局有一個新的發現，說月球不只是有水，而且這個水的數量比我們想像的都還要多。他們在今天公佈的一些最新數據分析報告會讓人類發現這個大好的消息，也許人類爭奪地球上已經消耗的差不多的資源。
NASA，這個發現是去年一項大膽的實驗，他們用一個燃料用盡的火箭以時速5600英里的速度撞擊一個月球坑，接著用一對軌道衛星對撞飛的碎片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月球坑裡面有凍結成冰水，還包括了氫、氨、甲烷、汞、鈉、銀等其他的一些資源。 NASA去年11月宣布，月球上有水，這項突破性的發現之後，有專家就進行了更多的分析，相關的數據會在科學雜誌上6分研究報告當中公佈出來。
當中一個研究報告的作者，他就說月球的土壤濕度真的是很大，而且被撞擊月球坑中的土壤有5.6%是由冰組成的，也就是說可以提煉出不少的水出來。在人類現在還沒有辦法在月球上建立另外一個基地的同時，其實在地球上你爭我奪是比較現實的一種較量。
我們就來看一下G20財長和央行行長的會議，今天在韓國慶州舉行。美國這一次還是主導了匯率的議題，從上次的IMF和世銀的年會到現在，美國主導這個匯率議題到底會不會成功。我們就來看一下美國財長蓋特納在會議之前最新的一個說法，他對中國的要求是越來越清楚，越來越直白，他現在拉攏歐盟，還有日本，這個做法到底會不會成功，我們先來看一下蓋特納最新的說法。
財長蓋特納在今天寫信給20國集團財長，他在信中說，匯率被低估，還有坐擁堅實外匯儲備的新興經濟體需要根據經濟基本面調整匯率，他說G20的國家也不應弱化或阻止被低估的貨幣升值。當中發達國家還應該努力來平抑匯市過度的波動，對於貿易失衡問題，他也重申長期處於逆差的國家，可通過採用可行的財政目標來擴大儲蓄，長期處於在順差的國家需採取財政和匯率政策來推動國內增長。
他還要是各國財長將經常帳的差額佔GDP的比重限制在4%，而加拿大財長費海提也對蓋特納解決全球失衡的提議表示贊成，但他認為G20在衡量不同國家經常帳失衡上需採取靈活態度。這是蓋特納的說法，現在他是不是能夠在會議上成功的拉攏像是日本跟歐盟的共同態度，我們來看看日本方面的反應。
日本財務大臣野田佳彥在會前說，還不清楚G20峰會公報是不是會涉及匯率議題，但是他強調G20必須要認同有必要避免匯率競相貶值。他也說G20不太可能討論個別國家的匯率政策，但預計會重申各個經濟體的匯率應該反映基本面，必要時G20有必要攜手應對匯率問題同時關注市場走勢。
還有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就表示，日本會在G20的會議上說明，日本銀行最新採取的寬鬆政策和日元干預的行動。 G20會議大家討價還價，最後結果如何，是不是像之前草案當中說的，其實要看最後的公報才能夠落實，雖然事先各方都有不同的建議和風聲出來，但是我們目前看起來G20峰會的相關會議很難就匯率問題達成一致。
路透社來自於韓國慶州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話說，20國集團的官員，不太可能就反對匯率貶值，還有限制經常帳餘額達成協議，之前美國的提議已經遭到了強烈的反對。這個G20消息人士掌握這次會議私密的第一手資料，說美國提議沒有得到應對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讚同，甚至連德國這樣的國家也都沒有響應。
還要來看一下，金融時報的記者艾倫·貝蒂發自華盛頓報導說，現在她對G20峰會也沒有什麼信心，因為新興強國對G20喪失了信心，從目前最近印度，還有巴西對於G20會議的反應看起來，他們覺得這個會議可能最後是變成像多哈回合貿易談判一樣，好像什麼事都談，也都談不成。
如果說新興強國對G20喪失了信心，G20會議現在就在重大問題上也確實很難達成共識的，是不是美國的一個做法，譬如說拉攏日本，跟歐盟會是一個成功讓人民幣一定要升值的做法，來看一下。
蓋特納在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的時候，將全球貨幣分成大類，強調美元，還有歐元跟日本等主要貨幣的匯率，現在已經達到了合理的水平。分析說，這是蓋特納暗示美元兌這些貨幣不會再跌，又說不反對採取彈性匯率的新興國出招來抵抗泡沫，像歐洲、日本，還有巴西等新興國示好，顯示是要鼓勵中國天下貨幣三方，是不是矛頭直指人民幣匯率呢。
相關的話題，我們現在馬上連線的是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你好。
謝國忠：瀞漪好。
曾瀞漪：我們在兩個星期前的《財經點對點》節目當中已經談到這種國際匯率戰的一種情勢，現在美國出手了，美國現在要聯手歐洲和日本，你覺得現在蓋特納的做法真的是不是聯手其他兩方的經濟體，然後對中國施壓，目前的情勢是不是這樣子呢？
謝國忠：是這樣的，因為原來歐洲跟日本是不會買，因為它們匯率漲的很快。最近他這樣說，就是表示，不希望日元和歐元再多升，想取得它們對美國立場的同情。另外巴西跟韓國也在控制熱錢的流入，來抑制泡沫。他們現在也提出不反對，原來是反對的，所以等於就是說，希望能夠把主要的發展國家和發達國家聯合在一起，最終它提出了一個，要衡量匯率的話，是不是過低的標準是什麼，它想要用經常項目的順差佔GDP的比例。
這個提法，現在日本暫時不能執行，因為它們的經常項目的比例順差還是相對比較高，所以要達到它的目的也不容易。
曾瀞漪：是，也就是說，現在蓋特納提出這樣的做法，要逼人民幣升值，但是目前看起來可能短期之內不會成功？
謝國忠：看市場最近的預期的話，並不是認為可能性很大，因為最近美金有所反彈，可能這個反彈會持續。因為對沖基金在G20風險那麼大的情況下，會平倉的，所以為什麼說明這個市場對這件事成功的概率，認為並不是很高。
曾瀞漪：是，現在G20的財長會議今天舉行，下個月有領導人的峰會，你覺得在這一段時間，現在G20會議當中，到底有沒有可能達成所謂的匯率協議，像1985年日本的廣場協議那樣，你覺得呢？
謝國忠：我覺得可能性不是很大的，主要的原因是，中國不會像日本這樣出現一個大幅度升值的，因為每個國家最終是能控制自己的匯率的，所以為什麼我覺得中國不同意，這件事情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曾瀞漪：是，還有最後問題要來請教，就是目前的氣氛看起來，財長會議好像，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蓋特納對於中國施壓，目前看起來歐洲和日本可能跟美國這兩天也可能比較同聲同氣，中國會不會有巨大的壓力存在？應該怎麼應對？
謝國忠：我覺得歐洲對美國的立場支持可能也是表面的，因為不僅他們是盟國，但是歐洲，像德國和法國這樣的國家，他對美金貶值這件事的話，不是熱衷的，因為對它們長遠來說沒什麼好處的。所以我覺得，美國這個立場，美國力量大，逼著大家表態，總的來說，歐洲的利益和日本的利益，其實跟中國的利益還是綁在一起的。它們自己的市場是不太可能有比較好的發展的，但是它有一些產品的話，還是有競爭力的，所以它們需要中國的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它們很可能會同情中國的立場，因為我覺得這並不像表面看上去一樣，使中國處於一個孤立的地位。
曾瀞漪：好，那現在你覺得從蓋特納表態之後，經這段時間，美元匯價會是個什麼樣的走勢？
謝國忠：它已經上升了一個百分點了，我估計再上升兩三個百分點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美金要大上，現在沒有這個力量，因為大家對聯儲數量型的擴張，估計還不是很準確，現在市場的估計是五千億到一萬五千億這樣一個區間，所以誤差可以是非常大的，應該這麼說，如果聯儲下個月開會，宣布它的QEI數量，不過一萬億的話，美金會反彈的，如果過一萬億的話，美金可能又要下降了。
曾瀞漪：好的，非常謝謝謝國忠給我們所作的分析。另外看一下國基會的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在昨天上，他們已經看到中國政府努力推動人民幣升值，他們認為讓人民幣繼續升值會讓全球經濟帶來好處，他也認為人民幣會繼續升值。
今天來看一下人民幣的中間價，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價今天是6.6795，比昨天是小幅度回落，但是今天我們看在走勢上波動是比較大一點，還是在6.65，曾經上到這個區間，到底中國怎麼樣應對美國對人民幣的施壓。
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黃益平就說，進入2010年第四季度人民幣匯率突然變成了國際經濟政策爭議的焦點。他說要看到這個部分的就是中美匯率爭端的升級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受到民意的驅動。這樣在民意上，從一定上來講，是一個非理性的，但是人民幣匯率似乎變成了很多國際經濟問題的根源，這樣看起來好像又是不合理的。不過不能因為這樣不合理，就忽視它的存在。現在也許大家認為真正發生匯率戰爭的可能是不大的，但是如果大家不能有效的應對，風險就直線上升，一旦美國的貿易保守主義成為現實，中國就會受到直接的傷害。
我們來看一下中美關係，目前看起來雖然說大家在匯率方面好像有不少的口水戰，但看起來還是不錯的。因為正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司法部部長霍爾德，昨天就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在明年1月之前到美國訪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說已經就胡錦濤訪美啟動了準備工作。這是中美官員第一次證實胡錦濤即將訪美的消息，而美國總統奧巴馬昨天在西雅圖跟民眾對談的時候，就再度談到了中美兩國的貿易必須要互惠。
奧巴馬(美國總統)：我支持貿易，但貿易必須是互惠的，如果你們想要在美國賣車，我們也能在你們的市場賣車才行。我們必須能進入你們的市場，而你們不能保護市場。
曾瀞漪：奧巴馬預期美中兩國的貿易爭議會持續好幾年，他說部分美國人支持建立貿易壁壘，或者是對中國的貨物加重關稅，但是他認為不可行。奧巴馬說他要做的是擴大貿易，使美國出口擴增2倍，如此一來，美國才能夠增加跟中國等貿易夥伴的談判力度。
G20峰會召開 謝國忠分析 美或聯手歐日抗中
2010年10月22日 鳳凰衛視
鳳凰衛視10月22日《金石財經》節目播出“G20峰會召開謝國忠分析美或聯手歐日抗中”，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瀞漪：G20財長會議今天召開，美國主導匯率議題，我們請來經濟學家謝國忠分析美國是不是真的正在聯手歐洲和日本來逼人民幣匯率升值，會成功嗎？社科院，還有高盛不約而同的都說內地樓價會降20%，之後相關的宏觀調控才會放鬆。香港是不是應該盡快放棄聯繫匯率制度，經濟專家葉翔認為港元應該跟人民幣盯同一籃子的貨幣。
今天在G20的相關消息之前，要告訴您一個比較重要的新聞，就是美國航空航天局有一個新的發現，說月球不只是有水，而且這個水的數量比我們想像的都還要多。他們在今天公佈的一些最新數據分析報告會讓人類發現這個大好的消息，也許人類爭奪地球上已經消耗的差不多的資源。
NASA，這個發現是去年一項大膽的實驗，他們用一個燃料用盡的火箭以時速5600英里的速度撞擊一個月球坑，接著用一對軌道衛星對撞飛的碎片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月球坑裡面有凍結成冰水，還包括了氫、氨、甲烷、汞、鈉、銀等其他的一些資源。 NASA去年11月宣布，月球上有水，這項突破性的發現之後，有專家就進行了更多的分析，相關的數據會在科學雜誌上6分研究報告當中公佈出來。
當中一個研究報告的作者，他就說月球的土壤濕度真的是很大，而且被撞擊月球坑中的土壤有5.6%是由冰組成的，也就是說可以提煉出不少的水出來。在人類現在還沒有辦法在月球上建立另外一個基地的同時，其實在地球上你爭我奪是比較現實的一種較量。
我們就來看一下G20財長和央行行長的會議，今天在韓國慶州舉行。美國這一次還是主導了匯率的議題，從上次的IMF和世銀的年會到現在，美國主導這個匯率議題到底會不會成功。我們就來看一下美國財長蓋特納在會議之前最新的一個說法，他對中國的要求是越來越清楚，越來越直白，他現在拉攏歐盟，還有日本，這個做法到底會不會成功，我們先來看一下蓋特納最新的說法。
財長蓋特納在今天寫信給20國集團財長，他在信中說，匯率被低估，還有坐擁堅實外匯儲備的新興經濟體需要根據經濟基本面調整匯率，他說G20的國家也不應弱化或阻止被低估的貨幣升值。當中發達國家還應該努力來平抑匯市過度的波動，對於貿易失衡問題，他也重申長期處於逆差的國家，可通過採用可行的財政目標來擴大儲蓄，長期處於在順差的國家需採取財政和匯率政策來推動國內增長。
他還要是各國財長將經常帳的差額佔GDP的比重限制在4%，而加拿大財長費海提也對蓋特納解決全球失衡的提議表示贊成，但他認為G20在衡量不同國家經常帳失衡上需採取靈活態度。這是蓋特納的說法，現在他是不是能夠在會議上成功的拉攏像是日本跟歐盟的共同態度，我們來看看日本方面的反應。
日本財務大臣野田佳彥在會前說，還不清楚G20峰會公報是不是會涉及匯率議題，但是他強調G20必須要認同有必要避免匯率競相貶值。他也說G20不太可能討論個別國家的匯率政策，但預計會重申各個經濟體的匯率應該反映基本面，必要時G20有必要攜手應對匯率問題同時關注市場走勢。
還有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就表示，日本會在G20的會議上說明，日本銀行最新採取的寬鬆政策和日元干預的行動。 G20會議大家討價還價，最後結果如何，是不是像之前草案當中說的，其實要看最後的公報才能夠落實，雖然事先各方都有不同的建議和風聲出來，但是我們目前看起來G20峰會的相關會議很難就匯率問題達成一致。
路透社來自於韓國慶州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話說，20國集團的官員，不太可能就反對匯率貶值，還有限制經常帳餘額達成協議，之前美國的提議已經遭到了強烈的反對。這個G20消息人士掌握這次會議私密的第一手資料，說美國提議沒有得到應對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讚同，甚至連德國這樣的國家也都沒有響應。
還要來看一下，金融時報的記者艾倫·貝蒂發自華盛頓報導說，現在她對G20峰會也沒有什麼信心，因為新興強國對G20喪失了信心，從目前最近印度，還有巴西對於G20會議的反應看起來，他們覺得這個會議可能最後是變成像多哈回合貿易談判一樣，好像什麼事都談，也都談不成。
如果說新興強國對G20喪失了信心，G20會議現在就在重大問題上也確實很難達成共識的，是不是美國的一個做法，譬如說拉攏日本，跟歐盟會是一個成功讓人民幣一定要升值的做法，來看一下。
蓋特納在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的時候，將全球貨幣分成大類，強調美元，還有歐元跟日本等主要貨幣的匯率，現在已經達到了合理的水平。分析說，這是蓋特納暗示美元兌這些貨幣不會再跌，又說不反對採取彈性匯率的新興國出招來抵抗泡沫，像歐洲、日本，還有巴西等新興國示好，顯示是要鼓勵中國天下貨幣三方，是不是矛頭直指人民幣匯率呢。
相關的話題，我們現在馬上連線的是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你好。
謝國忠：瀞漪好。
曾瀞漪：我們在兩個星期前的《財經點對點》節目當中已經談到這種國際匯率戰的一種情勢，現在美國出手了，美國現在要聯手歐洲和日本，你覺得現在蓋特納的做法真的是不是聯手其他兩方的經濟體，然後對中國施壓，目前的情勢是不是這樣子呢？
謝國忠：是這樣的，因為原來歐洲跟日本是不會買，因為它們匯率漲的很快。最近他這樣說，就是表示，不希望日元和歐元再多升，想取得它們對美國立場的同情。另外巴西跟韓國也在控制熱錢的流入，來抑制泡沫。他們現在也提出不反對，原來是反對的，所以等於就是說，希望能夠把主要的發展國家和發達國家聯合在一起，最終它提出了一個，要衡量匯率的話，是不是過低的標準是什麼，它想要用經常項目的順差佔GDP的比例。
這個提法，現在日本暫時不能執行，因為它們的經常項目的比例順差還是相對比較高，所以要達到它的目的也不容易。
曾瀞漪：是，也就是說，現在蓋特納提出這樣的做法，要逼人民幣升值，但是目前看起來可能短期之內不會成功？
謝國忠：看市場最近的預期的話，並不是認為可能性很大，因為最近美金有所反彈，可能這個反彈會持續。因為對沖基金在G20風險那麼大的情況下，會平倉的，所以為什麼說明這個市場對這件事成功的概率，認為並不是很高。
曾瀞漪：是，現在G20的財長會議今天舉行，下個月有領導人的峰會，你覺得在這一段時間，現在G20會議當中，到底有沒有可能達成所謂的匯率協議，像1985年日本的廣場協議那樣，你覺得呢？
謝國忠：我覺得可能性不是很大的，主要的原因是，中國不會像日本這樣出現一個大幅度升值的，因為每個國家最終是能控制自己的匯率的，所以為什麼我覺得中國不同意，這件事情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曾瀞漪：是，還有最後問題要來請教，就是目前的氣氛看起來，財長會議好像，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蓋特納對於中國施壓，目前看起來歐洲和日本可能跟美國這兩天也可能比較同聲同氣，中國會不會有巨大的壓力存在？應該怎麼應對？
謝國忠：我覺得歐洲對美國的立場支持可能也是表面的，因為不僅他們是盟國，但是歐洲，像德國和法國這樣的國家，他對美金貶值這件事的話，不是熱衷的，因為對它們長遠來說沒什麼好處的。所以我覺得，美國這個立場，美國力量大，逼著大家表態，總的來說，歐洲的利益和日本的利益，其實跟中國的利益還是綁在一起的。它們自己的市場是不太可能有比較好的發展的，但是它有一些產品的話，還是有競爭力的，所以它們需要中國的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它們很可能會同情中國的立場，因為我覺得這並不像表面看上去一樣，使中國處於一個孤立的地位。
曾瀞漪：好，那現在你覺得從蓋特納表態之後，經這段時間，美元匯價會是個什麼樣的走勢？
謝國忠：它已經上升了一個百分點了，我估計再上升兩三個百分點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美金要大上，現在沒有這個力量，因為大家對聯儲數量型的擴張，估計還不是很準確，現在市場的估計是五千億到一萬五千億這樣一個區間，所以誤差可以是非常大的，應該這麼說，如果聯儲下個月開會，宣布它的QEI數量，不過一萬億的話，美金會反彈的，如果過一萬億的話，美金可能又要下降了。
曾瀞漪：好的，非常謝謝謝國忠給我們所作的分析。另外看一下國基會的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在昨天上，他們已經看到中國政府努力推動人民幣升值，他們認為讓人民幣繼續升值會讓全球經濟帶來好處，他也認為人民幣會繼續升值。
今天來看一下人民幣的中間價，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價今天是6.6795，比昨天是小幅度回落，但是今天我們看在走勢上波動是比較大一點，還是在6.65，曾經上到這個區間，到底中國怎麼樣應對美國對人民幣的施壓。
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黃益平就說，進入2010年第四季度人民幣匯率突然變成了國際經濟政策爭議的焦點。他說要看到這個部分的就是中美匯率爭端的升級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受到民意的驅動。這樣在民意上，從一定上來講，是一個非理性的，但是人民幣匯率似乎變成了很多國際經濟問題的根源，這樣看起來好像又是不合理的。不過不能因為這樣不合理，就忽視它的存在。現在也許大家認為真正發生匯率戰爭的可能是不大的，但是如果大家不能有效的應對，風險就直線上升，一旦美國的貿易保守主義成為現實，中國就會受到直接的傷害。
我們來看一下中美關係，目前看起來雖然說大家在匯率方面好像有不少的口水戰，但看起來還是不錯的。因為正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司法部部長霍爾德，昨天就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在明年1月之前到美國訪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說已經就胡錦濤訪美啟動了準備工作。這是中美官員第一次證實胡錦濤即將訪美的消息，而美國總統奧巴馬昨天在西雅圖跟民眾對談的時候，就再度談到了中美兩國的貿易必須要互惠。
奧巴馬(美國總統)：我支持貿易，但貿易必須是互惠的，如果你們想要在美國賣車，我們也能在你們的市場賣車才行。我們必須能進入你們的市場，而你們不能保護市場。
曾瀞漪：奧巴馬預期美中兩國的貿易爭議會持續好幾年，他說部分美國人支持建立貿易壁壘，或者是對中國的貨物加重關稅，但是他認為不可行。奧巴馬說他要做的是擴大貿易，使美國出口擴增2倍，如此一來，美國才能夠增加跟中國等貿易夥伴的談判力度。
謝國忠：兩年之內應上調3個百分點
謝國忠：兩年之內應上調3個百分點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0日 每日經濟新聞
每經記者 徐奎松 發自北京
19日晚，中國人民銀行突然宣布加息。對此，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採訪時指出，國內通貨膨脹程度已經非常高，央行此次加息0.25%力度太小，比較合理的狀態是在2年之內加息3個百分點。
央行決定加息的消息19日晚傳出後，有業內人士分析，這是進一步回收流動性的信號，對金融機構、大財團以及企業的資金流向會起到一定的引導作用。也有業內人士認為，央行早就應該有所動作，到10月份才調整略顯遲緩了。
對於此次加息的時機、原因，謝國忠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採訪時指出，貨幣加息的風險防範之一就是通脹，到10月份，中國不僅面臨著高通脹的壓力，還出現了幾年不遇的高物價週期。物價是權衡通脹的主要指標，高通脹與高物價已經影響中國經濟很長時間，僅就物價而言，眼看就要到年底了，按照規律物價還有可能繼續上揚，所以，上調利率的時機已經成熟。
謝國忠進一步分析稱，中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是10年前的4.6倍，這還只是銀行表內業務的增加，加上表外業務，貨幣供應量超過5倍。現在中國的通貨膨脹、炒房、炒地的程度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和1989年的日本非常相似。現在中國商業和家庭地產的總價值已經達到了4倍於GDP的水平。央行在此刻選擇加息，說明通脹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
不過，謝國忠強調，低利息影響高通脹，高通脹影響高物價，中國的利率一直過低，本次上調利息究竟能產生多大作用，目前還看不出來，主要是國內外的不確定因素在不斷增加。從長期來看，加息0.25%幅度太小，比較合理的狀態是在2年之內加息3個百分點，這樣更為有效。
談到此次加息對股市的影響，謝國忠認為，股市一直呈區間波動，美國股市近段時間也漲了近10個百分點，外圍股市走好也是前幾天A股反彈的主要原因，加息會加大股市波動。現在投資者都沉浸在對市場的一種盲目判斷中，認為樓市永遠都不會跌，其實市場並不是這樣的。
談到由利息上浮看貨幣政策的調整問題時，謝國忠說，如果貨幣政策不收緊，有可能發生難以控制的金融動盪。歷史上，因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氾濫的信貸量已經發生了1989年、1993年和1998年的金融危機問題。目前，中國對外面臨貨幣幣值的調整，對內面臨“十二五”的重大結構性調整，對貨幣政策的把握和信貸放量是個挑戰。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0日 每日經濟新聞
每經記者 徐奎松 發自北京
19日晚，中國人民銀行突然宣布加息。對此，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採訪時指出，國內通貨膨脹程度已經非常高，央行此次加息0.25%力度太小，比較合理的狀態是在2年之內加息3個百分點。
央行決定加息的消息19日晚傳出後，有業內人士分析，這是進一步回收流動性的信號，對金融機構、大財團以及企業的資金流向會起到一定的引導作用。也有業內人士認為，央行早就應該有所動作，到10月份才調整略顯遲緩了。
對於此次加息的時機、原因，謝國忠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採訪時指出，貨幣加息的風險防範之一就是通脹，到10月份，中國不僅面臨著高通脹的壓力，還出現了幾年不遇的高物價週期。物價是權衡通脹的主要指標，高通脹與高物價已經影響中國經濟很長時間，僅就物價而言，眼看就要到年底了，按照規律物價還有可能繼續上揚，所以，上調利率的時機已經成熟。
謝國忠進一步分析稱，中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是10年前的4.6倍，這還只是銀行表內業務的增加，加上表外業務，貨幣供應量超過5倍。現在中國的通貨膨脹、炒房、炒地的程度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和1989年的日本非常相似。現在中國商業和家庭地產的總價值已經達到了4倍於GDP的水平。央行在此刻選擇加息，說明通脹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
不過，謝國忠強調，低利息影響高通脹，高通脹影響高物價，中國的利率一直過低，本次上調利息究竟能產生多大作用，目前還看不出來，主要是國內外的不確定因素在不斷增加。從長期來看，加息0.25%幅度太小，比較合理的狀態是在2年之內加息3個百分點，這樣更為有效。
談到此次加息對股市的影響，謝國忠認為，股市一直呈區間波動，美國股市近段時間也漲了近10個百分點，外圍股市走好也是前幾天A股反彈的主要原因，加息會加大股市波動。現在投資者都沉浸在對市場的一種盲目判斷中，認為樓市永遠都不會跌，其實市場並不是這樣的。
談到由利息上浮看貨幣政策的調整問題時，謝國忠說，如果貨幣政策不收緊，有可能發生難以控制的金融動盪。歷史上，因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氾濫的信貸量已經發生了1989年、1993年和1998年的金融危機問題。目前，中國對外面臨貨幣幣值的調整，對內面臨“十二五”的重大結構性調整，對貨幣政策的把握和信貸放量是個挑戰。
房價走勢恐難如謝國忠所料
房價走勢恐難如謝國忠所料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0日 新聞晚報
□李俊
繼續“國十條”、“國五條”之後，上海版細則“滬十二條”也於國慶前出台，在各地房價再次陷入成交萎縮觀望之際，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先生再次拋出聳人聽聞的觀點，“房價已見頂，未來每平方米單價會跌到兩個月平均工資”，理由有三，其一，流動性收緊；其二，政策引導；其三，供求關係變化。
支撐謝國忠觀點的依據是，中國房地產的泡沫已經見頂，一線城市很難再現去年下半年(如上海)或今年上半年(如北京、深圳)的高房價了，二三線城市房價可能出現新高峰，有如當年股市主板從峰值大跌60%之後。房地產熊市或許會持續五年，在最低點，房價可能下跌一半，屆時，每平方米均價大約相當於當地兩個月的平均工資。當前最炙手可熱的土地市場浙江，土地價格可能下跌八成。
我們並不懷疑謝國忠的理論水平，以及根據理論進行的精確計算。如果是考試試卷，相信謝國忠可以得100分，但在目前的中國市場，有關房價的運行規則似乎距謝國忠的理論計算偏離深遠。謝國忠早年在美國讀書，一直讀到獲得博士學位，後出任著名投行摩根斯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這更驗證了謝國忠的水平。
細心的人們或許還記得，早在2005年，當上海的房價剛達到單價萬元時，謝國忠也曾提出過房價泡沫，並預測上海房價將會跌去一半，事實上後來的走勢不僅沒有跌去一半，而且還上漲了好幾倍，曾經有當時相信謝國忠觀點的投資人立即拋售了手中的房子，獲小利了結，這些人後來一定是後悔不已。
而就在謝國忠拋出“泡沫論”的同時，其所供職的摩根斯丹利卻大舉進軍中國房地產，幾年後賺得盆滿缽滿後套現走人，據說要不是當初在中國投資房產大賺一把，恐怕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很難躲過一劫。這件事情雖然過去5年了，因為後來謝國忠的去職，善良的人們並沒有把謝國忠的唱衰和摩根斯丹利的暴利聯繫起來，看作是巨大的“陰謀論” 。
眼下謝國忠先生所拋出的觀點，市場似乎沒有太多人關注，有投資人和購房人甚至一笑置之。只有一種解釋，他對中國國情太缺乏了解。以上海為例，單價為平均兩個月工資近一萬元，這個價格恐怕到外環之外都難以拿到，中國目前房價的走勢恐怕與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同，除了人口紅利和不斷增長的剛性需求之外，還有大量的投資投機客，還有各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還有不斷增長的似乎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望房興嘆”者。
謝國忠先生一直研究很深奧的理論，如果有時間有精力，請謝先生不妨到上海的房產中介、以及房產交易中心，多和買賣雙方以及房產中介人員細心交談，看看未來房價的走勢會否如自己所料。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0日 新聞晚報
□李俊
繼續“國十條”、“國五條”之後，上海版細則“滬十二條”也於國慶前出台，在各地房價再次陷入成交萎縮觀望之際，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先生再次拋出聳人聽聞的觀點，“房價已見頂，未來每平方米單價會跌到兩個月平均工資”，理由有三，其一，流動性收緊；其二，政策引導；其三，供求關係變化。
支撐謝國忠觀點的依據是，中國房地產的泡沫已經見頂，一線城市很難再現去年下半年(如上海)或今年上半年(如北京、深圳)的高房價了，二三線城市房價可能出現新高峰，有如當年股市主板從峰值大跌60%之後。房地產熊市或許會持續五年，在最低點，房價可能下跌一半，屆時，每平方米均價大約相當於當地兩個月的平均工資。當前最炙手可熱的土地市場浙江，土地價格可能下跌八成。
我們並不懷疑謝國忠的理論水平，以及根據理論進行的精確計算。如果是考試試卷，相信謝國忠可以得100分，但在目前的中國市場，有關房價的運行規則似乎距謝國忠的理論計算偏離深遠。謝國忠早年在美國讀書，一直讀到獲得博士學位，後出任著名投行摩根斯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這更驗證了謝國忠的水平。
細心的人們或許還記得，早在2005年，當上海的房價剛達到單價萬元時，謝國忠也曾提出過房價泡沫，並預測上海房價將會跌去一半，事實上後來的走勢不僅沒有跌去一半，而且還上漲了好幾倍，曾經有當時相信謝國忠觀點的投資人立即拋售了手中的房子，獲小利了結，這些人後來一定是後悔不已。
而就在謝國忠拋出“泡沫論”的同時，其所供職的摩根斯丹利卻大舉進軍中國房地產，幾年後賺得盆滿缽滿後套現走人，據說要不是當初在中國投資房產大賺一把，恐怕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很難躲過一劫。這件事情雖然過去5年了，因為後來謝國忠的去職，善良的人們並沒有把謝國忠的唱衰和摩根斯丹利的暴利聯繫起來，看作是巨大的“陰謀論” 。
眼下謝國忠先生所拋出的觀點，市場似乎沒有太多人關注，有投資人和購房人甚至一笑置之。只有一種解釋，他對中國國情太缺乏了解。以上海為例，單價為平均兩個月工資近一萬元，這個價格恐怕到外環之外都難以拿到，中國目前房價的走勢恐怕與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同，除了人口紅利和不斷增長的剛性需求之外，還有大量的投資投機客，還有各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還有不斷增長的似乎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望房興嘆”者。
謝國忠先生一直研究很深奧的理論，如果有時間有精力，請謝先生不妨到上海的房產中介、以及房產交易中心，多和買賣雙方以及房產中介人員細心交談，看看未來房價的走勢會否如自己所料。
謝國忠:房地產泡沫已經見頂
謝國忠:房地產泡沫已經見頂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8日 21世紀網
核心提示：由於全球都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並無資本外流的壓力。中國消費的上漲趨勢還會繼續吸引資金。這樣一來，泡沫可能會逐漸消減，其間交易價格和交易量可能在短期上揚。
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已經見頂。一線城市很難再現去年下半年(如上海)或今年上半年(如北京、深圳)的高房價了，二三線城市房價可能出現新高峰，有如當年股市主板從峰值大跌60%之後，創業板泡沫湧現。房地產熊市或許會持續五年。在最低點，房價可能下跌一半，屆時，每平方米均價大約相當於當地兩個月的平均工資。土地價格下降得會更厲害。當前最炙手可熱的土地市場浙江，土地價格可能下跌八成。
拐點出現，原因有三。其一，流動性收緊；其二，政策引導；其三，供求關係變化。由於全球都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並無資本外流的壓力。中國消費的上漲趨勢還會繼續吸引資金。這樣一來，泡沫可能會逐漸消減，其間交易價格和交易量可能在短期上揚。
中國的經濟受到的影響將小於預期。許多利益集團一直在散佈恐慌，說樓市泡沫破裂會導致經濟崩潰。的確，經濟增長會放緩。但是，由於消費、出口、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發展，未來十年內經濟仍將表現很好。此外，樓市交易量跌幅遠小於價格，使得其對GDP的影響有限。隨著房價下跌、工資上漲，中國人民會生活得更好。人民的幸福，而非GDP增長率本身，才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
流動性收緊 泡沫將破
中國的流動性正在從高位緩慢收緊。緊縮更多地反映了信貸需求的變化而非供給。絕大多數的信貸需求來自國有部門和投機者。前者主要因為容易得到資金。去年的信貸井噴使許多新項目應運而生。這些項目需要更多的信貸來維持。因此，即使信貸供給以與從前同樣的速度增長，信貸條件也會因需求增加而趨緊。
政府的貨幣政策在明顯收緊。通貨膨脹處於高位並且還在不斷攀升。為了避免發生通脹災難，貨幣供應量增速必須低於名義GDP的增長。政府的意圖似乎也是如此。然而，市場的行動更快一步。中國家庭對銀行的流動性幾乎沒有貢獻，也就是說，居民貸款和存款的增長量相當。即使這並非政府所願，但信貸條件正在收緊。
流動性的另兩大來源是貿易順差和熱錢流入。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西方國家經濟二次探底，中國順差上升的可能性不大。熱錢雖然沒有流出，但是流入似乎正在放緩。美國屢屢對中國施壓以期人民幣升值，並未導致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NDF)合約價格急劇上升。 NDF市場升水一直是衡量中國外匯儲備的先行指標，而外匯儲備的變化又是衡量流動性最重要的指標。熱錢的流入減緩正在對流動性產生重大影響。
資產泡沫需要流動性來使其膨脹並維持下去。這就是為什麼泡沫絕不會永存，因為總會有一天，流動性不再能支撐泡沫。當全球流動性充裕時，新興經濟體國家通常容易出現泡沫。全球流動性寬鬆主要表現為美元疲軟和美國低利率。中國的房地產價格自2002年以來持續上漲，同時美元進入熊市，這並不是一個巧合。每當美國經濟復甦、美聯儲提高利率時，新興市場的泡沫就會破裂。 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地區都符合這一規律。
中國的情況不同。這個國家大到足以影響美國經濟。因此，美國的利率部分取決於中國的情況，反之亦然。二者不是星球與衛星的關係，而是一對雙子星。平衡路徑視雙方的政策決策而定。只要人民幣匯率不大幅升值，中國的流動性就只會減少，而不會消失。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市場預期可能轉向人民幣貶值。這將形成資本流出的強大力量，導致流動性和房地產的崩潰。我認為，中國短期內不會允許人民幣大幅升值。
另一方面，經濟復甦過程中，美聯儲不太可能快速提高利率。要想在五年內實現強勁復甦，美國經濟面臨著太多阻力。只有通脹會迫使美聯儲緩慢地、不情願地提高利率。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取決於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速度。如果這次樓市與1998年的香港一樣驟然崩潰，那麼，大宗商品價格將大跌，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將得到緩解，這會給美聯儲更多的空間來增加貨幣刺激，也會支持中國的房地產。
泡沫不是急破而是慢慢洩氣
中國政府的緊縮傾向觸動了樓市下跌，降低了美聯儲緊縮銀根的需求。但是，通脹壓力仍然存在，只是還沒有足夠快地加速迫使美聯儲立即提高利率。美聯儲可能需要在2011年中採取行動。如果美國在2012年的利率足夠高，達到3%以上，中國可能會面臨資本流出的壓力，但是，這種壓力不會強到1998 年的香港那樣的地步。現在，一線城市的房價比最高值下降了10%到15%，明年年底之前，很可能還會下降10%到15%。如果2012年美國的利率很高，那麼，房價也許還要再下降15%到20%。此後三年，房地產市場可能會持續疲軟。
政府近期的調控政策阻止了泡沫急速擴張、繼而破裂的可能。殷鑑不遠，2007年納斯達克指數從3000點上升到5000點，中國的A股從3000點上升到6000點，隨後都迅速下跌。如果沒有政府的調控政策，即使流動性趨緊，中國房價仍然會繼續上漲，因為投機者願意以更高的利息借款。也就是說，泡沫在破裂前的最後一波急漲，將伴隨著加息。
但是，當利率高到可以抑制投機時，泡沫就會破裂。這是我過去常常描述的場景。現在，只要政府繼續對購買多套房實施嚴格控制，這一場景就不太可能出現。我認為，泡沫不會突然破裂，而是在未來數年間慢慢洩氣。
從供方看，泡沫不會重新吹大。中國在建住宅面積有30億平方米。假設每平米1萬元，總價有30萬億元之多。現在的貨幣投放約為70萬億元，未來三年間大約會增長50%，即新增35萬億元。以現行房價和供應量計算，這意味著流動性非常緊縮，而如此巨大的供應量不可能在現有價格上消化。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8日 21世紀網
核心提示：由於全球都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並無資本外流的壓力。中國消費的上漲趨勢還會繼續吸引資金。這樣一來，泡沫可能會逐漸消減，其間交易價格和交易量可能在短期上揚。
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已經見頂。一線城市很難再現去年下半年(如上海)或今年上半年(如北京、深圳)的高房價了，二三線城市房價可能出現新高峰，有如當年股市主板從峰值大跌60%之後，創業板泡沫湧現。房地產熊市或許會持續五年。在最低點，房價可能下跌一半，屆時，每平方米均價大約相當於當地兩個月的平均工資。土地價格下降得會更厲害。當前最炙手可熱的土地市場浙江，土地價格可能下跌八成。
拐點出現，原因有三。其一，流動性收緊；其二，政策引導；其三，供求關係變化。由於全球都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並無資本外流的壓力。中國消費的上漲趨勢還會繼續吸引資金。這樣一來，泡沫可能會逐漸消減，其間交易價格和交易量可能在短期上揚。
中國的經濟受到的影響將小於預期。許多利益集團一直在散佈恐慌，說樓市泡沫破裂會導致經濟崩潰。的確，經濟增長會放緩。但是，由於消費、出口、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發展，未來十年內經濟仍將表現很好。此外，樓市交易量跌幅遠小於價格，使得其對GDP的影響有限。隨著房價下跌、工資上漲，中國人民會生活得更好。人民的幸福，而非GDP增長率本身，才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
流動性收緊 泡沫將破
中國的流動性正在從高位緩慢收緊。緊縮更多地反映了信貸需求的變化而非供給。絕大多數的信貸需求來自國有部門和投機者。前者主要因為容易得到資金。去年的信貸井噴使許多新項目應運而生。這些項目需要更多的信貸來維持。因此，即使信貸供給以與從前同樣的速度增長，信貸條件也會因需求增加而趨緊。
政府的貨幣政策在明顯收緊。通貨膨脹處於高位並且還在不斷攀升。為了避免發生通脹災難，貨幣供應量增速必須低於名義GDP的增長。政府的意圖似乎也是如此。然而，市場的行動更快一步。中國家庭對銀行的流動性幾乎沒有貢獻，也就是說，居民貸款和存款的增長量相當。即使這並非政府所願，但信貸條件正在收緊。
流動性的另兩大來源是貿易順差和熱錢流入。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西方國家經濟二次探底，中國順差上升的可能性不大。熱錢雖然沒有流出，但是流入似乎正在放緩。美國屢屢對中國施壓以期人民幣升值，並未導致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NDF)合約價格急劇上升。 NDF市場升水一直是衡量中國外匯儲備的先行指標，而外匯儲備的變化又是衡量流動性最重要的指標。熱錢的流入減緩正在對流動性產生重大影響。
資產泡沫需要流動性來使其膨脹並維持下去。這就是為什麼泡沫絕不會永存，因為總會有一天，流動性不再能支撐泡沫。當全球流動性充裕時，新興經濟體國家通常容易出現泡沫。全球流動性寬鬆主要表現為美元疲軟和美國低利率。中國的房地產價格自2002年以來持續上漲，同時美元進入熊市，這並不是一個巧合。每當美國經濟復甦、美聯儲提高利率時，新興市場的泡沫就會破裂。 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地區都符合這一規律。
中國的情況不同。這個國家大到足以影響美國經濟。因此，美國的利率部分取決於中國的情況，反之亦然。二者不是星球與衛星的關係，而是一對雙子星。平衡路徑視雙方的政策決策而定。只要人民幣匯率不大幅升值，中國的流動性就只會減少，而不會消失。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市場預期可能轉向人民幣貶值。這將形成資本流出的強大力量，導致流動性和房地產的崩潰。我認為，中國短期內不會允許人民幣大幅升值。
另一方面，經濟復甦過程中，美聯儲不太可能快速提高利率。要想在五年內實現強勁復甦，美國經濟面臨著太多阻力。只有通脹會迫使美聯儲緩慢地、不情願地提高利率。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取決於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速度。如果這次樓市與1998年的香港一樣驟然崩潰，那麼，大宗商品價格將大跌，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將得到緩解，這會給美聯儲更多的空間來增加貨幣刺激，也會支持中國的房地產。
泡沫不是急破而是慢慢洩氣
中國政府的緊縮傾向觸動了樓市下跌，降低了美聯儲緊縮銀根的需求。但是，通脹壓力仍然存在，只是還沒有足夠快地加速迫使美聯儲立即提高利率。美聯儲可能需要在2011年中採取行動。如果美國在2012年的利率足夠高，達到3%以上，中國可能會面臨資本流出的壓力，但是，這種壓力不會強到1998 年的香港那樣的地步。現在，一線城市的房價比最高值下降了10%到15%，明年年底之前，很可能還會下降10%到15%。如果2012年美國的利率很高，那麼，房價也許還要再下降15%到20%。此後三年，房地產市場可能會持續疲軟。
政府近期的調控政策阻止了泡沫急速擴張、繼而破裂的可能。殷鑑不遠，2007年納斯達克指數從3000點上升到5000點，中國的A股從3000點上升到6000點，隨後都迅速下跌。如果沒有政府的調控政策，即使流動性趨緊，中國房價仍然會繼續上漲，因為投機者願意以更高的利息借款。也就是說，泡沫在破裂前的最後一波急漲，將伴隨著加息。
但是，當利率高到可以抑制投機時，泡沫就會破裂。這是我過去常常描述的場景。現在，只要政府繼續對購買多套房實施嚴格控制，這一場景就不太可能出現。我認為，泡沫不會突然破裂，而是在未來數年間慢慢洩氣。
從供方看，泡沫不會重新吹大。中國在建住宅面積有30億平方米。假設每平米1萬元，總價有30萬億元之多。現在的貨幣投放約為70萬億元，未來三年間大約會增長50%，即新增35萬億元。以現行房價和供應量計算，這意味著流動性非常緊縮，而如此巨大的供應量不可能在現有價格上消化。
美聯儲還是認輸吧
謝國忠：中國加息了美聯儲還是認輸吧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2日 中國企業家網
人民幣利率提高。美元大漲。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人民幣在NDF(無本金交割遠期)市場中的價格也下跌了。 (利率升高的情況下，可能不會再有更多熱錢。)
巴西和韓國正推出措施核查資金流入。如果兩國政府未能看到所希望的效果，他們將不斷加大措施力度。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財政部向新興市場輸入流動性，以製造資產泡沫。資產泡沫可能支持美國經濟的重組。然而，當美國經濟復甦之時，1998年的金融危機將再次重演。而新興經濟體以史為鑑，正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戰。
為什麼人民幣利率升高後美元會大漲？用金融行業的術語來說，風險資產的胃口縮小了。這意味著那些製造泡沫的人有點被嚇到了。
投機者正乖乖地聽美國財政部的話：抬升新興市場貨幣和資產市場。後者通過泡沫來產生需求，以抵消強勢貨幣的頂頭風。這能給美國一個通過向新興經濟體進行出口改善經濟的機會。之前曾有過這樣的先例。在S&L (儲蓄及貸款)銀行危機之後，同樣的情況也以較小的規模發生過。不過，新興經濟體還是在1997年至2000年之間遭受了一場可怕的危機。
蓋特納和伯南克之流毫無羞恥之心。
他們所信奉或支持的政策導致了1929年以來最大的泡沫，並摧毀了美國的經濟。隨後，他們又花費了納稅人的幾萬億美元來救助金融系統，藉口是聽任金融系統崩潰將導致新一輪經濟大蕭條，而拯救金融系統就能將經濟帶回正軌。於是，儘管納稅人解救了陷害他們的人並充實了這些人的錢包，名義上這樣做還是為納稅人好。
現在，金融系統已經獲得了“拯救”，資源集中程度甚於以往。但是它不再發放貸款，特別是不再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當然，大型銀行從來都不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而之前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的小型銀行正處於兩難境地。中小企業能夠提供大部分就業機會。也難怪失業率居高不下了。這些人的救助政策是高失業率的一個原因。
現在，他們想要通過美元貶值來解決這個問題。無論美元價格多低，也無論新興市場泡沫有多大，最重要的是解決美國的就業問題。
新興經濟體正在反擊。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阻止熱錢流入。金融行業人士總是說，你不可能反擊市場，其實他們的潛台詞是，你不可能反擊他們。但是，如果他們進入你的國家時你把他們送去坐牢，或者僅僅是在你的國家沒收他們的財產，市場還能贏嗎？是的，主權國家可以這樣做。是的，這批人還是會回來玩同樣的遊戲。
新興經濟體不再像以前那樣愚蠢。這次他們不會屈服於美國。他們正在做出反擊、遏制泡沫和貨幣升值。當他們穩定貨幣之後，貨幣市場的波動將消失。全世界大多數投機資金都集中在貨幣市場。如果貨幣市場不再像之前那樣震盪，這些資金將撤離。下一個目標可能是大宗商品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將令美國消費者加重負擔。美聯儲的弱勢美元政策可能直接導致通貨膨脹，且將來經濟也不會出現更快的增長。美聯儲的政策很可能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每個國家在大規模的泡沫之後都會遭受長期的經濟低迷，因為調整需要時間。美國也不例外。接受這一現實、腳踏實地地重建經濟才是上策。更多“快速復蘇”的點子只會為全世界帶來更多麻煩和混亂。
上世紀70年代，美國曾出於同樣的原因採取了美元貶值政策——藉口也是那一套。結果在全球範圍引起了混亂，並將美國經濟陷入長期停滯之中。或許其他國家能夠通過貨幣干預阻止美國重蹈覆轍。這不是一場貨幣戰爭，而是給美國的一帖良方。
這一次，是你的美元，你的問題。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2日 中國企業家網
人民幣利率提高。美元大漲。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人民幣在NDF(無本金交割遠期)市場中的價格也下跌了。 (利率升高的情況下，可能不會再有更多熱錢。)
巴西和韓國正推出措施核查資金流入。如果兩國政府未能看到所希望的效果，他們將不斷加大措施力度。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財政部向新興市場輸入流動性，以製造資產泡沫。資產泡沫可能支持美國經濟的重組。然而，當美國經濟復甦之時，1998年的金融危機將再次重演。而新興經濟體以史為鑑，正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戰。
為什麼人民幣利率升高後美元會大漲？用金融行業的術語來說，風險資產的胃口縮小了。這意味著那些製造泡沫的人有點被嚇到了。
投機者正乖乖地聽美國財政部的話：抬升新興市場貨幣和資產市場。後者通過泡沫來產生需求，以抵消強勢貨幣的頂頭風。這能給美國一個通過向新興經濟體進行出口改善經濟的機會。之前曾有過這樣的先例。在S&L (儲蓄及貸款)銀行危機之後，同樣的情況也以較小的規模發生過。不過，新興經濟體還是在1997年至2000年之間遭受了一場可怕的危機。
蓋特納和伯南克之流毫無羞恥之心。
他們所信奉或支持的政策導致了1929年以來最大的泡沫，並摧毀了美國的經濟。隨後，他們又花費了納稅人的幾萬億美元來救助金融系統，藉口是聽任金融系統崩潰將導致新一輪經濟大蕭條，而拯救金融系統就能將經濟帶回正軌。於是，儘管納稅人解救了陷害他們的人並充實了這些人的錢包，名義上這樣做還是為納稅人好。
現在，金融系統已經獲得了“拯救”，資源集中程度甚於以往。但是它不再發放貸款，特別是不再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當然，大型銀行從來都不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而之前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的小型銀行正處於兩難境地。中小企業能夠提供大部分就業機會。也難怪失業率居高不下了。這些人的救助政策是高失業率的一個原因。
現在，他們想要通過美元貶值來解決這個問題。無論美元價格多低，也無論新興市場泡沫有多大，最重要的是解決美國的就業問題。
新興經濟體正在反擊。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阻止熱錢流入。金融行業人士總是說，你不可能反擊市場，其實他們的潛台詞是，你不可能反擊他們。但是，如果他們進入你的國家時你把他們送去坐牢，或者僅僅是在你的國家沒收他們的財產，市場還能贏嗎？是的，主權國家可以這樣做。是的，這批人還是會回來玩同樣的遊戲。
新興經濟體不再像以前那樣愚蠢。這次他們不會屈服於美國。他們正在做出反擊、遏制泡沫和貨幣升值。當他們穩定貨幣之後，貨幣市場的波動將消失。全世界大多數投機資金都集中在貨幣市場。如果貨幣市場不再像之前那樣震盪，這些資金將撤離。下一個目標可能是大宗商品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將令美國消費者加重負擔。美聯儲的弱勢美元政策可能直接導致通貨膨脹，且將來經濟也不會出現更快的增長。美聯儲的政策很可能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每個國家在大規模的泡沫之後都會遭受長期的經濟低迷，因為調整需要時間。美國也不例外。接受這一現實、腳踏實地地重建經濟才是上策。更多“快速復蘇”的點子只會為全世界帶來更多麻煩和混亂。
上世紀70年代，美國曾出於同樣的原因採取了美元貶值政策——藉口也是那一套。結果在全球範圍引起了混亂，並將美國經濟陷入長期停滯之中。或許其他國家能夠通過貨幣干預阻止美國重蹈覆轍。這不是一場貨幣戰爭，而是給美國的一帖良方。
這一次，是你的美元，你的問題。
美國即將引領世界走向新一輪經濟危機
謝國忠：美國即將引領世界走向新一輪經濟危機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8日 中國企業家網
作者：謝國忠
迄今為止，美國依然是不確定性最大的源頭，亦是量化寬鬆大戰的始作俑者。造成上一場經濟危機的那些人，將引領我們邁入下一場危機。另一輪全球性危機的爆發，只是時間問題
編者按：
近日，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福布斯》網站發表文章，就美國施壓各國提高匯率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為觀點摘錄。
謝國忠：
整個世界煙霧四起，一場貨幣大戰似乎一觸即發。量化寬鬆(QE)是這場戰爭所選擇的武器。如果你敢印1萬億，我就敢印1萬億。當然，他或她也會這麼做。倘若印了1萬億鈔票之後，匯率還是沒有變化，怎麼辦？沒關係，讓我們實施第2輪量化寬鬆政策。在美國財長蓋特納等人看來，世界末日已經離我們非常近了。不僅僅是中國人，世界各地的富人都在爭相購買黃金(1334.30,9.20,0.69%)，以求得心境的一絲安寧。實際上，他們正在把一噸一噸的黃金拉回家。當貨幣在量化寬鬆大戰的硝煙中變得一文不名時，富人至少還有黃金來維繫自己的財富。
在美國的專家、政客和政府官員看來，這一切全是中國人惹的禍。中國絕非一身清白。其貨幣政策當然稱不上完美無瑕。但中國並不是世界經濟的病根。迄今為止，美國依然是不確定性最大的源頭，亦是量化寬鬆大戰的始作俑者。美國的精英創造了自1929年以來最大的金融泡沫，甚至去除了旨在預防這類泡沫的監管措施，泡沫破裂之後，美國經濟一片狼藉。現在，正是這些人想找一個快速療法，以維繫其權勢。不幸的是，這種快速療法是不存在的。
美國已經將利率削減至零水平，其預算赤字已攀升至GDP的10%。這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震懾”(shock-and-awe)版本。但是，在經歷了幾個季度的強勁增長之後，美國經濟再次呈現下行勢頭，失業率依然接近10%(如果將未充分就業和已經不再尋找工作的人包括在內，失業率或許遠不止這個數，很可能跟西班牙差不多，接近20%)。經濟刺激計劃業已失敗。
那麼，應如何解釋這個結果呢？如果你是保羅·克魯格曼，你肯定會說刺激力度不夠。當然，如果政府將預算赤字提升至GDP的20%，並且實施另一輪量化寬鬆政策，依然起不到效果，他可能還會說力度不夠。你永遠也沒有辦法證明克魯格曼是錯的。好聰明的傢伙！
第二種解釋是，經濟的康復是需要時間的。沒有哪個經濟體在經歷瞭如此龐大的泡沫之後，依然能迅速復蘇。當巨大的泡沫長期延續的時候，資源錯配異常嚴重，進而導致重新配置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尤其是當勞動力市場嚴重錯配時，它根本就沒辦法迅速自我矯正。因此，當一個經濟體處於錯配狀態時，刺激措施可以通過自身的能量，啟動經濟增長，但無法實現維繫經濟可持續增長所需的乘數效應。
第三種解釋是，這是中國的過錯。誠然，在美國刺激計劃帶動經濟增長期間，中國對美出口急劇攀升，也就是說，部分刺激效應流向了中國。但這又該怪誰呢？蘋果公司的iPhone都是在中國生產的，因為甚至在中國工人工資大幅上漲之後，每部iPhone的製造成本依然不到20美元。蘋果公司的毛利是流向中國的加工成本的30倍。蘋果的例子或許有些極端。但事實是，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在美國的零售價是其出廠價的3到4倍。美國公司樂意在中國製造商品，以滿足刺激計劃帶動的需求。
蓋特納等人可能會說，中國應該提升人民幣匯率，迫使美國公司將生產線搬回美國。我猜想，這或許就是逼迫人民幣升值背後的全部邏輯。但人民幣匯率處於何種水平時，美國公司才會產生這個念頭？美國的工資10倍於中國。難道中國應該將人民幣匯率提升10倍？
當然，美國的專家是不會這樣說的。他們會提及中國經常帳戶的盈餘，以及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並將其視為中國進行匯率操縱的表面證據。我並不想否定，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是中國必須要應對的一個問題。但這是另一項議題，跟美國經濟並無關聯。人民幣升值也並非解決之策。
在我看來，人民幣其實被高估了。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在過去10年呈爆炸式增長，從12萬億飆漲至70萬億。沒有哪一種貨幣在貨幣供應量海量增長之後沒有出現過貶值。中國產業的迅猛增長，只能解釋貨幣供應增長的部分原因。大批貨幣流向了估值過高的房地產市場。當房產市場實現正常化之後，資金流出，人民幣貶值壓力隨之顯現。估計2年內，我們就將目睹這一幕。
正確的措施現在並不重要。政治上的權宜之策才是重要的。美國人想快速擺脫經濟困境，並且試圖通過美元貶值的方式來實現這一願景。如果美國能逼迫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那麼日元、歐元和其他主要貨幣也將同步升值。佔全球經濟總值四分之一的美國，就可以通過出口擺脫困境。
問題在於，其他國家並不會遵循美國人的如意算盤。中國不可能大幅度提升人民幣匯率。這樣做將導致熱錢湧出，房地產市場全面崩潰，進而導致銀行體系崩盤。中國現在進退維谷。中國正開始啟動緊縮措施，以期實現房地產市場的軟著陸，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預期也會阻止熱錢離開。這套組合拳或許將支持一個延續數年的調整期，從而為銀行業贏得籌募資本的時間。
日本現在也不能讓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的產業在競爭力方面，已經輸給了德國，甚至美國。日本公司好多年都沒有推出一款全球熱賣的產品了。德國和美國的汽車業正在蠶食日本公司的領地。日元大幅升值這一幕是很難看到的。日本央行很容易受到政治壓力。它在這方面的履歷並不算好。如果日本央行放任日元摧毀豐田、本田等公司，其獨立性將難以保持。因此，它會採取量化寬鬆的政策，壓低日元幣值。
歐元正在高歌猛進。歐洲央行(ECB)現在的口氣依然像德意志聯邦銀行。但倘若歐洲再次爆發主權債務危機，ECB的立場恐怕也延續不了多久。當歐元高企時，一些經濟體(不會是德國和法國)將墜入危機模式。 ECB或許也將加入量化寬鬆大軍。
在採用量化寬鬆政策方面，英國是不需要外人勸說的。英國就像是一個大號的香港，完全依賴炒股票和炒房產度日。但泡沫破裂後，它就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做。貨幣貶值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韓國雖小，但總想步大國後塵。汽車、電子和化工產品在韓國經濟的地位舉足輕重。韓國政府會主動關注匯率變動。最近，它正在“調查”金融機構在貨幣市場的不合需要之舉。
溫和的巴西也被激發起來了。過去10年間，巴西任由市場將本幣匯率翻了一番。巴西人對由此而來的低通脹率心存感激。但經濟的增速相當緩慢，對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來說，這顯然不夠好，更何況它還自誇為“金磚四國”的一員呢。
似乎沒有哪個國家想讓其貨幣升值。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願意採取措施，壓低本幣匯率。對於美國來說，這是一盤將死之棋。倘若貨幣貶值無法帶動出口增長，量化寬鬆政策就只會造成通貨膨脹，這將首先體現在不斷攀升的油價上。美國人正在承受房價下跌和高失業率的打擊。如果油價在現有水平上翻一番，這個國家或許就陷於動盪。它的精英將作何反應呢？或許會出台更多的類似措施吧。
世界正在步入一個高通脹率和政治不穩時期。另一輪全球性危機的爆發，只是時間問題。首要跡象將是國債市場的崩潰。美聯儲正在通過其量化寬鬆項目控制收益率曲線。但其他投資者不會陪它玩這個瘋狂的遊戲。留在國債市場的唯一理由是，美聯儲不會讓市場下跌。但國債的潛在價值正在隨著不斷增長的貨幣供應量及其引發的通脹後果而逐步蒸發。當所有投資者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們都會倉皇出逃。美聯儲將無力阻止狂奔的人群。如果它引發的鈔票足以接管整個市場，那麼，拿著新鮮出爐的美元的人們勢必想將其轉化為其他資產。美元也將徹底完蛋。
世界似乎正徑直走向將於2012年爆發的另一場危機！
造成上一場危機的那些人現在依然掌握著權杖。他們將引領我們邁入下一場危機。冰島前首相因導致銀行危機，被送上特別法庭接受審判。比之更糟糕的命運，正等待著正在煽起下一場危機的精英們。
(摘自《福布斯》網站，翻譯：任文科。有刪減)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8日 中國企業家網
作者：謝國忠
迄今為止，美國依然是不確定性最大的源頭，亦是量化寬鬆大戰的始作俑者。造成上一場經濟危機的那些人，將引領我們邁入下一場危機。另一輪全球性危機的爆發，只是時間問題
編者按：
近日，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福布斯》網站發表文章，就美國施壓各國提高匯率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為觀點摘錄。
謝國忠：
整個世界煙霧四起，一場貨幣大戰似乎一觸即發。量化寬鬆(QE)是這場戰爭所選擇的武器。如果你敢印1萬億，我就敢印1萬億。當然，他或她也會這麼做。倘若印了1萬億鈔票之後，匯率還是沒有變化，怎麼辦？沒關係，讓我們實施第2輪量化寬鬆政策。在美國財長蓋特納等人看來，世界末日已經離我們非常近了。不僅僅是中國人，世界各地的富人都在爭相購買黃金(1334.30,9.20,0.69%)，以求得心境的一絲安寧。實際上，他們正在把一噸一噸的黃金拉回家。當貨幣在量化寬鬆大戰的硝煙中變得一文不名時，富人至少還有黃金來維繫自己的財富。
在美國的專家、政客和政府官員看來，這一切全是中國人惹的禍。中國絕非一身清白。其貨幣政策當然稱不上完美無瑕。但中國並不是世界經濟的病根。迄今為止，美國依然是不確定性最大的源頭，亦是量化寬鬆大戰的始作俑者。美國的精英創造了自1929年以來最大的金融泡沫，甚至去除了旨在預防這類泡沫的監管措施，泡沫破裂之後，美國經濟一片狼藉。現在，正是這些人想找一個快速療法，以維繫其權勢。不幸的是，這種快速療法是不存在的。
美國已經將利率削減至零水平，其預算赤字已攀升至GDP的10%。這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震懾”(shock-and-awe)版本。但是，在經歷了幾個季度的強勁增長之後，美國經濟再次呈現下行勢頭，失業率依然接近10%(如果將未充分就業和已經不再尋找工作的人包括在內，失業率或許遠不止這個數，很可能跟西班牙差不多，接近20%)。經濟刺激計劃業已失敗。
那麼，應如何解釋這個結果呢？如果你是保羅·克魯格曼，你肯定會說刺激力度不夠。當然，如果政府將預算赤字提升至GDP的20%，並且實施另一輪量化寬鬆政策，依然起不到效果，他可能還會說力度不夠。你永遠也沒有辦法證明克魯格曼是錯的。好聰明的傢伙！
第二種解釋是，經濟的康復是需要時間的。沒有哪個經濟體在經歷瞭如此龐大的泡沫之後，依然能迅速復蘇。當巨大的泡沫長期延續的時候，資源錯配異常嚴重，進而導致重新配置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尤其是當勞動力市場嚴重錯配時，它根本就沒辦法迅速自我矯正。因此，當一個經濟體處於錯配狀態時，刺激措施可以通過自身的能量，啟動經濟增長，但無法實現維繫經濟可持續增長所需的乘數效應。
第三種解釋是，這是中國的過錯。誠然，在美國刺激計劃帶動經濟增長期間，中國對美出口急劇攀升，也就是說，部分刺激效應流向了中國。但這又該怪誰呢？蘋果公司的iPhone都是在中國生產的，因為甚至在中國工人工資大幅上漲之後，每部iPhone的製造成本依然不到20美元。蘋果公司的毛利是流向中國的加工成本的30倍。蘋果的例子或許有些極端。但事實是，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在美國的零售價是其出廠價的3到4倍。美國公司樂意在中國製造商品，以滿足刺激計劃帶動的需求。
蓋特納等人可能會說，中國應該提升人民幣匯率，迫使美國公司將生產線搬回美國。我猜想，這或許就是逼迫人民幣升值背後的全部邏輯。但人民幣匯率處於何種水平時，美國公司才會產生這個念頭？美國的工資10倍於中國。難道中國應該將人民幣匯率提升10倍？
當然，美國的專家是不會這樣說的。他們會提及中國經常帳戶的盈餘，以及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並將其視為中國進行匯率操縱的表面證據。我並不想否定，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是中國必須要應對的一個問題。但這是另一項議題，跟美國經濟並無關聯。人民幣升值也並非解決之策。
在我看來，人民幣其實被高估了。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在過去10年呈爆炸式增長，從12萬億飆漲至70萬億。沒有哪一種貨幣在貨幣供應量海量增長之後沒有出現過貶值。中國產業的迅猛增長，只能解釋貨幣供應增長的部分原因。大批貨幣流向了估值過高的房地產市場。當房產市場實現正常化之後，資金流出，人民幣貶值壓力隨之顯現。估計2年內，我們就將目睹這一幕。
正確的措施現在並不重要。政治上的權宜之策才是重要的。美國人想快速擺脫經濟困境，並且試圖通過美元貶值的方式來實現這一願景。如果美國能逼迫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那麼日元、歐元和其他主要貨幣也將同步升值。佔全球經濟總值四分之一的美國，就可以通過出口擺脫困境。
問題在於，其他國家並不會遵循美國人的如意算盤。中國不可能大幅度提升人民幣匯率。這樣做將導致熱錢湧出，房地產市場全面崩潰，進而導致銀行體系崩盤。中國現在進退維谷。中國正開始啟動緊縮措施，以期實現房地產市場的軟著陸，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預期也會阻止熱錢離開。這套組合拳或許將支持一個延續數年的調整期，從而為銀行業贏得籌募資本的時間。
日本現在也不能讓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的產業在競爭力方面，已經輸給了德國，甚至美國。日本公司好多年都沒有推出一款全球熱賣的產品了。德國和美國的汽車業正在蠶食日本公司的領地。日元大幅升值這一幕是很難看到的。日本央行很容易受到政治壓力。它在這方面的履歷並不算好。如果日本央行放任日元摧毀豐田、本田等公司，其獨立性將難以保持。因此，它會採取量化寬鬆的政策，壓低日元幣值。
歐元正在高歌猛進。歐洲央行(ECB)現在的口氣依然像德意志聯邦銀行。但倘若歐洲再次爆發主權債務危機，ECB的立場恐怕也延續不了多久。當歐元高企時，一些經濟體(不會是德國和法國)將墜入危機模式。 ECB或許也將加入量化寬鬆大軍。
在採用量化寬鬆政策方面，英國是不需要外人勸說的。英國就像是一個大號的香港，完全依賴炒股票和炒房產度日。但泡沫破裂後，它就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做。貨幣貶值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韓國雖小，但總想步大國後塵。汽車、電子和化工產品在韓國經濟的地位舉足輕重。韓國政府會主動關注匯率變動。最近，它正在“調查”金融機構在貨幣市場的不合需要之舉。
溫和的巴西也被激發起來了。過去10年間，巴西任由市場將本幣匯率翻了一番。巴西人對由此而來的低通脹率心存感激。但經濟的增速相當緩慢，對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來說，這顯然不夠好，更何況它還自誇為“金磚四國”的一員呢。
似乎沒有哪個國家想讓其貨幣升值。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願意採取措施，壓低本幣匯率。對於美國來說，這是一盤將死之棋。倘若貨幣貶值無法帶動出口增長，量化寬鬆政策就只會造成通貨膨脹，這將首先體現在不斷攀升的油價上。美國人正在承受房價下跌和高失業率的打擊。如果油價在現有水平上翻一番，這個國家或許就陷於動盪。它的精英將作何反應呢？或許會出台更多的類似措施吧。
世界正在步入一個高通脹率和政治不穩時期。另一輪全球性危機的爆發，只是時間問題。首要跡象將是國債市場的崩潰。美聯儲正在通過其量化寬鬆項目控制收益率曲線。但其他投資者不會陪它玩這個瘋狂的遊戲。留在國債市場的唯一理由是，美聯儲不會讓市場下跌。但國債的潛在價值正在隨著不斷增長的貨幣供應量及其引發的通脹後果而逐步蒸發。當所有投資者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們都會倉皇出逃。美聯儲將無力阻止狂奔的人群。如果它引發的鈔票足以接管整個市場，那麼，拿著新鮮出爐的美元的人們勢必想將其轉化為其他資產。美元也將徹底完蛋。
世界似乎正徑直走向將於2012年爆發的另一場危機！
造成上一場危機的那些人現在依然掌握著權杖。他們將引領我們邁入下一場危機。冰島前首相因導致銀行危機，被送上特別法庭接受審判。比之更糟糕的命運，正等待著正在煽起下一場危機的精英們。
(摘自《福布斯》網站，翻譯：任文科。有刪減)
房地產泡沫是動物性的
謝國忠:房地產泡沫是動物性的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7日 經濟觀察網
經濟觀察網 記者 肖君秀
“泡沫是動物性的，動物性要完全釋放出來才會倒過來。原來我也以為房地產會再漲一波，讓動物性釋放出來。後來政府觀察再玩下去會出事，覺得不能再玩了。這是政治、宏觀環境、人的心態三者結合起來出現目前的情況(房價在政策打壓下仍未下跌)，這個拉鋸戰會維持一段時間。”昨日下午，謝國忠來到深圳就其新書《謝國忠的忠告》進行宣傳時，對記者表示。
認為未來五年大城市房價將會跌一半的謝國忠，對目前房地產銷售量下降、價格穩中有升的現狀，歸之為人們都相信房價不會跌這個神化。
他表示，美國房地產過去五六十年沒有一年房價是跌的，問題是過去沒跌過，不代表將來不跌。房地產的問題在於這麼多人相信這個神話——房地產不會跌！市場這邊，手裡持有很多房產的人不願意賣；開發商這邊，去年借了那麼多錢，現在不缺錢，銀行里沒有債，他在等房價漲價的時機。第一波房價跌是開發商的資金沒法回籠，現在房子的銷售水平是這幾年平均水平的一半，雖然比今年5月和6月的低谷漲了一倍多，但銷售量還是很低的。
既然現在房價並未下跌甚至還在漲，那麼，是否有可能再創新高？謝國忠認為，受貨幣緊縮政策影響，創新高不可能。但是二線城市有可能，因為盤子小。房價回落要取決於預期變化，現在對樓市的預期還是非常火爆的，在泡沫當中人都是朝自己會發財這個方向想的，大多都這麼想，到最後即使他承認是是泡沫，但不能讓它爆，爆太嚴重，政府不會接受。
謝國忠認為，現在買房顯然不是一個好時機。在他看來，現在應該租房，而不是買房，房租回報率才2%-3%，這沒有投資的價值。一般來說，買房房租回報率要在5%以上才合適。 “租金回報率2%就會去買房子，是因為人們認為房子會漲。我個人認為現在房價不會漲。相對來說租房現在是比較合算的。小的二線城市可能會，盤子小可以吸引足夠的貨幣去撐，在大城市，在目前貨幣政策收緊的情況下，貨幣供應量增速下降，再創新高的可能性不大。”
至於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將會通過怎樣的方式破滅，需要多長的時間，謝國忠認為，只有等到房價一直不漲，貨幣不夠，大家都放棄的時候，房價會大幅下降。原來持有房地產的回報，賺錢通過漲價賺錢，有一天突然覺得漲價不可能，那麼就需要收租回報，收租回報至少要超過5%(現在租金回報只有2%—3%)。為什麼美國房地產還會跌？因為在跌去三分之一的時候，政府就去救，大家覺得政府的力量擋住了。過了一段時間政府沒救好，又跌了。
房地產下跌會搞得人很難受，每年都跌一點點。比如說房租回報率7%-8%，房子每年跌7%-8%，這就是一個平衡點，到底是買房還是租房？
香港房地產為什麼會調整那麼快呢？因為利息自己無法控制。利息上去之後，房地產跌一半才花了一年時間。這一半的基礎上又跌了一半，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從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回升，後來又繼續下降跌，最終見底是2003年5月。美國是2006年下跌見底了，房價一年跌了不到10%就快速下滑，跌了20%多，又停下來，現在房價又在下滑。房地產調整有可能很多年，像日本這樣極端的例子，調整了二十年，每年掉跌7%。美國花了4年時間跌了 30%。中國的調整很可能也需要四五年時間。
他認為，中國房地產不是一個市場化的市場，買房子的錢基本到政府的口袋裡去了，土地、稅收加起來過一半到了政府手裡，開發商的毛利率是20%-30%，最終這個錢也是拿回去買地了，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完全是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用行政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房地產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市場化，市場化的核心是要60%的人買得起。中國第一次出現了白領靠自己的努力買不起房子，把所有人的努力貶掉，這不是市場的行為。
談到買房和投資方面，謝國忠強調，自己不懂的東西不要買，當別人推薦你買的時候，周邊人都買了就不要買，周邊人都不買的時候才買。記住這個原則，至少不會虧錢，還有賺錢的機會。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7日 經濟觀察網
經濟觀察網 記者 肖君秀
“泡沫是動物性的，動物性要完全釋放出來才會倒過來。原來我也以為房地產會再漲一波，讓動物性釋放出來。後來政府觀察再玩下去會出事，覺得不能再玩了。這是政治、宏觀環境、人的心態三者結合起來出現目前的情況(房價在政策打壓下仍未下跌)，這個拉鋸戰會維持一段時間。”昨日下午，謝國忠來到深圳就其新書《謝國忠的忠告》進行宣傳時，對記者表示。
認為未來五年大城市房價將會跌一半的謝國忠，對目前房地產銷售量下降、價格穩中有升的現狀，歸之為人們都相信房價不會跌這個神化。
他表示，美國房地產過去五六十年沒有一年房價是跌的，問題是過去沒跌過，不代表將來不跌。房地產的問題在於這麼多人相信這個神話——房地產不會跌！市場這邊，手裡持有很多房產的人不願意賣；開發商這邊，去年借了那麼多錢，現在不缺錢，銀行里沒有債，他在等房價漲價的時機。第一波房價跌是開發商的資金沒法回籠，現在房子的銷售水平是這幾年平均水平的一半，雖然比今年5月和6月的低谷漲了一倍多，但銷售量還是很低的。
既然現在房價並未下跌甚至還在漲，那麼，是否有可能再創新高？謝國忠認為，受貨幣緊縮政策影響，創新高不可能。但是二線城市有可能，因為盤子小。房價回落要取決於預期變化，現在對樓市的預期還是非常火爆的，在泡沫當中人都是朝自己會發財這個方向想的，大多都這麼想，到最後即使他承認是是泡沫，但不能讓它爆，爆太嚴重，政府不會接受。
謝國忠認為，現在買房顯然不是一個好時機。在他看來，現在應該租房，而不是買房，房租回報率才2%-3%，這沒有投資的價值。一般來說，買房房租回報率要在5%以上才合適。 “租金回報率2%就會去買房子，是因為人們認為房子會漲。我個人認為現在房價不會漲。相對來說租房現在是比較合算的。小的二線城市可能會，盤子小可以吸引足夠的貨幣去撐，在大城市，在目前貨幣政策收緊的情況下，貨幣供應量增速下降，再創新高的可能性不大。”
至於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將會通過怎樣的方式破滅，需要多長的時間，謝國忠認為，只有等到房價一直不漲，貨幣不夠，大家都放棄的時候，房價會大幅下降。原來持有房地產的回報，賺錢通過漲價賺錢，有一天突然覺得漲價不可能，那麼就需要收租回報，收租回報至少要超過5%(現在租金回報只有2%—3%)。為什麼美國房地產還會跌？因為在跌去三分之一的時候，政府就去救，大家覺得政府的力量擋住了。過了一段時間政府沒救好，又跌了。
房地產下跌會搞得人很難受，每年都跌一點點。比如說房租回報率7%-8%，房子每年跌7%-8%，這就是一個平衡點，到底是買房還是租房？
香港房地產為什麼會調整那麼快呢？因為利息自己無法控制。利息上去之後，房地產跌一半才花了一年時間。這一半的基礎上又跌了一半，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從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回升，後來又繼續下降跌，最終見底是2003年5月。美國是2006年下跌見底了，房價一年跌了不到10%就快速下滑，跌了20%多，又停下來，現在房價又在下滑。房地產調整有可能很多年，像日本這樣極端的例子，調整了二十年，每年掉跌7%。美國花了4年時間跌了 30%。中國的調整很可能也需要四五年時間。
他認為，中國房地產不是一個市場化的市場，買房子的錢基本到政府的口袋裡去了，土地、稅收加起來過一半到了政府手裡，開發商的毛利率是20%-30%，最終這個錢也是拿回去買地了，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完全是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用行政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房地產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市場化，市場化的核心是要60%的人買得起。中國第一次出現了白領靠自己的努力買不起房子，把所有人的努力貶掉，這不是市場的行為。
談到買房和投資方面，謝國忠強調，自己不懂的東西不要買，當別人推薦你買的時候，周邊人都買了就不要買，周邊人都不買的時候才買。記住這個原則，至少不會虧錢，還有賺錢的機會。
房價將跌至兩個月工資可買一平米
謝國忠：房價將跌至兩個月工資可買一平米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4日20:26 財新網
房地產市場拐點出現，原因有三。其一，流動性收緊；其二，政策引導；其三，供求關係變化
【財新網】(專欄作家謝國忠)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已經見頂。一線城市很難再現去年下半年(如上海)或今年上半年(如北京、深圳)的高房價了，二三線城市房價可能出現新高峰，有如當年股市主板從峰值大跌60%之後，創業板泡沫湧現。房地產熊市或許會持續五年。在最低點，房價可能下跌一半，屆時，每平方米均價大約相當於當地兩個月的平均工資。土地價格下降得會更厲害。當前最炙手可熱的土地市場浙江，土地價格可能下跌八成。
拐點出現，原因有三。其一，流動性收緊；其二，政策引導；其三，供求關係變化。由於全球都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並無資本外流的壓力。中國消費的上漲趨勢還會繼續吸引資金。這樣一來，泡沫可能會逐漸消減，其間交易價格和交易量可能在短期上揚。
中國的經濟受到的影響將小於預期。許多利益集團一直在散佈恐慌，說樓市泡沫破裂會導致經濟崩潰。的確，經濟增長會放緩。但是，由於消費、出口、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發展，未來十年內經濟仍將表現很好。此外，樓市交易量跌幅遠小於價格，使得其對GDP的影響有限。隨著房價下跌、工資上漲，中國人民會生活得更好。人民的幸福，而非GDP增長率本身，才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
流動性收緊 泡沫將破
中國的流動性正在從高位緩慢收緊。緊縮更多地反映了信貸需求的變化而非供給。絕大多數的信貸需求來自國有部門和投機者。前者主要因為容易得到資金。去年的信貸井噴使許多新項目應運而生。這些項目需要更多的信貸來維持。因此，即使信貸供給以與從前同樣的速度增長，信貸條件也會因需求增加而趨緊。
政府的貨幣政策在明顯收緊。通貨膨脹處於高位並且還在不斷攀升。為了避免發生通脹災難，貨幣供應量增速必須低於名義GDP的增長。政府的意圖似乎也是如此。然而，市場的行動更快一步。中國家庭對銀行的流動性幾乎沒有貢獻，也就是說，居民貸款和存款的增長量相當。即使這並非政府所願，但信貸條件正在收緊。
流動性的另兩大來源是貿易順差和熱錢流入。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西方國家經濟二次探底，中國順差上升的可能性不大。熱錢雖然沒有流出，但是流入似乎正在放緩。美國屢屢對中國施壓以期人民幣升值，並未導致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NDF)合約價格急劇上升。 NDF市場升水一直是衡量中國外匯儲備的先行指標，而外匯儲備的變化又是衡量流動性最重要的指標。熱錢的流入減緩正在對流動性產生重大影響。
資產泡沫需要流動性來使其膨脹並維持下去。這就是為什麼泡沫絕不會永存，因為總會有一天，流動性不再能支撐泡沫。當全球流動性充裕時，新興經濟體國家通常容易出現泡沫。全球流動性寬鬆主要表現為美元疲軟和美國低利率。中國的房地產價格自2002年以來持續上漲，同時美元進入熊市，這並不是一個巧合。每當美國經濟復甦、美聯儲提高利率時，新興市場的泡沫就會破裂。 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地區都符合這一規律。
中國的情況不同。這個國家大到足以影響美國經濟。因此，美國的利率部分取決於中國的情況，反之亦然。二者不是星球與衛星的關係，而是一對雙子星。平衡路徑視雙方的政策決策而定。只要人民幣匯率不大幅升值，中國的流動性就只會減少，而不會消失。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市場預期可能轉向人民幣貶值。這將形成資本流出的強大力量，導致流動性和房地產的崩潰。我認為，中國短期內不會允許人民幣大幅升值。
另一方面，經濟復甦過程中，美聯儲不太可能快速提高利率。要想在五年內實現強勁復甦，美國經濟面臨著太多阻力。只有通脹會迫使美聯儲緩慢地、不情願地提高利率。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取決於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速度。如果這次樓市與1998年的香港一樣驟然崩潰，那麼，大宗商品價格將大跌，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將得到緩解，這會給美聯儲更多的空間來增加貨幣刺激，也會支持中國的房地產。
泡沫不是急破而是慢慢洩氣
中國政府的緊縮傾向觸動了樓市下跌，降低了美聯儲緊縮銀根的需求。但是，通脹壓力仍然存在，只是還沒有足夠快地加速迫使美聯儲立即提高利率。美聯儲可能需要在2011年中採取行動。如果美國在2012年的利率足夠高，達到3%以上，中國可能會面臨資本流出的壓力，但是，這種壓力不會強到1998 年的香港那樣的地步。現在，一線城市的房價比最高值下降了10%到15%，明年年底之前，很可能還會下降10%到15%。如果2012年美國的利率很高，那麼，房價也許還要再下降15%到20%。此後三年，房地產市場可能會持續疲軟。
政府近期的調控政策阻止了泡沫急速擴張、繼而破裂的可能。殷鑑不遠，2007年納斯達克指數從3000點上升到5000點，中國的A股從3000點上升到6000點，隨後都迅速下跌。如果沒有政府的調控政策，即使流動性趨緊，中國房價仍然會繼續上漲，因為投機者願意以更高的利息借款。也就是說，泡沫在破裂前的最後一波急漲，將伴隨著加息。
但是，當利率高到可以抑制投機時，泡沫就會破裂。這是我過去常常描述的場景。現在，只要政府繼續對購買多套房實施嚴格控制，這一場景就不太可能出現。我認為，泡沫不會突然破裂，而是在未來數年間慢慢洩氣。
從供方看，泡沫不會重新吹大。中國在建住宅面積有30億平方米。假設每平米1萬元，總價有30萬億元之多。現在的貨幣投放約為70萬億元，未來三年間大約會增長50%，即新增35萬億元。以現行房價和供應量計算，這意味著流動性非常緊縮，而如此巨大的供應量不可能在現有價格上消化。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4日20:26 財新網
房地產市場拐點出現，原因有三。其一，流動性收緊；其二，政策引導；其三，供求關係變化
【財新網】(專欄作家謝國忠)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已經見頂。一線城市很難再現去年下半年(如上海)或今年上半年(如北京、深圳)的高房價了，二三線城市房價可能出現新高峰，有如當年股市主板從峰值大跌60%之後，創業板泡沫湧現。房地產熊市或許會持續五年。在最低點，房價可能下跌一半，屆時，每平方米均價大約相當於當地兩個月的平均工資。土地價格下降得會更厲害。當前最炙手可熱的土地市場浙江，土地價格可能下跌八成。
拐點出現，原因有三。其一，流動性收緊；其二，政策引導；其三，供求關係變化。由於全球都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並無資本外流的壓力。中國消費的上漲趨勢還會繼續吸引資金。這樣一來，泡沫可能會逐漸消減，其間交易價格和交易量可能在短期上揚。
中國的經濟受到的影響將小於預期。許多利益集團一直在散佈恐慌，說樓市泡沫破裂會導致經濟崩潰。的確，經濟增長會放緩。但是，由於消費、出口、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發展，未來十年內經濟仍將表現很好。此外，樓市交易量跌幅遠小於價格，使得其對GDP的影響有限。隨著房價下跌、工資上漲，中國人民會生活得更好。人民的幸福，而非GDP增長率本身，才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
流動性收緊 泡沫將破
中國的流動性正在從高位緩慢收緊。緊縮更多地反映了信貸需求的變化而非供給。絕大多數的信貸需求來自國有部門和投機者。前者主要因為容易得到資金。去年的信貸井噴使許多新項目應運而生。這些項目需要更多的信貸來維持。因此，即使信貸供給以與從前同樣的速度增長，信貸條件也會因需求增加而趨緊。
政府的貨幣政策在明顯收緊。通貨膨脹處於高位並且還在不斷攀升。為了避免發生通脹災難，貨幣供應量增速必須低於名義GDP的增長。政府的意圖似乎也是如此。然而，市場的行動更快一步。中國家庭對銀行的流動性幾乎沒有貢獻，也就是說，居民貸款和存款的增長量相當。即使這並非政府所願，但信貸條件正在收緊。
流動性的另兩大來源是貿易順差和熱錢流入。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西方國家經濟二次探底，中國順差上升的可能性不大。熱錢雖然沒有流出，但是流入似乎正在放緩。美國屢屢對中國施壓以期人民幣升值，並未導致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NDF)合約價格急劇上升。 NDF市場升水一直是衡量中國外匯儲備的先行指標，而外匯儲備的變化又是衡量流動性最重要的指標。熱錢的流入減緩正在對流動性產生重大影響。
資產泡沫需要流動性來使其膨脹並維持下去。這就是為什麼泡沫絕不會永存，因為總會有一天，流動性不再能支撐泡沫。當全球流動性充裕時，新興經濟體國家通常容易出現泡沫。全球流動性寬鬆主要表現為美元疲軟和美國低利率。中國的房地產價格自2002年以來持續上漲，同時美元進入熊市，這並不是一個巧合。每當美國經濟復甦、美聯儲提高利率時，新興市場的泡沫就會破裂。 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地區都符合這一規律。
中國的情況不同。這個國家大到足以影響美國經濟。因此，美國的利率部分取決於中國的情況，反之亦然。二者不是星球與衛星的關係，而是一對雙子星。平衡路徑視雙方的政策決策而定。只要人民幣匯率不大幅升值，中國的流動性就只會減少，而不會消失。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市場預期可能轉向人民幣貶值。這將形成資本流出的強大力量，導致流動性和房地產的崩潰。我認為，中國短期內不會允許人民幣大幅升值。
另一方面，經濟復甦過程中，美聯儲不太可能快速提高利率。要想在五年內實現強勁復甦，美國經濟面臨著太多阻力。只有通脹會迫使美聯儲緩慢地、不情願地提高利率。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取決於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速度。如果這次樓市與1998年的香港一樣驟然崩潰，那麼，大宗商品價格將大跌，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將得到緩解，這會給美聯儲更多的空間來增加貨幣刺激，也會支持中國的房地產。
泡沫不是急破而是慢慢洩氣
中國政府的緊縮傾向觸動了樓市下跌，降低了美聯儲緊縮銀根的需求。但是，通脹壓力仍然存在，只是還沒有足夠快地加速迫使美聯儲立即提高利率。美聯儲可能需要在2011年中採取行動。如果美國在2012年的利率足夠高，達到3%以上，中國可能會面臨資本流出的壓力，但是，這種壓力不會強到1998 年的香港那樣的地步。現在，一線城市的房價比最高值下降了10%到15%，明年年底之前，很可能還會下降10%到15%。如果2012年美國的利率很高，那麼，房價也許還要再下降15%到20%。此後三年，房地產市場可能會持續疲軟。
政府近期的調控政策阻止了泡沫急速擴張、繼而破裂的可能。殷鑑不遠，2007年納斯達克指數從3000點上升到5000點，中國的A股從3000點上升到6000點，隨後都迅速下跌。如果沒有政府的調控政策，即使流動性趨緊，中國房價仍然會繼續上漲，因為投機者願意以更高的利息借款。也就是說，泡沫在破裂前的最後一波急漲，將伴隨著加息。
但是，當利率高到可以抑制投機時，泡沫就會破裂。這是我過去常常描述的場景。現在，只要政府繼續對購買多套房實施嚴格控制，這一場景就不太可能出現。我認為，泡沫不會突然破裂，而是在未來數年間慢慢洩氣。
從供方看，泡沫不會重新吹大。中國在建住宅面積有30億平方米。假設每平米1萬元，總價有30萬億元之多。現在的貨幣投放約為70萬億元，未來三年間大約會增長50%，即新增35萬億元。以現行房價和供應量計算，這意味著流動性非常緊縮，而如此巨大的供應量不可能在現有價格上消化。
謝國忠：房價再創新高不可能
謝國忠：房價再創新高不可能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9日15:09 金羊網-羊城晚報
房價再創新高不可能謝國忠：現在租房比買房更合適
羊城晚報訊記者李曉莉報導：在上週末出席自己的新書《謝國忠的忠告》發布會上，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接受羊城晚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在出台了一系列房控政策之後，房價要再創新高的可能性不大。”
跟此前的“房價見頂”之說一樣，謝國忠堅持“未來五年大城市房價平均跌一半”。謝國忠指出，受貨幣緊縮政策影響，創新高不可能。 “房價回落要取決於預期變化，現在對樓市的預期還是非常火爆的，在泡沫當中人都是朝自己會發財這個方向想的，大多都這麼想，到最後即使他承認是泡沫，但不能讓它爆，爆太嚴重，政府不會接受。”
謝國忠認為，現在買房顯然不是一個好時機。在他看來，現在應該租房，而不是買房，房租回報率才2%-3%，這沒有投資的價值。 “一般來說，買房房租回報率要在5%以上才合適。”他分析指出，“租金回報率2%就會去買房子，是因為人們認為房子會漲。我個人認為現在房價不會漲。相對來說租房現在是比較合算的。小的二線城市可能會，盤子小可以吸引足夠的貨幣去撐，在大城市，在目前貨幣政策收緊的情況下，貨幣供應量增速下降，再創新高的可能性不大。”
至於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將會通過怎樣的方式破滅，需要多長的時間，謝國忠認為，只有等到房價一直不漲，貨幣不夠，大家都放棄的時候，房價會大幅下降。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9日15:09 金羊網-羊城晚報
房價再創新高不可能謝國忠：現在租房比買房更合適
羊城晚報訊記者李曉莉報導：在上週末出席自己的新書《謝國忠的忠告》發布會上，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接受羊城晚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在出台了一系列房控政策之後，房價要再創新高的可能性不大。”
跟此前的“房價見頂”之說一樣，謝國忠堅持“未來五年大城市房價平均跌一半”。謝國忠指出，受貨幣緊縮政策影響，創新高不可能。 “房價回落要取決於預期變化，現在對樓市的預期還是非常火爆的，在泡沫當中人都是朝自己會發財這個方向想的，大多都這麼想，到最後即使他承認是泡沫，但不能讓它爆，爆太嚴重，政府不會接受。”
謝國忠認為，現在買房顯然不是一個好時機。在他看來，現在應該租房，而不是買房，房租回報率才2%-3%，這沒有投資的價值。 “一般來說，買房房租回報率要在5%以上才合適。”他分析指出，“租金回報率2%就會去買房子，是因為人們認為房子會漲。我個人認為現在房價不會漲。相對來說租房現在是比較合算的。小的二線城市可能會，盤子小可以吸引足夠的貨幣去撐，在大城市，在目前貨幣政策收緊的情況下，貨幣供應量增速下降，再創新高的可能性不大。”
至於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將會通過怎樣的方式破滅，需要多長的時間，謝國忠認為，只有等到房價一直不漲，貨幣不夠，大家都放棄的時候，房價會大幅下降。
謝國忠：房價會慢慢地下跌
謝國忠：房價會慢慢地下跌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0日 上海青年報
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本次加息主要是為了抑制通貨膨脹，中國將進入加息週期，未來兩到三年內央行會慢慢調高利率，房價則會在此過程中逐步下調，直至降到如今一半的水平。 21日將公佈的9月份CPI數據預計會比較高，中國現在通貨膨脹程度已經非常高，加息這也是央行貨幣政策收緊的一個信號。未來央行會慢慢的加息，未來一兩個月內還會加息。與此對應，房價則會慢慢地下跌。通過這個過程，將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一點點擠出去，盡量避免價格快速下降引發崩盤。此外，熱錢並不追逐高利息，而是追逐經濟泡沫。加息是擠出泡沫的過程，只會使熱錢流出，不會引導熱錢流入。
記者 吳華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0日 上海青年報
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本次加息主要是為了抑制通貨膨脹，中國將進入加息週期，未來兩到三年內央行會慢慢調高利率，房價則會在此過程中逐步下調，直至降到如今一半的水平。 21日將公佈的9月份CPI數據預計會比較高，中國現在通貨膨脹程度已經非常高，加息這也是央行貨幣政策收緊的一個信號。未來央行會慢慢的加息，未來一兩個月內還會加息。與此對應，房價則會慢慢地下跌。通過這個過程，將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一點點擠出去，盡量避免價格快速下降引發崩盤。此外，熱錢並不追逐高利息，而是追逐經濟泡沫。加息是擠出泡沫的過程，只會使熱錢流出，不會引導熱錢流入。
記者 吳華
西方的貨幣劃分
西方的貨幣劃分
米塞斯日報：星期二，2010年10月5日由美利北羅斯巴德
[摘自政府做了什麼有到我們的錢？一個 MP3音頻文件的這篇文章，閱讀傑夫 Riggenbach，可供下載。]
為了了解目前的貨幣混亂，有必要簡要地跟踪國際貨幣發展的20世紀，以了解每套不健全inflationist干預已經崩潰，其自身固有的問題，只設置了舞台，另一輪的干預措施。 20世紀歷史的世界貨幣秩序可以分為九段。讓我們看看每一個轉向。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monetary chaos, it is necessary to trace briefl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development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o see how each set of unsound inflationist interventions has collapsed of its own inherent problems, only to set the stage for another round of interventions. The 20th-century history of the world monetary order can be divided into nine phases. Let us examine each in turn.
第一階段：古典黃金標準，1815年至1914年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後，“經典”黃金標準，西方世界19世紀和20世紀初，由於文字和隱喻的黃金時代。隨著例外，銀頭疼的問題，世界上的黃金標準，這意味著每個國家貨幣（美元，英鎊，法郎等），僅僅是一個名字為一個確定重量的黃金。 “美元”，例如，被定義為 1 / 20盎司黃金，英鎊作為略小於 1 / 4盎司黃金，等等。這意味著，“匯率”之間的各種國家貨幣是固定的，不是因為他們被強行控制了政府，但在同樣的方式，一磅重定義為等於十六盎司。
國際金本位意味著金錢利益中有一人在世界各地擴展。其中一個原因的成長與繁榮，美國一直是事實，我們享受一錢整個大面積的國家。我們有一個金或至少是一個單一的美元標準在整個國家，沒有遭受混沌各縣市發行自己的貨幣，然後將波動相對於所有款項及其他城市縣。 19世紀看到的好處之一錢整個文明世界。一位資金促進自由貿易，投資，旅遊和貨幣各地，交易領域，隨之而來的增長，專業化和國際分工。
必須強調的是，黃金是各國政府不能任意選擇是貨幣的標準。黃金已經制定了許多世紀以來在自由市場上是最好的錢作為商品提供最穩定和理想的貨幣媒介。首先，供應和提供黃金只受市場力量，而不是任意印刷機的政府。
國際黃金市場的標準提供了一個自動檢查機制，對通脹的潛在的政府。它還提供了一個自動機制，保持國際收支的每個國家的平衡。正如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指出，在18世紀中葉，如果一個國家，例如法國，其供應膨脹紙法郎，其價格上漲;增加收入的文件法郎刺激從國外進口，這也刺激了事實上，現在的進口價格相對便宜的價格比在家裡。
同時，較高的價格在國內抑制出口國外，其結果是赤字，國際收支，必須支付外國法郎兌現金。黃金外流意味著法國必須最終合同的膨脹紙法郎，以防止丟失其所有黃金。如果通貨膨脹所採取的形式有銀行存款，那麼，法國銀行貸款合同和存款，以避免破產的外國人呼籲法國的銀行存款兌換黃金。降低價格的收縮在家裡，並生成出口盈餘，從而扭轉了黃金外流，直到均衡價格水平在法國和其他國家。
誠然，政府干預到19世紀以前的速度減弱這一市場機制，允許商業週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在這個黃金標準框架。這些干預措施尤其是：在政府的壟斷的薄荷，法定貨幣的法律，創造紙幣，通貨膨脹的發展和推動各銀行的政府。不過，雖然這些措施減緩了市場的調整，這些調整仍然在最終控制了局勢。因此，儘管古典金本位19世紀是不完美的，並允許較輕微的繁榮和蕭條，但它仍然為我們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好的貨幣秩序的世界已經知道的，一個秩序工作，從而保持經濟週期從失控的手，這使發展的國際自由貿易，交流和投資。[1]
We can look back upon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the Western world of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as the literal and metaphorical Golden Ag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troublesome problem of silver, the world was on a gold standard, which meant that each national currency (the dollar, pound, franc, etc.) was merely a name for a certain definite weight of gold. The "dollar," for example, was defined as 1/20 of a gold ounce, the pound sterling as slightly less than 1/4 of a gold ounce, and so on. This meant that the "exchange rates" between the various national currencies were fixed, not because they were arbitrarily controlled by government, but in the same way that one pound of weight is defined as being equal to sixteen ounces.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meant that the benefits of having one money medium were extended throughout the world.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growth and prospe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he fact that we have enjoyed one money throughout the large area of the country. we have had a gold or at least a single dollar standard within the entire country, and did not have to suffer the chaos of each city and county issuing its own money, which would then fluctuate with respect to the moneys of all the other cities and counties. The 19th century saw the benefits of one money throughout the civilized world. One money facilitated freedom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travel throughout that trading and monetary area, with the consequent growth of speci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t must be emphasized that gold was not selected arbitrarily by governments to be the monetary standard. Gold had developed for many centuries on the free market as the best money; as the commodity providing the most stable and desirable monetary medium. Above all, the supply and provision of gold was subject only to market forces, and not to the arbitrary printing press of the government.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provided an automatic market mechanism for checking the inflationary potential of government. It also provided an automatic mechanism for keep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f each country in equilibrium. As the philosopher and economist David Hume pointed out in the mid-18th century, if one nation, say France, inflates its supply of paper francs, its prices rise; the increasing incomes in paper francs stimulate imports from abroad, which are also spurred by the fact that prices of imports are now relatively cheaper than prices at home.
At the same time, the higher prices at home discourage exports abroad; the result is a deficit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which must be paid for by foreign countries cashing in francs for gold. The gold outflow means that France must eventually contract its inflated paper francs in order to prevent a loss of all of its gold. If the inflation has taken the form of bank deposits, then the French banks have to contract their loans and deposits in order to avoid bankruptcy as foreigners call upon the French banks to redeem their deposits in gold. The contraction lowers prices at home, and generates an export surplus, thereby reversing the gold outflow until the price levels are equalized in France and in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It is true that the interventions of governments previous to the 19th century weakened the speed of this market mechanism, and allowed for a business cycle of inflation and recession within this gold-standard framework. These interventions were particularly: the governments' monopolizing of the mint, legal tender laws, the creation of paper mone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lationary banking propelled by each of the governments. But while these interventions slowed the adjustments of the market, these adjustments were still in ultimate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So while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of the 19th century was not perfect, and allowed for relatively minor booms and busts, it still provided us with by far the best monetary order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an order which worked, which kept business cycles from getting out of hand, and which enabled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international trade, exchange, and investment.[1]
第二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如果古典金本位工作這麼好，為什麼它打破？它打破了，因為各國政府委託的任務，保持其貨幣應許，看到它的英鎊，美元，法郎等，總是贖回黃金，因為他們以及他們控制的銀行體系抵押。這不是黃金失敗，這是愚蠢的信任政府信守承諾。發動戰爭的災難性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各國政府不得不抬高自身的供應紙和銀行的貨幣。因此，這是嚴重的通貨膨脹，這是不可能的交戰各國政府保持其承諾，所以他們就到“取消金本位制”，即宣布自己破產後不久，進入戰爭。美國以外的所有，而進入了戰爭後期，並沒有誇大美元的供應足以危害回贖。
但是，除了美國，世界上一些經濟學家現在遭受冰雹的涅槃可自由浮動匯率（現在被稱為“骯髒浮動”），競爭性貨幣貶值，交戰貨幣集團，外匯管制，關稅和配額，以及擊穿國際貿易和投資。膨脹英鎊，法郎，馬克等貶值有關黃金和美元，貨幣混亂世界各地比比皆是。
在那些日子裡有，令人高興的是，很少有經濟學家冰雹這種情況作為貨幣的理想選擇。人們普遍認識到，第二階段是國際災難的門檻，政客和經濟學家環顧四周，看如何恢復穩定和自由的古典黃金標準。
If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worked so well, why did it break down? It broke down because governments were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keeping their monetary promises, of seeing to it that pounds, dollars, francs, etc., were always redeemable in gold as they and their controlled banking system had pledged. It was not gold that failed; it was the folly of trusting government to keep its promises. To wage the catastrophic war of World War I, each government had to inflate its own supply of paper and bank currency. So severe was this inflation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warring governments to keep their pledges, and so they went "off the gold standard," i.e., declared their own bankruptcy, shortly after entering the war. All except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entered the war late, and did not inflate the supply of dollars enough to endanger redeemability.
But, apa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suffered what some economists now hail as the Nirvana of freely-fluctuating exchange rates (now called "dirty floats"), competitive devaluations, warring currency blocs, exchange controls, tariffs and quotas, and the breakdow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 inflated pounds, francs, marks, etc., depreciated in relation to gold and the dollar; monetary chaos abounded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those days there were, happily, very few economists to hail this situation as the monetary ideal. It wa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phase II was the threshold to international disaster, and politicians and economists looked around for ways to restore the stability and freedom of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第三階段：黃金交易所標準（英國和美國），1926年至1931年
如何返回到黃金時代？明智的做法將被承認的事實，現實的，事實上的貶值英鎊，法郎，馬克等，並返回到金本位制在重新定義速度：速度，承認現有的供應貨幣和價格水平。英鎊，例如，歷來被定義在一個權重，使得等於 4.86美元。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的通脹已使英鎊下跌至約 3.50美元的自由外匯市場。其他貨幣亦同樣貶值。明智的政策將已返回英國黃金約為 3.50美元，並為其他國家也這樣做誇大相同。第一階段已經順利並能迅速恢復。相反，英國作出的重大決定重返舊黃金面值的4.86美元。[2]
他們這樣做的原因，英國國民“威望”，並在倫敦，妄圖重新建立的“硬錢”金融中心的世界。為了成功在這片英雄的愚蠢，英國將不得不緊縮貨幣供應量嚴重，其價格水平，為在4.86美元鎊出口價格太高，沒有競爭力的世界市場。但通貨緊縮是現在在政治上出了問題，為發展工會，由全國支撐系統，失業保險，工資率作出了嚴格的向下;為了緊縮，英國政府將不得不扭轉其增長福利國家。事實上，英國希望繼續膨脹貨幣和價格。因此相結合的通脹帶有返回到高估桿，英國的出口都受到抑制，在20世紀 20年代，失業是嚴重的時期都在世界上大多數正在經歷一個經濟繁榮。
英國嘗試怎麼能有他們的蛋糕，吃它在同一時間？通過建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會誘使或脅迫或其他政府將膨脹到要回被高估黃金標準桿為自己的貨幣，從而削弱自己的出口和進口補貼從英國。這正是英國一樣，因為它在前面帶路，在熱那亞會議 1922年，在創造一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金匯兌本位制。
在金匯兌本位制的工作情況如下：美國仍對古典金本位制，美元兌換黃金。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但是，回到一個偽金本位制，1926年英國和其他國家在同一時間。英鎊和其他貨幣都沒有繳納的金幣，但只有在大型酒吧，只適合國際交易。這防止了普通公民的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使用金在生活上，從而允許更廣泛的程度和銀行的紙通貨膨脹。但此外，英國不僅在英鎊兌換黃金，而且在美元，而其他國家的貨幣不兌換黃金，但在磅。而最引起這些國家返回英國黃金高估平價。其結果是聚合了美國對黃金，英鎊對美元和其他歐洲貨幣對英鎊 - 在“金匯兌本位制”，與美元和英鎊的兩個“關鍵貨幣”。
現在，當英國膨脹，它經歷了赤字平衡國際收支，黃金標準的機制，沒有工作，迅速限制英國通脹。其他國家，而不是他們的英鎊兌換黃金，他們保持了英鎊和膨脹他們之上。因此，英國和歐洲獲准膨脹下去，和英國的赤字可以積累奔放的市場紀律的黃金標準。至於美國，英國能夠誘導美國抬高美元，以便不失去很多美元儲備或黃金來美國。
該點的金匯兌本位制是能不能持久;，誰最終必須支付，但只造成了災難性的反應，長時間通貨膨脹的繁榮。由於英鎊結餘堆積在法國，美國和其他地方，絲毫喪失信心日益動搖和傑里建通脹結構必然導致全面崩潰。這正是發生在1931年虛增銀行的失敗在整個歐洲，並嘗試“硬錢”法國英鎊的現金餘額在其黃金，導致英國去完全取消金本位制。不久之後，英國在歐洲其他國家。
How to return to the Golden Age? The sensible thing to do would have been to recognize the facts of reality, the fact of the depreciated pound, franc, mark, etc., and to return to the gold standard at a redefined rate: a rate that would recognize the existing supply of money and price levels. The British pound, for example, had been traditionally defined at a weight which made it equal to $4.86. But by the end of World War I, the inflation in Britain had brought the pound down to approximately $3.50 on the free foreign-exchange market. Other currencies were similarly depreciated. The sensible policy would have been for Britain to return to gold at approximately $3.50, and for the other inflated countries to do the same. Phase I could have been smoothly and rapidly restored. Instead, the British made the fateful decision to return to gold at the old par of $4.86.[2]
They did so for reasons of British national "prestige," and in a vain attempt to reestablish London as the "hard money" financial center of the world. To succeed at this piece of heroic folly, Britain would have had to deflate severely its money supply and its price levels, for at a $4.86 pound British export prices were far too high to be 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markets. But deflation was now politic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for the growth of trade unions, buttressed by a nationwide system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had made wage rates rigid downward; in order to deflat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ould have had to reverse the growth of its welfare state. In fact, the British wished to continue to inflate money and prices. As a result of combining inflation with a return to an overvalued par, British exports were depressed all during the 1920s and unemployment was severe all during the period when most of the world was experiencing an economic boom.
How could the British try to have their cake and eat it at the same time? By establishing a 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which would induce or coerce other governments into inflating or into going back to gold at overvalued pars for their own currencies, thus crippling their own exports and subsidizing imports from Britain. This is precisely what Britain did, as it led the way, at the Genoa Conference of 1922, in creating a 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worked as follows: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ed on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redeeming dollars in gold. Britain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est, however, returned to a pseudo-gold standard, Britain in 1926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same time. British pounds and other currencies were not payable in gold coins, but only in large-sized bars, suitable only for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This prevented the ordinary citizens of Britain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from using gold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thus permitted a wider degree of paper and bank inflation. But furthermore, Britain redeemed pounds not merely in gold, but also in dollars; while the other countries redeemed their currencies not in gold, but in pounds. And most of these countries were induced by Britain to return to gold at overvalued parities. The result was a pyramiding of United States on gold, of British pounds on dollars, and of other European currencies on pounds —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with the dollar and the pound as the two "key currencies."
Now when Britain inflated, and experienced a deficit in its balance of payments, the gold-standard mechanism did not work to quickly restrict British inflation. For instead of other countries redeeming their pounds for gold, they kept the pounds and inflated on top of them. Hence Britain and Europe were permitted to inflate unchecked, and British deficits could pile up unrestrained by the market discipline of the gold standard. As for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was able to induce the United States to inflate dollars so as not to lose many dollar reserves or gol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point of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is that it cannot last; the piper must eventually be paid, but only in a disastrous reaction to the lengthy inflationary boom. As sterling balances piled up in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lsewhere, the slightest loss of confidence in the increasingly shaky and jerry-built inflationary structure was bound to lead to general collapse. This is precisely what happened in 1931; the failure of inflated banks throughout Europe, and the attempt of "hard money" France to cash in its sterling balances for gold, led Britain to go off the gold standard completely. Britain was soon followed by the other countries of Europe.
第四階段：法定貨幣波動，1931-1945
世界是現在又回到了貨幣混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但現在似乎有一點希望有一個恢復的黃金。國際經濟秩序的混亂已經分裂為清潔和骯髒的浮動匯率，競爭性貨幣貶值，外匯管制和貿易障礙，國際經濟和貨幣之間的貨幣戰爭肆虐和貨幣集團。國際貿易和投資都幾乎癱瘓，貿易通過易貨貿易協定進行了由政府進行競爭，彼此衝突。國務卿赫爾多次指出，這些貨幣和經濟衝突的主要原因是20世紀 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 [3]。
美國仍對黃金標準兩年，然後在1933年至1934年，去了經典的黃金標準，妄圖擺脫了大蕭條。美國公民可以不再兌換美元的黃金，甚至禁止其擁有任何黃金，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但美國依然存在，1934年後，在一個特殊的新形式的黃金標準，在美元，現在重新定義為 1 / 35盎司的黃金，是可贖回的黃金向外國政府和中央銀行。一個揮之不去的領帶金價依然。此外，歐洲貨幣混亂，導致黃金流入的唯一相對安全的避風港貨幣，美國。
肆無忌憚的混亂和經濟戰的1930點了一個重要的教訓：在嚴重的政治缺陷（除了經濟問題）在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學派的貨幣計劃可自由波動的法定貨幣。對於會做什麼 Friedmanites - 在自由市場的名稱 - 是切斷所有的聯繫，黃金完全離開每個國家的絕對控制貨幣在中央政府手中發出的文件，作為法定貨幣的菲亞特 - 然後告知各政府允許其貨幣自由浮動的所有其他方面的法定貨幣，以及避免過於誇大其貨幣悍然。嚴重的政治缺陷是手總量控制貨幣供給的民族國家，並希望和期待，國家將不使用這種權力。而且，由於力量總是趨向於使用，包括假冒的權力在法律上，天真，以及中央集權的性質，這種類型的程序應該是赤裸裸的明顯。
因此，災難性的經驗，第四階段，20世紀 30年代世界菲亞特紙和經濟戰，導致美國當局採取的經濟戰爭作為其主要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可行的恢復國際貨幣秩序，一個訂單就可能建立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世界貿易和成果的國際分工。
The world was now back to the monetary chaos of World War I, except that now there seemed to be little hope for a restoration of gol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had disintegrated into the chaos of clean and dirty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competing devaluations, exchange controls, and trade barrier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monetary warfare raged between currencies and currency bloc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came to a virtual standstill; and trade was conducted through barter agreements conducted by governments competing and conflicting with one another. Secretary of State Cordell Hull repeatedly pointed out that these monetary and economic conflicts of the 1930s were the major cause of World War II.[3]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ed on the gold standard for two years, and then, in 1933–1934, went off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in a vain attempt to get out of the depression. American citizens could no longer redeem dollars in gold, and were even prohibited from owning any gold, either here or abroad. But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ed, after 1934, on a peculiar new form of gold standard, in which the dollar, now redefined to 1/35 of a gold ounce, was redeemable in gold to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A lingering tie to gold remained. Furthermore, the monetary chaos in Europe led to gold flowing into the only relatively safe monetary have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aos and the unbridled economic warfare of the 1930s points up an important lesson: the grievous political flaw (apart from the economic problems) in the Milton Friedman-Chicago School monetary scheme for freely-fluctuating fiat currencies. For what the Friedmanites would do — in the name of the free market — is to cut all ties to gold completely, leave the absolute control of each national currency in the hands of its central government issuing fiat paper as legal tender — and then advise each government to allow its currency to fluctuate freely with respect to all other fiat currencies, as well as to refrain from inflating its currency too outrageously. The grave political flaw is to hand total control of the money supply to the Nation-State, and then to hope and expect that the State will refrain from using that power. And since power always tends to be used, including the power to counterfeit legally, the naivete, as well as the statist nature, of this type of program should be starkly evident.
And so, the disastrous experience of phase IV, the 1930s world of fiat paper and economic warfare, led the US authorities to adopt as their major economic war aim of World War II the restoration of a viabl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an order on which could be built a renaissance of world trade and the fruit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第五階段：布雷頓森林和新金匯兌本位（美國）1945年至68年
新的國際貨幣秩序的設想，然後通過推動美國在國際貨幣會議在布雷頓森林，新罕布什爾州，中旬1944年，經國會批准在七月，1945年。儘管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工作遠勝於上世紀 30年代的災難，它的工作只是作為另一個通貨膨脹復發的金匯兌本位制的1920 - 像1920 - 系統只活在借來的時間。
新的系統基本上是金匯兌本位制，但與上世紀 20年代美元取代英鎊粗暴地為一體的“主要貨幣”。現在美元，價值 1 / 35盎司的黃金，也成為唯一的關鍵貨幣。另一個不同是，從 20世紀 20年代，美元不再兌換黃金的美國公民，而是1930年的系統仍在繼續，美元兌換黃金只向外國政府和中央銀行。沒有個人，只有政府，是被允許的特權救贖美元，在世界黃金貨幣。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金字塔美元（對紙幣和銀行存款）黃金之上，其中美元可以兌換外國政府，而所有其他國家政府舉行的美元作為基本的貨幣儲備，對金字塔頂部美元。此外，由於美國開始了戰後世界的一個巨大的存量黃金（約 250億美元）有足夠的美元債權玩金字塔之上的。此外，該系統可以“工作”了一段時間，因為世界上所有的貨幣返回前的新系統在二戰標準桿，其中大部分是在條件非常高估的膨脹和貨幣貶值。英鎊的膨脹，例如，返回在4.86美元，儘管它是價值遠遠小於條款，在市場上的購買力。因為，美元被人為低估和大多數其他貨幣在1945年被高估，美元被製成稀少，世界遭受了所謂的美元短缺，而美國的納稅人應該是有義務，靠外國援助。總之，出口順差享有被低估的美元將部分資金是由美國納稅人倒霉的形式外援。
“自1971年以來，市場黃金價格從來沒有低於舊的固定價格 35美元一盎司。”
有足夠的空間被通脹報復前可以規定，在美國政府開始其戰後持續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它一直奉行的政策歡快至今。到了50年代初，美國通脹開始持續力挽狂瀾的國際貿易。因為儘管美國膨脹，貨幣和信貸擴張，主要歐洲國家的政府，其中許多是受“奧”的貨幣顧問，追求一個相對“硬錢”政策（例如，西德，瑞士，法國，意大利）。英國被迫急inflationist其流出的美元，英鎊貶值更符合實際的水平（這一段約 2.40美元）。
所有這一切，再加上提高生產力的歐洲，後來日本，導致持續平衡國際收支赤字和美國。隨著 20世紀 50年代和60年代的推移，美國越來越 inflationist，無論是絕對和相對日本和西歐。但是，古典金本位檢查通貨膨脹 - 尤其是美國通脹 - 不見了。對於規則的布雷頓森林比賽規定，西歐各國不得不繼續堆放其儲備，甚至使用這些美元為基地，誇大自己的貨幣和信貸。
但隨著 20世紀 50年代和60年代的持續，更難貨幣西歐國家（和日本）成為不安於被迫堆放美元被高估，而不是現在越來越被低估。隨著購買力的真正價值，因此美元下跌，他們越來越不想要的外國政府。但是，他們被鎖入一個系統，被越來越多的夢魘。美國的反應，歐洲的投訴，由法國和DeGaulle為首的主要貨幣顧問，古典金本位經濟學家的JcaquesRueff，只是蔑視和粗暴解僱。美國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簡單地宣布，歐洲不得不使用美元作為其正式貨幣，它也沒有辦法對它越來越多的問題，因此美國可能會繼續膨脹，而輕率地推行政策的“善意忽視”向國際貨幣後果其自己的行動。
但歐洲確實有法律選擇的黃金兌換美元，35美元一盎司。而由於美元日益被高估的貨幣條件艱苦的錢和黃金，歐洲各國政府也開始越來越多地行使這一選擇。黃金標準的檢查是未來投入使用，因此黃金流入穩步走出了美國 20年後，50年代初，美國的黃金儲備，直至萎縮在此期間，從超過 200億美元至90億美元。由於美元不斷膨脹金基萎縮後，如何能保持美國外交美元兌換黃金 - 的基石，布雷頓森林體系？
這些問題並沒有放慢美國繼續通貨膨脹美元和價格，也不是美國的政策的“善意的忽視”，這導致了60年代後期在加速堆積不低於 800億美元不必要的美元在歐洲（被稱為歐洲美元）。試圖阻止歐洲贖回美元黃金，美國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對歐洲各國政府，類似的，但在規模大得多的英國，法國不哄騙其沉重英鎊兌換結餘，直到1931年。但是，經濟規律有一個方法，終於，赶超與各國政府，這是發生在通脹高興美國政府在20世紀 60年代末。黃金交換系統布雷頓森林體系 - 歡呼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的建立作為常任理事國和堅不可摧 - 開始於 1968年迅速瓦解。
The 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was conceived and then driven through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nference at Bretton Woods, New Hampshire, in mid-1944, and ratified by the Congress in July, 1945. While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worked far better than the disaster of the 1930s, it worked only as another inflationary recrudescence of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of the 1920s and — like the 1920s — the system lived only on borrowed time.
The new system was essentially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of the 1920s but with the dollar rudely displacing the British pound as one of the "key currencies." Now the dollar, valued at 1/35 of a gold ounce, was to be the only key currency. The other difference from the 1920s was that the dollar was no longer redeemable in gold to American citizens; instead, the 1930's system was continued, with the dollar redeemable in gold only to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their central banks. No private individuals, only governments, were to be allowed the privilege of redeeming dollars in the world gold currency.
I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pyramided dollars (in paper money and in bank deposits) on top of gold, in which dollars could be redeem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while all other governments held dollars as their basic reserve and pyramided their currency on top of dollars. And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he postwar world with a huge stock of gold (approximately $25 billion) there was plenty of play for pyramiding dollar claims on top of it. Furthermore, the system could "work" for a while because all the world's currencies returned to the new system at their pre-World War II pars, most of which were highly overvalued in terms of their inflated and depreciated currencies. The inflated pound sterling, for example, returned at $4.86, even though it was worth far less than that in terms of purchasing power on the market. Since the dollar was artificially undervalued and most other currencies overvalued in 1945, the dollar was made scarce, and the world suffered from a so-called dollar shortage, which the American taxpayer was supposed to be obligated to make up by foreign aid. In short, the export surplus enjoyed by the undervalued American dollar was to be partly financed by the hapless American taxpayer in the form of foreign aid.
"Since 1971, the market price of gold has never been below the old fixed price of $35 an ounce."
There being plenty of room for inflation before retribution could set in, the US government embarked on its postwar policy of continual monetary inflation, a policy it has pursued merrily ever since. By the early 1950s, the continuing American inflation began to turn the tid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was inflating and expanding money and credit, the major European governments, many of them influenced by "Austrian" monetary advisers, pursued a relatively "hard money" policy (e.g., West Germany, Switzerland, France, Italy). Steeply inflationist Britain was compelled by its outflow of dollars to devalue the pound to more realistic levels (for a while it was approximately $2.40).
All this, combined with the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of Europe, and later Japan, led to continuing balance-of-payments defici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1950s and 1960s wore on,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more and more inflationist, both absolutely and relatively to Japan and Western Europe. But the classical gold-standard check on inflation — especially American inflation — was gone. For the rules of the Bretton Woods game provided that the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had to keep piling up their reserve, and even use these dollars as a base to inflate their own currency and credit.
But as the 1950s and 1960s continued, the harder-money countries of West Europe (and Japan) became restless at being forced to pile up dollars that were now increasingly overvalued instead of undervalued. As the purchasing power and hence the true value of dollars fell, they became increasingly unwant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But they were locked into a system that was more and more of a nightmare. The American reaction to the European complaints, headed by France and DeGaulle's major monetary adviser, the classical gold-standard economist Jacques Rueff, was merely scorn and brusque dismissal. American politicians and economists simply declared that Europe was forced to use the dollar as its currency, that it could do nothing about its growing problems, and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keep blithely inflating while pursuing a policy of "benign neglect"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nsequences of its own actions.
But Europe did have the legal option of redeeming dollars in gold at $35 an ounce. And as the dollar became increasingly overvalued in terms of hard money currencies and gold, European governments began more and more to exercise that option. The gold-standard check was coming into use; hence gold flowed steadily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wo decades after the early 1950s, until the US gold stock dwindled over this period from over $20 billion to $9 billion. As dollars kept inflating upon a dwindling gold base, how could the United States keep redeeming foreign dollars in gold — the cornerston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se problems did not slow down continued US inflation of dollars and prices, nor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of "benign neglect," which resulted by the late 1960s in an accelerated pileup of no less than $80 billion in unwanted dollars in Europe (known as Eurodollars). To try to stop European redemption of dollars into gold, the United States exerted intense political pressure on the European governments, similar but on a far larger scale to the British cajoling of France not to redeem its heavy sterling balances until 1931. But economic law has a way, at long last, of catching up with governments, and this is what happened to the inflation-happy US government by the end of the 1960s. The gold-exchange system of Bretton Woods — hailed by the 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stablishment as permanent and impregnable — began to unravel rapidly in 1968.
第六階段：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揭開，1968-1971
由於美元與黃金堆積在國外繼續向外流動，美國發現越來越難以維持黃金價格在35美元一盎司黃金的自由市場在倫敦和蘇黎世。 35美元一盎司是梯形的制度，而美國公民被禁止從 1934年以來黃金擁有在世界任何地方，其他公民享有的自由，自己的金條和金幣。因此，單程個別歐洲人手中的美元兌換黃金是出售他們的美元對黃金的35美元一盎司黃金的自由市場。由於不斷膨脹，美元貶值，作為美國平衡國際收支赤字持續，歐洲人和其他私人市民開始加速其銷售黃金的美元。為了保持對美元在35美元一盎司，美國政府被迫洩漏減少黃金股票從 35美元的價格支持在倫敦和蘇黎世。
一個信任危機，美元對黃金市場主導的自由美國的影響從根本上改變貨幣體系 1968年3月。這個想法是為了阻止討厭的自由黃金市場從曾經再次危及布雷頓森林安排。因此誕生了“雙層黃金市場。”當時的想法是自由的黃金市場可以去大火，那將是嚴格絕緣的實際行動，貨幣的中央銀行和政府的世界。美國將不再試圖保持自由市場黃金價格為 35美元，那將無視自由的黃金市場，它和所有其他政府同意保持美元的價值在35美元一盎司到永遠。
“兩層系統對危機迅速蔓延 - 並最終解散布雷頓森林體系”。
政府和中央銀行的世界將從此不再購買黃金，從“外”市場，將出售更多的黃金沒有對這一市場，從現在開始，黃金將只需將作為從一個櫃檯到另一個中央銀行，新的黃金供應免費黃金市場，黃金或私人需求，他們會帶自己的過程中完全脫離貨幣安排世界。
伴隨著這一點，美國極力推動新推出的一個新種世界紙張儲備，特別提款權（特別提款權），它是希望最終將完全取代黃金，並作為一個新的世界紙幣將發行未來的世界儲備銀行，如果這樣的制度是以往任何時候都成立的話，美國可能永遠膨脹選中，聯同其他世界各國政府（當時唯一的限制將是災難性的一個世界範圍內通貨膨脹失控和crackup世界紙貨幣）。但特別提款權，combatted激烈，因為他們已經是西歐和“硬錢”的國家，迄今只有一小補充，美國和其他貨幣儲備。
所有親紙經濟學家，從凱恩斯主義到Friedmanites，現在已經有信心就會消失，黃金在國際貨幣體系;切斷了它的“支持”，由美元，這些經濟學家都滿懷信心地預言，自由市場黃金價格會很快下降低於 35美元一盎司，甚至下降到估計的“工業”非貨幣性黃金價格 10美元一盎司。相反，自由的黃金價格，不會低於 35美元，已穩步美元以上的35人，由1973年初已攀升至約 125美元一盎司，這個數字是無親紙經濟學家會想到可能就在一年前。
遠從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新的貨幣體系，兩層黃金市場只買了幾年的時間;美國的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的繼續。歐洲美元迅速積累，黃金繼續向外流動，具有較高的自由市場黃金價格只是揭示了世界的信心喪失加速了美元。兩層系統對危機迅速蔓延 - 並最終解散布雷頓森林體系 [4]。
As dollars piled up abroad and gold continued to flow outward, the United States found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price of gold at $35 an ounce in the free gold markets at London and Zurich. Thirty-five dollars an ounce was the keystone of the system, and while American citizens have been barred since 1934 from owning gold anywhere in the world, other citizens have enjoyed the freedom to own gold bullion and coin. Hence, one way for individual Europeans to redeem their dollars in gold was to sell their dollars for gold at $35 an ounce in the free gold market. As the dollar kept inflating and depreciating, and as American balance-of-payments deficits continued, Europeans and other private citizens began to accelerate their sales of dollars into gold. In order to keep the dollar at $35 an ounce, the US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leak out gold from its dwindling stock to support the $35 price at London and Zurich.
A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the dollar on the free gold markets led the United States to effect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monetary system in March 1968. The idea was to stop the pesky free gold market from ever again endangering the Bretton Woods arrangement. Hence was born the "two-tier gold market." The idea was that the free gold market could go to blazes; it would be strictly insulated from the real monetary action in the central banks and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 longer try to keep the free-market gold price at $35; it would ignore the free gold market, and it and all the other governments agreed to keep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at $35 an ounce forevermore.
"The two-tier system moved rapidly toward crisis — and to the final dissolution of Bretton Woods."
The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of the world would henceforth buy no more gold from the "outside" market and would sell no more gold to that market; from now on gold would simply move as counters from one central bank to another, and new gold supplies, free gold market, or private demand for gold would take their own course completely separated from the monetary arrangements of the world.
Along with this, the United States pushed hard for the new launching of a new kind of world paper reserve,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 which it was hoped would eventually replace gold altogether and serve as a new world paper currency to be issued by a future World Reserve Bank; if such a system were ever established, the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inflate unchecked forevermore,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world governments (the only limit would then be the disastrous one of a worldwide runaway inflation and the crackup of the world paper currency). But the SDRs, combatted intensely as they have been by Western Europe and the "hard-money" countries, have so far been only a small supplement to American and other currency reserves.
All pro-paper economists, from Keynesians to Friedmanites, were now confident that gold would disappear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cut off from its "support" by the dollar, these economists all confidently predicted, the free-market gold price would soon fall below $35 an ounce, and even down to the estimated "industrial" nonmonetary gold price of $10 an ounce. Instead, the free price of gold, never below $35, had been steadily above $35, and by early 1973 had climbed to around $125 an ounce, a figure that no pro-paper economist would have thought possible as recently as a year earlier.
Far from establishing a permanent new monetary system, the two-tier gold market only bought a few years of time; American inflation and deficits continued. Eurodollars accumulated rapidly, gold continued to flow outward, and the higher free-market price of gold simply revealed the accelerated loss of world confidence in the dollar. The two-tier system moved rapidly toward crisis — and to the final dissolution of Bretton Woods.[4]
第七階段：最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法定貨幣波動，八月至1971年12月
8月15日，1971年，在同一時間，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價格實行工資凍結，妄圖包圍檢查通貨膨脹，尼克松先生也帶來了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到結束。隨著歐洲央行最後揚言要贖回他們的大部分股票腫美元的黃金，尼克松總統徹底關閉了黃金。這是第一次在美國歷史上，美元是完全菲亞特，完全沒有黃金的支持。即使是微妙的聯繫與黃金保持1933年以來，現在斷。世界正陷入上世紀 30年代菲亞特系統 - 更糟的是，因為現在即使是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前方若隱若現的恐懼幽靈貨幣集團，競爭性貨幣貶值，經濟戰，擊穿國際貿易和投資，與世界範圍的經濟衰退有便會隨之而來。
怎麼辦？試圖恢復國際貨幣秩序缺乏一個鏈接到黃金，美國領導的世界帶入 12月18日史密森協定，1971年。
On August 15, 1971, at the same time that President Nixon imposed a price-wage freeze in a vain attempt to check bounding inflation, Mr. Nixon also brought the postwar Bretton Woods system to a crashing end. As European central banks at last threatened to redeem much of their swollen stock of dollars for gold, President Nixon went totally off gol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dollar was totally fiat, totally without backing in gold. Even the tenuous link with gold maintained since 1933 was now severed. The world was plunged into the fiat system of the 1930s — and worse, since now even the dollar was no longer linked to gold. Ahead loomed the dread spectre of currency blocs, competing devaluations, economic warfare, and the breakdow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the worldwide depression that would then ensue.
What to do? Attempting to restore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lacking a link to gold, the United States led the world into the Smithsonian Agreement on December 18, 1971.
第八階段：史密森協定，1971年12月，1973年2月
史密森協定，尼克松總統稱讚為“最偉大的金融協議，在歷史的世界”，更是不可靠和不健全的比金匯兌本位制或超過上世紀 2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這一次再次，世界各國的承諾維持固定匯率，但這次沒有黃金或世界錢給任何貨幣的後盾。此外，許多歐洲貨幣被低估平價固定在相對於美元;美國唯一讓步是微不足道的貶值美元匯率的官方38美元一盎司。不過，雖然許多太少，太晚了，這種貶值是一個顯著無盡的全面侵犯美國官方的聲明，其中承諾要維持 35美元的速度永遠。現在，在去年35美元的價格是含蓄地承認為不雕刻的石粒。
這是不可避免的固定匯率，甚至更廣泛的一致區域波動，但缺少一個世界中的交流，注定要迅速失敗。這是特別真實的，因為美國通貨膨脹的貨幣和價格的下降，美元和平衡國際收支逆差繼續聽之任之。
腫脹的供應歐洲美元，再加上持續的通貨膨脹和拆卸的黃金作後盾，推動了自由市場的黃金價格高達 215美元一盎司。而作為高估和低估，美元對歐洲和日本的硬錢變得越來越明顯，終於解體，美元對世界市場的恐慌個月日至1973年3月。它不可能成為西德，瑞士，法國和其他國家繼續硬錢購買美元，以支持美元匯率的高估。在一年多一點，史密森尼系統中沒有黃金的固定匯率已粉碎的岩石上，除了經濟現實。
The Smithsonian Agreement, hailed by President Nixon as the "greatest monetary agree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as even more shaky and unsound than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of the 1920s or than Bretton Woods. For once again,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pledged to maintain fixed exchange rates, but this time with no gold or world money to give any currency backing. Furthermore, many European currencies were fixed at undervalued parities in relation to the dollar; the only US concession was a puny devaluation of the official dollar rate to $38 an ounce. But while much too little and too late, this devaluation was significant in violating an endless round of official American pronouncements, which had pledged to maintain the $35 rate forevermore. Now at last the $35 price was implicitly acknowledged as not graven on tablets of stone.
It was inevitable that fixed exchange rates, even with wider agreed zones of fluctuation, but lacking a world medium of exchange, were doomed to rapid defeat. This was especially true since American inflation of money and prices, the decline of the dollar, and balance-of-payments deficits continued unchecked.
The swollen supply of Eurodollars, combined with the continued inflation and the removal of gold backing, drove the free-market gold price up to $215 an ounce. And as the overvaluation of the dollar and the undervaluation of European and Japanese hard money became increasingly evident, the dollar finally broke apart on the world markets in the panic months of February–March 1973. It became impossible for West Germany, Switzerland, France and the other hard money countries to continue to buy dollar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dollar at an overvalued rate. In little over a year, the Smithsonian system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without gold had smashed apart on the rocks of economic reality.
第九階段：法定貨幣的波動，1973年3月 - ？
隨著美元分裂，世界再次轉移，在法定貨幣體系的波動。在西歐集團，匯率掛鉤彼此，美國再次貶值，美元匯率的官方象徵性金額由42美元一盎司。由於美元匯率暴跌，從一天又一天，和西方德國馬克，瑞士法郎，日元和飛進向上，美國當局，背靠弗里德曼經濟學家開始認為這是貨幣的理想選擇。誠然，美元的盈餘和突發平衡國際收支危機並不鼠疫在世界受到匯率波動。此外，美國出口企業開始得意的高笑是美元貶值使得美國商品更便宜的利率在國外，因此受惠的出口。誠然，政府堅持干預匯率波動（“臟”而不是“乾淨”浮筒），但總體看來，國際金融秩序有越軌到弗里德曼的烏托邦。
但很明顯所有的太快，一切都遠遠好於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從長遠的問題是，硬貨幣的國家不會坐視永遠看著自己的貨幣變得更加昂貴，傷害他們的出口，以造福他們的美國競爭對手。如果美國的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下去，他們很快就會轉移到競爭性貶值，外匯管制，貨幣集團和經濟戰 20世紀 30年代。
但更直接的是，對方的硬幣：事實上，美元貶值意味著美國進口的更昂貴，美國遊客遭受國外，廉價出口搶購外國如此之快，以提高出口價格在家裡（例如，美國小麥和肉的價格通貨膨脹）。因此，美國的出口商可能確實的好處，但只能在犧牲通脹纏身的美國消費者。快速的削弱不確定性的匯率波動是赤裸裸地回家給美國人帶來的快速下跌，美元在外匯市場在1973年7月。
由於美國完全關閉了金1971年8月，成立了弗里德曼波動菲亞特系統 1973年3月，美國和整個世界都遭受了最激烈，最持久的和平時期通貨膨脹布特在歷史的世界。它現在應該清楚，這是幾乎沒有一個巧合。之前，美元兌開除的黃金，凱恩斯主義者和Friedmanites，各按他們自己的方式向菲亞特公司投入紙幣，自信地預言，成立時法定貨幣，市場黃金價格將下降迅速的非貨幣的水平，那麼估計約為8美元一盎司。
在他們蔑視的黃金，這兩個群體認為，這是強大的支撐美元的是黃金的價格，而不是相反。自1971年以來，市場黃金價格從來沒有低於舊的固定價格 35美元一盎司，幾乎總是比現在高出許多。時，在20世紀 50年代和60年代，經濟學家如被要求的JcaquesRueff金標準的價格每盎司70美元的價格被認為是荒謬的高度。它現在甚至荒謬地低。遠高的黃金價格是災難性惡化的跡象，美元因為“現代”經濟學家有自己的方式和所有黃金的支持已被刪除。
現在是很清楚，世界已變得厭倦了空前的通貨膨脹，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已經引起了時代的脈動法定貨幣於 1973年落成。我們也厭倦和不可預測的極端波動的貨幣匯率。這種波動的後果是菲亞特的國家貨幣制度，分散在世界的金錢和政治的不穩定添加人工的自然不確定性在自由市場的價格體系。弗里德曼夢想的法定貨幣波動在於灰燼，並且有一個可以理解的渴望回到一個國際貨幣固定匯率。
不幸的是，古典金本位謊言被遺忘，而最終目標，大多數美國和世界領導人是老凱恩斯主義視野中的一個世界菲亞特皮標，一個新的貨幣單位出具由世界儲備銀行（WRB）。無論是新的貨幣被稱之為“的Bancor”（提供的凱恩斯）中，“安盟”（擬由二戰美國財政部官員哈里德克斯特白），或“鳳凰”（建議由經濟學家）是不重要的。在重要的一點是，這樣一個國際紙幣，而確實免費的平衡國際收支危機（因為 WRB可以發出高達 bancors，因為它希望和供應到自己國家的選擇），將提供一個開放的通道無限世界性的通貨膨脹，或者未檢查的平衡國際收支危機或匯率下跌。
該 WRB然後將全能的行列式的世界貨幣供應和國家分配。該 WRB可以而且會受到世界它認為將是一個明智地控制通貨膨脹。不幸的是，然後將沒有站在方式無法想像的災難性的經濟大屠殺的世界性通貨膨脹失控，沒什麼，就是，除了可疑的容量WRB微調世界經濟。
雖然世界各地紙張單位和央行的最終目標仍然是世界的凱恩斯主義為導向的領導者，更現實和近因目標是返回到一個華而不實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計劃，但這次沒有檢查任何襯於黃金。已經是世界主要央行正試圖“協調”的貨幣和經濟政策，協調通貨膨脹率，匯率和修復。好戰的驅動歐洲發行紙幣由歐洲中央銀行似乎一觸即發的成功。這個目標是被賣給了輕信公眾的荒謬主張自由貿易歐洲經濟共同體（歐共體）必然需要一個總體的歐洲官僚主義，一個統一的稅收在整個歐共體，並在特別是，歐洲央行和紙單位。一旦實現，更密切的協調與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其他主要央行將立即跟進。然後，可以進入世界中央銀行還會遠嗎？短這一最終目標，但是，我們可能很快就會陷入另一個布雷頓森林體系，與隨之而來的危機，所有的國際收支和Gresham的法律，遵循固定匯率的世界菲亞特款項。
因此，面對未來，預後美元和國際貨幣體系確實是嚴峻的。除非我們回到古典金本位制在一個現實的黃金價格，國際貨幣體系是命中註定之間來回移動固定和浮動匯率構成，每個系統沒有解決的問題，工作得不好，終於瓦解。而且加速了這種分化將是持續的通貨膨脹的供應，因此美元的價格，顯示美國沒有減弱的跡象。對未來的前景正在加速，並最終在國內通貨膨脹失控，伴隨著貨幣崩潰和經濟戰國外。這預後只能改變了一個急劇改變了美國和世界貨幣體系：由回歸到自由市場的商品貨幣，如黃金，和消除政府完全從貨幣場景。
With the dollar breaking apart, the world shifted again, to a system of fluctuating fiat currencies. Within the West European bloc, exchange rates were tied to one anoth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devalued the official dollar rate by a token amount to $42 an ounce. As the dollar plunged in foreign exchange from day to day, and the West German mark, the Swiss franc, and the Japanese yen hurtled upward, the American authorities, backed by the Friedmanite economists, began to think that this was the monetary ideal. It is true that dollar surpluses and sudden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 do not plague the world under fluctuating exchange rates. Furthermore, American export firms began to chortle that falling dollar rates made American goods cheaper abroad, and therefore benefitted exports. It is true that governments persisted in interfering with exchange fluctuations ("dirty" instead of "clean" floats), but overall it seem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had sundered into a Friedmanite utopia.
But it became clear all too soon that all is far from well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long-run problem is that the hard-money countries will not sit by forever and watch their currencies become more expensive and their exports hurt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American competitors. If American inflation and dollar depreciation continues, they will soon shift to the competing devaluation, exchange controls, currency blocs, and economic warfare of the 1930s.
But more immediate is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the fact that depreciating dollars means that American imports are far more expensive, American tourists suffer abroad, and cheap exports are snapped up by foreign countries so rapidly as to raise prices of exports at home (e.g., the American wheat-and-meat price inflation). So that American exporters might indeed benefit, but only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flation-ridden American consumer. The crippling uncertainty of rapid exchange-rate fluctuations was brought starkly home to Americans with the rapid plunge of the dollar in foreign-exchange markets in July 1973.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went completely off gold in August 1971 and established the Friedmanite fluctuating fiat system in March 1973,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have suffered the most intense and most sustained bout of peacetime inf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should be clear by now that this is scarcely a coincidence. Before the dollar was cut loose from gold, Keynesians and Friedmanites, each in their own way devoted to fiat paper money, confidently predicted that when fiat money was established, the market price of gold would fall promptly to its nonmonetary level, then estimated at about $8 an ounce.
In their scorn of gold, both groups maintained that it was the mighty dollar that was propping up the price of gold, and not vice versa. Since 1971, the market price of gold has never been below the old fixed price of $35 an ounce, and has almost always been enormously higher. When,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economists such as Jacques Rueff were calling for a gold standard at a price of $70 an ounce, the price was considered absurdly high. It is now even more absurdly low. The far higher gold price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calamitous deterioration of the dollar since "modern" economists had their way and all gold backing was removed.
It is now all too clear that the world has become fed up with the unprecedented inf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at has been sparked by the fluctuating fiat currency era inaugurated in 1973. We are also weary of the extreme volatility and unpredictability of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This volatility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national fiat-money system, which fragmented the world's money and added artifici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to the natural uncertainty in the free-market price system. The Friedmanite dream of fluctuating fiat money lies in ashes, and there is an understandable yearning to return to an international money with fixed exchange rates.
Unfortunately,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lies forgotten,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most American and world leaders is the old Keynesian vision of a one-world fiat paper standard, a new currency unit issued by a World Reserve Bank (WRB). Whether the new currency be termed "the bancor" (offered by Keynes), the "unita" (proposed by World War II US Treasury official Harry Dexter White), or the "phoenix" (suggested by The Economist) is unimportant. The vital point is that such an international paper currency, while indeed free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 (since the WRB could issue as much bancors as it wished and supply them to its country of choice), would provide for an open channel for unlimited world-wide inflation, unchecked by either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 or by declines in exchange rates.
The WRB would then be the all-powerful determinant of the world's money supply and its national distribution. The WRB could and would subject the world to what it believes will be a wisely-controlled inflation. Unfortunately, there would then be nothing standing in the way of the unimaginably catastrophic economic holocaust of world-wide runaway inflation, nothing, that is, except the dubious capacity of the WRB to fine-tune the world economy.
While a world-wide paper unit and central bank remain the ultimate goal of world's Keynesian-oriented leaders, the more realistic and proximate goal is a return to a glorified Bretton Woods scheme, except this time without the check of any backing in gold. Already the world's major central banks are attempting to "coordinate" monetary and economic policies, harmonize rates of inflation, and fix exchange rates. The militant drive for a European paper currency issued by a European central bank seems on the verge of success. This goal is being sold to the gullible public by the fallacious claim that a free-trad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necessarily requires an overarching European bureaucracy, a uniformity of taxation throughout the EEC, and, in particular, a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paper unit. Once that is achieved, closer coordination with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other major central banks will follow immediately. And then, could a World Central Bank be far behind? Short of that ultimate goal, however, we may soon be plunged into yet another Bretton Woods, with all the attendant crises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esham's Law that follow from fixed exchange rates in a world of fiat moneys.
As we face the future, the prognosis for the dollar and fo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s grim indeed. Until and unless we return to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at a realistic gold price, the international money system is fated to shift back and forth between fixed and fluctuating exchange rates with each system posing unsolved problems, working badly, and finally disintegrating. And fueling this disintegration will be the continued inflation of the supply of dollars and hence of American prices which show no sign of abating. The prospect for the future is accelerating and eventually runaway inflation at home, accompanied by monetary breakdown and economic warfare abroad. This prognosis can only be changed by a drastic alteration of the American and world monetary system: by the return to a free market commodity money such as gold, and by removing government totally from the monetary scene.
米塞斯日報：星期二，2010年10月5日由美利北羅斯巴德
[摘自政府做了什麼有到我們的錢？一個 MP3音頻文件的這篇文章，閱讀傑夫 Riggenbach，可供下載。]
為了了解目前的貨幣混亂，有必要簡要地跟踪國際貨幣發展的20世紀，以了解每套不健全inflationist干預已經崩潰，其自身固有的問題，只設置了舞台，另一輪的干預措施。 20世紀歷史的世界貨幣秩序可以分為九段。讓我們看看每一個轉向。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monetary chaos, it is necessary to trace briefl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development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o see how each set of unsound inflationist interventions has collapsed of its own inherent problems, only to set the stage for another round of interventions. The 20th-century history of the world monetary order can be divided into nine phases. Let us examine each in turn.
第一階段：古典黃金標準，1815年至1914年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後，“經典”黃金標準，西方世界19世紀和20世紀初，由於文字和隱喻的黃金時代。隨著例外，銀頭疼的問題，世界上的黃金標準，這意味著每個國家貨幣（美元，英鎊，法郎等），僅僅是一個名字為一個確定重量的黃金。 “美元”，例如，被定義為 1 / 20盎司黃金，英鎊作為略小於 1 / 4盎司黃金，等等。這意味著，“匯率”之間的各種國家貨幣是固定的，不是因為他們被強行控制了政府，但在同樣的方式，一磅重定義為等於十六盎司。
國際金本位意味著金錢利益中有一人在世界各地擴展。其中一個原因的成長與繁榮，美國一直是事實，我們享受一錢整個大面積的國家。我們有一個金或至少是一個單一的美元標準在整個國家，沒有遭受混沌各縣市發行自己的貨幣，然後將波動相對於所有款項及其他城市縣。 19世紀看到的好處之一錢整個文明世界。一位資金促進自由貿易，投資，旅遊和貨幣各地，交易領域，隨之而來的增長，專業化和國際分工。
必須強調的是，黃金是各國政府不能任意選擇是貨幣的標準。黃金已經制定了許多世紀以來在自由市場上是最好的錢作為商品提供最穩定和理想的貨幣媒介。首先，供應和提供黃金只受市場力量，而不是任意印刷機的政府。
國際黃金市場的標準提供了一個自動檢查機制，對通脹的潛在的政府。它還提供了一個自動機制，保持國際收支的每個國家的平衡。正如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指出，在18世紀中葉，如果一個國家，例如法國，其供應膨脹紙法郎，其價格上漲;增加收入的文件法郎刺激從國外進口，這也刺激了事實上，現在的進口價格相對便宜的價格比在家裡。
同時，較高的價格在國內抑制出口國外，其結果是赤字，國際收支，必須支付外國法郎兌現金。黃金外流意味著法國必須最終合同的膨脹紙法郎，以防止丟失其所有黃金。如果通貨膨脹所採取的形式有銀行存款，那麼，法國銀行貸款合同和存款，以避免破產的外國人呼籲法國的銀行存款兌換黃金。降低價格的收縮在家裡，並生成出口盈餘，從而扭轉了黃金外流，直到均衡價格水平在法國和其他國家。
誠然，政府干預到19世紀以前的速度減弱這一市場機制，允許商業週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在這個黃金標準框架。這些干預措施尤其是：在政府的壟斷的薄荷，法定貨幣的法律，創造紙幣，通貨膨脹的發展和推動各銀行的政府。不過，雖然這些措施減緩了市場的調整，這些調整仍然在最終控制了局勢。因此，儘管古典金本位19世紀是不完美的，並允許較輕微的繁榮和蕭條，但它仍然為我們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好的貨幣秩序的世界已經知道的，一個秩序工作，從而保持經濟週期從失控的手，這使發展的國際自由貿易，交流和投資。[1]
We can look back upon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the Western world of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as the literal and metaphorical Golden Ag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troublesome problem of silver, the world was on a gold standard, which meant that each national currency (the dollar, pound, franc, etc.) was merely a name for a certain definite weight of gold. The "dollar," for example, was defined as 1/20 of a gold ounce, the pound sterling as slightly less than 1/4 of a gold ounce, and so on. This meant that the "exchange rates" between the various national currencies were fixed, not because they were arbitrarily controlled by government, but in the same way that one pound of weight is defined as being equal to sixteen ounces.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meant that the benefits of having one money medium were extended throughout the world.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growth and prospe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he fact that we have enjoyed one money throughout the large area of the country. we have had a gold or at least a single dollar standard within the entire country, and did not have to suffer the chaos of each city and county issuing its own money, which would then fluctuate with respect to the moneys of all the other cities and counties. The 19th century saw the benefits of one money throughout the civilized world. One money facilitated freedom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travel throughout that trading and monetary area, with the consequent growth of speci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t must be emphasized that gold was not selected arbitrarily by governments to be the monetary standard. Gold had developed for many centuries on the free market as the best money; as the commodity providing the most stable and desirable monetary medium. Above all, the supply and provision of gold was subject only to market forces, and not to the arbitrary printing press of the government.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provided an automatic market mechanism for checking the inflationary potential of government. It also provided an automatic mechanism for keep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f each country in equilibrium. As the philosopher and economist David Hume pointed out in the mid-18th century, if one nation, say France, inflates its supply of paper francs, its prices rise; the increasing incomes in paper francs stimulate imports from abroad, which are also spurred by the fact that prices of imports are now relatively cheaper than prices at home.
At the same time, the higher prices at home discourage exports abroad; the result is a deficit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which must be paid for by foreign countries cashing in francs for gold. The gold outflow means that France must eventually contract its inflated paper francs in order to prevent a loss of all of its gold. If the inflation has taken the form of bank deposits, then the French banks have to contract their loans and deposits in order to avoid bankruptcy as foreigners call upon the French banks to redeem their deposits in gold. The contraction lowers prices at home, and generates an export surplus, thereby reversing the gold outflow until the price levels are equalized in France and in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It is true that the interventions of governments previous to the 19th century weakened the speed of this market mechanism, and allowed for a business cycle of inflation and recession within this gold-standard framework. These interventions were particularly: the governments' monopolizing of the mint, legal tender laws, the creation of paper mone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lationary banking propelled by each of the governments. But while these interventions slowed the adjustments of the market, these adjustments were still in ultimate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So while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of the 19th century was not perfect, and allowed for relatively minor booms and busts, it still provided us with by far the best monetary order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an order which worked, which kept business cycles from getting out of hand, and which enabled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international trade, exchange, and investment.[1]
第二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如果古典金本位工作這麼好，為什麼它打破？它打破了，因為各國政府委託的任務，保持其貨幣應許，看到它的英鎊，美元，法郎等，總是贖回黃金，因為他們以及他們控制的銀行體系抵押。這不是黃金失敗，這是愚蠢的信任政府信守承諾。發動戰爭的災難性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各國政府不得不抬高自身的供應紙和銀行的貨幣。因此，這是嚴重的通貨膨脹，這是不可能的交戰各國政府保持其承諾，所以他們就到“取消金本位制”，即宣布自己破產後不久，進入戰爭。美國以外的所有，而進入了戰爭後期，並沒有誇大美元的供應足以危害回贖。
但是，除了美國，世界上一些經濟學家現在遭受冰雹的涅槃可自由浮動匯率（現在被稱為“骯髒浮動”），競爭性貨幣貶值，交戰貨幣集團，外匯管制，關稅和配額，以及擊穿國際貿易和投資。膨脹英鎊，法郎，馬克等貶值有關黃金和美元，貨幣混亂世界各地比比皆是。
在那些日子裡有，令人高興的是，很少有經濟學家冰雹這種情況作為貨幣的理想選擇。人們普遍認識到，第二階段是國際災難的門檻，政客和經濟學家環顧四周，看如何恢復穩定和自由的古典黃金標準。
If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worked so well, why did it break down? It broke down because governments were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keeping their monetary promises, of seeing to it that pounds, dollars, francs, etc., were always redeemable in gold as they and their controlled banking system had pledged. It was not gold that failed; it was the folly of trusting government to keep its promises. To wage the catastrophic war of World War I, each government had to inflate its own supply of paper and bank currency. So severe was this inflation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warring governments to keep their pledges, and so they went "off the gold standard," i.e., declared their own bankruptcy, shortly after entering the war. All except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entered the war late, and did not inflate the supply of dollars enough to endanger redeemability.
But, apa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suffered what some economists now hail as the Nirvana of freely-fluctuating exchange rates (now called "dirty floats"), competitive devaluations, warring currency blocs, exchange controls, tariffs and quotas, and the breakdow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 inflated pounds, francs, marks, etc., depreciated in relation to gold and the dollar; monetary chaos abounded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those days there were, happily, very few economists to hail this situation as the monetary ideal. It wa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phase II was the threshold to international disaster, and politicians and economists looked around for ways to restore the stability and freedom of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第三階段：黃金交易所標準（英國和美國），1926年至1931年
如何返回到黃金時代？明智的做法將被承認的事實，現實的，事實上的貶值英鎊，法郎，馬克等，並返回到金本位制在重新定義速度：速度，承認現有的供應貨幣和價格水平。英鎊，例如，歷來被定義在一個權重，使得等於 4.86美元。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的通脹已使英鎊下跌至約 3.50美元的自由外匯市場。其他貨幣亦同樣貶值。明智的政策將已返回英國黃金約為 3.50美元，並為其他國家也這樣做誇大相同。第一階段已經順利並能迅速恢復。相反，英國作出的重大決定重返舊黃金面值的4.86美元。[2]
他們這樣做的原因，英國國民“威望”，並在倫敦，妄圖重新建立的“硬錢”金融中心的世界。為了成功在這片英雄的愚蠢，英國將不得不緊縮貨幣供應量嚴重，其價格水平，為在4.86美元鎊出口價格太高，沒有競爭力的世界市場。但通貨緊縮是現在在政治上出了問題，為發展工會，由全國支撐系統，失業保險，工資率作出了嚴格的向下;為了緊縮，英國政府將不得不扭轉其增長福利國家。事實上，英國希望繼續膨脹貨幣和價格。因此相結合的通脹帶有返回到高估桿，英國的出口都受到抑制，在20世紀 20年代，失業是嚴重的時期都在世界上大多數正在經歷一個經濟繁榮。
英國嘗試怎麼能有他們的蛋糕，吃它在同一時間？通過建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會誘使或脅迫或其他政府將膨脹到要回被高估黃金標準桿為自己的貨幣，從而削弱自己的出口和進口補貼從英國。這正是英國一樣，因為它在前面帶路，在熱那亞會議 1922年，在創造一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金匯兌本位制。
在金匯兌本位制的工作情況如下：美國仍對古典金本位制，美元兌換黃金。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但是，回到一個偽金本位制，1926年英國和其他國家在同一時間。英鎊和其他貨幣都沒有繳納的金幣，但只有在大型酒吧，只適合國際交易。這防止了普通公民的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使用金在生活上，從而允許更廣泛的程度和銀行的紙通貨膨脹。但此外，英國不僅在英鎊兌換黃金，而且在美元，而其他國家的貨幣不兌換黃金，但在磅。而最引起這些國家返回英國黃金高估平價。其結果是聚合了美國對黃金，英鎊對美元和其他歐洲貨幣對英鎊 - 在“金匯兌本位制”，與美元和英鎊的兩個“關鍵貨幣”。
現在，當英國膨脹，它經歷了赤字平衡國際收支，黃金標準的機制，沒有工作，迅速限制英國通脹。其他國家，而不是他們的英鎊兌換黃金，他們保持了英鎊和膨脹他們之上。因此，英國和歐洲獲准膨脹下去，和英國的赤字可以積累奔放的市場紀律的黃金標準。至於美國，英國能夠誘導美國抬高美元，以便不失去很多美元儲備或黃金來美國。
該點的金匯兌本位制是能不能持久;，誰最終必須支付，但只造成了災難性的反應，長時間通貨膨脹的繁榮。由於英鎊結餘堆積在法國，美國和其他地方，絲毫喪失信心日益動搖和傑里建通脹結構必然導致全面崩潰。這正是發生在1931年虛增銀行的失敗在整個歐洲，並嘗試“硬錢”法國英鎊的現金餘額在其黃金，導致英國去完全取消金本位制。不久之後，英國在歐洲其他國家。
How to return to the Golden Age? The sensible thing to do would have been to recognize the facts of reality, the fact of the depreciated pound, franc, mark, etc., and to return to the gold standard at a redefined rate: a rate that would recognize the existing supply of money and price levels. The British pound, for example, had been traditionally defined at a weight which made it equal to $4.86. But by the end of World War I, the inflation in Britain had brought the pound down to approximately $3.50 on the free foreign-exchange market. Other currencies were similarly depreciated. The sensible policy would have been for Britain to return to gold at approximately $3.50, and for the other inflated countries to do the same. Phase I could have been smoothly and rapidly restored. Instead, the British made the fateful decision to return to gold at the old par of $4.86.[2]
They did so for reasons of British national "prestige," and in a vain attempt to reestablish London as the "hard money" financial center of the world. To succeed at this piece of heroic folly, Britain would have had to deflate severely its money supply and its price levels, for at a $4.86 pound British export prices were far too high to be 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markets. But deflation was now politic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for the growth of trade unions, buttressed by a nationwide system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had made wage rates rigid downward; in order to deflat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ould have had to reverse the growth of its welfare state. In fact, the British wished to continue to inflate money and prices. As a result of combining inflation with a return to an overvalued par, British exports were depressed all during the 1920s and unemployment was severe all during the period when most of the world was experiencing an economic boom.
How could the British try to have their cake and eat it at the same time? By establishing a 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which would induce or coerce other governments into inflating or into going back to gold at overvalued pars for their own currencies, thus crippling their own exports and subsidizing imports from Britain. This is precisely what Britain did, as it led the way, at the Genoa Conference of 1922, in creating a 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worked as follows: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ed on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redeeming dollars in gold. Britain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est, however, returned to a pseudo-gold standard, Britain in 1926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same time. British pounds and other currencies were not payable in gold coins, but only in large-sized bars, suitable only for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This prevented the ordinary citizens of Britain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from using gold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thus permitted a wider degree of paper and bank inflation. But furthermore, Britain redeemed pounds not merely in gold, but also in dollars; while the other countries redeemed their currencies not in gold, but in pounds. And most of these countries were induced by Britain to return to gold at overvalued parities. The result was a pyramiding of United States on gold, of British pounds on dollars, and of other European currencies on pounds —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with the dollar and the pound as the two "key currencies."
Now when Britain inflated, and experienced a deficit in its balance of payments, the gold-standard mechanism did not work to quickly restrict British inflation. For instead of other countries redeeming their pounds for gold, they kept the pounds and inflated on top of them. Hence Britain and Europe were permitted to inflate unchecked, and British deficits could pile up unrestrained by the market discipline of the gold standard. As for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was able to induce the United States to inflate dollars so as not to lose many dollar reserves or gol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point of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is that it cannot last; the piper must eventually be paid, but only in a disastrous reaction to the lengthy inflationary boom. As sterling balances piled up in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lsewhere, the slightest loss of confidence in the increasingly shaky and jerry-built inflationary structure was bound to lead to general collapse. This is precisely what happened in 1931; the failure of inflated banks throughout Europe, and the attempt of "hard money" France to cash in its sterling balances for gold, led Britain to go off the gold standard completely. Britain was soon followed by the other countries of Europe.
第四階段：法定貨幣波動，1931-1945
世界是現在又回到了貨幣混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但現在似乎有一點希望有一個恢復的黃金。國際經濟秩序的混亂已經分裂為清潔和骯髒的浮動匯率，競爭性貨幣貶值，外匯管制和貿易障礙，國際經濟和貨幣之間的貨幣戰爭肆虐和貨幣集團。國際貿易和投資都幾乎癱瘓，貿易通過易貨貿易協定進行了由政府進行競爭，彼此衝突。國務卿赫爾多次指出，這些貨幣和經濟衝突的主要原因是20世紀 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 [3]。
美國仍對黃金標準兩年，然後在1933年至1934年，去了經典的黃金標準，妄圖擺脫了大蕭條。美國公民可以不再兌換美元的黃金，甚至禁止其擁有任何黃金，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但美國依然存在，1934年後，在一個特殊的新形式的黃金標準，在美元，現在重新定義為 1 / 35盎司的黃金，是可贖回的黃金向外國政府和中央銀行。一個揮之不去的領帶金價依然。此外，歐洲貨幣混亂，導致黃金流入的唯一相對安全的避風港貨幣，美國。
肆無忌憚的混亂和經濟戰的1930點了一個重要的教訓：在嚴重的政治缺陷（除了經濟問題）在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學派的貨幣計劃可自由波動的法定貨幣。對於會做什麼 Friedmanites - 在自由市場的名稱 - 是切斷所有的聯繫，黃金完全離開每個國家的絕對控制貨幣在中央政府手中發出的文件，作為法定貨幣的菲亞特 - 然後告知各政府允許其貨幣自由浮動的所有其他方面的法定貨幣，以及避免過於誇大其貨幣悍然。嚴重的政治缺陷是手總量控制貨幣供給的民族國家，並希望和期待，國家將不使用這種權力。而且，由於力量總是趨向於使用，包括假冒的權力在法律上，天真，以及中央集權的性質，這種類型的程序應該是赤裸裸的明顯。
因此，災難性的經驗，第四階段，20世紀 30年代世界菲亞特紙和經濟戰，導致美國當局採取的經濟戰爭作為其主要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可行的恢復國際貨幣秩序，一個訂單就可能建立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世界貿易和成果的國際分工。
The world was now back to the monetary chaos of World War I, except that now there seemed to be little hope for a restoration of gol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had disintegrated into the chaos of clean and dirty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competing devaluations, exchange controls, and trade barrier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monetary warfare raged between currencies and currency bloc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came to a virtual standstill; and trade was conducted through barter agreements conducted by governments competing and conflicting with one another. Secretary of State Cordell Hull repeatedly pointed out that these monetary and economic conflicts of the 1930s were the major cause of World War II.[3]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ed on the gold standard for two years, and then, in 1933–1934, went off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in a vain attempt to get out of the depression. American citizens could no longer redeem dollars in gold, and were even prohibited from owning any gold, either here or abroad. But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ed, after 1934, on a peculiar new form of gold standard, in which the dollar, now redefined to 1/35 of a gold ounce, was redeemable in gold to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A lingering tie to gold remained. Furthermore, the monetary chaos in Europe led to gold flowing into the only relatively safe monetary have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aos and the unbridled economic warfare of the 1930s points up an important lesson: the grievous political flaw (apart from the economic problems) in the Milton Friedman-Chicago School monetary scheme for freely-fluctuating fiat currencies. For what the Friedmanites would do — in the name of the free market — is to cut all ties to gold completely, leave the absolute control of each national currency in the hands of its central government issuing fiat paper as legal tender — and then advise each government to allow its currency to fluctuate freely with respect to all other fiat currencies, as well as to refrain from inflating its currency too outrageously. The grave political flaw is to hand total control of the money supply to the Nation-State, and then to hope and expect that the State will refrain from using that power. And since power always tends to be used, including the power to counterfeit legally, the naivete, as well as the statist nature, of this type of program should be starkly evident.
And so, the disastrous experience of phase IV, the 1930s world of fiat paper and economic warfare, led the US authorities to adopt as their major economic war aim of World War II the restoration of a viabl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an order on which could be built a renaissance of world trade and the fruit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第五階段：布雷頓森林和新金匯兌本位（美國）1945年至68年
新的國際貨幣秩序的設想，然後通過推動美國在國際貨幣會議在布雷頓森林，新罕布什爾州，中旬1944年，經國會批准在七月，1945年。儘管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工作遠勝於上世紀 30年代的災難，它的工作只是作為另一個通貨膨脹復發的金匯兌本位制的1920 - 像1920 - 系統只活在借來的時間。
新的系統基本上是金匯兌本位制，但與上世紀 20年代美元取代英鎊粗暴地為一體的“主要貨幣”。現在美元，價值 1 / 35盎司的黃金，也成為唯一的關鍵貨幣。另一個不同是，從 20世紀 20年代，美元不再兌換黃金的美國公民，而是1930年的系統仍在繼續，美元兌換黃金只向外國政府和中央銀行。沒有個人，只有政府，是被允許的特權救贖美元，在世界黃金貨幣。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金字塔美元（對紙幣和銀行存款）黃金之上，其中美元可以兌換外國政府，而所有其他國家政府舉行的美元作為基本的貨幣儲備，對金字塔頂部美元。此外，由於美國開始了戰後世界的一個巨大的存量黃金（約 250億美元）有足夠的美元債權玩金字塔之上的。此外，該系統可以“工作”了一段時間，因為世界上所有的貨幣返回前的新系統在二戰標準桿，其中大部分是在條件非常高估的膨脹和貨幣貶值。英鎊的膨脹，例如，返回在4.86美元，儘管它是價值遠遠小於條款，在市場上的購買力。因為，美元被人為低估和大多數其他貨幣在1945年被高估，美元被製成稀少，世界遭受了所謂的美元短缺，而美國的納稅人應該是有義務，靠外國援助。總之，出口順差享有被低估的美元將部分資金是由美國納稅人倒霉的形式外援。
“自1971年以來，市場黃金價格從來沒有低於舊的固定價格 35美元一盎司。”
有足夠的空間被通脹報復前可以規定，在美國政府開始其戰後持續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它一直奉行的政策歡快至今。到了50年代初，美國通脹開始持續力挽狂瀾的國際貿易。因為儘管美國膨脹，貨幣和信貸擴張，主要歐洲國家的政府，其中許多是受“奧”的貨幣顧問，追求一個相對“硬錢”政策（例如，西德，瑞士，法國，意大利）。英國被迫急inflationist其流出的美元，英鎊貶值更符合實際的水平（這一段約 2.40美元）。
所有這一切，再加上提高生產力的歐洲，後來日本，導致持續平衡國際收支赤字和美國。隨著 20世紀 50年代和60年代的推移，美國越來越 inflationist，無論是絕對和相對日本和西歐。但是，古典金本位檢查通貨膨脹 - 尤其是美國通脹 - 不見了。對於規則的布雷頓森林比賽規定，西歐各國不得不繼續堆放其儲備，甚至使用這些美元為基地，誇大自己的貨幣和信貸。
但隨著 20世紀 50年代和60年代的持續，更難貨幣西歐國家（和日本）成為不安於被迫堆放美元被高估，而不是現在越來越被低估。隨著購買力的真正價值，因此美元下跌，他們越來越不想要的外國政府。但是，他們被鎖入一個系統，被越來越多的夢魘。美國的反應，歐洲的投訴，由法國和DeGaulle為首的主要貨幣顧問，古典金本位經濟學家的JcaquesRueff，只是蔑視和粗暴解僱。美國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簡單地宣布，歐洲不得不使用美元作為其正式貨幣，它也沒有辦法對它越來越多的問題，因此美國可能會繼續膨脹，而輕率地推行政策的“善意忽視”向國際貨幣後果其自己的行動。
但歐洲確實有法律選擇的黃金兌換美元，35美元一盎司。而由於美元日益被高估的貨幣條件艱苦的錢和黃金，歐洲各國政府也開始越來越多地行使這一選擇。黃金標準的檢查是未來投入使用，因此黃金流入穩步走出了美國 20年後，50年代初，美國的黃金儲備，直至萎縮在此期間，從超過 200億美元至90億美元。由於美元不斷膨脹金基萎縮後，如何能保持美國外交美元兌換黃金 - 的基石，布雷頓森林體系？
這些問題並沒有放慢美國繼續通貨膨脹美元和價格，也不是美國的政策的“善意的忽視”，這導致了60年代後期在加速堆積不低於 800億美元不必要的美元在歐洲（被稱為歐洲美元）。試圖阻止歐洲贖回美元黃金，美國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對歐洲各國政府，類似的，但在規模大得多的英國，法國不哄騙其沉重英鎊兌換結餘，直到1931年。但是，經濟規律有一個方法，終於，赶超與各國政府，這是發生在通脹高興美國政府在20世紀 60年代末。黃金交換系統布雷頓森林體系 - 歡呼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的建立作為常任理事國和堅不可摧 - 開始於 1968年迅速瓦解。
The 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was conceived and then driven through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nference at Bretton Woods, New Hampshire, in mid-1944, and ratified by the Congress in July, 1945. While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worked far better than the disaster of the 1930s, it worked only as another inflationary recrudescence of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of the 1920s and — like the 1920s — the system lived only on borrowed time.
The new system was essentially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of the 1920s but with the dollar rudely displacing the British pound as one of the "key currencies." Now the dollar, valued at 1/35 of a gold ounce, was to be the only key currency. The other difference from the 1920s was that the dollar was no longer redeemable in gold to American citizens; instead, the 1930's system was continued, with the dollar redeemable in gold only to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their central banks. No private individuals, only governments, were to be allowed the privilege of redeeming dollars in the world gold currency.
I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pyramided dollars (in paper money and in bank deposits) on top of gold, in which dollars could be redeem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while all other governments held dollars as their basic reserve and pyramided their currency on top of dollars. And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he postwar world with a huge stock of gold (approximately $25 billion) there was plenty of play for pyramiding dollar claims on top of it. Furthermore, the system could "work" for a while because all the world's currencies returned to the new system at their pre-World War II pars, most of which were highly overvalued in terms of their inflated and depreciated currencies. The inflated pound sterling, for example, returned at $4.86, even though it was worth far less than that in terms of purchasing power on the market. Since the dollar was artificially undervalued and most other currencies overvalued in 1945, the dollar was made scarce, and the world suffered from a so-called dollar shortage, which the American taxpayer was supposed to be obligated to make up by foreign aid. In short, the export surplus enjoyed by the undervalued American dollar was to be partly financed by the hapless American taxpayer in the form of foreign aid.
"Since 1971, the market price of gold has never been below the old fixed price of $35 an ounce."
There being plenty of room for inflation before retribution could set in, the US government embarked on its postwar policy of continual monetary inflation, a policy it has pursued merrily ever since. By the early 1950s, the continuing American inflation began to turn the tid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was inflating and expanding money and credit, the major European governments, many of them influenced by "Austrian" monetary advisers, pursued a relatively "hard money" policy (e.g., West Germany, Switzerland, France, Italy). Steeply inflationist Britain was compelled by its outflow of dollars to devalue the pound to more realistic levels (for a while it was approximately $2.40).
All this, combined with the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of Europe, and later Japan, led to continuing balance-of-payments defici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1950s and 1960s wore on,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more and more inflationist, both absolutely and relatively to Japan and Western Europe. But the classical gold-standard check on inflation — especially American inflation — was gone. For the rules of the Bretton Woods game provided that the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had to keep piling up their reserve, and even use these dollars as a base to inflate their own currency and credit.
But as the 1950s and 1960s continued, the harder-money countries of West Europe (and Japan) became restless at being forced to pile up dollars that were now increasingly overvalued instead of undervalued. As the purchasing power and hence the true value of dollars fell, they became increasingly unwant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But they were locked into a system that was more and more of a nightmare. The American reaction to the European complaints, headed by France and DeGaulle's major monetary adviser, the classical gold-standard economist Jacques Rueff, was merely scorn and brusque dismissal. American politicians and economists simply declared that Europe was forced to use the dollar as its currency, that it could do nothing about its growing problems, and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keep blithely inflating while pursuing a policy of "benign neglect"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nsequences of its own actions.
But Europe did have the legal option of redeeming dollars in gold at $35 an ounce. And as the dollar became increasingly overvalued in terms of hard money currencies and gold, European governments began more and more to exercise that option. The gold-standard check was coming into use; hence gold flowed steadily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wo decades after the early 1950s, until the US gold stock dwindled over this period from over $20 billion to $9 billion. As dollars kept inflating upon a dwindling gold base, how could the United States keep redeeming foreign dollars in gold — the cornerston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se problems did not slow down continued US inflation of dollars and prices, nor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of "benign neglect," which resulted by the late 1960s in an accelerated pileup of no less than $80 billion in unwanted dollars in Europe (known as Eurodollars). To try to stop European redemption of dollars into gold, the United States exerted intense political pressure on the European governments, similar but on a far larger scale to the British cajoling of France not to redeem its heavy sterling balances until 1931. But economic law has a way, at long last, of catching up with governments, and this is what happened to the inflation-happy US government by the end of the 1960s. The gold-exchange system of Bretton Woods — hailed by the 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stablishment as permanent and impregnable — began to unravel rapidly in 1968.
第六階段：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揭開，1968-1971
由於美元與黃金堆積在國外繼續向外流動，美國發現越來越難以維持黃金價格在35美元一盎司黃金的自由市場在倫敦和蘇黎世。 35美元一盎司是梯形的制度，而美國公民被禁止從 1934年以來黃金擁有在世界任何地方，其他公民享有的自由，自己的金條和金幣。因此，單程個別歐洲人手中的美元兌換黃金是出售他們的美元對黃金的35美元一盎司黃金的自由市場。由於不斷膨脹，美元貶值，作為美國平衡國際收支赤字持續，歐洲人和其他私人市民開始加速其銷售黃金的美元。為了保持對美元在35美元一盎司，美國政府被迫洩漏減少黃金股票從 35美元的價格支持在倫敦和蘇黎世。
一個信任危機，美元對黃金市場主導的自由美國的影響從根本上改變貨幣體系 1968年3月。這個想法是為了阻止討厭的自由黃金市場從曾經再次危及布雷頓森林安排。因此誕生了“雙層黃金市場。”當時的想法是自由的黃金市場可以去大火，那將是嚴格絕緣的實際行動，貨幣的中央銀行和政府的世界。美國將不再試圖保持自由市場黃金價格為 35美元，那將無視自由的黃金市場，它和所有其他政府同意保持美元的價值在35美元一盎司到永遠。
“兩層系統對危機迅速蔓延 - 並最終解散布雷頓森林體系”。
政府和中央銀行的世界將從此不再購買黃金，從“外”市場，將出售更多的黃金沒有對這一市場，從現在開始，黃金將只需將作為從一個櫃檯到另一個中央銀行，新的黃金供應免費黃金市場，黃金或私人需求，他們會帶自己的過程中完全脫離貨幣安排世界。
伴隨著這一點，美國極力推動新推出的一個新種世界紙張儲備，特別提款權（特別提款權），它是希望最終將完全取代黃金，並作為一個新的世界紙幣將發行未來的世界儲備銀行，如果這樣的制度是以往任何時候都成立的話，美國可能永遠膨脹選中，聯同其他世界各國政府（當時唯一的限制將是災難性的一個世界範圍內通貨膨脹失控和crackup世界紙貨幣）。但特別提款權，combatted激烈，因為他們已經是西歐和“硬錢”的國家，迄今只有一小補充，美國和其他貨幣儲備。
所有親紙經濟學家，從凱恩斯主義到Friedmanites，現在已經有信心就會消失，黃金在國際貨幣體系;切斷了它的“支持”，由美元，這些經濟學家都滿懷信心地預言，自由市場黃金價格會很快下降低於 35美元一盎司，甚至下降到估計的“工業”非貨幣性黃金價格 10美元一盎司。相反，自由的黃金價格，不會低於 35美元，已穩步美元以上的35人，由1973年初已攀升至約 125美元一盎司，這個數字是無親紙經濟學家會想到可能就在一年前。
遠從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新的貨幣體系，兩層黃金市場只買了幾年的時間;美國的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的繼續。歐洲美元迅速積累，黃金繼續向外流動，具有較高的自由市場黃金價格只是揭示了世界的信心喪失加速了美元。兩層系統對危機迅速蔓延 - 並最終解散布雷頓森林體系 [4]。
As dollars piled up abroad and gold continued to flow outward, the United States found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price of gold at $35 an ounce in the free gold markets at London and Zurich. Thirty-five dollars an ounce was the keystone of the system, and while American citizens have been barred since 1934 from owning gold anywhere in the world, other citizens have enjoyed the freedom to own gold bullion and coin. Hence, one way for individual Europeans to redeem their dollars in gold was to sell their dollars for gold at $35 an ounce in the free gold market. As the dollar kept inflating and depreciating, and as American balance-of-payments deficits continued, Europeans and other private citizens began to accelerate their sales of dollars into gold. In order to keep the dollar at $35 an ounce, the US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leak out gold from its dwindling stock to support the $35 price at London and Zurich.
A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the dollar on the free gold markets led the United States to effect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monetary system in March 1968. The idea was to stop the pesky free gold market from ever again endangering the Bretton Woods arrangement. Hence was born the "two-tier gold market." The idea was that the free gold market could go to blazes; it would be strictly insulated from the real monetary action in the central banks and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 longer try to keep the free-market gold price at $35; it would ignore the free gold market, and it and all the other governments agreed to keep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at $35 an ounce forevermore.
"The two-tier system moved rapidly toward crisis — and to the final dissolution of Bretton Woods."
The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of the world would henceforth buy no more gold from the "outside" market and would sell no more gold to that market; from now on gold would simply move as counters from one central bank to another, and new gold supplies, free gold market, or private demand for gold would take their own course completely separated from the monetary arrangements of the world.
Along with this, the United States pushed hard for the new launching of a new kind of world paper reserve,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 which it was hoped would eventually replace gold altogether and serve as a new world paper currency to be issued by a future World Reserve Bank; if such a system were ever established, the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inflate unchecked forevermore,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world governments (the only limit would then be the disastrous one of a worldwide runaway inflation and the crackup of the world paper currency). But the SDRs, combatted intensely as they have been by Western Europe and the "hard-money" countries, have so far been only a small supplement to American and other currency reserves.
All pro-paper economists, from Keynesians to Friedmanites, were now confident that gold would disappear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cut off from its "support" by the dollar, these economists all confidently predicted, the free-market gold price would soon fall below $35 an ounce, and even down to the estimated "industrial" nonmonetary gold price of $10 an ounce. Instead, the free price of gold, never below $35, had been steadily above $35, and by early 1973 had climbed to around $125 an ounce, a figure that no pro-paper economist would have thought possible as recently as a year earlier.
Far from establishing a permanent new monetary system, the two-tier gold market only bought a few years of time; American inflation and deficits continued. Eurodollars accumulated rapidly, gold continued to flow outward, and the higher free-market price of gold simply revealed the accelerated loss of world confidence in the dollar. The two-tier system moved rapidly toward crisis — and to the final dissolution of Bretton Woods.[4]
第七階段：最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法定貨幣波動，八月至1971年12月
8月15日，1971年，在同一時間，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價格實行工資凍結，妄圖包圍檢查通貨膨脹，尼克松先生也帶來了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到結束。隨著歐洲央行最後揚言要贖回他們的大部分股票腫美元的黃金，尼克松總統徹底關閉了黃金。這是第一次在美國歷史上，美元是完全菲亞特，完全沒有黃金的支持。即使是微妙的聯繫與黃金保持1933年以來，現在斷。世界正陷入上世紀 30年代菲亞特系統 - 更糟的是，因為現在即使是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前方若隱若現的恐懼幽靈貨幣集團，競爭性貨幣貶值，經濟戰，擊穿國際貿易和投資，與世界範圍的經濟衰退有便會隨之而來。
怎麼辦？試圖恢復國際貨幣秩序缺乏一個鏈接到黃金，美國領導的世界帶入 12月18日史密森協定，1971年。
On August 15, 1971, at the same time that President Nixon imposed a price-wage freeze in a vain attempt to check bounding inflation, Mr. Nixon also brought the postwar Bretton Woods system to a crashing end. As European central banks at last threatened to redeem much of their swollen stock of dollars for gold, President Nixon went totally off gol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dollar was totally fiat, totally without backing in gold. Even the tenuous link with gold maintained since 1933 was now severed. The world was plunged into the fiat system of the 1930s — and worse, since now even the dollar was no longer linked to gold. Ahead loomed the dread spectre of currency blocs, competing devaluations, economic warfare, and the breakdow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the worldwide depression that would then ensue.
What to do? Attempting to restore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lacking a link to gold, the United States led the world into the Smithsonian Agreement on December 18, 1971.
第八階段：史密森協定，1971年12月，1973年2月
史密森協定，尼克松總統稱讚為“最偉大的金融協議，在歷史的世界”，更是不可靠和不健全的比金匯兌本位制或超過上世紀 2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這一次再次，世界各國的承諾維持固定匯率，但這次沒有黃金或世界錢給任何貨幣的後盾。此外，許多歐洲貨幣被低估平價固定在相對於美元;美國唯一讓步是微不足道的貶值美元匯率的官方38美元一盎司。不過，雖然許多太少，太晚了，這種貶值是一個顯著無盡的全面侵犯美國官方的聲明，其中承諾要維持 35美元的速度永遠。現在，在去年35美元的價格是含蓄地承認為不雕刻的石粒。
這是不可避免的固定匯率，甚至更廣泛的一致區域波動，但缺少一個世界中的交流，注定要迅速失敗。這是特別真實的，因為美國通貨膨脹的貨幣和價格的下降，美元和平衡國際收支逆差繼續聽之任之。
腫脹的供應歐洲美元，再加上持續的通貨膨脹和拆卸的黃金作後盾，推動了自由市場的黃金價格高達 215美元一盎司。而作為高估和低估，美元對歐洲和日本的硬錢變得越來越明顯，終於解體，美元對世界市場的恐慌個月日至1973年3月。它不可能成為西德，瑞士，法國和其他國家繼續硬錢購買美元，以支持美元匯率的高估。在一年多一點，史密森尼系統中沒有黃金的固定匯率已粉碎的岩石上，除了經濟現實。
The Smithsonian Agreement, hailed by President Nixon as the "greatest monetary agree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as even more shaky and unsound than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of the 1920s or than Bretton Woods. For once again,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pledged to maintain fixed exchange rates, but this time with no gold or world money to give any currency backing. Furthermore, many European currencies were fixed at undervalued parities in relation to the dollar; the only US concession was a puny devaluation of the official dollar rate to $38 an ounce. But while much too little and too late, this devaluation was significant in violating an endless round of official American pronouncements, which had pledged to maintain the $35 rate forevermore. Now at last the $35 price was implicitly acknowledged as not graven on tablets of stone.
It was inevitable that fixed exchange rates, even with wider agreed zones of fluctuation, but lacking a world medium of exchange, were doomed to rapid defeat. This was especially true since American inflation of money and prices, the decline of the dollar, and balance-of-payments deficits continued unchecked.
The swollen supply of Eurodollars, combined with the continued inflation and the removal of gold backing, drove the free-market gold price up to $215 an ounce. And as the overvaluation of the dollar and the undervaluation of European and Japanese hard money became increasingly evident, the dollar finally broke apart on the world markets in the panic months of February–March 1973. It became impossible for West Germany, Switzerland, France and the other hard money countries to continue to buy dollar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dollar at an overvalued rate. In little over a year, the Smithsonian system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without gold had smashed apart on the rocks of economic reality.
第九階段：法定貨幣的波動，1973年3月 - ？
隨著美元分裂，世界再次轉移，在法定貨幣體系的波動。在西歐集團，匯率掛鉤彼此，美國再次貶值，美元匯率的官方象徵性金額由42美元一盎司。由於美元匯率暴跌，從一天又一天，和西方德國馬克，瑞士法郎，日元和飛進向上，美國當局，背靠弗里德曼經濟學家開始認為這是貨幣的理想選擇。誠然，美元的盈餘和突發平衡國際收支危機並不鼠疫在世界受到匯率波動。此外，美國出口企業開始得意的高笑是美元貶值使得美國商品更便宜的利率在國外，因此受惠的出口。誠然，政府堅持干預匯率波動（“臟”而不是“乾淨”浮筒），但總體看來，國際金融秩序有越軌到弗里德曼的烏托邦。
但很明顯所有的太快，一切都遠遠好於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從長遠的問題是，硬貨幣的國家不會坐視永遠看著自己的貨幣變得更加昂貴，傷害他們的出口，以造福他們的美國競爭對手。如果美國的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下去，他們很快就會轉移到競爭性貶值，外匯管制，貨幣集團和經濟戰 20世紀 30年代。
但更直接的是，對方的硬幣：事實上，美元貶值意味著美國進口的更昂貴，美國遊客遭受國外，廉價出口搶購外國如此之快，以提高出口價格在家裡（例如，美國小麥和肉的價格通貨膨脹）。因此，美國的出口商可能確實的好處，但只能在犧牲通脹纏身的美國消費者。快速的削弱不確定性的匯率波動是赤裸裸地回家給美國人帶來的快速下跌，美元在外匯市場在1973年7月。
由於美國完全關閉了金1971年8月，成立了弗里德曼波動菲亞特系統 1973年3月，美國和整個世界都遭受了最激烈，最持久的和平時期通貨膨脹布特在歷史的世界。它現在應該清楚，這是幾乎沒有一個巧合。之前，美元兌開除的黃金，凱恩斯主義者和Friedmanites，各按他們自己的方式向菲亞特公司投入紙幣，自信地預言，成立時法定貨幣，市場黃金價格將下降迅速的非貨幣的水平，那麼估計約為8美元一盎司。
在他們蔑視的黃金，這兩個群體認為，這是強大的支撐美元的是黃金的價格，而不是相反。自1971年以來，市場黃金價格從來沒有低於舊的固定價格 35美元一盎司，幾乎總是比現在高出許多。時，在20世紀 50年代和60年代，經濟學家如被要求的JcaquesRueff金標準的價格每盎司70美元的價格被認為是荒謬的高度。它現在甚至荒謬地低。遠高的黃金價格是災難性惡化的跡象，美元因為“現代”經濟學家有自己的方式和所有黃金的支持已被刪除。
現在是很清楚，世界已變得厭倦了空前的通貨膨脹，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已經引起了時代的脈動法定貨幣於 1973年落成。我們也厭倦和不可預測的極端波動的貨幣匯率。這種波動的後果是菲亞特的國家貨幣制度，分散在世界的金錢和政治的不穩定添加人工的自然不確定性在自由市場的價格體系。弗里德曼夢想的法定貨幣波動在於灰燼，並且有一個可以理解的渴望回到一個國際貨幣固定匯率。
不幸的是，古典金本位謊言被遺忘，而最終目標，大多數美國和世界領導人是老凱恩斯主義視野中的一個世界菲亞特皮標，一個新的貨幣單位出具由世界儲備銀行（WRB）。無論是新的貨幣被稱之為“的Bancor”（提供的凱恩斯）中，“安盟”（擬由二戰美國財政部官員哈里德克斯特白），或“鳳凰”（建議由經濟學家）是不重要的。在重要的一點是，這樣一個國際紙幣，而確實免費的平衡國際收支危機（因為 WRB可以發出高達 bancors，因為它希望和供應到自己國家的選擇），將提供一個開放的通道無限世界性的通貨膨脹，或者未檢查的平衡國際收支危機或匯率下跌。
該 WRB然後將全能的行列式的世界貨幣供應和國家分配。該 WRB可以而且會受到世界它認為將是一個明智地控制通貨膨脹。不幸的是，然後將沒有站在方式無法想像的災難性的經濟大屠殺的世界性通貨膨脹失控，沒什麼，就是，除了可疑的容量WRB微調世界經濟。
雖然世界各地紙張單位和央行的最終目標仍然是世界的凱恩斯主義為導向的領導者，更現實和近因目標是返回到一個華而不實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計劃，但這次沒有檢查任何襯於黃金。已經是世界主要央行正試圖“協調”的貨幣和經濟政策，協調通貨膨脹率，匯率和修復。好戰的驅動歐洲發行紙幣由歐洲中央銀行似乎一觸即發的成功。這個目標是被賣給了輕信公眾的荒謬主張自由貿易歐洲經濟共同體（歐共體）必然需要一個總體的歐洲官僚主義，一個統一的稅收在整個歐共體，並在特別是，歐洲央行和紙單位。一旦實現，更密切的協調與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其他主要央行將立即跟進。然後，可以進入世界中央銀行還會遠嗎？短這一最終目標，但是，我們可能很快就會陷入另一個布雷頓森林體系，與隨之而來的危機，所有的國際收支和Gresham的法律，遵循固定匯率的世界菲亞特款項。
因此，面對未來，預後美元和國際貨幣體系確實是嚴峻的。除非我們回到古典金本位制在一個現實的黃金價格，國際貨幣體系是命中註定之間來回移動固定和浮動匯率構成，每個系統沒有解決的問題，工作得不好，終於瓦解。而且加速了這種分化將是持續的通貨膨脹的供應，因此美元的價格，顯示美國沒有減弱的跡象。對未來的前景正在加速，並最終在國內通貨膨脹失控，伴隨著貨幣崩潰和經濟戰國外。這預後只能改變了一個急劇改變了美國和世界貨幣體系：由回歸到自由市場的商品貨幣，如黃金，和消除政府完全從貨幣場景。
With the dollar breaking apart, the world shifted again, to a system of fluctuating fiat currencies. Within the West European bloc, exchange rates were tied to one anoth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devalued the official dollar rate by a token amount to $42 an ounce. As the dollar plunged in foreign exchange from day to day, and the West German mark, the Swiss franc, and the Japanese yen hurtled upward, the American authorities, backed by the Friedmanite economists, began to think that this was the monetary ideal. It is true that dollar surpluses and sudden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 do not plague the world under fluctuating exchange rates. Furthermore, American export firms began to chortle that falling dollar rates made American goods cheaper abroad, and therefore benefitted exports. It is true that governments persisted in interfering with exchange fluctuations ("dirty" instead of "clean" floats), but overall it seem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had sundered into a Friedmanite utopia.
But it became clear all too soon that all is far from well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long-run problem is that the hard-money countries will not sit by forever and watch their currencies become more expensive and their exports hurt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American competitors. If American inflation and dollar depreciation continues, they will soon shift to the competing devaluation, exchange controls, currency blocs, and economic warfare of the 1930s.
But more immediate is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the fact that depreciating dollars means that American imports are far more expensive, American tourists suffer abroad, and cheap exports are snapped up by foreign countries so rapidly as to raise prices of exports at home (e.g., the American wheat-and-meat price inflation). So that American exporters might indeed benefit, but only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flation-ridden American consumer. The crippling uncertainty of rapid exchange-rate fluctuations was brought starkly home to Americans with the rapid plunge of the dollar in foreign-exchange markets in July 1973.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went completely off gold in August 1971 and established the Friedmanite fluctuating fiat system in March 1973,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have suffered the most intense and most sustained bout of peacetime inf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should be clear by now that this is scarcely a coincidence. Before the dollar was cut loose from gold, Keynesians and Friedmanites, each in their own way devoted to fiat paper money, confidently predicted that when fiat money was established, the market price of gold would fall promptly to its nonmonetary level, then estimated at about $8 an ounce.
In their scorn of gold, both groups maintained that it was the mighty dollar that was propping up the price of gold, and not vice versa. Since 1971, the market price of gold has never been below the old fixed price of $35 an ounce, and has almost always been enormously higher. When,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economists such as Jacques Rueff were calling for a gold standard at a price of $70 an ounce, the price was considered absurdly high. It is now even more absurdly low. The far higher gold price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calamitous deterioration of the dollar since "modern" economists had their way and all gold backing was removed.
It is now all too clear that the world has become fed up with the unprecedented inf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at has been sparked by the fluctuating fiat currency era inaugurated in 1973. We are also weary of the extreme volatility and unpredictability of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This volatility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national fiat-money system, which fragmented the world's money and added artifici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to the natural uncertainty in the free-market price system. The Friedmanite dream of fluctuating fiat money lies in ashes, and there is an understandable yearning to return to an international money with fixed exchange rates.
Unfortunately,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lies forgotten,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most American and world leaders is the old Keynesian vision of a one-world fiat paper standard, a new currency unit issued by a World Reserve Bank (WRB). Whether the new currency be termed "the bancor" (offered by Keynes), the "unita" (proposed by World War II US Treasury official Harry Dexter White), or the "phoenix" (suggested by The Economist) is unimportant. The vital point is that such an international paper currency, while indeed free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 (since the WRB could issue as much bancors as it wished and supply them to its country of choice), would provide for an open channel for unlimited world-wide inflation, unchecked by either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 or by declines in exchange rates.
The WRB would then be the all-powerful determinant of the world's money supply and its national distribution. The WRB could and would subject the world to what it believes will be a wisely-controlled inflation. Unfortunately, there would then be nothing standing in the way of the unimaginably catastrophic economic holocaust of world-wide runaway inflation, nothing, that is, except the dubious capacity of the WRB to fine-tune the world economy.
While a world-wide paper unit and central bank remain the ultimate goal of world's Keynesian-oriented leaders, the more realistic and proximate goal is a return to a glorified Bretton Woods scheme, except this time without the check of any backing in gold. Already the world's major central banks are attempting to "coordinate" monetary and economic policies, harmonize rates of inflation, and fix exchange rates. The militant drive for a European paper currency issued by a European central bank seems on the verge of success. This goal is being sold to the gullible public by the fallacious claim that a free-trad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necessarily requires an overarching European bureaucracy, a uniformity of taxation throughout the EEC, and, in particular, a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paper unit. Once that is achieved, closer coordination with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other major central banks will follow immediately. And then, could a World Central Bank be far behind? Short of that ultimate goal, however, we may soon be plunged into yet another Bretton Woods, with all the attendant crises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esham's Law that follow from fixed exchange rates in a world of fiat moneys.
As we face the future, the prognosis for the dollar and fo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s grim indeed. Until and unless we return to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at a realistic gold price, the international money system is fated to shift back and forth between fixed and fluctuating exchange rates with each system posing unsolved problems, working badly, and finally disintegrating. And fueling this disintegration will be the continued inflation of the supply of dollars and hence of American prices which show no sign of abating. The prospect for the future is accelerating and eventually runaway inflation at home, accompanied by monetary breakdown and economic warfare abroad. This prognosis can only be changed by a drastic alteration of the American and world monetary system: by the return to a free market commodity money such as gold, and by removing government totally from the monetary scene.
2010年10月14日
只有再打一個大規模戰爭
費爾德斯坦和克魯格曼（共濟會會員）都認為：
只有再打一場戰爭有助於擺脫世界經濟危機
────兩派經濟學家面對嚴峻就業方案對未來幾年的設想
華盛頓郵報記者：邁克爾赫希（星期二，2010年10月5日）
美國目前的經濟前景是如此嚴峻，解決的對策完全缺乏，因此只有再打一個大規模戰爭，否則沒有辦法足以使國家走出將長期面臨的高失業低增長困境。兩位著名經濟學家───分別屬於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以及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哈佛大學的馬丁費爾德斯坦（他曾經是裡根總統的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前主席）────在華盛頓的一個經濟論壇上對未來的前景前所未見地發表以上的令人不安的共同看法。
而高盛公司的揚哈祖斯說：至少會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學家對他們的意見表示贊同。他還說，他能想像的經濟情況不是“很糟糕”而是“非常糟糕。”
至於恢復到充分就業，克魯格曼說，他的估計是“基本上不會，沒有什麼好消息出現在地平線上。”克魯格曼說，美國此次經濟衰退所陷入的低谷是如此悲慘————“我們必須回顧日本的“失去的十年”作為美國未來的前景”參照。
克魯格曼和費爾德斯坦，過去經常對有關財政和稅收政策的政治意見相左，但這次卻都一致認為華盛頓的政治癱瘓已使能刺激經濟的必要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失去了可能。只有高強度的“外源性”休克，例如一場世界大戰足以打破這種循環。 ---克魯格曼說這類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空前的財政擴張刺激經濟的著名政策”。 “我並不認為我們有必要要對任何人發動戰爭， ”費爾德斯坦不無遺憾地說， “但保羅是正確的。這是我們的財政重新獲得啟動動力的唯一辦法”。他認為，當前這次經濟衰退可以類比於上一次（1931年）的經濟大蕭條。
雙方重申了他們先前共同認為的看法，奧巴馬政府對經濟的刺激力度了，難以填補產出缺口。
雖然費爾德斯坦表示了一種謹慎的樂觀態度，但是他認為：如果政府什麼也沒有做，那麼世界各地的經濟在美元不斷貶值的下驅動，會繼續下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人們對於華盛頓經濟恢復的信心不足，可能刺激各國加大出口來彌補損失。克魯格曼和哈祖斯對此沒有不同的看法，“是的，對美元信心的喪失將導致其他市場的不穩定， ”哈祖斯說，這將抵消任何經濟成長的複蘇進程。哈祖斯說，他估計未來的情況會“相當糟糕”一-因為失業率可能再次攀升，到2011年年初的幾個月超過11個百分點。是否仍有可能返回2014年之前的充分就業狀態？他認為可能性不到25%至 30%。他所預測的“非常壞的”另一種可能的進程是：在未來六至九個月發生雙底衰退。
克魯格曼還指出了另一個“災難性情況”，使得戰爭的可能再提高50%“在未來兩年內”，特別是如果預期即將舉行的中期選舉把機會賦予一個更加右翼的共和黨。
這次討論會由新世紀基金會、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以及預算與政策優先研究中心舉辦。主要議題是“關於預算政策，短期復蘇和長期增長”。有關預算政策或長期增長的問題，與會的參加者從來沒有像目前這樣地悲觀了。
只有再打一場戰爭有助於擺脫世界經濟危機
────兩派經濟學家面對嚴峻就業方案對未來幾年的設想
華盛頓郵報記者：邁克爾赫希（星期二，2010年10月5日）
美國目前的經濟前景是如此嚴峻，解決的對策完全缺乏，因此只有再打一個大規模戰爭，否則沒有辦法足以使國家走出將長期面臨的高失業低增長困境。兩位著名經濟學家───分別屬於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以及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哈佛大學的馬丁費爾德斯坦（他曾經是裡根總統的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前主席）────在華盛頓的一個經濟論壇上對未來的前景前所未見地發表以上的令人不安的共同看法。
而高盛公司的揚哈祖斯說：至少會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學家對他們的意見表示贊同。他還說，他能想像的經濟情況不是“很糟糕”而是“非常糟糕。”
至於恢復到充分就業，克魯格曼說，他的估計是“基本上不會，沒有什麼好消息出現在地平線上。”克魯格曼說，美國此次經濟衰退所陷入的低谷是如此悲慘————“我們必須回顧日本的“失去的十年”作為美國未來的前景”參照。
克魯格曼和費爾德斯坦，過去經常對有關財政和稅收政策的政治意見相左，但這次卻都一致認為華盛頓的政治癱瘓已使能刺激經濟的必要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失去了可能。只有高強度的“外源性”休克，例如一場世界大戰足以打破這種循環。 ---克魯格曼說這類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空前的財政擴張刺激經濟的著名政策”。 “我並不認為我們有必要要對任何人發動戰爭， ”費爾德斯坦不無遺憾地說， “但保羅是正確的。這是我們的財政重新獲得啟動動力的唯一辦法”。他認為，當前這次經濟衰退可以類比於上一次（1931年）的經濟大蕭條。
雙方重申了他們先前共同認為的看法，奧巴馬政府對經濟的刺激力度了，難以填補產出缺口。
雖然費爾德斯坦表示了一種謹慎的樂觀態度，但是他認為：如果政府什麼也沒有做，那麼世界各地的經濟在美元不斷貶值的下驅動，會繼續下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人們對於華盛頓經濟恢復的信心不足，可能刺激各國加大出口來彌補損失。克魯格曼和哈祖斯對此沒有不同的看法，“是的，對美元信心的喪失將導致其他市場的不穩定， ”哈祖斯說，這將抵消任何經濟成長的複蘇進程。哈祖斯說，他估計未來的情況會“相當糟糕”一-因為失業率可能再次攀升，到2011年年初的幾個月超過11個百分點。是否仍有可能返回2014年之前的充分就業狀態？他認為可能性不到25%至 30%。他所預測的“非常壞的”另一種可能的進程是：在未來六至九個月發生雙底衰退。
克魯格曼還指出了另一個“災難性情況”，使得戰爭的可能再提高50%“在未來兩年內”，特別是如果預期即將舉行的中期選舉把機會賦予一個更加右翼的共和黨。
這次討論會由新世紀基金會、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以及預算與政策優先研究中心舉辦。主要議題是“關於預算政策，短期復蘇和長期增長”。有關預算政策或長期增長的問題，與會的參加者從來沒有像目前這樣地悲觀了。
中國的國內煙草市場
2010-10-12
何新：共濟會 羅斯切爾得 利用國際評級檢驗機構盯上了中國的國內煙草市場
何新每日新聞評論：
共濟會羅斯切爾得集團利用國際評級檢驗機構盯上了中國的國內煙草市場
最近網絡突然大炒的中國煙微量金屬超標新聞的看點是：
1、煙草是中國國家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
2、共濟會羅斯切爾得家族是美英煙草的大投資者。早就瞄上了中國煙草的巨大市場，煞費苦心想攻略！
3、權威國際驗證評級機構都是控制在羅斯切爾得或洛克菲勒家族手裡的。
4、所發布的超標國煙品牌是中國最暢銷的知名品牌。
在中國名煙品牌被輿論搞臭退出市場後，合乎洋標準的洋菸即將滾滾而來。
這是羅斯切惡德家族控制中國經濟的又一毒計！這是繼匯率陷阱之後為中國預設的又一個經濟陰謀！
而且，這是在用西醫檢驗標準幾乎徹底摧毀了中國本土醫藥體係從而讓羅氏製藥大規模攻略佔領中國醫藥市場，繼之用轉基因糧食和大豆油攻陷了中國糧油市場之後────共濟會羅斯切爾德家族麾下資本利用早已滲透控制的中國網絡媒體，開始發動對中國國內煙草市場的第一輪攻擊。
羅氏體係啊，你們的精英的確很聰明，但也不要以為中國人都是傻13！
中國人，比起你們大吃特吃的肯德基麥當勞的激素催肥雞，轉基因大豆混合油，以及各種催人命、斷子絕孫的進口羅氏疫苗，煙草中含有的這點微量重金屬散佈在空氣中，實在太太微不足道了呵！
重金屬超標煙民受影響13個上榜品牌銷售受阻
記者李岩
10月8日，國際煙草控制政策評估項目（ITC）組織公佈的科研報告顯示，包括兩個豫籍品牌在內的白沙、大前門、都寶、紅雙喜、黃金葉、 Happiness(吉慶)、紅河、紅金龍、紅梅、紅旗渠、紅塔山、石林、壹枝筆共13個中國國產捲菸品牌檢測出含有重金屬，其含量與加拿大產香煙相比，最高超出3倍以上。
記者追訪發現，該報告出台後，已經引起不少煙民擔憂，上榜品牌的銷售業已受到影響，但因國內尚無標準規範，此事如何妥善解決，尚待觀察。
報告披露：13種國產捲菸重金屬超標
10月8日，第九屆亞太煙草或健康會議在澳大利亞悉尼召開。會上，國際煙草控制政策評估項目（ITC）組織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
根據媒體公開報導，這份由美國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員聯合做出的研究報告是從2005年開始，耗時3年，檢驗了中國市場上幾乎所有的常見香煙品牌。
結果顯示，在2005/2006年所檢測的13個中國香煙品牌中，砷的平均含量為0.82μg/g（0.3~3.3），鎘為3.21μg /g（2.0~5.4），鉛為2.65μg/ g（1.2~6.5），鉻為0.55μg/g（0.0~1.0）。除了鉻之外，其他三種重金屬都嚴重超標，而人體每天攝取重金屬的正常範圍分別為：砷0.1~0.3mg，鎘0.6mg，鉻0.05mg。
這13個國產捲菸品牌分屬上海(煙草)集團公司、紅雲紅河公司、山東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湖南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等，其中黃金葉、紅旗渠兩個品牌屬河南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所有。
記者走訪：“上榜”香煙銷售受影響
ITC的報告發布後，迅速通過網絡等渠道廣泛傳播，引發公眾特別是煙民廣泛關注。
“本來知道捲菸含有尼古丁，對人體健康不好，但沒想到還有這麼多對身體不好的東西，太嚇人了！”80後煙民何先生說，之前他經常抽紅旗渠香煙，但一直不知道有這麼大危害，“以後真不敢再抽了，就是抽，也得考慮是不是換個牌子。”
與何先生不同，也有一些煙民對此不以為然，持觀望態度。 “這點兒含量太小了，根本微不足道。有危害就有吧，管它呢，反正都是個抽，無非是害處多點少點而已！”網友“紫外線”說，他會關注事件的發展，但不會把這份報告“太當回事兒”。
走訪發現，相對於“紫外線”這樣的煙民，更多的煙民則非常擔心。昨日下午，記者走訪發現，與煙民的焦慮情緒對應，香煙銷售點的上榜品牌香煙的銷售已經受到一定程度影響。 “以前賣得可火，今天買的人少多了。”在經三路棗莊市場門口，記者對某品牌的銷售情況詢問時，這家小超市老闆愁眉苦臉地說。
在廣電路與花園路交叉口附近，一家銷售菸酒的公司門店也同樣受影響。記者觀察的20多分鐘內，先後有6名路人進店買煙，但無一例外買了13個上榜品牌之外的捲煙，理由都是“聽說了重金屬超標的事兒”。
部門反應：報告不完全客觀公正
對此問題，國家煙草專賣局科技司王獻生副司長9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我國還沒有對整支煙出台重金屬市場准入標準，事實上，國際上也沒有相關標準，加拿大研究者以本國煙為參照物，還列入了一些已經停止生產的香煙，從立場和角度上來看，並不能說完全客觀公正。
王獻生表示，報告中提到重金屬含量最高超出三倍以上，也就是說不是所有13種香煙重金屬含量都高於三倍。這個報告只能看做是研究性質的，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何新：共濟會 羅斯切爾得 利用國際評級檢驗機構盯上了中國的國內煙草市場
何新每日新聞評論：
共濟會羅斯切爾得集團利用國際評級檢驗機構盯上了中國的國內煙草市場
最近網絡突然大炒的中國煙微量金屬超標新聞的看點是：
1、煙草是中國國家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
2、共濟會羅斯切爾得家族是美英煙草的大投資者。早就瞄上了中國煙草的巨大市場，煞費苦心想攻略！
3、權威國際驗證評級機構都是控制在羅斯切爾得或洛克菲勒家族手裡的。
4、所發布的超標國煙品牌是中國最暢銷的知名品牌。
在中國名煙品牌被輿論搞臭退出市場後，合乎洋標準的洋菸即將滾滾而來。
這是羅斯切惡德家族控制中國經濟的又一毒計！這是繼匯率陷阱之後為中國預設的又一個經濟陰謀！
而且，這是在用西醫檢驗標準幾乎徹底摧毀了中國本土醫藥體係從而讓羅氏製藥大規模攻略佔領中國醫藥市場，繼之用轉基因糧食和大豆油攻陷了中國糧油市場之後────共濟會羅斯切爾德家族麾下資本利用早已滲透控制的中國網絡媒體，開始發動對中國國內煙草市場的第一輪攻擊。
羅氏體係啊，你們的精英的確很聰明，但也不要以為中國人都是傻13！
中國人，比起你們大吃特吃的肯德基麥當勞的激素催肥雞，轉基因大豆混合油，以及各種催人命、斷子絕孫的進口羅氏疫苗，煙草中含有的這點微量重金屬散佈在空氣中，實在太太微不足道了呵！
重金屬超標煙民受影響13個上榜品牌銷售受阻
記者李岩
10月8日，國際煙草控制政策評估項目（ITC）組織公佈的科研報告顯示，包括兩個豫籍品牌在內的白沙、大前門、都寶、紅雙喜、黃金葉、 Happiness(吉慶)、紅河、紅金龍、紅梅、紅旗渠、紅塔山、石林、壹枝筆共13個中國國產捲菸品牌檢測出含有重金屬，其含量與加拿大產香煙相比，最高超出3倍以上。
記者追訪發現，該報告出台後，已經引起不少煙民擔憂，上榜品牌的銷售業已受到影響，但因國內尚無標準規範，此事如何妥善解決，尚待觀察。
報告披露：13種國產捲菸重金屬超標
10月8日，第九屆亞太煙草或健康會議在澳大利亞悉尼召開。會上，國際煙草控制政策評估項目（ITC）組織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
根據媒體公開報導，這份由美國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員聯合做出的研究報告是從2005年開始，耗時3年，檢驗了中國市場上幾乎所有的常見香煙品牌。
結果顯示，在2005/2006年所檢測的13個中國香煙品牌中，砷的平均含量為0.82μg/g（0.3~3.3），鎘為3.21μg /g（2.0~5.4），鉛為2.65μg/ g（1.2~6.5），鉻為0.55μg/g（0.0~1.0）。除了鉻之外，其他三種重金屬都嚴重超標，而人體每天攝取重金屬的正常範圍分別為：砷0.1~0.3mg，鎘0.6mg，鉻0.05mg。
這13個國產捲菸品牌分屬上海(煙草)集團公司、紅雲紅河公司、山東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湖南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等，其中黃金葉、紅旗渠兩個品牌屬河南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所有。
記者走訪：“上榜”香煙銷售受影響
ITC的報告發布後，迅速通過網絡等渠道廣泛傳播，引發公眾特別是煙民廣泛關注。
“本來知道捲菸含有尼古丁，對人體健康不好，但沒想到還有這麼多對身體不好的東西，太嚇人了！”80後煙民何先生說，之前他經常抽紅旗渠香煙，但一直不知道有這麼大危害，“以後真不敢再抽了，就是抽，也得考慮是不是換個牌子。”
與何先生不同，也有一些煙民對此不以為然，持觀望態度。 “這點兒含量太小了，根本微不足道。有危害就有吧，管它呢，反正都是個抽，無非是害處多點少點而已！”網友“紫外線”說，他會關注事件的發展，但不會把這份報告“太當回事兒”。
走訪發現，相對於“紫外線”這樣的煙民，更多的煙民則非常擔心。昨日下午，記者走訪發現，與煙民的焦慮情緒對應，香煙銷售點的上榜品牌香煙的銷售已經受到一定程度影響。 “以前賣得可火，今天買的人少多了。”在經三路棗莊市場門口，記者對某品牌的銷售情況詢問時，這家小超市老闆愁眉苦臉地說。
在廣電路與花園路交叉口附近，一家銷售菸酒的公司門店也同樣受影響。記者觀察的20多分鐘內，先後有6名路人進店買煙，但無一例外買了13個上榜品牌之外的捲煙，理由都是“聽說了重金屬超標的事兒”。
部門反應：報告不完全客觀公正
對此問題，國家煙草專賣局科技司王獻生副司長9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我國還沒有對整支煙出台重金屬市場准入標準，事實上，國際上也沒有相關標準，加拿大研究者以本國煙為參照物，還列入了一些已經停止生產的香煙，從立場和角度上來看，並不能說完全客觀公正。
王獻生表示，報告中提到重金屬含量最高超出三倍以上，也就是說不是所有13種香煙重金屬含量都高於三倍。這個報告只能看做是研究性質的，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經濟前景不樂觀
美國企業研究所稱：經濟學家不可信，經濟前景不樂觀
2010-10-12
美國最權威的經濟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報告稱：
過去兩年間的失敗預測令經濟分析行業名譽掃地。而今，專家們又在預測美國經濟將在2010 年觸底反彈。他們忘記了歷史教訓：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過後，經濟復甦勢必會非常遲緩。他們也忽略了美國經濟復甦面臨的眾多強有力的不利因素：勞動力市場需求嚴重不足、金融體係依然惜貸、商業房地產難以擺脫困境、住房價格再次下跌。就外部環境而言，全球經濟也面臨嚴峻挑戰。華爾街對於美國經濟實現V型複甦的幻夢無法令人信服。美國的複蘇將是L型的，而且有可能在2010年下半年陷入雙底衰退。
很顯然，過去兩年間的失敗預測令經濟分析這個行業名譽掃地。華爾街和學術界的大多數經濟學家非但未能預測出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美國經濟衰退的深度和持續時間，他們甚至頗有把握地認為，美國有記錄以來最大的住房泡沫的破滅根本就不可能導致衰退。
專家們對2008到2009年的經濟形勢過於樂觀的預測並未實現，而今，他們又很肯定地預測美國經濟將在2010年觸底反彈。他們似乎忘記了歷史的教訓：金融危機越嚴重，經濟復甦就越困難。並且他們忽略了美國經濟復甦面臨的眾多強有力的不利因素。
嚴重金融危機過後的經濟復甦必然非常遲緩
大多數預測者非常樂觀，華爾街尤其如此，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靠做出樂觀預測換取薪水的。這些人現在決定，忽略本次大衰退與二戰後典型經濟衰退的根本差別。
首先，他們忽略了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美國有記錄以來最大的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意忽略了一個事實：本次衰退之所以如此嚴重，是因為此前的超級信貸泡沫破裂導致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市場危機。
IMF和Kenneth Rogoff 、Carmen Reinhart兩位教授的研究成果理應讓決策者認識到，嚴重金融市場危機過後會出現什麼情況。基於大蕭條、日本失去的十年、上世紀90年代初北歐銀行業危機、以及數不勝數的新興市場金融危機的教訓，Rogoff和Reinhart的研究有力地表明，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過後，經濟復甦勢必會非常遲緩。相比之下，那些樂觀者要解釋為什麼本次金融危機過後美國的經濟復甦力度會較為強勁，實在是難之又難。
美國經濟面臨眾多強有力的不利因素
樂觀者們聲稱，當前美國金融市場的困境不同於以往，因而美國政府已經採取了及時而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應對危機。但是樂觀者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美國政府的大規模政策刺激措施迄今為止收效甚微——在連續4個季度的負增長以後，到2009年第3季度，美國經濟才勉強增長了2.2%。而這又引起了一個關鍵問題：一旦財政刺激的作用消退，美國經濟就可能在2010年下半年陷入雙底衰退。
樂觀者還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美國經濟目前面臨著極為強大的不利因素，而這將對美國經濟復甦產生巨大的影響。尤為重要的一項不利因素在於，高達17.5%的最廣義失業率（該指標計入了失去求職意願的勞動力和被迫擔任臨時工的勞動力）表明美國勞動力市場存在巨大的需求缺口。持續存在的勞動力需求缺口勢必會抑制支撐消費復甦的收入增長。而且，美國仍然面臨著金融體系的惜貸局面、商業房地產市場的困境、以及住房價格再次下跌的狀況。
總之，進入2010年之際，美國經濟的複蘇態勢極為脆弱，而且面臨著眾多國內不利因素的挑戰。而且，全球經濟也面臨著嚴峻挑戰：日本再次陷入通縮，歐元區則面臨希臘、愛爾蘭和西班牙的嚴重失衡問題。
因此，華爾街對於美國經濟實現V型複甦的幻夢是無法令人信服的。決策者應該準備迎接L型的經濟復甦；而且，隨著財政政策效力的消退，美國有可能在2010年下半年陷入雙底衰退。但願決策者能夠盡快意識到，當下全球經濟最需要避免的就是過早收回去年實施的經濟刺激政策。
2010-10-12
美國最權威的經濟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報告稱：
過去兩年間的失敗預測令經濟分析行業名譽掃地。而今，專家們又在預測美國經濟將在2010 年觸底反彈。他們忘記了歷史教訓：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過後，經濟復甦勢必會非常遲緩。他們也忽略了美國經濟復甦面臨的眾多強有力的不利因素：勞動力市場需求嚴重不足、金融體係依然惜貸、商業房地產難以擺脫困境、住房價格再次下跌。就外部環境而言，全球經濟也面臨嚴峻挑戰。華爾街對於美國經濟實現V型複甦的幻夢無法令人信服。美國的複蘇將是L型的，而且有可能在2010年下半年陷入雙底衰退。
很顯然，過去兩年間的失敗預測令經濟分析這個行業名譽掃地。華爾街和學術界的大多數經濟學家非但未能預測出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美國經濟衰退的深度和持續時間，他們甚至頗有把握地認為，美國有記錄以來最大的住房泡沫的破滅根本就不可能導致衰退。
專家們對2008到2009年的經濟形勢過於樂觀的預測並未實現，而今，他們又很肯定地預測美國經濟將在2010年觸底反彈。他們似乎忘記了歷史的教訓：金融危機越嚴重，經濟復甦就越困難。並且他們忽略了美國經濟復甦面臨的眾多強有力的不利因素。
嚴重金融危機過後的經濟復甦必然非常遲緩
大多數預測者非常樂觀，華爾街尤其如此，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靠做出樂觀預測換取薪水的。這些人現在決定，忽略本次大衰退與二戰後典型經濟衰退的根本差別。
首先，他們忽略了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美國有記錄以來最大的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意忽略了一個事實：本次衰退之所以如此嚴重，是因為此前的超級信貸泡沫破裂導致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市場危機。
IMF和Kenneth Rogoff 、Carmen Reinhart兩位教授的研究成果理應讓決策者認識到，嚴重金融市場危機過後會出現什麼情況。基於大蕭條、日本失去的十年、上世紀90年代初北歐銀行業危機、以及數不勝數的新興市場金融危機的教訓，Rogoff和Reinhart的研究有力地表明，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過後，經濟復甦勢必會非常遲緩。相比之下，那些樂觀者要解釋為什麼本次金融危機過後美國的經濟復甦力度會較為強勁，實在是難之又難。
美國經濟面臨眾多強有力的不利因素
樂觀者們聲稱，當前美國金融市場的困境不同於以往，因而美國政府已經採取了及時而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應對危機。但是樂觀者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美國政府的大規模政策刺激措施迄今為止收效甚微——在連續4個季度的負增長以後，到2009年第3季度，美國經濟才勉強增長了2.2%。而這又引起了一個關鍵問題：一旦財政刺激的作用消退，美國經濟就可能在2010年下半年陷入雙底衰退。
樂觀者還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美國經濟目前面臨著極為強大的不利因素，而這將對美國經濟復甦產生巨大的影響。尤為重要的一項不利因素在於，高達17.5%的最廣義失業率（該指標計入了失去求職意願的勞動力和被迫擔任臨時工的勞動力）表明美國勞動力市場存在巨大的需求缺口。持續存在的勞動力需求缺口勢必會抑制支撐消費復甦的收入增長。而且，美國仍然面臨著金融體系的惜貸局面、商業房地產市場的困境、以及住房價格再次下跌的狀況。
總之，進入2010年之際，美國經濟的複蘇態勢極為脆弱，而且面臨著眾多國內不利因素的挑戰。而且，全球經濟也面臨著嚴峻挑戰：日本再次陷入通縮，歐元區則面臨希臘、愛爾蘭和西班牙的嚴重失衡問題。
因此，華爾街對於美國經濟實現V型複甦的幻夢是無法令人信服的。決策者應該準備迎接L型的經濟復甦；而且，隨著財政政策效力的消退，美國有可能在2010年下半年陷入雙底衰退。但願決策者能夠盡快意識到，當下全球經濟最需要避免的就是過早收回去年實施的經濟刺激政策。
諾貝爾獎基金會的真正金主
何新重大揭秘：諾貝爾獎金幕後真正金主是共濟會
最近媒體的話題之一是諾貝爾獎。媒體宣傳而公眾被誤導──都以為所謂諾貝爾獎是一位瑞典發明家諾貝爾用自己的遺產所設立的一項無關政治、客觀公正、體現普世價值的科學文化的世界性大獎。
殊不知，這個獎的背景來歷其實非常複雜。諾貝爾基金會資金的來源，早已不是諾貝爾死後留下的區區遺產。其當今的多元金主來自歐美共濟會的金融基金───主要與羅斯切爾得金融家族有關。
1\經濟學獎並不是諾貝爾獎
檢索《維基百科》的詞條”諾貝爾經濟學獎“，人們會驚訝地讀到以下這一段文字：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諾貝爾經濟學獎：
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一般通稱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銀行經濟學獎。此獎項並不屬於諾貝爾遺囑中所提到的五大獎勵領域之一。而是由瑞典國家銀行在1968年為紀念諾貝爾而增設的，其評選標準與其它獎項是相同的，獲獎者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評選，1969年（該銀行的300週年慶典）第一次頒獎，由挪威人朗納·弗里施和荷蘭人簡·丁伯根共同獲得。
雖然經濟學獎在1969年設立之後，成功整合進入了諾貝爾獎的評選體系裡，但實際上根據諾貝爾獎的正式官方立場，經濟學獎並不是諾貝爾獎。
諾貝爾後人對於瑞典國家銀行的作法，也多所批評，認為這是經濟學者企圖提升地位和聲譽的手段，其侄孫Peter Nobel更稱有關獎項是佔諾貝爾之名的布穀鳥。 “
───原來，所謂”諾貝爾經濟獎“並不是諾貝爾設立的，並且根據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官方立場：”經濟學獎並不屬於諾貝爾獎。“
2\諾貝爾是軍火商而不是發明家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1833.10.21—1896.12.10），瑞典軍火商。他在中國媒體的介紹中，常被描述為“大化學家”和“大發明家”。其實他沒有發明過任何東西。
諾貝爾1833年10月21日出生在斯德哥爾摩，11歲時他與家人遷居俄國的聖彼得堡。他的父親是一位化學工程師，接受了為俄羅斯海軍研製“魚雷”的工程。諾貝爾只讀過小學，15歲起即參與父親的軍火研製。
諾貝爾發現，只要把傳統的炸藥硝化甘油和矽土之類的惰性吸收劑相混合，加工為爆炸物就可以製成便於攜帶運輸的安全炸藥。 1867年，諾貝爾把這種混合配方註冊專利，並命名為“代納邁”（Dynamite），Dynamite來自希臘文的“力量”。這就是他的全部發明。
諾貝爾本人是一個成功的軍火商人。但是諾貝爾只讀過小學，文化很低，不懂科學，生平對於科學也並沒有任何發明或貢獻，他至今被人們記住的原因是他建立的“諾貝爾獎金”。
阿爾伯特·諾貝爾於1896年去世，身後留下遺囑設立諾貝爾獎。
事實上，諾貝爾的遺囑有好幾個版本。 1895年11月27日在法國巴黎的瑞典-挪威人俱樂部上立下最後遺囑，用其遺產中的3100萬瑞典克朗成立一個基金會。
基金所產生的利息每年獎給在前一年中在自然科學領域、生理學或醫學領域有最重要或具有開創性發現的學者，不論男女，不論瑞典人和外國人，都有資格享受。
在諾貝爾的這個遺囑裡，最初並沒有提到設立文學獎和和平獎。諾貝爾獎中也沒有數學獎───因為他本人不懂數學，認為數學是玄想性的形而上學的，對人類意義不大。
諾貝爾1896年逝世。諾貝爾沒有子女，所以遺囑的主要執行人是他生前的情婦、女祕書伯塔（Bertha Kinsky）女士。伯塔女士是德國共濟會會員，在晚年對諾貝爾影響極大。她也是諾貝爾在金融證券投資上的合夥人，為他引進了從屬於羅斯切而得金融家族的合作夥伴。
諾貝爾遺囑將遺產委託斯德哥爾摩私人銀行照管，並在巴黎瑞典俱樂部公證。
諾貝爾死後，諾貝爾留下的資產引入其他股東組建為諾貝爾基金會。所以最為重要而必須注意的一點是：現在的諾貝爾基金並非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單一的諾貝爾遺產，而是吸納了包括羅斯切爾得金融家族入股的眾多合股人的資金，只是始終仍用諾貝爾的名義命名。其實，所謂諾貝爾獎，也許稱作羅伯切爾得家族獎或者共濟會獎可能更為確切。
諾貝爾死後，由於諾貝爾的遺產數額大，遺囑處理牽涉到許多合夥人的利益，瑞典的有關機構花了幾年時間才打理清楚。與諾貝爾評獎有關的機構挪威議會、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瑞典文學院和皇家科學院，分別於1897─1898年通過了遺囑。這樣，諾貝爾遺囑才算正式確立。
1900年6月29日，諾貝爾基金會的章程被股東們通過而確定，這一天，也是諾貝爾基金會正式成立的日子。伯塔女士主持諾貝爾基金會工作。伯塔女士也是諾貝爾神話的主要製造者。
1901年12月10日即諾貝爾逝世5週年時，諾貝爾獎第一次在瑞典皇家音樂學院頒發。
最初的諾貝爾獎金分為4份：
* 獎給在物理方面有最重要發現或發明的人；
* 獎給在化學方面有最重要發現或新改進的人；
* 獎給在生理學或醫學方面有最重要發現的人；
* 獎給在文學方面表現出了理想主義的傾向並有最優秀作品的人；
從1902年起，諾貝爾獎每年由瑞典國王親自頒發，成為瑞典的國家獎。
瑞典王室與德國共濟會關係緊密。自從瑞典國王古斯塔夫6世起，瑞典國王都是共濟會會員。
3、瑞典是歐洲共濟會最早的創始國之一
英國共濟會、瑞典共濟會、德國共濟會都是18世紀近代歐洲共濟會的創始者。
18世紀德國共濟會與蘇格蘭共濟會合流，吸納貴族成員。德意志貴族馮·昆得伯爵（Karl Gotheif, Baron Von Hund und Alten-Grotkau 1722-1776)在1742年加入來自蘇格蘭的“聖殿騎士團”共濟會組織。
該組織主要成員來自被蘇格蘭驅逐出境的詹姆士黨（Jacobite）貴族。據說昆得是被一位紅羽毛騎士發展入會，此人就是蘇格蘭共濟總會會長愛格靈頓伯爵（Alexander Montgomerie, 10th Earl of Eglinton）。昆得加盟後採用了中世紀聖殿騎士團（Templar Masonic Order ） 的儀式體系。
昆得稱共濟會是條頓聖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的繼承者，在歐洲大陸積極推進各國共濟會組織的建設。昆得於1751年在德國建立聖殿騎士會所Templer Chapter。聖殿騎士體系很快傳遍北歐，很多上層貴族都加入了會社宣誓效忠，在普魯士王國影響力最強大，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也加盟入會。
1777 年瑞典共濟總會會長格蘭德（Grand Lodge of Sweden）與瑞典國王卡爾十三世（Karl XIII）在柏林發起建立了德國共濟總會（Mutterloge Zu den drei Weltkugeln），將具有中世紀“玫瑰十字團”傳統的瑞典體系（Swedish system共濟會）與德國共濟會的儀式相結合。
德國詩人施羅德（Friedrich Ludwig Schrder）是德國共濟會的重要改革者，他依照英國共濟會憲章重建德國共濟會體系,並說服歌德和魏瑪公爵奧古斯杜（Karl August）加盟他的體系。
1782年6月16日至7月16日在威斯巴登（Wilhelmsbad）召開的德國共濟會大會上，德國共濟會宣布與聖殿騎士團分道揚鑣。此後德國的聖殿騎士共濟會便讓位給比較世俗化的近代共濟會。
4、“諾貝爾獎金”是歐洲王室、貴族、銀行家們的一面旗幟
1904─1905年伯塔女士提議補充設立諾貝爾和平獎金，該獎由挪威國會組織評選，獎給為國與國之間的友好、廢除使用武力作出貢獻的人。她本人於1905年作為第一人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由上述可見，“諾貝爾獎金”和諾貝爾本人的生活一樣複雜，實際是歐洲王室、貴族、銀行家們的一面旗幟。
瑞典中央銀行（瑞典語：Sveriges Riksbank、Riksbanken），又名瑞典國家銀行、瑞典銀行，始創於1668年，是瑞典的中央銀行，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中央銀行。瑞典銀行”的股權並不是瑞典人擁有，也不是由瑞典國家擁有，而是由神秘的“國際出資人”擁有。該銀行大股東從屬於歐洲的羅斯切爾得銀行家族。
1968年瑞典銀行成立300週年，為紀念諾貝爾，瑞典央行出資設立了瑞典銀行經濟學獎，即諾貝爾經濟學獎。
［瑞典中央銀行的前身為約翰·帕姆斯特魯奇於1656年成立的斯德哥爾摩銀行（Stockholms Banco），為瑞典第一間銀行。斯德哥爾摩銀行是私人銀行，銀行於1664年倒閉。
4年後，瑞典國會成立國會銀行（Riksens St?nders Bank）。 1701年，銀行發行名為transportsedlar的票據，即現代鈔票的前身。
1866年，瑞典議會取代舊有國會，國會銀行改為現名。 1873年，瑞典加入斯堪的納維亞貨幣聯盟，實行金本位，並開始發行瑞典克朗。 1897年，《國家銀行法案》（Riksbankslagen）通過，國家銀行成為瑞典的中央銀行。 ］
諾貝爾獎金項目及評選單位
物理學
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頒發
化學
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頒發
生理學或醫學
瑞典卡羅琳醫學院負責頒發
文學
瑞典學院負責頒發
和平
挪威議會的諾貝爾和平委員會負責頒發
經濟學
1968年瑞典銀行在其成立三百週年紀念之際增設了“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每年由這家銀行提供與當年諾貝爾獎金相同金額的獎金，交由諾貝爾基金會統一使用。該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頒發，同時諾貝爾基金會不再接受其他無關諾貝爾遺願的獎項，試圖與諾貝爾基金會做出連結的提案。
有趣的是，諾貝爾獎被大量授予了猶太裔學者，超過10人以上的猶太人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比如：1927年的亨利·伯格森（法國）、1966年的阿格農（以色列）、1958年的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蘇聯）、1966年的奈莉·薩克斯（德國）、1969年的薩繆爾·貝克特（法國）、1976年的索爾·貝婁（美國）、1978年的艾薩克·布什維斯·辛格（美國）、1981年的埃利亞斯·卡內蒂（英國）、1987年的凱瑟夫·布羅茨基（美國）、1991年的內丁·戈迪默（南非）、2002年的凱爾泰斯·伊姆雷（匈牙利）等。
崇洋的中國主流精英是多麼渴望西方化、貴族化、神聖化，多麼渴望獲得諾貝爾獎。他們對西方主流文化的每一個腳印都趨之若騖，卻很少有人追本溯源，對一切事情追問個為什麼，完全不了解西方文化的真實背景是多麼複雜！
其實，諾貝爾獎的基本精神是以共濟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為標準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獎。
諾貝爾獎的授予，含有價值引導和評價的雙重意義。特別是其中的文學獎、和平獎、經濟學獎三項，授予誰，是以共濟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為標準並且具有鮮明政治和意識形態涵義的獎項。它既是一種價值趨向的引導，又是一種評價的標尺，諾貝爾獎無疑是為共濟會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理想目標服務的。
6、諾貝爾基金會真正的大股東隱身在幕後
諾貝爾基金會的大股東是神秘的，至今隱秘在幕後，基金會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如何讓錢生錢，這樣才能保證諾貝爾獎的金額。根據1901年瑞典國王批准通過的評獎規則，這筆基金應投資在“安全的證券”上。對“安全的證券”，當時人們將其理解為“國債與貸款”，也就是以固定的財產作抵押，中央或地方政府作擔保，能支付固定利息的國債或貸款。那時有許多國債都以黃金來支付利息。股票市場則不能碰，因為風險大，弄得不好會“血本無歸”。
1946年瑞典國會同意基金會享受免稅待遇。美國國會於1952年也立法通過，諾貝爾基金會在美國的投資活動享受免稅待遇。
1953 年，瑞典政府允許基金會獨立進行投資，可將錢投在股市和不動產方面。 20世紀60、70年代，如以瑞典克朗計，諾貝爾獎金數額增加了許多。 80年代，股市增長迅速，基金會的資產不斷增值，不動產也在不斷升值。 1987年基金會將所有不動產轉到一家新成立的上市公司名下，後來，基金會將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於是大大發了一筆。
2000 年1月1日，基金會的投資規則有了新的改進，允許將資產投資所得用於頒獎，而不像過去那樣，用來發獎金的錢只能來自於直接收入，即利息和紅利。這意味著基金會可將更高比例的資產用來投資股票，以獲得更高的回報和更高的獎金數額。現在，諾貝爾基金已增長到40億瑞典克朗。
由於諾貝爾基金會理財有方，世界上許多國家也紛紛效仿。設於1985年的日本兩項大獎“日本獎”和“京都獎”，以獎金數額論，與諾貝爾獎屬一個檔次。他們就是根據諾獎的模式設立和操作的。為此，他們還為諾貝爾基金會捐了巨額的資金。
1985年4月20日，日本科學技術基金在舉行首屆頒獎儀式後，為瑞典諾貝爾基金會設立一項特別獎，獎金為4500萬日元，以“認可諾貝爾基金會自1901年以來在促進科學與國際理解上所起的作用”。
1985 年11月10日，京都的INAM0RI基金會將首屆“京都獎”頒給了諾貝爾基金會，以“按照諾貝爾獎的精神推動科學、技術和藝術發展”。另外，瑞士的巴爾贊(BALZAN)基金會，也將其設立的首屆大獎，約100萬瑞士克朗獎給諾貝爾基金會，恭賀諾獎成功運作60年。
［注］目前所知最早的石匠建築師共濟會，是1250年德科隆成立的第一個石匠總會所。這個會所最早使用圓規、矩尺作為石匠行會標誌。 15世紀末斯特拉斯堡舉行的各地石匠總會的集會上，正式頒布了石匠行會會徽。從此科隆和斯特拉斯堡石匠總會分管南北德國各地會所。這種共濟會是真正的石匠建築師的手工業者行會組織，與1716年以後英國的“精神石匠”共濟會組織並不相同。
最近媒體的話題之一是諾貝爾獎。媒體宣傳而公眾被誤導──都以為所謂諾貝爾獎是一位瑞典發明家諾貝爾用自己的遺產所設立的一項無關政治、客觀公正、體現普世價值的科學文化的世界性大獎。
殊不知，這個獎的背景來歷其實非常複雜。諾貝爾基金會資金的來源，早已不是諾貝爾死後留下的區區遺產。其當今的多元金主來自歐美共濟會的金融基金───主要與羅斯切爾得金融家族有關。
1\經濟學獎並不是諾貝爾獎
檢索《維基百科》的詞條”諾貝爾經濟學獎“，人們會驚訝地讀到以下這一段文字：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諾貝爾經濟學獎：
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一般通稱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銀行經濟學獎。此獎項並不屬於諾貝爾遺囑中所提到的五大獎勵領域之一。而是由瑞典國家銀行在1968年為紀念諾貝爾而增設的，其評選標準與其它獎項是相同的，獲獎者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評選，1969年（該銀行的300週年慶典）第一次頒獎，由挪威人朗納·弗里施和荷蘭人簡·丁伯根共同獲得。
雖然經濟學獎在1969年設立之後，成功整合進入了諾貝爾獎的評選體系裡，但實際上根據諾貝爾獎的正式官方立場，經濟學獎並不是諾貝爾獎。
諾貝爾後人對於瑞典國家銀行的作法，也多所批評，認為這是經濟學者企圖提升地位和聲譽的手段，其侄孫Peter Nobel更稱有關獎項是佔諾貝爾之名的布穀鳥。 “
───原來，所謂”諾貝爾經濟獎“並不是諾貝爾設立的，並且根據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官方立場：”經濟學獎並不屬於諾貝爾獎。“
2\諾貝爾是軍火商而不是發明家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1833.10.21—1896.12.10），瑞典軍火商。他在中國媒體的介紹中，常被描述為“大化學家”和“大發明家”。其實他沒有發明過任何東西。
諾貝爾1833年10月21日出生在斯德哥爾摩，11歲時他與家人遷居俄國的聖彼得堡。他的父親是一位化學工程師，接受了為俄羅斯海軍研製“魚雷”的工程。諾貝爾只讀過小學，15歲起即參與父親的軍火研製。
諾貝爾發現，只要把傳統的炸藥硝化甘油和矽土之類的惰性吸收劑相混合，加工為爆炸物就可以製成便於攜帶運輸的安全炸藥。 1867年，諾貝爾把這種混合配方註冊專利，並命名為“代納邁”（Dynamite），Dynamite來自希臘文的“力量”。這就是他的全部發明。
諾貝爾本人是一個成功的軍火商人。但是諾貝爾只讀過小學，文化很低，不懂科學，生平對於科學也並沒有任何發明或貢獻，他至今被人們記住的原因是他建立的“諾貝爾獎金”。
阿爾伯特·諾貝爾於1896年去世，身後留下遺囑設立諾貝爾獎。
事實上，諾貝爾的遺囑有好幾個版本。 1895年11月27日在法國巴黎的瑞典-挪威人俱樂部上立下最後遺囑，用其遺產中的3100萬瑞典克朗成立一個基金會。
基金所產生的利息每年獎給在前一年中在自然科學領域、生理學或醫學領域有最重要或具有開創性發現的學者，不論男女，不論瑞典人和外國人，都有資格享受。
在諾貝爾的這個遺囑裡，最初並沒有提到設立文學獎和和平獎。諾貝爾獎中也沒有數學獎───因為他本人不懂數學，認為數學是玄想性的形而上學的，對人類意義不大。
諾貝爾1896年逝世。諾貝爾沒有子女，所以遺囑的主要執行人是他生前的情婦、女祕書伯塔（Bertha Kinsky）女士。伯塔女士是德國共濟會會員，在晚年對諾貝爾影響極大。她也是諾貝爾在金融證券投資上的合夥人，為他引進了從屬於羅斯切而得金融家族的合作夥伴。
諾貝爾遺囑將遺產委託斯德哥爾摩私人銀行照管，並在巴黎瑞典俱樂部公證。
諾貝爾死後，諾貝爾留下的資產引入其他股東組建為諾貝爾基金會。所以最為重要而必須注意的一點是：現在的諾貝爾基金並非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單一的諾貝爾遺產，而是吸納了包括羅斯切爾得金融家族入股的眾多合股人的資金，只是始終仍用諾貝爾的名義命名。其實，所謂諾貝爾獎，也許稱作羅伯切爾得家族獎或者共濟會獎可能更為確切。
諾貝爾死後，由於諾貝爾的遺產數額大，遺囑處理牽涉到許多合夥人的利益，瑞典的有關機構花了幾年時間才打理清楚。與諾貝爾評獎有關的機構挪威議會、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瑞典文學院和皇家科學院，分別於1897─1898年通過了遺囑。這樣，諾貝爾遺囑才算正式確立。
1900年6月29日，諾貝爾基金會的章程被股東們通過而確定，這一天，也是諾貝爾基金會正式成立的日子。伯塔女士主持諾貝爾基金會工作。伯塔女士也是諾貝爾神話的主要製造者。
1901年12月10日即諾貝爾逝世5週年時，諾貝爾獎第一次在瑞典皇家音樂學院頒發。
最初的諾貝爾獎金分為4份：
* 獎給在物理方面有最重要發現或發明的人；
* 獎給在化學方面有最重要發現或新改進的人；
* 獎給在生理學或醫學方面有最重要發現的人；
* 獎給在文學方面表現出了理想主義的傾向並有最優秀作品的人；
從1902年起，諾貝爾獎每年由瑞典國王親自頒發，成為瑞典的國家獎。
瑞典王室與德國共濟會關係緊密。自從瑞典國王古斯塔夫6世起，瑞典國王都是共濟會會員。
3、瑞典是歐洲共濟會最早的創始國之一
英國共濟會、瑞典共濟會、德國共濟會都是18世紀近代歐洲共濟會的創始者。
18世紀德國共濟會與蘇格蘭共濟會合流，吸納貴族成員。德意志貴族馮·昆得伯爵（Karl Gotheif, Baron Von Hund und Alten-Grotkau 1722-1776)在1742年加入來自蘇格蘭的“聖殿騎士團”共濟會組織。
該組織主要成員來自被蘇格蘭驅逐出境的詹姆士黨（Jacobite）貴族。據說昆得是被一位紅羽毛騎士發展入會，此人就是蘇格蘭共濟總會會長愛格靈頓伯爵（Alexander Montgomerie, 10th Earl of Eglinton）。昆得加盟後採用了中世紀聖殿騎士團（Templar Masonic Order ） 的儀式體系。
昆得稱共濟會是條頓聖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的繼承者，在歐洲大陸積極推進各國共濟會組織的建設。昆得於1751年在德國建立聖殿騎士會所Templer Chapter。聖殿騎士體系很快傳遍北歐，很多上層貴族都加入了會社宣誓效忠，在普魯士王國影響力最強大，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也加盟入會。
1777 年瑞典共濟總會會長格蘭德（Grand Lodge of Sweden）與瑞典國王卡爾十三世（Karl XIII）在柏林發起建立了德國共濟總會（Mutterloge Zu den drei Weltkugeln），將具有中世紀“玫瑰十字團”傳統的瑞典體系（Swedish system共濟會）與德國共濟會的儀式相結合。
德國詩人施羅德（Friedrich Ludwig Schrder）是德國共濟會的重要改革者，他依照英國共濟會憲章重建德國共濟會體系,並說服歌德和魏瑪公爵奧古斯杜（Karl August）加盟他的體系。
1782年6月16日至7月16日在威斯巴登（Wilhelmsbad）召開的德國共濟會大會上，德國共濟會宣布與聖殿騎士團分道揚鑣。此後德國的聖殿騎士共濟會便讓位給比較世俗化的近代共濟會。
4、“諾貝爾獎金”是歐洲王室、貴族、銀行家們的一面旗幟
1904─1905年伯塔女士提議補充設立諾貝爾和平獎金，該獎由挪威國會組織評選，獎給為國與國之間的友好、廢除使用武力作出貢獻的人。她本人於1905年作為第一人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由上述可見，“諾貝爾獎金”和諾貝爾本人的生活一樣複雜，實際是歐洲王室、貴族、銀行家們的一面旗幟。
瑞典中央銀行（瑞典語：Sveriges Riksbank、Riksbanken），又名瑞典國家銀行、瑞典銀行，始創於1668年，是瑞典的中央銀行，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中央銀行。瑞典銀行”的股權並不是瑞典人擁有，也不是由瑞典國家擁有，而是由神秘的“國際出資人”擁有。該銀行大股東從屬於歐洲的羅斯切爾得銀行家族。
1968年瑞典銀行成立300週年，為紀念諾貝爾，瑞典央行出資設立了瑞典銀行經濟學獎，即諾貝爾經濟學獎。
［瑞典中央銀行的前身為約翰·帕姆斯特魯奇於1656年成立的斯德哥爾摩銀行（Stockholms Banco），為瑞典第一間銀行。斯德哥爾摩銀行是私人銀行，銀行於1664年倒閉。
4年後，瑞典國會成立國會銀行（Riksens St?nders Bank）。 1701年，銀行發行名為transportsedlar的票據，即現代鈔票的前身。
1866年，瑞典議會取代舊有國會，國會銀行改為現名。 1873年，瑞典加入斯堪的納維亞貨幣聯盟，實行金本位，並開始發行瑞典克朗。 1897年，《國家銀行法案》（Riksbankslagen）通過，國家銀行成為瑞典的中央銀行。 ］
諾貝爾獎金項目及評選單位
物理學
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頒發
化學
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頒發
生理學或醫學
瑞典卡羅琳醫學院負責頒發
文學
瑞典學院負責頒發
和平
挪威議會的諾貝爾和平委員會負責頒發
經濟學
1968年瑞典銀行在其成立三百週年紀念之際增設了“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每年由這家銀行提供與當年諾貝爾獎金相同金額的獎金，交由諾貝爾基金會統一使用。該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頒發，同時諾貝爾基金會不再接受其他無關諾貝爾遺願的獎項，試圖與諾貝爾基金會做出連結的提案。
有趣的是，諾貝爾獎被大量授予了猶太裔學者，超過10人以上的猶太人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比如：1927年的亨利·伯格森（法國）、1966年的阿格農（以色列）、1958年的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蘇聯）、1966年的奈莉·薩克斯（德國）、1969年的薩繆爾·貝克特（法國）、1976年的索爾·貝婁（美國）、1978年的艾薩克·布什維斯·辛格（美國）、1981年的埃利亞斯·卡內蒂（英國）、1987年的凱瑟夫·布羅茨基（美國）、1991年的內丁·戈迪默（南非）、2002年的凱爾泰斯·伊姆雷（匈牙利）等。
崇洋的中國主流精英是多麼渴望西方化、貴族化、神聖化，多麼渴望獲得諾貝爾獎。他們對西方主流文化的每一個腳印都趨之若騖，卻很少有人追本溯源，對一切事情追問個為什麼，完全不了解西方文化的真實背景是多麼複雜！
其實，諾貝爾獎的基本精神是以共濟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為標準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獎。
諾貝爾獎的授予，含有價值引導和評價的雙重意義。特別是其中的文學獎、和平獎、經濟學獎三項，授予誰，是以共濟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為標準並且具有鮮明政治和意識形態涵義的獎項。它既是一種價值趨向的引導，又是一種評價的標尺，諾貝爾獎無疑是為共濟會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理想目標服務的。
6、諾貝爾基金會真正的大股東隱身在幕後
諾貝爾基金會的大股東是神秘的，至今隱秘在幕後，基金會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如何讓錢生錢，這樣才能保證諾貝爾獎的金額。根據1901年瑞典國王批准通過的評獎規則，這筆基金應投資在“安全的證券”上。對“安全的證券”，當時人們將其理解為“國債與貸款”，也就是以固定的財產作抵押，中央或地方政府作擔保，能支付固定利息的國債或貸款。那時有許多國債都以黃金來支付利息。股票市場則不能碰，因為風險大，弄得不好會“血本無歸”。
1946年瑞典國會同意基金會享受免稅待遇。美國國會於1952年也立法通過，諾貝爾基金會在美國的投資活動享受免稅待遇。
1953 年，瑞典政府允許基金會獨立進行投資，可將錢投在股市和不動產方面。 20世紀60、70年代，如以瑞典克朗計，諾貝爾獎金數額增加了許多。 80年代，股市增長迅速，基金會的資產不斷增值，不動產也在不斷升值。 1987年基金會將所有不動產轉到一家新成立的上市公司名下，後來，基金會將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於是大大發了一筆。
2000 年1月1日，基金會的投資規則有了新的改進，允許將資產投資所得用於頒獎，而不像過去那樣，用來發獎金的錢只能來自於直接收入，即利息和紅利。這意味著基金會可將更高比例的資產用來投資股票，以獲得更高的回報和更高的獎金數額。現在，諾貝爾基金已增長到40億瑞典克朗。
由於諾貝爾基金會理財有方，世界上許多國家也紛紛效仿。設於1985年的日本兩項大獎“日本獎”和“京都獎”，以獎金數額論，與諾貝爾獎屬一個檔次。他們就是根據諾獎的模式設立和操作的。為此，他們還為諾貝爾基金會捐了巨額的資金。
1985年4月20日，日本科學技術基金在舉行首屆頒獎儀式後，為瑞典諾貝爾基金會設立一項特別獎，獎金為4500萬日元，以“認可諾貝爾基金會自1901年以來在促進科學與國際理解上所起的作用”。
1985 年11月10日，京都的INAM0RI基金會將首屆“京都獎”頒給了諾貝爾基金會，以“按照諾貝爾獎的精神推動科學、技術和藝術發展”。另外，瑞士的巴爾贊(BALZAN)基金會，也將其設立的首屆大獎，約100萬瑞士克朗獎給諾貝爾基金會，恭賀諾獎成功運作60年。
［注］目前所知最早的石匠建築師共濟會，是1250年德科隆成立的第一個石匠總會所。這個會所最早使用圓規、矩尺作為石匠行會標誌。 15世紀末斯特拉斯堡舉行的各地石匠總會的集會上，正式頒布了石匠行會會徽。從此科隆和斯特拉斯堡石匠總會分管南北德國各地會所。這種共濟會是真正的石匠建築師的手工業者行會組織，與1716年以後英國的“精神石匠”共濟會組織並不相同。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