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樓市泡沫即將破滅時，我會通知你
謝國忠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現在，保姆們都去買房了，還會有誰？永遠不要低估13億人的力量。在中國，許多人說你應該聽擦鞋男孩的意見。事實上，確實會有很多人聽他的
（專欄作家謝國忠）“我家的保姆剛剛提出辭職，”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最近告訴我，“她急著回家買房子。我建議她借的貸款不要超過七成，這樣萬一有損失，至少還有緩衝餘地。”
這不是我第一次在中國聽到這樣的故事。上海也有幾個朋友告訴過我類似的故事。似乎在同一時間，所有的的保姆都殺入了樓市。
對於基金經理來說，請保姆可謂好處多多。中國的保姆可能就是擦鞋男孩的亞洲版。 1929年華爾街崩盤前夕，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的父親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有一天在擦皮鞋時，發現鞋童也在談論股市、投資股市，老肯尼迪覺得情勢不妙，回去就把股票賣光了。
另一位朋友最近在海南三亞度假，感到不由自主地要去售樓處看看。每個她認識的人都在那裡買了房。似乎不在那裡買房，就顯的不合群了。
“你應該買了兩套，”精明的售樓小姐建議，“三年後，價格會翻1倍。到時，你賣掉一套，另一套就等於白撿的。”
一個人怎麼能拒絕這樣的建議呢？
在官員腐敗案件中，招牌的證據已不再是塞滿冰箱的現金、抑或一身名牌有點小名氣的女演員做情婦，而是有多少套房子。上海的一位局級官員被抓時，就有24套房子。 （注：2007年10月，原上海浦東新區副區長康慧軍被“雙規”，他和妻子名下的房產多達24處）
中國正處地產投資狂潮帶來的劇烈陣痛中。首先，我想聲明，說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為一個“泡沫”，並非是在否定中國的發展成就。泡沫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是樂觀，而樂觀離不開經濟上的成功。另外，我也不是說價格明天就會下降。泡沫的發展和破滅，有自己的時間表。當它即將破裂時，我會讓你知道。
免費午餐
人民幣升值預期可能是催生泡沫的主要力量。首先，它迎合了人內心深處對免費午餐的慾望。你要做的僅僅是把錢兌換成人民幣。所有華爾街上的專家都會告訴你，你穩賺不賠。這些錢已湧入中國。
其次，人民幣升值的故事把中國人的錢留在了國內。美元向來是中國人的資產避風港，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銀行有大量的美元存款，理所當然地，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都在海外有美元。但現在，所有的錢回來了。更重要的是，任何收入，合法還是不合法，現在都留在了中國，不出去了。
要房子，不要現金
腐敗官員為什麼會保有房子，而不是現金？按華爾街的說法，人民幣將會升值，因此，根本就不應該持有美元。但在樓價飆升時，又何必持有現金呢？腐敗的現金到了樓市可以再賺一道錢。貪官們只有在被抓時，才會體會到持有不動產是有壞處的。
巨量的流動性促使中資銀行盡可能地放貸。有一個華爾街傳統，中國人學得很快，那就是讓公司開支票給自己發獎金。你需要做的僅是報告一個驚人的季度業績。這是一個比華爾街更容易的遊戲：中國政府把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都固定住，保持了很寬的利息差。你只需要放貸，利潤會自動進來。貸款轉壞總得過三年吧？到時，我用不著把獎金還回去，對不對？
要讓泡沫持續，你需要一種力量，讓它在有破滅跡像時也能將它穩住。華爾街不斷地泵出新的天然或人工合成的產品，把債務轉化為對資產的需求。在中國，地方政府扮演了這一角色。
寅吃卯糧
由於利益相關，中國政府已身陷泡沫不能自拔。賣地的錢都到了政府手裡。土地價格已上升到了佔開發成本的一半。在熱點地區，土地成本超過了開發費用——政府要現在就把未來的價格收入拿到手裡。
房子賣掉時，政府收到交易稅和利得稅。地產開發商向政府交的稅超過了自己的收入。地產開發商最終將收入入賬時，他們必須將錢再去投入，華爾街分析師會建議他們去買地。由於土地價格升了很多，他們可憐的收入不夠，所以他們不得不借錢。他們所有的收入和借錢的利息，都到了政府手裡。你能責怪他們助推了樓市價格嗎？
對土地的痴迷是另一個推動因素。不久前，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國，最重要的資產永遠是土地。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是一句中國老話，這句話沒有說明“十萬雪花銀”去了哪兒。它們去買地了！當然，在城市裡，你已經看不到地了，只能看到地上的建築，但畢竟，建築也是長在地上的。
現在，保姆們都去買房了，還會有誰？永遠不要低估13億人的力量。在中國，許多人說你應該聽擦鞋男孩的意見。事實上，確實會有很多人聽他的。
歡迎來到中國，這塊土地可以讓你快速致富。 ■
All article is for personal reference only. The copyright of all article belongs to original author.
2010年4月28日
打壓樓市不足以遏制泡沫
打壓樓市不足以遏制泡沫
謝國忠
本文來源於財新網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政府最新的打壓炒樓措施，本質上還是技術性的；應盡快將利率一次提高2個百分點；應將銀行核心資本充足率要求由5％提至8％
【財新網】（專欄作家謝國忠）最近的統計數字，雖然還遠遠難言準確，已經毫不含糊地表明中國經濟過熱且存在投機泡沫：GDP增速達到兩位數；官方發布的房地產價格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若按房地產行業自己的數據，增速或超過50％）；地產投資上升了三分之一；通脹也可能很快邁上兩位數，儘管在官方的統計數字裡，通脹依然很低。
要避免出現大的危機，果斷的政策行動已經非出不可。事實上，某些危機可能已經無可避免。如果在政策上再有拖延，一旦危機發生，後果只能更加不堪。
房地產泡沫已急劇擴大。兩會一結束，炒樓之風即時加劇。在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市場，樓價和成交量都急升。投機者變得無所忌憚，而儲戶因通脹而陷入恐慌。沒有人相信政府會讓樓價下跌。結果，人們紛紛拿出積蓄，盡可能多地借錢來搶購房子，連價格都顧不上了。這一切與金融狂熱的最後瘋狂相似。如果其他國家的教訓可資借鑒，這種瘋狂將急速地吹大泡沫，而其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20年前的日本，10年前的東南亞，現在的美國都是明證。
政府最新的打壓炒樓的措施，本質上來說還是技術性的，針對的只是投機性需求。但是，就像過去出台過的類似措施，是可以被規避的。事實上，推大泡沫的真正動力是長期的實際上的負利率，即名義利率低於通脹率。除非糾正這個，否則在短暫的偃旗息鼓後，泡沫還會捲土重來，越變越大。而這種惡性循環要到頭，惟有銀行沒有了足夠的流動性，即居民不再增加儲蓄，而是盡可能地借錢。事實上，最近的數據表明，這種情形正在到來。
控制泡沫的最有效措施是：一，提高利率，直至高於預期的通貨膨脹率；二，提高銀行的資本要求。中國應盡快將利率提高2個百分點，現行利率低得可笑。這種負利率的時間過長，就會導致了房地產泡沫，資源分配不當，並最終導致金融危機。
中國目前的利率比正常水平可能低了5個百分點。人民幣升值預期為資金持有人提供了利率的替代品。事實上，這種升值預期拉動了對人民幣的需求，導致中國的外匯儲備在過去五年增加了3倍，至2.4萬億美元。期間，中國的資產價格也上升了大約相同的幅度。通貨膨脹也隨之而來。
通過通貨膨脹（儘管統計數字說中國還沒有通貨膨脹），中國的貨幣可能實際上已經升值了。證據是：第一，出口商正在尋求將更多的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第二，與國際上橫向比較，中國的價格水平已經非常高。今天的許多貨幣升值預期可能是個泡沫。這種預期依然強勁，只是因為熱錢認為中國的資產價格仍會上升。對付這種預期的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冷卻國內的資產泡沫。因此，提高利率可能會趕走一些熱錢。
通過加息，中國就可以避免一些小的政策舉動。現在緊縮貨幣其實已經非常晚了。如果第一次緊縮行動縮手縮腳，可能會給人留下政府決心不夠的印象，進而甚至令情況變得更糟。
中國必須盡可能地提高對銀行體系的核心資本充足率要求，因為這些銀行通過籌集資本來支持其貸款擴張。不這麼做的話，由於這些銀行的動機是以最快的速度擴張，貸款可能再次飆漲。
人民幣升值的需求，確保了銀行流動性充足。目前的貸存比率為67％，銀行還有足夠的空間放貸。額外的注資將增加進一步放貸的壓力，因為不放貸，股本回報率將下降，對銀行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不利。考慮到上述因素，政府應將核心資本充足比率要求由5％提至8％，讓銀行在三年內達標。達到這一目標不難。
高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只是為納稅人增加了緩衝，中國的銀行都太大而不能倒。到了地產泡沫破裂的那天，政府肯定要為銀行注資，而這些錢都是從納稅人那裡來的。上次地產泡沫破滅是在1998年，當時的不良貸款佔總貸款的比率高達40％。如果現在的這個泡沫破裂，不良貸款率可能會達到20％或更多。銀行目前的資本基礎遠遠不夠覆蓋不良貸款帶來的損失。銀行應盡快增加資本。這種壓力會減少他們的貸款能力，減緩泡沫膨脹。通過限制泡沫的大小，當泡沫破滅時，銀行蒙受的損失也能少一些。
每個人都應吸取美國的教訓。泡沫不應該置之不理，因為最終它將讓納稅人付出沉重的代價。只在泡沫破滅後，才採取行動，就像前美國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那樣，是完全不負責任的行為。中國必須採取重大行動，來防止災難的發生。不能做到這一點，就是不負責任。 ■
謝國忠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學家；本文的英文版首先發表於《南華早報》
謝國忠
本文來源於財新網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政府最新的打壓炒樓措施，本質上還是技術性的；應盡快將利率一次提高2個百分點；應將銀行核心資本充足率要求由5％提至8％
【財新網】（專欄作家謝國忠）最近的統計數字，雖然還遠遠難言準確，已經毫不含糊地表明中國經濟過熱且存在投機泡沫：GDP增速達到兩位數；官方發布的房地產價格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若按房地產行業自己的數據，增速或超過50％）；地產投資上升了三分之一；通脹也可能很快邁上兩位數，儘管在官方的統計數字裡，通脹依然很低。
要避免出現大的危機，果斷的政策行動已經非出不可。事實上，某些危機可能已經無可避免。如果在政策上再有拖延，一旦危機發生，後果只能更加不堪。
房地產泡沫已急劇擴大。兩會一結束，炒樓之風即時加劇。在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市場，樓價和成交量都急升。投機者變得無所忌憚，而儲戶因通脹而陷入恐慌。沒有人相信政府會讓樓價下跌。結果，人們紛紛拿出積蓄，盡可能多地借錢來搶購房子，連價格都顧不上了。這一切與金融狂熱的最後瘋狂相似。如果其他國家的教訓可資借鑒，這種瘋狂將急速地吹大泡沫，而其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20年前的日本，10年前的東南亞，現在的美國都是明證。
政府最新的打壓炒樓的措施，本質上來說還是技術性的，針對的只是投機性需求。但是，就像過去出台過的類似措施，是可以被規避的。事實上，推大泡沫的真正動力是長期的實際上的負利率，即名義利率低於通脹率。除非糾正這個，否則在短暫的偃旗息鼓後，泡沫還會捲土重來，越變越大。而這種惡性循環要到頭，惟有銀行沒有了足夠的流動性，即居民不再增加儲蓄，而是盡可能地借錢。事實上，最近的數據表明，這種情形正在到來。
控制泡沫的最有效措施是：一，提高利率，直至高於預期的通貨膨脹率；二，提高銀行的資本要求。中國應盡快將利率提高2個百分點，現行利率低得可笑。這種負利率的時間過長，就會導致了房地產泡沫，資源分配不當，並最終導致金融危機。
中國目前的利率比正常水平可能低了5個百分點。人民幣升值預期為資金持有人提供了利率的替代品。事實上，這種升值預期拉動了對人民幣的需求，導致中國的外匯儲備在過去五年增加了3倍，至2.4萬億美元。期間，中國的資產價格也上升了大約相同的幅度。通貨膨脹也隨之而來。
通過通貨膨脹（儘管統計數字說中國還沒有通貨膨脹），中國的貨幣可能實際上已經升值了。證據是：第一，出口商正在尋求將更多的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第二，與國際上橫向比較，中國的價格水平已經非常高。今天的許多貨幣升值預期可能是個泡沫。這種預期依然強勁，只是因為熱錢認為中國的資產價格仍會上升。對付這種預期的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冷卻國內的資產泡沫。因此，提高利率可能會趕走一些熱錢。
通過加息，中國就可以避免一些小的政策舉動。現在緊縮貨幣其實已經非常晚了。如果第一次緊縮行動縮手縮腳，可能會給人留下政府決心不夠的印象，進而甚至令情況變得更糟。
中國必須盡可能地提高對銀行體系的核心資本充足率要求，因為這些銀行通過籌集資本來支持其貸款擴張。不這麼做的話，由於這些銀行的動機是以最快的速度擴張，貸款可能再次飆漲。
人民幣升值的需求，確保了銀行流動性充足。目前的貸存比率為67％，銀行還有足夠的空間放貸。額外的注資將增加進一步放貸的壓力，因為不放貸，股本回報率將下降，對銀行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不利。考慮到上述因素，政府應將核心資本充足比率要求由5％提至8％，讓銀行在三年內達標。達到這一目標不難。
高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只是為納稅人增加了緩衝，中國的銀行都太大而不能倒。到了地產泡沫破裂的那天，政府肯定要為銀行注資，而這些錢都是從納稅人那裡來的。上次地產泡沫破滅是在1998年，當時的不良貸款佔總貸款的比率高達40％。如果現在的這個泡沫破裂，不良貸款率可能會達到20％或更多。銀行目前的資本基礎遠遠不夠覆蓋不良貸款帶來的損失。銀行應盡快增加資本。這種壓力會減少他們的貸款能力，減緩泡沫膨脹。通過限制泡沫的大小，當泡沫破滅時，銀行蒙受的損失也能少一些。
每個人都應吸取美國的教訓。泡沫不應該置之不理，因為最終它將讓納稅人付出沉重的代價。只在泡沫破滅後，才採取行動，就像前美國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那樣，是完全不負責任的行為。中國必須採取重大行動，來防止災難的發生。不能做到這一點，就是不負責任。 ■
謝國忠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學家；本文的英文版首先發表於《南華早報》
2010年4月27日
IMF在2月售出5.6噸黃金
世界黃金協會稱IMF在2月售出5.6噸黃金
2010年04月27日
世界黃金協會(WorldGoldCouncil)週一(4月26日)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黃金出售計劃第二階段中於2月售出5.6噸黃金。
IMF出售黃金的行動是在第三份"央行黃金協議" (CentralBankGoldAgreement)的框架下進行,該協議在2009年9月開始生效。協議下,截至4月20日總出售量僅為7.2噸黃金,該協議限制央行黃金協議簽約國每年最多出售400噸黃金。
IMF去年開始計劃出售403.3噸黃金。計入今日世界黃金協會報告的IMF黃金出售量,以及去年IMF出售200噸黃金予印度及售出少量黃金予斯里蘭卡和毛里求斯,IMF還可以出售185.7噸黃金。
2010年04月27日
世界黃金協會(WorldGoldCouncil)週一(4月26日)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黃金出售計劃第二階段中於2月售出5.6噸黃金。
IMF出售黃金的行動是在第三份"央行黃金協議" (CentralBankGoldAgreement)的框架下進行,該協議在2009年9月開始生效。協議下,截至4月20日總出售量僅為7.2噸黃金,該協議限制央行黃金協議簽約國每年最多出售400噸黃金。
IMF去年開始計劃出售403.3噸黃金。計入今日世界黃金協會報告的IMF黃金出售量,以及去年IMF出售200噸黃金予印度及售出少量黃金予斯里蘭卡和毛里求斯,IMF還可以出售185.7噸黃金。
謝國忠：買房不如買黃金和能源股
謝國忠：買房不如買黃金和能源股
2010年04月28日
房價的走勢如何，一直是人們十分關心的問題。最近大家發現，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低潮與觀望之後，最近房地產市場又有了回升的跡象，看房和交易都明顯活躍起來。那麼，怎樣看待未來的樓市，老百姓又該如何投資理財呢？讓我們來聽聽經濟學家謝國忠，對於房地產市場的非常觀點。
泡沫是有“感染力”的---房價不可能跌，都是這麼想的，在一個火爆的環境裡面，大家都覺得挺好的，因為泡沫是有感染力的。人開心的話，一個人有笑臉了，周邊的人就會開心一點，大家都在笑的時候你也跟著一起笑。
樓市“錢”景看憂---現在我看到一年收入就3萬塊的人都在談300萬的房子，還跟別人推薦，我看這個房子很好，一定會漲的，我覺得這個大腦有問題了。
中國的房地產再要創新高是很困難的，因為貨幣政策畢竟是全世界都在收，整個世界資金環境不會那麼寬鬆。這時候熱錢要退潮的可能性很大了。熱錢會跑，利息會漲。美國加息這個週期，看上去2012年會到百分之四到五的可能性非常大，2012年中國房地產出現很大調整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房產中介過熱不正常---很多人都去做房地產中介，因為覺得這個賺錢快，房子幾百萬，兩邊收一個百分點就是能夠六七萬一筆，一天可以做幾筆，一想我很快就會發財了，他把這件事情看成一個最容易賺錢的，所以好多人進入這個市場。這個是正常嗎？這個是有效地利用了經濟資源嗎？人力資源嗎？
物業稅為什麼這樣熱？ ---最近一段時間，因為民間對高房價反應比較強烈，兩會的時候談的比較多，所以提了一些新的概念。物業稅是一個細水長流的概念，是維持公共服務的。大部分國家都有物業稅，但是徵收的方式不一定一樣。
美國主要是地方政府徵收物業稅，不是州政府也不是聯邦政府。好的地段房價比較高，他增收來的物業稅就比較多，他提供的公共服務就比較好，比如說在美國有4%到5%的也有，那是學校比較好的地段。房價高物業稅高的話你是有回報的。
徵物業稅還不如加息---我們先不說物業稅拿來之後是乾什麼的，它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是什麼呢？那跟加息是一樣的，如果你物業稅是2%，就等於加息加了2%。問題在於為什麼你不加息呢？如果不想讓房價漲的話，那中國最容易的做法就是加息，中國的利息應該馬上至少漲三個百分點，這是有效的藥。
我的理財建議---我覺得現在我對能源股票、黃金我覺得比較看好。我覺得今後十年裡面都是通脹型的，全世界都是通脹型的，所以這兩個領域會有一定的保障，保值比較好，而且保值當中會有一定的上升空間。如果房子已經漲了三倍到四倍了，黃金的價格漲了一倍，那相對來說那黃金更有價值了。房地產是很多要自己住，而且房地產不像股票黃金，它交易也很不容易。如果房子你租出去的租金，我聽到很多人都在說，我租出去的房子才這麼一點錢，過了兩年收回來的時候內裝修又要重新裝一遍，這個錢還不夠，因為住戶把地板什麼都搞壞了，所以這個就是沒有回報的。
2010年04月28日
房價的走勢如何，一直是人們十分關心的問題。最近大家發現，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低潮與觀望之後，最近房地產市場又有了回升的跡象，看房和交易都明顯活躍起來。那麼，怎樣看待未來的樓市，老百姓又該如何投資理財呢？讓我們來聽聽經濟學家謝國忠，對於房地產市場的非常觀點。
泡沫是有“感染力”的---房價不可能跌，都是這麼想的，在一個火爆的環境裡面，大家都覺得挺好的，因為泡沫是有感染力的。人開心的話，一個人有笑臉了，周邊的人就會開心一點，大家都在笑的時候你也跟著一起笑。
樓市“錢”景看憂---現在我看到一年收入就3萬塊的人都在談300萬的房子，還跟別人推薦，我看這個房子很好，一定會漲的，我覺得這個大腦有問題了。
中國的房地產再要創新高是很困難的，因為貨幣政策畢竟是全世界都在收，整個世界資金環境不會那麼寬鬆。這時候熱錢要退潮的可能性很大了。熱錢會跑，利息會漲。美國加息這個週期，看上去2012年會到百分之四到五的可能性非常大，2012年中國房地產出現很大調整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房產中介過熱不正常---很多人都去做房地產中介，因為覺得這個賺錢快，房子幾百萬，兩邊收一個百分點就是能夠六七萬一筆，一天可以做幾筆，一想我很快就會發財了，他把這件事情看成一個最容易賺錢的，所以好多人進入這個市場。這個是正常嗎？這個是有效地利用了經濟資源嗎？人力資源嗎？
物業稅為什麼這樣熱？ ---最近一段時間，因為民間對高房價反應比較強烈，兩會的時候談的比較多，所以提了一些新的概念。物業稅是一個細水長流的概念，是維持公共服務的。大部分國家都有物業稅，但是徵收的方式不一定一樣。
美國主要是地方政府徵收物業稅，不是州政府也不是聯邦政府。好的地段房價比較高，他增收來的物業稅就比較多，他提供的公共服務就比較好，比如說在美國有4%到5%的也有，那是學校比較好的地段。房價高物業稅高的話你是有回報的。
徵物業稅還不如加息---我們先不說物業稅拿來之後是乾什麼的，它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是什麼呢？那跟加息是一樣的，如果你物業稅是2%，就等於加息加了2%。問題在於為什麼你不加息呢？如果不想讓房價漲的話，那中國最容易的做法就是加息，中國的利息應該馬上至少漲三個百分點，這是有效的藥。
我的理財建議---我覺得現在我對能源股票、黃金我覺得比較看好。我覺得今後十年裡面都是通脹型的，全世界都是通脹型的，所以這兩個領域會有一定的保障，保值比較好，而且保值當中會有一定的上升空間。如果房子已經漲了三倍到四倍了，黃金的價格漲了一倍，那相對來說那黃金更有價值了。房地產是很多要自己住，而且房地產不像股票黃金，它交易也很不容易。如果房子你租出去的租金，我聽到很多人都在說，我租出去的房子才這麼一點錢，過了兩年收回來的時候內裝修又要重新裝一遍，這個錢還不夠，因為住戶把地板什麼都搞壞了，所以這個就是沒有回報的。
2010年4月21日
投資品收益之王
物業稅將宣布黃金結束“1000美元以下歷史”？
房產盛極而衰黃金將成中國投資品之王
張庭賓
2010-04-12
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148189884.html
房地產保有稅的登場將宣布一個中國人財產性收入新時代的來臨。
歷史往往在不經意間走過一個關鍵的拐點。
自從有了財產性收入以來,特別是2000年來,在國人的直接投資收益榜上,房地產投資毫無爭議地排在第一位。而這一位置很可能很快被另一種投資品替代,它就是黃金。
在中國內地,直接投資品的選擇有限,而能夠登上連續性超額正收益（超過定期存款利率）榜的更是很少。各種固定收益投資比定期存款利率高不了多少;匯率和期貨類投資風險極大,涉足者很少,加之國內市場常常是國際影子市場,吃明虧暗虧者佔大多數;藝術類投資固然收益不錯,但其專業性太強,能夠獲益的人很少。能真正作為大眾投資品的,一是房產,二是股票,還有就是近三五年來的後起之秀——黃金。
如果從2000~2010年的十年周期看,房地產一直雄踞中國投資品收益之首,在一線大都市如北京和上海等,都有十倍上下的收益,二、三線城市也有200%~ 500%的收益;排在第二位的是黃金,上漲了約 300%,去掉匯率因素也有約260%;最差的是股票,其間,中國GDP大約增長了十倍,而A股讓人汗顏的是,散戶投資者總體上基本是零收益。
然而,這個排行榜行將發生改變,假如以現在—— 2010年4月10日為起始點,我們對未來5年或10年的投資品進行預測,筆者的判斷是:投資黃金很可能將遠遠超過房產的收益率。可以說,從現在開始,“黃金車隊”的收益速度將超過 “房產車隊”。
促使“黃金車隊”超越“房產車隊”的最直接動因是—— 房地產保有稅,又稱物業稅的徵收。對這個中國新醞釀稅種反應最熱烈的不是樓市,而是國際黃金市場。 4月7日,金價強有力突破每盎司1136美元的關鍵壓制,連續三天上漲至1161美元,一掃自去年12月調整以來的觀望狀態,從技術上基本確認了本輪調整接近尾聲。黃金再創新高只是時間問題。
黃金此輪調整態勢比筆者早先預料的要略強。去年11月20日,本人曾指出:黃金價格隨時可能出現較大幅度調整,此後,幾次在公開場合,包括第一財經“頭腦風暴”的節目中曾指出,此輪迴調低點可能在1000美元以下,時間約在2010年4月份。然前期實際只調到了1044美元。
究其原因,從基本面而言,主要是:儘管歐元、英鎊弱, 但美元也好不到哪裡去,市場對美元提高利率的預期一再落空,這說明了美元有“難言之隱”, 而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本人此前對美國此輪經濟“偽復甦”的判斷。
但黃金上漲的“導火索”最可能的還是物業稅。物業稅對於打擊中國內地樓市泡沫肯定有效,特別是對投機購房者是致命一擊,儘管它的徵收存在著很大爭議。
毋庸置疑的是,物業稅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房產的保值增值力。不僅房產將喪失投機空間,也會相當程度上削弱其長期保值價值。其邏輯在於,房產雖然是實物投資,有一定的對沖通脹的作用,但內地房產只有70年的使用權,購房者為此已支付了高昂的一次性拍賣地價,換得70年的免費使用。現在遊戲規則可能被單方面改變,即使已獲得70年的使用權者,仍要為使用這些房產付費,即持有成本相應增加。前不久,有關部門的報告稱,中國房產的平均壽命約為 30年—— 這個折舊時間短於社會此前的預期。鑑於目前一些大都市的房價已達到500~600個月的租金水平,即為40~50年的租賃費用。簡言之,假定租金價格不變,那麼,你現在長期投資房產,如果房價不能繼續大幅上漲,你的虧損是可以理性預期的。
指望房產繼續大幅上漲肯定是一廂情願。國際上房地產泡沫的周期（從上一個高峰點到下一個高峰點）平均是18年,中國房產的上一個價格高峰為1996年,現在已經14年過去了,鑑於國人的投機性更強,這個週期應比國外更短。況且近一年來樓市的所有徵兆和數據已經完全符合樓市最後瘋狂的特徵。如果加上物業稅的徵收,那麼樓市的最後接棒者將會消失,樓市泡沫幻滅近在咫尺。
個人判斷,在不出現惡性通脹的情況下,房價下跌 30%~50%能夠穩住回升,已屬難得。
房產保值屬性的“此消”,黃金保值增值屬性將“彼漲”。從大局背景看,在各國政府債務競相急劇攀升之際,對於紙幣惡性貶值的擔憂將迫使更多人避險進入黃金和大宗商品的懷抱。而內地一旦出現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預期,那麼大量剩餘資金將尋找避風港,考慮到股指期貨時代的A股會更加變幻莫測,對大眾而言,黃金將成為最後的庇護所。
在所有的黃金投資品種中,實物黃金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即一旦你購買了實物黃金,並將之收藏家中,就沒有人能夠對它再徵稅。猶太人正是深悟這一財富秘密,才對實物黃金產生血肉感情,成為千百年來世界上唯一財富能夠不斷滾動增值的族群。
在此需要重複筆者的一貫判斷:在未來5年內,黃金價格將超過每盎司3000美元;即使高過5000美元,本人也會毫不意外。再加上一句新的話——從現在開始到未來5年,黃金將坐上中國投資品收益之王的寶座。
而眼下,物業稅或許已經“宣布”——1000美元以下的黃金價格成為了歷史。 （作者為資深財經評論員聯繫郵箱 ztb6006@sina.com. 謝潞錦對此文亦有貢獻）
房產盛極而衰黃金將成中國投資品之王
張庭賓
2010-04-12
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148189884.html
房地產保有稅的登場將宣布一個中國人財產性收入新時代的來臨。
歷史往往在不經意間走過一個關鍵的拐點。
自從有了財產性收入以來,特別是2000年來,在國人的直接投資收益榜上,房地產投資毫無爭議地排在第一位。而這一位置很可能很快被另一種投資品替代,它就是黃金。
在中國內地,直接投資品的選擇有限,而能夠登上連續性超額正收益（超過定期存款利率）榜的更是很少。各種固定收益投資比定期存款利率高不了多少;匯率和期貨類投資風險極大,涉足者很少,加之國內市場常常是國際影子市場,吃明虧暗虧者佔大多數;藝術類投資固然收益不錯,但其專業性太強,能夠獲益的人很少。能真正作為大眾投資品的,一是房產,二是股票,還有就是近三五年來的後起之秀——黃金。
如果從2000~2010年的十年周期看,房地產一直雄踞中國投資品收益之首,在一線大都市如北京和上海等,都有十倍上下的收益,二、三線城市也有200%~ 500%的收益;排在第二位的是黃金,上漲了約 300%,去掉匯率因素也有約260%;最差的是股票,其間,中國GDP大約增長了十倍,而A股讓人汗顏的是,散戶投資者總體上基本是零收益。
然而,這個排行榜行將發生改變,假如以現在—— 2010年4月10日為起始點,我們對未來5年或10年的投資品進行預測,筆者的判斷是:投資黃金很可能將遠遠超過房產的收益率。可以說,從現在開始,“黃金車隊”的收益速度將超過 “房產車隊”。
促使“黃金車隊”超越“房產車隊”的最直接動因是—— 房地產保有稅,又稱物業稅的徵收。對這個中國新醞釀稅種反應最熱烈的不是樓市,而是國際黃金市場。 4月7日,金價強有力突破每盎司1136美元的關鍵壓制,連續三天上漲至1161美元,一掃自去年12月調整以來的觀望狀態,從技術上基本確認了本輪調整接近尾聲。黃金再創新高只是時間問題。
黃金此輪調整態勢比筆者早先預料的要略強。去年11月20日,本人曾指出:黃金價格隨時可能出現較大幅度調整,此後,幾次在公開場合,包括第一財經“頭腦風暴”的節目中曾指出,此輪迴調低點可能在1000美元以下,時間約在2010年4月份。然前期實際只調到了1044美元。
究其原因,從基本面而言,主要是:儘管歐元、英鎊弱, 但美元也好不到哪裡去,市場對美元提高利率的預期一再落空,這說明了美元有“難言之隱”, 而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本人此前對美國此輪經濟“偽復甦”的判斷。
但黃金上漲的“導火索”最可能的還是物業稅。物業稅對於打擊中國內地樓市泡沫肯定有效,特別是對投機購房者是致命一擊,儘管它的徵收存在著很大爭議。
毋庸置疑的是,物業稅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房產的保值增值力。不僅房產將喪失投機空間,也會相當程度上削弱其長期保值價值。其邏輯在於,房產雖然是實物投資,有一定的對沖通脹的作用,但內地房產只有70年的使用權,購房者為此已支付了高昂的一次性拍賣地價,換得70年的免費使用。現在遊戲規則可能被單方面改變,即使已獲得70年的使用權者,仍要為使用這些房產付費,即持有成本相應增加。前不久,有關部門的報告稱,中國房產的平均壽命約為 30年—— 這個折舊時間短於社會此前的預期。鑑於目前一些大都市的房價已達到500~600個月的租金水平,即為40~50年的租賃費用。簡言之,假定租金價格不變,那麼,你現在長期投資房產,如果房價不能繼續大幅上漲,你的虧損是可以理性預期的。
指望房產繼續大幅上漲肯定是一廂情願。國際上房地產泡沫的周期（從上一個高峰點到下一個高峰點）平均是18年,中國房產的上一個價格高峰為1996年,現在已經14年過去了,鑑於國人的投機性更強,這個週期應比國外更短。況且近一年來樓市的所有徵兆和數據已經完全符合樓市最後瘋狂的特徵。如果加上物業稅的徵收,那麼樓市的最後接棒者將會消失,樓市泡沫幻滅近在咫尺。
個人判斷,在不出現惡性通脹的情況下,房價下跌 30%~50%能夠穩住回升,已屬難得。
房產保值屬性的“此消”,黃金保值增值屬性將“彼漲”。從大局背景看,在各國政府債務競相急劇攀升之際,對於紙幣惡性貶值的擔憂將迫使更多人避險進入黃金和大宗商品的懷抱。而內地一旦出現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預期,那麼大量剩餘資金將尋找避風港,考慮到股指期貨時代的A股會更加變幻莫測,對大眾而言,黃金將成為最後的庇護所。
在所有的黃金投資品種中,實物黃金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即一旦你購買了實物黃金,並將之收藏家中,就沒有人能夠對它再徵稅。猶太人正是深悟這一財富秘密,才對實物黃金產生血肉感情,成為千百年來世界上唯一財富能夠不斷滾動增值的族群。
在此需要重複筆者的一貫判斷:在未來5年內,黃金價格將超過每盎司3000美元;即使高過5000美元,本人也會毫不意外。再加上一句新的話——從現在開始到未來5年,黃金將坐上中國投資品收益之王的寶座。
而眼下,物業稅或許已經“宣布”——1000美元以下的黃金價格成為了歷史。 （作者為資深財經評論員聯繫郵箱 ztb6006@sina.com. 謝潞錦對此文亦有貢獻）
2010年4月20日
農村人進城也買不起房
謝國忠：捧樓市是自欺欺人農村人進城也買不起房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鳳凰衛視4月14日《金石財經》節目播出“謝國忠：大部分民眾認為樓市只會漲不會跌”，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瀞漪：我們看到今天統計局並沒有公佈3月份70個大中城市房地產價格的環比數據，其實在上個月是有公佈的。我們就來看一下，民間是怎麼看環比數據的。
有數字說3月份北京豪宅銷售額環比翻了一番，這是北京的亞豪統計機構顯示，3月份像是每平方米豪宅單價三萬五，又或者是一套六百萬的豪宅銷售明顯升溫。有內地的房地產人士說，以往的五、六月份是別墅銷售旺季，今年是明顯提前。四月份打算開盤的別墅項目報價，同比漲幅接近60%，環比漲幅超過了10%。
有業內人士說，樓市越來越像股市，專家們都不敢預測，房價到底未來會漲還是跌。他們說2007年當時所有的人都看好樓市，但是到 2008年樓市卻下跌了。 2009年當所有人都看衰樓市的時候，樓價卻不斷的往上漲。正因為樓市很難推測，所以很多人擔心說未來會再漲，再晚一點買，自己就吃虧了。難道說老百姓不怕房子真正的掉下來，那麼掉下來反倒會真正吃虧嗎？
我記得在幾年前，我們討論的時候，其實都很擔心中國的股市，可是好像大家對股市沒那麼瘋狂，反倒是對房地產很瘋狂。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個變化？
謝國忠：對，上次是對股市瘋狂，股市掉了之後，大家覺得股市會掉的，我在民間聽到很多言論，就覺得股市會從6000多點掉到1000多點，他害怕了。但是在房地產還沒看到過這樣的情況。
上次房地產大掉是90年代，那90年代房地產掉的話，主要是海南和上海，還有廣東。房子主要是外銷房，跟一般的老百姓基本沒有關係，所以一般的人沒有房地產週期的想法，我們這波週期從2002、2003年開始朝上走，有時候稍微好像要下調一下之後又上來，這是一個週期，一直朝上走。所以大部分人認為房地產只會漲，不會掉。而且沒什麼人口紅利，現在農村都是小孩子跟老人，中國的城市化基本都做的差不多了。即使說有農村的人搬到城市裡來，要有地方住，他買得起房子嗎？他們跟房地產市場根本就沒有關係。所以你說到城市化人口什麼的，捧那個房地產，那等於是自己在騙自己，或者你自己不相信，但是你在騙別人。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鳳凰衛視4月14日《金石財經》節目播出“謝國忠：大部分民眾認為樓市只會漲不會跌”，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瀞漪：我們看到今天統計局並沒有公佈3月份70個大中城市房地產價格的環比數據，其實在上個月是有公佈的。我們就來看一下，民間是怎麼看環比數據的。
有數字說3月份北京豪宅銷售額環比翻了一番，這是北京的亞豪統計機構顯示，3月份像是每平方米豪宅單價三萬五，又或者是一套六百萬的豪宅銷售明顯升溫。有內地的房地產人士說，以往的五、六月份是別墅銷售旺季，今年是明顯提前。四月份打算開盤的別墅項目報價，同比漲幅接近60%，環比漲幅超過了10%。
有業內人士說，樓市越來越像股市，專家們都不敢預測，房價到底未來會漲還是跌。他們說2007年當時所有的人都看好樓市，但是到 2008年樓市卻下跌了。 2009年當所有人都看衰樓市的時候，樓價卻不斷的往上漲。正因為樓市很難推測，所以很多人擔心說未來會再漲，再晚一點買，自己就吃虧了。難道說老百姓不怕房子真正的掉下來，那麼掉下來反倒會真正吃虧嗎？
我記得在幾年前，我們討論的時候，其實都很擔心中國的股市，可是好像大家對股市沒那麼瘋狂，反倒是對房地產很瘋狂。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個變化？
謝國忠：對，上次是對股市瘋狂，股市掉了之後，大家覺得股市會掉的，我在民間聽到很多言論，就覺得股市會從6000多點掉到1000多點，他害怕了。但是在房地產還沒看到過這樣的情況。
上次房地產大掉是90年代，那90年代房地產掉的話，主要是海南和上海，還有廣東。房子主要是外銷房，跟一般的老百姓基本沒有關係，所以一般的人沒有房地產週期的想法，我們這波週期從2002、2003年開始朝上走，有時候稍微好像要下調一下之後又上來，這是一個週期，一直朝上走。所以大部分人認為房地產只會漲，不會掉。而且沒什麼人口紅利，現在農村都是小孩子跟老人，中國的城市化基本都做的差不多了。即使說有農村的人搬到城市裡來，要有地方住，他買得起房子嗎？他們跟房地產市場根本就沒有關係。所以你說到城市化人口什麼的，捧那個房地產，那等於是自己在騙自己，或者你自己不相信，但是你在騙別人。
先加息後升值
先加息後升值
謝國忠
本文來源於《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15期出版日期 2010年04月12日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中國過度的經濟刺激政策需要儘早退出。否則，在可見的將來，通脹率可能達到兩位數。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先提高利率。有必要的話，再提匯率。若不斷小幅提高匯率，則會加劇房地產泡沫和通脹壓力，有可能在未來兩年內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
人民幣小幅升值並不能解決中國目前的兩大問題：國內的通脹壓力和來自美國的政治施壓。小幅升值會進一步吸引“熱錢”，加劇通脹壓力。進口在中國消費中所佔比重極小，人民幣小幅升值不會對 CPI產生多大影響。美國的利益集團呼籲人民幣升值三分之一或更多，小幅升值根本不能安撫他們。
金融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再次顯現。國內的通脹壓力和美國的政治施壓更助長了這一預期。這一預期之所以會持續，首先是因為金融市場沒有別的猛料可炒；其次，掛鉤貨幣升值是免費的午餐，而免費午餐最能刺激金融市場的神經。
人民幣升值預期如此之強、如此之久，或許也是中國出現巨大的房地產泡沫的最重要原因。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說（例如，股票價值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存貨價值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新增房地產銷售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物價對收入比率，租金年報酬率，以及空置率），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都是金融史上最大的泡沫之一。考慮GDP因素，或許比美國的房地產泡沫更為嚴重。人民幣升值預期令熱錢湧入中國，引發流動性過剩和投機，更助長了中國的房地產泡沫。
流動性現在又引發通脹迅速抬頭。只要看看身邊的情況就能知道通脹有多嚴重，怎麼衡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否認通脹的嚴重性是典型的鴕鳥政策，自欺欺人。東南亞國家就是這樣捲入了經濟危機，他們壓低利率，助長投機，最終毀了自己的銀行體系。
如果貨幣刺激政策退出，房地產泡沫就會降溫或者破裂。這也正是眾多利益集團一直反對提高利率的原因。相反，他們主張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通脹。
一個正常的經濟體，貨幣升值後，可通過降低進口價格來抑制通脹。但中國進口的主要是原材料、設備和零部件。貨幣小幅升值根本不能抑制通脹。但也有可能基於政治考慮，並非為抑制通脹而決定小幅升值。這一政策選擇之所以在許多利益集團中如此受歡迎，是因為它會推動熱錢流入，支持並擴大房地產泡沫。當然，擴大房地產泡沫只會加劇通脹。相反，大幅升值可以打消貨幣進一步升值的預期，從而抑制通脹，引發“熱錢”撤離中國。但我懷疑，是否有人會支持這一政策。
中國要從房地產泡沫中“軟著陸”，就得穩步提高利率。如果可能，2010年上調2個百分點，2011年上調 3個百分點，2012年再上調更多。這一軌跡不會使泡沫破裂。但它會防止真實利率更進一步下降。在將來某一點上，真實利率會緩緩提升，慢慢控制住投機。真實利率不再進一步下跌，會阻止通脹預期的加速，由此阻止通脹加劇。
人民幣必須升值是華爾街目前最廣為信奉的看法，而這一觀點之深入人心也是史所未聞。不過，華爾街在重大主張的正確性上有著糟糕的記錄。過去20 年間，華爾街三個重大主張都是錯誤的：東亞奇蹟、IT變革和金融創新（衍生工具變革）。
1995年華爾街最廣泛的共識是東南亞貨幣比如馬來西亞林吉特一定會升值。當時，“東亞奇蹟說”在華爾街盛行。東南亞各國以及韓國的經濟增長勢頭確實保持了很多年，但是由此就認為其貨幣會升值是錯誤的。 1995年很多著名的對沖基金都大量入主這些貨幣。兩年以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這些兩年前面臨升值壓力的貨幣隨即崩盤。
華爾街還錯誤判斷了貨幣堅挺和經濟增長的因果關係。 “東亞奇蹟”是基於廉價貨幣支撐下的出口增長。通脹會引起貨幣升值，從而終結這一經濟模式。這種出口型經濟體可以在通脹嚴峻前，通過貨幣迅速並大幅升值來避免通脹。但是，如果通脹已持續數年，本國貨幣的實際價值已經大幅升值，正確的方法就是大幅提高匯率以抑制通脹。 1995年，東亞奇蹟經濟體的貨幣均已在多年高通脹後升值。華爾街的共識導致對上述國家貨幣的投機性需求增加。最後，升值壓力實際是個泡沫。
2000年，互聯網革命激發了華爾街的想像：這一革命性的技術將會極大地提高生產力。事實確實如此。但是，那些狂熱買進互聯網股票的投資者損失數十億元。 2000年的互聯網熱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許多分析人士吹捧網絡公司，認為他們會收穫這場革命的所有碩果。儘管這些公司實際推動了革命的發生，但是他們之間的競爭引起價格走低，從而使消費者，而非這些公司本身獲益更多。這早已為以往所有的技術革新所揭示。
金融創新以衍生工具和其他金融產品的形式出現，宣稱這會降低交易風險，減小融資成本。人們信任這些創新產品，導致對其需求增加，並不斷提升槓桿率，引發了信貸泡沫。幾年來，信貸泡沫使經濟持續增長，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破產率。可見的風險的降低更增加了人們的信心，認為衍生產品確實降低了風險，從而增加了對這些產品的需求。現在我們知道了，這其實是個泡沫。
既然華爾街在過去20年間最重要的主張都是錯的，那麼這次關於人民幣升值的主張是否也錯了呢？表面看來，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觀點不證自明。像任何一種商品一樣，貨幣的價值取決於供求。當供求不匹配時，外匯儲備就會上升或下降。中國的外匯儲備在過去五年裡已大幅攀升，也就是說，對人民幣的需求大於供給。表面看人民幣估值過低。
但是，歷史上，貨幣升值壓力作為泡沫的例證也所在多有。有人可能會指出，中國貿易順差巨大，佔了外匯儲備增加值的一半左右，“熱錢”帶來的壓力可能只佔一半，因此不可能構成泡沫。我驚訝的是，中國竟然還有貿易順差，儘管順差正在減少。考慮到世界經濟不景氣和中國經濟過熱，貿易逆差的可能性應該更大。我認為，目前的順差更多源於扭曲的國內物價體系，而非低估的貨幣。
首先，高房價是中產階級消費的主要障礙。在成熟經濟體中，從財富的相對效應看，房價上漲是促進消費的，因為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擁有自己的房產。在中國，財富的相對效應很有限，因為對中產階級而言，信貸系統並不能將資本收益貨幣化。但有些例外，如新婚夫婦就不得不攢錢買房。實際上，房價太高，他們的父母也得存錢來資助他們。因此，中國的房產泡沫抑制了消費，推動了貿易順差。
其次，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對中產階級而言還是很高。汽車就很明顯。即使是國產車，中國的價格也是世界最高。進口車價要高出100%，位居全球最高價之列。而中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僅為經合組織國家的20%— 30%，消費水平應該更低。日漸增加的中產階級促使中國汽車需求一直快速增長。當然，進口也會更高，減少了貿易順差。
第三，中國中產階級的稅負太高。中國的收入水平相當低，但卻徵收國際最高標準的稅率，其中邊際所得稅為45%。而17%的所得稅也可使中國躋身世界稅率最高的國家之列。因為中國傾向於把稅收用於投資，而重稅則抑制消費。
如果中國房價、消費價格、稅率下降到國際平均水平，中國還會有貿易順差嗎？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麼對中國而言，正確的政策就應該是調整價格，而不是調整匯率。
當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獲得成功，它的貨幣價值應該提高。這種升值可能是提高匯率或是通貨膨脹。我擔心的是通貨膨脹已經發生。中國的實際匯率在過去三年中可能已大幅升值。即使中國報告的通貨膨脹率已相對下降，而我們每天卻面對物價飛漲。來訪的外賓經常驚訝於中國的物價之高。
我不確信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完全就是泡沫，但很大程度上是這樣。與其關注自身的升值壓力，不如先去解決熱錢和國內價格扭曲的問題。如果人民幣仍舊供不應求，匯率就應該浮動。
許多分析人士辯稱，利率的提高會吸引更多的熱錢。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熱錢來中國是由於貨幣升值預期和資產泡沫，而非利率。利率提高，房產的升值預期就會減弱。 “熱錢”更可能減少而不是增加。
人民幣升值必會引發另一輪狂潮。結果是房地產繁榮短期內還可支持經濟，但長遠看，後果十分嚴重。
浮動匯率的誘惑很強。貌似沒有成本。許多人希望美國能從中得到安慰。即使出口商會受到一點損失，國內經濟目前則會受益，這貌似一個完美的短期安排。但是，這件事其實做錯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有些看上去像免費午餐的東西，長期看代價往往是巨大的。
謝國忠
本文來源於《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15期出版日期 2010年04月12日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中國過度的經濟刺激政策需要儘早退出。否則，在可見的將來，通脹率可能達到兩位數。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先提高利率。有必要的話，再提匯率。若不斷小幅提高匯率，則會加劇房地產泡沫和通脹壓力，有可能在未來兩年內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
人民幣小幅升值並不能解決中國目前的兩大問題：國內的通脹壓力和來自美國的政治施壓。小幅升值會進一步吸引“熱錢”，加劇通脹壓力。進口在中國消費中所佔比重極小，人民幣小幅升值不會對 CPI產生多大影響。美國的利益集團呼籲人民幣升值三分之一或更多，小幅升值根本不能安撫他們。
金融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再次顯現。國內的通脹壓力和美國的政治施壓更助長了這一預期。這一預期之所以會持續，首先是因為金融市場沒有別的猛料可炒；其次，掛鉤貨幣升值是免費的午餐，而免費午餐最能刺激金融市場的神經。
人民幣升值預期如此之強、如此之久，或許也是中國出現巨大的房地產泡沫的最重要原因。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說（例如，股票價值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存貨價值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新增房地產銷售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物價對收入比率，租金年報酬率，以及空置率），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都是金融史上最大的泡沫之一。考慮GDP因素，或許比美國的房地產泡沫更為嚴重。人民幣升值預期令熱錢湧入中國，引發流動性過剩和投機，更助長了中國的房地產泡沫。
流動性現在又引發通脹迅速抬頭。只要看看身邊的情況就能知道通脹有多嚴重，怎麼衡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否認通脹的嚴重性是典型的鴕鳥政策，自欺欺人。東南亞國家就是這樣捲入了經濟危機，他們壓低利率，助長投機，最終毀了自己的銀行體系。
如果貨幣刺激政策退出，房地產泡沫就會降溫或者破裂。這也正是眾多利益集團一直反對提高利率的原因。相反，他們主張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通脹。
一個正常的經濟體，貨幣升值後，可通過降低進口價格來抑制通脹。但中國進口的主要是原材料、設備和零部件。貨幣小幅升值根本不能抑制通脹。但也有可能基於政治考慮，並非為抑制通脹而決定小幅升值。這一政策選擇之所以在許多利益集團中如此受歡迎，是因為它會推動熱錢流入，支持並擴大房地產泡沫。當然，擴大房地產泡沫只會加劇通脹。相反，大幅升值可以打消貨幣進一步升值的預期，從而抑制通脹，引發“熱錢”撤離中國。但我懷疑，是否有人會支持這一政策。
中國要從房地產泡沫中“軟著陸”，就得穩步提高利率。如果可能，2010年上調2個百分點，2011年上調 3個百分點，2012年再上調更多。這一軌跡不會使泡沫破裂。但它會防止真實利率更進一步下降。在將來某一點上，真實利率會緩緩提升，慢慢控制住投機。真實利率不再進一步下跌，會阻止通脹預期的加速，由此阻止通脹加劇。
人民幣必須升值是華爾街目前最廣為信奉的看法，而這一觀點之深入人心也是史所未聞。不過，華爾街在重大主張的正確性上有著糟糕的記錄。過去20 年間，華爾街三個重大主張都是錯誤的：東亞奇蹟、IT變革和金融創新（衍生工具變革）。
1995年華爾街最廣泛的共識是東南亞貨幣比如馬來西亞林吉特一定會升值。當時，“東亞奇蹟說”在華爾街盛行。東南亞各國以及韓國的經濟增長勢頭確實保持了很多年，但是由此就認為其貨幣會升值是錯誤的。 1995年很多著名的對沖基金都大量入主這些貨幣。兩年以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這些兩年前面臨升值壓力的貨幣隨即崩盤。
華爾街還錯誤判斷了貨幣堅挺和經濟增長的因果關係。 “東亞奇蹟”是基於廉價貨幣支撐下的出口增長。通脹會引起貨幣升值，從而終結這一經濟模式。這種出口型經濟體可以在通脹嚴峻前，通過貨幣迅速並大幅升值來避免通脹。但是，如果通脹已持續數年，本國貨幣的實際價值已經大幅升值，正確的方法就是大幅提高匯率以抑制通脹。 1995年，東亞奇蹟經濟體的貨幣均已在多年高通脹後升值。華爾街的共識導致對上述國家貨幣的投機性需求增加。最後，升值壓力實際是個泡沫。
2000年，互聯網革命激發了華爾街的想像：這一革命性的技術將會極大地提高生產力。事實確實如此。但是，那些狂熱買進互聯網股票的投資者損失數十億元。 2000年的互聯網熱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許多分析人士吹捧網絡公司，認為他們會收穫這場革命的所有碩果。儘管這些公司實際推動了革命的發生，但是他們之間的競爭引起價格走低，從而使消費者，而非這些公司本身獲益更多。這早已為以往所有的技術革新所揭示。
金融創新以衍生工具和其他金融產品的形式出現，宣稱這會降低交易風險，減小融資成本。人們信任這些創新產品，導致對其需求增加，並不斷提升槓桿率，引發了信貸泡沫。幾年來，信貸泡沫使經濟持續增長，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破產率。可見的風險的降低更增加了人們的信心，認為衍生產品確實降低了風險，從而增加了對這些產品的需求。現在我們知道了，這其實是個泡沫。
既然華爾街在過去20年間最重要的主張都是錯的，那麼這次關於人民幣升值的主張是否也錯了呢？表面看來，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觀點不證自明。像任何一種商品一樣，貨幣的價值取決於供求。當供求不匹配時，外匯儲備就會上升或下降。中國的外匯儲備在過去五年裡已大幅攀升，也就是說，對人民幣的需求大於供給。表面看人民幣估值過低。
但是，歷史上，貨幣升值壓力作為泡沫的例證也所在多有。有人可能會指出，中國貿易順差巨大，佔了外匯儲備增加值的一半左右，“熱錢”帶來的壓力可能只佔一半，因此不可能構成泡沫。我驚訝的是，中國竟然還有貿易順差，儘管順差正在減少。考慮到世界經濟不景氣和中國經濟過熱，貿易逆差的可能性應該更大。我認為，目前的順差更多源於扭曲的國內物價體系，而非低估的貨幣。
首先，高房價是中產階級消費的主要障礙。在成熟經濟體中，從財富的相對效應看，房價上漲是促進消費的，因為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擁有自己的房產。在中國，財富的相對效應很有限，因為對中產階級而言，信貸系統並不能將資本收益貨幣化。但有些例外，如新婚夫婦就不得不攢錢買房。實際上，房價太高，他們的父母也得存錢來資助他們。因此，中國的房產泡沫抑制了消費，推動了貿易順差。
其次，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對中產階級而言還是很高。汽車就很明顯。即使是國產車，中國的價格也是世界最高。進口車價要高出100%，位居全球最高價之列。而中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僅為經合組織國家的20%— 30%，消費水平應該更低。日漸增加的中產階級促使中國汽車需求一直快速增長。當然，進口也會更高，減少了貿易順差。
第三，中國中產階級的稅負太高。中國的收入水平相當低，但卻徵收國際最高標準的稅率，其中邊際所得稅為45%。而17%的所得稅也可使中國躋身世界稅率最高的國家之列。因為中國傾向於把稅收用於投資，而重稅則抑制消費。
如果中國房價、消費價格、稅率下降到國際平均水平，中國還會有貿易順差嗎？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麼對中國而言，正確的政策就應該是調整價格，而不是調整匯率。
當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獲得成功，它的貨幣價值應該提高。這種升值可能是提高匯率或是通貨膨脹。我擔心的是通貨膨脹已經發生。中國的實際匯率在過去三年中可能已大幅升值。即使中國報告的通貨膨脹率已相對下降，而我們每天卻面對物價飛漲。來訪的外賓經常驚訝於中國的物價之高。
我不確信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完全就是泡沫，但很大程度上是這樣。與其關注自身的升值壓力，不如先去解決熱錢和國內價格扭曲的問題。如果人民幣仍舊供不應求，匯率就應該浮動。
許多分析人士辯稱，利率的提高會吸引更多的熱錢。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熱錢來中國是由於貨幣升值預期和資產泡沫，而非利率。利率提高，房產的升值預期就會減弱。 “熱錢”更可能減少而不是增加。
人民幣升值必會引發另一輪狂潮。結果是房地產繁榮短期內還可支持經濟，但長遠看，後果十分嚴重。
浮動匯率的誘惑很強。貌似沒有成本。許多人希望美國能從中得到安慰。即使出口商會受到一點損失，國內經濟目前則會受益，這貌似一個完美的短期安排。但是，這件事其實做錯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有些看上去像免費午餐的東西，長期看代價往往是巨大的。
2010年4月11日
抗美援朝
毛澤東論抗美援朝：美帝的軍隊有一長三短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0-04/774389_7.html
60年前發生在鴨綠江彼岸的那場戰爭，曾經令世界為之深深震動，也對新中國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對這場戰爭，作為中方的最高統帥的毛澤東有著許多重要的指示、精辟的論述，這些指示與論述，對於教育全國人民、統一全黨思想，對於贏得戰爭的勝利，都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和深遠的政治影響。
“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借朝鮮內戰之機實行武裝干涉，無理侵入我國領土台灣，隨後又越“三八線”，將戰火擴大到鴨綠江邊。我國的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受到嚴重的威脅。剛滿周歲的新中國，敢不敢、能不能迎戰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這是一場極其嚴峻的考驗。
毛澤東堅決主張出兵支援朝鮮。他是從全球戰略的高度，從中朝兩國唇齒相依的關系，從我國人民的根本的長遠的利益考慮這個問題。1950年8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表示:“台灣一定要收回，朝鮮必須幫助。”他還說:“如果美帝得勝，他就會得意，他就會威脅我。我們對朝鮮的幫助，要以志願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選擇。仗打起來以後，有短打，也有長打，還有大打，打原子彈。打原子彈，我們沒有，只好讓他打，我們還是打手榴彈。但我們不能不有所准備。”8月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9次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闡明他的意見。他說:“對於朝鮮人民，我們需要給以幫助鼓勵。朝鮮人民對於中國革命是有很大幫助的。中國革命的幾個階段，都有他們的幫助。現在美軍已經增援了他的部隊，戰爭的持久性也就隨之增加了。朝鮮戰爭持久了，不如速決的好。但持久了更可教育朝鮮的人民和世界的人民。他在朝鮮已經干起來了，也可能在別的地方干起來，他什麼都可能干起來……我們不准備就不好。我們要准備戰爭打起來的時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長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彈。我們中國人民是打慣了仗的，准備你打原子彈。我們是不要你打的。你一定要打，就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弱點，跟著你，最後打敗你。”
1950年10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老朋友王季範和周世釗，針對後者的疑慮，毛澤東說:“不錯，我們急需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出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帝的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使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會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還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從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從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1951年10月23日，在抗美援朝進行了一年後，毛澤東又一次談到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他說:“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台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
毛澤東這些論述充分說明戰爭是美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進行抗美援朝是必要的、正義的。
“美帝的軍隊有一長三短”
既然要抗美援朝，有無取勝把握，在當時是頗受人們關注的問題。眾所周知，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除了裝備大量的飛機、大砲、坦克、軍艦之外，它的武器庫中還有一張令人生畏的王牌——原子彈。面對美國的核訛詐，不少人對戰爭的前景憂心忡忡。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科學地分析美國的長處與短處，以增強人們打敗美帝國主義侵略的信心。
8月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9次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美帝是有許多困難的，內部爭吵，外部也不一致。美帝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合起來就是一長三短。三個弱點是:第一戰線太長，從柏林到朝鮮;第二運輸線太遠，要隔兩個大洋(大西洋、太平洋);第三戰鬥力太弱，不如德、日軍隊。美帝是不可怕的，但是美帝也可能亂來，對於這一點，我們也要充分估計到。”
在同王季範和周世釗的談話中，毛澤東也說:“你們都知道，我是不打無把握之仗的。這次派志願軍出國，雖然是有人不同意的，他們認為沒有必勝的把握。但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經過周詳的考慮研究，制定了持久戰的戰略，勝利是有把握的。我們估計，美帝的軍隊有一長三短。它的鋼鐵多、飛機大炮多，是它唯一的優勢。但它在世界上的軍事基地多，到處樹敵，到處設防，兵源不足，是一短;遠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為侵略而戰，師出無名，士氣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傷；雖有一長，不能敵這三短。我們要進行持久戰，一步一步消滅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傷亡，它一天不撤退，我們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這樣一來，它就傷亡多，受不了，到那時，它就只好心甘情願地進行和平解決。只要它願意和平解決，我們就可以結束戰爭，我們原來是要和平的。”
要使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毛澤東以偉大戰略家的眼光和魄力，進行科學的分析，說服一些對出兵朝鮮心存疑慮的中央領導同志，使全黨上下達成共識，團結一致，堅定信心，從而解決了出兵朝鮮的戰略決策問題。
“這麼一翻，那麼一翻，最後還是決定了”
經歷了長期戰爭生涯的毛澤東深深懂得“出兵”二字的分量，也深知“戰爭”意味著什麼。因此，反復權衡，慎之又慎。毛澤東認真聽取各種不同意見，讓大家擺足出兵的不利條件，對入朝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作了充分估計和分析。他認為，我們確有困難，出兵確要冒很大風險，一些同志不主張出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是個大國，不打過去，見死不救，總不行。他手上拿著金日成的電報很動情地說:“你們說的都有理，但是別人危急，我們站在旁邊看，怎樣說，心裡也難過。”
出兵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是毛澤東一生最為艱難的一次決策。 20年以後的1970年10月10日，毛澤東、周恩來會見金日成時，共同回憶了這段曲折的決策過程。
毛澤東說:“那個時候,我們雖然擺了5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麼一翻,那麼一翻,嗯!最後還是決定了。你不幫助,怎麼辦啊?不僅你們沒有發言權,我們也沒有發言權了啊!過去我曾經同跟著你們軍隊到過南朝鮮的中國新聞記者談過話。我問他:究竟美國的砲火和空軍殺傷力哪個大?據他說,主要殺傷力還不是空軍,還是陸軍。我說這樣就好辦了,因為我們沒有空軍哪,有的只是陸軍啊。再有呢，那無非是進去了又被美國人趕了出來。那我總進去跟你打過一回了吧。被你們趕出來回到鴨綠江以西,那以後你美國人佔領了鴨綠江以東,他總是不放心的,我們總還可以進去嘛,以後我們兩家合起來組織游擊隊再可以鑽進去佔領鴨綠江以東嘛。你如果按兵不動,以後就沒有理由了嘛!”
毛澤東還說：“事情總是這麼彎彎曲曲的。在那個時候，因為中國動動搖搖，斯大林也就洩了氣了，說：算了吧!後頭不是總理去了嗎?是帶了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吧?”
周恩來說：“兩種意見，要他選擇。我們出兵就要他的空軍支持我們。”
毛澤東說：“我們只要他們空軍幫忙，但他們不干。”
周恩來說：“開始的時候，莫洛托夫贊成了，以後斯大林又給他打電話說，不能用空軍支援，空軍只能到鴨綠江邊。”
毛澤東說：“最後才決定了，國內去了電報，不管蘇聯出不出空軍，我們去。”
這個談話記錄，說明毛澤東和當時的中央政治局關於出兵朝鮮的決策是何等艱難!對於抗美援朝的決策，彭德懷曾作過這樣的評價：“這個決心不容易定下，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對複雜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斷力。歷史進程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
“這就是勝利的政治基礎”
“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思想政治教育是激發軍隊士氣、保障戰爭勝利的基礎。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領導人民軍隊之所以能夠不斷以弱勝強，戰勝國內外強敵，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十分重視人民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線”作用的發揮。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面臨的對手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美國，毛澤東更加註重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在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中指出，必須“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基礎”。 1951年1月19日，他又指示：“中朝兩國同志要親如兄弟般的團結在一起，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為戰勝共同的敵人奮鬥到底。中國同志必須將朝鮮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樣，教育指揮員戰鬥員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線，如同我們在國內的看法和做法一樣，這就是勝利的政治基礎。只要我們能夠這樣做，最後勝利就一定會得到。”毛澤東的指示迅速傳達到各入朝參戰部隊，並得到認真的執行，從而加強了中朝兩國人民用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為打敗美帝國主義奠定了政治基礎。一位志願軍戰士這樣回憶：“聽到毛主席的這些指導我們赴朝作戰的重要指示，當時我是多麼興奮、多麼激動啊!我利用行軍的間隙時間，把毛主席的指示一字一句地寫在小本子上，稍有時間，我總要看上幾遍，儘管早已背熟了，可我還是一遍又一遍地看。我和同志們一樣，決心牢記毛主席的諄諄教誨，無論走到哪，打到哪，都堅決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因為這就是我們赴朝作戰的偉大方針和'勝利的政治基礎'啊!”
“把國際主義跟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叫'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在朝鮮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及時地提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 1950年11月4日,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言》,指出:“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是無止境的”,“他們的陰謀絕對不止於摧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他們要吞併朝鮮,他們要侵略中國,他們要統治亞洲,他們要征服世界”;“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關聯的。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只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地關聯著，是為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救鄰即自救，保衛祖國必須支援朝鮮人民。”因此,中國“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在當時極大地發揮了政治動員的作用。 1970年10月10日，毛澤東、周恩來會見金日成時，曾談到這個口號的重要作用。
毛澤東說：“那些人有百分之二十的戰士、幹部是積極的、願意打的。這是根據他們當時的調查。動員了以後,他們作了一個調查,說有百分之二十的戰士、幹部是願意打的,有百分之二十是不願意打的。”
周恩來插話:“那是在開始的時候。”
毛澤東說:“除了這百分之四十,還有百分之六十,是打可以,不打也可以,隨大流。我說這就可以了嘛,因為有百分之六十可以隨大流,可以贊成打,再加上百分之二十願打的,這不是百分之八十了嗎?就可以打了嘛。又把國際主義跟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叫'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你如果不提'保家衛國',他也不贊成啊。他說,只為了朝鮮人,不為中國人還行啊?所以我說,是為了保家衛國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衛國,要到那個地方去保、那個地方去衛。”
金日成表示贊成:“是的。當時提出這個口號很好,很正確。”
毛澤東說:“你不去支持朝鮮人民保衛朝鮮,還能保自己的家,衛自己的國?這樣戰士就理解了。”
“零敲牛皮糖”：制敵死命的法寶
經過第一、二、三次戰役的戰略進攻，又經歷了第四次戰役的積極防禦，在中朝軍隊同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的反復較量中，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規律的認識逐步加深，準備長期作戰的思想更加明確。他對抗美援朝戰爭總的指導方針，被概括為“戰爭準備長期，盡量爭取短期”。
1951年5月26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歷次戰役證明我軍實行戰略或戰役性的大迂迴，一次包圍美軍幾個師，或一個整式師，甚至一個團，都很難達到殲滅任務。這是因為美軍在現時還有頗強的戰鬥意志和自信心。為了打落敵人的這種自信心以達到最後大圍殲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戰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軍每一個軍在一次作戰中，殲滅美、英、土軍一個整營，至多兩個整營，也就夠了。”
這是毛澤東對志願軍所進行的持久陣地戰經驗的總結和概括，他還有個通俗的說法，就是“零敲牛皮糖”。實踐證明：這是“制敵死命”的一個法寶。
在上甘嶺一戰成名的志願軍十五軍軍長秦基偉，在總結上甘嶺戰役勝利的原因時，也指出：上甘嶺戰役的勝利是毛澤東主席英明的戰略指導思想的勝利，是志司、兵團貫徹“持久作戰，積極防禦”方針的勝利。五次戰役後，我們落實毛主席的指示“零敲牛皮糖”，不斷地消耗敵人，積小勝為大勝，爭取時間。毛主席的這個指示通過實踐證明是很英明的，特別是在 1952年以後，朝鮮戰場上不斷成排、成連、成營地殲滅敵人，不僅從實力上削弱了敵人，更從心理上威懾了敵人，為上甘嶺戰役取得全勝奠定了基礎。
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
經過一千多個日日夜夜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志願軍同朝鮮人民一起，以劣勢裝備戰勝了優勢裝備的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鮮停戰終於實現了。
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毛澤東對抗美援朝戰爭做了總結，他首先闡述了勝利的原因。他說：抗美援朝的勝利是靠什麼得來的呢？剛才各位先生說，是由於領導的正確。領導是一個因素，沒有正確的領導，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戰爭是人民戰爭，全國人民支援，中朝兩國人民並肩戰鬥。
我們同美帝國主義這樣的敵人作戰，他們的武器比我們強許多倍，而我們能夠打勝，迫使他們不能不和下來。為什麼能夠和下來呢？
第一，軍事方面，美國侵略者處於不利狀態，挨打狀態。如果不和，它的整個戰線就要被打破，漢城就可能落入朝鮮人民之手。這種形勢，去年夏季就已經開始看出來了。作戰的雙方，都把自己的戰線稱為銅牆鐵壁。在我們這方面，確實是銅牆鐵壁。我們的戰士和乾部機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國侵略軍卻怕死，他們的軍官也比較呆板，不那麼靈活。他們的戰線不鞏固，並不是銅牆鐵壁。我們方面發生的問題，最初是能不能打，後來是能不能守，再後是能不能保證給養，最後是能不能打破細菌戰。這四個問題，一個接著一個，都解決了。我們的軍隊是越戰越強。今年夏天，我們已經能夠在一小時內打破敵人正面21公里的陣地，能夠集中發射幾十萬發砲彈，能夠打進去18公里。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敵人內部有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來。
第三，經濟方面，敵人在侵朝戰爭中用錢很多，它的預算收支不平衡。
這幾個原因合起來，使敵人不得不和。而第一個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沒有這一條，同他們講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剛才大家講到領導這個因素，我說領導是一個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眾想辦法。我們的干部和戰士想出了各種打仗的辦法。我講一個例子。戰爭的頭一個月，我們的汽車損失很大。怎麼辦呢？除了領導想辦法以外，主要是靠群眾想辦法。在汽車路兩旁用一萬多人站崗，飛機來了就打信號槍，司機聽到就躲著走，或者找個地方把汽車藏起來。同時，把汽車路加寬，又修了許多新汽車路，汽車開過來開過去，暢行無阻。這樣，汽車的損失就由開始時的百分之四十減少到百分之零點幾。後來，地下倉庫修起來了，地下禮堂也修起來了，敵人在上面丟炸彈，我們在下面開大會。我們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鮮戰場，就感到相當危險。當然，危險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辦法，並不是那麼了不起。
毛澤東最後說：“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
這是毛澤東對抗美援朝勝利原因最精闢的總結，也是對中國革命與建設規律的高度概括。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只要堅持這兩點，我們將無往而不勝！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毛澤東還總結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意義，他說：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意義的。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線，前線仍在鴨綠江和圖們江，瀋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產。
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我們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陸軍、空軍、海軍，步兵、砲兵、工兵、坦克兵、鐵道兵、防空兵、通信兵，還有衛生部隊、後勤部隊等等，取得了對美國侵略軍隊實際作戰的經驗。這一次，我們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對美國軍隊，如果不接觸它，就會怕它。我們跟它打了33個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就是那麼一回事。我們取得了這一條經驗，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
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由於以上三條，就產生了第四條：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在這個的講話中，毛澤東還非常自信地說：“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我們是不是去侵略別人呢？任何地方我們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來了，我們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國人民有這麼一條：和平是讚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乾。我們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人民踴躍報名參軍。對報名參軍的人挑得很嚴，百裡挑一，人們說比挑女婿還嚴。如果美帝國主義要再打，我們就跟它再打下去。”
毛澤東的這番話說出了中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堅強決心。
經過抗美援朝戰爭的洗禮，中國人民更加自信。我們愛好和平，但也不懼怕戰爭。倘若帝國主義膽敢將戰爭強加於我，一定讓它有來無回！
“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0-04/774389_7.html
60年前發生在鴨綠江彼岸的那場戰爭，曾經令世界為之深深震動，也對新中國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對這場戰爭，作為中方的最高統帥的毛澤東有著許多重要的指示、精辟的論述，這些指示與論述，對於教育全國人民、統一全黨思想，對於贏得戰爭的勝利，都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和深遠的政治影響。
“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借朝鮮內戰之機實行武裝干涉，無理侵入我國領土台灣，隨後又越“三八線”，將戰火擴大到鴨綠江邊。我國的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受到嚴重的威脅。剛滿周歲的新中國，敢不敢、能不能迎戰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這是一場極其嚴峻的考驗。
毛澤東堅決主張出兵支援朝鮮。他是從全球戰略的高度，從中朝兩國唇齒相依的關系，從我國人民的根本的長遠的利益考慮這個問題。1950年8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表示:“台灣一定要收回，朝鮮必須幫助。”他還說:“如果美帝得勝，他就會得意，他就會威脅我。我們對朝鮮的幫助，要以志願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選擇。仗打起來以後，有短打，也有長打，還有大打，打原子彈。打原子彈，我們沒有，只好讓他打，我們還是打手榴彈。但我們不能不有所准備。”8月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9次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闡明他的意見。他說:“對於朝鮮人民，我們需要給以幫助鼓勵。朝鮮人民對於中國革命是有很大幫助的。中國革命的幾個階段，都有他們的幫助。現在美軍已經增援了他的部隊，戰爭的持久性也就隨之增加了。朝鮮戰爭持久了，不如速決的好。但持久了更可教育朝鮮的人民和世界的人民。他在朝鮮已經干起來了，也可能在別的地方干起來，他什麼都可能干起來……我們不准備就不好。我們要准備戰爭打起來的時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長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彈。我們中國人民是打慣了仗的，准備你打原子彈。我們是不要你打的。你一定要打，就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弱點，跟著你，最後打敗你。”
1950年10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老朋友王季範和周世釗，針對後者的疑慮，毛澤東說:“不錯，我們急需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出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帝的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使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會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還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從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從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1951年10月23日，在抗美援朝進行了一年後，毛澤東又一次談到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他說:“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台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
毛澤東這些論述充分說明戰爭是美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進行抗美援朝是必要的、正義的。
“美帝的軍隊有一長三短”
既然要抗美援朝，有無取勝把握，在當時是頗受人們關注的問題。眾所周知，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除了裝備大量的飛機、大砲、坦克、軍艦之外，它的武器庫中還有一張令人生畏的王牌——原子彈。面對美國的核訛詐，不少人對戰爭的前景憂心忡忡。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科學地分析美國的長處與短處，以增強人們打敗美帝國主義侵略的信心。
8月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9次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美帝是有許多困難的，內部爭吵，外部也不一致。美帝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合起來就是一長三短。三個弱點是:第一戰線太長，從柏林到朝鮮;第二運輸線太遠，要隔兩個大洋(大西洋、太平洋);第三戰鬥力太弱，不如德、日軍隊。美帝是不可怕的，但是美帝也可能亂來，對於這一點，我們也要充分估計到。”
在同王季範和周世釗的談話中，毛澤東也說:“你們都知道，我是不打無把握之仗的。這次派志願軍出國，雖然是有人不同意的，他們認為沒有必勝的把握。但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經過周詳的考慮研究，制定了持久戰的戰略，勝利是有把握的。我們估計，美帝的軍隊有一長三短。它的鋼鐵多、飛機大炮多，是它唯一的優勢。但它在世界上的軍事基地多，到處樹敵，到處設防，兵源不足，是一短;遠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為侵略而戰，師出無名，士氣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傷；雖有一長，不能敵這三短。我們要進行持久戰，一步一步消滅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傷亡，它一天不撤退，我們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這樣一來，它就傷亡多，受不了，到那時，它就只好心甘情願地進行和平解決。只要它願意和平解決，我們就可以結束戰爭，我們原來是要和平的。”
要使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毛澤東以偉大戰略家的眼光和魄力，進行科學的分析，說服一些對出兵朝鮮心存疑慮的中央領導同志，使全黨上下達成共識，團結一致，堅定信心，從而解決了出兵朝鮮的戰略決策問題。
“這麼一翻，那麼一翻，最後還是決定了”
經歷了長期戰爭生涯的毛澤東深深懂得“出兵”二字的分量，也深知“戰爭”意味著什麼。因此，反復權衡，慎之又慎。毛澤東認真聽取各種不同意見，讓大家擺足出兵的不利條件，對入朝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作了充分估計和分析。他認為，我們確有困難，出兵確要冒很大風險，一些同志不主張出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是個大國，不打過去，見死不救，總不行。他手上拿著金日成的電報很動情地說:“你們說的都有理，但是別人危急，我們站在旁邊看，怎樣說，心裡也難過。”
出兵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是毛澤東一生最為艱難的一次決策。 20年以後的1970年10月10日，毛澤東、周恩來會見金日成時，共同回憶了這段曲折的決策過程。
毛澤東說:“那個時候,我們雖然擺了5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麼一翻,那麼一翻,嗯!最後還是決定了。你不幫助,怎麼辦啊?不僅你們沒有發言權,我們也沒有發言權了啊!過去我曾經同跟著你們軍隊到過南朝鮮的中國新聞記者談過話。我問他:究竟美國的砲火和空軍殺傷力哪個大?據他說,主要殺傷力還不是空軍,還是陸軍。我說這樣就好辦了,因為我們沒有空軍哪,有的只是陸軍啊。再有呢，那無非是進去了又被美國人趕了出來。那我總進去跟你打過一回了吧。被你們趕出來回到鴨綠江以西,那以後你美國人佔領了鴨綠江以東,他總是不放心的,我們總還可以進去嘛,以後我們兩家合起來組織游擊隊再可以鑽進去佔領鴨綠江以東嘛。你如果按兵不動,以後就沒有理由了嘛!”
毛澤東還說：“事情總是這麼彎彎曲曲的。在那個時候，因為中國動動搖搖，斯大林也就洩了氣了，說：算了吧!後頭不是總理去了嗎?是帶了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吧?”
周恩來說：“兩種意見，要他選擇。我們出兵就要他的空軍支持我們。”
毛澤東說：“我們只要他們空軍幫忙，但他們不干。”
周恩來說：“開始的時候，莫洛托夫贊成了，以後斯大林又給他打電話說，不能用空軍支援，空軍只能到鴨綠江邊。”
毛澤東說：“最後才決定了，國內去了電報，不管蘇聯出不出空軍，我們去。”
這個談話記錄，說明毛澤東和當時的中央政治局關於出兵朝鮮的決策是何等艱難!對於抗美援朝的決策，彭德懷曾作過這樣的評價：“這個決心不容易定下，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對複雜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斷力。歷史進程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
“這就是勝利的政治基礎”
“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思想政治教育是激發軍隊士氣、保障戰爭勝利的基礎。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領導人民軍隊之所以能夠不斷以弱勝強，戰勝國內外強敵，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十分重視人民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線”作用的發揮。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面臨的對手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美國，毛澤東更加註重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在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中指出，必須“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基礎”。 1951年1月19日，他又指示：“中朝兩國同志要親如兄弟般的團結在一起，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為戰勝共同的敵人奮鬥到底。中國同志必須將朝鮮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樣，教育指揮員戰鬥員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線，如同我們在國內的看法和做法一樣，這就是勝利的政治基礎。只要我們能夠這樣做，最後勝利就一定會得到。”毛澤東的指示迅速傳達到各入朝參戰部隊，並得到認真的執行，從而加強了中朝兩國人民用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為打敗美帝國主義奠定了政治基礎。一位志願軍戰士這樣回憶：“聽到毛主席的這些指導我們赴朝作戰的重要指示，當時我是多麼興奮、多麼激動啊!我利用行軍的間隙時間，把毛主席的指示一字一句地寫在小本子上，稍有時間，我總要看上幾遍，儘管早已背熟了，可我還是一遍又一遍地看。我和同志們一樣，決心牢記毛主席的諄諄教誨，無論走到哪，打到哪，都堅決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因為這就是我們赴朝作戰的偉大方針和'勝利的政治基礎'啊!”
“把國際主義跟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叫'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在朝鮮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及時地提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 1950年11月4日,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言》,指出:“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是無止境的”,“他們的陰謀絕對不止於摧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他們要吞併朝鮮,他們要侵略中國,他們要統治亞洲,他們要征服世界”;“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關聯的。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只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地關聯著，是為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救鄰即自救，保衛祖國必須支援朝鮮人民。”因此,中國“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在當時極大地發揮了政治動員的作用。 1970年10月10日，毛澤東、周恩來會見金日成時，曾談到這個口號的重要作用。
毛澤東說：“那些人有百分之二十的戰士、幹部是積極的、願意打的。這是根據他們當時的調查。動員了以後,他們作了一個調查,說有百分之二十的戰士、幹部是願意打的,有百分之二十是不願意打的。”
周恩來插話:“那是在開始的時候。”
毛澤東說:“除了這百分之四十,還有百分之六十,是打可以,不打也可以,隨大流。我說這就可以了嘛,因為有百分之六十可以隨大流,可以贊成打,再加上百分之二十願打的,這不是百分之八十了嗎?就可以打了嘛。又把國際主義跟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叫'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你如果不提'保家衛國',他也不贊成啊。他說,只為了朝鮮人,不為中國人還行啊?所以我說,是為了保家衛國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衛國,要到那個地方去保、那個地方去衛。”
金日成表示贊成:“是的。當時提出這個口號很好,很正確。”
毛澤東說:“你不去支持朝鮮人民保衛朝鮮,還能保自己的家,衛自己的國?這樣戰士就理解了。”
“零敲牛皮糖”：制敵死命的法寶
經過第一、二、三次戰役的戰略進攻，又經歷了第四次戰役的積極防禦，在中朝軍隊同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的反復較量中，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規律的認識逐步加深，準備長期作戰的思想更加明確。他對抗美援朝戰爭總的指導方針，被概括為“戰爭準備長期，盡量爭取短期”。
1951年5月26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歷次戰役證明我軍實行戰略或戰役性的大迂迴，一次包圍美軍幾個師，或一個整式師，甚至一個團，都很難達到殲滅任務。這是因為美軍在現時還有頗強的戰鬥意志和自信心。為了打落敵人的這種自信心以達到最後大圍殲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戰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軍每一個軍在一次作戰中，殲滅美、英、土軍一個整營，至多兩個整營，也就夠了。”
這是毛澤東對志願軍所進行的持久陣地戰經驗的總結和概括，他還有個通俗的說法，就是“零敲牛皮糖”。實踐證明：這是“制敵死命”的一個法寶。
在上甘嶺一戰成名的志願軍十五軍軍長秦基偉，在總結上甘嶺戰役勝利的原因時，也指出：上甘嶺戰役的勝利是毛澤東主席英明的戰略指導思想的勝利，是志司、兵團貫徹“持久作戰，積極防禦”方針的勝利。五次戰役後，我們落實毛主席的指示“零敲牛皮糖”，不斷地消耗敵人，積小勝為大勝，爭取時間。毛主席的這個指示通過實踐證明是很英明的，特別是在 1952年以後，朝鮮戰場上不斷成排、成連、成營地殲滅敵人，不僅從實力上削弱了敵人，更從心理上威懾了敵人，為上甘嶺戰役取得全勝奠定了基礎。
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
經過一千多個日日夜夜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志願軍同朝鮮人民一起，以劣勢裝備戰勝了優勢裝備的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鮮停戰終於實現了。
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毛澤東對抗美援朝戰爭做了總結，他首先闡述了勝利的原因。他說：抗美援朝的勝利是靠什麼得來的呢？剛才各位先生說，是由於領導的正確。領導是一個因素，沒有正確的領導，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戰爭是人民戰爭，全國人民支援，中朝兩國人民並肩戰鬥。
我們同美帝國主義這樣的敵人作戰，他們的武器比我們強許多倍，而我們能夠打勝，迫使他們不能不和下來。為什麼能夠和下來呢？
第一，軍事方面，美國侵略者處於不利狀態，挨打狀態。如果不和，它的整個戰線就要被打破，漢城就可能落入朝鮮人民之手。這種形勢，去年夏季就已經開始看出來了。作戰的雙方，都把自己的戰線稱為銅牆鐵壁。在我們這方面，確實是銅牆鐵壁。我們的戰士和乾部機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國侵略軍卻怕死，他們的軍官也比較呆板，不那麼靈活。他們的戰線不鞏固，並不是銅牆鐵壁。我們方面發生的問題，最初是能不能打，後來是能不能守，再後是能不能保證給養，最後是能不能打破細菌戰。這四個問題，一個接著一個，都解決了。我們的軍隊是越戰越強。今年夏天，我們已經能夠在一小時內打破敵人正面21公里的陣地，能夠集中發射幾十萬發砲彈，能夠打進去18公里。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敵人內部有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來。
第三，經濟方面，敵人在侵朝戰爭中用錢很多，它的預算收支不平衡。
這幾個原因合起來，使敵人不得不和。而第一個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沒有這一條，同他們講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剛才大家講到領導這個因素，我說領導是一個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眾想辦法。我們的干部和戰士想出了各種打仗的辦法。我講一個例子。戰爭的頭一個月，我們的汽車損失很大。怎麼辦呢？除了領導想辦法以外，主要是靠群眾想辦法。在汽車路兩旁用一萬多人站崗，飛機來了就打信號槍，司機聽到就躲著走，或者找個地方把汽車藏起來。同時，把汽車路加寬，又修了許多新汽車路，汽車開過來開過去，暢行無阻。這樣，汽車的損失就由開始時的百分之四十減少到百分之零點幾。後來，地下倉庫修起來了，地下禮堂也修起來了，敵人在上面丟炸彈，我們在下面開大會。我們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鮮戰場，就感到相當危險。當然，危險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辦法，並不是那麼了不起。
毛澤東最後說：“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
這是毛澤東對抗美援朝勝利原因最精闢的總結，也是對中國革命與建設規律的高度概括。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只要堅持這兩點，我們將無往而不勝！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毛澤東還總結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意義，他說：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意義的。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線，前線仍在鴨綠江和圖們江，瀋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產。
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我們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陸軍、空軍、海軍，步兵、砲兵、工兵、坦克兵、鐵道兵、防空兵、通信兵，還有衛生部隊、後勤部隊等等，取得了對美國侵略軍隊實際作戰的經驗。這一次，我們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對美國軍隊，如果不接觸它，就會怕它。我們跟它打了33個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就是那麼一回事。我們取得了這一條經驗，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
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由於以上三條，就產生了第四條：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在這個的講話中，毛澤東還非常自信地說：“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我們是不是去侵略別人呢？任何地方我們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來了，我們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國人民有這麼一條：和平是讚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乾。我們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人民踴躍報名參軍。對報名參軍的人挑得很嚴，百裡挑一，人們說比挑女婿還嚴。如果美帝國主義要再打，我們就跟它再打下去。”
毛澤東的這番話說出了中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堅強決心。
經過抗美援朝戰爭的洗禮，中國人民更加自信。我們愛好和平，但也不懼怕戰爭。倘若帝國主義膽敢將戰爭強加於我，一定讓它有來無回！
“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帶給中國的警示
海杲：恐怖巴西套利交易帶給中國的警示
2010-04-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141eed0100ilch.html
博鰲亞洲論壇召開了，一群“經濟學家”最後無恥的扯淡……所有人都在忽悠“市場的邏輯”，卻都迴避一個話題：套利交易。
這是一個荒誕的時代，中國多家銀行股東，竟然出現鴉片戰爭繼承者“匯豐銀行”的名字；這是一個荒誕的時代，漢奸“學者”能夠無所顧忌、厚顏無恥地在官方論壇胡扯——台下還真有人相信——迷信。
海關總署10日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外貿順差為 144.9億美元，減少8成，3月份當月逆差72.4億美元，進口增長66%！媒體如此解釋：“由於國內需求旺盛拉動石油等原材料進口數量和價格雙雙強勁上升，以及國內消費結構升級導致汽車類產品進口猛增。”但請問，石油和汽車在哪裡？
高明的魔術師，一般會在觀眾席找幾個故意吆喝的人迷惑你，他們的作用就在這裡。果戈裡名著《死魂靈》，標題用在這些人身上最為合適不過。如此出賣自己靈魂——鼓譟背後有何故事，一切自有報應。歷史大變局的時刻——站錯隊伍的下場會很慘！
筆者陳述一段文字，高度概括當今所謂“主流經濟學” ——
低買高賣、瘋狂造債、邏輯錯亂、泡沫破敗。
什麼意思？低買高賣是貨幣主義的全部哲學基礎。我國當前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腦殼裡，就這16個字——從來沒有人靜下心來細問一句：何為價值？這哪裡是什麼經濟學，不過是“貨幣主義”罷了，一個吸血的系統。隨意點評一下“經濟學家”不可思議的扯淡，他們的所有鼓譟，都基於上述16個字。
樊綱——“民粹主義會導致國家破產。”
這還不算什麼，應該高度警惕的是樊綱這段話，“當人們的生產能力超越消費能力之後，社會思潮開始轉型，特別是金融體係要適合於新的趨勢，你能夠使大家向自己的未來借錢，中國的這個時間逐步也到了。”
筆者嘲笑過的香港老頭張五常，很多話不靠譜，但這句話質量很上乘，“我指出以卸責、偷懶、恐嚇、勒索、隱瞞、博弈、機會主義等等概念，只有上帝知道是些什麼，無從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科學上皆廢物也。”
換言之，1+1=2，你要像陳景潤那樣證明出來，這才叫經濟學！請問樊大學者，您是如何證明“民粹主義”可以導致“國家破產”的。你現在鼓吹向未來借錢，知道是在犯罪嗎？
胡祖六——“人民幣顯然是存在某種程度低估。”
他的解釋是，“相對於所有的貿易夥伴國，譬如說我們對亞洲某些國家、某些新興市場國家我們是逆差，但總體而言我們是很大的順差。”
請問胡祖六如何證明“外貿順差=貨幣低估”？誰給你這樣一個“經濟學”的邏輯？
既然人民幣低估，用你胡祖六的邏輯，原來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商品，必須要重新核算價格吧？從何時低估，既然已經消費了我國“低估價值”的商品，請先補償中國人吧。補償完再談人民幣的低估問題。
胡祖六說一切由市場決定，好吧，什麼是完整的市場概念，市場要素包括勞動力吧？讓美國打開國門——不僅可以從理論上完善“自由市場” 概念，更可從實踐上光大西方的人權概念。
中國任何一個逛菜市場的婦女，都會算這一筆賬，就是這樣一個騙子，竟然到處忽悠。
許小年——“天下為公觀念對政府不公平，政府也有七情六欲。”
許小年就不僅只是無知了，甚至不能稱他為無政府主義，而是徹底的邏輯錯亂。政府怎麼會有七情六欲呢？應該是公務員！
“政府跟你一樣，人家也要一天吃三餐飯，人家也要住房，也要開車，跟你一樣，在你管不住他的時候，最好的辦法讓他少管一點。 ”
請許小年查查詞典看看何為“政府”，它的定義是：社會公共權力。 “社會公共權力”如何有七情六欲？中國政府代表的是中國社會的公共權力，公務員拿的是公共服務的報酬。拜託，公務員的所有七情六欲，只能從這裡記賬。坦誠講，我國社會存在二元價值衝突，公務員某種意義上，有“企業家”功用，但是，這只能從“獎金”裡拿，不能從“公共權力”尋租。何況，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名利雙收是要付出代價的。
我國經濟學界此類爛貨，顯然不是病沒病的問題，而是要檢查一下，他們病入膏肓到了什麼程度。
鑑於三月份莫名其妙的外貿逆差，以巴西為例類比演練。
如果將巴西換成中國，那國人便需要擦亮眼睛！類似故事正在中國上演！
倫敦-華爾街集團的巴西套利交易
作者：Dennis Small/Gretchen Small
譯者：海杲
魔術師是一個古老的職業——或許是最古老的了。標準的詞典定義，將魔術師描述為“通過雙手和欺騙儀器的花招、長於製造幻覺”的一些人。莎士比亞的說法更直接：魔術師就是欺詐者，騙子。
在政治領域，它是威尼斯模式寡頭政治完善的致命手藝，正如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幽靈預言家》（The Ghost-Seer）或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亡命徒》（The Bravo）的回憶，或許還伴隨戰栗。威尼斯魔術師目的就是迷惑它要剝削的受害者，遊說他們相信自己的感覺不管多麼古怪，都是真的。同樣地，它不過是亞裡斯多德或邊沁經驗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極端形式表現，這些思想瀰漫於整個現代社會，被當今世界幾乎所有大學推廣。
如此威尼斯式花招的受害者，被迫否定自身“看到的”更好判斷。之後，魔術師要讓受害者自願推遲自身懷疑，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默許自己打個死球。
當然，每一個成功的魔術師都知道，必須在觀眾席裡僱一到兩個托兒，大吵大鬧，讓所有觀眾聽見：“看！看！月亮是餡餅做的！我的雙眼看到了！”
看看歐盟的例子，它是基於歐元的貨幣系統。歐元系統徹底破產，中心正在垮台——不是在希臘，國際媒體最喜歡撒謊——而是在西班牙與英國，那裡有個特別角色，倫敦-華爾街運營的西班牙桑坦德銀行。它是個圈套，直到最近，在房地產泡沫（在西班牙與英國惡名昭彰）的情況下，魔術師還在這些地區製造維持財務償付能力的幻像。另外，通過巴西套利交易，維持了十年的國際級別旁氏騙局，給金融投機者帶來年度25%的資本回報——打劫巴西國家人民到了極點。
在這種情況下，扮演大師級魔術師角色的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而他們在巴西經營了200多年。吸血的目標對像在戰略上都是意義重大的國家——俄羅斯、中國以及印度，四個所謂金磚國家。
魔術師耍了個花招，把吸血對像稱作“金磚四國” （BRIC：Brazil、Russia、India、China），一個空殼子的幻像。美國和美元好像完蛋了，但即便是歐元，也不過是通過巴西套利交易在維持存活。
“舉俄羅斯的例子，你看到有一幫人圍繞在諸如丘拜斯、戈爾巴喬夫還有其它蘇維埃叛徒的周圍，他們屬於一個群體，不僅要控制俄羅斯的政治存在，還要控制所謂的金磚四國，這是多年前構建的概念。現在，這個集團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個假設：巴西的套利交易代表真實的錢。當然並非如此，套利交易什麼都不是。現在，套利交易正在落敗，當前的國際金融系統是匹死馬。”
下文我們會詳細講解巴西套利交易，之前先來看看巴西另一著名領域——足球，說說大明星羅納爾多，這傢伙2008年4月發現自己捲入一個“性”陰謀。羅納爾多把自己老婆丟在裡約熱內盧，找了三個妓女。當他們在汽車旅館登記之後，羅納爾多發現，這三個姑娘實際上是三個男人，後來告訴警察，這三個異性模仿癖者，要敲詐他的錢，領頭人是Andreia Albertine，實則是Andre Luiz Ribeiro Albertino。
是吧，你看到的始終不是你想得到的——事實上，金磚四國是不是有點類似呢，就像敲詐羅納爾多那樣。巴西套利交易，好比“Andreia”，以為是他是她。
金融系統已經是個殭屍
你必須識別國際金融泡沫，是它在支配當今世界，名義的英國式泡沫，就是這個集團的拿手好戲——羅斯柴爾德勳爵是這個集團的關鍵角色。目前狀態，嚴重到超越所有媒體的報導。
典型例子當然是桑坦德銀行（Banco Santander），它已經徹底破產，現在發生的是，人們寄存資產，便是其他人的債務！沒有人有什麼資產，真實的資產，其他人聲稱是自己的資產。現在什麼情況呢，大量生產或資產方面的交易，實際只佔名義財富的很小一部分。
名義財富總計已是抵消交易，或者這麼說吧，一幫人出借並不屬於自己的錢，給其他人，來回搗鼓，如此而已。所以，如果你真的試圖調解這些債務，或是從下面騰些真實的資產，實際上，什麼也找不到。
現在，這已經把整個世界系統帶到崩潰的危機之中。隨時會是炸彈，這套糟糕的系統簡直就要崩潰了。整個國際金融系統都在倒塌，特別是倫敦-華爾街控制的部分。
巴西怎麼樣？巴西就是個巨大的套利交易平台。套利交易後面什麼資產？是對債權人沒收抵押資產的恐懼。每個人都擔心取消抵押品贖回，因為，如果有一個止贖，對應三個傢伙認為止贖的玩意還是資產呢。巴西的價值——即便它的交易，它的生產——都依賴於通過套利交易產生的資金流，倫敦套利交易，由羅斯柴爾德勳爵領頭，此時此刻，在國際之間。同樣的羅斯柴爾德，給美國加利福尼亞提供了現任的州長，不過是他個人的恩賜。同樣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經營了拿破崙的事業，直到最後除去他。
套利的基礎什麼都沒有——真的什麼都沒有。現在，套利交易正在倒塌。當前國際金融系統已經是匹死馬。人們已經開始懷疑套利交易了，整個系統就要崩塌，鏈條反應。只有傻瓜才相信這匹死馬沒有死，最終會停掉套利交易。
看看實際的情況吧，整個世界並不能生產足夠的商品維持現有世界人口經濟。真實價值的數量，生產性的價值，正在收縮，而債務卻在以通貨膨脹率的方式增加，只是為了替換更新貸款的期票，新債代舊債。
歐洲難以成功的計劃
國際媒體激烈否定一個簡單事實，好像一個病態的猜字謎，那就是，影響歐元區的只有“希臘”支付危機。
即便粗略看看媒體稱謂“豬歐”的國家（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與西班牙），它們的賬上債務，希臘不過佔總體債務的10%，而豬歐國家的公共與私人債務，合起來已是海量——3.4萬億美元。這些國家能還上銀行硬塞給它們的債嗎：別說希臘，別說愛爾蘭（7100億美元），更別說破產的西班牙（9440億美元）了。而英國比他們加起來都還要嚴重，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崩潰中的工業基礎。倫敦衛報2月18日如此報導：“英國自有的較高赤字，緩慢增速與高通脹，可能是引起一些人投機的下一個國家，以此警告全球市場。”
至少別忘掉官方的赤字，真實的泡沫正在吹破，一個巨大的衍生泡沫。
2月14日紐約時報一篇文章，重複無用囉嗦的話題—— 該報社論說，不要回到石器時代，就好像他們反對電氣和飛機一樣——不過卻偶爾提到一個事情，高盛和其它金融吸血鬼，已經給希臘弄了成堆的衍生品賭注，用額外債務給希臘產糊了層紙，這比已經吹破的債務大多了。世界一片嘖嘖，好像這是新發現的事物一樣。
以此類推——可能更為糟糕——還有對西班牙與不列顛經濟總體破產的覆蓋。
桑坦德銀行與同屬一系的倫敦格羅夫那資產（Grosvenor Properties，由英國女王的表親威斯敏斯特公爵六世Gerald Grosvenor經營），2000年中緊急製造新品種的資產衍生品，試圖覆蓋國際住宅市場的暴跌。他們在2008年又把這一工具介紹到了西班牙，目的是刺激投資者用資產進行交換，以此彌補潛在損失，而這又是英國與西班牙商業住宅地產價格劇烈校正所帶來的結果。
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整個歐洲都是如此，特別最近5 年以來，從數量上可能很難精確量化，但確定的是，它的數量級要比債務泡沫自身大多了。那麼，如果豬歐四國的3.4萬億
巴西：被套利交易帶走
魔術師幻覺仍能存活的資金源自哪裡？巴西套利交易。
最近這些年，國際銀行，比如倫敦運營的桑坦德（Santander）銀行，已經從歐洲央行以1%的利率，或是從美聯儲以類似低利率借貸數千億的美元。他們把這些資金拿到諸如巴西這樣的地方，換成裡爾（巴西貨幣單位）計價的政府短期國債，以世界最高的利率收益：每年平均16%，過去7年時間裡，都是盧拉（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做總統（2003-至今）。結果就是，巴西從2000年至今，給外國的和國內債券持有者，支付的利息，是令人驚愕的1.567萬億裡爾（按如今匯率計算約合8700億美元）——這幾乎是2000年原始債務的三倍（5630億）。
那麼，巴西到底如何支付的呢？很大程度上，增加更多資金投資更多的債券，進一步的債務——經典的旁氏騙局。 [筆者註：想想樊綱剛才那段話吧]最終，巴西公共債務，從2000年的5630億裡爾，升到2009年的1.345萬億裡爾——新債務約合7820億裡爾。實際上，1.564萬億的一半，剛好支付利息。另一半則是從隱藏的巴西人那裡出來（1.9億人口），國內消費急劇降低，就是為了出口商品賺點外彙來償債。
為何巴西能持續吸收如此海量的外國資本？部分來說，歸因於過高利率，但也是升值的擔保，或曰裡爾的重新估值，裡爾相對美元，以此確保外國投資者獲利。事實上，盧拉任職期間，裡爾每年都在升值，除了 2008年，那是全球金融震蕩的一年。最終，盧拉任職期間，外國套利交易每年都是驚人的 24%。在這7年之癢的時間裡，盧拉代表倫敦，是個忠實的看守，從巴西經濟體和巴西人身上洗劫了大約8590億美元。
但是，和所有旁氏騙局一樣，當資金斷流的時候，整輪牌局結束，魔術師的幻像什麼都不是，不過煙霧、魔鏡——還有種族滅絕。
與魔術師會面：羅斯柴爾德家族
巴西有利可圖的套利交易之上，是一個銀行家族，自從拿破崙時代就是英帝國的主要銀行家：羅斯柴爾德家族。簡單研究羅斯柴爾德在巴西的操作，你會發現，這個英帝國的“金磚四國”操作，把巴西部署成偽裝棋子，再破壞俄羅斯、中國和印度。
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巴西關係深厚，該家族自己網站存檔，就有一頁專門介紹巴西，唯一獲得如此“榮譽”的國家。他們吹噓，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巴西的關係，可以追溯到銀行的創始人。十九世紀的頭十個年頭裡，1822年，巴西宣布從葡萄牙獨立，但沒有變成共和國：而是作為帝國運營，直到1889年。從那時開始，羅斯柴爾德家族就是巴西的“卓越”銀行家，直到該帝國最終毀滅，1888年時巴西還是奴隸制國家。
那些領導巴西建立共和國的人，曾經倡導過漢密爾頓似的美國經濟系統。但是他們工業化的計劃很快將此排除。正如羅斯柴爾德網站存檔冷冷得陳述：儘管羅斯柴爾德為 1889年共和國宣佈建立所驚訝，“他們很快調整了局勢……新的共和政府維持了對羅斯柴爾德的債務，”巴西政府繼續歐洲銀行的把戲，歐洲銀行家“幫助”巴西建立新的央行，以及這個國家的巴西銀行（Banco do Brasil）。
時光轉到這十年，2002年總統選舉，資本開始逃離這個國家，他們擔憂盧拉政府會導緻雅各賓似的混亂，甚至斷絕與銀行的關係，加大了倫敦的恐懼。
倫敦還對巴西展開密集部署，桑坦德銀行選擇對巴西開放信用額度。而Mario Gamero，聖保羅的一個商人，被雅各布.羅斯柴爾德稱為“第四個兒子”的人，為盧拉競選團隊組織了一次美國之旅，安排與華爾街的會面，在小布什的白宮。
消息表明：盧拉是“我們的人”。
年度人物
“我們的人”意味著什麼？ Garnero從1975年開始運作，他建立的公司至今還在，巴西投資公司（Brasilinvest Group），倡導私有化與巴西經濟的全球化。自己認為是巴西前所未有的“經典銀行生意”，或說“商業銀行”。巴西投資公司，很快就升到盎格魯-威尼斯金融體系的頂端，其股東與董事會成員，就包括雅各布.羅斯柴爾德的兒子納特（Nat），桑坦德銀行，鴉片戰爭的繼承者匯豐銀行，世界最古老的銀行，意大利的西亞娜銀行，阿涅利家族的菲亞特（FIAT），索羅斯相關的貝內帶蒂（Carlo De Benedetti），優尼特公司總裁（Companie Industriali Riunite：CIR），還有比利時的通用銀行（Generale Bank），帶著繼承比屬剛果的榮譽。
巴西《IstoE》雜誌5月26日奉承，巴西投資公司國際委員會的三天年度會議，地點在倫敦，在老雅各布.羅斯柴爾德的指導下，還有帶頭的發言人老布什（George HW Bush）。在那裡，雅各布稱Garnero為“我的第四個兒子”，也是在那裡，不列顛的安德魯王子宣布，巴西人將扮演國際貿易關係中的重要角色。 Garnero好像是英國的非正式大使一樣。安德魯招呼Garnero為一個典範，“巴西將引領西方與東方新興市場之間更為密切的貿易關係。”
參加那次倫敦會談，而且仍是巴西投資公司董事會成員的，還有羅斯柴爾德金磚四國關鍵的兩個商人：俄羅斯鋁業大王，納特.羅斯柴爾德（Nat Rothschild）的好夥伴，Oleg Deripaska，還有一個中國的房地產商人，鄧永鏘（David Tang，DWC Tang Development，北京的中國俱樂部China Club老闆）。
羅斯柴爾德代理人Garnero第一次將盧拉介紹給 Deripaska。而Garnero，在盧拉作為總統第一次前往中國之前，在巴西利亞，帶來了中國的政府投資基金公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CITIC，中信），會見了盧拉總統，七個部長，還有其它高層政府官員。
這七年的時間裡，盧拉在巴西就是倫敦魔術師的玩物—— 套利交易的洗劫，是個冷酷的數字。所以，稱呼盧拉為“年度人物”，便不是令人驚訝的事了，從國際金融大腕的達沃斯論壇，到法國的世界報，再到英國自己國際事務的皇家學院，都這麼稱呼。
但是，不論獲獎多少，再怎麼弄煙霧和魔鏡，都不能維持套利交易的幻像。和歷史上的每一個旁氏騙局一樣，會在魔術師的一陣煙中消失。唯一問題在於：會不會讓這個星球的人口數量下降？
2010-04-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141eed0100ilch.html
博鰲亞洲論壇召開了，一群“經濟學家”最後無恥的扯淡……所有人都在忽悠“市場的邏輯”，卻都迴避一個話題：套利交易。
這是一個荒誕的時代，中國多家銀行股東，竟然出現鴉片戰爭繼承者“匯豐銀行”的名字；這是一個荒誕的時代，漢奸“學者”能夠無所顧忌、厚顏無恥地在官方論壇胡扯——台下還真有人相信——迷信。
海關總署10日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外貿順差為 144.9億美元，減少8成，3月份當月逆差72.4億美元，進口增長66%！媒體如此解釋：“由於國內需求旺盛拉動石油等原材料進口數量和價格雙雙強勁上升，以及國內消費結構升級導致汽車類產品進口猛增。”但請問，石油和汽車在哪裡？
高明的魔術師，一般會在觀眾席找幾個故意吆喝的人迷惑你，他們的作用就在這裡。果戈裡名著《死魂靈》，標題用在這些人身上最為合適不過。如此出賣自己靈魂——鼓譟背後有何故事，一切自有報應。歷史大變局的時刻——站錯隊伍的下場會很慘！
筆者陳述一段文字，高度概括當今所謂“主流經濟學” ——
低買高賣、瘋狂造債、邏輯錯亂、泡沫破敗。
什麼意思？低買高賣是貨幣主義的全部哲學基礎。我國當前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腦殼裡，就這16個字——從來沒有人靜下心來細問一句：何為價值？這哪裡是什麼經濟學，不過是“貨幣主義”罷了，一個吸血的系統。隨意點評一下“經濟學家”不可思議的扯淡，他們的所有鼓譟，都基於上述16個字。
樊綱——“民粹主義會導致國家破產。”
這還不算什麼，應該高度警惕的是樊綱這段話，“當人們的生產能力超越消費能力之後，社會思潮開始轉型，特別是金融體係要適合於新的趨勢，你能夠使大家向自己的未來借錢，中國的這個時間逐步也到了。”
筆者嘲笑過的香港老頭張五常，很多話不靠譜，但這句話質量很上乘，“我指出以卸責、偷懶、恐嚇、勒索、隱瞞、博弈、機會主義等等概念，只有上帝知道是些什麼，無從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科學上皆廢物也。”
換言之，1+1=2，你要像陳景潤那樣證明出來，這才叫經濟學！請問樊大學者，您是如何證明“民粹主義”可以導致“國家破產”的。你現在鼓吹向未來借錢，知道是在犯罪嗎？
胡祖六——“人民幣顯然是存在某種程度低估。”
他的解釋是，“相對於所有的貿易夥伴國，譬如說我們對亞洲某些國家、某些新興市場國家我們是逆差，但總體而言我們是很大的順差。”
請問胡祖六如何證明“外貿順差=貨幣低估”？誰給你這樣一個“經濟學”的邏輯？
既然人民幣低估，用你胡祖六的邏輯，原來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商品，必須要重新核算價格吧？從何時低估，既然已經消費了我國“低估價值”的商品，請先補償中國人吧。補償完再談人民幣的低估問題。
胡祖六說一切由市場決定，好吧，什麼是完整的市場概念，市場要素包括勞動力吧？讓美國打開國門——不僅可以從理論上完善“自由市場” 概念，更可從實踐上光大西方的人權概念。
中國任何一個逛菜市場的婦女，都會算這一筆賬，就是這樣一個騙子，竟然到處忽悠。
許小年——“天下為公觀念對政府不公平，政府也有七情六欲。”
許小年就不僅只是無知了，甚至不能稱他為無政府主義，而是徹底的邏輯錯亂。政府怎麼會有七情六欲呢？應該是公務員！
“政府跟你一樣，人家也要一天吃三餐飯，人家也要住房，也要開車，跟你一樣，在你管不住他的時候，最好的辦法讓他少管一點。 ”
請許小年查查詞典看看何為“政府”，它的定義是：社會公共權力。 “社會公共權力”如何有七情六欲？中國政府代表的是中國社會的公共權力，公務員拿的是公共服務的報酬。拜託，公務員的所有七情六欲，只能從這裡記賬。坦誠講，我國社會存在二元價值衝突，公務員某種意義上，有“企業家”功用，但是，這只能從“獎金”裡拿，不能從“公共權力”尋租。何況，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名利雙收是要付出代價的。
我國經濟學界此類爛貨，顯然不是病沒病的問題，而是要檢查一下，他們病入膏肓到了什麼程度。
鑑於三月份莫名其妙的外貿逆差，以巴西為例類比演練。
如果將巴西換成中國，那國人便需要擦亮眼睛！類似故事正在中國上演！
倫敦-華爾街集團的巴西套利交易
作者：Dennis Small/Gretchen Small
譯者：海杲
魔術師是一個古老的職業——或許是最古老的了。標準的詞典定義，將魔術師描述為“通過雙手和欺騙儀器的花招、長於製造幻覺”的一些人。莎士比亞的說法更直接：魔術師就是欺詐者，騙子。
在政治領域，它是威尼斯模式寡頭政治完善的致命手藝，正如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幽靈預言家》（The Ghost-Seer）或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亡命徒》（The Bravo）的回憶，或許還伴隨戰栗。威尼斯魔術師目的就是迷惑它要剝削的受害者，遊說他們相信自己的感覺不管多麼古怪，都是真的。同樣地，它不過是亞裡斯多德或邊沁經驗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極端形式表現，這些思想瀰漫於整個現代社會，被當今世界幾乎所有大學推廣。
如此威尼斯式花招的受害者，被迫否定自身“看到的”更好判斷。之後，魔術師要讓受害者自願推遲自身懷疑，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默許自己打個死球。
當然，每一個成功的魔術師都知道，必須在觀眾席裡僱一到兩個托兒，大吵大鬧，讓所有觀眾聽見：“看！看！月亮是餡餅做的！我的雙眼看到了！”
看看歐盟的例子，它是基於歐元的貨幣系統。歐元系統徹底破產，中心正在垮台——不是在希臘，國際媒體最喜歡撒謊——而是在西班牙與英國，那裡有個特別角色，倫敦-華爾街運營的西班牙桑坦德銀行。它是個圈套，直到最近，在房地產泡沫（在西班牙與英國惡名昭彰）的情況下，魔術師還在這些地區製造維持財務償付能力的幻像。另外，通過巴西套利交易，維持了十年的國際級別旁氏騙局，給金融投機者帶來年度25%的資本回報——打劫巴西國家人民到了極點。
在這種情況下，扮演大師級魔術師角色的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而他們在巴西經營了200多年。吸血的目標對像在戰略上都是意義重大的國家——俄羅斯、中國以及印度，四個所謂金磚國家。
魔術師耍了個花招，把吸血對像稱作“金磚四國” （BRIC：Brazil、Russia、India、China），一個空殼子的幻像。美國和美元好像完蛋了，但即便是歐元，也不過是通過巴西套利交易在維持存活。
“舉俄羅斯的例子，你看到有一幫人圍繞在諸如丘拜斯、戈爾巴喬夫還有其它蘇維埃叛徒的周圍，他們屬於一個群體，不僅要控制俄羅斯的政治存在，還要控制所謂的金磚四國，這是多年前構建的概念。現在，這個集團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個假設：巴西的套利交易代表真實的錢。當然並非如此，套利交易什麼都不是。現在，套利交易正在落敗，當前的國際金融系統是匹死馬。”
下文我們會詳細講解巴西套利交易，之前先來看看巴西另一著名領域——足球，說說大明星羅納爾多，這傢伙2008年4月發現自己捲入一個“性”陰謀。羅納爾多把自己老婆丟在裡約熱內盧，找了三個妓女。當他們在汽車旅館登記之後，羅納爾多發現，這三個姑娘實際上是三個男人，後來告訴警察，這三個異性模仿癖者，要敲詐他的錢，領頭人是Andreia Albertine，實則是Andre Luiz Ribeiro Albertino。
是吧，你看到的始終不是你想得到的——事實上，金磚四國是不是有點類似呢，就像敲詐羅納爾多那樣。巴西套利交易，好比“Andreia”，以為是他是她。
金融系統已經是個殭屍
你必須識別國際金融泡沫，是它在支配當今世界，名義的英國式泡沫，就是這個集團的拿手好戲——羅斯柴爾德勳爵是這個集團的關鍵角色。目前狀態，嚴重到超越所有媒體的報導。
典型例子當然是桑坦德銀行（Banco Santander），它已經徹底破產，現在發生的是，人們寄存資產，便是其他人的債務！沒有人有什麼資產，真實的資產，其他人聲稱是自己的資產。現在什麼情況呢，大量生產或資產方面的交易，實際只佔名義財富的很小一部分。
名義財富總計已是抵消交易，或者這麼說吧，一幫人出借並不屬於自己的錢，給其他人，來回搗鼓，如此而已。所以，如果你真的試圖調解這些債務，或是從下面騰些真實的資產，實際上，什麼也找不到。
現在，這已經把整個世界系統帶到崩潰的危機之中。隨時會是炸彈，這套糟糕的系統簡直就要崩潰了。整個國際金融系統都在倒塌，特別是倫敦-華爾街控制的部分。
巴西怎麼樣？巴西就是個巨大的套利交易平台。套利交易後面什麼資產？是對債權人沒收抵押資產的恐懼。每個人都擔心取消抵押品贖回，因為，如果有一個止贖，對應三個傢伙認為止贖的玩意還是資產呢。巴西的價值——即便它的交易，它的生產——都依賴於通過套利交易產生的資金流，倫敦套利交易，由羅斯柴爾德勳爵領頭，此時此刻，在國際之間。同樣的羅斯柴爾德，給美國加利福尼亞提供了現任的州長，不過是他個人的恩賜。同樣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經營了拿破崙的事業，直到最後除去他。
套利的基礎什麼都沒有——真的什麼都沒有。現在，套利交易正在倒塌。當前國際金融系統已經是匹死馬。人們已經開始懷疑套利交易了，整個系統就要崩塌，鏈條反應。只有傻瓜才相信這匹死馬沒有死，最終會停掉套利交易。
看看實際的情況吧，整個世界並不能生產足夠的商品維持現有世界人口經濟。真實價值的數量，生產性的價值，正在收縮，而債務卻在以通貨膨脹率的方式增加，只是為了替換更新貸款的期票，新債代舊債。
歐洲難以成功的計劃
國際媒體激烈否定一個簡單事實，好像一個病態的猜字謎，那就是，影響歐元區的只有“希臘”支付危機。
即便粗略看看媒體稱謂“豬歐”的國家（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與西班牙），它們的賬上債務，希臘不過佔總體債務的10%，而豬歐國家的公共與私人債務，合起來已是海量——3.4萬億美元。這些國家能還上銀行硬塞給它們的債嗎：別說希臘，別說愛爾蘭（7100億美元），更別說破產的西班牙（9440億美元）了。而英國比他們加起來都還要嚴重，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崩潰中的工業基礎。倫敦衛報2月18日如此報導：“英國自有的較高赤字，緩慢增速與高通脹，可能是引起一些人投機的下一個國家，以此警告全球市場。”
至少別忘掉官方的赤字，真實的泡沫正在吹破，一個巨大的衍生泡沫。
2月14日紐約時報一篇文章，重複無用囉嗦的話題—— 該報社論說，不要回到石器時代，就好像他們反對電氣和飛機一樣——不過卻偶爾提到一個事情，高盛和其它金融吸血鬼，已經給希臘弄了成堆的衍生品賭注，用額外債務給希臘產糊了層紙，這比已經吹破的債務大多了。世界一片嘖嘖，好像這是新發現的事物一樣。
以此類推——可能更為糟糕——還有對西班牙與不列顛經濟總體破產的覆蓋。
桑坦德銀行與同屬一系的倫敦格羅夫那資產（Grosvenor Properties，由英國女王的表親威斯敏斯特公爵六世Gerald Grosvenor經營），2000年中緊急製造新品種的資產衍生品，試圖覆蓋國際住宅市場的暴跌。他們在2008年又把這一工具介紹到了西班牙，目的是刺激投資者用資產進行交換，以此彌補潛在損失，而這又是英國與西班牙商業住宅地產價格劇烈校正所帶來的結果。
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整個歐洲都是如此，特別最近5 年以來，從數量上可能很難精確量化，但確定的是，它的數量級要比債務泡沫自身大多了。那麼，如果豬歐四國的3.4萬億
巴西：被套利交易帶走
魔術師幻覺仍能存活的資金源自哪裡？巴西套利交易。
最近這些年，國際銀行，比如倫敦運營的桑坦德（Santander）銀行，已經從歐洲央行以1%的利率，或是從美聯儲以類似低利率借貸數千億的美元。他們把這些資金拿到諸如巴西這樣的地方，換成裡爾（巴西貨幣單位）計價的政府短期國債，以世界最高的利率收益：每年平均16%，過去7年時間裡，都是盧拉（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做總統（2003-至今）。結果就是，巴西從2000年至今，給外國的和國內債券持有者，支付的利息，是令人驚愕的1.567萬億裡爾（按如今匯率計算約合8700億美元）——這幾乎是2000年原始債務的三倍（5630億）。
那麼，巴西到底如何支付的呢？很大程度上，增加更多資金投資更多的債券，進一步的債務——經典的旁氏騙局。 [筆者註：想想樊綱剛才那段話吧]最終，巴西公共債務，從2000年的5630億裡爾，升到2009年的1.345萬億裡爾——新債務約合7820億裡爾。實際上，1.564萬億的一半，剛好支付利息。另一半則是從隱藏的巴西人那裡出來（1.9億人口），國內消費急劇降低，就是為了出口商品賺點外彙來償債。
為何巴西能持續吸收如此海量的外國資本？部分來說，歸因於過高利率，但也是升值的擔保，或曰裡爾的重新估值，裡爾相對美元，以此確保外國投資者獲利。事實上，盧拉任職期間，裡爾每年都在升值，除了 2008年，那是全球金融震蕩的一年。最終，盧拉任職期間，外國套利交易每年都是驚人的 24%。在這7年之癢的時間裡，盧拉代表倫敦，是個忠實的看守，從巴西經濟體和巴西人身上洗劫了大約8590億美元。
但是，和所有旁氏騙局一樣，當資金斷流的時候，整輪牌局結束，魔術師的幻像什麼都不是，不過煙霧、魔鏡——還有種族滅絕。
與魔術師會面：羅斯柴爾德家族
巴西有利可圖的套利交易之上，是一個銀行家族，自從拿破崙時代就是英帝國的主要銀行家：羅斯柴爾德家族。簡單研究羅斯柴爾德在巴西的操作，你會發現，這個英帝國的“金磚四國”操作，把巴西部署成偽裝棋子，再破壞俄羅斯、中國和印度。
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巴西關係深厚，該家族自己網站存檔，就有一頁專門介紹巴西，唯一獲得如此“榮譽”的國家。他們吹噓，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巴西的關係，可以追溯到銀行的創始人。十九世紀的頭十個年頭裡，1822年，巴西宣布從葡萄牙獨立，但沒有變成共和國：而是作為帝國運營，直到1889年。從那時開始，羅斯柴爾德家族就是巴西的“卓越”銀行家，直到該帝國最終毀滅，1888年時巴西還是奴隸制國家。
那些領導巴西建立共和國的人，曾經倡導過漢密爾頓似的美國經濟系統。但是他們工業化的計劃很快將此排除。正如羅斯柴爾德網站存檔冷冷得陳述：儘管羅斯柴爾德為 1889年共和國宣佈建立所驚訝，“他們很快調整了局勢……新的共和政府維持了對羅斯柴爾德的債務，”巴西政府繼續歐洲銀行的把戲，歐洲銀行家“幫助”巴西建立新的央行，以及這個國家的巴西銀行（Banco do Brasil）。
時光轉到這十年，2002年總統選舉，資本開始逃離這個國家，他們擔憂盧拉政府會導緻雅各賓似的混亂，甚至斷絕與銀行的關係，加大了倫敦的恐懼。
倫敦還對巴西展開密集部署，桑坦德銀行選擇對巴西開放信用額度。而Mario Gamero，聖保羅的一個商人，被雅各布.羅斯柴爾德稱為“第四個兒子”的人，為盧拉競選團隊組織了一次美國之旅，安排與華爾街的會面，在小布什的白宮。
消息表明：盧拉是“我們的人”。
年度人物
“我們的人”意味著什麼？ Garnero從1975年開始運作，他建立的公司至今還在，巴西投資公司（Brasilinvest Group），倡導私有化與巴西經濟的全球化。自己認為是巴西前所未有的“經典銀行生意”，或說“商業銀行”。巴西投資公司，很快就升到盎格魯-威尼斯金融體系的頂端，其股東與董事會成員，就包括雅各布.羅斯柴爾德的兒子納特（Nat），桑坦德銀行，鴉片戰爭的繼承者匯豐銀行，世界最古老的銀行，意大利的西亞娜銀行，阿涅利家族的菲亞特（FIAT），索羅斯相關的貝內帶蒂（Carlo De Benedetti），優尼特公司總裁（Companie Industriali Riunite：CIR），還有比利時的通用銀行（Generale Bank），帶著繼承比屬剛果的榮譽。
巴西《IstoE》雜誌5月26日奉承，巴西投資公司國際委員會的三天年度會議，地點在倫敦，在老雅各布.羅斯柴爾德的指導下，還有帶頭的發言人老布什（George HW Bush）。在那裡，雅各布稱Garnero為“我的第四個兒子”，也是在那裡，不列顛的安德魯王子宣布，巴西人將扮演國際貿易關係中的重要角色。 Garnero好像是英國的非正式大使一樣。安德魯招呼Garnero為一個典範，“巴西將引領西方與東方新興市場之間更為密切的貿易關係。”
參加那次倫敦會談，而且仍是巴西投資公司董事會成員的，還有羅斯柴爾德金磚四國關鍵的兩個商人：俄羅斯鋁業大王，納特.羅斯柴爾德（Nat Rothschild）的好夥伴，Oleg Deripaska，還有一個中國的房地產商人，鄧永鏘（David Tang，DWC Tang Development，北京的中國俱樂部China Club老闆）。
羅斯柴爾德代理人Garnero第一次將盧拉介紹給 Deripaska。而Garnero，在盧拉作為總統第一次前往中國之前，在巴西利亞，帶來了中國的政府投資基金公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CITIC，中信），會見了盧拉總統，七個部長，還有其它高層政府官員。
這七年的時間裡，盧拉在巴西就是倫敦魔術師的玩物—— 套利交易的洗劫，是個冷酷的數字。所以，稱呼盧拉為“年度人物”，便不是令人驚訝的事了，從國際金融大腕的達沃斯論壇，到法國的世界報，再到英國自己國際事務的皇家學院，都這麼稱呼。
但是，不論獲獎多少，再怎麼弄煙霧和魔鏡，都不能維持套利交易的幻像。和歷史上的每一個旁氏騙局一樣，會在魔術師的一陣煙中消失。唯一問題在於：會不會讓這個星球的人口數量下降？
2010年4月9日
私人投資策略
2013年前私人投資策略
盧麒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0hy3d.html
2010-04-09
筆者最擔心的事情，就是在未來兩年中，中國出現資產升值和貨幣升值重疊的局面。
中國的外匯管理制度，已經將人民幣淪為了美元兌換券。中國已經不存在獨立的貨幣政策了。所以，認識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必須首先了解美國經濟政策的走向。
美國政府的經濟管理策略是明確的。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必須保持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不動搖。美國財經當局非常清楚貨幣存量、流動性和貨幣價值的關係。他們能夠準確地把握均衡點，並使美國的國家利益最大化。那種認為美元已經失去控制，並最終崩潰的看法，顯然是一廂情願。美國會在年內結束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並開始使用成本控制（加息）的政策。美國會持續壓抑美元資產的價格，貶資產，升貨幣。事實上，美元已經進入了升值通道。
在經濟學上，貶資產升貨幣意味著提升資本收益率。美國淨資產回報率已經是全球最高水平。進一步提升資本收益率，將導致全球資本迅速回流美國。請注意，是迅速回流。這將導致全球流動性氾濫的局面突然逆轉。這極有可能導致技術性通貨緊縮。這可能給許多處於極度困難的經濟體以致命打擊。對於那些產能嚴重過剩、就業壓力巨大、政府開支入不敷出的國家，意味著一次人為地大蕭條。請大家高度警覺這一現像發生的時間。
在美元進入升值通道後，人民幣已經跟隨美元升值（對歐亞貿易將呈現逆差）。如果，人民幣在美國壓力下對美元升值，人民幣實際升值水平會達到非常驚人的程度。與此同時，中國資產泡沫膨脹的過程尚且沒有結束的跡像。也就是說，與美國完全相反，中國的資本收益將不斷下降。一旦中國的資本收益率趨近於零，中國將出現一次大規模的資本外流（已經有一些端倪了）。請注意，所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是一種通過增加負債來保持規模（營業額）的做法。這種做法，必然不斷攤薄資本收益率。這是經典的發展速度陷阱。
中國經濟中，只有房地產經濟一枝獨秀。中國的房地產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危險的財富轉移遊戲。國有土地管理者與商人勾結，將國民土地所有權進行了第二次分配（逆向土改）。其結果是，國民產權變成了國民負債。一夜間，本來屬於國民享有的福利，變成了極少數人的暴利。這將極大地削弱國內的消費需求。這也是對建立小康社會的莫大諷刺。尤其嚴重的是，房地產將沉澱社會資本，增加社會成本，使中國經濟的總體效率迅速下降。中國將很快失去國際競爭力。
筆者認為，中國政府現在就應當果斷地貶資產穩貨幣。有關方面必須馬上結束喪失道德且違背憲法的房地產新政。中國絕對不能出現資產與貨幣雙升的局面。那將是一個沒有爭議的死局。
不過，以筆者多年的經驗，中國的管理層，恐怕沒有這種覺悟，更不會有這種自覺。他們一直心存僥倖，他們無法割捨既得利益。他們會等到問題極其嚴重，才不得不被動地作出反應。
作為私人投資者，必須先於政府作出策略性調整。
筆者認為，中國管理層將會為外國投資者和特殊利益集團提供絕佳的退出機會（畢竟是自己的孩子）。筆者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要將這個退出機會僅僅留給外國投資者和特殊利益集團。普通百姓需要壓抑貪婪與恐懼，不被最後的瘋狂誘惑，不要被專家誤導，不要被媒體欺騙，堅決地擇機撤出投資。一定要避免出現負資產，一定不要做債務奴隸。
同時，筆者認為，最佳的投資機會將會出現在彼岸。如果有條件，是時候考慮跨境投資的問題了。
筆者仔細閱讀了一批具代表性中國公司的年報，除了壟斷性、資源性企業和房地產相關企業外，中國企業的經營利潤處於不斷地下降過程中。實際上，幾乎所有外資只是集中於壟斷性、資源性和房地產行業。而中國的一般性企業，正在面臨急劇增長的社會成本（一言難盡），中國規模龐大的一般性企業（主要是民企）發展前景十分暗淡，已經失去長期投資的價值。
中國的私人投資者已經陷入了四面楚歌。一方面，他們沒有多少良好的投資選擇；另一方面，他們必須承受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多數私人投資者，在無可奈何中漸漸失去耐心，開始進行非理性投機。政府似乎無意中扮演了“屠夫助理”的角色。他們將私人投資者集體趕入了劣質資產市場，私人投資者將在價格崩潰後被“集中屠宰”。
筆者了解一點歷史，“集中屠宰”是一種歷史輪迴。歷史名稱叫做大規模土地兼併。也就是通過制度和政策安排，將多數人財富迅速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結果，就是將自耕農變成佃農。或者，將佃農變成農奴。如果你有興趣閱讀歷史，並將歷史名詞還原成現代經濟學語言，你會極其震驚。歷史真是驚人的相似。
老實說，筆者對於批評政府的經濟政策已經了無興趣了。歷史將會證明他們的無知與無恥。不過，這有什麼意義呢？人民將成為最終的受害者。
筆者寫下這些文字，是希望有緣的人們可以盡量減少損失，為子孫爭取一些未來。當然，筆者也幻想著，最高領導者可以讀到這些文字，能夠挽狂瀾於既倒。
就經濟層面而言，一個大的歷史趨勢已經逐漸形成了。
筆者預計，人民幣的歷史性輝煌將在2012年之前結束。
筆者預計，人民幣資產的泡沫將會在2013年之前破滅。
筆者預計，……。
對於私人投資者而言，時間將是最重要的。請大家把握好時間。不要錯過了撤退的最佳時機。請記住，只有這篇文章了，一定不會有集結號了。
派對會一個接著一個。演技會越來越高明。情節會越來越精彩。死亡會越來越臨近。
就將一切都留給他們吧。特別是那個宏偉而輝煌的泡沫。
我們熱愛我們的祖國。可是，我們已經無法信賴人民幣和人民幣資產了。 “信心比黃金還重要”？難道，謊言可以變成黃金嗎？冷峻的經濟現實，要求明智的投資者做好準備，你們的投資需要背井離鄉了。我們不知道這是一個多長的歷史過程。或許，這是一個必須經歷的歷史過程吧！
寫到這裡，筆者極其沉痛。八億農民，三億城市貧民，我們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呢？
1911年，是中國人的共和元年。 100年來，我們舉辦了一個又一個成功的大會。還能說些什麼呢？
時間太快了。真的不敢去想2013年了。
走吧。
盧麒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0hy3d.html
2010-04-09
筆者最擔心的事情，就是在未來兩年中，中國出現資產升值和貨幣升值重疊的局面。
中國的外匯管理制度，已經將人民幣淪為了美元兌換券。中國已經不存在獨立的貨幣政策了。所以，認識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必須首先了解美國經濟政策的走向。
美國政府的經濟管理策略是明確的。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必須保持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不動搖。美國財經當局非常清楚貨幣存量、流動性和貨幣價值的關係。他們能夠準確地把握均衡點，並使美國的國家利益最大化。那種認為美元已經失去控制，並最終崩潰的看法，顯然是一廂情願。美國會在年內結束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並開始使用成本控制（加息）的政策。美國會持續壓抑美元資產的價格，貶資產，升貨幣。事實上，美元已經進入了升值通道。
在經濟學上，貶資產升貨幣意味著提升資本收益率。美國淨資產回報率已經是全球最高水平。進一步提升資本收益率，將導致全球資本迅速回流美國。請注意，是迅速回流。這將導致全球流動性氾濫的局面突然逆轉。這極有可能導致技術性通貨緊縮。這可能給許多處於極度困難的經濟體以致命打擊。對於那些產能嚴重過剩、就業壓力巨大、政府開支入不敷出的國家，意味著一次人為地大蕭條。請大家高度警覺這一現像發生的時間。
在美元進入升值通道後，人民幣已經跟隨美元升值（對歐亞貿易將呈現逆差）。如果，人民幣在美國壓力下對美元升值，人民幣實際升值水平會達到非常驚人的程度。與此同時，中國資產泡沫膨脹的過程尚且沒有結束的跡像。也就是說，與美國完全相反，中國的資本收益將不斷下降。一旦中國的資本收益率趨近於零，中國將出現一次大規模的資本外流（已經有一些端倪了）。請注意，所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是一種通過增加負債來保持規模（營業額）的做法。這種做法，必然不斷攤薄資本收益率。這是經典的發展速度陷阱。
中國經濟中，只有房地產經濟一枝獨秀。中國的房地產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危險的財富轉移遊戲。國有土地管理者與商人勾結，將國民土地所有權進行了第二次分配（逆向土改）。其結果是，國民產權變成了國民負債。一夜間，本來屬於國民享有的福利，變成了極少數人的暴利。這將極大地削弱國內的消費需求。這也是對建立小康社會的莫大諷刺。尤其嚴重的是，房地產將沉澱社會資本，增加社會成本，使中國經濟的總體效率迅速下降。中國將很快失去國際競爭力。
筆者認為，中國政府現在就應當果斷地貶資產穩貨幣。有關方面必須馬上結束喪失道德且違背憲法的房地產新政。中國絕對不能出現資產與貨幣雙升的局面。那將是一個沒有爭議的死局。
不過，以筆者多年的經驗，中國的管理層，恐怕沒有這種覺悟，更不會有這種自覺。他們一直心存僥倖，他們無法割捨既得利益。他們會等到問題極其嚴重，才不得不被動地作出反應。
作為私人投資者，必須先於政府作出策略性調整。
筆者認為，中國管理層將會為外國投資者和特殊利益集團提供絕佳的退出機會（畢竟是自己的孩子）。筆者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要將這個退出機會僅僅留給外國投資者和特殊利益集團。普通百姓需要壓抑貪婪與恐懼，不被最後的瘋狂誘惑，不要被專家誤導，不要被媒體欺騙，堅決地擇機撤出投資。一定要避免出現負資產，一定不要做債務奴隸。
同時，筆者認為，最佳的投資機會將會出現在彼岸。如果有條件，是時候考慮跨境投資的問題了。
筆者仔細閱讀了一批具代表性中國公司的年報，除了壟斷性、資源性企業和房地產相關企業外，中國企業的經營利潤處於不斷地下降過程中。實際上，幾乎所有外資只是集中於壟斷性、資源性和房地產行業。而中國的一般性企業，正在面臨急劇增長的社會成本（一言難盡），中國規模龐大的一般性企業（主要是民企）發展前景十分暗淡，已經失去長期投資的價值。
中國的私人投資者已經陷入了四面楚歌。一方面，他們沒有多少良好的投資選擇；另一方面，他們必須承受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多數私人投資者，在無可奈何中漸漸失去耐心，開始進行非理性投機。政府似乎無意中扮演了“屠夫助理”的角色。他們將私人投資者集體趕入了劣質資產市場，私人投資者將在價格崩潰後被“集中屠宰”。
筆者了解一點歷史，“集中屠宰”是一種歷史輪迴。歷史名稱叫做大規模土地兼併。也就是通過制度和政策安排，將多數人財富迅速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結果，就是將自耕農變成佃農。或者，將佃農變成農奴。如果你有興趣閱讀歷史，並將歷史名詞還原成現代經濟學語言，你會極其震驚。歷史真是驚人的相似。
老實說，筆者對於批評政府的經濟政策已經了無興趣了。歷史將會證明他們的無知與無恥。不過，這有什麼意義呢？人民將成為最終的受害者。
筆者寫下這些文字，是希望有緣的人們可以盡量減少損失，為子孫爭取一些未來。當然，筆者也幻想著，最高領導者可以讀到這些文字，能夠挽狂瀾於既倒。
就經濟層面而言，一個大的歷史趨勢已經逐漸形成了。
筆者預計，人民幣的歷史性輝煌將在2012年之前結束。
筆者預計，人民幣資產的泡沫將會在2013年之前破滅。
筆者預計，……。
對於私人投資者而言，時間將是最重要的。請大家把握好時間。不要錯過了撤退的最佳時機。請記住，只有這篇文章了，一定不會有集結號了。
派對會一個接著一個。演技會越來越高明。情節會越來越精彩。死亡會越來越臨近。
就將一切都留給他們吧。特別是那個宏偉而輝煌的泡沫。
我們熱愛我們的祖國。可是，我們已經無法信賴人民幣和人民幣資產了。 “信心比黃金還重要”？難道，謊言可以變成黃金嗎？冷峻的經濟現實，要求明智的投資者做好準備，你們的投資需要背井離鄉了。我們不知道這是一個多長的歷史過程。或許，這是一個必須經歷的歷史過程吧！
寫到這裡，筆者極其沉痛。八億農民，三億城市貧民，我們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呢？
1911年，是中國人的共和元年。 100年來，我們舉辦了一個又一個成功的大會。還能說些什麼呢？
時間太快了。真的不敢去想2013年了。
走吧。
謝國忠：投機接力遊戲
謝國忠：投機接力遊戲
謝國忠
2010-04-10
來源：財新網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中國經濟讓投機者獲益，而不是努力工作的人們。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公司和個人進入房地產市場
未來十年將充滿挑戰。由於低成本和不斷擴大的外需，中國經濟增長引擎一直是出口和外資。未來十年，中國不再是低成本的生產者，不大可能繼續擴大其全球市場份額。另外，外需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快速增長。即使政策得當，經濟增速也只會有過去的三分之二。
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危險是為保持高增長而將房地產投資最大化，而房地產並非生產型資產。房地產行業通過犧牲長期經濟增長來支持短期增長，其資本平均生產率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地方政府的政績主要通過GDP和財政收入體現。房地產開發可以幫助地方政府迅速提高這兩項指標。由於價格和麵積均快速增長，房地產在中國資本分配的份額中大幅提高。這是由於政治因素而導致的泡沫，而且這個泡沫已經很大。除非通過改革地方政府的評估機制來扭轉這一趨勢，中國未來兩年的資產泡沫將越吹越大，而目前的狀況已相當危險。泡沫可能在2012年破裂，屆時中國社會和政治穩定都將受到威脅。
在中國，過去五年中，生產主要要素（勞動力、原材料、土地、環境控制和稅收）的成本都在增加。工人工資以人民幣來算增加了大約1倍。原材料價格也增加了1倍。亞洲金融危機前，中國工資水平是東南亞國家的一半，現在則是那些國家的2倍。孟加拉工人的工資甚至更低。在全球貿易中，中國很可能會輸給這些更低成本的競爭者。
中國過去十年成功三要素是低起點、運氣和改革，但現在，其中的兩個已不復存在。現在中國需要提高效率來促增長。但是，目前的形勢似乎向相反方向發展。成本增加和需求低迷使製造業的利潤減少。資本投入也在放慢，體現在進口設備的速度放慢。多數地方政府似乎把房地產行業視為經濟增長的救世主。將過剩資本投入房地產，不僅會導致未來經濟增長放慢，也會降低平均資本效率。同時，由於房地產開支預期增加，日常消費受到遏制；以價格虛高的土地為抵押的貸款更是威脅金融穩定。
東亞地區經濟體，如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都無法擺脫對出口的依賴。階段性的消費上升通常是由於資產價格上升，難以長期維持。一旦由於成本增加而失去出口市場，它們都會陷入經濟停滯的困境。因為高增長時期的資產泡沫使中產階級成為“房奴”，無法進行其他消費。中國或許正在同一道路上：一年又一年，人們在談論著增加消費，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卻一直下跌。
過去20年中，日本經濟停滯不前，國民人均收入在4萬美元的水平徘徊。在過去十年中，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香港、台灣停留在 2萬美元水平上。在如此高的收入水平上停滯看起來還不錯。但中國情況不同。國家龐大，出口面臨挑戰，而國民人均收入要低得多。除非改變增長模式，中國經濟將在低收入的水平上停滯。
快速致富的慾望，控制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每個角落和每個人。經濟學的邏輯是貨幣一定要流通；當某些人的錢多時，另外一些人的錢必定要減少。虛高資產價格滿足了人們的心理，人們手裡似乎拿到更多的錢。泡沫暫時使人們忘記了這個邏輯。這就是為什麼一旦條件允許，中國就有資產泡沫。
泡沫是對現實的誇張。低成本資金和強勁增長通常是製造泡沫的原材料。過去五年裡這兩個因素都存在。但是，目前中國完全依靠低成本資金來支持過高的資產價格。目前的低成本資金，一是來自過去出口積累的、存在銀行系統的資金；二是由於人民幣與美元的綁定，加上美聯儲美元貶值的政策，“熱錢”流入。這兩個來源都不具可持續性。美元已經探底。美聯儲將在2010年提高利率。
由於新增貸款增加和出口增加放慢，銀行系統的流動性在降低。通貨膨脹可能會出現，從而迫使政府收緊貨幣政策。簡而言之，低成本資金環境不可能持續太久。
中國出口復蘇是從一個低基礎開始。復甦將持續到2010年末。但是，低基礎復甦與恢復過去的勢頭不能混為一談。
出於三個原因，高出口增長的階段已經結束。首先，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是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份額的2倍。中國繼續增加市場份額的可能比較低。第二，增長勢頭不像以前那樣快。在格林斯潘時代，西方消費是由借貸泡沫支持的。這個泡沫已經破裂。未來貿易增長的速度可能是過去的一半。第三，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就業危機，不可避免地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當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針對中國時，其他發展中國家可能搶占中國現有的市場份額。
另一可能維持泡沫的辦法是將人民幣升值，就像日本在 “廣場協議”後遏制通脹並吸引“熱錢”流入。這一戰略在中國將不會奏效。日本公司的科技處在世界最前沿，它們可以提高出口價格來部分抵消日元升值的不利影響。中國公司沒有這些優勢，它們依靠低成本來競爭。日本的戰略在中國將失效。
在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達到高峰後，消費是取代出口成為增長引擎的選擇。雖然起點低，但它具有可持續性。這一轉變要求政治經濟的全面變革。其關鍵是增加中產階級可支配資金，降低消費成本。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東亞國家成功完成這一轉變。中國還尚未開始這一轉變。從目前趨勢看，並不樂觀。
過去十年來，中國一直努力提高居民消費。然而，中國消費在總體GDP的比例年復一年地下降，因為新興的中產階級受到政策環境的擠壓。房地產價格、汽車價格和收入稅率都居高不下。中國的政策，而不是中國消費者或家庭的特質，導致了對出口的過度依賴和消費的萎縮。
一個廣泛而活躍的中產階級，是穩定的現代社會的基礎。中國的政策正確地照顧了低收入階層的需求。但是，半市場化的經濟為一小部分人提供了投機獲利的機會。在未來的中國社會，有極少數超級富裕的階層，有負擔沉重的中產階級和龐大的、可以支付基本開支的低收入人群。中國正在往這個方向發展。這樣的收入結構將注定經濟不平衡，而且嚴重依賴出口。
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了數以百萬計的白領工作：經理、工程師、諮詢師、會計、律師和銀行家等。擁有這樣的工作，他們可以買房子、買汽車，和每年一次或兩次度假。然而，資產價格上漲的速度超過收入增加的速度，使他們生活在對未來的恐懼中。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有贏家和輸家。但勝負不以教育、經歷、工作態度來決定，而是看誰先進入房地產市場。從根本上說，中國經濟讓投機者獲益，而不是努力工作的人們。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這一點，於是投資者越來越多，努力工作人的越來越少。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公司和個人進入房地產市場。
在過去十年中，西方拒絕承認其競爭力下降，並製造泡沫來掩蓋它。我擔心，中國在未來十年裡會重蹈西方的覆轍。在未來兩年中，泡沫將越變越大。流動性將很快對資產泡沫不利。置身於泡沫中的多數人總會想：可能是有泡沫，但似乎沒什麼會導致泡沫破裂，因此它可以繼續。泡沫總是要破的，沒有例外。越想推遲其破裂，破裂的後果就越嚴重。過度供給和利率上調都會使其破裂。過度供應是美國泡沫破裂的原因，香港則是利率上調。中國的銀行似乎永遠在市場低迷時拒絕向開發商提供資金。因此，在市場低迷時，供應將減少，價格調整無法進行。這一人為操控製造了投機心理：政府將永遠不會讓價格下跌。當投資者認為價格不會下跌時，且銀行有足夠的流動性來支持，投機的需求是無限的。中國的泡沫將在流動性短缺和利率上調中破裂。
最終的殺手就是通貨膨脹。原因是印了太多鈔票。在印鈔和通脹之間有一個時間差。在美國，這個時間差是18個月。中國政府利用補貼來遏制通貨膨脹，這個時間差或許更長。它可以是兩年。我認為，到2012年中國會經歷像上世紀90年代早期那樣的通貨膨脹。
在全球化的時代，通脹也是全球性的。美國的通脹開始抬頭。在未來兩年，這一趨勢將加速。到2012年，美國可能面臨通脹危機。美聯儲將不得不迅速提高利率。如果中國為支持房地產市場而不提高利率的話，資金會從中國外流，銀行發生流動性危機。利率最終還是會上升。
很有可能，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將在2012年破裂。
謝國忠
2010-04-10
來源：財新網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中國經濟讓投機者獲益，而不是努力工作的人們。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公司和個人進入房地產市場
未來十年將充滿挑戰。由於低成本和不斷擴大的外需，中國經濟增長引擎一直是出口和外資。未來十年，中國不再是低成本的生產者，不大可能繼續擴大其全球市場份額。另外，外需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快速增長。即使政策得當，經濟增速也只會有過去的三分之二。
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危險是為保持高增長而將房地產投資最大化，而房地產並非生產型資產。房地產行業通過犧牲長期經濟增長來支持短期增長，其資本平均生產率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地方政府的政績主要通過GDP和財政收入體現。房地產開發可以幫助地方政府迅速提高這兩項指標。由於價格和麵積均快速增長，房地產在中國資本分配的份額中大幅提高。這是由於政治因素而導致的泡沫，而且這個泡沫已經很大。除非通過改革地方政府的評估機制來扭轉這一趨勢，中國未來兩年的資產泡沫將越吹越大，而目前的狀況已相當危險。泡沫可能在2012年破裂，屆時中國社會和政治穩定都將受到威脅。
在中國，過去五年中，生產主要要素（勞動力、原材料、土地、環境控制和稅收）的成本都在增加。工人工資以人民幣來算增加了大約1倍。原材料價格也增加了1倍。亞洲金融危機前，中國工資水平是東南亞國家的一半，現在則是那些國家的2倍。孟加拉工人的工資甚至更低。在全球貿易中，中國很可能會輸給這些更低成本的競爭者。
中國過去十年成功三要素是低起點、運氣和改革，但現在，其中的兩個已不復存在。現在中國需要提高效率來促增長。但是，目前的形勢似乎向相反方向發展。成本增加和需求低迷使製造業的利潤減少。資本投入也在放慢，體現在進口設備的速度放慢。多數地方政府似乎把房地產行業視為經濟增長的救世主。將過剩資本投入房地產，不僅會導致未來經濟增長放慢，也會降低平均資本效率。同時，由於房地產開支預期增加，日常消費受到遏制；以價格虛高的土地為抵押的貸款更是威脅金融穩定。
東亞地區經濟體，如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都無法擺脫對出口的依賴。階段性的消費上升通常是由於資產價格上升，難以長期維持。一旦由於成本增加而失去出口市場，它們都會陷入經濟停滯的困境。因為高增長時期的資產泡沫使中產階級成為“房奴”，無法進行其他消費。中國或許正在同一道路上：一年又一年，人們在談論著增加消費，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卻一直下跌。
過去20年中，日本經濟停滯不前，國民人均收入在4萬美元的水平徘徊。在過去十年中，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香港、台灣停留在 2萬美元水平上。在如此高的收入水平上停滯看起來還不錯。但中國情況不同。國家龐大，出口面臨挑戰，而國民人均收入要低得多。除非改變增長模式，中國經濟將在低收入的水平上停滯。
快速致富的慾望，控制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每個角落和每個人。經濟學的邏輯是貨幣一定要流通；當某些人的錢多時，另外一些人的錢必定要減少。虛高資產價格滿足了人們的心理，人們手裡似乎拿到更多的錢。泡沫暫時使人們忘記了這個邏輯。這就是為什麼一旦條件允許，中國就有資產泡沫。
泡沫是對現實的誇張。低成本資金和強勁增長通常是製造泡沫的原材料。過去五年裡這兩個因素都存在。但是，目前中國完全依靠低成本資金來支持過高的資產價格。目前的低成本資金，一是來自過去出口積累的、存在銀行系統的資金；二是由於人民幣與美元的綁定，加上美聯儲美元貶值的政策，“熱錢”流入。這兩個來源都不具可持續性。美元已經探底。美聯儲將在2010年提高利率。
由於新增貸款增加和出口增加放慢，銀行系統的流動性在降低。通貨膨脹可能會出現，從而迫使政府收緊貨幣政策。簡而言之，低成本資金環境不可能持續太久。
中國出口復蘇是從一個低基礎開始。復甦將持續到2010年末。但是，低基礎復甦與恢復過去的勢頭不能混為一談。
出於三個原因，高出口增長的階段已經結束。首先，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是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份額的2倍。中國繼續增加市場份額的可能比較低。第二，增長勢頭不像以前那樣快。在格林斯潘時代，西方消費是由借貸泡沫支持的。這個泡沫已經破裂。未來貿易增長的速度可能是過去的一半。第三，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就業危機，不可避免地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當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針對中國時，其他發展中國家可能搶占中國現有的市場份額。
另一可能維持泡沫的辦法是將人民幣升值，就像日本在 “廣場協議”後遏制通脹並吸引“熱錢”流入。這一戰略在中國將不會奏效。日本公司的科技處在世界最前沿，它們可以提高出口價格來部分抵消日元升值的不利影響。中國公司沒有這些優勢，它們依靠低成本來競爭。日本的戰略在中國將失效。
在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達到高峰後，消費是取代出口成為增長引擎的選擇。雖然起點低，但它具有可持續性。這一轉變要求政治經濟的全面變革。其關鍵是增加中產階級可支配資金，降低消費成本。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東亞國家成功完成這一轉變。中國還尚未開始這一轉變。從目前趨勢看，並不樂觀。
過去十年來，中國一直努力提高居民消費。然而，中國消費在總體GDP的比例年復一年地下降，因為新興的中產階級受到政策環境的擠壓。房地產價格、汽車價格和收入稅率都居高不下。中國的政策，而不是中國消費者或家庭的特質，導致了對出口的過度依賴和消費的萎縮。
一個廣泛而活躍的中產階級，是穩定的現代社會的基礎。中國的政策正確地照顧了低收入階層的需求。但是，半市場化的經濟為一小部分人提供了投機獲利的機會。在未來的中國社會，有極少數超級富裕的階層，有負擔沉重的中產階級和龐大的、可以支付基本開支的低收入人群。中國正在往這個方向發展。這樣的收入結構將注定經濟不平衡，而且嚴重依賴出口。
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了數以百萬計的白領工作：經理、工程師、諮詢師、會計、律師和銀行家等。擁有這樣的工作，他們可以買房子、買汽車，和每年一次或兩次度假。然而，資產價格上漲的速度超過收入增加的速度，使他們生活在對未來的恐懼中。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有贏家和輸家。但勝負不以教育、經歷、工作態度來決定，而是看誰先進入房地產市場。從根本上說，中國經濟讓投機者獲益，而不是努力工作的人們。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這一點，於是投資者越來越多，努力工作人的越來越少。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公司和個人進入房地產市場。
在過去十年中，西方拒絕承認其競爭力下降，並製造泡沫來掩蓋它。我擔心，中國在未來十年裡會重蹈西方的覆轍。在未來兩年中，泡沫將越變越大。流動性將很快對資產泡沫不利。置身於泡沫中的多數人總會想：可能是有泡沫，但似乎沒什麼會導致泡沫破裂，因此它可以繼續。泡沫總是要破的，沒有例外。越想推遲其破裂，破裂的後果就越嚴重。過度供給和利率上調都會使其破裂。過度供應是美國泡沫破裂的原因，香港則是利率上調。中國的銀行似乎永遠在市場低迷時拒絕向開發商提供資金。因此，在市場低迷時，供應將減少，價格調整無法進行。這一人為操控製造了投機心理：政府將永遠不會讓價格下跌。當投資者認為價格不會下跌時，且銀行有足夠的流動性來支持，投機的需求是無限的。中國的泡沫將在流動性短缺和利率上調中破裂。
最終的殺手就是通貨膨脹。原因是印了太多鈔票。在印鈔和通脹之間有一個時間差。在美國，這個時間差是18個月。中國政府利用補貼來遏制通貨膨脹，這個時間差或許更長。它可以是兩年。我認為，到2012年中國會經歷像上世紀90年代早期那樣的通貨膨脹。
在全球化的時代，通脹也是全球性的。美國的通脹開始抬頭。在未來兩年，這一趨勢將加速。到2012年，美國可能面臨通脹危機。美聯儲將不得不迅速提高利率。如果中國為支持房地產市場而不提高利率的話，資金會從中國外流，銀行發生流動性危機。利率最終還是會上升。
很有可能，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將在2012年破裂。
偉大的實踐者
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實踐者
作者：楊明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4-6
我看到過很多人這樣評價毛澤東，說毛澤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生致力於建立一個“理想的王國”，這種說法不夠全面，也十分的欠妥。毛澤東同志的確是一個有著崇高理想的革命理想主義者，但幾乎所有初期共產黨人都具有這種特點，而不是毛澤東獨有的。人類有很多不同的理想，不同的理想也都有不同形式的理想主義者。既然這不是毛澤東所獨有的特點，如此評價毛澤東，也太把毛澤東“凡人化”了。其實我也並非一定要“神話”毛澤東，可當我們翻翻歷史你會驚訝的發現，毛澤東居然真的就是前無古人、也很可能是後無來者的“神”一般的實踐者。
人們習慣於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絕對的分離開來，一般會認為，理想主義是高於現實的東西，而現實主義卻是很實際的、更多的考慮到現實存在的一面；理想主義就是革命性的，而現實主義卻成了守舊的、悲觀的代名詞。但按我的理解，如果毛澤東僅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沒有現實主義者的成分，或者明確地說他只有空泛的理想，卻不了解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那他的每一次成功就真的成了“神”了。我個人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善於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者進行有機統一的偉大的實踐者，他在無數次革命鬥爭中，總是具有高超的洞察一切的能力，總是比別人更加了解社會和人民的實際需要，並義無反顧的忠誠的為社會和人民服務著，所以，才使得自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贏得了社會大眾最為廣泛的支持，正是有了人民的支持，才有了共產黨在中國的成功。
你會說，歷史上有許許多多的偉大的實踐者，有思想界的、科學界的、文化界的、宗教界的、軍事界的等等，也產生了不少的對世界有著偉大影響的人物，為什麼要偏偏說毛澤東是最偉大的實踐者呢？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在此加以論述的原因。說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實踐者，有以下三個原因：一、人類的實踐活動，有改革式的，也有革命性的。改革是緩進式的，循序漸進的；而革命卻是急進式的，具有顛覆性的。毛澤東一生的許多偉大實踐都是革命性的，是以一種思想取代另一種思想，以一種社會制度取代另一種社會制度。只有具備超凡智慧的人，才有這樣的革命的勇氣；二、他一生所遭遇的許許多多不同的複雜的鬥爭環境，是世界上任何歷史人物一生所遇到的環境所不能相提並論的；三、毛澤東一生的偉大的實踐活動，涵蓋了政治、軍事、哲學、外交等多方面內容，並且在他許多的偉大實踐中，成功幾乎成了永遠的主題。
毛澤東是一個社會最底層出身的人物，他憑著自己超群的智慧，在其長期的革命歷史生涯中，總能看到社會最實際的最根本的東西。
1925年，毛澤東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詳細論述了中國社會的現狀，幫助中國共產黨找到了誰是我們敵人（革命對像）誰是我們的朋友（可以團結的對像）；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發表，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和依靠農民同盟進行革命的主張，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為中國革命找到了最基本最合理的模式；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中共中央於1927 年8 月7 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湘贛邊發動和領導秋收起義，建立工農革命軍第1 師，後率部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此期間，毛澤東認真總結經驗，先後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創造性地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開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五次反圍剿，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總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把毛澤東閒置起來，就遇到空前的失利；在紅軍被迫長征的途中，擔架上的毛澤東曾經讓“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王稼祥驚訝不已，他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出過國門的農家子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博學與理解，幾乎超越了當時所有的人；遵義會議重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那是紅軍在危難之中不二選擇，更證明了毛澤東的無與倫比的軍事鬥爭的智慧；1935 年12 月，針對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造成的危機，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後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策略》的報告，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1937 年7 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毛澤東寫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著作，批判了亡國論、速勝論的錯誤思想，指明了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途徑；抗日勝利後，毛澤東針對蔣介石企圖消滅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現實，提出“針鋒相對”的鬥爭方針，並取得了解放全中國的偉大勝利。
解放以後，面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毛澤東做出了至今令西方人生畏的震撼性的決定——抗美援朝，並成功把美國人限制在三八線以外；1962年，在對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多次勸告無效的情況下，毛澤東毫不猶豫的教訓了狂妄自大的印度軍隊，為新中國的和平發展，贏得了幾十年的和平環境；後來的珍寶島之戰，以及幫助越南趕走美國在越南的軍事存在，也見證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不敗的神話；針對迅速蔓延的腐敗問題，毛澤東毫不猶豫的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甚至不惜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為民請命的堅決性，是任何歷史人物都無與倫比的（儘管毛澤東的一生中，這場文化大革命成了最有爭議的問題，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一直是被肯定的） 。在新中國的外交歷史上，在毛澤東的外交思想指引下，廣泛的團結亞非拉國家，終於打破西方的各種圍堵與封鎖，在1971年10月25日重返聯合國。 （很多人把新中國的外交成果幾乎全部把功勞寫在周總理身上，其實，毛澤東才是掌控大局的人。應該說，周恩來是新中國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的參與製定者和最主要的具體實施者。）
在任何歷史時期，毛澤東都能找到最佳的鬥爭方式，並在實踐中得到成功的認證。
以上歷史事實，充分證明了毛澤東是一個善於總結經驗的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戰略家，而不僅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一生把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與中國革命的現實情況相結合，在實踐中摸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鬥爭藝術和發展道路，他善於把很多複雜的問題，進行合理的、實事求是的歸納與總結，而並非有些人所說的，毛澤東是一個固執自大的人，不聽規勸的人。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傑出的人物能像毛澤東這樣，能遇到那麼多國際的、國內的複雜而又困難的鬥爭環境，卻從來都站在勝利的天平上。這也難怪美國前國防部長助理菲利普·戴維遜會說：“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哪個領袖能像他這樣在這麼多不同類型的衝突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 ”
在上世紀80年代，有西方學者對影響世界的重要歷史人物做了前一百名的排名，毛澤東的名字赫然在列。但其排名的順序安排上，是多少帶有偏見的，毛澤東的名字應該更為靠前。西方人對毛澤東的看法不是特別正面，這主要是因為，毛澤東神一般的軍事天才令他們感到既自卑又敬畏，他們對毛澤東的看法也因此有著很矛盾的一面。熟悉上世紀戰爭情況的人，都會明白這個道理。再加上雙方之間的不同的思想信仰，他們在敬畏毛澤東的同時，也會貶低毛澤東。但在西方真正的史學家和精英階層，他們對毛澤東的評價，是相對客觀的。
改革開放以後，部分人不能夠正確的評價毛澤東，這主要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給很多人造成了心靈上的創傷，他們對毛澤東有著一定程度的積怨。有人甚至誇張地說：“十年動亂”期間，中國的社會發展幾乎是停滯不前的。美國學者莫裡斯。麥斯納在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發展成就進行研究後，曾經做過較為客觀的論述：“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佔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佔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佔 28％了。 ”“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摘抄）
西方人在看待中國領袖時一般多少會含有偏見和敵視成分，這使得毛澤東的實際排名落後太多。但如果我們不考慮綜合的因素，而只考慮一個人的實踐能力的時候，幾乎歷史上所有的偉大人物，在毛澤東面前都顯得渺小了許多，我將通過下面的論證，來證實我的這種觀點。
在對最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的排名中，幾個較有影響的宗教的創始人排在前幾位，單說“影響”方面，這的確是比較客觀的排法，因為，宗教對人們心靈的影響力至今也依然是最大的。但是，宗教的產生之所以有著這麼大的影響力，是因為當時的人們的愚昧無知造成的，其最終會隨著科技的無限進步而慢慢消失。另外，在我本篇文章所論述的“實踐者”的問題上，這些宗教方面的東西，根本邊都不沾，因為神學本身就是虛無縹緲的東西，實踐只能證明宗教最終只能走向滅絕，而毛澤東思想卻在繼續照耀著我們的現在和將來。
再說說我們中國人的老祖宗孔子老先生，他的排名是中國人中是最靠前的，排在第五位。孔子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很多學說，影響了中國幾千年，也影響了整個東亞和東南亞數百年，單從影響力方面講，已經夠大，夠深遠，夠有歷史。但孔子一生的遭遇卻是十分的淒慘的，他周遊列國，卻到處碰壁，政治上很不得志。他的學說之所以不被當時的權貴們所接受，是因為他的很多學說根本不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但從教育的角度來講，孔子的思想在當時是很先進的，當時人們受教育的程度少得可憐，野蠻和愚昧是那時候的國情，孔子的思想對於教化當時的人們來講是正確的，但如果用來做治國的方法，雖然其理念很先進，卻不符合實際。對於當時的情況來說，孔子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只不過後來他的弟子們經過不懈的努力，使儒家學說發揚光大。最重要的是，漢朝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才使得儒學有了今天幾千年的影響力。孔子的一生的尷尬，與毛澤東的一生的總是處於不敗之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我要論述的“實踐性”方面，孔子一生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只留下了思想，卻沒有找到一片可以用來實踐的天地。
排在毛澤東之前的中國人還有蔡倫，秦始皇等。蔡倫的造紙術對世界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但這種貢獻是一種發現式的，單一式的，也許會有偶有所得的可能；秦始皇用武力統一了中國，又在文化上統一了中國的文字、度量衡和貨幣，對社會的發展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但秦始皇所處的年代，與毛澤東所處的年代相比，各種鬥爭的形式和復雜性要單純得多。排在毛澤東前面的外國人中，我最想談談的是馬克思和列寧兩位老先生。毛澤東雖然只能算作馬克思、列寧的弟子，但馬克思僅僅就是發表了一種新的學說，可他連在自己的國家裡進行實踐活動的機會都沒有；列寧雖然通過十月革命推翻了舊有的制度，但十月革命的鬥爭歷程也似乎太簡單了，就好比大家喊聲“1、2、3”然後就推倒了一堵牆，倒了就倒了，其複雜性和困難度要遠低於中國革命的鬥爭歷程。
毛澤東的一生，善於學習吸收他人的思想成果，卻不死板照抄，而是能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在實踐中找到適合自己的解放、發展的道路，並且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我說，單從其實踐能力上講，毛澤東的排名應該是排在古往今來所有歷史人物中的第一位的。
以上的論述，已經可以證明毛澤東作為一代偉大的實踐者，是前無古人的；我為什麼還要說，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實踐者，也可能是後無來者的呢？因為，世界的發展已經非常的進步，人們的各種思想理念也更加理性和完善，現在的人們對於世界的看法也多趨於理性化，各種衝突與矛盾一般都會在理性的範圍內得到解決，而不會像以前那樣，動輒以武力解決問題。巴基斯坦前總理本。布托曾經說過：“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一個世紀，也許是一千年才能出現一個。”而我想說，像毛澤東這樣具有超凡智慧的偉人，也許一萬年也不會再出現一個，他或許真的就是一個“下凡的神”。
作者：楊明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4-6
我看到過很多人這樣評價毛澤東，說毛澤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生致力於建立一個“理想的王國”，這種說法不夠全面，也十分的欠妥。毛澤東同志的確是一個有著崇高理想的革命理想主義者，但幾乎所有初期共產黨人都具有這種特點，而不是毛澤東獨有的。人類有很多不同的理想，不同的理想也都有不同形式的理想主義者。既然這不是毛澤東所獨有的特點，如此評價毛澤東，也太把毛澤東“凡人化”了。其實我也並非一定要“神話”毛澤東，可當我們翻翻歷史你會驚訝的發現，毛澤東居然真的就是前無古人、也很可能是後無來者的“神”一般的實踐者。
人們習慣於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絕對的分離開來，一般會認為，理想主義是高於現實的東西，而現實主義卻是很實際的、更多的考慮到現實存在的一面；理想主義就是革命性的，而現實主義卻成了守舊的、悲觀的代名詞。但按我的理解，如果毛澤東僅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沒有現實主義者的成分，或者明確地說他只有空泛的理想，卻不了解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那他的每一次成功就真的成了“神”了。我個人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善於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者進行有機統一的偉大的實踐者，他在無數次革命鬥爭中，總是具有高超的洞察一切的能力，總是比別人更加了解社會和人民的實際需要，並義無反顧的忠誠的為社會和人民服務著，所以，才使得自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贏得了社會大眾最為廣泛的支持，正是有了人民的支持，才有了共產黨在中國的成功。
你會說，歷史上有許許多多的偉大的實踐者，有思想界的、科學界的、文化界的、宗教界的、軍事界的等等，也產生了不少的對世界有著偉大影響的人物，為什麼要偏偏說毛澤東是最偉大的實踐者呢？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在此加以論述的原因。說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實踐者，有以下三個原因：一、人類的實踐活動，有改革式的，也有革命性的。改革是緩進式的，循序漸進的；而革命卻是急進式的，具有顛覆性的。毛澤東一生的許多偉大實踐都是革命性的，是以一種思想取代另一種思想，以一種社會制度取代另一種社會制度。只有具備超凡智慧的人，才有這樣的革命的勇氣；二、他一生所遭遇的許許多多不同的複雜的鬥爭環境，是世界上任何歷史人物一生所遇到的環境所不能相提並論的；三、毛澤東一生的偉大的實踐活動，涵蓋了政治、軍事、哲學、外交等多方面內容，並且在他許多的偉大實踐中，成功幾乎成了永遠的主題。
毛澤東是一個社會最底層出身的人物，他憑著自己超群的智慧，在其長期的革命歷史生涯中，總能看到社會最實際的最根本的東西。
1925年，毛澤東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詳細論述了中國社會的現狀，幫助中國共產黨找到了誰是我們敵人（革命對像）誰是我們的朋友（可以團結的對像）；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發表，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和依靠農民同盟進行革命的主張，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為中國革命找到了最基本最合理的模式；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中共中央於1927 年8 月7 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湘贛邊發動和領導秋收起義，建立工農革命軍第1 師，後率部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此期間，毛澤東認真總結經驗，先後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創造性地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開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五次反圍剿，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總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把毛澤東閒置起來，就遇到空前的失利；在紅軍被迫長征的途中，擔架上的毛澤東曾經讓“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王稼祥驚訝不已，他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出過國門的農家子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博學與理解，幾乎超越了當時所有的人；遵義會議重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那是紅軍在危難之中不二選擇，更證明了毛澤東的無與倫比的軍事鬥爭的智慧；1935 年12 月，針對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造成的危機，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後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策略》的報告，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1937 年7 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毛澤東寫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著作，批判了亡國論、速勝論的錯誤思想，指明了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途徑；抗日勝利後，毛澤東針對蔣介石企圖消滅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現實，提出“針鋒相對”的鬥爭方針，並取得了解放全中國的偉大勝利。
解放以後，面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毛澤東做出了至今令西方人生畏的震撼性的決定——抗美援朝，並成功把美國人限制在三八線以外；1962年，在對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多次勸告無效的情況下，毛澤東毫不猶豫的教訓了狂妄自大的印度軍隊，為新中國的和平發展，贏得了幾十年的和平環境；後來的珍寶島之戰，以及幫助越南趕走美國在越南的軍事存在，也見證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不敗的神話；針對迅速蔓延的腐敗問題，毛澤東毫不猶豫的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甚至不惜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為民請命的堅決性，是任何歷史人物都無與倫比的（儘管毛澤東的一生中，這場文化大革命成了最有爭議的問題，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一直是被肯定的） 。在新中國的外交歷史上，在毛澤東的外交思想指引下，廣泛的團結亞非拉國家，終於打破西方的各種圍堵與封鎖，在1971年10月25日重返聯合國。 （很多人把新中國的外交成果幾乎全部把功勞寫在周總理身上，其實，毛澤東才是掌控大局的人。應該說，周恩來是新中國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的參與製定者和最主要的具體實施者。）
在任何歷史時期，毛澤東都能找到最佳的鬥爭方式，並在實踐中得到成功的認證。
以上歷史事實，充分證明了毛澤東是一個善於總結經驗的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戰略家，而不僅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一生把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與中國革命的現實情況相結合，在實踐中摸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鬥爭藝術和發展道路，他善於把很多複雜的問題，進行合理的、實事求是的歸納與總結，而並非有些人所說的，毛澤東是一個固執自大的人，不聽規勸的人。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傑出的人物能像毛澤東這樣，能遇到那麼多國際的、國內的複雜而又困難的鬥爭環境，卻從來都站在勝利的天平上。這也難怪美國前國防部長助理菲利普·戴維遜會說：“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哪個領袖能像他這樣在這麼多不同類型的衝突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 ”
在上世紀80年代，有西方學者對影響世界的重要歷史人物做了前一百名的排名，毛澤東的名字赫然在列。但其排名的順序安排上，是多少帶有偏見的，毛澤東的名字應該更為靠前。西方人對毛澤東的看法不是特別正面，這主要是因為，毛澤東神一般的軍事天才令他們感到既自卑又敬畏，他們對毛澤東的看法也因此有著很矛盾的一面。熟悉上世紀戰爭情況的人，都會明白這個道理。再加上雙方之間的不同的思想信仰，他們在敬畏毛澤東的同時，也會貶低毛澤東。但在西方真正的史學家和精英階層，他們對毛澤東的評價，是相對客觀的。
改革開放以後，部分人不能夠正確的評價毛澤東，這主要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給很多人造成了心靈上的創傷，他們對毛澤東有著一定程度的積怨。有人甚至誇張地說：“十年動亂”期間，中國的社會發展幾乎是停滯不前的。美國學者莫裡斯。麥斯納在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發展成就進行研究後，曾經做過較為客觀的論述：“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佔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佔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佔 28％了。 ”“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摘抄）
西方人在看待中國領袖時一般多少會含有偏見和敵視成分，這使得毛澤東的實際排名落後太多。但如果我們不考慮綜合的因素，而只考慮一個人的實踐能力的時候，幾乎歷史上所有的偉大人物，在毛澤東面前都顯得渺小了許多，我將通過下面的論證，來證實我的這種觀點。
在對最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的排名中，幾個較有影響的宗教的創始人排在前幾位，單說“影響”方面，這的確是比較客觀的排法，因為，宗教對人們心靈的影響力至今也依然是最大的。但是，宗教的產生之所以有著這麼大的影響力，是因為當時的人們的愚昧無知造成的，其最終會隨著科技的無限進步而慢慢消失。另外，在我本篇文章所論述的“實踐者”的問題上，這些宗教方面的東西，根本邊都不沾，因為神學本身就是虛無縹緲的東西，實踐只能證明宗教最終只能走向滅絕，而毛澤東思想卻在繼續照耀著我們的現在和將來。
再說說我們中國人的老祖宗孔子老先生，他的排名是中國人中是最靠前的，排在第五位。孔子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很多學說，影響了中國幾千年，也影響了整個東亞和東南亞數百年，單從影響力方面講，已經夠大，夠深遠，夠有歷史。但孔子一生的遭遇卻是十分的淒慘的，他周遊列國，卻到處碰壁，政治上很不得志。他的學說之所以不被當時的權貴們所接受，是因為他的很多學說根本不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但從教育的角度來講，孔子的思想在當時是很先進的，當時人們受教育的程度少得可憐，野蠻和愚昧是那時候的國情，孔子的思想對於教化當時的人們來講是正確的，但如果用來做治國的方法，雖然其理念很先進，卻不符合實際。對於當時的情況來說，孔子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只不過後來他的弟子們經過不懈的努力，使儒家學說發揚光大。最重要的是，漢朝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才使得儒學有了今天幾千年的影響力。孔子的一生的尷尬，與毛澤東的一生的總是處於不敗之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我要論述的“實踐性”方面，孔子一生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只留下了思想，卻沒有找到一片可以用來實踐的天地。
排在毛澤東之前的中國人還有蔡倫，秦始皇等。蔡倫的造紙術對世界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但這種貢獻是一種發現式的，單一式的，也許會有偶有所得的可能；秦始皇用武力統一了中國，又在文化上統一了中國的文字、度量衡和貨幣，對社會的發展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但秦始皇所處的年代，與毛澤東所處的年代相比，各種鬥爭的形式和復雜性要單純得多。排在毛澤東前面的外國人中，我最想談談的是馬克思和列寧兩位老先生。毛澤東雖然只能算作馬克思、列寧的弟子，但馬克思僅僅就是發表了一種新的學說，可他連在自己的國家裡進行實踐活動的機會都沒有；列寧雖然通過十月革命推翻了舊有的制度，但十月革命的鬥爭歷程也似乎太簡單了，就好比大家喊聲“1、2、3”然後就推倒了一堵牆，倒了就倒了，其複雜性和困難度要遠低於中國革命的鬥爭歷程。
毛澤東的一生，善於學習吸收他人的思想成果，卻不死板照抄，而是能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在實踐中找到適合自己的解放、發展的道路，並且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我說，單從其實踐能力上講，毛澤東的排名應該是排在古往今來所有歷史人物中的第一位的。
以上的論述，已經可以證明毛澤東作為一代偉大的實踐者，是前無古人的；我為什麼還要說，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實踐者，也可能是後無來者的呢？因為，世界的發展已經非常的進步，人們的各種思想理念也更加理性和完善，現在的人們對於世界的看法也多趨於理性化，各種衝突與矛盾一般都會在理性的範圍內得到解決，而不會像以前那樣，動輒以武力解決問題。巴基斯坦前總理本。布托曾經說過：“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一個世紀，也許是一千年才能出現一個。”而我想說，像毛澤東這樣具有超凡智慧的偉人，也許一萬年也不會再出現一個，他或許真的就是一個“下凡的神”。
期貨交易委員會聽證會
黃金市場可能進入新一輪大規模逼空
作者：顧虎
文章發於：第一財經日報
更新時間：2010-4-7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4/142725.html
評論：目前全球黃金市場的走勢頗像2009年8月，那時黃金市場經過幾輪誘空，金價維持在900美元附近，隨後黃金市場開始大規模的逼空，至2009年12月金價達到1226美元。當前金價在1100美元已徘徊近數十天，從黃金交易的趨勢圖和交易商持倉（COT）報告來看，新一輪大規模的逼空似乎箭在弦上。
CFTC聽證凸顯黃金市場操縱疑雲
2010年04月07日 02:34第一財經日報 顧虎
3月25日，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在華盛頓舉行聽證會，對兩項事宜進行聽證：一是通過聽證會，決定是否對貴金屬市場的頭寸進行限制，以減少市場波動的幅度，限制投機；二是調查2008年9月以來黃金白銀市場的操縱問題。
本次聽證會邀請了16名人員參與作證，包括監管者、交易所官員、銀行、交易商、經紀公司、投資者等。海外主流媒體大篇幅報導了是否對貴金屬交易頭寸進行限制的聽證會內容，奇怪的是，對聽證會上黃金白銀市場操縱的內容一致保持沉默。甚至國際黃金反壟斷委員會(GATA) 主席比爾·墨菲接受某網站的採訪後，該網站遭到了惡意攻擊以致癱瘓數小時。
更為蹊蹺的是，當倫敦黃金交易所交易員Andrew Maguire 向聽證會提交摩根大通操縱黃金價格的直接證據後，在周末和妻子出行時，遭遇車禍，肇事者撞擊其車輛後揚長而去。摩根大通對此事件拒絕發表評論。互聯網上關於Andrew Maguire這部分聽證會的內容視頻或提供視頻下載的種子則全部被封殺。
CFTC舉行的本次貴金屬交易聽證會充滿了爭議。
參與聽證會的交易商和投資者絕大部分堅決反對CFTC 對貴金屬交易頭寸設限，他們表示限制金屬投機交易可能會嚴重地傷害市場，甚至普遍質疑CFTC是否有權限制交易頭寸。
有交易商表示，即便CFTC果真對貴金屬交易頭寸設限，也很難行得通，因為美國期貨市場的貴金屬交易並不發達，全球貴金屬的交易主要發生在倫敦交易所。 CFTC的委員Scott O'Malia也指出，美國不是貴金屬交易的市場重心，CFTC如果對貴金屬交易頭寸設限，必須確保避免出現市場間的“監管套利”。
全球主要黃金空頭銀行之一的匯豐集團出席聽證會的是貴金屬全球主管Jeremy A. Charles。他表示，CFTC沒有實際理由對貴金屬的頭寸進行限制。他認為貴金屬在“大型商業機構保持流動性中起關鍵作用，雖然供應有限，但貴金屬不是消耗品，自有時間以來，黃金白銀生產出來後絕大部分就被央行、工業用戶、商業機構、交易所和公眾以某種方式持有”。
與凱恩斯評價黃金是“野蠻的遺跡”完全不同，Charles在聽證會上特意強調：“貴金屬是某種形式的貨幣，也是一種商品，這一雙重職能是金銀市場的本質。長遠來看，黃金是一種可靠的貯藏財富的工具，是重要的投資組合對像，能夠大大降低整體風險。”
與交易商的普遍反對針鋒相對的是，CFTC的監管官員 Bart Chilton表示，需要對金屬交易頭寸施加硬指標限制，抑製過度投機，防止金屬市場價格大幅波動。
聽證會上，CFTC表示將繼續調查白銀市場的市場操縱指控。
白銀自2008 年8 月以來價格劇烈下跌。 CFTC 市場監督部門的監管代理主任Steve Sherrod指出，在紐約商品交易所(Comex) 銀價大幅下跌時，該機構每週提交的COT 報告裡的多頭倉位和空頭倉位都沒有發生巨大變化。在2008 年7 月與8月期間，白銀價格崩潰，但Comex提交的未平倉合約數據仍沒有重大變化。這就是評論家指控市場被操縱的原因。
但CFTC表示，它對白銀市場的調查目前還沒有什麼值得報導的。
GATA的董事Adrian Douglas向聽證會提交了大量證據，這些證據表明，商品市場存在著自資本市場有史以來最大的市場操縱陰謀。他還引用前高盛商品研究集團的分析師Jeffrey Christian的證詞指出：“倫敦金銀交易所是龐氏騙局，他們冠以實物黃金市場的名義，而其交易的黃金是其實際擁有的實物金的100倍，一旦發生黃金擠兌，買家每100盎司的黃金只能獲得1盎司的實物，屆時將發生嚴重的違約。”
雖然有交易商指出，絕大多數交易商並不會交割實物黃金，他們都採用現金結算，因此他們都不大關心實物黃金市場是否會違約的問題。但Douglas指出，黃金具有內在價值，沒有對手風險，因此人們將實物黃金作為紙幣、國債、股票或票據等金融資產的對沖，倫敦金銀交易所將其實物黃金稀釋100倍進行交易，是一場新的金融詐騙。
多年來，GATA 一直指控摩根大通、花旗集團、美國銀行和高盛持有巨大的黃金白銀空頭倉位，這四大銀行控制了衍生品市場90%以上的份額。
作者：顧虎
文章發於：第一財經日報
更新時間：2010-4-7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4/142725.html
評論：目前全球黃金市場的走勢頗像2009年8月，那時黃金市場經過幾輪誘空，金價維持在900美元附近，隨後黃金市場開始大規模的逼空，至2009年12月金價達到1226美元。當前金價在1100美元已徘徊近數十天，從黃金交易的趨勢圖和交易商持倉（COT）報告來看，新一輪大規模的逼空似乎箭在弦上。
CFTC聽證凸顯黃金市場操縱疑雲
2010年04月07日 02:34第一財經日報 顧虎
3月25日，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在華盛頓舉行聽證會，對兩項事宜進行聽證：一是通過聽證會，決定是否對貴金屬市場的頭寸進行限制，以減少市場波動的幅度，限制投機；二是調查2008年9月以來黃金白銀市場的操縱問題。
本次聽證會邀請了16名人員參與作證，包括監管者、交易所官員、銀行、交易商、經紀公司、投資者等。海外主流媒體大篇幅報導了是否對貴金屬交易頭寸進行限制的聽證會內容，奇怪的是，對聽證會上黃金白銀市場操縱的內容一致保持沉默。甚至國際黃金反壟斷委員會(GATA) 主席比爾·墨菲接受某網站的採訪後，該網站遭到了惡意攻擊以致癱瘓數小時。
更為蹊蹺的是，當倫敦黃金交易所交易員Andrew Maguire 向聽證會提交摩根大通操縱黃金價格的直接證據後，在周末和妻子出行時，遭遇車禍，肇事者撞擊其車輛後揚長而去。摩根大通對此事件拒絕發表評論。互聯網上關於Andrew Maguire這部分聽證會的內容視頻或提供視頻下載的種子則全部被封殺。
CFTC舉行的本次貴金屬交易聽證會充滿了爭議。
參與聽證會的交易商和投資者絕大部分堅決反對CFTC 對貴金屬交易頭寸設限，他們表示限制金屬投機交易可能會嚴重地傷害市場，甚至普遍質疑CFTC是否有權限制交易頭寸。
有交易商表示，即便CFTC果真對貴金屬交易頭寸設限，也很難行得通，因為美國期貨市場的貴金屬交易並不發達，全球貴金屬的交易主要發生在倫敦交易所。 CFTC的委員Scott O'Malia也指出，美國不是貴金屬交易的市場重心，CFTC如果對貴金屬交易頭寸設限，必須確保避免出現市場間的“監管套利”。
全球主要黃金空頭銀行之一的匯豐集團出席聽證會的是貴金屬全球主管Jeremy A. Charles。他表示，CFTC沒有實際理由對貴金屬的頭寸進行限制。他認為貴金屬在“大型商業機構保持流動性中起關鍵作用，雖然供應有限，但貴金屬不是消耗品，自有時間以來，黃金白銀生產出來後絕大部分就被央行、工業用戶、商業機構、交易所和公眾以某種方式持有”。
與凱恩斯評價黃金是“野蠻的遺跡”完全不同，Charles在聽證會上特意強調：“貴金屬是某種形式的貨幣，也是一種商品，這一雙重職能是金銀市場的本質。長遠來看，黃金是一種可靠的貯藏財富的工具，是重要的投資組合對像，能夠大大降低整體風險。”
與交易商的普遍反對針鋒相對的是，CFTC的監管官員 Bart Chilton表示，需要對金屬交易頭寸施加硬指標限制，抑製過度投機，防止金屬市場價格大幅波動。
聽證會上，CFTC表示將繼續調查白銀市場的市場操縱指控。
白銀自2008 年8 月以來價格劇烈下跌。 CFTC 市場監督部門的監管代理主任Steve Sherrod指出，在紐約商品交易所(Comex) 銀價大幅下跌時，該機構每週提交的COT 報告裡的多頭倉位和空頭倉位都沒有發生巨大變化。在2008 年7 月與8月期間，白銀價格崩潰，但Comex提交的未平倉合約數據仍沒有重大變化。這就是評論家指控市場被操縱的原因。
但CFTC表示，它對白銀市場的調查目前還沒有什麼值得報導的。
GATA的董事Adrian Douglas向聽證會提交了大量證據，這些證據表明，商品市場存在著自資本市場有史以來最大的市場操縱陰謀。他還引用前高盛商品研究集團的分析師Jeffrey Christian的證詞指出：“倫敦金銀交易所是龐氏騙局，他們冠以實物黃金市場的名義，而其交易的黃金是其實際擁有的實物金的100倍，一旦發生黃金擠兌，買家每100盎司的黃金只能獲得1盎司的實物，屆時將發生嚴重的違約。”
雖然有交易商指出，絕大多數交易商並不會交割實物黃金，他們都採用現金結算，因此他們都不大關心實物黃金市場是否會違約的問題。但Douglas指出，黃金具有內在價值，沒有對手風險，因此人們將實物黃金作為紙幣、國債、股票或票據等金融資產的對沖，倫敦金銀交易所將其實物黃金稀釋100倍進行交易，是一場新的金融詐騙。
多年來，GATA 一直指控摩根大通、花旗集團、美國銀行和高盛持有巨大的黃金白銀空頭倉位，這四大銀行控制了衍生品市場90%以上的份額。
超級情報機構
超級情報機構呼之欲出
作者：張中源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4-5
原載：《看世界》雜志
美國人已經掌握了網絡霸權,但現在他們執意要讓這種霸權產生實實在在的威力。
《華盛頓郵報》近日報道稱,谷歌公司與美國國家安全局敲定一項協議,後者將幫助谷歌公司調查可能源自外國的網絡間諜攻擊。這一勾結意味著,美國的情報機構可能獨享由谷歌公司搜集的來自全球的海量信息,這對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和商業安全帶來嚴重威脅。
與情報機構的淵源
2月 4日,谷歌無線產品管理主管薩米特·阿加瓦爾(Sumit Agarwal)成為了美國政府國防部副助理,他是加入美國政府的第四名谷歌高管。一個企業的高管竟然能夠直接到國防部這樣的要害部門出任要職,這一任命讓更多人浮想聯翩。
其實,谷歌公司和美國情報機構的關系比人們想像的要深遠得多。2008年3月,美國《舊金山紀事報》披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美國國家安全局曾斥資200多萬美元從谷歌購買4套搜索設備,並同谷歌簽署了一份支持協議。
很多國外博客聲稱,谷歌同美國情報機構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而不只是銷售搜索設備這麼簡單。事實上,美國情報部門已經將谷歌提供的設備作為了一個情報中樞“Intellipedia”,它是一個用於幫助特工共享情報的網絡。
Intellipedia由美國情報機構負責運營,只有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局以及其他一些情報機構才能訪。
Intellipedia共提供了三級服務,分別是絕對機密、機密和敏感,特工人員可以根據自己的級別登錄相應的服務。
當然,Intellipedia究竟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工人員共享的文件及同事的評論,這些都不在谷歌的控制範圍之內。
谷歌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網絡搜索引擎公司。搜索引擎是為用戶提供網絡檢索服務的系統。通過特殊的計算機程序,搜索引擎能夠用於搜集、處理互聯網上的信息。谷歌公司的數據中心目前遍布全球,擁有上百萬台服務器,每天處理10多億次用戶搜索請求,產生用戶數據2億億字節。
如果說谷歌公司是一台全球化的信息機器,那麼這次與美國國家安全局合作後,這台機器的產品會源源不斷湧入美國國家安全局,這將大幅提升美國國家安全局信息收集能力。日本綜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宮脅啟透說,一國情報機構獨立收集信息的能力有限,與谷歌這樣的公司合作,“情報機構的信息收集能力會得到提高,這不僅表現在所收集信息的廣泛性提高,還表現在可以利用公司過去積累的海量信息。”
超級情報機構呼之欲出
美國國家安全局成立於1952年,是美國政府情報網中的重要機構。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局聯手美國西方聯合電報公司,偷閱了數百萬封電報。“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家安全局因隨意竊聽私人電話、竊取私人電子郵件,在美國國內廣受爭議。
讀過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的人,都很熟悉一個詞“老大哥”(Big Brother),“在大洋國中,所有人都受到統治者老大哥無孔不入的監視與控制”。蘇聯時代,無孔不入的“克格勃”被視為蘇聯老大哥的化身,而此次與谷歌“同床”的美國國家安全局,可是要比“克格勃”還要厲害的間諜監視機構。美國國家安全局是美國政府機構中最大的情報部門,負責監聽電台廣播、通訊、互聯網,尤其是軍事和外交的秘密通訊,掌握著比CIA(中央情報局)還要多的經費,是世界上單獨雇佣最多數學博士和電腦專家的情報單位。《今日美國》曾報導它操作著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數據庫,收集了幾千萬人名、地址和其他信息。
打著反恐和防範黑客的名義,谷歌與國家安全局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以安全局龐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和谷歌先進的搜索技術、海量的數據庫,這次“相歡”產生的怪物恐怕會將世界上其他的“老大哥”遠遠拋在身後,一個超級情報網絡即將誕生。
谷歌公司存儲的用戶信息不僅包括用戶的注冊信息,還包括用戶在網絡上的搜索路徑和瀏覽記錄。借助數據挖掘等新興數據分析方法,情報機構可以從這些數據中獲取用戶利用搜索引擎的訪問路徑信息,進而得出用戶搜索的關鍵詞和偏好。在分析來源IP地址的基礎上,情報機構很容易了解到哪些人對哪些關鍵詞感興趣,從中總結出有價值的情報,比如某國核科學家目前的研究重點。
美國人已經掌握了網絡霸權,但現在他們執意要讓這種霸權產生實實在在的威力,他們堅持保持自己在虛擬世界可以輕易地抹掉一個國家的權力,東歐的“顏色革命”和伊朗大選後的騷亂已經讓美國人嘗到了甜頭,只要他們控制了網絡的信息,他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起對一個國家的進攻。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專家說,谷歌公司擁有海量用戶數據,美國國家安全局擁有強大的情報分析能力,如果雙方全面合作,對其他國家的潛在危害巨大。尤其是對於中國,美國迫切希望找到一種特別懲戒方式的能力,而這才剛剛開始。
作者：張中源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4-5
原載：《看世界》雜志
美國人已經掌握了網絡霸權,但現在他們執意要讓這種霸權產生實實在在的威力。
《華盛頓郵報》近日報道稱,谷歌公司與美國國家安全局敲定一項協議,後者將幫助谷歌公司調查可能源自外國的網絡間諜攻擊。這一勾結意味著,美國的情報機構可能獨享由谷歌公司搜集的來自全球的海量信息,這對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和商業安全帶來嚴重威脅。
與情報機構的淵源
2月 4日,谷歌無線產品管理主管薩米特·阿加瓦爾(Sumit Agarwal)成為了美國政府國防部副助理,他是加入美國政府的第四名谷歌高管。一個企業的高管竟然能夠直接到國防部這樣的要害部門出任要職,這一任命讓更多人浮想聯翩。
其實,谷歌公司和美國情報機構的關系比人們想像的要深遠得多。2008年3月,美國《舊金山紀事報》披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美國國家安全局曾斥資200多萬美元從谷歌購買4套搜索設備,並同谷歌簽署了一份支持協議。
很多國外博客聲稱,谷歌同美國情報機構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而不只是銷售搜索設備這麼簡單。事實上,美國情報部門已經將谷歌提供的設備作為了一個情報中樞“Intellipedia”,它是一個用於幫助特工共享情報的網絡。
Intellipedia由美國情報機構負責運營,只有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局以及其他一些情報機構才能訪。
Intellipedia共提供了三級服務,分別是絕對機密、機密和敏感,特工人員可以根據自己的級別登錄相應的服務。
當然,Intellipedia究竟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工人員共享的文件及同事的評論,這些都不在谷歌的控制範圍之內。
谷歌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網絡搜索引擎公司。搜索引擎是為用戶提供網絡檢索服務的系統。通過特殊的計算機程序,搜索引擎能夠用於搜集、處理互聯網上的信息。谷歌公司的數據中心目前遍布全球,擁有上百萬台服務器,每天處理10多億次用戶搜索請求,產生用戶數據2億億字節。
如果說谷歌公司是一台全球化的信息機器,那麼這次與美國國家安全局合作後,這台機器的產品會源源不斷湧入美國國家安全局,這將大幅提升美國國家安全局信息收集能力。日本綜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宮脅啟透說,一國情報機構獨立收集信息的能力有限,與谷歌這樣的公司合作,“情報機構的信息收集能力會得到提高,這不僅表現在所收集信息的廣泛性提高,還表現在可以利用公司過去積累的海量信息。”
超級情報機構呼之欲出
美國國家安全局成立於1952年,是美國政府情報網中的重要機構。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局聯手美國西方聯合電報公司,偷閱了數百萬封電報。“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家安全局因隨意竊聽私人電話、竊取私人電子郵件,在美國國內廣受爭議。
讀過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的人,都很熟悉一個詞“老大哥”(Big Brother),“在大洋國中,所有人都受到統治者老大哥無孔不入的監視與控制”。蘇聯時代,無孔不入的“克格勃”被視為蘇聯老大哥的化身,而此次與谷歌“同床”的美國國家安全局,可是要比“克格勃”還要厲害的間諜監視機構。美國國家安全局是美國政府機構中最大的情報部門,負責監聽電台廣播、通訊、互聯網,尤其是軍事和外交的秘密通訊,掌握著比CIA(中央情報局)還要多的經費,是世界上單獨雇佣最多數學博士和電腦專家的情報單位。《今日美國》曾報導它操作著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數據庫,收集了幾千萬人名、地址和其他信息。
打著反恐和防範黑客的名義,谷歌與國家安全局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以安全局龐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和谷歌先進的搜索技術、海量的數據庫,這次“相歡”產生的怪物恐怕會將世界上其他的“老大哥”遠遠拋在身後,一個超級情報網絡即將誕生。
谷歌公司存儲的用戶信息不僅包括用戶的注冊信息,還包括用戶在網絡上的搜索路徑和瀏覽記錄。借助數據挖掘等新興數據分析方法,情報機構可以從這些數據中獲取用戶利用搜索引擎的訪問路徑信息,進而得出用戶搜索的關鍵詞和偏好。在分析來源IP地址的基礎上,情報機構很容易了解到哪些人對哪些關鍵詞感興趣,從中總結出有價值的情報,比如某國核科學家目前的研究重點。
美國人已經掌握了網絡霸權,但現在他們執意要讓這種霸權產生實實在在的威力,他們堅持保持自己在虛擬世界可以輕易地抹掉一個國家的權力,東歐的“顏色革命”和伊朗大選後的騷亂已經讓美國人嘗到了甜頭,只要他們控制了網絡的信息,他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起對一個國家的進攻。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專家說,谷歌公司擁有海量用戶數據,美國國家安全局擁有強大的情報分析能力,如果雙方全面合作,對其他國家的潛在危害巨大。尤其是對於中國,美國迫切希望找到一種特別懲戒方式的能力,而這才剛剛開始。
2010年4月8日
人民幣匯率戰爭新思維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4-6
合縱連橫主動出擊--人民幣匯率戰爭新思維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4/142516.html
《環球財經》雜誌2010年第四期
中信銀行副行長
■ 曹 彤
美國已經發起了逼迫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貨幣戰爭。這場戰爭的本質，是美國與中國30年力量消長的總較量，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總決戰。鑑於這場戰爭對於中國未來盛衰興旺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暫時放下“韜光養晦”之道，勇敢地合縱連橫，主動出擊，打一場全球貨幣戰爭
距離4月15日只有20天，屆時美國財政部將要通過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調查結論。不僅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將會跟隨通過“人民幣匯率嚴重低估”的報告。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先是130名眾議員、再是14名參議員、再是財長蓋特納、再是IMF總裁卡恩、再是世界銀行的報告）全球逼迫人民幣升值的戰役已經打響，其情形彷彿1985年“廣場協議”出台逼迫日元升值的一幕重演。
在剛結束的全國人大代表會上，溫家寶總理已經闡明了我國的態度，即人民幣沒有被低估，人民幣升值也不能解決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更不能解決美國失業率高企的問題。
一端是多國組成的聯盟，另一端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堅定而明確的態度，這一局面如何化解，如何把握我們的核心利益，應該從哪個視角考慮和製定解決之道，是擺在中國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一道政治難題。
逼迫人民幣升值符合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盟的長遠戰略利益
首先我們必須看到，為解決美國貿易逆差，緩解國內就業壓力，從而要求人民幣升值，只是美國的一個藉口，因為只有通過此種輿論渲染，才能得到美國民眾最廣泛的支持，也才能得到其他盟友國家道義上的支持。美國的參眾議員再愚蠢，也不會不懂得人民幣升值於其短期經濟利益並無裨益的非常簡單的經濟學道理，他們之所以數年來始終糾纏人民幣匯率問題（參議員舒默和格蕾厄姆在2005年就提出過相同的議案），除個別政客做秀外，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中國國力超越了德國和日本，開始逼近美國，在戰略上威脅到了美國的深層次利益，尤其在當前世界格局紛繁複雜，而美國國力又相對下降的大背景下，美國的這種憂慮更加強烈。美國的國家戰略是“全球爭霸”，就必然要始終確保國力遙遙領先，不能容忍有對手接近，這一點可以從1985年“廣場協議”時針對日本的金融戰，以及2009年針對（希臘和南歐）歐元的阻擊戰中找到充分的佐證。就連其最親密的戰略盟友都不會放過，更不用說與其模式完全不同的中國。而美國所倡導的阻擊中國的戰略，無疑又迎合了日本、歐盟、甚至一些亞洲國家（印度、韓國也在美國動員的反人民幣同盟之列）的利益和訴求。中國崛起帶給這些國家明顯的壓力，也相應削弱了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在當前全球經濟陷入困境時，可以說這一戰略與這些國家的短期和長期的“願望”相吻合，也自然願意與美國一道結成反人民幣聯盟。
在此種情況下，我們如果只在經濟學範疇去進行爭論和辯解，是毫無作用和意義的，必須另覓他途。
美國國內並非“鐵板”一塊
本次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國會、華爾街金融資本和學術界希望迅速恢復、盡快擺脫經濟和政治壓力的願望非常迫切，以至於其倉促出台的一系列產業政策、經濟政策、貨幣政策、甚至國際政治政策之間出現明顯的脫節，甚至自相矛盾。
1，奧巴馬政府競選時承諾的大部分與勞工利益相關，其國內、國際的經濟政策始終圍繞這一主題，因而相較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的經濟政策有了較大調整。
奧巴馬政府的國內經濟政策主要以遏制中產以上資產階層和華爾街的利益為主軸。因為要實行全國醫療保障體制的改革、實施經濟刺激計劃，就必然要提高稅收，必然要向中產階層以上的國民徵收更高的稅賦；因為要平衡收入差距過大的社會矛盾，並展示新政府的公平和道義，就必然要懲罰和遏制華爾街金融資本，限制華爾街的薪酬收入，擴大美聯儲的監管職責範圍，出台“沃克爾新規”（Wolcker Rule）限制華爾街、尤其是限制投資銀行的跨業務領域經營，進行所謂的深層次的金融體制改革。國內方面的這些舉措，無疑增加了中產階層以上國民的不滿，增加了華爾街金融資本的不滿，在美國金融資本凌駕於政府之上的“政體”下，奧巴馬政府的前景並不光明。 2010年11月，美國將舉行國會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很有可能獲得較大勝利。
奧巴馬政府的國際經濟政策主要以提高出口競爭力，降低貿易項下赤字為主軸。為此，美國政府的政策取向是逐步放棄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共16年）所推行的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強勢美元的政策（小布什政府後期在美元匯率政策上，經常反復，但始終沒有公開放棄強勢美元的政策），轉而要求順應全球化的美國跨國企業將產業轉移回美國本土（向跨國公司徵收差額所得稅，取消了海外差額部分延遲納稅的優惠政策）、提高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推行弱勢美元的政策，以全力保證競選承諾的實施。
在對提升出口競爭力和降低貿易赤字的國別選擇上，必然主要針對與美國進出口往來最大的日本和中國（歐盟內部有多個主權國家，情況復雜）。對日本，美國果斷採取了以遏制豐田汽車進而遏制“日本製造”的產業狙擊策略，以產品質量問題率先發難，佔據道義制高點。面對美國這位國際經濟和政治的最大盟友，日本政府表面上也只能又一次默認這一結局，吞下這一苦果。但應該看到，本次針對“日本製造”展開的攻擊，會對日本國民心理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日美間“貌合神離”的狀況將會進一步加劇，也為鳩山民主黨政府“脫美入亞”新政的實施創造更多的社會支持力量。
對中國，美國祭出了懲罰性關稅和強制人民幣升值的政策。懲罰性關稅，是貿易保護最好的藉口，也是美國慣用的獲取國家甚至集團利益的主要手段，但因其畢竟只針對某個產業、某幾類具體產品，因此其影響範圍還比較有限，也比較容易計量。而強制人民幣升值的手段則要嚴厲得多，一方面是對所有進口商品均產生影響，相當於是一種“匯率關稅”；另一方面，人民幣一旦升值，將產生和不斷強化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會反復吸引國際游資進入中國國內，衝擊我國的金融市場、資產市場，並導致貨幣政策的實效（為對沖流入的外幣而不得不投放大量人民幣，與國內治理通脹預期的趨緊的貨幣政策內在衝突）。匯率政策可謂是國際金融領域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將產生深遠影響（日本“失落的二十年”是最鮮明的例證）。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看到，美國對最大債權國家和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使用如此嚴厲的手段，美國自身也難免受到傷害，當中國找到有效且合理的手段反擊時，其國內必然會出現不同利益集團間的爭論和聯盟陣線的鬆動，甚至瓦解。
奧巴馬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具有明顯的內在自我衝突。一方面，奧巴馬政府承諾的一系列社保和救助計劃，導致政府注定要維持更高的財政赤字，僅2010年預算就計劃增發高達2.2萬億美元的國債。另一方面，國債主要買方是中國、日本等握有巨額外匯儲備的國家。打擊日本工業將直接激化美日民間情緒對立，減少日本外匯盈餘；而壓迫人民幣升值又會激化美中民間情緒對立，並將直接導緻美元相對貶值。無疑，這些都將增加中國、日本繼續購買美國新發國債的技術和國民情緒障礙（還有可能導致拋售存量國債）。而國債銷售不出去，會直接導致奧巴馬政府各種新政難以實施，最終會因自身政策的矛盾而陷入進退兩難境地。此外，奧巴馬所選擇的弱勢美元策略，也與國會的共和黨和華爾街長期奉行的強勢美元策略相左，內部理念和利益衝突明顯。
2，美國國會兩黨的意見有內在本質分歧。
在國內經濟問題上，國會兩黨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中產以上的資產階層的政策，是減稅，鼓勵其發展以創造更多的就業，還是增稅，通過轉移支付以建立惠及勞工階層的社保體系，減少因失業率高企而導致的社會矛盾。二是對於華爾街的政策，是繼續鼓勵和扶持華爾街的金融產業，並以此繼續統領全球金融產業，獲取超額金融利潤，還是遏制華爾街，限制金融資本的貪婪，平抑收入差距懸殊的社會矛盾，並防止再次發生因跨行業經營和強烈的利益追逐而不斷誘發的金融危機。很明顯，共和黨站在資產階級和華爾街的立場上，民主黨則正好相反，雙方立場明顯對立（美國眾議院剛剛以220票：211票勉強通過社會醫療保障法案，全部共和黨議員均投了反對票）。
在國際經濟問題上，對於奧巴馬政府所推行的弱化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以及弱勢美元的政策，兩黨的意見分歧也非常明顯。一方面，共和黨所代表的大跨國公司階層，大多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他們的商品生產基地設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商品大都銷售給發達國家，相當部分返銷回美國本土。如果增加關稅和貿易壁壘，降低美元匯率，並進而導致全球範圍的貿易戰，全球經濟格局將出現結構性調整，對於這些大的跨國公司而言，意味著利益受到巨大的影響（相當於“左右手互搏”）。另一方面，共和黨所代表的華爾街金融資本，是強勢美元的受益者。強勢美元意味著全球主要的貿易和資本往來大多使用美元，意味著全球資金向美國流動，意味著美國的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和金融規則能最大限度地影響全球、獲取超額壟斷金融利潤。因此，在經濟全球化和強勢美元問題上，共和黨與民主黨有著不可調和的理念和利益衝突。
近一時期，民主黨內部也出現了分裂的跡像，以克林頓為首的一部分聲稱了解華爾街、了解企業經營的民主黨人開始轉向與華爾街妥協的立場，開始質疑奧巴馬政府針對華爾街的一些政策，使得兩黨之爭更趨複雜。
3，華爾街日益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利益集團。
華爾街本是紐約曼哈頓下城的一個街區，歷經200餘年演繹，雲集了美國和全球各國的最主要金融機構，成為美國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二戰後，華爾街金融資本借助美國獨霸全球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領先力量，以金融制度、以金融市場規則、以獨有的金融產品在全球範圍內追逐超額壟斷利潤，這一系列方式方法已逐步定型，並日益固化為一種金融文化和理念。因此，華爾街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獨特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利益群體，日益具備了獨立人格。
國內學者、《環球財經》副總編輯彭曉光將中美兩個“政體”作了形像的對比，中國是國家控制金融資本，而美國是金融資本控制國家，美國政府和國會實質是在金融資本所界定的範疇內運轉。應該看到，“華爾街金融資本”並非一兩個具體的金融資本家，而是具有相同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一個不斷自我充實、自我更新的金融資本家群體，他們可能是金融機構的股東，也可能是高管，也可能是附著在金融機構之上的諮詢機構和學者。當這個群體越來越具備獨立人格後，他們會按照自身的價值觀和利益追求，去影響美國的國家戰略和戰略的執行。因為這個群體的相對持久穩定性，他們對國家戰略的製定和堅守反而比四年一選舉的政府和國會更具有連貫性和持久性。某種意義上，他們更是詮釋和堅守“美國模式”的中堅力量。
當前華爾街的利益訴求是繼續回到金融危機前的模式上去。國際貿易方面，繼續推行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維護美國金融和產業資本對全球資源和勞動力的佔有和利用；金融政策方面，繼續保持強勢美元，維護美元對全球大宗貿易往來的貨幣壟斷地位，維護美國資本市場對全球資本性融資和交易的壟斷地位，維護美元繼續作為全球本位幣地位的國際貨幣現行體系。
從這個角度來看，華爾街本質上並不認同壓制人民幣升值，相對降低美元幣值的策略。在他們看來，壓制中國開放資本賬戶、放鬆資本管制、允許和增加對中國金融機構的直接投資佔比，比壓制人民幣升值更重要。他們更傾向於以人民幣升值作為談判的籌碼，換得資本帳戶開放的實際利益。這也正是前任財長鮑爾森（小布什政府後期財長，來自於華爾街高盛公司）所堅持的中美間戰略對話的策略。
在對歐元的問題上，華爾街表現出與奧巴馬政府完全不同的策略。華爾街通過攻擊希臘政府主權債，帶動國際資本力量做空南歐四國（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的政府債券，進而做空歐元，促成歐元區新一輪金融危機，強迫歐元貶值（近三個月來，歐元貶值幅度已達10%），從而繼續維護強勢美元的地位，降低歐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佔比（事實上，歐元自產生以來的大幅上下震盪，已經遭到以歐元為交易和儲備貨幣的非歐元區國家的質疑）。其終極目標無疑是希望歐元解體，從而徹底消除歐元對美元的威脅（就像1985年“廣場協議”後所產生的徹底擊垮日元的國際信用的效果）。無疑，這一策略所導致的美元相對升值的結果，與奧巴馬政府所希望的以美元貶值來推動出口的增加、降低貿易赤字的策略截然相反。
在對待日本的問題上，由於製裁豐田汽車所導致的結果是打擊日本製造進而打擊日本經濟，日元相對貶值，穩定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元兌日元大幅度貶值的勢頭（從1美元兌105日元左右下降為1美元兌90日元左右），因而，華爾街與美國政府的利益訴求相一致。
在國內經濟政策上，華爾街也始終是政府增加財政赤字、激發全球做空美元動力的反對者。儘管本次危機中，華爾街通過影響政府促成了政府資金的救助計劃，但危機穩定後，華爾街最希望政府能早日退出金融產業，早日結束積極的財政計劃，降低政府赤字，維護美元穩定。在這一點上，華爾街對中國政府拋售美國國債的可能性最為關注和敏感。
總之，美國國內對於長期的國家戰略方向，三股勢力（政府、國會、華爾街）的觀點並不相同，尤其在美元是維持強勢還是弱勢問題上分歧巨大，小布什政府晚期極力迴避的問題，在奧巴馬任上不得不全面激化。這一內在矛盾和衝突，是我們務必要認識和把握的。
美、歐、日戰略同盟亦非“鐵板”一塊
由於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性的因素，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很明顯的一個結果是，發端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美國反而受影響最小，全球各國成為美國金融危機的埋單者。通過本次金融危機，全球各國，不僅僅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還包括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經普遍認識到當代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內在缺陷，即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超發沒有任何“錨”可以限制（只有其自身的國家道義限制），而超額美元流動性所引起的資產價格膨脹、金融危機等後果卻要由各個美元持有國分擔。全球各國無不希望盡快加以根本改善。
2008、2009年，為聯合各方應對金融危機所伴生的各種無法預判的複雜局面，美國表面上積極支持各方對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反思，並同意以G20金融峰會替代G8和IMF成為主導這場反思的領導性機構。但在核心問題，即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問題上，美國卻始終以維護現有的格局安排為出發點，將各國的注意力引導到對IMF投票權如何重新分配的問題上去。
我們知道，IMF設立的初衷是為了維護二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所構建的雙掛鉤的固定匯率體系（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監督各國匯率的製定和執行情況。自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悍然單方面終止布雷頓森林體系、取消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匯率掛鉤、各主要國家匯率進入浮動匯率時代以來，IMF的早期職能已經結束，新職能則始終懸而未決。在新職能的探索中，世界各國希望IMF能履行一種全球最後藉款人的角色。但客觀地說，對於只掌控了2500億美元資金規模（2009年增資前），完全沒有主權國家實力的金融組織，其所能給予世界各國的救助是非常有限的。姑且不說美國祇允許在非常小的投票權比例上（給發展中國家增加5%，歐洲國家相應下降，不影響美國的一票否決權）作重新劃分，就是美國退一萬步讓渡出大部分投票權比例（現實世界中，美國決不會做這種讓步），這個組織的任何決議也影響不了現行國際貨幣體係安排。將世界各國的注意力引導到完全無意義的一場談判當中，是美國政府和華爾街非常高明的策略。但是，這點伎倆恐怕不可能長期蒙蔽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最終會導致在國際貨幣體系重建問題上，出現美國與歐盟、日本（甚至英國）等同盟國的根本性衝突。
華爾街發動的旨在最終肢解歐元體系的貨幣攻擊，也讓歐元國家，尤其是德國、法國再一次認識到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本質。歐元是一種沒有國家主權的區域貨幣，技術上沒有統一財政政策的保障和支持，政治上沒有國家政權的信用支撐，因此是一種不穩定貨幣。按照歐盟的設想，在貨幣統一後，應該迅速跟進政治統一的進程，這也是《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和《裡斯本條約》始終期望解決的問題。但從目前來看，除了在虛設歐盟理事會常任主席（相當於歐盟總統）等個別外在形式上有所推進外，涉及統一的立法、司法、政府、財政政策、防務等實質問題毫無進展。客觀地說，在世界仍處於以主權國家為國際關係基礎的歷史階段，超越主權的貨幣必然面臨多重挑戰。而作為全球最有實力的國家，美國如果不幫助歐盟聯合應對這些挑戰，甚至反過來挑戰歐元地位的話，歐元的形勢自然非常嚴峻。近期德國財長W Schauble已經提出組建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uropean Monetary Fund），就是期望建立一種歐元區內部的自我金融救助制度，完全擺脫美國控制的IMF的製約，同時也準備集中金融力量，應對來自美國華爾街的更大範圍的潛在攻擊。
日本則再一次感受到了每當美國“大哥”遇到困難時，總是先拿日本“小弟”開刀的“規律”。奧巴馬政府懲治豐田汽車的做法，從戰略層面看，並不符合美國的長期戰略利益，實乃追求短期效應所致。奧巴馬政府最大的難題是如何通過積極的財政手段使美國經濟、包括就業問題迅速擺脫困境，而維持強勢美元，維護好與主要債權國家之間的國際政治關係至關重要（畢竟2.2萬億美元新增國債需要日本、中國來購買）。但是競選時對底特律的承諾（也可能還想順便教訓一下鳩山新政府最近一系列的離美政策），使奧巴馬的國際經濟政策與理性的要求反其道而行之。而日本正處於政治轉型階段，姑且不論鳩山政府能否真正推行“脫美入亞”的戰略轉型，僅是持有此等政見的政黨能夠競選成功，就反映出相當的日本民意。此時，奧巴馬近乎羞辱日本的做法，必然會對日本新的戰略方向產生“反推一把”的政治效果。
儘管美、歐、日是二戰後始終緊密維繫的戰略合作夥伴，儘管三方在意識形態上都是“華盛頓共識”的擁躉者，但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演進，尤其是美國力量相對下降後所採取的明哲自保的實用主義策略，正在日益加深三方之間的隔閡，尤其在貨幣問題上，在國際貨幣體系重構的問題上，三方理念並不一致。無疑，歐洲和日本都希望脫離美元，構建能夠獨立自主的貨幣體系，或至少構建“多元本位制”的全新貨幣體系，在這條路上，歐元已歷經40餘年的努力（自1969年制定“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願景算起）而日漸成熟，日本也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共同積極促成了東盟10+3貨幣互換機制（2000年簽署清邁協議，2009年確定1200億美元分攤比例）。歐盟、日本都不希望重回舊有體系，反復承受該體系下注定會周期性出現的金融危機。
人民幣匯率戰爭新思維：合縱連橫、主動出擊
目前擺在中國面前的形勢是挑戰與機遇並存、挑戰大於機遇，總體判斷非常不利。從挑戰角度看，美國國內“三股勢力”在製衡中國的問題上，態度高度一致，只是策略選擇上有所不同，政府和國會更傾向於採用匯率手段，壓制人民幣升值，而華爾街更傾向於採用以匯率談判壓資本管制放開的策略。當前情況下，匯率升值和資本管制放開都會對中國經濟造成衝擊；歐洲、日本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出於維護自身相對國際地位、換取國際貿易中現實利益的角度，在壓制人民幣升值問題上很容易與美國結成同盟，而且也不願意在中國問題上與美國“翻臉”。
從機遇角度看，美國國內“三股勢力”在國家戰略層面並不一致，國會中的共和黨人、華爾街金融資本在國內、國際經濟問題上有很多與政府不同的聲音，尤其在強勢美元與弱勢美元的選擇上，有明顯的衝突；歐洲、日本已經感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也已經認識到維護“一國獨大”的國際政治格局，對各自國家的根本利益並非最為有利。只有對美國形成一定程度的製衡和牽制，才能換來本國利益的最大化。從這個角度來說，反而是中國提倡的多極世界的觀點更容易為各方所接受。
回顧近30年的歷程，我國在處理國際重大經濟和政治問題時，更多遵循的是“韜光養晦”的策略，不在國際上樹敵，以換取和平發展的環境，贏得經濟發展的時間。但這次所遇到的挑戰與以往歷次均不相同。人民幣匯率問題遠遠超出經濟學和國際經貿往來範疇。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本質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中國 30年力量消長的總較量，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總決戰。抓住這一本質非常重要，因此，解決之道僅通過解釋說明，闡釋經濟學道理完全不適用，也換不來任何參與遏制的美國同盟方的同情。解決之道是牢牢把握住我們的利益主線，勇敢地挑起美國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內在衝突，勇敢地挑起美、歐、日之間的內在矛盾，大膽地團結還處於觀戰一方的石油國家的力量，堅定地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合縱連橫，主動出擊。
首先，必須明確我們的利益主線。
我們知道，社會生活中有很多經濟變量，如匯率、利率、工資增長率、勞動就業率、通貨膨脹率等等，這些變量都是在經濟生活的互動中取得動態的平衡。單獨說匯率是否均衡、或利率是否合適，必須要提及其他經濟變量處於什麼水平，其他變量及目標變量是否均衡的前提。反過來也同理，當固定了某一變量時（如匯率），其他經濟變量（如利率、工資增長率等）就會圍繞它進行相應調整，從而達到新的整體均衡。即使在當今經濟如此自由化的世界裡，也是自由浮動匯率制（如美元、日元）、固定匯率制（如歐元區內的各國家間）、聯繫匯率制（如港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如大部分東盟國家貨幣）並存。不同匯率制度的國家，其內在的經濟指標都會圍繞不同的匯率安排而相互調整，最終取得整體經濟的均衡。
匯率政策作為實現經濟目標的手段，本身並沒有好壞優劣之分。匯率政策的好與壞，只能看其執行的方式方法是否實現了既定的經濟目標。因此，很多自由浮動匯率制的國家（比如日本），仍會有強力的人為管理措施，在本幣匯率大幅波動，或匯率波動方向不符合本國貨幣政策要求時，央行就會主動進行匯率干預，以調整匯率走向，實現宏觀經濟目標。
同理，人民幣匯率是固定還是浮動，是我們對外實施國際金融戰略、對內保持國民經濟健康增長的手段。國民經濟戰略有短期、長期之分，匯率政策自然也有短期策略和長期策略之別。
從短期策略來看，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符合國內經濟的需要，也符合國內各方的心理感受。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於危機後尚未企穩的階段，隨著通脹預期的加劇，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的餘地已較為有限，而積極的財政政策所帶來的投資增長率的高企，也為經濟結構的進一步失衡埋下隱患。因此，國民經濟進入較為不確定的發展階段，宏觀政策手段的使用空間也日漸狹窄。在此背景下，如果接受了美國關於人民幣升值的要求，無疑既重創了剛剛複甦的出口產業，又會因反復自我強化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獨立的貨幣政策失效，經濟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很有可能
步日本“失落的二十年”的後塵。
從長期策略來看，人民幣匯率政策應服務於中國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服務於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從中國下一個30年的歷史進程來看，經濟結構調整有兩個並行的戰略取向。一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內需替代外需，以消費替代投資，引導經濟重心在產業部類上由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向著第三產業轉移，在地域分佈上由東南沿海向著中西部轉移，在城鄉結構上由城市經濟向著“三農”經濟轉移。二是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借助已經積累起來的國民財富和超額外匯儲備，完成出口產業的結構性升級，完成低端加工製造業的國際化轉移，完成對外投資的充分合理佈局，使得國際收入更多地來源於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裝備製造業、機電產業，更多地來源於對外的直接投資資本利得。以資本和技術（而不是廉價勞動力和其他廉價生產要素）來構建國際競爭比較優勢，來分享經濟全球化的成果。
這種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需要人民幣國際化的支撐。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間主要貿易、資本往來的計價和交易貨幣，成為儲備貨幣，有利於構建多元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進當前單一美元本位制不穩定的內在缺陷，為中國全新的國際化戰略構建穩定的發展環境；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國際化可促成中國成為新的國際金融中心，成為國際金融規則和製度的製定者，從而保障以資本和技術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新戰略的長久實施。
與人民幣國際化相適應的匯率政策應該包括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和資本項下管制的放開，而這兩個核心領域的改革又必定伴隨下一個30年的歷史進程，“主動的、可控的、漸進的”進行。
因此，我們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利益主線是：短期策略堅決保持人民幣的匯率穩定，長期策略則是“主動的、可控的、漸進的”構建服務於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服務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相應匯率機制。這一利益主線應該在國際範圍內明確。人民幣不是長期固守固定匯率，但在金融危機未過去時不能浮動，在各方面市場機制的準備未完成時不能浮動，而未來的浮動需要伴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相應推進。
其次，聯合歐洲和日本。
在國際貨幣體系方面，美、歐、日不是“鐵板”一塊，這是我們的戰略機會。在美國同盟壓制人民幣升值的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我們不應該繼續對三方的矛盾持隔岸觀火的態度，而應勇於利用這一矛盾，化被動為主動。
在歐洲方面，當前擺在歐元區的最重大的挑戰，就是如何處理南歐四國（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的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此危機是華爾街從希臘挑起，矛頭直指歐元貨幣體系的存亡。對這一危機的化解，歐元區自身有兩個內在難點：一是無法借助美國及其控制的IMF的力量（無法“與虎謀皮”），二是歐元區各國普遍遭受金融危機重創，很難說服本國民眾同意，在本身已是捉襟見肘的情況下，還要出資去救助他國的財政危機。這兩點其實也是歐元本身的內在缺陷。
在此情況下，我國應主動出手相助。一方面，動用外匯儲備購買一部分希臘等國的政府債券。希臘政府為渡過財政危機，今年4月份前需發行250億歐元債券（或信貸支持），2010年底前需獲得550億歐元的債券或信貸融資。從3月初希臘發行的50億歐元政府債券的情況看，不乏國際買家，認購還比較踴躍，因而實際需要我們認購的資金總額並不會太大。現代經濟的貨幣發行脫離了貴金屬的保證，本質是信心經濟。我們支持了希臘，給予市場信心，就能穩定南歐，就能保障歐元渡過難關。
另一方面，積極參與歐洲貨幣基金（EMF）的組建。德國財長提出的構建EMF的設想，對於歐元區而言，是一種較好的製度安排，此舉可以較好地迴避危機發生時各國自保、不願相救而導致的危機自我強化的問題，同時也避免了不得不向美國或IMF求助的尷尬。但EMF的資金如何分擔是個較難解決的技術性障礙。我國可以參照認購IMF債券（500億美元）的做法，主動認購一部分EMF債券，促成EMF的早日建立。預計EMF初期基金額度不會太大（不會超過2009年前IMF的2500億美元的額度），而初期的債券額度又不會超過基金份額，仍在我國可承受的範圍內。
我們必須看到，救助歐元，是我們應對美國對我國發起的貨幣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不是因為歐洲國家同情或幫助了中國，也不要期望救助之後歐洲就會改變對中國的根本（意識形態）立場。這是我們參與這場不得不應戰的戰爭的必然選擇。在此種情況下，我們不應再拘泥於外匯儲備的回報率（以此角度思考，就只能不斷購買美國國債，束手待斃），更不應該對歐元的困境置身事外。全球非美國家是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辯證關係。
在日本方面，鳩山民主黨內閣的執政，以及美國製裁豐田汽車事件，為中國走出中、美、日戰略關係中多年的被動局面提供了難得的契機。二戰後日美之間的民族情感和政治情感是非常複雜和微妙的。在全球陷入危機經濟低迷的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壓制日本的經濟對策，只能逼迫日本到中國來尋找出路。此時，中國應對日本施以援手，除在進出口政策上減少非關稅壁壘外，更應該主動促成中、日之間的貨幣同盟。如果說，未來的亞洲有可能出現類似歐元的區域貨幣機制（“亞元”）的話，那一定是中日之間聯手推動的結果（恰如法德以多次戰爭之怨，仍聯手推動了歐元的誕生）。
亞洲的政治、歷史、文化、經濟基礎是否可能產生“亞元”並不是當前的主要問題，當前的主要問題是，中、日聯手對一項深刻影響國際貨幣格局的貨幣機制進行討論和推動，其本身即是對鳩山政府“脫美入亞”的最有力的支持。成立“亞元”聯合討論機制（或論壇），建立中、日之間貨幣互換機制，簽訂中、日金融市場相互開放最惠機制等等，都是積極的信號，都可以在應對美國的貨幣攻擊面前，發揮“化解於無形”的神奇功效。
再次，團結石油國家的力量。
美元之所以成為全球國際貿易往來的主要結算貨幣（佔 70%），與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往來中佔比最高的石油貿易均使用美元結算有著緊密的聯繫。如果說能源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的話，美元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石油本位幣”。但是美國本身不是石油大國，美元的石油本位是建立在中東、中亞、俄羅斯等石油國家都接受了以美元結算基礎上的（當然，幾十年來已形成了大部分石油交易在美國控制的石油期貨交易所進行，客觀上也決定了石油交易價格以美元計價，場內石油交易和石油衍生品交易以美元結算）。撼動美元的霸權地位，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石油國家放棄美元另選貨幣（伊朗已經選擇歐元作為石油交易的計價貨幣），此舉將極大地動搖美元作為貿易結算貨幣的基礎和信用，從而波及其作為資本項下的交易和儲備貨幣的地位。
在美國赤字高企，奧巴馬政府又主動推行弱勢美元的背景下，美元貶值而導致的財富縮水是石油國家最擔心的問題。從國際政治角度看，承襲了蘇聯尊嚴的俄羅斯決不甘心追隨在美國之後淪落為二等國家，中亞則處於大國包圍之中盡力平衡各方關係，海灣國家中的伊朗明確與美國對立、伊拉克則是政局複雜方向未明。因此，從降低貶值風險、減少匯兌損失的共同利益角度入手，進一步團結石油國家，推動與俄羅斯、中亞建立貨幣互換機制，並推動在石油往來中以本幣計價結算，應是我國團結石油國家的主要金融策略，客觀上也有很大的談判和迴旋餘地。此舉如能推進，必然產生對其他國家的示範效應，是對美國貨幣攻擊的強力反擊。
此外，伊朗是我國在海灣國家中為數不多的戰略夥伴，我國在伊朗的經濟利益不僅僅是已經簽訂的石油合同和已投入的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石油背後的金融價值，因而在處理伊朗核問題上，中國應該繼續堅持和平談判的原則，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輕言放棄。
第四，加速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如前文所述，我們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利益主線，是短期保持人民幣的匯率穩定，長期構建服務於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服務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相應匯率機制。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國際社會，尤其是全新的國際化戰略的實施，意味著中國逐漸成為資本輸出國家，中國與世界的紐帶不再是國外流入國內單方向的，而是流入與流出雙方向的，這就必然要求資本項下開放，必然要求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成為國際化貨幣。
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之所以非常急迫，一方面是因為國際化後，中國可以建立人民幣的國際貨幣機制，參與國際貨幣規則的製定，降低中國自身和人民幣流通區域對美元的依賴，降低美元的國際貨幣影響；另一方面是因為成為國際化貨幣後，就可以相應獲得鑄幣稅等國際化貨幣的超額收入，相應抵補因可自由兌換而在匯率制度上所承受的成本壓力。換句話說，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成本，完全可以由人民幣國際化所帶來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收益予以補償。
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從時間上應該劃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10年左右（中國人民大學陳雨露副校長也持此觀點）。第一個階段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第二個階段人民幣成為國際資本交易結算貨幣，第三個階段實現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最終完全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從地域上應從東盟國家入手。目前中國、日本與東盟國家共同構成“雙頭雁陣式”貿易往來模式，東盟各國出口初級（簡單）商品給中國和日本，再由中國和日本組裝加工成最終（複雜）產品出口到歐美。今年1月，中國與東盟各國的自由貿易區已經啟動，大部分商品零關稅。中國與東盟各國構成了穩定的國際貿易往來關係，地區間推行人民幣貿易項下的國際結算（第一階段的目標），技術上完全可行。而由於二戰的歷史性原因，東盟各國選擇人民幣作為區域貨幣的願望遠比日元強烈。
因此，應更緊密地團結東盟各國，在人民幣國際化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上盡快突破，以增強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增強反制美國貨幣攻擊的能力。
第五，對美國應打談結合。
當今世界格局中，中國與美國是一對典型的“相反相成” 的關係。正如在革命戰爭年代我黨始終堅持的方針一樣，“打談結合、邊打邊談”同樣應成為今天應對美國金融攻擊的策略，能戰方能言和。
所謂打，要打在痛處。 “韜光養晦”總有個度和時限。今天美國已經亮出了底牌，挑明了要在最核心的貨幣領域，動用匯率這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國祇有被動應戰，放手一搏。上述所及的建議均是“打”的要害，我國要儘早下定決心，動用全部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軍事的力量於一役，打一場攻堅戰和殲滅戰。萬不可優柔寡斷、錯失戰機。
除國際範圍的合縱連橫以外，針對美國本土還可有“三打”：
一打國債戰。發行國債是當前美國政府能夠維持運行的根本保證。我國已經持有7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如果簡單拋售，必然導致兩敗俱傷。但對於到期的國債，我國可以不再續購；對於新發行的國債，可以不再購買。從態度上，堅決打擊奧巴馬政府用我們的外匯儲備去填補其財政赤字、維持其政府運轉，卻又通過其政府運轉來狙擊我人民幣。不再購買美國國債所剩餘的外匯儲備，一方面可作支持歐元區的配置，支持歐盟，平衡美國；另一方面可加大對外向型大型國企的注資，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戰略資源的收購兼併方面。此外，對中投的投資額度也可以進一步加大，以國家主權基金的形式，參與到更廣泛的全球經濟活動中去。
二打貿易制裁戰。增加商品出口、減少貿易赤字、進而提高國內就業率，是奧巴馬經濟政策的核心。對於美國脆弱的國際收支表，離開中國的進口支持幾乎是不可能平衡的。中國應堅決地祭出貿易制裁的武器，堅決反擊奧巴馬政府所承諾的“未來五年出口額翻一番”的如意算盤，逼迫其放棄貨幣攻擊的策略。我們應該看到，奧巴馬的經濟政策有很多內生的矛盾，推動貿易出口額翻番，必然要強化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而強化的結果又必然進一步吸引美國的資本和技術流向生產要素更低和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發展中國家，強化美國的 “空心化”趨勢，其結果是貿易赤字的進一步惡化。只要我們堅守並給其他國家以示範，奧巴馬政府的經濟政策必然以失敗告終。
三打金融限制戰。華爾街是美國的心臟。中國是華爾街復甦的希望所在。我們應堅決地在美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方面予以限制，尤其對積極支持美國對華金融戰略的金融機構，更是要嚴加限制。同時，對於歐洲、日本及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則採取積極歡迎的態度，對於美國本土明確反對美國對華金融戰略的金融機構也予以開放。金融資本最終要追逐利潤。當外界環境逐步發生改變時，金融領域的分化瓦解策略，會形成對美國同盟的率先突破。
所謂談，要談共同的利益。此次金融危機，美元本位制內生性問題暴露無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遍及全球，新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勢在必行。既然歷史潮流是必然要建立新體系，中國就應說服美國聯手規劃新一代的國際貨幣體系，並共同成為新體系的核心。圍繞新一代的國際貨幣體系，圍繞中美雙方的利益，中美應重點展開“三談”：
一談盡量延長美元的核心地位。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建立以前，世界各國仍以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核心，維持現有的美元創造機制。但要讓美國清楚，維持這一機制的前提，是要採取強勢美元的策略，不能人為壓制人民幣升值。在現有貨幣機制下，美國不可能在資本賬戶和經常賬戶都保持盈餘，此種情況出現，必然導致全球通貨緊縮，必然導致各國放棄美元。這也是著名的“特裡芬難題”的含義所指。
二談“碳貨幣”可以美元為主要基礎。前文所述，在化石能源居主體的當今，美元是“石油本位制”，或稱“石油貨幣”。隨著環保意識和新能源的興起，低碳經濟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日漸加大。碳排放補償機制的設定，碳排放的市場定價及買賣交易，低碳能源的佔有和國際交易等等行為，逐漸滋生出新的貨幣幣種選擇的需求。當這種選擇逐漸為全球所接受時，被選擇的貨幣就成為 “碳貨幣”，最終成為替代“石油貨幣” 的新的全球本位幣。美、歐、日在低碳經濟領域的投入，尤其在低碳經濟領域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的爭奪，根本在此。
二戰後各國與美國力量懸殊、只能按照美國的意願構建新的貨幣體系。而“碳貨幣”則是在和平年代，尤其是在美國國力相對下降的背景下產生的，因此，“碳貨幣”只與美元單一掛鉤是不現實的。目前，在低碳經濟的製度化建設方面，在碳交易市場建設方面，歐洲和日本已經走在美國前面。在這種背景下，如美國放棄對人民幣的金融攻擊，我國可以支持美元成為碳交易的主要貨幣之一，支持碳交易的市場由美國參與共同建設。對於中國而言，由於我們在低碳經濟方面起步較晚，同時人民幣還不是可兌換貨幣，因此在“碳貨幣”的爭奪方面，已落後太多。通過參與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建設，正可以巧妙趕超，縮小差距。
三談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國際貨幣新體系既不可能延續單一美元本位制（內在機理會導致重複爆發金融危機），也不可能退回金本位時代（黃金產量有限，會導致全球貨幣通縮，經濟衰退），定性地看，應該是多元貨幣本位制，即以幾種貨幣同時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形成多元穩定的貨幣體系（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理論上，全球也是多元儲備的結構，但美國國力遙遙領先，事實上成為單一美元本位制）。這也是最符合各國利益的一種貨幣體係安排。
按照經濟實力和發展趨勢，這種多元本位幣體系應當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構成。一方面，我們要讓美國認可，推進全新的多元本位貨幣體係是歷史的潮流；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與美、歐形成默契，制定一種三足鼎立的國際貨幣體系結構，在必須改變的前提下，充分保障美國的利益。
總之，美國已經發起了逼迫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貨幣戰爭。這場戰爭的本質，是美國與中國30年力量消長的總較量，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總決戰。鑑於這場戰爭對於中國未來盛衰興旺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暫時放下“韜光養晦”之道，勇敢地挑起和利用美國國內及其與歐、日之間的內在矛盾和衝突，大膽地團結石油國家和東盟國家的力量，堅定地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合縱連橫，主動出擊，打一場全球貨幣戰爭。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偉大的中國人民。
行文至此，還想多發一份感慨。 2200多年前，春秋戰國的後期，中國大地上曾經上演了一幕合縱連橫的悲壯畫卷。所謂合縱，是指東部地理上居於縱向的弱國之間相互聯合，對抗秦、齊兩強；所謂連橫，是指各弱國紛紛聯合在地理上居於橫向的秦國和齊國，而隨著秦國國力遠遠超過其他六國，連橫最終演化為各國紛紛 “事秦以自保”。後世蘇洵曾有一篇著名的“六國論”，字字真言，振聾發聵。
六 國 論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 “弊在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國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雲：“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並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嚥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更新時間：2010-4-6
合縱連橫主動出擊--人民幣匯率戰爭新思維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4/142516.html
《環球財經》雜誌2010年第四期
中信銀行副行長
■ 曹 彤
美國已經發起了逼迫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貨幣戰爭。這場戰爭的本質，是美國與中國30年力量消長的總較量，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總決戰。鑑於這場戰爭對於中國未來盛衰興旺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暫時放下“韜光養晦”之道，勇敢地合縱連橫，主動出擊，打一場全球貨幣戰爭
距離4月15日只有20天，屆時美國財政部將要通過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調查結論。不僅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將會跟隨通過“人民幣匯率嚴重低估”的報告。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先是130名眾議員、再是14名參議員、再是財長蓋特納、再是IMF總裁卡恩、再是世界銀行的報告）全球逼迫人民幣升值的戰役已經打響，其情形彷彿1985年“廣場協議”出台逼迫日元升值的一幕重演。
在剛結束的全國人大代表會上，溫家寶總理已經闡明了我國的態度，即人民幣沒有被低估，人民幣升值也不能解決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更不能解決美國失業率高企的問題。
一端是多國組成的聯盟，另一端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堅定而明確的態度，這一局面如何化解，如何把握我們的核心利益，應該從哪個視角考慮和製定解決之道，是擺在中國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一道政治難題。
逼迫人民幣升值符合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盟的長遠戰略利益
首先我們必須看到，為解決美國貿易逆差，緩解國內就業壓力，從而要求人民幣升值，只是美國的一個藉口，因為只有通過此種輿論渲染，才能得到美國民眾最廣泛的支持，也才能得到其他盟友國家道義上的支持。美國的參眾議員再愚蠢，也不會不懂得人民幣升值於其短期經濟利益並無裨益的非常簡單的經濟學道理，他們之所以數年來始終糾纏人民幣匯率問題（參議員舒默和格蕾厄姆在2005年就提出過相同的議案），除個別政客做秀外，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中國國力超越了德國和日本，開始逼近美國，在戰略上威脅到了美國的深層次利益，尤其在當前世界格局紛繁複雜，而美國國力又相對下降的大背景下，美國的這種憂慮更加強烈。美國的國家戰略是“全球爭霸”，就必然要始終確保國力遙遙領先，不能容忍有對手接近，這一點可以從1985年“廣場協議”時針對日本的金融戰，以及2009年針對（希臘和南歐）歐元的阻擊戰中找到充分的佐證。就連其最親密的戰略盟友都不會放過，更不用說與其模式完全不同的中國。而美國所倡導的阻擊中國的戰略，無疑又迎合了日本、歐盟、甚至一些亞洲國家（印度、韓國也在美國動員的反人民幣同盟之列）的利益和訴求。中國崛起帶給這些國家明顯的壓力，也相應削弱了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在當前全球經濟陷入困境時，可以說這一戰略與這些國家的短期和長期的“願望”相吻合，也自然願意與美國一道結成反人民幣聯盟。
在此種情況下，我們如果只在經濟學範疇去進行爭論和辯解，是毫無作用和意義的，必須另覓他途。
美國國內並非“鐵板”一塊
本次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國會、華爾街金融資本和學術界希望迅速恢復、盡快擺脫經濟和政治壓力的願望非常迫切，以至於其倉促出台的一系列產業政策、經濟政策、貨幣政策、甚至國際政治政策之間出現明顯的脫節，甚至自相矛盾。
1，奧巴馬政府競選時承諾的大部分與勞工利益相關，其國內、國際的經濟政策始終圍繞這一主題，因而相較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的經濟政策有了較大調整。
奧巴馬政府的國內經濟政策主要以遏制中產以上資產階層和華爾街的利益為主軸。因為要實行全國醫療保障體制的改革、實施經濟刺激計劃，就必然要提高稅收，必然要向中產階層以上的國民徵收更高的稅賦；因為要平衡收入差距過大的社會矛盾，並展示新政府的公平和道義，就必然要懲罰和遏制華爾街金融資本，限制華爾街的薪酬收入，擴大美聯儲的監管職責範圍，出台“沃克爾新規”（Wolcker Rule）限制華爾街、尤其是限制投資銀行的跨業務領域經營，進行所謂的深層次的金融體制改革。國內方面的這些舉措，無疑增加了中產階層以上國民的不滿，增加了華爾街金融資本的不滿，在美國金融資本凌駕於政府之上的“政體”下，奧巴馬政府的前景並不光明。 2010年11月，美國將舉行國會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很有可能獲得較大勝利。
奧巴馬政府的國際經濟政策主要以提高出口競爭力，降低貿易項下赤字為主軸。為此，美國政府的政策取向是逐步放棄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共16年）所推行的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強勢美元的政策（小布什政府後期在美元匯率政策上，經常反復，但始終沒有公開放棄強勢美元的政策），轉而要求順應全球化的美國跨國企業將產業轉移回美國本土（向跨國公司徵收差額所得稅，取消了海外差額部分延遲納稅的優惠政策）、提高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推行弱勢美元的政策，以全力保證競選承諾的實施。
在對提升出口競爭力和降低貿易赤字的國別選擇上，必然主要針對與美國進出口往來最大的日本和中國（歐盟內部有多個主權國家，情況復雜）。對日本，美國果斷採取了以遏制豐田汽車進而遏制“日本製造”的產業狙擊策略，以產品質量問題率先發難，佔據道義制高點。面對美國這位國際經濟和政治的最大盟友，日本政府表面上也只能又一次默認這一結局，吞下這一苦果。但應該看到，本次針對“日本製造”展開的攻擊，會對日本國民心理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日美間“貌合神離”的狀況將會進一步加劇，也為鳩山民主黨政府“脫美入亞”新政的實施創造更多的社會支持力量。
對中國，美國祭出了懲罰性關稅和強制人民幣升值的政策。懲罰性關稅，是貿易保護最好的藉口，也是美國慣用的獲取國家甚至集團利益的主要手段，但因其畢竟只針對某個產業、某幾類具體產品，因此其影響範圍還比較有限，也比較容易計量。而強制人民幣升值的手段則要嚴厲得多，一方面是對所有進口商品均產生影響，相當於是一種“匯率關稅”；另一方面，人民幣一旦升值，將產生和不斷強化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會反復吸引國際游資進入中國國內，衝擊我國的金融市場、資產市場，並導致貨幣政策的實效（為對沖流入的外幣而不得不投放大量人民幣，與國內治理通脹預期的趨緊的貨幣政策內在衝突）。匯率政策可謂是國際金融領域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將產生深遠影響（日本“失落的二十年”是最鮮明的例證）。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看到，美國對最大債權國家和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使用如此嚴厲的手段，美國自身也難免受到傷害，當中國找到有效且合理的手段反擊時，其國內必然會出現不同利益集團間的爭論和聯盟陣線的鬆動，甚至瓦解。
奧巴馬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具有明顯的內在自我衝突。一方面，奧巴馬政府承諾的一系列社保和救助計劃，導致政府注定要維持更高的財政赤字，僅2010年預算就計劃增發高達2.2萬億美元的國債。另一方面，國債主要買方是中國、日本等握有巨額外匯儲備的國家。打擊日本工業將直接激化美日民間情緒對立，減少日本外匯盈餘；而壓迫人民幣升值又會激化美中民間情緒對立，並將直接導緻美元相對貶值。無疑，這些都將增加中國、日本繼續購買美國新發國債的技術和國民情緒障礙（還有可能導致拋售存量國債）。而國債銷售不出去，會直接導致奧巴馬政府各種新政難以實施，最終會因自身政策的矛盾而陷入進退兩難境地。此外，奧巴馬所選擇的弱勢美元策略，也與國會的共和黨和華爾街長期奉行的強勢美元策略相左，內部理念和利益衝突明顯。
2，美國國會兩黨的意見有內在本質分歧。
在國內經濟問題上，國會兩黨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中產以上的資產階層的政策，是減稅，鼓勵其發展以創造更多的就業，還是增稅，通過轉移支付以建立惠及勞工階層的社保體系，減少因失業率高企而導致的社會矛盾。二是對於華爾街的政策，是繼續鼓勵和扶持華爾街的金融產業，並以此繼續統領全球金融產業，獲取超額金融利潤，還是遏制華爾街，限制金融資本的貪婪，平抑收入差距懸殊的社會矛盾，並防止再次發生因跨行業經營和強烈的利益追逐而不斷誘發的金融危機。很明顯，共和黨站在資產階級和華爾街的立場上，民主黨則正好相反，雙方立場明顯對立（美國眾議院剛剛以220票：211票勉強通過社會醫療保障法案，全部共和黨議員均投了反對票）。
在國際經濟問題上，對於奧巴馬政府所推行的弱化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以及弱勢美元的政策，兩黨的意見分歧也非常明顯。一方面，共和黨所代表的大跨國公司階層，大多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他們的商品生產基地設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商品大都銷售給發達國家，相當部分返銷回美國本土。如果增加關稅和貿易壁壘，降低美元匯率，並進而導致全球範圍的貿易戰，全球經濟格局將出現結構性調整，對於這些大的跨國公司而言，意味著利益受到巨大的影響（相當於“左右手互搏”）。另一方面，共和黨所代表的華爾街金融資本，是強勢美元的受益者。強勢美元意味著全球主要的貿易和資本往來大多使用美元，意味著全球資金向美國流動，意味著美國的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和金融規則能最大限度地影響全球、獲取超額壟斷金融利潤。因此，在經濟全球化和強勢美元問題上，共和黨與民主黨有著不可調和的理念和利益衝突。
近一時期，民主黨內部也出現了分裂的跡像，以克林頓為首的一部分聲稱了解華爾街、了解企業經營的民主黨人開始轉向與華爾街妥協的立場，開始質疑奧巴馬政府針對華爾街的一些政策，使得兩黨之爭更趨複雜。
3，華爾街日益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利益集團。
華爾街本是紐約曼哈頓下城的一個街區，歷經200餘年演繹，雲集了美國和全球各國的最主要金融機構，成為美國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二戰後，華爾街金融資本借助美國獨霸全球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領先力量，以金融制度、以金融市場規則、以獨有的金融產品在全球範圍內追逐超額壟斷利潤，這一系列方式方法已逐步定型，並日益固化為一種金融文化和理念。因此，華爾街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獨特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利益群體，日益具備了獨立人格。
國內學者、《環球財經》副總編輯彭曉光將中美兩個“政體”作了形像的對比，中國是國家控制金融資本，而美國是金融資本控制國家，美國政府和國會實質是在金融資本所界定的範疇內運轉。應該看到，“華爾街金融資本”並非一兩個具體的金融資本家，而是具有相同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一個不斷自我充實、自我更新的金融資本家群體，他們可能是金融機構的股東，也可能是高管，也可能是附著在金融機構之上的諮詢機構和學者。當這個群體越來越具備獨立人格後，他們會按照自身的價值觀和利益追求，去影響美國的國家戰略和戰略的執行。因為這個群體的相對持久穩定性，他們對國家戰略的製定和堅守反而比四年一選舉的政府和國會更具有連貫性和持久性。某種意義上，他們更是詮釋和堅守“美國模式”的中堅力量。
當前華爾街的利益訴求是繼續回到金融危機前的模式上去。國際貿易方面，繼續推行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維護美國金融和產業資本對全球資源和勞動力的佔有和利用；金融政策方面，繼續保持強勢美元，維護美元對全球大宗貿易往來的貨幣壟斷地位，維護美國資本市場對全球資本性融資和交易的壟斷地位，維護美元繼續作為全球本位幣地位的國際貨幣現行體系。
從這個角度來看，華爾街本質上並不認同壓制人民幣升值，相對降低美元幣值的策略。在他們看來，壓制中國開放資本賬戶、放鬆資本管制、允許和增加對中國金融機構的直接投資佔比，比壓制人民幣升值更重要。他們更傾向於以人民幣升值作為談判的籌碼，換得資本帳戶開放的實際利益。這也正是前任財長鮑爾森（小布什政府後期財長，來自於華爾街高盛公司）所堅持的中美間戰略對話的策略。
在對歐元的問題上，華爾街表現出與奧巴馬政府完全不同的策略。華爾街通過攻擊希臘政府主權債，帶動國際資本力量做空南歐四國（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的政府債券，進而做空歐元，促成歐元區新一輪金融危機，強迫歐元貶值（近三個月來，歐元貶值幅度已達10%），從而繼續維護強勢美元的地位，降低歐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佔比（事實上，歐元自產生以來的大幅上下震盪，已經遭到以歐元為交易和儲備貨幣的非歐元區國家的質疑）。其終極目標無疑是希望歐元解體，從而徹底消除歐元對美元的威脅（就像1985年“廣場協議”後所產生的徹底擊垮日元的國際信用的效果）。無疑，這一策略所導致的美元相對升值的結果，與奧巴馬政府所希望的以美元貶值來推動出口的增加、降低貿易赤字的策略截然相反。
在對待日本的問題上，由於製裁豐田汽車所導致的結果是打擊日本製造進而打擊日本經濟，日元相對貶值，穩定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元兌日元大幅度貶值的勢頭（從1美元兌105日元左右下降為1美元兌90日元左右），因而，華爾街與美國政府的利益訴求相一致。
在國內經濟政策上，華爾街也始終是政府增加財政赤字、激發全球做空美元動力的反對者。儘管本次危機中，華爾街通過影響政府促成了政府資金的救助計劃，但危機穩定後，華爾街最希望政府能早日退出金融產業，早日結束積極的財政計劃，降低政府赤字，維護美元穩定。在這一點上，華爾街對中國政府拋售美國國債的可能性最為關注和敏感。
總之，美國國內對於長期的國家戰略方向，三股勢力（政府、國會、華爾街）的觀點並不相同，尤其在美元是維持強勢還是弱勢問題上分歧巨大，小布什政府晚期極力迴避的問題，在奧巴馬任上不得不全面激化。這一內在矛盾和衝突，是我們務必要認識和把握的。
美、歐、日戰略同盟亦非“鐵板”一塊
由於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性的因素，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很明顯的一個結果是，發端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美國反而受影響最小，全球各國成為美國金融危機的埋單者。通過本次金融危機，全球各國，不僅僅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還包括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經普遍認識到當代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內在缺陷，即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超發沒有任何“錨”可以限制（只有其自身的國家道義限制），而超額美元流動性所引起的資產價格膨脹、金融危機等後果卻要由各個美元持有國分擔。全球各國無不希望盡快加以根本改善。
2008、2009年，為聯合各方應對金融危機所伴生的各種無法預判的複雜局面，美國表面上積極支持各方對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反思，並同意以G20金融峰會替代G8和IMF成為主導這場反思的領導性機構。但在核心問題，即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問題上，美國卻始終以維護現有的格局安排為出發點，將各國的注意力引導到對IMF投票權如何重新分配的問題上去。
我們知道，IMF設立的初衷是為了維護二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所構建的雙掛鉤的固定匯率體系（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監督各國匯率的製定和執行情況。自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悍然單方面終止布雷頓森林體系、取消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匯率掛鉤、各主要國家匯率進入浮動匯率時代以來，IMF的早期職能已經結束，新職能則始終懸而未決。在新職能的探索中，世界各國希望IMF能履行一種全球最後藉款人的角色。但客觀地說，對於只掌控了2500億美元資金規模（2009年增資前），完全沒有主權國家實力的金融組織，其所能給予世界各國的救助是非常有限的。姑且不說美國祇允許在非常小的投票權比例上（給發展中國家增加5%，歐洲國家相應下降，不影響美國的一票否決權）作重新劃分，就是美國退一萬步讓渡出大部分投票權比例（現實世界中，美國決不會做這種讓步），這個組織的任何決議也影響不了現行國際貨幣體係安排。將世界各國的注意力引導到完全無意義的一場談判當中，是美國政府和華爾街非常高明的策略。但是，這點伎倆恐怕不可能長期蒙蔽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最終會導致在國際貨幣體系重建問題上，出現美國與歐盟、日本（甚至英國）等同盟國的根本性衝突。
華爾街發動的旨在最終肢解歐元體系的貨幣攻擊，也讓歐元國家，尤其是德國、法國再一次認識到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本質。歐元是一種沒有國家主權的區域貨幣，技術上沒有統一財政政策的保障和支持，政治上沒有國家政權的信用支撐，因此是一種不穩定貨幣。按照歐盟的設想，在貨幣統一後，應該迅速跟進政治統一的進程，這也是《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和《裡斯本條約》始終期望解決的問題。但從目前來看，除了在虛設歐盟理事會常任主席（相當於歐盟總統）等個別外在形式上有所推進外，涉及統一的立法、司法、政府、財政政策、防務等實質問題毫無進展。客觀地說，在世界仍處於以主權國家為國際關係基礎的歷史階段，超越主權的貨幣必然面臨多重挑戰。而作為全球最有實力的國家，美國如果不幫助歐盟聯合應對這些挑戰，甚至反過來挑戰歐元地位的話，歐元的形勢自然非常嚴峻。近期德國財長W Schauble已經提出組建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uropean Monetary Fund），就是期望建立一種歐元區內部的自我金融救助制度，完全擺脫美國控制的IMF的製約，同時也準備集中金融力量，應對來自美國華爾街的更大範圍的潛在攻擊。
日本則再一次感受到了每當美國“大哥”遇到困難時，總是先拿日本“小弟”開刀的“規律”。奧巴馬政府懲治豐田汽車的做法，從戰略層面看，並不符合美國的長期戰略利益，實乃追求短期效應所致。奧巴馬政府最大的難題是如何通過積極的財政手段使美國經濟、包括就業問題迅速擺脫困境，而維持強勢美元，維護好與主要債權國家之間的國際政治關係至關重要（畢竟2.2萬億美元新增國債需要日本、中國來購買）。但是競選時對底特律的承諾（也可能還想順便教訓一下鳩山新政府最近一系列的離美政策），使奧巴馬的國際經濟政策與理性的要求反其道而行之。而日本正處於政治轉型階段，姑且不論鳩山政府能否真正推行“脫美入亞”的戰略轉型，僅是持有此等政見的政黨能夠競選成功，就反映出相當的日本民意。此時，奧巴馬近乎羞辱日本的做法，必然會對日本新的戰略方向產生“反推一把”的政治效果。
儘管美、歐、日是二戰後始終緊密維繫的戰略合作夥伴，儘管三方在意識形態上都是“華盛頓共識”的擁躉者，但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演進，尤其是美國力量相對下降後所採取的明哲自保的實用主義策略，正在日益加深三方之間的隔閡，尤其在貨幣問題上，在國際貨幣體系重構的問題上，三方理念並不一致。無疑，歐洲和日本都希望脫離美元，構建能夠獨立自主的貨幣體系，或至少構建“多元本位制”的全新貨幣體系，在這條路上，歐元已歷經40餘年的努力（自1969年制定“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願景算起）而日漸成熟，日本也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共同積極促成了東盟10+3貨幣互換機制（2000年簽署清邁協議，2009年確定1200億美元分攤比例）。歐盟、日本都不希望重回舊有體系，反復承受該體系下注定會周期性出現的金融危機。
人民幣匯率戰爭新思維：合縱連橫、主動出擊
目前擺在中國面前的形勢是挑戰與機遇並存、挑戰大於機遇，總體判斷非常不利。從挑戰角度看，美國國內“三股勢力”在製衡中國的問題上，態度高度一致，只是策略選擇上有所不同，政府和國會更傾向於採用匯率手段，壓制人民幣升值，而華爾街更傾向於採用以匯率談判壓資本管制放開的策略。當前情況下，匯率升值和資本管制放開都會對中國經濟造成衝擊；歐洲、日本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出於維護自身相對國際地位、換取國際貿易中現實利益的角度，在壓制人民幣升值問題上很容易與美國結成同盟，而且也不願意在中國問題上與美國“翻臉”。
從機遇角度看，美國國內“三股勢力”在國家戰略層面並不一致，國會中的共和黨人、華爾街金融資本在國內、國際經濟問題上有很多與政府不同的聲音，尤其在強勢美元與弱勢美元的選擇上，有明顯的衝突；歐洲、日本已經感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也已經認識到維護“一國獨大”的國際政治格局，對各自國家的根本利益並非最為有利。只有對美國形成一定程度的製衡和牽制，才能換來本國利益的最大化。從這個角度來說，反而是中國提倡的多極世界的觀點更容易為各方所接受。
回顧近30年的歷程，我國在處理國際重大經濟和政治問題時，更多遵循的是“韜光養晦”的策略，不在國際上樹敵，以換取和平發展的環境，贏得經濟發展的時間。但這次所遇到的挑戰與以往歷次均不相同。人民幣匯率問題遠遠超出經濟學和國際經貿往來範疇。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本質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中國 30年力量消長的總較量，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總決戰。抓住這一本質非常重要，因此，解決之道僅通過解釋說明，闡釋經濟學道理完全不適用，也換不來任何參與遏制的美國同盟方的同情。解決之道是牢牢把握住我們的利益主線，勇敢地挑起美國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內在衝突，勇敢地挑起美、歐、日之間的內在矛盾，大膽地團結還處於觀戰一方的石油國家的力量，堅定地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合縱連橫，主動出擊。
首先，必須明確我們的利益主線。
我們知道，社會生活中有很多經濟變量，如匯率、利率、工資增長率、勞動就業率、通貨膨脹率等等，這些變量都是在經濟生活的互動中取得動態的平衡。單獨說匯率是否均衡、或利率是否合適，必須要提及其他經濟變量處於什麼水平，其他變量及目標變量是否均衡的前提。反過來也同理，當固定了某一變量時（如匯率），其他經濟變量（如利率、工資增長率等）就會圍繞它進行相應調整，從而達到新的整體均衡。即使在當今經濟如此自由化的世界裡，也是自由浮動匯率制（如美元、日元）、固定匯率制（如歐元區內的各國家間）、聯繫匯率制（如港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如大部分東盟國家貨幣）並存。不同匯率制度的國家，其內在的經濟指標都會圍繞不同的匯率安排而相互調整，最終取得整體經濟的均衡。
匯率政策作為實現經濟目標的手段，本身並沒有好壞優劣之分。匯率政策的好與壞，只能看其執行的方式方法是否實現了既定的經濟目標。因此，很多自由浮動匯率制的國家（比如日本），仍會有強力的人為管理措施，在本幣匯率大幅波動，或匯率波動方向不符合本國貨幣政策要求時，央行就會主動進行匯率干預，以調整匯率走向，實現宏觀經濟目標。
同理，人民幣匯率是固定還是浮動，是我們對外實施國際金融戰略、對內保持國民經濟健康增長的手段。國民經濟戰略有短期、長期之分，匯率政策自然也有短期策略和長期策略之別。
從短期策略來看，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符合國內經濟的需要，也符合國內各方的心理感受。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於危機後尚未企穩的階段，隨著通脹預期的加劇，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的餘地已較為有限，而積極的財政政策所帶來的投資增長率的高企，也為經濟結構的進一步失衡埋下隱患。因此，國民經濟進入較為不確定的發展階段，宏觀政策手段的使用空間也日漸狹窄。在此背景下，如果接受了美國關於人民幣升值的要求，無疑既重創了剛剛複甦的出口產業，又會因反復自我強化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獨立的貨幣政策失效，經濟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很有可能
步日本“失落的二十年”的後塵。
從長期策略來看，人民幣匯率政策應服務於中國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服務於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從中國下一個30年的歷史進程來看，經濟結構調整有兩個並行的戰略取向。一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內需替代外需，以消費替代投資，引導經濟重心在產業部類上由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向著第三產業轉移，在地域分佈上由東南沿海向著中西部轉移，在城鄉結構上由城市經濟向著“三農”經濟轉移。二是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借助已經積累起來的國民財富和超額外匯儲備，完成出口產業的結構性升級，完成低端加工製造業的國際化轉移，完成對外投資的充分合理佈局，使得國際收入更多地來源於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裝備製造業、機電產業，更多地來源於對外的直接投資資本利得。以資本和技術（而不是廉價勞動力和其他廉價生產要素）來構建國際競爭比較優勢，來分享經濟全球化的成果。
這種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需要人民幣國際化的支撐。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間主要貿易、資本往來的計價和交易貨幣，成為儲備貨幣，有利於構建多元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進當前單一美元本位制不穩定的內在缺陷，為中國全新的國際化戰略構建穩定的發展環境；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國際化可促成中國成為新的國際金融中心，成為國際金融規則和製度的製定者，從而保障以資本和技術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新戰略的長久實施。
與人民幣國際化相適應的匯率政策應該包括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和資本項下管制的放開，而這兩個核心領域的改革又必定伴隨下一個30年的歷史進程，“主動的、可控的、漸進的”進行。
因此，我們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利益主線是：短期策略堅決保持人民幣的匯率穩定，長期策略則是“主動的、可控的、漸進的”構建服務於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服務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相應匯率機制。這一利益主線應該在國際範圍內明確。人民幣不是長期固守固定匯率，但在金融危機未過去時不能浮動，在各方面市場機制的準備未完成時不能浮動，而未來的浮動需要伴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相應推進。
其次，聯合歐洲和日本。
在國際貨幣體系方面，美、歐、日不是“鐵板”一塊，這是我們的戰略機會。在美國同盟壓制人民幣升值的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我們不應該繼續對三方的矛盾持隔岸觀火的態度，而應勇於利用這一矛盾，化被動為主動。
在歐洲方面，當前擺在歐元區的最重大的挑戰，就是如何處理南歐四國（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的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此危機是華爾街從希臘挑起，矛頭直指歐元貨幣體系的存亡。對這一危機的化解，歐元區自身有兩個內在難點：一是無法借助美國及其控制的IMF的力量（無法“與虎謀皮”），二是歐元區各國普遍遭受金融危機重創，很難說服本國民眾同意，在本身已是捉襟見肘的情況下，還要出資去救助他國的財政危機。這兩點其實也是歐元本身的內在缺陷。
在此情況下，我國應主動出手相助。一方面，動用外匯儲備購買一部分希臘等國的政府債券。希臘政府為渡過財政危機，今年4月份前需發行250億歐元債券（或信貸支持），2010年底前需獲得550億歐元的債券或信貸融資。從3月初希臘發行的50億歐元政府債券的情況看，不乏國際買家，認購還比較踴躍，因而實際需要我們認購的資金總額並不會太大。現代經濟的貨幣發行脫離了貴金屬的保證，本質是信心經濟。我們支持了希臘，給予市場信心，就能穩定南歐，就能保障歐元渡過難關。
另一方面，積極參與歐洲貨幣基金（EMF）的組建。德國財長提出的構建EMF的設想，對於歐元區而言，是一種較好的製度安排，此舉可以較好地迴避危機發生時各國自保、不願相救而導致的危機自我強化的問題，同時也避免了不得不向美國或IMF求助的尷尬。但EMF的資金如何分擔是個較難解決的技術性障礙。我國可以參照認購IMF債券（500億美元）的做法，主動認購一部分EMF債券，促成EMF的早日建立。預計EMF初期基金額度不會太大（不會超過2009年前IMF的2500億美元的額度），而初期的債券額度又不會超過基金份額，仍在我國可承受的範圍內。
我們必須看到，救助歐元，是我們應對美國對我國發起的貨幣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不是因為歐洲國家同情或幫助了中國，也不要期望救助之後歐洲就會改變對中國的根本（意識形態）立場。這是我們參與這場不得不應戰的戰爭的必然選擇。在此種情況下，我們不應再拘泥於外匯儲備的回報率（以此角度思考，就只能不斷購買美國國債，束手待斃），更不應該對歐元的困境置身事外。全球非美國家是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辯證關係。
在日本方面，鳩山民主黨內閣的執政，以及美國製裁豐田汽車事件，為中國走出中、美、日戰略關係中多年的被動局面提供了難得的契機。二戰後日美之間的民族情感和政治情感是非常複雜和微妙的。在全球陷入危機經濟低迷的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壓制日本的經濟對策，只能逼迫日本到中國來尋找出路。此時，中國應對日本施以援手，除在進出口政策上減少非關稅壁壘外，更應該主動促成中、日之間的貨幣同盟。如果說，未來的亞洲有可能出現類似歐元的區域貨幣機制（“亞元”）的話，那一定是中日之間聯手推動的結果（恰如法德以多次戰爭之怨，仍聯手推動了歐元的誕生）。
亞洲的政治、歷史、文化、經濟基礎是否可能產生“亞元”並不是當前的主要問題，當前的主要問題是，中、日聯手對一項深刻影響國際貨幣格局的貨幣機制進行討論和推動，其本身即是對鳩山政府“脫美入亞”的最有力的支持。成立“亞元”聯合討論機制（或論壇），建立中、日之間貨幣互換機制，簽訂中、日金融市場相互開放最惠機制等等，都是積極的信號，都可以在應對美國的貨幣攻擊面前，發揮“化解於無形”的神奇功效。
再次，團結石油國家的力量。
美元之所以成為全球國際貿易往來的主要結算貨幣（佔 70%），與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往來中佔比最高的石油貿易均使用美元結算有著緊密的聯繫。如果說能源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的話，美元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石油本位幣”。但是美國本身不是石油大國，美元的石油本位是建立在中東、中亞、俄羅斯等石油國家都接受了以美元結算基礎上的（當然，幾十年來已形成了大部分石油交易在美國控制的石油期貨交易所進行，客觀上也決定了石油交易價格以美元計價，場內石油交易和石油衍生品交易以美元結算）。撼動美元的霸權地位，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石油國家放棄美元另選貨幣（伊朗已經選擇歐元作為石油交易的計價貨幣），此舉將極大地動搖美元作為貿易結算貨幣的基礎和信用，從而波及其作為資本項下的交易和儲備貨幣的地位。
在美國赤字高企，奧巴馬政府又主動推行弱勢美元的背景下，美元貶值而導致的財富縮水是石油國家最擔心的問題。從國際政治角度看，承襲了蘇聯尊嚴的俄羅斯決不甘心追隨在美國之後淪落為二等國家，中亞則處於大國包圍之中盡力平衡各方關係，海灣國家中的伊朗明確與美國對立、伊拉克則是政局複雜方向未明。因此，從降低貶值風險、減少匯兌損失的共同利益角度入手，進一步團結石油國家，推動與俄羅斯、中亞建立貨幣互換機制，並推動在石油往來中以本幣計價結算，應是我國團結石油國家的主要金融策略，客觀上也有很大的談判和迴旋餘地。此舉如能推進，必然產生對其他國家的示範效應，是對美國貨幣攻擊的強力反擊。
此外，伊朗是我國在海灣國家中為數不多的戰略夥伴，我國在伊朗的經濟利益不僅僅是已經簽訂的石油合同和已投入的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石油背後的金融價值，因而在處理伊朗核問題上，中國應該繼續堅持和平談判的原則，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輕言放棄。
第四，加速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如前文所述，我們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利益主線，是短期保持人民幣的匯率穩定，長期構建服務於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服務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相應匯率機制。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國際社會，尤其是全新的國際化戰略的實施，意味著中國逐漸成為資本輸出國家，中國與世界的紐帶不再是國外流入國內單方向的，而是流入與流出雙方向的，這就必然要求資本項下開放，必然要求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成為國際化貨幣。
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之所以非常急迫，一方面是因為國際化後，中國可以建立人民幣的國際貨幣機制，參與國際貨幣規則的製定，降低中國自身和人民幣流通區域對美元的依賴，降低美元的國際貨幣影響；另一方面是因為成為國際化貨幣後，就可以相應獲得鑄幣稅等國際化貨幣的超額收入，相應抵補因可自由兌換而在匯率制度上所承受的成本壓力。換句話說，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成本，完全可以由人民幣國際化所帶來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收益予以補償。
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從時間上應該劃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10年左右（中國人民大學陳雨露副校長也持此觀點）。第一個階段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第二個階段人民幣成為國際資本交易結算貨幣，第三個階段實現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最終完全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從地域上應從東盟國家入手。目前中國、日本與東盟國家共同構成“雙頭雁陣式”貿易往來模式，東盟各國出口初級（簡單）商品給中國和日本，再由中國和日本組裝加工成最終（複雜）產品出口到歐美。今年1月，中國與東盟各國的自由貿易區已經啟動，大部分商品零關稅。中國與東盟各國構成了穩定的國際貿易往來關係，地區間推行人民幣貿易項下的國際結算（第一階段的目標），技術上完全可行。而由於二戰的歷史性原因，東盟各國選擇人民幣作為區域貨幣的願望遠比日元強烈。
因此，應更緊密地團結東盟各國，在人民幣國際化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上盡快突破，以增強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增強反制美國貨幣攻擊的能力。
第五，對美國應打談結合。
當今世界格局中，中國與美國是一對典型的“相反相成” 的關係。正如在革命戰爭年代我黨始終堅持的方針一樣，“打談結合、邊打邊談”同樣應成為今天應對美國金融攻擊的策略，能戰方能言和。
所謂打，要打在痛處。 “韜光養晦”總有個度和時限。今天美國已經亮出了底牌，挑明了要在最核心的貨幣領域，動用匯率這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國祇有被動應戰，放手一搏。上述所及的建議均是“打”的要害，我國要儘早下定決心，動用全部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軍事的力量於一役，打一場攻堅戰和殲滅戰。萬不可優柔寡斷、錯失戰機。
除國際範圍的合縱連橫以外，針對美國本土還可有“三打”：
一打國債戰。發行國債是當前美國政府能夠維持運行的根本保證。我國已經持有7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如果簡單拋售，必然導致兩敗俱傷。但對於到期的國債，我國可以不再續購；對於新發行的國債，可以不再購買。從態度上，堅決打擊奧巴馬政府用我們的外匯儲備去填補其財政赤字、維持其政府運轉，卻又通過其政府運轉來狙擊我人民幣。不再購買美國國債所剩餘的外匯儲備，一方面可作支持歐元區的配置，支持歐盟，平衡美國；另一方面可加大對外向型大型國企的注資，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戰略資源的收購兼併方面。此外，對中投的投資額度也可以進一步加大，以國家主權基金的形式，參與到更廣泛的全球經濟活動中去。
二打貿易制裁戰。增加商品出口、減少貿易赤字、進而提高國內就業率，是奧巴馬經濟政策的核心。對於美國脆弱的國際收支表，離開中國的進口支持幾乎是不可能平衡的。中國應堅決地祭出貿易制裁的武器，堅決反擊奧巴馬政府所承諾的“未來五年出口額翻一番”的如意算盤，逼迫其放棄貨幣攻擊的策略。我們應該看到，奧巴馬的經濟政策有很多內生的矛盾，推動貿易出口額翻番，必然要強化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而強化的結果又必然進一步吸引美國的資本和技術流向生產要素更低和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發展中國家，強化美國的 “空心化”趨勢，其結果是貿易赤字的進一步惡化。只要我們堅守並給其他國家以示範，奧巴馬政府的經濟政策必然以失敗告終。
三打金融限制戰。華爾街是美國的心臟。中國是華爾街復甦的希望所在。我們應堅決地在美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方面予以限制，尤其對積極支持美國對華金融戰略的金融機構，更是要嚴加限制。同時，對於歐洲、日本及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則採取積極歡迎的態度，對於美國本土明確反對美國對華金融戰略的金融機構也予以開放。金融資本最終要追逐利潤。當外界環境逐步發生改變時，金融領域的分化瓦解策略，會形成對美國同盟的率先突破。
所謂談，要談共同的利益。此次金融危機，美元本位制內生性問題暴露無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遍及全球，新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勢在必行。既然歷史潮流是必然要建立新體系，中國就應說服美國聯手規劃新一代的國際貨幣體系，並共同成為新體系的核心。圍繞新一代的國際貨幣體系，圍繞中美雙方的利益，中美應重點展開“三談”：
一談盡量延長美元的核心地位。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建立以前，世界各國仍以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核心，維持現有的美元創造機制。但要讓美國清楚，維持這一機制的前提，是要採取強勢美元的策略，不能人為壓制人民幣升值。在現有貨幣機制下，美國不可能在資本賬戶和經常賬戶都保持盈餘，此種情況出現，必然導致全球通貨緊縮，必然導致各國放棄美元。這也是著名的“特裡芬難題”的含義所指。
二談“碳貨幣”可以美元為主要基礎。前文所述，在化石能源居主體的當今，美元是“石油本位制”，或稱“石油貨幣”。隨著環保意識和新能源的興起，低碳經濟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日漸加大。碳排放補償機制的設定，碳排放的市場定價及買賣交易，低碳能源的佔有和國際交易等等行為，逐漸滋生出新的貨幣幣種選擇的需求。當這種選擇逐漸為全球所接受時，被選擇的貨幣就成為 “碳貨幣”，最終成為替代“石油貨幣” 的新的全球本位幣。美、歐、日在低碳經濟領域的投入，尤其在低碳經濟領域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的爭奪，根本在此。
二戰後各國與美國力量懸殊、只能按照美國的意願構建新的貨幣體系。而“碳貨幣”則是在和平年代，尤其是在美國國力相對下降的背景下產生的，因此，“碳貨幣”只與美元單一掛鉤是不現實的。目前，在低碳經濟的製度化建設方面，在碳交易市場建設方面，歐洲和日本已經走在美國前面。在這種背景下，如美國放棄對人民幣的金融攻擊，我國可以支持美元成為碳交易的主要貨幣之一，支持碳交易的市場由美國參與共同建設。對於中國而言，由於我們在低碳經濟方面起步較晚，同時人民幣還不是可兌換貨幣，因此在“碳貨幣”的爭奪方面，已落後太多。通過參與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建設，正可以巧妙趕超，縮小差距。
三談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國際貨幣新體系既不可能延續單一美元本位制（內在機理會導致重複爆發金融危機），也不可能退回金本位時代（黃金產量有限，會導致全球貨幣通縮，經濟衰退），定性地看，應該是多元貨幣本位制，即以幾種貨幣同時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形成多元穩定的貨幣體系（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理論上，全球也是多元儲備的結構，但美國國力遙遙領先，事實上成為單一美元本位制）。這也是最符合各國利益的一種貨幣體係安排。
按照經濟實力和發展趨勢，這種多元本位幣體系應當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構成。一方面，我們要讓美國認可，推進全新的多元本位貨幣體係是歷史的潮流；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與美、歐形成默契，制定一種三足鼎立的國際貨幣體系結構，在必須改變的前提下，充分保障美國的利益。
總之，美國已經發起了逼迫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貨幣戰爭。這場戰爭的本質，是美國與中國30年力量消長的總較量，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總決戰。鑑於這場戰爭對於中國未來盛衰興旺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暫時放下“韜光養晦”之道，勇敢地挑起和利用美國國內及其與歐、日之間的內在矛盾和衝突，大膽地團結石油國家和東盟國家的力量，堅定地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合縱連橫，主動出擊，打一場全球貨幣戰爭。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偉大的中國人民。
行文至此，還想多發一份感慨。 2200多年前，春秋戰國的後期，中國大地上曾經上演了一幕合縱連橫的悲壯畫卷。所謂合縱，是指東部地理上居於縱向的弱國之間相互聯合，對抗秦、齊兩強；所謂連橫，是指各弱國紛紛聯合在地理上居於橫向的秦國和齊國，而隨著秦國國力遠遠超過其他六國，連橫最終演化為各國紛紛 “事秦以自保”。後世蘇洵曾有一篇著名的“六國論”，字字真言，振聾發聵。
六 國 論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 “弊在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國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雲：“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並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嚥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核彈頭裁減
今天的美國更加陰暗叵測
作者：zhang88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4-8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4/142852.html
美國要進行核裁軍了，因為美俄之間即將簽署一個協議，要將各自的核彈頭裁減30%，在西方輿論的炒作下，這成了踐行“無核世界”“偉大理想”的堅定步伐；美國還宣布將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因為美國公佈了新的《核態勢評估報告》，除了10個有核國家國家外，世界其它國家從此就都可以免做美國核打擊下的冤魂了，在西方媒體的鼓譟下，這簡直就成了大慈大悲的菩薩心腸，美國就又站在了人類道德的珠穆朗瑪峰上；美國率領下的世界核峰會也要開鑼吆喝了，估計還將有一系列的花言巧語問世，西方世界必定還要發情一陣，等等。一時間，在一些人眼裡，美國又成了這個世界的救世主，似乎是美國在領導我們這個世界走向未來，似乎是美國在保障地球的秩序與安寧。
事實果真如此嗎？難道所謂奧巴馬時代的美國從此就要改惡從善了嗎？
我們說，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今天的美國非但沒有改惡從善，反而加緊了訛詐世界、獨霸全球的步伐。這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美國的戰略手段是狠毒的
隨時準備使用核武器，不斷地威脅使用核武器，這一直是美國訛詐世界的手段。為此，美國製訂了毀滅地球的“世界末日計劃”，不惜以人類的生存為美國霸權的殉葬品。記得哪本書上介紹過，越南戰爭期間，美國總統主持一個安全會議，會上曾討論要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會議結束後，與會的一個官員邊走出會議室邊沮喪地自問：“我們這些人還有臉稱為人類”？可見，對於美國的狠毒用心，連美國一些有點良心的當政者都感到羞愧。如果說，人類已經有半個多世紀被籠罩在核武器災難的陰影下，那麼這個陰影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國造成的。核武器是美國世界戰略的一根支柱，用核武器訛詐世界，一直都是美國稱王稱霸的重要手段。
美國過去是這樣，現在是不是變了呢？
表面上看，現在有了點變化，因為美國第一次宣布將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有人因此就說這是巨大的進步，好像美國的確是良心發現了。這其實完全是一種誤解。我們說，美國這個看似讓了步的舉措，根本就沒有改變美國以核武器綁架世界的狀況。首先，美國決沒有放棄核打擊並且進行先發製人核打擊的權利，也就是說，對於那些美國想要予以顛覆摧毀的戰略對手，美國人仍然是隨時準備使用核武器；其次，這次沒有列在美國核打擊範圍的國家要麼是美國可以控制的盟國，如德國、日本、意大利等，要麼是軍力微不足道的小國弱國，這些小國弱國一難構成對美國的挑戰，二即使有挑戰美國也殺雞不用牛刀。可以設想，對付委內瑞拉、古巴或者利比亞等角色，美國還用得著揮動核大棒嗎？最後，美國雖然宣布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但還是以核武器嫌疑為藉口，把伊朗、敘利亞列入了它的核打擊範圍。這就埋下了一個伏筆，援此之例，今後只要美國說一句 “有證據表明”，任何一個國家就都可以再次榮登美國核打擊的排行榜了。
這說明什麼？這說明美國用核武器毀滅別人、毀滅人類的用心依然如故。為了保持獨霸全球的戰略地位，美國準備使用的手段依然狠毒。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只是出於欺世盜名的需要，在策略上進行的一點點讓步，相對於美國龐大的核打擊計劃而言，這點讓步微小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第二,美國的戰略野心是無限的
今天的美國具有絕對的戰略優勢，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俄羅斯而言都是如此，更遑論其它國家了。這大概不會有什麼爭議，恐怕就連美國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按理說，美國應該放慢軍事擴張的步伐了。從良心出發，為人類的和平與安全起見，應該把全球軍備競賽之風狠狠地煞一煞；從美國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出發，也該減少一點軍事開支與軍工軍事科技的投入了，這大概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但是，美國是這樣做的嗎？美國的做法與此恰恰相反，美國不顧自己引起的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不顧美鈔紙幣的氾濫，繼續大規模的提高軍費開支的水平，不顧美國目前已完全佔據太空優勢的現實，繼續發展一系列獨占太空制高點的武器裝備。 4月6 日，世界媒體普遍報導了美國“太空戰鬥機”X-37B即將試飛的重大消息。這個神秘的X-37B的空間飛行器所具有的巨大戰略意義，足以從根本上顛覆現今世界的戰略結構。這表明，美國在繼續強化現有戰略力量體系之外，還要打造另一個未來的夢幻力量體系，以便有朝一日徹底顛覆現存的任何力量結構。有專業人士對這個武器可能帶來的戰略影響做了很形像的說明，“如果空天戰機真的研製成功，那麼對它來說，現在的其他武器系統不過是原始的弓箭和長矛而已” ，接著又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比核武器可能更危險”。
這說明什麼？這說明美國不但要追求絕對的戰略優勢，還要追求絕對戰略優勢以上的優勢，說明美國的戰略野心已經不可遏止，無限膨脹，膨脹到了常人難以估計的程度。
第三,美國的戰略企圖陰暗叵測
在公佈《核態勢評估報告》時，美國總統奧巴馬指責中國的核計劃缺乏透明度，說“這使人們對中國未來的戰略意圖產生疑問。”這樣講話真是恬不知恥。盡人皆知，中國在過去發展的那一點核武裝，很大程度上還是拜美國核威脅之所賜，中國的核武器就是用來準備反擊美國不斷叫囂的核打擊的，奧巴馬難道不知道嗎？這難道還不明白、還不夠透明嗎？說什麼懷疑中國的戰略意圖，難道美國的戰略意圖不值得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深深地懷疑嗎？既然美國的軍費開支幾乎是世界上其它所有國家的總和，美國為什麼還要拼命擴張軍費？美國說自己的主要戰略目標是“恐怖主義”，為什麼還要堅持首先進行核打擊？打擊恐怖主義要動用核武器嗎？美國正在發展的“全球一小時打擊”計劃究竟是針對誰的？所有美國的戰略設計，包括上述的核打擊計劃和太空軍事計劃，都完全證明，美國的戰略設計非常龐大、非常複雜，掩藏在美國進行如此這般戰略策劃背後的企圖與用心極其陰暗叵測，極其不可告人，美國不僅沒有任何資格指責別人不透明，它自己所秉承的戰略用心，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連瘋狂的希特勒都要自嘆弗如：希特勒儘管瘋狂，可他還有一個《我的奮鬥》，還有一個最後能夠終止下來、停下腳步的地方，而美國訛詐世界看起來永遠都沒有止步的時候，它似乎下定決心要把全人類綁架在它自己的戰車上，無限狂奔下去，直至無底地的深淵。
不要說什麼無核武器世界了，就是唱得再好聽也沒用（關於美國的險惡用心，有興趣的讀者不妨閱讀筆者網文《看劊子手怎樣哄騙人們不要拿刀——評美國“無核武器世界”的鼓譟》），不放棄使用核武器並仍然威脅首先使用核武器，必將使一切“無核”魔曲都調如狼嚎；也不要拿什麼“反恐”唬人了，地球外空間並沒有什麼恐怖主義，用不著什麼X—37B上去拼殺。這些東西到底都是給誰預備的，相信只要不傻都能猜得出來。人們不但可以從中看出未來所面臨的危險，更重要的是，人們將因此懂得，我們這個世界之所以還存在巨大的危險，決不是什麼氣候、環境、核擴散恐怖主義，這些東西或者可治，或者可控，或者根本還不著邊兒。人類世界真正危險的，是現如今世界超級霸權大國美國更加陰暗叵測，它正在挑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作者：zhang88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4-8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4/142852.html
美國要進行核裁軍了，因為美俄之間即將簽署一個協議，要將各自的核彈頭裁減30%，在西方輿論的炒作下，這成了踐行“無核世界”“偉大理想”的堅定步伐；美國還宣布將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因為美國公佈了新的《核態勢評估報告》，除了10個有核國家國家外，世界其它國家從此就都可以免做美國核打擊下的冤魂了，在西方媒體的鼓譟下，這簡直就成了大慈大悲的菩薩心腸，美國就又站在了人類道德的珠穆朗瑪峰上；美國率領下的世界核峰會也要開鑼吆喝了，估計還將有一系列的花言巧語問世，西方世界必定還要發情一陣，等等。一時間，在一些人眼裡，美國又成了這個世界的救世主，似乎是美國在領導我們這個世界走向未來，似乎是美國在保障地球的秩序與安寧。
事實果真如此嗎？難道所謂奧巴馬時代的美國從此就要改惡從善了嗎？
我們說，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今天的美國非但沒有改惡從善，反而加緊了訛詐世界、獨霸全球的步伐。這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美國的戰略手段是狠毒的
隨時準備使用核武器，不斷地威脅使用核武器，這一直是美國訛詐世界的手段。為此，美國製訂了毀滅地球的“世界末日計劃”，不惜以人類的生存為美國霸權的殉葬品。記得哪本書上介紹過，越南戰爭期間，美國總統主持一個安全會議，會上曾討論要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會議結束後，與會的一個官員邊走出會議室邊沮喪地自問：“我們這些人還有臉稱為人類”？可見，對於美國的狠毒用心，連美國一些有點良心的當政者都感到羞愧。如果說，人類已經有半個多世紀被籠罩在核武器災難的陰影下，那麼這個陰影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國造成的。核武器是美國世界戰略的一根支柱，用核武器訛詐世界，一直都是美國稱王稱霸的重要手段。
美國過去是這樣，現在是不是變了呢？
表面上看，現在有了點變化，因為美國第一次宣布將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有人因此就說這是巨大的進步，好像美國的確是良心發現了。這其實完全是一種誤解。我們說，美國這個看似讓了步的舉措，根本就沒有改變美國以核武器綁架世界的狀況。首先，美國決沒有放棄核打擊並且進行先發製人核打擊的權利，也就是說，對於那些美國想要予以顛覆摧毀的戰略對手，美國人仍然是隨時準備使用核武器；其次，這次沒有列在美國核打擊範圍的國家要麼是美國可以控制的盟國，如德國、日本、意大利等，要麼是軍力微不足道的小國弱國，這些小國弱國一難構成對美國的挑戰，二即使有挑戰美國也殺雞不用牛刀。可以設想，對付委內瑞拉、古巴或者利比亞等角色，美國還用得著揮動核大棒嗎？最後，美國雖然宣布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但還是以核武器嫌疑為藉口，把伊朗、敘利亞列入了它的核打擊範圍。這就埋下了一個伏筆，援此之例，今後只要美國說一句 “有證據表明”，任何一個國家就都可以再次榮登美國核打擊的排行榜了。
這說明什麼？這說明美國用核武器毀滅別人、毀滅人類的用心依然如故。為了保持獨霸全球的戰略地位，美國準備使用的手段依然狠毒。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只是出於欺世盜名的需要，在策略上進行的一點點讓步，相對於美國龐大的核打擊計劃而言，這點讓步微小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第二,美國的戰略野心是無限的
今天的美國具有絕對的戰略優勢，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俄羅斯而言都是如此，更遑論其它國家了。這大概不會有什麼爭議，恐怕就連美國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按理說，美國應該放慢軍事擴張的步伐了。從良心出發，為人類的和平與安全起見，應該把全球軍備競賽之風狠狠地煞一煞；從美國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出發，也該減少一點軍事開支與軍工軍事科技的投入了，這大概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但是，美國是這樣做的嗎？美國的做法與此恰恰相反，美國不顧自己引起的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不顧美鈔紙幣的氾濫，繼續大規模的提高軍費開支的水平，不顧美國目前已完全佔據太空優勢的現實，繼續發展一系列獨占太空制高點的武器裝備。 4月6 日，世界媒體普遍報導了美國“太空戰鬥機”X-37B即將試飛的重大消息。這個神秘的X-37B的空間飛行器所具有的巨大戰略意義，足以從根本上顛覆現今世界的戰略結構。這表明，美國在繼續強化現有戰略力量體系之外，還要打造另一個未來的夢幻力量體系，以便有朝一日徹底顛覆現存的任何力量結構。有專業人士對這個武器可能帶來的戰略影響做了很形像的說明，“如果空天戰機真的研製成功，那麼對它來說，現在的其他武器系統不過是原始的弓箭和長矛而已” ，接著又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比核武器可能更危險”。
這說明什麼？這說明美國不但要追求絕對的戰略優勢，還要追求絕對戰略優勢以上的優勢，說明美國的戰略野心已經不可遏止，無限膨脹，膨脹到了常人難以估計的程度。
第三,美國的戰略企圖陰暗叵測
在公佈《核態勢評估報告》時，美國總統奧巴馬指責中國的核計劃缺乏透明度，說“這使人們對中國未來的戰略意圖產生疑問。”這樣講話真是恬不知恥。盡人皆知，中國在過去發展的那一點核武裝，很大程度上還是拜美國核威脅之所賜，中國的核武器就是用來準備反擊美國不斷叫囂的核打擊的，奧巴馬難道不知道嗎？這難道還不明白、還不夠透明嗎？說什麼懷疑中國的戰略意圖，難道美國的戰略意圖不值得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深深地懷疑嗎？既然美國的軍費開支幾乎是世界上其它所有國家的總和，美國為什麼還要拼命擴張軍費？美國說自己的主要戰略目標是“恐怖主義”，為什麼還要堅持首先進行核打擊？打擊恐怖主義要動用核武器嗎？美國正在發展的“全球一小時打擊”計劃究竟是針對誰的？所有美國的戰略設計，包括上述的核打擊計劃和太空軍事計劃，都完全證明，美國的戰略設計非常龐大、非常複雜，掩藏在美國進行如此這般戰略策劃背後的企圖與用心極其陰暗叵測，極其不可告人，美國不僅沒有任何資格指責別人不透明，它自己所秉承的戰略用心，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連瘋狂的希特勒都要自嘆弗如：希特勒儘管瘋狂，可他還有一個《我的奮鬥》，還有一個最後能夠終止下來、停下腳步的地方，而美國訛詐世界看起來永遠都沒有止步的時候，它似乎下定決心要把全人類綁架在它自己的戰車上，無限狂奔下去，直至無底地的深淵。
不要說什麼無核武器世界了，就是唱得再好聽也沒用（關於美國的險惡用心，有興趣的讀者不妨閱讀筆者網文《看劊子手怎樣哄騙人們不要拿刀——評美國“無核武器世界”的鼓譟》），不放棄使用核武器並仍然威脅首先使用核武器，必將使一切“無核”魔曲都調如狼嚎；也不要拿什麼“反恐”唬人了，地球外空間並沒有什麼恐怖主義，用不著什麼X—37B上去拼殺。這些東西到底都是給誰預備的，相信只要不傻都能猜得出來。人們不但可以從中看出未來所面臨的危險，更重要的是，人們將因此懂得，我們這個世界之所以還存在巨大的危險，決不是什麼氣候、環境、核擴散恐怖主義，這些東西或者可治，或者可控，或者根本還不著邊兒。人類世界真正危險的，是現如今世界超級霸權大國美國更加陰暗叵測，它正在挑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中國央行副行長
傳胡祖六或將出任中國央行副行長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24日經濟觀察網
(來源：新浪財經)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3/139803.html
經濟觀察網記者歐陽曉紅日前，來自香港的消息稱，從高盛(Goldman Sachs)辭去大中華區主席的胡祖六，擬任人民銀行副行長，負責外匯管理工作；就此，央行相關人士表示並不知情，不予置評。
此前，坊間曾傳言從高盛宣布辭職的胡祖六，準備步數位前同事的後塵——創建中國內地私人股本基金；但胡祖六本人拒絕就其中國內地PE未來計劃置評。
不過，有跡可循的是，國家正在進行金融“海歸”納入 “中管幹部”序列的人事改革，如實施“千人計劃”國家戰略。
據相關媒體報導，在金融危機之後，組織部門希望招募有海外影響力的金融實戰型人才報效祖國。包括德意志銀行(中國)董事長張紅力、瑞銀集團投行部亞洲區主席蔡洪平、高盛集團原大中華區主席胡祖六、三山(香港)有限公司CEO李山在內的諸多浸淫國際金融市場已久的專才，都進入了有關部門的考察視野。
事實上，對於胡祖六從高盛辭職創建國內PE的說法，業界頗有些不知所雲；當“胡祖六”擬任央行副行長消息傳出時，方覺其辭職的用意所在。
就央行而言，並非沒有類似的人事考慮；如去年曾有“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將履新貨幣政策二司司長一職，負責人民幣國際化的相關問題及政策的製定”的說法。
“原本哈繼銘即將履新貨幣政策二司司長的，但後來沒有通過組織部門的'考察'”，消息人士稱，“因此，胡祖六擬任副行長可能並非只是傳言，問題還在於組織部門的定奪。”
胡祖六簡歷
胡祖六，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擔任哈佛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研究員、世界銀行顧問；曾多年在華盛頓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高級經濟學家，為一些成員國政府包括中國提供宏觀經濟研究和政策諮詢工作。
加入高盛之前，胡祖六任瑞士日內瓦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和研究部主管；任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的顧問並擔任中銀國際獨立董事。
1997年，胡祖六進入高盛集團，擔任董事總經理。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24日經濟觀察網
(來源：新浪財經)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3/139803.html
經濟觀察網記者歐陽曉紅日前，來自香港的消息稱，從高盛(Goldman Sachs)辭去大中華區主席的胡祖六，擬任人民銀行副行長，負責外匯管理工作；就此，央行相關人士表示並不知情，不予置評。
此前，坊間曾傳言從高盛宣布辭職的胡祖六，準備步數位前同事的後塵——創建中國內地私人股本基金；但胡祖六本人拒絕就其中國內地PE未來計劃置評。
不過，有跡可循的是，國家正在進行金融“海歸”納入 “中管幹部”序列的人事改革，如實施“千人計劃”國家戰略。
據相關媒體報導，在金融危機之後，組織部門希望招募有海外影響力的金融實戰型人才報效祖國。包括德意志銀行(中國)董事長張紅力、瑞銀集團投行部亞洲區主席蔡洪平、高盛集團原大中華區主席胡祖六、三山(香港)有限公司CEO李山在內的諸多浸淫國際金融市場已久的專才，都進入了有關部門的考察視野。
事實上，對於胡祖六從高盛辭職創建國內PE的說法，業界頗有些不知所雲；當“胡祖六”擬任央行副行長消息傳出時，方覺其辭職的用意所在。
就央行而言，並非沒有類似的人事考慮；如去年曾有“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將履新貨幣政策二司司長一職，負責人民幣國際化的相關問題及政策的製定”的說法。
“原本哈繼銘即將履新貨幣政策二司司長的，但後來沒有通過組織部門的'考察'”，消息人士稱，“因此，胡祖六擬任副行長可能並非只是傳言，問題還在於組織部門的定奪。”
胡祖六簡歷
胡祖六，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擔任哈佛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研究員、世界銀行顧問；曾多年在華盛頓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高級經濟學家，為一些成員國政府包括中國提供宏觀經濟研究和政策諮詢工作。
加入高盛之前，胡祖六任瑞士日內瓦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和研究部主管；任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的顧問並擔任中銀國際獨立董事。
1997年，胡祖六進入高盛集團，擔任董事總經理。
2010年4月6日
引狼入室
素顏以對
(2010-04-01 14:49:05)
盧麒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0hsoi.html
月下觀美人，馬上看英雄。
為甚麼要在月下觀美人呢？大體上，美人也是不完美的，暴露在陽光下，可能會掃了大家的雅興。
為什莫要在馬上看英雄呢？基本上，英雄也未必高大威猛，站在你我之間，或許還不如門口的保安呢。
然而，觀“美人”，看“英雄”，也就罷了。為國家選棟樑，卻不能在“月下”和“馬上”，這樣就太兒戲了。
那些個濃妝豔抹的，可不一定是美女；那些個頂盔冠甲的，也未必就是英雄。
老大中國，閉塞良久。山門一開，騙子蜂擁而至。
那些個掛了一長串頭銜的東東們真的好開心。哈哈，你們不信，他信！
他們為什麼要相信這些東東們呢？他們醉了！
躬逢盛世，終於可以見識一下什麼是迷醉。迷醉在別人編織的童話故事裡。
一雙迷醉的眼睛，就是喜歡濃妝豔抹和頂盔冠甲。
聽說那些外國大行的東東們就要堂而皇之的進入我國政府的管理層了。而且，可能是要害的部門。據說，因為他們是華爾街的金融人才。可笑至極。一群華爾街低層的銷售經理（Sales Manager），竟然在我國變成了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令人哭笑不得。你以為他們是魯賓、保爾森、蓋特納嗎？你以為他們離開強大的金融機構還有價值嗎？你以為他們放棄高薪就是為了報效祖國嗎？
在滾滾出國洪流中，有一股回國的暗湧。有趣吧。
很多朋友不讓我講智商的問題。可還是要講。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生理問題，這一個嚴峻的政治現實。
在準血統再次濫殤的中國，政治的近親繁殖已經到了讓人膛目結舌的地步。國家為什麼禁止近親結婚？為了減少弱智兒童！
我們已經很難分辨他們是壞還是傻。或者，是既壞且傻。
不壞？怎末會引狼入室！
不傻？怎末會干戈倒置授人以柄！
近年來，見識了很多美女與英雄的出走。
他們願意出走嗎？出走的背後，有多少美女恨和英雄淚！
他們的問題，僅僅是他們的嗎？
這是全民共襄的“盛舉”啊！
迷醉的恐怕不會僅僅是他們吧。如果是人民皆醒他們獨醉，他們的迷醉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個民族集體迷醉。
華爾街的東西一定就比秀水街的好嗎？華爾街上行走的是一群販賣金融產品的職業銷售經理（Sales Manager）。他們與秀水街上的小販並無本質區別。他們是人才？真的先謝謝你了！
好，就算是人才，試一下總可以吧？看看離開超級金融機構的這些小分子們可否還有半點兒用處！卸妝！下馬！一年半載之後，一切都會自有分曉。
真正的美女是不怕天亮的；真正的英雄是敢於下馬的。
真君子，素顏以對。
我們的人事管理出了問題。可能還不是一般的問題。
我們浪費那末多精力討論經濟政策，有多少實際意義呢？中國的經濟問題明擺著：要麼貶資產以適應高估的貨幣；要麼貶貨幣以適應資產泡沫。資產和貨幣同時上漲，結局還需要討論嗎？東東們希望，一方面壓迫人民幣升值，另一方面繼續吹大資產泡沫。東東們夠毒了，這是殺雞取卵的壞主意啊！真不知道還要繼續討論什麼？
魂魄沒了，留下一個滾瓜溜圓的肚子，能有多少實際意義呢？
東東們來了。政治的轉基因開始了。
他們真的不識貨。他們的確是醉了。
可是，親愛的人民啊，你們可不能跟著醉啊！士之耽兮猶可脫也，女之耽兮不可脫也！
天下事，最大不過人事！
君子皆素顏，遂使小人得志。黃鐘毀棄，瓦缶雷鳴。
或許，君子們也有責任。除了素顏和出走，就不能做一點兒別的事情嗎？你們走了，東東們真的就來了。
君子固然可以素顏以對，可也並不妨礙君子一怒。
君子一怒，英雄輩出。
英雄是不會允 許昭君出塞的。
英雄更不會坐視張儀入楚。
我不喜歡屈原。我們不需要憂怨的蘭花芳草。在汨羅江不遠處，就是井岡山了。我們不能匍匐在秦軍的鐵蹄下才進行痛苦的反思。祖國母親養育君子，不是用來投江的。
我想起了毛澤東的詩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柔聲細語喚不醒迷醉的人們。
換一種方式吧。
君子勃然一怒，才能開啟一個偉大的時代。
(2010-04-01 14:49:05)
盧麒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0hsoi.html
月下觀美人，馬上看英雄。
為甚麼要在月下觀美人呢？大體上，美人也是不完美的，暴露在陽光下，可能會掃了大家的雅興。
為什莫要在馬上看英雄呢？基本上，英雄也未必高大威猛，站在你我之間，或許還不如門口的保安呢。
然而，觀“美人”，看“英雄”，也就罷了。為國家選棟樑，卻不能在“月下”和“馬上”，這樣就太兒戲了。
那些個濃妝豔抹的，可不一定是美女；那些個頂盔冠甲的，也未必就是英雄。
老大中國，閉塞良久。山門一開，騙子蜂擁而至。
那些個掛了一長串頭銜的東東們真的好開心。哈哈，你們不信，他信！
他們為什麼要相信這些東東們呢？他們醉了！
躬逢盛世，終於可以見識一下什麼是迷醉。迷醉在別人編織的童話故事裡。
一雙迷醉的眼睛，就是喜歡濃妝豔抹和頂盔冠甲。
聽說那些外國大行的東東們就要堂而皇之的進入我國政府的管理層了。而且，可能是要害的部門。據說，因為他們是華爾街的金融人才。可笑至極。一群華爾街低層的銷售經理（Sales Manager），竟然在我國變成了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令人哭笑不得。你以為他們是魯賓、保爾森、蓋特納嗎？你以為他們離開強大的金融機構還有價值嗎？你以為他們放棄高薪就是為了報效祖國嗎？
在滾滾出國洪流中，有一股回國的暗湧。有趣吧。
很多朋友不讓我講智商的問題。可還是要講。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生理問題，這一個嚴峻的政治現實。
在準血統再次濫殤的中國，政治的近親繁殖已經到了讓人膛目結舌的地步。國家為什麼禁止近親結婚？為了減少弱智兒童！
我們已經很難分辨他們是壞還是傻。或者，是既壞且傻。
不壞？怎末會引狼入室！
不傻？怎末會干戈倒置授人以柄！
近年來，見識了很多美女與英雄的出走。
他們願意出走嗎？出走的背後，有多少美女恨和英雄淚！
他們的問題，僅僅是他們的嗎？
這是全民共襄的“盛舉”啊！
迷醉的恐怕不會僅僅是他們吧。如果是人民皆醒他們獨醉，他們的迷醉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個民族集體迷醉。
華爾街的東西一定就比秀水街的好嗎？華爾街上行走的是一群販賣金融產品的職業銷售經理（Sales Manager）。他們與秀水街上的小販並無本質區別。他們是人才？真的先謝謝你了！
好，就算是人才，試一下總可以吧？看看離開超級金融機構的這些小分子們可否還有半點兒用處！卸妝！下馬！一年半載之後，一切都會自有分曉。
真正的美女是不怕天亮的；真正的英雄是敢於下馬的。
真君子，素顏以對。
我們的人事管理出了問題。可能還不是一般的問題。
我們浪費那末多精力討論經濟政策，有多少實際意義呢？中國的經濟問題明擺著：要麼貶資產以適應高估的貨幣；要麼貶貨幣以適應資產泡沫。資產和貨幣同時上漲，結局還需要討論嗎？東東們希望，一方面壓迫人民幣升值，另一方面繼續吹大資產泡沫。東東們夠毒了，這是殺雞取卵的壞主意啊！真不知道還要繼續討論什麼？
魂魄沒了，留下一個滾瓜溜圓的肚子，能有多少實際意義呢？
東東們來了。政治的轉基因開始了。
他們真的不識貨。他們的確是醉了。
可是，親愛的人民啊，你們可不能跟著醉啊！士之耽兮猶可脫也，女之耽兮不可脫也！
天下事，最大不過人事！
君子皆素顏，遂使小人得志。黃鐘毀棄，瓦缶雷鳴。
或許，君子們也有責任。除了素顏和出走，就不能做一點兒別的事情嗎？你們走了，東東們真的就來了。
君子固然可以素顏以對，可也並不妨礙君子一怒。
君子一怒，英雄輩出。
英雄是不會允 許昭君出塞的。
英雄更不會坐視張儀入楚。
我不喜歡屈原。我們不需要憂怨的蘭花芳草。在汨羅江不遠處，就是井岡山了。我們不能匍匐在秦軍的鐵蹄下才進行痛苦的反思。祖國母親養育君子，不是用來投江的。
我想起了毛澤東的詩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柔聲細語喚不醒迷醉的人們。
換一種方式吧。
君子勃然一怒，才能開啟一個偉大的時代。
中國面臨的世紀性挑戰
掀起新世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b02t.html
張宏良
2008-09-20
（這是年初講座內容的第一部分。講座題目是《2008 中國面臨的世紀性挑戰》，全文包括四個部分：一是改革宗教化的挑戰；二是經濟殖民化的挑戰；三是政治官權化的挑戰；四是“五有社會”落空的挑戰。上面文章題目就是講座第一部分原來的小標題，所屬九個問題篇幅較長，需要時可選擇其中一個或幾個問題分別轉載。發表時部分數字有改動。）
今天來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對形勢的看法。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當前的形勢，我想最準確最深刻的概括，就是胡錦濤總書記在“625講話”和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所講的兩個前所未有：發展的機遇前所未有，面臨的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於挑戰。請注意，胡錦濤總書記講的兩個前所未有是無條件的，不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前所未有，不是共和國建國60年來的前所未有，也不是1840年以來的前所未有，而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的機遇是什麼呢？就是21世紀世界範圍內東方文明的複興，為中華民族的崛起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由西方文化主導數百年的人類發展過程馬上就要結束了，因為它正在把人類社會帶入死路。目前這場世界性危機不同於歷史上任何一次經濟危機，以往工業社會所有的危機都是傳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而目前這場危機則是由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造成的，是人類社會由實體經濟進入虛擬經濟的第一場危機，如同實體經濟的危機宣告了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局限性一樣，目前虛擬經濟的危機同樣宣告了西方文明的歷史局限性，這場危機將形成東西方文化世紀性交替的歷史轉換點，由此形成東方文明主導的新的人類發展進程，從而在客觀上提供了中華民族世紀性崛起的歷史機遇。可以說，站在東西方文化交替的十字路口展望未來，未來的中華民族將不僅僅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是要領袖世界民族之林。這是我們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關於機遇方面，各類媒體一直在談，儘管和我們說的機遇內容完全不同，但畢竟是鋪天蓋地都在談，只是挑戰很少談，即便談到挑戰，也仍然是那些故意掩蓋現實的老生常談，所以我們今天主要談談面臨的挑戰，集中談一下四個挑戰的第一個挑戰：改革宗教化的挑戰。
可以這樣講，解放思想是胡錦濤總書記從六二五講話到十七大政治報告反復強調的一個理論核心，是胡錦濤科學發展觀一個首要政治口號。環顧當今中國，可以說是解放思想的呼聲響徹天地，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都在喊解放思想。官僚在喊解放思想，學者在喊解放思想，商人在喊解放思想，右派在喊解放思想，左派也在喊解放思想，甚至連漢奸買辦、貪官污吏都在喊解放思想。所謂解放思想，無非就是要把人們從現有思想牢籠中解放出來。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當今束縛中國的最大思想牢籠和精神枷鎖是什麼？
改革精英對此的回答仍然是30年來的陳詞濫調，把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甚至人類最基本的平等思想，看作是需要打破的思想牢籠和精神枷鎖，唯一不同的是思想解放的重點，由過去以打破社會主義精神枷鎖為主，轉變為現在以打破愛國主義精神枷鎖為主了，這是由不同時期改革的不同任務決定的。過去打破社會主義精神枷鎖，是為了推動私有化改革；現在打破愛國主義精神枷鎖，是為了推動中國經濟的殖民化發展。如果說私有化改革是人民的悲劇，那麼經濟殖民化發展則是民族的悲劇，這雙重悲劇都是打著改革旗號發生的。改革的宗教化已成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思想牢籠和精神枷鎖。
環顧當今中國就會發現，幾乎所有的邪惡都打著改革的旗號，扒房子圈地，侵吞國有資產，搶占礦山資源，數千萬工人被逼下崗，數百萬婦女淪為娼妓，外資霸占中國資源，奴役中國勞工，廉價收購中國金融資產，中國的廉價資源廉價商品長江大河般源源不斷流向西方，西方消費後又把毀滅環境的大量垃圾鋪天蓋地般倒向中國------，所有這一切無一不是打著改革的旗號，以至與對任何行為不再進行任何解釋，永遠都只是簡單2個字：改革！改革已成為強勢集團為所欲為的代名詞，無論他做什麼都是改革，無論你反對什麼都是反對改革，改革完全宗教化了，甚至其封閉性超越了世界歷史上任何宗教。世界上絕大多數宗教都有改宗棄教的自由，包括和尚尼姑都可以還俗，但是唯獨對改革教不能有絲毫懷疑，任何對改革教的懷疑哪怕是只有一個字，都會立刻被傳統媒體撕咬的粉碎。特別是那些天天叫喊信仰自由的右派，卻不允許任何人有拒絕信仰改革教的自由，把13億中國人民強行變成了改革教的教徒，在把一切邪惡東西隨心所欲打上改革烙印的同時，又把一切真善美的東西同樣隨心所欲地變成改革對像，並且規定不准爭論，強制形成了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地位。
改革教現代神學統治的結果，同時毀掉了我們的精神家園和自然家園。精神家園的毀滅，主要表現為社會道德體系的崩潰和民族創新能力的喪失：整個社會沒有一物不造假，沒有一人敢相信，沒有一事能放心；最具創新能力的中華民族30年來發明創造等於零，甚至沒有一本書，沒有一部戲，沒有一個理論家，沒有一個文學家，沒有一個藝術家，沒有一個科學家。自然家園的毀滅，主要表現為青山綠水消失了，森林草原消失了，江河湖泊乾涸了，礦產資源挖走了，耕地土壤板結了，春夏秋冬四季界限消失了，從衛星圖片上看地球，我們周邊都是綠的，只有中國如同一塊森人的花白牛皮癬。生態破壞是對一個民族生存環境的根本破壞，不像經濟崩潰那樣經過一段時間就能恢復過來，一旦出現生態崩潰，甚至連回頭改正錯誤的機會都沒有。今天不是十七、十八世紀以前，那時人們沒有生態和資源危機的概念，對生態的破壞是有限的能夠挽回的，今天的生態破壞會把一個民族推向死路，完全是一種刑事犯罪，是一種典型的反人類罪。
現在提出科學發展觀，建立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實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必須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恢復社會的健康發展。可以說，在思想上徹底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建立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世紀性崛起的根本條件。從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立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到十七大賦予和諧社會“學有所教，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住有所居”的具體內容，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民生路線，並在實際工作中取代了以往那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精英路線。我們之所以稱之為偉大的轉折，就在於貫徹這條民生路線，是中華民族實現不流血轉變的最後機會，中華民族已經被推到了內亂和崩潰的邊緣。並且中國社會已經孕育成熟了偉大的民主力量，東方文化已經積聚凝成了偉大的民族自新能力，完全具備了實現偉大轉折的歷史條件。
然而，事物的發展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或許是最後的瘋狂，或許是欺負胡錦濤不敢發動群眾，中國強勢集團和國際壟斷資本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財富瓜分浪潮，就其財富掠奪的規模和速度來講，甚至超過了1840年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僅一年多時間裡，外資就從中國幾家大銀行股份的買賣中獲利超過萬億，正在從根本上摧毀著中央民生路線的物質基礎。可見，不公開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而是想採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在實踐中悄悄轉變原有政治路線，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國強勢集團對社會的掠奪和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的掠奪，都已經進入了歷史上最瘋狂的狀態，貧富分化已經把中國撕裂為彼此仇恨的兩個極端，並且富人對窮人的仇恨程度甚至超過了歷史上412大屠殺前夕，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已進入了最後點火的倒計時狀態，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建立和諧社會的迴旋餘地越來越小，中華民族即將面臨社會矛盾大爆發的空前挑戰。
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已到了不容拖延的最後歷史關頭，已是化解矛盾、轉危為安、避免武器批判的最後選擇。雖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批判的武器能夠避免武器的批判，作為肩負民族崛起大任的中國共產黨人，本著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在和諧道路被徹底堵死之前，必須堅持不懈地高舉批判的武器，團結億萬人民，支持胡錦濤新政，努力實現偉大的轉折，掀起新世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偉大的民族復興運動必然有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將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就當前而言，急需弄清以下9個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問題。
第一，老百姓是不是人的問題。人是自然和社會的主體，而不是實現他人意志和利益的工具。這本來是500年前文藝復興運動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可中國的老百姓又被重新打回到了500年前的中世紀，再次變成了神學統治的簡單工具。唯一不同的只是，中世紀歐洲的老百姓是實現上帝意志的一個工具，現代中國老百姓則是實現GDP增長的一個工具。中世紀歐洲的老百姓是為僧侶活著，現代中國老百姓是為富人活著。
在富人眼裡，老百姓不過是一群如同驢牛騾馬般創造 GDP的簡單工具，甚至連驢牛騾馬都不如，管理驢牛騾馬尚且以要考慮死活，而中國改革精英實行的管理原則，則是“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根本不管死活。至到今天以人為本的口號已經喊了許多年，可是資本控制的中國財經類報刊，仍然堅持認為不管老百姓死活是具有經濟學專業素質的表現，說什麼經濟學只管資源配置效率高低，不考慮勞動者死活，考慮老百姓死活是左派經濟學拙劣的煽情手段，真正的經濟學只考慮效率高低。如此一來，主流經濟學便拉開了人間地獄的黑暗閘門，勞動者的悲慘世界開始了，既然要資源配置效率高，效率最高的辦法就是不發工資，剝奪全部福利，超越生理極限地瘋狂役使勞動者。過去曾經有句話，叫做勞動者做牛做馬，後來則是連牛馬都不如，役使牛馬也要考慮死活，而役使老百姓則完全不用考慮死活，只要不造反就行。這種“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的管理原則，完全突破了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奴隸時代的道德底線，即便是最野蠻殘暴的販運黑奴時代，也要以奴隸死活為底線，而不會以不造反為底線。當然，按照改革精英的私有化邏輯，老闆摧殘工人如同官員揮霍資產一樣，是因為產權模糊造成的，只要明晰了產權，讓資產歸官員個人所有，工人歸老闆個人所有，問題自然就解決了。可見，單純復辟資本主義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復闢到奴隸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問題才有希望得到根本解決。
對勞動者空前絕後的極端壓榨，使勞動工資下降到文明社會的底線之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老百姓工資占到了GDP的70%左右，可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2006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下降到了GDP的10%左右，中國老百姓不僅變成了國內老闆的廉價奴隸，同時也變成了國際資本的廉價奴隸，甚至廉價到干脆不發工資的程度，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繼非洲大陸販奴運動以來第二次廉價勞動力浪潮。這就是為什麼俄羅斯那麼豐富的資源卻吸引不到外資，而中國珠三角長三角等東南沿海地區資源極端貧瘠，卻能引來全世界資本競折腰的根本原因。
在這種極端慘烈的歷史背景下，中央強行出台了保護中國老百姓的《勞動合同法》，旨在提高勞動工資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結束老百姓的悲慘世界。實事求是地講，與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類似的勞動法規相比較，中國的《勞動合同法》對資本都是十分溫和的，即便這個法規得到全面貫徹，中國勞動工資佔GDP比重仍將是世界最低的。可是就這麼一個十分溫和的勞動法，卻引起了權貴和富豪排山倒海般的反對浪潮，修改《勞動合同法》的呼聲響徹雲霄，並且威脅要用破產，失業和經濟下降的辦法來打倒《勞動合同法》，雖然馬克思早就講過：“資本從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但是像目前中國資本這樣不加任何掩飾地如此猖狂，卻在歷史上十分罕見。在思考中國資本特別猖狂的過程中，突然想起了中國八、九十年代大規模裁軍和大規模擴警的問題，當時大規模裁軍是打著經濟建設的幌子，其實裁軍的錢並沒有用於經濟建設，而是用來發展武警和保安（養保安同樣是社會財富的扣除）了，這軍警之間一裁一擴，反映了中國窮人和富人之間歷史地位的根本變化，軍隊主要是對付國外侵略者的，武警保安主要是對付國內老百姓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就是通過武警和保安實現的。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流行著一種說法，認為一部分人能夠先富起來是政策變化的結果，其實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依靠武警和保安先富起來的，如果不是把軍隊變成武警和保安，恐怕再過30年一部分人也不可能先富起來。中國的資本之所以特別猖狂，也是因為存在武警和保安的結果。
目前中國資本集團對《勞動合同法》近乎病態的瘋狂反對，反映了中國背離人類文明發展已達到了難以想像的野蠻程度。勞動者的歷史性解放一般分為四個階段：以不造反為底線、不管死活的前奴隸階段；以死活為底線並能維持勞動力正常再生產的資本奴隸階段；以人為本的人性化管理階段；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體階段。當初白人在非洲大陸圍獵黑奴，屬於第一階段；馬克思批判的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屬於第二階段；目前北歐個別發達國家屬於第三階段；毛澤東時代屬於第四階段。而目前的《勞動合同法》不過是要把勞動者的地位提升到第二階段，就引起了整個社會權貴和資本集團的瘋狂反對，可見要建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該是何等艱難！難在哪裡？難就難在中國的權貴富豪根本就不把老百姓當人看！只把老百姓看作是創造財富的工具，並且還是那種不花錢的工具！所以才把拖欠工資看作天經地義。如何能讓中國的權貴富豪承認老百姓是人，哪怕是十分低賤的人，就是中國文明進程一個了不起的偉大進步，從目前權貴富豪對《勞動合同法》的極端仇恨來看，要達到這個程度還很難。所以我們才把胡錦濤主席提出的以人為本看作是偉大的轉折，偉大就偉大在要實現這個轉折是相當艱難的。
目前老百姓的歷史地位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問題，同時也越來越成為國家安全的問題。核時代的大國鬥爭將越來越依靠意識形態的力量，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們逐漸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如果說從發展的角度來講，農業社會主要依靠自然資源，工業社會主要依靠組織資源，新經濟時代主要依靠文化資源，那麼從鬥爭的角度來講，農業社會主要依靠軍事手段，工業社會主要依靠經濟手段，新經濟時代則主要依靠文化手段。人類經過蒙昧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發展，正在進入更高階段的人本主義社會，誰能適應世界的人本化、信息化、知識化、虛擬化和一體化發展，為人類社會提供一種新的人文價值觀，提供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誰就能夠站在世界文化發展的高端，誰就能夠主導世界。現代輿論生活中有個概念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以至與到了人們耳熟能詳的程度，這就是所謂人權武器。人權武器的出現，說明大國之間的鬥爭方式正在發生根本變化，意識形態正在取代飛機大炮，成為未來攻城略地的主要武器。 80年代以來美國之所以能夠掃蕩天下獨霸世界，主要依靠的就是這個武器。在毛澤東時代，這本來是我們對付西方國家的武器，80 年代以後越來越成為西方國家對付我們的武器。之所以會形成這種顛倒，是因為中國人民曾經真正當家作主的時代，被國內權貴富豪妖魔化為最黑暗的時代；而後來權貴富豪舞翩纖的時代，又被全世界斥為沒有人權的時代。中國妖魔自己原有文化，追隨西方文化發展的結果，就是反倒把自己變成了真正的妖魔。如同一個被追隨男人賣入娼門的良家婦女，本來打著追求愛情自由的幌子，結果變成了被逼天天接客的娼妓。
可見，雖然勞動者的非人化狀態發生在改革後的中國，但是就其本質來講是盲目引進西方叢林文化的結果，西方叢林文化的競爭法則就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作為弱勢群體的老百姓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運，從而形成了以勞動者的非人化趨勢換取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把中國變成了本能支配自發淘汰的動物世界。如果站在人類整體發展的角度來看，今天西方叢林文化以及所衍生的各種資本主義腐朽文化，在中國發展到極端殘暴血腥或許是一件好事情，可以讓整個人類都認識到它的弊端，從而才能用東方和諧文化徹底取代它，事物只有發展到極端，才有可能徹底解決。之所以選擇中國作為文化轉變的實驗場，是因為人類數千年孕育成熟的東方文明在中國，只有中國具備承受西方叢林文化極端化的強大歷史內力，有能力完成東西方文化的歷史轉變，在東方和諧文化的基礎上融合東西方文化的優點，形成一種與世界一體化發展相適應的新的和諧文化。除去中國之外，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能夠擔當起這一歷史任務。就拿這一代中國人兩個極端的生活經歷來說，就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這一代中國人既經歷了極端理想主義的光明天堂，又經歷了極端物慾氾濫的黑暗地獄，兩個極端的強烈對比使我們最有可能形成對世界的完整認識，能夠把東方和諧文化和西方叢林文化的優點結合起來，同時克服二者弊端，達到人類文明正反合的最高階段，形成最完善的人類文明。毛主席生前曾經講“中國人民應該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估計這個貢獻主要表現在文化轉換方面。只是這個過程讓中國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其中最大的代價，就是老百姓失去了做人的地位。
因殺人入獄的大學生馬加爵穿上囚服時隨口一句話，讓在場的獄警潸然淚下：“這是我穿過的最好的衣服”；同樣是大學生的一個安徽女生因運輸緊張被擠死在火車輪下；也同樣是大學生的一個湖北女生終年都靠在食堂撿食剩飯剩菜度日。作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尚且貧困如此，一般貧民生活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因多年討薪被打而怒殺老闆的農民工王斌餘，在行刑前對記者說：“看守所的條件比住在工地好”。建造了全國高樓大廈的農民工一年工資買不了一平米住房，每年全國數百萬老百姓因無錢看病而死在醫院外面——，此類驚人貧困在二戰後的日本，大危機後的美國，也都曾經發生過，可是發生在一個連續30年經濟超高速增長的國家裡，卻是無法想像的。我們不是沒有足夠的房子，目前中國城鎮人均住房達到 28平米，按照三口之家計算，戶均面積超過80平米，遠遠超過人均15平米的日本，已經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也不是沒有錢，目前整個經濟學界和相關部門都被發動起來了，在研究如何花掉那相當於10多萬億人民幣的外匯儲備，可研究來研究去，都是如何投向美國的財政，投向美國的銀行，唯獨沒有一個方案是花在國內老百姓身上。並且那些由西方反華勢力培養資助的“基金會學者”，居然異口同聲地叫喊“外匯不是財產，無法花在老百姓身上”，也就是說，中國相當於10多萬億人民幣的外匯儲備，只能購買美國國債花在美國財政身上，只能購買美國銀行股份花在美國銀行身上，就是不能購買設備和商品，花在國內老百姓身上。這種令人震驚的奇談怪論已成為影響國家決策的整個經濟學界和金融界的牢固共識，可見，老百姓是不是人的問題，老百姓究竟只是經濟發展的工具，還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問題，已成為當前解決所有問題的前提。不解決這個前提問題，以人為本的原則，只會變成以官人為本，以富人為本，以洋人為本，就是難以形成以人民為本，以特別是以本國人民為本。
第二，什麼叫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麼思想的問題。什麼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應該是人類不斷突破現有消極反動的、阻礙人類社會發展的思想束縛，不斷向上飛躍的發展過程。而不是相反，把擺脫健康思想的道德約束稱之為是解放思想。一個女人從妓院走進學院是解放思想，相反，從學院走入妓院不能叫解放思想，只能稱之為墮落，不能把墮落等同於解放思想。
就當前中國來講，束縛中國人民最大的思想枷鎖是什麼？就是一條：改革迷信，對改革的迷信。本來改革如同人體療傷治病一樣，應該是哪裡有病就治療哪裡，一旦病好就結束治療。可是現在卻把改革神聖化宗教化了，變成了一種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無邊佛法，變成了一種不容置疑無須解釋的絕對真理和永恆運動，無論做什麼都永遠只是兩個字：改革。人類社會數千年建立起來的善惡美醜、是非真假、罪與非罪等道德倫理，在改革面前統統作廢，扒房子圈地淫人妻女致人死命以及所有黃毒賭黑，回答也永遠只是兩個字：改革。可以說，人類歷史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裡，所有的邪惡無一遺漏地突然在中國復活，藉口也無一不是這兩個字：改革。所有陳良宇之類的貪官污吏、權貴豪強，所有劉湧之類的流氓惡霸、黑道魁首，30年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也是這兩個字：改革。把東方文化從中國課堂上清除得乾乾淨淨，致使西方文化垃圾氾濫成災的也是這兩個字：改革。全世界唯獨中國人在自己國家內不會說外語便不能上學不能就業的唯一解釋，也是這兩個字：改革。以往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又被揀了回來，改成“華人只說華語不得入內”，掛在了中國所有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門口。改革迷信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思想迷信，改革已經完全宗教化了，成為凌駕於所有宗教之上的一種新的宗教——改革教，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已成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思想牢籠。要解放思想，就必須衝破改革教的思想牢籠，把人們的思想從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中解放出來。這是中華民族崛起的前提條件，也是東方文明復興的客觀要求。
偉大的時代需要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21世紀世界最偉大的歷史事件，就是中華民族的崛起和東方文明的複興。中華民族崛起和東方文明復興對世界的意義，就是用東方文明和諧的人性法則，取代西方文明競爭的獸性法則，為世界提供一種新的價值觀和政治文明，以適應世界一體化發展的歷史要求。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中國先秦時代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運動，那次思想解放運動奠定了中國千年繁榮的文化基礎。第二次是15世紀歐洲開始的文藝復興運動、思想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這次思想解放運動使歐洲引領風騷五百多年。而今天互聯網上爆發的對改革教現代神學統治的批判，正在掀起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次思想解放運動比前兩次的意義更加偉大，如果說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造就了輝煌燦爛的東方文明，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造就了同樣燦爛奪目的西方文明，那麼這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將在整合東西方文明的基礎上造就覆蓋整個世界的大眾政治文明，為世界一體化發展奠定大同文化基礎，以保證人類未來的和諧發展。可以說，目前這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不僅關係到中華民族未來千年國運，同時也關係到整個人類未來的發展。這是中國人十分自豪的方面，也是中國人壓力十分沉重的方面。
壓力主要來自於中國已成為東方人性文化與西方獸性文化決戰的主戰場。西方競爭文化進入中國後，由於失去了宗教的道德束縛，迅速演變成為野蠻殘暴的獸性文化，把動物世界中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獸性法則以改革的名義強加於整個社會，以致社會道德崩潰、倫理盡失，所有反映崇高與進步的人性文化蕩然無存，所有美好事物都被打上了相反的烙印，所有美好概念都被賦予了相反的歧義，解放思想也具有了完全相反的不同解釋。本來，解放思想是社會進步的根本條件，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創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可是，後來隨著西方獸性法則的引入和陳舊曆史因素的複活，解放思想便從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旗幟，演變成為擺脫人類文明約束的理論裹屍布，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史上正反兩個方面的四次解放思想便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前兩次是毛澤東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陳獨秀王明的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義革命的成功道路。這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就是使中國人民站了起來。第二次是建國以後從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解放出來，開闢出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就是奠定了中華民族未來繁榮強大的文化基礎、物質基礎和組織基礎。這是兩次正面的解放思想。
兩次反面的解放思想。一次是姓資姓社的爭論，從社會主義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擺脫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結果就是全面私有化，私有化的程度在質和量兩個方面都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質的方面看，不僅經濟私有化了，甚至政權都私有化了，這是人類歷史上十分罕見的私有化現像，我在《官權氾濫——中國內亂的歷史根源》文章中有專門論述；就量的方面來看，就是中國私有化水平遠遠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比如中國住房的私有化比率世界最高。本來，人類社會佔有製度的歷史邏輯，是私有化——國有化——社會化；目前全世界都在由國有化向社會化的更高階段發展，唯獨中國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由國有化倒退到私有化階段。 20世紀末，中國之所以越來越成為世界政治文明的討伐對像，這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次所謂思想解放運動，就是所謂姓公姓私的爭論，從公有製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把上百萬公有製企業據為己有，形成了史所罕見的大規模資產搶劫運動。如果說第一次是擺脫社會主義思想約束，走上了私有化道路，那麼第二次則是擺脫公有製倫理約束，走上了搶劫道路。搶劫和經濟學上的私有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經濟學上的私有化是指有償佔有和公平瓜分，如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私有化一樣，東歐國家的私有化就是把全國資產作分子，全國公民作分母，平均一除，每人一份，然後自由轉讓。中國的私有化則是把工人趕出工廠大門，宣布企業歸管理者所有，起了個名叫MBO（管理層收購），這純粹是極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的公開搶劫。這種公開搶劫的弊端還不僅僅在於數千萬工人流離失所，還在於它把資本主義歷史上固有的各種危機和動盪搬到了中國，為避免動盪就用沿襲下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力量去壓制，這就使老百姓誤以為悲劇的根源是社會主義，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力量，反倒去擁護這種搶劫式改革，結果使搶劫者越來越大膽，在搶劫工廠等生產資料後，又去搶劫住房等生活資料，低價買來老百姓的房子翻改後再高價賣給老百姓，其間的差價如同珠穆朗瑪峰，老百姓不同意就動用武警和法院強制執行。更加糟糕的是，沒有底線的搶劫甚至嚇壞了搶劫者本身，為了避免遭受歷史清算，一邊紛紛把搶劫的資產向海外轉移，一邊像吳三桂那樣“引清兵入關”，勾結外部勢力推動國家解體。洋人也乘機大舉入關，瘋狂掃蕩中國財富。
關於什麼是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麼的問題，中國的改革精英正在掀起全國性大討論，準備在年底以前把爭論推向高潮。我仔細閱讀了幾乎所有右翼政治勢力關於解放思想的論述，概括起來就是目前中國道德墮落得還不夠，社會仍然殘存著公平正義的觀念，這些都是極左思潮存在的土壤，必須加以徹底清除。並且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批判極左的主要內容，是解決姓中姓外的爭論。認為在世界一體化的今天：只有發展和不發展的問題，不再有國家和民族利益問題；提出國家民族利益，純粹是極左思潮的殘餘。所以，最近中國右翼政治勢力攻擊的矛頭對準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中國歷史上共發生過三次反對民族主義的運動：第一次是八國聯軍領導的反對民族主義運動；第二次是偽滿政府領導的反對民族主義運動；第三次就是目前由中國極端右翼政治勢力領導的反對民族主義運動。大家打開世界歷史看一下就會發現，自有國家以來，古今中外只有中國發生過反對民族主義運動，其他任何國家都從未有過。
第三，關於改革和革命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需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本來，改革和革命是人類政治詞典中最崇高的2個名詞，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就是依靠這兩個環節實現的。解決社會問題只有這兩種方法，改革和革命。改革是在肯定現存制度基礎上的變革，目的是完善現存制度；革命是在否定現存制度基礎上的變革，目的是替換現存制度。社會出了問題首先是通過改革加以完善，如果不行那就進行革命。如同人患病後首先是吃藥打針，治愈不了再進行外科手術。革命就是社會的外科手術，改革是社會的保守療法。二者俱有密切聯繫，革命往往是改革無能為力的結果。但是二者又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性質，革命是窮人反對富人的鬥爭，改革是富人管理窮人的鬥爭，所以富人一般反對革命讚揚改革。古今中外的精英集團為避免革命，往往是通過改革給窮人留條活路，所以歷史上窮人也同樣贊成改革。像30年來中國精英集團這樣打著改革旗號把窮人活路全部堵死的改革，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恰恰是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的倒行逆施，把改革和革命這兩個最神聖的名詞同時毀掉了。
首先，他們在理論和輿論上把革命妖魔化了。打著反思的幌子，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及中國歷史上所有農民革命和農民戰爭，統統加以否定，把他們能夠做到的和能夠想像到的所有罪惡，統統強加到革命頭上，把革命描繪成為所有邪惡的代名詞，把革命者描繪成為血腥殘暴的妖魔鬼怪。
其次，他們在實踐中又把改革給獸性化了。本來，古今中外所有改革都是約束官權、抑制豪強，擴大民生民權的社會制度調整，所以人們才把改革稱為改良，改良改良，就是越改越良，向著良好方向進行改變。而中國的改革卻恰恰相反，為了徹底摧毀毛澤東時代的大民主制度，打出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旗幟，把中央的權力向官員下放，把百姓的利益向官員集中，並且中央的權力只下放到官員，百姓的利益只集中到官員。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上下兩頭剝奪的改革，與當初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有很大關係，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特點是，中央有一批傳統社會主義者，群眾中有一批造反派。要解決這個問題，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就必須造就一個與中央和百姓兩頭對立的特殊利益集團，用這個集團徹底改變中國原有製度。這種兩頭剝奪的改革造就了古今中外都絕無僅有的權利無邊的強大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既要避免中央集權的約束，又要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就必須擺脫一切倫理約束。以往所有社會建立起來的政治倫理都具有單向性特點；封建倫理講服從，妨礙他約束中央集權；資本主義倫理講民主，妨礙他鎮壓民眾；人類歷史上形成的所有倫理道德都不適合這個集團，於是這個集團就乾脆把人類所有倫理道德統統踩在腳下，強制推行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整個社會就不可避免地越來越獸性化了。
近30年來天天都在宣傳改革就是要優勝劣汰，卻很少有人想到優勝劣汰完全是動物世界的獸性法則。從小學到大學的所有講台上都在灌輸優勝劣汰的動物法則，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荒誕現像。社會倫理道德完全崩潰了。本來，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是動物世界的獸性法則，人性法則應該鋤強扶弱、除暴安良。改革的結果卻是獸性法則取代了人性法則，結果就是富人變成了野獸，窮人變成了牲口。改革越來越成為地方官僚為所欲為的最常用藉口，越來越成為老百姓最為恐懼的可怕名詞，特別是對於基層單位來講，聽到單位領導談改革，比半夜墳地遇到惡鬼還要更加恐懼。
現在，要實行以人為本，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就必須恢復改革原有的改良含義，賦予改革明確的倫理色彩，不能把所有改變現狀的做法都稱為改革。符合倫理的變化是改革，違背倫理的變化是作惡，並且違背倫理的改革，效率越高罪惡就越大。改革之所以成為作惡工具，就是只講效率，不講倫理不講公平的結果。改革初期有句話，叫做“要把被顛倒了的是非觀念重新顛倒過來”，結果就是人類數千年形成的倫理大廈徹底倒塌了，是非真假善惡美醜全都倒了過來，西門慶霸占潘金蓮變成了改革壯舉，因為西門慶提高了紅顏資源的利用效率，打破了武大郎家庭原來封閉僵化的落後狀態，至於武大郎的死亡，不過是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代價。現在，是到了分清改革歷史性質的時候了。
中國一直存在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改革：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個是改革教領導的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清算。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是歷屆全國黨代會對中國改革的共同定義。最初許多老同志和全國人民擁護的改革，就是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可是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改革，卻變成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清算，最初是清算改革前十年，後來清算到1949年，再後來乾脆清算到1840年，直至把2千年以來的所有農民起義和革命，全都納入了清算範圍。清算的結果就是，中華民族發展史完全是一部罪惡史，中華民族歷史上所有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和革命，統統屬於歷史犯罪，甚至把反抗八國聯軍侵略的義和團，打造成為罪惡代名詞。持續30年的自我清算，徹底摧毀了知識分子和社會中上層人士的民族自信，甚至連那位才華橫溢的解放軍中將，都發表文章公開聲稱：“西方歷史是一部棄惡從善的歷史；中國歷史則是一部棄善從惡的歷史”。堂堂解放軍中將都被清算到如此民族自卑的程度，一般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所以，不僅改革的性質要搞清楚，革命的性質和作用同樣需要搞清楚。如果能夠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話語搞清楚，是國家之幸人民之幸，如果中國右派堅持拒絕話語交流，堅持不讓人民說話，堅持把矛盾推向極端，最終的災難性後果就不僅是落到國家和人民頭上，也同樣會落到他們自己頭上。
第四，人性和獸性的區別問題。剛才講到了人性法則和獸性法則的區別問題，人類社會應該按照人性法則來組織，不應該實行野獸世界的競爭法則。在這個問題上，改革教對中國最大的犯罪，就是讓中國陷入了三重悲劇。
首先，顛倒了人性和獸性的關係，以獸性代替人性。雖然人類具有與動物相同的感官需求，但是人的生命本質是一種崇高的精神現像，精神需求才是真正屬於人類的需求。但是，由於改革教的文化精英完全喪失了對崇高事物的感知能力，如同低等動物那樣以自身的尺度來衡量世界衡量他人，便以為人與低等動物所共有的感官需求就是人類的全部需求。而把真正屬於人類的精神需求看作是騙人的說教，並且在實踐中長期堅持把崇高神聖的追求當成騙人的說教。本來，只有愛情才是人性，性慾是動物性，是人與動物共有的屬性，可是在改革教精英看來，愛情是騙人的說教，只有性慾才是真實的人性，完全顛倒了人性和獸性的關係。把人與動物共有的獸性當作唯一的人性加以宣傳和推崇，把情感和精神領域的崇高追求變成嘲笑和戲弄的對像，最終必然是人倫盡失、精神淪喪，所有真善美的正常情感都失去了存在的現實基礎。 《色戒》就是一個典型，把為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而獻身的烈士壯舉，歸結為是追求性慾快感的結果。他們只承認食慾和性慾是真實的人性，把除此之外人類所有崇高追求統統貶低為是虛偽說教，把人類數千年建立起來的輝煌文明統統歸結為包括低等動物都具有的“食道文化”和“陰道文化”，此外不承認任何文化。
由於改革教的文化精英把本能作為衡量世界的唯一尺度，他們自己是什麼樣就認為整個世界都是什麼樣，他們自己是自私卑鄙猥瑣骯髒的邪惡群體，就認為整個世界所有人也都是邪惡群體。他們自己一生只有性交沒有愛情，就否認整個世界存在愛情；他們自己一生只為吃好喝好，就認為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吃好喝好。 30年來改革教的辯護詞永遠就只是一句話：“現在的吃喝增加了”，是不是真的增加了暫且不論，在此至少說明他們完全顛倒了人性和獸性的關係。不過在改革之前，他們從屬的社會地位，決定了這種顛倒只是他們自身群體的墮落，但是後來當他們成為社會主流時，這種顛倒便演化成為整個社會的墮落，他們肉慾至上的獸性價值觀便成為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整個社會完全向著最大限度滿足少數精英肉慾的方向發展，為此不惜毀滅一切——環境、倫理和生命尊嚴，在已經消滅娼妓制度30年的情況下，再次把數百萬勞動婦女強制變成滿足他人肉慾的工具。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墮落時代，其墮落程度完全超出了宗教關於末法時代最恐怖的描述。以至於胡錦濤新政沒有辦法，只能提出“八榮八恥”，由洪荒時代起從頭進行啟蒙教育，“八榮八恥”本來是幼兒園小朋友的啟蒙教材，可是在當今中國卻成為高不可攀的道德高峰。
其次，按照獸性法則對整個社會進行強化訓練，把中國變成了野蠻的動物世界。這是人性和獸性顛倒的必然結果。前面已經談過，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競爭法則是動物世界的獸性法則，不應該成為人類社會的組織法則。可是30年來最響亮的一句口號就是：“有本事的吃肉，沒本事的喝湯”。發展到後來乾脆連湯也不讓喝了，變成“有本事的吃肉，沒本事的喝風”。不要小看喝湯喝風這一個字的差別，這是人獸兩個世界的本質差別。 “吃肉與喝湯”雖然是兩極分化，但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分化，而“吃肉喝風”則已經成為動物世界的物種差別了。有人會說，西方國家也是競爭法則，其實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個方面，西方國家弱肉強食的獸性法則主要是對外，對內則是越來越完善的劫富濟貧原則，是一種典型的狼文化結構：對內善良互助，對外血腥殘暴。這就是西方國家內部比較團結和諧，對外強硬一致的原因。中國則與西方國家完全相反，對內實行弱肉強食的獸性法則，同胞之間越來越血腥殘暴，人與人之間是狼，心與心之間是地獄。整個社會，性格越來越扭曲，內心越來越恐懼，彼此越來越敵視，13億人被競爭撕碎成13億碎片。現在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就是要把13億殘破的碎片重新聚合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只是如果不徹底改變獸性法則，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
最後，獸性法則訓練的結果不是變成了強大虎狼，而是變成了肥大牛羊。這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悲劇。世界歷史上有許多國家都曾經實行過獸性法則，特別是近代西方國家獸性法則更是野蠻，但是，歷史上所有實行獸性法則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無一例外地被獸性法則訓練成了虎狼，唯獨當今中國被獸性法則訓練成了牛羊。虎狼的獸性化和牛羊的獸性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命運，虎狼國家屬於強大國家，牛羊國家屬於肥大國家；虎狼國家越強大越安全，牛羊國家越肥大越危險；虎狼國家是宰割他人的國家，牛羊國家是被宰割的國家。 30年來改革教散佈的最大歷史謊言，就是“落後必然挨打”，可是翻開歷史就會發現，中國歷次挨打不是因為落後，而是因為肥大，特別是近代先後兩次差點兒亡國滅種的慘劇，都是發生在經濟十分發達、國家特別肥大的時期。
第一次是晚清的洋務運動，那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繁榮發達，GDP（總產值）佔世界三分之一，相當於現在美國占世界的比重，成為全世界經濟最肥大的國家，因而引來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聯合宰殺。中日第一次甲午戰爭爆發時，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 10多倍，結果是經濟肥大的中國割地賠款，貧窮的日本則依靠中國賠款走上了現代化道路。第二次是民國三十年代，那是中國第二次改革開放，進入了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GDP總量超過日本一倍多。當時上海號稱東方巴黎，成為舉世矚目的東亞金融中心。結果是“九一八事變”，被不足千名日本兵佔領了東三省；“華北事變”又被不足萬名日本兵佔領了華北；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盡數落入日本手中。如果不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估計大和民族已經成為了第二個滿族。
現在中國是第三次站到了強大國家和肥大國家的十字路口，雖然我們不想成為虎狼國家，但是也不能再次成為牛羊國家。然而殘酷的現實卻是中國正在成為“國際奶牛”，標誌就是在傳統國家利益的領土方面和現代國家利益的規則方面，中國正在逐漸失去捍衛國家利益的能力，在所有對外利益衝突中——無論對方是大國還是小國——都是百分之百地喪失自身利益，連一個讓國人自豪的例外都很難找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日關係，自有世界歷史以來，從來都是戰勝國占領戰敗國的領土，唯獨中日之間顛倒過來，是戰敗國占領戰勝國的領土，並且所佔領的資源超過中國大陸資源的總和。可以說，衡量中國是強大國家還是肥大國家的最可靠尺度，就是中日關係。雖然日本侵占中國領土的面積還沒有達到歷史上兩次中日戰爭的水平，但是中國人在日本面前的軟弱程度卻已經超出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當初蔣介石丟掉東北華北，還不忘天天高喊要收復失地，可是釣魚島已經被日本人侵占了10多年，至今沒有聽到任何中國官員喊過要收復釣魚島。現在的中國人在自然災害面前往往具有大無畏精神，能夠振臂高喊“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可是在外國人面前卻沒有一句毛澤東那樣的豪邁語言。這是30年來中國在意識形態和國防工業兩個方面自我摧毀的必然結果。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強大國防工業，除了原子彈沒有像大飛機那樣扔進垃圾堆之外，其餘絕大部分自我摧毀，只能越來越依靠進口武器裝備軍隊，而一個依靠進口武器打仗的國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戰鬥力和威懾力的，阿根廷“馬島之戰” 的悲劇全世界都知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b02t.html
張宏良
2008-09-20
（這是年初講座內容的第一部分。講座題目是《2008 中國面臨的世紀性挑戰》，全文包括四個部分：一是改革宗教化的挑戰；二是經濟殖民化的挑戰；三是政治官權化的挑戰；四是“五有社會”落空的挑戰。上面文章題目就是講座第一部分原來的小標題，所屬九個問題篇幅較長，需要時可選擇其中一個或幾個問題分別轉載。發表時部分數字有改動。）
今天來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對形勢的看法。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當前的形勢，我想最準確最深刻的概括，就是胡錦濤總書記在“625講話”和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所講的兩個前所未有：發展的機遇前所未有，面臨的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於挑戰。請注意，胡錦濤總書記講的兩個前所未有是無條件的，不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前所未有，不是共和國建國60年來的前所未有，也不是1840年以來的前所未有，而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的機遇是什麼呢？就是21世紀世界範圍內東方文明的複興，為中華民族的崛起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由西方文化主導數百年的人類發展過程馬上就要結束了，因為它正在把人類社會帶入死路。目前這場世界性危機不同於歷史上任何一次經濟危機，以往工業社會所有的危機都是傳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而目前這場危機則是由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造成的，是人類社會由實體經濟進入虛擬經濟的第一場危機，如同實體經濟的危機宣告了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局限性一樣，目前虛擬經濟的危機同樣宣告了西方文明的歷史局限性，這場危機將形成東西方文化世紀性交替的歷史轉換點，由此形成東方文明主導的新的人類發展進程，從而在客觀上提供了中華民族世紀性崛起的歷史機遇。可以說，站在東西方文化交替的十字路口展望未來，未來的中華民族將不僅僅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是要領袖世界民族之林。這是我們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關於機遇方面，各類媒體一直在談，儘管和我們說的機遇內容完全不同，但畢竟是鋪天蓋地都在談，只是挑戰很少談，即便談到挑戰，也仍然是那些故意掩蓋現實的老生常談，所以我們今天主要談談面臨的挑戰，集中談一下四個挑戰的第一個挑戰：改革宗教化的挑戰。
可以這樣講，解放思想是胡錦濤總書記從六二五講話到十七大政治報告反復強調的一個理論核心，是胡錦濤科學發展觀一個首要政治口號。環顧當今中國，可以說是解放思想的呼聲響徹天地，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都在喊解放思想。官僚在喊解放思想，學者在喊解放思想，商人在喊解放思想，右派在喊解放思想，左派也在喊解放思想，甚至連漢奸買辦、貪官污吏都在喊解放思想。所謂解放思想，無非就是要把人們從現有思想牢籠中解放出來。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當今束縛中國的最大思想牢籠和精神枷鎖是什麼？
改革精英對此的回答仍然是30年來的陳詞濫調，把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甚至人類最基本的平等思想，看作是需要打破的思想牢籠和精神枷鎖，唯一不同的是思想解放的重點，由過去以打破社會主義精神枷鎖為主，轉變為現在以打破愛國主義精神枷鎖為主了，這是由不同時期改革的不同任務決定的。過去打破社會主義精神枷鎖，是為了推動私有化改革；現在打破愛國主義精神枷鎖，是為了推動中國經濟的殖民化發展。如果說私有化改革是人民的悲劇，那麼經濟殖民化發展則是民族的悲劇，這雙重悲劇都是打著改革旗號發生的。改革的宗教化已成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思想牢籠和精神枷鎖。
環顧當今中國就會發現，幾乎所有的邪惡都打著改革的旗號，扒房子圈地，侵吞國有資產，搶占礦山資源，數千萬工人被逼下崗，數百萬婦女淪為娼妓，外資霸占中國資源，奴役中國勞工，廉價收購中國金融資產，中國的廉價資源廉價商品長江大河般源源不斷流向西方，西方消費後又把毀滅環境的大量垃圾鋪天蓋地般倒向中國------，所有這一切無一不是打著改革的旗號，以至與對任何行為不再進行任何解釋，永遠都只是簡單2個字：改革！改革已成為強勢集團為所欲為的代名詞，無論他做什麼都是改革，無論你反對什麼都是反對改革，改革完全宗教化了，甚至其封閉性超越了世界歷史上任何宗教。世界上絕大多數宗教都有改宗棄教的自由，包括和尚尼姑都可以還俗，但是唯獨對改革教不能有絲毫懷疑，任何對改革教的懷疑哪怕是只有一個字，都會立刻被傳統媒體撕咬的粉碎。特別是那些天天叫喊信仰自由的右派，卻不允許任何人有拒絕信仰改革教的自由，把13億中國人民強行變成了改革教的教徒，在把一切邪惡東西隨心所欲打上改革烙印的同時，又把一切真善美的東西同樣隨心所欲地變成改革對像，並且規定不准爭論，強制形成了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地位。
改革教現代神學統治的結果，同時毀掉了我們的精神家園和自然家園。精神家園的毀滅，主要表現為社會道德體系的崩潰和民族創新能力的喪失：整個社會沒有一物不造假，沒有一人敢相信，沒有一事能放心；最具創新能力的中華民族30年來發明創造等於零，甚至沒有一本書，沒有一部戲，沒有一個理論家，沒有一個文學家，沒有一個藝術家，沒有一個科學家。自然家園的毀滅，主要表現為青山綠水消失了，森林草原消失了，江河湖泊乾涸了，礦產資源挖走了，耕地土壤板結了，春夏秋冬四季界限消失了，從衛星圖片上看地球，我們周邊都是綠的，只有中國如同一塊森人的花白牛皮癬。生態破壞是對一個民族生存環境的根本破壞，不像經濟崩潰那樣經過一段時間就能恢復過來，一旦出現生態崩潰，甚至連回頭改正錯誤的機會都沒有。今天不是十七、十八世紀以前，那時人們沒有生態和資源危機的概念，對生態的破壞是有限的能夠挽回的，今天的生態破壞會把一個民族推向死路，完全是一種刑事犯罪，是一種典型的反人類罪。
現在提出科學發展觀，建立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實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必須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恢復社會的健康發展。可以說，在思想上徹底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建立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世紀性崛起的根本條件。從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立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到十七大賦予和諧社會“學有所教，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住有所居”的具體內容，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民生路線，並在實際工作中取代了以往那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精英路線。我們之所以稱之為偉大的轉折，就在於貫徹這條民生路線，是中華民族實現不流血轉變的最後機會，中華民族已經被推到了內亂和崩潰的邊緣。並且中國社會已經孕育成熟了偉大的民主力量，東方文化已經積聚凝成了偉大的民族自新能力，完全具備了實現偉大轉折的歷史條件。
然而，事物的發展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或許是最後的瘋狂，或許是欺負胡錦濤不敢發動群眾，中國強勢集團和國際壟斷資本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財富瓜分浪潮，就其財富掠奪的規模和速度來講，甚至超過了1840年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僅一年多時間裡，外資就從中國幾家大銀行股份的買賣中獲利超過萬億，正在從根本上摧毀著中央民生路線的物質基礎。可見，不公開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而是想採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在實踐中悄悄轉變原有政治路線，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國強勢集團對社會的掠奪和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的掠奪，都已經進入了歷史上最瘋狂的狀態，貧富分化已經把中國撕裂為彼此仇恨的兩個極端，並且富人對窮人的仇恨程度甚至超過了歷史上412大屠殺前夕，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已進入了最後點火的倒計時狀態，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建立和諧社會的迴旋餘地越來越小，中華民族即將面臨社會矛盾大爆發的空前挑戰。
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已到了不容拖延的最後歷史關頭，已是化解矛盾、轉危為安、避免武器批判的最後選擇。雖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批判的武器能夠避免武器的批判，作為肩負民族崛起大任的中國共產黨人，本著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在和諧道路被徹底堵死之前，必須堅持不懈地高舉批判的武器，團結億萬人民，支持胡錦濤新政，努力實現偉大的轉折，掀起新世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偉大的民族復興運動必然有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將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就當前而言，急需弄清以下9個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問題。
第一，老百姓是不是人的問題。人是自然和社會的主體，而不是實現他人意志和利益的工具。這本來是500年前文藝復興運動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可中國的老百姓又被重新打回到了500年前的中世紀，再次變成了神學統治的簡單工具。唯一不同的只是，中世紀歐洲的老百姓是實現上帝意志的一個工具，現代中國老百姓則是實現GDP增長的一個工具。中世紀歐洲的老百姓是為僧侶活著，現代中國老百姓是為富人活著。
在富人眼裡，老百姓不過是一群如同驢牛騾馬般創造 GDP的簡單工具，甚至連驢牛騾馬都不如，管理驢牛騾馬尚且以要考慮死活，而中國改革精英實行的管理原則，則是“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根本不管死活。至到今天以人為本的口號已經喊了許多年，可是資本控制的中國財經類報刊，仍然堅持認為不管老百姓死活是具有經濟學專業素質的表現，說什麼經濟學只管資源配置效率高低，不考慮勞動者死活，考慮老百姓死活是左派經濟學拙劣的煽情手段，真正的經濟學只考慮效率高低。如此一來，主流經濟學便拉開了人間地獄的黑暗閘門，勞動者的悲慘世界開始了，既然要資源配置效率高，效率最高的辦法就是不發工資，剝奪全部福利，超越生理極限地瘋狂役使勞動者。過去曾經有句話，叫做勞動者做牛做馬，後來則是連牛馬都不如，役使牛馬也要考慮死活，而役使老百姓則完全不用考慮死活，只要不造反就行。這種“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的管理原則，完全突破了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奴隸時代的道德底線，即便是最野蠻殘暴的販運黑奴時代，也要以奴隸死活為底線，而不會以不造反為底線。當然，按照改革精英的私有化邏輯，老闆摧殘工人如同官員揮霍資產一樣，是因為產權模糊造成的，只要明晰了產權，讓資產歸官員個人所有，工人歸老闆個人所有，問題自然就解決了。可見，單純復辟資本主義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復闢到奴隸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問題才有希望得到根本解決。
對勞動者空前絕後的極端壓榨，使勞動工資下降到文明社會的底線之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老百姓工資占到了GDP的70%左右，可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2006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下降到了GDP的10%左右，中國老百姓不僅變成了國內老闆的廉價奴隸，同時也變成了國際資本的廉價奴隸，甚至廉價到干脆不發工資的程度，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繼非洲大陸販奴運動以來第二次廉價勞動力浪潮。這就是為什麼俄羅斯那麼豐富的資源卻吸引不到外資，而中國珠三角長三角等東南沿海地區資源極端貧瘠，卻能引來全世界資本競折腰的根本原因。
在這種極端慘烈的歷史背景下，中央強行出台了保護中國老百姓的《勞動合同法》，旨在提高勞動工資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結束老百姓的悲慘世界。實事求是地講，與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類似的勞動法規相比較，中國的《勞動合同法》對資本都是十分溫和的，即便這個法規得到全面貫徹，中國勞動工資佔GDP比重仍將是世界最低的。可是就這麼一個十分溫和的勞動法，卻引起了權貴和富豪排山倒海般的反對浪潮，修改《勞動合同法》的呼聲響徹雲霄，並且威脅要用破產，失業和經濟下降的辦法來打倒《勞動合同法》，雖然馬克思早就講過：“資本從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但是像目前中國資本這樣不加任何掩飾地如此猖狂，卻在歷史上十分罕見。在思考中國資本特別猖狂的過程中，突然想起了中國八、九十年代大規模裁軍和大規模擴警的問題，當時大規模裁軍是打著經濟建設的幌子，其實裁軍的錢並沒有用於經濟建設，而是用來發展武警和保安（養保安同樣是社會財富的扣除）了，這軍警之間一裁一擴，反映了中國窮人和富人之間歷史地位的根本變化，軍隊主要是對付國外侵略者的，武警保安主要是對付國內老百姓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就是通過武警和保安實現的。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流行著一種說法，認為一部分人能夠先富起來是政策變化的結果，其實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依靠武警和保安先富起來的，如果不是把軍隊變成武警和保安，恐怕再過30年一部分人也不可能先富起來。中國的資本之所以特別猖狂，也是因為存在武警和保安的結果。
目前中國資本集團對《勞動合同法》近乎病態的瘋狂反對，反映了中國背離人類文明發展已達到了難以想像的野蠻程度。勞動者的歷史性解放一般分為四個階段：以不造反為底線、不管死活的前奴隸階段；以死活為底線並能維持勞動力正常再生產的資本奴隸階段；以人為本的人性化管理階段；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體階段。當初白人在非洲大陸圍獵黑奴，屬於第一階段；馬克思批判的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屬於第二階段；目前北歐個別發達國家屬於第三階段；毛澤東時代屬於第四階段。而目前的《勞動合同法》不過是要把勞動者的地位提升到第二階段，就引起了整個社會權貴和資本集團的瘋狂反對，可見要建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該是何等艱難！難在哪裡？難就難在中國的權貴富豪根本就不把老百姓當人看！只把老百姓看作是創造財富的工具，並且還是那種不花錢的工具！所以才把拖欠工資看作天經地義。如何能讓中國的權貴富豪承認老百姓是人，哪怕是十分低賤的人，就是中國文明進程一個了不起的偉大進步，從目前權貴富豪對《勞動合同法》的極端仇恨來看，要達到這個程度還很難。所以我們才把胡錦濤主席提出的以人為本看作是偉大的轉折，偉大就偉大在要實現這個轉折是相當艱難的。
目前老百姓的歷史地位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問題，同時也越來越成為國家安全的問題。核時代的大國鬥爭將越來越依靠意識形態的力量，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們逐漸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如果說從發展的角度來講，農業社會主要依靠自然資源，工業社會主要依靠組織資源，新經濟時代主要依靠文化資源，那麼從鬥爭的角度來講，農業社會主要依靠軍事手段，工業社會主要依靠經濟手段，新經濟時代則主要依靠文化手段。人類經過蒙昧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發展，正在進入更高階段的人本主義社會，誰能適應世界的人本化、信息化、知識化、虛擬化和一體化發展，為人類社會提供一種新的人文價值觀，提供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誰就能夠站在世界文化發展的高端，誰就能夠主導世界。現代輿論生活中有個概念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以至與到了人們耳熟能詳的程度，這就是所謂人權武器。人權武器的出現，說明大國之間的鬥爭方式正在發生根本變化，意識形態正在取代飛機大炮，成為未來攻城略地的主要武器。 80年代以來美國之所以能夠掃蕩天下獨霸世界，主要依靠的就是這個武器。在毛澤東時代，這本來是我們對付西方國家的武器，80 年代以後越來越成為西方國家對付我們的武器。之所以會形成這種顛倒，是因為中國人民曾經真正當家作主的時代，被國內權貴富豪妖魔化為最黑暗的時代；而後來權貴富豪舞翩纖的時代，又被全世界斥為沒有人權的時代。中國妖魔自己原有文化，追隨西方文化發展的結果，就是反倒把自己變成了真正的妖魔。如同一個被追隨男人賣入娼門的良家婦女，本來打著追求愛情自由的幌子，結果變成了被逼天天接客的娼妓。
可見，雖然勞動者的非人化狀態發生在改革後的中國，但是就其本質來講是盲目引進西方叢林文化的結果，西方叢林文化的競爭法則就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作為弱勢群體的老百姓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運，從而形成了以勞動者的非人化趨勢換取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把中國變成了本能支配自發淘汰的動物世界。如果站在人類整體發展的角度來看，今天西方叢林文化以及所衍生的各種資本主義腐朽文化，在中國發展到極端殘暴血腥或許是一件好事情，可以讓整個人類都認識到它的弊端，從而才能用東方和諧文化徹底取代它，事物只有發展到極端，才有可能徹底解決。之所以選擇中國作為文化轉變的實驗場，是因為人類數千年孕育成熟的東方文明在中國，只有中國具備承受西方叢林文化極端化的強大歷史內力，有能力完成東西方文化的歷史轉變，在東方和諧文化的基礎上融合東西方文化的優點，形成一種與世界一體化發展相適應的新的和諧文化。除去中國之外，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能夠擔當起這一歷史任務。就拿這一代中國人兩個極端的生活經歷來說，就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這一代中國人既經歷了極端理想主義的光明天堂，又經歷了極端物慾氾濫的黑暗地獄，兩個極端的強烈對比使我們最有可能形成對世界的完整認識，能夠把東方和諧文化和西方叢林文化的優點結合起來，同時克服二者弊端，達到人類文明正反合的最高階段，形成最完善的人類文明。毛主席生前曾經講“中國人民應該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估計這個貢獻主要表現在文化轉換方面。只是這個過程讓中國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其中最大的代價，就是老百姓失去了做人的地位。
因殺人入獄的大學生馬加爵穿上囚服時隨口一句話，讓在場的獄警潸然淚下：“這是我穿過的最好的衣服”；同樣是大學生的一個安徽女生因運輸緊張被擠死在火車輪下；也同樣是大學生的一個湖北女生終年都靠在食堂撿食剩飯剩菜度日。作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尚且貧困如此，一般貧民生活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因多年討薪被打而怒殺老闆的農民工王斌餘，在行刑前對記者說：“看守所的條件比住在工地好”。建造了全國高樓大廈的農民工一年工資買不了一平米住房，每年全國數百萬老百姓因無錢看病而死在醫院外面——，此類驚人貧困在二戰後的日本，大危機後的美國，也都曾經發生過，可是發生在一個連續30年經濟超高速增長的國家裡，卻是無法想像的。我們不是沒有足夠的房子，目前中國城鎮人均住房達到 28平米，按照三口之家計算，戶均面積超過80平米，遠遠超過人均15平米的日本，已經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也不是沒有錢，目前整個經濟學界和相關部門都被發動起來了，在研究如何花掉那相當於10多萬億人民幣的外匯儲備，可研究來研究去，都是如何投向美國的財政，投向美國的銀行，唯獨沒有一個方案是花在國內老百姓身上。並且那些由西方反華勢力培養資助的“基金會學者”，居然異口同聲地叫喊“外匯不是財產，無法花在老百姓身上”，也就是說，中國相當於10多萬億人民幣的外匯儲備，只能購買美國國債花在美國財政身上，只能購買美國銀行股份花在美國銀行身上，就是不能購買設備和商品，花在國內老百姓身上。這種令人震驚的奇談怪論已成為影響國家決策的整個經濟學界和金融界的牢固共識，可見，老百姓是不是人的問題，老百姓究竟只是經濟發展的工具，還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問題，已成為當前解決所有問題的前提。不解決這個前提問題，以人為本的原則，只會變成以官人為本，以富人為本，以洋人為本，就是難以形成以人民為本，以特別是以本國人民為本。
第二，什麼叫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麼思想的問題。什麼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應該是人類不斷突破現有消極反動的、阻礙人類社會發展的思想束縛，不斷向上飛躍的發展過程。而不是相反，把擺脫健康思想的道德約束稱之為是解放思想。一個女人從妓院走進學院是解放思想，相反，從學院走入妓院不能叫解放思想，只能稱之為墮落，不能把墮落等同於解放思想。
就當前中國來講，束縛中國人民最大的思想枷鎖是什麼？就是一條：改革迷信，對改革的迷信。本來改革如同人體療傷治病一樣，應該是哪裡有病就治療哪裡，一旦病好就結束治療。可是現在卻把改革神聖化宗教化了，變成了一種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無邊佛法，變成了一種不容置疑無須解釋的絕對真理和永恆運動，無論做什麼都永遠只是兩個字：改革。人類社會數千年建立起來的善惡美醜、是非真假、罪與非罪等道德倫理，在改革面前統統作廢，扒房子圈地淫人妻女致人死命以及所有黃毒賭黑，回答也永遠只是兩個字：改革。可以說，人類歷史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裡，所有的邪惡無一遺漏地突然在中國復活，藉口也無一不是這兩個字：改革。所有陳良宇之類的貪官污吏、權貴豪強，所有劉湧之類的流氓惡霸、黑道魁首，30年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也是這兩個字：改革。把東方文化從中國課堂上清除得乾乾淨淨，致使西方文化垃圾氾濫成災的也是這兩個字：改革。全世界唯獨中國人在自己國家內不會說外語便不能上學不能就業的唯一解釋，也是這兩個字：改革。以往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又被揀了回來，改成“華人只說華語不得入內”，掛在了中國所有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門口。改革迷信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思想迷信，改革已經完全宗教化了，成為凌駕於所有宗教之上的一種新的宗教——改革教，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已成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思想牢籠。要解放思想，就必須衝破改革教的思想牢籠，把人們的思想從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中解放出來。這是中華民族崛起的前提條件，也是東方文明復興的客觀要求。
偉大的時代需要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21世紀世界最偉大的歷史事件，就是中華民族的崛起和東方文明的複興。中華民族崛起和東方文明復興對世界的意義，就是用東方文明和諧的人性法則，取代西方文明競爭的獸性法則，為世界提供一種新的價值觀和政治文明，以適應世界一體化發展的歷史要求。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中國先秦時代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運動，那次思想解放運動奠定了中國千年繁榮的文化基礎。第二次是15世紀歐洲開始的文藝復興運動、思想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這次思想解放運動使歐洲引領風騷五百多年。而今天互聯網上爆發的對改革教現代神學統治的批判，正在掀起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次思想解放運動比前兩次的意義更加偉大，如果說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造就了輝煌燦爛的東方文明，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造就了同樣燦爛奪目的西方文明，那麼這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將在整合東西方文明的基礎上造就覆蓋整個世界的大眾政治文明，為世界一體化發展奠定大同文化基礎，以保證人類未來的和諧發展。可以說，目前這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不僅關係到中華民族未來千年國運，同時也關係到整個人類未來的發展。這是中國人十分自豪的方面，也是中國人壓力十分沉重的方面。
壓力主要來自於中國已成為東方人性文化與西方獸性文化決戰的主戰場。西方競爭文化進入中國後，由於失去了宗教的道德束縛，迅速演變成為野蠻殘暴的獸性文化，把動物世界中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獸性法則以改革的名義強加於整個社會，以致社會道德崩潰、倫理盡失，所有反映崇高與進步的人性文化蕩然無存，所有美好事物都被打上了相反的烙印，所有美好概念都被賦予了相反的歧義，解放思想也具有了完全相反的不同解釋。本來，解放思想是社會進步的根本條件，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創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可是，後來隨著西方獸性法則的引入和陳舊曆史因素的複活，解放思想便從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旗幟，演變成為擺脫人類文明約束的理論裹屍布，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史上正反兩個方面的四次解放思想便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前兩次是毛澤東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陳獨秀王明的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義革命的成功道路。這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就是使中國人民站了起來。第二次是建國以後從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解放出來，開闢出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就是奠定了中華民族未來繁榮強大的文化基礎、物質基礎和組織基礎。這是兩次正面的解放思想。
兩次反面的解放思想。一次是姓資姓社的爭論，從社會主義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擺脫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結果就是全面私有化，私有化的程度在質和量兩個方面都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質的方面看，不僅經濟私有化了，甚至政權都私有化了，這是人類歷史上十分罕見的私有化現像，我在《官權氾濫——中國內亂的歷史根源》文章中有專門論述；就量的方面來看，就是中國私有化水平遠遠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比如中國住房的私有化比率世界最高。本來，人類社會佔有製度的歷史邏輯，是私有化——國有化——社會化；目前全世界都在由國有化向社會化的更高階段發展，唯獨中國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由國有化倒退到私有化階段。 20世紀末，中國之所以越來越成為世界政治文明的討伐對像，這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次所謂思想解放運動，就是所謂姓公姓私的爭論，從公有製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把上百萬公有製企業據為己有，形成了史所罕見的大規模資產搶劫運動。如果說第一次是擺脫社會主義思想約束，走上了私有化道路，那麼第二次則是擺脫公有製倫理約束，走上了搶劫道路。搶劫和經濟學上的私有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經濟學上的私有化是指有償佔有和公平瓜分，如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私有化一樣，東歐國家的私有化就是把全國資產作分子，全國公民作分母，平均一除，每人一份，然後自由轉讓。中國的私有化則是把工人趕出工廠大門，宣布企業歸管理者所有，起了個名叫MBO（管理層收購），這純粹是極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的公開搶劫。這種公開搶劫的弊端還不僅僅在於數千萬工人流離失所，還在於它把資本主義歷史上固有的各種危機和動盪搬到了中國，為避免動盪就用沿襲下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力量去壓制，這就使老百姓誤以為悲劇的根源是社會主義，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力量，反倒去擁護這種搶劫式改革，結果使搶劫者越來越大膽，在搶劫工廠等生產資料後，又去搶劫住房等生活資料，低價買來老百姓的房子翻改後再高價賣給老百姓，其間的差價如同珠穆朗瑪峰，老百姓不同意就動用武警和法院強制執行。更加糟糕的是，沒有底線的搶劫甚至嚇壞了搶劫者本身，為了避免遭受歷史清算，一邊紛紛把搶劫的資產向海外轉移，一邊像吳三桂那樣“引清兵入關”，勾結外部勢力推動國家解體。洋人也乘機大舉入關，瘋狂掃蕩中國財富。
關於什麼是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麼的問題，中國的改革精英正在掀起全國性大討論，準備在年底以前把爭論推向高潮。我仔細閱讀了幾乎所有右翼政治勢力關於解放思想的論述，概括起來就是目前中國道德墮落得還不夠，社會仍然殘存著公平正義的觀念，這些都是極左思潮存在的土壤，必須加以徹底清除。並且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批判極左的主要內容，是解決姓中姓外的爭論。認為在世界一體化的今天：只有發展和不發展的問題，不再有國家和民族利益問題；提出國家民族利益，純粹是極左思潮的殘餘。所以，最近中國右翼政治勢力攻擊的矛頭對準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中國歷史上共發生過三次反對民族主義的運動：第一次是八國聯軍領導的反對民族主義運動；第二次是偽滿政府領導的反對民族主義運動；第三次就是目前由中國極端右翼政治勢力領導的反對民族主義運動。大家打開世界歷史看一下就會發現，自有國家以來，古今中外只有中國發生過反對民族主義運動，其他任何國家都從未有過。
第三，關於改革和革命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需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本來，改革和革命是人類政治詞典中最崇高的2個名詞，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就是依靠這兩個環節實現的。解決社會問題只有這兩種方法，改革和革命。改革是在肯定現存制度基礎上的變革，目的是完善現存制度；革命是在否定現存制度基礎上的變革，目的是替換現存制度。社會出了問題首先是通過改革加以完善，如果不行那就進行革命。如同人患病後首先是吃藥打針，治愈不了再進行外科手術。革命就是社會的外科手術，改革是社會的保守療法。二者俱有密切聯繫，革命往往是改革無能為力的結果。但是二者又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性質，革命是窮人反對富人的鬥爭，改革是富人管理窮人的鬥爭，所以富人一般反對革命讚揚改革。古今中外的精英集團為避免革命，往往是通過改革給窮人留條活路，所以歷史上窮人也同樣贊成改革。像30年來中國精英集團這樣打著改革旗號把窮人活路全部堵死的改革，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恰恰是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的倒行逆施，把改革和革命這兩個最神聖的名詞同時毀掉了。
首先，他們在理論和輿論上把革命妖魔化了。打著反思的幌子，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及中國歷史上所有農民革命和農民戰爭，統統加以否定，把他們能夠做到的和能夠想像到的所有罪惡，統統強加到革命頭上，把革命描繪成為所有邪惡的代名詞，把革命者描繪成為血腥殘暴的妖魔鬼怪。
其次，他們在實踐中又把改革給獸性化了。本來，古今中外所有改革都是約束官權、抑制豪強，擴大民生民權的社會制度調整，所以人們才把改革稱為改良，改良改良，就是越改越良，向著良好方向進行改變。而中國的改革卻恰恰相反，為了徹底摧毀毛澤東時代的大民主制度，打出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旗幟，把中央的權力向官員下放，把百姓的利益向官員集中，並且中央的權力只下放到官員，百姓的利益只集中到官員。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上下兩頭剝奪的改革，與當初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有很大關係，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特點是，中央有一批傳統社會主義者，群眾中有一批造反派。要解決這個問題，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就必須造就一個與中央和百姓兩頭對立的特殊利益集團，用這個集團徹底改變中國原有製度。這種兩頭剝奪的改革造就了古今中外都絕無僅有的權利無邊的強大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既要避免中央集權的約束，又要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就必須擺脫一切倫理約束。以往所有社會建立起來的政治倫理都具有單向性特點；封建倫理講服從，妨礙他約束中央集權；資本主義倫理講民主，妨礙他鎮壓民眾；人類歷史上形成的所有倫理道德都不適合這個集團，於是這個集團就乾脆把人類所有倫理道德統統踩在腳下，強制推行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整個社會就不可避免地越來越獸性化了。
近30年來天天都在宣傳改革就是要優勝劣汰，卻很少有人想到優勝劣汰完全是動物世界的獸性法則。從小學到大學的所有講台上都在灌輸優勝劣汰的動物法則，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荒誕現像。社會倫理道德完全崩潰了。本來，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是動物世界的獸性法則，人性法則應該鋤強扶弱、除暴安良。改革的結果卻是獸性法則取代了人性法則，結果就是富人變成了野獸，窮人變成了牲口。改革越來越成為地方官僚為所欲為的最常用藉口，越來越成為老百姓最為恐懼的可怕名詞，特別是對於基層單位來講，聽到單位領導談改革，比半夜墳地遇到惡鬼還要更加恐懼。
現在，要實行以人為本，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就必須恢復改革原有的改良含義，賦予改革明確的倫理色彩，不能把所有改變現狀的做法都稱為改革。符合倫理的變化是改革，違背倫理的變化是作惡，並且違背倫理的改革，效率越高罪惡就越大。改革之所以成為作惡工具，就是只講效率，不講倫理不講公平的結果。改革初期有句話，叫做“要把被顛倒了的是非觀念重新顛倒過來”，結果就是人類數千年形成的倫理大廈徹底倒塌了，是非真假善惡美醜全都倒了過來，西門慶霸占潘金蓮變成了改革壯舉，因為西門慶提高了紅顏資源的利用效率，打破了武大郎家庭原來封閉僵化的落後狀態，至於武大郎的死亡，不過是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代價。現在，是到了分清改革歷史性質的時候了。
中國一直存在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改革：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個是改革教領導的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清算。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是歷屆全國黨代會對中國改革的共同定義。最初許多老同志和全國人民擁護的改革，就是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可是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改革，卻變成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清算，最初是清算改革前十年，後來清算到1949年，再後來乾脆清算到1840年，直至把2千年以來的所有農民起義和革命，全都納入了清算範圍。清算的結果就是，中華民族發展史完全是一部罪惡史，中華民族歷史上所有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和革命，統統屬於歷史犯罪，甚至把反抗八國聯軍侵略的義和團，打造成為罪惡代名詞。持續30年的自我清算，徹底摧毀了知識分子和社會中上層人士的民族自信，甚至連那位才華橫溢的解放軍中將，都發表文章公開聲稱：“西方歷史是一部棄惡從善的歷史；中國歷史則是一部棄善從惡的歷史”。堂堂解放軍中將都被清算到如此民族自卑的程度，一般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所以，不僅改革的性質要搞清楚，革命的性質和作用同樣需要搞清楚。如果能夠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話語搞清楚，是國家之幸人民之幸，如果中國右派堅持拒絕話語交流，堅持不讓人民說話，堅持把矛盾推向極端，最終的災難性後果就不僅是落到國家和人民頭上，也同樣會落到他們自己頭上。
第四，人性和獸性的區別問題。剛才講到了人性法則和獸性法則的區別問題，人類社會應該按照人性法則來組織，不應該實行野獸世界的競爭法則。在這個問題上，改革教對中國最大的犯罪，就是讓中國陷入了三重悲劇。
首先，顛倒了人性和獸性的關係，以獸性代替人性。雖然人類具有與動物相同的感官需求，但是人的生命本質是一種崇高的精神現像，精神需求才是真正屬於人類的需求。但是，由於改革教的文化精英完全喪失了對崇高事物的感知能力，如同低等動物那樣以自身的尺度來衡量世界衡量他人，便以為人與低等動物所共有的感官需求就是人類的全部需求。而把真正屬於人類的精神需求看作是騙人的說教，並且在實踐中長期堅持把崇高神聖的追求當成騙人的說教。本來，只有愛情才是人性，性慾是動物性，是人與動物共有的屬性，可是在改革教精英看來，愛情是騙人的說教，只有性慾才是真實的人性，完全顛倒了人性和獸性的關係。把人與動物共有的獸性當作唯一的人性加以宣傳和推崇，把情感和精神領域的崇高追求變成嘲笑和戲弄的對像，最終必然是人倫盡失、精神淪喪，所有真善美的正常情感都失去了存在的現實基礎。 《色戒》就是一個典型，把為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而獻身的烈士壯舉，歸結為是追求性慾快感的結果。他們只承認食慾和性慾是真實的人性，把除此之外人類所有崇高追求統統貶低為是虛偽說教，把人類數千年建立起來的輝煌文明統統歸結為包括低等動物都具有的“食道文化”和“陰道文化”，此外不承認任何文化。
由於改革教的文化精英把本能作為衡量世界的唯一尺度，他們自己是什麼樣就認為整個世界都是什麼樣，他們自己是自私卑鄙猥瑣骯髒的邪惡群體，就認為整個世界所有人也都是邪惡群體。他們自己一生只有性交沒有愛情，就否認整個世界存在愛情；他們自己一生只為吃好喝好，就認為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吃好喝好。 30年來改革教的辯護詞永遠就只是一句話：“現在的吃喝增加了”，是不是真的增加了暫且不論，在此至少說明他們完全顛倒了人性和獸性的關係。不過在改革之前，他們從屬的社會地位，決定了這種顛倒只是他們自身群體的墮落，但是後來當他們成為社會主流時，這種顛倒便演化成為整個社會的墮落，他們肉慾至上的獸性價值觀便成為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整個社會完全向著最大限度滿足少數精英肉慾的方向發展，為此不惜毀滅一切——環境、倫理和生命尊嚴，在已經消滅娼妓制度30年的情況下，再次把數百萬勞動婦女強制變成滿足他人肉慾的工具。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墮落時代，其墮落程度完全超出了宗教關於末法時代最恐怖的描述。以至於胡錦濤新政沒有辦法，只能提出“八榮八恥”，由洪荒時代起從頭進行啟蒙教育，“八榮八恥”本來是幼兒園小朋友的啟蒙教材，可是在當今中國卻成為高不可攀的道德高峰。
其次，按照獸性法則對整個社會進行強化訓練，把中國變成了野蠻的動物世界。這是人性和獸性顛倒的必然結果。前面已經談過，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競爭法則是動物世界的獸性法則，不應該成為人類社會的組織法則。可是30年來最響亮的一句口號就是：“有本事的吃肉，沒本事的喝湯”。發展到後來乾脆連湯也不讓喝了，變成“有本事的吃肉，沒本事的喝風”。不要小看喝湯喝風這一個字的差別，這是人獸兩個世界的本質差別。 “吃肉與喝湯”雖然是兩極分化，但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分化，而“吃肉喝風”則已經成為動物世界的物種差別了。有人會說，西方國家也是競爭法則，其實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個方面，西方國家弱肉強食的獸性法則主要是對外，對內則是越來越完善的劫富濟貧原則，是一種典型的狼文化結構：對內善良互助，對外血腥殘暴。這就是西方國家內部比較團結和諧，對外強硬一致的原因。中國則與西方國家完全相反，對內實行弱肉強食的獸性法則，同胞之間越來越血腥殘暴，人與人之間是狼，心與心之間是地獄。整個社會，性格越來越扭曲，內心越來越恐懼，彼此越來越敵視，13億人被競爭撕碎成13億碎片。現在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就是要把13億殘破的碎片重新聚合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只是如果不徹底改變獸性法則，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
最後，獸性法則訓練的結果不是變成了強大虎狼，而是變成了肥大牛羊。這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悲劇。世界歷史上有許多國家都曾經實行過獸性法則，特別是近代西方國家獸性法則更是野蠻，但是，歷史上所有實行獸性法則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無一例外地被獸性法則訓練成了虎狼，唯獨當今中國被獸性法則訓練成了牛羊。虎狼的獸性化和牛羊的獸性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命運，虎狼國家屬於強大國家，牛羊國家屬於肥大國家；虎狼國家越強大越安全，牛羊國家越肥大越危險；虎狼國家是宰割他人的國家，牛羊國家是被宰割的國家。 30年來改革教散佈的最大歷史謊言，就是“落後必然挨打”，可是翻開歷史就會發現，中國歷次挨打不是因為落後，而是因為肥大，特別是近代先後兩次差點兒亡國滅種的慘劇，都是發生在經濟十分發達、國家特別肥大的時期。
第一次是晚清的洋務運動，那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繁榮發達，GDP（總產值）佔世界三分之一，相當於現在美國占世界的比重，成為全世界經濟最肥大的國家，因而引來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聯合宰殺。中日第一次甲午戰爭爆發時，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 10多倍，結果是經濟肥大的中國割地賠款，貧窮的日本則依靠中國賠款走上了現代化道路。第二次是民國三十年代，那是中國第二次改革開放，進入了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GDP總量超過日本一倍多。當時上海號稱東方巴黎，成為舉世矚目的東亞金融中心。結果是“九一八事變”，被不足千名日本兵佔領了東三省；“華北事變”又被不足萬名日本兵佔領了華北；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盡數落入日本手中。如果不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估計大和民族已經成為了第二個滿族。
現在中國是第三次站到了強大國家和肥大國家的十字路口，雖然我們不想成為虎狼國家，但是也不能再次成為牛羊國家。然而殘酷的現實卻是中國正在成為“國際奶牛”，標誌就是在傳統國家利益的領土方面和現代國家利益的規則方面，中國正在逐漸失去捍衛國家利益的能力，在所有對外利益衝突中——無論對方是大國還是小國——都是百分之百地喪失自身利益，連一個讓國人自豪的例外都很難找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日關係，自有世界歷史以來，從來都是戰勝國占領戰敗國的領土，唯獨中日之間顛倒過來，是戰敗國占領戰勝國的領土，並且所佔領的資源超過中國大陸資源的總和。可以說，衡量中國是強大國家還是肥大國家的最可靠尺度，就是中日關係。雖然日本侵占中國領土的面積還沒有達到歷史上兩次中日戰爭的水平，但是中國人在日本面前的軟弱程度卻已經超出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當初蔣介石丟掉東北華北，還不忘天天高喊要收復失地，可是釣魚島已經被日本人侵占了10多年，至今沒有聽到任何中國官員喊過要收復釣魚島。現在的中國人在自然災害面前往往具有大無畏精神，能夠振臂高喊“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可是在外國人面前卻沒有一句毛澤東那樣的豪邁語言。這是30年來中國在意識形態和國防工業兩個方面自我摧毀的必然結果。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強大國防工業，除了原子彈沒有像大飛機那樣扔進垃圾堆之外，其餘絕大部分自我摧毀，只能越來越依靠進口武器裝備軍隊，而一個依靠進口武器打仗的國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戰鬥力和威懾力的，阿根廷“馬島之戰” 的悲劇全世界都知道。
2010年4月4日
美國慈善組織
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慈善組織與美國中情局
作者：馬耀邦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3-29
美國慈善組織
（加）馬耀邦著林賢劍譯、林小芳校
在題為《誰承擔後果——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的著作中，美國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為了發動文化冷戰，美國中情局向各類美國慈善機構投入巨款。根據美國國會的評估，在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所提供的 700項補助中，有50%來自中情局。中情局與美國著名基金會的合作使其能夠掩飾顛覆性的活動。為了實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機構作為掩護，在東道國的大學、工會、青年社團和出版社等組織發起大量的文化活動。 1
顯而易見，福特基金會就是被用來實現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美國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認為，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有意識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強美帝國的文化霸權，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響。” 1
福特基金會成立於1936年，創始人為美國汽車行業的一位傳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進社會正義。然而，二戰後，該基金會與中情局在文化領域開始了積極合作。在與蘇聯進行冷戰對抗期間，它欣然充當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爾（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為福特基金會主席，他經常與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討論當時的重大問題。實際上，福特基金會被視為“冷戰思潮的先鋒”2，一位學者作瞭如下論斷：“有時，福特基金會看起來似乎僅僅是美國政府在國際文化宣傳領域的一種延續，它在歐洲有著從事秘密活動的記錄，它還與馬歇爾計劃和中情局官員在特定項目上有著密切合作。”1
比塞爾先生與艾倫·杜勒斯先生關係如此之親密，以至於他在福特基金會呆了兩年後，就離職成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別助理。比塞爾先生的繼任者是約翰·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國戰爭部副部長，駐德國高級專員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團利益的一位華爾街律師。麥克洛伊先生進一步加強了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的關係。結果，福特基金會成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標組織發放基金和動員其他人反對共產主義勢力或左翼集團。正是藉助福特基金會和打著慈善的幌子，許多文化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獲得財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間諜利用福特基金會員工身份的掩飾，在國外從事秘密活動。 1
與中情局的關係曝光後，福特基金會的經營風格稍有變化，但其實現美國文化統治的目標保持不變。它公開與美國國際開發署等美國政府機構進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權組織。這些組織對批評他國侵犯人權的行為沒有絲毫猶豫，但對美國和以色列的人權紀錄視而不見。福特基金會資助的機構“不參與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義的群眾運動，他們將福特基金會視為一個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組織。”1本質上，在後冷戰時代，為了實現美國的文化統治，福特基金會以慈善理念作為幌子，扮演著相同的合作角色。
儘管福特基金會的運營經歷如此聲名狼藉，中國還是允許它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這令人非常吃驚。人們也許會問，哪一個獨立國家會允許中情局附屬機構從事旨在完成“和平演變”的秘密活動。 “和平演變”是杜勒斯所宣稱的美國對華政策目標。儘管中國具有疑慮，在中國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之後，福特基金會還是在1988年與中國建立了關係。這是第一家在中國建立辦事處的國際組織。此前，福特基金會在美國的大學贊助中國研究計劃。在中國，它最初與中國的大學共同致力於發展經濟學院和法學院。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形成密切的關係。其主要關注的領域是經濟、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國際關係。它資助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和智囊團。福特基金會以120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計劃，這些計劃甚至在政策領域對中國都產生了一種決定性的影響。它還在美國為中國學生創辦研究生協會。 3
除了福特基金會之外，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是另一家傳播美國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國慈善機構。卡耐基基金會是最富有的基金會之一，美國冷戰鬥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於1946至1952年擔任該基金會主席。杜勒斯是“大規模報復”理論的提出人，曾任美國國務卿。卡耐基基金會為美國外交政策智庫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資助。蘇聯解體後，卡耐基基金會在莫斯科設立了辦事處。它通過俄羅斯主管私有化的副總理葉戈爾•蓋達爾（Yegor Gaidar），向俄總統鮑裡斯·葉利欽提出建議。結果，卡耐基基金會獲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馬”的綽號。由於私有化，俄羅斯這個曾經驕傲自大的工業化國家，迅速淪落為一個破產的第三世界國家，無力支付工人工資，需要依靠外資才得以生存，因為其中央銀行被取消了製造貨幣的權力。俄羅斯政府的徵稅權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會事業被放棄。
卡耐基基金會與美國政府的關係密切，其兩任主席分別曾任美國國務院情報局局長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全球事務主任。該機構也試圖在中國建立一個類似於其在俄羅斯的附屬機構，向中國提出私有化計劃。它與北京黨校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關係密切。 4
卡耐基基金會坦率地宣稱，其在中國的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個以中國為基地的世界級政策研究中心。從而，到2005年底，它與中國改革論壇簽訂一項協議，計劃共同研究全球化對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這便於收集中國國內的觀點和信息，使華盛頓的決策者易於掌握它們。與中國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種族研究、能源、防擴散、氣候變化和貿易政策，這些課題都是美國決策者非常感興趣的。該基金會還與中國國際戰略基金會合作，加強對中美危機管理，特別是台灣問題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會看來，該研究項目在管理台灣危機上“正在形成有價值的見解和建議”，卡耐基基金會將向下一屆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議。 5
卡耐基基金會與美國政府具有廣泛聯繫，尤其是在安全和情報領域。最令人吃驚的是，作為這樣一個外國機構，卡耐基基金會已經涉足位於北京的權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經與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計劃委員會進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國國內議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環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關社會緊張程度的信息。它甚至獲得了關於“中國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 5
除了福特基金會和卡耐基基金會之外，另一個傑出的慈善機構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因其在印度資助發起綠色革命而聞名於世。綠色革命以擴大全球糧食供應為幌子，顯然推進了美國，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團石化企業的商業和地緣政治利益。
綠色革命的現代化技術需要大量使用水、化肥、拖拉機、灌溉、現代化農場裝備和能源。它便於美國農業綜合企業滲透進入發展中國家，為美國工業、石油和化學產品打開市場，而這正是洛克菲勒商業帝國的領域。
不幸的是，新的農業技術已經成為絕大多數印度農民的災難，因為它以三種僅有的雜交種子取代了小麥、玉米和黍等傳統作物，導致糧食供應進入一種危險的平衡。而且，高產量的種子易遭蟲害，導致30-100%的損失。其它有害影響包括土壤侵蝕、高投入和水資源短缺。更為重要的是，綠色革命給農民帶來沉重的債務負擔，直接導致農村人口貧窮程度的提高。結果，在過去的十年，20萬印度農民自殺身亡，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減輕高成本的綠色革命所帶來的債務負擔。 6、7
儘管綠色革命在亞洲遭到了失敗，洛克菲勒基金會還是與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合作，發起“非洲綠色革命聯盟”。洛克菲勒基金會聲稱，綠色革命已經繞開了非洲，它將支持“推動改良政策，建立合作關係，以達到技術和製度變革的需求，從而實現綠色革命”的活動。 8然而，在一位埃塞俄比亞學者看來，“歸類於'綠色革命'名義下的技術性變革已經在埃塞俄比亞和非洲其他地區實施多年，它完全無法解決飢餓、營養不良或貧困。”9事實上，非洲人民自己也對“非洲綠色革命聯盟”的倡議表示不滿，批評它帶來了環境和社會成本，還可能破壞“非洲農民土生土長的種子培育文化”。 9
雖然蓋茨先生承認他對農業不甚了解，“對於理解化肥、抽水灌溉、植物育種等事物已經畫了一條陡峭的學習曲線”，10但他相信，技術是非洲的解決之道。這可以從2008年聯合國氣候與糧食峰會上得到證實，在峰會上，蓋茨先生就糧食問題，與戈登·布朗、小布什和美國跨國公司堅決站在一起。而美國跨國公司是化工技術和轉基因種子的開發商。實際上，“比爾·蓋茨及其基金會希望向非洲出售更多的化學肥料，從而利用向非洲供應糧食牟利。”12遺憾的是，向貧困的非洲農民推銷化肥，將使他們陷入更沉重的債務負擔。此外，非洲農業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西方補貼的農產品，它和轉基因食品一起在非洲市場氾濫。結果，非洲農民喪失了其市場佔有率、收益和耕作的熱情，他們的生活陷入可怕的貧困。 11
事實上，為了團結美國政府和海外的跨國公司，蓋茨先生及其基金會與其它美國慈善組織並無二致，他們樂意成為美國政府的工具或增設機構。最不祥的和最驚奇的是，鑑於美國基金會過去在全世界的行為記錄，中國竟然允許它們在中國開展活動，甚至給予它們與中國的組織交往的權利，而這些中國組織能夠對中國決策者產生影響。這種做法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美國不允許任何中國機構有機會對華盛頓造成任何影響，也不允許他們有從華盛頓獲取特權信息的機會。在美國人的眼裡，這是一種叛國行為。
作者：馬耀邦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3-29
美國慈善組織
（加）馬耀邦著林賢劍譯、林小芳校
在題為《誰承擔後果——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的著作中，美國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為了發動文化冷戰，美國中情局向各類美國慈善機構投入巨款。根據美國國會的評估，在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所提供的 700項補助中，有50%來自中情局。中情局與美國著名基金會的合作使其能夠掩飾顛覆性的活動。為了實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機構作為掩護，在東道國的大學、工會、青年社團和出版社等組織發起大量的文化活動。 1
顯而易見，福特基金會就是被用來實現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美國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認為，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有意識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強美帝國的文化霸權，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響。” 1
福特基金會成立於1936年，創始人為美國汽車行業的一位傳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進社會正義。然而，二戰後，該基金會與中情局在文化領域開始了積極合作。在與蘇聯進行冷戰對抗期間，它欣然充當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爾（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為福特基金會主席，他經常與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討論當時的重大問題。實際上，福特基金會被視為“冷戰思潮的先鋒”2，一位學者作瞭如下論斷：“有時，福特基金會看起來似乎僅僅是美國政府在國際文化宣傳領域的一種延續，它在歐洲有著從事秘密活動的記錄，它還與馬歇爾計劃和中情局官員在特定項目上有著密切合作。”1
比塞爾先生與艾倫·杜勒斯先生關係如此之親密，以至於他在福特基金會呆了兩年後，就離職成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別助理。比塞爾先生的繼任者是約翰·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國戰爭部副部長，駐德國高級專員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團利益的一位華爾街律師。麥克洛伊先生進一步加強了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的關係。結果，福特基金會成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標組織發放基金和動員其他人反對共產主義勢力或左翼集團。正是藉助福特基金會和打著慈善的幌子，許多文化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獲得財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間諜利用福特基金會員工身份的掩飾，在國外從事秘密活動。 1
與中情局的關係曝光後，福特基金會的經營風格稍有變化，但其實現美國文化統治的目標保持不變。它公開與美國國際開發署等美國政府機構進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權組織。這些組織對批評他國侵犯人權的行為沒有絲毫猶豫，但對美國和以色列的人權紀錄視而不見。福特基金會資助的機構“不參與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義的群眾運動，他們將福特基金會視為一個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組織。”1本質上，在後冷戰時代，為了實現美國的文化統治，福特基金會以慈善理念作為幌子，扮演著相同的合作角色。
儘管福特基金會的運營經歷如此聲名狼藉，中國還是允許它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這令人非常吃驚。人們也許會問，哪一個獨立國家會允許中情局附屬機構從事旨在完成“和平演變”的秘密活動。 “和平演變”是杜勒斯所宣稱的美國對華政策目標。儘管中國具有疑慮，在中國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之後，福特基金會還是在1988年與中國建立了關係。這是第一家在中國建立辦事處的國際組織。此前，福特基金會在美國的大學贊助中國研究計劃。在中國，它最初與中國的大學共同致力於發展經濟學院和法學院。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形成密切的關係。其主要關注的領域是經濟、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國際關係。它資助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和智囊團。福特基金會以120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計劃，這些計劃甚至在政策領域對中國都產生了一種決定性的影響。它還在美國為中國學生創辦研究生協會。 3
除了福特基金會之外，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是另一家傳播美國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國慈善機構。卡耐基基金會是最富有的基金會之一，美國冷戰鬥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於1946至1952年擔任該基金會主席。杜勒斯是“大規模報復”理論的提出人，曾任美國國務卿。卡耐基基金會為美國外交政策智庫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資助。蘇聯解體後，卡耐基基金會在莫斯科設立了辦事處。它通過俄羅斯主管私有化的副總理葉戈爾•蓋達爾（Yegor Gaidar），向俄總統鮑裡斯·葉利欽提出建議。結果，卡耐基基金會獲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馬”的綽號。由於私有化，俄羅斯這個曾經驕傲自大的工業化國家，迅速淪落為一個破產的第三世界國家，無力支付工人工資，需要依靠外資才得以生存，因為其中央銀行被取消了製造貨幣的權力。俄羅斯政府的徵稅權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會事業被放棄。
卡耐基基金會與美國政府的關係密切，其兩任主席分別曾任美國國務院情報局局長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全球事務主任。該機構也試圖在中國建立一個類似於其在俄羅斯的附屬機構，向中國提出私有化計劃。它與北京黨校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關係密切。 4
卡耐基基金會坦率地宣稱，其在中國的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個以中國為基地的世界級政策研究中心。從而，到2005年底，它與中國改革論壇簽訂一項協議，計劃共同研究全球化對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這便於收集中國國內的觀點和信息，使華盛頓的決策者易於掌握它們。與中國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種族研究、能源、防擴散、氣候變化和貿易政策，這些課題都是美國決策者非常感興趣的。該基金會還與中國國際戰略基金會合作，加強對中美危機管理，特別是台灣問題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會看來，該研究項目在管理台灣危機上“正在形成有價值的見解和建議”，卡耐基基金會將向下一屆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議。 5
卡耐基基金會與美國政府具有廣泛聯繫，尤其是在安全和情報領域。最令人吃驚的是，作為這樣一個外國機構，卡耐基基金會已經涉足位於北京的權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經與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計劃委員會進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國國內議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環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關社會緊張程度的信息。它甚至獲得了關於“中國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 5
除了福特基金會和卡耐基基金會之外，另一個傑出的慈善機構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因其在印度資助發起綠色革命而聞名於世。綠色革命以擴大全球糧食供應為幌子，顯然推進了美國，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團石化企業的商業和地緣政治利益。
綠色革命的現代化技術需要大量使用水、化肥、拖拉機、灌溉、現代化農場裝備和能源。它便於美國農業綜合企業滲透進入發展中國家，為美國工業、石油和化學產品打開市場，而這正是洛克菲勒商業帝國的領域。
不幸的是，新的農業技術已經成為絕大多數印度農民的災難，因為它以三種僅有的雜交種子取代了小麥、玉米和黍等傳統作物，導致糧食供應進入一種危險的平衡。而且，高產量的種子易遭蟲害，導致30-100%的損失。其它有害影響包括土壤侵蝕、高投入和水資源短缺。更為重要的是，綠色革命給農民帶來沉重的債務負擔，直接導致農村人口貧窮程度的提高。結果，在過去的十年，20萬印度農民自殺身亡，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減輕高成本的綠色革命所帶來的債務負擔。 6、7
儘管綠色革命在亞洲遭到了失敗，洛克菲勒基金會還是與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合作，發起“非洲綠色革命聯盟”。洛克菲勒基金會聲稱，綠色革命已經繞開了非洲，它將支持“推動改良政策，建立合作關係，以達到技術和製度變革的需求，從而實現綠色革命”的活動。 8然而，在一位埃塞俄比亞學者看來，“歸類於'綠色革命'名義下的技術性變革已經在埃塞俄比亞和非洲其他地區實施多年，它完全無法解決飢餓、營養不良或貧困。”9事實上，非洲人民自己也對“非洲綠色革命聯盟”的倡議表示不滿，批評它帶來了環境和社會成本，還可能破壞“非洲農民土生土長的種子培育文化”。 9
雖然蓋茨先生承認他對農業不甚了解，“對於理解化肥、抽水灌溉、植物育種等事物已經畫了一條陡峭的學習曲線”，10但他相信，技術是非洲的解決之道。這可以從2008年聯合國氣候與糧食峰會上得到證實，在峰會上，蓋茨先生就糧食問題，與戈登·布朗、小布什和美國跨國公司堅決站在一起。而美國跨國公司是化工技術和轉基因種子的開發商。實際上，“比爾·蓋茨及其基金會希望向非洲出售更多的化學肥料，從而利用向非洲供應糧食牟利。”12遺憾的是，向貧困的非洲農民推銷化肥，將使他們陷入更沉重的債務負擔。此外，非洲農業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西方補貼的農產品，它和轉基因食品一起在非洲市場氾濫。結果，非洲農民喪失了其市場佔有率、收益和耕作的熱情，他們的生活陷入可怕的貧困。 11
事實上，為了團結美國政府和海外的跨國公司，蓋茨先生及其基金會與其它美國慈善組織並無二致，他們樂意成為美國政府的工具或增設機構。最不祥的和最驚奇的是，鑑於美國基金會過去在全世界的行為記錄，中國竟然允許它們在中國開展活動，甚至給予它們與中國的組織交往的權利，而這些中國組織能夠對中國決策者產生影響。這種做法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美國不允許任何中國機構有機會對華盛頓造成任何影響，也不允許他們有從華盛頓獲取特權信息的機會。在美國人的眼裡，這是一種叛國行為。
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
讀《新中國前三十年留下的遺產是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有感
作者：春華秋實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4-4
讀《新中國前三十年留下的遺產是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有感
春華秋實
“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的GDP增幅為8%， “中國經濟奇蹟”的大戲將繼續上演。為什麼能創造“中國經濟奇蹟”？北大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署文《新中國前三十年留下的遺產是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指出其部分答案，可能還要到前三十年留下的遺產裡去找。其中最重要的遺產之一是人力資本基礎。本人年少時經歷過那個時代，所見所聞也證實文中論述。
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的主體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外資來說，一個好的投資環境，既要有低成本的土地、自然資源，工業基礎，還需要有年輕的、健康的、高素質、低成本的優秀勞動力。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這些條件，在發展中國家具有相當優勢。於是，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資本擴張找到了這片神奇的土地。中國逐步變成了世界工廠，億萬農民離開田野，加入工業與服務業，中國工人階級以較低的勞動報酬勤奮工作，為全世界消費者生產了價廉物美的商品，國際資本賺的盆滿缽滿。
經過前三十年的建設，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卓有成效，城市鄉村工廠林立。建立的大、中、小型國營、地方國營企業，社辦、隊辦、場辦、校辦、街道辦企業承載就業、創造財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國是那時的生動寫照。公立醫院、私立診所，機關、企、事業單位、軍隊、院校、公社、大隊醫院、衛生院、門診部遍布城鄉各地，為民眾防病治病。國民教育體系的大、中、小學（其中部分民辦）、中專、技校及在職教育的企業辦各類學校，為國家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勞動者。電影院、戲院、美術館、圖書館、文化宮傳播文化，陶冶國民情操。省、市、區、單位、院校的田徑場、游泳池（館）、球類場館等各類體育場館舉辦競賽，強健國民體魄。這些物質和精神財富是實實在在的，為改開以後的“經濟奇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本人1976年初去蘇北的方強農場工作（知青）。當農場優良品種試驗站得到一筆2萬元的科研經費，要採購電冰箱、扭力天平等儀器時，正逢“限制集團購買力”，在商店購買有限額，於是派我這個大城市來的小知青去找找門路。我來到蘇南地區，蘇州市的機關幹部介紹我去郊區社辦企業看看。我在那裡初次見到了鄉鎮企業的前身——人民公社社辦企業，他們居然生產電冰箱，也能採購。蘇州郊縣的社辦企業眾多，所以後來蘇州成為工業重鎮也是有原因的。我所在的農場也有工業，如機械廠、味精廠、棉花加工廠等。我在軋棉廠看到的脫籽機，上面均雕刻著“國營方強農場製造”的大字，那時連一個普通農場都能製造工業機械，可見我國的人力資本還是不錯的。棉花經液壓機打包後，運往位於淮安市的江蘇省農墾局紡織廠，紡紗織布。那裡是農墾工業園區，我參觀了其中的紡織廠和化學纖維廠。工廠大多沿河岸而建，方便裝卸貨物，挺合理的。我曾短暫養蜂，隨養蜂隊轉場到水鄉興化縣，採集油菜花蜜。工作之餘參觀了當地公社的巢絲廠，蠶繭經女工們靈巧的雙手變成捲卷蠶絲。我去的那天正逢工廠停工半天，見到廠方用機帆船送女工們去興化縣城看戲，廠長還在岸邊揮手要大家注意安全。這個景像說明那時的工人（必須）得到善待。
1977年國家製定了全面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雄心勃勃的十年規劃（後來遭遇“小崗村”，包產到戶，分田到戶，規劃則無法落實）。我小時候的1967年就在老家見過生產隊新買的常州製造的195型手扶拖拉機，這種拖拉機在農村及中小城市非常普及。 195柴油機是真正具有知識產權的發動機之一，廣泛作為小型機械的動力。那時的國營農場普遍使用拖拉機、播種機、聯合收割機等農業機械，我所在的方強農場就是使用聯合收割機收割小麥，基本上不用鐮刀，因為田地都是平整的矩形，地塊都有幾個足球場大，非常適合機械作業。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大型農場還使用飛機播種、除草除蟲。當時農機領域人才濟濟，基礎雄厚，中國的製造業為農業現代化作好了準備。國家也進口了成套美式農機，作為試驗，在黑龍江友誼農場裝備了一個全機械化農場，只用十五個職工。八十年代後期農場也被迫搞包產到戶，大農場變成了無數個家庭小農場，土地、生產資料被個體承包，不適應機械化大生產了。八、九十年代糧食豐收，不是因為“一包就靈”，而是因為除了風調雨順的年景外，前三十年在農業科技上的大量投入，在農田水利的大量投入（農閒時節全國公社社員和農場職工都奮戰在農田水利工地上，哪像現在都跑到城裡打工。河海大學的前身叫“華東水利學院”），雜交水稻等良種培育到了收穫成果（獲取紅利）的時候了。
1976年前，各大專院校也有經濟組織，而且是產、學、研一體化的。例如南京大學有儀器廠、印刷廠、低溫材料廠、栗陽農場等校辦企業。 1980年，家用電器興起，南大儀器廠也行動起來，搞起了電風扇，生產了兩種型號的台式電扇，製造速度非常快，發給每一位教職工。
新中國前三十年建立了龐大的國防工業。改開後，所謂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路線，大量壓縮國防經費，下馬國防項目，讓軍工企業涉足民品生產。這些製造飛機、導彈、槍砲、雷達、通訊器材的軍工廠及科研院所只好紛紛幹起副業，造起了汽車摩托車、家用電器、小家電、手機數碼等消費品，用一部分製造武器的產能生產民品，的確豐富了市場，同時也荒廢了部分“武功”。例如日本松下公司賣過三條錄像機生產線，南京無線電廠（軍工代號“714廠”）安裝了一條，當年就造出了家用錄像機，不過不是“熊貓”牌的而是“松下”牌的。
新中國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極大地提升中國人的數量和質量，是新中國深刻的社會變革所帶來的奇蹟，是與當時社會公平的執政理念、政府主導的中國獨創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群眾路線的保障模式分不開的。
基礎教育體系覆蓋全社會。適合中國國情的免費教育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比擬的，新中國的男女平等，在發展中國家也獨樹一幟，這都使受教育人口大幅度增加。即使在文革初期，中小學照辦，1970年大學恢復招生。按照毛澤東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路線，除了公立院校外，各大中型企業都辦起職工大學或技工學校，提高職工的文化科技素質。江蘇省農墾局每個分局都有職工大學，為各農場培養技術人員，我就曾經在大有農場職工大學電子技術訓練班學習過。在教育費用上，除了中小學交一點錢外，大學免費，其它類學校也免費。那時家庭平均有三個孩子，大多數能上學。 1967年大城市有點亂，我被送到蘇北老家，在農村繼續讀小學，村子左鄰右舍的小孩都是隊辦學校的同學。新中國教育普及，提高了勞動者素質，使工人、大多數農民（後來的農民工）擁有基本讀、寫、算能力，能較好地參與經濟活動。
政府主導的基本醫療和低成本社會保障模式，降低了嬰兒死亡率，延長了人的壽命，做到了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城市是公費醫療，掛號5分錢，醫藥費全免，農村是合作醫療，有醫院，還有赤腳醫生走村串戶。我小時候在生產隊的打穀場玩耍時，就常看到赤腳醫生在給農民看病。我們農墾系統的每個農場都有醫院，醫生來自於醫學院，護士來自於衛生學校（即護士學校），病房寬敞明亮，重感冒就可以住院，還能接待周圍村莊送來的危重病人。生產大隊有衛生院，有次去看望一位朋友，是該院的醫生，恰遇一個農民被沼氣池的火災重度燒傷，衛生院一個電話，鹽城市的救護車便疾馳而來，救死扶傷。順便一說，那時軍民關係也比較密切，有一次看到村民家裡煮很多很多飯，一問，原來是要招待經過本村的解放軍，因為軍隊有時也會幫助地方。
“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新中國重視體育，舉國體制與全民健身並行。 “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前三十年學校體育尤為活躍，各級業餘體校為國家發現、儲備了大量體育人才。 1973年《參考消息》載文評論中國體操如是說：“女運動員們身體強健，肌肉發達”。那時雖然油水不多，但人們很健康，沒有現在的“富貴病”。各級各類學校每年舉辦運動會，上體育課，做課間操、眼保健操。部分企業也做工間操。國家前後製定過四套廣播體操，主要用於課間、工間，讓群眾鍛煉身體。每到夏天，大專院校和企業的游泳池對外開放，祖國的大江大河是城鄉居民游泳、避暑的好去處。每到冬季，大街小巷都能見到長跑鍛煉的市民。
改開年代，校長追求升學率，老闆追逐利潤，人們忙於應酬，健康已經顧不上了。教育一味地傳授知識，訓練考試技能，其他都式微了。當年強調的與工農相結合、面向基層、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的教育理念，出現一定程度的弱化。我們諾要為下一個三十年進行人力資本儲備，就應該繼承發展前三十年的有益經驗，真正實現“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發展道路。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儘管經歷了許多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但不是什麼“浩劫”，也不是什麼“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是建成了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否則怎能國門一開就財源滾滾呢？沒有前人栽樹哪來後人乘涼，也就不會有什麼中國經濟奇蹟了。
附：新中國前30年留下的遺產是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
李玲
新中國成立60週年，值得慶祝。對學者來說，更重要的是總結60年的經驗，揭示“中國奇蹟”的真正原因。不少學者爭論：改革開放之後有沒有一個“中國模式”？有人認為，後30年還是有一個“中國模式”的，比如，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戰略，比如“摸著石頭過河”、“漸進改革”等；也有人認為，中國沒有特殊模式，中國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華盛頓共識的“山寨版”。
無論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摸著石頭過河”，還是 “華盛頓共識”，都不只中國在做，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也對外開放，但都沒有像中國一樣，出現連續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實際上，真正有中國特色的偉大創舉同樣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30年的歷史當中。 “中國經濟奇蹟”的一部分答案，可能還要到前30年留下的遺產裡去找。
在這些遺產當中，有一些是為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的科技體系、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統一的國內市場、安定的政治環境，靠抗美援朝和中美建交而贏得的國際地位，“兩彈一星”換來的國家安全等。除了這些眾所周知的遺產之外，還有一些重要的遺產，不容我們忽視。
其中重要的一個，是新中國前30年奠定的人力資本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採取勞動密集型戰略。實現這一戰略的基礎是中國擁有大量年輕的、健康的、高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這種優秀的勞動力，在發展中國家是罕見的。來源是1949～1978年，我國在人力資本建設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突出表現在健康、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改革開放時，我國的人力資本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遙遙領先，一些指標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其中，平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左右增加到了上世紀80年代早期的70歲，高於很多收入水準比中國高的國家，甚至接近某些發達國家。出生嬰兒死亡率從千分之二百五十減少到1981年的低於千分之五十。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人均壽命的增長速度、嬰兒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比印度和墨西哥兩國之和還要快(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發展指數，下同)。
再看教育，擁有基本讀、寫、算能力是勞動者參與現代社會生產過程的基本前提。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的文盲率達80%，而 1981年，農村青壯年文盲率減少到15%左右，同期，印度仍然維持在60%。因為新中國成立前的文盲率相對較高，如果僅比照青少年的識字率水平，中國在1980年就已經領先於包括巴西、墨西哥等較高收入國家在內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 1949年以前，中國的小學入學率在25%左右。而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學齡兒童入學率就基本穩定在 90%，接近工業化國家水平。其中小學生中45%為女生。在中學一級，毛入學率是46%(包括未到年齡和超齡的學生)，略高於世界平均水平，遠遠高於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
除了健康、教育，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那就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婦女解放、婦女廣泛參與社會生活，再加上醫療條件的改善，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生育率的降低又反過來促進健康和教育的發展。因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生育率的降低是一個內生的自然過程，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就降低到了2.0以下，並不是計劃生育之後才下降的。
新中國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極大地提升中國人的數量和質量，是新中國深刻的社會變革所帶來的奇蹟，是與當時社會公平的執政理念、政府主導的中國獨創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群眾路線的保障模式分不開的。
第一，社會公平的執政理念。新中國的創立者清楚地認識到，公平的教育和健康權利，是社會公平的基石。人民當家作主，普及教育和醫療，使得所有人都有願望和能力去追求新的生活目標，煥發出人民群眾無盡的創造力。
第二，政府主導的中國獨創的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我國在發展中國家中，較早地建立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廣泛覆蓋的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體系。以衛生為例，城市以國有企業和社區為基礎的勞保醫療、農村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有效貫徹“預防為主”方針，極大地改善了醫療衛生條件。 1978年我國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初級衛生保健問題的唯一典範”。
第三，符合我國國情的低成本社會保障模式。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之所以能夠在經濟發展水平極低的情況下，在公共衛生和基礎教育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最基本的經驗是摒棄了在西方現代化模式下高成本、專業化生產的方式，而是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土法上馬，因地制宜，政府及時發現、總結和推廣群眾的創新方法，如赤腳醫生等，各級政府有效地把群眾運動和公共服務的建設結合起來。
儘管前後兩個30年在各方面都有巨大差異，但新中國 60年的歷史，是一個不能割斷的整體。
今天，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還要很好地為下一個 30年進行人力資本的新儲備，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目前，要完成這個任務，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我國醫藥衛生體系在新的條件下還面臨許多問題，1980年以來，我國人均健康水平的改善狀況迅速下降，低於許多同等起點的國家，一些指標甚至出現倒退，這不僅是基數提高的後果，也有政策和發展模式的原因；我國的教育體系儘管實現了數量上的全覆蓋，但是在教育內容和方式上，離培養對國家有用人才的目標還有距離，當年強調的與工農相結合、面向基層、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的教育理念，出現一定程度的弱化。要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在新的形勢下認真研究和借鑒自己的有益經驗，真正實現“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發展道路。
(作者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作者：春華秋實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4-4
讀《新中國前三十年留下的遺產是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有感
春華秋實
“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的GDP增幅為8%， “中國經濟奇蹟”的大戲將繼續上演。為什麼能創造“中國經濟奇蹟”？北大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署文《新中國前三十年留下的遺產是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指出其部分答案，可能還要到前三十年留下的遺產裡去找。其中最重要的遺產之一是人力資本基礎。本人年少時經歷過那個時代，所見所聞也證實文中論述。
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的主體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外資來說，一個好的投資環境，既要有低成本的土地、自然資源，工業基礎，還需要有年輕的、健康的、高素質、低成本的優秀勞動力。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這些條件，在發展中國家具有相當優勢。於是，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資本擴張找到了這片神奇的土地。中國逐步變成了世界工廠，億萬農民離開田野，加入工業與服務業，中國工人階級以較低的勞動報酬勤奮工作，為全世界消費者生產了價廉物美的商品，國際資本賺的盆滿缽滿。
經過前三十年的建設，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卓有成效，城市鄉村工廠林立。建立的大、中、小型國營、地方國營企業，社辦、隊辦、場辦、校辦、街道辦企業承載就業、創造財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國是那時的生動寫照。公立醫院、私立診所，機關、企、事業單位、軍隊、院校、公社、大隊醫院、衛生院、門診部遍布城鄉各地，為民眾防病治病。國民教育體系的大、中、小學（其中部分民辦）、中專、技校及在職教育的企業辦各類學校，為國家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勞動者。電影院、戲院、美術館、圖書館、文化宮傳播文化，陶冶國民情操。省、市、區、單位、院校的田徑場、游泳池（館）、球類場館等各類體育場館舉辦競賽，強健國民體魄。這些物質和精神財富是實實在在的，為改開以後的“經濟奇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本人1976年初去蘇北的方強農場工作（知青）。當農場優良品種試驗站得到一筆2萬元的科研經費，要採購電冰箱、扭力天平等儀器時，正逢“限制集團購買力”，在商店購買有限額，於是派我這個大城市來的小知青去找找門路。我來到蘇南地區，蘇州市的機關幹部介紹我去郊區社辦企業看看。我在那裡初次見到了鄉鎮企業的前身——人民公社社辦企業，他們居然生產電冰箱，也能採購。蘇州郊縣的社辦企業眾多，所以後來蘇州成為工業重鎮也是有原因的。我所在的農場也有工業，如機械廠、味精廠、棉花加工廠等。我在軋棉廠看到的脫籽機，上面均雕刻著“國營方強農場製造”的大字，那時連一個普通農場都能製造工業機械，可見我國的人力資本還是不錯的。棉花經液壓機打包後，運往位於淮安市的江蘇省農墾局紡織廠，紡紗織布。那裡是農墾工業園區，我參觀了其中的紡織廠和化學纖維廠。工廠大多沿河岸而建，方便裝卸貨物，挺合理的。我曾短暫養蜂，隨養蜂隊轉場到水鄉興化縣，採集油菜花蜜。工作之餘參觀了當地公社的巢絲廠，蠶繭經女工們靈巧的雙手變成捲卷蠶絲。我去的那天正逢工廠停工半天，見到廠方用機帆船送女工們去興化縣城看戲，廠長還在岸邊揮手要大家注意安全。這個景像說明那時的工人（必須）得到善待。
1977年國家製定了全面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雄心勃勃的十年規劃（後來遭遇“小崗村”，包產到戶，分田到戶，規劃則無法落實）。我小時候的1967年就在老家見過生產隊新買的常州製造的195型手扶拖拉機，這種拖拉機在農村及中小城市非常普及。 195柴油機是真正具有知識產權的發動機之一，廣泛作為小型機械的動力。那時的國營農場普遍使用拖拉機、播種機、聯合收割機等農業機械，我所在的方強農場就是使用聯合收割機收割小麥，基本上不用鐮刀，因為田地都是平整的矩形，地塊都有幾個足球場大，非常適合機械作業。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大型農場還使用飛機播種、除草除蟲。當時農機領域人才濟濟，基礎雄厚，中國的製造業為農業現代化作好了準備。國家也進口了成套美式農機，作為試驗，在黑龍江友誼農場裝備了一個全機械化農場，只用十五個職工。八十年代後期農場也被迫搞包產到戶，大農場變成了無數個家庭小農場，土地、生產資料被個體承包，不適應機械化大生產了。八、九十年代糧食豐收，不是因為“一包就靈”，而是因為除了風調雨順的年景外，前三十年在農業科技上的大量投入，在農田水利的大量投入（農閒時節全國公社社員和農場職工都奮戰在農田水利工地上，哪像現在都跑到城裡打工。河海大學的前身叫“華東水利學院”），雜交水稻等良種培育到了收穫成果（獲取紅利）的時候了。
1976年前，各大專院校也有經濟組織，而且是產、學、研一體化的。例如南京大學有儀器廠、印刷廠、低溫材料廠、栗陽農場等校辦企業。 1980年，家用電器興起，南大儀器廠也行動起來，搞起了電風扇，生產了兩種型號的台式電扇，製造速度非常快，發給每一位教職工。
新中國前三十年建立了龐大的國防工業。改開後，所謂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路線，大量壓縮國防經費，下馬國防項目，讓軍工企業涉足民品生產。這些製造飛機、導彈、槍砲、雷達、通訊器材的軍工廠及科研院所只好紛紛幹起副業，造起了汽車摩托車、家用電器、小家電、手機數碼等消費品，用一部分製造武器的產能生產民品，的確豐富了市場，同時也荒廢了部分“武功”。例如日本松下公司賣過三條錄像機生產線，南京無線電廠（軍工代號“714廠”）安裝了一條，當年就造出了家用錄像機，不過不是“熊貓”牌的而是“松下”牌的。
新中國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極大地提升中國人的數量和質量，是新中國深刻的社會變革所帶來的奇蹟，是與當時社會公平的執政理念、政府主導的中國獨創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群眾路線的保障模式分不開的。
基礎教育體系覆蓋全社會。適合中國國情的免費教育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比擬的，新中國的男女平等，在發展中國家也獨樹一幟，這都使受教育人口大幅度增加。即使在文革初期，中小學照辦，1970年大學恢復招生。按照毛澤東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路線，除了公立院校外，各大中型企業都辦起職工大學或技工學校，提高職工的文化科技素質。江蘇省農墾局每個分局都有職工大學，為各農場培養技術人員，我就曾經在大有農場職工大學電子技術訓練班學習過。在教育費用上，除了中小學交一點錢外，大學免費，其它類學校也免費。那時家庭平均有三個孩子，大多數能上學。 1967年大城市有點亂，我被送到蘇北老家，在農村繼續讀小學，村子左鄰右舍的小孩都是隊辦學校的同學。新中國教育普及，提高了勞動者素質，使工人、大多數農民（後來的農民工）擁有基本讀、寫、算能力，能較好地參與經濟活動。
政府主導的基本醫療和低成本社會保障模式，降低了嬰兒死亡率，延長了人的壽命，做到了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城市是公費醫療，掛號5分錢，醫藥費全免，農村是合作醫療，有醫院，還有赤腳醫生走村串戶。我小時候在生產隊的打穀場玩耍時，就常看到赤腳醫生在給農民看病。我們農墾系統的每個農場都有醫院，醫生來自於醫學院，護士來自於衛生學校（即護士學校），病房寬敞明亮，重感冒就可以住院，還能接待周圍村莊送來的危重病人。生產大隊有衛生院，有次去看望一位朋友，是該院的醫生，恰遇一個農民被沼氣池的火災重度燒傷，衛生院一個電話，鹽城市的救護車便疾馳而來，救死扶傷。順便一說，那時軍民關係也比較密切，有一次看到村民家裡煮很多很多飯，一問，原來是要招待經過本村的解放軍，因為軍隊有時也會幫助地方。
“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新中國重視體育，舉國體制與全民健身並行。 “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前三十年學校體育尤為活躍，各級業餘體校為國家發現、儲備了大量體育人才。 1973年《參考消息》載文評論中國體操如是說：“女運動員們身體強健，肌肉發達”。那時雖然油水不多，但人們很健康，沒有現在的“富貴病”。各級各類學校每年舉辦運動會，上體育課，做課間操、眼保健操。部分企業也做工間操。國家前後製定過四套廣播體操，主要用於課間、工間，讓群眾鍛煉身體。每到夏天，大專院校和企業的游泳池對外開放，祖國的大江大河是城鄉居民游泳、避暑的好去處。每到冬季，大街小巷都能見到長跑鍛煉的市民。
改開年代，校長追求升學率，老闆追逐利潤，人們忙於應酬，健康已經顧不上了。教育一味地傳授知識，訓練考試技能，其他都式微了。當年強調的與工農相結合、面向基層、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的教育理念，出現一定程度的弱化。我們諾要為下一個三十年進行人力資本儲備，就應該繼承發展前三十年的有益經驗，真正實現“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發展道路。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儘管經歷了許多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但不是什麼“浩劫”，也不是什麼“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是建成了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否則怎能國門一開就財源滾滾呢？沒有前人栽樹哪來後人乘涼，也就不會有什麼中國經濟奇蹟了。
附：新中國前30年留下的遺產是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
李玲
新中國成立60週年，值得慶祝。對學者來說，更重要的是總結60年的經驗，揭示“中國奇蹟”的真正原因。不少學者爭論：改革開放之後有沒有一個“中國模式”？有人認為，後30年還是有一個“中國模式”的，比如，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戰略，比如“摸著石頭過河”、“漸進改革”等；也有人認為，中國沒有特殊模式，中國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華盛頓共識的“山寨版”。
無論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摸著石頭過河”，還是 “華盛頓共識”，都不只中國在做，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也對外開放，但都沒有像中國一樣，出現連續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實際上，真正有中國特色的偉大創舉同樣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30年的歷史當中。 “中國經濟奇蹟”的一部分答案，可能還要到前30年留下的遺產裡去找。
在這些遺產當中，有一些是為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的科技體系、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統一的國內市場、安定的政治環境，靠抗美援朝和中美建交而贏得的國際地位，“兩彈一星”換來的國家安全等。除了這些眾所周知的遺產之外，還有一些重要的遺產，不容我們忽視。
其中重要的一個，是新中國前30年奠定的人力資本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採取勞動密集型戰略。實現這一戰略的基礎是中國擁有大量年輕的、健康的、高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這種優秀的勞動力，在發展中國家是罕見的。來源是1949～1978年，我國在人力資本建設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突出表現在健康、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改革開放時，我國的人力資本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遙遙領先，一些指標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其中，平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左右增加到了上世紀80年代早期的70歲，高於很多收入水準比中國高的國家，甚至接近某些發達國家。出生嬰兒死亡率從千分之二百五十減少到1981年的低於千分之五十。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人均壽命的增長速度、嬰兒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比印度和墨西哥兩國之和還要快(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發展指數，下同)。
再看教育，擁有基本讀、寫、算能力是勞動者參與現代社會生產過程的基本前提。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的文盲率達80%，而 1981年，農村青壯年文盲率減少到15%左右，同期，印度仍然維持在60%。因為新中國成立前的文盲率相對較高，如果僅比照青少年的識字率水平，中國在1980年就已經領先於包括巴西、墨西哥等較高收入國家在內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 1949年以前，中國的小學入學率在25%左右。而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學齡兒童入學率就基本穩定在 90%，接近工業化國家水平。其中小學生中45%為女生。在中學一級，毛入學率是46%(包括未到年齡和超齡的學生)，略高於世界平均水平，遠遠高於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
除了健康、教育，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那就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婦女解放、婦女廣泛參與社會生活，再加上醫療條件的改善，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生育率的降低又反過來促進健康和教育的發展。因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生育率的降低是一個內生的自然過程，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就降低到了2.0以下，並不是計劃生育之後才下降的。
新中國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極大地提升中國人的數量和質量，是新中國深刻的社會變革所帶來的奇蹟，是與當時社會公平的執政理念、政府主導的中國獨創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群眾路線的保障模式分不開的。
第一，社會公平的執政理念。新中國的創立者清楚地認識到，公平的教育和健康權利，是社會公平的基石。人民當家作主，普及教育和醫療，使得所有人都有願望和能力去追求新的生活目標，煥發出人民群眾無盡的創造力。
第二，政府主導的中國獨創的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我國在發展中國家中，較早地建立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廣泛覆蓋的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體系。以衛生為例，城市以國有企業和社區為基礎的勞保醫療、農村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有效貫徹“預防為主”方針，極大地改善了醫療衛生條件。 1978年我國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初級衛生保健問題的唯一典範”。
第三，符合我國國情的低成本社會保障模式。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之所以能夠在經濟發展水平極低的情況下，在公共衛生和基礎教育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最基本的經驗是摒棄了在西方現代化模式下高成本、專業化生產的方式，而是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土法上馬，因地制宜，政府及時發現、總結和推廣群眾的創新方法，如赤腳醫生等，各級政府有效地把群眾運動和公共服務的建設結合起來。
儘管前後兩個30年在各方面都有巨大差異，但新中國 60年的歷史，是一個不能割斷的整體。
今天，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還要很好地為下一個 30年進行人力資本的新儲備，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目前，要完成這個任務，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我國醫藥衛生體系在新的條件下還面臨許多問題，1980年以來，我國人均健康水平的改善狀況迅速下降，低於許多同等起點的國家，一些指標甚至出現倒退，這不僅是基數提高的後果，也有政策和發展模式的原因；我國的教育體系儘管實現了數量上的全覆蓋，但是在教育內容和方式上，離培養對國家有用人才的目標還有距離，當年強調的與工農相結合、面向基層、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的教育理念，出現一定程度的弱化。要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在新的形勢下認真研究和借鑒自己的有益經驗，真正實現“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發展道路。
(作者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彼德伯格俱樂部
本文摘自：《彼德伯格俱樂部》 作者：[加]丹尼爾·伊斯圖林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831/01/5I0P7NB300011247.html
從1954年荷蘭烏斯特比克小鎮的彼德伯格酒店開始，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們每年都有一次秘密集會，討論世界政治、經濟大事，謀劃世界未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彼德伯格拒絕亞洲人和拉美人參加。在彼德伯格會議上，記者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的人”。本書作者丹尼爾•伊斯圖林，是國際著名調研記者，秘密追蹤彼德伯格集團超過15年，不惜以身犯險闖入充滿秘密的隱匿世界，向我們揭示了前所未聞的世界真相。
丹尼爾•伊斯圖林：出生於俄羅斯，其祖父為前蘇聯克格勃上校，父親為一名持不同政見者，後被判刑入獄。伊斯圖林於1980年被前蘇聯驅逐出境，流落加拿大，後居住在西班牙。持續跟蹤研究彼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長達15年
引子
時間：1954年5月29-31日
地點：荷蘭小鎮烏斯特比克
會址：彼德伯格酒店
主辦方：荷蘭皇室、洛克菲勒家族
與會者：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們
第一次彼德伯格會議便這樣召開了。整個週末，他們都在討論世界的未來。會議結束的時候，他們決定以後每年都要召開一次這樣的會議，以便交流思想，分析國際事務。他們把自己稱作“彼德伯格俱樂部”。從那以後，他們每年都在世界某地的一家豪華酒店裡舉行會議，謀劃人類的未來。在這些經過精挑細選的俱樂部成員中，有比爾·克林頓、保羅·沃爾福威茨、亨利·基辛格、戴維·洛克菲勒、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托尼·布萊爾，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政府首腦、商人、政治家、銀行家。
不過，在他們超過50年的會議歷程裡，新聞媒體從來都沒有被允許出席，與會者的決議從來沒有被公開過，會議日程也從來沒有被公諸於眾。彼德伯格俱樂部的首腦們認為，這種保密是必要的——與會人士在討論中可以自由言論而不用擔心被記錄或是被公開。否則的話——彼德伯格成員聲稱，他們將被迫採用適合媒體的語言。毫無疑問，保密讓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可以更自如地討論。但是，這並沒有回答最根本的問題：這些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們在會議上都說了些什麼？
任何現代民主體制都保護隱私，但是，當一個國家的政治首腦和最富有的商業領袖們會晤的時候，公眾難道沒有權利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嗎？如果他們不被允許知道他們的代表在彼德伯格秘密會議上都說些什麼，那麼，公民們能用什麼來保證，彼德伯格俱樂部並不僅僅只是一個遊說、做交易的中心？為什麼所有報紙都可以在頭版討論丹佛經濟論壇和G8會議呢，成千上萬的記者出席——然而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或媒體）報導過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每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的人中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世界上最大的100家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比如戴姆勒·克萊斯勒、可口可樂、英國石油公司（ BP）、大通·曼哈頓銀行、美國運通公司、高盛、微軟，美國副總統、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局長、北約秘書長、美國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們、歐洲各國的總理們、反對黨的領袖們、全世界處於領導地位的各大報刊的首席執行官和首席編輯們。儘管有這樣重大的新聞素材，卻沒有任何報導。
主流媒體竟然沒有一個認為有如此人物參加的會議有新聞價值，這肯定很讓人難以理解。要知道，這些人的財富甚至遠遠超過所有美國人財富的總和，通常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的任何出行活動都會成為電視的頭條新聞。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謎題。 15年前，這個謎題讓我開始了我的調查之旅。而今，這已成為了我一生的事業。一個接一個地，我慢慢地鍥入包裹著彼德伯格俱樂部的重重秘密。不過，如果沒有“集團”內外那些有良知的反對者（他們有的也是彼德伯格俱樂部的成員）的幫助，我是無法完成這些的。我向他們奉上我最深摯的感激——是他們所給予的無價的情報，促成了現在這本書。讀者朋友一定明白，為了保護他們，我不能提及這些真正的英雄的名字，我只能對他們表示謝意，是他們幫助我發現了彼德伯格成員們在召開年度會議的豪華酒店緊閉的門後都說了些什麼。
在我們走進這個舉世無雙的俱樂部之前，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我們要認識到，正如沒有任何人是絕對的“好人”一樣，同樣也沒有任何人或者組織是絕對“邪惡”的。這個世界上有權勢的人中，還是有人遵循高尚的理想、原則和信仰，而不為我在本書裡所寫的那些施行秘密操縱的俱樂部及其爪牙們所左右的。彼德伯格俱樂部最初的成員們所做的“讓世界更美好”的努力是基於他們的專制，彷彿“父親”總是最睿智的那樣。這與羅馬天主教教義中的家長制模式很類似。
不幸的是，看起來彼德伯格俱樂部已經超越了它的理想初衷，而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影子政府。他們每年都秘密聚會，來決定如何執行他們的計劃。他們威脅要奪走我們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這在其他的歷史時期僅僅只能是若干邪惡的念頭，但由於電信的發展、因特網迅捷深遠的影響，加上行為工程學操縱個人行為的新方法，這些結合在一起，就可以使上述念頭越來越容易地變成令人嫌惡的現實。
每一步新舉措，從它自身來看，似乎都只是輕微的僭越一點點，但持續不斷的所有這些改變就造就了完完全全的奴役。這就是為什麼，是該看看幕後的一切的時候了。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在這裡，我們所要選擇的道路將決定人類的未來。如果我們希望保有我們的父輩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歷經戰火所得來的自由，我們就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彼德伯格俱樂部及其同類們的真實目的和行動。
上帝是無法將我們從這個為我們而設的“新黑暗時代” “黑暗時代”指中世紀早期的西歐歷史；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西歐進入一個所謂的“黑暗時代”。 ——譯者註中救贖出來的。要靠我們自己！ 21世紀，我們的世界，是自由，還是為電子警察所操縱，就取決於我們現在要採取的行動。但如果我們不知道那些深藏的秘密，就永遠也無法找到正確的答案。
而這，正是本書所要奉獻給您的。
第三章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建立
想像一下，有這樣一個秘密俱樂部，在那裡，總統、總理、國際銀行家以及將軍們摩肩接踵；優雅的王室成員女伴確保所有人都和睦共處；那裡的人發動戰爭、操縱市場、控制歐洲；說著他們從來不敢公開說的話。這就是彼德伯格俱樂部，它是世界上所有組織中最為機密的一個。之所以沒有人願意打破這個組織所共謀的靜默或者站出來揭露它的原因，在法國廣播播音員斯瑞·塞貢札克的話裡可以找到：“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太有權勢了，他們無所不在，所以不會暴露。”
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秘密激發了諸如羅伯特·魯德魯姆、蓋伊爾·林德斯等小說家的想像力。他們書中秘密組織的原型就是基於彼德伯格俱樂部已公開的一些事實。這些小說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當世界範圍內某個政體需要更迭——無論這是基於支持某個福利國家的需要，或是改變不穩定的資本流向——只有權力掮客們的某個世界組織決定要解決這個問題，並把它列在了他們的會議日程上，它才會發生。
荷蘭親王本·哈德相信，如果負責任且有影響力的領導人能夠在他們公開的姿態背後實際控制世界事務，那麼，嚴重的經濟下滑，比如“大蕭條”，是可以避免的。出於這個原因，1954年，他被授命組織那些“志趣相投”的代表們召開第一次會議。這些代表來自世界經濟、政治、工業、軍事領域的所有方面。 1954年5月29日至5月31日，他們在荷蘭烏斯特比克的彼德伯格酒店開會。會議結束時，與會者同意成立一個秘密團體。
大部分的報告稱，最初的成員在酒店訂立公約之後，把他們的聯盟稱作彼德伯格俱樂部。然而，作家吉歐格斯·C·海頓發現，這位德國出生的本·哈德親王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曾是德國黨衛軍的一名軍官，同時也是法本化學工業公司某附屬機構的董事會成員。在海頓的著作《強姦憲法》、《自由之死》裡，他聲稱，本·哈德親王在公司管理中利用他的納粹歷史，鼓勵“超級秘密決策集團”成員稱他們自己為彼德伯格俱樂部，以紀念法本公司高層倡議組建的海因裡希·希姆萊海因裡希·希姆萊（1900—1945），二戰德國納粹蓋世太保總管，曾妄想取代希特勒，被希特勒下令逮捕。希姆萊逃竄過程中被盟軍俘獲，服毒自殺。 ——編者註的“朋友圈”——這個朋友圈由一些創造財富的精英所組成，從希特勒早期受歡迎開始，一直到納粹德國失敗而解散。他們為希姆萊在國家社會主義計劃中所給予的保護而回報其大筆的酬勞。戰後，當本·哈德親王成為荷蘭皇家殼牌公司（荷英企業集團）首腦後，荷蘭皇室小心地將親王的這段背景隱瞞起來。今天，這家富有的歐洲石油公司也是彼德伯格俱樂部圈內成員之一。
在1954年的第一次會議上，制定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目標和任務。據一個觀察家稱，他們的口吻是一貫的：“彼德伯格所有會議的目的都是為了在歐洲和美國之間產生'精英意志'，就聯合統治整個世界在政治、經濟和戰略上達成一致。北約組織是他們採取行動進行顛覆的主要基礎，因為該組織可以為他們的'永久戰爭'計劃提供舞台，或者至少讓他們可以使用'核訛詐'政策。”
當我們一層層揭開這個秘密，把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真實目的（碰巧這些對於當時的法國總統查爾斯·戴高樂將軍來說，實在是再明白不過了）大白於天下之時，我會詳細講述這一切的。
政治研究員羅傑·曼尼威在他1967年10月的時事通訊——《法國外交政策》裡，分析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和戴高樂的關係。他的研究報告觀點從一開始就令人震驚：“所有法國與彼德伯格俱樂部有關的人，比如喬治·彭皮杜、安東那·比內，以及蓋伊· 莫勒這些打壓派，都是查爾斯·戴高樂核政策的強烈反對者。”彭皮杜是總理，比內和莫勒都是法國政府的部長。
彼德伯格俱樂部為什麼如此呢？因為集團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核威懾為攻城槌，對付那些不服從的國家，把歐洲自由國家的主權交給由彼德伯格俱樂部控制的英美世界政府。為了控制歐洲，即使法國的核力量是遏制蘇聯核威懾的關鍵力量，消除法國的核威脅仍然是必須的。戴高樂的傳記作家讓·拉古居爾寫道：“戴高樂必須在歐洲建立起無可爭議的實力地位，來對付英國以新世界帝國主義秩序為目的的自由貿易政策。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必須成為世界三極中的一極，而不只是歐洲大教堂裡的一根柱子的原因”。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從1954年以來的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日程，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將所有分歧都統一於美國和歐洲那些精英分子的意識形態。舉例來說，1955年彼德伯格會議總報告的第7頁赫然寫道：“消除西歐各國與美國的誤解以及可能的猜疑，以面對一切困擾世界的危險。”
1954年以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代表了所有西方國家的精英和財富——金融家、企業家、銀行家、政治家、跨國公司商業領袖、總統、總理、財政部長、國務卿、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世界傳媒集團的總裁、軍隊的首腦。
2005年9月，為了消彌對彼德伯格俱樂部一樁陰謀的指責，集團73歲的主席艾蒂納·達維格農子爵史無前例地會晤了BBC的比爾·海頓。會見中，他表達了集團秘密會議的初始目的：“我只是想，那些有影響的人喜歡與同樣有影響的人在一個他們可以自由交流的論壇交流。在這裡，他們可以審視各自的觀點，沒有批評家和公眾對他們的觀點進行爭論。”達維格農否認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想要建立全球統治階層， “因為我不相信有這樣一個全球統治階層的存在”。相反，他聲稱，“商業影響社會，政治影響社會——這都很平常。並不是商業要和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們競爭世界的領導權”。
戰爭通常因為拓展疆域而起，但是在現在這個全球性的時代，商業和政治共同決定著國家存亡，這其中，經濟居於主導地位。不管彼德伯格俱樂部主席說什麼，有一點毫無疑問——該集團用經濟控制著世界貿易。實際情況是：公眾對他們每年舉行的會議並不知情。他們秘密聚會，討論全球戰略，在廣泛的問題上達成共識。這種保密令人懷疑。而我的目的，就是揭開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秘密，昭示這個秘密的世界領導人和連鎖機構的俱樂部，是如何試圖通過他們所操縱的、由美國為管理者的“國際法”，使所有自由國家屈從於他們的遊戲規則的。
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經營”著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因此可以決定貼現率、貨幣供應水平、利率、黃金價格，以及哪些國家能夠得到貸款。通過控製商業鏈條上的貨幣和流動，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為他們自己賺取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元。是“錢”和對權力的貪欲驅使著他們。
自艾森豪威爾之後，歷任美國總統都是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他們並不全都親自參加會議，但都會派出各自的代表。和大多數英國政府的主要成員一樣，前英國首相託尼·布萊爾是又一個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甚至一貫高姿態的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也是該集團的成員。之前，被集團邀請的人還有，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艾倫· 格林斯潘、希拉里和比爾·克林頓、約翰·克里、美林達和比爾·蓋茨、理查德·珀爾等。
彼德伯格的成員還包括那些控制著你的視野和閱讀的人 ——比如傳媒界的戴維·洛克菲勒、臭名昭著的康拉德·布萊克（他之前擁有從《耶路撒冷郵報》到加拿大最新的《國家郵報》等超過440家媒體出版機構）、埃德加·布隆夫曼、魯珀特·默多克，以及維亞康姆集團（國際傳媒集團，涉及幾乎所有傳媒主要產業領域）首席執行官薩默爾·雷德斯通。是他們保護著這個秘密集團的秘密，而這可能就是為什麼 “彼德伯格”這個名字對你來說很新鮮的原因。
不論你看哪裡——政府、大商業機構，任何其他謀求形式權力的機構——他們實行控制的關鍵就是保密。所有會議，諸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會議、G8會議、世貿組織會議、世界經濟論壇、各國央行會議、歐盟部長理事會和歐盟委員會、歐盟峰會、政府內閣會議，以及數不清的智囊團會議等等，都是在緊閉的大門之後舉行的。這樣做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們不想讓你和我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那條為了掩蓋事實的著名藉口——“這不符合公眾的利益”—— 真實的意義是，如果公眾獲悉他們在討論什麼，決定什麼，這就不符合那些權力機構的利益。
除了這些通常的不情願舉行公開會議的理由之外，保密原則還出於論壇和會議自身考慮。比如，總的來說，我們甚至都不知道會議舉行的地點，更不用說他們在會議上計劃什麼、討論什麼了。每年1、2月間在丹佛舉行世界經濟論壇，四五月間舉行彼德伯格會議和G8會議，九月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和世界銀行會議。出現了某種國際共識，這個共識為一個又一個會議所沿用。但這並不是哪個會議發起的。 （不過）這個共識成了G8會議經濟公告的基礎背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阿根廷會議內容調整後，這一共識即被同時通知與會者；這也是美國總統向國會提案時的共識。
根據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1989年會議文件草案，首次會議“產生於大西洋兩岸諸多領導人，對西歐和北美沒有像他們本該做的那樣，在關鍵的重要事務上緊密合作而表示的關注。彼德伯格認為，定期的、沒有記錄的討論將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戰後的困難時期，以及影響西方國家的複雜力量和主要趨勢”。
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兩個家族中的主要成員，羅斯柴爾德勳爵和勞倫斯·洛克菲勒，為了使歐洲區域化的秘密目的，親自挑選了100位世界精英。根據目前已卸任的菲亞特公司領袖喬瓦尼·阿涅利所說的那樣，“整合歐洲是我們的目標，在政治家們失敗的地方，我們企業家希望獲取成功”。
倫敦《觀察家》報的威爾·赫頓參加了1997年的彼德伯格會議，他說：“這裡不制定政策，全是討論，有些只是普通的陳詞濫調，但會議就制定世界政策的基礎背景形成了共識。”
據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創始人、荷蘭親王本·哈德授權的傳記記載（該傳記的作者是阿爾登·哈奇），每一個彼德伯格會議的與會者都被“神奇地免除了公務”，來參加會議。他們成為“在會議期間各自國家的普通公民”。本·哈德親王逝世於2004年，他是荷蘭女王貝婭特麗克絲的父親，也是英國菲利普親王的密友。 “當這些構成整個西方世界的代表從彼德伯格會議離開時，”親王說，“他們帶著集團的共識。具有無上權力的彼德伯格俱樂部，試圖通過成員的討論解決分歧，以達成一致，並因而當然地對出席會議的成員擁有重要的影響。”
事實上，從彼德伯格會議閉幕時起，所有那些在每年彼德伯格會議上討論達成的各個領域裡的共識，就被這些在政治和商業上強力的利益相關者通過主流媒體不遺餘力地宣揚開來；與此同時，這些共識也成為駕馭那些顯然是不同派別的國際力量的共同政策。一切似乎看來都“彷彿出於偶然”。
會議概要
儘管有很多公司曾經嘗試過，但沒人能買到會議入場券。彼德伯格俱樂部指導委員會決定被邀請人——倫敦《衛報》的稱呼很恰當：“彼德伯格人”。這些人的資格在秘密會議的50年時間裡，一直都沒有改變。從本質來說，他們在尋找熱衷於統一世界秩序的人，一個費邊式社會主義者——費邊主義者堅信他們所說的“對社會一切活動的民主控制”。核心的字眼是控制。通過世界政府來實現最佳的、對個體的控制。
根據我在該指導委員會內部的消息人士稱：“被邀請者必須獨自前來；不能帶妻子、女朋友、丈夫或是男朋友。個人助理即全副武裝的保鏢，通常都是前中央情報局和軍情六處（MI6）的人。——譯者註不能出席會議，吃飯也必須在不同的廳。即使是戴維·洛克菲勒的私人助理都不能和他一起吃午飯。與會者絕對禁止接受記者採訪。”
為了保證會議的隱秘氛圍，彼德伯格人在會議期間（通常 3到4天）租用一家酒店，整座建築裡的所有其他客人都會被中央情報局和當地的秘密機構清走，以確保會議代表完完全全的隱秘和安全。會議酒店的所有圖紙都被列為機密，工作人員也將被徹底甄別—— 質詢他們的忠誠度、核實他們的背景、調查他們的政治傾向。所有可疑人員在會議期間都被排除調開。
1998年會議期間，“每輛配送的車輛都被帶著警犬，身著黑色作戰服的警察裡裡外外、上上下下徹查，然後被護送去往酒店的入口。全副武裝的軍警在周圍的樹林裡出沒，入口處的守衛都是方下頜，戴著秘密工作使用的耳機。任何無力控制這個星球的人指非彼德伯格會議代表。——譯者註接近酒店都被攔了回去。”
東道主國家的政府負責所有與會者及其隨從的安全。為了保護這些權勢精英的融洽和秘密，他們不惜動用軍隊、情報機構、國家及地方警力以及所有其他的私人警衛。與會者不用遵從東道國的現有法律法規，比如必須通關檢驗、攜帶適當的身份證明（比如護照）。這些對彼德伯格人都不作要求。他們舉行會議的時候，任何不在“准予進入人員名單”上的人都禁止接近酒店。這些精英們通常帶著自己的廚師、侍應、秘書、接線員、勤雜工、保潔人員以及安全人員。
比如，2004年的會議就是在斯特雷薩的波羅米斯大酒店舉行。酒店有“174個忠實再現了'美好時代'時期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法國，法國巴黎當時歌舞昇平，盛況空前。——譯者註風格的房間；神聖羅馬帝國時代或者Maggiolini風格的建築結構，加上花團錦簇的窗簾，溫暖斑斕的色彩，Murano 意大利威尼斯附近的一個小島，以生產玻璃製品著稱。——編者註的吊燈，更為這種風格增色。大多數朝向湖水的房間都有獨立的陽台，所有的浴室都有一個旋渦式泳池，地上鋪著意大利大理石。套間裡富麗堂皇——令人引以為傲的精緻藝術品，嵌飾的房頂、雕塑、巨大的旋渦式浴室。皇室套間裡除此之外還有獨立的淋浴”。
代表們的住宿費用都由彼德伯格俱樂部支付，每個房間通常為1200歐元。米芝蓮三星主廚準備飯食。事實上，選擇酒店的其中一個標準就是該酒店是否有最著名的廚師。另外一個標準是該城市的規模（通常是一個小鎮，遠離大都市的聚光燈和好奇的民眾）。小鎮還有額外的優勢——那些私人助理可以帶著槍，全面監控每一個人而不會被人質疑。電話、房間服務以及洗衣費用由與會者自己支付。
2003年，凡爾賽特裡亞農宮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我，三天裡，戴維·洛克菲勒電話費達到14000歐元。根據同樣是一位彼德伯格人的消息人士所說，四天“全球主義者的節日”賬單高達1000萬歐元並不誇張。這比保護美國總統或是做國際訪問的教皇的花費要多得多。當然，沒有什麼總統或是教皇比彼德伯格俱樂部更重要。
會議通常有四次——兩次在早上，兩次在下午。週六除外，那天只有早上開會。週六中午到下午3 點，彼德伯格人在他們的私人助理陪伴下打高爾夫、游泳、乘事先預備好的遊艇或是直升機遊覽。
會場座席按字母表順序循環排列。第一年翁貝托·阿格涅利（現已卸任的菲亞特主席）坐第一排，第二年德國郵政世界網絡公司及德國電信的主席克勞斯·祖文克爾就可能坐他的位置。
每個國家派一個代表團，通常有三個人：一名企業家或商業領袖、一名高層部長或議員、一名居於主導地位的報刊主編或公共知識分子。美國由於它的經濟規模而擁有最多的與會者。小一點的國家，比如希臘和丹麥，只有兩個席位。會議通常最多有130名代表，其中，三分之二的與會者來自歐洲，剩餘的來自美國和加拿大。 （墨西哥全球主義者屬於實力略遜的姐妹組織——三邊委員會。）
三分之一的代表來自政府和其他政治機構，剩下的三分之二來自企業、金融、教育、人力資源及通信行業。大多數的代表都英語流利，同時還會說法語。
彼德伯格規則的演進
從一開始，彼德伯格俱樂部就由一個小型核心領導。這個核心從1954年以來一直由“智者”組成的委員會任命。該委員會由歐洲人擔任主席，歐洲和美國各出一名秘書長，還有一人負責財務。根據彼德伯格非官方的媒體報導，每年的邀請只發給那些 “重要的、令人尊敬的人。藉由這些人的智慧、個人交往以及在國內外事務中的影響，能夠擴大彼德伯格俱樂部的目標和資源”。
彼德伯格會議所遵循的章程是1919年在凡爾賽巴黎和平會議之後，由位於查塔姆大廈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IIA）制訂的。 “查塔姆大廈”通常都是指查塔姆研究院本身，而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是英國君主政體外事政策的執行機構。根據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規定：“按照查塔姆研究院的章程所舉辦的會議或其中部分會議，與會者可以自由使用所得到的信息，但發言者以及其他與會者的身份及屬地不得公開；也不得提及該信息來源於本研究院的某次會議。”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創始人們以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定為基礎，是因為這樣可以讓人們以個人身份表達觀點。這些觀點可以不代表他所在的組織，從而鼓勵自由討論。 “如果不用擔心因公開引用他們的話而影響他們的名譽或引發牽連，人們通常會覺得更放鬆。”
2002 年，應用該規則得到了批准，而且措辭更為嚴格：“查塔姆研究院的會議可以'記錄'，或是遵循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定。在後一種情況下，同意某會議或是其部分會議內容應該嚴格保密並遵從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則，以助於發言者自由討論。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定確保'大牆'之內發言的匿名性，以達成更好的國際關係。如有違犯，查塔姆研究院將予以懲戒。”
彼德伯格俱樂部將這一著重強調的規定銘記於心。儘管與會者宣誓他們以私人身份而不是其各自的官方政府代表，參加集團的年度會議，這種確認仍然不盡可信——尤其是如果你將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定與美國的洛根法案進行比較的話（更是如此）。後者認為，選舉產生的官員秘密會見有影響的商業高層以討論或是設計公共政策，絕對是非法的。
洛根法案意圖禁止未經授權的美國公民干涉美國與其他國家政府間關係。不過在該法案將近兩百年的歷史中，看來還沒有基於違反該法案的起訴。但是，有很多司法程序參考過該法案，所以，以該法案作為政治武器並沒有什麼不同尋常。
這並不是說，私人身份的公民如果訪問或乾涉外國，能夠逃脫所有乾系。他們不能非法出口或者出賣武器，當然，除非他們屬於中央情報局。如果是這樣，他們不僅能夠從非法的武器和毒品買賣中獲利，還能干涉獨立國家的秘密事務。
那些蔑視洛根法案，參加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的人有：艾倫·杜勒斯（來自中央情報局）、威廉· 富布賴特參議員（來自阿肯色州，羅德學者）；迪安·艾奇遜（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納爾遜·洛克菲勒；傑拉德·福特（前總統）；亨利·J海因茨二世（亨氏食品主席）；托馬斯·L休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肯尼迪總統的國防部長，前世界銀行主席）；威廉·P邦迪（前福特基金會主席，《外交事務周刊》外交關係委員會社論撰稿人）；約翰·J麥克勞伊（前大通曼哈頓銀行總裁）；喬治·F凱南（前美國駐蘇聯大使）；保羅·H尼采（施羅德銀行代表） ；羅伯特·O安德森（大西洋-裡奇菲爾德公司主席，阿斯本人文研究院院長）；約翰·D洛克菲勒四世（前西弗吉尼亞州州長，美國參議員）；賽勒斯·萬斯（卡特總統的國務卿）；尤金·布萊克（前世界銀行主席）；約瑟夫·約翰遜（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亨利·福特三世（福特汽車公司掌門人）；安德魯·J古德帕斯特將軍（前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後來的西點軍校校長）；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三邊委員會的創始人）；亞歷山大·黑格將軍（曾經的北約司令官，亨利·基辛格的前助理，後擔任裡根總統的國務卿）；以及詹姆斯·洛克菲勒（美國花旗銀行主席）。
彼德伯格的會議通常很坦率，但並不總是能夠達成共識。在過去的幾年裡，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幾乎都忘記了伊拉克。 2003年，那時的法國外交部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公開告訴亨利·基辛格：“如果美國人事先告訴他們伊拉克的真相”——入侵的真正原因是控製石油和天然氣——也許他們，這些法國人，“就不會在聯合國就該問題的決議投贊成票。這個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並不愚蠢，亨利。”根據這次會議中的我的消息人士稱，基辛格沉著臉掉轉身，走開了。
英國民族主義是彼德伯格的另一個關注點。 1998年，在蘇格蘭特貝裡會議上，英國首相託尼· 布萊爾因為沒有使英國進入歐洲共同貨幣區而被像頑童一般訓斥。根據研究記者吉姆·塔克的消息，“布萊爾向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保證，英國會加入（共同貨幣），但由於英國的'民族主義浪潮'，他首先必須解決'政治問題'”。
《焦點報》（一份專注於不確切事件的報紙）1998年 5月29日文章報導，一名德國人對布萊爾說，“你是穿褲子的瑪吉·撒切爾”。這是未經雕琢的暗示——鐵娘子撒切爾被她自己的、聽命於彼德伯格俱樂部的保守黨所拋棄，在那些同樣的問題上，其國家元首的位置由雜技演員約翰·梅傑所接任。
約翰·威廉姆斯在他的著作《大西洋主義：歐洲安全的阿基裡斯之踵——自我認同與群體意志》中寫道，一些西方精英出席彼德伯格會議“以完善並強化他們的虛擬共識。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對銀行家和商業大亨好的，對所有其他人都好。所以，為了讓人類過得更好，全球化（這種幻像）不可避免”。
彼德伯格俱樂部創始人之一、奧托·烏爾夫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奧托·馮·阿麥隆根，非常罕見地描述過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討論的構成——每次會議是如何確定會議議題（所選問題都有簡短的介紹）並隨後討論的。有趣的是，馮·阿麥隆根被當做恢復德國和蘇聯集團經濟關係的紐帶。他是波恩駐甦的非正式大使，但他的過去卻與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竊取猶太人財富的惡行牽扯不清。
參與導演了2001年奧托家族公司電視紀錄片的沃納· 魯吉姆聲稱，馮·阿麥隆根是納粹在葡萄牙的間諜，參與過出賣希特勒從所征服的歐洲國家央行劫掠而來的黃金，以及從猶太人那裡竊取的股票。魯吉姆還聲稱，馮·阿麥隆根從葡萄牙向德國出口鎢（一種用來強化步槍和大砲等武器用鋼的重要金屬）。整個戰爭期間，葡萄牙是唯一一個與德國進行鎢礦貿易的國家。
另外兩名2003年彼德伯格會議的英國代表——他們不希望公開身份，解釋說，會議的每個專題小組都由1名主持人以及2到3名成員組成。一共有6個“小組”，每組3 人，控制討論。每組討論時間將近兩小時。大約十分鐘的介紹性發言之後，討論參與者自我決定何時加入討論，或者舉起1、3或者5根手指示意要求發言1、3或者5分鐘。發言1分鐘的人先說，然後是3分鐘和5分鐘的。之後是5分鐘、3分鐘或是2分鐘的問題討論。儘管代表們被要求事先就討論作一定準備，但沒有介紹情況的文件，也沒有記錄。 1月份發布最初的與會者提名名單，3月份確定最終的名單。
為了防止滲透，彼德伯格執行委員會提前4個月確定會議的日期，但酒店的名字直到會議開始前一周才宣布。會議開始時，主席重申彼德伯格的程序規則，然後開始議程的第一項內容。彼德伯格會議所有分發給成員的資料都是：“個人的，絕對保密的，不能公開的。”
第四章 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
將每年都參與會議的活躍會員和其他偶爾被邀請的成員區別開來是非常重要的。大約有80名成員多年來經常參加會議。被邀請來就其影響領域或專業學術知識做報告的邊緣人士，對彼德伯格俱樂部背後的正式構架完全一無所知，而且也完全忽略集團更大的、全球性的目標。有些人被邀請來是因為彼德伯格人認為，那些人也許在他們的全球主義計劃裡可能成為有用的工具，並在隨後幫助其被選舉到非常有權勢的位置。沒有留下任何印象的一次性被邀請者，自然被扔到一邊了。
最戲劇性的“有益補充”的例子，就是籍籍無名的阿肯色州州長比爾· 克林頓。他1991年第一次參加在巴登-巴登舉行的彼德伯格會議。在那裡，戴維·洛克菲勒告訴克林頓，為什麼美洲自由貿易協定是彼德伯格俱樂部要優先解決的問題，集團需要他就此問題提供支持。第二年，克林頓被選為美國總統，然後——猜猜怎麼了？ ——他成為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的強力擁護者。
下面的清單著眼於一系列的巧合—— 一些重要領導人出席彼德伯格會議的日期以及隨後他們事業變化的時間：
比爾·克林頓：1991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2 年獲得了民主黨提名，並被選舉為美國總統。
托尼·布萊爾：1993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4 年7月成為黨魁，並於1997年被選舉為首相。
喬治·羅伯遜：1998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9 年8月被任命為北約秘書長。
羅馬諾·普羅迪：1999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9年9月宣誓就職歐盟主席，一直到2005年；2006年，被選為意大利總理。
弗朗索瓦·密特朗測試
1980年12月10日，彼德伯格“300人委員會” 命令，正式起用在法國建國伊始就被棄置的社會主義者弗朗索瓦·密特朗為法國下屆總統。根據約翰·科爾曼的著作《陰謀家集團——300人委員會》對這些事件的敘述，“密特朗正被起用，洗去沈痾，重返權力”。
密特朗重返權力的講話表達了他對資本主義的不支持： “產業資本的發展是反自由的。我們必須終止它。20世紀和21世紀的經濟體制將用機器對人類進行壓榨，首先表現於核能領域，並已經產生出可怕的結果。”
科爾曼的聲音也振聾發聵：“密特朗回歸愛麗舍宮證明 '300人委員會'強大到足以未卜先知，並運用它的力量或是任何其他的手段，摧毀任何反對力量，使其實際發生。正如密特朗事件那樣。在此之前的短暫日子裡，他已經被巴黎的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力量集團完全唾棄。”
這個和大部分社會主義政黨的成員一起抵制密特朗的， “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力量集團”，就是由讓-瑪麗·勒龐領導的、極右翼的國民陣線。在法國政治活動中，遠在雅克·希拉克總統的苛刻政策之前，國民陣線就一直鼓吹嚴格的移民控制，並在2005年11 月引發法國失業青年的大騷動。
塑造土耳其的未來
兩名土耳其與會者——土耳其央行行長蓋茲·艾舍爾和土耳其外交部長埃姆·雷薩伊——從1996年彼德伯格王城鎮會議歸來後四天，土耳其政府倒台了。
事出突然，土耳其總理梅蘇特·伊爾馬茲突然宣布辭職。他的退隱有效地瓦解了由保守黨前總理坦蘇·奇萊爾領導的真道黨與中立的祖國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伊爾馬茲的退隱為親###的繁榮黨領導人內吉梅丁·厄爾巴坎重組下屆土耳其政府掃清了障礙。這次政府更迭讓彼德伯格俱樂部有了一次黃金機遇，向基督教歐洲的軟肋施加###教影響，製造種族緊張，從而使該地區保持動盪。
葡萄牙行動
據消息靈通人士稱，2004年意大利斯特雷薩彼德伯格會議提升了大批的葡萄牙成員。那次會議之後，葡萄牙政府領導發生了重大變化。
鮮為人知的裡斯本市市長佩德羅·M洛佩斯·桑塔納，忽然被共和國總統任命為總理。
前總理約瑟·M杜朗·巴羅佐被任命為歐盟委員會主席。
議員約瑟·蘇格拉底，在愛德華多·費羅·羅德裡格斯 2003年5月25日辭職後被選為社會黨黨魁。愛德華多·費羅·羅德裡格斯1999年至2000年間，因警方調查十五起案件而捲入一場社會及政治危機。據稱，他涉嫌在國營收養院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犯（這位與該調查行動關係緊密的消息人士向我確認，危機是由幕後的彼德伯格成員導演的）。蘇格拉底2005年成為葡萄牙總理。
彼德伯格人的副總統候選人
2004年6月，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克裡的前競爭對手，約翰·愛德華茲首次參加彼德伯格會議，他看待美國政治的視角給成員們留下深刻印像。之後，被成員們直接選為克裡的競選夥伴。有很多提供消息的人士——我不能公開他們的姓名——都各自證實，會議第二天，在聽了約翰·愛德華茲講述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觀點之後，亨利·基辛格致電約翰·克裡，內容如下：“約翰，我是亨利。我們找到了你的副總統。”
《紐約時代》周刊2004年7月8日的一篇文章，也暗示了這個權力集團的介入：
是彼德伯格人選的愛德華茲？
今年6月初，大約有120人在意大利斯特雷薩召開的了獨一無二的秘密會議——彼德伯格會議。有些人暗示，愛德華茲是由於得到了與會的亨利·基辛格、梅林達· 蓋茨以及理查德·A珀爾的欣賞，而助他贏得了克裡的歡心。愛德華茲和共和黨人拉爾夫·裡德在關於美國政治的一次討論中發言表現非常好，以至於與會者打破彼德伯格戒律，在會議結束前就鼓起掌來。事前，愛德華茲先生曾去過布魯塞爾會見北約官員，宣傳他的外交方略。
實力夥伴
為了弄明白是誰控制著北約的領導權，控制著世界上最大的軍事行動或是今天的世界各國軍隊，你只需要看看那些屬於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北約秘書長就成了：約瑟夫·倫斯（1971—1984）（括號內時間為任職時間，下同。——編者註）、卡靈頓勳爵（1984—1988）、曼夫雷德·沃納（1988—1994）、威利·克萊斯（1994—1995）、賈維爾·索拉納（1995—1999）、羅伯特森勳爵（1999—2004）、夏侯·雅伯將軍（2004— ）。有如此的軍事聯繫，有部隊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在諸如波斯灣、伊拉克、塞爾維亞、波斯尼亞、科索沃、敘利亞、北朝鮮、阿富汗等地區實施彼德伯格俱樂部的政策變得是多麼容易。
有件事情很有趣，1956年8月，約瑟夫·雷廷格爾在彼德伯格報告第十一頁上寫道：“集團可能是各種倡議的製造廠，但我們決定，集團不將任何新概念和倡議付諸實施，而是將它們交由某些人或組織去進一步發展。”
事實上，在1954年會議最後一天的開幕辭上，彼德伯格執行委員會就遞交了一份提案（總報告的第8頁）：如何使歐洲防務委員會併入北約，以使之成為一個“決策的核心機構，能夠採取政治、經濟及軍事行動”。因此，會議決定，彼德伯格人要通過北約控制歐洲事務。
前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以及以色列將軍彼得·薩瑟蘭（前歐盟委員會委員、高盛及英國石油公司主席）是彼德伯格的活躍會員。 2000年，拉姆斯菲爾德和薩瑟蘭在瑞士能源公司和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BB）董事會任職，賺了一些錢。由於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BB）向朝鮮出售了兩座輕水核反應堆，而使得他們的秘密聯盟公之於眾。不用說，正在公開宣傳其“安全第一”政策的英國石油公司就更不會講這些了。
過去30年裡的每一任英國首相，都覺得必須參加彼德伯格會議。事實上，有些人說，彼德伯格俱樂部是軍情六處在皇室國際事務研究院指導下的一個真正的創舉。 “英國情報機構的這個計劃，是為了讓約瑟夫·雷廷格爾（後來的歐洲行動組織主要創始人之一）能夠在歐洲各國政府和美國政府的背後，把彼德伯格俱樂部組織成真正的權力掮客。”
按照另外一個觀察家的說法，“雷廷格爾（耶穌會會士）從美國國務院得到秘密資助，並且一直通過中央情報局國際組織處的頭兒托馬斯·布雷登，獲得大量援助。”
約翰·科爾曼在《陰謀集團》中寫道，這個主意得自阿拉斯泰爾·布昌（皇室國際事務研究院的董事會成員、圓桌會議成員、特威茲穆爾勳爵的兒子）和鄧肯·桑迪斯（卓越的政治家、已故的溫斯頓·丘吉爾的女婿）。後者是雷廷格爾的朋友，也是一名耶穌會牧師，還是33 等級共濟會會員。
英國《觀察家報》 1963年4月7日作瞭如下報導：“那些人（彼德伯格人）主張，未來是屬於政治家的，他們彼此間流傳著這樣的話——嚴肅的國際事務問題太過複雜，因而不能交給那些外交家們。然而，他們討論的 '保密程度'顯示出，他們只是在追求一件事：有效控制世界人民。不過他們把自己精心掩飾起來，將政府職責交到了那些傀儡政客的手中。”
事實上，彼德伯格俱樂部也許是1902年成立的英國協作俱樂部（Britain Coefficients Club）的天然外延。彼德伯格俱樂部成立之前半個多世紀的1903年，阿爾弗萊德·米爾納勳爵在聖阿爾敏斯酒店會議上就他對未來的看法發表講話。在那個會議上，米爾納強調了這樣的觀點：
我們必須實行精英統治——不是指特權，而是基於對世界的了解和必要的目的性——否則人類最終將會失敗…… 這在民主政體來說是尤其困難的。如果整個人類能夠擁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和那些創造性的、我們所期盼的自由，那麼實現更好、更有活力的社會類型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如果現在，那些擁有權力、閒暇和自由來應對富於想像力的訴求的人們，不能贏得集體的自我發展，那整個人類都無法做到。解決的辦法並不在於直接的衝突。我們了解人類的行為方式，以及人類隱藏在假面背後的內心深處，所以我們能夠擊敗民主政治。
在當今這個權力被分散的社會，我們需要在眾多當權者、智者、企業家和有影響力的人中進行有建設性的、富於想像力的工作，以造就具有高度選擇性的、自覺的、開放的、虔誠的精英文化。在我看來，這是人類事務所必須的下一個發展階段。我認為人類的進步，不該是一群粗鄙的、為基本需求所左右的頭腦的自發產物，而應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自然結果——它所針對的就是人類複雜的相互依存性、被解放的能量與求知欲、閒暇時的舉止、為文學和藝術所再造的情感和動機。
回顧一下意大利企業家、已故的菲亞特主席喬萬尼·阿涅利曾經說過的話，就能更通透地理解米爾納勳爵的話：“統一歐洲是我們的目標，在政治家們失敗的地方，我們企業家希望能夠獲得成功。”事實上，他們成功了。
如果軍情六處需要一張皇室的面孔來給彼德伯格俱樂部公開的支持，以提升它的行動可能性，那麼以和歐洲皇室以及眾多頂尖企業家關係密切而聞名的荷蘭親王本·哈德，就是最理想的聯繫人，所以表面看來他被任命為彼德伯格俱樂部“外交”主席了，但實際上，集團的幕後控制人一直是雷廷格爾。在他1960年6月12日逝世前一直如此。
1957年，丹尼斯·希利開始成為彼德伯格會議領導人。身為英國人的希利是“歐洲行動”組織的創始人之一（該組織的目的是增進美國和歐洲政治家、商人、頂級官僚和軍隊領導人的相互理解與合作）。集團從一個設在紐約的、名為“統一歐洲之美國委員會” 的組織得到資金支持。希利那時對此並不知情，只知道集團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前沿機構，其領導人包括美國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前身）的戰時領導人唐納文將軍，當時的國務卿喬治·馬歇爾，以及無所不在的艾倫·杜勒斯。希利後來被任命為英國國防大臣和財政大臣，權力僅次於首相。
許多人認為，我是在把一系列著名的巧合聯繫起來，從中發現陰謀。也許吧。但巧合實在太多了。
第五章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目的
彼德伯格人在追尋後國家主義時代——沒有國家，只有為世界價值所匡正的全球區域的時代。這就是說，全球只有一種經濟，一個政府（不是選舉產生的，而是人為精心挑選出的），一種宗教。為確保他們達成這些目標，彼德伯格人專注於“偉大的技術手段而很少在意代表大眾”。
——威廉姆·夏農
彼德伯格俱樂部主要擔心有組織的對抗。集團成員們不希望世界上的普通民眾知道他們在為世界的未來計劃著什麼：主要來說，就是一個世界政府（世界公司），它擁有單一的全球市場，由一支“世界軍隊”守衛，由一個“世界銀行”控制財政，使用單一全球貨幣。
彼德伯格人想要如何實現他們一個世界的願景，內容都羅列在下面的“期望清單”裡：
一個國際身份。他們試圖通過向國際組織授權，以內部顛覆的方式，徹底摧毀所有國家身份，建立一整套世界價值標準。未來再不許有別的標準存在。
對民眾的中央集權控制。通過對頭腦的控制，他們計劃引導全人類遵從他們的意願。茲比格涅夫· 布熱津斯基的著作《兩個時代之間：美國在科技時代的角色》中對該計劃藍圖的描寫令人不寒而栗。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的簡歷令人印像深刻：1953 年在哈佛獲得了博士學位；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三邊委員會創始人之一；卡特總統時期任國家安全顧問；羅納德·裡根總統的外國情報顧問委員會成員；喬治·赫伯特· 沃克·布什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專責小組的聯席主席。他還是亨利·基辛格的親密夥伴，以出席過數次彼德伯格會議而聞名。他預計，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沒有中產階級，只有統治者和僕役。
一個零增長的社會。在後工業化時代，需要以零增長來消滅大眾財富殘餘。如果有財富，就會有進步。財富和進步使得執行壓制不再可能，而如果你希望將社會劃分成所有者和奴隸的話，你就必須壓制。終結財富將終結核能電力及工業化生產（除了計算機和服務業之外）。加拿大和美國剩餘的工業將轉移至諸如###、秘魯、厄瓜多爾、尼加拉瓜這樣的貧困國家（這裡的勞動力很便宜）。這樣，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實現了。
一種永久的失衡狀態。人為製造危機將使民眾不斷受到脅迫——肌體上、精神上、感情上——使得永久的失衡狀態成為可能。民眾將太過疲憊、虛弱而無力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他們困惑、消沉，以至於“面對眾多選擇，卻總是漠然視之”。
對教育的中央集權控制。歐洲共同體、“美洲聯盟”和未來的亞洲聯盟，他們尋求對教育的更強力的總體控制的原因就是，允許倡導一個世界理念的全球主義者，將世界真實的過去徹底滅絕。他們的努力正孕育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成果。今天的年輕人幾乎完全無視歷史的教訓、個體的自由，以及自由的意義。以全球主義者的觀點，這種安排將簡化教綱。
對所有國內外政策的中央集權控制。美國確實影響了整個世界。現在，彼德伯格人看來要做些事來控制美國總統和他的政策了。加拿大為了保持它自己的主權，正按美國的需要前進。歐洲現在當然是受歐洲共同體的共識影響。
向聯合國授權。他們計劃利用現成的聯合國，使之先從法律上成為世界的政府，並對“世界公民” 直接徵收聯合國稅，然後再從事實上做到這一點。
西方貿易集團。通過擴大北美自由貿易區至整個西半球（包括南美洲），最終形成與歐盟類似的“美洲聯盟”。
擴張北約。就如同聯合國現在在阿富汗的所作所為一樣，由聯合國在全球更多的動盪地區進行干涉，而北約則作為聯合國的世界軍隊。
單一司法體系。國際法庭成為世界的唯一司法體系。
單一社會福利狀態。彼德伯格人幻想一種單一的社會福利狀態——順從的奴隸得到補償，不聽話的就被消滅。
彼德伯格俱樂部有力量在世界任何國家施加影響，執行他們的政策。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觸角有多長了——他們試圖控制美國總統，加拿大總理，自由世界的所有主要新聞媒體機構，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金融家，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及其貨幣供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還有所有和聯合國有關的渠道。擁有如此的聯繫網絡，他們能摧毀任何事物——無論大小，只要是妨礙他們創造統一世界的新秩序。我將通過許多令人毛骨悚然、難以置信的例證來展示這一點。
例如，在《冒險與極端分子》（Picador出版社，2001）一書中，喬恩·龍森描述了在馬島戰爭中，英國政府是如何要求對阿根廷實行國際制裁，但被拒絕的。 “在挪威辛迪夫佐特的彼德伯格會議上，英國石油公司的戴維·歐文站出來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贊同進行製裁。然後，這席話就讓很多人改變了念頭。我可以肯定，各國外交部長回到自己的國家，向他們的上司講述了戴維·歐文的話。你怎麼知道呢？因為製裁被實施了。”
可是，這個簡單又美麗的國際各國合作的故事卻極少有詳盡的報導。
彼德伯格俱樂部試運行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一個目標就是通過壓制所有的科學發展，使世界去工業化。他們從美國入手，首要的目標就是以和平利用核能作為未來能源的低溫核融合實驗。 “融合火炬（fusion torch）的發展將把彼德伯格的'自然資源有限'的觀念扔出窗外。一個被恰當使用的融合火炬能夠從眾多普通的物質中，發掘出無限的未被開發的自然資源，從而以某種方式造福人類。這種觀念甚至遠沒有被公眾所了解。”
為什麼新世界秩序如此地痛恨核能？按照前英國軍情六處秘密特工約翰·科爾曼的說法，產生大量便宜的電能的核電站是“使第三世界國家擺脫落後的關鍵。有了核能產生的大量便宜的電能和充沛的供應，第三世界國家就能逐漸獨立於使他們處於僕役地位的美國的對外援助，並開始主張他們的主權”。
對外援助越少，就意味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控制越少，也意味著它的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和獨立。讓彼德伯格和他們的代理人們厭惡的，就是這種發展中國家掌握他們自己命運的觀念。
這一點，在1955年彼德伯格會議總報告第13頁上得到了確認：“在原子領域，科學發現不斷超越……不能排除科學家們將新成果交到越來越多的人手中，並且很快'原子彈就成為窮棒子的臂膀'。同樣，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應用技術發展，讓我們幾乎可以預見那無法預見的情形了。”
核能，按照彼德伯格人的理想，不是為這個行星上的窮國服務的。正如在馬島戰爭中所表明的那樣，它們甚至是用來威脅第三、第四世界國家的最可靠的武器。
根據我自己的調查渠道，科爾曼同樣肯定了某位彼德伯格委員會高級成員的主張：“隨後推翻阿根廷政府，然後是經濟混亂和政治劇變。這些都是為了配合卡靈頓勳爵（前英國外交大臣，彼德伯格俱樂部委員會的另一名高級成員），由基辛格聯合公司策劃的。” 我們還知道，阿根廷行動是由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科羅拉多阿斯本研究院策劃的。
這次行動變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就是，彼德伯格人發現他們的後工業時代零增長目標正在解體，所以“阿根廷的例子是對其他拉美國家的一個警告，讓他們忘記他們可能有的民族發展、獨立和主權完整的想法”。
選擇阿根廷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這個南美最富庶的國家正在向墨西哥提供其所掌握的大多數核技術。而這是違反彼德伯格人的意願的。馬島戰爭迅速終結了這個雙邊互惠聯盟。毫無疑問，彼德伯格俱樂部更願意讓墨西哥作為便宜的、血汗勞動力的輸出國，而不是讓它主張自己是一個羽翼豐滿的貿易夥伴。
更有甚者，由於一連串禁止報導的障礙，甚至於在今天，也極少有美國人認識到，從技術到重型工業設備，拉丁美洲市場對於美國有多麼關鍵。與拉丁美洲的健康貿易將“激發眾多衰退的美國公司，並提供成千上萬的工作機會”。
為了防止這一點，彼德伯格人不惜一切代價。
彼德伯格俱樂部干涉主權國家外交事務
彼德伯格俱樂部干涉國家事務有那麼一些方法：
在尼克松政府將與中國建立正式聯繫作為公開政策之前，彼德伯格人就為美國作了決定。
1973 年，在瑞典薩爾特舍巴登會議上，彼德伯格人同意將每桶原油的價格提升至12美元——350%的躍升意味著在美國和西歐製造經濟混亂，這是為了提振石油公司下降的效益。對石油短缺的感受造就了階段式的阿以戰爭的舞台，並為戰爭爆發前正式簽署的主要價格協議提供了掩護。
1983年，彼德伯格人得到了當時“極端保守”的羅納德·裡根總統的秘密許諾，將5000萬美國納稅人的錢通過他們喜歡的渠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轉給第三世界和共產黨國家。這個承諾不僅得到了遵守，還發展成了著名的“布萊迪計劃”。
由於瑪格麗特·撒切爾反對將英國的主權交給彼德伯格人計劃的超級歐洲，彼德伯格人精心策劃了罷黜鐵娘子的決定。而我們都難以置信地看到她自己的政黨出賣了她，轉而支持彼德伯格俱樂部的捲毛狗——約翰·梅傑。
1985年，遠在美國政府將星球大戰計劃作為官方政策之前，彼德伯格人就已同意全力支持。
1990年，在紐約長島格蘭卡夫酒店的會議上，他們決定提高稅收，以向擁有債權的國際銀行家支付更多的錢。 1990年，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傑出人物，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總統簽署了增加稅收的“預算方案”，然後在選舉中落敗。
1992年，集團開會討論讓公眾接受聯合國軍“通過使用武力，干涉主權國家的國內政策，以及沖突解決方案”這一理念的可能性。 2006年渥太華會議期間，《多倫多星報》和《國家郵報》這兩家加拿大的主要媒體在首版整版刊載了彼德伯格人的這一建議。
1996年，在王城鎮彼德伯格會議上，第一次討論了將當時為加拿大政府所擁有的安大略水電集團以數百萬美元出售的問題。隨後很快，安大略水電集團就解體為五個獨立的公司，並被私有化了。
從1996年會議開始，一直到1998年期間，科索沃栽在了彼德伯格人的顯微鏡下。彼德伯格人商議建立遵循“託管制”的“獨立”的科索沃，而且，為了使該地區持續動盪、衝突，作為該地區國界整體重新規劃的一部分，將南斯拉夫肢解（將擁有35000匈牙利人的南斯拉夫北方省歸還匈牙利），並用西方國家納稅人的錢重建該地區被摧毀的以百萬美元計的基礎建設。
從2002年彼德伯格會議洩露出的報告說，伊拉克戰爭被一直推遲到2003年3月，而當時世界所有報紙都以為戰爭將在2002年夏天或者秋季發動。
1999年，肯尼斯·克拉克議員、國家經濟研究局主席馬丁·S費爾德斯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執行董事斯坦利·費舍爾、歐洲中央銀行董事會成員奧特瑪爾·伊辛、法國國家銀行行長讓-克勞德·特裡謝，在會議上討論了實現單一歐洲貨幣之後，下一步推行“美元化”的事宜。
與歐盟類似，彼德伯格人還討論了建立以日本為首的政治聯盟——單一貨幣的自由貿易亞洲集團。
為建立美洲聯盟而肢解加拿大，最初計劃於1977年，但未在預期內的媒體曝光。在1996年王城鎮彼德伯格會議上，彼德伯格俱樂部被迫推遲了他們的計劃。好幾本書都以此為題材，就加拿大的推遲解體作了描述。其中，羅伯特·歐德裡斯科爾和伊麗莎白·埃利奧特合作編寫了相關文章的合集《新世界秩序的墮落——加拿大》最為引入關注。
附：出版前言
有時候，出版與其說是一種職業，不如說是在提供某種支持。我接到一個電話，一個洪亮的聲音在電話那頭說道：“我的書一定會改變世界……而且，會是本暢銷書。 ”我極力不去戳破他“夢想”的肥皂泡，但還是讓這本圖書通過了初審，把它和那些試圖揭示“不方便”被公開的戰爭內幕的圖書聯繫起來，並慢慢地讓這筆風險巨大的賭注具備了一些真實性。
哦，這就是那本書，它已經改變了世界，而且也真的成了暢銷書。丹尼爾·伊斯圖林通過對世界政治和金融巨擘們在每年的秘密會議——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上的言論的不懈追蹤，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發現，以及對全球事件的準確預測，同時也招致了該集團手忙腳亂的瘋狂掩飾：為其操縱的諸多全球事件：被選出的總統、被安排的戰爭、操縱能源市場，還有很多很多……所有的這些都有主流媒體參與，但從未被報導。
窺探秘密從來都不容易，尤其是你還必須克服困難去應對偏見。直到最近，主流媒體仍然很少提及這個集團。彼德伯格彷彿是一個躲在世界邊緣的精靈——事實上只有在那裡，他們才可以葆有自己的好名聲。
我們努力做到準確，以應對不斷地變換的名冊、登記表等。但對我來說，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聰明人在做什麼，需要這樣極端地保密？另外，他們要帶我們去哪兒？
如果像丹尼爾那樣，歷史地來看待這個集團的行為，你就能逐漸明白他們策劃的現有格局，以及為什麼他們需要這樣高水準的“靜默”來實現它。那些妨礙他們目標的事情，比如國家主權和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似乎對他們都沒造成什麼影響。
我與丹尼爾以及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一樣，相信自己國家真正的民主理念，而不是現在這種“精英” 們的製度，通過他們的傀儡來為某些公司服務。我確信，大多數的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認為，他們秘密營造的未來都是出自好意。但是，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就像我自己，卻可能並不真的想要這些。
出版人
克裡斯·米裡根（Kris Millegan）
2007年9月22日
致謝
這大概是這本書最難寫的一部分了，因為所有曾經全身心地付出了精力和時間、不顧及與我們會見可能給自己帶來危險的人的名單，簡直太長了。 （這個名單包括與我一起研究這個問題的合作夥伴、獨立的研究人士、政府部門內外的消息人士、私家偵探、美國陸海空三軍的分析人員、西班牙將軍、廚師、廚師長、酒店服務生、保洁人員）而無法在我的——或者說是我們的書裡用幾頁紙開列出來；再一個原因就是，我自己就是天性自由的社會靈魂的集中再現。
在此，我謹向華盛頓、倫敦、莫斯科、馬德里、巴黎、加拉加斯、羅馬和渥太華的國際情報機構由衷地表示我最誠摯的謝意。是他們的智慧以及他們所掌握的內幕情報，使我常常在最黑暗的時候振作起來。他們的情報收集工作具有無比珍貴的價值，沒有他們的這種努力，這本書將永遠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
我尤其要感謝我的祖國加拿大——她給了我家和希望，讓我可以期待美好的未來，卻不要求任何回報。 1996年，我揭發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妄圖分裂加拿大的邪惡計劃，以此來報達她對我的恩情。我愛加拿大人，他們正直，熱愛自由，令人讚嘆。在那決定命運的一年，在我竭盡全力的請求下，他們與我一起走上街頭，幫助我成功地挫敗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想要悄悄分裂加拿大的企圖。每當我需要振奮精神，我就想到他們以及他們對人類美德的堅定信念。
我還要感謝我的好運氣英文是fortune。 ——譯者註和信念英文是faith。 ——譯者註，即使在看不到希望、無力應對之時，它們也一直伴我左右，一點點地讓我堅持下去。我能夠度過那些最令人絕望的困難時刻，就是因為我堅信我的這兩個F指前文的fortune和faith。 ——譯者註。
感謝我的朋友約翰·哈拉里和他的智慧——他屬於那不可複制的真正偉大的一代。我還要感謝來自加拿大安大略省阿默斯特島的喬弗里·馬修斯，他是加拿大最好的報紙，傳奇的《眼界》報（Eye Opener）多年以來的領導人。感謝所有那些我從未謀面的人們，是他們給我發了成千上萬封郵件，讓我堅信，生活中是有讓人期待的東西的。
有的人，面對政府的謊言、欺詐、操縱和哄騙，從來沒有停止過追尋真相；還有的人，憑直覺就知道，所有我們聽到的那些褻瀆神明的謊言都只是出於卑鄙的仇恨。所有這些人都應該知道我們的歷史和傳承的真相，我將這本書獻給他們。歷史傳承靠的是推理，而不是嚴苛的證據。歷史經驗也不是（簡單地）站在現在回顧過去，而應該是深入到歷史中去，再回來時，有的則是對我們之前的觀點局限性的更清醒、更寬泛的認知。
最後，我將本書的成功歸之於波涅·特斯（Bonnie Toews）（他是我這部書稿的第一編輯）和TrineDay的老闆盧斯·貝克（Russ Becker），而不是我自己。沒有盧斯·貝克的眼光和幫助，這本書現在還是一紙空文。最後，我要感謝克里斯·米里根（Kris Millegan）。克里斯，你保住了這本書，保住了真相，全世界都欠你一份感激。你對這本書重要性的堅信令人信服。因為你相信，所以其他人也相信。不僅如此，我也相信，那也是因為我看到你相信。
但人類仍然要接受末日的審判。正如有人說過的那樣，奇蹟，只有奇蹟是沒有得到我們的允許就發生了的。這本書和所有讓這本書“誕生”的人們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範例。
丹尼爾·伊斯圖林
2007年7月4日(本文來源：網易歷史作者：[加] 丹尼爾·伊斯圖林)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831/01/5I0P7NB300011247.html
從1954年荷蘭烏斯特比克小鎮的彼德伯格酒店開始，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們每年都有一次秘密集會，討論世界政治、經濟大事，謀劃世界未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彼德伯格拒絕亞洲人和拉美人參加。在彼德伯格會議上，記者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的人”。本書作者丹尼爾•伊斯圖林，是國際著名調研記者，秘密追蹤彼德伯格集團超過15年，不惜以身犯險闖入充滿秘密的隱匿世界，向我們揭示了前所未聞的世界真相。
丹尼爾•伊斯圖林：出生於俄羅斯，其祖父為前蘇聯克格勃上校，父親為一名持不同政見者，後被判刑入獄。伊斯圖林於1980年被前蘇聯驅逐出境，流落加拿大，後居住在西班牙。持續跟蹤研究彼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長達15年
引子
時間：1954年5月29-31日
地點：荷蘭小鎮烏斯特比克
會址：彼德伯格酒店
主辦方：荷蘭皇室、洛克菲勒家族
與會者：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們
第一次彼德伯格會議便這樣召開了。整個週末，他們都在討論世界的未來。會議結束的時候，他們決定以後每年都要召開一次這樣的會議，以便交流思想，分析國際事務。他們把自己稱作“彼德伯格俱樂部”。從那以後，他們每年都在世界某地的一家豪華酒店裡舉行會議，謀劃人類的未來。在這些經過精挑細選的俱樂部成員中，有比爾·克林頓、保羅·沃爾福威茨、亨利·基辛格、戴維·洛克菲勒、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托尼·布萊爾，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政府首腦、商人、政治家、銀行家。
不過，在他們超過50年的會議歷程裡，新聞媒體從來都沒有被允許出席，與會者的決議從來沒有被公開過，會議日程也從來沒有被公諸於眾。彼德伯格俱樂部的首腦們認為，這種保密是必要的——與會人士在討論中可以自由言論而不用擔心被記錄或是被公開。否則的話——彼德伯格成員聲稱，他們將被迫採用適合媒體的語言。毫無疑問，保密讓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可以更自如地討論。但是，這並沒有回答最根本的問題：這些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們在會議上都說了些什麼？
任何現代民主體制都保護隱私，但是，當一個國家的政治首腦和最富有的商業領袖們會晤的時候，公眾難道沒有權利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嗎？如果他們不被允許知道他們的代表在彼德伯格秘密會議上都說些什麼，那麼，公民們能用什麼來保證，彼德伯格俱樂部並不僅僅只是一個遊說、做交易的中心？為什麼所有報紙都可以在頭版討論丹佛經濟論壇和G8會議呢，成千上萬的記者出席——然而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或媒體）報導過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每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的人中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世界上最大的100家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比如戴姆勒·克萊斯勒、可口可樂、英國石油公司（ BP）、大通·曼哈頓銀行、美國運通公司、高盛、微軟，美國副總統、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局長、北約秘書長、美國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們、歐洲各國的總理們、反對黨的領袖們、全世界處於領導地位的各大報刊的首席執行官和首席編輯們。儘管有這樣重大的新聞素材，卻沒有任何報導。
主流媒體竟然沒有一個認為有如此人物參加的會議有新聞價值，這肯定很讓人難以理解。要知道，這些人的財富甚至遠遠超過所有美國人財富的總和，通常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的任何出行活動都會成為電視的頭條新聞。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謎題。 15年前，這個謎題讓我開始了我的調查之旅。而今，這已成為了我一生的事業。一個接一個地，我慢慢地鍥入包裹著彼德伯格俱樂部的重重秘密。不過，如果沒有“集團”內外那些有良知的反對者（他們有的也是彼德伯格俱樂部的成員）的幫助，我是無法完成這些的。我向他們奉上我最深摯的感激——是他們所給予的無價的情報，促成了現在這本書。讀者朋友一定明白，為了保護他們，我不能提及這些真正的英雄的名字，我只能對他們表示謝意，是他們幫助我發現了彼德伯格成員們在召開年度會議的豪華酒店緊閉的門後都說了些什麼。
在我們走進這個舉世無雙的俱樂部之前，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我們要認識到，正如沒有任何人是絕對的“好人”一樣，同樣也沒有任何人或者組織是絕對“邪惡”的。這個世界上有權勢的人中，還是有人遵循高尚的理想、原則和信仰，而不為我在本書裡所寫的那些施行秘密操縱的俱樂部及其爪牙們所左右的。彼德伯格俱樂部最初的成員們所做的“讓世界更美好”的努力是基於他們的專制，彷彿“父親”總是最睿智的那樣。這與羅馬天主教教義中的家長制模式很類似。
不幸的是，看起來彼德伯格俱樂部已經超越了它的理想初衷，而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影子政府。他們每年都秘密聚會，來決定如何執行他們的計劃。他們威脅要奪走我們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這在其他的歷史時期僅僅只能是若干邪惡的念頭，但由於電信的發展、因特網迅捷深遠的影響，加上行為工程學操縱個人行為的新方法，這些結合在一起，就可以使上述念頭越來越容易地變成令人嫌惡的現實。
每一步新舉措，從它自身來看，似乎都只是輕微的僭越一點點，但持續不斷的所有這些改變就造就了完完全全的奴役。這就是為什麼，是該看看幕後的一切的時候了。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在這裡，我們所要選擇的道路將決定人類的未來。如果我們希望保有我們的父輩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歷經戰火所得來的自由，我們就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彼德伯格俱樂部及其同類們的真實目的和行動。
上帝是無法將我們從這個為我們而設的“新黑暗時代” “黑暗時代”指中世紀早期的西歐歷史；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西歐進入一個所謂的“黑暗時代”。 ——譯者註中救贖出來的。要靠我們自己！ 21世紀，我們的世界，是自由，還是為電子警察所操縱，就取決於我們現在要採取的行動。但如果我們不知道那些深藏的秘密，就永遠也無法找到正確的答案。
而這，正是本書所要奉獻給您的。
第三章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建立
想像一下，有這樣一個秘密俱樂部，在那裡，總統、總理、國際銀行家以及將軍們摩肩接踵；優雅的王室成員女伴確保所有人都和睦共處；那裡的人發動戰爭、操縱市場、控制歐洲；說著他們從來不敢公開說的話。這就是彼德伯格俱樂部，它是世界上所有組織中最為機密的一個。之所以沒有人願意打破這個組織所共謀的靜默或者站出來揭露它的原因，在法國廣播播音員斯瑞·塞貢札克的話裡可以找到：“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太有權勢了，他們無所不在，所以不會暴露。”
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秘密激發了諸如羅伯特·魯德魯姆、蓋伊爾·林德斯等小說家的想像力。他們書中秘密組織的原型就是基於彼德伯格俱樂部已公開的一些事實。這些小說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當世界範圍內某個政體需要更迭——無論這是基於支持某個福利國家的需要，或是改變不穩定的資本流向——只有權力掮客們的某個世界組織決定要解決這個問題，並把它列在了他們的會議日程上，它才會發生。
荷蘭親王本·哈德相信，如果負責任且有影響力的領導人能夠在他們公開的姿態背後實際控制世界事務，那麼，嚴重的經濟下滑，比如“大蕭條”，是可以避免的。出於這個原因，1954年，他被授命組織那些“志趣相投”的代表們召開第一次會議。這些代表來自世界經濟、政治、工業、軍事領域的所有方面。 1954年5月29日至5月31日，他們在荷蘭烏斯特比克的彼德伯格酒店開會。會議結束時，與會者同意成立一個秘密團體。
大部分的報告稱，最初的成員在酒店訂立公約之後，把他們的聯盟稱作彼德伯格俱樂部。然而，作家吉歐格斯·C·海頓發現，這位德國出生的本·哈德親王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曾是德國黨衛軍的一名軍官，同時也是法本化學工業公司某附屬機構的董事會成員。在海頓的著作《強姦憲法》、《自由之死》裡，他聲稱，本·哈德親王在公司管理中利用他的納粹歷史，鼓勵“超級秘密決策集團”成員稱他們自己為彼德伯格俱樂部，以紀念法本公司高層倡議組建的海因裡希·希姆萊海因裡希·希姆萊（1900—1945），二戰德國納粹蓋世太保總管，曾妄想取代希特勒，被希特勒下令逮捕。希姆萊逃竄過程中被盟軍俘獲，服毒自殺。 ——編者註的“朋友圈”——這個朋友圈由一些創造財富的精英所組成，從希特勒早期受歡迎開始，一直到納粹德國失敗而解散。他們為希姆萊在國家社會主義計劃中所給予的保護而回報其大筆的酬勞。戰後，當本·哈德親王成為荷蘭皇家殼牌公司（荷英企業集團）首腦後，荷蘭皇室小心地將親王的這段背景隱瞞起來。今天，這家富有的歐洲石油公司也是彼德伯格俱樂部圈內成員之一。
在1954年的第一次會議上，制定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目標和任務。據一個觀察家稱，他們的口吻是一貫的：“彼德伯格所有會議的目的都是為了在歐洲和美國之間產生'精英意志'，就聯合統治整個世界在政治、經濟和戰略上達成一致。北約組織是他們採取行動進行顛覆的主要基礎，因為該組織可以為他們的'永久戰爭'計劃提供舞台，或者至少讓他們可以使用'核訛詐'政策。”
當我們一層層揭開這個秘密，把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真實目的（碰巧這些對於當時的法國總統查爾斯·戴高樂將軍來說，實在是再明白不過了）大白於天下之時，我會詳細講述這一切的。
政治研究員羅傑·曼尼威在他1967年10月的時事通訊——《法國外交政策》裡，分析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和戴高樂的關係。他的研究報告觀點從一開始就令人震驚：“所有法國與彼德伯格俱樂部有關的人，比如喬治·彭皮杜、安東那·比內，以及蓋伊· 莫勒這些打壓派，都是查爾斯·戴高樂核政策的強烈反對者。”彭皮杜是總理，比內和莫勒都是法國政府的部長。
彼德伯格俱樂部為什麼如此呢？因為集團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核威懾為攻城槌，對付那些不服從的國家，把歐洲自由國家的主權交給由彼德伯格俱樂部控制的英美世界政府。為了控制歐洲，即使法國的核力量是遏制蘇聯核威懾的關鍵力量，消除法國的核威脅仍然是必須的。戴高樂的傳記作家讓·拉古居爾寫道：“戴高樂必須在歐洲建立起無可爭議的實力地位，來對付英國以新世界帝國主義秩序為目的的自由貿易政策。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必須成為世界三極中的一極，而不只是歐洲大教堂裡的一根柱子的原因”。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從1954年以來的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日程，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將所有分歧都統一於美國和歐洲那些精英分子的意識形態。舉例來說，1955年彼德伯格會議總報告的第7頁赫然寫道：“消除西歐各國與美國的誤解以及可能的猜疑，以面對一切困擾世界的危險。”
1954年以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代表了所有西方國家的精英和財富——金融家、企業家、銀行家、政治家、跨國公司商業領袖、總統、總理、財政部長、國務卿、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世界傳媒集團的總裁、軍隊的首腦。
2005年9月，為了消彌對彼德伯格俱樂部一樁陰謀的指責，集團73歲的主席艾蒂納·達維格農子爵史無前例地會晤了BBC的比爾·海頓。會見中，他表達了集團秘密會議的初始目的：“我只是想，那些有影響的人喜歡與同樣有影響的人在一個他們可以自由交流的論壇交流。在這裡，他們可以審視各自的觀點，沒有批評家和公眾對他們的觀點進行爭論。”達維格農否認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想要建立全球統治階層， “因為我不相信有這樣一個全球統治階層的存在”。相反，他聲稱，“商業影響社會，政治影響社會——這都很平常。並不是商業要和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們競爭世界的領導權”。
戰爭通常因為拓展疆域而起，但是在現在這個全球性的時代，商業和政治共同決定著國家存亡，這其中，經濟居於主導地位。不管彼德伯格俱樂部主席說什麼，有一點毫無疑問——該集團用經濟控制著世界貿易。實際情況是：公眾對他們每年舉行的會議並不知情。他們秘密聚會，討論全球戰略，在廣泛的問題上達成共識。這種保密令人懷疑。而我的目的，就是揭開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秘密，昭示這個秘密的世界領導人和連鎖機構的俱樂部，是如何試圖通過他們所操縱的、由美國為管理者的“國際法”，使所有自由國家屈從於他們的遊戲規則的。
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經營”著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因此可以決定貼現率、貨幣供應水平、利率、黃金價格，以及哪些國家能夠得到貸款。通過控製商業鏈條上的貨幣和流動，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為他們自己賺取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元。是“錢”和對權力的貪欲驅使著他們。
自艾森豪威爾之後，歷任美國總統都是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他們並不全都親自參加會議，但都會派出各自的代表。和大多數英國政府的主要成員一樣，前英國首相託尼·布萊爾是又一個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甚至一貫高姿態的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也是該集團的成員。之前，被集團邀請的人還有，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艾倫· 格林斯潘、希拉里和比爾·克林頓、約翰·克里、美林達和比爾·蓋茨、理查德·珀爾等。
彼德伯格的成員還包括那些控制著你的視野和閱讀的人 ——比如傳媒界的戴維·洛克菲勒、臭名昭著的康拉德·布萊克（他之前擁有從《耶路撒冷郵報》到加拿大最新的《國家郵報》等超過440家媒體出版機構）、埃德加·布隆夫曼、魯珀特·默多克，以及維亞康姆集團（國際傳媒集團，涉及幾乎所有傳媒主要產業領域）首席執行官薩默爾·雷德斯通。是他們保護著這個秘密集團的秘密，而這可能就是為什麼 “彼德伯格”這個名字對你來說很新鮮的原因。
不論你看哪裡——政府、大商業機構，任何其他謀求形式權力的機構——他們實行控制的關鍵就是保密。所有會議，諸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會議、G8會議、世貿組織會議、世界經濟論壇、各國央行會議、歐盟部長理事會和歐盟委員會、歐盟峰會、政府內閣會議，以及數不清的智囊團會議等等，都是在緊閉的大門之後舉行的。這樣做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們不想讓你和我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那條為了掩蓋事實的著名藉口——“這不符合公眾的利益”—— 真實的意義是，如果公眾獲悉他們在討論什麼，決定什麼，這就不符合那些權力機構的利益。
除了這些通常的不情願舉行公開會議的理由之外，保密原則還出於論壇和會議自身考慮。比如，總的來說，我們甚至都不知道會議舉行的地點，更不用說他們在會議上計劃什麼、討論什麼了。每年1、2月間在丹佛舉行世界經濟論壇，四五月間舉行彼德伯格會議和G8會議，九月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和世界銀行會議。出現了某種國際共識，這個共識為一個又一個會議所沿用。但這並不是哪個會議發起的。 （不過）這個共識成了G8會議經濟公告的基礎背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阿根廷會議內容調整後，這一共識即被同時通知與會者；這也是美國總統向國會提案時的共識。
根據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1989年會議文件草案，首次會議“產生於大西洋兩岸諸多領導人，對西歐和北美沒有像他們本該做的那樣，在關鍵的重要事務上緊密合作而表示的關注。彼德伯格認為，定期的、沒有記錄的討論將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戰後的困難時期，以及影響西方國家的複雜力量和主要趨勢”。
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兩個家族中的主要成員，羅斯柴爾德勳爵和勞倫斯·洛克菲勒，為了使歐洲區域化的秘密目的，親自挑選了100位世界精英。根據目前已卸任的菲亞特公司領袖喬瓦尼·阿涅利所說的那樣，“整合歐洲是我們的目標，在政治家們失敗的地方，我們企業家希望獲取成功”。
倫敦《觀察家》報的威爾·赫頓參加了1997年的彼德伯格會議，他說：“這裡不制定政策，全是討論，有些只是普通的陳詞濫調，但會議就制定世界政策的基礎背景形成了共識。”
據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創始人、荷蘭親王本·哈德授權的傳記記載（該傳記的作者是阿爾登·哈奇），每一個彼德伯格會議的與會者都被“神奇地免除了公務”，來參加會議。他們成為“在會議期間各自國家的普通公民”。本·哈德親王逝世於2004年，他是荷蘭女王貝婭特麗克絲的父親，也是英國菲利普親王的密友。 “當這些構成整個西方世界的代表從彼德伯格會議離開時，”親王說，“他們帶著集團的共識。具有無上權力的彼德伯格俱樂部，試圖通過成員的討論解決分歧，以達成一致，並因而當然地對出席會議的成員擁有重要的影響。”
事實上，從彼德伯格會議閉幕時起，所有那些在每年彼德伯格會議上討論達成的各個領域裡的共識，就被這些在政治和商業上強力的利益相關者通過主流媒體不遺餘力地宣揚開來；與此同時，這些共識也成為駕馭那些顯然是不同派別的國際力量的共同政策。一切似乎看來都“彷彿出於偶然”。
會議概要
儘管有很多公司曾經嘗試過，但沒人能買到會議入場券。彼德伯格俱樂部指導委員會決定被邀請人——倫敦《衛報》的稱呼很恰當：“彼德伯格人”。這些人的資格在秘密會議的50年時間裡，一直都沒有改變。從本質來說，他們在尋找熱衷於統一世界秩序的人，一個費邊式社會主義者——費邊主義者堅信他們所說的“對社會一切活動的民主控制”。核心的字眼是控制。通過世界政府來實現最佳的、對個體的控制。
根據我在該指導委員會內部的消息人士稱：“被邀請者必須獨自前來；不能帶妻子、女朋友、丈夫或是男朋友。個人助理即全副武裝的保鏢，通常都是前中央情報局和軍情六處（MI6）的人。——譯者註不能出席會議，吃飯也必須在不同的廳。即使是戴維·洛克菲勒的私人助理都不能和他一起吃午飯。與會者絕對禁止接受記者採訪。”
為了保證會議的隱秘氛圍，彼德伯格人在會議期間（通常 3到4天）租用一家酒店，整座建築裡的所有其他客人都會被中央情報局和當地的秘密機構清走，以確保會議代表完完全全的隱秘和安全。會議酒店的所有圖紙都被列為機密，工作人員也將被徹底甄別—— 質詢他們的忠誠度、核實他們的背景、調查他們的政治傾向。所有可疑人員在會議期間都被排除調開。
1998年會議期間，“每輛配送的車輛都被帶著警犬，身著黑色作戰服的警察裡裡外外、上上下下徹查，然後被護送去往酒店的入口。全副武裝的軍警在周圍的樹林裡出沒，入口處的守衛都是方下頜，戴著秘密工作使用的耳機。任何無力控制這個星球的人指非彼德伯格會議代表。——譯者註接近酒店都被攔了回去。”
東道主國家的政府負責所有與會者及其隨從的安全。為了保護這些權勢精英的融洽和秘密，他們不惜動用軍隊、情報機構、國家及地方警力以及所有其他的私人警衛。與會者不用遵從東道國的現有法律法規，比如必須通關檢驗、攜帶適當的身份證明（比如護照）。這些對彼德伯格人都不作要求。他們舉行會議的時候，任何不在“准予進入人員名單”上的人都禁止接近酒店。這些精英們通常帶著自己的廚師、侍應、秘書、接線員、勤雜工、保潔人員以及安全人員。
比如，2004年的會議就是在斯特雷薩的波羅米斯大酒店舉行。酒店有“174個忠實再現了'美好時代'時期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法國，法國巴黎當時歌舞昇平，盛況空前。——譯者註風格的房間；神聖羅馬帝國時代或者Maggiolini風格的建築結構，加上花團錦簇的窗簾，溫暖斑斕的色彩，Murano 意大利威尼斯附近的一個小島，以生產玻璃製品著稱。——編者註的吊燈，更為這種風格增色。大多數朝向湖水的房間都有獨立的陽台，所有的浴室都有一個旋渦式泳池，地上鋪著意大利大理石。套間裡富麗堂皇——令人引以為傲的精緻藝術品，嵌飾的房頂、雕塑、巨大的旋渦式浴室。皇室套間裡除此之外還有獨立的淋浴”。
代表們的住宿費用都由彼德伯格俱樂部支付，每個房間通常為1200歐元。米芝蓮三星主廚準備飯食。事實上，選擇酒店的其中一個標準就是該酒店是否有最著名的廚師。另外一個標準是該城市的規模（通常是一個小鎮，遠離大都市的聚光燈和好奇的民眾）。小鎮還有額外的優勢——那些私人助理可以帶著槍，全面監控每一個人而不會被人質疑。電話、房間服務以及洗衣費用由與會者自己支付。
2003年，凡爾賽特裡亞農宮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我，三天裡，戴維·洛克菲勒電話費達到14000歐元。根據同樣是一位彼德伯格人的消息人士所說，四天“全球主義者的節日”賬單高達1000萬歐元並不誇張。這比保護美國總統或是做國際訪問的教皇的花費要多得多。當然，沒有什麼總統或是教皇比彼德伯格俱樂部更重要。
會議通常有四次——兩次在早上，兩次在下午。週六除外，那天只有早上開會。週六中午到下午3 點，彼德伯格人在他們的私人助理陪伴下打高爾夫、游泳、乘事先預備好的遊艇或是直升機遊覽。
會場座席按字母表順序循環排列。第一年翁貝托·阿格涅利（現已卸任的菲亞特主席）坐第一排，第二年德國郵政世界網絡公司及德國電信的主席克勞斯·祖文克爾就可能坐他的位置。
每個國家派一個代表團，通常有三個人：一名企業家或商業領袖、一名高層部長或議員、一名居於主導地位的報刊主編或公共知識分子。美國由於它的經濟規模而擁有最多的與會者。小一點的國家，比如希臘和丹麥，只有兩個席位。會議通常最多有130名代表，其中，三分之二的與會者來自歐洲，剩餘的來自美國和加拿大。 （墨西哥全球主義者屬於實力略遜的姐妹組織——三邊委員會。）
三分之一的代表來自政府和其他政治機構，剩下的三分之二來自企業、金融、教育、人力資源及通信行業。大多數的代表都英語流利，同時還會說法語。
彼德伯格規則的演進
從一開始，彼德伯格俱樂部就由一個小型核心領導。這個核心從1954年以來一直由“智者”組成的委員會任命。該委員會由歐洲人擔任主席，歐洲和美國各出一名秘書長，還有一人負責財務。根據彼德伯格非官方的媒體報導，每年的邀請只發給那些 “重要的、令人尊敬的人。藉由這些人的智慧、個人交往以及在國內外事務中的影響，能夠擴大彼德伯格俱樂部的目標和資源”。
彼德伯格會議所遵循的章程是1919年在凡爾賽巴黎和平會議之後，由位於查塔姆大廈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IIA）制訂的。 “查塔姆大廈”通常都是指查塔姆研究院本身，而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是英國君主政體外事政策的執行機構。根據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規定：“按照查塔姆研究院的章程所舉辦的會議或其中部分會議，與會者可以自由使用所得到的信息，但發言者以及其他與會者的身份及屬地不得公開；也不得提及該信息來源於本研究院的某次會議。”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創始人們以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定為基礎，是因為這樣可以讓人們以個人身份表達觀點。這些觀點可以不代表他所在的組織，從而鼓勵自由討論。 “如果不用擔心因公開引用他們的話而影響他們的名譽或引發牽連，人們通常會覺得更放鬆。”
2002 年，應用該規則得到了批准，而且措辭更為嚴格：“查塔姆研究院的會議可以'記錄'，或是遵循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定。在後一種情況下，同意某會議或是其部分會議內容應該嚴格保密並遵從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則，以助於發言者自由討論。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定確保'大牆'之內發言的匿名性，以達成更好的國際關係。如有違犯，查塔姆研究院將予以懲戒。”
彼德伯格俱樂部將這一著重強調的規定銘記於心。儘管與會者宣誓他們以私人身份而不是其各自的官方政府代表，參加集團的年度會議，這種確認仍然不盡可信——尤其是如果你將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定與美國的洛根法案進行比較的話（更是如此）。後者認為，選舉產生的官員秘密會見有影響的商業高層以討論或是設計公共政策，絕對是非法的。
洛根法案意圖禁止未經授權的美國公民干涉美國與其他國家政府間關係。不過在該法案將近兩百年的歷史中，看來還沒有基於違反該法案的起訴。但是，有很多司法程序參考過該法案，所以，以該法案作為政治武器並沒有什麼不同尋常。
這並不是說，私人身份的公民如果訪問或乾涉外國，能夠逃脫所有乾系。他們不能非法出口或者出賣武器，當然，除非他們屬於中央情報局。如果是這樣，他們不僅能夠從非法的武器和毒品買賣中獲利，還能干涉獨立國家的秘密事務。
那些蔑視洛根法案，參加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的人有：艾倫·杜勒斯（來自中央情報局）、威廉· 富布賴特參議員（來自阿肯色州，羅德學者）；迪安·艾奇遜（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納爾遜·洛克菲勒；傑拉德·福特（前總統）；亨利·J海因茨二世（亨氏食品主席）；托馬斯·L休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肯尼迪總統的國防部長，前世界銀行主席）；威廉·P邦迪（前福特基金會主席，《外交事務周刊》外交關係委員會社論撰稿人）；約翰·J麥克勞伊（前大通曼哈頓銀行總裁）；喬治·F凱南（前美國駐蘇聯大使）；保羅·H尼采（施羅德銀行代表） ；羅伯特·O安德森（大西洋-裡奇菲爾德公司主席，阿斯本人文研究院院長）；約翰·D洛克菲勒四世（前西弗吉尼亞州州長，美國參議員）；賽勒斯·萬斯（卡特總統的國務卿）；尤金·布萊克（前世界銀行主席）；約瑟夫·約翰遜（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亨利·福特三世（福特汽車公司掌門人）；安德魯·J古德帕斯特將軍（前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後來的西點軍校校長）；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三邊委員會的創始人）；亞歷山大·黑格將軍（曾經的北約司令官，亨利·基辛格的前助理，後擔任裡根總統的國務卿）；以及詹姆斯·洛克菲勒（美國花旗銀行主席）。
彼德伯格的會議通常很坦率，但並不總是能夠達成共識。在過去的幾年裡，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幾乎都忘記了伊拉克。 2003年，那時的法國外交部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公開告訴亨利·基辛格：“如果美國人事先告訴他們伊拉克的真相”——入侵的真正原因是控製石油和天然氣——也許他們，這些法國人，“就不會在聯合國就該問題的決議投贊成票。這個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並不愚蠢，亨利。”根據這次會議中的我的消息人士稱，基辛格沉著臉掉轉身，走開了。
英國民族主義是彼德伯格的另一個關注點。 1998年，在蘇格蘭特貝裡會議上，英國首相託尼· 布萊爾因為沒有使英國進入歐洲共同貨幣區而被像頑童一般訓斥。根據研究記者吉姆·塔克的消息，“布萊爾向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保證，英國會加入（共同貨幣），但由於英國的'民族主義浪潮'，他首先必須解決'政治問題'”。
《焦點報》（一份專注於不確切事件的報紙）1998年 5月29日文章報導，一名德國人對布萊爾說，“你是穿褲子的瑪吉·撒切爾”。這是未經雕琢的暗示——鐵娘子撒切爾被她自己的、聽命於彼德伯格俱樂部的保守黨所拋棄，在那些同樣的問題上，其國家元首的位置由雜技演員約翰·梅傑所接任。
約翰·威廉姆斯在他的著作《大西洋主義：歐洲安全的阿基裡斯之踵——自我認同與群體意志》中寫道，一些西方精英出席彼德伯格會議“以完善並強化他們的虛擬共識。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對銀行家和商業大亨好的，對所有其他人都好。所以，為了讓人類過得更好，全球化（這種幻像）不可避免”。
彼德伯格俱樂部創始人之一、奧托·烏爾夫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奧托·馮·阿麥隆根，非常罕見地描述過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討論的構成——每次會議是如何確定會議議題（所選問題都有簡短的介紹）並隨後討論的。有趣的是，馮·阿麥隆根被當做恢復德國和蘇聯集團經濟關係的紐帶。他是波恩駐甦的非正式大使，但他的過去卻與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竊取猶太人財富的惡行牽扯不清。
參與導演了2001年奧托家族公司電視紀錄片的沃納· 魯吉姆聲稱，馮·阿麥隆根是納粹在葡萄牙的間諜，參與過出賣希特勒從所征服的歐洲國家央行劫掠而來的黃金，以及從猶太人那裡竊取的股票。魯吉姆還聲稱，馮·阿麥隆根從葡萄牙向德國出口鎢（一種用來強化步槍和大砲等武器用鋼的重要金屬）。整個戰爭期間，葡萄牙是唯一一個與德國進行鎢礦貿易的國家。
另外兩名2003年彼德伯格會議的英國代表——他們不希望公開身份，解釋說，會議的每個專題小組都由1名主持人以及2到3名成員組成。一共有6個“小組”，每組3 人，控制討論。每組討論時間將近兩小時。大約十分鐘的介紹性發言之後，討論參與者自我決定何時加入討論，或者舉起1、3或者5根手指示意要求發言1、3或者5分鐘。發言1分鐘的人先說，然後是3分鐘和5分鐘的。之後是5分鐘、3分鐘或是2分鐘的問題討論。儘管代表們被要求事先就討論作一定準備，但沒有介紹情況的文件，也沒有記錄。 1月份發布最初的與會者提名名單，3月份確定最終的名單。
為了防止滲透，彼德伯格執行委員會提前4個月確定會議的日期，但酒店的名字直到會議開始前一周才宣布。會議開始時，主席重申彼德伯格的程序規則，然後開始議程的第一項內容。彼德伯格會議所有分發給成員的資料都是：“個人的，絕對保密的，不能公開的。”
第四章 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
將每年都參與會議的活躍會員和其他偶爾被邀請的成員區別開來是非常重要的。大約有80名成員多年來經常參加會議。被邀請來就其影響領域或專業學術知識做報告的邊緣人士，對彼德伯格俱樂部背後的正式構架完全一無所知，而且也完全忽略集團更大的、全球性的目標。有些人被邀請來是因為彼德伯格人認為，那些人也許在他們的全球主義計劃裡可能成為有用的工具，並在隨後幫助其被選舉到非常有權勢的位置。沒有留下任何印象的一次性被邀請者，自然被扔到一邊了。
最戲劇性的“有益補充”的例子，就是籍籍無名的阿肯色州州長比爾· 克林頓。他1991年第一次參加在巴登-巴登舉行的彼德伯格會議。在那裡，戴維·洛克菲勒告訴克林頓，為什麼美洲自由貿易協定是彼德伯格俱樂部要優先解決的問題，集團需要他就此問題提供支持。第二年，克林頓被選為美國總統，然後——猜猜怎麼了？ ——他成為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的強力擁護者。
下面的清單著眼於一系列的巧合—— 一些重要領導人出席彼德伯格會議的日期以及隨後他們事業變化的時間：
比爾·克林頓：1991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2 年獲得了民主黨提名，並被選舉為美國總統。
托尼·布萊爾：1993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4 年7月成為黨魁，並於1997年被選舉為首相。
喬治·羅伯遜：1998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9 年8月被任命為北約秘書長。
羅馬諾·普羅迪：1999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9年9月宣誓就職歐盟主席，一直到2005年；2006年，被選為意大利總理。
弗朗索瓦·密特朗測試
1980年12月10日，彼德伯格“300人委員會” 命令，正式起用在法國建國伊始就被棄置的社會主義者弗朗索瓦·密特朗為法國下屆總統。根據約翰·科爾曼的著作《陰謀家集團——300人委員會》對這些事件的敘述，“密特朗正被起用，洗去沈痾，重返權力”。
密特朗重返權力的講話表達了他對資本主義的不支持： “產業資本的發展是反自由的。我們必須終止它。20世紀和21世紀的經濟體制將用機器對人類進行壓榨，首先表現於核能領域，並已經產生出可怕的結果。”
科爾曼的聲音也振聾發聵：“密特朗回歸愛麗舍宮證明 '300人委員會'強大到足以未卜先知，並運用它的力量或是任何其他的手段，摧毀任何反對力量，使其實際發生。正如密特朗事件那樣。在此之前的短暫日子裡，他已經被巴黎的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力量集團完全唾棄。”
這個和大部分社會主義政黨的成員一起抵制密特朗的， “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力量集團”，就是由讓-瑪麗·勒龐領導的、極右翼的國民陣線。在法國政治活動中，遠在雅克·希拉克總統的苛刻政策之前，國民陣線就一直鼓吹嚴格的移民控制，並在2005年11 月引發法國失業青年的大騷動。
塑造土耳其的未來
兩名土耳其與會者——土耳其央行行長蓋茲·艾舍爾和土耳其外交部長埃姆·雷薩伊——從1996年彼德伯格王城鎮會議歸來後四天，土耳其政府倒台了。
事出突然，土耳其總理梅蘇特·伊爾馬茲突然宣布辭職。他的退隱有效地瓦解了由保守黨前總理坦蘇·奇萊爾領導的真道黨與中立的祖國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伊爾馬茲的退隱為親###的繁榮黨領導人內吉梅丁·厄爾巴坎重組下屆土耳其政府掃清了障礙。這次政府更迭讓彼德伯格俱樂部有了一次黃金機遇，向基督教歐洲的軟肋施加###教影響，製造種族緊張，從而使該地區保持動盪。
葡萄牙行動
據消息靈通人士稱，2004年意大利斯特雷薩彼德伯格會議提升了大批的葡萄牙成員。那次會議之後，葡萄牙政府領導發生了重大變化。
鮮為人知的裡斯本市市長佩德羅·M洛佩斯·桑塔納，忽然被共和國總統任命為總理。
前總理約瑟·M杜朗·巴羅佐被任命為歐盟委員會主席。
議員約瑟·蘇格拉底，在愛德華多·費羅·羅德裡格斯 2003年5月25日辭職後被選為社會黨黨魁。愛德華多·費羅·羅德裡格斯1999年至2000年間，因警方調查十五起案件而捲入一場社會及政治危機。據稱，他涉嫌在國營收養院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犯（這位與該調查行動關係緊密的消息人士向我確認，危機是由幕後的彼德伯格成員導演的）。蘇格拉底2005年成為葡萄牙總理。
彼德伯格人的副總統候選人
2004年6月，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克裡的前競爭對手，約翰·愛德華茲首次參加彼德伯格會議，他看待美國政治的視角給成員們留下深刻印像。之後，被成員們直接選為克裡的競選夥伴。有很多提供消息的人士——我不能公開他們的姓名——都各自證實，會議第二天，在聽了約翰·愛德華茲講述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觀點之後，亨利·基辛格致電約翰·克裡，內容如下：“約翰，我是亨利。我們找到了你的副總統。”
《紐約時代》周刊2004年7月8日的一篇文章，也暗示了這個權力集團的介入：
是彼德伯格人選的愛德華茲？
今年6月初，大約有120人在意大利斯特雷薩召開的了獨一無二的秘密會議——彼德伯格會議。有些人暗示，愛德華茲是由於得到了與會的亨利·基辛格、梅林達· 蓋茨以及理查德·A珀爾的欣賞，而助他贏得了克裡的歡心。愛德華茲和共和黨人拉爾夫·裡德在關於美國政治的一次討論中發言表現非常好，以至於與會者打破彼德伯格戒律，在會議結束前就鼓起掌來。事前，愛德華茲先生曾去過布魯塞爾會見北約官員，宣傳他的外交方略。
實力夥伴
為了弄明白是誰控制著北約的領導權，控制著世界上最大的軍事行動或是今天的世界各國軍隊，你只需要看看那些屬於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北約秘書長就成了：約瑟夫·倫斯（1971—1984）（括號內時間為任職時間，下同。——編者註）、卡靈頓勳爵（1984—1988）、曼夫雷德·沃納（1988—1994）、威利·克萊斯（1994—1995）、賈維爾·索拉納（1995—1999）、羅伯特森勳爵（1999—2004）、夏侯·雅伯將軍（2004— ）。有如此的軍事聯繫，有部隊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在諸如波斯灣、伊拉克、塞爾維亞、波斯尼亞、科索沃、敘利亞、北朝鮮、阿富汗等地區實施彼德伯格俱樂部的政策變得是多麼容易。
有件事情很有趣，1956年8月，約瑟夫·雷廷格爾在彼德伯格報告第十一頁上寫道：“集團可能是各種倡議的製造廠，但我們決定，集團不將任何新概念和倡議付諸實施，而是將它們交由某些人或組織去進一步發展。”
事實上，在1954年會議最後一天的開幕辭上，彼德伯格執行委員會就遞交了一份提案（總報告的第8頁）：如何使歐洲防務委員會併入北約，以使之成為一個“決策的核心機構，能夠採取政治、經濟及軍事行動”。因此，會議決定，彼德伯格人要通過北約控制歐洲事務。
前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以及以色列將軍彼得·薩瑟蘭（前歐盟委員會委員、高盛及英國石油公司主席）是彼德伯格的活躍會員。 2000年，拉姆斯菲爾德和薩瑟蘭在瑞士能源公司和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BB）董事會任職，賺了一些錢。由於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BB）向朝鮮出售了兩座輕水核反應堆，而使得他們的秘密聯盟公之於眾。不用說，正在公開宣傳其“安全第一”政策的英國石油公司就更不會講這些了。
過去30年裡的每一任英國首相，都覺得必須參加彼德伯格會議。事實上，有些人說，彼德伯格俱樂部是軍情六處在皇室國際事務研究院指導下的一個真正的創舉。 “英國情報機構的這個計劃，是為了讓約瑟夫·雷廷格爾（後來的歐洲行動組織主要創始人之一）能夠在歐洲各國政府和美國政府的背後，把彼德伯格俱樂部組織成真正的權力掮客。”
按照另外一個觀察家的說法，“雷廷格爾（耶穌會會士）從美國國務院得到秘密資助，並且一直通過中央情報局國際組織處的頭兒托馬斯·布雷登，獲得大量援助。”
約翰·科爾曼在《陰謀集團》中寫道，這個主意得自阿拉斯泰爾·布昌（皇室國際事務研究院的董事會成員、圓桌會議成員、特威茲穆爾勳爵的兒子）和鄧肯·桑迪斯（卓越的政治家、已故的溫斯頓·丘吉爾的女婿）。後者是雷廷格爾的朋友，也是一名耶穌會牧師，還是33 等級共濟會會員。
英國《觀察家報》 1963年4月7日作瞭如下報導：“那些人（彼德伯格人）主張，未來是屬於政治家的，他們彼此間流傳著這樣的話——嚴肅的國際事務問題太過複雜，因而不能交給那些外交家們。然而，他們討論的 '保密程度'顯示出，他們只是在追求一件事：有效控制世界人民。不過他們把自己精心掩飾起來，將政府職責交到了那些傀儡政客的手中。”
事實上，彼德伯格俱樂部也許是1902年成立的英國協作俱樂部（Britain Coefficients Club）的天然外延。彼德伯格俱樂部成立之前半個多世紀的1903年，阿爾弗萊德·米爾納勳爵在聖阿爾敏斯酒店會議上就他對未來的看法發表講話。在那個會議上，米爾納強調了這樣的觀點：
我們必須實行精英統治——不是指特權，而是基於對世界的了解和必要的目的性——否則人類最終將會失敗…… 這在民主政體來說是尤其困難的。如果整個人類能夠擁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和那些創造性的、我們所期盼的自由，那麼實現更好、更有活力的社會類型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如果現在，那些擁有權力、閒暇和自由來應對富於想像力的訴求的人們，不能贏得集體的自我發展，那整個人類都無法做到。解決的辦法並不在於直接的衝突。我們了解人類的行為方式，以及人類隱藏在假面背後的內心深處，所以我們能夠擊敗民主政治。
在當今這個權力被分散的社會，我們需要在眾多當權者、智者、企業家和有影響力的人中進行有建設性的、富於想像力的工作，以造就具有高度選擇性的、自覺的、開放的、虔誠的精英文化。在我看來，這是人類事務所必須的下一個發展階段。我認為人類的進步，不該是一群粗鄙的、為基本需求所左右的頭腦的自發產物，而應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自然結果——它所針對的就是人類複雜的相互依存性、被解放的能量與求知欲、閒暇時的舉止、為文學和藝術所再造的情感和動機。
回顧一下意大利企業家、已故的菲亞特主席喬萬尼·阿涅利曾經說過的話，就能更通透地理解米爾納勳爵的話：“統一歐洲是我們的目標，在政治家們失敗的地方，我們企業家希望能夠獲得成功。”事實上，他們成功了。
如果軍情六處需要一張皇室的面孔來給彼德伯格俱樂部公開的支持，以提升它的行動可能性，那麼以和歐洲皇室以及眾多頂尖企業家關係密切而聞名的荷蘭親王本·哈德，就是最理想的聯繫人，所以表面看來他被任命為彼德伯格俱樂部“外交”主席了，但實際上，集團的幕後控制人一直是雷廷格爾。在他1960年6月12日逝世前一直如此。
1957年，丹尼斯·希利開始成為彼德伯格會議領導人。身為英國人的希利是“歐洲行動”組織的創始人之一（該組織的目的是增進美國和歐洲政治家、商人、頂級官僚和軍隊領導人的相互理解與合作）。集團從一個設在紐約的、名為“統一歐洲之美國委員會” 的組織得到資金支持。希利那時對此並不知情，只知道集團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前沿機構，其領導人包括美國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前身）的戰時領導人唐納文將軍，當時的國務卿喬治·馬歇爾，以及無所不在的艾倫·杜勒斯。希利後來被任命為英國國防大臣和財政大臣，權力僅次於首相。
許多人認為，我是在把一系列著名的巧合聯繫起來，從中發現陰謀。也許吧。但巧合實在太多了。
第五章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目的
彼德伯格人在追尋後國家主義時代——沒有國家，只有為世界價值所匡正的全球區域的時代。這就是說，全球只有一種經濟，一個政府（不是選舉產生的，而是人為精心挑選出的），一種宗教。為確保他們達成這些目標，彼德伯格人專注於“偉大的技術手段而很少在意代表大眾”。
——威廉姆·夏農
彼德伯格俱樂部主要擔心有組織的對抗。集團成員們不希望世界上的普通民眾知道他們在為世界的未來計劃著什麼：主要來說，就是一個世界政府（世界公司），它擁有單一的全球市場，由一支“世界軍隊”守衛，由一個“世界銀行”控制財政，使用單一全球貨幣。
彼德伯格人想要如何實現他們一個世界的願景，內容都羅列在下面的“期望清單”裡：
一個國際身份。他們試圖通過向國際組織授權，以內部顛覆的方式，徹底摧毀所有國家身份，建立一整套世界價值標準。未來再不許有別的標準存在。
對民眾的中央集權控制。通過對頭腦的控制，他們計劃引導全人類遵從他們的意願。茲比格涅夫· 布熱津斯基的著作《兩個時代之間：美國在科技時代的角色》中對該計劃藍圖的描寫令人不寒而栗。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的簡歷令人印像深刻：1953 年在哈佛獲得了博士學位；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三邊委員會創始人之一；卡特總統時期任國家安全顧問；羅納德·裡根總統的外國情報顧問委員會成員；喬治·赫伯特· 沃克·布什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專責小組的聯席主席。他還是亨利·基辛格的親密夥伴，以出席過數次彼德伯格會議而聞名。他預計，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沒有中產階級，只有統治者和僕役。
一個零增長的社會。在後工業化時代，需要以零增長來消滅大眾財富殘餘。如果有財富，就會有進步。財富和進步使得執行壓制不再可能，而如果你希望將社會劃分成所有者和奴隸的話，你就必須壓制。終結財富將終結核能電力及工業化生產（除了計算機和服務業之外）。加拿大和美國剩餘的工業將轉移至諸如###、秘魯、厄瓜多爾、尼加拉瓜這樣的貧困國家（這裡的勞動力很便宜）。這樣，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實現了。
一種永久的失衡狀態。人為製造危機將使民眾不斷受到脅迫——肌體上、精神上、感情上——使得永久的失衡狀態成為可能。民眾將太過疲憊、虛弱而無力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他們困惑、消沉，以至於“面對眾多選擇，卻總是漠然視之”。
對教育的中央集權控制。歐洲共同體、“美洲聯盟”和未來的亞洲聯盟，他們尋求對教育的更強力的總體控制的原因就是，允許倡導一個世界理念的全球主義者，將世界真實的過去徹底滅絕。他們的努力正孕育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成果。今天的年輕人幾乎完全無視歷史的教訓、個體的自由，以及自由的意義。以全球主義者的觀點，這種安排將簡化教綱。
對所有國內外政策的中央集權控制。美國確實影響了整個世界。現在，彼德伯格人看來要做些事來控制美國總統和他的政策了。加拿大為了保持它自己的主權，正按美國的需要前進。歐洲現在當然是受歐洲共同體的共識影響。
向聯合國授權。他們計劃利用現成的聯合國，使之先從法律上成為世界的政府，並對“世界公民” 直接徵收聯合國稅，然後再從事實上做到這一點。
西方貿易集團。通過擴大北美自由貿易區至整個西半球（包括南美洲），最終形成與歐盟類似的“美洲聯盟”。
擴張北約。就如同聯合國現在在阿富汗的所作所為一樣，由聯合國在全球更多的動盪地區進行干涉，而北約則作為聯合國的世界軍隊。
單一司法體系。國際法庭成為世界的唯一司法體系。
單一社會福利狀態。彼德伯格人幻想一種單一的社會福利狀態——順從的奴隸得到補償，不聽話的就被消滅。
彼德伯格俱樂部有力量在世界任何國家施加影響，執行他們的政策。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觸角有多長了——他們試圖控制美國總統，加拿大總理，自由世界的所有主要新聞媒體機構，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金融家，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及其貨幣供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還有所有和聯合國有關的渠道。擁有如此的聯繫網絡，他們能摧毀任何事物——無論大小，只要是妨礙他們創造統一世界的新秩序。我將通過許多令人毛骨悚然、難以置信的例證來展示這一點。
例如，在《冒險與極端分子》（Picador出版社，2001）一書中，喬恩·龍森描述了在馬島戰爭中，英國政府是如何要求對阿根廷實行國際制裁，但被拒絕的。 “在挪威辛迪夫佐特的彼德伯格會議上，英國石油公司的戴維·歐文站出來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贊同進行製裁。然後，這席話就讓很多人改變了念頭。我可以肯定，各國外交部長回到自己的國家，向他們的上司講述了戴維·歐文的話。你怎麼知道呢？因為製裁被實施了。”
可是，這個簡單又美麗的國際各國合作的故事卻極少有詳盡的報導。
彼德伯格俱樂部試運行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一個目標就是通過壓制所有的科學發展，使世界去工業化。他們從美國入手，首要的目標就是以和平利用核能作為未來能源的低溫核融合實驗。 “融合火炬（fusion torch）的發展將把彼德伯格的'自然資源有限'的觀念扔出窗外。一個被恰當使用的融合火炬能夠從眾多普通的物質中，發掘出無限的未被開發的自然資源，從而以某種方式造福人類。這種觀念甚至遠沒有被公眾所了解。”
為什麼新世界秩序如此地痛恨核能？按照前英國軍情六處秘密特工約翰·科爾曼的說法，產生大量便宜的電能的核電站是“使第三世界國家擺脫落後的關鍵。有了核能產生的大量便宜的電能和充沛的供應，第三世界國家就能逐漸獨立於使他們處於僕役地位的美國的對外援助，並開始主張他們的主權”。
對外援助越少，就意味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控制越少，也意味著它的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和獨立。讓彼德伯格和他們的代理人們厭惡的，就是這種發展中國家掌握他們自己命運的觀念。
這一點，在1955年彼德伯格會議總報告第13頁上得到了確認：“在原子領域，科學發現不斷超越……不能排除科學家們將新成果交到越來越多的人手中，並且很快'原子彈就成為窮棒子的臂膀'。同樣，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應用技術發展，讓我們幾乎可以預見那無法預見的情形了。”
核能，按照彼德伯格人的理想，不是為這個行星上的窮國服務的。正如在馬島戰爭中所表明的那樣，它們甚至是用來威脅第三、第四世界國家的最可靠的武器。
根據我自己的調查渠道，科爾曼同樣肯定了某位彼德伯格委員會高級成員的主張：“隨後推翻阿根廷政府，然後是經濟混亂和政治劇變。這些都是為了配合卡靈頓勳爵（前英國外交大臣，彼德伯格俱樂部委員會的另一名高級成員），由基辛格聯合公司策劃的。” 我們還知道，阿根廷行動是由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科羅拉多阿斯本研究院策劃的。
這次行動變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就是，彼德伯格人發現他們的後工業時代零增長目標正在解體，所以“阿根廷的例子是對其他拉美國家的一個警告，讓他們忘記他們可能有的民族發展、獨立和主權完整的想法”。
選擇阿根廷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這個南美最富庶的國家正在向墨西哥提供其所掌握的大多數核技術。而這是違反彼德伯格人的意願的。馬島戰爭迅速終結了這個雙邊互惠聯盟。毫無疑問，彼德伯格俱樂部更願意讓墨西哥作為便宜的、血汗勞動力的輸出國，而不是讓它主張自己是一個羽翼豐滿的貿易夥伴。
更有甚者，由於一連串禁止報導的障礙，甚至於在今天，也極少有美國人認識到，從技術到重型工業設備，拉丁美洲市場對於美國有多麼關鍵。與拉丁美洲的健康貿易將“激發眾多衰退的美國公司，並提供成千上萬的工作機會”。
為了防止這一點，彼德伯格人不惜一切代價。
彼德伯格俱樂部干涉主權國家外交事務
彼德伯格俱樂部干涉國家事務有那麼一些方法：
在尼克松政府將與中國建立正式聯繫作為公開政策之前，彼德伯格人就為美國作了決定。
1973 年，在瑞典薩爾特舍巴登會議上，彼德伯格人同意將每桶原油的價格提升至12美元——350%的躍升意味著在美國和西歐製造經濟混亂，這是為了提振石油公司下降的效益。對石油短缺的感受造就了階段式的阿以戰爭的舞台，並為戰爭爆發前正式簽署的主要價格協議提供了掩護。
1983年，彼德伯格人得到了當時“極端保守”的羅納德·裡根總統的秘密許諾，將5000萬美國納稅人的錢通過他們喜歡的渠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轉給第三世界和共產黨國家。這個承諾不僅得到了遵守，還發展成了著名的“布萊迪計劃”。
由於瑪格麗特·撒切爾反對將英國的主權交給彼德伯格人計劃的超級歐洲，彼德伯格人精心策劃了罷黜鐵娘子的決定。而我們都難以置信地看到她自己的政黨出賣了她，轉而支持彼德伯格俱樂部的捲毛狗——約翰·梅傑。
1985年，遠在美國政府將星球大戰計劃作為官方政策之前，彼德伯格人就已同意全力支持。
1990年，在紐約長島格蘭卡夫酒店的會議上，他們決定提高稅收，以向擁有債權的國際銀行家支付更多的錢。 1990年，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傑出人物，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總統簽署了增加稅收的“預算方案”，然後在選舉中落敗。
1992年，集團開會討論讓公眾接受聯合國軍“通過使用武力，干涉主權國家的國內政策，以及沖突解決方案”這一理念的可能性。 2006年渥太華會議期間，《多倫多星報》和《國家郵報》這兩家加拿大的主要媒體在首版整版刊載了彼德伯格人的這一建議。
1996年，在王城鎮彼德伯格會議上，第一次討論了將當時為加拿大政府所擁有的安大略水電集團以數百萬美元出售的問題。隨後很快，安大略水電集團就解體為五個獨立的公司，並被私有化了。
從1996年會議開始，一直到1998年期間，科索沃栽在了彼德伯格人的顯微鏡下。彼德伯格人商議建立遵循“託管制”的“獨立”的科索沃，而且，為了使該地區持續動盪、衝突，作為該地區國界整體重新規劃的一部分，將南斯拉夫肢解（將擁有35000匈牙利人的南斯拉夫北方省歸還匈牙利），並用西方國家納稅人的錢重建該地區被摧毀的以百萬美元計的基礎建設。
從2002年彼德伯格會議洩露出的報告說，伊拉克戰爭被一直推遲到2003年3月，而當時世界所有報紙都以為戰爭將在2002年夏天或者秋季發動。
1999年，肯尼斯·克拉克議員、國家經濟研究局主席馬丁·S費爾德斯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執行董事斯坦利·費舍爾、歐洲中央銀行董事會成員奧特瑪爾·伊辛、法國國家銀行行長讓-克勞德·特裡謝，在會議上討論了實現單一歐洲貨幣之後，下一步推行“美元化”的事宜。
與歐盟類似，彼德伯格人還討論了建立以日本為首的政治聯盟——單一貨幣的自由貿易亞洲集團。
為建立美洲聯盟而肢解加拿大，最初計劃於1977年，但未在預期內的媒體曝光。在1996年王城鎮彼德伯格會議上，彼德伯格俱樂部被迫推遲了他們的計劃。好幾本書都以此為題材，就加拿大的推遲解體作了描述。其中，羅伯特·歐德裡斯科爾和伊麗莎白·埃利奧特合作編寫了相關文章的合集《新世界秩序的墮落——加拿大》最為引入關注。
附：出版前言
有時候，出版與其說是一種職業，不如說是在提供某種支持。我接到一個電話，一個洪亮的聲音在電話那頭說道：“我的書一定會改變世界……而且，會是本暢銷書。 ”我極力不去戳破他“夢想”的肥皂泡，但還是讓這本圖書通過了初審，把它和那些試圖揭示“不方便”被公開的戰爭內幕的圖書聯繫起來，並慢慢地讓這筆風險巨大的賭注具備了一些真實性。
哦，這就是那本書，它已經改變了世界，而且也真的成了暢銷書。丹尼爾·伊斯圖林通過對世界政治和金融巨擘們在每年的秘密會議——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上的言論的不懈追蹤，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發現，以及對全球事件的準確預測，同時也招致了該集團手忙腳亂的瘋狂掩飾：為其操縱的諸多全球事件：被選出的總統、被安排的戰爭、操縱能源市場，還有很多很多……所有的這些都有主流媒體參與，但從未被報導。
窺探秘密從來都不容易，尤其是你還必須克服困難去應對偏見。直到最近，主流媒體仍然很少提及這個集團。彼德伯格彷彿是一個躲在世界邊緣的精靈——事實上只有在那裡，他們才可以葆有自己的好名聲。
我們努力做到準確，以應對不斷地變換的名冊、登記表等。但對我來說，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聰明人在做什麼，需要這樣極端地保密？另外，他們要帶我們去哪兒？
如果像丹尼爾那樣，歷史地來看待這個集團的行為，你就能逐漸明白他們策劃的現有格局，以及為什麼他們需要這樣高水準的“靜默”來實現它。那些妨礙他們目標的事情，比如國家主權和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似乎對他們都沒造成什麼影響。
我與丹尼爾以及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一樣，相信自己國家真正的民主理念，而不是現在這種“精英” 們的製度，通過他們的傀儡來為某些公司服務。我確信，大多數的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認為，他們秘密營造的未來都是出自好意。但是，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就像我自己，卻可能並不真的想要這些。
出版人
克裡斯·米裡根（Kris Millegan）
2007年9月22日
致謝
這大概是這本書最難寫的一部分了，因為所有曾經全身心地付出了精力和時間、不顧及與我們會見可能給自己帶來危險的人的名單，簡直太長了。 （這個名單包括與我一起研究這個問題的合作夥伴、獨立的研究人士、政府部門內外的消息人士、私家偵探、美國陸海空三軍的分析人員、西班牙將軍、廚師、廚師長、酒店服務生、保洁人員）而無法在我的——或者說是我們的書裡用幾頁紙開列出來；再一個原因就是，我自己就是天性自由的社會靈魂的集中再現。
在此，我謹向華盛頓、倫敦、莫斯科、馬德里、巴黎、加拉加斯、羅馬和渥太華的國際情報機構由衷地表示我最誠摯的謝意。是他們的智慧以及他們所掌握的內幕情報，使我常常在最黑暗的時候振作起來。他們的情報收集工作具有無比珍貴的價值，沒有他們的這種努力，這本書將永遠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
我尤其要感謝我的祖國加拿大——她給了我家和希望，讓我可以期待美好的未來，卻不要求任何回報。 1996年，我揭發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妄圖分裂加拿大的邪惡計劃，以此來報達她對我的恩情。我愛加拿大人，他們正直，熱愛自由，令人讚嘆。在那決定命運的一年，在我竭盡全力的請求下，他們與我一起走上街頭，幫助我成功地挫敗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想要悄悄分裂加拿大的企圖。每當我需要振奮精神，我就想到他們以及他們對人類美德的堅定信念。
我還要感謝我的好運氣英文是fortune。 ——譯者註和信念英文是faith。 ——譯者註，即使在看不到希望、無力應對之時，它們也一直伴我左右，一點點地讓我堅持下去。我能夠度過那些最令人絕望的困難時刻，就是因為我堅信我的這兩個F指前文的fortune和faith。 ——譯者註。
感謝我的朋友約翰·哈拉里和他的智慧——他屬於那不可複制的真正偉大的一代。我還要感謝來自加拿大安大略省阿默斯特島的喬弗里·馬修斯，他是加拿大最好的報紙，傳奇的《眼界》報（Eye Opener）多年以來的領導人。感謝所有那些我從未謀面的人們，是他們給我發了成千上萬封郵件，讓我堅信，生活中是有讓人期待的東西的。
有的人，面對政府的謊言、欺詐、操縱和哄騙，從來沒有停止過追尋真相；還有的人，憑直覺就知道，所有我們聽到的那些褻瀆神明的謊言都只是出於卑鄙的仇恨。所有這些人都應該知道我們的歷史和傳承的真相，我將這本書獻給他們。歷史傳承靠的是推理，而不是嚴苛的證據。歷史經驗也不是（簡單地）站在現在回顧過去，而應該是深入到歷史中去，再回來時，有的則是對我們之前的觀點局限性的更清醒、更寬泛的認知。
最後，我將本書的成功歸之於波涅·特斯（Bonnie Toews）（他是我這部書稿的第一編輯）和TrineDay的老闆盧斯·貝克（Russ Becker），而不是我自己。沒有盧斯·貝克的眼光和幫助，這本書現在還是一紙空文。最後，我要感謝克里斯·米里根（Kris Millegan）。克里斯，你保住了這本書，保住了真相，全世界都欠你一份感激。你對這本書重要性的堅信令人信服。因為你相信，所以其他人也相信。不僅如此，我也相信，那也是因為我看到你相信。
但人類仍然要接受末日的審判。正如有人說過的那樣，奇蹟，只有奇蹟是沒有得到我們的允許就發生了的。這本書和所有讓這本書“誕生”的人們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範例。
丹尼爾·伊斯圖林
2007年7月4日(本文來源：網易歷史作者：[加] 丹尼爾·伊斯圖林)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