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專家根據實驗結果宣稱：轉基因產品“會將人類逼向絕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gzle.html
轉自：科技日報 記者：張 潔
（張宏良按：看到下面的報導，我們既為轉基因產品的後果感到極其恐怖，又為俄羅斯人民感到十分慶幸，更為中華民族感到無比擔憂。俄羅斯專家的實驗證明，轉基因食品的災難是不可逆的，一旦發生就是整個民族的滅絕。同時，俄羅斯揭露了西方資本曾經要把俄羅斯變成轉基因試驗場的罪惡計劃，指出美國一直以加入WTO來要挾俄羅斯開放轉基因市場。讓俄羅斯人民感到十分慶幸的是，俄羅斯政府寧可至今不加入WTO，也絕不讓俄羅斯人民接受小白鼠的悲慘命運。俄羅斯的精英集團真是太讓中國人民羨慕了，他們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無論是崇尚社會主義還是崇尚資本主義，全都不約而同地遵守著一條共同底線，這就是堅決捍衛俄羅斯民族和俄羅斯人民。所以他們把反轉基因專家送上了俄羅斯國家基因安全研究會領導的席位。反觀中國，不僅為西方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中國專門製訂了“外資優惠條例”，批准了全國種植轉基因主糧，甚至右派精英控制的整個媒體都在不約而同地聯合絞殺反對轉基因的聲音，結果是中國替代俄羅斯變成了西方轉基因試驗場。中國人究竟是怎麼了？是什麼因素把中國人變成了奔向大海的非洲旅鼠？
下面是科技日報的文章。 ）
本報莫斯科電世界著名反食用轉基因產品專家、俄羅斯生物學家伊麗娜•葉爾馬科娃走馬上任，當選為俄羅斯國家基因安全研究會副主席。
2005年，伊麗娜•葉爾馬科娃博士著手研究關於小白鼠在食用轉基因食品後的健康狀況，發現基因食品影響了小白鼠以及它們後代的健康。這一研究結果為轉基因食品可能會對活體動物產生一定負面影響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從此，伊麗娜•葉爾馬科娃這個名字聞名於世。
根據伊麗娜•葉爾馬科娃博士的實驗數據，在小白鼠交配前兩週以及在它懷孕期間，餵食經過遺傳基因改良的大豆，一半以上的小白鼠剛出生後就很快死亡，倖存的40%%生長發育也非常遲緩，它們的身體都比那些沒有餵食經過遺傳基因改良的大豆的小白鼠所生下來的幼崽小。同時發現，餵食含有基因食品的母鼠和幼鼠攻擊性和焦慮症狀增高，而且有些母鼠不再有母性本能。
俄國家基因研究會執行主席阿列奧納•沙洛基娜表示，葉爾馬科娃的實驗將推動俄羅斯國家基因安全研究會盡快籌集資金，開啟一項名為“安全測試”的國際行動，目的是研究轉基因產品對哺乳動物的影響。葉爾馬科娃強調，每年俄國家基因安全研究會都會發布很多關於轉基因產品潛在危險的報告和論文，但一些西方的跨國公司卻因目前還沒有確切的研究證據，而對這些報告和論文表示置疑，宣稱轉基因產品不會對人類造成傷害。因此，研究人員必須通過一系列的獨立測試實驗，找到證明轉基因食品有害性的的確鑿證據。在這一點上，葉爾馬科娃與俄國家基因安全研究會的目標是一致的，他們為了這一目的現在聯合了起來。他們希望讓事實說話，因為科學實驗的結果勝過一切言詞。
葉爾馬科娃認為，一些西方的大型跨國公司將俄作為轉基因產品的實驗場。甚至，在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美國直言不諱地向俄羅斯提出了開放轉基因食品市場的要求。她堅信，只要轉基因產品無害性還未被證明，那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世界各國所面臨的風險就會增加，不育症、過敏症、慢性中毒，以及基因突變等疾病將隨時可能會將人類逼向絕境。
（注：文章原標題是《俄著名反轉基因專家走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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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31日
2010年1月27日
警惕大型投資銀行
警惕大型吸血烏賊侵入東方
作者：海杲/Schoon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7
http://www.wyzxsx.com
鴉片、白銀、印度、英格蘭、玻利維亞、西班牙，這些名詞和中國人有什麼關係？把所有線索串在一起，就會發現，當今正在上演如出一轍的貨幣戰爭邏輯。
最高層次的征服是對靈魂的征服，到死還為“教主”賣命，始終夠不到葡萄，哪怕是酸的。後附《警惕大型吸血烏賊侵入東方》，說的是正準備或已經進入東方世界的西方銀行（高盛之流），就像《聊齋誌異》中的“畫皮”，人之所以被妖精迷住，是因為他以為，自己看到的是美好的事物，人最大的敵人就是人自己。中國人要避免“吹泡泡繁榮的幻想”，避免美國歷史的悲劇，必須牢記：天上不會掉餡餅。
人類進步的真實原因是，來自於對科學技術的掌握，來自於古典文化蘊含的藝術創造性，以及追求幸福生活伴隨的勞動實踐。
它絕非來自所謂的交換創造財富！過去30年，中國學術界，太多人被洗腦，至今仍無法跳出圈套。比如，偶爾在豆瓣網看到，很多人以“現代金融邏輯”攻擊韓毓海先生的《五百年來誰著史》。雖然這本書內容尚顯“粗糙”，但思考大方向沒錯——與其從紙上邏輯論證，不如從歷史中尋找。看完電影《白銀谷》亂作一首詞，大致氛圍如此，有點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與當時的英格蘭銀行相比）：
最高層次的戰爭是——不戰而勝。貨幣戰爭是最好的一種手段，讓你自相殘殺，自己消滅自己的時候，別人還有機會表演對於“人權”的關注。比如1851—1864年太平天國起義，而鴉片戰爭時間分別是：1840—1842年，以及1856—1860年，發現重合的階段嗎？有心者可以計算一下當時流失的白銀數量。中國人依然要警惕這種歷史的重演。
閒談，看到莫拉萊斯宣誓就任玻利維亞總統，如果不被暗殺的話，應該是印第安本土文化復興的開創者：
中國人應該提早介入且融入印第安本土文化復興的歷史進程，比如可幫助玻利維亞打開秘魯入海口，與安第斯共同體（哥倫比亞、秘魯、玻利維亞、厄瓜多爾）互惠貿易，使其快速成長為南美勢力一極。
如果你要問筆者為何想起南美洲，這都是因為一個倒霉的印第安人。
1544年，一個叫瓦伊帕的印第安人，在玻利維亞波托西的塞羅黎各發現了白銀，此後兩個世紀裡，玻利維亞一切悲劇都圍繞這條貴金屬礦脈展開。從1545年到1660年間，到達西班牙塞維利亞港的白銀有1600萬公斤之多。
對，有多少白銀最後到了中國，又在鴉片戰爭期間流出中國？
警惕大型吸血烏賊侵入東方
作者：Darryl Robert Schoon
譯註：海杲
收利，曾經唯利是圖的罪，現在確是司空見慣，依靠利息生存的銀行家反倒備受尊敬。好似末世之劫，邪惡之手到處皆是。
滾石雜誌的作者Matt Tibbi，將高盛（Goldman Sachs：下稱高盛）比作一隻巨大的吸血烏賊，將其觸鬚繞於受害人身體，吸乾他們的生產力，收益冷酷而精準。
事實上，Matt Taibbi所稱的大型吸血烏賊創建於17世紀的倫敦，而高盛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但是，和《科學怪人》裡的怪物不一樣的是，大型吸血烏賊並非無稽之談，它的胃口和受害者都非常真實，而且，儘管現在烏賊受傷了，但它們畢竟還活著——正在遊向東方。
Taibbi的比喻是對現代銀行靈敏的定義，特別是投資銀行，比如高盛（Gold Sachs）、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瑞士信貸（Credit Swiss）、蘇格蘭皇家銀行（RBS ）等等。政府允許它們憑空創造資本，這些銀行在依賴信貸的世界中有著內部優勢，他們用來槓桿世界貨幣之需以獲取收益和不干淨紅利的優勢。
銀行很簡單，我們放貸給需要錢的人獲取收益。我們什麼都沒有，用的是其他人的儲蓄。
黑暗藝術：銀行的秘密，第14版
大型吸血烏賊的供給機制
很簡單。首先通過其觸鬚給受害者註入信貸，使其成長。隨著時間的流逝，會將受害者的體積盡可能擴大。
這和自然界的培育有些類似，但大型吸血烏賊的意圖異常自私。起先，受害者很是享受烏賊的信貸，盡可能地多吸收，受害者愉快而又積極地經歷了成長的過程，但最終——不過是烏賊的戰利品。
受害者，體積變到最大，但是終身被烏賊的觸鬚纏繞，然後，大型吸血烏賊開始致命地汲取周期，逐漸遞延逐漸加速的過程。
大型吸血烏賊支配著根本但高度靈敏的汲取系統，在最有益的時間段，能夠汲取最大數量最有效率的階段，提醒烏賊開始汲取進程，也即主權債務、抵押貸款、首次公募、槓桿收購、消費信貸、破產處理等等。
不可避免地，受害者在汲取過程中也會收縮，隨著時間流逝，其效果越來越弱。有時出現投機泡沫，很不幸的是，也是受害者準備進場的時刻。這個過程可能要幾年，甚至十來年的工夫——也可能是一夜之間的事。
最後，受害者萎縮、衰竭，面目難以辨認，生產力與盈利能力完全被過濾，其未來，如果還有未來的話，也是不可救藥，猶如斷氣。
大型吸血烏賊的生命週期
大型吸血烏賊是烏賊家族的成員之一，但和其生物學同胞不同的是，這些烏賊還是寄生蟲。對於其它寄生蟲來說，當宿主死掉之後，也便跟著死去，但是它們為了生存，在宿主死掉之前，必須尋找下一個賴以寄生的宿主。
大型吸血烏賊第一面臨生存危機，是在英格蘭不能快速擴張來支持烏賊成長的時候。當它的受害者擴張，烏賊也跟著擴張，與此同時，烏賊還要準備另外一個受害者，當英格蘭不能再擴張的時候。
美國是英格蘭的完美替代品，在19世紀末期，英格蘭帝國開始收縮，其時美國正在工業快速成長的邊緣。
債務很低，潛力且大，美國正是大型吸血烏賊的完美宿主/受害者——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在50年的時間裡，因為烏賊連續不斷的信貸注入，美國擴張成為當時世界上最俱生產力的國家，隨後幾十年卻只能被烏賊把血吸乾——就像美國建國之父曾經警示的那樣。
通過其觸鬚，美聯儲銀行，大型吸血烏賊給美國債務增加了離奇的4,000%，從原來不足30億美元，一直弄到12萬億美元，通過槓桿處理，一旦經濟發展到極強地步，便吸乾世界財富。
當美國經濟在2007年崩潰之後，在這個過程中，吸血烏賊也大為受傷。 2008年的大規模緊急資本注入，才救活了它。不良資產救助計劃並不能救了美國，只是救了吸血烏賊。
暫不說搞砸了美國經濟，美國政府內的銀行家卻在確保烏賊的存活。數以萬億的美元救助，直接給了華爾街的銀行，在它們滅絕之前讓其活命。
在1930年代，也是不良資產救助計劃讓吸血烏賊活了過來，而且，儘管受傷嚴重，但保證了短期存活——只要宿主重新活過來，就繼續吸血。
美國經濟的崩潰，給雖醒猶死的寄生蟲——大型吸血烏賊出了一道難題，也就是說，必須在美國經濟體死掉之前，趕快找好另一個被寄生的宿主。
如今，其既有宿主，美國，正在為生存而戰，卻屈服於不能克服的天量烏賊導致的債務，於是——電離層突然騷動（Squid-induced-debt：筆者想到一種地球物理武器: SID-sudden ionospheric disturbance）。其製造基地現在轉移到了中國，其儲蓄全被借條替代，其未來被抵押，永遠也不可能還清，美國現在活在藉來的時間，借來的錢當中——烏賊知道這些。
新宿主正在搜尋當中。
東方的召喚——或是去做吧？
西方世界，現在全部負債，財富被大型吸血烏賊吸乾，已經不是理想的犯罪地點了。東方出現的新市場，還有他們的高儲蓄率，大量未開發的市場，看起來是其下一個受害者——或者說，只是奧是看起來像是如此。
西方對自己的看法是西方中心論，這很自然。但是，對於東方來說，看待西方的方式，也很自然——當然是東方中心論。這是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不過，它遠不及西方自己的角度好。
對於東方來說，西方是大型吸血烏賊的具體化身。 1694年發起於倫敦，由銀行與政府創建，1700年，大型吸血烏賊立即朝向東方的財富。
印度特別“召喚”了大型吸血烏賊。在烏賊到達之前的15世紀。印度估計是古代及中古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在18世紀大概佔世界財富的1/3或1/4。
但是，當烏賊到來之後，一切都變了，這都要感謝迷戀於西方“自由貿易”的那些被洗腦的人。
“自由貿易”被西方使用，強迫東方獲取貿易特權，只是為了獲利，而且，西方人好像在這方面記性不好，不記得他們曾經在東方乾過的這些事情了。
第一次鴉片戰爭（1849-1842）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英國東印度公司使用“自由貿易”的名義，強迫中國允許它們出口鴉片，就好像之前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孟加拉省強迫“自由貿易”一樣。
孟家拉是東印度公司第一個征服的地區，東印度公司的軍隊在1757年擊敗了本地統治者，並在1765年宣告自己為孟加拉的官方統治者，隨後實行了嚴酷的稅收制度。這個省很快就被侵蝕了。 1770年，由於季風雨的問題，導致大饑荒，據估計死了1/3的人口……孟加拉後來就變成東印度公司鴉片專營地……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經濟的支配，基於其私人軍隊的力量。然而……該勢力背後是英國軍隊，帕默斯頓勳爵在鴉片戰爭中進行了部署，支持英國的“自由貿易”需要。東印度的“自由貿易”就是，英國政府的半官方機構。
——Robert Trout，中國鴉片戰爭，美國曆書，1997年7月
自由貿易是個事實，不過卻是大型吸血烏賊在移向東方尋求直接支配的“外殼”罷了。而之後東方的共產主義是個缺陷，在試圖抵抗它的時候功能異常[筆者有另外一種看法，和此文作者不一樣，以後單獨列文論述]。
自由貿易的是非曲直，完全要看你處於有利地位還是不利地位，強大還是弱小，受害者還是施害者。
預防大型吸血烏賊
大型吸血烏賊從一誕生就發現其力量，但是，它卻是經由人類之手而變成今日模樣。它的勢力在英格蘭允許英格蘭銀行發行銀行券時開始出現，當時認為銀行券要比黃金白銀還好。
當然不是，它們從來都不是。但在政府的認可下，紙幣被接受為貨幣，承諾可以按需兌換為黃金或白銀。很好的承諾，但是，最終，不過是個承諾而已，今天，甚至連承諾都沒有，當然也就不會有守諾了。紙張而已，終究消失。
全球貨幣系統現在完全被大型吸血烏賊的債務銀行券污染了，結果就是，現在正在製造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它一直就在那裡。
[其後，作者介紹預防措施，黃金。還是老話，對此，筆者持保留意見。信用是空氣，但信用要歸屬人民。東方一直集體主義，所謂“社會主義”，都是一個意思，堅持這個，而不是西方的極端個人主義，便不會出大錯。 ]
再次——就像《聊齋誌異》中的“畫皮”，人之所以被妖精迷住，是因為他以為，自己看到的是美好的事物，中國人要避免被吸血，便要意識到最大的敵人，其實是你自己。
人類進步的真實原因是，來自於對科學技術的掌握，來自於古典文化蘊含的藝術創造性，以及追求對福生活伴隨的勞動實踐。
美秘密武器試驗
參考消息：美秘密武器試驗引發海地地震？
作者：參考消息
文章發於：參考消息
更新時間：20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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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新華社參考消息報：俄媒：美秘密武器試驗引發海地地震？ （http://www.cankaoa.com/Article/cankaobao/9765.html）
【俄羅斯《報紙報》網站1月20日報導】題:委內瑞拉從俄羅斯得知美國對海地和中國的攻擊(記者伊利亞.濟年科/捷尼斯.捷利馬諾夫)
海地發生的毀滅性地震是美國新式秘密武器試驗的結果。據西班牙媒體報導，這是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援引俄海軍的某份報告發表的聲明。俄羅斯北方艦隊司令部對此予以否認。但俄軍方人士卻認可這一說法。
作為查韋斯傳聲筒的委內瑞拉一家國家電視台在其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報導，稱造成14萬人喪生的海地地震是美國海軍試驗的結果。 “演習”目的是為進攻伊朗從而推翻執政的伊斯蘭政權作準備。進攻將藉助一系列地震來實現。
儘管文章作者沒有直接援引查韋斯的話，但西班牙媒體稱，這篇報導是引用自委內瑞拉總統的電視講話。
電視台網站的這篇報導指出，該情報來源於“監測美國第四艦隊在加勒比海域活動”的俄北方艦隊的一篇報告。在美國於2008年重建這支艦隊後不久，以“彼得大帝”號核動力巡洋艦為首的俄羅斯北方艦隊曾在加勒比海域巡邏。
報導說，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起就“大力推動”地震武器的研製。 “報告”作者認為，今年1月先後發生在委內瑞拉、洪都拉斯和海地的地震具有同一個“震源”。此外，2008年5月12日發生於中國汶川的大地震也是使用這種武器的結果。
根據報告，美國1997年啟動的“高頻活動極光研究計劃” (HAARP)可能也與秘密武器試驗有關。反美政治家和各國科學家認為，該計劃是為研製地球物理或電離層武器。這種武器具育製造異常天氣、引起水災、乾旱和颶風的能力。
但北方艦隊司令部表示，他們不曾向查韋斯作過任何關於海地試驗的報告，也未掌握有關美國地震武器試驗的任何數據。艦隊發言人說，“委總統為何突然決定發表這樣的聲明，我們也不清楚。我們沒有關於類似試驗的任何數據，也沒向查韋斯提供過類似情報”。
俄海軍總司令部推測，查韋斯編造出這一神話是為煽動反美情緒，而且除了假託俄艦隊之口，他找不到更好的依據。海軍發言人指出，“在查韋斯的講話中提到了'彼得大帝'號參與的演習，實際上根本沒有這樣的演習。僅這點就足以證明，委內瑞拉總統的想像力過於豐富”。
不過，以“彼得大帝”號為旗艦的北方艦隊，確實有軍艦於2008年底造訪加勒比海的委內瑞拉海岸。當時，許多俄羅斯媒體報導這次訪問為兩國海軍聯合演習，但俄海軍部門更願意稱之為“軍事遠航”。
同時，俄軍方消息人士認為，海地地震的確可能是美地震武器試驗的結果。他指出，“美國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這一領域的研究。研究於2006年進入高潮階段。也就是說，美國測試理論上能夠影響地殼運動的具體技術的效用已經三年了” 。
美國還在地下核武器試驗期間就開始研究各種共振對地幔的影響。當時科學家發現，當在某一點的地下爆炸達到一定威力時，可引發地質構造板塊的移位。結果，國際社會決定禁止地下核試驗。
但美國仍繼續開展基於非核技術的武器的試驗。這位消息人士表示，“自前還沒有數據表明，存在能人為引起地震的武器。但這方面的研製工作正在進行”。
美國經濟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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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的神話和現實（一）
W. 恩道爾 2010-1-21
如果我們聽信奧巴瑪的白宮所發布的美國經濟情況，或者金融媒體發表的無窮無盡的新聞，我們可能會想，我們已經度過了自從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壞的一次經濟衰退了。可是且慢，這個被銀行攪出危機的經濟―― 美國經濟，事實上還在向著1930年以來最糟糕的下行方向降落，而且更壞的是，這個下降是無法避免的。奧巴馬政府在操縱經濟數據，讓臉面上好看一點，可是事實卻是災難性的。
在橫掃美國的此次經濟衰退中，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衰退的深度。可是大眾對此的感受完全被操控，在每一個細節上都是如此。真相被掩蓋，這就是同1930年的危機相比而言最大、最可怕的差別。在公司債券的火爆銷售中華爾街股票繼續無理性上漲，投資人賭的是經濟復甦。美聯儲把遊戲玩得游刃有餘，適時洩露一些謹慎的暗示，例如“不久之後”必提利率，要從零提高到“正常水準”。
今天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和失業率正在迅速走向1930年大蕭條時的水平。不同於1930年的是，這一次美國政府背負著創紀錄的財政赤字，負債水平幾乎等同年度GDP的規模，這是和平年代的最高紀錄了。消費者家庭負的債務難以想像，而在這個節點上，又有1945年“嬰兒潮”一代人大批退休，造成一種人口結構上的震動――它正在從聯邦預算必須支出的社會保險費、醫保和公共醫療補助開支中，把“水”大量抽走。
今天在美國一幕一幕展開的現實，在整個現代史上都是空前的。這個演變過程將要持續至少10年，甚至更久，是否會如此，要看美國用納稅人的錢救助華爾街銀行這個政策，是否有可能會拐一個180度的急轉彎。在本人最近的著作《金融海嘯》中解釋過，從1970年代初期，美國政府把美元和黃金脫鉤之後，美國就一直在用印刷出來的紙幣美元支付政府債務，華爾街主導美國經濟大勢已成，以至於無論是總統還是國會，都再也不敢違拗那個“貨幣之神”了。
我們只需要看一下關鍵的幾個經濟指標，就可以識別當前的經濟衰退的規模。
真實的失業率已達到1930年水平
最基本的一個指標，是美國人的失業率和希望就業的失業者這個數字的真值。 12月是2007年危機發生以來最糟糕的一個月。而美國政府發布了一個定義範圍很小的失業指標“U3”，其根據是勞工部的統計。他們報告的數據是10%，好像失業水平相對穩定的。他們沒有提及的是另一個指標U6，這裡麵包括失業不滿一年但已經停止尋找工作的人，原因是經濟前景暗淡，求職無望。這些人從官方數據中“蒸發”了。在很少被用到的U6中，失業率是17%，這才是比較接近事實的。根據獨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斯的“影子政府統計”――他追蹤許多統計上的巧妙變動，華盛頓為了面子上好看而改動許多統計指標，實際失業率是22%，為1930年以來聞所未聞。 .[i]
“失業緊急補償”（EUC）這個數據，可以對真相作一個證明。 2009年12月支出的“失業緊急補償”金比11月增加了43%，又創造了新的紀錄，這裡的原因是領取普通失業救濟的一些人在超過期限之後，被迫去申請“失業緊急補償”，因為他們還是找不到工作。而對領取普通失業救濟的人數下降這件事，官方的解釋卻是“復甦”的信號。真實的現狀是，領取這種或那種失業救濟金的人數創了新紀錄，而且還在增加。
非常可能的是，美國將無法避免一年又一年持續不斷的國民失業率上升，至少也要持續到2016年：這已是最好的假設。這將是一個幾乎無就業增長、無投資增長、無GDP增長的期間，政府的徵收的所得稅收入無增長，而這又恰好是把向老年人（退休金）的轉移支付提高到財政支出45~ 50%的計劃期間，政府支付的退休金將以兩位數的速度上升。這一“人口統計剪刀差”被主流經濟學家忽略，也被奧巴馬政府忽略，這毫不奇怪，這個政府正在瘋狂地描畫復甦美景，因為11月在他們面前有一個國會中期選舉。
美國的經濟和GDP比任何別的國家都更加依賴消費者的個人消費――美國GDP中有70%是消費。在以往的10年裡，這種消費在創紀錄的低利率中“持續”，被銀行慫恿的信用卡消費大力推動，然後那些銀行用證券化的方式把風險從自己身上卸下。
美國經濟的神話和現實（二）
帳篷城和飢餓
美國以外的世界和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曾想到的一件事，是在美國各地湧現出來的帳篷城。在銀行收回斷供住房的那些地方，無家可歸者搭起了帳篷。
在房地產泡沫中，銀行曾向人們保證，房價會一直不停地上漲，購房者被忽悠去用按揭方式購買他們根本買不起的住房。按揭初期的利率通常是一個非常低的“挑逗性利率”，因此窮人還拿得出按月付的房款。不過他們都忘記了，低利率的有效期只限於按揭初期的3-5年，隨後利率將大大“調高”。這個“可調整利率”波及的不僅是藉“次貸”的高風險購房者，也涉及了“優貸”人群。 2006年是房地產泡沫最大的時候，那時藉款買房的數百萬人在2010年以及2011 年將要被“調整利息”！一句話，美國房地產危機遠遠沒有結束，整個過程連半路都沒有走完。在今後的24個月裡，還將有成百萬失去工作的家庭將被迫遷出自己的家。
據“地產跟蹤”（Realtytrac）所說，從2009年2月以來，每個月發生的違約拖欠和召回達到30萬例之多。去年第四季度就有一百萬美國家庭失去住房，在2010年，如果不能採取力度足夠大的措施，至少還有240萬家庭也要失去住房。今天被列為“待售”或因業主破產而取消抵押贖回權、或者因欠稅被市政府扣押的房子，已經超過218.2萬。這是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現像。
失去房子的人搭起了帳篷。在美國湧現瞭如此之多的帳篷，人們把它們稱為“帳篷城”。也有人說它們是現代版的“胡佛山莊”。在胡佛總統任內，即在大蕭條開始的時候，美國就是這個樣子――到處都是帳篷，在房地產受打擊最嚴重的那些州裡――加利福尼亞、佛羅裡達和內華達州，帳篷城最多。還有田納西、俄亥俄、佐治亞諸州。 [i]
在許多州裡，政府已經命令關閉帳篷城。這些事情當然不會在晚間新聞裡播報。例如在佛羅裡達的聖彼得斯堡，警察已經查禁過帳篷營地，把帳篷用刀子割碎。
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情。在許多地方的停屍間裡，無人負責的死亡者越來越多。原因並不是死者的家人無法聯繫到，而是因為家人付不起喪葬費。數據很難得到，但是我們知道，在俄勒岡州，對貧困者的喪葬補助申請需求量大得難以承受，該州的立法機構把死亡證書頒發的費用提高了三倍，藉此補足該基金的數量。伊利諾州在夏天時曾不得不關閉喪葬補助基金，因為收到的申請數量實在太多了。在密西根州，由於去年有3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用補助金支付的喪葬人數增長了一倍，達到1,100。
衡量飢餓，可以藉助規模最大的聯邦政府的“食品券”（政府補貼食品，名稱是SNAP：美國補充營養支持項目）。這個起始於1964年的項目是為了消化過剩的農產品，同時控制社會不穩定，渡過經濟衰退時期。領取食品券的標準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不高於27,560美元。平均補助標準是每人每日3美元，2009年的總支出達到400億美元，這個數量和美聯儲2009年國債利息收入和救市（救助銀行）出資的利息收入差不多相等。
2009年4月，領取食品券的美國人總數達到3400萬，每9人中就有一個。
在美國各地，銀行收回的按揭住房抵押贖回權的數量越來越大。當聖誕夜來臨、大家都在關注家庭的時候，美國財長蓋特納通過媒體發布了一個決定，在今後三年的時間裡，財政部將向房地美和房利美這兩家被國有化了的房地產公司提供無限制的財政支持，連國會辯論都省去了。蓋特納是這樣說的：“在2008年9 月，美國聯邦住房融資局委以房利美和房地美管理之責，財政部設立了優先股收購計劃（PSPAs ），以保證它們都能有盈利。現在財政部修訂了這個計劃，允許財政部根據該計劃提供的資金上限在必要時上浮，以適應今後三年中任何一種淨值下降的發生，以及出現累計淨值下降的情形。”
這個行動非常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奧巴馬政府正在竭力試圖控制私人破產、住房被收回和抵押贖回權取消的勢頭。
政府當局很清楚，按揭違約最糟糕的那個階段將在2010-2011年到來。房地產業的下一個炸彈是總量達1350億美元的即將開始的“可選可調利率按揭”，時間就在今年和明年，貸款利率將要急劇上調。業內的預期是房價還要再下降15%，這是對銀行業和整個經濟的一個魔咒。從2007年3月泡沫破滅以來，整個房地產業20萬億美元財產的價值中已有6萬億美元消失了。新華社報導的中國2007年GDP是3.4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在兩年的時間裡，美國住房市場的損失相當於中國全部經濟活動的規模。這個下降過程還在繼續。
美國經濟的惡化會加劇系統的流動性危機。可是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財政計劃，以及充實和加強銀行業的計劃，都假設美國經濟在2010年會恢復增長。當相反的事實出現在這個世界上之時，拋棄美元和紙幣美元資產及股票的行動很可能被觸發，根據威廉姆斯的看法，下一步要出現的就是惡性通漲了。
轉基因作物摧毀阿根廷農業
恩道爾：轉基因作物摧毀阿根廷傳統農業
作者：恩道爾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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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自《糧食危機》，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糧食供給始終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根本。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威廉?恩道爾最新推出的《糧食危機》一書(英文版於2007年11月推出)，通過豐富的史料與嚴謹的分析，揭露了少數西方國家試圖借助糧食武器支配世界的圖謀，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敲響了警鐘。
繼掌控全球糧食生產之後，在第三世界推廣轉基因作物成為美國政府與跨國農業巨頭的新戰略。在這場所謂的“農業革命”中，以物產豐饒著稱的阿根廷首當其衝。到21世紀初，由外國公司控制的轉基因大豆已在阿根廷氾濫成災，對該國的傳統農業造成了毀滅性破壞。
1.阿根廷農業曾是成功典範
到20世紀80年代末，一個由接受過遺傳學訓練的、虔誠的分子生物學家組成的全球網絡已經形成。與此同時，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持的龐大轉基因項目也正式啟動。該項目的實施地點選中了阿根廷，在那裡，戴維.洛克菲勒和大通曼哈頓銀行已經與新任的總統卡洛斯.梅內姆建立起了密切的關係，阿根廷的農業用地被確定為轉基因作物的第一個大規模實驗場。隨後發生的所謂“大豆革命”，是一個國家在“進步”的名義下全面失去糧食自給能力的典型案例。
在南美洲大地上，阿根廷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度令世人羨艷。作為胡安.庇隆時代的遺產，阿根廷的農業生產體係原本是富饒多產的。 70年代一個普通的阿根廷農民，往往會在一小塊土地上種一點蔬菜和小麥，養些家禽、奶牛或肉牛，農民對這塊土地的所有權保持幾十年不變。直到80年代，這片富饒的土地和農耕文化，不僅能夠實現農產品的自給自足，還能產生大量剩餘。重要的是，政府無須對農業進行補貼，農民的債務也微不足道。
但好景不長，突如其來的債務危機改變了一切。隨著70年代世界石油價格的暴漲，以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頓銀行及花旗銀行、漢華銀行、波士頓銀行、巴克萊銀行等為首的國際大銀行，以很有吸引力的條件向阿根廷兜售貸款。這些貸款主要是為進口急需的石油提供資金。表面上，只要利率仍保持在低水平上，這些貸款完全可以通過國家的收入償還，從而顯示出巨大的誘惑力。於是，阿根廷的美元債務急劇攀升。
1979年10月，為防止美元崩潰，美聯儲突然將其主導利率提高了大約300％，從而對全世界的經濟產生了影響，首當其衝的就是阿根廷外債的浮動利率。到1982年，這個國家深深地陷入了債務圈套之中，這個圈套與19世紀80 年代英國為了從埃及攫取蘇伊士運河控制權而使用的手法如出一轍。以戴維.洛克菲勒為首的紐約銀行家似乎對英國人的債務帝國主義手法心領神會。
2.轉基因大豆入侵南美草原
20世紀90年代中期，梅內姆政府開始採取實質性的行動。這一次，政策的腳本是由紐約和華盛頓的外國利益集團替他編寫的。梅內姆聲稱，把糧食生產轉變為轉基因作物的工業化種植，對於償還飛漲的外債是必要的。這是個謊言，但卻成功地改造了阿根廷的農業，使之更合乎戴維.洛克菲勒等美國投資者的心願。
早在美國開始進行田間實驗好幾年前，阿根廷就成了開發轉基因作物的秘密實驗室，這個國家的老百姓也變成了這個項目的實驗品。梅內姆政府成立了一個偽科學的“生物技術顧問委員會”，其成員總是秘密碰頭，討論結果也從未公之於眾。這毫不奇怪，因為這群人都來自外國的轉基因生物企業。其中，總部位於美國密蘇裡州的孟山都公司，就是最有名的轉基因大豆——抗“農達”(一種除草劑)大豆的生產商。
孟山都生產的轉基因大豆從農桿菌中復制了一個基因，並將其嵌入到大豆基因組中，使得這種植物能夠經受住除草劑的噴灑。從表面上看，因為抗“農達”大豆能夠免受傷害，因此無論是大豆還是所有的雜草都可以噴灑“農達”除草劑，這樣既殺死了雜草又能將大豆保留下來。可實際情況是，轉基因大豆單位面積的除草劑用量不但沒有降低，反而需要更多才能控制雜草的生長。
1996年，梅內姆向孟山都公司頒發許可證，允許它在全國獨家銷售轉基因大豆種子。與此同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自由化改革大潮之中，廉價的進口糧食充斥市場，成千上萬的農民被逼得傾家蕩產，最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土地。這些極端便宜的阿根廷農田很快被大型外國公司與國際投資基金收購一空——實際上，由於經濟危機造成的後果，共有成百萬英畝的上等農田被銀行掛牌拍賣。
在許可種植轉基因大豆之後，在阿根廷所發生的一切，被既得利益者吹捧為“第二次綠色革命”。而實際上，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一度富饒多產的、以家庭式農場為基礎的農業體系，被改變成了由一小撮勢力強大、富有的大莊園主主宰的新封建主義狀態。
3.阿傳統農業被破壞殆盡
轉基因大豆革命的結果至少在一個方面令人印像深刻：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這個國家的農業經濟被徹底改造了。到2000年，轉基因大豆的播種面積超過1000萬公頃；到2004年，面積擴大到1400萬公頃以上。大型收割機械還在大量砍伐森林，以便為大豆種植提供更多的土地。
此前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阿根廷的農田，尤其是名揚四海的潘帕斯草原，曾經到處是綠草如茵的牧場，中間穿插著玉米地和麥田。農民們在農業與牧業之間輪作，以維持土質。而採用單一種植大豆的方式後，由於對關鍵養分的過度吸收與消耗，曾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游牧的牛群，如今被迫圈進了美國式的大型牛欄，傳統的穀物、小扁豆、豌豆和綠豆田也幾乎消失殆盡。
在外國投資者和農業綜合企業巨頭的支持下，阿根廷的大土地所有者有條不紊地採取行動，從無助的農民那裡奪取土地，而且得到了國家的支持。農民們突然接到通知，稱他們的土地已經劃到了別人的名下。如果他們拒絕“自願”離開，武裝團伙就會偷走他們的牛，燒毀他們的莊稼，而且威脅他們還要吃更多的苦頭。轉基因大豆出口的巨額利潤的誘惑，最終導致了全國各地圍繞傳統農作方式的暴力騷亂。
1988～2003年間，阿根廷的奶牛農場減少了一半。破天荒第一遭，牛奶不得不以比國內高得多的價格從烏拉圭進口。更嚴重的是，隨著單一種植大豆的農作方式迫使數十萬農民離開土地，貧困和營養不良現像大量出現。統計顯示，在風平浪靜的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全國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比例僅為5％。到1998年，這個數字竟然陡升至30％，2002年又激增至51％。以前在阿根廷聞所未聞的營養不良現像，到2003年上升到3700萬總人口的11％～17 ％。
對轉基因作物有深入研究的阿根廷農業生態學家沃爾特.蓬科悲觀地預言：“如果我們繼續走這條道路，這片土地恐怕在50年內就不會再出產任何東西了。”
4.阿根廷人認識到這一切為時已晚
由於轉基因大豆摧毀了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阿根廷人可以獲取的食物發生著急劇的變化。以大豆為主的單一作物農作方式，使百姓在面臨2002年全國性經濟蕭條的衝擊時表現得十分脆弱。以前在困難時期，農民甚至普通城市居民可以自己種植作物來求得生存。但在阿根廷農業轉型之後，情形就完全兩樣了。
經濟惡化導致飢餓遍布整個國度。因為擔心引發騷亂，在國際大豆用戶的慫恿下，用大豆製成的食品被到處分發。政府和私營公司大肆鼓吹大豆食物對健康有巨大的好處，稱其可以代替牛奶或肉類。然而他們卻故意忽略了這樣的事實：以大豆為基礎的食物不適合人類長期食用。而且研究證明，與用母乳或牛奶餵養的嬰兒相比，用豆奶餵養的嬰兒患過敏症的機率會大大提高。他們同樣沒有告訴民眾，未經加工和經過加工的大豆均含有毒物質。如果將其作為食物的主要成分，這些物質可能導致癌症。
在農村，大規模種植大豆的後果更為可怕。靠近大豆種植園的傳統農業區受到了從飛機噴灑的除草劑的嚴重影響。 2003 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這種噴灑不僅殺死了附近農民的莊稼，其他牲畜尤其是馬匹也受到了傷害。人們則頻繁出現噁心、腹瀉、嘔吐和皮膚損傷等症狀。有報告稱，轉基因大豆田附近產下的動物出現嚴重的器官畸形，香蕉和甘藷也變得奇形怪狀，湖裡突然漂滿死魚。還有些農戶報告說，鄰近的大豆田噴藥之後，他們孩子的身上出現了奇怪的斑點。
對珍貴的林地的破壞則更大。這些林地被推土機推掉，以便大規模種植大豆。森林的破壞給當地居民帶來了急劇增加的醫療問題，其中包括黑熱病(一種通過昆蟲傳播的寄生蟲病)，其治療費用極其昂貴，而且會留下嚴重的疤痕和畸形。在恩特雷裡奧斯省，120多萬英畝森林被全部夷為平地，直到這個時候，政府才終於頒布毀林禁令。
等到阿根廷人認識到這一切的時候，為時已晚。到2004年，轉基因大豆已在阿根廷全國擴散開來，而且都依賴孟山都公司的除草劑——我們再也無法想像出比這更完美的束縛農民的手法了！然而，阿根廷並不是轉基因農作物針對的唯一國度。它的例子只不過是一個歷經幾十年形成的全球計劃的第一階段，其規模之大絕對令人震驚和害怕。
(節選自《糧食危機》，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2010年1月26日
非理性繁榮下的中國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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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泡沫：非理性繁榮下的中國
——中國經濟安全系列之三十三
江 湧
原載《世界知識》2010年第2期
經濟泡沫問題古已有之，只是於今為烈。 17世紀荷蘭的“鬱金香狂熱”、18世紀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與英國的“南海泡沫”，對於接觸過世界經濟史的人都耳熟能詳。中國古代歷史上鮮有經濟泡沫的記錄，若不是進行嚴格範疇的界定，那麼“洛陽紙貴”也可能是一種經濟泡沫。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視經濟投機為正常理性行為，因此將經濟泡沫無論在廣度、頻度、烈度上都不斷推向新的極致，以至於我們今日之生活近乎與泡沫為伍。經濟泡沫形形色色，當下人們最為關注的是房市與股市瘋狂，這就是資產泡沫。
“非理性繁榮”與資產泡沫
在世界經濟史上，一國往往因為經濟政策不當而導致資產泡沫，而資產泡沫最後引致金融危機的事件屢見不鮮。資產泡沫最容易在股票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生成，在本人記憶中，最典型的是日本資產泡沫與金融危機。 1985年，日本土地資產總值是176萬億日元，到1989年達到521萬億日元，四年上升近兩倍。東京地價上漲尤為嚴重，1990年其商業區地價是1985年的2.7倍，住宅區地價是1985年的2.3倍。在地價飆漲的同時，股市價格也急劇上升。日經225股價指數在1985年為13083點，到1989年已上升至38916點，四年上升同樣近兩倍。 “日本奇蹟”泡沫巨大，最終幻滅的後果也嚴重而持久。 20年後，日經平均指數還在1萬點徘徊，是當年高峰的1/4，日本六個最大城市的平均住宅地價也只是20年前的1/3。
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資產泡沫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20世紀90年代後，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房地產價格在最高和最低時的比率達到了3倍和2倍，泰國和印度尼西亞房地產最高和最低價格的比率分別為1.25和1.32倍，相對較小，但這兩個國家房地產的空置率卻遠較馬來西亞高，分別達到了15%和10%，1997年以後不動產供給過剩的現像更加嚴重。空置率居高不下是房地產泡沫形成的一個顯著標誌，因為投資者購買房產並非使用，而是套利。
當今世界，凡是以房地產推動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繁榮的國家，最後幾乎都未能逃過資產泡沫膨脹與金融危機的命運，似乎必然要遭受“摩天樓魔咒”。通常在一國經濟上揚過程中，該國政治家或企業家一般豪情萬丈，紛紛通過興建摩天大廈來“宣揚國威”。遠至有1908年紐約勝家大廈、1931年帝國大廈及1974年芝加哥的威利斯大廈；近的有1997年落成的吉隆坡雙子塔、2004年啟用的台北101以及預計2009年底完工的迪拜塔。這些摩天大廈建成之日，通常差不多也就是泡沫經濟破滅、金融危機爆發之時。有經濟學家做了苦心研究，發覺“摩天樓魔咒”的靈驗程度還不低。舞會有曲終人散之時，色彩斑斕的泡沫也有最終爆破的一天，真所謂“眼見他起朱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一個個試圖要刺破青天的摩天樓由此往往成為見證輕狂歲月的標誌。
就世界經濟史來看，資產泡沫越大，爆破時破壞力也就越大。對於資產泡沫的產生，經濟學家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結果不外乎流動性摧出來的，政治家或金融家吹出來的，還有投資者跟出來的。一個超級資產泡沫的誕生通常都是伴隨著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正是寬鬆的貨幣政策，產生過多流動性（就是易得的錢，是投機資金，是游資），累起泡沫的土壤，播下泡沫的種子。金融資本總是不斷爭取自己的最大自由，最好不受任何約束與監管，而監管缺失的金融投機則成為資產泡沫酵母。如此，金融投機在低成本資金、高財務槓桿、高債務的基礎上，迅速做大一個個資產泡沫。迪拜就是用1元錢玩超過10元錢的遊戲，財務槓桿超過10倍。迪拜酋長穆罕默德曾經給子民寫了一封公開信，狂熱地聲稱“夢想沒有極限”，“只要我蓋了機場，就會有人來；只要我蓋了飯店，就會有人住”。當然，在這個對知識崇拜的時代，經濟泡沫的不斷膨脹少不了經濟學家的幫腔，他們不斷撰文認為，資產泡沫有利於激發“財富效應”，如樓價與股價上漲有助於消費者增加開支，股價上升有助企業融資與再投資，如此有利於經濟增長。
耶魯大學著名金融學教授羅伯特·希勒則提供另類有趣而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很多金融危機並不是由技術因素或政府政策造成的，而是所謂“故事”觸發的。 “故事”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好的“故事”催生“理性繁榮”，壞的“故事”催生“非理性蕭條”。 1929年“大蕭條”的“故事”讓幾代美國人刻骨銘心，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頓時讓美國人想起了“大蕭條”，這個悲慘“故事”摧毀了他們的信心，導致經濟“非理性蕭條”。希勒於2000年出版了《非理性繁榮》一書，認為投資者並非人人都是理性和精明的，正是他們的非理性和從眾行為催生了投機性泡沫，最終讓股市進入了一種“非理性繁榮”的狀態，而“非理性繁榮”的結局就是“非理性蕭條”。
迄今，圍繞資產泡沫形成原因，經濟理論工作者發明了一系列理論，諸如理性投機泡沫理論、非理性泡沫理論、基於信息論和博弈論的泡沫理論、非線性泡沫理論等等，由此產生了一批又一批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然而資產泡沫非但沒有解決而且還越來越嚴重，這也是為解決一個泡沫而誕生了一個更大的泡沫。
美國以金融誣術誘騙世界
經濟史一再表明，監管缺失的金融投機是資產泡沫酵母。 1920年，有一個叫查爾斯·蓬齊的美國人，編造“故事”向投資者講述賺大錢的可能性，實際上此人是通過利用下一輪投資者的投資支付上一輪的投資者的方式來騙取錢財，這就是著名的“蓬齊騙局”。現代金融業務越是先進，其煉金術（誣術）特徵越是濃厚，在吹起一個個色彩斑斕的金融泡沫後，將別人錢財轉移到自己的錢包，但是“蓬齊騙局”的本質特徵沒有改變。
世紀金融大危機暴露麥道夫詐騙案，涉及金額500多億美元。一個人、一小撮人在玩金融泡沫可以施加“詐騙”的罪名，而一大群人、整個行業乃至國家都玩金融泡沫，美其名曰“金融創新”。長期以來，美國華爾街諸多機構與眾多人士從事的就是這個行當與勾當。美國金融業異常發達，美國市場的金融產品差不多佔了世界的一半，金融業創造的利潤占美國總利潤的40%。金融大鱷索羅斯深諳其道：“一般金屬無法被咒語變成黃金，但是人卻可以靠推銷假理論和假預言而在金融市場上致富，在政壇上獨攬大權。”
自20世紀80年代初裡根政府發動新自由主義革命以來，美國金融資本的擴張以及於世界的氾濫史無前例，由此在80年代房地產、90年代科技網絡以及如今金融服務這三大領域都掀起了極大的泡沫，而且都最終釀成金融危機。資產泡沫破滅與金融危機使外國在美國的巨額投資血本無歸。 80年代美國強迫日本接受“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日本流動性過剩，資金大量流入美國，投資美國的房地產，促使房地產泡沫迅速膨脹。但是，當美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時，日本損失慘重。此後有研究表明，日本在80年代對美貿易順差的總和幾乎都賠了進去。 90年代，美國掀起科技網絡熱潮，吸引了包括歐洲在內的大量外國資本流入美國。到21世紀初，科技網絡泡沫破滅，而這些外來資本又成為最大的犧牲品，許多外國企業的投資賠得精光，一些被捲入美國保險業務的歐洲金融機構甚至最後還必須分擔美國企業的損失。但是，華爾街在泡沫的漲落中賺取了極其豐厚的收益。
此次金融海嘯席捲整個西方國家，為穩定金融與刺激經濟，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將利率壓低到歷史最低水平，大規模購買長期債務工具，由此流動性從整個西方國家噴湧而出，投機資金氾濫，熱錢肆虐。長期以來，日本因為實現零利率，而使日元成為融資套利交易的借入貨幣，如今美聯儲也將聯邦基金利率降低至並維持在0-0.25%的水平，美元也成為套利交易的借入貨幣。金融危機重創美國經濟，美國經濟恢復與結構調整將是一個長期艱難過程，美聯儲將長期維持低利率不變，加上美元持續貶值，因此越來越多的投資者，以零利率甚至是以負利率（年化利率為-10%或-20%）借入美元，做空美元，以高槓桿買入以其它幣種標識的高收益資產。如此，自2009年3月以來，各類高風險資產——股票、能源、大宗商品及其它信貸工具——的價格持續強勁上揚，新興市場股票、債券與房產的上漲幅度更大。
未來，貨幣利差交易持續的時間越長、規模越大，資產泡沫就越大，隨後資產泡沫破裂的衝擊也就越強烈。而且美元的發行規模、交易的便捷、使用範圍遠遠超出日元等其它貨幣，因此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更大更深遠。未來，如果美聯儲調整利率而使美元借入成本突然提高，或相關因素導緻美元走勢逆轉而突然升值，那麼投資者需要迅速回補其美元空頭頭寸，槓桿化的利差交易將不得不在很短時間內平倉，由此將引發所有高風險資產的集體崩盤。當初，日元套利資金的持續湧動與急速抽逃，直接導致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如今，美元套利資金規模更大，對亞洲的挑戰也將更加嚴峻。
2009年9月，經合組織（OECD）認為，在各國為因應金融危機而將利率調降到歷史新低後，全球經濟將面臨新一波資產泡沫風險。日本野村控股在《2010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G3(美歐日)經濟復甦幅度將很小，美聯儲2011年初前不會調升利率。這將驅動資金大規模流入亞洲，2010年亞洲資金的流入會像海嘯般激烈。
中國率先復甦率先遭遇泡沫困擾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與國際市場廣泛接軌以及經濟金融化不斷深化，中國的資產市場正在經歷一個接一個的“非理性繁榮”。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存在並非都是合理的。股票市場自誕生以來，一直就有忽大忽小的批評與指責之聲。自1984年第一支股票誕生、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以來，中國股市似乎就沒有出現過一個真正而持久的投資者，當然也罕見心術端正的融資者，“股場不如賭場”，股市充滿了投機。一個曾經被心術不正者弄塌了的股市在沉寂多年後，出現井噴般爆發，在近三年時間從1000多點到6000點再到1500點，可謂大起大落，潮漲潮落之間不僅是數字符號的變動，更有財富從一個人口袋向另一個人口袋的轉移。
1992-1993年的房地產泡沫雖然只是集中於個別地方，但是造成惡果歷經多年才得以消化，曾經被泡沫埋沒的海南省直到近年來才得以恢復元氣。然而，被金融誣術驅使的投資者一般是沒有什麼記性的，大多數人都相信“市場上自有比我更傻的傻瓜”，總是認為自己應是僥倖者，泡沫不會在自己手上破滅。
2003年以來，房價一直扶搖直上，只是在2008年放慢了腳步，進入2009年再次直衝雲霄，部分城市房價已超過最火爆的2007年水平。 2009年，上海、深圳、杭州、北京等中心一線城市的房價上漲了30-50%，局部地區甚至實現翻番，而且房價上漲浪潮正湧向二線城市。一線城市的房屋租售比普遍已超過1：300的警戒線（該比數是用作判斷房屋是否具投資價值和存在泡沫與否的標準）。房屋銷售價格與居民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比普遍超出20-30倍，遠遠超過世界銀行給新興市場界定的3-7倍的合理範圍（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國房屋泡沫嚴重的幾個城市也不過6倍）。房屋空置情況愈發嚴重，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諸多樓盤空置率達50%以上，遠遠超出5%-10%的國際合理指標範圍，反映商品房已嚴重積壓。
2009年12月，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載文稱世界範圍內七大金融泡沫迫在眉睫，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位居第二。中國房地產市場膨脹起巨大泡沫是諸多內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首先，一個環球史無前例的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投機環境。來自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要多少有多少”的套利資金充斥世界，浩浩蕩盪湧向新興市場，湧向中國。西方政治家、金融家、經濟學專家自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直在力捧中國，不斷炒作中國因素，如今已形成官商學“三合一”的鼓吹人民幣升值合唱團，誘導游資湧向中國。而香港亦早就成為炒作內地題材的金融平台，成為相關國際游資的集散地。國際游資通過香港可以伸縮自如地投機大陸資產市場。
2009年內地近10萬億元人民幣的新增貸款，令資產泡沫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膨脹。有專家研究，其中有20%左右的信貸資金流入房地產和股市等資產市場，推動資產價格飆升。巨額資金進入股市和樓市，這雖然給市場帶來了繁榮，提振了大眾信心，產生了所謂“財富效應”，但是從長期看，這種資產投機帶來的資金分流效應與價格調節機制的混亂必令實體經濟“失血”，從而削弱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2003年以來的資產泡沫使許多擁有額外住房的人一躍躋身於富人行列，諸多就發生在身邊的致富動人“故事”，激發越來越多的民眾躍躍欲試。在中國股市建立初期，深圳流行這樣一個口號，“再不買股票，你就是深圳的最後一個窮人”。目前在上海、杭州、北京同樣的口號又在響起，“你再不買房子，你就可能淪為中國最後一個窮人”。
目前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更多集中於中心一線城市，有專家據此認為，不能以少數經濟中心城市的情況以偏概全。但是，這些經濟中心城市扮演著中國經濟的樞紐、維繫著全國發展的命脈，而且其成交面積與金額佔全國總交易規模的比重大，對宏觀經濟穩定與社會持續發展的影響極大。因此，那種認為如果少數經濟中心泡沫沒有氾濫蔓延中國經濟就不會出大問題的論點，顯然是經不起推敲的，明顯是在為相關集團的利益辯解，因為在房地產開發商、銀行與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一個極大極長而且日益緊密的利益鏈，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全球路人皆見的資產泡沫，卻一直難以進入監管者的眼簾，很顯然他們已經被高樓大廈擋住了視線，被資產泡沫拉動的GDP成長而歡欣鼓舞，被滾滾而來的地產收入激盪得心潮澎湃，豪情萬丈要刷新一個又一個地標建築，不斷創造出“迪拜似神話”。然而，迪拜神話的破滅再次印證，缺乏堅實基礎的繁榮，向別人借來的繁榮，向未來透支的繁榮，是難以持久的，色彩斑斕的泡沫終究是要破滅的，這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確的“水晶球”。通過這個“水晶球”，筆者不祥地看到了上海、杭州，看到了深圳、廣州，看到了北京，看到了一個個不斷晃動的中國城市的影子。
950-1300美元間震盪
2010-01-26 | 2010為黃金大牛市主升浪築基
國際金價虎年或在950-1300美元間震盪
張庭賓
2010年是黃金大牛市主升浪前的築基期。
前一階段，黃金價格突破了1000美元/盎司並創歷史新高，已經打破了黃金非貨幣的謬論。 2000年到2009年，黃金經歷了從250多美元/盎司到1000美元/盎司這個上漲波段，目前需要一個回調震蕩的過程，如果能在2010年完成震盪築底的過程，金價將向上拉升至3000~5000美元，這也是實際完成了金本位回歸。因此，今年將是黃金價格在兩個上升波段中的震盪市。
現在的黃金價格在1130美元/盎司附近，僅相當於上世紀70年代的400美元/盎司上下，其實不是什麼大牛市，最多是為大牛市築基；如果將過去20多年的CPI倒算進去，那麼1980年黃金創下的850美元/盎司相當於現在的2200多美元/盎司。由此可見，目前的金價還是在為黃金大牛市打基礎，價格只有前一輪牛市一半的高度，黃金的上漲才剛剛開始。
黃金和美元的走勢是一對冤家，黃金的震盪築底過程也是美元反擊的過程。但從近期的走勢來看，美元的反擊乏力，美元指數沒有能夠突破80，黃金的價格也沒有跌破1000美元/盎司，比我預想的要弱。
在判斷今年的黃金走勢時，相比美元指數，美國國債利率將是更好的指標。當美國國債找不到買家，就會通過國債市場利率上漲來吸引購買者。
從市場角度看，美國國債利率的這種上升反映的是市場對美元紙幣的不信任，如果利率高到沒有人相信美國政府能還得起的時候，投資者反會因為恐懼感而遠離美國國債和各種債券，買入黃金和大宗商品避險，即出現美國國債利率與黃金價格同時上漲的奇特現像。
在常規狀態下，金價和美國國債利率呈負相關性，今年表現出來的同向關係是新特徵。今年要特別關注美國國債市場，重點關注其發行量、國債利率、總債務和當年新增債務佔GDP比率等指標。
（原載於2010年1月23日第一財經日報《財商周末》）
2010年1月25日
謝國忠：走向滯脹
2010-01-26 | 謝國忠：走向滯脹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2009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4530億美元，相當於2008年GDP的10%，銀行貸款總額(9.6萬億元人民幣)的32%，名義GDP的增長率則為5%。顯然，是財政和金融方面的因素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這反映了一個現實：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呈現出了一種全新的狀態，投放到經濟中的海量資金，對於GDP增長的貢獻頗為可憐。
這些資金基本是通過房地產部門進入經濟、發揮作用：2009年新房銷售的增量，估計高於名義GDP。
在泡沫之下，資源被用於製造更多泡沫。這些資源將被永久性浪費掉。例如，商人再也不願意把精力放在實體經濟中，轉而投入時間和精力，從事市場投機。這意味著，未來的中國，將不會有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公司。儘管中國已經歷30多年的高增長，但很少有公司擁有全球競爭力。
兩個信念
市場中一直存在兩個信念：一、人民幣只漲不跌，二、中國的土地價格只漲不跌。這兩個信念驅動了資金的不斷流入。前者造成了跨境資本流動。是資本流入，而不是貿易順差，推動了中國外匯儲備在2009年的增長。證據之一，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之前，外匯儲備激增。在此次訪問期間，我發現許多對沖基金都賭人民幣必將升值。只是由於預期落空，資本流入有所減慢。 2009年12月外匯儲備增長放緩正是因此。
第二個信念，對國內資本流動產生了有力的影響。 2009年新的房地產銷售額同比增長了75%，超過全年(真實)GDP的14%，這不但對於中國，而且對其他任何主要經濟體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家庭儲蓄占到GDP的20%到25%。從房市銷售數據就能很輕易地知道家庭儲蓄到底流向了何處。商業領域裡的資本配置，同樣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地頻出的“地王”——也就是那些在土地拍賣中不斷刷新價格紀錄的地塊——顯示出了商業資本的流向。新拍賣土地的拿地成本比同屬一區的現有房地產的價格要高，這一畸形卻相當普遍的現像，表明了大家對於囤積土地的渴望。我懷疑，2009年各大銀行的貸款流向，與房地產市場都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
這兩種信念都源自於一個假設，即中國政府不會讓匯率和土地價格下跌。即便是暫時的，中國政府仍有能力干預匯率走勢。中國有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如果它希望匯率穩定，它可以動用如此多的儲備，並可以在很長的時間內抵消市場調整的影響。土地銷售收入以及物業銷售帶來的稅收，佔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很大一塊，因此，他們有很強的動力來刺激房地產市場發展。正是由於“政府會兜底”這樣頗具“中國特色”的市場心理，鼓勵了這群投機分子敢於在任何類別的資產上進行投機。這個假設是沒有經過檢驗的，因為是美聯儲持續的低利率政策，不斷地將錢從美元資產中驅趕出來，進入中國的相關資產。美聯儲的零利率才是造成近來中國出現投機狂潮的根源。中國正在上演的是以投機分子為主角的、“敢拼才會贏”的故事。當通貨膨脹迫使美聯儲快速提高利率的時候，或者就在2012年，上述假設就會露餡。不過，恐怕不會有很多投機者能撐到那一刻了。
悄然通脹
當談到通貨膨脹的時候，貨幣供應量才是決定性的因素。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不可能永遠都比GDP的增速快，二者之間一旦長時間存在差距，就會出現資產泡沫。但是，持續的資產膨脹，或者通過財富效應，或者通過推動生產成本上升，最終必然導致消費價格上漲。 2009年，中國的名義GDP和M2之間存在著23個百分點的差距，這為將來的通貨膨脹累積了相當大的能量。這筆錢暫時被“困”在房地產市場裡，表現為資產價格上漲。它正在通過不斷上升的銷售成本，悄然向通貨膨脹方向演變。
一個頗為反常的現像是，那些“中國製造”的產品，在中國國內百貨公司的售價比其他許多國家都要高。高昂的房地產成本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這就像是上世紀80年代日本在“昨日重現”，當時日本本土生產的商品，在本土比美國賣得還要貴。
貨幣供應量激增形成的心理預期，也正不斷推動市場朝著通脹的方向邁進。當工人們衡量自己工資的時候，房地產價格可能是他們首先要考慮的因素。通脹初期的工資上漲，可以部分地理解為房地產價格飛漲造成貨幣貶值所帶來的影響。
現在的年輕一代，對真正的工作興味索然，反而沉迷於股市投機。固定薪水漲幅不及房價，他們更願意看到自己持有的股票價格在一天內變來變去，然後產生幻覺，認為自己能在股市裡面掙大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可能會輸得一無所有，然後，可能就會做出一些極端的舉動。如此造成的社會後果可能相當嚴重。
我看到許多商店儘管並沒有太多的生意支撐，但是出售商品的價格一點都不便宜。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些店鋪本來就是靠著高價低量策略為生，因為他們在租金上花的成本過高，根本承擔不起“薄利多銷”的營銷策略。高價策略也並不見得有效，但至少有了一線生機。
據我所知，中國的消費通脹水平已經相當高了。印度和俄羅斯的貨幣都比中國的人民幣堅挺，但它們正在經歷著接近兩位數的通脹。當然，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報告，通脹率還很低。這種差異可能是由於衡量通脹率的方法不同造成的。漲價，常見的手法就是將商品重新包裝，減量不減價。消費物價指數統計的基礎是比較同一商品的價格變化；價格變化不大，但人們的實際消費成本在上升。
貨幣供應量急升恰恰發生在容易發生通脹的經濟環境下。大印鈔票最終將演變為通貨膨脹，其速度取決於許多因素。當生產要素充沛的時候，印出的鈔票形成通脹之間，二者之間時滯一般較長。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十年間，即使勞動生產率以年均約8%的速度增長，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沒有增加。這是製約中國國內以及全球未發生通脹的最主要的力量。而藍領勞動力供應的轉折點來了：為了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工人工資開始上升。這種變化，縮短了貨幣創造與通貨膨脹之間的時滯。
兩股力量正在推動這一變化。首先，高校系統擴招，大大削減了藍領勞動力的供應。大學生在校學生總數，相當於全國三年的勞動力供給。此外，當學生加入到勞動力大軍中時，他們不會考慮藍領的工作。這也造成了白領和藍領之間工資差距急劇縮小。其次，十年前國有企業改革中下崗的那部分人，大多數已經退出了勞動力市場。藍領工資的變化，是推動生產成本上升第二重要的因素，在製造業排在原材料成本之後，在服務業排在地產成本之後。
在當前的環境下，原材料價格保持著向上的走勢。較低的利率，以及規避通脹的考慮，推動了大量的資金投入到商品市場。金融需求和生產需求共同爭奪著有限的自然資源。因此，疲軟的全球經濟並沒有減少石油或銅這些資源類商品的價格。我想，這些價格在今年將繼續上升。
政策失誤
中國在本就容易發生通脹的環境下所實行的過剩的貨幣政策，預示著在今年及此後的一段時間內嚴重通脹的到來。從另一方面說，經濟的增長前景，比以前更加黯淡。
在需求層面，發達經濟體繼續受制於高失業率和資產縮水。儘管2009年12月出口頗為強勁，但是，中國的出口增長也不太可能再現過去五年的輝煌了。我認為，中國的出口在未來五年中，將以平均為個位數的速度增長，而在2003年到2008年間，出口增速一直維持在27%左右。出口部門對GDP增加值的貢獻大概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出口減速，可能會使總體需求的增長降低4個百分點以上。
在供給層面，目前的巨額資本重新分配，從製造業向房地產業傾斜，將大幅削減未來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房地產並不是一種生產性資產。估計生產力的增長速度總是很困難，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指標衡量的是投入不變的情況下的產出增加值。三年前，我對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粗略估計是4%。由於房地產並不能領漲生產率，如果將一半的生產資本都分配給房地產行業，那麼生產力增長率很有可能也將減少一半。我懷疑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在未來的幾年間，將僅為2%。
許多分析家認為，經濟增長放緩，需要更多的貨幣刺激。這儘管聽起來易做又有效，但其實恰恰用錯了藥，但後遺症也沒那麼快顯現出來。在短期內，這一做法能夠帶來的一個優點是資產膨脹，那些對該政策表示支持的既得利益集團往往獲益良多。因此，這項政策很容易被接受。而後遺症就是，一旦沒有了“刺激”，就會演變為持續的高通脹。
要想遏制通脹，中國的利率大概還應該提高3個百分點。但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還看不到會採取這一重要政策的跡像。近來，中國央行邁出了其緊縮政策中的關鍵性一步，但是動作不大。央行將存款準備金率提高了0.5個百分點，但這對於有著67%貸存比的銀行來說，對其貸款能力並沒有太大的影響。整個金融系統缺乏的是資本，並不是流動性。換句話說，如果能提高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對改善整個系統來說更加有效。其實，央行此舉的意義只是為了達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屬於“心理戰”的範疇。
中國需要做的就是增加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以抵消出口放緩的影響。這需要縮小投資規模。由於投資主要是由政府主導，這也等於降低了政府籌集資金和消費的權力。如果沒有重大的結構性改革，例如，提高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就很難做到這一點。
我認為，中國可能會連續幾年出現通脹速度超過GDP增速的情況。它可能不符合嚴格的滯脹的定義。印度和俄羅斯所遭受的通貨膨脹就比GDP增長率高得多，但兩國經濟運行情況仍舊不錯。不過，最好還是不要陷入這種情況，因為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會限製到政策的迴旋餘地。如果再出現一輪衝擊，比如說，另一場全球性危機，中國就根本沒有能力像2009年一樣，推出那些刺激政策了。
事實上，2012年是醞釀另一場危機的一年。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沒有處理好上一輪的危機。沒有人關心全球金融系統改革，儘管整個問題的根源就是由於盲目刺激以及胡亂使用別人的錢進行投機造成的，大家都企盼通過拯救那些投機分子去穩定整個系統，這樣的做法，也就奠定了另一場危機的基礎。所有的政府和中央銀行印刷的鈔票，正在變成全球性的通貨膨脹。一旦他們要收回這筆錢，由於缺少完善的全球性經濟結構，另一場危機也就到來了。
2010年1月24日
轉基因食品:可能的延時性生化武器
遺傳學教授：推廣轉基因主糧有可能導致種族滅絕
作者：易裡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3
http://www.wyzxsx.com
——給《轉基因食品：一種可能的延時性生化武器》的按語
去年上半年，我寫了一篇《轉基因食品：一種可能的延時性生化武器》的文章。這篇文章當時並沒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我在這篇文章的最後部分不無擔憂地指出：“在不久的將來，國內某些相關利益集團一旦與境外不法分子相勾結，我國就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轉基因作物試驗場'和最大的'轉基因食品消費市場'”。沒曾想到的是，這一天竟來得如此之快。
在上一次關於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討論餘熱還未來得及散去之際，中國農業部便於2009年11月27日草率批准了我國為世界上第一個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國家，據說要推廣的是轉基因水稻和轉基因玉米。這一消息如石破驚天，連日來不僅引起了網民對於農業部推廣轉基因主糧的廣泛批評，同時也再次激起了我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專業敏感。
我是一名從事植物遺傳學教學、科研工作多年的專業人員，關注轉基因和轉基因食品安全性是我的份內職責。對於農業部要在我國推廣轉基因主糧，我不僅想表達憤怒，而且更願意以冷靜的態度為大家提供科學認知，以便讓大家更加科學、更加理性、更加深刻地認識在我國推廣轉基因主糧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為此，我願意再次將《轉基因食品：一種可能的延時性生化武器》奉獻給大家。
《轉基因食品：一種可能的延時性生化武器》決不是一般的時事評論文章，而是遺傳學和轉基因學術界的一名專業工作者所寫的完全可以在專業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學術論文。它將以專業的權威性告訴大家，在我國推廣轉基因主糧，極有可能讓中華民族迅速滅絕。
轉基因食品：一種可能的延時性生化武器
摘要：在大膽突破自然選擇理論的前提下，以大熊貓生殖功能喪失為參照，以Jeffrey M Smith 的老鼠試驗為依據，在生命進化層面明確和充實了轉基因食品“非預期效應”的內涵，論證了“轉基因食品有可能成為一種延時性生化武器”的觀點，綜述了國內外對待轉基因食品的態度、轉基因食品的立法管理與市場銷售和轉基因作物的研究種植現狀，表達了對轉基因食品有可能向隱形戰略生化武器方向演變的擔憂，同時提醒我國政府從戰略高度加強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警戒，嚴防國際反華組織和敵對國家的轉基因食品流入我國。
近二十年來，生命科學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在不同物種間實現了基因交流，並出現了轉基因食品。然而，這個生命科學領域的重大進展不僅沒有像以往任何一次科學突破那樣受到人們的狂熱追捧和讚賞，相反，人們對各種轉基因研究以及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質疑和擔憂無不高度一致地與人類自身的命運相聯繫，並第一次在大自然面前較好地顯示了人類謙卑、冷靜和理性的可貴品質。
轉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是指利用基因工程（轉基因）技術在物種基因組中嵌入了（非同種）外源基因的食品，包括轉基因植物食品、轉基因動物食品和轉基因微生物食品。轉基因作為一種新興的生物技術手段，它的不成熟和不確定性，必然使得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目前，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憂慮主要集中在轉基因食品對當代人類健康的現時影響和生態安全方面。筆者認為，轉基因食品的真正危險既不在於它是否會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產生嚴重破壞，也不在於人類是否會因為食用轉基因食品而產生無藥可醫的新病變，而是在於轉基因食品有可能對人類進化過程造成“延時性”災難性後果。儘管針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提出的的“非預期效應”概念有可能已經包含了基於這一憂慮的對人類未來命運的終極關懷，但筆者還是覺得有必要並願意將轉基因食品對人類進化過程可能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加以特別指出。
只要是一個稍微懂得辯證法和科學發展規律的生命科學工作者都不會懷疑，生命的進化決不僅僅是一個從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形態價值的累進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從發生、發展到消亡的自然歷史過程；生命進化的理論也決不會永遠停留在達爾文的基因突變和自然選擇的認識水平，而必然會進一步深入到“物理與化學邏輯”層面。儘管目前我們還不完全清楚生命系統的“物理與化學邏輯”，但人類有理由相信，生命進化的機制最終會表現為“物理與化學邏輯選擇”。
用“物理與化學邏輯選擇”代替自然選擇，生命進化將會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一種可喜或可悲的圖景。大熊貓作為動物活化石，它的進化歷史和和滅亡方式或許可以成為人類未來命運的參照。
在大多數動物學家看來，大熊貓之所以瀕臨滅絕，是由於自然環境遭到破壞，或竹子開花、人類過度獵殺、種群數量太小等等。在分析大熊貓瀕臨滅絕原因時，一直以來不被人們重視的一個重要事實就是大熊貓生殖功能幾乎接近完全喪失。只要人們相信大熊貓生殖功能的喪失與人們列舉的諸多原因沒有關係，那麼，生命進化過程中的“物理與化學邏輯選擇”就有可能成為大熊貓生殖功能喪失和瀕臨滅絕的真正原因。
儘管人類目前正在採取各種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對大熊貓進行研究和保護，但大熊貓必然滅絕的命運仍將無法避免。大熊貓的滅絕不僅將見證辯證法的勝利，而且也將暗示人類最終有可能像大熊貓一樣在生殖功能的逐漸喪失中走向滅絕，並為人類惘顧自身命運，冒闖科學禁區的“自殺”行為敲響警鐘。
滅亡是事物發展的必然邏輯，人類最終的命運既不必忌諱，也不必害怕。問題的關鍵在於，人類最終是按照本來固有的“物理與化學邏輯”自然地走向終結，還是通過不自覺地對人類自然進化的進程施加某種影響而加速自己的滅亡？在生命進化的規律還未來得及被徹底揭示之前，人類雖然不可能完全清楚自己進化的準確路線，但大熊貓生殖功能的喪失和轉基因食品的出現卻已毫不含糊地為人類設想自己的未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和新的空間。
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從基因到基因的片面思維仍然是生物遺傳與變異研究的主要範式。儘管人們有時也在談論基因、細胞質和外界環境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作用，但以“表觀遺傳”概念出現的非基因變異對生物在代謝、遺傳、發育等方面的深刻影響卻始終未能進入生命進化研究的視野。這種科學範式的局限，很有可能是當前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擔憂尚未深入到生命進化層面的根本原因。
表觀遺傳或非基因變異是指不需要改變基因編碼，而只需要通過某些外來特定化學物質對基因進行適當“修飾”就能改變生物性狀並穩定遺傳的現像。表觀遺傳或非基因變異現像表明，生物體內的生命活動過程和性狀變異決不僅僅為基因所決定，生物體內的非基因化學物質有時很有可能對生命活動過程和性狀變異產生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由此我們可以推測：轉基因食品中的外源基因即便不直接侵入人類基因組，外源基因也有可能通過與轉基因食品物種原有基因的相互作用產生出人類食物中從未有過的新蛋白或其他次生代謝物質，這種新蛋白或新物質通過食品攝取進入人體後，就有可能對人體生命活動過程產生“物理與化學邏輯'梗阻'”，或誘導產生生命進化層面的延時性漸進性生殖功能障礙，並最終導致人類生殖功能喪失。
上述推測並非杞人憂天。事實上，Jeffrey M Smith的研究已經發現，在老鼠的食品大豆中添加含轉基因的成分後，老鼠不僅都產生了莫明其妙的經常性緊張好鬥的日常行為變化，而且其肝臟特別是睪丸均呈現病態反應，吃了轉基因食物的老鼠繁殖的後代體內不同的部分都也出現了致命的病變，55.6%的小鼠在一出生或是出生3週內就死亡。如果人類在食用某種轉基因食品後能夠立即呈現出某些明顯病變，人類尚有可能通過迅速停止食用該食品而將其危害限制在較小的範圍內，不過，當某種轉基因食品對人類的生殖傷害一旦呈現多世代的延時性漸進性反應時，人類就不可避免地會迅速走向滅絕。
鑑於食用了轉基因大豆的老鼠及其後代出現的令人震驚的延時性傷害，有人認為轉基因食品“實際上相當於一個具有延時傷害能力的生化武器”。由於囓齒類動物在形態學和生物化學方面都與人類相似，因此，這個實驗結果理應引起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高度警覺。
總體來講，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持謹慎態度，並就轉基因研究和轉基因作物的推廣、種植、加工過程管理以及轉基因食品的市場銷售等問題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然而，由於人類科學認知水平的局限，這些法律法規仍將無法保證轉基因食品的絕對安全。從美國的“星聯玉米事件”、“斑蝶事件”，加拿大的“轉基因油菜超級雜草”，到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轉基因食品安全和“基因污染”問題不容忽視。世界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及經濟合作組織等國際權威機構都表示，人工移植外來基因可能令生物產生“非預期後果”。國際消費者聯會（成員包括全球115個國家的250個消費者組織）表示，“現時還沒有一個政府或聯合國組織會聲稱轉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
針對轉基因和轉基因食品可能對人類帶來的嚴重後果，目前歐洲一些國家，如瑞士、奧地利的消費團體反對進口銷售轉基因食品；在日本，以玉米為原料的大型食品加工企業從2000年開始，決定全部用非轉基因玉米原料，也用非轉基因原料生產牛肉和牛奶；斯裡蘭卡政府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明令禁止種植轉基因作物；非洲一些貧窮國家則表示寧願餓死也不接受美國的轉基因玉米援助。
作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同經濟開放的熱情相一致的是，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相比較，我國的轉基因研究、轉基因作物種植和轉基因食品銷售環境相對寬鬆。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開展了棉花、水稻、小麥、玉米和大豆等方面的轉基因研究。有專家認為，我國已存在著大量的轉基因食品。市場調查顯示，在我國市場上70%的含有大豆成分的食物中都有轉基因成分，像豆油、磷脂、醬油、膨化食品等等。因此，很多公眾其實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與轉基因食品有了聯繫。另外我國一些進口食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在我國流行的快餐食品店麥當勞和肯德基的食品中，轉基因的含量也都很高。
儘管我國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先後頒布和製訂了《農業轉基因安全管理條例》、《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轉基因食品衛生管理辦法》等多個法規，但在事實上，受學術界對轉基因食品危險性認識不足的影響，我國相關部門一直對轉基因研究的前景持樂觀和肯定態度。鑑於我國相關部門對轉基因研究支持有加，加之多年以來人們對經濟利益的狂熱追求和道德水平的嚴滑坡，有人擔心，在不久的將來，國內某些相關利益集團一旦與境外不法分子相勾結，我國就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轉基因作物試驗場”和最大的“轉基因食品消費市場”。
隨著分子生物學的快速進展和轉基因技術的不斷成熟，轉基因食品在老鼠體內的延時性傷害，極有可能暗示轉基因食品向隱形戰略生化武器方向演變，並最終徹底改變人類未來戰爭的形態。這種擔憂一旦成為現實，人類將萬劫不復。為此，切望我國政府從戰略高度加強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警戒，嚴防國際反華組織和敵對國家的轉基因食品流入我國。
作者：易裡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3
http://www.wyzxsx.com
——給《轉基因食品：一種可能的延時性生化武器》的按語
去年上半年，我寫了一篇《轉基因食品：一種可能的延時性生化武器》的文章。這篇文章當時並沒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我在這篇文章的最後部分不無擔憂地指出：“在不久的將來，國內某些相關利益集團一旦與境外不法分子相勾結，我國就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轉基因作物試驗場'和最大的'轉基因食品消費市場'”。沒曾想到的是，這一天竟來得如此之快。
在上一次關於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討論餘熱還未來得及散去之際，中國農業部便於2009年11月27日草率批准了我國為世界上第一個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國家，據說要推廣的是轉基因水稻和轉基因玉米。這一消息如石破驚天，連日來不僅引起了網民對於農業部推廣轉基因主糧的廣泛批評，同時也再次激起了我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專業敏感。
我是一名從事植物遺傳學教學、科研工作多年的專業人員，關注轉基因和轉基因食品安全性是我的份內職責。對於農業部要在我國推廣轉基因主糧，我不僅想表達憤怒，而且更願意以冷靜的態度為大家提供科學認知，以便讓大家更加科學、更加理性、更加深刻地認識在我國推廣轉基因主糧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為此，我願意再次將《轉基因食品：一種可能的延時性生化武器》奉獻給大家。
《轉基因食品：一種可能的延時性生化武器》決不是一般的時事評論文章，而是遺傳學和轉基因學術界的一名專業工作者所寫的完全可以在專業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學術論文。它將以專業的權威性告訴大家，在我國推廣轉基因主糧，極有可能讓中華民族迅速滅絕。
轉基因食品：一種可能的延時性生化武器
摘要：在大膽突破自然選擇理論的前提下，以大熊貓生殖功能喪失為參照，以Jeffrey M Smith 的老鼠試驗為依據，在生命進化層面明確和充實了轉基因食品“非預期效應”的內涵，論證了“轉基因食品有可能成為一種延時性生化武器”的觀點，綜述了國內外對待轉基因食品的態度、轉基因食品的立法管理與市場銷售和轉基因作物的研究種植現狀，表達了對轉基因食品有可能向隱形戰略生化武器方向演變的擔憂，同時提醒我國政府從戰略高度加強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警戒，嚴防國際反華組織和敵對國家的轉基因食品流入我國。
近二十年來，生命科學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在不同物種間實現了基因交流，並出現了轉基因食品。然而，這個生命科學領域的重大進展不僅沒有像以往任何一次科學突破那樣受到人們的狂熱追捧和讚賞，相反，人們對各種轉基因研究以及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質疑和擔憂無不高度一致地與人類自身的命運相聯繫，並第一次在大自然面前較好地顯示了人類謙卑、冷靜和理性的可貴品質。
轉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是指利用基因工程（轉基因）技術在物種基因組中嵌入了（非同種）外源基因的食品，包括轉基因植物食品、轉基因動物食品和轉基因微生物食品。轉基因作為一種新興的生物技術手段，它的不成熟和不確定性，必然使得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目前，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憂慮主要集中在轉基因食品對當代人類健康的現時影響和生態安全方面。筆者認為，轉基因食品的真正危險既不在於它是否會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產生嚴重破壞，也不在於人類是否會因為食用轉基因食品而產生無藥可醫的新病變，而是在於轉基因食品有可能對人類進化過程造成“延時性”災難性後果。儘管針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提出的的“非預期效應”概念有可能已經包含了基於這一憂慮的對人類未來命運的終極關懷，但筆者還是覺得有必要並願意將轉基因食品對人類進化過程可能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加以特別指出。
只要是一個稍微懂得辯證法和科學發展規律的生命科學工作者都不會懷疑，生命的進化決不僅僅是一個從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形態價值的累進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從發生、發展到消亡的自然歷史過程；生命進化的理論也決不會永遠停留在達爾文的基因突變和自然選擇的認識水平，而必然會進一步深入到“物理與化學邏輯”層面。儘管目前我們還不完全清楚生命系統的“物理與化學邏輯”，但人類有理由相信，生命進化的機制最終會表現為“物理與化學邏輯選擇”。
用“物理與化學邏輯選擇”代替自然選擇，生命進化將會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一種可喜或可悲的圖景。大熊貓作為動物活化石，它的進化歷史和和滅亡方式或許可以成為人類未來命運的參照。
在大多數動物學家看來，大熊貓之所以瀕臨滅絕，是由於自然環境遭到破壞，或竹子開花、人類過度獵殺、種群數量太小等等。在分析大熊貓瀕臨滅絕原因時，一直以來不被人們重視的一個重要事實就是大熊貓生殖功能幾乎接近完全喪失。只要人們相信大熊貓生殖功能的喪失與人們列舉的諸多原因沒有關係，那麼，生命進化過程中的“物理與化學邏輯選擇”就有可能成為大熊貓生殖功能喪失和瀕臨滅絕的真正原因。
儘管人類目前正在採取各種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對大熊貓進行研究和保護，但大熊貓必然滅絕的命運仍將無法避免。大熊貓的滅絕不僅將見證辯證法的勝利，而且也將暗示人類最終有可能像大熊貓一樣在生殖功能的逐漸喪失中走向滅絕，並為人類惘顧自身命運，冒闖科學禁區的“自殺”行為敲響警鐘。
滅亡是事物發展的必然邏輯，人類最終的命運既不必忌諱，也不必害怕。問題的關鍵在於，人類最終是按照本來固有的“物理與化學邏輯”自然地走向終結，還是通過不自覺地對人類自然進化的進程施加某種影響而加速自己的滅亡？在生命進化的規律還未來得及被徹底揭示之前，人類雖然不可能完全清楚自己進化的準確路線，但大熊貓生殖功能的喪失和轉基因食品的出現卻已毫不含糊地為人類設想自己的未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和新的空間。
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從基因到基因的片面思維仍然是生物遺傳與變異研究的主要範式。儘管人們有時也在談論基因、細胞質和外界環境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作用，但以“表觀遺傳”概念出現的非基因變異對生物在代謝、遺傳、發育等方面的深刻影響卻始終未能進入生命進化研究的視野。這種科學範式的局限，很有可能是當前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擔憂尚未深入到生命進化層面的根本原因。
表觀遺傳或非基因變異是指不需要改變基因編碼，而只需要通過某些外來特定化學物質對基因進行適當“修飾”就能改變生物性狀並穩定遺傳的現像。表觀遺傳或非基因變異現像表明，生物體內的生命活動過程和性狀變異決不僅僅為基因所決定，生物體內的非基因化學物質有時很有可能對生命活動過程和性狀變異產生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由此我們可以推測：轉基因食品中的外源基因即便不直接侵入人類基因組，外源基因也有可能通過與轉基因食品物種原有基因的相互作用產生出人類食物中從未有過的新蛋白或其他次生代謝物質，這種新蛋白或新物質通過食品攝取進入人體後，就有可能對人體生命活動過程產生“物理與化學邏輯'梗阻'”，或誘導產生生命進化層面的延時性漸進性生殖功能障礙，並最終導致人類生殖功能喪失。
上述推測並非杞人憂天。事實上，Jeffrey M Smith的研究已經發現，在老鼠的食品大豆中添加含轉基因的成分後，老鼠不僅都產生了莫明其妙的經常性緊張好鬥的日常行為變化，而且其肝臟特別是睪丸均呈現病態反應，吃了轉基因食物的老鼠繁殖的後代體內不同的部分都也出現了致命的病變，55.6%的小鼠在一出生或是出生3週內就死亡。如果人類在食用某種轉基因食品後能夠立即呈現出某些明顯病變，人類尚有可能通過迅速停止食用該食品而將其危害限制在較小的範圍內，不過，當某種轉基因食品對人類的生殖傷害一旦呈現多世代的延時性漸進性反應時，人類就不可避免地會迅速走向滅絕。
鑑於食用了轉基因大豆的老鼠及其後代出現的令人震驚的延時性傷害，有人認為轉基因食品“實際上相當於一個具有延時傷害能力的生化武器”。由於囓齒類動物在形態學和生物化學方面都與人類相似，因此，這個實驗結果理應引起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高度警覺。
總體來講，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持謹慎態度，並就轉基因研究和轉基因作物的推廣、種植、加工過程管理以及轉基因食品的市場銷售等問題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然而，由於人類科學認知水平的局限，這些法律法規仍將無法保證轉基因食品的絕對安全。從美國的“星聯玉米事件”、“斑蝶事件”，加拿大的“轉基因油菜超級雜草”，到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轉基因食品安全和“基因污染”問題不容忽視。世界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及經濟合作組織等國際權威機構都表示，人工移植外來基因可能令生物產生“非預期後果”。國際消費者聯會（成員包括全球115個國家的250個消費者組織）表示，“現時還沒有一個政府或聯合國組織會聲稱轉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
針對轉基因和轉基因食品可能對人類帶來的嚴重後果，目前歐洲一些國家，如瑞士、奧地利的消費團體反對進口銷售轉基因食品；在日本，以玉米為原料的大型食品加工企業從2000年開始，決定全部用非轉基因玉米原料，也用非轉基因原料生產牛肉和牛奶；斯裡蘭卡政府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明令禁止種植轉基因作物；非洲一些貧窮國家則表示寧願餓死也不接受美國的轉基因玉米援助。
作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同經濟開放的熱情相一致的是，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相比較，我國的轉基因研究、轉基因作物種植和轉基因食品銷售環境相對寬鬆。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開展了棉花、水稻、小麥、玉米和大豆等方面的轉基因研究。有專家認為，我國已存在著大量的轉基因食品。市場調查顯示，在我國市場上70%的含有大豆成分的食物中都有轉基因成分，像豆油、磷脂、醬油、膨化食品等等。因此，很多公眾其實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與轉基因食品有了聯繫。另外我國一些進口食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在我國流行的快餐食品店麥當勞和肯德基的食品中，轉基因的含量也都很高。
儘管我國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先後頒布和製訂了《農業轉基因安全管理條例》、《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轉基因食品衛生管理辦法》等多個法規，但在事實上，受學術界對轉基因食品危險性認識不足的影響，我國相關部門一直對轉基因研究的前景持樂觀和肯定態度。鑑於我國相關部門對轉基因研究支持有加，加之多年以來人們對經濟利益的狂熱追求和道德水平的嚴滑坡，有人擔心，在不久的將來，國內某些相關利益集團一旦與境外不法分子相勾結，我國就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轉基因作物試驗場”和最大的“轉基因食品消費市場”。
隨著分子生物學的快速進展和轉基因技術的不斷成熟，轉基因食品在老鼠體內的延時性傷害，極有可能暗示轉基因食品向隱形戰略生化武器方向演變，並最終徹底改變人類未來戰爭的形態。這種擔憂一旦成為現實，人類將萬劫不復。為此，切望我國政府從戰略高度加強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警戒，嚴防國際反華組織和敵對國家的轉基因食品流入我國。
2010年1月21日
美元霸權與全球資本循環
美元霸權與全球資本循環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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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權與全球資本循環
[美]羅瑪·V範 著
劉鳳義 夏崢 譯《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2期
摘要：美刊《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2009年夏季號刊登了羅瑪·V範題為《美元霸權、金融化與信貸危機》的文章，認為傳統上全球私人資本一直是主要流向外圍國家並把金融的脆弱性轉嫁到外圍國家，但是始於2002年的新一輪資本流動出現了新變化，由於美元霸權，貿易順差的外圍國家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美元並大量投入美國市場，包括流向次級貸款市場。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機製本質上與80年代墨西哥債務危機和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的資本循環機制如出一轍，資本循環方向的改變使美國也發生了傳統上在外圍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作者認為美國下一步的努力將是使私人資本繼續向外圍氾濫。文章內容如下。
大規模的私人資本向外圍國家流動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隨著60、70年代歐洲美元市場的迅速發展和瘋狂追逐政府債務而開始的，直至80年代出現債務危機終止。第二次是受外圍國家進行債務證券化和金融市場自由化來實現金融化過程的推動，止步於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一次是2002年向新興市場新一輪的資本流動。把流向新興市場的私人資本與流入美國市場的淨資本進行階段性比較，會發現一個持續到2002年的有趣的反週期模式。流向新興市場的私人資本與流出美國的淨資本量相匹配，並且每次流動都會隨著脆弱的新興市場爆發金融瘟疫而終止，隨之而來的是淨私人資本流向美國。
本文強調了資本的反週期流動在保護美元國際地位中的作用。在金融化發展的推動下，這些流向新興市場的反週期私人資本流動相當於安全閥裝置，致使伴隨不斷加劇的國際不平衡而產生的國際資本流動沒有對美元形成猛烈的投機性攻擊。然而，始於2002年的新一輪資本流動出現了新變化，資本在向發展中國家流動的同時，也增加了向美國的流入。這意味著一種新的資本循環模式出現，來自貿易順差的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不斷流向美國市場，包括流向了美國那些最低信用和最貧困借款者的次級市場。美國次貸市場泡沫崩潰的原因，與造成80年代墨西哥的債務危機和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的資本循環機制如出一轍。金融化和不斷強化的金融霸權保護了美元，並樹立了它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核心地位。也正是這種機制，使金融市場潛伏著危機。
一、美國的財政赤字與私人資本流動
以美元為本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迎來了浮動匯率時代，國際私人資本流動日益加強。美元本位制下浮動匯率的有效性，與美國承受不斷增長的對外赤字的能力連在一起。
美國實際上扮演著世界銀行家的角色。美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特權地位，是解釋它何以能不斷吸引投資者對美元資產進行投資的關鍵。人們把焦點集中在“外圍國家”的央行持有美國國債上，這被稱為“復活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一種安排。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特別是中國、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實際上已經把它們的貨幣盯住美元，並且通過積極的干預政策來為美國大部分赤字進行融資。然而，私人金融交易為美國赤字和淨債務融資發揮著、並將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美國的外債中私人部分的比重從1980年的70%增加到2004年的86%；美國的外國資產中私人部分的比重在同期從75%增加到了大約96%。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本文認為伴隨著金融自由化和一體化的浪潮，私人資本流向新興市場的整個過程對於維持美元本位下的浮動匯率制度起著關鍵性作用。但是美元作為國際流動性的提供者，帶來的後果之一就是全球不平衡增長。不斷加劇的全球不平衡增長問題，不論是被看作世界其他國家儲蓄過剩的結果，還是被認為源於美國對廉價進口商品的過度需求，都與美元本位制下的國際流動性創造機制分不開。流向新興經濟體的私人資本，在這種機制中起著重要的安全閥作用。
處於外圍的新興市場已經大體經歷了私人資本不斷流入的三個階段（圖1）。第一階段發生在70年代的石油收入盈餘流回到新興市場，這一階段隨著1982年的債務危機而偃旗息鼓。 90年代流向新興市場的私人資本再次出現了強勁的勢頭，1998年的流入資本佔新興市場GDP的比重由1%增長到5%，這一階段隨著1997—1998年南亞貨幣危機的出現而結束。從2002年開始，流向新興市場的私人資本再度飆升，到2006年資本流入量從原來佔GDP 的2.8%增長到5%。
比較私人資本流入新興市場和淨流入美國市場的各個階段（圖1），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模式，它們從70年代到90年代都是以反週期的模式運動。但是2002年之後，發展中國家新一輪的資本流向則有所不同，因為同期流入美國的資本也在增加。這種流入美國和新興市場資本的反週期運動，對於美元本位下浮動匯率制度產生的國際流動性發揮著核心作用。每次流向新興市場的資本浪潮，都會隨著脆弱的新興市場爆發金融瘟疫而終止。私人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的中斷，恰恰是流向美國的開始，也正是這個淨流入支撐起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從1987年到1998年，新興市場經歷了44次淨資本流入，其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以“突然停止”或貨幣危機而瞬時告終。從1973年到1998年整個期間，新興市場遭遇了95次金融危機，而其中對發達國家產生影響的是44次。在美元本位的浮動匯率時期，除了1992年到1993年歐洲匯率制度發生危機外，金融脆弱性帶來的衝擊似乎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外圍國家。
資本流向新興市場的階段，也正是新興市場的外債中美元比例增加的時期（圖2）。新興市場外債中美元的比例從1974年的49%上升到1984年的63.5%，80年代，隨著流向新興市場的資本流的干涸，美元份額相應下降，到1991年降為43.4%；90年代由於新的私人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美元份額有所上升，2001年達到了64.4%這一峰值。新興市場外債中美元的構成份額在1982年和1998年資本流中止後的少數年份中仍有增長。隨著90 年代資本的大量湧入，發展中國家官方儲備中美元的份額從1990年的53.5%上升到1997年的77%這一最高點，但到2007年這一份額又下降到大約60%左右。這期間，在全球範圍內的官方外匯儲備中，美元從1990年的48%增長到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71%，到2007年下降為64%。
這一時期的另外一個有趣的特徵是流入資本的構成由債券主導轉向以對外直接投資和股權資本為主的模式（圖3）。儘管70年代流入的資本主要由債券、特別是政府債券構成，但是到了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與股權投資所佔的份額有了較快的增長，1989年後證券組合投資飛速增長。這一時期“布雷迪計劃” 的實施推進了拉美的債務—股權轉換，同時也迅速推動了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自由化。從1989年到1992年，私人股權流動量年均50億美元，在隨後的四年裡年均達到250億美元，到2005年和2006年就達到了年均800億美元。這正是推行國際資本市場自由化政策的結果。最近，流向新興市場的貸款份額有所增加，從2005年到2008年的平均水平來看，證券投資在流向新興市場的資本總額中僅佔8%，對外直接投資占到了35%，貸款占到了57%。
二、金融化與金融一體化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的十年裡，世界經濟呈現出鮮明的金融化特徵。 1971年美元兌換黃金的窗口關閉後，布雷頓森林體系隨之瓦解，這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私人資本流動地位的提升鋪平了道路。布雷頓森林體系使英鎊作為國際儲備的重要性受挫，為了保護倫敦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國銀行建立了經營美元的市場，以取代經營英鎊的國際金融業務，歐洲美元市場隨之誕生。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美國一些銀行開始借助成長中的歐洲美元市場來逃避對資本的管制，發展它們自己的業務。這個市場也使得德國中央銀行因收支盈餘積累的美元儲備得以連續循環。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這個不受管制的市場成了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錨。
資本自由化流動的決定性轉變是1974年美國實施了取消資本管制的政策，1980年又進一步通過了《存款機構解除管制與貨幣控制法案》，這更加推進了金融自由化。美國這種放鬆管制的趨勢，與拉美從“金融壓抑”中把經濟解放出來的運動相一致。這些國家實施反通貨膨脹、放鬆管制、利率自由化的政策，推動了外國私人資本湧入的浪潮。 1973年石油危機後，美國確保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的盈餘資金通過歐洲美元市場的私人通道來循環。那些被吸收到國際銀行體系中的石油盈餘就這樣被傳送到新興市場，特別是通過辛迪加方式貸款（syndicated loans，也稱“銀團貸款”）到達拉美。這些辛迪加貸款通常由兩個或更多銀行聯合製定浮動利息率，向一個國家借款者貸款。辛迪加也允許較小的金融機構在大銀行的“領導”下參與新興市場的風險投資，而大銀行組成的辛迪加不需要在當地建立機構。辛迪加給新興市場借款人的貸款從1970年早期的小數額發展到1982年的460億美元，穩穩地取代了雙邊借貸形式。這些由政府擔保的貸款與美國債券相比，風險低收益高，因而大受歡迎（關於政府貸款，在債務危機之前，花旗銀行總裁沃爾特·瑞斯頓有一句名言：“政府不會破產”。十年之後，就在次貸危機的衝擊波在全球資本市場爆發之前，花旗銀行的另一位總裁查爾斯·普林斯同樣樂觀地指出：“只要音樂在演奏，你就應該站起來、舞起來。 ”——作者註）。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由70年代初期佔GDP的8%上升到1982年的22%，翻了近兩番。
由美聯儲主席沃爾克主持的旨在穩定美元的“沃爾克衝擊”——緊縮貨幣和提高利率的計劃，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償債負擔陡增，它加速了80年代債務危機的到來。繼墨西哥暫停償還發達國家政府債務的利息後，其他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菲律賓也紛紛效仿，結果貸款行為在1982年夏天突然停止。貸款額在1985年降為90億美元這一最低點。這次債務危機發出了廉價商業借款的財源已經結束的信號，私人資本開始反向流動，即流回了美國（見圖1）。
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在拉美過度擴張，貸款的辛迪加形式又暗藏著風險的聚集，於是拉美80%的政府債務都集中在九家貨幣中心銀行身上。這樣，金融機構規避風險的當務之急就是保證金融體係不受債務拖欠的衝擊。最初的政策是重新制定現存債務的還債期限，發放新的貸款，要求發展經濟體的政府實行有利於償還不斷增加的債務的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1987年在巴西宣布延期償付中長期款項後，花旗銀行削減了新興市場中很大比例的貸款，它把30億美元轉化成一項特別準備金，以防止它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組合中可能發生的貸款損失，接下來很多美國大銀行也紛紛效仿。這些特別準備金起到了緩衝器作用，給債權銀行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和議價能力，其目標就是確保通過自願的債務減免，而不是債務廢除來解決問題。
這些活動加速了一項由美國財政部長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最初提出的協商計劃。 1989年的布雷迪計劃建立在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方案上，即推動拉美地區金融市場自由化。他提出了債務—股權轉換做法，即允許把債務轉化成可交換債券——布雷迪債券——從而使政府風險從商業銀行中分散到了更廣泛的國際資本市場上。布雷迪債券實質上是一種複雜的金融衍生品。發展中國家利用外匯儲備來創立一個投資公司，然後這個投資公司又用它的資產去購買美國長期債券，即布雷迪債券作為擔保品，來發行它自己的有固定利率的債券。銀行可以把辛迪加的政府貸款轉換為布雷迪債券，而布雷迪債券能夠依據一國政府的信用等級和美國利率水平決定的價值進行交易。這樣，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在向新興市場資產轉移中的角色就更加重要了。於是，新一輪私人資本向新興市場的流動浪潮再次被刺激起來了。
與以前的資本流動浪潮相比，這次的資本流動更多地流向了私人經濟體。除了拉美、東南亞和東亞成為90年代私人資本流動的重要接受者之外，投資銀行開始把布雷迪原則拓展到了發展中國家債務的其他類型中，創造了結構性貸款（美國機構投資者依據其公開的投資級別和信用等級，被限制在風險很小的資產上投資。許多投資是為了阻止特定類型的風險，如匯率風險或者海外信貸風險等。這意味著大規模的機構投資基金是被禁止投向新興市場的。而結構性衍生品的打包，作為全球投資銀行的創新工具，實際上就是為避開上述限製而創造的。——作者註）。這種新的資本流動越來越多地與資本市場相結合，這就預示著風險轉移給了投資者。衍生工具交易的激增，是為了通過分散風險並把風險重新分配給那些願意、並且能夠承受風險的投資者們，來更好地經營國際投資中的風險。提供給這些國家的借款的激增所呈現的特點，就在於更多地使用場外交易衍生工具合同作為貸款工具。外匯市場上的平均日成交額從1992年的8200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1.9萬億美元，到2007年發展為3.2萬億美元。同期的非傳統外匯交易（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日平均成交額從1992年的1.2萬億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2.4萬億美元，到2007年高達4.2萬億美元。
雖然衍生品交易的初衷是為控制對沖交易風險以及為資本重新分配提供有效渠道，但是實際中它們的交易卻越來越多地被用在非生產性活動中，諸如逃避最低資本金和其他管制性規定，人為操控會計規則和信用評級，設法避稅等。它催生了更加不透明、更加高度槓桿化的金融結構，從而使金融市場更加脆弱。這些市場的崩潰構成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導火索。隨著私人資本流動再次流回到美國金融市場，這次向發展中國家流動的資本大潮在亞洲金融危機後退卻了。
三、美國金融放鬆管制和證券化
曾經造成利率陡增而加速了1982年債務危機到來的“沃爾克衝擊”，也是美國解除金融管制的關鍵性信號。 1980年的《存款機構解除管制與貨幣控制法案》（DIDMCA）廢除了Q條例中規定的儲蓄利率上限，拓寬了儲蓄機構的權力，把儲蓄保險要求的準備金額度提升為10萬美元。兩年後《甘聖哲曼儲蓄機構法》取消了對存款機構的限制，允許這些存款機構投資商業貸款。它還取消了國有銀行對房地產貸款的限制法令，增加了儲蓄機構和銀行之間在存貸款上的競爭。這些措施為抑制通貨膨脹、創新“非銀行融資技術”和追求佣金收入而非傳統存款業務提供了機會。但同時，也為貸款的迅速膨脹，尤其是為存貸危機中商業抵押銀行及後來的商業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創造了條件。
20世紀80年代存貸危機中出現的銀行體系，是以在資本市場上的財產交易獲取利潤以及其子公司獲取手續費和佣金收入的能力為基礎，已經不是以存貸款的利率差為基礎了。這個轉變也受到了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的影響，它把銀行經理人的激勵引向了通過創造金融控股公司和資產負債表以外的分公司來擴展這些活動。貸款的數量漸漸由配置能力決定——也就是說，由貸款證券化的資本市場的吸收能力決定。
隨著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關鍵性條款的撤銷，新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得以認可，原來規定的商業銀行存貸款業務和投資銀行在資本市場的業務之間的區別逐漸消失。 1956年的《銀行控股公司法案》也被修改，允許商業銀行控股公司的所有者從事各類金融活動，允許銀行擁有從事廣泛金融活動的附屬機構。許多銀行活動從資產負債表上轉到了有特殊目的的機構，貸款在所謂的“發起—銷售模式”中被證券化。
使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上消失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資產證券化，這種技術被用來推銷布雷迪債券，並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存貸款業崩潰後的按揭貸款準備金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九十年代出現的複雜金融工具迅速膨脹，在最近十年中聚集了更強勁的勢頭。事實上明斯基宣稱“在世界金融結構全球化和金融工具證券化之間存在一種共生關係”，這些不斷增長的新型工具的交換，構成了盈餘循環的媒介。這些新的風險管理技術的出現，保證了更大範圍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市場上提供貸款，包括那些受信貸限額和貸款策略限制的、本來預先不允許它們參與的金融機構。到90年代後期，像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公司這些新參與者也爭取到了更大的金融權利，來自新興市場和工業化國家的借款人都在開發這個市場。
經紀人、對沖基金、私人股本公司、結構性投資工具和各種渠道投資、貨幣市場基金以及非銀行抵押貸款人（通過貸款證券化獲得巨額收入發展起來的投資人），所有這些共同培育出了一個影子銀行系統。把貸款重新打包成可交易票據——資產支持型債券和有擔保的債務——使影子系統不受聯邦儲備系統的監管約束而得以成長。這種繁榮是在風險被分散了的幻覺下被那些願意和有能力承受的人製造的。這個體系中的參與者們以流動方式借入非常短期的貸款，旨在投入到一個更具流動性的、長期的投資工具中去。由於債務與資產的比例高達30%，這些玩家的資產比銀行更高程度地被槓桿化了，他們自我實施的風險很大，流動性負債的運行帶有一定的毀滅性。
金融市場瓦解的情節始於房地產泡沫破滅帶來的次貸市場的崩潰，危機通過建立在這些沒有根基的次級貸款基礎上的影子銀行系統而蔓延。危機的結構性根源在於金融的支配地位和“新金融建築”設計的缺陷。它也暴露了建立在不斷增長的美國債務基礎上的國際金融體係是很脆弱的。美元的國際地位是在金融化、金融一體化和私人資本向新興市場的反週期運動模式中被扶植起來的，美國在維護不斷加劇的國際不平衡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四、目前的推測
全球不平衡在最近十年中繼續惡化（圖4）。 1995年美國吸收了全球資本出口的34%，現在吸收了全球資本出口的65%。更重要的是，前兩個階段資本湧入新興市場作為反週期模式的特徵，在2002年後不復存在，即資本不再明顯地流入新興市場。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近些年構成了美國赤字融資的重要部分（圖4）。新興經濟體從80、90年代的經常項目逆差轉變為自2000 年以來盈餘不斷增長的國家。與此同時，隨著新興市場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後，它們開始增加預防性外匯儲備量，以阻斷資本外逃帶來的不利影響，這導致90年代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入相應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量在2007年增加到了2.7萬億美元（佔GDP的37%）。這種模式在最近十年隨著新興市場的儲備持有和資本外流雙雙急劇增加而愈發明顯（圖5）。這表明一種新資本循環模式出現，該模式中資本從收支盈餘的外圍國家，越來越多地流入到美國市場—— 包括流向這個國家中最低信用和最窮借款人的次級市場。因此，次級市場的崩潰反映了與導致80年代債務危機和90年代亞洲崩潰相類似的機制。
新興市場國家在次級市場崩潰初期仍顯示出一定的活力，這是由於外國投資者對資本的不斷需求使它們的資產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即使在次級市場危機衝擊金融市場時，資本仍然大量從美國湧向發展中國家，2007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在2006年的基礎上猛增了40%。尤其是商品出口國正借助物價飛漲而繁榮發展。主權財富基金（一種由外匯儲備支持的政府投資工具）在發揮救助大銀行的作用中，也反映了處於外圍的新興市場國家盈餘資本再循環的一種新機制。這些基金在2000—2006年間已經增長了20%，它們在全球金融市場中成為舉足輕重的參與者。
然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向信貸市場發出了接近引爆點的信號。信貸危機激起了美國和全球投資者去尋求流動性和美國短期國債出逃的安全性的願望。物價下跌和歐美對製造業出口需求的減小，侵蝕了新興市場經常賬戶的盈餘，而此前這些國家一直在不斷積累國際收支的盈餘。有證據表明，2008年6月到9月新興市場流出的債券和股票資金高達295億美元（這是199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而正是從9月份開始資本又流向了美國。流向新興市場的資本從2007—2008年的7500億美元陡然降至2009年的5500億美元左右。新興經濟體遭遇的資本出逃加速了它們貨幣的貶值，這又直接導致了冰島、烏克蘭和韓國的貨幣危機。
出人意料的是，信用危機反而進一步強化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儘管短期國債的利率已經跌至接近於零，然而全球對美國國債的需求還在不斷增加，美聯儲準備10月份再向國際市場發行6300億美元，以緩和貨幣市場吃緊的局面。美國還打算提高對韓國、新加坡、巴西和墨西哥的互換額度，分別高達300億美元，用以緩解美元的短缺。
值得注意的是，當發展中國家的經常賬戶盈餘和高額外匯儲備使得2002年後的新興市場資本流入潮與以往出現不同時，東歐的轉型經濟體變得愈發脆弱。這些轉型經濟體是私人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的主要接受者，也是新興市場經濟體中經常賬戶赤字的主要國家。它們的經常賬戶赤字在2007年占到GDP的7%，私人資本流入占到GDP的11%，超過了亞洲和拉美髮展中國家的水平，因此東歐爆發金融危機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個地區在2006年與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相比，也有著較高水平的歐元債務（39%）和較低水平的美元債務（49%）（在整個發展中國家中，歐元計價的債務和美元計價的債務分別為18%和62%。——作者註）。因此，一個關鍵的問題出現了，這個地區在危機之後會與美元區還是歐元區結合得更緊密？匈牙利和烏克蘭的貨幣危機已經提出了歐元一體化以及歐元區潛在擴張的問題，這很可能會導致歐元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日益鞏固和擴張的後果。然而，啟動一個統一協調的歐洲財政政策，在激勵方面還困難重重，這會限制歐元取代美元的能力。
五、結論
不斷增長的國際不平衡刺激了國際流動性的加強，進而導致了一個更加脆弱的國際金融體系。反週期私人資本流動的機制，通過把危機輸入到外圍的發展中國家，支撐了美國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然而，這個機制在美國次貸危機日益加重的過程中顯得不那麼奏效了。信貸危機使得美元的國際地位急轉直下，但由於國際上對流動性的渴求支撐了對美元的需求，所以，美元在2008年第四季度出現了升值跡像，這似乎是對美元地位的一個緩刑信號。但是救市帶來的不斷加重的財政負擔、財政刺激、戰爭支出等，削弱了人們對美元的信心。美國推動的重建流向新興市場反週期的資本循環機制的改革，對於保護美元地位至關重要。但美國是否有能力推動這一結果，尚不可知。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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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羅瑪·V範 著
劉鳳義 夏崢 譯《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2期
摘要：美刊《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2009年夏季號刊登了羅瑪·V範題為《美元霸權、金融化與信貸危機》的文章，認為傳統上全球私人資本一直是主要流向外圍國家並把金融的脆弱性轉嫁到外圍國家，但是始於2002年的新一輪資本流動出現了新變化，由於美元霸權，貿易順差的外圍國家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美元並大量投入美國市場，包括流向次級貸款市場。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機製本質上與80年代墨西哥債務危機和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的資本循環機制如出一轍，資本循環方向的改變使美國也發生了傳統上在外圍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作者認為美國下一步的努力將是使私人資本繼續向外圍氾濫。文章內容如下。
大規模的私人資本向外圍國家流動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隨著60、70年代歐洲美元市場的迅速發展和瘋狂追逐政府債務而開始的，直至80年代出現債務危機終止。第二次是受外圍國家進行債務證券化和金融市場自由化來實現金融化過程的推動，止步於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一次是2002年向新興市場新一輪的資本流動。把流向新興市場的私人資本與流入美國市場的淨資本進行階段性比較，會發現一個持續到2002年的有趣的反週期模式。流向新興市場的私人資本與流出美國的淨資本量相匹配，並且每次流動都會隨著脆弱的新興市場爆發金融瘟疫而終止，隨之而來的是淨私人資本流向美國。
本文強調了資本的反週期流動在保護美元國際地位中的作用。在金融化發展的推動下，這些流向新興市場的反週期私人資本流動相當於安全閥裝置，致使伴隨不斷加劇的國際不平衡而產生的國際資本流動沒有對美元形成猛烈的投機性攻擊。然而，始於2002年的新一輪資本流動出現了新變化，資本在向發展中國家流動的同時，也增加了向美國的流入。這意味著一種新的資本循環模式出現，來自貿易順差的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不斷流向美國市場，包括流向了美國那些最低信用和最貧困借款者的次級市場。美國次貸市場泡沫崩潰的原因，與造成80年代墨西哥的債務危機和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的資本循環機制如出一轍。金融化和不斷強化的金融霸權保護了美元，並樹立了它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核心地位。也正是這種機制，使金融市場潛伏著危機。
一、美國的財政赤字與私人資本流動
以美元為本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迎來了浮動匯率時代，國際私人資本流動日益加強。美元本位制下浮動匯率的有效性，與美國承受不斷增長的對外赤字的能力連在一起。
美國實際上扮演著世界銀行家的角色。美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特權地位，是解釋它何以能不斷吸引投資者對美元資產進行投資的關鍵。人們把焦點集中在“外圍國家”的央行持有美國國債上，這被稱為“復活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一種安排。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特別是中國、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實際上已經把它們的貨幣盯住美元，並且通過積極的干預政策來為美國大部分赤字進行融資。然而，私人金融交易為美國赤字和淨債務融資發揮著、並將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美國的外債中私人部分的比重從1980年的70%增加到2004年的86%；美國的外國資產中私人部分的比重在同期從75%增加到了大約96%。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本文認為伴隨著金融自由化和一體化的浪潮，私人資本流向新興市場的整個過程對於維持美元本位下的浮動匯率制度起著關鍵性作用。但是美元作為國際流動性的提供者，帶來的後果之一就是全球不平衡增長。不斷加劇的全球不平衡增長問題，不論是被看作世界其他國家儲蓄過剩的結果，還是被認為源於美國對廉價進口商品的過度需求，都與美元本位制下的國際流動性創造機制分不開。流向新興經濟體的私人資本，在這種機制中起著重要的安全閥作用。
處於外圍的新興市場已經大體經歷了私人資本不斷流入的三個階段（圖1）。第一階段發生在70年代的石油收入盈餘流回到新興市場，這一階段隨著1982年的債務危機而偃旗息鼓。 90年代流向新興市場的私人資本再次出現了強勁的勢頭，1998年的流入資本佔新興市場GDP的比重由1%增長到5%，這一階段隨著1997—1998年南亞貨幣危機的出現而結束。從2002年開始，流向新興市場的私人資本再度飆升，到2006年資本流入量從原來佔GDP 的2.8%增長到5%。
比較私人資本流入新興市場和淨流入美國市場的各個階段（圖1），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模式，它們從70年代到90年代都是以反週期的模式運動。但是2002年之後，發展中國家新一輪的資本流向則有所不同，因為同期流入美國的資本也在增加。這種流入美國和新興市場資本的反週期運動，對於美元本位下浮動匯率制度產生的國際流動性發揮著核心作用。每次流向新興市場的資本浪潮，都會隨著脆弱的新興市場爆發金融瘟疫而終止。私人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的中斷，恰恰是流向美國的開始，也正是這個淨流入支撐起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從1987年到1998年，新興市場經歷了44次淨資本流入，其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以“突然停止”或貨幣危機而瞬時告終。從1973年到1998年整個期間，新興市場遭遇了95次金融危機，而其中對發達國家產生影響的是44次。在美元本位的浮動匯率時期，除了1992年到1993年歐洲匯率制度發生危機外，金融脆弱性帶來的衝擊似乎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外圍國家。
資本流向新興市場的階段，也正是新興市場的外債中美元比例增加的時期（圖2）。新興市場外債中美元的比例從1974年的49%上升到1984年的63.5%，80年代，隨著流向新興市場的資本流的干涸，美元份額相應下降，到1991年降為43.4%；90年代由於新的私人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美元份額有所上升，2001年達到了64.4%這一峰值。新興市場外債中美元的構成份額在1982年和1998年資本流中止後的少數年份中仍有增長。隨著90 年代資本的大量湧入，發展中國家官方儲備中美元的份額從1990年的53.5%上升到1997年的77%這一最高點，但到2007年這一份額又下降到大約60%左右。這期間，在全球範圍內的官方外匯儲備中，美元從1990年的48%增長到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71%，到2007年下降為64%。
這一時期的另外一個有趣的特徵是流入資本的構成由債券主導轉向以對外直接投資和股權資本為主的模式（圖3）。儘管70年代流入的資本主要由債券、特別是政府債券構成，但是到了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與股權投資所佔的份額有了較快的增長，1989年後證券組合投資飛速增長。這一時期“布雷迪計劃” 的實施推進了拉美的債務—股權轉換，同時也迅速推動了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自由化。從1989年到1992年，私人股權流動量年均50億美元，在隨後的四年裡年均達到250億美元，到2005年和2006年就達到了年均800億美元。這正是推行國際資本市場自由化政策的結果。最近，流向新興市場的貸款份額有所增加，從2005年到2008年的平均水平來看，證券投資在流向新興市場的資本總額中僅佔8%，對外直接投資占到了35%，貸款占到了57%。
二、金融化與金融一體化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的十年裡，世界經濟呈現出鮮明的金融化特徵。 1971年美元兌換黃金的窗口關閉後，布雷頓森林體系隨之瓦解，這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私人資本流動地位的提升鋪平了道路。布雷頓森林體系使英鎊作為國際儲備的重要性受挫，為了保護倫敦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國銀行建立了經營美元的市場，以取代經營英鎊的國際金融業務，歐洲美元市場隨之誕生。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美國一些銀行開始借助成長中的歐洲美元市場來逃避對資本的管制，發展它們自己的業務。這個市場也使得德國中央銀行因收支盈餘積累的美元儲備得以連續循環。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這個不受管制的市場成了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錨。
資本自由化流動的決定性轉變是1974年美國實施了取消資本管制的政策，1980年又進一步通過了《存款機構解除管制與貨幣控制法案》，這更加推進了金融自由化。美國這種放鬆管制的趨勢，與拉美從“金融壓抑”中把經濟解放出來的運動相一致。這些國家實施反通貨膨脹、放鬆管制、利率自由化的政策，推動了外國私人資本湧入的浪潮。 1973年石油危機後，美國確保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的盈餘資金通過歐洲美元市場的私人通道來循環。那些被吸收到國際銀行體系中的石油盈餘就這樣被傳送到新興市場，特別是通過辛迪加方式貸款（syndicated loans，也稱“銀團貸款”）到達拉美。這些辛迪加貸款通常由兩個或更多銀行聯合製定浮動利息率，向一個國家借款者貸款。辛迪加也允許較小的金融機構在大銀行的“領導”下參與新興市場的風險投資，而大銀行組成的辛迪加不需要在當地建立機構。辛迪加給新興市場借款人的貸款從1970年早期的小數額發展到1982年的460億美元，穩穩地取代了雙邊借貸形式。這些由政府擔保的貸款與美國債券相比，風險低收益高，因而大受歡迎（關於政府貸款，在債務危機之前，花旗銀行總裁沃爾特·瑞斯頓有一句名言：“政府不會破產”。十年之後，就在次貸危機的衝擊波在全球資本市場爆發之前，花旗銀行的另一位總裁查爾斯·普林斯同樣樂觀地指出：“只要音樂在演奏，你就應該站起來、舞起來。 ”——作者註）。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由70年代初期佔GDP的8%上升到1982年的22%，翻了近兩番。
由美聯儲主席沃爾克主持的旨在穩定美元的“沃爾克衝擊”——緊縮貨幣和提高利率的計劃，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償債負擔陡增，它加速了80年代債務危機的到來。繼墨西哥暫停償還發達國家政府債務的利息後，其他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菲律賓也紛紛效仿，結果貸款行為在1982年夏天突然停止。貸款額在1985年降為90億美元這一最低點。這次債務危機發出了廉價商業借款的財源已經結束的信號，私人資本開始反向流動，即流回了美國（見圖1）。
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在拉美過度擴張，貸款的辛迪加形式又暗藏著風險的聚集，於是拉美80%的政府債務都集中在九家貨幣中心銀行身上。這樣，金融機構規避風險的當務之急就是保證金融體係不受債務拖欠的衝擊。最初的政策是重新制定現存債務的還債期限，發放新的貸款，要求發展經濟體的政府實行有利於償還不斷增加的債務的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1987年在巴西宣布延期償付中長期款項後，花旗銀行削減了新興市場中很大比例的貸款，它把30億美元轉化成一項特別準備金，以防止它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組合中可能發生的貸款損失，接下來很多美國大銀行也紛紛效仿。這些特別準備金起到了緩衝器作用，給債權銀行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和議價能力，其目標就是確保通過自願的債務減免，而不是債務廢除來解決問題。
這些活動加速了一項由美國財政部長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最初提出的協商計劃。 1989年的布雷迪計劃建立在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方案上，即推動拉美地區金融市場自由化。他提出了債務—股權轉換做法，即允許把債務轉化成可交換債券——布雷迪債券——從而使政府風險從商業銀行中分散到了更廣泛的國際資本市場上。布雷迪債券實質上是一種複雜的金融衍生品。發展中國家利用外匯儲備來創立一個投資公司，然後這個投資公司又用它的資產去購買美國長期債券，即布雷迪債券作為擔保品，來發行它自己的有固定利率的債券。銀行可以把辛迪加的政府貸款轉換為布雷迪債券，而布雷迪債券能夠依據一國政府的信用等級和美國利率水平決定的價值進行交易。這樣，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在向新興市場資產轉移中的角色就更加重要了。於是，新一輪私人資本向新興市場的流動浪潮再次被刺激起來了。
與以前的資本流動浪潮相比，這次的資本流動更多地流向了私人經濟體。除了拉美、東南亞和東亞成為90年代私人資本流動的重要接受者之外，投資銀行開始把布雷迪原則拓展到了發展中國家債務的其他類型中，創造了結構性貸款（美國機構投資者依據其公開的投資級別和信用等級，被限制在風險很小的資產上投資。許多投資是為了阻止特定類型的風險，如匯率風險或者海外信貸風險等。這意味著大規模的機構投資基金是被禁止投向新興市場的。而結構性衍生品的打包，作為全球投資銀行的創新工具，實際上就是為避開上述限製而創造的。——作者註）。這種新的資本流動越來越多地與資本市場相結合，這就預示著風險轉移給了投資者。衍生工具交易的激增，是為了通過分散風險並把風險重新分配給那些願意、並且能夠承受風險的投資者們，來更好地經營國際投資中的風險。提供給這些國家的借款的激增所呈現的特點，就在於更多地使用場外交易衍生工具合同作為貸款工具。外匯市場上的平均日成交額從1992年的8200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1.9萬億美元，到2007年發展為3.2萬億美元。同期的非傳統外匯交易（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日平均成交額從1992年的1.2萬億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2.4萬億美元，到2007年高達4.2萬億美元。
雖然衍生品交易的初衷是為控制對沖交易風險以及為資本重新分配提供有效渠道，但是實際中它們的交易卻越來越多地被用在非生產性活動中，諸如逃避最低資本金和其他管制性規定，人為操控會計規則和信用評級，設法避稅等。它催生了更加不透明、更加高度槓桿化的金融結構，從而使金融市場更加脆弱。這些市場的崩潰構成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導火索。隨著私人資本流動再次流回到美國金融市場，這次向發展中國家流動的資本大潮在亞洲金融危機後退卻了。
三、美國金融放鬆管制和證券化
曾經造成利率陡增而加速了1982年債務危機到來的“沃爾克衝擊”，也是美國解除金融管制的關鍵性信號。 1980年的《存款機構解除管制與貨幣控制法案》（DIDMCA）廢除了Q條例中規定的儲蓄利率上限，拓寬了儲蓄機構的權力，把儲蓄保險要求的準備金額度提升為10萬美元。兩年後《甘聖哲曼儲蓄機構法》取消了對存款機構的限制，允許這些存款機構投資商業貸款。它還取消了國有銀行對房地產貸款的限制法令，增加了儲蓄機構和銀行之間在存貸款上的競爭。這些措施為抑制通貨膨脹、創新“非銀行融資技術”和追求佣金收入而非傳統存款業務提供了機會。但同時，也為貸款的迅速膨脹，尤其是為存貸危機中商業抵押銀行及後來的商業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創造了條件。
20世紀80年代存貸危機中出現的銀行體系，是以在資本市場上的財產交易獲取利潤以及其子公司獲取手續費和佣金收入的能力為基礎，已經不是以存貸款的利率差為基礎了。這個轉變也受到了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的影響，它把銀行經理人的激勵引向了通過創造金融控股公司和資產負債表以外的分公司來擴展這些活動。貸款的數量漸漸由配置能力決定——也就是說，由貸款證券化的資本市場的吸收能力決定。
隨著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關鍵性條款的撤銷，新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得以認可，原來規定的商業銀行存貸款業務和投資銀行在資本市場的業務之間的區別逐漸消失。 1956年的《銀行控股公司法案》也被修改，允許商業銀行控股公司的所有者從事各類金融活動，允許銀行擁有從事廣泛金融活動的附屬機構。許多銀行活動從資產負債表上轉到了有特殊目的的機構，貸款在所謂的“發起—銷售模式”中被證券化。
使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上消失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資產證券化，這種技術被用來推銷布雷迪債券，並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存貸款業崩潰後的按揭貸款準備金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九十年代出現的複雜金融工具迅速膨脹，在最近十年中聚集了更強勁的勢頭。事實上明斯基宣稱“在世界金融結構全球化和金融工具證券化之間存在一種共生關係”，這些不斷增長的新型工具的交換，構成了盈餘循環的媒介。這些新的風險管理技術的出現，保證了更大範圍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市場上提供貸款，包括那些受信貸限額和貸款策略限制的、本來預先不允許它們參與的金融機構。到90年代後期，像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公司這些新參與者也爭取到了更大的金融權利，來自新興市場和工業化國家的借款人都在開發這個市場。
經紀人、對沖基金、私人股本公司、結構性投資工具和各種渠道投資、貨幣市場基金以及非銀行抵押貸款人（通過貸款證券化獲得巨額收入發展起來的投資人），所有這些共同培育出了一個影子銀行系統。把貸款重新打包成可交易票據——資產支持型債券和有擔保的債務——使影子系統不受聯邦儲備系統的監管約束而得以成長。這種繁榮是在風險被分散了的幻覺下被那些願意和有能力承受的人製造的。這個體系中的參與者們以流動方式借入非常短期的貸款，旨在投入到一個更具流動性的、長期的投資工具中去。由於債務與資產的比例高達30%，這些玩家的資產比銀行更高程度地被槓桿化了，他們自我實施的風險很大，流動性負債的運行帶有一定的毀滅性。
金融市場瓦解的情節始於房地產泡沫破滅帶來的次貸市場的崩潰，危機通過建立在這些沒有根基的次級貸款基礎上的影子銀行系統而蔓延。危機的結構性根源在於金融的支配地位和“新金融建築”設計的缺陷。它也暴露了建立在不斷增長的美國債務基礎上的國際金融體係是很脆弱的。美元的國際地位是在金融化、金融一體化和私人資本向新興市場的反週期運動模式中被扶植起來的，美國在維護不斷加劇的國際不平衡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四、目前的推測
全球不平衡在最近十年中繼續惡化（圖4）。 1995年美國吸收了全球資本出口的34%，現在吸收了全球資本出口的65%。更重要的是，前兩個階段資本湧入新興市場作為反週期模式的特徵，在2002年後不復存在，即資本不再明顯地流入新興市場。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近些年構成了美國赤字融資的重要部分（圖4）。新興經濟體從80、90年代的經常項目逆差轉變為自2000 年以來盈餘不斷增長的國家。與此同時，隨著新興市場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後，它們開始增加預防性外匯儲備量，以阻斷資本外逃帶來的不利影響，這導致90年代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入相應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量在2007年增加到了2.7萬億美元（佔GDP的37%）。這種模式在最近十年隨著新興市場的儲備持有和資本外流雙雙急劇增加而愈發明顯（圖5）。這表明一種新資本循環模式出現，該模式中資本從收支盈餘的外圍國家，越來越多地流入到美國市場—— 包括流向這個國家中最低信用和最窮借款人的次級市場。因此，次級市場的崩潰反映了與導致80年代債務危機和90年代亞洲崩潰相類似的機制。
新興市場國家在次級市場崩潰初期仍顯示出一定的活力，這是由於外國投資者對資本的不斷需求使它們的資產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即使在次級市場危機衝擊金融市場時，資本仍然大量從美國湧向發展中國家，2007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在2006年的基礎上猛增了40%。尤其是商品出口國正借助物價飛漲而繁榮發展。主權財富基金（一種由外匯儲備支持的政府投資工具）在發揮救助大銀行的作用中，也反映了處於外圍的新興市場國家盈餘資本再循環的一種新機制。這些基金在2000—2006年間已經增長了20%，它們在全球金融市場中成為舉足輕重的參與者。
然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向信貸市場發出了接近引爆點的信號。信貸危機激起了美國和全球投資者去尋求流動性和美國短期國債出逃的安全性的願望。物價下跌和歐美對製造業出口需求的減小，侵蝕了新興市場經常賬戶的盈餘，而此前這些國家一直在不斷積累國際收支的盈餘。有證據表明，2008年6月到9月新興市場流出的債券和股票資金高達295億美元（這是199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而正是從9月份開始資本又流向了美國。流向新興市場的資本從2007—2008年的7500億美元陡然降至2009年的5500億美元左右。新興經濟體遭遇的資本出逃加速了它們貨幣的貶值，這又直接導致了冰島、烏克蘭和韓國的貨幣危機。
出人意料的是，信用危機反而進一步強化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儘管短期國債的利率已經跌至接近於零，然而全球對美國國債的需求還在不斷增加，美聯儲準備10月份再向國際市場發行6300億美元，以緩和貨幣市場吃緊的局面。美國還打算提高對韓國、新加坡、巴西和墨西哥的互換額度，分別高達300億美元，用以緩解美元的短缺。
值得注意的是，當發展中國家的經常賬戶盈餘和高額外匯儲備使得2002年後的新興市場資本流入潮與以往出現不同時，東歐的轉型經濟體變得愈發脆弱。這些轉型經濟體是私人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的主要接受者，也是新興市場經濟體中經常賬戶赤字的主要國家。它們的經常賬戶赤字在2007年占到GDP的7%，私人資本流入占到GDP的11%，超過了亞洲和拉美髮展中國家的水平，因此東歐爆發金融危機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個地區在2006年與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相比，也有著較高水平的歐元債務（39%）和較低水平的美元債務（49%）（在整個發展中國家中，歐元計價的債務和美元計價的債務分別為18%和62%。——作者註）。因此，一個關鍵的問題出現了，這個地區在危機之後會與美元區還是歐元區結合得更緊密？匈牙利和烏克蘭的貨幣危機已經提出了歐元一體化以及歐元區潛在擴張的問題，這很可能會導致歐元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日益鞏固和擴張的後果。然而，啟動一個統一協調的歐洲財政政策，在激勵方面還困難重重，這會限制歐元取代美元的能力。
五、結論
不斷增長的國際不平衡刺激了國際流動性的加強，進而導致了一個更加脆弱的國際金融體系。反週期私人資本流動的機制，通過把危機輸入到外圍的發展中國家，支撐了美國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然而，這個機制在美國次貸危機日益加重的過程中顯得不那麼奏效了。信貸危機使得美元的國際地位急轉直下，但由於國際上對流動性的渴求支撐了對美元的需求，所以，美元在2008年第四季度出現了升值跡像，這似乎是對美元地位的一個緩刑信號。但是救市帶來的不斷加重的財政負擔、財政刺激、戰爭支出等，削弱了人們對美元的信心。美國推動的重建流向新興市場反週期的資本循環機制的改革，對於保護美元地位至關重要。但美國是否有能力推動這一結果，尚不可知。
迪拜債務危機對中國的警示
主權風險：迪拜債務危機對中國的警示
——中國經濟安全系列之三十二
江 湧
原載《世界知識》2010年第1期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1/126795.html
G20峰會給世界打氣的話音尚在迂迴，迪拜債務危機爆發，一個近年來不斷製造“奇蹟”與“夢幻”的海灣酋長國，給國際社會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債務危機不僅預示海灣奇蹟的破滅，也昭示金融危機幽靈猶存，“金融大地震”遺留的次生災害不容忽視。這對世界尤其是對中國具有特別的警示意義，當中最大意義莫過於“主權風險”。
易被忽視的“主權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在某種程度上誤導大眾視線，人們日益關注急增的市場風險，想方設法發現、規避市場風險，而往往忽視“主權風險”。主權風險一般是指一國政府不能或不願及時履行其對外債務償付義務的風險。主權風險成因複雜，或因一國內發生重大政治、社會、宗教、民族矛盾等而產生，或因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外匯短缺、國際經濟與金融危機衝擊、地緣衝突、國際正常關係逆轉而產生，還有因相關國家有意、故意不切實履行債務責任而產生。
迪拜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七個酋長國之一，具有相對獨立的“主權”，直接引發債務危機的是隸屬於迪拜政府的主權財富基金——迪拜世界欠下高達到590億美元的天量債務而無法按期償還。世人總是傾向認為，政府會出手“太大而不能倒”的機構，但是還應當考慮到，政府出於某種原因而不願出手或者愛莫能助時，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肇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擊倒的不只是迪拜酋長國，此前的冰島一個經濟規模只有30多億美元的小國竟然欠下1000多億美元的債務，而依照歐盟年度負債不超過GDP的3%、總債務不超過GDP的60%的警戒線，發達國家普遍亮起黃燈乃至紅燈，中東歐國家與一些新興市場債務風險正越來越高，因此未來國際金融危機次生災害的重點恐怕就是債務危機。
在世界經濟與金融歷史上，主權風險不斷，特別是在經濟危機、政局變換之後更加明顯。 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就是典型的主權風險。諸多拉美國家，由於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不斷推進經濟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與國際化。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初，給這些國家帶來了繁榮，但是不久就證明這種繁榮是透支的繁榮、借來的繁榮而曇花一現，國家債務越積越高，佔GDP的比重普遍超過30%，還本付息超過經常賬戶的盈餘。由此，1982年墨西哥率先宣布無法按期償還外債，步入債務危機，墨西哥危機很快衍生成“多米諾效應”，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智利等拉美以及非洲共42 個債務國要求推遲還債，由此將西方國家銀行拖入金融泥沼，國際債務危機由此爆發。西方銀行債權後來由於“貝克計劃”（1985年）和“布雷迪計劃”（1989年）基本得到了保障，但是拉美國家則由此陷入十多年的經濟衰退，是謂“失去的十年”。
20世紀90年代最嚴重的國際債務危機要數1997-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甚至連進入OECD這個富人俱樂部的韓國，都出現國家倒賬現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如同消防隊員，四處滅火，但仍然救不勝救，很多國家只有靠自救或請求區域救助。債務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在一些國家激發了社會危機與政治危機，多國出現政局更迭，印度尼西亞更加悲慘，還出現國家危機，東帝汶獨立，亞齊等省至今還為獨立而紛爭不息。顯然，主權風險不比市場風險低、震度弱、衝擊小，有時甚至更高、更大、高強。當然，東南亞金融危機還突出另類主權風險，即金融危機的重要肇始是美國對沖基金的襲擊，這是由美國誕生、成長而且得到當局支持的極具有攻擊性與危險性的金融機構，危機發生後，美國等發達國家袖手旁觀東亞新興市場在泥沼中掙扎，而看美國眼色行事的IMF開出極其苛刻的救援條件，令一些主權國家“倍感屈辱”。
主權風險不僅來自一國政府不能償還債務，還有不願償還債務。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廢除一切外債，令西歐債權國損失慘重。據學者研究，當初西方國家聯合發動對蘇維埃的圍剿，就有要求恢復債權的藉口。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很多發展中國家獨立建國，一些國家（如1949年的中國、1961年的古巴及1964年的朝鮮）效仿蘇聯廢除外債的舉措，國際關係一時間波詭雲譎，甚至在一些地區劍拔弩張。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俄羅斯政府拒絕償還短期公債。 2001年，阿根廷政府宣布1300億美元的政府公債停止償還，此後又於2002年宣布300億美元的企業外國債券停止償還。 2009年初，厄瓜多爾總統簽署決議一概不承認過去所欠下的不平等外債。
“主權風險”美國最重
美國經濟規模於19世紀90年代初就超過了英國，但是美元地位一直居於英鎊之下，甚至還不及法國法郎與德國馬克。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美國迎來了國際金融改朝換代的良好機遇。布雷頓森林體系規定，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由此奠定了美元獨霸地位。美元地位等同黃金，俗稱美金。而以法國為首的對美元“過度特權”不滿的國家，持續將手中積攢的美元兌換成黃金，如此，美國國庫中的黃金越來越少。 1971年，美國再也無法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尼克松總統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由此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劇烈動盪，史稱“尼克松衝擊”，名為美元危機，實質就是美國債務危機，美元發行量（實質是美國的債務）遠遠超過黃金庫存量（實質為美國的資產），美元與黃金脫鉤顯然是美國不履行償債義務，是主權風險的重要體現。
“尼克松衝擊”後，美元擺脫了黃金束縛，成為純信用貨幣，美元幣值與購買力的穩定完全憑靠美國國家信用擔保。美國依賴美元霸權以及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國際分工格局，即美國生產美元（一開始是紙張與油墨綜合體，如今更多的是電子符號）以及由此衍生的各類金融服務，其他發達國家生產工業品，發展中國家生產資源與原材料。美國強調自由貿易，就是用美元自由交換其他國家的資源與產品；美國強調資本自由流動，就是將其他國家得到的美元回流到美國，供美國消費信貸與海外投資使用。如此，便以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經濟大循環”。但是，美國生產的美元越來越多，能夠穩定美元購買力的美國產品、財富遠不及美元增長速度，這會引髮美元信用危機，實質也是美國的債務危機。
為維持美元信用，緩解債務壓力，美國向世界提供更多的金融衍生品，將其包裝成創新優質產品。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一項重要創新就是將房屋信貸資產進行證券化，當時該類產品主要在美國國內銷售，因此後來的儲蓄貸款危機主要是重創美國自己的金融服務機構。此後，美國通過金融全球化將近乎登峰造極的資產進行證券化（各類金融衍生品）推銷給世界，這些金融衍生品多半是將不良資產攙雜於良性資產之中，通過極其複雜的數學模型精細包裝，國際投資者難辨真偽良莠，而只是看中“美國製造”的光環，紛紛購買累計過萬億，最終次貸危機爆發，真相大白天下。美國當局金融監管缺失，聽任乃至支持美國金融機構向世界轉嫁風險，當屬一類主權風險。
美國人長期寅吃卯糧，積累起巨額債務，而且還不斷增加。在美國那裡，從來沒有對外債務清償一說，只是不斷地發新債還舊債。當債務積累難以承受之時，就來一次美元大貶值，使債務縮水。因此，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美元就陷入周期性貶值。由於其他主要信用貨幣也在貶值，所以美國編制的“美元指數”所顯示的美元幅度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但是，通過“天然貨幣”黃金這個“照妖鏡”，美元的本質就基本原形畢露。儘管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國為維持美元地位，對黃金的打壓可謂不遺餘力，但是真金不怕火煉。 1盎司黃金在1871年兌20美元左右，1971年兌35美元，2009年12月3日則為1225美元。從1971年到2009年，美元對黃金貶值高達到97%，足見美元貶值幅度之大，美國當局實際賴帳之多。世紀金融大危機，美國當局一肩抗起金融機構大量壞帳，拿什麼去填補窟窿，最便捷的選擇就是印刷鈔票，美元貶值與通貨膨脹不可避免。
在美元貶值受到多種因素制約的情形下，美國便想方設法逼迫債權方貨幣升值，變相縮減自己的債務。 20世紀80年代初，美日之間債權債務關係逆轉，日本持有巨額美國債券，成為美國最大債主。美國千方百計將“廣場協議”強加給日本，由此令日元大幅度升值，從240日元兌1美元一直攀升到80日元兌1美元，日本從美國贏得的貿易順差，通過日元升值基本還給了美國。加入WTO後，中國從美國取得越來越大的順差，並很快成為美國第一大債權國，於是美國如法炮製通過各種途徑，力壓人民幣升值，2005-2007年人民幣一口氣升值了約20 %，中國數以千億計的美元資產實際被蒸發，當然美國也就相應減少了對中國的債務。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霸權國家，沒有對手，沒有製衡，近乎為所欲為。除了美元貶值或令債權國貨幣升值以達到賴帳之目的外，美國可以通過各種辦法，給債權人製造“主權風險”。如，對被認定的“敵對國家”可以實施包括資產或外匯凍結乃至沒收等經濟制裁，“9·11”事件後，美國通過的《愛國者法案》便將這一經濟制裁推向新的極致。通過外交（如1954年對英國施壓逼迫英軍撤離蘇伊士運河）、經濟（如1997-1998年利用或放任對沖基金對東南亞國家發動襲擊）乃至軍事（如1998年轟炸南聯盟，2003年出兵伊拉克）等手段製造國際金融動盪，為美國營造國際資本的“安全島”與“避風港”，藉以給債權人施加“主權風險”。
中國面臨的“主權風險”
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及海外投資日益增多，當中有不少“走出去”存在盲動，如此便麵臨各種新風險。在發達國家，或併購被拒，或抄底被套，或投機被斬；在發展中國家，或貨款被佔壓，或產權被剝奪，或工人被綁架，或商人被驅逐。在諸多的商業性風險中夾雜著不可忽視的主權風險。有關部門曾經將伊朗、蘇丹和尼日利亞等主權風險較高的國家從鼓勵投資的名單中去掉，以為如此就可以消除主權風險，但是俄羅斯“一隻螞蟻”大市場被封事件顯示，政局與社會穩定的友好國家同樣存在主權風險。受西方宣傳的誤導，一般認為主權風險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但是經濟全球化之下，越來越多的主權風險來自發達國家。
長期以來，中國通過強行結匯將企業與居民手中的外匯集中到國家，金融對內高度抑制、對外單向開放導致中國金融市場發育畸形且滯後，無法消化日益龐大的外匯儲備，不得不送給發達國家使用，持有他們的證券資產，拿些固定而低廉的利息。受到西方評級機構的鼓惑，我們一直以為擁有AAA評級國家的證券資產是最安全的投資，尤其是美國國債定義為“無風險回報”。然而，當今國際主權風險正迅速向發達國家集中，截至2008年底，按照狹義外債計算的世界外債總量為59.5萬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是55.9萬億美元，佔94%，發展中國家為3.6萬億美元，佔6%。外債總量排名前15位全部為發達國家，淨外債排名前15位國家中有10個是發達國家。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政府大手筆舉債，全球十大富國公債佔GDP比例將從2007年的78％上升至2014年的114％。 2009年，愛爾蘭成為第一個失去AAA等級的國家，歲末希臘主權評級被調降（由Ａ-下調至BBB+），英國、西班牙等國也被評級機構警告，而有“債券天王”之稱的葛洛斯（Bill Gross）公開指出美國的主權評等在未來4年內必然會遭調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國債違約擔保成本在不斷上升，發達國家正面臨大範圍信等降級，“後金融海嘯時代”最有可能引發新一輪金融大震盪當有債務危機。
中國海外投資面臨的主權風險，不僅是有關發達國家的債務償還能力不斷降低，更重要的是償還意願出了問題，亦即國家道德風險。世紀金融大危機不僅是一場濫觴於美國的金融危機，更是美國的道德危機，缺德的不僅是美國的金融家與金融機構，還有美國政府。美國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不斷將風險轉移給世界；在金融危機爆發後，努力將危機轉嫁給世界。此次危機有明顯間歇性特徵，就在新一波風暴潮來臨之際，美國財政部曾經十分迅速地通過了中國ⅹⅹ證券對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的投資，著實令市場與中方感到十分意外，因為這與美國的一貫市場保護作風差異太大。然而，就在ⅹⅹ證券於國內一個接一個機構跑批文的時候，貝爾斯登終於撐不住而宣布破產。業內人士笑言，恰恰是官僚主義“保護”ⅹⅹ證券免入陷阱。
不難判斷，美國是當今世界主權風險最嚴重的國家，而中國對外投資最多的恰恰是美國。在中國2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高達2/3，其中美國國債就超過8000億美元。截止9月30日的2009財年，美國赤字總額高達1.42萬億美元，比此前創出新高的2008財年高出9580億美元，占美國GDP的9.9%，是戰後的最高水平。美國政府預計2010財年赤字將達1.5萬億美元，連續三年刷新歷史記錄。財政嚴重失衡的結果是，比例越來越高（此前約有40%）新發行國債由美聯儲購買，美其名曰“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實際就是國債貨幣化，就是啟動印鈔機印鈔還錢。在1989 年“國債鐘”懸掛時，美國國債為2.7 萬億美元。 2008年10 月，原先為“國債鐘”設計的13 位數字已不敷使用，增至15位即百萬億計，顯然美國為自己的國債預留的廣闊空間，幾乎是上不封頂了。
目前，美國國債總量是12.1萬億美元，並且還在以平均每天約35億美元的速度增長，佔GDP的85.6%，遠遠超過60%的警戒線。自2008年下半年，中國就已成為美國債券市場的最大海外投資者，成為吸收美國國債的“無限海綿”，但是吸收多少中國自己從來不對外發布，相關數字都是由美國公佈的。隨著美國政府預算赤字的大幅增長，金融危機下的商業風險快速向其主權風險集中，這對中國外匯儲備資產市值穩定和變現能力都將構成巨大威脅。情急之下，中國無奈地要求美國保證中國美元資產的安全，美國政要答應也非常爽快，連本帶息償還沒有問題。問題是，美元貶值與通貨膨脹後，本不是原本，息也不是原息，量可以充分保證，但是質則只能由中國自己去把握了。
其實，美國給中國的美元早已大打折扣了。作為純信用貨幣的美元本身就是美國國家開出的借貸票據。長期以來，美國以中國“非民主國家”、“非市場經濟國家”、 “廉價貨幣”、“傾銷”等各種名義，不僅持續維持對中國的出口管制，而且還不斷強化對中國的貿易與投資保護，這使中國獲得的美元的實際購買力大幅度縮水。在美國那裡，中國這個消費者能選擇的只有“坐美國的波音飛機，吃美國的轉基因大豆”，而且賣給中國的飛機與大豆要比一般售價高得多。中國不能用美元自由購買所需要的物品或兌換所需要的財富，這本身就是美國的一種賴帳行為，是一種主權風險。尼克鬆時代的財政部長康納利早就有言在先，“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是你們的問題”，顯然現在成了中國的問題。
——中國經濟安全系列之三十二
江 湧
原載《世界知識》2010年第1期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1/126795.html
G20峰會給世界打氣的話音尚在迂迴，迪拜債務危機爆發，一個近年來不斷製造“奇蹟”與“夢幻”的海灣酋長國，給國際社會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債務危機不僅預示海灣奇蹟的破滅，也昭示金融危機幽靈猶存，“金融大地震”遺留的次生災害不容忽視。這對世界尤其是對中國具有特別的警示意義，當中最大意義莫過於“主權風險”。
易被忽視的“主權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在某種程度上誤導大眾視線，人們日益關注急增的市場風險，想方設法發現、規避市場風險，而往往忽視“主權風險”。主權風險一般是指一國政府不能或不願及時履行其對外債務償付義務的風險。主權風險成因複雜，或因一國內發生重大政治、社會、宗教、民族矛盾等而產生，或因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外匯短缺、國際經濟與金融危機衝擊、地緣衝突、國際正常關係逆轉而產生，還有因相關國家有意、故意不切實履行債務責任而產生。
迪拜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七個酋長國之一，具有相對獨立的“主權”，直接引發債務危機的是隸屬於迪拜政府的主權財富基金——迪拜世界欠下高達到590億美元的天量債務而無法按期償還。世人總是傾向認為，政府會出手“太大而不能倒”的機構，但是還應當考慮到，政府出於某種原因而不願出手或者愛莫能助時，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肇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擊倒的不只是迪拜酋長國，此前的冰島一個經濟規模只有30多億美元的小國竟然欠下1000多億美元的債務，而依照歐盟年度負債不超過GDP的3%、總債務不超過GDP的60%的警戒線，發達國家普遍亮起黃燈乃至紅燈，中東歐國家與一些新興市場債務風險正越來越高，因此未來國際金融危機次生災害的重點恐怕就是債務危機。
在世界經濟與金融歷史上，主權風險不斷，特別是在經濟危機、政局變換之後更加明顯。 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就是典型的主權風險。諸多拉美國家，由於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不斷推進經濟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與國際化。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初，給這些國家帶來了繁榮，但是不久就證明這種繁榮是透支的繁榮、借來的繁榮而曇花一現，國家債務越積越高，佔GDP的比重普遍超過30%，還本付息超過經常賬戶的盈餘。由此，1982年墨西哥率先宣布無法按期償還外債，步入債務危機，墨西哥危機很快衍生成“多米諾效應”，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智利等拉美以及非洲共42 個債務國要求推遲還債，由此將西方國家銀行拖入金融泥沼，國際債務危機由此爆發。西方銀行債權後來由於“貝克計劃”（1985年）和“布雷迪計劃”（1989年）基本得到了保障，但是拉美國家則由此陷入十多年的經濟衰退，是謂“失去的十年”。
20世紀90年代最嚴重的國際債務危機要數1997-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甚至連進入OECD這個富人俱樂部的韓國，都出現國家倒賬現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如同消防隊員，四處滅火，但仍然救不勝救，很多國家只有靠自救或請求區域救助。債務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在一些國家激發了社會危機與政治危機，多國出現政局更迭，印度尼西亞更加悲慘，還出現國家危機，東帝汶獨立，亞齊等省至今還為獨立而紛爭不息。顯然，主權風險不比市場風險低、震度弱、衝擊小，有時甚至更高、更大、高強。當然，東南亞金融危機還突出另類主權風險，即金融危機的重要肇始是美國對沖基金的襲擊，這是由美國誕生、成長而且得到當局支持的極具有攻擊性與危險性的金融機構，危機發生後，美國等發達國家袖手旁觀東亞新興市場在泥沼中掙扎，而看美國眼色行事的IMF開出極其苛刻的救援條件，令一些主權國家“倍感屈辱”。
主權風險不僅來自一國政府不能償還債務，還有不願償還債務。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廢除一切外債，令西歐債權國損失慘重。據學者研究，當初西方國家聯合發動對蘇維埃的圍剿，就有要求恢復債權的藉口。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很多發展中國家獨立建國，一些國家（如1949年的中國、1961年的古巴及1964年的朝鮮）效仿蘇聯廢除外債的舉措，國際關係一時間波詭雲譎，甚至在一些地區劍拔弩張。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俄羅斯政府拒絕償還短期公債。 2001年，阿根廷政府宣布1300億美元的政府公債停止償還，此後又於2002年宣布300億美元的企業外國債券停止償還。 2009年初，厄瓜多爾總統簽署決議一概不承認過去所欠下的不平等外債。
“主權風險”美國最重
美國經濟規模於19世紀90年代初就超過了英國，但是美元地位一直居於英鎊之下，甚至還不及法國法郎與德國馬克。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美國迎來了國際金融改朝換代的良好機遇。布雷頓森林體系規定，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由此奠定了美元獨霸地位。美元地位等同黃金，俗稱美金。而以法國為首的對美元“過度特權”不滿的國家，持續將手中積攢的美元兌換成黃金，如此，美國國庫中的黃金越來越少。 1971年，美國再也無法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尼克松總統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由此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劇烈動盪，史稱“尼克松衝擊”，名為美元危機，實質就是美國債務危機，美元發行量（實質是美國的債務）遠遠超過黃金庫存量（實質為美國的資產），美元與黃金脫鉤顯然是美國不履行償債義務，是主權風險的重要體現。
“尼克松衝擊”後，美元擺脫了黃金束縛，成為純信用貨幣，美元幣值與購買力的穩定完全憑靠美國國家信用擔保。美國依賴美元霸權以及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國際分工格局，即美國生產美元（一開始是紙張與油墨綜合體，如今更多的是電子符號）以及由此衍生的各類金融服務，其他發達國家生產工業品，發展中國家生產資源與原材料。美國強調自由貿易，就是用美元自由交換其他國家的資源與產品；美國強調資本自由流動，就是將其他國家得到的美元回流到美國，供美國消費信貸與海外投資使用。如此，便以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經濟大循環”。但是，美國生產的美元越來越多，能夠穩定美元購買力的美國產品、財富遠不及美元增長速度，這會引髮美元信用危機，實質也是美國的債務危機。
為維持美元信用，緩解債務壓力，美國向世界提供更多的金融衍生品，將其包裝成創新優質產品。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一項重要創新就是將房屋信貸資產進行證券化，當時該類產品主要在美國國內銷售，因此後來的儲蓄貸款危機主要是重創美國自己的金融服務機構。此後，美國通過金融全球化將近乎登峰造極的資產進行證券化（各類金融衍生品）推銷給世界，這些金融衍生品多半是將不良資產攙雜於良性資產之中，通過極其複雜的數學模型精細包裝，國際投資者難辨真偽良莠，而只是看中“美國製造”的光環，紛紛購買累計過萬億，最終次貸危機爆發，真相大白天下。美國當局金融監管缺失，聽任乃至支持美國金融機構向世界轉嫁風險，當屬一類主權風險。
美國人長期寅吃卯糧，積累起巨額債務，而且還不斷增加。在美國那裡，從來沒有對外債務清償一說，只是不斷地發新債還舊債。當債務積累難以承受之時，就來一次美元大貶值，使債務縮水。因此，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美元就陷入周期性貶值。由於其他主要信用貨幣也在貶值，所以美國編制的“美元指數”所顯示的美元幅度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但是，通過“天然貨幣”黃金這個“照妖鏡”，美元的本質就基本原形畢露。儘管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國為維持美元地位，對黃金的打壓可謂不遺餘力，但是真金不怕火煉。 1盎司黃金在1871年兌20美元左右，1971年兌35美元，2009年12月3日則為1225美元。從1971年到2009年，美元對黃金貶值高達到97%，足見美元貶值幅度之大，美國當局實際賴帳之多。世紀金融大危機，美國當局一肩抗起金融機構大量壞帳，拿什麼去填補窟窿，最便捷的選擇就是印刷鈔票，美元貶值與通貨膨脹不可避免。
在美元貶值受到多種因素制約的情形下，美國便想方設法逼迫債權方貨幣升值，變相縮減自己的債務。 20世紀80年代初，美日之間債權債務關係逆轉，日本持有巨額美國債券，成為美國最大債主。美國千方百計將“廣場協議”強加給日本，由此令日元大幅度升值，從240日元兌1美元一直攀升到80日元兌1美元，日本從美國贏得的貿易順差，通過日元升值基本還給了美國。加入WTO後，中國從美國取得越來越大的順差，並很快成為美國第一大債權國，於是美國如法炮製通過各種途徑，力壓人民幣升值，2005-2007年人民幣一口氣升值了約20 %，中國數以千億計的美元資產實際被蒸發，當然美國也就相應減少了對中國的債務。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霸權國家，沒有對手，沒有製衡，近乎為所欲為。除了美元貶值或令債權國貨幣升值以達到賴帳之目的外，美國可以通過各種辦法，給債權人製造“主權風險”。如，對被認定的“敵對國家”可以實施包括資產或外匯凍結乃至沒收等經濟制裁，“9·11”事件後，美國通過的《愛國者法案》便將這一經濟制裁推向新的極致。通過外交（如1954年對英國施壓逼迫英軍撤離蘇伊士運河）、經濟（如1997-1998年利用或放任對沖基金對東南亞國家發動襲擊）乃至軍事（如1998年轟炸南聯盟，2003年出兵伊拉克）等手段製造國際金融動盪，為美國營造國際資本的“安全島”與“避風港”，藉以給債權人施加“主權風險”。
中國面臨的“主權風險”
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及海外投資日益增多，當中有不少“走出去”存在盲動，如此便麵臨各種新風險。在發達國家，或併購被拒，或抄底被套，或投機被斬；在發展中國家，或貨款被佔壓，或產權被剝奪，或工人被綁架，或商人被驅逐。在諸多的商業性風險中夾雜著不可忽視的主權風險。有關部門曾經將伊朗、蘇丹和尼日利亞等主權風險較高的國家從鼓勵投資的名單中去掉，以為如此就可以消除主權風險，但是俄羅斯“一隻螞蟻”大市場被封事件顯示，政局與社會穩定的友好國家同樣存在主權風險。受西方宣傳的誤導，一般認為主權風險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但是經濟全球化之下，越來越多的主權風險來自發達國家。
長期以來，中國通過強行結匯將企業與居民手中的外匯集中到國家，金融對內高度抑制、對外單向開放導致中國金融市場發育畸形且滯後，無法消化日益龐大的外匯儲備，不得不送給發達國家使用，持有他們的證券資產，拿些固定而低廉的利息。受到西方評級機構的鼓惑，我們一直以為擁有AAA評級國家的證券資產是最安全的投資，尤其是美國國債定義為“無風險回報”。然而，當今國際主權風險正迅速向發達國家集中，截至2008年底，按照狹義外債計算的世界外債總量為59.5萬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是55.9萬億美元，佔94%，發展中國家為3.6萬億美元，佔6%。外債總量排名前15位全部為發達國家，淨外債排名前15位國家中有10個是發達國家。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政府大手筆舉債，全球十大富國公債佔GDP比例將從2007年的78％上升至2014年的114％。 2009年，愛爾蘭成為第一個失去AAA等級的國家，歲末希臘主權評級被調降（由Ａ-下調至BBB+），英國、西班牙等國也被評級機構警告，而有“債券天王”之稱的葛洛斯（Bill Gross）公開指出美國的主權評等在未來4年內必然會遭調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國債違約擔保成本在不斷上升，發達國家正面臨大範圍信等降級，“後金融海嘯時代”最有可能引發新一輪金融大震盪當有債務危機。
中國海外投資面臨的主權風險，不僅是有關發達國家的債務償還能力不斷降低，更重要的是償還意願出了問題，亦即國家道德風險。世紀金融大危機不僅是一場濫觴於美國的金融危機，更是美國的道德危機，缺德的不僅是美國的金融家與金融機構，還有美國政府。美國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不斷將風險轉移給世界；在金融危機爆發後，努力將危機轉嫁給世界。此次危機有明顯間歇性特徵，就在新一波風暴潮來臨之際，美國財政部曾經十分迅速地通過了中國ⅹⅹ證券對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的投資，著實令市場與中方感到十分意外，因為這與美國的一貫市場保護作風差異太大。然而，就在ⅹⅹ證券於國內一個接一個機構跑批文的時候，貝爾斯登終於撐不住而宣布破產。業內人士笑言，恰恰是官僚主義“保護”ⅹⅹ證券免入陷阱。
不難判斷，美國是當今世界主權風險最嚴重的國家，而中國對外投資最多的恰恰是美國。在中國2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高達2/3，其中美國國債就超過8000億美元。截止9月30日的2009財年，美國赤字總額高達1.42萬億美元，比此前創出新高的2008財年高出9580億美元，占美國GDP的9.9%，是戰後的最高水平。美國政府預計2010財年赤字將達1.5萬億美元，連續三年刷新歷史記錄。財政嚴重失衡的結果是，比例越來越高（此前約有40%）新發行國債由美聯儲購買，美其名曰“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實際就是國債貨幣化，就是啟動印鈔機印鈔還錢。在1989 年“國債鐘”懸掛時，美國國債為2.7 萬億美元。 2008年10 月，原先為“國債鐘”設計的13 位數字已不敷使用，增至15位即百萬億計，顯然美國為自己的國債預留的廣闊空間，幾乎是上不封頂了。
目前，美國國債總量是12.1萬億美元，並且還在以平均每天約35億美元的速度增長，佔GDP的85.6%，遠遠超過60%的警戒線。自2008年下半年，中國就已成為美國債券市場的最大海外投資者，成為吸收美國國債的“無限海綿”，但是吸收多少中國自己從來不對外發布，相關數字都是由美國公佈的。隨著美國政府預算赤字的大幅增長，金融危機下的商業風險快速向其主權風險集中，這對中國外匯儲備資產市值穩定和變現能力都將構成巨大威脅。情急之下，中國無奈地要求美國保證中國美元資產的安全，美國政要答應也非常爽快，連本帶息償還沒有問題。問題是，美元貶值與通貨膨脹後，本不是原本，息也不是原息，量可以充分保證，但是質則只能由中國自己去把握了。
其實，美國給中國的美元早已大打折扣了。作為純信用貨幣的美元本身就是美國國家開出的借貸票據。長期以來，美國以中國“非民主國家”、“非市場經濟國家”、 “廉價貨幣”、“傾銷”等各種名義，不僅持續維持對中國的出口管制，而且還不斷強化對中國的貿易與投資保護，這使中國獲得的美元的實際購買力大幅度縮水。在美國那裡，中國這個消費者能選擇的只有“坐美國的波音飛機，吃美國的轉基因大豆”，而且賣給中國的飛機與大豆要比一般售價高得多。中國不能用美元自由購買所需要的物品或兌換所需要的財富，這本身就是美國的一種賴帳行為，是一種主權風險。尼克鬆時代的財政部長康納利早就有言在先，“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是你們的問題”，顯然現在成了中國的問題。
中國糧食安全的最大威脅
自由市場：中國糧食安全的最大威脅？
——中國經濟安全系列之三十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1/126793.html
江 湧
原載《世界知識》2009年第23期
經濟自由主義學者鼓吹，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糧食問題當然也不例外。然而，2006～2008年席捲世界的糧食危機給全球迷信經濟自由主義的大眾上了深刻而痛苦的一課：國際市場均由壟斷資本把持，自由競爭子虛烏有，所謂依靠市場調節就是聽任壟斷資本操縱，使諸多國家糧食安全在國際自由市場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中國糧食安全面臨耕地不足、水資源缺乏等諸多因素威脅，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經濟自由主義學者鼓吹的“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之殃
多年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反對窮國對農業有太多的投入，認為全球之所以有數十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就是因為被生存農業束縛了手腳，應讓他們依照比較優勢重新擇業，如此，不僅可以賺錢買糧，而且可以發家致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坐而論道，而西方國家與他們操縱的國際組織則積極踐行。它們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以經濟援助為槓桿，向發展中窮國推銷結構調整計劃：積極敦促受援的發展中國家讓本國農民改種經濟作物出口以獲取更多收益，同時降低關稅，從國外進口便宜的糧食；“建議”一些國家減少甚至取消穀物儲備，實施依靠私營公司的糧食零庫存模式，取消政府控制的糧食供應機構，取消來自歐洲和美國穀物的關稅，取消對肥料及其他農業投入的補貼。
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與國際組織經濟政策的實踐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導致瞭如此結果：國家扶持的取消凸顯了私人投資的外部風險，如此“嚇走了”而非“吸引了”私人投資，由此導致農業停滯不前。一些非洲國家在世界銀行的“鼓勵”下進行經濟調整，集中生產用於出口的經濟作物，結果導致相關經濟作物生產過剩，國際市場價格暴跌。例如，加納推廣可可豆種植導致1986年至1989年國際市場可可豆價格下跌48％，這使得可可豆生產國的經濟“在市場的變幻莫測面前變得更加脆弱”。 IMF和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計劃摧毀了受援國政府在農村的投資，使當地農業生產變得極不穩定。緊隨結構調整計劃的是WTO的“自由市場”糧食政策，如此使得到補貼的歐盟便宜牛肉進入西非和南非的市場，得到補貼的美國便宜穀物進入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導致當地農業生產者紛紛破產。結構調整計劃與“自由市場”的糧食政策推行的結果是：發達國家為自己的農產品打開了市場，消滅了從非洲、拉美到亞洲國家的諸多農業家庭，破壞了他們為本國民眾提供糧食及健康食品的能力。而家庭農業是食品質量的重要前提與基礎。
在擺脫殖民主義後的20世紀60～70年代，非洲不僅糧食自給自足，而且是一個糧食淨出口地區，1966～1970年間平均每年出口130萬噸。如今，經過結構調整計劃與“自由市場”糧食政策的洗禮，非洲25％的糧食需要進口，幾乎所有非洲國家都是糧食淨進口國。飢餓成為家常便飯，僅最近三年來，非洲之角國家以及南非、中非等就爆發了糧食危機。糧食從自給自足到依賴進口的國家不僅出現在非洲，而且出現在拉美、亞洲。在198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之前，墨西哥和印度等國的糧食都可自給。自從WTO要求放開農業部門、跨國糧商進入本土市場以來，墨印等國都已變成糧食短缺的國家。 2006～2008年，由於糧食價格高漲，約有40個國家爆發了民眾騷動乃至暴亂。在一些本來就不穩定的國家，如孟加拉國、海地、肯尼亞、墨西哥、莫桑比克和巴基斯坦，糧價高漲導致眾多人員死亡，加劇了人民的痛苦，自由市場之殃觸目皆是。
發達國家與國際組織的經濟及糧食政策遭遇國際社會的持續批評與抨擊，連美國彭博新聞社也在2008年12月發表長篇報導，指責世界銀行“錯誤地建議”窮國進行所謂的“結構調整”，導致窮國從糧食出口國變成進口國。聯合國秘書長特別顧問傑弗裡·薩克斯直言：“世界銀行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認為市場可以解決一切。而歷史證明，人們首先要生存下去，市場才能發揮作用。”2006年世界銀行承認，對向發展中國家農業開出的政策藥方所產生的副作用關注不夠。 2008 年世界銀行報告明確指出，投資農業是消除貧困和飢荒的最有效手段。
自由糧食市場子虛烏有
在通過國際市場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背後，有著極大極長的利益鏈條。在壟斷資本的支持下，瑪格麗特·撒切爾於1979年出任英國首相，羅納德·裡根在1980 年當選美國總統，由此揭開了英美大資本謀求壟斷國際市場的自由經濟運動。自由經濟強調由國際市場對各類資源與商品進行調節，然而包括糧食市場在內的國際市場根本就不是一個自由市場。
國際糧食市場是一個高度壟斷的市場。資本的天性是逐利，逐利的最好途徑是壟斷。簡稱為“ABCD”的四大跨國糧商——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DM，美資）、邦吉（Bunge，美資）、嘉吉（Cargill，美資）和路易達孚（ Louis Dreyfus，法資），壟斷了世界糧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國、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場及全球運輸和倉儲系統，極大地影響著國際糧食期貨交易，是國際大宗商品的定價者，是國際糧食市場潮起潮落的“幕後推手”。
國際糧食市場是一個脆弱且充滿投機的市場。國際糧食市場本來就面臨諸如人口的增加、飲食的高端化、異常氣候的頻發、水資源的枯竭、轉基因作物的普及、農藥和化肥等投入成本的上升、生物燃料的急劇增長、經濟民族主義的高漲等一系列不穩定因素，這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有可能被壟斷資本炒作投機運用，使糧食市場出現劇烈波動，直至引發世界性糧食危機。最新一輪糧食危機就是國際糧商藉口糧食減產、需求增加、庫存降低來進行市場炒作的。
國際糧食市場是一個嚴重扭曲的市場。糧食安全依賴市場調節的理論基礎就是有效市場假說。該假說認為，所有相關信息都體現在價格之中，價格變化引導糧食供給與需求實現均衡。但是，在糧食壟斷資本的遊說與施壓下，作為世界重要糧食生產與輸出地的美國和歐盟，通過持續而巨額的糧食補貼，嚴重扭曲了國際糧食市場的價格體系。目前補貼佔農業產值的比重歐盟為40％，美國為25%。歐盟每年的農業補貼高達320億歐元，而且通過各類技術壁壘嚴格限制牛肉和家禽進口。為鼓勵農民種植玉米生產乙醇，美國政府給予每加侖乙醇51美分補貼，並對進口乙醇徵收每加侖54美分的關稅。在遊說壓力下，美國即便是對外糧食援助，也規定必須從美國農場主手中購買，並用美國船隻運輸。
在糧食商品化的另一面，是糧食政治化。糧食政治化除了糧食生產補貼外，一個重要的新體現就是在利益集團的積極推動下，美國政府鼓勵轉基因糧食的發展。美國政府1992年裁定，所有的轉基因植物和食品與同品種的傳統植物“實質上相同”。美國農業部積極參與由糧食寡頭推動的基因革命，研發了一項種子絕育技術，即在種子成熟前產生一種毒素，使種子的植物胚胎自動毀壞。該技術可應用於所有植物種子，並於2007年獲得了名為“植物基因表達控制技術”的專利。農民一旦使用了美國的轉基因種子，就必須不斷向孟山都等美國種子供應商購買新種子，從而被迫淪為美國種子公司的新農奴。
美國政府與糧食寡頭利用阿根廷的經濟困難以及阿政要與美國的密切關係，於上世紀80年代初將這種帶有絕育技術的轉基因種子全盤兜售給了阿根廷，如此這個農業資源極其豐富、被譽為“世界糧倉”的國家就被美國糧食寡頭緊緊控制了。到2004年，阿根廷48%的土地被用來種植轉基因大豆，由於種子和農藥都要從美國公司購買，糧食流通、儲運由美國糧食寡頭壟斷，僅10年時間，阿根廷就喪失了糧食自給能力，整個國家的農業經濟徹底受控於美國糧食寡頭；美國糧食寡頭又藉助阿根廷的強大糧食生產能力影響世界。
1970 年3月，美國國會成立了“人口增長與美國未來研究委員會”。 1974年該委員會擬定了一份名為《國家安全研究第200號備忘錄：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的報告，報告視糧食為一種“國家權力工具”，可被用來實現美國的戰略利益。裡根政府的農業部長約翰·布洛克曾說：“糧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國系在我們身上，他們就不會搗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說，第三世界國家缺糧“使美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種力量……華盛頓對廣大的缺糧者實際上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利”。很明顯，在美國政治家眼中，糧食不僅是一種商品，還是一種戰略物資，一種政治手段。
美國利用本土以及海外的強大糧食生產能力、價格控制能力、種子壟斷培育能力，積極“調控”世界的糧食供給與價格。例如，美國農業部通過不斷調整播種面積防止因生產過剩而導致糧價下跌。通過對生物乙醇技術的突破，打通糧食與石油的關聯，實行糧油聯動，將自己的糧食優勢轉化為能源優勢，直接影響缺糧的石油輸出國。基辛格博士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世界。當今美國既想控製石油，又想控制糧食，還想控制貨幣，藉以控制整個世界。這就是美國的戰略。
跨國糧商自由圖謀中國糧倉
農業是一個弱勢產業，糧食生產是弱勢中的弱勢。糧食問題決不能用簡單的市場調節來解決和所謂的經濟效率來衡量。但是，長久以來，在中國一直存在著通過市場來解決糧食安全的思路，有的甚至還上升為政策，從而對中國糧食安全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大豆之殤即是典型。
為盡快加入WTO，中國在農業領域作出巨大讓步，中國承諾，實現大豆油貿易自由化，取消關稅配額制和準國家專營製；大幅降低大豆進口關稅，取消進口配額制。由於美國種植的是轉基因大豆，生產成本低，單位出油高，而且還得到政府的巨額補貼，美國農民每生產1噸大豆得到的政府補貼，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15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59美元。因此，相對於中國小農生產的有機大豆，美國轉基因大豆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1994年中國進口大豆只有5萬噸， 2005年則為2600萬噸，佔世界大豆貿易的1/3。中國大量進口轉基因大豆使本土有機大豆生產迅速萎縮，成千上萬的豆農不得不轉種其他作物，或乾脆撂荒土地外出打工。
更為嚴重的是，跨國糧商利用中國對國際大豆市場的依賴，通過一組精心佈局，一舉擊潰了中國大豆壓榨與流通企業。 2003年下半年，美國藉口貿易赤字而不斷提升對華貿易戰，為緩解緊張狀態，中國2003年12 月宣布將派代表團採購美國大豆。在該聲明發布前（2003年12月），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豆月均價是每蒲式耳7.7美元；當中國企業大批採購時（2004 年3～4月），價格衝到9.8美元；中國採購後（2004年8月），價格快速跌至5.9美元。大豆價格潮漲潮落使中國採購300萬噸多花了15億美元，期貨交易令諸多中國油脂企業陷入困境乃至絕境，最後有半數企業破產，跨國糧商趁機控制了近60%的國內油脂企業、 80%大豆壓榨能力，在中國市場掌握了從大豆採購到倉儲運輸、油脂加工等各個環節的主動權。新加坡豐益國際就佔據了中國小包裝食用油近85%的市場份額。跨國糧商控制了中國國內豆油後，國內植物油價格的漲落就越來越游離中國政府的價格調控。
中國大豆淪陷而不得不大量從國際市場進口，這又給國際社會指責“中國威脅”的話柄。 2008年4月28日，德國《明鏡周刊》發表一篇題為《為滿足中國和印度的胃口而努力》的文章稱，中國人吸乾了從拉普拉塔河到亞馬遜河的大豆市場，大豆種植加劇了森林亂砍濫伐並促使大批小農戶紛紛破產，馬托格洛索州的大片土地已經變成了綠色沙漠，除了使用大量殺蟲劑種植的單一作物外，別無他物，巴西的大豆生產已經成為一種“死亡文化”。
然而，大豆之殤並未令中國人警醒，迄今仍然不時聽到一些自由經濟精英在喧囂，“只要有市場，一切都可以解決”。越來越多的調研、報導表明，跨國壟斷資本通過遊說、賄賂、課題資助等多種途徑，讓中國相信，中國糧食問題可以依靠自由市場、國際貿易來解決。某機構在福特基金的資助下，炮製了一份名為《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的研究報告，抨擊中國政府維護糧食安全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18億畝耕地底線，大肆鼓吹“只要市場在，就不愁買不到糧食”。多年來，福特基金一直是東歐、中亞等地“顏色革命”的重要“幕後推手”，同時也一貫不知疲倦地為中國學者與官員到美國“自由聖地”學習“自由精神”以及在中國國內傳播“自由思想”提供慷慨資助。該基金一名高層人士曾不無得意地炫耀，基金在中國播下的自由種子，經過發芽生長，已經到了收穫季節。
如此，跨國糧商挾其強大的資金優勢、系列品牌優勢以及在全中國建立起營銷與信息網絡優勢，積極佈局中國糧食市場，而國內沒有一家企業能真正與之抗衡。目前，中儲糧作為全國最大的糧源控制企業，具有較強的實力，但沒有糧食加工業務；中糧集團有加工業務，卻不能掌控糧源，銷售網絡也不夠；民營糧食企業更是難以望其項背。 2007年“十一”前，中儲糧拋售20萬噸食用油儲備，在食用油市場竟然沒有濺起一點水花。後來有調查發現，其中有70%讓益海嘉裡（ADM與豐益國際的合資公司）通過“內部渠道”買走而擱置起來。
從2008年開始，WTO關於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糧食流通領域的過渡期已經結束，跨國大糧商開始進入中國糧食流通與加工領域。國際頂級金融機構高盛公司竟然在中國大規模投資養豬，一口氣收購了數十家專業養豬廠，匪夷所思。而據嘉吉公司的調查估測，中國肉類產品需求和加工企業的快速增加，使得未來中國對玉米等飼料原料的缺口不斷加大，國內玉米庫存不斷下降，由此不得不大量增加玉米進口。日本專家分析，美國在華大肆圈地養豬的用意是擴大對中國出口用作飼料的玉米。玉米可能是繼大豆之後，中國糧食淪陷的第二個領域。益海嘉裡集團已經在山東、河南、河北、黑龍江、湖南等糧食主產區建立或併購糧食加工企業，並在江蘇等省準備建立糧食收儲企業。豐益國際斥巨資進駐東北，企圖壟斷國內非轉基因大豆市場。在中國正忙活進一步擴大開放、更多與國際接軌的時候，跨國糧商已開始了他們在中國的糧食戰略佈局，旨在把中國糧食供求納入由他們控制的國際自由市場。
——中國經濟安全系列之三十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1/126793.html
江 湧
原載《世界知識》2009年第23期
經濟自由主義學者鼓吹，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糧食問題當然也不例外。然而，2006～2008年席捲世界的糧食危機給全球迷信經濟自由主義的大眾上了深刻而痛苦的一課：國際市場均由壟斷資本把持，自由競爭子虛烏有，所謂依靠市場調節就是聽任壟斷資本操縱，使諸多國家糧食安全在國際自由市場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中國糧食安全面臨耕地不足、水資源缺乏等諸多因素威脅，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經濟自由主義學者鼓吹的“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之殃
多年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反對窮國對農業有太多的投入，認為全球之所以有數十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就是因為被生存農業束縛了手腳，應讓他們依照比較優勢重新擇業，如此，不僅可以賺錢買糧，而且可以發家致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坐而論道，而西方國家與他們操縱的國際組織則積極踐行。它們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以經濟援助為槓桿，向發展中窮國推銷結構調整計劃：積極敦促受援的發展中國家讓本國農民改種經濟作物出口以獲取更多收益，同時降低關稅，從國外進口便宜的糧食；“建議”一些國家減少甚至取消穀物儲備，實施依靠私營公司的糧食零庫存模式，取消政府控制的糧食供應機構，取消來自歐洲和美國穀物的關稅，取消對肥料及其他農業投入的補貼。
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與國際組織經濟政策的實踐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導致瞭如此結果：國家扶持的取消凸顯了私人投資的外部風險，如此“嚇走了”而非“吸引了”私人投資，由此導致農業停滯不前。一些非洲國家在世界銀行的“鼓勵”下進行經濟調整，集中生產用於出口的經濟作物，結果導致相關經濟作物生產過剩，國際市場價格暴跌。例如，加納推廣可可豆種植導致1986年至1989年國際市場可可豆價格下跌48％，這使得可可豆生產國的經濟“在市場的變幻莫測面前變得更加脆弱”。 IMF和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計劃摧毀了受援國政府在農村的投資，使當地農業生產變得極不穩定。緊隨結構調整計劃的是WTO的“自由市場”糧食政策，如此使得到補貼的歐盟便宜牛肉進入西非和南非的市場，得到補貼的美國便宜穀物進入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導致當地農業生產者紛紛破產。結構調整計劃與“自由市場”的糧食政策推行的結果是：發達國家為自己的農產品打開了市場，消滅了從非洲、拉美到亞洲國家的諸多農業家庭，破壞了他們為本國民眾提供糧食及健康食品的能力。而家庭農業是食品質量的重要前提與基礎。
在擺脫殖民主義後的20世紀60～70年代，非洲不僅糧食自給自足，而且是一個糧食淨出口地區，1966～1970年間平均每年出口130萬噸。如今，經過結構調整計劃與“自由市場”糧食政策的洗禮，非洲25％的糧食需要進口，幾乎所有非洲國家都是糧食淨進口國。飢餓成為家常便飯，僅最近三年來，非洲之角國家以及南非、中非等就爆發了糧食危機。糧食從自給自足到依賴進口的國家不僅出現在非洲，而且出現在拉美、亞洲。在198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之前，墨西哥和印度等國的糧食都可自給。自從WTO要求放開農業部門、跨國糧商進入本土市場以來，墨印等國都已變成糧食短缺的國家。 2006～2008年，由於糧食價格高漲，約有40個國家爆發了民眾騷動乃至暴亂。在一些本來就不穩定的國家，如孟加拉國、海地、肯尼亞、墨西哥、莫桑比克和巴基斯坦，糧價高漲導致眾多人員死亡，加劇了人民的痛苦，自由市場之殃觸目皆是。
發達國家與國際組織的經濟及糧食政策遭遇國際社會的持續批評與抨擊，連美國彭博新聞社也在2008年12月發表長篇報導，指責世界銀行“錯誤地建議”窮國進行所謂的“結構調整”，導致窮國從糧食出口國變成進口國。聯合國秘書長特別顧問傑弗裡·薩克斯直言：“世界銀行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認為市場可以解決一切。而歷史證明，人們首先要生存下去，市場才能發揮作用。”2006年世界銀行承認，對向發展中國家農業開出的政策藥方所產生的副作用關注不夠。 2008 年世界銀行報告明確指出，投資農業是消除貧困和飢荒的最有效手段。
自由糧食市場子虛烏有
在通過國際市場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背後，有著極大極長的利益鏈條。在壟斷資本的支持下，瑪格麗特·撒切爾於1979年出任英國首相，羅納德·裡根在1980 年當選美國總統，由此揭開了英美大資本謀求壟斷國際市場的自由經濟運動。自由經濟強調由國際市場對各類資源與商品進行調節，然而包括糧食市場在內的國際市場根本就不是一個自由市場。
國際糧食市場是一個高度壟斷的市場。資本的天性是逐利，逐利的最好途徑是壟斷。簡稱為“ABCD”的四大跨國糧商——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DM，美資）、邦吉（Bunge，美資）、嘉吉（Cargill，美資）和路易達孚（ Louis Dreyfus，法資），壟斷了世界糧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國、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場及全球運輸和倉儲系統，極大地影響著國際糧食期貨交易，是國際大宗商品的定價者，是國際糧食市場潮起潮落的“幕後推手”。
國際糧食市場是一個脆弱且充滿投機的市場。國際糧食市場本來就面臨諸如人口的增加、飲食的高端化、異常氣候的頻發、水資源的枯竭、轉基因作物的普及、農藥和化肥等投入成本的上升、生物燃料的急劇增長、經濟民族主義的高漲等一系列不穩定因素，這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有可能被壟斷資本炒作投機運用，使糧食市場出現劇烈波動，直至引發世界性糧食危機。最新一輪糧食危機就是國際糧商藉口糧食減產、需求增加、庫存降低來進行市場炒作的。
國際糧食市場是一個嚴重扭曲的市場。糧食安全依賴市場調節的理論基礎就是有效市場假說。該假說認為，所有相關信息都體現在價格之中，價格變化引導糧食供給與需求實現均衡。但是，在糧食壟斷資本的遊說與施壓下，作為世界重要糧食生產與輸出地的美國和歐盟，通過持續而巨額的糧食補貼，嚴重扭曲了國際糧食市場的價格體系。目前補貼佔農業產值的比重歐盟為40％，美國為25%。歐盟每年的農業補貼高達320億歐元，而且通過各類技術壁壘嚴格限制牛肉和家禽進口。為鼓勵農民種植玉米生產乙醇，美國政府給予每加侖乙醇51美分補貼，並對進口乙醇徵收每加侖54美分的關稅。在遊說壓力下，美國即便是對外糧食援助，也規定必須從美國農場主手中購買，並用美國船隻運輸。
在糧食商品化的另一面，是糧食政治化。糧食政治化除了糧食生產補貼外，一個重要的新體現就是在利益集團的積極推動下，美國政府鼓勵轉基因糧食的發展。美國政府1992年裁定，所有的轉基因植物和食品與同品種的傳統植物“實質上相同”。美國農業部積極參與由糧食寡頭推動的基因革命，研發了一項種子絕育技術，即在種子成熟前產生一種毒素，使種子的植物胚胎自動毀壞。該技術可應用於所有植物種子，並於2007年獲得了名為“植物基因表達控制技術”的專利。農民一旦使用了美國的轉基因種子，就必須不斷向孟山都等美國種子供應商購買新種子，從而被迫淪為美國種子公司的新農奴。
美國政府與糧食寡頭利用阿根廷的經濟困難以及阿政要與美國的密切關係，於上世紀80年代初將這種帶有絕育技術的轉基因種子全盤兜售給了阿根廷，如此這個農業資源極其豐富、被譽為“世界糧倉”的國家就被美國糧食寡頭緊緊控制了。到2004年，阿根廷48%的土地被用來種植轉基因大豆，由於種子和農藥都要從美國公司購買，糧食流通、儲運由美國糧食寡頭壟斷，僅10年時間，阿根廷就喪失了糧食自給能力，整個國家的農業經濟徹底受控於美國糧食寡頭；美國糧食寡頭又藉助阿根廷的強大糧食生產能力影響世界。
1970 年3月，美國國會成立了“人口增長與美國未來研究委員會”。 1974年該委員會擬定了一份名為《國家安全研究第200號備忘錄：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的報告，報告視糧食為一種“國家權力工具”，可被用來實現美國的戰略利益。裡根政府的農業部長約翰·布洛克曾說：“糧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國系在我們身上，他們就不會搗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說，第三世界國家缺糧“使美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種力量……華盛頓對廣大的缺糧者實際上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利”。很明顯，在美國政治家眼中，糧食不僅是一種商品，還是一種戰略物資，一種政治手段。
美國利用本土以及海外的強大糧食生產能力、價格控制能力、種子壟斷培育能力，積極“調控”世界的糧食供給與價格。例如，美國農業部通過不斷調整播種面積防止因生產過剩而導致糧價下跌。通過對生物乙醇技術的突破，打通糧食與石油的關聯，實行糧油聯動，將自己的糧食優勢轉化為能源優勢，直接影響缺糧的石油輸出國。基辛格博士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世界。當今美國既想控製石油，又想控制糧食，還想控制貨幣，藉以控制整個世界。這就是美國的戰略。
跨國糧商自由圖謀中國糧倉
農業是一個弱勢產業，糧食生產是弱勢中的弱勢。糧食問題決不能用簡單的市場調節來解決和所謂的經濟效率來衡量。但是，長久以來，在中國一直存在著通過市場來解決糧食安全的思路，有的甚至還上升為政策，從而對中國糧食安全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大豆之殤即是典型。
為盡快加入WTO，中國在農業領域作出巨大讓步，中國承諾，實現大豆油貿易自由化，取消關稅配額制和準國家專營製；大幅降低大豆進口關稅，取消進口配額制。由於美國種植的是轉基因大豆，生產成本低，單位出油高，而且還得到政府的巨額補貼，美國農民每生產1噸大豆得到的政府補貼，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15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59美元。因此，相對於中國小農生產的有機大豆，美國轉基因大豆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1994年中國進口大豆只有5萬噸， 2005年則為2600萬噸，佔世界大豆貿易的1/3。中國大量進口轉基因大豆使本土有機大豆生產迅速萎縮，成千上萬的豆農不得不轉種其他作物，或乾脆撂荒土地外出打工。
更為嚴重的是，跨國糧商利用中國對國際大豆市場的依賴，通過一組精心佈局，一舉擊潰了中國大豆壓榨與流通企業。 2003年下半年，美國藉口貿易赤字而不斷提升對華貿易戰，為緩解緊張狀態，中國2003年12 月宣布將派代表團採購美國大豆。在該聲明發布前（2003年12月），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豆月均價是每蒲式耳7.7美元；當中國企業大批採購時（2004 年3～4月），價格衝到9.8美元；中國採購後（2004年8月），價格快速跌至5.9美元。大豆價格潮漲潮落使中國採購300萬噸多花了15億美元，期貨交易令諸多中國油脂企業陷入困境乃至絕境，最後有半數企業破產，跨國糧商趁機控制了近60%的國內油脂企業、 80%大豆壓榨能力，在中國市場掌握了從大豆採購到倉儲運輸、油脂加工等各個環節的主動權。新加坡豐益國際就佔據了中國小包裝食用油近85%的市場份額。跨國糧商控制了中國國內豆油後，國內植物油價格的漲落就越來越游離中國政府的價格調控。
中國大豆淪陷而不得不大量從國際市場進口，這又給國際社會指責“中國威脅”的話柄。 2008年4月28日，德國《明鏡周刊》發表一篇題為《為滿足中國和印度的胃口而努力》的文章稱，中國人吸乾了從拉普拉塔河到亞馬遜河的大豆市場，大豆種植加劇了森林亂砍濫伐並促使大批小農戶紛紛破產，馬托格洛索州的大片土地已經變成了綠色沙漠，除了使用大量殺蟲劑種植的單一作物外，別無他物，巴西的大豆生產已經成為一種“死亡文化”。
然而，大豆之殤並未令中國人警醒，迄今仍然不時聽到一些自由經濟精英在喧囂，“只要有市場，一切都可以解決”。越來越多的調研、報導表明，跨國壟斷資本通過遊說、賄賂、課題資助等多種途徑，讓中國相信，中國糧食問題可以依靠自由市場、國際貿易來解決。某機構在福特基金的資助下，炮製了一份名為《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的研究報告，抨擊中國政府維護糧食安全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18億畝耕地底線，大肆鼓吹“只要市場在，就不愁買不到糧食”。多年來，福特基金一直是東歐、中亞等地“顏色革命”的重要“幕後推手”，同時也一貫不知疲倦地為中國學者與官員到美國“自由聖地”學習“自由精神”以及在中國國內傳播“自由思想”提供慷慨資助。該基金一名高層人士曾不無得意地炫耀，基金在中國播下的自由種子，經過發芽生長，已經到了收穫季節。
如此，跨國糧商挾其強大的資金優勢、系列品牌優勢以及在全中國建立起營銷與信息網絡優勢，積極佈局中國糧食市場，而國內沒有一家企業能真正與之抗衡。目前，中儲糧作為全國最大的糧源控制企業，具有較強的實力，但沒有糧食加工業務；中糧集團有加工業務，卻不能掌控糧源，銷售網絡也不夠；民營糧食企業更是難以望其項背。 2007年“十一”前，中儲糧拋售20萬噸食用油儲備，在食用油市場竟然沒有濺起一點水花。後來有調查發現，其中有70%讓益海嘉裡（ADM與豐益國際的合資公司）通過“內部渠道”買走而擱置起來。
從2008年開始，WTO關於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糧食流通領域的過渡期已經結束，跨國大糧商開始進入中國糧食流通與加工領域。國際頂級金融機構高盛公司竟然在中國大規模投資養豬，一口氣收購了數十家專業養豬廠，匪夷所思。而據嘉吉公司的調查估測，中國肉類產品需求和加工企業的快速增加，使得未來中國對玉米等飼料原料的缺口不斷加大，國內玉米庫存不斷下降，由此不得不大量增加玉米進口。日本專家分析，美國在華大肆圈地養豬的用意是擴大對中國出口用作飼料的玉米。玉米可能是繼大豆之後，中國糧食淪陷的第二個領域。益海嘉裡集團已經在山東、河南、河北、黑龍江、湖南等糧食主產區建立或併購糧食加工企業，並在江蘇等省準備建立糧食收儲企業。豐益國際斥巨資進駐東北，企圖壟斷國內非轉基因大豆市場。在中國正忙活進一步擴大開放、更多與國際接軌的時候，跨國糧商已開始了他們在中國的糧食戰略佈局，旨在把中國糧食供求納入由他們控制的國際自由市場。
2010年1月20日
轉基因主糧
轉基因主糧——不知能否醒來的民族噩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gwbe.html
張宏良
文後所附是經常旅居美國的一位朋友轉來的報刊文章：《我國成首個批准主糧轉基因種植國家》。其中報導，中國三大主糧小麥、大米和玉米中的二個——大米和玉米，從今年開始種植轉基因產品。千百年來人們只有在神怪小說中才能看到的恐怖景像，世界所有宗教天天都在祈禱避免的人類噩夢，或許將會由此降臨到中華民族頭上。所謂噩夢醒來是早晨，是針對社會災難而言的，對於生物災難來說，災難一旦發生就是永遠難以醒來的噩夢。
轉基因產品有這麼可怕？可以說，基因技術加精英統治，所形成的社會後果將比宗教講的世界末日，還要一千倍一萬倍地更加恐怖！轉基因產品僅僅是其中一項，不過僅這一項就足可以把一個民族送入種族滅絕的恐怖地獄。所謂轉基因產品，就是通過不同生物之間基因的重新組合，創造出一種新的人造生物，或者通過不同生物之間基因的重新組合，改變原有生物的自然特性，使其成為一種半人造生物。由於現有生物鍊是大自然億萬年演變的結果，一旦這個自然生物鏈被改變，將會給人類帶來什麼後果，完全是一個未知數，是一個不知道會上天堂還是下地獄的選擇，是一個即使發現錯誤也無法回頭的選擇，是把一個民族送上不歸路的選擇，是一個不知道明天早上還能不能睜眼醒來的生死選擇。所以，雖然轉基因產品在已經農業中應用十多年，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哪怕是極其貧困的非洲窮國——敢於把轉基因產品作為國民主糧，用全體國民的生命和子孫來冒險。包括發明和種植轉基因產品最多的美國，也要求對轉基因產品加以專門的醒目標識，防止社會精英階層會誤食轉基因產品。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轉基因產品是農業資本家和生物資本家用來賺錢的工具，主要銷售對像是窮人，是作為“窮人的食品”來生產的。包括從事轉基因產品研究、生產和銷售的那些有錢人，連同他們的帶孩子，都拒絕吃轉基因食品。可是不幸的是，轉基因產品成為國民主糧的恐怖命運，竟然落到了中國人頭上。
中國變成了國際資本推廣轉基因產品的第一隻小白鼠。
從現在起，中國將成為全世界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依靠轉基因食品為生的國家，雖然其中的精英集團可以通過進口繼續享有天然食品，但是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絕大多數老百姓，只能依靠轉基因食品為生。一旦富人和窮人之間形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基因食品——天然基因食品和人造基因食品，那麼由此開始，最終勢必會把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社會差別，變成物種差別。大自然形成的天然食物鏈，不僅決定著生物能量的補充，同時也決定著生物發展的方向，生物向哪個方向發展，最終發展成為什麼形態，都與食物基因有關。如果說“民以食為天”，是傳統社會對糧食重要性的概括，那麼“民以食為人”則是生物時代對糧食重要性的概括。 “民以食為天”反映著人類的生存要求，“民以食為人”則反映著人類的發展方向。人吃什麼，往往決定著人將會是什麼，將會發展演變成為什麼。所以，為了保證人類社會的生物同質性發展，絕不能在人類社會的精英和大眾之間食用完全不同的兩種基因食品。如果一定要推行轉基因食品，也必須保證富人和窮人都食用相同的轉基因食品。既然在中國推行轉基因產品是由精英決定的，就應該由這些官員和學者組成的精英率先食用轉基因食品，這不僅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甚至也是動物世界的基本倫理，是包括豬狗在內的所有動物都在遵循的基本倫理。
那些拿了別人錢有條件不吃轉基因食品的專家學者總是說什麼，對轉基因產品恐慌是無知的表現，轉基因產品並沒有什麼大的危害。雖然就目前而言，轉基因食品對人類的影響，的確還只是一個未知數，但是，按照目前市場經濟的商業化模式推廣轉基因食品，勢必把轉基因食品變成單純“窮人的食品”，把轉基因食品變成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一道生物鴻溝。這個口子一開，全部基因技術將都會按照這個模式應用於富人和窮人之間，那麼，基因技術的應用就會如同當初機器設備的應用一樣，成為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工具。一方面，通過轉基因食品，使絕大多數民眾向著越來越動植物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則通過享有天然食品和修改自己的基因圖譜，使少數精英向著越來越人化的方向發展。結果，就是精英階層的男人越來越健壯，女人越來越漂亮，孩子越來越聰慧，而絕大多數民眾則變成豬馬牛羊般的劣等種族，在基因技術基礎上重新形成社會的優劣種族，把人類數千年的文明進化全部格式化為零。所以，如果說以往剝削社會的精英統治，所造成的只是絕大多數人和少數人之間貧與富的矛盾，那麼生物時代的精英統治——無論是資本集團的精英統治還是官僚集團的精英統治——所造成的將是絕大多數人和少數人之間“非人”與“人”的矛盾，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特別是窮人，是作為“人”活著還是作為“生物”活著的矛盾。這就是我們一直倡導的大眾政治時代必然要取代精英政治時代的歷史依據。大家可以想一下，以往利用槍砲等機械裝置統治社會，就已經造成了絕大多數人的世代貧困，如果再運用基因統治社會，那將會徹底斷絕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希望。一個窮人經過奮鬥，還有希望成為富人，而一隻猴子無論怎樣奮鬥，都無法成為富人。這種差別就是由生物基因決定的。
基因技術的資本主義商業化應用，將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的恐怖後果，甚至震撼了一些富有良知的西方政客，九十年代美國總統克林頓和英國首相梅傑（基因圖譜繪製完成，就是他倆宣布的），就曾試圖運用美英兩國強大的國家行政力量，阻止基因技術申報專利，防止基因產品的商業化應用造成不可挽回的人類災難——如把貧富差別變成物種差別等，讓基因技術一開始就成為人類社會共同的財富。但是，由於轉基因產品和基因技術已成為美國資本投資的重點，成為美國為首的資本集團控制世界財富和人類命運的重要手段，這是小小的一個美國總統和更小的一個英國首相，根本不可能阻擋的，所以克林頓總統和梅傑首相的動議，在兩國國會甚至連一個屁大的響聲都沒有發出來，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如果按照我們中國人不以勝敗論英雄的話，歷史應該記住克林頓總統和梅傑首相，畢竟他們在看到基因技術這一人類最偉大的科學成就，將有可能變成人類最巨大的災難時，曾憑藉自己的良知和手中的權力進行了反抗，儘管這種反抗沒有起到哪怕是一絲一毫的任何作用，但是他們畢竟反抗過了。或許正是因為他們的反抗，轉基因產品才沒有成為美歐人民生活的主糧，卻在十多年後的今天，變成了中國人民生活的主糧。而要把轉基因產品變成中國人民生活主糧的，恰恰是中國西化派的精英及其領袖，他們天天喊西化喊民主喊自由，可是在13億中國老百姓最希望“西化”的轉基因問題上，曾在英國高喊“中華民族是英格蘭的小學生”的西化派精英，卻完全拒絕向梅傑首相和克林頓總統等西方政治家學習。
如果說，把中國變成全球轉基因主糧試驗的第一隻小白鼠，是因為不認識和不承認轉基因產品具有生物危害作用，那我們就權且退一步，完全拋開轉基因食品的生物危害性不談，僅就中華民族的經濟安全這一點而言，按照現有的資本規則發展轉基因產品，也足以把中華民族推入萬劫深淵。轉基因作物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對原始的野生農作物具有滅絕作用，一旦種植了轉基因作物，野生農作物將從此滅絕，這一點已被實踐證明，不再屬於理論問題；二是轉基因產品都是絕育產品，不能像野生農作物那樣，可以用打下的糧食作為來年的種子，而只能每年都購買新種子。三是對農藥化肥具有特殊要求，只能使用轉基因種子公司指定的農藥化肥。而以美國孟三都為代表的西方種子跨國公司，迄今為止已經申報了五百多個轉基因產品的專利，幾乎涵蓋了影響農作物生長的所有外部變化因素，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十年之內，處於絕對的專利壟斷地位。這一絕對壟斷地位，決定了中國所有農民只能向這些西方跨國公司購買種子、農藥和化肥，此外沒有任何其他選擇，並且還只能按照對方確定的價格來購買，因為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或許那些美國鸚鵡又會忽悠中國老百姓，說什麼四大種子跨國公司之間仍然存在競爭，會對市場價格起到抑製作用。如果這種狗屁理論放到十年前或許還有許多人相信，但是，在“南京大屠殺”之後，仍然說什麼“大東亞共存共榮”，恐怕連日本鬼子自己都感覺是在扯淡了。中國財富外流的悲劇告訴了中國人民，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西方跨國公司只會聯合壟斷，共同掠奪中國，而絕不可能通過互相競爭讓中國人得利。如同當初八國聯軍只會聯合起來共同殘殺中國人，而絕不可能在中國人面前互相殘殺，讓中國人有機會各個擊破一樣。
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模式下推廣轉基因產品，把中國農業和中國農民交給跨國公司支配，如果發生生物災難這種最壞的結果，將是中華民族的滅絕，中華民族將成為第二個印第安人；如果不發生生物災難，最好的結果，就是中國農業和糧食落入西方國家控制之中，我們只能按照西方國家的安排去發展。這就是在現有資本規則下推廣轉基因產品的兩個基本結局。對於中國人來說，無論出現哪種情況都是災難，唯一區別就是災難程度不同而已。如果轉基因產品主糧化的試驗失敗，滅絕的是中華民族，西方國家不受影響；如果轉基因產品主糧化的試驗成功，中國農業乃至整個經濟將控制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手中。無論結果如何，美國資本都是贏家，中國老百姓都是輸家。並且，讓許多善良的人們難以相信更無法想像的是，這個能夠保證美國人必然雙贏、中國人必然雙輸的基本格局，並非是發展過程中政策失誤的結果，而完全是精心策劃和事先預設的結果，所有參與者無一不是心知肚明，無一不知道推廣轉基因主糧，將有可能會導致的生物災難及經濟災難。
從下面《中國經營報》的文章可以看出，用轉基因產品替代中國老百姓主糧這一天大決定，這一事關中華民族種族安全的天大決定，居然沒有任何出處，既不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也不是黨中央的決定，甚至不是國務院的決定，即便是國家農業部的批准，也是來自於“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安全評估。而這個決定13億中國人民命運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又是一個既不知道是怎麼產生的，更不知道由什麼人組成的機構。對於這個機構，無論是來自任何方面的任何詢問，農業部的回答就只有兩個字——保密。詢問為什麼要保密及保密的理由，回答則同樣是那兩個字——保密。可謂是“怪事年年有，今年何其多”，連國務院和農業部的領導班子都不保密，而這個不知道究竟是隸屬於國務院還是農業部的委員會居然要保密！國務院那麼多部委中有那麼多評估委員會，所有評估委員會的成員無不是在竭力炫耀其委員身份，甚至在滿世界散發的名片上專門用黑體字加以註明，而唯獨這個“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卻反其道而行之，不僅竭力避免大肆張揚，甚至如同地下黨一樣嚴加保密。為什麼一個普通的科研評估機構要如此詭秘？顯然，保密者十分清楚自己是在幹什麼，十分清楚這項工作意味著什麼，十分清楚這項工作將會出現什麼結果，所以才會如此嚴格地極端保密。否則，無論如何也無法解釋這種保密行為。從下面所附文章中可以看到，甚至連這個委員會成員所在的那些農業大學師生，都不知道是誰參加了這個比地下組織還要更加神秘的評估機構。
如此一來，用轉基因產品取代中國老百姓的傳統主糧，便如同八十年代人為毀掉中國的大型噴氣式飛機“運十”，強行為美國波音（麥道）飛機開闢市場一樣，變成了神鬼莫測的一個無頭案，至今也找不到任何一個決策者。八十年代初，當時已經翱翔藍天的中國大型噴氣式飛機，突然莫名其妙地斷絕了所有經費，在沒有任何明確指示和決定的情況下，所有人員糊裡糊塗地被全部遣散，時至今日也不知道遣散命令究竟來自何處，甚至連一個字的記錄都沒有留下。中國大型噴氣式飛機，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從人間蒸發了。去年，中央電視台還專門報導了中國大型噴氣式飛機“運十”的誕生過程，而對於“運十”是怎麼夭折的，所有拍攝人員依然找不到哪怕是一絲一毫的蛛絲馬跡。現在，這種離奇古怪的事情又發生在了轉基因主糧上，不知道是誰下令種植轉基因主糧，很有可能會再次變成一個歷史無頭案。首先，國務院沒有下令，國務院只是在2009年7月9日批准了轉基因農產品的重大技術立項，但是卻沒有決定種植轉基因主糧；其次，農業部沒有下令，農業部是一個職能部門，批准“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安全評估，不過是履行正常職能；最後，評估轉基因產品無害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更是一個無任何權力的科研評估機構，根本無權下令種植轉基因主糧。況且，該機構對外遮遮掩掩、鬼鬼祟祟，成員又是踏雪無痕、了無蹤跡，一看就不是個正經單位，更不可能決定種植轉基因主糧這種天大的事情。
可見，所有人——無論是決策者還是參與者——都在竭力隱瞞自己。
因為所有涉及這個領域的專家和官員都知道，一旦轉基因主糧這個潘多拉魔盒被打開，無論釋放出來的魔鬼什麼樣，對中華民族有多大危害，人們都將束手無策、無可奈何，哪怕是上天入地也難以將其收回，而只能完全被動地受其擺佈，即便是被牽向地獄也無法進行任何反抗。如果說中國是一艘大船，那麼，轉基因主糧就是炸沉這艘大船的諸多炸彈中最大的炸彈。中國的“沉船派”要趕在中國撥正航向之前炸沉這艘大船，所有參與者就要在大船被炸沉之前換乘另外一條大船，由於是在悄悄地炸船和悄悄地換船，所以無論是準備炸船的還是準備換船的，都要千方百計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
首先，這是利益決定的。用天文數字的巨額資本收買生物科學家和相關管理人員，是美國九十年代伴隨納斯達克市場崛起而形成的一種新的經濟現像。並且通過資本市場對生物學家和相關人員的收買金額，已不再是以往的數十萬計數百萬元計，而是數千萬元計乃至數億元計。如此天文數字的收買金額甚至引起了那些華爾街富豪的眼紅，以至於迫使美國國會立法進行干預。美國生物資本集團的大肆賄賂，在以法治嚴厲而著稱的美國都如此瘋狂，一旦進入官權極端氾濫的中國，權錢學三結合會達到多麼肆無忌憚的程度，恐怕會超出任何一個人的想像。更多了不敢說，估計在“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那些專家學者中，財產不在袁隆平之下的恐怕已大有人在。而袁隆平早在多年前就成為眾人皆知的億萬富翁。
其次，是為了掩蓋歷史。今天中國以轉基因產品取代傳統主糧，讓人想起了八十年代鄧小平委託美國為中國免費培養的那50個農學博士。當時人們對此沒太注意，只是在今天美國轉基因種子播撒中國大地時，中國人才突然明白了什麼叫“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可惜已經太晚了，那50個農學博士已經由當初的醜小鴨，變成了主管中國農業部門和農業生物研究領域的白天鵝。眼下如火如荼的轉基因產品大躍進運動，其中搖旗吶喊的骨幹力量，就包括美國培養的那50個農學博士。據知情人講，無論是大學還是科研單位，所有涉及轉基因領域的學者，凡是反對中國推行轉基因產品的，一律被排除在科研項目和科研經費之外。而沒有科研項目，就沒有科研成果；沒有科研成果，就不能評定職稱；科研人員沒有職稱，就一輩子什麼都不是。這種專政手段的陰狠歹毒，遠遠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種法西斯專政。採用如此歹毒的法西斯手段對待那些獨立學者和愛國學者，究竟是由這些人的個人品質決定的，還是在美國接受專門訓練的結果，估計只有他們自己心裡清楚。
第三，是避免讓社會知道他們的真實生活。一方面，是不想讓社會知道他們本人和家庭絕不食用任何轉基因食品，這是他們大肆撈錢的目的之一。他們比一般人更清楚，轉基因食品是窮人的食品，是普通大眾的食品，只有天然食品才是精英的食品。他們研究、宣傳和推廣轉基因產品，就如同農民種植有毒韭菜一樣，只是作為賺錢的工具，自己絕不食用一口。另一方面，是不想讓社會知道他們的親屬和財產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以便能夠像當初毀掉“運十”的國家民航總局局長沈圖那樣，提前做好全身而退的準備。沈圖就是在美國安排好家人後，毀掉大飛機前往美國與家人團聚的，至今家人仍然在享受著夏威夷的美麗海灘和明媚陽光。如果當時有人懷疑大飛機下馬是一場陰謀，肯定會被罵做是極左觀念和冷戰思維。然而事實卻是，八十年代一舉摧毀中國大型噴氣式飛機，迫使中國至今仍然在購買美國飛機，早已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公開的經典案例。而美國中央情報局之所以能夠大獲成功，並非僅僅是因為收買了中國國家民航總局局長，而是利用了中國官權集團對文革的複仇心理。當時毀掉大型噴氣式飛機的一個主要理由，就是說江青和張春橋一直在抓大飛機的研製和生產，留著大飛機對批判“四人幫”不利；而後來故意放走沈圖的理由同樣是因為沈圖遭受過“四人幫”的迫害，對改革開放有功。大家不要以為我們插入沈圖和大飛機是不相干的題外話，其實，當初摧毀大飛機和今天種植轉基因主糧，所起到的作用完全相同，都是在為美國公司進入中國開闢道路。當初摧毀大飛機以後，美國波音公司佔領了中國航空市場；現在種植轉基因主糧以後，美國孟三都等跨國公司將佔領中國的農業市場。
除去上述三個方面之外，究竟還有多少需要刻意隱瞞的理由，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所看到的基本事實就是，如此事關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天大事情，迄今為止竟無一人出面解釋。平常連一個城市自來水漲價幾分錢都要召開聽證會的當今政府，在讓13億中國老百姓改吃轉基因主糧這個天大問題上，在涉及到全國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的健康以及子孫後代健康這個天大問題上，居然沒有任何一級政府，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官員，出面向老百姓哪怕是簡單地打一個招呼。馬上就要該吃轉基因食品了，可是老百姓居然一點兒都不知道，最後還是從一個中國老百姓十分陌生的綠色和平組織那裡得知的。特別是平日裡為屁大一點兒事就會鬧得沸反盈天的那些所謂自由媒體，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所謂民主人士，在這個真正需要每一個公民做主的天大問題上，居然一平如水、鴉雀無聲，寂靜得連一聲民主的鳥叫都沒有。可見，精英民主就是對絕大多數人的法西斯專政，是當今世界最反動最腐朽的政治制度。以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金融證券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的發展，已經與極少數人的精英統治形成了越來越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要麼停止人類的科技進步和新興產業的發展，要麼結束極少數人的精英統治，此外絕不可能再有第三種選擇。由於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規律，所以人類所能選擇的就只能是結束極少數人的精英統治，代之以與新興產業發展相適應的大眾民主制度。只有在大眾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基因技術、信息技術和金融創新技術，才能夠發揮出偉大的歷史作用，把人類社會帶入一個嶄新時代。
本來，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金融創新技術的發展，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文明成果，特別是基因技術的發展，其意義絕不亞於當初火的使用和機器的使用，甚至比前兩者意義的總和還要更加偉大。 2000年6月26日人類第一個基因圖譜的完成，可以說是科學發展史上最偉大的一天，它不僅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中的“生死有命”這個古老觀點提供了科學依據，並且還找到了擺脫“生死有命”的科學途徑。包括轉基因技術在內的基因技術另一偉大意義在於，它奠定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技術基礎。在此之前人類技術的發展，都是建立在改造和破壞大自然的基礎上，都是在犧牲大自然的條件下，在人與自然的對立中發展的，根本不可能實現人與自然的雙向發展。現在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使人類有可能不再只是通過改變環境讓大自然被動地適應自己，而能夠在不改變自然環境的條件下，通過改變生物基因主動地適應自然環境，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雙向發展。如果說，機器時代以前是人類遭受自然壓迫和支配的歷史，機器時代是人類征服和支配自然的歷史，那麼，生物時代則是人與自然不再對立、能夠實現雙向發展的歷史。但是，基因技術如同歷史上任何技術一樣，完全是一把雙刃劍，既能夠給人類帶來巨大福利，也能夠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並且越是偉大的技術進步，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就越是巨大。在目前精英統治條件下，按照市場經濟的商業模式推廣基因技術，必然會放棄和犧牲人類的福利而只追求商業利益，把基因技術變成賺錢的工具，為此不惜把整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推向災難。這就是我們反復強調大眾政治必然要取代精英政治的歷史根據。
而唯一曾經創造並演習過大眾政治的國家，就是中國，所以這一關乎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巨大考驗便降臨到了中國。轉基因主糧就是中華民族面臨的第一個歷史考驗，是中華民族崛起前需要跨越的第一道歷史大坎。中華民族開始了鯉魚跳龍門的歷史飛躍；如果跳過去，就是龍，並且是整個人類的龍頭；如果跳不過去，就是魚，並且將會是一條死魚。
——這就是中國成為全世界轉基因主糧試驗田的歷史含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gwbe.html
張宏良
文後所附是經常旅居美國的一位朋友轉來的報刊文章：《我國成首個批准主糧轉基因種植國家》。其中報導，中國三大主糧小麥、大米和玉米中的二個——大米和玉米，從今年開始種植轉基因產品。千百年來人們只有在神怪小說中才能看到的恐怖景像，世界所有宗教天天都在祈禱避免的人類噩夢，或許將會由此降臨到中華民族頭上。所謂噩夢醒來是早晨，是針對社會災難而言的，對於生物災難來說，災難一旦發生就是永遠難以醒來的噩夢。
轉基因產品有這麼可怕？可以說，基因技術加精英統治，所形成的社會後果將比宗教講的世界末日，還要一千倍一萬倍地更加恐怖！轉基因產品僅僅是其中一項，不過僅這一項就足可以把一個民族送入種族滅絕的恐怖地獄。所謂轉基因產品，就是通過不同生物之間基因的重新組合，創造出一種新的人造生物，或者通過不同生物之間基因的重新組合，改變原有生物的自然特性，使其成為一種半人造生物。由於現有生物鍊是大自然億萬年演變的結果，一旦這個自然生物鏈被改變，將會給人類帶來什麼後果，完全是一個未知數，是一個不知道會上天堂還是下地獄的選擇，是一個即使發現錯誤也無法回頭的選擇，是把一個民族送上不歸路的選擇，是一個不知道明天早上還能不能睜眼醒來的生死選擇。所以，雖然轉基因產品在已經農業中應用十多年，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哪怕是極其貧困的非洲窮國——敢於把轉基因產品作為國民主糧，用全體國民的生命和子孫來冒險。包括發明和種植轉基因產品最多的美國，也要求對轉基因產品加以專門的醒目標識，防止社會精英階層會誤食轉基因產品。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轉基因產品是農業資本家和生物資本家用來賺錢的工具，主要銷售對像是窮人，是作為“窮人的食品”來生產的。包括從事轉基因產品研究、生產和銷售的那些有錢人，連同他們的帶孩子，都拒絕吃轉基因食品。可是不幸的是，轉基因產品成為國民主糧的恐怖命運，竟然落到了中國人頭上。
中國變成了國際資本推廣轉基因產品的第一隻小白鼠。
從現在起，中國將成為全世界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依靠轉基因食品為生的國家，雖然其中的精英集團可以通過進口繼續享有天然食品，但是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絕大多數老百姓，只能依靠轉基因食品為生。一旦富人和窮人之間形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基因食品——天然基因食品和人造基因食品，那麼由此開始，最終勢必會把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社會差別，變成物種差別。大自然形成的天然食物鏈，不僅決定著生物能量的補充，同時也決定著生物發展的方向，生物向哪個方向發展，最終發展成為什麼形態，都與食物基因有關。如果說“民以食為天”，是傳統社會對糧食重要性的概括，那麼“民以食為人”則是生物時代對糧食重要性的概括。 “民以食為天”反映著人類的生存要求，“民以食為人”則反映著人類的發展方向。人吃什麼，往往決定著人將會是什麼，將會發展演變成為什麼。所以，為了保證人類社會的生物同質性發展，絕不能在人類社會的精英和大眾之間食用完全不同的兩種基因食品。如果一定要推行轉基因食品，也必須保證富人和窮人都食用相同的轉基因食品。既然在中國推行轉基因產品是由精英決定的，就應該由這些官員和學者組成的精英率先食用轉基因食品，這不僅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甚至也是動物世界的基本倫理，是包括豬狗在內的所有動物都在遵循的基本倫理。
那些拿了別人錢有條件不吃轉基因食品的專家學者總是說什麼，對轉基因產品恐慌是無知的表現，轉基因產品並沒有什麼大的危害。雖然就目前而言，轉基因食品對人類的影響，的確還只是一個未知數，但是，按照目前市場經濟的商業化模式推廣轉基因食品，勢必把轉基因食品變成單純“窮人的食品”，把轉基因食品變成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一道生物鴻溝。這個口子一開，全部基因技術將都會按照這個模式應用於富人和窮人之間，那麼，基因技術的應用就會如同當初機器設備的應用一樣，成為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工具。一方面，通過轉基因食品，使絕大多數民眾向著越來越動植物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則通過享有天然食品和修改自己的基因圖譜，使少數精英向著越來越人化的方向發展。結果，就是精英階層的男人越來越健壯，女人越來越漂亮，孩子越來越聰慧，而絕大多數民眾則變成豬馬牛羊般的劣等種族，在基因技術基礎上重新形成社會的優劣種族，把人類數千年的文明進化全部格式化為零。所以，如果說以往剝削社會的精英統治，所造成的只是絕大多數人和少數人之間貧與富的矛盾，那麼生物時代的精英統治——無論是資本集團的精英統治還是官僚集團的精英統治——所造成的將是絕大多數人和少數人之間“非人”與“人”的矛盾，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特別是窮人，是作為“人”活著還是作為“生物”活著的矛盾。這就是我們一直倡導的大眾政治時代必然要取代精英政治時代的歷史依據。大家可以想一下，以往利用槍砲等機械裝置統治社會，就已經造成了絕大多數人的世代貧困，如果再運用基因統治社會，那將會徹底斷絕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希望。一個窮人經過奮鬥，還有希望成為富人，而一隻猴子無論怎樣奮鬥，都無法成為富人。這種差別就是由生物基因決定的。
基因技術的資本主義商業化應用，將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的恐怖後果，甚至震撼了一些富有良知的西方政客，九十年代美國總統克林頓和英國首相梅傑（基因圖譜繪製完成，就是他倆宣布的），就曾試圖運用美英兩國強大的國家行政力量，阻止基因技術申報專利，防止基因產品的商業化應用造成不可挽回的人類災難——如把貧富差別變成物種差別等，讓基因技術一開始就成為人類社會共同的財富。但是，由於轉基因產品和基因技術已成為美國資本投資的重點，成為美國為首的資本集團控制世界財富和人類命運的重要手段，這是小小的一個美國總統和更小的一個英國首相，根本不可能阻擋的，所以克林頓總統和梅傑首相的動議，在兩國國會甚至連一個屁大的響聲都沒有發出來，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如果按照我們中國人不以勝敗論英雄的話，歷史應該記住克林頓總統和梅傑首相，畢竟他們在看到基因技術這一人類最偉大的科學成就，將有可能變成人類最巨大的災難時，曾憑藉自己的良知和手中的權力進行了反抗，儘管這種反抗沒有起到哪怕是一絲一毫的任何作用，但是他們畢竟反抗過了。或許正是因為他們的反抗，轉基因產品才沒有成為美歐人民生活的主糧，卻在十多年後的今天，變成了中國人民生活的主糧。而要把轉基因產品變成中國人民生活主糧的，恰恰是中國西化派的精英及其領袖，他們天天喊西化喊民主喊自由，可是在13億中國老百姓最希望“西化”的轉基因問題上，曾在英國高喊“中華民族是英格蘭的小學生”的西化派精英，卻完全拒絕向梅傑首相和克林頓總統等西方政治家學習。
如果說，把中國變成全球轉基因主糧試驗的第一隻小白鼠，是因為不認識和不承認轉基因產品具有生物危害作用，那我們就權且退一步，完全拋開轉基因食品的生物危害性不談，僅就中華民族的經濟安全這一點而言，按照現有的資本規則發展轉基因產品，也足以把中華民族推入萬劫深淵。轉基因作物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對原始的野生農作物具有滅絕作用，一旦種植了轉基因作物，野生農作物將從此滅絕，這一點已被實踐證明，不再屬於理論問題；二是轉基因產品都是絕育產品，不能像野生農作物那樣，可以用打下的糧食作為來年的種子，而只能每年都購買新種子。三是對農藥化肥具有特殊要求，只能使用轉基因種子公司指定的農藥化肥。而以美國孟三都為代表的西方種子跨國公司，迄今為止已經申報了五百多個轉基因產品的專利，幾乎涵蓋了影響農作物生長的所有外部變化因素，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十年之內，處於絕對的專利壟斷地位。這一絕對壟斷地位，決定了中國所有農民只能向這些西方跨國公司購買種子、農藥和化肥，此外沒有任何其他選擇，並且還只能按照對方確定的價格來購買，因為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或許那些美國鸚鵡又會忽悠中國老百姓，說什麼四大種子跨國公司之間仍然存在競爭，會對市場價格起到抑製作用。如果這種狗屁理論放到十年前或許還有許多人相信，但是，在“南京大屠殺”之後，仍然說什麼“大東亞共存共榮”，恐怕連日本鬼子自己都感覺是在扯淡了。中國財富外流的悲劇告訴了中國人民，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西方跨國公司只會聯合壟斷，共同掠奪中國，而絕不可能通過互相競爭讓中國人得利。如同當初八國聯軍只會聯合起來共同殘殺中國人，而絕不可能在中國人面前互相殘殺，讓中國人有機會各個擊破一樣。
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模式下推廣轉基因產品，把中國農業和中國農民交給跨國公司支配，如果發生生物災難這種最壞的結果，將是中華民族的滅絕，中華民族將成為第二個印第安人；如果不發生生物災難，最好的結果，就是中國農業和糧食落入西方國家控制之中，我們只能按照西方國家的安排去發展。這就是在現有資本規則下推廣轉基因產品的兩個基本結局。對於中國人來說，無論出現哪種情況都是災難，唯一區別就是災難程度不同而已。如果轉基因產品主糧化的試驗失敗，滅絕的是中華民族，西方國家不受影響；如果轉基因產品主糧化的試驗成功，中國農業乃至整個經濟將控制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手中。無論結果如何，美國資本都是贏家，中國老百姓都是輸家。並且，讓許多善良的人們難以相信更無法想像的是，這個能夠保證美國人必然雙贏、中國人必然雙輸的基本格局，並非是發展過程中政策失誤的結果，而完全是精心策劃和事先預設的結果，所有參與者無一不是心知肚明，無一不知道推廣轉基因主糧，將有可能會導致的生物災難及經濟災難。
從下面《中國經營報》的文章可以看出，用轉基因產品替代中國老百姓主糧這一天大決定，這一事關中華民族種族安全的天大決定，居然沒有任何出處，既不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也不是黨中央的決定，甚至不是國務院的決定，即便是國家農業部的批准，也是來自於“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安全評估。而這個決定13億中國人民命運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又是一個既不知道是怎麼產生的，更不知道由什麼人組成的機構。對於這個機構，無論是來自任何方面的任何詢問，農業部的回答就只有兩個字——保密。詢問為什麼要保密及保密的理由，回答則同樣是那兩個字——保密。可謂是“怪事年年有，今年何其多”，連國務院和農業部的領導班子都不保密，而這個不知道究竟是隸屬於國務院還是農業部的委員會居然要保密！國務院那麼多部委中有那麼多評估委員會，所有評估委員會的成員無不是在竭力炫耀其委員身份，甚至在滿世界散發的名片上專門用黑體字加以註明，而唯獨這個“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卻反其道而行之，不僅竭力避免大肆張揚，甚至如同地下黨一樣嚴加保密。為什麼一個普通的科研評估機構要如此詭秘？顯然，保密者十分清楚自己是在幹什麼，十分清楚這項工作意味著什麼，十分清楚這項工作將會出現什麼結果，所以才會如此嚴格地極端保密。否則，無論如何也無法解釋這種保密行為。從下面所附文章中可以看到，甚至連這個委員會成員所在的那些農業大學師生，都不知道是誰參加了這個比地下組織還要更加神秘的評估機構。
如此一來，用轉基因產品取代中國老百姓的傳統主糧，便如同八十年代人為毀掉中國的大型噴氣式飛機“運十”，強行為美國波音（麥道）飛機開闢市場一樣，變成了神鬼莫測的一個無頭案，至今也找不到任何一個決策者。八十年代初，當時已經翱翔藍天的中國大型噴氣式飛機，突然莫名其妙地斷絕了所有經費，在沒有任何明確指示和決定的情況下，所有人員糊裡糊塗地被全部遣散，時至今日也不知道遣散命令究竟來自何處，甚至連一個字的記錄都沒有留下。中國大型噴氣式飛機，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從人間蒸發了。去年，中央電視台還專門報導了中國大型噴氣式飛機“運十”的誕生過程，而對於“運十”是怎麼夭折的，所有拍攝人員依然找不到哪怕是一絲一毫的蛛絲馬跡。現在，這種離奇古怪的事情又發生在了轉基因主糧上，不知道是誰下令種植轉基因主糧，很有可能會再次變成一個歷史無頭案。首先，國務院沒有下令，國務院只是在2009年7月9日批准了轉基因農產品的重大技術立項，但是卻沒有決定種植轉基因主糧；其次，農業部沒有下令，農業部是一個職能部門，批准“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安全評估，不過是履行正常職能；最後，評估轉基因產品無害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更是一個無任何權力的科研評估機構，根本無權下令種植轉基因主糧。況且，該機構對外遮遮掩掩、鬼鬼祟祟，成員又是踏雪無痕、了無蹤跡，一看就不是個正經單位，更不可能決定種植轉基因主糧這種天大的事情。
可見，所有人——無論是決策者還是參與者——都在竭力隱瞞自己。
因為所有涉及這個領域的專家和官員都知道，一旦轉基因主糧這個潘多拉魔盒被打開，無論釋放出來的魔鬼什麼樣，對中華民族有多大危害，人們都將束手無策、無可奈何，哪怕是上天入地也難以將其收回，而只能完全被動地受其擺佈，即便是被牽向地獄也無法進行任何反抗。如果說中國是一艘大船，那麼，轉基因主糧就是炸沉這艘大船的諸多炸彈中最大的炸彈。中國的“沉船派”要趕在中國撥正航向之前炸沉這艘大船，所有參與者就要在大船被炸沉之前換乘另外一條大船，由於是在悄悄地炸船和悄悄地換船，所以無論是準備炸船的還是準備換船的，都要千方百計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
首先，這是利益決定的。用天文數字的巨額資本收買生物科學家和相關管理人員，是美國九十年代伴隨納斯達克市場崛起而形成的一種新的經濟現像。並且通過資本市場對生物學家和相關人員的收買金額，已不再是以往的數十萬計數百萬元計，而是數千萬元計乃至數億元計。如此天文數字的收買金額甚至引起了那些華爾街富豪的眼紅，以至於迫使美國國會立法進行干預。美國生物資本集團的大肆賄賂，在以法治嚴厲而著稱的美國都如此瘋狂，一旦進入官權極端氾濫的中國，權錢學三結合會達到多麼肆無忌憚的程度，恐怕會超出任何一個人的想像。更多了不敢說，估計在“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那些專家學者中，財產不在袁隆平之下的恐怕已大有人在。而袁隆平早在多年前就成為眾人皆知的億萬富翁。
其次，是為了掩蓋歷史。今天中國以轉基因產品取代傳統主糧，讓人想起了八十年代鄧小平委託美國為中國免費培養的那50個農學博士。當時人們對此沒太注意，只是在今天美國轉基因種子播撒中國大地時，中國人才突然明白了什麼叫“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可惜已經太晚了，那50個農學博士已經由當初的醜小鴨，變成了主管中國農業部門和農業生物研究領域的白天鵝。眼下如火如荼的轉基因產品大躍進運動，其中搖旗吶喊的骨幹力量，就包括美國培養的那50個農學博士。據知情人講，無論是大學還是科研單位，所有涉及轉基因領域的學者，凡是反對中國推行轉基因產品的，一律被排除在科研項目和科研經費之外。而沒有科研項目，就沒有科研成果；沒有科研成果，就不能評定職稱；科研人員沒有職稱，就一輩子什麼都不是。這種專政手段的陰狠歹毒，遠遠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種法西斯專政。採用如此歹毒的法西斯手段對待那些獨立學者和愛國學者，究竟是由這些人的個人品質決定的，還是在美國接受專門訓練的結果，估計只有他們自己心裡清楚。
第三，是避免讓社會知道他們的真實生活。一方面，是不想讓社會知道他們本人和家庭絕不食用任何轉基因食品，這是他們大肆撈錢的目的之一。他們比一般人更清楚，轉基因食品是窮人的食品，是普通大眾的食品，只有天然食品才是精英的食品。他們研究、宣傳和推廣轉基因產品，就如同農民種植有毒韭菜一樣，只是作為賺錢的工具，自己絕不食用一口。另一方面，是不想讓社會知道他們的親屬和財產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以便能夠像當初毀掉“運十”的國家民航總局局長沈圖那樣，提前做好全身而退的準備。沈圖就是在美國安排好家人後，毀掉大飛機前往美國與家人團聚的，至今家人仍然在享受著夏威夷的美麗海灘和明媚陽光。如果當時有人懷疑大飛機下馬是一場陰謀，肯定會被罵做是極左觀念和冷戰思維。然而事實卻是，八十年代一舉摧毀中國大型噴氣式飛機，迫使中國至今仍然在購買美國飛機，早已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公開的經典案例。而美國中央情報局之所以能夠大獲成功，並非僅僅是因為收買了中國國家民航總局局長，而是利用了中國官權集團對文革的複仇心理。當時毀掉大型噴氣式飛機的一個主要理由，就是說江青和張春橋一直在抓大飛機的研製和生產，留著大飛機對批判“四人幫”不利；而後來故意放走沈圖的理由同樣是因為沈圖遭受過“四人幫”的迫害，對改革開放有功。大家不要以為我們插入沈圖和大飛機是不相干的題外話，其實，當初摧毀大飛機和今天種植轉基因主糧，所起到的作用完全相同，都是在為美國公司進入中國開闢道路。當初摧毀大飛機以後，美國波音公司佔領了中國航空市場；現在種植轉基因主糧以後，美國孟三都等跨國公司將佔領中國的農業市場。
除去上述三個方面之外，究竟還有多少需要刻意隱瞞的理由，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所看到的基本事實就是，如此事關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天大事情，迄今為止竟無一人出面解釋。平常連一個城市自來水漲價幾分錢都要召開聽證會的當今政府，在讓13億中國老百姓改吃轉基因主糧這個天大問題上，在涉及到全國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的健康以及子孫後代健康這個天大問題上，居然沒有任何一級政府，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官員，出面向老百姓哪怕是簡單地打一個招呼。馬上就要該吃轉基因食品了，可是老百姓居然一點兒都不知道，最後還是從一個中國老百姓十分陌生的綠色和平組織那裡得知的。特別是平日裡為屁大一點兒事就會鬧得沸反盈天的那些所謂自由媒體，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所謂民主人士，在這個真正需要每一個公民做主的天大問題上，居然一平如水、鴉雀無聲，寂靜得連一聲民主的鳥叫都沒有。可見，精英民主就是對絕大多數人的法西斯專政，是當今世界最反動最腐朽的政治制度。以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金融證券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的發展，已經與極少數人的精英統治形成了越來越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要麼停止人類的科技進步和新興產業的發展，要麼結束極少數人的精英統治，此外絕不可能再有第三種選擇。由於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規律，所以人類所能選擇的就只能是結束極少數人的精英統治，代之以與新興產業發展相適應的大眾民主制度。只有在大眾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基因技術、信息技術和金融創新技術，才能夠發揮出偉大的歷史作用，把人類社會帶入一個嶄新時代。
本來，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金融創新技術的發展，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文明成果，特別是基因技術的發展，其意義絕不亞於當初火的使用和機器的使用，甚至比前兩者意義的總和還要更加偉大。 2000年6月26日人類第一個基因圖譜的完成，可以說是科學發展史上最偉大的一天，它不僅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中的“生死有命”這個古老觀點提供了科學依據，並且還找到了擺脫“生死有命”的科學途徑。包括轉基因技術在內的基因技術另一偉大意義在於，它奠定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技術基礎。在此之前人類技術的發展，都是建立在改造和破壞大自然的基礎上，都是在犧牲大自然的條件下，在人與自然的對立中發展的，根本不可能實現人與自然的雙向發展。現在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使人類有可能不再只是通過改變環境讓大自然被動地適應自己，而能夠在不改變自然環境的條件下，通過改變生物基因主動地適應自然環境，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雙向發展。如果說，機器時代以前是人類遭受自然壓迫和支配的歷史，機器時代是人類征服和支配自然的歷史，那麼，生物時代則是人與自然不再對立、能夠實現雙向發展的歷史。但是，基因技術如同歷史上任何技術一樣，完全是一把雙刃劍，既能夠給人類帶來巨大福利，也能夠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並且越是偉大的技術進步，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就越是巨大。在目前精英統治條件下，按照市場經濟的商業模式推廣基因技術，必然會放棄和犧牲人類的福利而只追求商業利益，把基因技術變成賺錢的工具，為此不惜把整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推向災難。這就是我們反復強調大眾政治必然要取代精英政治的歷史根據。
而唯一曾經創造並演習過大眾政治的國家，就是中國，所以這一關乎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巨大考驗便降臨到了中國。轉基因主糧就是中華民族面臨的第一個歷史考驗，是中華民族崛起前需要跨越的第一道歷史大坎。中華民族開始了鯉魚跳龍門的歷史飛躍；如果跳過去，就是龍，並且是整個人類的龍頭；如果跳不過去，就是魚，並且將會是一條死魚。
——這就是中國成為全世界轉基因主糧試驗田的歷史含義。
附一，朋友郵件：
張老師，
剛把此文發給烏有.，戰栗之感依然存在。
我們除反對抗議外，還有什麼對策嗎？
從紐約才回來一星期，腦子中還是那裡百姓富足無憂的生活景像，反看國內同胞生存之艱辛，真是不解到極點。國事多艱，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羅××
附二，報刊文章：
我國成首個批准主糧轉基因種植國家
來源：中國經營報作者：王佳時間2010-01-16
2009年11月27日，讓人不安的是，在批准了轉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等作物種植後，農業部批准了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這也讓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批准主糧可進行轉基因種植的國家。 】
我們的擔憂主要有二。首先，轉基因產品只有10餘年的歷史，是否會導致食用人群的不適或突發事件還需要更長時間的檢驗；其次，在獲得批准的3種轉基因主糧產品中，中國很可能並不擁有獨立的知識產權。
君不見，大豆作為國內最早全線開放的農產品(15.50,-0.11,-0.70%)，整個大豆市場和大豆產業已被外資所掌握的轉基因大豆全面控制：四大跨國糧商已控制全國66% 的大型油脂企業，控制產能達85%；2008年中國大豆總需求約4800萬噸，進口超過了3700萬噸，77%需依賴進口。
對此，農業部僅簡單回復經過了“多年安全評價”，但其未明顯公示即批准的操作方式，很難不讓人滿腹疑問。
轉基因水稻“安全”獲批的“不安”懸疑
方立峰遇到了一堵“牆”。
“牆”的這邊是公眾的餐桌安全和國內水稻種業的控制權，“牆”的那邊是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獲批後跨國糧食巨頭們對中國市場覬覦連連。
方立峰是綠色和平組織(下稱“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作為一家NGO(非政府組織)，綠色和平自1971年成立之日起，就致力於發起全球的環保行動。這個組織對轉基因更是憂心忡忡：“假如我們現在不立刻行動、制止基因改造，數年之後，我們的大部分食物都將會是經過基因改造的'科學怪物'。”
而自從2009年11月27日發現農業部批准了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方立峰就一直希望審批部門能給公眾一個說法：“這份清單早就發布了，之前並沒有水稻和玉米，是後加上去的。而且，證書有效期與其他品種不一樣，這很奇怪。”
《清單》不“清”
《中國經營報》記者研究發現，《清單》確實存在問題，而且至少有兩處疑問。
很自然地，儘管方立峰立即行動起來，寫博客、通知媒體、聯繫詢問《清單》前後不一致的原因等，但到目前為止，他還沒“討”到來自管理部門的任何說法。
方立峰所說的《清單》，全稱為《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准清單》(下稱《清單》)。 “早在2009年10月22日該網站就發布了《清單》。但2009年11月27日再次打開，我卻發現這份清單後面多了'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獲批安全證書'。”方立峰表示。
但由於方立峰本人並未保存他自己在2009年10月22日看到的《清單》，因此，關於“轉基因水稻”和“轉基因玉米”是否為2009年10月22日後添加的，目前舉證不易。
不過，《中國經營報》記者仔細研究發現，《清單》確實存在問題，而且至少有兩處疑問。
疑問之一是《清單》所附的pdf文件生成時間。按照網站登記，《清單》既然公佈於2009年10月22日，則“生產應用安全證書2009B.pdf”文件的生成時間必定不晚於該日期。但事實是，該文件“屬性”清楚地表明文件生成日期為2009年11月27日16時23分，修改於2009年11月27日16時24分。
疑問之二則來自於《清單》所附項目的“審批編號”和“有效期”似乎有悖常理。一般而言，“有效期”越早的項目，往往審批時間更早，“審批編號”較小。但《清單》前40項、審批編號由農基安證字(2009)第032號到071號的安全證書，“有效期”均為“2009年9月19日~2014年9月19日”；而後三項農基安證字(2009)第072號到074號，“有效期”卻為“2009年8月17日~2014年8月17日”。
“難產”五年
“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就等國家頒發一張出生證。”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清晰地記得2004年業界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已信心滿滿，“當時已有三家公司具備了轉基因水稻的上市資格。”
但由於媒體曝光、各界對轉基因水稻安全性的質疑不斷，彼時到現在，有關部門對轉基因水稻安全的審批，一直較為謹慎。
來自反對者的聲音主要質疑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是否能夠得到保障：轉基因食品才10多年曆史，10年無害能否說明讓人吃50年、100年也無害？某種程度上，作為民眾的主糧之一，稻米就是生命，中國如果種植了存有未明風險的轉基因水稻，就等於拿中國國民的生命做賭注。
對此，袁隆平也承認，對於轉基因作物之所以存在安全性顧慮，主要是有些轉基因作物特別是抗蟲的轉基因品種，含有一種物質叫做BT毒蛋白。由於蟲子吃了BT毒蛋白可以被毒死，因此長期攝入該物質對人是否有害很難說。
但無論如何，即便轉基因安全問題成了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一個難題，我國在過去的20年中，三分之一的轉基因研發資金均集中在了轉基因水稻的開發上。僅2004年一年，國家就花費了5億元用於開發轉基因水稻。
排除“異見”
面對各界的諸多疑問，農業部的回復卻非常簡短：證書發放是“經過嚴格的實驗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生產性試驗和申請生產應用安全證書等5個階段的多年安全評價，依據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下稱'轉委會')評價結果。”做出的決定。
中國農科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彭於發是“轉委會”委員，他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從1997年農業部依法對轉基因生物進行安全管理以來，根據安全性評價和批准的階段不同，有的是審批書，有的是審批文件。由於歷史原因，這些審批書和審批文件從1997年到現在一直都不公開對外發布。
“從1997年到現在，都是直接發文給相應的申報者和申報方，沒有說對社會公開。”彭於發介紹稱，審批流程是由申報人提出來進行申請，經過“轉委會”進行科學評價，農業部最後行政上進行批文、發文。
如彭於發所言，從1997年到現在，安全證書的認定確實一直遵循如上行政審批慣例，不僅轉基因抗蟲水稻如此，包括抗蟲棉的中間試驗、小規模轉基因抗蟲棉中間試驗的審批，確實從未對外公開。
由此看來，“轉委會”的組成無疑極其重要。
據公開資料，“轉委會”根據2004年《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第九條規定設立，負責農業轉基因生物的安全評價工作。它由從事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生產、加工、檢驗檢疫、衛生、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專家組成，每屆任期三年。
黃大×在2009年末剛剛被通知成為第三屆“轉委會”成員。經黃證實，第三屆成員在2009年末剛剛組建完畢，但《中國經營報》記者並未能查翻閱到具體名單。黃大×稱，第三屆“轉委會”“人數大約為50到60人”。而據了解，第一、二屆“轉委會”成員分別為58人、73人。選擇方法為部門推薦、農業部負責把關並最終決定。
對於這個關係到每個人飲食安全的委員會，外界當然始終有來自各方的聲音期待其更透明化。比如，對外界來說，“轉委會”成員名單一直是以個體頭銜形式出現，但官方從未給出過完整名單。而作為第一屆、第三屆委員的黃大也只能模糊描述其成員構成。
中國農業大學農學與生物技術學院教授才宏偉也向記者表達了他的疑問：“只在學校網站上看到祝賀中國農業大學5名老師成為'轉委會'成員，但具體是誰卻沒說。”
據黃大×介紹，每屆“轉委會”成員構成都會依據當下情況進行調整。比如第三屆成員隨著外界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更加關注，因此衛生部推薦的成員格外多，占到近20人。這些委員，外地的也很多，比如第三屆成員中有一個研究食物過敏的專家就不在北京。
但薛達元對於“轉委會”能否公正負責農業轉基因生物的安全評價工作、代表各方聲音始終抱有懷疑的態度。
薛是環境保護部生物多樣性研究首席專家，他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從他了解到的前兩屆“轉委會”成員名單來看，成員大部分是轉基因的研究專家。 “第一屆58人組成的負責發放轉基因安全證書的'轉委會'成員中，三分之二是轉基因科學家，而且評委裡面涉及多人正在申請自己的轉基因專利及申請通過者，環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員非常少，只有幾個人。”
而環境與食品安全方面的專家能否參與“轉委會”討論一直是外界關注焦點。薛達元是業內反對轉基因水稻大面積種植的專家代表，他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環境部曾推薦自己成為“轉委會”成員，但農業部與環境部意見並不一致，農業部一直沒有接受薛成為“轉委會”成員。
“反對生物技術的，他們會阻擋。”薛說。
記者試圖聯繫來自中國農業大學等的“轉委會”成員，但均被拒絕。一位中國農業大學人士告訴記者：“轉基因問題，農業部不讓說，一概不接受報導，保密。”
薛達元稱，據他跟身邊人士交流，很多生物專家認為一些會議、決策過程都應該是保密的，一旦公開會引起恐慌和來自國際組織的輿論壓力。 5年前媒體曝光後帶來的轉基因安全討論壓力和2005年湖北轉基因大米流入市場所造成的恐慌，都使這些信息變得更加隱秘。
但薛達元始終呼籲“決策過程不是少數人決定的”。
“中國有100多個轉基因專家，如果發出的都是一個聲音，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總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說。
2010年1月17日
黃金真的很便宜
黃金真的很便宜 (2010-01-16 22:50:17)
馮亮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97bcf0100gqew.html
如果在2000年，給你100美元進行投資，而你可以選擇的投資品種有下述幾種：黃金，商品指數，原油，美國高評級公司債券，美國國債和美股。到了現在，你猜哪種投資能讓你的回報更高呢？
結果也許會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黃金竟然是其中回報率最高的，2000年的100美元，2009年可以收獲約400美元，位居各類投資回報率之首。今年的開盤價為883美元/盎司，截止至上周五12月23日紐約期金的收盤價為1193.69美元/盎司。如果從今年低點865美元/盎司，到1226美元/盎司，漲幅高達41.8%。相應的國內黃金期貨價格也從年初開盤的119.3元/克漲到了最高270.48元/克，漲幅巨大。
我認為今年黃金價格暴漲主要原因有四：黃金礦產量逐年下降，央行購買黃金，金礦企業去套保化和美元貶值。
黃金價格上漲四大原因
1、央行購買黃金。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央行成為黃金的淨賣出方。比如歐洲央行在過去的10年共出售了3800噸黃金。特別在1980年-2000年的20年黃金熊市中，因為金價不振，央行競相出售黃金，導致金價越低越賣，越賣越低。在過去的近四十年中，美元作為國際外儲儲備資產的總量不斷增加，但是黃金在外彙儲備中的份額卻不斷走低，但是從2000年後，這種局面有所改觀。特別在金融海嘯爆發後，傳統上出售黃金的歐洲各國央行已經幾乎不拋售黃金。去年各國央行僅僅出售46噸，為過去10年來最低。根據GFMS的報告，包括法國，德國和瑞士這些以往的拋金大戶，今年的黃金拋售額都為零。根據世界黃金協會《黃金需求趨勢》二季度報告，央行自1987年以來首次淨買入方。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國家央行開始大舉收購黃金儲備，11月初印度央行宣布向IMF購入200噸；俄羅斯的黃金儲備僅占總外儲的4%，而今年之初還不只不過是2.2%；中國年初宣布黃金儲備從600噸增加值1054噸，央行購買黃金現在已經成為市場熱點。
從世界黃金協會《黃金需求趨勢》三季度報告來看，央行繼續成為黃金淨買入方。《黃金需求趨勢》四季度報告雖然還未發布，但是從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央行依然會成為黃金淨買入者。 根據Bullion Management Group的測算，全球金融資產總值約為145萬億美元，即便在金融海嘯以後仍相當於全球GDP的兩倍。現在已經出土的黃金約合153000噸，價值約5.7萬億美元。其中作為商品的黃金96200噸（約合3.6萬億美元），央行手中黃金儲備為26700噸（約合1.1萬億美元），然而私人手中的黃金不過24100噸，價值不到1萬億美元，不及全球金融資產的百分之一。可想而知，只要全球央行或者私人將黃金占總資產比例輕微提高一點，黃金價格就會暴漲。其中歐央行以及歐洲各國央行的黃金儲備占外彙儲備比例平均在60%之上，美國更是在70%之上，全球平均為11%。相比之下，中國黃金儲備不到外彙儲備的2%，很多新興經濟體的情況也與中國類似。因此新興經濟體國家購買黃金以分散外儲風險的願望是非常強烈。如果央行買入黃金成為一種趨勢，那麼對於黃金價格的影響將是非常深遠的。
最後再談談中國增加黃金儲備的問題，如果按照1000美元/盎司來計算，中國如果將黃金儲備提升至5%，需要553億美元；10%需要1444億美元，如果要成為全球黃金儲備第一，只需要花費2276億美元。相比一下，中國現在擁有2.3萬億美元的龐大外彙儲備，其中1.6萬億為美元資產。中國想成為全球黃金儲備第一，真是輕而易舉。中國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城鎮人口的平均稅後所得約為1300美元，那麼中國家庭總的可支配收入為360億美元。根據CPM Group的數據顯示，今年投資性金幣投放市場的總量約為950萬盎司，按照1000美元計算，今年的投資性金幣供應價值95萬億美元，還不到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
2、全球主要礦商的去套保化
在黃金長達20年漫漫熊途中，全球主要的黃金礦產商為了保證利潤，進行了大量的套期保值。這些主要的礦商從套保中獲得甜頭後，大量擴張了套保頭寸，從套保演變成投機，使得這些礦商的杠杆堪比對衝基金。雖然那個時侯黃金價格不斷下跌，全球主要的黃金生產商卻獲利頗豐。可是從黃金牛市從2001年啟動，黃金價格一路上漲，這些礦商從盈利縮小，演變為虧損。金融海嘯以後，黃金價格堅挺，很多礦產商為了避免進一步虧損紛紛減少套保頭寸，於是黃金市場面臨著全面的去套保化。
在今年的9月份，全球最大的黃金生產商巴裡克公司宣布將套保頭寸減少至零，這也成了這一波黃金上漲行情的導火索。在2001年，巴裡克套保頭寸曾高達2000萬盎司。在過去的兩年，巴裡克已經消減了合計950盎司黃金的套保頭寸，這部分頭寸的平均價格大約為930美元/盎司。為了實現零套保的目的，巴裡克公司在9月宣布增發股票融資39億美元，10月發行長期債券融資12.5億美元。12月1日，巴裡克宣布已經完全清理了所有的套保頭寸。到了2010年，巴裡克預計其產量將增長至770萬盎司至810萬盎司，同時因為去套保化生產成本比2009年還低。這使得巴裡克真正成為全球不僅是最大還是最好的黃金礦業公司。由於巴裡克大幅減少套保頭寸達250萬盎司，全球總體的套保頭寸在09年第三季度下降330萬盎司（102噸）到1150萬盎司（359噸）。到了10月份巴裡克公司進一步宣布將進一步減少100萬盎司。而第二大黃金礦業公司安格魯公司及其他礦業公司也開始了去套保化。預計到了09年底，全球套保頭寸將下降到100萬盎司（311噸）以下。要知道在2001年這個數字是1000萬盎司（3110噸）。還有第三季度的下降幅度也創下了2008年第二季度以來的季度跌幅記錄，按年率來計算，將減少570萬盎司。除了巴裡克的250萬盎司，還有安格魯和其他公司的50萬盎司。
全球主要黃金礦產商的去套保化說明他們從黃金價格長期走牛的看好。還有由於過去這些礦產商通過巨大的套保頭寸賣出了很多年後產量，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黃金，使得黃金價格遭到扭曲。杠杆化曾經造成了很多資產的泡沫，卻使得黃金價格遭到扭曲，而金融海嘯後黃金市場出現去杠杆化使得別扭曲的黃金價格向正常回歸。
3、美元貶值預期
金融海嘯爆發後，美國出台了一系列的金融救助方案以及經濟刺激方案，由此使得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從金融海嘯前的約9000億急速擴張超過2.2萬億，同時美國財政預算辦公室的數據，美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已經付出了1.668萬億美元，為此2009年的政府預算赤字也將達GDP的13%，在未來的數年美國債務/GDP比率也將逼近二戰後的記錄109%。根據美聯儲12月1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12月16日基礎貨幣近2.03萬億美元，金融機構總的准備金為1.15萬億美元；其中法定准備金為632.25億美元；超額准備金為1.09萬億美元。而根據2008年9月10日，金融海嘯全面爆發前的數據顯示，當時基礎貨幣為8436.30億美元；金融機構總的准備金為471.14億美元，其中法定准備金為448.63億美元，超額准備金為22.51億美元。正如伯南克所說：為了拯救經濟，我們不惜做著直升機撒錢。伯南克是這麼說的，也確實是這麼做的。3月19日時隔近40年，美聯儲再次宣布大舉收購美國國債，由此也正式宣告美國進入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時代。美聯儲開動印鈔機使得投資人相信美元在未來必將貶值。另一方面，美元的貶值也確實對美國有著實實在在的好處。具體的好處有二，一是利於刺激出口；二是可以幫助免債。從今年開始，美元出現了較大幅度貶值，可以認為美元貶值已經開始。國際黃金是以美元來計價的，美元貶值本身等於黃金價格的上漲。
以上三條邏輯是構成黃金價格近期上漲的主要原因。需要說明的是，這三條邏輯並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為聯系的。美元貶值的預期，使得各國央行開始重視黃金儲備，增加黃金儲備，從而徹底改變就有黃金供求結構。過去央行售金向來被認為是黃金供給的主要來源，現在央行已經轉變為了淨買入者。此消彼長可想而知，對於黃金價格是一個極大的刺激。正是美元貶值和央行在黃金儲備上態度上的巨大轉變，也使得全球主要黃金礦產商堅定地看多黃金價格，從而痛定思痛，大幅減少套保頭寸。去套保化則進一步刺激黃金價格上漲，黃金價格上漲又會反過來加速去套保化。這三條邏輯已經構成了一個互為因果的循環關系鏈，催促金價不斷上行。
黃金價格泡沫還是低估？
黃金突破1000美元大關後，引發了關於泡沫的擔心，近期《福布斯》評選全球七大金融泡沫中黃金泡沫據首。現在黃金價格是否存在泡沫？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黃金價格非但不存在泡沫，還是低估。
通脹水平與黃金價格
1980年黃金價格的頂峰850美元，如果考慮通脹因素，按照美國現行的CPI來計算，1980年的850美元已經超過今天2000美元。但這還不是真像的全部，美國現行的CPI計算方法是在1999年調整過的。加州的一個前新聞記者John Williams發現按照由政府對CPI所作的修改明顯地減輕了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的水平。如果采用吉米·卡特當總統時美國政府采用CPI來計算1980年黃金的最高價格，約等於現在的7267美元。
一般來說，黃金都作為對抗通脹的最佳工具，經過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這些年來黃金價格的漲幅還追不上通脹。這是為什麼呢？Steve Sjuggerud專門研究過利率與黃金走勢的關系，他用短期債務T-Bill的利率減去CPI得出真實利率水平。結果他發現從173-1980，真實利率的中間數為-1.15%，黃金年收益率為32%，而標普年真實回報率（剔除通脹）為-7%（未考慮分紅）；1981-2001，真實利率的中間數為2.7%，黃金年收益率為-3.5%，而標普年真實回報率（剔除通脹）為7%（未考慮分紅）； 2002年到現在，真實利率的中間數為-0.4%，黃金年收益率為18.5%，而標普年真實回報率（剔除通脹）為-3%（未考慮分紅）。黃金回報率與真實利率水平呈反比，而股市與真實利率水平基本呈正比。從1980-2000，真實利率基本是正的，這導致了黃金價格追不上通脹，但是我認為這只是部分原因。進入21世紀，真實利率重新為負，黃金也重拾上漲勢頭。未來，如果長期處於低利率高通脹的環境，那麼真實利率將保持在零以下，從這個角度來說，黃金價格上漲還將繼續。
債務、貨幣與黃金價格
不經意間CPI掩蓋了黃金的真實價格，到底還有多少真相被掩蓋呢？金融海嘯之後，美國政府大量放債，印鈔。根據CASEY RESEARCH的研究，現在全球已經出土的黃金總額約為5.7萬億美元。他們發現美國的過去12個月出台的金融救助總額相當於全球黃金總價值的兩倍，其他諸如美國GDP，美國政府總債務還有短期貨幣總量也基本相當於黃金總價值的兩倍。而這一次金融海嘯中，各國政府出台的救助方案的總額更是高達約24萬億，相當於黃金總價值的4倍左右。
因此金融海嘯後時代出現的貨幣，債務泛濫，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各國發行的貨幣總量總是與黃金儲備之間維持一個較為恆定的價格，這個價格被稱作“影子黃金價格”。在美國，“影子黃金價格”等於美聯儲負債加上通貨的和除以美國黃金儲備。結果我們在下圖可以看到，現在這個價格近萬美元。
Jim Sinclair也曾經做過類似的測算，他假設：美國持有黃金儲備以盎司為單位x黃金價格=美國總外債。根據他的計算，截止至2008年12月31日外國投資者持有的美國債務為3.125萬億美元，而美國持有黃金8133.5噸，約合260272000盎司，那麼$3,125,000,000,000 / 260,272,000盎司黃金 = $12,006.67 每盎司。下圖是按照Jim Sinclair模型所計算出來了過去40年的黃金模擬價格走勢圖。
如果我們將實際的國際黃金價格除以前面計算出來的模擬黃金價格就會得到一個比率，比率高則黃金實際價格則被高估，反之亦然。這個比率有助於幫助我們衡量現實的黃金價格是否被高估了。
從圖中，我們發現黃金價格雖然一路走高，但是現在這個比率正處於歷史最低點，顯示黃金價格遭到嚴重低估。需要注意的是1980年上一輪黃金牛市中，黃金價格最高到850美元/盎司，而Sinclair估算的黃金價格僅為470美元/盎司，還有他們之間的比率也顯示當時的黃金價格確實是高估的。
2010年走勢預測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開始，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黃金首次被允許在民間自由買賣。從1970年到1980年黃金經歷了第一次的大牛市，國際黃金價格從1970年代的35美元/盎司上漲到1980年的850美元/盎司，足足漲了超過23倍。其中從1971年中期到1974年12月份不到四年的時間，黃金上漲了471%。其後黃金價格回落了50%直到1976年的8月份，再次掉頭向上。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從1976年8月到1980年1月，黃金價格足足上漲了超過750%。
從2000年開始的第二次黃金大牛市，黃金價格的上漲步伐也似乎遵循著上一次的軌跡。從2000年到2008年黃金價格從250美元/盎司升至1032美元/盎司，漲幅超過300%。此後從2008年3月份到2009年10月，國際金價最低下滑至682美元/盎司，跌幅達30%左右。此後，黃金價格再次大幅上漲，在2009年最高達到1217美元/盎司。如果黃金價格再次復制上次牛市的軌跡的話，按照750%的漲幅，這一波黃金的最終目標位置將接近6000美元/盎司。
對於2010年的金價走勢預測，從2001-2009的第二次黃金大牛市，黃金價格平均年回報率為20%。如果按照1100的收盤價來計算，明年至少能到1300美元/盎司以上。從1975 -2009的黃金走勢來看，黃金曾經在1983年和1987年兩次在500美元/盎司折返，1983年的500美元/盎司大致跟現在1000美元一盎司對等。這說明兩點，一是整數位關口十分重要；二是考慮經過通脹調整的價格是有一定意義的。回到1980年，當年最高850美元，黃金價格從最高點回落後，曾經再次上衝。最終，黃金價格從700美元附近掉頭向下進入了漫漫二十年熊途。1980年700美元跟今年1700美元差不多。綜合來看，我認為明年的黃金價格目標價格低不過1300美元，高不過1700美元。考慮到整數位置，1500美元應該是一個可以期待的價格。
馮亮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97bcf0100gqew.html
如果在2000年，給你100美元進行投資，而你可以選擇的投資品種有下述幾種：黃金，商品指數，原油，美國高評級公司債券，美國國債和美股。到了現在，你猜哪種投資能讓你的回報更高呢？
結果也許會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黃金竟然是其中回報率最高的，2000年的100美元，2009年可以收獲約400美元，位居各類投資回報率之首。今年的開盤價為883美元/盎司，截止至上周五12月23日紐約期金的收盤價為1193.69美元/盎司。如果從今年低點865美元/盎司，到1226美元/盎司，漲幅高達41.8%。相應的國內黃金期貨價格也從年初開盤的119.3元/克漲到了最高270.48元/克，漲幅巨大。
我認為今年黃金價格暴漲主要原因有四：黃金礦產量逐年下降，央行購買黃金，金礦企業去套保化和美元貶值。
黃金價格上漲四大原因
1、央行購買黃金。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央行成為黃金的淨賣出方。比如歐洲央行在過去的10年共出售了3800噸黃金。特別在1980年-2000年的20年黃金熊市中，因為金價不振，央行競相出售黃金，導致金價越低越賣，越賣越低。在過去的近四十年中，美元作為國際外儲儲備資產的總量不斷增加，但是黃金在外彙儲備中的份額卻不斷走低，但是從2000年後，這種局面有所改觀。特別在金融海嘯爆發後，傳統上出售黃金的歐洲各國央行已經幾乎不拋售黃金。去年各國央行僅僅出售46噸，為過去10年來最低。根據GFMS的報告，包括法國，德國和瑞士這些以往的拋金大戶，今年的黃金拋售額都為零。根據世界黃金協會《黃金需求趨勢》二季度報告，央行自1987年以來首次淨買入方。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國家央行開始大舉收購黃金儲備，11月初印度央行宣布向IMF購入200噸；俄羅斯的黃金儲備僅占總外儲的4%，而今年之初還不只不過是2.2%；中國年初宣布黃金儲備從600噸增加值1054噸，央行購買黃金現在已經成為市場熱點。
從世界黃金協會《黃金需求趨勢》三季度報告來看，央行繼續成為黃金淨買入方。《黃金需求趨勢》四季度報告雖然還未發布，但是從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央行依然會成為黃金淨買入者。 根據Bullion Management Group的測算，全球金融資產總值約為145萬億美元，即便在金融海嘯以後仍相當於全球GDP的兩倍。現在已經出土的黃金約合153000噸，價值約5.7萬億美元。其中作為商品的黃金96200噸（約合3.6萬億美元），央行手中黃金儲備為26700噸（約合1.1萬億美元），然而私人手中的黃金不過24100噸，價值不到1萬億美元，不及全球金融資產的百分之一。可想而知，只要全球央行或者私人將黃金占總資產比例輕微提高一點，黃金價格就會暴漲。其中歐央行以及歐洲各國央行的黃金儲備占外彙儲備比例平均在60%之上，美國更是在70%之上，全球平均為11%。相比之下，中國黃金儲備不到外彙儲備的2%，很多新興經濟體的情況也與中國類似。因此新興經濟體國家購買黃金以分散外儲風險的願望是非常強烈。如果央行買入黃金成為一種趨勢，那麼對於黃金價格的影響將是非常深遠的。
最後再談談中國增加黃金儲備的問題，如果按照1000美元/盎司來計算，中國如果將黃金儲備提升至5%，需要553億美元；10%需要1444億美元，如果要成為全球黃金儲備第一，只需要花費2276億美元。相比一下，中國現在擁有2.3萬億美元的龐大外彙儲備，其中1.6萬億為美元資產。中國想成為全球黃金儲備第一，真是輕而易舉。中國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城鎮人口的平均稅後所得約為1300美元，那麼中國家庭總的可支配收入為360億美元。根據CPM Group的數據顯示，今年投資性金幣投放市場的總量約為950萬盎司，按照1000美元計算，今年的投資性金幣供應價值95萬億美元，還不到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
2、全球主要礦商的去套保化
在黃金長達20年漫漫熊途中，全球主要的黃金礦產商為了保證利潤，進行了大量的套期保值。這些主要的礦商從套保中獲得甜頭後，大量擴張了套保頭寸，從套保演變成投機，使得這些礦商的杠杆堪比對衝基金。雖然那個時侯黃金價格不斷下跌，全球主要的黃金生產商卻獲利頗豐。可是從黃金牛市從2001年啟動，黃金價格一路上漲，這些礦商從盈利縮小，演變為虧損。金融海嘯以後，黃金價格堅挺，很多礦產商為了避免進一步虧損紛紛減少套保頭寸，於是黃金市場面臨著全面的去套保化。
在今年的9月份，全球最大的黃金生產商巴裡克公司宣布將套保頭寸減少至零，這也成了這一波黃金上漲行情的導火索。在2001年，巴裡克套保頭寸曾高達2000萬盎司。在過去的兩年，巴裡克已經消減了合計950盎司黃金的套保頭寸，這部分頭寸的平均價格大約為930美元/盎司。為了實現零套保的目的，巴裡克公司在9月宣布增發股票融資39億美元，10月發行長期債券融資12.5億美元。12月1日，巴裡克宣布已經完全清理了所有的套保頭寸。到了2010年，巴裡克預計其產量將增長至770萬盎司至810萬盎司，同時因為去套保化生產成本比2009年還低。這使得巴裡克真正成為全球不僅是最大還是最好的黃金礦業公司。由於巴裡克大幅減少套保頭寸達250萬盎司，全球總體的套保頭寸在09年第三季度下降330萬盎司（102噸）到1150萬盎司（359噸）。到了10月份巴裡克公司進一步宣布將進一步減少100萬盎司。而第二大黃金礦業公司安格魯公司及其他礦業公司也開始了去套保化。預計到了09年底，全球套保頭寸將下降到100萬盎司（311噸）以下。要知道在2001年這個數字是1000萬盎司（3110噸）。還有第三季度的下降幅度也創下了2008年第二季度以來的季度跌幅記錄，按年率來計算，將減少570萬盎司。除了巴裡克的250萬盎司，還有安格魯和其他公司的50萬盎司。
全球主要黃金礦產商的去套保化說明他們從黃金價格長期走牛的看好。還有由於過去這些礦產商通過巨大的套保頭寸賣出了很多年後產量，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黃金，使得黃金價格遭到扭曲。杠杆化曾經造成了很多資產的泡沫，卻使得黃金價格遭到扭曲，而金融海嘯後黃金市場出現去杠杆化使得別扭曲的黃金價格向正常回歸。
3、美元貶值預期
金融海嘯爆發後，美國出台了一系列的金融救助方案以及經濟刺激方案，由此使得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從金融海嘯前的約9000億急速擴張超過2.2萬億，同時美國財政預算辦公室的數據，美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已經付出了1.668萬億美元，為此2009年的政府預算赤字也將達GDP的13%，在未來的數年美國債務/GDP比率也將逼近二戰後的記錄109%。根據美聯儲12月1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12月16日基礎貨幣近2.03萬億美元，金融機構總的准備金為1.15萬億美元；其中法定准備金為632.25億美元；超額准備金為1.09萬億美元。而根據2008年9月10日，金融海嘯全面爆發前的數據顯示，當時基礎貨幣為8436.30億美元；金融機構總的准備金為471.14億美元，其中法定准備金為448.63億美元，超額准備金為22.51億美元。正如伯南克所說：為了拯救經濟，我們不惜做著直升機撒錢。伯南克是這麼說的，也確實是這麼做的。3月19日時隔近40年，美聯儲再次宣布大舉收購美國國債，由此也正式宣告美國進入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時代。美聯儲開動印鈔機使得投資人相信美元在未來必將貶值。另一方面，美元的貶值也確實對美國有著實實在在的好處。具體的好處有二，一是利於刺激出口；二是可以幫助免債。從今年開始，美元出現了較大幅度貶值，可以認為美元貶值已經開始。國際黃金是以美元來計價的，美元貶值本身等於黃金價格的上漲。
以上三條邏輯是構成黃金價格近期上漲的主要原因。需要說明的是，這三條邏輯並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為聯系的。美元貶值的預期，使得各國央行開始重視黃金儲備，增加黃金儲備，從而徹底改變就有黃金供求結構。過去央行售金向來被認為是黃金供給的主要來源，現在央行已經轉變為了淨買入者。此消彼長可想而知，對於黃金價格是一個極大的刺激。正是美元貶值和央行在黃金儲備上態度上的巨大轉變，也使得全球主要黃金礦產商堅定地看多黃金價格，從而痛定思痛，大幅減少套保頭寸。去套保化則進一步刺激黃金價格上漲，黃金價格上漲又會反過來加速去套保化。這三條邏輯已經構成了一個互為因果的循環關系鏈，催促金價不斷上行。
黃金價格泡沫還是低估？
黃金突破1000美元大關後，引發了關於泡沫的擔心，近期《福布斯》評選全球七大金融泡沫中黃金泡沫據首。現在黃金價格是否存在泡沫？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黃金價格非但不存在泡沫，還是低估。
通脹水平與黃金價格
1980年黃金價格的頂峰850美元，如果考慮通脹因素，按照美國現行的CPI來計算，1980年的850美元已經超過今天2000美元。但這還不是真像的全部，美國現行的CPI計算方法是在1999年調整過的。加州的一個前新聞記者John Williams發現按照由政府對CPI所作的修改明顯地減輕了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的水平。如果采用吉米·卡特當總統時美國政府采用CPI來計算1980年黃金的最高價格，約等於現在的7267美元。
一般來說，黃金都作為對抗通脹的最佳工具，經過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這些年來黃金價格的漲幅還追不上通脹。這是為什麼呢？Steve Sjuggerud專門研究過利率與黃金走勢的關系，他用短期債務T-Bill的利率減去CPI得出真實利率水平。結果他發現從173-1980，真實利率的中間數為-1.15%，黃金年收益率為32%，而標普年真實回報率（剔除通脹）為-7%（未考慮分紅）；1981-2001，真實利率的中間數為2.7%，黃金年收益率為-3.5%，而標普年真實回報率（剔除通脹）為7%（未考慮分紅）； 2002年到現在，真實利率的中間數為-0.4%，黃金年收益率為18.5%，而標普年真實回報率（剔除通脹）為-3%（未考慮分紅）。黃金回報率與真實利率水平呈反比，而股市與真實利率水平基本呈正比。從1980-2000，真實利率基本是正的，這導致了黃金價格追不上通脹，但是我認為這只是部分原因。進入21世紀，真實利率重新為負，黃金也重拾上漲勢頭。未來，如果長期處於低利率高通脹的環境，那麼真實利率將保持在零以下，從這個角度來說，黃金價格上漲還將繼續。
債務、貨幣與黃金價格
不經意間CPI掩蓋了黃金的真實價格，到底還有多少真相被掩蓋呢？金融海嘯之後，美國政府大量放債，印鈔。根據CASEY RESEARCH的研究，現在全球已經出土的黃金總額約為5.7萬億美元。他們發現美國的過去12個月出台的金融救助總額相當於全球黃金總價值的兩倍，其他諸如美國GDP，美國政府總債務還有短期貨幣總量也基本相當於黃金總價值的兩倍。而這一次金融海嘯中，各國政府出台的救助方案的總額更是高達約24萬億，相當於黃金總價值的4倍左右。
因此金融海嘯後時代出現的貨幣，債務泛濫，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各國發行的貨幣總量總是與黃金儲備之間維持一個較為恆定的價格，這個價格被稱作“影子黃金價格”。在美國，“影子黃金價格”等於美聯儲負債加上通貨的和除以美國黃金儲備。結果我們在下圖可以看到，現在這個價格近萬美元。
Jim Sinclair也曾經做過類似的測算，他假設：美國持有黃金儲備以盎司為單位x黃金價格=美國總外債。根據他的計算，截止至2008年12月31日外國投資者持有的美國債務為3.125萬億美元，而美國持有黃金8133.5噸，約合260272000盎司，那麼$3,125,000,000,000 / 260,272,000盎司黃金 = $12,006.67 每盎司。下圖是按照Jim Sinclair模型所計算出來了過去40年的黃金模擬價格走勢圖。
如果我們將實際的國際黃金價格除以前面計算出來的模擬黃金價格就會得到一個比率，比率高則黃金實際價格則被高估，反之亦然。這個比率有助於幫助我們衡量現實的黃金價格是否被高估了。
從圖中，我們發現黃金價格雖然一路走高，但是現在這個比率正處於歷史最低點，顯示黃金價格遭到嚴重低估。需要注意的是1980年上一輪黃金牛市中，黃金價格最高到850美元/盎司，而Sinclair估算的黃金價格僅為470美元/盎司，還有他們之間的比率也顯示當時的黃金價格確實是高估的。
2010年走勢預測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開始，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黃金首次被允許在民間自由買賣。從1970年到1980年黃金經歷了第一次的大牛市，國際黃金價格從1970年代的35美元/盎司上漲到1980年的850美元/盎司，足足漲了超過23倍。其中從1971年中期到1974年12月份不到四年的時間，黃金上漲了471%。其後黃金價格回落了50%直到1976年的8月份，再次掉頭向上。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從1976年8月到1980年1月，黃金價格足足上漲了超過750%。
從2000年開始的第二次黃金大牛市，黃金價格的上漲步伐也似乎遵循著上一次的軌跡。從2000年到2008年黃金價格從250美元/盎司升至1032美元/盎司，漲幅超過300%。此後從2008年3月份到2009年10月，國際金價最低下滑至682美元/盎司，跌幅達30%左右。此後，黃金價格再次大幅上漲，在2009年最高達到1217美元/盎司。如果黃金價格再次復制上次牛市的軌跡的話，按照750%的漲幅，這一波黃金的最終目標位置將接近6000美元/盎司。
對於2010年的金價走勢預測，從2001-2009的第二次黃金大牛市，黃金價格平均年回報率為20%。如果按照1100的收盤價來計算，明年至少能到1300美元/盎司以上。從1975 -2009的黃金走勢來看，黃金曾經在1983年和1987年兩次在500美元/盎司折返，1983年的500美元/盎司大致跟現在1000美元一盎司對等。這說明兩點，一是整數位關口十分重要；二是考慮經過通脹調整的價格是有一定意義的。回到1980年，當年最高850美元，黃金價格從最高點回落後，曾經再次上衝。最終，黃金價格從700美元附近掉頭向下進入了漫漫二十年熊途。1980年700美元跟今年1700美元差不多。綜合來看，我認為明年的黃金價格目標價格低不過1300美元，高不過1700美元。考慮到整數位置，1500美元應該是一個可以期待的價格。
謝國忠：2012泡沫破裂
謝國忠：2012泡沫破裂 目前維持區間波動
《每日經濟新聞》 記者 馬超彥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歡迎光臨搜狐財經博客群：http://blog.sohu.com/biz/
近期央行的一系列動作，被市場解讀為“緊縮”貨幣政策的信號。而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則認為，這主要是在打心理戰，還沒有動真格的。但目前即使拿起“真刀真槍”，幅度也不會很大。
謝國忠認為，中國近幾年名義GDP為4.5%，而短線的利息水平為零，這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所以不出現大泡沫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利息的增長應該與GDP的增長緊密相連，比如韓國經濟增長達雙位數的時候，利息的增長水平也是雙位數。他預計泡沫會在2012年最終破裂，發生二次經濟危機之後，可能才是真正的見底。
那麼，如何看待當前的經濟狀況？這種狀況又將如何影響股市？《每日經濟新聞》日前對謝國忠進行了專訪。
貨幣微調是“心理戰”
《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通脹預期已經成為共識，監管層也已在貨幣政策層面進行了微調，那為什麼2012年通脹仍會成為大的隱患？
謝國忠：一般情況下貨幣投放和通脹到來兩者之間有一個時間差，貨幣的大量投放會催生資產價格的上漲，價格的上漲到實際通脹的形成一般情況下會經歷2年的時間。目前我國已經出現了通脹的跡像，且預期較高。
更值得注意的是，全世界通貨膨脹會在同一時間內到來，美國從2008年開始增加貨幣供應量，2009年繼續，近期在美國也看到了通脹。但是通脹由低到高需要一個過程，即使通脹水平到了政府不能忍受的階段後，到破裂也還有一段路要走。
NDB：但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通脹的問題，近期上調存款准備金率等措施就被市場解讀為收縮流動性的信號。通貨膨脹還會成為隱患嗎？
謝國忠：這主要是心理作用，其效果可能有限。因為目前銀行的貸存比是67%，說明銀行業是不缺錢的。如果要真正控制信貸投放，一個途徑是加息，另外一個途徑是提高資本充足率。
NBD：調高存款准備金率等措施能不能說是貨幣政策轉向呢？
謝國忠：目前來看，政策核心還是以嚇唬一下為主，尚未拿起真刀真槍來。相比正常水平，盡管中國的利息水平低三個百分點，但是監管層不願意加息，所以通過打心理戰來進行管理。即使拿起了真刀真槍，加息的幅度也不會太大。
二次危機可能到來
NBD：2012年泡沫會破裂？
謝國忠：全球經濟一體化，主要看美國加息，只有美國加息後，全球的經濟環境才會改變。不少人認為美國不會出現通脹，但金融危機下全球都在增加放貸，進行炒作，目前主要的泡沫來自於新興市場金融、大宗商品以及房地產市場。
特別房地產是一種非生產性的資產，房產價格的高低反映了經濟走勢的好壞，而現在是把因果關系進行了倒置，認為經濟形勢好百姓就有錢買房。
NBD：那也就是說泡沫破裂之後會陷入第二次危機？
謝國忠：這次金融危機是因為美國華爾街出現問題，政府反過來救他們，釋放信貸，依靠泡沫來維持經濟復蘇，如此增長不能長久。但是當第二次危機來臨時，政府已不能繼續實施財政刺激計劃，於是經濟見底。
NBD：您為什麼認為經濟會出現二次探底？
謝國忠：現在經濟的增速已經開始放緩了。原來得益於基數比較低和存貨周期所帶來的出口上升，得益於4萬億投資中不少項目提前進行，得益於信貸的大量放貸，房地產市場增幅巨大，資金在流到開發商口袋後又重新進入新的開發項目，在一系列的一次性因素作用下，我國經濟出現了快速的恢復和增長。
但是今年，看不出經濟高速增長的延續性了。從全球範圍看，世界經濟復蘇的高點應該在去年四季度。
金融危機後，經濟運行態勢反映出的是通過泡沫來維持經濟的增長，在經濟結構上出現了歪曲，在結構沒有進行調整之前，經濟不太可能出現快速復蘇。
3000點是心理關
NBD：在這種環境下，股市會如何運行呢？
謝國忠：過去市場形成了一個大泡沫，在此情況下不斷釋放的流動性則暗示著可以繼續去炒作，這是投資者的一個夢。
中國的股市和信貸投放是水漲船高的關系。如果沒有充足地放貸，股市便無法大漲。從去年開始銀行已經在貨幣政策上進行微調，但是還沒有真正開始收緊流動性。
從監管角度分析，政府有一個矛盾心態，即當股指漲起來時不希望繼續大漲，但又不敢任其大幅下跌，造成負面後果。用一個比喻，管理層把投資者當作是小孩子，注重心理層面的影響。當股市下跌的時候，便掏出糖果“哄”，而當認為上漲過猛時，又拿出“大棒”來嚇唬，所以目前處於膠著的狀態，描繪出的是一副區間波動的走勢圖。
NBD：股市豈不是波動會很劇烈？
謝國忠：就是通過上下波動讓投資者留在股市中，3000點附近在監管層眼中應是一個較為敏感的關口，這是政府的一個心理價位。但當通脹來臨需要收縮流動性，開始加息時，投資者的夢就會破滅。
NBD：那麼我國實體經濟能否支撐股市走好？
謝國忠：除去壟斷行業公司盈利狀況不錯之外，其他企業尚無法看得清晰。比如房地產行業，目前處於“面粉價格高於面包價格”的階段，其拿地成本居高不下，許多房地產公司並不是靠房產銷售來賺錢，而是依賴配置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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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央行的一系列動作，被市場解讀為“緊縮”貨幣政策的信號。而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則認為，這主要是在打心理戰，還沒有動真格的。但目前即使拿起“真刀真槍”，幅度也不會很大。
謝國忠認為，中國近幾年名義GDP為4.5%，而短線的利息水平為零，這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所以不出現大泡沫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利息的增長應該與GDP的增長緊密相連，比如韓國經濟增長達雙位數的時候，利息的增長水平也是雙位數。他預計泡沫會在2012年最終破裂，發生二次經濟危機之後，可能才是真正的見底。
那麼，如何看待當前的經濟狀況？這種狀況又將如何影響股市？《每日經濟新聞》日前對謝國忠進行了專訪。
貨幣微調是“心理戰”
《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通脹預期已經成為共識，監管層也已在貨幣政策層面進行了微調，那為什麼2012年通脹仍會成為大的隱患？
謝國忠：一般情況下貨幣投放和通脹到來兩者之間有一個時間差，貨幣的大量投放會催生資產價格的上漲，價格的上漲到實際通脹的形成一般情況下會經歷2年的時間。目前我國已經出現了通脹的跡像，且預期較高。
更值得注意的是，全世界通貨膨脹會在同一時間內到來，美國從2008年開始增加貨幣供應量，2009年繼續，近期在美國也看到了通脹。但是通脹由低到高需要一個過程，即使通脹水平到了政府不能忍受的階段後，到破裂也還有一段路要走。
NDB：但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通脹的問題，近期上調存款准備金率等措施就被市場解讀為收縮流動性的信號。通貨膨脹還會成為隱患嗎？
謝國忠：這主要是心理作用，其效果可能有限。因為目前銀行的貸存比是67%，說明銀行業是不缺錢的。如果要真正控制信貸投放，一個途徑是加息，另外一個途徑是提高資本充足率。
NBD：調高存款准備金率等措施能不能說是貨幣政策轉向呢？
謝國忠：目前來看，政策核心還是以嚇唬一下為主，尚未拿起真刀真槍來。相比正常水平，盡管中國的利息水平低三個百分點，但是監管層不願意加息，所以通過打心理戰來進行管理。即使拿起了真刀真槍，加息的幅度也不會太大。
二次危機可能到來
NBD：2012年泡沫會破裂？
謝國忠：全球經濟一體化，主要看美國加息，只有美國加息後，全球的經濟環境才會改變。不少人認為美國不會出現通脹，但金融危機下全球都在增加放貸，進行炒作，目前主要的泡沫來自於新興市場金融、大宗商品以及房地產市場。
特別房地產是一種非生產性的資產，房產價格的高低反映了經濟走勢的好壞，而現在是把因果關系進行了倒置，認為經濟形勢好百姓就有錢買房。
NBD：那也就是說泡沫破裂之後會陷入第二次危機？
謝國忠：這次金融危機是因為美國華爾街出現問題，政府反過來救他們，釋放信貸，依靠泡沫來維持經濟復蘇，如此增長不能長久。但是當第二次危機來臨時，政府已不能繼續實施財政刺激計劃，於是經濟見底。
NBD：您為什麼認為經濟會出現二次探底？
謝國忠：現在經濟的增速已經開始放緩了。原來得益於基數比較低和存貨周期所帶來的出口上升，得益於4萬億投資中不少項目提前進行，得益於信貸的大量放貸，房地產市場增幅巨大，資金在流到開發商口袋後又重新進入新的開發項目，在一系列的一次性因素作用下，我國經濟出現了快速的恢復和增長。
但是今年，看不出經濟高速增長的延續性了。從全球範圍看，世界經濟復蘇的高點應該在去年四季度。
金融危機後，經濟運行態勢反映出的是通過泡沫來維持經濟的增長，在經濟結構上出現了歪曲，在結構沒有進行調整之前，經濟不太可能出現快速復蘇。
3000點是心理關
NBD：在這種環境下，股市會如何運行呢？
謝國忠：過去市場形成了一個大泡沫，在此情況下不斷釋放的流動性則暗示著可以繼續去炒作，這是投資者的一個夢。
中國的股市和信貸投放是水漲船高的關系。如果沒有充足地放貸，股市便無法大漲。從去年開始銀行已經在貨幣政策上進行微調，但是還沒有真正開始收緊流動性。
從監管角度分析，政府有一個矛盾心態，即當股指漲起來時不希望繼續大漲，但又不敢任其大幅下跌，造成負面後果。用一個比喻，管理層把投資者當作是小孩子，注重心理層面的影響。當股市下跌的時候，便掏出糖果“哄”，而當認為上漲過猛時，又拿出“大棒”來嚇唬，所以目前處於膠著的狀態，描繪出的是一副區間波動的走勢圖。
NBD：股市豈不是波動會很劇烈？
謝國忠：就是通過上下波動讓投資者留在股市中，3000點附近在監管層眼中應是一個較為敏感的關口，這是政府的一個心理價位。但當通脹來臨需要收縮流動性，開始加息時，投資者的夢就會破滅。
NBD：那麼我國實體經濟能否支撐股市走好？
謝國忠：除去壟斷行業公司盈利狀況不錯之外，其他企業尚無法看得清晰。比如房地產行業，目前處於“面粉價格高於面包價格”的階段，其拿地成本居高不下，許多房地產公司並不是靠房產銷售來賺錢，而是依賴配置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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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4日
台灣問題
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與決策
熊華源 單勁松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0143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5146.html
摘要：從1949年至1976年的20多年時間裡，毛澤東、周恩來始終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高度統一，為我們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奠定了堅實基礎。直到最後歲月，台灣問題仍然是這兩位偉人的共同牽掛。毛澤東、周恩來一致認為：台灣問題複雜，既是中國內政問題又涉及國際問題，是兩個性質不同而又互相關聯的問題，二者不能混淆。作為中國內政問題，有和平解決或武力解決兩種方式；作為國際問題，只能用和平方式解決。本文擬從中國內政問題和國際問題兩個方面、分3個部分,就毛澤東、周恩來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作一歷史考察，以此作為今天我們思考、研究和解決台灣問題的參考。
一、以戰爭方式與和平方式解放台灣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作為戰勝國，在法律和事實兩方面都從日本手中收回了對台灣的主權，這已經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因此在國內和國際上並不存在台灣歸屬問題。後來，由於1949年失敗的國民黨軍隊退守台灣，造成海峽兩岸的阻隔，才產生了台灣問題。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武力介入中國內戰，最終形成了需要新中國解決的本來只涉及中國內政、現又加入國際因素並相互作用的台灣問題。毛澤東、周恩來開始是沿著用戰爭的方式解放台灣、實現國家統一的思路去著手解決台灣問題的，並經歷了兩個階段的實踐；接著，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新變化，開始探索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一）以戰爭方式，一次性解放台灣
1949年初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毛澤東、周恩來等正確把握政治、軍事形勢的迅速變化，為儘早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作出了在1950年以武力解放台灣的決策，即用戰爭方式一次性解放台灣，並且開始全面準備工作。
一是開展解放台灣的政治動員。 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了在毛澤東親自過問下起草的《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時評。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打到台灣去，解放台灣同胞》的時評。 12月31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更加明確地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950年的光榮戰鬥任務就是解放台灣、海南島和西藏”，“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 。
二是爭取蘇聯的軍事援助，建立一支較強的海軍、空軍力量。 1949年7月10日，毛澤東同朱德商討後，致信周恩來，要他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遠方六個月至八個月，同時購買飛機100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 7月25日、26日，毛澤東又兩次致電在蘇聯訪問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並轉斯大林，請求蘇聯爲中國培訓更多的飛行員、地勤人員，賣給更多的戰鬥機、轟炸機， “做為明年下半年我軍進攻台灣之用”。三是配備稱職的軍事指揮員，周密進行各項戰前準備。 1949年6月，毛澤東兩次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華東局和第三野戰軍兼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等電，責成其註意認真研究解放台灣問題。據此，粟裕立即著手進行解放台灣的各項準備工作。他幾次到北京，向毛澤東和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匯報。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了重申“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的決心。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 8月26日，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主持的檢查和討論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正式作出“支援朝鮮人民，推遲解放台灣”的決定。這樣，原定在1950年發動的以戰爭方式解放台灣、實現國家統一的軍事行動被迫推遲。
（二）以戰爭方式，有步驟地解放台灣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台灣國民黨當局在美國的庇護下生存下來，逐步強化了同大陸的對峙局面。 1953年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從反共的現實需要出發，開始明目張膽地實行“放蔣出籠” 政策，並積極拼湊以新中國為主要遏制對像的包括台灣在內的亞太地區反共軍事集團，對中國大陸形成威脅。毛澤東、周恩來清醒地認識到：由於解放台灣難度的進一步增大，方針政策也要隨之改變。
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一年後，毛澤東經過極其慎重的思考，重新提出了武力解放台灣的問題。毛澤東、周恩來根據美國政府既定政策和各種新動向，作出準確判斷：中國政府如果解放沿海島嶼，美國政府乾涉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渡過台灣海峽攻打台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則是要阻撓的。 “因為中國海軍還未鍛煉好，各方面的準備還需要時間”，解放台灣“要有步驟地進行”，“要從沿海島嶼開始打擊敵人”。 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周恩來主持修改定稿的《關於解放台灣宣傳方針的指示》指出：解放台灣是“我國的既定方針”，但“鬥爭是長期的，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就要有時間去把它建設起來”，最後達到解放台灣。
在解放台灣“要有步驟地進行”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指示華東軍區在近期解放大陳島國民黨軍的前哨據點一江山島。在一舉攻克該島後，1月20日晚上，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只對大陳島發起空中打擊，迫使國民黨軍從大陳、漁山、披山諸島撤退。在其撤退中，毛澤東批示彭德懷：“在蔣軍撤退時，無論有無美（艦）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帶射擊，即是說，讓敵人安全撤走，不要貪這點小便宜。 ” 毛澤東這個批示清楚顯示，當前軍事行動的目標是不使戰爭的範圍擴大，不使戰事升級。 2月23日，人民解放軍全部解放了浙江東南沿海島嶼。
（三）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提出
根據中央軍委1954年8月13日制定的沿海作戰計劃，在大陳島解放後，馬祖、金門將是人民解放軍的下一個進攻目標。這時，毛澤東敏銳觀察到：一方面， 1955年1月25日，美國眾議院、參議院通過《防禦福摩薩聯合決議》，明確授權美國總統可以在他認為必要的時候使用美國部隊阻止對澎湖列島和台灣進攻。這樣，如果攻打澎湖列島、台灣，美國勢必軍事干預，中國則在必然爆發的不對稱的中美海上軍事衝突中遭受巨大損失。另一方面，如果中國奪取馬祖、金門，則正是美國所企望的，勢必造成台灣和大陸的完全隔離，形成海峽兩岸的長期分裂，將有利於美國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經過一段時間的反復考慮、權衡利弊後，毛澤東、周恩來從國際戰略全局出發，毅然決定停止解放馬祖和金門的軍事行動，並於1955年初明確提出了“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把工作重點放到促成同台灣國民黨當局的和平談判上來。
1955年2月3日,周恩來在內部報告中指出：“我們的立場是：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不解放台灣，決不罷休。”我們的方針是：“只要美軍撤退，台灣可以和平解放。我們要提出這樣的響亮口號。”“這個口號什麼時候公開提出，要看形勢的發展”。這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內部報告中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是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方針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轉折。
3月5日，毛澤東在復電赫魯曉夫時向其交底，他指出：“即使奪取馬祖和金門的準備工作作好，是否就發起軍事行動，也還要看當時美國軍隊在沿海島嶼地區的具體情況再定。”“美國想要我們答應不以武力解放台灣和沿海島嶼，來交換沿海島嶼的撤退，從而在事實上承認美國對台灣的霸占，並在事實上造成'兩個中國'的形勢。”“我們堅決不能同意”。 “我們寧可讓美國人在一個時期內事實上佔領台灣而不去進攻台灣，但不能承認美國的佔領合法化，不能放棄解放台灣的口號，不能承認兩個中國”。以上報告或電報表明：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只是選擇一個適當時機的問題了。
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授權，在亞非會議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指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中國人民和平解放北京、新疆、西藏就是範例。這是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
二、全面開展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
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進一步深化，突出表現在：明確表示願意同蔣介石集團進行第三次合作，努力爭取和平解放台灣；提出的政策措施更加具體全面；從1958年開始，工作重點也由最初的“促進統一”發展為“防止獨立、促進統一”並舉。
（一）尋求接觸，耐心爭取實力派，努力促成國共和談
尋求接觸，爭取實力派，努力促成國共和談，是毛澤東、周恩來全面開展和平解放台灣工作中一項重中之重的任務。
1956年1月，毛澤東審改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稿時，對關於台灣問題的內容修改為：“我國政府一年來曾經再三指出：除了用戰爭方式解放台灣以外，還存在著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可能性。這樣，我國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就有一種共同的愛國的責任，這就是除了積極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用戰爭方式解放台灣以外，努力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凡是願意走和平解放台灣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大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究既住。” 1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時，正式宣布了較為系統的對台政策。他號召：“台灣同胞和一切從大陸上跑到台灣的人員，站到愛國主義旗幟下來，同祖國人民一起，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鬥。” 這表明，中國政府對和平解放台灣問題已從一般號召轉入尋求接觸、耐心爭取實力派的階段。 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發表題為《關於目前國際形勢、我們外交政策和解放台灣問題》的講話。他代表政府強調：“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他指出：“我願意在這裡再一次宣布，我們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後，也不論他們過去犯了多大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歡迎他們為和平解放台灣建立功勳，並且還將按照他們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和適當的安置。” 這天早晨，毛澤東在審定發言稿後批示：“此件很好。”
7月29日，經毛澤東審閱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指示》對爭取對像規定得更為明確，指出：目前對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重點應該放在爭取台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線索，採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使台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使得相互間的溝通與了解極為困難。為了促成與台灣當局的和談，建立某種形式的溝通管道是必須的。這一時期裡，主要是通過密使故舊傳遞信息。 1956年3月16日，周恩來接見李濟深的前衛士長、英國人馬坤時說： “蔣介石是我們的老朋友，我們同他合作過兩次”。既然我們主張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蔣介石“還在台灣，槍也在他手裡，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而這件事也會像你所說的那樣載入歷史”。
7月中旬，周恩來先後3次同曹聚仁談話。他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戰爭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麼不可以合作建設呢？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除了和談信息的傳遞外，毛澤東、周恩來還通過外事活動，廣泛宣傳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與主張，以期對台灣當局形成和談的外部壓力。令人遺憾的是，1957年10月國民黨八大拒絕了毛澤東、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議。
（二）以砲擊的方式，保持同台灣當局的接觸
自從毛澤東、周恩來1955年初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以來，海峽兩岸雖然有一些消息的傳遞，但總的來說，和平攻勢並沒有產生明顯的實際效果，台灣海峽平靜局勢有利於美國推行“劃峽而治”。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定砲擊金門。 1958年8月23日12時，砲擊開始。
砲擊金門的主要目的不是渡海作戰，而是以砲擊的方式，保持同台灣當局的接觸，並傳達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真誠願望。 10月6日，毛澤東起草、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布的《告台灣同胞書》，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金門戰鬥，屬於懲罰性質。 ”“你們與我們之間的戰爭，30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台灣的朋友們，我們之間是有戰火的，應當停止，並予熄滅。這就需要談判。” 10月13日，毛澤東起草的彭德懷給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的命令，再度申明了砲擊的目的：“在台灣國民黨沒有同我們舉行和平談判並且獲得合理解決以前，內戰存在。”台灣當局“不要和談，打是免不了的。在你們採取現在這種頑固態度期間，我們是有自由權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
砲擊金門還有激化美蔣矛盾的意圖，即“直接對蔣，間接對美” ，充分暴露美國政府“口惠而實不至”的本質。當美蔣海軍組成聯合艦隊，試圖為運輸船進行護航、恢復金門海上補給線時，毛澤東命令：打蔣艦，不打美艦，如果美艦開火，沒有命令不准還擊。蔣艦遭遇密集火力攻擊時，美艦隻顧掉頭逃竄，棄蔣艦和運輸船於不顧，由此引發了美蔣在金門棄守問題上的重大分歧。
金門砲擊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行動，而是國內和國際政治鬥爭的表現。這一砲擊行動斷斷續續進行到1978年中美建交後才停止。毛澤東、周恩來等正是通過這一砲擊行動，保持同國民黨的接觸，向全世界表明中國的內戰仍在繼續，藉以宣示中國對台灣的主權。
（三）實行“防止獨立、促進統一”並舉，繼續堅持和平解放台灣砲擊金門期間，美國多次向蔣介石施壓，企圖迫使國民黨軍隊從金門、馬祖撤退，製造“兩個中國”。面對這個現實情況，毛澤東、周恩來更為深刻地認識到：將金、馬留在台灣當局手中，更符合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解放台灣將是需要中國大陸長期堅持的方針，急不得；在無法短期內解決台灣問題的情況下，防止台灣獨立成為當務之急。
1958年10月3日晚上，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進一步明確繼續“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裡”。他說：我們同蔣介石有共同點，都反對“兩個中國”。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裡，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裡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炮，什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麼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裡，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最後，他說：方針已定，還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蔣軍留在金、馬。
毛澤東還看到：繼續爭取蔣介石，支持和鞏固蔣介石的統治，是防止台灣獨立的最好辦法。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給予台灣“高度自治”的權限，即允許保留軍隊，保留原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權力架構。 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會見曹聚仁時明確表示：“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美國要壓蔣，要以金、馬換台、澎，我們不干，讓'蔣委員長'多守幾年。”“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 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會見外國友人、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時，還向蔣介石進一步發出了中國大陸不首先動武的信息。他說：“我知道，我也同意。我們不要同美國用戰爭解決問題。同蔣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們也不用武力。” 1961年6月13日，毛澤東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時說：“如果台灣歸還中國，中國就可以進聯合國。如果台灣不作為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中國，那末台灣的社會制度問題也可以留待以後談。我們容許台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台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實際上，這是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一國兩制”的思想。當然，這時還沒有概括為“一國兩制”的概念。
為了建立大陸同台灣的政治互信，毛澤東、周恩來在採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時，對於台灣當局的挑釁行為，採取了更為大度和克制的態度。 1962年蔣介石企圖乘大陸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策劃武力反攻大陸。對此，毛澤東、周恩來採取了利用美國對蔣介石進行壓制的策略，而沒有再採取1958年砲擊金門那樣的懲罰方式。在這一時期，中國政府對印度的邊境挑釁行為卻採取了軍事行動，擊退了印度對中國邊境的騷擾。 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使中國有了初步的核反擊能力。但中國從未藉此向台灣當局揮舞“大棒”，而釋放的都是善意信息。 “文革”時期，雖然中國大陸在宣傳上對台灣問題也提出了一些過激的口號，但總體來說，海峽兩岸基本維持了和平的局面。應當說，這些行動對於兩岸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是有益的。
在防止台灣獨立的同時，毛澤東、周恩來適時地加緊了促進和平統一的政治攻勢。 1963年初，周恩來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闡明台灣的處境與前途，說明今日反台者並非中共而實為美國，支持台灣者並非美國而實為中共。信中談到了由毛澤東提出、周恩來概括的中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方案——“一綱四目”。其中，“一綱”是：“只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與兄意見妥善處理”。 “四目”包括：“台灣歸回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一綱四目”，實際上是毛澤東、周恩來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構想的具體化，既維護了民族大義，又尊重了台灣的現實，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方針，因此可以作為國共兩黨進行商談的政治基礎。
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灣問題國際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政府雖欲插手台灣事務，但承諾保證遵守《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歸還中國的規定，不願意同新中國軍事對抗。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後，美國政府採取了在遠東遏制蘇聯、新中國的政策，命令第七艦隊向台灣海峽出動，以武力阻止新中國解放台灣，並大力實施使台灣脫離中國的政策，加緊在國際上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企圖通過簽訂舊金山和約等方式，為其行為披上“合法”外衣，為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製造法理基礎。對此，毛澤東、周恩來始終牢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據理批駁“台灣地位未定論”，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一）揭露美國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實質，反對乾涉中國內政
為實現祖國的早日統一，中國政府廣泛開展了針鋒相對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外交鬥爭，揭露美國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分裂中國的實質。在國際交往中，中國政府始終反對外國政府乾涉中國內政，注意維護祖國統一，同時也適時提出並開展了雙邊會談。
1950年8月24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馬立克及秘書長賴伊，控訴美國武裝侵略台灣的行為，要求安理會制裁美國政府，並“採取措施，使美國政府自台灣及其它屬於中國的領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裝侵略部隊”。 11月28日，中國特派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義正詞嚴，對美國提出的“台灣地位未定”等謬論給予了堅決駁斥。
1955年2月3日，針對安理會主席、新西蘭駐聯合國代表孟羅向安理會提交“關於在中國大陸沿海某些島嶼地區的敵對行動問題”的提案。周恩來致電安理會表示堅決反對新西蘭提案，認為“顯然是乾涉中國內政，掩蓋美國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中國政府不能接受邀請派遣代表出席。 2月6日，他在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時指出：現在國際上有一個陰謀，要在台灣地區搞成“兩個中國”的形勢。所以，新西蘭在聯合國的建議是不能同意的。
為了緩和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發表聲明，強調：“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在毛澤東親自過問、周恩來直接領導下，這年8月1日中美在日內瓦舉行領事級會談。一年後，升格為大使級談判。在兩國互不承認的敵對狀態下，開闢了提供溝通與聯繫的現實渠道，增強了相互間了解。同時，中國通過大使級談判向全世界宣傳了自己的正義主張，揭露了美國政府利用“台灣地位未定論”來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為掃除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障礙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二）參加國際組織，堅持“有蔣無我，有我無蔣”的原則，不授人以“兩個中國”的口實
1949年11月15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申明：只有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了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法律的與事實的根據”，要求“立即取消'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但是，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極力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政府也曾致電聯合國所屬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要求取消國民黨台灣當局在聯合國所屬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資格。但是這些正當要求都沒能得到實現。
這以後二三十年中，美國政府始終堅持推行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在台灣的歸屬問題上製造混亂。中國政府為了不給別國製造“兩個中國”的口實，始終堅持了“有我無蔣，有蔣無我”的堅定立場，堅持了民族大義。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同外國領導人就中國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交換意見時，一再明確表示：“我們的看法是，如果這些組織內有國民黨代表在，我們就不參加；如果參加，那就是承認'兩個中國'。” “如果聯合國裡有台灣的代表，我們一萬年也不進去。” 有人建議中國分兩步走，先進入聯合國再進行驅逐台灣當局的鬥爭，毛澤東斷然表示： “只能一步走。” “十五年沒有進聯合國，我們也活下來了，再讓蔣介石大元帥在聯合國裡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們照樣活下去。要我們承認'兩個中國'或者是'一個半中國'，那都不行。”
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指出：“有些人又在策劃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他們妄想把台灣說成是另外一個中國或者是獨立存在的一個國家。”“企圖在國際組織中和國際會議上預先造成'兩個中國'的形勢。中國人民早就看穿了這種陰謀。希望中國陷入這種圈套是徒然的。” 1960年4月10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上闡述中國的對外方針政策時，又指出：“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任何國際會議和任何國際組織，只要有可能出現'兩個中國'的局面，中國絕不參加；任何國際協議，如果沒有中國代表的參加和簽字，將對中國毫無約束力。”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針對美國向聯合國大會提交的“雙重代表權”提案， 1971年8月20日，發表了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國外交部聲明，表示強烈譴責，並指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把蔣介石集團驅逐出聯合國，這是一個問題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
（三）採取靈活策略，緩和同美國的關係，迫使其承認“一個中國”
在國際社會之所以會出現台灣問題，其根源在於美國推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是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領頭羊”，在國際社會有著重大影響力。隨著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澤東、周恩來從國際戰略格局的高度，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採取靈活策略，為中美關係最終實現正常化提供了契機。
1972年2月，毛澤東在同來訪的尼克松商談兩國關係正常化時說：“來自美國方面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面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 這就從戰略上建立了中美兩國進行緩和的基礎。 22日至25日，周恩來同尼克松進行了四輪艱辛談判。談判中，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中方要使美方盡可能明確地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在堅持原則的同時，周恩來告訴美國客人，將“設法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詞表達”。這樣，經過周恩來同尼克松、基辛格的艱辛談判，中美兩國終於在2月28日發表了《聯合公報》。 《聯合公報》聲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由國家利益的”。在中美關係中最突出的台灣問題上，中國方面重申了自己的一貫立場，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
毛澤東、周恩來在解決台灣問題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恢復作出了貢獻，迫使美國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開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實際上，美國政府已經承擔不得再行製造“兩個中國”，否則就要在國際輿論面前輸理、失去道義，從而為中國政府在適當時機最終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國際條件。
台灣問題牽涉中國內政問題和國際問題兩方面，解決起來艱鉅而復雜，最終解決需要時日。毛澤東、周恩來在思考和解決台灣問題時，始終抓住中國內政問題和國際問題的主要矛盾，始終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高度統一，全方位開展工作，付出了巨大艱辛，取得了重大進展與成績，功不可沒。毛澤東、周恩來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有益經驗與重要啟示，值得每一位後來者認真學習、記取和發揚光大。
(2010年1月5日第274期《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6期《黨的文獻》)
熊華源 單勁松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0143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5146.html
摘要：從1949年至1976年的20多年時間裡，毛澤東、周恩來始終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高度統一，為我們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奠定了堅實基礎。直到最後歲月，台灣問題仍然是這兩位偉人的共同牽掛。毛澤東、周恩來一致認為：台灣問題複雜，既是中國內政問題又涉及國際問題，是兩個性質不同而又互相關聯的問題，二者不能混淆。作為中國內政問題，有和平解決或武力解決兩種方式；作為國際問題，只能用和平方式解決。本文擬從中國內政問題和國際問題兩個方面、分3個部分,就毛澤東、周恩來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作一歷史考察，以此作為今天我們思考、研究和解決台灣問題的參考。
一、以戰爭方式與和平方式解放台灣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作為戰勝國，在法律和事實兩方面都從日本手中收回了對台灣的主權，這已經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因此在國內和國際上並不存在台灣歸屬問題。後來，由於1949年失敗的國民黨軍隊退守台灣，造成海峽兩岸的阻隔，才產生了台灣問題。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武力介入中國內戰，最終形成了需要新中國解決的本來只涉及中國內政、現又加入國際因素並相互作用的台灣問題。毛澤東、周恩來開始是沿著用戰爭的方式解放台灣、實現國家統一的思路去著手解決台灣問題的，並經歷了兩個階段的實踐；接著，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新變化，開始探索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一）以戰爭方式，一次性解放台灣
1949年初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毛澤東、周恩來等正確把握政治、軍事形勢的迅速變化，為儘早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作出了在1950年以武力解放台灣的決策，即用戰爭方式一次性解放台灣，並且開始全面準備工作。
一是開展解放台灣的政治動員。 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了在毛澤東親自過問下起草的《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時評。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打到台灣去，解放台灣同胞》的時評。 12月31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更加明確地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950年的光榮戰鬥任務就是解放台灣、海南島和西藏”，“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 。
二是爭取蘇聯的軍事援助，建立一支較強的海軍、空軍力量。 1949年7月10日，毛澤東同朱德商討後，致信周恩來，要他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遠方六個月至八個月，同時購買飛機100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 7月25日、26日，毛澤東又兩次致電在蘇聯訪問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並轉斯大林，請求蘇聯爲中國培訓更多的飛行員、地勤人員，賣給更多的戰鬥機、轟炸機， “做為明年下半年我軍進攻台灣之用”。三是配備稱職的軍事指揮員，周密進行各項戰前準備。 1949年6月，毛澤東兩次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華東局和第三野戰軍兼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等電，責成其註意認真研究解放台灣問題。據此，粟裕立即著手進行解放台灣的各項準備工作。他幾次到北京，向毛澤東和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匯報。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了重申“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的決心。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 8月26日，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主持的檢查和討論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正式作出“支援朝鮮人民，推遲解放台灣”的決定。這樣，原定在1950年發動的以戰爭方式解放台灣、實現國家統一的軍事行動被迫推遲。
（二）以戰爭方式，有步驟地解放台灣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台灣國民黨當局在美國的庇護下生存下來，逐步強化了同大陸的對峙局面。 1953年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從反共的現實需要出發，開始明目張膽地實行“放蔣出籠” 政策，並積極拼湊以新中國為主要遏制對像的包括台灣在內的亞太地區反共軍事集團，對中國大陸形成威脅。毛澤東、周恩來清醒地認識到：由於解放台灣難度的進一步增大，方針政策也要隨之改變。
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一年後，毛澤東經過極其慎重的思考，重新提出了武力解放台灣的問題。毛澤東、周恩來根據美國政府既定政策和各種新動向，作出準確判斷：中國政府如果解放沿海島嶼，美國政府乾涉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渡過台灣海峽攻打台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則是要阻撓的。 “因為中國海軍還未鍛煉好，各方面的準備還需要時間”，解放台灣“要有步驟地進行”，“要從沿海島嶼開始打擊敵人”。 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周恩來主持修改定稿的《關於解放台灣宣傳方針的指示》指出：解放台灣是“我國的既定方針”，但“鬥爭是長期的，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就要有時間去把它建設起來”，最後達到解放台灣。
在解放台灣“要有步驟地進行”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指示華東軍區在近期解放大陳島國民黨軍的前哨據點一江山島。在一舉攻克該島後，1月20日晚上，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只對大陳島發起空中打擊，迫使國民黨軍從大陳、漁山、披山諸島撤退。在其撤退中，毛澤東批示彭德懷：“在蔣軍撤退時，無論有無美（艦）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帶射擊，即是說，讓敵人安全撤走，不要貪這點小便宜。 ” 毛澤東這個批示清楚顯示，當前軍事行動的目標是不使戰爭的範圍擴大，不使戰事升級。 2月23日，人民解放軍全部解放了浙江東南沿海島嶼。
（三）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提出
根據中央軍委1954年8月13日制定的沿海作戰計劃，在大陳島解放後，馬祖、金門將是人民解放軍的下一個進攻目標。這時，毛澤東敏銳觀察到：一方面， 1955年1月25日，美國眾議院、參議院通過《防禦福摩薩聯合決議》，明確授權美國總統可以在他認為必要的時候使用美國部隊阻止對澎湖列島和台灣進攻。這樣，如果攻打澎湖列島、台灣，美國勢必軍事干預，中國則在必然爆發的不對稱的中美海上軍事衝突中遭受巨大損失。另一方面，如果中國奪取馬祖、金門，則正是美國所企望的，勢必造成台灣和大陸的完全隔離，形成海峽兩岸的長期分裂，將有利於美國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經過一段時間的反復考慮、權衡利弊後，毛澤東、周恩來從國際戰略全局出發，毅然決定停止解放馬祖和金門的軍事行動，並於1955年初明確提出了“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把工作重點放到促成同台灣國民黨當局的和平談判上來。
1955年2月3日,周恩來在內部報告中指出：“我們的立場是：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不解放台灣，決不罷休。”我們的方針是：“只要美軍撤退，台灣可以和平解放。我們要提出這樣的響亮口號。”“這個口號什麼時候公開提出，要看形勢的發展”。這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內部報告中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是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方針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轉折。
3月5日，毛澤東在復電赫魯曉夫時向其交底，他指出：“即使奪取馬祖和金門的準備工作作好，是否就發起軍事行動，也還要看當時美國軍隊在沿海島嶼地區的具體情況再定。”“美國想要我們答應不以武力解放台灣和沿海島嶼，來交換沿海島嶼的撤退，從而在事實上承認美國對台灣的霸占，並在事實上造成'兩個中國'的形勢。”“我們堅決不能同意”。 “我們寧可讓美國人在一個時期內事實上佔領台灣而不去進攻台灣，但不能承認美國的佔領合法化，不能放棄解放台灣的口號，不能承認兩個中國”。以上報告或電報表明：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只是選擇一個適當時機的問題了。
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授權，在亞非會議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指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中國人民和平解放北京、新疆、西藏就是範例。這是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
二、全面開展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
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進一步深化，突出表現在：明確表示願意同蔣介石集團進行第三次合作，努力爭取和平解放台灣；提出的政策措施更加具體全面；從1958年開始，工作重點也由最初的“促進統一”發展為“防止獨立、促進統一”並舉。
（一）尋求接觸，耐心爭取實力派，努力促成國共和談
尋求接觸，爭取實力派，努力促成國共和談，是毛澤東、周恩來全面開展和平解放台灣工作中一項重中之重的任務。
1956年1月，毛澤東審改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稿時，對關於台灣問題的內容修改為：“我國政府一年來曾經再三指出：除了用戰爭方式解放台灣以外，還存在著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可能性。這樣，我國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就有一種共同的愛國的責任，這就是除了積極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用戰爭方式解放台灣以外，努力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凡是願意走和平解放台灣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大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究既住。” 1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時，正式宣布了較為系統的對台政策。他號召：“台灣同胞和一切從大陸上跑到台灣的人員，站到愛國主義旗幟下來，同祖國人民一起，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鬥。” 這表明，中國政府對和平解放台灣問題已從一般號召轉入尋求接觸、耐心爭取實力派的階段。 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發表題為《關於目前國際形勢、我們外交政策和解放台灣問題》的講話。他代表政府強調：“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他指出：“我願意在這裡再一次宣布，我們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後，也不論他們過去犯了多大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歡迎他們為和平解放台灣建立功勳，並且還將按照他們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和適當的安置。” 這天早晨，毛澤東在審定發言稿後批示：“此件很好。”
7月29日，經毛澤東審閱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指示》對爭取對像規定得更為明確，指出：目前對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重點應該放在爭取台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線索，採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使台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使得相互間的溝通與了解極為困難。為了促成與台灣當局的和談，建立某種形式的溝通管道是必須的。這一時期裡，主要是通過密使故舊傳遞信息。 1956年3月16日，周恩來接見李濟深的前衛士長、英國人馬坤時說： “蔣介石是我們的老朋友，我們同他合作過兩次”。既然我們主張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蔣介石“還在台灣，槍也在他手裡，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而這件事也會像你所說的那樣載入歷史”。
7月中旬，周恩來先後3次同曹聚仁談話。他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戰爭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麼不可以合作建設呢？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除了和談信息的傳遞外，毛澤東、周恩來還通過外事活動，廣泛宣傳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與主張，以期對台灣當局形成和談的外部壓力。令人遺憾的是，1957年10月國民黨八大拒絕了毛澤東、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議。
（二）以砲擊的方式，保持同台灣當局的接觸
自從毛澤東、周恩來1955年初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以來，海峽兩岸雖然有一些消息的傳遞，但總的來說，和平攻勢並沒有產生明顯的實際效果，台灣海峽平靜局勢有利於美國推行“劃峽而治”。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定砲擊金門。 1958年8月23日12時，砲擊開始。
砲擊金門的主要目的不是渡海作戰，而是以砲擊的方式，保持同台灣當局的接觸，並傳達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真誠願望。 10月6日，毛澤東起草、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布的《告台灣同胞書》，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金門戰鬥，屬於懲罰性質。 ”“你們與我們之間的戰爭，30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台灣的朋友們，我們之間是有戰火的，應當停止，並予熄滅。這就需要談判。” 10月13日，毛澤東起草的彭德懷給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的命令，再度申明了砲擊的目的：“在台灣國民黨沒有同我們舉行和平談判並且獲得合理解決以前，內戰存在。”台灣當局“不要和談，打是免不了的。在你們採取現在這種頑固態度期間，我們是有自由權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
砲擊金門還有激化美蔣矛盾的意圖，即“直接對蔣，間接對美” ，充分暴露美國政府“口惠而實不至”的本質。當美蔣海軍組成聯合艦隊，試圖為運輸船進行護航、恢復金門海上補給線時，毛澤東命令：打蔣艦，不打美艦，如果美艦開火，沒有命令不准還擊。蔣艦遭遇密集火力攻擊時，美艦隻顧掉頭逃竄，棄蔣艦和運輸船於不顧，由此引發了美蔣在金門棄守問題上的重大分歧。
金門砲擊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行動，而是國內和國際政治鬥爭的表現。這一砲擊行動斷斷續續進行到1978年中美建交後才停止。毛澤東、周恩來等正是通過這一砲擊行動，保持同國民黨的接觸，向全世界表明中國的內戰仍在繼續，藉以宣示中國對台灣的主權。
（三）實行“防止獨立、促進統一”並舉，繼續堅持和平解放台灣砲擊金門期間，美國多次向蔣介石施壓，企圖迫使國民黨軍隊從金門、馬祖撤退，製造“兩個中國”。面對這個現實情況，毛澤東、周恩來更為深刻地認識到：將金、馬留在台灣當局手中，更符合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解放台灣將是需要中國大陸長期堅持的方針，急不得；在無法短期內解決台灣問題的情況下，防止台灣獨立成為當務之急。
1958年10月3日晚上，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進一步明確繼續“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裡”。他說：我們同蔣介石有共同點，都反對“兩個中國”。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裡，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裡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炮，什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麼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裡，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最後，他說：方針已定，還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蔣軍留在金、馬。
毛澤東還看到：繼續爭取蔣介石，支持和鞏固蔣介石的統治，是防止台灣獨立的最好辦法。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給予台灣“高度自治”的權限，即允許保留軍隊，保留原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權力架構。 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會見曹聚仁時明確表示：“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美國要壓蔣，要以金、馬換台、澎，我們不干，讓'蔣委員長'多守幾年。”“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 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會見外國友人、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時，還向蔣介石進一步發出了中國大陸不首先動武的信息。他說：“我知道，我也同意。我們不要同美國用戰爭解決問題。同蔣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們也不用武力。” 1961年6月13日，毛澤東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時說：“如果台灣歸還中國，中國就可以進聯合國。如果台灣不作為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中國，那末台灣的社會制度問題也可以留待以後談。我們容許台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台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實際上，這是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一國兩制”的思想。當然，這時還沒有概括為“一國兩制”的概念。
為了建立大陸同台灣的政治互信，毛澤東、周恩來在採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時，對於台灣當局的挑釁行為，採取了更為大度和克制的態度。 1962年蔣介石企圖乘大陸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策劃武力反攻大陸。對此，毛澤東、周恩來採取了利用美國對蔣介石進行壓制的策略，而沒有再採取1958年砲擊金門那樣的懲罰方式。在這一時期，中國政府對印度的邊境挑釁行為卻採取了軍事行動，擊退了印度對中國邊境的騷擾。 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使中國有了初步的核反擊能力。但中國從未藉此向台灣當局揮舞“大棒”，而釋放的都是善意信息。 “文革”時期，雖然中國大陸在宣傳上對台灣問題也提出了一些過激的口號，但總體來說，海峽兩岸基本維持了和平的局面。應當說，這些行動對於兩岸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是有益的。
在防止台灣獨立的同時，毛澤東、周恩來適時地加緊了促進和平統一的政治攻勢。 1963年初，周恩來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闡明台灣的處境與前途，說明今日反台者並非中共而實為美國，支持台灣者並非美國而實為中共。信中談到了由毛澤東提出、周恩來概括的中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方案——“一綱四目”。其中，“一綱”是：“只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與兄意見妥善處理”。 “四目”包括：“台灣歸回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一綱四目”，實際上是毛澤東、周恩來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構想的具體化，既維護了民族大義，又尊重了台灣的現實，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方針，因此可以作為國共兩黨進行商談的政治基礎。
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灣問題國際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政府雖欲插手台灣事務，但承諾保證遵守《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歸還中國的規定，不願意同新中國軍事對抗。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後，美國政府採取了在遠東遏制蘇聯、新中國的政策，命令第七艦隊向台灣海峽出動，以武力阻止新中國解放台灣，並大力實施使台灣脫離中國的政策，加緊在國際上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企圖通過簽訂舊金山和約等方式，為其行為披上“合法”外衣，為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製造法理基礎。對此，毛澤東、周恩來始終牢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據理批駁“台灣地位未定論”，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一）揭露美國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實質，反對乾涉中國內政
為實現祖國的早日統一，中國政府廣泛開展了針鋒相對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外交鬥爭，揭露美國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分裂中國的實質。在國際交往中，中國政府始終反對外國政府乾涉中國內政，注意維護祖國統一，同時也適時提出並開展了雙邊會談。
1950年8月24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馬立克及秘書長賴伊，控訴美國武裝侵略台灣的行為，要求安理會制裁美國政府，並“採取措施，使美國政府自台灣及其它屬於中國的領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裝侵略部隊”。 11月28日，中國特派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義正詞嚴，對美國提出的“台灣地位未定”等謬論給予了堅決駁斥。
1955年2月3日，針對安理會主席、新西蘭駐聯合國代表孟羅向安理會提交“關於在中國大陸沿海某些島嶼地區的敵對行動問題”的提案。周恩來致電安理會表示堅決反對新西蘭提案，認為“顯然是乾涉中國內政，掩蓋美國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中國政府不能接受邀請派遣代表出席。 2月6日，他在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時指出：現在國際上有一個陰謀，要在台灣地區搞成“兩個中國”的形勢。所以，新西蘭在聯合國的建議是不能同意的。
為了緩和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發表聲明，強調：“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在毛澤東親自過問、周恩來直接領導下，這年8月1日中美在日內瓦舉行領事級會談。一年後，升格為大使級談判。在兩國互不承認的敵對狀態下，開闢了提供溝通與聯繫的現實渠道，增強了相互間了解。同時，中國通過大使級談判向全世界宣傳了自己的正義主張，揭露了美國政府利用“台灣地位未定論”來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為掃除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障礙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二）參加國際組織，堅持“有蔣無我，有我無蔣”的原則，不授人以“兩個中國”的口實
1949年11月15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申明：只有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了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法律的與事實的根據”，要求“立即取消'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但是，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極力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政府也曾致電聯合國所屬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要求取消國民黨台灣當局在聯合國所屬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資格。但是這些正當要求都沒能得到實現。
這以後二三十年中，美國政府始終堅持推行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在台灣的歸屬問題上製造混亂。中國政府為了不給別國製造“兩個中國”的口實，始終堅持了“有我無蔣，有蔣無我”的堅定立場，堅持了民族大義。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同外國領導人就中國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交換意見時，一再明確表示：“我們的看法是，如果這些組織內有國民黨代表在，我們就不參加；如果參加，那就是承認'兩個中國'。” “如果聯合國裡有台灣的代表，我們一萬年也不進去。” 有人建議中國分兩步走，先進入聯合國再進行驅逐台灣當局的鬥爭，毛澤東斷然表示： “只能一步走。” “十五年沒有進聯合國，我們也活下來了，再讓蔣介石大元帥在聯合國裡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們照樣活下去。要我們承認'兩個中國'或者是'一個半中國'，那都不行。”
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指出：“有些人又在策劃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他們妄想把台灣說成是另外一個中國或者是獨立存在的一個國家。”“企圖在國際組織中和國際會議上預先造成'兩個中國'的形勢。中國人民早就看穿了這種陰謀。希望中國陷入這種圈套是徒然的。” 1960年4月10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上闡述中國的對外方針政策時，又指出：“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任何國際會議和任何國際組織，只要有可能出現'兩個中國'的局面，中國絕不參加；任何國際協議，如果沒有中國代表的參加和簽字，將對中國毫無約束力。”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針對美國向聯合國大會提交的“雙重代表權”提案， 1971年8月20日，發表了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國外交部聲明，表示強烈譴責，並指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把蔣介石集團驅逐出聯合國，這是一個問題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
（三）採取靈活策略，緩和同美國的關係，迫使其承認“一個中國”
在國際社會之所以會出現台灣問題，其根源在於美國推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是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領頭羊”，在國際社會有著重大影響力。隨著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澤東、周恩來從國際戰略格局的高度，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採取靈活策略，為中美關係最終實現正常化提供了契機。
1972年2月，毛澤東在同來訪的尼克松商談兩國關係正常化時說：“來自美國方面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面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 這就從戰略上建立了中美兩國進行緩和的基礎。 22日至25日，周恩來同尼克松進行了四輪艱辛談判。談判中，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中方要使美方盡可能明確地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在堅持原則的同時，周恩來告訴美國客人，將“設法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詞表達”。這樣，經過周恩來同尼克松、基辛格的艱辛談判，中美兩國終於在2月28日發表了《聯合公報》。 《聯合公報》聲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由國家利益的”。在中美關係中最突出的台灣問題上，中國方面重申了自己的一貫立場，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
毛澤東、周恩來在解決台灣問題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恢復作出了貢獻，迫使美國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開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實際上，美國政府已經承擔不得再行製造“兩個中國”，否則就要在國際輿論面前輸理、失去道義，從而為中國政府在適當時機最終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國際條件。
台灣問題牽涉中國內政問題和國際問題兩方面，解決起來艱鉅而復雜，最終解決需要時日。毛澤東、周恩來在思考和解決台灣問題時，始終抓住中國內政問題和國際問題的主要矛盾，始終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高度統一，全方位開展工作，付出了巨大艱辛，取得了重大進展與成績，功不可沒。毛澤東、周恩來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有益經驗與重要啟示，值得每一位後來者認真學習、記取和發揚光大。
(2010年1月5日第274期《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6期《黨的文獻》)
2010年1月13日
戰略性的石油運輸阻塞點
恩道爾：美國也門“反恐”動機：隨時掐斷中國石油生命線
作者：恩道爾/海杲譯注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13
http://www.wyzxsx.com
2010年，時刻准備應對，可能的伊朗戰爭，可能的索馬裡“海盜”，可能的石油價格飆升，以此內外交加衝垮中國經濟。
美國政府能源信息局稱，“關閉曼德海峽，能阻止油輪通往波斯灣，通過蘇伊士運河，使油輪必須改道繞過非洲最南端。曼德海峽是非洲之角與中東地區的阻塞點，是地中海與印度洋之間的戰略鏈接點。”
這裡也是威脅從蘇丹位於紅海港口運往中國石油的位置，正好在曼德海峽的北邊，是中國能源需求的主要生命線。另外，如果沙特阿拉伯和中國不用美元交易石油的話，可以讓索馬裡“海盜”搶劫你的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f2861d0100go2z.html
美國現在草木皆兵，機場吻別都被逮捕，但美國人，從來沒反思過自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12月 25日，美國當局逮捕了尼日利亞人Abdulmutallab，罪名是“試圖”炸毀飛機。電影《阿凡達》裡，導演卡梅隆代表西方人反思，話從“被殖民的阿凡達人”口中說出：你們為什麼總是長不大。司馬昭之心人盡皆知，司馬昭還要雇佣一些流氓走一下“道德的過場”。人們已經審美疲勞了，拜托下次直接開打，別演戲了。
試問，他們能武裝索馬裡“海盜”，你們就不能武裝索馬裡“武士”？
也門幕後動機：基地腳本背後，戰略性的石油運輸阻塞點
作者：恩道爾（F. William Engdahl）
譯者：海杲
12月25日，美國當局逮捕了乘坐阿姆斯特丹飛往底特律西北航空飛機的尼日利亞人 Abdulmutallab，罪名是“試圖”用偷藏的炸藥炸毀這架班機。自那之後，CNN、紐約時報以及其它媒體馬上開動馬力報道，懷疑他在也門針對恐怖襲擊受訓過。於是，世界人民的腦海中又出現了一個“新概念”，一個針對美國“反恐戰爭”的新目標，也就是阿拉伯半島荒蕪的國家，也門。仔細看看背景的話，五角大樓與美國情報機構在也門實際有著另一層的幕後動機。
這幾個月，全世界都看到美國軍隊逐漸進駐也門，一片沉悶貧瘠的土地，北鄰沙特阿拉伯，西部是紅海，南部是亞丁灣，面向阿拉伯海，對面則是經常出現在報紙首版的“海盜之國”，索馬裡。有證據表明，五角大樓與美國情報機構正武裝世界石油運輸的戰略阻塞點——曼德海峽，經常出沒的索馬裡“海盜”（實際上是美國的雇佣軍），還有所謂也門最新冒出的基地組織，對世界上最為重要的石油運輸路線進行武裝。另外，傳言在也門與沙特阿拉伯邊境附近埋藏大量未開發的石油，據報道可以算得上世界最大油田之一。
23歲的尼日利亞小伙Abdulmutallab被控對這起未遂炸彈事件負責，CNN們已經證明出來，他是由阿拉伯半島位於也門的基地組織培訓出來的。於是，又把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也門，“基地組織”又按五角大樓和美國情報機構的“要求”，遷徙到也門來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30來歲的CIA流氓Bruce Riedel，曾經在導致阿富汗軍事提升政策上給奧巴馬提過建議，他在博客裡寫到所謂的底特律炸彈和也門的關系，“試圖途中炸毀西北航空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底特律聖誕節期間的253班機，這是也門基地組織的野心，也門人在去年全球伊斯蘭聖戰組織中扮演一份角色……弱勢的也門政府Ali Abdallah Salih總統，從來沒有完全控制這個國家，現在面臨眾多問題，很明顯需要美國擊敗基地組織的支持。”[1]
一些基本的也門地緣政治學
在我們更多談論最新事件之前，近距離審視一下也門的位置，還是很有用的。不利於華盛頓聲稱基地組織在阿拉伯半島復活的是，有幾件事比較突出。
2009年早期，也門這顆棋子就開始移動。Tariq al-Fadhli，來自南也門的聖戰組織前領導人，打破了與也門Ali Abdullah Saleh總統政府15年的聯盟，宣布加入更廣泛的反對聯盟，名為南方運動（Southern Movement）。1980年代晚期，Al Fadhli曾是阿富汗穆賈赫迪運動組織的成員。他與政府的分裂，2009年4月阿拉伯和也門媒體上都曾報道過。Al-Fadhli與也門總統的決裂，給南方運動帶來新的勢力，之後變成聯盟的主要領導。
也門自身也是1990年代蘇聯崩潰之後創建的合成混合物，當時南方人民的也門民主共和國丟掉了外國贊助。北方也門阿拉伯共和國與南方的統一，帶來了短暫的樂觀，1994年內戰之後便被悲觀替代，因為南方軍隊的內訌，導致對他們認為是腐化裙帶國家的反對，當時總統是北方的Ali Abdullah Saleh。Saleh總統從1978年後就一人決定，首先是北也門（也門阿拉伯共和國）的總統，1990年成為統一後的新也門總統。南方軍隊的反抗失敗了，Saleh招募了al-Fadhli以及其它也門薩裡菲派（Salafists），伊斯蘭的一個保守派，還有聖戰組織，共同對抗前馬克思主義的勢力 ——南方的也門社會主義黨。
在1990年之前，華盛頓與沙特王國支持Saleh及其伊斯蘭化政策，作為對抗南方共產主義的一個籌碼[2]。自那之後，Saleh更加依賴於強大的薩裡菲派-聖戰運動維持他一個人的獨裁。al-Fadhli與Saleh的決裂，並加入之前的社會主義反對組織，對Saleh來說是一大倒退。
在al-Fadhli加入南方運動聯盟後，2009年4月28日，南方也門省份如Lahj、 Dalea與Hadramout的反抗日增。有成千上萬被解散軍人與城市公務員游行，要求更好的工資和利益，自2006年之後就不斷發生。4月的游行，對 al-Fadhli來說是第一次“露面”。他的出現，讓瀕臨死亡的南方社會主義運動，變成更廣泛的民族主義戰役。這當然刺激了總統Saleh，之後呼吁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尋求幫助，警告說，整個阿拉伯半島都會承受這種結果。
涉入所謂失敗國家的行列，在北方，Saleh面臨al-houthi Zaydi什葉派的反抗。2009年9月11日，在Al-Jazeera電視訪談中，Saleh控訴伊拉克什葉派反對組織領導人Muqtada al-Sadr，還有伊朗，說他們支持北也門什葉派Houthist謀反。也門的Saleh聲稱，“我們不能指控伊朗官方，但是伊朗人聯系我們，說他們准備調停。這意味著，伊朗人已經聯系他們了[Houthist]，假定他們想在也門政府與反叛組織之間調停。另外，伊拉克納加夫（al-Najaf）的什葉派領袖薩德爾（Muqtada al-Sadr）也要當調停人。這表明他們之間也有聯系。”[3]
也門當局聲稱，他們已經查封了在伊朗制造的武器，但是，Houthists聲稱被查的是沙特阿拉伯標記的也門設備，指控薩那（也門首都和美國大使館場所）扮演著沙特代理人的角色。伊朗拒絕了在北也門發現伊朗武器的說法，聲稱這毫無根據。[4]
基地組織實則是關塔那摩囚犯
這樣的話，所出現的場景就是，美國所支持的獨裁者的絕望，也就是也門總統Saleh，在也門統一20年後，逐漸失去控制。該國的經濟局勢不斷下跌，自從2008年石油價格崩潰後。該國70%的收入靠也門的石油出售。Saleh中央政府位於北也門的薩那，而石油卻在前南也門，但是Saleh控制了石油收入。由於缺乏石油收入，使得Saleh通常收買反對組織的選擇落了空。
在混亂的國內局勢下，2009年1月在有選擇的網絡站點有人宣布，基地組織，那個所謂的全球恐怖組織，由CIA培訓的沙特人，本拉登，已經在也門開了一個新的分舵，說是為了方便也門和沙特的操作。
也門基地組織在2009年1月20日，通過聖戰在線論壇由該組織領導人Nasiral- Wahayshi發布聲明，宣布阿拉伯半島的單一基地小組成立，在其領導之下。根據al-Wahayshi的說法，這個新的組織，阿拉伯半島的基地組織，會涵括前也門基地組織，還有已經死掉的沙特基地小組的一些成員。有意思的是，一個沙特人，前關塔那摩被拘留者（372號），Abu-Sayyaf al-SHihri，會是al-Wahayshi的代理人。
也是在視頻中，除了前關塔那摩囚犯al-Shihri，來自Abu-al-Harith Muhammad al-Awfi的說明，被認為是視頻中的戰地指揮官，據說也是來自關塔那摩的囚犯，編號333。已經得到確實的是，拷打的方法對於獲取真實招供沒有什麼價值，有些人一直猜測CIA和五角大樓關塔那摩監獄自2001年9月之後的真正目的，使用殘忍的技術，訓練或招募休眠恐怖分子，依據美國情報機構的命令行事，這種指控很難證實或否認。兩個高階的關塔那摩“畢業生”出現在也門基地組織，非常耐人尋味。
也門基地組織對al-Fadhli來說是個厄運，放大了擁有廣大群眾基礎的南方運動。在一次訪談中，al-Fadhli說，“我同北方南方所有地方的聖戰組織有著很強的關系，但是和基地組織沒有。”[5]但這並沒妨礙Saleh聲稱南方運動與基地組織是同一回事，這樣說是為了尋求華盛頓的支持。
根據美國情報機構的報告，南也門有200多名基地組織成員。[6]
Al-Fadhli在2009年5月訪談中的說法，使其與基地組織疏遠開來，“我們[南方也門]已經被入侵15年了，我們處於惡劣的占有下。所以我們忙於自己的事業，不能再顧及世界其它事情。我們希望自己獨立，終止占領。”[7]方便地，同一天，基地組織也做了長篇大論，說他們支持南方也門的事業。
5月14日，一份網絡上發表的音頻磁帶，al-Wahayshi，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的領導人，表達了對南方省份人民的同情，並表示保護他們免於壓迫，他們說，“在Lahaj、Dhali、Abyan和Hadramaut以及其它南方省份發生的事情，不能容忍。我們必須支持及幫助南方人。”他承諾回敬道：“對你的壓迫不會免於懲罰而通過……在大街上殺害穆斯林是不公正的主要犯罪。”[8]
就這一小撮人的出現，卻被媒體大肆宣揚為南方也門基地組織，其實那是廣泛的南方（社會主義）運動，他們選擇避開激進的全球性基地組織。但這卻成為五角大樓的一個理由，一個可以讓美軍開進戰略區域的理由。
實際上，也門內訌是也門自己的事，奧巴馬安排空襲也門。五角大樓聲稱12月17日與24日的襲擊，殺死了3個關鍵的基地領導人，但沒有什麼證據表明這些。現在，聖誕節的底特律炸彈醜劇，又給華盛頓的“反恐戰爭”提供了在也門繼續撒野的理由。奧巴馬現在開始對Saleh也門政府提供幫助。
逼真的索馬裡海盜鬧劇
正當這口的工夫，CNN頭條報道來自也門的新威脅，上演了很久的索馬裡海盜，在亞丁灣與阿拉伯海從南也門攻擊商船，在多國巡邏艦艇逼迫減少之後，又開始逐漸增多。
12月29日，莫斯科電視台報道，索馬裡海盜在亞丁灣索馬裡海岸截獲了一艘希腊貨船。當天早些時候，一艘掛英國旗的化學運輸船及26名船員也在亞丁灣被抓。使用西方媒體非常熟練，海盜首領Mohanmed Shakir在電話裡告訴英國泰晤士報，“我們昨天在亞丁灣搶劫了一艘掛英國旗的船。”美國情報機構簡報，戰略預測公司（Stratfor），報告泰晤士報，而這家報紙由新保守派財力支持，羅伯特.默多克，有時被以色列情報機構利用發布一些有用的故事。
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打破了2009年的攻擊與搶劫記錄。自12月22日起，亞丁灣和索馬裡東海岸的海盜攻擊，在2009年總數達到174，35艘船被劫持，587名船員被當做人質。幾乎所有海盜行動都成功了，來自國際海事局報告中心的數字。需要討論的是，誰給索馬裡“海盜”提供幫助和後勤保障，竟然能夠避開來自多個國家的國際巡邏艦艇？
值得注意的是，1月3日，Saleh總統同索馬裡總統Sheikh Sharif Sheikh Ahmed通了電話，他給Saleh簡單介紹了索馬裡最近發生的情況。Sheikh Sharif自己的基地在摩加迪休（Mogadishu），勢力很弱，有時他被稱作是摩加迪休機場的總統，他告訴Saleh說，會同Saleh分享關於可能從索馬裡境內發生的威脅也門地區安全的恐怖活動的信息。
石油運輸的阻塞點
也門和索馬裡之間區域的戰略要點在於，它是個地緣政治利益問題。曼德海峽的位置，這裡被美國政府列為7個世界石油運輸阻塞點之一。美國政府能源信息局稱，“關閉曼德海峽，能阻止油輪通往波斯灣，通過蘇伊士運河，使得油輪必須改道繞過非洲最南端。曼德海峽是非洲之角與中東地區的阻塞點，是地中海與印度洋之間的戰略鏈接點。”[9]
曼德海峽，在也門、吉布提、厄立特裡亞之間，連接紅海與亞丁灣還有阿拉伯海。從波斯灣的石油及其它輸出，在進入蘇伊士運河之前，必須經由曼德海峽。2006年，華盛頓能源部門報告說，估計每天有330萬桶石油經過這道狹窄的海峽通往歐洲、美國以及亞洲。大部分石油，其中有210萬桶經過曼德海峽向北再經過蘇伊士運河到地中海。
美國或北約軍事化曼德海峽這片水域的借口，給華盛頓提供尋求控制最為關鍵石油阻塞點的可能，這是美國戰略未來的主要部分，使得石油不能流向中國、歐盟或任何其它反對美國政策的國家。因為這裡是沙特阿拉伯石油經由曼德海峽的流出地，美國對這裡的軍事控制，可以阻止沙特王國未來與中國或其它國家不用美元進行石油交易。而這個消息，最近英國獨立記者Robert Fisk也有所報道。
這裡也是威脅從蘇丹位於紅海港口運往中國石油的位置，正好在曼德海峽的北邊，是中國國家能源需求的主要生命線。
除了作為全球石油運輸阻塞點的地緣戰略位置之外，據報道，也門還擁有大量未發掘的石油儲備。也門的馬西拉盆地（Masila Basin）和沙布窪盆地（Shabwa Basin），國際石油公司報道說，那裡蘊藏“世界級的發現”[10]。法國的一些石油公司正准備開發也門石油。大約15年前，我在一次私人聚會中被告知，一位消息靈通的華盛頓線人，說也門蘊藏能夠滿足整個世界接下來50年需求的未開發石油。或許，華盛頓最近對也門的關注，絕不是什麼基地組織的事情，經驗豐富的伊斯蘭專家，對這個全球性恐怖組織的存在很是懷疑。
作者：恩道爾/海杲譯注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13
http://www.wyzxsx.com
2010年，時刻准備應對，可能的伊朗戰爭，可能的索馬裡“海盜”，可能的石油價格飆升，以此內外交加衝垮中國經濟。
美國政府能源信息局稱，“關閉曼德海峽，能阻止油輪通往波斯灣，通過蘇伊士運河，使油輪必須改道繞過非洲最南端。曼德海峽是非洲之角與中東地區的阻塞點，是地中海與印度洋之間的戰略鏈接點。”
這裡也是威脅從蘇丹位於紅海港口運往中國石油的位置，正好在曼德海峽的北邊，是中國能源需求的主要生命線。另外，如果沙特阿拉伯和中國不用美元交易石油的話，可以讓索馬裡“海盜”搶劫你的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f2861d0100go2z.html
美國現在草木皆兵，機場吻別都被逮捕，但美國人，從來沒反思過自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12月 25日，美國當局逮捕了尼日利亞人Abdulmutallab，罪名是“試圖”炸毀飛機。電影《阿凡達》裡，導演卡梅隆代表西方人反思，話從“被殖民的阿凡達人”口中說出：你們為什麼總是長不大。司馬昭之心人盡皆知，司馬昭還要雇佣一些流氓走一下“道德的過場”。人們已經審美疲勞了，拜托下次直接開打，別演戲了。
試問，他們能武裝索馬裡“海盜”，你們就不能武裝索馬裡“武士”？
也門幕後動機：基地腳本背後，戰略性的石油運輸阻塞點
作者：恩道爾（F. William Engdahl）
譯者：海杲
12月25日，美國當局逮捕了乘坐阿姆斯特丹飛往底特律西北航空飛機的尼日利亞人 Abdulmutallab，罪名是“試圖”用偷藏的炸藥炸毀這架班機。自那之後，CNN、紐約時報以及其它媒體馬上開動馬力報道，懷疑他在也門針對恐怖襲擊受訓過。於是，世界人民的腦海中又出現了一個“新概念”，一個針對美國“反恐戰爭”的新目標，也就是阿拉伯半島荒蕪的國家，也門。仔細看看背景的話，五角大樓與美國情報機構在也門實際有著另一層的幕後動機。
這幾個月，全世界都看到美國軍隊逐漸進駐也門，一片沉悶貧瘠的土地，北鄰沙特阿拉伯，西部是紅海，南部是亞丁灣，面向阿拉伯海，對面則是經常出現在報紙首版的“海盜之國”，索馬裡。有證據表明，五角大樓與美國情報機構正武裝世界石油運輸的戰略阻塞點——曼德海峽，經常出沒的索馬裡“海盜”（實際上是美國的雇佣軍），還有所謂也門最新冒出的基地組織，對世界上最為重要的石油運輸路線進行武裝。另外，傳言在也門與沙特阿拉伯邊境附近埋藏大量未開發的石油，據報道可以算得上世界最大油田之一。
23歲的尼日利亞小伙Abdulmutallab被控對這起未遂炸彈事件負責，CNN們已經證明出來，他是由阿拉伯半島位於也門的基地組織培訓出來的。於是，又把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也門，“基地組織”又按五角大樓和美國情報機構的“要求”，遷徙到也門來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30來歲的CIA流氓Bruce Riedel，曾經在導致阿富汗軍事提升政策上給奧巴馬提過建議，他在博客裡寫到所謂的底特律炸彈和也門的關系，“試圖途中炸毀西北航空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底特律聖誕節期間的253班機，這是也門基地組織的野心，也門人在去年全球伊斯蘭聖戰組織中扮演一份角色……弱勢的也門政府Ali Abdallah Salih總統，從來沒有完全控制這個國家，現在面臨眾多問題，很明顯需要美國擊敗基地組織的支持。”[1]
一些基本的也門地緣政治學
在我們更多談論最新事件之前，近距離審視一下也門的位置，還是很有用的。不利於華盛頓聲稱基地組織在阿拉伯半島復活的是，有幾件事比較突出。
2009年早期，也門這顆棋子就開始移動。Tariq al-Fadhli，來自南也門的聖戰組織前領導人，打破了與也門Ali Abdullah Saleh總統政府15年的聯盟，宣布加入更廣泛的反對聯盟，名為南方運動（Southern Movement）。1980年代晚期，Al Fadhli曾是阿富汗穆賈赫迪運動組織的成員。他與政府的分裂，2009年4月阿拉伯和也門媒體上都曾報道過。Al-Fadhli與也門總統的決裂，給南方運動帶來新的勢力，之後變成聯盟的主要領導。
也門自身也是1990年代蘇聯崩潰之後創建的合成混合物，當時南方人民的也門民主共和國丟掉了外國贊助。北方也門阿拉伯共和國與南方的統一，帶來了短暫的樂觀，1994年內戰之後便被悲觀替代，因為南方軍隊的內訌，導致對他們認為是腐化裙帶國家的反對，當時總統是北方的Ali Abdullah Saleh。Saleh總統從1978年後就一人決定，首先是北也門（也門阿拉伯共和國）的總統，1990年成為統一後的新也門總統。南方軍隊的反抗失敗了，Saleh招募了al-Fadhli以及其它也門薩裡菲派（Salafists），伊斯蘭的一個保守派，還有聖戰組織，共同對抗前馬克思主義的勢力 ——南方的也門社會主義黨。
在1990年之前，華盛頓與沙特王國支持Saleh及其伊斯蘭化政策，作為對抗南方共產主義的一個籌碼[2]。自那之後，Saleh更加依賴於強大的薩裡菲派-聖戰運動維持他一個人的獨裁。al-Fadhli與Saleh的決裂，並加入之前的社會主義反對組織，對Saleh來說是一大倒退。
在al-Fadhli加入南方運動聯盟後，2009年4月28日，南方也門省份如Lahj、 Dalea與Hadramout的反抗日增。有成千上萬被解散軍人與城市公務員游行，要求更好的工資和利益，自2006年之後就不斷發生。4月的游行，對 al-Fadhli來說是第一次“露面”。他的出現，讓瀕臨死亡的南方社會主義運動，變成更廣泛的民族主義戰役。這當然刺激了總統Saleh，之後呼吁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尋求幫助，警告說，整個阿拉伯半島都會承受這種結果。
涉入所謂失敗國家的行列，在北方，Saleh面臨al-houthi Zaydi什葉派的反抗。2009年9月11日，在Al-Jazeera電視訪談中，Saleh控訴伊拉克什葉派反對組織領導人Muqtada al-Sadr，還有伊朗，說他們支持北也門什葉派Houthist謀反。也門的Saleh聲稱，“我們不能指控伊朗官方，但是伊朗人聯系我們，說他們准備調停。這意味著，伊朗人已經聯系他們了[Houthist]，假定他們想在也門政府與反叛組織之間調停。另外，伊拉克納加夫（al-Najaf）的什葉派領袖薩德爾（Muqtada al-Sadr）也要當調停人。這表明他們之間也有聯系。”[3]
也門當局聲稱，他們已經查封了在伊朗制造的武器，但是，Houthists聲稱被查的是沙特阿拉伯標記的也門設備，指控薩那（也門首都和美國大使館場所）扮演著沙特代理人的角色。伊朗拒絕了在北也門發現伊朗武器的說法，聲稱這毫無根據。[4]
基地組織實則是關塔那摩囚犯
這樣的話，所出現的場景就是，美國所支持的獨裁者的絕望，也就是也門總統Saleh，在也門統一20年後，逐漸失去控制。該國的經濟局勢不斷下跌，自從2008年石油價格崩潰後。該國70%的收入靠也門的石油出售。Saleh中央政府位於北也門的薩那，而石油卻在前南也門，但是Saleh控制了石油收入。由於缺乏石油收入，使得Saleh通常收買反對組織的選擇落了空。
在混亂的國內局勢下，2009年1月在有選擇的網絡站點有人宣布，基地組織，那個所謂的全球恐怖組織，由CIA培訓的沙特人，本拉登，已經在也門開了一個新的分舵，說是為了方便也門和沙特的操作。
也門基地組織在2009年1月20日，通過聖戰在線論壇由該組織領導人Nasiral- Wahayshi發布聲明，宣布阿拉伯半島的單一基地小組成立，在其領導之下。根據al-Wahayshi的說法，這個新的組織，阿拉伯半島的基地組織，會涵括前也門基地組織，還有已經死掉的沙特基地小組的一些成員。有意思的是，一個沙特人，前關塔那摩被拘留者（372號），Abu-Sayyaf al-SHihri，會是al-Wahayshi的代理人。
也是在視頻中，除了前關塔那摩囚犯al-Shihri，來自Abu-al-Harith Muhammad al-Awfi的說明，被認為是視頻中的戰地指揮官，據說也是來自關塔那摩的囚犯，編號333。已經得到確實的是，拷打的方法對於獲取真實招供沒有什麼價值，有些人一直猜測CIA和五角大樓關塔那摩監獄自2001年9月之後的真正目的，使用殘忍的技術，訓練或招募休眠恐怖分子，依據美國情報機構的命令行事，這種指控很難證實或否認。兩個高階的關塔那摩“畢業生”出現在也門基地組織，非常耐人尋味。
也門基地組織對al-Fadhli來說是個厄運，放大了擁有廣大群眾基礎的南方運動。在一次訪談中，al-Fadhli說，“我同北方南方所有地方的聖戰組織有著很強的關系，但是和基地組織沒有。”[5]但這並沒妨礙Saleh聲稱南方運動與基地組織是同一回事，這樣說是為了尋求華盛頓的支持。
根據美國情報機構的報告，南也門有200多名基地組織成員。[6]
Al-Fadhli在2009年5月訪談中的說法，使其與基地組織疏遠開來，“我們[南方也門]已經被入侵15年了，我們處於惡劣的占有下。所以我們忙於自己的事業，不能再顧及世界其它事情。我們希望自己獨立，終止占領。”[7]方便地，同一天，基地組織也做了長篇大論，說他們支持南方也門的事業。
5月14日，一份網絡上發表的音頻磁帶，al-Wahayshi，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的領導人，表達了對南方省份人民的同情，並表示保護他們免於壓迫，他們說，“在Lahaj、Dhali、Abyan和Hadramaut以及其它南方省份發生的事情，不能容忍。我們必須支持及幫助南方人。”他承諾回敬道：“對你的壓迫不會免於懲罰而通過……在大街上殺害穆斯林是不公正的主要犯罪。”[8]
就這一小撮人的出現，卻被媒體大肆宣揚為南方也門基地組織，其實那是廣泛的南方（社會主義）運動，他們選擇避開激進的全球性基地組織。但這卻成為五角大樓的一個理由，一個可以讓美軍開進戰略區域的理由。
實際上，也門內訌是也門自己的事，奧巴馬安排空襲也門。五角大樓聲稱12月17日與24日的襲擊，殺死了3個關鍵的基地領導人，但沒有什麼證據表明這些。現在，聖誕節的底特律炸彈醜劇，又給華盛頓的“反恐戰爭”提供了在也門繼續撒野的理由。奧巴馬現在開始對Saleh也門政府提供幫助。
逼真的索馬裡海盜鬧劇
正當這口的工夫，CNN頭條報道來自也門的新威脅，上演了很久的索馬裡海盜，在亞丁灣與阿拉伯海從南也門攻擊商船，在多國巡邏艦艇逼迫減少之後，又開始逐漸增多。
12月29日，莫斯科電視台報道，索馬裡海盜在亞丁灣索馬裡海岸截獲了一艘希腊貨船。當天早些時候，一艘掛英國旗的化學運輸船及26名船員也在亞丁灣被抓。使用西方媒體非常熟練，海盜首領Mohanmed Shakir在電話裡告訴英國泰晤士報，“我們昨天在亞丁灣搶劫了一艘掛英國旗的船。”美國情報機構簡報，戰略預測公司（Stratfor），報告泰晤士報，而這家報紙由新保守派財力支持，羅伯特.默多克，有時被以色列情報機構利用發布一些有用的故事。
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打破了2009年的攻擊與搶劫記錄。自12月22日起，亞丁灣和索馬裡東海岸的海盜攻擊，在2009年總數達到174，35艘船被劫持，587名船員被當做人質。幾乎所有海盜行動都成功了，來自國際海事局報告中心的數字。需要討論的是，誰給索馬裡“海盜”提供幫助和後勤保障，竟然能夠避開來自多個國家的國際巡邏艦艇？
值得注意的是，1月3日，Saleh總統同索馬裡總統Sheikh Sharif Sheikh Ahmed通了電話，他給Saleh簡單介紹了索馬裡最近發生的情況。Sheikh Sharif自己的基地在摩加迪休（Mogadishu），勢力很弱，有時他被稱作是摩加迪休機場的總統，他告訴Saleh說，會同Saleh分享關於可能從索馬裡境內發生的威脅也門地區安全的恐怖活動的信息。
石油運輸的阻塞點
也門和索馬裡之間區域的戰略要點在於，它是個地緣政治利益問題。曼德海峽的位置，這裡被美國政府列為7個世界石油運輸阻塞點之一。美國政府能源信息局稱，“關閉曼德海峽，能阻止油輪通往波斯灣，通過蘇伊士運河，使得油輪必須改道繞過非洲最南端。曼德海峽是非洲之角與中東地區的阻塞點，是地中海與印度洋之間的戰略鏈接點。”[9]
曼德海峽，在也門、吉布提、厄立特裡亞之間，連接紅海與亞丁灣還有阿拉伯海。從波斯灣的石油及其它輸出，在進入蘇伊士運河之前，必須經由曼德海峽。2006年，華盛頓能源部門報告說，估計每天有330萬桶石油經過這道狹窄的海峽通往歐洲、美國以及亞洲。大部分石油，其中有210萬桶經過曼德海峽向北再經過蘇伊士運河到地中海。
美國或北約軍事化曼德海峽這片水域的借口，給華盛頓提供尋求控制最為關鍵石油阻塞點的可能，這是美國戰略未來的主要部分，使得石油不能流向中國、歐盟或任何其它反對美國政策的國家。因為這裡是沙特阿拉伯石油經由曼德海峽的流出地，美國對這裡的軍事控制，可以阻止沙特王國未來與中國或其它國家不用美元進行石油交易。而這個消息，最近英國獨立記者Robert Fisk也有所報道。
這裡也是威脅從蘇丹位於紅海港口運往中國石油的位置，正好在曼德海峽的北邊，是中國國家能源需求的主要生命線。
除了作為全球石油運輸阻塞點的地緣戰略位置之外，據報道，也門還擁有大量未發掘的石油儲備。也門的馬西拉盆地（Masila Basin）和沙布窪盆地（Shabwa Basin），國際石油公司報道說，那裡蘊藏“世界級的發現”[10]。法國的一些石油公司正准備開發也門石油。大約15年前，我在一次私人聚會中被告知，一位消息靈通的華盛頓線人，說也門蘊藏能夠滿足整個世界接下來50年需求的未開發石油。或許，華盛頓最近對也門的關注，絕不是什麼基地組織的事情，經驗豐富的伊斯蘭專家，對這個全球性恐怖組織的存在很是懷疑。
2010年1月12日
謝國忠：上調准備金率
謝國忠：上調准備金率 短期對股市是負面影響
作者：謝劍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搜狐證券1月12日訊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0年1月18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為增強支農資金實力，支持春耕備耕，農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機構暫不上調。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搜狐證券獨家采訪時表示，央行此舉已經表明中國的通脹壓力很大，同時對股市短期內也有負面影響。
謝國忠認為，上調存款准備金率說明我國通脹壓力很大，此舉在於遏制通脹，亦給消費者一個印像，即政府是在乎通脹的，“給出這麼一個信號”。
謝國忠分析，其實在2009年8-9月份信貸的放緩已經表明貨幣政策的轉變，而貨幣政策調整最重要的即是看信貸規模及利率變化與否。
至於市場普遍在預測的加息問題，謝國忠表示，首先應該對按揭貸款的優惠政策進行調整，“因為目前房地產市場基本是一個被地方政府操縱土地的市場”。
至於對股市的影響，謝國忠則認為，上調存款准備金率短期對其是負面影響，信貸規模的調整回導致股市的波動，“規模放大則提振股市，規模縮小則遏制股市”。
作者：謝劍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搜狐證券1月12日訊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0年1月18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為增強支農資金實力，支持春耕備耕，農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機構暫不上調。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搜狐證券獨家采訪時表示，央行此舉已經表明中國的通脹壓力很大，同時對股市短期內也有負面影響。
謝國忠認為，上調存款准備金率說明我國通脹壓力很大，此舉在於遏制通脹，亦給消費者一個印像，即政府是在乎通脹的，“給出這麼一個信號”。
謝國忠分析，其實在2009年8-9月份信貸的放緩已經表明貨幣政策的轉變，而貨幣政策調整最重要的即是看信貸規模及利率變化與否。
至於市場普遍在預測的加息問題，謝國忠表示，首先應該對按揭貸款的優惠政策進行調整，“因為目前房地產市場基本是一個被地方政府操縱土地的市場”。
至於對股市的影響，謝國忠則認為，上調存款准備金率短期對其是負面影響，信貸規模的調整回導致股市的波動，“規模放大則提振股市，規模縮小則遏制股市”。
謝國忠: 最後的探戈
最後的探戈
本文來源於《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3期出版日期2010年01月11日
通貨膨脹會終結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大部分房地產的收益，會落進政府的腰包。毛利中，開發商大概能拿到四分之一。但是，這些錢會再被用來買地
謝國忠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我還能做什麼呢？我的工廠都不賺錢，只能把錢投到地產裡，”寧波一位企業家如此回答我對他資金配置的質疑。
“投機房地產，我最多虧30%。要是市場不行了，我大不了把房子給銀行。要是炒股票，一不小心就會虧70%-80%。”
當我問他為什麼不持有現金，他回答道：“我朋友買的房子，去年還是一萬一平米，現在已經兩萬了。銀行利息太低。我要趕上我朋友。”
這並不是一個孤例。最近，我幾次去浙江，不停地有企業家給我講類似的故事。工廠不賺錢了。工人難找，每月2000塊包食宿都不好找工人。五年以前，這樣的待遇有的是人搶著幹。原材料成本雖然比2007年低，但還至少是五年前的兩倍。最糟糕的是，海外訂單越來越少，客戶還不停砍價。現在企業太多，訂單太少。
地產商不過是政府“打工仔”
資本從製造業流出，進入房地產，是吹大當前中國地產泡沫的主因。 2008年股市大跌。一年時間裡，A股從2007年11月的高點跌去四分之三。此後的上漲，只是熊市反彈，還不是牛市。當前看多股市的說法，不過是絕望的人希望股市反彈，因此，不停鼓吹樂觀情緒。看多的言論網站上到處都是。有些網站看起來像是沒有醫生的精神病醫院。
房地產市場是最大的秀場。今年主要房地產市場的銷售收入可能會突破4萬億，超過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大部分房地產的收益，會落進政府的腰包。土地出讓金和各種稅費要占到房地產銷售價格的一半以上。毛利中，開發商大概能拿到四分之一。但是，這些錢會再被用來買地。雖然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分為很多類，但其中大約一半和房地產相關。中國的財政情況和1997年的香港很像。這就是抑制房地產泡沫如此困難的原因。
伴隨著美元走軟，房地產市場從2002年開始復蘇。當時，海外華人希望購買中國的物業，以減少美元資產。這成為是市場復甦的一大推動力。和海外華人聯繫緊密的沿海城市是第一波受益者。 2005年末，當美聯儲將利率提高到4%之上時，中國房地產牛市戛然而止。第二波房地產牛市，則由銀行貸款推動，特別是住房抵押貸款。房地產公司在香港融資，以及外資進入房地產，也是第二輪房價上漲的重要推手。省會城市則受益匪淺。
當土地儲備和分散佈局受到股市青睞時，上市的房地產公司以及獲得外資支持的房地產企業，在省會城市掀起一輪拿地潮。他們的資金既支持了經濟增長又製造了房地產需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融企業也幫著推動了地產復甦。不過，房地產企業現在都希望能在香港把股票變現。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現在還是一個賣得動的故事。他們都希望在最後的清算到來之前，變現離場。
當前這一波房地產牛市從2009年3月開始。這更多是由中國自己政策造成的。疲軟的美元只不過幫著阻止資本外流，使資本盈餘推高資產泡沫。在中國買房的外國投資者，經歷了次貸風波之後，已對地產泡沫避之惟恐不及。事實上，這一波房價上漲的時候，海外投資者都在拋售。
這輪週期中，我看到三種信奉不同理念的購房者：
第一類：政府不會讓房價下跌
多數購房者都屬於這一類。這些人是中高收入人群，收入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倍或更多。他們對高房價一直難以容忍，並等待正確時機購房。他們歡迎全球危機，因為這是難逢的房價調整機遇。不過，房價沒有下跌。這使他們確信，政府不會讓房價下跌。這類人的邏輯就是，儘管房價高還是要買房，因為價格會漲得更高。這類人是天量抵押貸款增加的主要推動力量。 2009年，他們主要集中在3月至8月買房。到目前為止，房地產價格屢創新高，這類人賭對了，他們賬面上已經有利潤了。
第二類：政府最喜歡房地產開發商
在這場危機中，一個朋友評價說，政府最喜歡房地產開發商。危機初期，大多數房地產開發商都拴在一根繩上。他們槓桿很高，其主要資產—土地不斷貶值。在正常市場經濟中，出現這種情況，房地產開發商很快就破產了。但是，國有銀行提高了房地產開發商的信貸額度，以支撐他們的流動性而不管他們淨資產狀況如何。然後，鼓勵購房的信貸優惠出台使得抵押貸款大幅增加，刺激房地產銷售快速增長。房地產開發商都獲救了。
其他行業，從鋼鐵、媒體到零售，都面臨從未有過的困境，現在也還未恢復到2007年的繁榮。其他行業從這次教訓中明白了，房地產行業總是獲利的。因此，每個人都想成為房地產開發商。但是，由於房地產開發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很多沒有足夠資本的人就成為房地產投機者，希望這些利潤有一天能讓他們變成開發商。
第三類：錢將不值錢
通脹是熱門話題。通脹預期使得人們增加銀行存款。這與通脹趨勢是一致的：高收入人群消費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上漲最快。同樣的商品和服務，在歐洲或香港價格更低，哪怕是中國製造的。這就是為什麼富人最害怕通脹。 “無論房價怎麼跌，我還有這套房子，但是現金價值可以變成零。”有人如此表白，他為什麼不持有現金。
無論人們是如何做出繼續購房或持有眼下房產的判斷，其最終推手都是通脹預期。並且，價格上漲勢頭似乎證實了這種預期。在上一個資產週期，我觀察到，沒有什麼能像資產價格上漲那樣讓人們更樂觀。在市場上漲時，大多數看空的投資者不會堅持他們的觀點超過兩週。在有效市場，價格上漲可以使用未來的錢。但是，中國房地產價格上漲是市場化現像嗎？更不用說，這是有效市場現像嗎？
中國不缺土地。每年土地供應量足夠滿足城市化增長需要。非正式資料顯示，在過去四年已經出售的房屋中，很可能三分之一是空置的。 3%的租房回報率支持這個故事。目前，租房回報率很可能跟由於租戶日常居住導致的損壞成本差不多，這就是說，租房和閒置對屋主沒有差異。
能夠解釋房價上升趨勢的就是投機需求了。關鍵問題是，為什麼投機需求如此龐大並且持久。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背後支持。無論何時市場變冷，地方政府支持允許開發商惜售，並且不用擔心來自銀行的壓力。因此，市場下行時，銷售量幾乎為零。這裡的市場表現為，只有一個賣方，並且沒有流動性約束，並且市場只能保持最低價格。由於最低價格被不斷抬高，還在等待的人們受到懲罰。這種市場行為使投機者確信，他們應該儘早買，並且自己的槓桿率越高越好。
投機可以持續下去，前提是投機者仍能獲得大量便宜的資金，並且，當市場轉冷時，地方政府可以繼續減少供給。因為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從銀行借到資金，它們抵抗市場的耐力也由銀行流動性決定。因此，只要貨幣供給持續快速增長，保證銀行流動性充裕，房地產泡沫就會一直持續。
通脹後年成大患
只要未面臨通脹和匯率貶值壓力，一個國家可以印出它想要數量的鈔票。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當美元疲軟，通脹就成為麻煩。當美元堅挺，本幣貶值壓力就成為貨幣政策的掣肘。
例如，印度和俄羅斯正經歷兩位數通脹，而它們的貨幣兌美元走強。兩個國家都在升息但速度很慢。幣值穩定給它們解決通脹的時間。
當美元走強，發展中國家總是經歷貨幣危機。 20年前，拉美國家曾出現過這種情形。 10年前，亞洲和俄羅斯也曾出現過。當發展中國家面臨貶值壓力，在美元疲軟時，通常資產泡沫隨之而來，到那時，儘管經濟不景氣，它也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這種痛楚常常無法忍受。讓我們看看，這個遊戲在中國如何結束。
投資者常犯的一個錯誤是，認為經濟快速增長意味著資產價格上漲。這個觀點有兩個問題。首先，經濟快速增長，即使是在有效率的市場，也不會支持資產價格無限上漲。因此，經濟增長只能支撐資產價格上漲到一定水平。這個水平可以用各種估值方法計算。當價格超過一定水平，價格應該下跌，即便經濟增長已經被充分地認識到。
其次，高速的經濟增長通常和資本分配低效率聯繫在一起。儘管經濟發展成功，投資者也不會有高回報。他們的錢補貼了這一方市場的資本形成。以日本為例，其股市和房市價格比30年前低，但是，今天的日本經濟規模更大了。韓國和台灣資產市場也是一樣。
我認為，通貨膨脹會終結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從根本上來說，通脹是貨幣現像。比如，中國的貨幣供給增幅是30%，而名義GDP增幅為5%。這中間的差異某一天就會以通脹的形式顯現出來。貨幣增長和通脹之間的遲滯由各種原因決定。當原材料和勞動力供給充裕、產能過剩，通脹就會滯後很長時間。過去十年，中國的情況就是如此。但是，今天的情況已經變了。
中國的勞動力供應已經趨緊。通常我們認為，由於農村存在巨大的富餘勞動力，勞動力供給過剩在中國將長期存在。但現實並非如此。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我會專門寫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不可否認，中國的工資水平正在上漲，特別是不熟練工人。
資源品價格，譬如油價和銅價，已經漲到上世紀90年代平均水平的兩到三倍。雖然過去三個月它們的價格很平穩，但是，過往漲價造成的通脹壓力並未被完全消化。此外，資源品的價格在今後兩年內還會繼續上升，進一步推高通脹壓力。
產能過剩仍是抑制通脹的防火牆，但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堅不可摧。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減少了製造環節在製成品附加值中的佔比。比如，鐵礦石和焦炭目前占到鋼鐵成本的四分之三。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對鋼鐵價格影響並不大。鋼鐵價格很大程度上由原材料價格決定。
資本從製造業流向房地產給“通脹棺材”上敲下了最後一根釘子。由於極低的利潤水平和不斷上漲的房地產價格，製造業公司正在減少投資。長期來看，產能過剩對通脹的抑制會不斷減弱。
對中國而言，通脹已經是一個問題。政府用來控制價格上漲的行政手段可以減弱通脹的勢頭。但是，類似於上世紀90年代的那種高通脹，一定會再次出現。到2012年，通脹將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有兩個原因會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首先，由於通脹是全球性的，美聯儲將會把利率升到5%以上，這將使熱錢流出中國。其次，為了對抗通脹並阻止資本流出，中國的利率水平將會高於美國。
2012年，地產泡沫終將破滅。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
本文來源於《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3期出版日期2010年01月11日
通貨膨脹會終結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大部分房地產的收益，會落進政府的腰包。毛利中，開發商大概能拿到四分之一。但是，這些錢會再被用來買地
謝國忠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我還能做什麼呢？我的工廠都不賺錢，只能把錢投到地產裡，”寧波一位企業家如此回答我對他資金配置的質疑。
“投機房地產，我最多虧30%。要是市場不行了，我大不了把房子給銀行。要是炒股票，一不小心就會虧70%-80%。”
當我問他為什麼不持有現金，他回答道：“我朋友買的房子，去年還是一萬一平米，現在已經兩萬了。銀行利息太低。我要趕上我朋友。”
這並不是一個孤例。最近，我幾次去浙江，不停地有企業家給我講類似的故事。工廠不賺錢了。工人難找，每月2000塊包食宿都不好找工人。五年以前，這樣的待遇有的是人搶著幹。原材料成本雖然比2007年低，但還至少是五年前的兩倍。最糟糕的是，海外訂單越來越少，客戶還不停砍價。現在企業太多，訂單太少。
地產商不過是政府“打工仔”
資本從製造業流出，進入房地產，是吹大當前中國地產泡沫的主因。 2008年股市大跌。一年時間裡，A股從2007年11月的高點跌去四分之三。此後的上漲，只是熊市反彈，還不是牛市。當前看多股市的說法，不過是絕望的人希望股市反彈，因此，不停鼓吹樂觀情緒。看多的言論網站上到處都是。有些網站看起來像是沒有醫生的精神病醫院。
房地產市場是最大的秀場。今年主要房地產市場的銷售收入可能會突破4萬億，超過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大部分房地產的收益，會落進政府的腰包。土地出讓金和各種稅費要占到房地產銷售價格的一半以上。毛利中，開發商大概能拿到四分之一。但是，這些錢會再被用來買地。雖然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分為很多類，但其中大約一半和房地產相關。中國的財政情況和1997年的香港很像。這就是抑制房地產泡沫如此困難的原因。
伴隨著美元走軟，房地產市場從2002年開始復蘇。當時，海外華人希望購買中國的物業，以減少美元資產。這成為是市場復甦的一大推動力。和海外華人聯繫緊密的沿海城市是第一波受益者。 2005年末，當美聯儲將利率提高到4%之上時，中國房地產牛市戛然而止。第二波房地產牛市，則由銀行貸款推動，特別是住房抵押貸款。房地產公司在香港融資，以及外資進入房地產，也是第二輪房價上漲的重要推手。省會城市則受益匪淺。
當土地儲備和分散佈局受到股市青睞時，上市的房地產公司以及獲得外資支持的房地產企業，在省會城市掀起一輪拿地潮。他們的資金既支持了經濟增長又製造了房地產需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融企業也幫著推動了地產復甦。不過，房地產企業現在都希望能在香港把股票變現。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現在還是一個賣得動的故事。他們都希望在最後的清算到來之前，變現離場。
當前這一波房地產牛市從2009年3月開始。這更多是由中國自己政策造成的。疲軟的美元只不過幫著阻止資本外流，使資本盈餘推高資產泡沫。在中國買房的外國投資者，經歷了次貸風波之後，已對地產泡沫避之惟恐不及。事實上，這一波房價上漲的時候，海外投資者都在拋售。
這輪週期中，我看到三種信奉不同理念的購房者：
第一類：政府不會讓房價下跌
多數購房者都屬於這一類。這些人是中高收入人群，收入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倍或更多。他們對高房價一直難以容忍，並等待正確時機購房。他們歡迎全球危機，因為這是難逢的房價調整機遇。不過，房價沒有下跌。這使他們確信，政府不會讓房價下跌。這類人的邏輯就是，儘管房價高還是要買房，因為價格會漲得更高。這類人是天量抵押貸款增加的主要推動力量。 2009年，他們主要集中在3月至8月買房。到目前為止，房地產價格屢創新高，這類人賭對了，他們賬面上已經有利潤了。
第二類：政府最喜歡房地產開發商
在這場危機中，一個朋友評價說，政府最喜歡房地產開發商。危機初期，大多數房地產開發商都拴在一根繩上。他們槓桿很高，其主要資產—土地不斷貶值。在正常市場經濟中，出現這種情況，房地產開發商很快就破產了。但是，國有銀行提高了房地產開發商的信貸額度，以支撐他們的流動性而不管他們淨資產狀況如何。然後，鼓勵購房的信貸優惠出台使得抵押貸款大幅增加，刺激房地產銷售快速增長。房地產開發商都獲救了。
其他行業，從鋼鐵、媒體到零售，都面臨從未有過的困境，現在也還未恢復到2007年的繁榮。其他行業從這次教訓中明白了，房地產行業總是獲利的。因此，每個人都想成為房地產開發商。但是，由於房地產開發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很多沒有足夠資本的人就成為房地產投機者，希望這些利潤有一天能讓他們變成開發商。
第三類：錢將不值錢
通脹是熱門話題。通脹預期使得人們增加銀行存款。這與通脹趨勢是一致的：高收入人群消費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上漲最快。同樣的商品和服務，在歐洲或香港價格更低，哪怕是中國製造的。這就是為什麼富人最害怕通脹。 “無論房價怎麼跌，我還有這套房子，但是現金價值可以變成零。”有人如此表白，他為什麼不持有現金。
無論人們是如何做出繼續購房或持有眼下房產的判斷，其最終推手都是通脹預期。並且，價格上漲勢頭似乎證實了這種預期。在上一個資產週期，我觀察到，沒有什麼能像資產價格上漲那樣讓人們更樂觀。在市場上漲時，大多數看空的投資者不會堅持他們的觀點超過兩週。在有效市場，價格上漲可以使用未來的錢。但是，中國房地產價格上漲是市場化現像嗎？更不用說，這是有效市場現像嗎？
中國不缺土地。每年土地供應量足夠滿足城市化增長需要。非正式資料顯示，在過去四年已經出售的房屋中，很可能三分之一是空置的。 3%的租房回報率支持這個故事。目前，租房回報率很可能跟由於租戶日常居住導致的損壞成本差不多，這就是說，租房和閒置對屋主沒有差異。
能夠解釋房價上升趨勢的就是投機需求了。關鍵問題是，為什麼投機需求如此龐大並且持久。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背後支持。無論何時市場變冷，地方政府支持允許開發商惜售，並且不用擔心來自銀行的壓力。因此，市場下行時，銷售量幾乎為零。這裡的市場表現為，只有一個賣方，並且沒有流動性約束，並且市場只能保持最低價格。由於最低價格被不斷抬高，還在等待的人們受到懲罰。這種市場行為使投機者確信，他們應該儘早買，並且自己的槓桿率越高越好。
投機可以持續下去，前提是投機者仍能獲得大量便宜的資金，並且，當市場轉冷時，地方政府可以繼續減少供給。因為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從銀行借到資金，它們抵抗市場的耐力也由銀行流動性決定。因此，只要貨幣供給持續快速增長，保證銀行流動性充裕，房地產泡沫就會一直持續。
通脹後年成大患
只要未面臨通脹和匯率貶值壓力，一個國家可以印出它想要數量的鈔票。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當美元疲軟，通脹就成為麻煩。當美元堅挺，本幣貶值壓力就成為貨幣政策的掣肘。
例如，印度和俄羅斯正經歷兩位數通脹，而它們的貨幣兌美元走強。兩個國家都在升息但速度很慢。幣值穩定給它們解決通脹的時間。
當美元走強，發展中國家總是經歷貨幣危機。 20年前，拉美國家曾出現過這種情形。 10年前，亞洲和俄羅斯也曾出現過。當發展中國家面臨貶值壓力，在美元疲軟時，通常資產泡沫隨之而來，到那時，儘管經濟不景氣，它也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這種痛楚常常無法忍受。讓我們看看，這個遊戲在中國如何結束。
投資者常犯的一個錯誤是，認為經濟快速增長意味著資產價格上漲。這個觀點有兩個問題。首先，經濟快速增長，即使是在有效率的市場，也不會支持資產價格無限上漲。因此，經濟增長只能支撐資產價格上漲到一定水平。這個水平可以用各種估值方法計算。當價格超過一定水平，價格應該下跌，即便經濟增長已經被充分地認識到。
其次，高速的經濟增長通常和資本分配低效率聯繫在一起。儘管經濟發展成功，投資者也不會有高回報。他們的錢補貼了這一方市場的資本形成。以日本為例，其股市和房市價格比30年前低，但是，今天的日本經濟規模更大了。韓國和台灣資產市場也是一樣。
我認為，通貨膨脹會終結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從根本上來說，通脹是貨幣現像。比如，中國的貨幣供給增幅是30%，而名義GDP增幅為5%。這中間的差異某一天就會以通脹的形式顯現出來。貨幣增長和通脹之間的遲滯由各種原因決定。當原材料和勞動力供給充裕、產能過剩，通脹就會滯後很長時間。過去十年，中國的情況就是如此。但是，今天的情況已經變了。
中國的勞動力供應已經趨緊。通常我們認為，由於農村存在巨大的富餘勞動力，勞動力供給過剩在中國將長期存在。但現實並非如此。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我會專門寫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不可否認，中國的工資水平正在上漲，特別是不熟練工人。
資源品價格，譬如油價和銅價，已經漲到上世紀90年代平均水平的兩到三倍。雖然過去三個月它們的價格很平穩，但是，過往漲價造成的通脹壓力並未被完全消化。此外，資源品的價格在今後兩年內還會繼續上升，進一步推高通脹壓力。
產能過剩仍是抑制通脹的防火牆，但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堅不可摧。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減少了製造環節在製成品附加值中的佔比。比如，鐵礦石和焦炭目前占到鋼鐵成本的四分之三。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對鋼鐵價格影響並不大。鋼鐵價格很大程度上由原材料價格決定。
資本從製造業流向房地產給“通脹棺材”上敲下了最後一根釘子。由於極低的利潤水平和不斷上漲的房地產價格，製造業公司正在減少投資。長期來看，產能過剩對通脹的抑制會不斷減弱。
對中國而言，通脹已經是一個問題。政府用來控制價格上漲的行政手段可以減弱通脹的勢頭。但是，類似於上世紀90年代的那種高通脹，一定會再次出現。到2012年，通脹將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有兩個原因會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首先，由於通脹是全球性的，美聯儲將會把利率升到5%以上，這將使熱錢流出中國。其次，為了對抗通脹並阻止資本流出，中國的利率水平將會高於美國。
2012年，地產泡沫終將破滅。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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