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Garrishen： 關於共濟會,美元,金融危機
2010-12-29
1.歷史在螺旋的進入社會主義
1933危機後美國實行凱恩斯主義，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干預市場拉動需求，開始動搖亞當斯密的自由競爭市場理論；2008危機後美國干脆直接國有化一些金融機構，離社會主義又近了一步！也許再螺旋幾次，就能到共產主義了！ ！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我深深地感到馬克思主義的極端重要性！當前美國的一切都在資本論的預言中，危機爆發的第一時間，我在文匯報上公開用勞動價值論抨擊了華盛頓共識，可惜很多省市的政府在轉載我這篇文章的時候竟然選擇性的視盲，刻意將馬克思和勞動價值論這幾個顯眼的詞給過濾掉了，理論界也決沒有第二人敢在現在的媒體上公開提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這讓我感到西方經濟學的思想對當前政府、專家影響實在是非常深刻，要從根本上扭轉對對方的迷信，未來還有很多路要走。
2.美國危機標誌著共濟會的分裂
西方最頂層的金融、政治精英幾乎都是共濟會成員，共濟會設有兩大分支機構，一派分為33等級，另一派分為13等級，雖然統一世界的目標一致，但是兩派的黨內鬥爭其實也一直很激烈，主要是因為33等級的是大王的嫡係部隊，而13等級是後起之秀，但實力發展很快很強大，於是總想篡位。 13等級第一次想擺脫大王的控制發生在二戰時期，嚴肅的資料記載顯示，當時13等級的派系暗地大量資助希特勒，意圖借刀殺人，發動政變，在消滅共濟會的“大王”後自己當老大。可惜希特勒在歐洲戰場留了個死角，即英國（這一疑點很值得我們思考，究竟是希特勒打不下英國還是故意給“大王”留個後代，以免自己落個兔死狗烹的下場）。在英國倖存下來的“大王”後代為報祖上的深仇大恨，暗中利用美國經濟的弊病，發動了這次對美元的反擊：直接表現在大王的後代一方面狂踩美元，同時暗中悄悄佈局歐亞大陸：一方面，壯大33等級集團勢力，並由該集團的檯面人物不斷對13等級進行輿論攻擊；另一方面，大王開始加速拉攏我們中國，意圖利用中國這枚棋子，打出重走“大陸文明路線”這一王牌進一步把13等級集團逼入死角。 9月和10月兩個月，我們和猶太有了一系列的交易，9月中國銀行收購Rothschild銀行20％的股份，以色列成為我們旅遊目的國；10月，以色列第二大企業，以色列化工集團大舉投資四川樂山化工。而與此同時，當年意圖從肉體上消滅大王的13等級最高層，顯然知道了大王后代的意圖，於上週該集團的最高層傾巢出動來到了中國，“拜訪”中國高層，意圖有四： （1）讓我們買他們救市的債券；（2）放熱錢回去；（3）告訴我們中國，大王比他們的胃口更大；（4）未來我們可以在國際金融秩序的重構中獲得一杯羹。當然，13等級集團也沒忘在拜訪期間給我們弄點雪災和暴雨過來，所以實際上這種拜訪是威逼利誘。
3.未來世界的走勢取決於共濟會兩派的妥協
共濟會這次第二次黨內大斗爭很有點“你死我活”的味道，但畢竟是內部矛盾。愚以為只要13等級乖乖的將手中大批利益受讓給另一派系，則危機將告一段落。畢竟雙方都是寄生蟲，鬧到組織解體的地步對誰都沒好處，而隨著奧巴馬的上台，極有可能會接受這樣的妥協協議，美元將繼續存在下去，只是未來13等級的實力大為削弱，美元也不再是以前風光無限的那種美元。不到萬不得已，一直躲在幕後遙控美國政壇的13等級最高層是不會傾巢出動，親自走上台前的，這種規格的活動只有在他們過組織生活時候才會有
4.“大王”的下一個目標是中國
在收拾完13等級派係後，大王全球的目標僅剩下中國，這是實現他們最終夢想的最後一塊絆腳石，而且我個人認為隨著兩派勢力的統一，“組織”將會集中力量對我們進行改造，這意味著我們面對的對手將更加強大，手段將更加複雜，也許我們應該趁兩派當前激烈鬥爭的時候，在他們中間不斷參沙子，讓兩派的矛盾不斷加深，最終使這個組織徹底解體！這才是需要我們發力的地方，而不是僅僅把鬥爭的眼光聚焦在13等級派系上，雖然他們在拉攏我們的同時也不斷在威逼我們，但是對手決不僅僅是他們，他們只是“組織”的一個分支機構。
在兩派勢力統一之前，13等級派係不會對我們貿然開戰，最多只是戰爭威脅，因為對13等級來說，當前最大的壓力來自組織內部的壓力；而且共濟會的天敵是伊斯蘭，不是我們東方文明，只有在徹底消滅近鄰天敵伊斯蘭後，“組織”才會全面發動對我們的改造，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鬆懈，因為某種意義上，伊斯蘭是我們的擋箭牌，必須大力資助伊斯蘭，讓其不斷壯大，讓“組織”的力量消耗在中東，這樣我們就可以決戰境外了........
揭示西方最神秘組織共濟會的文章最近在理論界不斷出現，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有助於我們真正理解西方社會。從南京大學歷史系的蔡少卿教授早期的“洪門和共濟會”，到最近揭露共濟會和法國大革命、共濟會和俄國十月革命關係的學術論文，共濟會這個組織正在不斷曝光. .......
本次美國金融危機後，學術界開始深刻反思推崇了20多年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學者們不斷高呼“我們被美國騙了20多年！”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為什麼我們如此痴迷的迷戀新自由主義理論，以至於付出如此慘痛的教訓？個人認為這根源於我們對西方的國家戰略根本沒有清醒的認識，更談不上深刻的分析！現在是把西方國家最神秘的組織和其最高綱領推向舞台前沿的時候了！ ！
西方國家的政治上層組織，五花八門，黨派林立，歐洲有社會民主黨，有保守黨，有工黨……美國有共和黨，民主黨，似乎真的是自由競爭的民主社會。但是，其實這些假象的背後卻是：1.這些分散的政黨後面有一個等級層次分明的組織機構；2.這個組織有明確的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所有的黨派都要嚴格遵守這一黨章。這有點像我們的共產黨組織，只是我們的組織是公開存在的，而且最高綱領戰略目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實現共產主義！而西方的那個組織是隱蔽的、其綱領更是絕密的。那麼統治西方世界的這個組織機構到底是什麼呢？他們到底追求什麼呢？
統治歐美大陸、跨越“政黨”的一個超級組織就是共濟會（Freemasons）。對這個組織官方最近的一次公開報導來自2006年5月26日的香港文匯報。 (見：http://paper.wenweipo.com/2006/05/26/FB0605260002.htm)
共濟會組織的歷史可以分為古代和近代，古共濟會組織的主導是埃及的猶太人，他們視自己為亞特蘭蒂斯史前文明的倖存者，至今共濟會的很多特殊符號和其獨特文化都能在古埃及神話中找到本源，而後這個組織開始隨著猶太人的西遷而進入耶路撒冷，組織的最高領導人也稱“大衛王”，由最神秘的錫安長老會秘密推選。 20世紀初俄國出版的《錫安長老會紀要》Протоколы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對此有論述。
組織的旗幟就是現在的以色列國旗——大衛星。關於大衛星的含義，電影達芬奇密碼已經作了詳細交待，上三角代表男性生殖器，下三角代表女人的子宮，大衛星的意義即為男女的結合。大家不必奇怪，認為這是黃色文化，在古文明里，很多部落有生殖崇拜的傳統，古猶把男女的融合作為和上帝對話的途徑，在男性射精的那一剎那，男性腦意識會一片空白、出現真空，這時就會見到“上帝”。關於這個“上帝”，也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耶穌，因為耶穌是到公元6世紀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召開的福音書修訂的秘密會議上才神化為現代意義上的“上帝”。古猶崇拜的“上帝”是Lucifer，即撒旦的前身，從這點上來說，古猶是堅信人之初性本惡的。達芬奇秘密羞羞嗒嗒，只是說到了前半部分，耶穌是不存在的，但是後半部分上帝是撒旦他不敢說了，估計他們自己覺得尚欠火候吧………
組織的黨章是《共濟會傳統憲章》。
而後以耶路撒冷為基地，這個組織經由地中海不斷滲入歐洲大陸，並在歐洲大陸繼續紮根，其據點主要在德國的法蘭克福、法國的巴黎和英國的倫敦。經過上千年的滲入，組織吸收了幾乎歐洲皇室貴族的所有主要統治成員，控制了歐洲的主要財富。為把自己隱藏到歷史的深處，這個秘密組織在1717年在英國推出了一個半公開的機構，即近代意義上的共濟會，我們姑且把這一機構稱為“近共”。近共的首領一直由歐洲大陸的某些著名政治、宗教人物來擔當。其旗幟還是大衛星。
1717 年近共組織按照老黨章作了修訂，推出了自己的黨章，即———“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ree-Masons”（共濟會章程），這部憲章分為歷史、責任義務、通則三個部分，其最高綱領就是秘密統一世界，建立世界政府。近共更是控制了歐洲大陸近現代史上所有的重大歷史事件（如法國大革命等），並掌控了歐洲大陸的絕對財富，Rothschilf家族更是控制了歐洲經濟和黃金近200多年的歷史。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近共隨即展開了對美洲大陸的滲透，美國的獨立幾乎是共濟會一手操縱的結果。美國歷任總統幾乎都是這個組織的秘密成員。
近代的共濟會的兩大分支機構依托歐洲大陸和北美大陸在兩地分別發展起來，其中歐洲分為33個等級，美洲分為13個等級（我們共產黨是16個等級）。為進一步隱藏自己的戰略意圖，組織不公開自己的綱領，最底層的共濟會會員也只是被要求行善、像兄弟般互助和團結。
隨著美國歷史的演進，美國本土自己培養出來的勢力日益壯大，隨即產生了擺脫組織控制的念頭，尤其是金融系統的反抗，從來沒停過。 1913年老摩根去世後，其繼任者傑克.摩根更是經常憋不住公開抨擊猶太共濟會的陰謀。但是才只有100多年曆史的美國怎麼也逃脫不了已經秘密發展了2000多年曆史的古猶控制。 1933年，羅斯福印刷新美元的時候，甚至不得不把古猶、古埃及的很多符號印到美元上去。
而後二戰時候，洛克菲勒家族更是暗渡陳倉，秘密資助希特勒，並授意希特勒從肉體上消滅猶太人，二戰結束後，洛家族還一度暗中收買其他美洲國家，讓其出面投票反對以色列建國。後來，洛家五虎子之一的Nelson Rockefeller在1973年當選副總統後不久便神秘的死去，死因至今成迷。
雖然兩派經常有所爭鬥，但是基本還是歐洲大陸掌控著美洲的分支機構。
在控制住美洲的基礎上，共濟會隨即滲入亞洲，滲入華人。共濟會首先在海外吸收了天地會在海外的組織―――洪門，並由洪門出面資助孫中山成立了國民黨，所以國民黨就是從共濟會的娘胎裡鑽出來的，遵守的是共濟會黨章。蔣介石更是讓兒子蔣緯國出任了共濟會在大陸分支機構―――美生（來在共濟會的英文mason的發音）會的會長。這段歷史大家可以參見蔡少卿教授的“洪門和共濟會”一文。共濟會在大陸的主要機構是在上海，歐洲分支在上海的辦事處是聖三一教堂，美洲分支在上海的辦事處是現在北京西路1623號的中華醫學會分會的辦公室。有關這些更詳細的信息可以參見我以前的文章。
真是這麼一個組織控制著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金融和文化，現代美洲分支機構更是推出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思想，意圖以此為工具掃蕩全世界，這個方案得到了歐洲分支機構撒切爾夫人的讚同，於是新自由主義理論橫行天下。我們的精英正是拜倒在這一思想下。
新自由主義理論最核心、最讓精英折服的理論是肯尼斯.阿羅的一般均衡定理，如果說亞當斯秘只是從思想上指出了自由競爭市場的思想，那麼阿羅則是利用數學工具，完成了這一理論的數學證明。數學推理的邏輯力量是非常可怕的，精英們於是被徹底征服，而對背後共濟會的真正戰略意圖根本就是一片空白…………
因種種原因，必須離開網絡至少一年，請大家諒解！離開前，向大家推薦幾本已經公開發行的書，大家可以看看，《墳墓的秘密－美國權力的隱秘通道》（Alexandra Robbins著），《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John Perkins著），《貨幣貴族》(H.W.Brandsa著)，《消逝的人類文明真像－亞特蘭蒂斯》，《中國秘密社會》（共七卷，蔡少卿著），《The House of Rothschild: Money’’s Prophets：1798－1998》（Niall Ferguson著）。
All article is for personal reference only. The copyright of all article belongs to original author.
2010年12月30日
制止金融自由化
何新：擺脫當前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的唯一道路
制止金融自由化，依靠和重建國有製經濟
2010-12-29
【何新經濟學談話錄】
擺脫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的唯一道路是重建國有體制在重要經濟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包括在房地產行業
記者：但是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以你的看法，美國向中國輸入了一整套瓦解、摧毀、蠶食以至鯨吞中國經濟資源的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實施了。
但是在現實中，中國經濟並沒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數中國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崗人員）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選擇的機會要比過去多。這個問題你怎麼解釋？
何新：在歷史中並沒有絕對的錯誤。如果我們觀察人類的全部歷史，會發現那並不是一個從正確的設想出發，由正確走向正確的歷史；而往往是從錯誤開始，在錯誤中反省，總結經驗，從而積累智慧，從而有所進步的歷史。歷史的過程是辯證的。
我所謂辯證，包涵三層語義。第一是辯論，第二是對證、質證、求證，第三是事物最終總是向反面轉化。理解歷史發展的這種辯證性，我們看待歷史就會比較寬容，也會比較寬鬆，知道進步是積累的，心不要太急。壞的東西有時反而引出好的結果，而所謂善良的主觀願望有時反而會把人引向地獄（列寧）。
記者：那麼在你看來美國的圖謀，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中事實上還是被一次次地挫敗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現代歷史中的美國是一個極盡聰明的國家。在20世紀的整個世界歷史中，從20世紀初的威爾遜總統開始，就充滿一種一心向全世界推銷美國價值的理想主義。從19世紀的馬漢開始，這個國家的戰略家精心算計，一心要實現以美國為中心統治全世界的意圖。
但是，美國人的文化中似乎缺乏中國人的一種宿命論（樂天知命）和悲觀主義。他們不知道，到頭來，人算不如天算。歷史自身是有其規律的。 50年代，他們重新武裝日本，以資本輸入和市場開放政策扶植東亞小龍，目的是為中國樹立對立面，困鎖中國；結果沒有能阻擋中國的強大，反而為自己扶植出了一個潛在的日本對手和“東亞發展模式”。今天他們又在幹同類的蠢事，例如為從西部困鎖中國而扶植印度。
80 年代，他們將新自由主義輸入中國，是為了引騙中國人以此為藍圖搞垮中國的國有製經濟，造成失業問題引發社會動亂，最終使中國被分解成碎塊後納入美國霸權控制下的新全球體制。卻殊不料，自由主義的經濟因素反而為改革前由於全面管死的極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狀態的中國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激活因素，激發出一種新的巨大經濟活力，壞事變成了好事。
記者：這是否與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抵制也有關係？
何新：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遭到了傳統派（所謂“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強烈抵制。因此中國領導層對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建議始終有所警惕，沒有像俄羅斯領導人那樣全盤揖納，而是審慎地、有選擇地聽和試。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中國遭到了至少兩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90年。全面解除價格控制的自由主義方針引發了高幅的通貨膨脹，在當時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這一政策造成社會廣泛激烈的不滿，成為80年代末期事變的經濟誘導因。 1990年開始的“治理整頓”導致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改革被迫延緩。對此，張五常曾表達過這樣一種遺憾：
“1991年12月羅納德·科斯接受諾貝爾獎時，我在斯德哥爾摩遇到了米爾頓（弗里德曼）。我說，放開工業價格而不同時放開民營化國有企業看來並不正確。我可能錯誤地支持了前者，而沒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後者會對放開價格構成一大障礙。在中國（國家）經營的情況下，工業產量對價格放開後導致的價格上漲沒有彈性。結果，反對該項計劃的就不只是來自前面提到的特權集團，而且來自一般的產業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遊行。”
張五常還說：
“我的觀點是，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應該先於放開價格，或者這兩者至少應同時進行，這一點米爾頓（弗里德曼）也同意。”
換句話說，他們本來試圖以價格機製作為槓桿開啟中國的經濟混亂之門，但這一嚐試在80年代末即遭到了失敗。因此到了90年代，他們把新的重點放到了改變所有製的問題上。然而，在90年代中後期，以所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以及“改制轉軌”為目標的國企改革方針導致了全國范圍的大面積失業浪潮，引發了社會的震動和強烈反彈，迫使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激進“改革”措施再度放緩。
記者：但是，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在中國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容否認的。
何新：的確，由於中國在國有製經濟中引入了市場機制，取得了意義重大的成功。但是，“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荒謬”（列寧）。
改革前，中國舊時代經濟的問題主要不是由於計劃經濟或經濟的計劃性，而是統制性。很多經濟學人至今不清楚統制經濟（即全面管制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區別，計劃經濟不是統制經濟。鄧小平說市場可以有計劃，計劃可以有市場，二者不矛盾，這是深刻之論。
在20年來的經濟改革中，中國沒有全盤聽信那些邪惡經濟術士的誘導，對國民經濟進行徹底的自我摧毀；而是慎重地、試探性地在國有製基礎上引進市場機制，建立了中國特色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這實質上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形態的混合經濟，這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獲得成功的秘密所在。中國的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還缺乏一個社會保障體系，但在雛型上有所近似於第二次大戰後德國所建立的“社會市場經濟”，以及法國、還有西歐、北歐一些國家那種混合經濟。法國經濟學家米· 阿爾貝爾說：
“大歐洲創造了社會市場經濟，中國創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者之間自然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是二者之間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它們能融合於一，必會成為21世紀的法寶之一。”（《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1999）
法國經濟學家米·阿爾貝爾稱混合經濟為“資本主義的萊茵模式”，而區別於“美國模式”（American way of life）或“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所有形制形式上，實現了多種所有製並存，國家控制包括金融市場在內的經濟命脈；而在民生經濟上，鼓勵在多元所有製基礎上實現“來自競爭的繁榮”。我認為這種“混合經濟”體制正是中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製度原因。
但是，我們的經濟改革，在任何時候不能被置於一種社會不穩定的基礎上。在這個意義上，穩定確實壓倒一切。
記者：批評您的人常說，您只會批評，只會說不；卻拿不出建設性的方案。
何新：其實我早就提出了我的一系列看法。
記者：那麼，您的解決方案是什麼？是您提出的新國家主義經濟麼？
何新：所謂新國家主義經濟，並不是我的發明，它本來是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四十—— 五十年代的一項重大發明，它的另一個名稱是“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可惜共產黨後來把它丟棄了。
記者：是嗎？有這樣一種資本主義嗎？
何新：請你讀《毛澤東文集》第六卷，1953 年毛澤東對這種資本主義曾作過極精闢的論述。毛說，“ 中國現在（需要）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經濟聯繫著，是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 ”毛又說， “ 因此，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 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 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只佔全部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大約只佔四分之一左右，其餘的四分之三是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為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282 頁)
記者：這麼說，毛澤東當年也贊同中國搞資本主義。
何新：這裡應當注意毛澤東的三個限制語。
1、由政府，即在國家管理下搞資本主義（而不是搞無政府資本主義）；
2、這是與國營經濟相聯繫的資本主義；
3、這是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
這三個限制語確立了“一種新型的、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我簡稱為“新國家主義”的資本主義。我認為，這恰恰也正是適合當今中國國情能將今日中國引出面臨的所有困境的經濟形態。
實際上，毛澤東當時對此問題的考慮已相當縝密。他認為，國家應拿去資本家利潤中的3/4使之用於工人的“社會保障” (即所說“ 福利費”)、國家所得稅及再投資基金。可惜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中期改變了他的上述設想。更可惜毛的這一重要思想在當今幾乎沒有人知道，更沒有人深入研究，無論左派右派，都只知道大反資本主義的文化大革命。
記者：那麼，您是否可以只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您所謂新國家主義的要義？
何新：可以。如果只用一句話，那就是——國家必須管理國民經濟。
其實從古以來，一個國家機器，它的統治職能主要就是兩方面。在政治方面是維護國家主權，也就是維護統治權；在經濟方面就是調節和整合國民經濟。因為經濟一亂，政治統治也就必然隨之瓦解，這是極其簡單的統治道理。人們不知道，當某些外部勢力通過中國的經濟學家告訴中國國家管理者——請你交出你的經濟管理權。那麼其下一步，也就意味著交出你的政治統治權。事實上，美國、英國、日本、歐洲，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可以不管它的國民經濟，而只做什麼市場經濟的“裁判員”！一個放任市場自流沒人管的經濟必定是世界上最壞的經濟，必定會成為弱肉強食、任由經濟強者肆意掠奪弱者的野獸經濟。
記者：這主要是根據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理論。
何新：所以李斯特當年曾對德國人（俾斯麥）說，亞當· 斯密理論禍國殃民！李斯特還說，亞氏的《國富論》，那隻是幫助英國人富國的理論，而對德國人則是國窮論！
德國歷史學派以國民經濟的機體與人的機體相比擬。他們問，難道能夠不要神經中樞的控制系統，讓人的各種機體自由競爭嗎？讓肝、心、肺、胃等機體失去神經中樞系統的調節控制，在人體內進行自由競爭，讓胳膊和大腿去競爭，看誰具有最強的生存優勢？這不是機體的自我殘殺嗎？這樣競爭，一個人還能活下去嗎？
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無論其所有製如何，無論它是國有經濟、私營經濟或外資經濟，都只能從屬和統合於這個國家國民經濟的整體目標，為實現這個國家本身的國家目標和最大國家利益從事經營和生產活動。它們之間的謀利和任何逐利活動，它們之間的任何互相競爭，都必須從屬於這一國家目標並被控制和製約在這一範疇之內。這本來是小兒科的道理，而在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中竟無人知曉。他們所鼓吹的不要政府介入的自由競爭，就是讓中國國民經濟機體內的各個臟器自我殘殺，互相殘殺，一直殺到讓中國死！
記者：那麼您提出新國家主義，實際正是要強調國家對於國民經濟的整合功能？
何新：新國家主義，就是要重新強調國家政權的經濟職能，強調國家對於國民經濟應當承擔決定性的主導責任，堅決反對讓“看不見的手”去操縱經濟，反對讓國民經濟放任自流，反對國家從經濟生活中全面退出，尤其要求國家在社會分配問題上必須抑強扶弱，替天行道！
國家尤其不能退出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命脈，特別是金融、交通、通訊、能源、國防等產業。在民需產品上，雖然可以以利潤和市場為導向，讓多種所有製自由競爭；但在基礎產業、高科技產業、國防軍工產業上，國家決不能以利潤為至上目標，不能搞“利潤掛帥” ，而要不惜補貼（全世界都是這樣做），謀求使國家強大的長期目標、遠期戰略目標，以其他獲利產業之利來補戰略產業之虧，不能因這些產業短期無利而拱手讓外人來搞。這些重要經濟領域必須由國家作主導，有計劃、有目標地發展。
記者：那麼新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有什麼不同？
何新：根本不同點，就是新國家主義仍然只是“新式的資本主義”。我認為兼容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西歐“混合經濟”體制，其實正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現代形態，是現代資本主義體制下比較成熟的積累和分配模式，可以作為中國的借鑒。
在這種混合經濟體制中，國家應牢牢保持對於國民經濟運動進行控制的主導權，這是國家強大、社會安定的根本性基石！在其他經濟活動領域中，國家也應逐步重建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以經濟手段和政策手段加強對於民營、私有及外資企業的管理，限制資本世襲傳遞，決不允許經濟中形成世襲階級種姓制度！
此外，國家從政治上應當高度重視當前中國社會中階級分化已經客觀形成的現實，國家應當高度重視近年來社會階級矛盾（通過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的形式）愈演愈烈日趨激化的形勢。毛澤東說，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此話其實也正是對統治者的一種歷史告誡——在全部人類歷史中，至今尚沒有任何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可以無視民心民意，可以單純用暴力機器長期壓制社會內激烈的階級鬥爭，使國家機器只為少數人服務，只為經濟強勢階級服務，而最終能夠不被推翻！前蘇聯政治體制垮台的更深層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其統治者、官僚集團早已成為脫離多數民眾不被人民所支持的特權階級。有鑑於此，明智的國家政權應當作為國內階級關係的調和者與仲裁者，而不是單一的暴力壓制者。國家應當尋求積極公正的社會政策，調節階級關係，緩和階級矛盾，促進階級合作，抑制階級鬥爭。
記者：那麼，根據您的方案，您認為中國當前形勢下的最優先對策是什麼？
何新：當前應當立即停止極其不得民心的“國企改制”，應當立案審查改制中出現並已引起公憤和民變的那些重大腐敗案件，關注改制中的嚴重國產流失問題。國家應謀求逐步重建國有體制在重要經濟領域中的主導地位。
國家應牢牢把握對於金融、財政的控制權。國家應進一步改革目前的財稅體制，使之適合中國國情，達到既有利於括充國家財源，有利於國家集中財力，又有利於促進國內產業發展的目標。應當設法把已分散的財政力量重新集中掌控到國家手中，也就是說，重建中央的大財政，積極調節地方財稅收入，改革現行稅制中的那些弊端，由國家掌控大的財權，以主導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國家應當著手製訂國民經濟的戰略性發展計劃，包括就業安排計劃，農業現代化計劃，能源戰略的長期計劃，以至國家內外有事的應急經濟計劃和周邊有事時的轉入戰時體制計劃。中國有近十億人口，其中大部分是貧苦者這一國情，決定了中國絕不可能實施放任自由主義的發展方針。否則，中國必將頻繁發生激烈的社會衝突直到最終陷入內亂。
但在我看來，這其實正是那些極力地向中國輸入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國家的真正目的。
記者：那麼，難道您主張恢復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麼？
何新：在一定的意義上，我有這種主張。不要一提“計劃”，就想到五十、六十年代那種原始狀態的“計劃經濟”，即一切商品都發票證的“計劃經濟”。
記者：計劃經濟已經被經濟學家們搞得很臭，您竟然想給它翻案？
何新：一提起“計劃經濟”，有人就引導人們去回顧五十、六十年代的票證限量經濟，其實這也是一種惡意的誤導。在某種意義上，我甚至認為這又是一個意識形態陷阱。例如有人提出要建立“票證”博物館，以使人不忘“計劃”年代。其實，建這樣一個館倒未必不是好事。它正可以見證五十、六十年代中國全體人民為國家工業化所付出的個人消費犧牲，可以見證當時的中國人是如何咬緊牙關，餓著肚子，全民艱苦奮鬥、謀求祖國強盛的！這是那一代中國人的光榮，而不是恥辱！
記者：許多經濟學家會大罵起來，會說——短缺，短缺，計劃經濟必然導致短缺！ “短缺經濟學”的實質，就是認為“短缺”是源於經濟計劃制度的主觀性，造成瓶頸供給，因此是計劃經濟的必然產物。
何新：官僚主義的計劃造成短期的瓶頸短缺，那隻是具體的技術性的問題。而如果斷定計劃經濟就必然造成短缺，那就是顛倒本未之論。其實，“短缺”不是計劃經濟的結果，而是產生計劃經濟的原因。
什麼叫短缺？所謂“短缺”，無非就是窮而已。建國初期，當時中國太窮。所以為了使人人有飯吃，才不得不發糧票；為了使人人有衣穿，才不得不發布票。以免像舊中國那樣，只讓少數人撐死，而讓多數人餓死！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自己都承認，這種兩極分化正是自由市場存強汰弱機制進行所謂“擇優”選擇的必然結果。其實，鬼知道那些“優”是否真的是“優”。比如近年新生成的一些大富豪，包括楊秀珠一類，究竟是不是“優”？
並非計劃必然導致短缺，而正是為了解決短缺下的公正問題，五十年代的共產黨不得不選擇“計劃”。正是由於商品和物資短缺，所以五十年代的中國政府才不得不考慮對有限資源進行計劃配置。這個原理是普遍有效的。比如，假定明天中國又發生了石油短缺，政府也還是不得不考慮對誰優先供應，不得不考慮計劃分配的問題。所以，計劃制度恰恰是短缺的產物，而不是產生短缺的原因。換句話說，計劃管理正是解決資源不足、謀求資源合理配置的一種有效辦法。
所以我說，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短缺描述為存在某種必然聯繫，這本身又是自由主義經濟學預設的一個陷阱。計劃經濟就是這樣被搞臭的。
記者：你的這種解釋，會引起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政治自由主義者的強烈反對，他們會說你是主張重新回復計劃經濟。
何新：我不認為主張回复“計劃”會是一個很可怕的罪名，我頭上的罪名反正已經很多，不在乎再多增加一個。
但是鄧小平曾說，計劃是手段，市場也是手段。這是精闢之論。計劃經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原始類型，它主要是在資源或物資短缺時進行計劃配置，這種計劃經濟又叫“管制計劃”或“統制計劃”。還有一種高級類型的計劃管理，事實上，現代歐美髮達的超級資本主義，包括美國，現今都在運用強大的國家信息工具有計劃也有具體步驟地由國家調控著金融和產業的運行和周期。世界七大發達國首腦為什麼定期開會？無非是為了溝通信息，制訂共同戰略，以協調七個發達國的經濟，從而實現對世界金融和市場的控制。現在世界上哪裡還能找到只依靠“看不見的手”，只聽任市場自發調控的資本主義經濟呢？
記者：我認為那種宏觀意義的計劃管理方式與作為經濟組織製度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是有所區別的。
何新：其實呢，西方現代市場經濟中也有作為經濟組織製度的計劃體制。
記者：真的嗎？
何新：當然。例如沃爾瑪大型物流體制，就是微觀市場中實施統購包銷計劃管理的一種樣本。位居世界500 強之首位的“沃爾瑪”集團，表面看只是一個產銷一體化的物流配送體制，實際上它是一種新型的計劃管理的市場體制。沃爾瑪體係是根據零售市場（超市）上的直接商品需求，通過對生產部門的訂貨管理，有計劃地調節生產和銷售的一種現代市場組織製度。它通過中央計算機系統對產、供、銷三大環節實行一體化管理，這實際上正是一種新信息技術控制下的計劃市場模式的托拉斯形態。
人們可以注意到， 20 世紀中期以後，困擾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主要已不是表現為“生產過剩”的原始型危機，而是集中在金融流通領域的貨幣危機和信用危機。為什麼西方現代資本主義能夠比較有效地抑制了“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我認為，就是由於西方發達國家在上世紀中期以後大量地建立了類似“沃爾瑪”體系、“家樂福”體系一類的大型超市組織，通過產、供、銷一體化的計劃管理，使曾困擾西方資本主義百年以上的“生產過剩”問題，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現在，改革前中國國民經濟中原有的產供銷有計劃組織土崩瓦解，各省、各區域以短期利潤為主導展開市場競爭，於是爭先恐後大上項目，導致汽車產業、煙草產業等短期高利潤產業被重複建設，嚴重過剩。但是同時，“沃爾瑪”、“家樂福”等大型跨國計劃市場組織則進入了中國，正在對中國的市場體系進行滲透，並據其需要對中國的各類產業進行有計劃的選擇、重組和淘汰。其涵義具有全球性的經濟戰略意義，是非常深遠的！而我們的精英們對此則茫然無知，還在閉眼大罵“計劃經濟”！
記者：如果按您的這種說法，那麼為什麼中國還要搞經濟改革呢？經改的目標不就是要徹底破掉“計劃”體制和建立“市場” 體制嗎？
何新：應當破掉的只是改革前那種僵化的、不合理的、官僚主義的計劃體制。我們曾批判斯大林主義體制下的計劃經濟，因為那的確是一種建立於落後生產力基礎和不完備的信息手段上、僵化的官僚主義體制。 （其實這個體制對於三十年代蘇聯的快速工業化是有功勞的，就像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中國的計劃體制對於中國當時的快速工業化也具有巨大的奠基性功勞一樣。但這個問題我們在此暫時不必討論。）正是現代的大規模信息技術，已經為有計劃按比例地調節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了強有力的革命性手段。
中國初步的工業化已經完成了。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發展極不平衡，眾多生產領域呈現嚴重過剩。在某些領域，中國的發展進步已經很快，中國已具有在世界上爭一個強國地位的潛在實力。但是中國現在恰恰缺少一套協調發展的總體計劃和全球戰略，國家應當以現代信息手段重新統籌規劃國民經濟的全局和未來發展。應當主要依靠國有經濟和國家投資來推動國民經濟中的尖端高科技產業部門優先發展，特別是國防產業、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以及信息通訊產業。中國人現在應該結合全球市場的開拓問題，研究中國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國際空間這個問題，從而製訂一套既有近期目標又有遠期目標的產業和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必須具有長遠的戰略和計劃，分步實施，中國才可能在若干年後成長為一個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發達國家。
我認為，不借助於現代信息技術下的計劃手段，僅憑所謂“看不見的手”和無序化的“自由市場競爭”，要管理現代國民經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制訂一套長期性的國家計劃，一心打算依靠自由市場發展經濟，中國在發展戰略上將永遠處於處處被動，受制於人，被別人牽著走的態勢。甚至會在不遠的將來，在“看不見的手”的操作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記者：您的意思是，無論自由資本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最終都離不開計劃管理？
何新：我認為，計劃經濟肯定是比自由市場更高級的體制，它是人類經濟體制未來的必然趨勢。要想解決和保護國有企業，國家必須重新掌控和主導國內市場。要想掌控和主導國內市場，國家有必要投入大資本來營建中國的“沃爾瑪”式現代產供銷一體化體系。
記者：您的設想非常深遠。那麼，關於中國的區域性差異問題您認為如何解決，能解決麼？
何新：當然可能。我認為國家可以考慮，區別各區域不同情況，由國家牽頭制訂各區域不同的發展計劃，並且給予不同的開發投資和稅收政策。
例如，針對西部區域的開發提出優惠投資政策，以特殊優惠的經濟政策吸引內外民間資金進行西部開發。包括減免地方稅收（由中央財政對地方減免投資稅後造成的缺口給予補貼），鼓勵投資和移民；利用級差地租，無償或低價提供和轉讓投資土地，有計劃地把一些勞動密集產業、農牧產品加工業逐漸轉移到西部，讓西部成為向中亞、西亞國際市場拓展的橋頭堡。對於國家的東南部地區，國家已確定重點發展金融業、高技術和出口產業，這是正確的。關於東北區域開發，應充分利用東北現有的重化工業基礎，主要不是依靠增加投資，而是由國家給予重化工產品大單訂貨，來帶動產業恢復和發展，解決東北地區極為嚴重的就業問題（例如以大規模的國防訂貨扶持東北、西南的軍工、重工產業。）
這些政策之製訂和實施，都不能靠單一由利潤導向的自由市場，而要有戰略設計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和實施方案，要依靠國家的扶植和導向政策。依靠國家有計劃地安排和調控，是能逐步解決嚴重的國民失業問題和、“ 三農” 問題和房地產問題的。通過銀行把房地產收歸國有，轉成廉租和合理價格銷售的民居房。但僅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辦法，則是不能解決長遠問題的。
制止金融自由化，依靠和重建國有製經濟
2010-12-29
【何新經濟學談話錄】
擺脫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的唯一道路是重建國有體制在重要經濟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包括在房地產行業
記者：但是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以你的看法，美國向中國輸入了一整套瓦解、摧毀、蠶食以至鯨吞中國經濟資源的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實施了。
但是在現實中，中國經濟並沒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數中國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崗人員）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選擇的機會要比過去多。這個問題你怎麼解釋？
何新：在歷史中並沒有絕對的錯誤。如果我們觀察人類的全部歷史，會發現那並不是一個從正確的設想出發，由正確走向正確的歷史；而往往是從錯誤開始，在錯誤中反省，總結經驗，從而積累智慧，從而有所進步的歷史。歷史的過程是辯證的。
我所謂辯證，包涵三層語義。第一是辯論，第二是對證、質證、求證，第三是事物最終總是向反面轉化。理解歷史發展的這種辯證性，我們看待歷史就會比較寬容，也會比較寬鬆，知道進步是積累的，心不要太急。壞的東西有時反而引出好的結果，而所謂善良的主觀願望有時反而會把人引向地獄（列寧）。
記者：那麼在你看來美國的圖謀，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中事實上還是被一次次地挫敗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現代歷史中的美國是一個極盡聰明的國家。在20世紀的整個世界歷史中，從20世紀初的威爾遜總統開始，就充滿一種一心向全世界推銷美國價值的理想主義。從19世紀的馬漢開始，這個國家的戰略家精心算計，一心要實現以美國為中心統治全世界的意圖。
但是，美國人的文化中似乎缺乏中國人的一種宿命論（樂天知命）和悲觀主義。他們不知道，到頭來，人算不如天算。歷史自身是有其規律的。 50年代，他們重新武裝日本，以資本輸入和市場開放政策扶植東亞小龍，目的是為中國樹立對立面，困鎖中國；結果沒有能阻擋中國的強大，反而為自己扶植出了一個潛在的日本對手和“東亞發展模式”。今天他們又在幹同類的蠢事，例如為從西部困鎖中國而扶植印度。
80 年代，他們將新自由主義輸入中國，是為了引騙中國人以此為藍圖搞垮中國的國有製經濟，造成失業問題引發社會動亂，最終使中國被分解成碎塊後納入美國霸權控制下的新全球體制。卻殊不料，自由主義的經濟因素反而為改革前由於全面管死的極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狀態的中國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激活因素，激發出一種新的巨大經濟活力，壞事變成了好事。
記者：這是否與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抵制也有關係？
何新：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遭到了傳統派（所謂“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強烈抵制。因此中國領導層對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建議始終有所警惕，沒有像俄羅斯領導人那樣全盤揖納，而是審慎地、有選擇地聽和試。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中國遭到了至少兩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90年。全面解除價格控制的自由主義方針引發了高幅的通貨膨脹，在當時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這一政策造成社會廣泛激烈的不滿，成為80年代末期事變的經濟誘導因。 1990年開始的“治理整頓”導致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改革被迫延緩。對此，張五常曾表達過這樣一種遺憾：
“1991年12月羅納德·科斯接受諾貝爾獎時，我在斯德哥爾摩遇到了米爾頓（弗里德曼）。我說，放開工業價格而不同時放開民營化國有企業看來並不正確。我可能錯誤地支持了前者，而沒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後者會對放開價格構成一大障礙。在中國（國家）經營的情況下，工業產量對價格放開後導致的價格上漲沒有彈性。結果，反對該項計劃的就不只是來自前面提到的特權集團，而且來自一般的產業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遊行。”
張五常還說：
“我的觀點是，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應該先於放開價格，或者這兩者至少應同時進行，這一點米爾頓（弗里德曼）也同意。”
換句話說，他們本來試圖以價格機製作為槓桿開啟中國的經濟混亂之門，但這一嚐試在80年代末即遭到了失敗。因此到了90年代，他們把新的重點放到了改變所有製的問題上。然而，在90年代中後期，以所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以及“改制轉軌”為目標的國企改革方針導致了全國范圍的大面積失業浪潮，引發了社會的震動和強烈反彈，迫使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激進“改革”措施再度放緩。
記者：但是，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在中國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容否認的。
何新：的確，由於中國在國有製經濟中引入了市場機制，取得了意義重大的成功。但是，“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荒謬”（列寧）。
改革前，中國舊時代經濟的問題主要不是由於計劃經濟或經濟的計劃性，而是統制性。很多經濟學人至今不清楚統制經濟（即全面管制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區別，計劃經濟不是統制經濟。鄧小平說市場可以有計劃，計劃可以有市場，二者不矛盾，這是深刻之論。
在20年來的經濟改革中，中國沒有全盤聽信那些邪惡經濟術士的誘導，對國民經濟進行徹底的自我摧毀；而是慎重地、試探性地在國有製基礎上引進市場機制，建立了中國特色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這實質上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形態的混合經濟，這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獲得成功的秘密所在。中國的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還缺乏一個社會保障體系，但在雛型上有所近似於第二次大戰後德國所建立的“社會市場經濟”，以及法國、還有西歐、北歐一些國家那種混合經濟。法國經濟學家米· 阿爾貝爾說：
“大歐洲創造了社會市場經濟，中國創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者之間自然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是二者之間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它們能融合於一，必會成為21世紀的法寶之一。”（《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1999）
法國經濟學家米·阿爾貝爾稱混合經濟為“資本主義的萊茵模式”，而區別於“美國模式”（American way of life）或“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所有形制形式上，實現了多種所有製並存，國家控制包括金融市場在內的經濟命脈；而在民生經濟上，鼓勵在多元所有製基礎上實現“來自競爭的繁榮”。我認為這種“混合經濟”體制正是中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製度原因。
但是，我們的經濟改革，在任何時候不能被置於一種社會不穩定的基礎上。在這個意義上，穩定確實壓倒一切。
記者：批評您的人常說，您只會批評，只會說不；卻拿不出建設性的方案。
何新：其實我早就提出了我的一系列看法。
記者：那麼，您的解決方案是什麼？是您提出的新國家主義經濟麼？
何新：所謂新國家主義經濟，並不是我的發明，它本來是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四十—— 五十年代的一項重大發明，它的另一個名稱是“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可惜共產黨後來把它丟棄了。
記者：是嗎？有這樣一種資本主義嗎？
何新：請你讀《毛澤東文集》第六卷，1953 年毛澤東對這種資本主義曾作過極精闢的論述。毛說，“ 中國現在（需要）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經濟聯繫著，是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 ”毛又說， “ 因此，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 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 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只佔全部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大約只佔四分之一左右，其餘的四分之三是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為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282 頁)
記者：這麼說，毛澤東當年也贊同中國搞資本主義。
何新：這裡應當注意毛澤東的三個限制語。
1、由政府，即在國家管理下搞資本主義（而不是搞無政府資本主義）；
2、這是與國營經濟相聯繫的資本主義；
3、這是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
這三個限制語確立了“一種新型的、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我簡稱為“新國家主義”的資本主義。我認為，這恰恰也正是適合當今中國國情能將今日中國引出面臨的所有困境的經濟形態。
實際上，毛澤東當時對此問題的考慮已相當縝密。他認為，國家應拿去資本家利潤中的3/4使之用於工人的“社會保障” (即所說“ 福利費”)、國家所得稅及再投資基金。可惜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中期改變了他的上述設想。更可惜毛的這一重要思想在當今幾乎沒有人知道，更沒有人深入研究，無論左派右派，都只知道大反資本主義的文化大革命。
記者：那麼，您是否可以只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您所謂新國家主義的要義？
何新：可以。如果只用一句話，那就是——國家必須管理國民經濟。
其實從古以來，一個國家機器，它的統治職能主要就是兩方面。在政治方面是維護國家主權，也就是維護統治權；在經濟方面就是調節和整合國民經濟。因為經濟一亂，政治統治也就必然隨之瓦解，這是極其簡單的統治道理。人們不知道，當某些外部勢力通過中國的經濟學家告訴中國國家管理者——請你交出你的經濟管理權。那麼其下一步，也就意味著交出你的政治統治權。事實上，美國、英國、日本、歐洲，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可以不管它的國民經濟，而只做什麼市場經濟的“裁判員”！一個放任市場自流沒人管的經濟必定是世界上最壞的經濟，必定會成為弱肉強食、任由經濟強者肆意掠奪弱者的野獸經濟。
記者：這主要是根據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理論。
何新：所以李斯特當年曾對德國人（俾斯麥）說，亞當· 斯密理論禍國殃民！李斯特還說，亞氏的《國富論》，那隻是幫助英國人富國的理論，而對德國人則是國窮論！
德國歷史學派以國民經濟的機體與人的機體相比擬。他們問，難道能夠不要神經中樞的控制系統，讓人的各種機體自由競爭嗎？讓肝、心、肺、胃等機體失去神經中樞系統的調節控制，在人體內進行自由競爭，讓胳膊和大腿去競爭，看誰具有最強的生存優勢？這不是機體的自我殘殺嗎？這樣競爭，一個人還能活下去嗎？
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無論其所有製如何，無論它是國有經濟、私營經濟或外資經濟，都只能從屬和統合於這個國家國民經濟的整體目標，為實現這個國家本身的國家目標和最大國家利益從事經營和生產活動。它們之間的謀利和任何逐利活動，它們之間的任何互相競爭，都必須從屬於這一國家目標並被控制和製約在這一範疇之內。這本來是小兒科的道理，而在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中竟無人知曉。他們所鼓吹的不要政府介入的自由競爭，就是讓中國國民經濟機體內的各個臟器自我殘殺，互相殘殺，一直殺到讓中國死！
記者：那麼您提出新國家主義，實際正是要強調國家對於國民經濟的整合功能？
何新：新國家主義，就是要重新強調國家政權的經濟職能，強調國家對於國民經濟應當承擔決定性的主導責任，堅決反對讓“看不見的手”去操縱經濟，反對讓國民經濟放任自流，反對國家從經濟生活中全面退出，尤其要求國家在社會分配問題上必須抑強扶弱，替天行道！
國家尤其不能退出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命脈，特別是金融、交通、通訊、能源、國防等產業。在民需產品上，雖然可以以利潤和市場為導向，讓多種所有製自由競爭；但在基礎產業、高科技產業、國防軍工產業上，國家決不能以利潤為至上目標，不能搞“利潤掛帥” ，而要不惜補貼（全世界都是這樣做），謀求使國家強大的長期目標、遠期戰略目標，以其他獲利產業之利來補戰略產業之虧，不能因這些產業短期無利而拱手讓外人來搞。這些重要經濟領域必須由國家作主導，有計劃、有目標地發展。
記者：那麼新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有什麼不同？
何新：根本不同點，就是新國家主義仍然只是“新式的資本主義”。我認為兼容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西歐“混合經濟”體制，其實正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現代形態，是現代資本主義體制下比較成熟的積累和分配模式，可以作為中國的借鑒。
在這種混合經濟體制中，國家應牢牢保持對於國民經濟運動進行控制的主導權，這是國家強大、社會安定的根本性基石！在其他經濟活動領域中，國家也應逐步重建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以經濟手段和政策手段加強對於民營、私有及外資企業的管理，限制資本世襲傳遞，決不允許經濟中形成世襲階級種姓制度！
此外，國家從政治上應當高度重視當前中國社會中階級分化已經客觀形成的現實，國家應當高度重視近年來社會階級矛盾（通過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的形式）愈演愈烈日趨激化的形勢。毛澤東說，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此話其實也正是對統治者的一種歷史告誡——在全部人類歷史中，至今尚沒有任何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可以無視民心民意，可以單純用暴力機器長期壓制社會內激烈的階級鬥爭，使國家機器只為少數人服務，只為經濟強勢階級服務，而最終能夠不被推翻！前蘇聯政治體制垮台的更深層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其統治者、官僚集團早已成為脫離多數民眾不被人民所支持的特權階級。有鑑於此，明智的國家政權應當作為國內階級關係的調和者與仲裁者，而不是單一的暴力壓制者。國家應當尋求積極公正的社會政策，調節階級關係，緩和階級矛盾，促進階級合作，抑制階級鬥爭。
記者：那麼，根據您的方案，您認為中國當前形勢下的最優先對策是什麼？
何新：當前應當立即停止極其不得民心的“國企改制”，應當立案審查改制中出現並已引起公憤和民變的那些重大腐敗案件，關注改制中的嚴重國產流失問題。國家應謀求逐步重建國有體制在重要經濟領域中的主導地位。
國家應牢牢把握對於金融、財政的控制權。國家應進一步改革目前的財稅體制，使之適合中國國情，達到既有利於括充國家財源，有利於國家集中財力，又有利於促進國內產業發展的目標。應當設法把已分散的財政力量重新集中掌控到國家手中，也就是說，重建中央的大財政，積極調節地方財稅收入，改革現行稅制中的那些弊端，由國家掌控大的財權，以主導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國家應當著手製訂國民經濟的戰略性發展計劃，包括就業安排計劃，農業現代化計劃，能源戰略的長期計劃，以至國家內外有事的應急經濟計劃和周邊有事時的轉入戰時體制計劃。中國有近十億人口，其中大部分是貧苦者這一國情，決定了中國絕不可能實施放任自由主義的發展方針。否則，中國必將頻繁發生激烈的社會衝突直到最終陷入內亂。
但在我看來，這其實正是那些極力地向中國輸入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國家的真正目的。
記者：那麼，難道您主張恢復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麼？
何新：在一定的意義上，我有這種主張。不要一提“計劃”，就想到五十、六十年代那種原始狀態的“計劃經濟”，即一切商品都發票證的“計劃經濟”。
記者：計劃經濟已經被經濟學家們搞得很臭，您竟然想給它翻案？
何新：一提起“計劃經濟”，有人就引導人們去回顧五十、六十年代的票證限量經濟，其實這也是一種惡意的誤導。在某種意義上，我甚至認為這又是一個意識形態陷阱。例如有人提出要建立“票證”博物館，以使人不忘“計劃”年代。其實，建這樣一個館倒未必不是好事。它正可以見證五十、六十年代中國全體人民為國家工業化所付出的個人消費犧牲，可以見證當時的中國人是如何咬緊牙關，餓著肚子，全民艱苦奮鬥、謀求祖國強盛的！這是那一代中國人的光榮，而不是恥辱！
記者：許多經濟學家會大罵起來，會說——短缺，短缺，計劃經濟必然導致短缺！ “短缺經濟學”的實質，就是認為“短缺”是源於經濟計劃制度的主觀性，造成瓶頸供給，因此是計劃經濟的必然產物。
何新：官僚主義的計劃造成短期的瓶頸短缺，那隻是具體的技術性的問題。而如果斷定計劃經濟就必然造成短缺，那就是顛倒本未之論。其實，“短缺”不是計劃經濟的結果，而是產生計劃經濟的原因。
什麼叫短缺？所謂“短缺”，無非就是窮而已。建國初期，當時中國太窮。所以為了使人人有飯吃，才不得不發糧票；為了使人人有衣穿，才不得不發布票。以免像舊中國那樣，只讓少數人撐死，而讓多數人餓死！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自己都承認，這種兩極分化正是自由市場存強汰弱機制進行所謂“擇優”選擇的必然結果。其實，鬼知道那些“優”是否真的是“優”。比如近年新生成的一些大富豪，包括楊秀珠一類，究竟是不是“優”？
並非計劃必然導致短缺，而正是為了解決短缺下的公正問題，五十年代的共產黨不得不選擇“計劃”。正是由於商品和物資短缺，所以五十年代的中國政府才不得不考慮對有限資源進行計劃配置。這個原理是普遍有效的。比如，假定明天中國又發生了石油短缺，政府也還是不得不考慮對誰優先供應，不得不考慮計劃分配的問題。所以，計劃制度恰恰是短缺的產物，而不是產生短缺的原因。換句話說，計劃管理正是解決資源不足、謀求資源合理配置的一種有效辦法。
所以我說，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短缺描述為存在某種必然聯繫，這本身又是自由主義經濟學預設的一個陷阱。計劃經濟就是這樣被搞臭的。
記者：你的這種解釋，會引起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政治自由主義者的強烈反對，他們會說你是主張重新回復計劃經濟。
何新：我不認為主張回复“計劃”會是一個很可怕的罪名，我頭上的罪名反正已經很多，不在乎再多增加一個。
但是鄧小平曾說，計劃是手段，市場也是手段。這是精闢之論。計劃經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原始類型，它主要是在資源或物資短缺時進行計劃配置，這種計劃經濟又叫“管制計劃”或“統制計劃”。還有一種高級類型的計劃管理，事實上，現代歐美髮達的超級資本主義，包括美國，現今都在運用強大的國家信息工具有計劃也有具體步驟地由國家調控著金融和產業的運行和周期。世界七大發達國首腦為什麼定期開會？無非是為了溝通信息，制訂共同戰略，以協調七個發達國的經濟，從而實現對世界金融和市場的控制。現在世界上哪裡還能找到只依靠“看不見的手”，只聽任市場自發調控的資本主義經濟呢？
記者：我認為那種宏觀意義的計劃管理方式與作為經濟組織製度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是有所區別的。
何新：其實呢，西方現代市場經濟中也有作為經濟組織製度的計劃體制。
記者：真的嗎？
何新：當然。例如沃爾瑪大型物流體制，就是微觀市場中實施統購包銷計劃管理的一種樣本。位居世界500 強之首位的“沃爾瑪”集團，表面看只是一個產銷一體化的物流配送體制，實際上它是一種新型的計劃管理的市場體制。沃爾瑪體係是根據零售市場（超市）上的直接商品需求，通過對生產部門的訂貨管理，有計劃地調節生產和銷售的一種現代市場組織製度。它通過中央計算機系統對產、供、銷三大環節實行一體化管理，這實際上正是一種新信息技術控制下的計劃市場模式的托拉斯形態。
人們可以注意到， 20 世紀中期以後，困擾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主要已不是表現為“生產過剩”的原始型危機，而是集中在金融流通領域的貨幣危機和信用危機。為什麼西方現代資本主義能夠比較有效地抑制了“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我認為，就是由於西方發達國家在上世紀中期以後大量地建立了類似“沃爾瑪”體系、“家樂福”體系一類的大型超市組織，通過產、供、銷一體化的計劃管理，使曾困擾西方資本主義百年以上的“生產過剩”問題，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現在，改革前中國國民經濟中原有的產供銷有計劃組織土崩瓦解，各省、各區域以短期利潤為主導展開市場競爭，於是爭先恐後大上項目，導致汽車產業、煙草產業等短期高利潤產業被重複建設，嚴重過剩。但是同時，“沃爾瑪”、“家樂福”等大型跨國計劃市場組織則進入了中國，正在對中國的市場體系進行滲透，並據其需要對中國的各類產業進行有計劃的選擇、重組和淘汰。其涵義具有全球性的經濟戰略意義，是非常深遠的！而我們的精英們對此則茫然無知，還在閉眼大罵“計劃經濟”！
記者：如果按您的這種說法，那麼為什麼中國還要搞經濟改革呢？經改的目標不就是要徹底破掉“計劃”體制和建立“市場” 體制嗎？
何新：應當破掉的只是改革前那種僵化的、不合理的、官僚主義的計劃體制。我們曾批判斯大林主義體制下的計劃經濟，因為那的確是一種建立於落後生產力基礎和不完備的信息手段上、僵化的官僚主義體制。 （其實這個體制對於三十年代蘇聯的快速工業化是有功勞的，就像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中國的計劃體制對於中國當時的快速工業化也具有巨大的奠基性功勞一樣。但這個問題我們在此暫時不必討論。）正是現代的大規模信息技術，已經為有計劃按比例地調節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了強有力的革命性手段。
中國初步的工業化已經完成了。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發展極不平衡，眾多生產領域呈現嚴重過剩。在某些領域，中國的發展進步已經很快，中國已具有在世界上爭一個強國地位的潛在實力。但是中國現在恰恰缺少一套協調發展的總體計劃和全球戰略，國家應當以現代信息手段重新統籌規劃國民經濟的全局和未來發展。應當主要依靠國有經濟和國家投資來推動國民經濟中的尖端高科技產業部門優先發展，特別是國防產業、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以及信息通訊產業。中國人現在應該結合全球市場的開拓問題，研究中國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國際空間這個問題，從而製訂一套既有近期目標又有遠期目標的產業和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必須具有長遠的戰略和計劃，分步實施，中國才可能在若干年後成長為一個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發達國家。
我認為，不借助於現代信息技術下的計劃手段，僅憑所謂“看不見的手”和無序化的“自由市場競爭”，要管理現代國民經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制訂一套長期性的國家計劃，一心打算依靠自由市場發展經濟，中國在發展戰略上將永遠處於處處被動，受制於人，被別人牽著走的態勢。甚至會在不遠的將來，在“看不見的手”的操作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記者：您的意思是，無論自由資本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最終都離不開計劃管理？
何新：我認為，計劃經濟肯定是比自由市場更高級的體制，它是人類經濟體制未來的必然趨勢。要想解決和保護國有企業，國家必須重新掌控和主導國內市場。要想掌控和主導國內市場，國家有必要投入大資本來營建中國的“沃爾瑪”式現代產供銷一體化體系。
記者：您的設想非常深遠。那麼，關於中國的區域性差異問題您認為如何解決，能解決麼？
何新：當然可能。我認為國家可以考慮，區別各區域不同情況，由國家牽頭制訂各區域不同的發展計劃，並且給予不同的開發投資和稅收政策。
例如，針對西部區域的開發提出優惠投資政策，以特殊優惠的經濟政策吸引內外民間資金進行西部開發。包括減免地方稅收（由中央財政對地方減免投資稅後造成的缺口給予補貼），鼓勵投資和移民；利用級差地租，無償或低價提供和轉讓投資土地，有計劃地把一些勞動密集產業、農牧產品加工業逐漸轉移到西部，讓西部成為向中亞、西亞國際市場拓展的橋頭堡。對於國家的東南部地區，國家已確定重點發展金融業、高技術和出口產業，這是正確的。關於東北區域開發，應充分利用東北現有的重化工業基礎，主要不是依靠增加投資，而是由國家給予重化工產品大單訂貨，來帶動產業恢復和發展，解決東北地區極為嚴重的就業問題（例如以大規模的國防訂貨扶持東北、西南的軍工、重工產業。）
這些政策之製訂和實施，都不能靠單一由利潤導向的自由市場，而要有戰略設計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和實施方案，要依靠國家的扶植和導向政策。依靠國家有計劃地安排和調控，是能逐步解決嚴重的國民失業問題和、“ 三農” 問題和房地產問題的。通過銀行把房地產收歸國有，轉成廉租和合理價格銷售的民居房。但僅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辦法，則是不能解決長遠問題的。
2010年12月29日
加倍感到毛澤東領導的解放事業偉大
何新 ：歲尾，與新浪博客告別
2010-12-30
http://hexinbbs.blog.163.com/blog/static/16191030020101130102053236/
何新 ：歲尾，與新浪博友告別
讀《心經》記偈語
不增不減如其來，亦在亦遷隨化開
浮世徒驚錫杖響，大千塵夢酔樓台
何新先生說：年初開這博客主要就是為了揭出共濟會，目的已超過達到。
新浪博客是wanshi受何新先生委託，於2010年2月開設，迄今10來個月，不到一年，超過230萬人到此遊覽。
這一年中，何新先生在這博客發表了關於匯率、通貨膨脹、疫苗以及朝鮮的一些重要文論。最最重要的─────是在此首發了揭露美國共濟會的系列文論，從而讓世人和高層清晰看到這個全世界最大的金融政治跨國黑幫恐怖貴族組織的存在。
何新說：一個神秘的世襲制的政治金融宗教三合一組織共濟會，控制著美聯儲、美國兩黨及總統大選以及美、英、意、法、德國的所謂代議政治體制─── ─那麼這類偽民主制度還是中國政治改革的仿效模版麼？
何新說：共濟會之手早已伸到中國，從金融、經濟、政治到意識形態和網絡。在中國市場改革的設計模版中，可以深深看到共濟會金錢從幕後操控中國主流經濟學人的腦和嘴巴的魔影────中國下層人民今天陷入的水深火熱包括惡性通貨膨脹之根源即在此。共濟會高度重視網絡，google就是共濟會投資的。在中國（美國上市）的若干門戶網站和某系報刊中，不僅可以看到Free--masson（自由建築師）意識形態的影響更可以看到共濟會基金和廣告費的金錢資助。
那麼所謂中國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論────是不是還認為共濟會魔獸對中國政治滲透控制的不夠深，因而須加速促進呢？
何新說：其實，丹布朗的三本書：「達芬奇密碼」，「天使與魔鬼」，「失落的密符」；愚蠢的中國精英們竟然讀不懂，然而這三部書近年暢銷歐美───丹布朗本人就是共濟會會員。共濟會並不會永遠隱身！這三本書的出版以及通過紐約時報和好萊塢的鼓吹而暢銷走紅，意味著共濟會及其神話正在準備浮出水面。
關於共濟會問題，何新說其實真實的共濟會組織比他所描寫的還要強大、神秘、黑暗、恐怖。共濟會統治世界───不是把自由民主富裕給予世界（如中國那些精英騙子們所鼓吹的），而是要讓20%奴役80%，讓全世界回復到羅馬帝國的貴族奴隸制度統治時代！
何新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就是共濟會領導的英國和共濟會銀行家控股的東印度公司對中國發動的第一次戰爭。領導二次大戰的羅斯福總統是狂熱的共濟會信仰者，美元基元的共濟會像徵設計是他領導主持的。研究了二百年以來共濟會與中國政治經濟複雜關係，使何新加倍感到毛澤東和本色中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也正是毛澤東領導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洪流，徹底摧毀了共濟會在二戰後控制全世界的陰謀！
何新先生通過新浪和網易博客曾經得到一些不相識博友的幫助，何新先生謹委託wanshi向這幾位博友嚴重致謝。
現在開這博客的功能，何新先生認為已經完成，所以已要wanshi從即日起停止新浪博客。但何新先生同意會再保存網易老頑童博客一段時間────主要轉載一些有價值的網絡文章，適當時間也予以結束。
今後新浪博仍會保留原有博文，但不再發表新文論。特此告知並向新浪博友作一告別！
2010-12-30
http://hexinbbs.blog.163.com/blog/static/16191030020101130102053236/
何新 ：歲尾，與新浪博友告別
讀《心經》記偈語
不增不減如其來，亦在亦遷隨化開
浮世徒驚錫杖響，大千塵夢酔樓台
何新先生說：年初開這博客主要就是為了揭出共濟會，目的已超過達到。
新浪博客是wanshi受何新先生委託，於2010年2月開設，迄今10來個月，不到一年，超過230萬人到此遊覽。
這一年中，何新先生在這博客發表了關於匯率、通貨膨脹、疫苗以及朝鮮的一些重要文論。最最重要的─────是在此首發了揭露美國共濟會的系列文論，從而讓世人和高層清晰看到這個全世界最大的金融政治跨國黑幫恐怖貴族組織的存在。
何新說：一個神秘的世襲制的政治金融宗教三合一組織共濟會，控制著美聯儲、美國兩黨及總統大選以及美、英、意、法、德國的所謂代議政治體制─── ─那麼這類偽民主制度還是中國政治改革的仿效模版麼？
何新說：共濟會之手早已伸到中國，從金融、經濟、政治到意識形態和網絡。在中國市場改革的設計模版中，可以深深看到共濟會金錢從幕後操控中國主流經濟學人的腦和嘴巴的魔影────中國下層人民今天陷入的水深火熱包括惡性通貨膨脹之根源即在此。共濟會高度重視網絡，google就是共濟會投資的。在中國（美國上市）的若干門戶網站和某系報刊中，不僅可以看到Free--masson（自由建築師）意識形態的影響更可以看到共濟會基金和廣告費的金錢資助。
那麼所謂中國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論────是不是還認為共濟會魔獸對中國政治滲透控制的不夠深，因而須加速促進呢？
何新說：其實，丹布朗的三本書：「達芬奇密碼」，「天使與魔鬼」，「失落的密符」；愚蠢的中國精英們竟然讀不懂，然而這三部書近年暢銷歐美───丹布朗本人就是共濟會會員。共濟會並不會永遠隱身！這三本書的出版以及通過紐約時報和好萊塢的鼓吹而暢銷走紅，意味著共濟會及其神話正在準備浮出水面。
關於共濟會問題，何新說其實真實的共濟會組織比他所描寫的還要強大、神秘、黑暗、恐怖。共濟會統治世界───不是把自由民主富裕給予世界（如中國那些精英騙子們所鼓吹的），而是要讓20%奴役80%，讓全世界回復到羅馬帝國的貴族奴隸制度統治時代！
何新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就是共濟會領導的英國和共濟會銀行家控股的東印度公司對中國發動的第一次戰爭。領導二次大戰的羅斯福總統是狂熱的共濟會信仰者，美元基元的共濟會像徵設計是他領導主持的。研究了二百年以來共濟會與中國政治經濟複雜關係，使何新加倍感到毛澤東和本色中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也正是毛澤東領導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洪流，徹底摧毀了共濟會在二戰後控制全世界的陰謀！
何新先生通過新浪和網易博客曾經得到一些不相識博友的幫助，何新先生謹委託wanshi向這幾位博友嚴重致謝。
現在開這博客的功能，何新先生認為已經完成，所以已要wanshi從即日起停止新浪博客。但何新先生同意會再保存網易老頑童博客一段時間────主要轉載一些有價值的網絡文章，適當時間也予以結束。
今後新浪博仍會保留原有博文，但不再發表新文論。特此告知並向新浪博友作一告別！
何新：2010歲末，往事滄桑
2010年12月25日
2010-12-25
何 新
2010年12月20日記於京東濱園
何新：2010歲末，往事滄桑
老來思淡泊。上年除夕的時候，作六十自述，同時發了三項志願：
一、以後不出國，也不出遠門。
二、不接受采訪，不講學講演。總之不做吸引眼球之事。
三、述而少作，專心整理舊學。
兩會期間患流感，請假數日。拒絕了幾起採訪。年初收到兩封英文電子郵件。一封是關於“盎格魯撒克遜計劃”，一封是關於1974美國控制全球人口的總統200號文件。讀完之後，一身冷汗。而一個陌生的字眼反复跳躍出現——“共濟會”。
共濟會究竟是什麼東東？我只記得，年輕時讀《戰爭與和平》、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集》（《血字的研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近年看丹·布朗的小說中曾見過這個詞。讀時不甚了了，後來也未求甚解。但在讀了那個“2005年倫敦共濟會高層會議紀要”後，我感到有必要搜尋有關共濟會的詳細資料。首先驚訝的是中文資料何其之少。更神秘的是，網上揭露共濟會的文字，往往不久就會蒸發。 ①
在《大英百科》以及80年代的《國際知識辭典》中查到了“共濟會”的釋名。 2007版的《大英百科》稱共濟會為全球最大、歷史最久的秘密組織，遍布英聯邦（英屬殖民地地區），為大英帝國擴張服務，至今還在活動。後來陸續找到了英美共濟會網站，竟然發現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俄國1917 革命都與共濟會有關。啟蒙時代的代表人物，例如伏爾泰、莫扎特，也都與共濟會或光明會有關。
然而，在堂而皇之的世界歷史書中，共濟會一直隱然無名。如此重要的一個全球性金融及政治組織，何以行藏如此詭秘？乾了那麼多大事，何以竟然“功成而不居”，“大音而希聲”，“大象而無形”？韜光養晦如此之深，於是，我停下手邊的其他工作，這一年中的多數時間，專注研究共濟會問題。
必須感謝全球聯通的互聯網。因共濟會組織的極度詭秘性，幾乎很難找到關於它的第一手資料。共濟會公開的網站則充滿虛言和自我修飾——稱共濟會是個“公開的慈善性組織。”如果沒有全球性的信息網絡，如果不是生活在無遠弗屆無密可隱的網絡信息時代，共濟會的內幕真相也許永遠不會暴露。
3月間，委託wanshi在網易、新浪等網站建了“何新博客”，連續發表關於共濟會問題的札記，目的就是拋磚引玉，求證和尋求反證。
感謝一些不知名的網友，知道我在研究共濟會問題，主動給我的網站和信箱中提供網址、信息、圖片。興華論壇上一位隱身的網友，還糾正了我文中一些譯文錯誤，並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
莊子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平生研究國際問題、經濟、金融問題多年，老來慚愧。至今方知道三百年來世界之經濟政治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後竟然存在這麼一隻神秘的“共濟會”之手。
隨著資料蒐集的豐富，研究也愈深入，共濟會的真相乃逐漸呈露。我乃知道自18世紀以來羅斯切爾德世家財團與現代共濟會的深秘關係（其實，至少有兩部19世紀的世界文學名著描寫過羅斯切惡德銀行家族，巴爾扎克的《紐沁根銀行》與左拉的《金錢》）。更了解到在美國與歐洲的經濟與政治背後隱藏著一些歷史淵源悠久的神秘團伙——共濟會、骷髏會、光明會、錫安會以及晚近的彼得伯格俱樂部等幕後組織，竟然左右著各個國家與世界（包括俄羅斯與中國的經濟改革）。
在此之前，我一直印像地以為美國是清教徒為主的基督教國家。是一個政治制度依法獨立運轉的法制民主國家。惟當我研究了共濟會後，才知道現代歐美政治宗教中仍然籠罩著遠古密教的神光（所謂“路西法”之眼），從而了解現代歐洲封建貴族王政與“民主”代議政體何以能並存（英、荷、瑞典、挪威等）。
從關於共濟會的文件中，我又了解到共濟會精英減少地球人口以及遏制中國崛起的五大陰謀：疫苗陰謀、人工病毒陰謀、人民幣匯率升值陰謀、轉基因陰謀和碳排放陰謀。了解愈多，乃愈知如我等國人實際上對西方歷史文化、政治文化及宗教文化之所知尚是如何之淺！
其實，不惟我等外國人如此。年內兩位美國學人來訪，晤談中我言及“共濟會”，彼等也不甚了了。到歸國查證後乃寫信給我云：“你所言道的基本是真的！”
在過去這一年中，我著作了三部新書：
一本《誰統治世界》，揭露了共濟會這個國際金融世家組織的存在。
一本《匯率風暴》，揭露美國施壓人民幣匯率升值陰謀的幕後真相。
最後一本是《叛逆與反思》，對本人六十年的生涯和三十年的學術作了某種具有階段性意義的回顧和總結。
與共和國同齡的我們這一代人，儘管曾多歷磨難，但總體而言仍是幸運的一代。新中國建立的六十餘年來，國家之大環境基本在和平中發展，天下承平久矣。近三十年來更欣逢改革開放創造“中國奇蹟”的盛世，何其幸哉！
然而展望未來，國際金融危機方興未艾，危機與戰爭的陰影若隱若現。
下幾代人生存的環境與我們過去的環境相比，當更加嚴峻，更加冷酷。不能不承認，就此而言，西方共濟會精英對地球環境、資源、人口與經濟發展及競爭嚴峻性等中長期問題的前瞻性分析是十分深刻的。
歷史絕不會直線式地一路發展。中國與世界在未來十至三十年間必將發生現今難料的深刻變化。
作為微渺的個人，我們無力影響歷史，以至改變歷史的宿命。畢竟個人才學有限。我所著述皆只能掛一漏萬，不過是現代版的“盛世危言”——也僅是向世人提供一種研究的線索，提供對世界歷史和當代現實的一種新的觀察視角而已。
畢竟，對未來，我們這代人所留下的並非答案，而卻是一系列待解的問題。
2010-12-25
何 新
2010年12月20日記於京東濱園
何新：2010歲末，往事滄桑
老來思淡泊。上年除夕的時候，作六十自述，同時發了三項志願：
一、以後不出國，也不出遠門。
二、不接受采訪，不講學講演。總之不做吸引眼球之事。
三、述而少作，專心整理舊學。
兩會期間患流感，請假數日。拒絕了幾起採訪。年初收到兩封英文電子郵件。一封是關於“盎格魯撒克遜計劃”，一封是關於1974美國控制全球人口的總統200號文件。讀完之後，一身冷汗。而一個陌生的字眼反复跳躍出現——“共濟會”。
共濟會究竟是什麼東東？我只記得，年輕時讀《戰爭與和平》、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集》（《血字的研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近年看丹·布朗的小說中曾見過這個詞。讀時不甚了了，後來也未求甚解。但在讀了那個“2005年倫敦共濟會高層會議紀要”後，我感到有必要搜尋有關共濟會的詳細資料。首先驚訝的是中文資料何其之少。更神秘的是，網上揭露共濟會的文字，往往不久就會蒸發。 ①
在《大英百科》以及80年代的《國際知識辭典》中查到了“共濟會”的釋名。 2007版的《大英百科》稱共濟會為全球最大、歷史最久的秘密組織，遍布英聯邦（英屬殖民地地區），為大英帝國擴張服務，至今還在活動。後來陸續找到了英美共濟會網站，竟然發現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俄國1917 革命都與共濟會有關。啟蒙時代的代表人物，例如伏爾泰、莫扎特，也都與共濟會或光明會有關。
然而，在堂而皇之的世界歷史書中，共濟會一直隱然無名。如此重要的一個全球性金融及政治組織，何以行藏如此詭秘？乾了那麼多大事，何以竟然“功成而不居”，“大音而希聲”，“大象而無形”？韜光養晦如此之深，於是，我停下手邊的其他工作，這一年中的多數時間，專注研究共濟會問題。
必須感謝全球聯通的互聯網。因共濟會組織的極度詭秘性，幾乎很難找到關於它的第一手資料。共濟會公開的網站則充滿虛言和自我修飾——稱共濟會是個“公開的慈善性組織。”如果沒有全球性的信息網絡，如果不是生活在無遠弗屆無密可隱的網絡信息時代，共濟會的內幕真相也許永遠不會暴露。
3月間，委託wanshi在網易、新浪等網站建了“何新博客”，連續發表關於共濟會問題的札記，目的就是拋磚引玉，求證和尋求反證。
感謝一些不知名的網友，知道我在研究共濟會問題，主動給我的網站和信箱中提供網址、信息、圖片。興華論壇上一位隱身的網友，還糾正了我文中一些譯文錯誤，並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
莊子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平生研究國際問題、經濟、金融問題多年，老來慚愧。至今方知道三百年來世界之經濟政治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後竟然存在這麼一隻神秘的“共濟會”之手。
隨著資料蒐集的豐富，研究也愈深入，共濟會的真相乃逐漸呈露。我乃知道自18世紀以來羅斯切爾德世家財團與現代共濟會的深秘關係（其實，至少有兩部19世紀的世界文學名著描寫過羅斯切惡德銀行家族，巴爾扎克的《紐沁根銀行》與左拉的《金錢》）。更了解到在美國與歐洲的經濟與政治背後隱藏著一些歷史淵源悠久的神秘團伙——共濟會、骷髏會、光明會、錫安會以及晚近的彼得伯格俱樂部等幕後組織，竟然左右著各個國家與世界（包括俄羅斯與中國的經濟改革）。
在此之前，我一直印像地以為美國是清教徒為主的基督教國家。是一個政治制度依法獨立運轉的法制民主國家。惟當我研究了共濟會後，才知道現代歐美政治宗教中仍然籠罩著遠古密教的神光（所謂“路西法”之眼），從而了解現代歐洲封建貴族王政與“民主”代議政體何以能並存（英、荷、瑞典、挪威等）。
從關於共濟會的文件中，我又了解到共濟會精英減少地球人口以及遏制中國崛起的五大陰謀：疫苗陰謀、人工病毒陰謀、人民幣匯率升值陰謀、轉基因陰謀和碳排放陰謀。了解愈多，乃愈知如我等國人實際上對西方歷史文化、政治文化及宗教文化之所知尚是如何之淺！
其實，不惟我等外國人如此。年內兩位美國學人來訪，晤談中我言及“共濟會”，彼等也不甚了了。到歸國查證後乃寫信給我云：“你所言道的基本是真的！”
在過去這一年中，我著作了三部新書：
一本《誰統治世界》，揭露了共濟會這個國際金融世家組織的存在。
一本《匯率風暴》，揭露美國施壓人民幣匯率升值陰謀的幕後真相。
最後一本是《叛逆與反思》，對本人六十年的生涯和三十年的學術作了某種具有階段性意義的回顧和總結。
與共和國同齡的我們這一代人，儘管曾多歷磨難，但總體而言仍是幸運的一代。新中國建立的六十餘年來，國家之大環境基本在和平中發展，天下承平久矣。近三十年來更欣逢改革開放創造“中國奇蹟”的盛世，何其幸哉！
然而展望未來，國際金融危機方興未艾，危機與戰爭的陰影若隱若現。
下幾代人生存的環境與我們過去的環境相比，當更加嚴峻，更加冷酷。不能不承認，就此而言，西方共濟會精英對地球環境、資源、人口與經濟發展及競爭嚴峻性等中長期問題的前瞻性分析是十分深刻的。
歷史絕不會直線式地一路發展。中國與世界在未來十至三十年間必將發生現今難料的深刻變化。
作為微渺的個人，我們無力影響歷史，以至改變歷史的宿命。畢竟個人才學有限。我所著述皆只能掛一漏萬，不過是現代版的“盛世危言”——也僅是向世人提供一種研究的線索，提供對世界歷史和當代現實的一種新的觀察視角而已。
畢竟，對未來，我們這代人所留下的並非答案，而卻是一系列待解的問題。
最後的機會
最後的機會
本文來源於《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51期出版日期2010年12月27日
對中國而言，政府開支失控的危險既明顯又現實。 2011年是處理這個問題的大好時機
謝國忠
危機四處潛伏
奧巴馬政府剛剛通過一項大規模減稅法案。法案通過的背景，是美國已擁有巨額財政赤字，同時，國家債務已升至“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美聯儲不久前又再次強調，要將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進行到底。其意圖十分明了：只要失業率高、通脹率低，它將繼續量化寬鬆政策。
以前，我曾數次闡明，為什麼美國的刺激政策無法帶來持久增長。
我不敢肯定，美國經濟刺激的支持者是不是相信自己說的話。奧巴馬實行新減稅政策，其真正意圖是促成他在2012年再次當選。
今年的中期選舉表明，除非美國失業率顯著下降，否則，屆時，他競選連任必將失敗。
我認為，美聯儲的意圖是靠通脹解決美國債務問題。
美國的家庭部門需要將其槓桿化措施削減一半，使其恢復正常。如果美國的家庭部門增加儲蓄，美國經濟將長期疲軟，財政收入將持續低迷，政府赤字將失控。美國可能陷入惡性循環。如果美聯儲通過通脹減少槓桿化，美國經濟則能擺脫這種命運。
通脹對美國來說是好事，因為外國債權人持有的金融資產相當於美國GDP的近100％。對於外國債權人則正相反。由於持有龐大的美國國債，中國將遭受更加嚴重的損失。事實上，如果外匯儲備價值蒸發，中國將變得非常脆弱，除非其結構性問題得到解決。
不論人們如何看待美國政策的意圖和有效性，這些政策將在2011年為中國解決其通脹問題創造良好環境，而不必擔心增長放緩。
2010年，中國的名義GDP可能將達到6萬億美元。如果今後10年每年以5％的幅度遞增，即保持前10年增幅的一半，2020年，中國的名義GDP將達到15.6萬億美元，足以媲美美國目前的GDP。穩定增長，而非冒險獲取最大增長值，符合現在中國的最佳利益。
一些分析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經過極其危險和不平衡的增長期，方能擺脫貧窮。我同意這一觀點。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需要在基礎設施和提高製造力方面盡可能大力投入。投資效率的傳統觀點並不適用於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已實現跨越式增長。如果中國“照直走”，就可以在可預見的未來躋身發達國家的行列。
但是，現在還不是中國冒風險保增長的時候。對中國來說，就算增幅為5％也夠了。在增長和穩定之間，中國寧可側重於保守。
大規模金融危機絕不是無心的小錯釀成的，往往是由於採取延長經濟周期的政策，而又想避免必要的結構改革。
發達國家的根本問題是其“二戰”後建立的高成本社會在全球化時代無法持續，因為全球化拉低其勞動收入，使得用於支持福利社會的財政收入也因而下降。格林斯潘採取易於產生泡沫的流動性政策，誘使美國的家庭部門增加債務，維持已有的生活方式，從而將潛在的結構性問題掩蓋了十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由同樣的力量引發。
美國正在靠政府發債應對金融危機的後果。一些歐洲國家這麼幹也有一陣了。當然，美聯儲能將政府債務貨幣化，即美國未來不必乞求外界援助來處理其公共債務。但如此大規模地增印鈔票，很可能導緻美元幣值全盤崩潰，步1998年俄羅斯盧布之後塵，因此造成惡性通脹。
雖然惡性通脹有利於美國消除外債，但美元將永遠失去其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如此解決問題，對美國來說或許沒有好處。
發展中經濟體正面臨通脹和資產泡沫問題。由於跨國公司希望利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成本差異來套利，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帶來空前的資本量。此外，前者的低利率也引發熱錢流入後者。發展中國家產生大大小小的通脹不可避免。
發展中國家的資產泡沫問題更嚴重。全球化為它們帶來繁榮，但並未被其人口平均共享。
那些在發展中國家做著發達國家依然保留的工作的人，享有發達國家的工資。而那些在發展中國家相互競爭者，只能拿第三世界的工資。前者比發達國家的同行生活成本低，因此有大筆積蓄購買資產。這導致資產價格上漲。各國政府都被吸引，並將其作為簡單的收入來源。因此，它們使得泡沫越吹越大。
通脹和泡沫尚未使發展中世界產生動盪，是因為美元尚且羸弱，而且湧入的熱錢維持其幣值。歷史上，一旦美元反彈並開始升值，通脹將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危機。但即使沒有貨幣危機，通脹也能產生危機。它將侵蝕底層人群的購買力。社會動盪將導致政治危機。
中國必須消除房產泡沫
中國的通脹問題，源於過去10年貨幣迅速擴張，以資助龐大的房產市場。結果令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斷增加，得以資助其龐大的開支。除非採取措施限制地方政府的開支，否則中國的通脹問題將可能失控。
現在政府承認所面臨的主要挑戰為通脹。中國加過一次息，並數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還宣布計劃引入價格管制。中國連出重拳，採取超常規措施，是因為中國相信，其經濟與別國不同，提高利率等常規手段可能不會奏效，也不一定有必要。中國不願改變人民幣幣值，而是願意調整商品和服務價格，但這一態度到目前並未產生良好的效果。
中國有很多人認為，應該控制貨幣量而不是價格。價格和數量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量化措施奏效，它會大幅降低通脹。任何強大的政府都可以通過限制信貸擴張，壓低商品和服務價格，使得量化政策發揮作用。中國政府恰恰就在這樣做。
這一政策目前收效甚微。政府去年就曾控制信貸擴張。但是，系統外的信貸擴張，沖銷了系統內的信貸緊縮。例如，銀行可以將其企業貸款直接出售給他們的儲戶，收縮其資產負債表，以此達到政府目標。但實際上什麼都沒改變。
近期打擊措施不力，公眾對政府治理通脹的誠意產生懷疑。這種看法可能會引發廣泛恐慌，導致家庭部門囤積大米和食用油。如果老百姓不再持有貨幣，全面危機將由此展開。
我一直主張提高利率。但這也無法解決通脹問題。加息的目的是為儲戶維持其財富價值提供補償。加息可以防止社會動盪。但是，要治理通脹，中國必須解決政府開支問題。除非抑制政府開支，否則通脹率將繼續攀升。
有兩種方法限制地方政府開支。一是削減其資金來源。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出讓土地，徵收物業稅及銀行貸款。最後一個來源正在略微收緊，因為銀行已經背負大量政府貸款，而且正在努力收縮。但是，這種變化並沒有刺痛地方政府，因為它們藉的錢還沒花完。
消除房產泡沫對地方政府融資的影響更大。去年，新增房產銷售額達到GDP的14％。這筆錢最終都被納入政府庫房。考慮到房產市場高速發展，地方政府將來的期望值更高。它們甚至早就想好了該怎麼花這筆錢。
房產市場的收縮量可能達到中國2010年GDP總量的一半。房地產開發商和地方政府持有的土地儲備可以建設更貴的房產。如果按目前價格出售所有這些房產，貨幣供應量的需求將迅速擴大，至少將維持過去八年每年20％的增速，即貨幣供應量將每四年翻一番。在此情況下，通脹失控無可避免。
如果通過限制一般定義下的貨幣數量，而通過其他渠道留下信用擴張的漏洞，那隻是在用貨幣供應的統計數字玩遊戲。它不會改變現實。通脹率將繼續攀升，即使政府聲稱貨幣增長已經放緩。
只有房價急劇下降，我們才能相信，政府打擊通脹是來真的。房價的水平決定地方政府的支出。治理通脹，必須先擠出房產泡沫。如果房價持續上漲，打擊通脹就只能是做做樣子。
切斷對地方政府的撥款，能不能解決問題？我不太肯定。中國的地方政府非常有勢力，足以對國策產生決定性影響，而且能夠找到提高收入的新辦法。不改革地方政府，中國解決通脹問題是死路一條。
中國是個泱泱大國，而且深受跨國公司青睞，在當今世界已具有諸多優勢。國際環境對中國來說十分有利。只有中國自己犯下大錯，才會引發危機。
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中國的家庭部門和商業部門都活在政府的影子裡。只有政府系統出現故障，才可能導致危機，阻礙經濟增長。
對中國而言，政府開支失控的危險既明顯又現實。 2011年是中國處理這個問題的大好時機。但是，如果中國像以前那樣放過類似的機會，而選擇放大房產泡沫，2012年，中國的經濟將可能硬著陸。這會像上世紀屢次出現的情況一樣，使中國偏離發展道路。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
本文來源於《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51期出版日期2010年12月27日
對中國而言，政府開支失控的危險既明顯又現實。 2011年是處理這個問題的大好時機
謝國忠
危機四處潛伏
奧巴馬政府剛剛通過一項大規模減稅法案。法案通過的背景，是美國已擁有巨額財政赤字，同時，國家債務已升至“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美聯儲不久前又再次強調，要將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進行到底。其意圖十分明了：只要失業率高、通脹率低，它將繼續量化寬鬆政策。
以前，我曾數次闡明，為什麼美國的刺激政策無法帶來持久增長。
我不敢肯定，美國經濟刺激的支持者是不是相信自己說的話。奧巴馬實行新減稅政策，其真正意圖是促成他在2012年再次當選。
今年的中期選舉表明，除非美國失業率顯著下降，否則，屆時，他競選連任必將失敗。
我認為，美聯儲的意圖是靠通脹解決美國債務問題。
美國的家庭部門需要將其槓桿化措施削減一半，使其恢復正常。如果美國的家庭部門增加儲蓄，美國經濟將長期疲軟，財政收入將持續低迷，政府赤字將失控。美國可能陷入惡性循環。如果美聯儲通過通脹減少槓桿化，美國經濟則能擺脫這種命運。
通脹對美國來說是好事，因為外國債權人持有的金融資產相當於美國GDP的近100％。對於外國債權人則正相反。由於持有龐大的美國國債，中國將遭受更加嚴重的損失。事實上，如果外匯儲備價值蒸發，中國將變得非常脆弱，除非其結構性問題得到解決。
不論人們如何看待美國政策的意圖和有效性，這些政策將在2011年為中國解決其通脹問題創造良好環境，而不必擔心增長放緩。
2010年，中國的名義GDP可能將達到6萬億美元。如果今後10年每年以5％的幅度遞增，即保持前10年增幅的一半，2020年，中國的名義GDP將達到15.6萬億美元，足以媲美美國目前的GDP。穩定增長，而非冒險獲取最大增長值，符合現在中國的最佳利益。
一些分析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經過極其危險和不平衡的增長期，方能擺脫貧窮。我同意這一觀點。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需要在基礎設施和提高製造力方面盡可能大力投入。投資效率的傳統觀點並不適用於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已實現跨越式增長。如果中國“照直走”，就可以在可預見的未來躋身發達國家的行列。
但是，現在還不是中國冒風險保增長的時候。對中國來說，就算增幅為5％也夠了。在增長和穩定之間，中國寧可側重於保守。
大規模金融危機絕不是無心的小錯釀成的，往往是由於採取延長經濟周期的政策，而又想避免必要的結構改革。
發達國家的根本問題是其“二戰”後建立的高成本社會在全球化時代無法持續，因為全球化拉低其勞動收入，使得用於支持福利社會的財政收入也因而下降。格林斯潘採取易於產生泡沫的流動性政策，誘使美國的家庭部門增加債務，維持已有的生活方式，從而將潛在的結構性問題掩蓋了十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由同樣的力量引發。
美國正在靠政府發債應對金融危機的後果。一些歐洲國家這麼幹也有一陣了。當然，美聯儲能將政府債務貨幣化，即美國未來不必乞求外界援助來處理其公共債務。但如此大規模地增印鈔票，很可能導緻美元幣值全盤崩潰，步1998年俄羅斯盧布之後塵，因此造成惡性通脹。
雖然惡性通脹有利於美國消除外債，但美元將永遠失去其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如此解決問題，對美國來說或許沒有好處。
發展中經濟體正面臨通脹和資產泡沫問題。由於跨國公司希望利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成本差異來套利，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帶來空前的資本量。此外，前者的低利率也引發熱錢流入後者。發展中國家產生大大小小的通脹不可避免。
發展中國家的資產泡沫問題更嚴重。全球化為它們帶來繁榮，但並未被其人口平均共享。
那些在發展中國家做著發達國家依然保留的工作的人，享有發達國家的工資。而那些在發展中國家相互競爭者，只能拿第三世界的工資。前者比發達國家的同行生活成本低，因此有大筆積蓄購買資產。這導致資產價格上漲。各國政府都被吸引，並將其作為簡單的收入來源。因此，它們使得泡沫越吹越大。
通脹和泡沫尚未使發展中世界產生動盪，是因為美元尚且羸弱，而且湧入的熱錢維持其幣值。歷史上，一旦美元反彈並開始升值，通脹將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危機。但即使沒有貨幣危機，通脹也能產生危機。它將侵蝕底層人群的購買力。社會動盪將導致政治危機。
中國必須消除房產泡沫
中國的通脹問題，源於過去10年貨幣迅速擴張，以資助龐大的房產市場。結果令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斷增加，得以資助其龐大的開支。除非採取措施限制地方政府的開支，否則中國的通脹問題將可能失控。
現在政府承認所面臨的主要挑戰為通脹。中國加過一次息，並數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還宣布計劃引入價格管制。中國連出重拳，採取超常規措施，是因為中國相信，其經濟與別國不同，提高利率等常規手段可能不會奏效，也不一定有必要。中國不願改變人民幣幣值，而是願意調整商品和服務價格，但這一態度到目前並未產生良好的效果。
中國有很多人認為，應該控制貨幣量而不是價格。價格和數量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量化措施奏效，它會大幅降低通脹。任何強大的政府都可以通過限制信貸擴張，壓低商品和服務價格，使得量化政策發揮作用。中國政府恰恰就在這樣做。
這一政策目前收效甚微。政府去年就曾控制信貸擴張。但是，系統外的信貸擴張，沖銷了系統內的信貸緊縮。例如，銀行可以將其企業貸款直接出售給他們的儲戶，收縮其資產負債表，以此達到政府目標。但實際上什麼都沒改變。
近期打擊措施不力，公眾對政府治理通脹的誠意產生懷疑。這種看法可能會引發廣泛恐慌，導致家庭部門囤積大米和食用油。如果老百姓不再持有貨幣，全面危機將由此展開。
我一直主張提高利率。但這也無法解決通脹問題。加息的目的是為儲戶維持其財富價值提供補償。加息可以防止社會動盪。但是，要治理通脹，中國必須解決政府開支問題。除非抑制政府開支，否則通脹率將繼續攀升。
有兩種方法限制地方政府開支。一是削減其資金來源。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出讓土地，徵收物業稅及銀行貸款。最後一個來源正在略微收緊，因為銀行已經背負大量政府貸款，而且正在努力收縮。但是，這種變化並沒有刺痛地方政府，因為它們藉的錢還沒花完。
消除房產泡沫對地方政府融資的影響更大。去年，新增房產銷售額達到GDP的14％。這筆錢最終都被納入政府庫房。考慮到房產市場高速發展，地方政府將來的期望值更高。它們甚至早就想好了該怎麼花這筆錢。
房產市場的收縮量可能達到中國2010年GDP總量的一半。房地產開發商和地方政府持有的土地儲備可以建設更貴的房產。如果按目前價格出售所有這些房產，貨幣供應量的需求將迅速擴大，至少將維持過去八年每年20％的增速，即貨幣供應量將每四年翻一番。在此情況下，通脹失控無可避免。
如果通過限制一般定義下的貨幣數量，而通過其他渠道留下信用擴張的漏洞，那隻是在用貨幣供應的統計數字玩遊戲。它不會改變現實。通脹率將繼續攀升，即使政府聲稱貨幣增長已經放緩。
只有房價急劇下降，我們才能相信，政府打擊通脹是來真的。房價的水平決定地方政府的支出。治理通脹，必須先擠出房產泡沫。如果房價持續上漲，打擊通脹就只能是做做樣子。
切斷對地方政府的撥款，能不能解決問題？我不太肯定。中國的地方政府非常有勢力，足以對國策產生決定性影響，而且能夠找到提高收入的新辦法。不改革地方政府，中國解決通脹問題是死路一條。
中國是個泱泱大國，而且深受跨國公司青睞，在當今世界已具有諸多優勢。國際環境對中國來說十分有利。只有中國自己犯下大錯，才會引發危機。
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中國的家庭部門和商業部門都活在政府的影子裡。只有政府系統出現故障，才可能導致危機，阻礙經濟增長。
對中國而言，政府開支失控的危險既明顯又現實。 2011年是中國處理這個問題的大好時機。但是，如果中國像以前那樣放過類似的機會，而選擇放大房產泡沫，2012年，中國的經濟將可能硬著陸。這會像上世紀屢次出現的情況一樣，使中國偏離發展道路。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
2010年12月25日
美國的欺詐陰謀是如何得逞的
經濟殺手珀金斯：美國的欺詐陰謀是如何得逞的
作者：約翰•珀金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19
美國的欺詐陰謀是如何得逞的
[美國] 約翰•珀金斯
殘酷的現實
我當職業經濟殺手時，曾經研究過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統計數據，像這幾年美國這種一落千丈的情況還從來沒有見過。七零八碎的事實我們有目共睹，不過，我會在下文中對一些更為重要的情況加以總結。根據我的個人觀察，實際形勢要比我們聽到的更加嚴峻。 （如果你感覺自己了解的實際情況已經夠多，可以直接跳到本章第二部分。）
如火如荼的危機是由美國經濟引起的。美國房地產價格繼2005年到達歷史最高點之後，從2006年開始不斷下跌，這是危機發生之前的第一個信號。其他經濟部門的效益隨後出現下滑，因而導致房地產危機進一步加劇。由於貝爾斯登、美林證券、雷曼兄弟、美國國際集團及整個金融行業都把巨額賭注押在次級抵押貸款市場上，結果這個市場從內部爆裂了。 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倒閉，貝爾斯登則在最後一刻由摩根大通以每股2美元的價格買下。如果沒有以救助資金的形式註入的巨額政府投資，美國國際集團、美洲銀行和花旗集團一樣也得倒閉。到頭來，美國主要金融機構及其統治和主導的金融市場損失慘重，損失額大致相當於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約有140萬億美元之巨。 2009年4月30日，在一個座談會上，曾經擔任美國國會參議員、現為商業銀行常務董事的比爾•布拉德利總結道：“美國政府已經為美國金融部門提供了大約12.7萬億美元的擔保和承諾，在這場危機中，我們已經支出了4萬多億美元……美國納稅人已經向花旗集團投入了大約4 000億美元。”
200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補充道：“美國家庭眼看著自己的淨資產突然之間縮水13萬億美元，世界各國同樣正在遭受類似打擊。”
全球的金融崩潰波及了全球經濟。截至2008年12月31日，美國房價指數以前所未有的幅度下跌，住宅建設數量減少了38%。根據2009年前幾個月的數據統計，年度國內生產總值均值下降6%以上，工業產出銳減13%。美國勞工統計局宣布：“（2009年）4月份，幾乎在所有行業的私營部門，失業人數龐大，分佈範圍廣泛。私營經濟部門僱員數量共計減少了611 000人。”失業人數增加到1 370萬，接近勞動人口總數的9%。到2009年5月，美國經濟衰退已經到了第16個月份，正在向著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為期最長的衰退週期邁進。
新的統計數據發佈時，看起來都會打破以前的紀錄，人們對後續經濟的預期越來越沮喪。企業庫存總值減少了1 040億美元，下降幅度為自1947年有這項統計內容以來的最大值。出口額銳減30%，是過去40年來的最大降幅。企業投資減少了近40%，同樣創了紀錄。住房建設數量減少了38%。企業支出總額的年度降幅為38%，也是史無前例的。有12%的美國人無力按期償還抵押貸款或者喪失了抵押物贖回權，這成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通用汽車公司一直被看做美國經濟健康運行的領頭羊，卻首先宣布將關閉13家汽車總裝廠，並且減少生產汽車19萬輛。隨後又於2009年6月1日援引《破產法》第11章的相關條款，申請破產保護。通用汽車公司宣稱重組將會減少超過21 000個工作崗位，至少關閉12家工廠，約有2 600家經銷商因此關門。最終通用汽車公司慘淡收場—實質上被美國政府國有化。
經濟衰退感染了全世界。
聯合國發布的《2009年世界經濟形勢及預測報告》預計全球年度經濟衰退幅度將達到2.6%，較之此前作出的最壞情況下衰減0.5%的預期又有了很大的調整。 2009年1月份發布的這一報告指出：“全球信貸危機已經在世界範圍內開始了，並殃及了實體經濟。”該報告預測，未來兩年內全球失業人數將會達到5 000萬，“如果形勢繼續惡化，這個數字很容易就會翻倍”。聯合國的報告進一步提出，2009年世界貿易額將會下降11%，出現“大蕭條”以來的最大降幅。
事實比這些預測結果更可怕。過去統計數據為我們粉飾了一幅不切實際的樂觀圖景—統計數據清晰無誤地表明，我們過去一直都被人操縱著，我們的政府和世界金融機構公然欺騙了我們。這些人一直都在扮演著過去我當經濟殺手時被教導的那種角色—讓未來看上去比實際情況更樂觀，盡一切可能讓人們保持平靜，最大限度地維持現狀。在我所看到的統計報告中，最壞的預期都會被刻意地輕描淡寫。譬如說，僅美國就已經有1 370萬失業人口，加上其他國家的失業人口，全世界失業人數肯定要超過聯合國預測的5 000萬，而且是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2009年第一季度末，分析人士不遺餘力地說服我們相信經濟形勢正在回暖，上述策略再次得以驗證。然而，據2009年5月份美聯儲發布的報告預測，2009年美國經濟將會下滑2%，較之此前估計的1.3%作了大幅修正。美聯儲還把預期失業率由8.8%上調到9.6%。可以肯定地說，這些經過修正的預測還是過於樂觀，實際情況要比這個壞得多。
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與開放社會研究所主席喬治•索羅斯寫了一本書—《2008年大崩潰及其啟示錄》（The Crash of 2008 and What It Means）。 2009年4月30日，在上文提到的那次研討會上，索羅斯向奧巴馬總統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必須重建金融系統，因為該系統無法自動復原。”
面臨的挑戰
我們今天遭受的這場潰敗，既不是始料不及的飛來橫禍，也不是在短期之內可以迅速結束的，這是種種政策和態度導致的結果，而這些政策和態度早在將近40年前我還沒當職業經濟殺手時就已經開始大行其道了。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都處在構建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帝國的進程中。美國派出去的不是身著迷彩服的戰士，而是夾著公文包、帶著計算機模型的行騙高手。他們利用經濟學的工具，以欺詐的手段從第三世界國家攫取他們開采出來的寶貴礦藏。
其典型特徵是，美國公司首先斷定哪個國家擁有足以令它們垂涎三尺的某種資源，即被認為至關重要或者俱有戰略意義的不動產，隨後由經濟殺手出面，負責說服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讓他們相信自己該做的就是向世界銀行及其同類組織大舉借貸。然而，這些領導人會被告知，借貸款項不會直接撥付該國，而是要把這些錢支付給美國公司，以便讓它們修建港口、發電廠及工業園之類的基礎設施。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會得到保證，這些項目帶來的好處必定惠及他及他的親朋—掌握著發電、出口及生產製造等業務而興旺發達的當地家族財團。至於最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工程修建企業（也就是美國公司）這樣的事實，我們避而不談。
幾年之後，經濟殺手們再次來到該國。他們摩挲著下巴，就像藝術家在審視模特一樣說道：“嗯，你們貸了巨款，看起來好像要違約哦。”等到模特開始戰戰兢兢地發抖時，他們會微微一笑，接著說，“別擔心，我們能解決一切問題。你們不得不做的就是把石油（或其他資源）低價賣給我們；要擱置約束我們的環保法規和勞工法規；要答應永遠不向美國商品徵收關稅；要把你們的學校、公共事業及其他公益性部門私有化，然後賣給我們的公司；要派兵參戰，以支持我們在伊拉克等地的軍事行動……”
經過長期的演化和發展，善於使用陰謀詭計和經濟欺詐手段的那些人已經組建了一個體系，他們在美國公司和美國政府之間進退自如，政商（即“金權政體”）通吃。諸如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喬治•舒爾茨、理查德•切尼之流就是這個體系內領袖人物的縮影。麥克納馬拉先是擔任福特汽車公司的董事長，隨後出任肯尼迪和約翰遜兩位總統任期內的國防部長，最終成為世界銀行行長。喬治•舒爾茨是一位經濟學教授，曾經擔任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院長，後在尼克松總統任期內出任勞工部長、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主任及財政部長，他還在裡根總統任期內擔任過國務卿，也當過貝克特爾公司的總裁，又是小布什總統的顧問，後來擔任摩根大通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切尼在福特總統任期內擔任白宮辦公廳主任，在1989年出任參議院少數黨督導員，在老布什總統任期內擔任國防部長，後來當上哈里伯頓公司的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他還是與小布什總統搭檔的副總統。
我曾在厄瓜多爾觀看了一個美術展，正當我瀏覽時，看到了一幅畫得相當到位的鋼筆劃。畫上畫的是切尼，他的一隻腳牢牢地踩在白宮裡，另一隻腳則踏在哈里伯頓公司位於迪拜的新總部；他一隻手攥著一摞合同，另一隻手則端著AK-47自動步槍；他的褲子褪到腳踝，胯下是非洲和中東，他正蹲在那裡解手；在他下方是漫畫的標題—這就是世界所看到的。
到了最高層，經營企業的巨頭和掌管美國政府的人員已經沒有區別。然而，在一線衝鋒陷陣的卻是我這樣的經濟殺手。那些真正的殺手潛伏在我們背後的陰影中，他們像豺狼一樣，隨時準備推翻或者暗殺拒絕接受我們開出的條件的領導人。極少數情況下，威逼利誘的努力會失敗，就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樣，這時就輪到軍方採取行動了。
這種模式在海外無往不勝，以至於我們把它引進了美國國內。過去我們在菲律賓、扎伊爾（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厄瓜多爾等國，要求領導人採用的那些政策和技術，已經引入紐約、加利福尼亞及密歇根。以下所列就是在美國最為風行的種種情形：在環保、社會、廣告等方面強制要求企業遵守嚴格標準，從而保護普通百姓權益的法律被廢除；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政府，都有大量債務無法償還；公共事業部門、監獄及其他“公共”機構紛紛被私有化；打著“國土安全”的旗號，警察部門的竊聽監視活動不斷增多；利用公共資源，謀取企業利益。
前面我說到“成功”，不過，只有當你恰好是“金權政體俱樂部”的一員時，成功才是真實的。這個俱樂部由工商企業和金融行業的首席執行官們組成，他們是勢力強大的政治掮客，與他們把酒歡宴的都是參議員、眾議員、監管人員及美國總統之類的人物。對於除此之外的任何人而言，實際上一直遭遇的都是無比慘痛的失敗。從醫療保健到公立學校，美國人民眼看著自己的基本權利不斷遭到侵蝕；美國人目睹了鄰居經營的夫妻店淪為零售連鎖巨頭的犧牲品；看到了新聞媒體被一小撮兒財團掌控；美國人現在發現自己正在遭受經濟衰退的苦難，而以前總是有人告訴他們經濟衰退永遠不會再發生。
1978年之前，儘管我已經做了將近7年的職業經濟殺手，但是直到那個時候，我才理解讓我沒齒難忘的這套體系的深層含義。我在那個時候的工作是說服巴拿馬的政府首腦奧馬爾•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接受世界銀行的一筆巨額貸款。讓巴拿馬破產，就可以確保美國對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儘管剛剛簽署的條約已經把運河交還巴拿馬，還可以保證美國企業獲得利潤豐厚的建設合同。腐蝕某國領導人，使之大發橫財，然後把這個國家置於任由美國人殘酷剝削的境地，這就是職業經濟殺手堪稱經典的陰謀詭計。
但是，奧馬爾並沒有買賬。 “我不需要你們那些該死的資金。”一天下午他說道。其時，他和我站在一艘豪華遊艇的甲板上，遊艇就停靠在孔塔多拉島（Contadora Island）的碼頭上。這裡是美國政客和企業高管們躲開自己的夫人及國際媒體的視線，安全地縱情享受性愛和毒品的天堂。奧馬爾斜倚著遊艇油光錚亮的桃木欄杆，送給我一個最富魅力的微笑。 “我居華屋，享美食，坐豪車，還有肯把遊艇借給我的朋友……”他伸展雙臂，擁抱了一下游艇座艙。座艙裡，他最親密的幾位男幕僚正和五六個身著比基尼泳裝的妙齡女郎分享著朗姆雞尾酒。 “一個男人想要的一切好像我都有了。”隨後，他眉頭一皺，又說道，“有一件事情除外。”接著他告訴我，他的目標是讓本國人民掙脫“美國佬的枷鎖” ，確保他的國家真正控制巴拿馬運河，並且幫助拉美國家從他所說的也正是美國所代表的“掠奪成性的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
奧馬爾又補充道：“你要知道，我現在的建議最終也會惠及你的子孫。”他解釋道，他認為美國正在推行的那套極少數人剝削大多數人的製度注定是要滅亡的。 “正如以前的西班牙帝國一樣，那是會自我毀滅的。”他吸了一口古巴雪茄，緩緩地吐出煙圈，就像一個男人在接吻。隨後他警告我：“如果你、我以及我們的朋友不向那些掠奪成性的資本家宣戰，全球經濟就會走向動盪。”他的目光掠過海面，看了看沙灘和孔塔多拉島上的棕櫚樹，隨後又把目光轉向我，“不要讓自己上當受騙。”
我確信，奧馬爾為了改變這套制度而積極地努力著，結果卻讓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981年6月，奧馬爾乘坐私人飛機時因飛機失事而遇難，很多國際新聞媒體把這次事故歸咎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暗殺活動。獲知這個悲痛的消息之後，儘管我深受打擊，但還是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如果奧馬爾不屈從於經濟殺手賄賂腐蝕他的努力，那些豺狼走狗就會找上門來，我已經為此憂心忡忡了很長時間。在他之前，已經有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薩德、危地馬拉的哈科沃•阿本斯、印度尼西亞的艾哈邁德•蘇加諾、剛果的帕特里斯•盧蒙巴、智利的薩爾瓦多•阿連德、厄瓜多爾的海梅•羅爾多斯及其他許多人成為前車之鑑。
在美國，沒有人願意肩負起奧馬爾所從事的事業的使命，美國歷屆總統尤其如此。至於美國國會，議員們也是夾著尾巴，偷偷溜到公司頭目面前邀寵討錢，這些人為他們開展競選活動、謀取更強權勢提供資金支持。美國百姓作為選舉人和消費者，大聲嚷嚷著要廉價商品，全然不把別的國家付出的雨林被毀、山尖削平、工人勞苦、珊瑚礁消失的代價放在心上。
簡而言之，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著名的新聞節目主持人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從越南歸來後，他指出越南戰爭進行得併不像政府宣稱的那樣順利，只有這個時候才抖落了美國人身上的那種冷酷淡漠。克朗凱特的言辭激發人們走上街頭，要求結束戰爭，最終導致這場戰爭越來越不受支持，以至於尼克松總統被迫為此尋找出路。不過等到西貢失守，美國人又回到了過去那種昏睡沉迷的狀態，沒能揭示出隱藏在這場衝突之下的潛在原因。戰爭把百萬富翁變成了億萬富翁，戰爭只是更為凶險隱蔽的疾病表現出來的症狀，這種疾病還會像鬼魂附體一樣捲土重來，美國人對這些事卻熟視無睹。我們眼看著克朗凱特退出新聞領域而無動於衷，對“金權政體俱樂部”收購克朗凱特所在的新聞網及其他新聞機構的舉動袖手旁觀，新聞報導終於被聳人聽聞的娛樂節目取而代之。
克林頓的“非洲復興計劃”支持了一個又一個的血腥獨裁者，美國人卻置之不理，沒有任何抗議，只要這個國家向美國公司敞開大門，允許它們搶劫資源、謀取利潤就行。 “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美軍出兵佔領伊拉克，這次同樣也不例外。美國政府跟其他國家簽署的貿易協定根本就不公平，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欠下巨額外債，華盛頓放棄監管，授予各個行業的那些大企業可恥的權利，美國人對此全都不聞不問。
美國人對首席執行官頂禮膜拜，給那些企業管理者空前的財富，以至於企業首席執行官的平均薪酬已經攀升到普通工人的400倍（這個比例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也比歐洲、日本及其他國家高得多）。美國人把華爾街上那些賺得億萬薪酬的猛士作為商業雜誌的封面人物，而不管他們所經營企業的贏利情況，對他們創造的風險更大的新型金融工具刻意迴避。
選自《一切都是騙局：一個經濟殺手眼中顛倒的世界》，作者：約翰•珀金斯，2010年9月出版。
作者：約翰•珀金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19
美國的欺詐陰謀是如何得逞的
[美國] 約翰•珀金斯
殘酷的現實
我當職業經濟殺手時，曾經研究過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統計數據，像這幾年美國這種一落千丈的情況還從來沒有見過。七零八碎的事實我們有目共睹，不過，我會在下文中對一些更為重要的情況加以總結。根據我的個人觀察，實際形勢要比我們聽到的更加嚴峻。 （如果你感覺自己了解的實際情況已經夠多，可以直接跳到本章第二部分。）
如火如荼的危機是由美國經濟引起的。美國房地產價格繼2005年到達歷史最高點之後，從2006年開始不斷下跌，這是危機發生之前的第一個信號。其他經濟部門的效益隨後出現下滑，因而導致房地產危機進一步加劇。由於貝爾斯登、美林證券、雷曼兄弟、美國國際集團及整個金融行業都把巨額賭注押在次級抵押貸款市場上，結果這個市場從內部爆裂了。 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倒閉，貝爾斯登則在最後一刻由摩根大通以每股2美元的價格買下。如果沒有以救助資金的形式註入的巨額政府投資，美國國際集團、美洲銀行和花旗集團一樣也得倒閉。到頭來，美國主要金融機構及其統治和主導的金融市場損失慘重，損失額大致相當於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約有140萬億美元之巨。 2009年4月30日，在一個座談會上，曾經擔任美國國會參議員、現為商業銀行常務董事的比爾•布拉德利總結道：“美國政府已經為美國金融部門提供了大約12.7萬億美元的擔保和承諾，在這場危機中，我們已經支出了4萬多億美元……美國納稅人已經向花旗集團投入了大約4 000億美元。”
200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補充道：“美國家庭眼看著自己的淨資產突然之間縮水13萬億美元，世界各國同樣正在遭受類似打擊。”
全球的金融崩潰波及了全球經濟。截至2008年12月31日，美國房價指數以前所未有的幅度下跌，住宅建設數量減少了38%。根據2009年前幾個月的數據統計，年度國內生產總值均值下降6%以上，工業產出銳減13%。美國勞工統計局宣布：“（2009年）4月份，幾乎在所有行業的私營部門，失業人數龐大，分佈範圍廣泛。私營經濟部門僱員數量共計減少了611 000人。”失業人數增加到1 370萬，接近勞動人口總數的9%。到2009年5月，美國經濟衰退已經到了第16個月份，正在向著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為期最長的衰退週期邁進。
新的統計數據發佈時，看起來都會打破以前的紀錄，人們對後續經濟的預期越來越沮喪。企業庫存總值減少了1 040億美元，下降幅度為自1947年有這項統計內容以來的最大值。出口額銳減30%，是過去40年來的最大降幅。企業投資減少了近40%，同樣創了紀錄。住房建設數量減少了38%。企業支出總額的年度降幅為38%，也是史無前例的。有12%的美國人無力按期償還抵押貸款或者喪失了抵押物贖回權，這成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通用汽車公司一直被看做美國經濟健康運行的領頭羊，卻首先宣布將關閉13家汽車總裝廠，並且減少生產汽車19萬輛。隨後又於2009年6月1日援引《破產法》第11章的相關條款，申請破產保護。通用汽車公司宣稱重組將會減少超過21 000個工作崗位，至少關閉12家工廠，約有2 600家經銷商因此關門。最終通用汽車公司慘淡收場—實質上被美國政府國有化。
經濟衰退感染了全世界。
聯合國發布的《2009年世界經濟形勢及預測報告》預計全球年度經濟衰退幅度將達到2.6%，較之此前作出的最壞情況下衰減0.5%的預期又有了很大的調整。 2009年1月份發布的這一報告指出：“全球信貸危機已經在世界範圍內開始了，並殃及了實體經濟。”該報告預測，未來兩年內全球失業人數將會達到5 000萬，“如果形勢繼續惡化，這個數字很容易就會翻倍”。聯合國的報告進一步提出，2009年世界貿易額將會下降11%，出現“大蕭條”以來的最大降幅。
事實比這些預測結果更可怕。過去統計數據為我們粉飾了一幅不切實際的樂觀圖景—統計數據清晰無誤地表明，我們過去一直都被人操縱著，我們的政府和世界金融機構公然欺騙了我們。這些人一直都在扮演著過去我當經濟殺手時被教導的那種角色—讓未來看上去比實際情況更樂觀，盡一切可能讓人們保持平靜，最大限度地維持現狀。在我所看到的統計報告中，最壞的預期都會被刻意地輕描淡寫。譬如說，僅美國就已經有1 370萬失業人口，加上其他國家的失業人口，全世界失業人數肯定要超過聯合國預測的5 000萬，而且是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2009年第一季度末，分析人士不遺餘力地說服我們相信經濟形勢正在回暖，上述策略再次得以驗證。然而，據2009年5月份美聯儲發布的報告預測，2009年美國經濟將會下滑2%，較之此前估計的1.3%作了大幅修正。美聯儲還把預期失業率由8.8%上調到9.6%。可以肯定地說，這些經過修正的預測還是過於樂觀，實際情況要比這個壞得多。
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與開放社會研究所主席喬治•索羅斯寫了一本書—《2008年大崩潰及其啟示錄》（The Crash of 2008 and What It Means）。 2009年4月30日，在上文提到的那次研討會上，索羅斯向奧巴馬總統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必須重建金融系統，因為該系統無法自動復原。”
面臨的挑戰
我們今天遭受的這場潰敗，既不是始料不及的飛來橫禍，也不是在短期之內可以迅速結束的，這是種種政策和態度導致的結果，而這些政策和態度早在將近40年前我還沒當職業經濟殺手時就已經開始大行其道了。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都處在構建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帝國的進程中。美國派出去的不是身著迷彩服的戰士，而是夾著公文包、帶著計算機模型的行騙高手。他們利用經濟學的工具，以欺詐的手段從第三世界國家攫取他們開采出來的寶貴礦藏。
其典型特徵是，美國公司首先斷定哪個國家擁有足以令它們垂涎三尺的某種資源，即被認為至關重要或者俱有戰略意義的不動產，隨後由經濟殺手出面，負責說服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讓他們相信自己該做的就是向世界銀行及其同類組織大舉借貸。然而，這些領導人會被告知，借貸款項不會直接撥付該國，而是要把這些錢支付給美國公司，以便讓它們修建港口、發電廠及工業園之類的基礎設施。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會得到保證，這些項目帶來的好處必定惠及他及他的親朋—掌握著發電、出口及生產製造等業務而興旺發達的當地家族財團。至於最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工程修建企業（也就是美國公司）這樣的事實，我們避而不談。
幾年之後，經濟殺手們再次來到該國。他們摩挲著下巴，就像藝術家在審視模特一樣說道：“嗯，你們貸了巨款，看起來好像要違約哦。”等到模特開始戰戰兢兢地發抖時，他們會微微一笑，接著說，“別擔心，我們能解決一切問題。你們不得不做的就是把石油（或其他資源）低價賣給我們；要擱置約束我們的環保法規和勞工法規；要答應永遠不向美國商品徵收關稅；要把你們的學校、公共事業及其他公益性部門私有化，然後賣給我們的公司；要派兵參戰，以支持我們在伊拉克等地的軍事行動……”
經過長期的演化和發展，善於使用陰謀詭計和經濟欺詐手段的那些人已經組建了一個體系，他們在美國公司和美國政府之間進退自如，政商（即“金權政體”）通吃。諸如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喬治•舒爾茨、理查德•切尼之流就是這個體系內領袖人物的縮影。麥克納馬拉先是擔任福特汽車公司的董事長，隨後出任肯尼迪和約翰遜兩位總統任期內的國防部長，最終成為世界銀行行長。喬治•舒爾茨是一位經濟學教授，曾經擔任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院長，後在尼克松總統任期內出任勞工部長、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主任及財政部長，他還在裡根總統任期內擔任過國務卿，也當過貝克特爾公司的總裁，又是小布什總統的顧問，後來擔任摩根大通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切尼在福特總統任期內擔任白宮辦公廳主任，在1989年出任參議院少數黨督導員，在老布什總統任期內擔任國防部長，後來當上哈里伯頓公司的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他還是與小布什總統搭檔的副總統。
我曾在厄瓜多爾觀看了一個美術展，正當我瀏覽時，看到了一幅畫得相當到位的鋼筆劃。畫上畫的是切尼，他的一隻腳牢牢地踩在白宮裡，另一隻腳則踏在哈里伯頓公司位於迪拜的新總部；他一隻手攥著一摞合同，另一隻手則端著AK-47自動步槍；他的褲子褪到腳踝，胯下是非洲和中東，他正蹲在那裡解手；在他下方是漫畫的標題—這就是世界所看到的。
到了最高層，經營企業的巨頭和掌管美國政府的人員已經沒有區別。然而，在一線衝鋒陷陣的卻是我這樣的經濟殺手。那些真正的殺手潛伏在我們背後的陰影中，他們像豺狼一樣，隨時準備推翻或者暗殺拒絕接受我們開出的條件的領導人。極少數情況下，威逼利誘的努力會失敗，就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樣，這時就輪到軍方採取行動了。
這種模式在海外無往不勝，以至於我們把它引進了美國國內。過去我們在菲律賓、扎伊爾（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厄瓜多爾等國，要求領導人採用的那些政策和技術，已經引入紐約、加利福尼亞及密歇根。以下所列就是在美國最為風行的種種情形：在環保、社會、廣告等方面強制要求企業遵守嚴格標準，從而保護普通百姓權益的法律被廢除；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政府，都有大量債務無法償還；公共事業部門、監獄及其他“公共”機構紛紛被私有化；打著“國土安全”的旗號，警察部門的竊聽監視活動不斷增多；利用公共資源，謀取企業利益。
前面我說到“成功”，不過，只有當你恰好是“金權政體俱樂部”的一員時，成功才是真實的。這個俱樂部由工商企業和金融行業的首席執行官們組成，他們是勢力強大的政治掮客，與他們把酒歡宴的都是參議員、眾議員、監管人員及美國總統之類的人物。對於除此之外的任何人而言，實際上一直遭遇的都是無比慘痛的失敗。從醫療保健到公立學校，美國人民眼看著自己的基本權利不斷遭到侵蝕；美國人目睹了鄰居經營的夫妻店淪為零售連鎖巨頭的犧牲品；看到了新聞媒體被一小撮兒財團掌控；美國人現在發現自己正在遭受經濟衰退的苦難，而以前總是有人告訴他們經濟衰退永遠不會再發生。
1978年之前，儘管我已經做了將近7年的職業經濟殺手，但是直到那個時候，我才理解讓我沒齒難忘的這套體系的深層含義。我在那個時候的工作是說服巴拿馬的政府首腦奧馬爾•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接受世界銀行的一筆巨額貸款。讓巴拿馬破產，就可以確保美國對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儘管剛剛簽署的條約已經把運河交還巴拿馬，還可以保證美國企業獲得利潤豐厚的建設合同。腐蝕某國領導人，使之大發橫財，然後把這個國家置於任由美國人殘酷剝削的境地，這就是職業經濟殺手堪稱經典的陰謀詭計。
但是，奧馬爾並沒有買賬。 “我不需要你們那些該死的資金。”一天下午他說道。其時，他和我站在一艘豪華遊艇的甲板上，遊艇就停靠在孔塔多拉島（Contadora Island）的碼頭上。這裡是美國政客和企業高管們躲開自己的夫人及國際媒體的視線，安全地縱情享受性愛和毒品的天堂。奧馬爾斜倚著遊艇油光錚亮的桃木欄杆，送給我一個最富魅力的微笑。 “我居華屋，享美食，坐豪車，還有肯把遊艇借給我的朋友……”他伸展雙臂，擁抱了一下游艇座艙。座艙裡，他最親密的幾位男幕僚正和五六個身著比基尼泳裝的妙齡女郎分享著朗姆雞尾酒。 “一個男人想要的一切好像我都有了。”隨後，他眉頭一皺，又說道，“有一件事情除外。”接著他告訴我，他的目標是讓本國人民掙脫“美國佬的枷鎖” ，確保他的國家真正控制巴拿馬運河，並且幫助拉美國家從他所說的也正是美國所代表的“掠奪成性的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
奧馬爾又補充道：“你要知道，我現在的建議最終也會惠及你的子孫。”他解釋道，他認為美國正在推行的那套極少數人剝削大多數人的製度注定是要滅亡的。 “正如以前的西班牙帝國一樣，那是會自我毀滅的。”他吸了一口古巴雪茄，緩緩地吐出煙圈，就像一個男人在接吻。隨後他警告我：“如果你、我以及我們的朋友不向那些掠奪成性的資本家宣戰，全球經濟就會走向動盪。”他的目光掠過海面，看了看沙灘和孔塔多拉島上的棕櫚樹，隨後又把目光轉向我，“不要讓自己上當受騙。”
我確信，奧馬爾為了改變這套制度而積極地努力著，結果卻讓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981年6月，奧馬爾乘坐私人飛機時因飛機失事而遇難，很多國際新聞媒體把這次事故歸咎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暗殺活動。獲知這個悲痛的消息之後，儘管我深受打擊，但還是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如果奧馬爾不屈從於經濟殺手賄賂腐蝕他的努力，那些豺狼走狗就會找上門來，我已經為此憂心忡忡了很長時間。在他之前，已經有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薩德、危地馬拉的哈科沃•阿本斯、印度尼西亞的艾哈邁德•蘇加諾、剛果的帕特里斯•盧蒙巴、智利的薩爾瓦多•阿連德、厄瓜多爾的海梅•羅爾多斯及其他許多人成為前車之鑑。
在美國，沒有人願意肩負起奧馬爾所從事的事業的使命，美國歷屆總統尤其如此。至於美國國會，議員們也是夾著尾巴，偷偷溜到公司頭目面前邀寵討錢，這些人為他們開展競選活動、謀取更強權勢提供資金支持。美國百姓作為選舉人和消費者，大聲嚷嚷著要廉價商品，全然不把別的國家付出的雨林被毀、山尖削平、工人勞苦、珊瑚礁消失的代價放在心上。
簡而言之，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著名的新聞節目主持人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從越南歸來後，他指出越南戰爭進行得併不像政府宣稱的那樣順利，只有這個時候才抖落了美國人身上的那種冷酷淡漠。克朗凱特的言辭激發人們走上街頭，要求結束戰爭，最終導致這場戰爭越來越不受支持，以至於尼克松總統被迫為此尋找出路。不過等到西貢失守，美國人又回到了過去那種昏睡沉迷的狀態，沒能揭示出隱藏在這場衝突之下的潛在原因。戰爭把百萬富翁變成了億萬富翁，戰爭只是更為凶險隱蔽的疾病表現出來的症狀，這種疾病還會像鬼魂附體一樣捲土重來，美國人對這些事卻熟視無睹。我們眼看著克朗凱特退出新聞領域而無動於衷，對“金權政體俱樂部”收購克朗凱特所在的新聞網及其他新聞機構的舉動袖手旁觀，新聞報導終於被聳人聽聞的娛樂節目取而代之。
克林頓的“非洲復興計劃”支持了一個又一個的血腥獨裁者，美國人卻置之不理，沒有任何抗議，只要這個國家向美國公司敞開大門，允許它們搶劫資源、謀取利潤就行。 “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美軍出兵佔領伊拉克，這次同樣也不例外。美國政府跟其他國家簽署的貿易協定根本就不公平，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欠下巨額外債，華盛頓放棄監管，授予各個行業的那些大企業可恥的權利，美國人對此全都不聞不問。
美國人對首席執行官頂禮膜拜，給那些企業管理者空前的財富，以至於企業首席執行官的平均薪酬已經攀升到普通工人的400倍（這個比例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也比歐洲、日本及其他國家高得多）。美國人把華爾街上那些賺得億萬薪酬的猛士作為商業雜誌的封面人物，而不管他們所經營企業的贏利情況，對他們創造的風險更大的新型金融工具刻意迴避。
選自《一切都是騙局：一個經濟殺手眼中顛倒的世界》，作者：約翰•珀金斯，2010年9月出版。
有毒資產大搬家
盧麒元：有毒資產大搬家
作者：盧麒元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14
有毒資產大搬家
盧麒元
不用維基解密，這基本上屬於公開的秘密。
美國次級按揭製造的有毒資產到哪裡去了？一部分，可能是很小的一部分，被當作投資者的虧損沖銷掉了。但是，仍然有天量的有毒資產沒有沖銷。它們人間蒸發了嗎？
這或許就是美聯儲擴充資產負債表的“秘密”。美國聯邦儲備局擴充出來的資產到底是什麼樣的資產呢？
其實，美聯儲的“擴充”行為，可以視同為將有毒資產“國有化”。畢竟是用真金白銀置換有毒資產啊。
這有一點兒類似於用真錢換假錢的遊戲。
看官或問：怎麼可以用“公”款救助私人銀行呢？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這個“公”款不是來自於國民賦稅。這裡“公”的含義是指美國國債持有人，而不是指美國的納稅人。當“公”不是美國納稅人的時候，“公”是可以用來損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美聯儲損“公”肥私，確實可以做到利國利民。所以，美國參眾兩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筆者查閱了美國財政部和美國聯邦儲備局的公開資訊。很遺憾，沒有任何可資定性的東西。顯而易見，秘密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著。也就是說，所有的猜疑沒有足夠的證據。沒有證據，“文化人”是不會服氣的，特別是中國的“文化人”。或許，維基解密將來可以提供一點兒證據。維基解密或許可以揭去一些人的畫皮。這應該是中國精英們對維基解密噤若寒蟬的原因吧。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美國國債沒有抵押擔保，美國政府沒有提前承兌的義務。一旦出現問題，只有依賴脆弱的債券市場。否則，你要耐心等待國債到期時美國聯邦儲備局印刷給你的新的紙幣。
信用這東西，信就有用，不信就沒用。可信與不可信就隔著一層紙。當然，迷信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你如果有興趣研究此次美國聯邦儲備局金融欺詐的作案過程，請你勾勒一張有毒資產搬家路線圖。從私人銀行搬到美聯儲，這已經不算是秘密了。再往下呢？請你一直往下畫，畫到你的手發抖為止！
搬家，搬家，搬去了誰的家？
QE1，QE2，QE3。地球人正在見證史無前例的乾坤大挪移。美國的有毒資產變成了其他國家的貨幣發行。
奧妙在哪裡？有毒資產的持有者變了。所有有毒資產的製造者都漂白了。在擊鼓傳花的遊戲中，有毒資產不見了。高盛、花旗等有毒金融機構又變成瞭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有毒資產到哪裡去了？ “輕輕地放在小朋友的後面，大家不要告訴他。”
最終，美國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變成了其他國家持有的有毒的外匯資產。然而，這在其他國家的帳面上仍然是無毒的。至少，現在仍然是看似無毒的。或者，其他國家的精英們認為是無毒的。
於是，問題更嚴重了。其他國家以有毒外匯資產為依據發行的本幣將毒素繼續傳導出去了。如果，你要沖銷有毒外匯資產，你如何沖銷對應發行的本幣呢？說到這裡，你或許開始理解，宏調變空調的內裡乾坤了。
物理學上，這叫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會計學上，這叫有借必有貸，借貸必相等。人是無法超越自然規律的。
沖銷超發行本幣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貨膨脹！一場遊戲，一場夢。是夢，終歸是要醒的。通貨膨脹遮遮掩掩地還是來了。
這個欺詐過程有創意而無新意。一部金融史，本來就是一部流氓史！所不同的，這回的流氓更有魅力。
中國人最怕的兩件事情同時發生了：流氓有文化；文化人耍流氓。
哎！
老革命還是遇到了新問題。古代，流氓從陸上來，我們修了長城；近代，流氓從海上來，我們建了艦隊；現代，流氓從天上來，我們搞了兩彈一星。可恨的是，到了後現代，流氓竟然是從紙上來！
等這個金融秘密全部解開了，熠熠發光的中國精英們還有意思嗎？倒是治安部門最新的名詞修正很有意思：失足婦女！
積極而穩健的同志們，積極而穩健是無法戰勝流氓的。對付流氓最好的方法就是比流氓更流氓。其實，咱們在自己家裡玩有毒食品也還是有一套的。能否到外面去試一試？以毒攻毒吧！
嗨，不就是面子嗎？都什麼時候了，還死撐面子！為了祖國和人民，命都可以不要，況乎一張小臉！
這其實是國際政治的基本常識：所有的帝國從來都是流氓國家。讓流氓國家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請您歇歇吧！至於那些“失足婦女”，也不用再扮精英了，跟著流氓混，總是要付代價的。
奉送有關方面一句老話：丟掉幻想，準備戰鬥！
既然如此，中國也玩一把狠的吧！
作者：盧麒元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14
有毒資產大搬家
盧麒元
不用維基解密，這基本上屬於公開的秘密。
美國次級按揭製造的有毒資產到哪裡去了？一部分，可能是很小的一部分，被當作投資者的虧損沖銷掉了。但是，仍然有天量的有毒資產沒有沖銷。它們人間蒸發了嗎？
這或許就是美聯儲擴充資產負債表的“秘密”。美國聯邦儲備局擴充出來的資產到底是什麼樣的資產呢？
其實，美聯儲的“擴充”行為，可以視同為將有毒資產“國有化”。畢竟是用真金白銀置換有毒資產啊。
這有一點兒類似於用真錢換假錢的遊戲。
看官或問：怎麼可以用“公”款救助私人銀行呢？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這個“公”款不是來自於國民賦稅。這裡“公”的含義是指美國國債持有人，而不是指美國的納稅人。當“公”不是美國納稅人的時候，“公”是可以用來損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美聯儲損“公”肥私，確實可以做到利國利民。所以，美國參眾兩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筆者查閱了美國財政部和美國聯邦儲備局的公開資訊。很遺憾，沒有任何可資定性的東西。顯而易見，秘密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著。也就是說，所有的猜疑沒有足夠的證據。沒有證據，“文化人”是不會服氣的，特別是中國的“文化人”。或許，維基解密將來可以提供一點兒證據。維基解密或許可以揭去一些人的畫皮。這應該是中國精英們對維基解密噤若寒蟬的原因吧。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美國國債沒有抵押擔保，美國政府沒有提前承兌的義務。一旦出現問題，只有依賴脆弱的債券市場。否則，你要耐心等待國債到期時美國聯邦儲備局印刷給你的新的紙幣。
信用這東西，信就有用，不信就沒用。可信與不可信就隔著一層紙。當然，迷信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你如果有興趣研究此次美國聯邦儲備局金融欺詐的作案過程，請你勾勒一張有毒資產搬家路線圖。從私人銀行搬到美聯儲，這已經不算是秘密了。再往下呢？請你一直往下畫，畫到你的手發抖為止！
搬家，搬家，搬去了誰的家？
QE1，QE2，QE3。地球人正在見證史無前例的乾坤大挪移。美國的有毒資產變成了其他國家的貨幣發行。
奧妙在哪裡？有毒資產的持有者變了。所有有毒資產的製造者都漂白了。在擊鼓傳花的遊戲中，有毒資產不見了。高盛、花旗等有毒金融機構又變成瞭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有毒資產到哪裡去了？ “輕輕地放在小朋友的後面，大家不要告訴他。”
最終，美國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變成了其他國家持有的有毒的外匯資產。然而，這在其他國家的帳面上仍然是無毒的。至少，現在仍然是看似無毒的。或者，其他國家的精英們認為是無毒的。
於是，問題更嚴重了。其他國家以有毒外匯資產為依據發行的本幣將毒素繼續傳導出去了。如果，你要沖銷有毒外匯資產，你如何沖銷對應發行的本幣呢？說到這裡，你或許開始理解，宏調變空調的內裡乾坤了。
物理學上，這叫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會計學上，這叫有借必有貸，借貸必相等。人是無法超越自然規律的。
沖銷超發行本幣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貨膨脹！一場遊戲，一場夢。是夢，終歸是要醒的。通貨膨脹遮遮掩掩地還是來了。
這個欺詐過程有創意而無新意。一部金融史，本來就是一部流氓史！所不同的，這回的流氓更有魅力。
中國人最怕的兩件事情同時發生了：流氓有文化；文化人耍流氓。
哎！
老革命還是遇到了新問題。古代，流氓從陸上來，我們修了長城；近代，流氓從海上來，我們建了艦隊；現代，流氓從天上來，我們搞了兩彈一星。可恨的是，到了後現代，流氓竟然是從紙上來！
等這個金融秘密全部解開了，熠熠發光的中國精英們還有意思嗎？倒是治安部門最新的名詞修正很有意思：失足婦女！
積極而穩健的同志們，積極而穩健是無法戰勝流氓的。對付流氓最好的方法就是比流氓更流氓。其實，咱們在自己家裡玩有毒食品也還是有一套的。能否到外面去試一試？以毒攻毒吧！
嗨，不就是面子嗎？都什麼時候了，還死撐面子！為了祖國和人民，命都可以不要，況乎一張小臉！
這其實是國際政治的基本常識：所有的帝國從來都是流氓國家。讓流氓國家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請您歇歇吧！至於那些“失足婦女”，也不用再扮精英了，跟著流氓混，總是要付代價的。
奉送有關方面一句老話：丟掉幻想，準備戰鬥！
既然如此，中國也玩一把狠的吧！
丟掉幻想準備戰鬥
請看美國的廬山真面目
作者：衡山之子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9
請看美國的廬山真面目
---衡山之子
去年美國經濟危機時，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曾高喊中美是夥伴關係，“雙方認為，二十一世紀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對和平、發展與合作的需求增強。中美在事關全球穩定與繁榮的眾多重大問題上，擁有更加廣泛的合作基礎，肩負更加重要的共同責任。兩國應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繁榮而努力。”而今年在處理南海問題上則採用插足南海攪混水，混水摸魚得利益。在對待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上採取高壓手段逼人民幣升值;在處理朝鮮與韓國發生摩擦的問題上，美國卻是另一副面孔：一味偏袒韓國，接連不斷地與韓國、日本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採用慣用的砲艦政策;怎樣來看待美國的這些變化呢？
據我分析，美國的這些行為並不奇怪而是必然;首先，美國是以軍事工業為支撐的重工業大國，他的軍工產品出品佔據貿易額的大頭，如果世界太平無事他的軍工產品又怎麼銷售呢？其次，美國為確保世界霸主地位必須搞垮他的對手，冷戰時期搞垮了蘇聯，現在，他的目標便轉向了中國。因為他從伊拉克撤軍後有充分的力量來對付中國。不在中國周圍挑起事端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到處挑起事端，組成對中國的包圍圈。其三，從美國的國情來看也必須挑起戰爭，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都發了戰爭財，現在美國的經濟沒有戰爭是擺脫不了危機的。美國現有總債務達68萬億美元，還有國債12.2萬億美元，按年息4%計算每年需付利息2.4萬億美元，美國2007年的GDP為13.8億美元，稅收為4.6萬億美元，扣除還息2.4萬億美元，他還有什麼能力來償還債務呢？所以，必須採取欺騙與恐嚇手段逼迫別國不斷購買美國國債。再就是發動戰爭發戰爭財，侵略別國的財產。再其次就是賴賬，大量印刷美元使美元貶值變成廢紙一張，讓別國債務全打水漂。
而我國有些領導人與學者對美國卻抱有幻想，幻想與美國和平相處，採用滔光養晦的戰略對待美國，就好像農夫和蛇的故事，你救了它希望它復活後不要咬你一樣。也好像老虎與綿羊相遇，希望老虎發慈悲不要吃綿羊。現在，應該是這些人夢醒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大呼一聲：丟掉幻想準備戰鬥的時候了！
在戰略上我們要牢記毛主席的話：“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不要害怕氣勢兇兇的敵人，戰爭的決定因素不光是武器，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
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針對美國新的侵略手段我們要採用打垮美元就打垮美國的戰術，少買或不買美國國債，不用我們納稅人的錢讓美國人去發展高科技和尖端軍事產品再來打中國人;努力發展生產，加強國防建設隨時準備消滅來犯之敵！
作者：衡山之子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9
請看美國的廬山真面目
---衡山之子
去年美國經濟危機時，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曾高喊中美是夥伴關係，“雙方認為，二十一世紀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對和平、發展與合作的需求增強。中美在事關全球穩定與繁榮的眾多重大問題上，擁有更加廣泛的合作基礎，肩負更加重要的共同責任。兩國應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繁榮而努力。”而今年在處理南海問題上則採用插足南海攪混水，混水摸魚得利益。在對待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上採取高壓手段逼人民幣升值;在處理朝鮮與韓國發生摩擦的問題上，美國卻是另一副面孔：一味偏袒韓國，接連不斷地與韓國、日本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採用慣用的砲艦政策;怎樣來看待美國的這些變化呢？
據我分析，美國的這些行為並不奇怪而是必然;首先，美國是以軍事工業為支撐的重工業大國，他的軍工產品出品佔據貿易額的大頭，如果世界太平無事他的軍工產品又怎麼銷售呢？其次，美國為確保世界霸主地位必須搞垮他的對手，冷戰時期搞垮了蘇聯，現在，他的目標便轉向了中國。因為他從伊拉克撤軍後有充分的力量來對付中國。不在中國周圍挑起事端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到處挑起事端，組成對中國的包圍圈。其三，從美國的國情來看也必須挑起戰爭，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都發了戰爭財，現在美國的經濟沒有戰爭是擺脫不了危機的。美國現有總債務達68萬億美元，還有國債12.2萬億美元，按年息4%計算每年需付利息2.4萬億美元，美國2007年的GDP為13.8億美元，稅收為4.6萬億美元，扣除還息2.4萬億美元，他還有什麼能力來償還債務呢？所以，必須採取欺騙與恐嚇手段逼迫別國不斷購買美國國債。再就是發動戰爭發戰爭財，侵略別國的財產。再其次就是賴賬，大量印刷美元使美元貶值變成廢紙一張，讓別國債務全打水漂。
而我國有些領導人與學者對美國卻抱有幻想，幻想與美國和平相處，採用滔光養晦的戰略對待美國，就好像農夫和蛇的故事，你救了它希望它復活後不要咬你一樣。也好像老虎與綿羊相遇，希望老虎發慈悲不要吃綿羊。現在，應該是這些人夢醒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大呼一聲：丟掉幻想準備戰鬥的時候了！
在戰略上我們要牢記毛主席的話：“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不要害怕氣勢兇兇的敵人，戰爭的決定因素不光是武器，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
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針對美國新的侵略手段我們要採用打垮美元就打垮美國的戰術，少買或不買美國國債，不用我們納稅人的錢讓美國人去發展高科技和尖端軍事產品再來打中國人;努力發展生產，加強國防建設隨時準備消滅來犯之敵！
2010年12月24日
不懼大家一起回到原始社會
編劇趙華按語：
本文的真實性未經核實，但至少代表了中國軍方強硬派的觀點。中國軍方從來就不畏懼貌似強大的美軍。因為在戰場上美軍從未戰勝過中國人民解放軍。朝戰的面對面也好，越戰的間接對抗也罷，美軍都未占到“華軍”的任何便宜。既然美軍高官貝爾發出了要將中國打回一百年前的恫嚇，中國現役上將予以回擊，不亦宜乎？大家都可以打心理戰。據說二次侵伊戰中美霸的心理戰大獲成功，使薩達姆的精銳部隊一觸即潰。對華再來一次心理戰，不過是故伎重演。但中國不是牛皮哄哄的伊拉克。常規武器又不依賴任何外國。對華心理戰恐怕難以奏效。那麼，美霸就只剩下與中國“真戰”的惟一退路了。在中國的反艦彈道導彈面前，常規航母毫無用處。用核武？誰怕誰啊？除非美霸真願意重回原始時代。否則，核武還真就是個紙老虎。
中國現役上將的博文洩密：與美國戰---不懼大家一起回到原始社會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2010-12-08
戰爭的進展有決策層的因素也有其必有的規律，我們祖國和平的崛起前提就必須要做到“利戰而不怒戰，重戰而不好戰！”，利戰和重戰的詮釋，中國正在做這樣的籌備，就是建立強大的威懾力--武器裝備的威懾力；戰略思維的威懾力；戰術水平的威懾力，要能夠保障到他們不敢和我們打，保障到萬不得已開戰時，我們要能打贏！我們要加緊建設自己的威懾力，威懾力的深度要讓那些蠢蠢欲動的狗看明白：我們與一家開打的同時也可以隨時給你們毀滅性的打擊，讓他們死去趁火打劫的歪念！
看到內參文件，（今天各大網站的也出了新聞）：原駐韓美軍前司令貝爾3日表示，若中國再次參加半島戰爭，中國經濟將退後到100年前。這不是一句簡單的評述，這是美國慣用的心理戰。很是氣憤，作為一名軍人，我不能違背組織的整體佈局，不能沒有大局觀，所以我不能隨意去說什麼，但面對這種赤裸裸的試探、威脅時，我們的專家去哪裡了，我們的宣傳機構、智囊團，你們的職能何在，怎麼都啞啦！ ？美國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難道中國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嗎？ ！很想你們能站出來說話，說了怕什麼？ ！諸位不見、無視那些敵對勢力的心理戰的攻勢嗎： 1. 韓國拉入美航母在東海軍演；2.韓國防部長官提名人金寬鎮3日表示，若真出現朝鮮發起新挑釁，將會動員飛機對朝鮮進行轟炸。隨後他們又發布了12月6日-12日，韓國29處炮火演習；3. 日本防衛省有官員已公開宣稱：美日軍演是日本對華抑制力的體現；4.印度在與中國接壤的東翼邊境地區的軍力已達5個師；5.美國軍方表示：美航母還會進黃海演習。 。 。
萬惡的美國抓住我們與周邊國家的一些糾紛製造矛盾，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擴大中國同這些國家之間的摩擦、製造軍備競賽、期望把戰火導入中國，破壞中國和諧，阻止中國發展，遏制中國崛起。
面對前面這些美國培養拉攏的狗，我們應該怎麼辦？ ！看起來複雜，其實這些小嘍囉掀不起大浪，他們只是看到有主子在後面撐腰就吠吠罷了，但不能不防範他們主子給他點肉他們就狂躁起來，也有可能會不知死活的來咬我們幾口！我們應該怎麼辦？ ！大家看到俄羅斯的強硬就會想起普金，可讓普金強硬的基礎是什麼？ ！是他們幾千顆時時戰備的核彈！ ！ ！我們不要自廢武功，是他們逼著我們增加核武備，（增加的方式可以是悄悄進行，數量是可以控制在我們可以承受的範圍內），當具備足夠威懾力時，我們也可以派遣海軍進入最貼近美國華盛頓附近公海區域進行攻防演習，都是在公海演習嘛，你先決定要在貼近我國京畿要地的公海處舞搶弄棒，那沒有理由不讓別人去你家京畿要地外的公海處耀武揚威，美國如果不開打，我們也不先開打。如果美國先開打，那我們就先站到的輿論的製高點，我們就出師有名，我們屬於還擊，那就毫不猶豫立即對它們的航母編隊進行飽和攻擊直到打沉為止！ ！ ！我們應該時不時有藝術的有技巧的拿出來秀秀！擁有絕對強勢的力量才可以讓那些想和我們不惜一戰的國家打消掉他們的好戰意圖，威懾也需真正的威懾力能威懾得的住才行！還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核武應該是我們已經擁有的國家可以有，如果下面幾個敵對國家只要發現有造核的蛛絲馬跡，我們就應該學習以色列對伊朗的思維，毫不猶豫的就可以決定：直接打擊，不然就會給他們一個訛詐我們的籌碼！
寫到這裡，我也學學美國，把所有針對、侵占我們利益的國家列為流氓國家，應對這些流氓國家可能發起的嚴重挑釁，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針對他們的打擊規劃：
1. 韓國---不經打的，放點大殺器在他門前就行，不老實就助力朝鮮對他統一
2. 越南---霸占中國島嶼最多的國家，開始在拉攏日本、印度、美國給自己壯膽，買了不少武器，騷動的心有了，只要發現行為出軌，就再次給予教訓式的打擊，但這次一定要教訓的讓他明白中國大爺才是他爹，要打得他的政權徹底親中。
3. 日本---軍國主義亡魂猶在，亡我之心不死，看來他們是很難深刻的承認、反省歷史了，甚至開始全力發展、壯大潛艇等軍事力量，核裝備的叫囂日益狂妄，對這樣的真流氓，只有打！我們要有那樣的霸氣、要有那樣的決心、要有那樣的狠勁！要讓他們明白：我可以打你但你不能還手，你還手我就下重手，你敢還回重手，那我們就要滅了你、讓你成為焦土！
4. 印度---不知道是真蠢還是假蠢，假蠢的話，他們目前的作為就可以解釋為在耍小聰明：他對中國的叫囂、攀比就像商場營銷術那樣，他只要把自己擺在了中國這個名牌邊上，攀上中國一起對外展示時，他就算明明是個垃圾但給人第一印像也是名牌。如果是小聰明，那他也會顧及自己千年難遇的發展和即將到來的繁榮，除了拉衣扯袖裝腔作勢的狂吠外也不會真真張口撕咬！但如果是真蠢：一根筋的想針對中國的話，我們就要敢於給予他第二次羞辱。他們不遺餘力的購買先進武器，但缺乏持續自產能力，他們放了很多閹人在第一線的，聽說能打啊，呵，就算她們能打吧，但他們不能把所有的男人都閹掉後再來上戰場，他們根本就是缺乏堅強的戰鬥意志的，打他們是不難打的，但作為兩個都有核武的國家，我們還是必須有哪個狠勁---敢傷我一指就斷你一臂，要不他們會像潑婦那樣無休止的糾纏過來！
5. 美國---一個奸詐貪婪狡猾霸道的國家，我們沒有全勝把握的國家，但他怕痛，他怕不要命的，對付他們我們要掌握一點：戰火不只是在我們家園燃燒，你要燒到我家，我就要燒到你家去！你打我一個點，我就肯定回打你一個點，你打我國本土一個城我就肯定回打你國本土一個城，你不怕失去正在享受的，我就不怕丟棄正要得到的，要么打到地球毀滅，要么打到握手言和！我們首先應該做好充足的戰鬥準備。兩敗俱傷的結果如果他們願意接受，那我們一樣可以接受，那時不是我們回到100年前，美國難道不要回到80年前？ ！可能地球也要回到100前了！就那麼簡單、拙劣的心理戰術就能欺騙和訛詐我們嗎！ ？
戰爭的進展有決策層的因素也有其必有的規律，我們祖國和平的崛起前提就必須要做到“利戰而不怒戰，重戰而不好戰！”，利戰和重戰的詮釋，中國正在做這樣的籌備，就是建立強大的威懾力--武器裝備的威懾力；戰略思維的威懾力；戰術水平的威懾力，要能夠保障到他們不敢和我們打，保障到萬不得已開戰時，我們要能打贏！我們要加緊建設自己的威懾力，威懾力的深度要讓那些蠢蠢欲動的狗看明白：我們與一家開打的同時也可以隨時給你們毀滅性的打擊，讓他們死去趁火打劫的歪念！
本文的真實性未經核實，但至少代表了中國軍方強硬派的觀點。中國軍方從來就不畏懼貌似強大的美軍。因為在戰場上美軍從未戰勝過中國人民解放軍。朝戰的面對面也好，越戰的間接對抗也罷，美軍都未占到“華軍”的任何便宜。既然美軍高官貝爾發出了要將中國打回一百年前的恫嚇，中國現役上將予以回擊，不亦宜乎？大家都可以打心理戰。據說二次侵伊戰中美霸的心理戰大獲成功，使薩達姆的精銳部隊一觸即潰。對華再來一次心理戰，不過是故伎重演。但中國不是牛皮哄哄的伊拉克。常規武器又不依賴任何外國。對華心理戰恐怕難以奏效。那麼，美霸就只剩下與中國“真戰”的惟一退路了。在中國的反艦彈道導彈面前，常規航母毫無用處。用核武？誰怕誰啊？除非美霸真願意重回原始時代。否則，核武還真就是個紙老虎。
中國現役上將的博文洩密：與美國戰---不懼大家一起回到原始社會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2010-12-08
戰爭的進展有決策層的因素也有其必有的規律，我們祖國和平的崛起前提就必須要做到“利戰而不怒戰，重戰而不好戰！”，利戰和重戰的詮釋，中國正在做這樣的籌備，就是建立強大的威懾力--武器裝備的威懾力；戰略思維的威懾力；戰術水平的威懾力，要能夠保障到他們不敢和我們打，保障到萬不得已開戰時，我們要能打贏！我們要加緊建設自己的威懾力，威懾力的深度要讓那些蠢蠢欲動的狗看明白：我們與一家開打的同時也可以隨時給你們毀滅性的打擊，讓他們死去趁火打劫的歪念！
看到內參文件，（今天各大網站的也出了新聞）：原駐韓美軍前司令貝爾3日表示，若中國再次參加半島戰爭，中國經濟將退後到100年前。這不是一句簡單的評述，這是美國慣用的心理戰。很是氣憤，作為一名軍人，我不能違背組織的整體佈局，不能沒有大局觀，所以我不能隨意去說什麼，但面對這種赤裸裸的試探、威脅時，我們的專家去哪裡了，我們的宣傳機構、智囊團，你們的職能何在，怎麼都啞啦！ ？美國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難道中國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嗎？ ！很想你們能站出來說話，說了怕什麼？ ！諸位不見、無視那些敵對勢力的心理戰的攻勢嗎： 1. 韓國拉入美航母在東海軍演；2.韓國防部長官提名人金寬鎮3日表示，若真出現朝鮮發起新挑釁，將會動員飛機對朝鮮進行轟炸。隨後他們又發布了12月6日-12日，韓國29處炮火演習；3. 日本防衛省有官員已公開宣稱：美日軍演是日本對華抑制力的體現；4.印度在與中國接壤的東翼邊境地區的軍力已達5個師；5.美國軍方表示：美航母還會進黃海演習。 。 。
萬惡的美國抓住我們與周邊國家的一些糾紛製造矛盾，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擴大中國同這些國家之間的摩擦、製造軍備競賽、期望把戰火導入中國，破壞中國和諧，阻止中國發展，遏制中國崛起。
面對前面這些美國培養拉攏的狗，我們應該怎麼辦？ ！看起來複雜，其實這些小嘍囉掀不起大浪，他們只是看到有主子在後面撐腰就吠吠罷了，但不能不防範他們主子給他點肉他們就狂躁起來，也有可能會不知死活的來咬我們幾口！我們應該怎麼辦？ ！大家看到俄羅斯的強硬就會想起普金，可讓普金強硬的基礎是什麼？ ！是他們幾千顆時時戰備的核彈！ ！ ！我們不要自廢武功，是他們逼著我們增加核武備，（增加的方式可以是悄悄進行，數量是可以控制在我們可以承受的範圍內），當具備足夠威懾力時，我們也可以派遣海軍進入最貼近美國華盛頓附近公海區域進行攻防演習，都是在公海演習嘛，你先決定要在貼近我國京畿要地的公海處舞搶弄棒，那沒有理由不讓別人去你家京畿要地外的公海處耀武揚威，美國如果不開打，我們也不先開打。如果美國先開打，那我們就先站到的輿論的製高點，我們就出師有名，我們屬於還擊，那就毫不猶豫立即對它們的航母編隊進行飽和攻擊直到打沉為止！ ！ ！我們應該時不時有藝術的有技巧的拿出來秀秀！擁有絕對強勢的力量才可以讓那些想和我們不惜一戰的國家打消掉他們的好戰意圖，威懾也需真正的威懾力能威懾得的住才行！還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核武應該是我們已經擁有的國家可以有，如果下面幾個敵對國家只要發現有造核的蛛絲馬跡，我們就應該學習以色列對伊朗的思維，毫不猶豫的就可以決定：直接打擊，不然就會給他們一個訛詐我們的籌碼！
寫到這裡，我也學學美國，把所有針對、侵占我們利益的國家列為流氓國家，應對這些流氓國家可能發起的嚴重挑釁，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針對他們的打擊規劃：
1. 韓國---不經打的，放點大殺器在他門前就行，不老實就助力朝鮮對他統一
2. 越南---霸占中國島嶼最多的國家，開始在拉攏日本、印度、美國給自己壯膽，買了不少武器，騷動的心有了，只要發現行為出軌，就再次給予教訓式的打擊，但這次一定要教訓的讓他明白中國大爺才是他爹，要打得他的政權徹底親中。
3. 日本---軍國主義亡魂猶在，亡我之心不死，看來他們是很難深刻的承認、反省歷史了，甚至開始全力發展、壯大潛艇等軍事力量，核裝備的叫囂日益狂妄，對這樣的真流氓，只有打！我們要有那樣的霸氣、要有那樣的決心、要有那樣的狠勁！要讓他們明白：我可以打你但你不能還手，你還手我就下重手，你敢還回重手，那我們就要滅了你、讓你成為焦土！
4. 印度---不知道是真蠢還是假蠢，假蠢的話，他們目前的作為就可以解釋為在耍小聰明：他對中國的叫囂、攀比就像商場營銷術那樣，他只要把自己擺在了中國這個名牌邊上，攀上中國一起對外展示時，他就算明明是個垃圾但給人第一印像也是名牌。如果是小聰明，那他也會顧及自己千年難遇的發展和即將到來的繁榮，除了拉衣扯袖裝腔作勢的狂吠外也不會真真張口撕咬！但如果是真蠢：一根筋的想針對中國的話，我們就要敢於給予他第二次羞辱。他們不遺餘力的購買先進武器，但缺乏持續自產能力，他們放了很多閹人在第一線的，聽說能打啊，呵，就算她們能打吧，但他們不能把所有的男人都閹掉後再來上戰場，他們根本就是缺乏堅強的戰鬥意志的，打他們是不難打的，但作為兩個都有核武的國家，我們還是必須有哪個狠勁---敢傷我一指就斷你一臂，要不他們會像潑婦那樣無休止的糾纏過來！
5. 美國---一個奸詐貪婪狡猾霸道的國家，我們沒有全勝把握的國家，但他怕痛，他怕不要命的，對付他們我們要掌握一點：戰火不只是在我們家園燃燒，你要燒到我家，我就要燒到你家去！你打我一個點，我就肯定回打你一個點，你打我國本土一個城我就肯定回打你國本土一個城，你不怕失去正在享受的，我就不怕丟棄正要得到的，要么打到地球毀滅，要么打到握手言和！我們首先應該做好充足的戰鬥準備。兩敗俱傷的結果如果他們願意接受，那我們一樣可以接受，那時不是我們回到100年前，美國難道不要回到80年前？ ！可能地球也要回到100前了！就那麼簡單、拙劣的心理戰術就能欺騙和訛詐我們嗎！ ？
戰爭的進展有決策層的因素也有其必有的規律，我們祖國和平的崛起前提就必須要做到“利戰而不怒戰，重戰而不好戰！”，利戰和重戰的詮釋，中國正在做這樣的籌備，就是建立強大的威懾力--武器裝備的威懾力；戰略思維的威懾力；戰術水平的威懾力，要能夠保障到他們不敢和我們打，保障到萬不得已開戰時，我們要能打贏！我們要加緊建設自己的威懾力，威懾力的深度要讓那些蠢蠢欲動的狗看明白：我們與一家開打的同時也可以隨時給你們毀滅性的打擊，讓他們死去趁火打劫的歪念！
9·11襲擊自導自演意在侵略阿富汗
十大被忽略的鐵證：911是騙局
作者：染香
文章發於：染香博客
更新時間：2010-12-9
1. 乘客名單沒有恐怖分子
2001年9月12日，也就是震驚全球的“恐怖分子”劫持飛機的第二天，在美國權威的媒體CNN所公佈的美國航空公司和聯合航空公司總共四架被劫持的飛機上全部乘客名單中，根本沒有後來被美國政府指為是“恐怖劫機分子”十九位恐怖分子的名單。
也就是說，四架被劫持的飛機上，沒有恐怖分子登上飛機的記錄。那麼，有人可以說也許“恐怖分子”冒充了別人的身份，而得以登上飛機。但是，飛機上的乘客們都是有名有姓的美國人，有職業和家庭，都是有證可查的乘客，飛機上並沒有多出來幾個無法確認和查證的乘客。
那麼結論呢？飛機上沒有恐怖分子。
2. 三個機場的監控攝像機都沒有運作
要知道，美國是全世界科技最發達的國家，監控攝像機到處林立，公司大樓、購物中心、店鋪、停車場、加油站、甚至銀行的自動提款機前，都一定有監控攝像機。但是，911恐怖攻擊的那天，四架“被劫持”的飛機起飛的三個飛機場裡，所有的監控攝像機卻離奇地沒有在“運作”。
“獨立”的美國911調查委員會在調查報告的第4頁，白紙黑字地“大膽”承認。
那就是說，美國政府也沒有所謂恐怖分子登上飛機的“直接”證據，可以向世人證明，這十九個恐怖分子有登上四架“被劫持”的飛機。
注意，即使登上飛機，也不能證明這些人能夠劫持飛機，更不用說拿不出登上飛機的證據了。
3. 飛機上根本沒有發出劫機警報
眾所周知，每家銀行都有警報系統，有的還都是“無聲”警報系統，碰上搶匪來打劫銀行時，即可通知執法當局，又避免了招來不必要的危險。
在波音-757、波音767的飛機上，也一樣有報警系統，這是常識。飛機上的機師只要按下警報按鈕，飛機上的無線電通訊就會自動調至7500兆，表示飛機上發生了“劫機行為”，這是預先設定的警報和“暗號”。
而且，每架飛機上的駕駛艙內就有四個警報裝置，可供機師發出警報，其中一個就在飛行機師的操縱桿上面。這是最科學的設計，方便機師如果遇到劫機暴行時，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將“敵情”報告地面的航管中心，表示飛機出事了。
但是，令人震驚的是，四架飛機上有八個機師，沒有人發出這個預先設定的“劫機”警報，這能使人相信曾經發生“劫機”暴行嗎？
4. 飛行識別儀被關閉
飛機上的飛行識別儀是飛機的“身份證”，時時刻刻向地面的航管中心發出訊號，表明飛機的飛行高度、速度、方向、航空公司、飛行的目的地等所有的飛行資料和數據。在四架“被劫持”飛機上，三架的飛機飛行識別儀被關閉，另一架飛機的飛行識別儀的程式被更改。
要知道，真正的恐怖分子是不會關閉飛行識別儀的，關閉飛行識別儀等於向地面敏銳的航管人員和美國的防空指揮中心表示，飛機“出事了”。並且，真正的恐怖分子是不能夠關閉飛行識別儀的。因為關閉飛行識別儀需要密碼的，這個密碼只有地面的航管中心和美國防空指揮中心的才有。
關閉飛行識別儀等於“邀請”美國空軍的戰鬥機升空，來攔截甚至擊落他們的飛機，一舉摧毀恐怖分子的“恐怖大業”，真正的恐怖分子是不會這樣“愚昧”的。
關閉飛行識別儀的真正目的只有一個：避開地面雷達的追踪和地面航管員的監視，困擾地面航管中心，使飛機在美國航管中心與航管中心的交界地方，飛機“掉包”，由真正的“恐怖分子飛機”—電子操縱的軍用飛機，來完成恐怖攻擊。
5．恐怖分子為什麼要捨近求遠
參照四架被劫持的飛機飛行圖，從飛機在機場起飛到所謂的“恐怖攻擊”目標，都不是一條簡單的直線，而是繞一個大彎的“曲線”完成“恐怖大業”。為什麼“恐怖分子”要捨近求遠，冒著更大的風險？要知道在天空逗留的時間越長，風險越大，被美國防空的空軍戰鬥機攔截和擊落的機會也越大。
除非，“真正”的恐怖分子預先“知道”，911那天不會有美國空軍戰鬥機升空攔截！
而且，當飛機關閉了飛行識別儀、與地面的航管控制中心的無線電也失去聯絡時，所謂的911那天的攻擊目標都不會在飛機上的電腦飛行計劃裡，駕駛飛機的“恐怖分子”怎能在茫茫的蒼天，找到攻擊目標的？
6．戰鬥機沒有升空攔截
美國的天空分成22個不同的空管區域，由三十五個不同的美國空軍基地來保護。任何時候在空中航管區內的飛機“有問題”，比如說飛機偏離航線三英里（雷達上的15度），無線電中斷三分鐘，更不用說飛機的飛行識別儀被關閉（那可是天大的緊急狀況），美國空軍（國民警衛空軍）的戰鬥機會在6分鐘內馬上升空攔截，飛至出事的飛機以查看、觀察、甚至擊落“出事的”飛機。
而且，美國航管中心與美國北美防空中心（簡稱NORAD）有聯動機制，航管中心管理人員在緊急情況下，一樣有權調動戰鬥機升空的。
但是，美國的戰鬥機在911那天，根據“獨立”的911調查委員會，直到9：40分才升空（五角大樓美國國防部的爆炸是在9：40分）。也就是說，用兵一時的美國空軍，是在911所有的恐怖攻擊全部結束後，才出動升空的。
而美國空軍在911那天，正在進行演習。什麼樣的軍事演習？美國空軍代號為“警惕”的解散、下崗美國空軍的演習。而寥寥無幾的在空軍基地值班的戰鬥機，在跑道上“痴痴”地等待“姍姍來遲”的升空許可和命令。
7．四個航班的乘客被刻意控制在25%的搭機率
在2001年的三年內及911前，橫跨美國東西岸的飛機搭機率是百分之86，而晚間的通宵“紅眼睛”班機幾乎是百分之百。但是離奇的是，911那天，四架所謂的被劫持的飛機上，乘客尤其是出奇的低，只有百分之25。
第一架被劫持的是美國航空公司的11次航班飛機，是架波音-767新型客機，可坐255位乘客。但是911那天只有81名乘客，加上11位機組人員。
第二架被劫持的飛機是聯合航空公司的175次班機，也是波音-767機型，乘客為56位，9位機組人員。
以上兩架飛機都被美國政府指為撞入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的摩天雙塔。
第三架飛機是美國航空公司的77次航班飛機，是波音-757機型，可坐200名乘客。但是911那天只有55名乘客在飛機上，同樣機組人員9名。 （飛機被指為撞入華盛頓的五角大樓）
第四架飛機是聯邦航空公司的93次航班飛機，也是是波音-757機型，飛機上37名乘客和七名機組人員。 （飛機被指為“墜毀”在賓斯凡尼亞州）
那麼，總共910名乘客的四架飛機，只有坐了229名乘客，搭機率剛好是百分之25，只有飛機滿艙的四分之一。
另外，四個航班的航次剛好是11、12（聯航93次）、13（聯航175次）及14（美航77次）
8.在2001年手機電話技術飛機上根本不存在
911血腥慘案後，美國的新聞媒體大幅登載了在所謂“被劫持”的飛機上，有許多乘客通過手機電話，打出許多電話給家人和政府執法當局，報告劫機“敵情”和在最後一刻與親人永別，這樣的消息震動了每個人的心弦，讓人淒然淚下。
在“獨立”的911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的第12頁，也清楚地表明，乘客是用手機電話打了一系列電話。
但是，簡單地解釋一下，手機的電話技術在2001年的飛機上根本不存在，即使在今天，全世界的所有的航空公司的飛機上，都不具備手機電話通話的設施和功能，何況在2001年。
因為手機的通話必須要有兩大要素，那就是速度和高度；速度的話是因為美國的手機功力在3-5瓦左右，傳送訊號的速度很慢，在500英里的飛機飛行速度中，根本無法及時將手機的通話訊號，傳送到電話公司的蜂窩處理和轉送中心。第二是高度，也就是說手機的通訊需要一個接收處理手機通訊訊號的覆蓋層，而這個覆蓋層的高度通常在5000-6000英尺左右，有時勉強延伸至7000-8000英尺，有些微弱的訊號。
但是，被劫持的飛機上，根據美國政府發布的“劫機”時刻表，通話都是在飛機飛行在三萬至三萬五千英尺的高空，哪來的手機通訊覆蓋層、及通話所需的訊號？
9.五角大樓根本沒有飛機的殘骸
最為令人不寒而栗的911謊言，就是所謂的“恐怖分子”劫持美國航空公司77次航班飛機，撞擊了五角大樓美國國防部。
在所謂被飛機撞擊的五角大樓西牆，被炸開了一個V型大缺口。缺口最大寬度為65英尺。而一架波音-757飛機的機翼寬度，是在125英尺。而且，在六堵堅固的大牆後，有一個直徑16英尺的窟窿（說是被飛機撞擊所致），而波音-757飛機的“身段”，有44英尺的高度，飛機怎麼可能在這麼小的窟窿鑽進再鑽出？
難道6厘米的子彈，在牆上只會留下3厘米的子彈洞嗎？
然而，最令人震驚的是，所謂的西牆的撞擊口和內牆的窟窿前後，根本見不到飛機的殘骸。五角大樓前的草地上及周圍，也根本沒有飛機的殘骸，沒有飛機上乘客的屍體殘肢、行李和飛機上座椅等。幾塊薄薄的爛鐵皮，是飛機的部件、還是被人故意放置在那裡供人拍照的“紀念品”？
後來，美國國防部長在一次採訪中，一不小心說漏了嘴，表示五角大樓是被導彈擊中的！
10.飛機上的安控系統會阻止飛機撞樓
波音公司的767和757座機系列，是屬於設計最完善精密的“精靈飛機”。飛機上除了飛機駕駛員都不知道的自動遙控飛行控制系統外，還有避免飛機撞上高山、大樓的電腦飛行安全控制系統。
儘管，飛機上有手動駕駛和自動駕駛兩套系統，但是，飛機的電腦限定了飛機的所有“行動”，一切都有電腦的“明確規定”，飛機的爬升不得超過30度、轉彎不超過45度、和降落不超過15度等，無論是手動駕駛和自動駕駛，都不能超越電腦的“規定”。並且，如果有人要“企圖”將飛機撞向高山大樓的話，飛機上的安全控制系統會自動地將飛機引開任何目標，在安全區域飛行。
明顯的是，有人在飛機的電腦上“動了手腳”。
但是，如果電腦被事先“動手腳”的話，飛機是無法從飛機場起飛的。因為在與機場塔台例行的飛機設施和裝置的校對中，飛機是無法“過關”的。
那麼，在飛機飛行過程的短短的幾十分鐘時間中，“恐怖分子”一樣無法更改飛機的電腦作業系統的。因為在飛機上下載和輸入新的電腦系統的話，幾乎是不可能的，原因是第一需要地面航管中心的“許可”密碼；第二至少得花上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為什麼“被劫持”的飛機要和能夠關閉飛機識別系統，為什麼飛機要“迷惑” 地面的航空管制人員，為什麼飛機要捨近求遠、“曲線”完成“恐怖大業”，為什麼飛機要飛到另外的飛行航管中心的區域，才折回恐怖攻擊目標，因為只有這樣， “被劫持”的飛機才有機會“偷梁換柱”，“瞞天過海”，與其他的真正的“恐怖飛機”調換，才能夠犯下911如此滅絕人寰的滔天罪行。
內賈德稱9·11襲擊系美國自導自演意在侵略阿富汗
2010-03-08 06:37:43 來源：新京報編輯：殷亮
據新華社電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6日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2001年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實為美國人的“大騙局”，意在出兵阿富汗，意在發動反恐戰爭。
內賈德當天在情報部發表講演。他說，發生在美國紐約的“9·11”事件是美國人“設想並導演出的場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援引內賈德的話報導，“9·11”事件是美國人自導自演的一次事件，是為了給發動反恐戰爭提供藉口，是為了讓侵略阿富汗有個由頭。
內賈德已不是第一次闡述他對“9·11”陰謀論的支持立場。他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說，他極度懷疑“9·11”事件的真實性，認為“9·11”是西方國家為控制中東地區而導演的“電影”。
“9·11”陰謀論近年很流行。包括在美國，一批對這一恐怖襲擊事件心存懷疑的人定期舉行集會和會議，尋找這一事件的真相。
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也曾在其發表的《總司令的思考》系列文章中寫道：在“9·11”事件中撞向五角大樓的不是飛機，而是一枚火箭，因為事後沒有找到乘客的屍體。
卡斯特羅還說，“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真相也許永遠不會被揭開。
作者：染香
文章發於：染香博客
更新時間：2010-12-9
1. 乘客名單沒有恐怖分子
2001年9月12日，也就是震驚全球的“恐怖分子”劫持飛機的第二天，在美國權威的媒體CNN所公佈的美國航空公司和聯合航空公司總共四架被劫持的飛機上全部乘客名單中，根本沒有後來被美國政府指為是“恐怖劫機分子”十九位恐怖分子的名單。
也就是說，四架被劫持的飛機上，沒有恐怖分子登上飛機的記錄。那麼，有人可以說也許“恐怖分子”冒充了別人的身份，而得以登上飛機。但是，飛機上的乘客們都是有名有姓的美國人，有職業和家庭，都是有證可查的乘客，飛機上並沒有多出來幾個無法確認和查證的乘客。
那麼結論呢？飛機上沒有恐怖分子。
2. 三個機場的監控攝像機都沒有運作
要知道，美國是全世界科技最發達的國家，監控攝像機到處林立，公司大樓、購物中心、店鋪、停車場、加油站、甚至銀行的自動提款機前，都一定有監控攝像機。但是，911恐怖攻擊的那天，四架“被劫持”的飛機起飛的三個飛機場裡，所有的監控攝像機卻離奇地沒有在“運作”。
“獨立”的美國911調查委員會在調查報告的第4頁，白紙黑字地“大膽”承認。
那就是說，美國政府也沒有所謂恐怖分子登上飛機的“直接”證據，可以向世人證明，這十九個恐怖分子有登上四架“被劫持”的飛機。
注意，即使登上飛機，也不能證明這些人能夠劫持飛機，更不用說拿不出登上飛機的證據了。
3. 飛機上根本沒有發出劫機警報
眾所周知，每家銀行都有警報系統，有的還都是“無聲”警報系統，碰上搶匪來打劫銀行時，即可通知執法當局，又避免了招來不必要的危險。
在波音-757、波音767的飛機上，也一樣有報警系統，這是常識。飛機上的機師只要按下警報按鈕，飛機上的無線電通訊就會自動調至7500兆，表示飛機上發生了“劫機行為”，這是預先設定的警報和“暗號”。
而且，每架飛機上的駕駛艙內就有四個警報裝置，可供機師發出警報，其中一個就在飛行機師的操縱桿上面。這是最科學的設計，方便機師如果遇到劫機暴行時，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將“敵情”報告地面的航管中心，表示飛機出事了。
但是，令人震驚的是，四架飛機上有八個機師，沒有人發出這個預先設定的“劫機”警報，這能使人相信曾經發生“劫機”暴行嗎？
4. 飛行識別儀被關閉
飛機上的飛行識別儀是飛機的“身份證”，時時刻刻向地面的航管中心發出訊號，表明飛機的飛行高度、速度、方向、航空公司、飛行的目的地等所有的飛行資料和數據。在四架“被劫持”飛機上，三架的飛機飛行識別儀被關閉，另一架飛機的飛行識別儀的程式被更改。
要知道，真正的恐怖分子是不會關閉飛行識別儀的，關閉飛行識別儀等於向地面敏銳的航管人員和美國的防空指揮中心表示，飛機“出事了”。並且，真正的恐怖分子是不能夠關閉飛行識別儀的。因為關閉飛行識別儀需要密碼的，這個密碼只有地面的航管中心和美國防空指揮中心的才有。
關閉飛行識別儀等於“邀請”美國空軍的戰鬥機升空，來攔截甚至擊落他們的飛機，一舉摧毀恐怖分子的“恐怖大業”，真正的恐怖分子是不會這樣“愚昧”的。
關閉飛行識別儀的真正目的只有一個：避開地面雷達的追踪和地面航管員的監視，困擾地面航管中心，使飛機在美國航管中心與航管中心的交界地方，飛機“掉包”，由真正的“恐怖分子飛機”—電子操縱的軍用飛機，來完成恐怖攻擊。
5．恐怖分子為什麼要捨近求遠
參照四架被劫持的飛機飛行圖，從飛機在機場起飛到所謂的“恐怖攻擊”目標，都不是一條簡單的直線，而是繞一個大彎的“曲線”完成“恐怖大業”。為什麼“恐怖分子”要捨近求遠，冒著更大的風險？要知道在天空逗留的時間越長，風險越大，被美國防空的空軍戰鬥機攔截和擊落的機會也越大。
除非，“真正”的恐怖分子預先“知道”，911那天不會有美國空軍戰鬥機升空攔截！
而且，當飛機關閉了飛行識別儀、與地面的航管控制中心的無線電也失去聯絡時，所謂的911那天的攻擊目標都不會在飛機上的電腦飛行計劃裡，駕駛飛機的“恐怖分子”怎能在茫茫的蒼天，找到攻擊目標的？
6．戰鬥機沒有升空攔截
美國的天空分成22個不同的空管區域，由三十五個不同的美國空軍基地來保護。任何時候在空中航管區內的飛機“有問題”，比如說飛機偏離航線三英里（雷達上的15度），無線電中斷三分鐘，更不用說飛機的飛行識別儀被關閉（那可是天大的緊急狀況），美國空軍（國民警衛空軍）的戰鬥機會在6分鐘內馬上升空攔截，飛至出事的飛機以查看、觀察、甚至擊落“出事的”飛機。
而且，美國航管中心與美國北美防空中心（簡稱NORAD）有聯動機制，航管中心管理人員在緊急情況下，一樣有權調動戰鬥機升空的。
但是，美國的戰鬥機在911那天，根據“獨立”的911調查委員會，直到9：40分才升空（五角大樓美國國防部的爆炸是在9：40分）。也就是說，用兵一時的美國空軍，是在911所有的恐怖攻擊全部結束後，才出動升空的。
而美國空軍在911那天，正在進行演習。什麼樣的軍事演習？美國空軍代號為“警惕”的解散、下崗美國空軍的演習。而寥寥無幾的在空軍基地值班的戰鬥機，在跑道上“痴痴”地等待“姍姍來遲”的升空許可和命令。
7．四個航班的乘客被刻意控制在25%的搭機率
在2001年的三年內及911前，橫跨美國東西岸的飛機搭機率是百分之86，而晚間的通宵“紅眼睛”班機幾乎是百分之百。但是離奇的是，911那天，四架所謂的被劫持的飛機上，乘客尤其是出奇的低，只有百分之25。
第一架被劫持的是美國航空公司的11次航班飛機，是架波音-767新型客機，可坐255位乘客。但是911那天只有81名乘客，加上11位機組人員。
第二架被劫持的飛機是聯合航空公司的175次班機，也是波音-767機型，乘客為56位，9位機組人員。
以上兩架飛機都被美國政府指為撞入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的摩天雙塔。
第三架飛機是美國航空公司的77次航班飛機，是波音-757機型，可坐200名乘客。但是911那天只有55名乘客在飛機上，同樣機組人員9名。 （飛機被指為撞入華盛頓的五角大樓）
第四架飛機是聯邦航空公司的93次航班飛機，也是是波音-757機型，飛機上37名乘客和七名機組人員。 （飛機被指為“墜毀”在賓斯凡尼亞州）
那麼，總共910名乘客的四架飛機，只有坐了229名乘客，搭機率剛好是百分之25，只有飛機滿艙的四分之一。
另外，四個航班的航次剛好是11、12（聯航93次）、13（聯航175次）及14（美航77次）
8.在2001年手機電話技術飛機上根本不存在
911血腥慘案後，美國的新聞媒體大幅登載了在所謂“被劫持”的飛機上，有許多乘客通過手機電話，打出許多電話給家人和政府執法當局，報告劫機“敵情”和在最後一刻與親人永別，這樣的消息震動了每個人的心弦，讓人淒然淚下。
在“獨立”的911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的第12頁，也清楚地表明，乘客是用手機電話打了一系列電話。
但是，簡單地解釋一下，手機的電話技術在2001年的飛機上根本不存在，即使在今天，全世界的所有的航空公司的飛機上，都不具備手機電話通話的設施和功能，何況在2001年。
因為手機的通話必須要有兩大要素，那就是速度和高度；速度的話是因為美國的手機功力在3-5瓦左右，傳送訊號的速度很慢，在500英里的飛機飛行速度中，根本無法及時將手機的通話訊號，傳送到電話公司的蜂窩處理和轉送中心。第二是高度，也就是說手機的通訊需要一個接收處理手機通訊訊號的覆蓋層，而這個覆蓋層的高度通常在5000-6000英尺左右，有時勉強延伸至7000-8000英尺，有些微弱的訊號。
但是，被劫持的飛機上，根據美國政府發布的“劫機”時刻表，通話都是在飛機飛行在三萬至三萬五千英尺的高空，哪來的手機通訊覆蓋層、及通話所需的訊號？
9.五角大樓根本沒有飛機的殘骸
最為令人不寒而栗的911謊言，就是所謂的“恐怖分子”劫持美國航空公司77次航班飛機，撞擊了五角大樓美國國防部。
在所謂被飛機撞擊的五角大樓西牆，被炸開了一個V型大缺口。缺口最大寬度為65英尺。而一架波音-757飛機的機翼寬度，是在125英尺。而且，在六堵堅固的大牆後，有一個直徑16英尺的窟窿（說是被飛機撞擊所致），而波音-757飛機的“身段”，有44英尺的高度，飛機怎麼可能在這麼小的窟窿鑽進再鑽出？
難道6厘米的子彈，在牆上只會留下3厘米的子彈洞嗎？
然而，最令人震驚的是，所謂的西牆的撞擊口和內牆的窟窿前後，根本見不到飛機的殘骸。五角大樓前的草地上及周圍，也根本沒有飛機的殘骸，沒有飛機上乘客的屍體殘肢、行李和飛機上座椅等。幾塊薄薄的爛鐵皮，是飛機的部件、還是被人故意放置在那裡供人拍照的“紀念品”？
後來，美國國防部長在一次採訪中，一不小心說漏了嘴，表示五角大樓是被導彈擊中的！
10.飛機上的安控系統會阻止飛機撞樓
波音公司的767和757座機系列，是屬於設計最完善精密的“精靈飛機”。飛機上除了飛機駕駛員都不知道的自動遙控飛行控制系統外，還有避免飛機撞上高山、大樓的電腦飛行安全控制系統。
儘管，飛機上有手動駕駛和自動駕駛兩套系統，但是，飛機的電腦限定了飛機的所有“行動”，一切都有電腦的“明確規定”，飛機的爬升不得超過30度、轉彎不超過45度、和降落不超過15度等，無論是手動駕駛和自動駕駛，都不能超越電腦的“規定”。並且，如果有人要“企圖”將飛機撞向高山大樓的話，飛機上的安全控制系統會自動地將飛機引開任何目標，在安全區域飛行。
明顯的是，有人在飛機的電腦上“動了手腳”。
但是，如果電腦被事先“動手腳”的話，飛機是無法從飛機場起飛的。因為在與機場塔台例行的飛機設施和裝置的校對中，飛機是無法“過關”的。
那麼，在飛機飛行過程的短短的幾十分鐘時間中，“恐怖分子”一樣無法更改飛機的電腦作業系統的。因為在飛機上下載和輸入新的電腦系統的話，幾乎是不可能的，原因是第一需要地面航管中心的“許可”密碼；第二至少得花上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為什麼“被劫持”的飛機要和能夠關閉飛機識別系統，為什麼飛機要“迷惑” 地面的航空管制人員，為什麼飛機要捨近求遠、“曲線”完成“恐怖大業”，為什麼飛機要飛到另外的飛行航管中心的區域，才折回恐怖攻擊目標，因為只有這樣， “被劫持”的飛機才有機會“偷梁換柱”，“瞞天過海”，與其他的真正的“恐怖飛機”調換，才能夠犯下911如此滅絕人寰的滔天罪行。
內賈德稱9·11襲擊系美國自導自演意在侵略阿富汗
2010-03-08 06:37:43 來源：新京報編輯：殷亮
據新華社電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6日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2001年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實為美國人的“大騙局”，意在出兵阿富汗，意在發動反恐戰爭。
內賈德當天在情報部發表講演。他說，發生在美國紐約的“9·11”事件是美國人“設想並導演出的場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援引內賈德的話報導，“9·11”事件是美國人自導自演的一次事件，是為了給發動反恐戰爭提供藉口，是為了讓侵略阿富汗有個由頭。
內賈德已不是第一次闡述他對“9·11”陰謀論的支持立場。他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說，他極度懷疑“9·11”事件的真實性，認為“9·11”是西方國家為控制中東地區而導演的“電影”。
“9·11”陰謀論近年很流行。包括在美國，一批對這一恐怖襲擊事件心存懷疑的人定期舉行集會和會議，尋找這一事件的真相。
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也曾在其發表的《總司令的思考》系列文章中寫道：在“9·11”事件中撞向五角大樓的不是飛機，而是一枚火箭，因為事後沒有找到乘客的屍體。
卡斯特羅還說，“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真相也許永遠不會被揭開。
所謂的金融危機，實質是賴帳
威脅炸回一百年--依賴美帝發展經濟路線的破產
作者：hwd99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10
威脅炸回一百年――依賴美帝發展經濟路線的破產
儘管中國一再強烈反對，美國華盛頓航母還是藉朝韓砲戰之機，開進黃海軍演，公然威脅中國心臟地區。事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還聲稱，今後美軍航母還將繼續開赴黃海。幾天以後，美日又在東海舉行規模超過美韓軍演6倍的軍事演習。並且明確宣示這是“首次以中國為假想敵”。美國人還生怕中國人不明白他們威嚇中國的戰略意圖。 12月3日，美國駐韓美軍前司令貝爾明明白白地說：“若中國再次參加半島戰爭，中國經濟將退後到100年前”。這樣露骨的戰爭威脅， 中國人有幾十年沒有聽到過了。
美國對中國的敵意已經清楚地顯示出來。然而，國內還有一大批漢奸走狗招搖過市，網絡論壇上幾乎天天有人在宣揚“愛美國就是愛中國”，“美軍來了我帶路。”，“中國民主化、一人一票要靠美軍”， “要通過做300年殖民地來發展中國”。真正打起來，這些人就是美國的第五縱隊，就是汪精衛。這些人忘了，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居民是如何亡國滅種的，以為美國人會給他們帶來普世價值。
針對美帝叫囂的核戰爭威脅，國內很多有識之士都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同樣有毀滅美國的核武器，核戰爭只會導致兩敗俱傷，不會讓美國單方獲利。難道美國人就不清楚這一點？主要原因是美帝料定，精英們為了依靠美國的市場技術和資本發展經濟，必然會選擇妥協退讓。此前，針對日本侵占中國東海領土釣魚島，美帝高調聲稱替日本防衛釣魚島，精英們沒有任何措施，美帝軍艦要自由通過中國的領土南海，要在南海搞軍事演習，精英們同樣選擇退讓。筆者曾撰文揭示釣魚島妥協退讓的根源，並預測，在當前依賴美國的經濟發展路線下，這種妥協退讓還會不斷發生。
京華時報12月8日報導， 昨天記者從外交部網站獲悉，國務委員戴秉國日前發表了關於我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文章，指出“中國要取代美國、稱霸世界”的說法是神話，國際上一些人擔心中國將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轉化為軍力，完全是杞人憂天。戴秉國先吹噓美國是一個神話，中國永遠也達不到美國的實力，所以永遠不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中國會永遠掏光養穢，好讓美國放心，希望美國不要針對中國，讓中國和平發展。這分明是在乞求美國，有網友評論是投降論調。
不久前，精英們還在宣傳，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中美同舟共濟。精英們為什麼這麼說？國內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早就解釋了其原因：沒有美國市場，中國的產品就會積壓，工廠就會倒閉，工人就會失業，老百姓就會沒有“飯吃”，那麼國家就會亂了，所以要救美國，讓美國人有錢消費中國產品，從而拯救中國。於是，我們看到，我們的產品源源不斷流向美國，美國人印刷的美元欠條不斷積累到中國央行，央行又將這些美元借給美國，從而既拯救了美國，又“拯救了中國工人”。現在美國發生經濟危機，美國老百姓手裡沒有美元來購買中國產品了，於是中國老百姓就沒有飯吃了！ ？於是精英們要去救美國？ ！從而拯救中國老百姓！
到底中國老百姓衣食住行是誰提供的？難道美國人在印刷廠印刷美元，就解決了中國老百姓吃飯穿衣問題？近年來，按照美國統計局資料，美國人生產的商品不到美國老百姓消費的一半，美國老百姓消費的大部分商品都是用印刷的美元欠條換來的。其中很大部分來自中國。美國曾有記者嘗試，在一年裡不使用中國商品，結果發現非常困難。因此，實際是中國老百姓的辛勤勞動，解決了美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問題。這也說明，如果我們要兌現美元欠條，使用美元欠條換商品，美國國內根本就沒有對應的商品。於是，我們看到美元在不斷貶值，40年前，1美元價值約1克黃金，現在40美元才能買到1克黃金。拿物質財富換美元欠條，儲備在手，等於免費奉送財富給美國人。
在這種所謂的經濟發展中，雖然我國的生產能力不斷擴大，大部分重要工業產品已經佔世界一半以上，然而，中國人民並沒有得到什麼。我們得到的僅僅是央行賬面上的外匯儲備又增加了。現在中國外匯儲備已經增加到27000億美元。同時，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的物質財富在不斷流失，因為所有外匯儲備都是拿物資換來的。筆者估算，最近10年來，由於低人民幣匯率下的低價賤賣，損失的物質財富價值至少20萬億美元以上。通常在發達國家，老百姓消費佔國民產值70%左右，我國老百姓消費佔國民產值，從20年前50%左右，一路下降，到2009年，僅佔國民產值29%。我們每年生產的消費品，大部分都不是中國老百姓自己消費的，除了少數積壓成廢物，都出口換成美元欠條了，也就是免費送人了。
國內商品積壓的根本原因是人為壓制老百姓收入。一個封閉的社會，如果老百姓只有吃飯穿衣的收入，你生產任何工業消費品，老百姓都沒錢買，必然導致積壓。但是，一大批給西方洗腦的主流經濟學們給精英灌輸，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是低勞動力成本，升高勞動力成本，就沒有國際競爭力了，於是，國內老百姓也就只能拿低工資了，生產出來產品也就只能出口換美元欠條了，美元欠條越積越多，由於國內商品大量積壓，也就無法使用，等於免費送人財富了。
本來物質是不滅的，提高老百姓收入，讓老百姓消費自己生產的財富，物質財富還保留在國內。而低價賤賣，換成美元欠條，由於美元欠條不斷貶值，等於財富免費送人，從而導致財富流失。退一步說，即使積壓，物質財富仍然留在國內，比免費送人要好得多。
拿物質財富換美元欠條，然後根據美元欠條增發人民幣，從而解決國內貨幣短缺問題，這是主流經濟學家們為出口商品換美元找到的另一條依據。國內很多愛國學者也被這個所謂的經濟學理論所迷惑，例如，著名學者何新先生，就曾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稱美元帶來貨幣增加，從而帶來乘數效應，促進了經濟發展。
本來人民幣是我們自己印刷出來的，為什麼我們會短缺人民幣？因為西方經濟學告訴我們，政府發行過多貨幣，就會帶來通貨膨脹，所以精英們在主流經濟學家的指導下，專門製定了一條法律，防止央行增發貨幣借貸給政府，主流經濟學家週學仁稱之為：一項意義深遠的製度安排，是關閉了政府主動超發貨幣之門。但是，在這個所謂意義深遠的製度安排下，央行卻能藉錢給中國的戰略對手，美國，如購買美國國債；卻能根據戰略對手美國人的指令，增發人民幣給美國人。例如，美國人拿美元到中國央行，央行就會增發人民幣給美國人換美元，其邏輯之荒謬，已經無法用語言來描述。而美帝從來就不相信這個所謂經濟學原則，08年遭遇金融危機，美國政府就增發8500億美元，現在又搞量化寬鬆政策，一年增發6000億美元。當然，在那些相信美國的普世價值，相信美國人是天使的精英看來，這一切都是符合他們的邏輯的，他們相信美帝，已經勝過了相信自己。問題是，你們如何解釋，美國幾十年如一日對中國封鎖技術？如何解釋美國炸中國大使館，殺死中國人？
國家央行發行貨幣，是發展經濟的必要措施，沒有足夠的貨幣，經濟發展就會受到抑制。例如，30年前，我們國家發行的基礎貨幣僅有幾百億元，如果一直不增發貨幣，如何支持現在年產值30多萬億元的國民經濟？過去30年，精英們根據不斷貶值的美元儲備來發行貨幣，由於美元儲備是拿物質財富換來的，從總體來看，等於物質財富出口換美元，國內減少的了財富，國家增發人民幣。而根據國家銀行法，這些物質財富留在國內時，政府是無權發行貨幣的。這種顯而易見的荒謬現象，在精英和主流經濟學家眼裡，都視而不見。現在通貨膨脹嚴重，主流媒體注意到，國內貨幣超發嚴重，廣義貨幣達到70萬億，與國民產值的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國家。但是，這些媒體卻絕口不提，這些超發的貨幣是如何出籠的？
國家發展經濟，應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對中國這樣的大國，更應立足自身。以前，朝鮮依附在友好國家蘇聯身上發展經濟，蘇聯解體，朝鮮經濟都瀕臨崩潰。現在我們妄想依附在戰略對手身上，怎麼可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新中國前30年，我們堅持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路線，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解決了10億人吃飯穿衣問題，人均壽命從35歲增加到68歲。而我們的戰略敵人，蘇聯崩潰解體，美國經濟在30年前曾瀕臨崩潰，美元在不到10年時間貶值20多倍，從1971年1盎司黃金30美元貶值到1980年850美元，美國總統尼克松不得不到中國求和，從中國台灣撤出軍隊。後30年，我們依靠西方市場來發展經濟，實質是拿物質財富換不斷貶值的美元欠條，等於免費供養自己的戰略對手。雖然我們的生產能力提高了，經濟發展了，老百姓的日子卻越發難過了，住房，教育，醫療等三座大山又重新回來了。人均壽命長期徘徊，幾乎不增長。
這種所謂的經濟開放，對美帝來說，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美國早就領教過獨立自主的中國了，他們沒有任何辦法撼動獨立自主的中國。一個90%以上人口是農民，識字率低於20%，老百姓幾乎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新中國，人均壽命僅35歲，被西方稱為東亞病夫，在美蘇為首的兩大敵對勢力下，經過不到30年發展，就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發展了兩彈一星等尖端科技，讓美國經濟瀕臨崩潰（標誌就是美元快速貶值20多倍）。而後30年，通過所謂的對外開放，我們的企業都逐漸倒閉，外資企業在國內佔據主導地位，所謂的生產能力，大部分是為西方消費者免費服務，離開了西方的市場，就會停產倒閉，可以說，中國的經濟命脈已經被西方資本家控制。
美國發生的所謂的金融危機，實質是美國賴帳，讓中國央行儲備的美元借貸給西方企業和金融機構破產，從而賴掉了債務。於此同時，美國通過印刷美元，就控制了中國和世界經濟，而且在世界上，已經沒有值得一提的對手，哪有什麼危機。所謂美國政府的債務，其債主主要是美國資本家，是美國政府的真正主人，包括中國央行儲備的借給美國政府和民間的美元，也屬於美國資本家。因為中國央行儲備的美元，不是中國央行從國際市場上賺來的，而是美國資本家拿著美元到中國投資，出口賺來美元，統統都到中國央行換成人民幣，是央行印刷人民幣從美國資本家手裡換來的，所以經濟學家們才會說，央行的外匯儲備，不是央行的資產，而是央行的負債，溫總理才會說，如何利用外匯是個大問題，否則拿外匯儲備進口物資到國內搞建設，又有什麼困難？ （既然它們不是中國的財富，為什麼精英們還要搞出口退稅和低人民幣匯率，拼命增加美元儲備？）
在筆者看來，現在美帝正在加緊行動，要徹底分裂中國。因為人民在覺醒，國內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清了所謂的經濟發展。因此，美帝要加緊行動，以圖徹底分裂中國。美帝赤裸裸的威脅中國，讓每一個普通老百姓都深切感受到，可是精英們卻沉迷在依賴美帝，發展經濟，國民產值成為世界第二的迷夢裡。對美國的威脅，精英們一再妥協退讓，已經引起了網民們極大憤慨，例如，在中華論壇上，精英們已經成了過街老鼠，人見人罵，這極大地降低了政府的威信，給中國埋下了動亂的種子。
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前蘇聯就是一個實例。由於美帝沒有辦法通過武力征服中國，其分裂中國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過外部壓力，讓中國內部產生矛盾，產生分裂。外部挑釁是重要方面。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中國周圍各國與中國在領土問題上的爭端，如南海爭端，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一大批美國鸚鵡也在國內配合美國行動，妖魔化朝鮮。朝鮮半島歷來是外部勢力進攻中國的跳板。歷史上，中央政府都將朝鮮的防衛看成是自身的安全防衛。日本在唐朝和明朝兩次進攻，都被中國援軍打敗，清朝甲午戰爭失敗，於是日本通過佔領朝鮮，進而進攻中國，造成中國直接犧牲3500萬人。 50多年前，中國抗美援朝的勝利，使美帝進攻中國的圖謀遭到破產。
但是，由於精英們在錯誤的經濟發展路線下，一切依賴西方，美帝佔領朝鮮，也就為時不遠了。可以預料的是，一旦美帝佔領朝鮮，由於韓國政府基本是個傀儡政府，今後必然會在美國縱容指使下，在朝鮮中國邊界上做更多文章，現在在韓國國內，早就造過大量輿論，他們還公然在中國打出了他們的想法，如長白山是韓國的。一旦朝鮮被美帝佔領，美帝指使韓國進攻中國是歷史的必然。
雖然美國勢力強大，但是，它並沒有實力強迫中國。中國有能力自衛，有能力實施獨立自主的內政外交路線。這是毛澤東時代早就證明過的歷史事實。對如何應對當前局勢，筆者已經說過很多了，這裡指出三點：
第一：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只要保證了糧食生產和供應，中國是不會發生大的動亂的。況且中國在很多重要工業產品上的生產能力都佔世界一半以上。
第二：以財富換美元是不可持續的，已經損失的財富，不可能從西方手里奪回。當務之急是停止奉送財富，關閉奉送財富機制，我們應該利用外匯儲備盡快收回國內外資企業的所有權，實行進出口平衡的外貿政策。
第三：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發展路線和內政外交路線。依賴外人是不可靠的，依賴戰略對手更是愚蠢透頂的行為。
作者：hwd99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10
威脅炸回一百年――依賴美帝發展經濟路線的破產
儘管中國一再強烈反對，美國華盛頓航母還是藉朝韓砲戰之機，開進黃海軍演，公然威脅中國心臟地區。事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還聲稱，今後美軍航母還將繼續開赴黃海。幾天以後，美日又在東海舉行規模超過美韓軍演6倍的軍事演習。並且明確宣示這是“首次以中國為假想敵”。美國人還生怕中國人不明白他們威嚇中國的戰略意圖。 12月3日，美國駐韓美軍前司令貝爾明明白白地說：“若中國再次參加半島戰爭，中國經濟將退後到100年前”。這樣露骨的戰爭威脅， 中國人有幾十年沒有聽到過了。
美國對中國的敵意已經清楚地顯示出來。然而，國內還有一大批漢奸走狗招搖過市，網絡論壇上幾乎天天有人在宣揚“愛美國就是愛中國”，“美軍來了我帶路。”，“中國民主化、一人一票要靠美軍”， “要通過做300年殖民地來發展中國”。真正打起來，這些人就是美國的第五縱隊，就是汪精衛。這些人忘了，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居民是如何亡國滅種的，以為美國人會給他們帶來普世價值。
針對美帝叫囂的核戰爭威脅，國內很多有識之士都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同樣有毀滅美國的核武器，核戰爭只會導致兩敗俱傷，不會讓美國單方獲利。難道美國人就不清楚這一點？主要原因是美帝料定，精英們為了依靠美國的市場技術和資本發展經濟，必然會選擇妥協退讓。此前，針對日本侵占中國東海領土釣魚島，美帝高調聲稱替日本防衛釣魚島，精英們沒有任何措施，美帝軍艦要自由通過中國的領土南海，要在南海搞軍事演習，精英們同樣選擇退讓。筆者曾撰文揭示釣魚島妥協退讓的根源，並預測，在當前依賴美國的經濟發展路線下，這種妥協退讓還會不斷發生。
京華時報12月8日報導， 昨天記者從外交部網站獲悉，國務委員戴秉國日前發表了關於我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文章，指出“中國要取代美國、稱霸世界”的說法是神話，國際上一些人擔心中國將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轉化為軍力，完全是杞人憂天。戴秉國先吹噓美國是一個神話，中國永遠也達不到美國的實力，所以永遠不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中國會永遠掏光養穢，好讓美國放心，希望美國不要針對中國，讓中國和平發展。這分明是在乞求美國，有網友評論是投降論調。
不久前，精英們還在宣傳，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中美同舟共濟。精英們為什麼這麼說？國內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早就解釋了其原因：沒有美國市場，中國的產品就會積壓，工廠就會倒閉，工人就會失業，老百姓就會沒有“飯吃”，那麼國家就會亂了，所以要救美國，讓美國人有錢消費中國產品，從而拯救中國。於是，我們看到，我們的產品源源不斷流向美國，美國人印刷的美元欠條不斷積累到中國央行，央行又將這些美元借給美國，從而既拯救了美國，又“拯救了中國工人”。現在美國發生經濟危機，美國老百姓手裡沒有美元來購買中國產品了，於是中國老百姓就沒有飯吃了！ ？於是精英們要去救美國？ ！從而拯救中國老百姓！
到底中國老百姓衣食住行是誰提供的？難道美國人在印刷廠印刷美元，就解決了中國老百姓吃飯穿衣問題？近年來，按照美國統計局資料，美國人生產的商品不到美國老百姓消費的一半，美國老百姓消費的大部分商品都是用印刷的美元欠條換來的。其中很大部分來自中國。美國曾有記者嘗試，在一年裡不使用中國商品，結果發現非常困難。因此，實際是中國老百姓的辛勤勞動，解決了美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問題。這也說明，如果我們要兌現美元欠條，使用美元欠條換商品，美國國內根本就沒有對應的商品。於是，我們看到美元在不斷貶值，40年前，1美元價值約1克黃金，現在40美元才能買到1克黃金。拿物質財富換美元欠條，儲備在手，等於免費奉送財富給美國人。
在這種所謂的經濟發展中，雖然我國的生產能力不斷擴大，大部分重要工業產品已經佔世界一半以上，然而，中國人民並沒有得到什麼。我們得到的僅僅是央行賬面上的外匯儲備又增加了。現在中國外匯儲備已經增加到27000億美元。同時，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的物質財富在不斷流失，因為所有外匯儲備都是拿物資換來的。筆者估算，最近10年來，由於低人民幣匯率下的低價賤賣，損失的物質財富價值至少20萬億美元以上。通常在發達國家，老百姓消費佔國民產值70%左右，我國老百姓消費佔國民產值，從20年前50%左右，一路下降，到2009年，僅佔國民產值29%。我們每年生產的消費品，大部分都不是中國老百姓自己消費的，除了少數積壓成廢物，都出口換成美元欠條了，也就是免費送人了。
國內商品積壓的根本原因是人為壓制老百姓收入。一個封閉的社會，如果老百姓只有吃飯穿衣的收入，你生產任何工業消費品，老百姓都沒錢買，必然導致積壓。但是，一大批給西方洗腦的主流經濟學們給精英灌輸，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是低勞動力成本，升高勞動力成本，就沒有國際競爭力了，於是，國內老百姓也就只能拿低工資了，生產出來產品也就只能出口換美元欠條了，美元欠條越積越多，由於國內商品大量積壓，也就無法使用，等於免費送人財富了。
本來物質是不滅的，提高老百姓收入，讓老百姓消費自己生產的財富，物質財富還保留在國內。而低價賤賣，換成美元欠條，由於美元欠條不斷貶值，等於財富免費送人，從而導致財富流失。退一步說，即使積壓，物質財富仍然留在國內，比免費送人要好得多。
拿物質財富換美元欠條，然後根據美元欠條增發人民幣，從而解決國內貨幣短缺問題，這是主流經濟學家們為出口商品換美元找到的另一條依據。國內很多愛國學者也被這個所謂的經濟學理論所迷惑，例如，著名學者何新先生，就曾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稱美元帶來貨幣增加，從而帶來乘數效應，促進了經濟發展。
本來人民幣是我們自己印刷出來的，為什麼我們會短缺人民幣？因為西方經濟學告訴我們，政府發行過多貨幣，就會帶來通貨膨脹，所以精英們在主流經濟學家的指導下，專門製定了一條法律，防止央行增發貨幣借貸給政府，主流經濟學家週學仁稱之為：一項意義深遠的製度安排，是關閉了政府主動超發貨幣之門。但是，在這個所謂意義深遠的製度安排下，央行卻能藉錢給中國的戰略對手，美國，如購買美國國債；卻能根據戰略對手美國人的指令，增發人民幣給美國人。例如，美國人拿美元到中國央行，央行就會增發人民幣給美國人換美元，其邏輯之荒謬，已經無法用語言來描述。而美帝從來就不相信這個所謂經濟學原則，08年遭遇金融危機，美國政府就增發8500億美元，現在又搞量化寬鬆政策，一年增發6000億美元。當然，在那些相信美國的普世價值，相信美國人是天使的精英看來，這一切都是符合他們的邏輯的，他們相信美帝，已經勝過了相信自己。問題是，你們如何解釋，美國幾十年如一日對中國封鎖技術？如何解釋美國炸中國大使館，殺死中國人？
國家央行發行貨幣，是發展經濟的必要措施，沒有足夠的貨幣，經濟發展就會受到抑制。例如，30年前，我們國家發行的基礎貨幣僅有幾百億元，如果一直不增發貨幣，如何支持現在年產值30多萬億元的國民經濟？過去30年，精英們根據不斷貶值的美元儲備來發行貨幣，由於美元儲備是拿物質財富換來的，從總體來看，等於物質財富出口換美元，國內減少的了財富，國家增發人民幣。而根據國家銀行法，這些物質財富留在國內時，政府是無權發行貨幣的。這種顯而易見的荒謬現象，在精英和主流經濟學家眼裡，都視而不見。現在通貨膨脹嚴重，主流媒體注意到，國內貨幣超發嚴重，廣義貨幣達到70萬億，與國民產值的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國家。但是，這些媒體卻絕口不提，這些超發的貨幣是如何出籠的？
國家發展經濟，應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對中國這樣的大國，更應立足自身。以前，朝鮮依附在友好國家蘇聯身上發展經濟，蘇聯解體，朝鮮經濟都瀕臨崩潰。現在我們妄想依附在戰略對手身上，怎麼可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新中國前30年，我們堅持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路線，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解決了10億人吃飯穿衣問題，人均壽命從35歲增加到68歲。而我們的戰略敵人，蘇聯崩潰解體，美國經濟在30年前曾瀕臨崩潰，美元在不到10年時間貶值20多倍，從1971年1盎司黃金30美元貶值到1980年850美元，美國總統尼克松不得不到中國求和，從中國台灣撤出軍隊。後30年，我們依靠西方市場來發展經濟，實質是拿物質財富換不斷貶值的美元欠條，等於免費供養自己的戰略對手。雖然我們的生產能力提高了，經濟發展了，老百姓的日子卻越發難過了，住房，教育，醫療等三座大山又重新回來了。人均壽命長期徘徊，幾乎不增長。
這種所謂的經濟開放，對美帝來說，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美國早就領教過獨立自主的中國了，他們沒有任何辦法撼動獨立自主的中國。一個90%以上人口是農民，識字率低於20%，老百姓幾乎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新中國，人均壽命僅35歲，被西方稱為東亞病夫，在美蘇為首的兩大敵對勢力下，經過不到30年發展，就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發展了兩彈一星等尖端科技，讓美國經濟瀕臨崩潰（標誌就是美元快速貶值20多倍）。而後30年，通過所謂的對外開放，我們的企業都逐漸倒閉，外資企業在國內佔據主導地位，所謂的生產能力，大部分是為西方消費者免費服務，離開了西方的市場，就會停產倒閉，可以說，中國的經濟命脈已經被西方資本家控制。
美國發生的所謂的金融危機，實質是美國賴帳，讓中國央行儲備的美元借貸給西方企業和金融機構破產，從而賴掉了債務。於此同時，美國通過印刷美元，就控制了中國和世界經濟，而且在世界上，已經沒有值得一提的對手，哪有什麼危機。所謂美國政府的債務，其債主主要是美國資本家，是美國政府的真正主人，包括中國央行儲備的借給美國政府和民間的美元，也屬於美國資本家。因為中國央行儲備的美元，不是中國央行從國際市場上賺來的，而是美國資本家拿著美元到中國投資，出口賺來美元，統統都到中國央行換成人民幣，是央行印刷人民幣從美國資本家手裡換來的，所以經濟學家們才會說，央行的外匯儲備，不是央行的資產，而是央行的負債，溫總理才會說，如何利用外匯是個大問題，否則拿外匯儲備進口物資到國內搞建設，又有什麼困難？ （既然它們不是中國的財富，為什麼精英們還要搞出口退稅和低人民幣匯率，拼命增加美元儲備？）
在筆者看來，現在美帝正在加緊行動，要徹底分裂中國。因為人民在覺醒，國內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清了所謂的經濟發展。因此，美帝要加緊行動，以圖徹底分裂中國。美帝赤裸裸的威脅中國，讓每一個普通老百姓都深切感受到，可是精英們卻沉迷在依賴美帝，發展經濟，國民產值成為世界第二的迷夢裡。對美國的威脅，精英們一再妥協退讓，已經引起了網民們極大憤慨，例如，在中華論壇上，精英們已經成了過街老鼠，人見人罵，這極大地降低了政府的威信，給中國埋下了動亂的種子。
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前蘇聯就是一個實例。由於美帝沒有辦法通過武力征服中國，其分裂中國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過外部壓力，讓中國內部產生矛盾，產生分裂。外部挑釁是重要方面。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中國周圍各國與中國在領土問題上的爭端，如南海爭端，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一大批美國鸚鵡也在國內配合美國行動，妖魔化朝鮮。朝鮮半島歷來是外部勢力進攻中國的跳板。歷史上，中央政府都將朝鮮的防衛看成是自身的安全防衛。日本在唐朝和明朝兩次進攻，都被中國援軍打敗，清朝甲午戰爭失敗，於是日本通過佔領朝鮮，進而進攻中國，造成中國直接犧牲3500萬人。 50多年前，中國抗美援朝的勝利，使美帝進攻中國的圖謀遭到破產。
但是，由於精英們在錯誤的經濟發展路線下，一切依賴西方，美帝佔領朝鮮，也就為時不遠了。可以預料的是，一旦美帝佔領朝鮮，由於韓國政府基本是個傀儡政府，今後必然會在美國縱容指使下，在朝鮮中國邊界上做更多文章，現在在韓國國內，早就造過大量輿論，他們還公然在中國打出了他們的想法，如長白山是韓國的。一旦朝鮮被美帝佔領，美帝指使韓國進攻中國是歷史的必然。
雖然美國勢力強大，但是，它並沒有實力強迫中國。中國有能力自衛，有能力實施獨立自主的內政外交路線。這是毛澤東時代早就證明過的歷史事實。對如何應對當前局勢，筆者已經說過很多了，這裡指出三點：
第一：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只要保證了糧食生產和供應，中國是不會發生大的動亂的。況且中國在很多重要工業產品上的生產能力都佔世界一半以上。
第二：以財富換美元是不可持續的，已經損失的財富，不可能從西方手里奪回。當務之急是停止奉送財富，關閉奉送財富機制，我們應該利用外匯儲備盡快收回國內外資企業的所有權，實行進出口平衡的外貿政策。
第三：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發展路線和內政外交路線。依賴外人是不可靠的，依賴戰略對手更是愚蠢透頂的行為。
龐茲騙局與人民幣匯率升值
作者：何新
文章發於：何新博客
更新時間：2010-11-3
何新：龐茲騙局與人民幣匯率升值
2010-11-3
龐茲騙局（Ponzi scheme），俗稱叫作“老鼠會”，是一種層疊金字塔式吸金方式。集資者通過不斷吸引新的投資者加入付錢，以支付上線投資者，通常在短時間內獲得回報。但隨著更多人加入，資金流入不足，騙局泡沫爆破時，就會發生資金崩潰。
“龐茲騙局”稱謂源自美國一名意大利移民查爾斯·龐茲（Charles Ponzi）。他於1919年開始策劃一個陰謀，成立一空殼公司騙人向這個事實上子虛烏有的企業投資，許諾投資者將在三個月內得到40%的利潤回報；然後，狡猾的龐茲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的人，以誘使更多的人上當。由於前期投資的人回報豐厚，龐茲成功地在七個月內吸引了三萬名投資者。這場陰謀持續了一年之久，才讓被利益沖昏頭腦的人們清醒過來。
近年美國施壓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吸金操作，其實質就是一種跨國性的龐氏騙局。其模式是：美國人炒作中國經濟神話，把全球過剩資金通過高盛、大摩等投行吸入中國，然後施壓人民幣升值，把美元作為種子換成人民幣——這些美元不久就會長大——通過人民幣升值而增生美元。
自2006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由1美元兌8.6元人民幣，持續升值到目前的1美元兌6.6元人民幣，4年來人民幣累計升值幅度25%，即平均每年升值接近6%以上。這意味著：如果高盛公司、大摩或索羅斯基金會於2005年以1000億美元投入中國市場，那麼這四、五年間，這筆錢按照每年6%的速度增生美元，現已自動增值為1250億美元，平均每年可以淨賺取50億或60億美元即約350-400億元人民幣。 （以上計算忽略美元自身貶值對匯率的影響，實際利潤遠高於此。）
所以，中國這幾年來表面上有巨大的外匯資本流入，實際同時有巨大的匯率溢價即外幣投資利潤流出——進來的都是債，而提走的都是利潤。這每一元、每一分都是中國人的血汗錢啊！
而其副產品，就是中國國內來自美元兌換的人民幣超量發行，遂導致目前令國人痛心疾首的三大苦難：
（一）居高不下的高房價，
（二）股市從2000點上升到6000點然後暴跌回2000點的巨大金融泡沫，
（三）市場上居高不下、並且正在全面直線上升的消費品物價！
請參考：盧麒元：帝國主義的龐氏騙局
盧麒元：帝國主義的龐氏騙局
作者：盧麒元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5-27
http://www.wyzxsx.com
帝國主義的龐氏騙局
——端午節的思考
盧麒元
龐氏騙局是一種最古老和最常見的投資詐騙，是金字塔騙局的變體，很多非法的傳銷集團就是用這一招聚斂錢財的，這種騙術是一個名叫查爾斯·龐齊的投機商人“發明”的。它是指以高資金回報率為許諾，騙取投資者投資，用後來投資者的投資償付前期投資者的欺騙行為。龐氏騙局必然有前期受益者和終極受害者。
我們最新接觸到的龐氏騙局案例就是馬多夫騙局。曾任美國那斯達克主席的馬多夫（Bernard Madoff）2008年12月11 日被紐約檢察官以詐欺罪起訴。檢調人員根據搜得的證據估計，馬多夫造成投資人的損失金額可能超出500 億美元。許多投資人在馬多夫被捕之後才發覺自己是馬多夫精心設計的請君入甕騙局的受害者。
然而，馬多夫騙局遠遠稱不上最偉大的騙局。最偉大的騙局是一些國家對另一些國家的國家欺詐。
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決不稀罕類似的騙術。事實上，騙人和防止被騙一直是人類文明的標誌。但是，中國近一個半世紀以來，被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詐騙集團欺騙的慘烈狀況令人不寒而栗。其中，近年來被騙的情況尤為令人髮指。中國在老一輩無產革命家的艱苦努力下，擁有了兩彈一星，排除了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軍事敲詐的可能性。於是，帝國主義迅速改變策略，研發了更為“文明”的敲詐方式。這就是覆蓋政治、經濟、文化的超級龐氏騙局。中華民族在重新失去政治、經濟、文化的自信後，正艱難地掙扎於險惡的帝國主義龐氏騙局當中。
在中國談啟蒙，當然只能先從揭穿騙局開始。
當代，國際社會流行著三類超級龐氏騙局：
第一，政治的龐氏騙局。
所謂政治的龐氏騙局，就是用民主政治的未來收益作誘餌，重新分配政治權利，並通過政治權力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前蘇聯的解體。美國人用民主、自由和現代化的理念，為蘇聯編造了一個無限美麗的夢。於是，蘇聯人毫無保留地投入了他們全部的政治資本。在開放和全球一體化的幌子下，蘇聯人放棄了民族國家的主體性。他們接受了老牌帝國主義的政治改編。他們的主流精英立即享有了西方的現代生活水平。然而，獻出了政治貞操，不等於能夠孕育經濟的成果。相反，極端的政治再分配引發非理性的經濟再分配。劇烈的經濟再分配引發瘋狂的資本流失狂潮。蘇聯迅速解體，蘇聯人的生活退回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前蘇聯和東歐地區成為政治龐氏騙局的重災區。這些地區通過政治代理人完成了國際間的天量財富轉移。
廣大的民眾在美好的政治承諾的欺騙下，向政治的“龐氏集團”付出了他們的政治資本。而喪失了政治資本的民眾，只會失去更多的經濟權益。留給他們的只能是更為虛偽的政治謊言。
需要警覺的是，這一政治龐氏騙局正在誘惑著蒙昧的中國人。筆者必須嚴肅地指出，當今中國正站在政治龐氏騙局的懸崖邊上。
第二，經濟的龐氏騙局。
所謂經濟的龐氏騙局，就是以經濟快速發展作誘餌（比較經濟優勢理論），廉價佔有後發達國家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從而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
最經典的例子就在我們身邊，大家已經很清楚了。筆者實在不想再重複了。筆者唯一想提醒的是，沒有所謂的國際金融危機，那隻是國際金融欺詐的階段性“盤點”而已。沒有所謂的國際合作以及共同對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那不過是被動接受欺詐或主動接受欺詐的托詞而已
廣大民眾在動人的“發展”承諾的欺騙下（硬道理），向經濟的“龐氏集團”（特殊利益集團）付出了他們的經濟資本（資源和勞動力）。而喪失了經濟資本的民眾，只會失去更多的經濟權益。留給他們的將會是污染、愚昧、貧困和戰亂。南半球已經有太多的案例了。現在就要加入“金磚四國”了。
我們不能不正視，經濟的龐氏騙局在中國已經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瘋狂。中國陷入了歇斯底里的賤賣之中。殘忍的經濟龐氏騙局已經奪走了數万億美元的中國財富。中國被騙走的財富已經超過所有殖民戰爭的賠款總和。並且，殘酷的欺詐行為至今仍然沒有停止的跡象。筆者必須嚴肅地指出，當今中國正站在經濟龐氏騙局的懸崖邊上。
第三，文化的龐氏騙局。
所謂文化的龐氏騙局，就是用“先進文化”作誘餌，全面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研究、信息、媒體等文化資源，無條件佔有文化資產和文化市場，從而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不同的是，文化的龐氏騙局還擁有精神殖民的附加功能。
最經典的例子當然是中國的傳媒。中國媒體從左的極端，純粹的意識形態工具；一下子又轉到了右的極端，純粹的集團利益工具。很難想像，中國數以萬億計的國有文化資產被變相私有化了（央視現象）；很難想像，中國每年數以千億計的政府教育文化支出被變相私分了（北大現象）。在國家失去文化資產控制權和文化商品採購權後，文化的主導權已經拱手讓出了。這可以說是對中華民族進行精神滅絕的最佳方式。這就是中國所謂的文化改革（市場化）的顯著“成果”。在精神世界裡，利益主導最大化的終極結果就是販賣精神鴉片。目前中國文化界的殖民化已經超過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我們不能不正視，文化墮落的嚴重後果。幾乎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都伴隨著文化復興。何以中國的崛起卻伴隨著文化墮落？墮落到喪失了基本的人性（鄧玉嬌事件）！一個民族一旦失去文明的高度和文化的個性，這個民族就將消失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筆者必須嚴肅地指出，當今中國正站在文化龐氏騙局的懸崖邊上。
這是現代中國特有的現代化悲劇。普通的騙子，我們會押送司法機關，依照法律，嚴懲不貸。然而，面對政治、經濟、文化的巨大“龐氏集團”，我們只能憤怒和顫抖。知道嗎？在當代中國，超級騙子是合法的，他們是“文明”而“高貴”的，他們正氣凌然，他們義正辭嚴。他們身居顯赫地位，挾持強大的輿論工具，控制了立法、司法、行政資源。他們絕對有能力玩一把賊喊捉賊的遊戲。並且，他們真的具備讓被竊者發抖、恐懼、甚至崩潰的能力。那位東東說，被竊者 99%都是神經病。任何被竊者的反抗，都會被定義為非理性的行為，甚至是不法行為。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我們的精英們，竟然為我們創造了一個竊賊的天堂。不要以為僅僅是管理層出了問題。中國的知識分子整體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中國思想界瀰漫著糜爛的夜場氣息，我們越來越少見有骨氣、有深度的獨立思考者，我們見識的是一群群撓首弄姿的文化“小姐”，他們依附於官僚買辦的身邊，用靈魂和春色換取富貴的生活。對於中國當代主流社會精英，筆者只能奉獻一個字：呸！
中國真正的問題仍然在哲學。追求科學而不知道什麼是科學；追求現代化而不知道什麼現代化。在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旗幟下，我們正在失去最後的良知。舉國迷醉，舉國昏昏然。我們將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請下了神壇。我們卻將神壇轉讓給了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從此以後，各類騙子漫步在天朝的大街小巷。一個如此偉大的民族，長期堅持低劣的模仿秀，拒絕哲學意義上的長大。一個拒絕在哲學上成熟的民族，想不成為帝國主義龐氏騙局的犧牲品，實在是太難了。
當年，屈原面對騙子張儀，還是可以說些什麼的。但是，當他面對他的同胞，那些主流而上流的社會精英們，屈原就只能《離騷》了。面對無恥的、強大的秦國“龐氏集團”，屈原顯得那樣的軟弱無力。於是，他投江了。屈原的這一跳，令人惋惜了兩千多年。不過，中國也有不《離騷》的英雄。屈原投江兩千多年後，一個叫毛澤東的青年，發現了一個秘密：汨羅江不遠處還有一座井岡山。與投江相比，上山更有意義。筆者不喜歡那句話：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是廢話，精英都移民了，誰亡誰呀！我還是喜歡毛澤東的詩：“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是的，面對漫天的妖霧，我們不能《離騷》，我們不能顫抖，我們更不能投江。我們要學習孫悟空，奮起千鈞棒，再來一次玉宇澄清萬里埃。
文章發於：何新博客
更新時間：2010-11-3
何新：龐茲騙局與人民幣匯率升值
2010-11-3
龐茲騙局（Ponzi scheme），俗稱叫作“老鼠會”，是一種層疊金字塔式吸金方式。集資者通過不斷吸引新的投資者加入付錢，以支付上線投資者，通常在短時間內獲得回報。但隨著更多人加入，資金流入不足，騙局泡沫爆破時，就會發生資金崩潰。
“龐茲騙局”稱謂源自美國一名意大利移民查爾斯·龐茲（Charles Ponzi）。他於1919年開始策劃一個陰謀，成立一空殼公司騙人向這個事實上子虛烏有的企業投資，許諾投資者將在三個月內得到40%的利潤回報；然後，狡猾的龐茲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的人，以誘使更多的人上當。由於前期投資的人回報豐厚，龐茲成功地在七個月內吸引了三萬名投資者。這場陰謀持續了一年之久，才讓被利益沖昏頭腦的人們清醒過來。
近年美國施壓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吸金操作，其實質就是一種跨國性的龐氏騙局。其模式是：美國人炒作中國經濟神話，把全球過剩資金通過高盛、大摩等投行吸入中國，然後施壓人民幣升值，把美元作為種子換成人民幣——這些美元不久就會長大——通過人民幣升值而增生美元。
自2006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由1美元兌8.6元人民幣，持續升值到目前的1美元兌6.6元人民幣，4年來人民幣累計升值幅度25%，即平均每年升值接近6%以上。這意味著：如果高盛公司、大摩或索羅斯基金會於2005年以1000億美元投入中國市場，那麼這四、五年間，這筆錢按照每年6%的速度增生美元，現已自動增值為1250億美元，平均每年可以淨賺取50億或60億美元即約350-400億元人民幣。 （以上計算忽略美元自身貶值對匯率的影響，實際利潤遠高於此。）
所以，中國這幾年來表面上有巨大的外匯資本流入，實際同時有巨大的匯率溢價即外幣投資利潤流出——進來的都是債，而提走的都是利潤。這每一元、每一分都是中國人的血汗錢啊！
而其副產品，就是中國國內來自美元兌換的人民幣超量發行，遂導致目前令國人痛心疾首的三大苦難：
（一）居高不下的高房價，
（二）股市從2000點上升到6000點然後暴跌回2000點的巨大金融泡沫，
（三）市場上居高不下、並且正在全面直線上升的消費品物價！
請參考：盧麒元：帝國主義的龐氏騙局
盧麒元：帝國主義的龐氏騙局
作者：盧麒元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5-27
http://www.wyzxsx.com
帝國主義的龐氏騙局
——端午節的思考
盧麒元
龐氏騙局是一種最古老和最常見的投資詐騙，是金字塔騙局的變體，很多非法的傳銷集團就是用這一招聚斂錢財的，這種騙術是一個名叫查爾斯·龐齊的投機商人“發明”的。它是指以高資金回報率為許諾，騙取投資者投資，用後來投資者的投資償付前期投資者的欺騙行為。龐氏騙局必然有前期受益者和終極受害者。
我們最新接觸到的龐氏騙局案例就是馬多夫騙局。曾任美國那斯達克主席的馬多夫（Bernard Madoff）2008年12月11 日被紐約檢察官以詐欺罪起訴。檢調人員根據搜得的證據估計，馬多夫造成投資人的損失金額可能超出500 億美元。許多投資人在馬多夫被捕之後才發覺自己是馬多夫精心設計的請君入甕騙局的受害者。
然而，馬多夫騙局遠遠稱不上最偉大的騙局。最偉大的騙局是一些國家對另一些國家的國家欺詐。
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決不稀罕類似的騙術。事實上，騙人和防止被騙一直是人類文明的標誌。但是，中國近一個半世紀以來，被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詐騙集團欺騙的慘烈狀況令人不寒而栗。其中，近年來被騙的情況尤為令人髮指。中國在老一輩無產革命家的艱苦努力下，擁有了兩彈一星，排除了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軍事敲詐的可能性。於是，帝國主義迅速改變策略，研發了更為“文明”的敲詐方式。這就是覆蓋政治、經濟、文化的超級龐氏騙局。中華民族在重新失去政治、經濟、文化的自信後，正艱難地掙扎於險惡的帝國主義龐氏騙局當中。
在中國談啟蒙，當然只能先從揭穿騙局開始。
當代，國際社會流行著三類超級龐氏騙局：
第一，政治的龐氏騙局。
所謂政治的龐氏騙局，就是用民主政治的未來收益作誘餌，重新分配政治權利，並通過政治權力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前蘇聯的解體。美國人用民主、自由和現代化的理念，為蘇聯編造了一個無限美麗的夢。於是，蘇聯人毫無保留地投入了他們全部的政治資本。在開放和全球一體化的幌子下，蘇聯人放棄了民族國家的主體性。他們接受了老牌帝國主義的政治改編。他們的主流精英立即享有了西方的現代生活水平。然而，獻出了政治貞操，不等於能夠孕育經濟的成果。相反，極端的政治再分配引發非理性的經濟再分配。劇烈的經濟再分配引發瘋狂的資本流失狂潮。蘇聯迅速解體，蘇聯人的生活退回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前蘇聯和東歐地區成為政治龐氏騙局的重災區。這些地區通過政治代理人完成了國際間的天量財富轉移。
廣大的民眾在美好的政治承諾的欺騙下，向政治的“龐氏集團”付出了他們的政治資本。而喪失了政治資本的民眾，只會失去更多的經濟權益。留給他們的只能是更為虛偽的政治謊言。
需要警覺的是，這一政治龐氏騙局正在誘惑著蒙昧的中國人。筆者必須嚴肅地指出，當今中國正站在政治龐氏騙局的懸崖邊上。
第二，經濟的龐氏騙局。
所謂經濟的龐氏騙局，就是以經濟快速發展作誘餌（比較經濟優勢理論），廉價佔有後發達國家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從而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
最經典的例子就在我們身邊，大家已經很清楚了。筆者實在不想再重複了。筆者唯一想提醒的是，沒有所謂的國際金融危機，那隻是國際金融欺詐的階段性“盤點”而已。沒有所謂的國際合作以及共同對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那不過是被動接受欺詐或主動接受欺詐的托詞而已
廣大民眾在動人的“發展”承諾的欺騙下（硬道理），向經濟的“龐氏集團”（特殊利益集團）付出了他們的經濟資本（資源和勞動力）。而喪失了經濟資本的民眾，只會失去更多的經濟權益。留給他們的將會是污染、愚昧、貧困和戰亂。南半球已經有太多的案例了。現在就要加入“金磚四國”了。
我們不能不正視，經濟的龐氏騙局在中國已經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瘋狂。中國陷入了歇斯底里的賤賣之中。殘忍的經濟龐氏騙局已經奪走了數万億美元的中國財富。中國被騙走的財富已經超過所有殖民戰爭的賠款總和。並且，殘酷的欺詐行為至今仍然沒有停止的跡象。筆者必須嚴肅地指出，當今中國正站在經濟龐氏騙局的懸崖邊上。
第三，文化的龐氏騙局。
所謂文化的龐氏騙局，就是用“先進文化”作誘餌，全面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研究、信息、媒體等文化資源，無條件佔有文化資產和文化市場，從而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不同的是，文化的龐氏騙局還擁有精神殖民的附加功能。
最經典的例子當然是中國的傳媒。中國媒體從左的極端，純粹的意識形態工具；一下子又轉到了右的極端，純粹的集團利益工具。很難想像，中國數以萬億計的國有文化資產被變相私有化了（央視現象）；很難想像，中國每年數以千億計的政府教育文化支出被變相私分了（北大現象）。在國家失去文化資產控制權和文化商品採購權後，文化的主導權已經拱手讓出了。這可以說是對中華民族進行精神滅絕的最佳方式。這就是中國所謂的文化改革（市場化）的顯著“成果”。在精神世界裡，利益主導最大化的終極結果就是販賣精神鴉片。目前中國文化界的殖民化已經超過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我們不能不正視，文化墮落的嚴重後果。幾乎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都伴隨著文化復興。何以中國的崛起卻伴隨著文化墮落？墮落到喪失了基本的人性（鄧玉嬌事件）！一個民族一旦失去文明的高度和文化的個性，這個民族就將消失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筆者必須嚴肅地指出，當今中國正站在文化龐氏騙局的懸崖邊上。
這是現代中國特有的現代化悲劇。普通的騙子，我們會押送司法機關，依照法律，嚴懲不貸。然而，面對政治、經濟、文化的巨大“龐氏集團”，我們只能憤怒和顫抖。知道嗎？在當代中國，超級騙子是合法的，他們是“文明”而“高貴”的，他們正氣凌然，他們義正辭嚴。他們身居顯赫地位，挾持強大的輿論工具，控制了立法、司法、行政資源。他們絕對有能力玩一把賊喊捉賊的遊戲。並且，他們真的具備讓被竊者發抖、恐懼、甚至崩潰的能力。那位東東說，被竊者 99%都是神經病。任何被竊者的反抗，都會被定義為非理性的行為，甚至是不法行為。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我們的精英們，竟然為我們創造了一個竊賊的天堂。不要以為僅僅是管理層出了問題。中國的知識分子整體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中國思想界瀰漫著糜爛的夜場氣息，我們越來越少見有骨氣、有深度的獨立思考者，我們見識的是一群群撓首弄姿的文化“小姐”，他們依附於官僚買辦的身邊，用靈魂和春色換取富貴的生活。對於中國當代主流社會精英，筆者只能奉獻一個字：呸！
中國真正的問題仍然在哲學。追求科學而不知道什麼是科學；追求現代化而不知道什麼現代化。在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旗幟下，我們正在失去最後的良知。舉國迷醉，舉國昏昏然。我們將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請下了神壇。我們卻將神壇轉讓給了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從此以後，各類騙子漫步在天朝的大街小巷。一個如此偉大的民族，長期堅持低劣的模仿秀，拒絕哲學意義上的長大。一個拒絕在哲學上成熟的民族，想不成為帝國主義龐氏騙局的犧牲品，實在是太難了。
當年，屈原面對騙子張儀，還是可以說些什麼的。但是，當他面對他的同胞，那些主流而上流的社會精英們，屈原就只能《離騷》了。面對無恥的、強大的秦國“龐氏集團”，屈原顯得那樣的軟弱無力。於是，他投江了。屈原的這一跳，令人惋惜了兩千多年。不過，中國也有不《離騷》的英雄。屈原投江兩千多年後，一個叫毛澤東的青年，發現了一個秘密：汨羅江不遠處還有一座井岡山。與投江相比，上山更有意義。筆者不喜歡那句話：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是廢話，精英都移民了，誰亡誰呀！我還是喜歡毛澤東的詩：“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是的，面對漫天的妖霧，我們不能《離騷》，我們不能顫抖，我們更不能投江。我們要學習孫悟空，奮起千鈞棒，再來一次玉宇澄清萬里埃。
索羅斯在中國的秘密行動
索羅斯在中國的秘密行動
作者：戴平
文章發於：《環球人物》
更新時間：2010-12-11
索羅斯在中國的秘密行動
《環球人物》雜誌駐香港特約記者戴平
《環球人物》雜誌記者 蘇睿
東亞、東南亞國家的人們都還記得，1997—1998年，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為了賺取暴利，聯手多家國際金融機構，在這些地區製造了一場震驚全球的金融風暴。香港人更記得，那時，他曾帶著大筆資金兩次沖擊香港匯市、股市和期貨市場，企圖迫使香港特區政府放棄使用了16年的匯率政策。時任香港財政司長的曾蔭權得到中央政府授權，將超過1000億港元的資金投放到市場上，才最終將索羅斯擊退。
時隔12年，80歲的索羅斯再次來到香港。這一次，這位出生在匈牙利的美籍猶太人盯住的不僅是香港，而是整個中國。引起人們警惕的是，此時，中國正在阻擊境外熱錢。
悄無聲息開設辦事處
位於香港中環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建築，是香港作為世界級金融中心的著名地標。第35層是這座高樓的中轉站，上上下下的金融家們都得穿過這裡的長廊換乘電梯。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電梯拐角處一個面積約400平方米的辦公區域，一直被白色木板圍得嚴嚴實實。 10月末，這裡還沒有門牌號。透過門縫往裡看，能看到在黃色燈光的映射下，有一個醒目的“施工中”標識。僅僅十幾天后，這裡已是煥然一新。電梯旁出現了一個指示牌，上寫“SFMHK Management Limited(索羅斯基金香港辦事處)”。顯然，這就是索羅斯基金在香港的辦公室。
11月8日，這個辦事處正式開張。當天，索羅斯並沒有親自到場。他的二兒子喬納森·索羅斯主持了辦事處的開業儀式。 40歲的喬納森·索羅斯是哈佛大學法律學院的畢業生，現在是索羅斯基金香港辦事處總裁。
據知情人士透露，為了籌建這個辦事處，索羅斯準備了足足10個月。今年3月24日，他在香港註冊成立了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入股資金為3500萬港元(約合人民幣3000萬元)。但有媒體稱，他最終帶到香港的資金約為9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600億元)，約佔索羅斯基金資產總額的1/3。11月1 日，香港證監會給索羅斯基金發放了牌照，但開出兩個條件：只可向機構投資者提供服務，不得持有客戶資產。在索羅斯基金香港辦事處的負責人名單中，有兩名華人猛將：來自內地的戴霽昕已為索羅斯工作長達10年之久，現為索羅斯基金投資組合經理;詹姆斯·常(音譯)曾任著名對沖基金“老虎基金”亞洲分支的董事總經理，去年11月加入索羅斯基金。據悉，早在今年年初，戴霽昕和詹姆斯·常就已坐鎮香港，開始招聘熟悉內地和香港市場的基金經理。
有消息說，目前，熱錢正從四面八方流入香港和內地，其中流向香港的有6500億港元(約合人民幣5500億元)。索羅斯此時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引起了外界的高度關注。
多管齊下佈局中國
索羅斯基金香港辦事處正式掛牌營業，只是讓索羅斯的行動公開化了。實際上，他在中國的佈局行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從去年起，索羅斯就曾多次現身內地和香港股市。 2009年11月，內地龍湖地產和民生銀行在香港上市時，他都曾出手認購;今年5月初，阿里巴巴行政總裁衛哲透露，早在去年，索羅斯就買入了該公司的股票，成為其流通股的大股東之一;今年7月，索羅斯買進了4000萬股中國澱粉的股票;10月，他又以40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67億元)入股總部設於海南的內地最大的心腦血管藥物製造商四環醫藥;近日，據台灣傳媒報導，索羅斯基金已迫不及待地瞄準台灣，準備大炒近期持續升值的新台幣及台灣股市。
香港辦事處開業前，索羅斯基金的有關人士就已開始四處“覓食”。 11月4日，索羅斯的大兒子及戴霽昕到重慶“探路”，準備在當地大展拳腳。 5天后，中國無線集團副總裁兼財務總監蔣超透露，索羅斯兒子一行4人曾前往該公司考察，逗留了將近兩個小時，表現出了相當濃厚的投資興趣。
11月11日，在內地A股市場持續低迷之時，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股價突然升高，但接著又開始連續暴跌。分析人士認為，這種十分詭異的走勢，與熱錢的流入有直接關係。香港媒體隨後報導說，內地市場上出現了一股來歷不明的巨額資金，有能力影響股市動向。也有人認為，這筆資金還沒有開始大動作，此前的行為很可能只是“練練手”。那麼，是誰在“指揮”這筆資金?索羅斯的嫌疑最大!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
11月15日，索羅斯接受了加拿大國際理事會授予的“年度全球主義者”榮譽。在當天的晚宴上，他表示，美國仍陷於金融危機的泥潭不能自拔，而中國已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的“引擎”。他還說“奧巴馬給不了我想要的”，言下之意是：只有中國才能滿足他的賺錢需求。
中國著名期貨專家郭暉表示，“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索羅斯選擇在這個時候瞄準並進入中國，說明中國市場存在需要修補的漏洞。從歷史上看，索羅斯攻擊的市場一般都具有很多共同特點，主要包括：依靠外貿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外貿出現了問題，經濟發展開始從外需轉向內需，投資過熱並出現資產泡沫，高通脹導致持續加息……目前，除持續加息外，所有其他現像在中國都已經發生了。這說明，目前的中國，很適合成為索羅斯的攻擊目標。
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美國家加快了在金融監管方面改革的進程，投機資本受到限制。而中國等新興市場由於缺乏成熟和科學的監管體系，自然會給索羅斯之類的投機家提供可乘之機。所以，他的到來，其實是對中國市場監管者一個強有力的警醒——要想防止熱錢在中國市場上興風作浪，就得完善監管機制，不給“敵人”留下任何機會。
作者：戴平
文章發於：《環球人物》
更新時間：2010-12-11
索羅斯在中國的秘密行動
《環球人物》雜誌駐香港特約記者戴平
《環球人物》雜誌記者 蘇睿
東亞、東南亞國家的人們都還記得，1997—1998年，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為了賺取暴利，聯手多家國際金融機構，在這些地區製造了一場震驚全球的金融風暴。香港人更記得，那時，他曾帶著大筆資金兩次沖擊香港匯市、股市和期貨市場，企圖迫使香港特區政府放棄使用了16年的匯率政策。時任香港財政司長的曾蔭權得到中央政府授權，將超過1000億港元的資金投放到市場上，才最終將索羅斯擊退。
時隔12年，80歲的索羅斯再次來到香港。這一次，這位出生在匈牙利的美籍猶太人盯住的不僅是香港，而是整個中國。引起人們警惕的是，此時，中國正在阻擊境外熱錢。
悄無聲息開設辦事處
位於香港中環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建築，是香港作為世界級金融中心的著名地標。第35層是這座高樓的中轉站，上上下下的金融家們都得穿過這裡的長廊換乘電梯。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電梯拐角處一個面積約400平方米的辦公區域，一直被白色木板圍得嚴嚴實實。 10月末，這裡還沒有門牌號。透過門縫往裡看，能看到在黃色燈光的映射下，有一個醒目的“施工中”標識。僅僅十幾天后，這裡已是煥然一新。電梯旁出現了一個指示牌，上寫“SFMHK Management Limited(索羅斯基金香港辦事處)”。顯然，這就是索羅斯基金在香港的辦公室。
11月8日，這個辦事處正式開張。當天，索羅斯並沒有親自到場。他的二兒子喬納森·索羅斯主持了辦事處的開業儀式。 40歲的喬納森·索羅斯是哈佛大學法律學院的畢業生，現在是索羅斯基金香港辦事處總裁。
據知情人士透露，為了籌建這個辦事處，索羅斯準備了足足10個月。今年3月24日，他在香港註冊成立了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入股資金為3500萬港元(約合人民幣3000萬元)。但有媒體稱，他最終帶到香港的資金約為9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600億元)，約佔索羅斯基金資產總額的1/3。11月1 日，香港證監會給索羅斯基金發放了牌照，但開出兩個條件：只可向機構投資者提供服務，不得持有客戶資產。在索羅斯基金香港辦事處的負責人名單中，有兩名華人猛將：來自內地的戴霽昕已為索羅斯工作長達10年之久，現為索羅斯基金投資組合經理;詹姆斯·常(音譯)曾任著名對沖基金“老虎基金”亞洲分支的董事總經理，去年11月加入索羅斯基金。據悉，早在今年年初，戴霽昕和詹姆斯·常就已坐鎮香港，開始招聘熟悉內地和香港市場的基金經理。
有消息說，目前，熱錢正從四面八方流入香港和內地，其中流向香港的有6500億港元(約合人民幣5500億元)。索羅斯此時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引起了外界的高度關注。
多管齊下佈局中國
索羅斯基金香港辦事處正式掛牌營業，只是讓索羅斯的行動公開化了。實際上，他在中國的佈局行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從去年起，索羅斯就曾多次現身內地和香港股市。 2009年11月，內地龍湖地產和民生銀行在香港上市時，他都曾出手認購;今年5月初，阿里巴巴行政總裁衛哲透露，早在去年，索羅斯就買入了該公司的股票，成為其流通股的大股東之一;今年7月，索羅斯買進了4000萬股中國澱粉的股票;10月，他又以40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67億元)入股總部設於海南的內地最大的心腦血管藥物製造商四環醫藥;近日，據台灣傳媒報導，索羅斯基金已迫不及待地瞄準台灣，準備大炒近期持續升值的新台幣及台灣股市。
香港辦事處開業前，索羅斯基金的有關人士就已開始四處“覓食”。 11月4日，索羅斯的大兒子及戴霽昕到重慶“探路”，準備在當地大展拳腳。 5天后，中國無線集團副總裁兼財務總監蔣超透露，索羅斯兒子一行4人曾前往該公司考察，逗留了將近兩個小時，表現出了相當濃厚的投資興趣。
11月11日，在內地A股市場持續低迷之時，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股價突然升高，但接著又開始連續暴跌。分析人士認為，這種十分詭異的走勢，與熱錢的流入有直接關係。香港媒體隨後報導說，內地市場上出現了一股來歷不明的巨額資金，有能力影響股市動向。也有人認為，這筆資金還沒有開始大動作，此前的行為很可能只是“練練手”。那麼，是誰在“指揮”這筆資金?索羅斯的嫌疑最大!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
11月15日，索羅斯接受了加拿大國際理事會授予的“年度全球主義者”榮譽。在當天的晚宴上，他表示，美國仍陷於金融危機的泥潭不能自拔，而中國已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的“引擎”。他還說“奧巴馬給不了我想要的”，言下之意是：只有中國才能滿足他的賺錢需求。
中國著名期貨專家郭暉表示，“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索羅斯選擇在這個時候瞄準並進入中國，說明中國市場存在需要修補的漏洞。從歷史上看，索羅斯攻擊的市場一般都具有很多共同特點，主要包括：依靠外貿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外貿出現了問題，經濟發展開始從外需轉向內需，投資過熱並出現資產泡沫，高通脹導致持續加息……目前，除持續加息外，所有其他現像在中國都已經發生了。這說明，目前的中國，很適合成為索羅斯的攻擊目標。
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美國家加快了在金融監管方面改革的進程，投機資本受到限制。而中國等新興市場由於缺乏成熟和科學的監管體系，自然會給索羅斯之類的投機家提供可乘之機。所以，他的到來，其實是對中國市場監管者一個強有力的警醒——要想防止熱錢在中國市場上興風作浪，就得完善監管機制，不給“敵人”留下任何機會。
何新談張五常
何新談張五常(舊文)
作者：何新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1-10
何新談張五常
他們是什麼人？看看張五常的底細吧！
你知道香港有個專業向中國推銷新自由主義的“五常”博士嗎？
記者：“五常”博士，沒有聽說過。為什麼忽然提到他？
何新：（笑）作為經濟學博士你居然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有點孤陋寡聞。此人自認是中國私有化事業的經濟學教父，是中國經濟改革除鄧小平之外的第二設計師。
記者：是他自己說的？口氣不小，他究竟是乾什麼的？
何新：這人頗有點自戀。他的全名是“張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為他本人這樣說過：“在大陸的經濟文獻中，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中，只有5個人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現時不帶英文的父姓。他們是弗里德曼、科斯、阿爾奇安、德姆賽茨和我。”（均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第491頁，商務，2000年版。）
其實，除我在這里以外，我在國內出版物中還沒有見到人們引證他時省掉他的父姓只寫作“五常”（這不合中國人的書寫習慣）。
而且這個人似乎不知道，還有很多人，例如薩繆爾森、熊彼特、薩克斯、馬歇爾，人們通常用中文提到他們時都省略掉他們的英文父姓。這僅僅是為了行文方便，並不是什麼知名度的標誌。
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必須懂數學。但這位五常博士說：“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後一個不必修微積分課程而得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我喜歡獨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後很少閱讀其他人的著作。” ②
但是，不要低估這位五常君。這個人具有某種來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點來頭。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確具有某種實際的意義。
記者：你不會說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沒有這樣說。但這位從來不讀別人書的博士於80年代初來到香港，一來即就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這確實是經過英國人和美國人精心選擇和安排的，而且確實是承擔著一種重大的意識形態使命的。
記者：你有什麼根據？
何新：有他自己的書為證。五常君在他近年出版的文集中也許由於過於自鳴得意，而不經心地透露了這個任命的內幕安排過程：“1981年夏，“香港體制”的設計師約翰．考珀思韋特先生（按：英國駐港官員，與英國情報局軍情六處關係密切）向我傳遞了一個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羅納德．科斯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請。他說，中國看來要開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適當的專業知識。另外，應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之約，我剛剛完成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該書相當肯定地推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製度。”
記者：為什麼英國人和美國人會特別青瞇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張五常告訴我們：“我惟一要說的是，我接受過產權理論的教育，我能夠用中文寫作，這是我的幸運。”
“科斯認為我在香港的責任就是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均引自張五常前書。 “在中國，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來無緣享受現代經濟分析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很有可能幫助他們彌合這種差距。”
這意味著英美認為中國人必須需要由美國派來的這位經濟學神父重新進行經濟學“啟蒙”。張五常還說：“我並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是中國偉大改革的設計師，這個榮譽屬於鄧小平。”（按：究竟誰這樣說過？？）“但是在偉大的變革時期，經濟學家可以成為意外的英雄。因為在這樣一個時期，常常存在意識形態的真空。”
人們仔細地閱讀這些話後，會驚佩美國、英國意識形態集團的智慧和洞察力，他們多麼早就看到了中國在改革年代即將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同時立即不失時機地挑選最合適的棋子填補、操作這一空間。因此，他們派遣這位專業研究“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國登陸香港，作為向中國傳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父，巧妙地發揮了這種意識形態作用。
張五常說：“幾年來，我寫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評論中國的經濟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領導人〕不僅容忍了我的批評，而且還仔細地閱讀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當一個朋友看待。”
這表明他的工作並非一無成果。
“我獲得許可及充分的合作調查實施情況，1986年我睡在首鋼的集體宿舍裡進行實地考察，隨後參觀了杭州和溫州的工廠。中國派了三個助手來幫助我，可以得到機密文件，什麼都不隱瞞。所有關於經濟情況的問題，只要知道，都如實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沒有一個會給研究者提供這麼自由的條件。”
請看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是多麼善良而單純呵！張五常又告訴我們，作為引發1989年動亂導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國政府決定“一舉取消價格管制”以及隨之爆發的市場物價混亂和通貨膨脹。而張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趙紫陽推銷這一激進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經濟學家：“我幾個晚上都不能入睡。放開價格而又不能對特權集團進行補償，是一場生死賭博，如果失敗，就會引起災難。但我認為，由於幾乎不可能實行補償，故這是中國必須進行的一場賭博。”
據張五常說，他本人也是推動中國進行銀行改革的主要設計師：“我建議，中國的銀行體系必須打亂重建。人民銀行只應該起中央銀行的作用，控制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量按照弗里德曼的辦法每年增加不超過20%（考慮到經濟的實際增長率，這個數字並不高），但無權貸款。人民銀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屬機構都轉變成商業銀行，最好是將它們賣給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擔保與破產方面的法律，讓銀行根據經濟與會計原則決定貸款。通過持股將國有企業民營化，消除財政負擔。廢除所有的外彙和價格管制。 ”
張五常這一建議引出的結果是：“朱鎔基沒有限制貨幣供應量，而是實行貸款限制，緊縮信貸，使國有企業資金匱乏，從而造成失業增加。”（以上均引自張五常《經濟解釋》一書，第496—505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
5、新自由主義的“鐵律”和“聖誡”
記者：你很早就知道這個人嗎？
何新：很早。這的確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經濟學家”。
1983年，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來叢書》（包遵信主編）。這一套書志在繼“五四”之後第二次為中國知識界“啟蒙”，以1789年法蘭西大革命前反對天主教教會和王政，製造反叛輿論的“百科全書”為楷模，發起所謂“新啟蒙”運動。
張五常在這套書中出版了一本《賣柑者言》。這是在中國鼓吹將經濟改革引導向私有化為基礎的“產權革命”方向的第一本書。
最近，在大陸出版了此人的論文集。五常君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鐵的規律”，頒布了兩條“聖誡”。這“鐵律”是： “在整個歷史上，沒有一個經濟在不存在較為明確地定義和執行的私有產權結構的情況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長。當私有產權被壓制時，經濟就會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運行成本。結果是增長受阻。”
他告訴我們，這條鐵律是他的美國教父羅．科斯傳授給他的。據說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雖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稱此為定理，但他的門徒們還是要這樣稱呼它。”同時這也是新自由主義的“聖誡”第一條。五常君認為： “私有財產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前提。現在快速增長的每一個國家都主要是把經濟建立在私有企業製度之上。就是說，大多數生產性資源都歸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為的干預。”
但是，當他這樣講時，他卻忘了這個論點的反面在同一論據下成立：現在陷入高債務及金融災難的那些國家包括南美、非洲，東南亞、東歐及俄羅斯，也都是把經濟建立在私有企業製度之上。這也就對這一鐵律證了“偽”。所謂證偽方法，即：舉證一萬隻天鵝是白的，並不能證明“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一命題成立。但只要發現一隻天鵝是黑的，就足以對這一命題“否定”。
五常博士還為中國人設計了一個根除腐敗的方案，他認為唯一辦法是必須徹底解除政府職能：“我認為沒有政府管製或調控就不會存在腐敗。”“結論：徹底取消政府等於徹底消除腐敗。”
這是來自美國的第二聖誡：建議中國徹底取消政府權威和調控和調控。這也就是新自由主義鼓吹的所謂“民主”的真義。這一思潮正是現代中國不斷湧泛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意識形態來源。
但是，如果徹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著那時在中國每一個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億人即有十億個小“政府”，意味著每一分鐘可能發生十億起腐敗。
6、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斯——張五常
記者：他的這些觀點是明顯地缺乏論理根據的。
何新：這個人及其理論可以看作現代經濟學中偽科學的一大範本。也許正因為如此，有的時候，五常君承認經濟學並非科學而只是“解釋”： “任何經驗科學的發展都可以用下列標準來判斷：它的假說被確鑿的事實檢驗過多少次？按照這個標準，經濟學很可能並不成功。經濟學者們一直願意接受空想的理論，對事實和數字漫不經心，不願意檢驗他們所要指明的東西的含義。”
他在此書的另一處卻又聲稱經濟學是具有“公理主義”的自然科學：“這門學科是公理性的，故論點能夠一般化。解釋規律性的假說可以用事實來證偽，並且由於其結構在邏輯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釋是有意義的。結果，如果遵守科學中爭論的基本規則，分歧就可以得到解決。”
儘管五常君宣布的每一個“鐵律”都可以在現實及歷史中舉出事例被“證偽”。但是，這也絕不妨礙他宣稱他這一套意識形態是唯一真正的經濟科學。他認為自己與科斯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未來的經濟思想史學會把交易成本範式看作是可與新古典邊際主義相匹敵的一場革命”（見張書，第457 頁）。對張五常來說，不僅是馬克思，連凱恩斯也是不存在的。這本書中充滿了類似上述的自我誇讚和自相矛盾。他在書中引用馬歇爾的如下一段話：“所有理論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宣稱要讓事實和數字本身來說話，他們或許是不知不覺地掩蓋自己在對事實和數字進行挑选和分類，並草率地由些提出論點的人，並認為後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結果。”
他說：“我建議當我們做高漲的經濟解釋潮流的弄潮兒時謹記他的勸告。”（美語式的中文，原文如此。）
事實上，由於五常君所承擔的特殊政治及意識形態使命，他極其關注中國的政策設計，他自己從沒有認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馬歇爾的這一忠告。
記者：你為什麼會特別重視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為我近年來一直在探尋向中國輸入以私有化為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源頭。結果我發現了這位自我放棄父姓的五常君。
這裡有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但中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家卻一直沒有人提問過。那就是：為什麼美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佈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特別愛我們，急於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美國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嗎？
7、美國為什麼急於為中國人洗腦？
記者：這的確是一個極有意思的問題，值得人們想一想。在你看來是為什麼呢？
何新：在五常博士的書中記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說1988年由他通過“國內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義大師弗里德曼的對華訪問，會見了趙紫陽。這次會談效果驚人之好：“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婦寫信問我，他們9月在上海參加一個會議，屆時能否為他們安排一下中國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後不久，放開價格的計劃遇到了強烈的反對，我差點建議米爾頓取消中國之旅。然而，就在那時，我得到通知說，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準備接見米爾頓。後來的事實表明，我顯然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沒有要求也與鄧小平會面。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和弗里德曼的會見非常成功：兩人都非常欣賞對方。除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支持共產黨控制權力以外——這是官場套話——兩人只有一點不見意見：即何時和多快放棄外匯管制。米爾頓巴不得立刻取消外匯管制，而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則認為只有在放鬆了國內價格管制之後才能取消外匯管制。”
美國利用中國80年代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急切地向中國輸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點，顯然是出於美國國家的全球戰略考慮。
自從17世紀的重商主義時代以來，作為製訂國家經濟政策理論的政治經濟學中就形成了兩條對立的路線。一條是民族經濟保護主義的路線，其理論代表是重商主義和德國的李斯特主義。另一條是自由主義的路線，其理論代表是亞當．斯密以及當代的新自由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主流學派編寫的經濟學史中，重商主（這個名稱實際是一個錯誤）被貶得一文不值。而李斯特的經濟學，則似乎根本不存在。這背後也是有原因的。
記者：當代主流經濟學主要是英美流派的。英美的形式主義流派與德國註重現實的歷史學派的確有所不同。但是你認為除了門戶之見，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使主流學派忽視李斯特的學派？
何新：極其簡單——利益，國家利益的原因。我告訴你我的一個奇想。在觀察了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幫助中國、前蘇聯設計改革方案的外來經濟學家，讀了他們那些建議和改革方案的時候，我在腦中常常會聯想起戰國後期一些在別國作“客卿”的縱橫家。
記者：這是一種很古怪的聯想。
何新：其實沒有那麼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國際形勢分析中曾經提出一種歷史類比，我認為冷戰後的世界局面很像中國先秦的戰國時代。
美國就是當今意在吞併天下的“虎豹之國”強秦。而現在國際外交戰略上的“一極化”與“多極化”之爭，前者是張儀一派倡導帝秦主義“連衡”路線，即美國一極中心主義霸權路線。而所謂“多極化”無非是蘇秦一派倡導的“合縱”拒秦路線。
在秦國走向統一帝國的進程中，有三個人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為秦國積累了經濟實力。二是武安君白起那樣的大軍事家。三是張儀。作為外交家和一位間諜，他拆散了楚與齊、魏等中原國家的拒秦聯盟，同時在秦國當時的主要對手國家楚國內部製造了信息和政治混亂，為秦國以武力徹底打垮這個國家，奠定了極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礎。
今天的國際局面在政治結構上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頗有相似之點。所以張五常君、薩克斯一類以“經濟”之術遊說列國諸侯，為美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現代國際縱橫家即大行其道。
我推薦你去讀一讀他的書。這也是當代的“縱橫家書”呵。
8、美國應該給張五常、薩克斯授大獎
記者：這個人的主要著作是什麼？
何新：關於這個人及其意識形態，我們以後應還可以找個機會專門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薦你讀一讀他最近在大陸結集出版的這本“論文集”。 （《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商務，2000年版。）
但你在讀他的書時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讀這本書時必然會產生的一種酸檸檬的感覺。美國一位經濟學家貝克爾對張五常作了一個很含蓄的評論，說：“我同意張的看法：“許多著作允諾的多給予的少””（第464頁）。
此書中充滿了自相矛盾的論點和自矜自戀的偏見，語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語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學術的一切特點。
但此書仍值得一讀。它可以告訴你當代最新的主流經濟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有在讀此書後，你才會驚訝好學而輕信的中國人（包括趙紫陽那樣的領導人），在80—90年代怎麼竟會那樣輕率地接受和信仰這種酸檸檬式的經濟學。
五常博士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大罵馬克思，他使用了一種有失紳士身份的潑皮式的語言，文題叫“最蠢無過馬克思”。在文章中他說馬克思是愚蠢的，只有亞當．斯密是聖明的。
令人奇怪的是，這位博學的教授，卻似乎不知道極其重要的一點，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乃是亞當．斯密價值理論的邏輯推導，這裡有一種邏輯的必然性。
而且這位博士這樣講，就好像新劍橋派中一些重量級人物的理論，如瓊．羅賓遜夫人和斯拉法的理論都不存在了。羅賓遜和斯拉法都曾從新凱恩斯主義或新古典主義的角度，深入探討過馬克思的價值論與斯密理論所具有的內在邏輯關係。
記者：斯密的經濟理論是支持自由主義的，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反自由主義的。這兩種經濟理論應該是互相對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們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論淵源。你認為這裡有矛盾嗎？
記者：是的。
何新：你要知道，馬克思的經濟學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馬克思自己解釋過這一點。他認為，亞當．斯密的學說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義。向左，則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義即乾預主義（包括社會主義）。這一點，我們後面討論價值論時再作深入討論。
正因為這一點，19世紀後半葉的自由主義才被稱作“新自由主義”或者“新古典主義”，以區別於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
記者：發明休克療法的薩克斯是否曾被提名授予諾言貝爾獎？
何新：薩克斯沒有被授這個獎。可能是因為這個人的名聲由於休克療法後來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張五常君、薩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論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這就是科斯。他在1990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獎。其實，美國應該給這一批人：科斯、薩克斯、張五常更多更大的獎。戰國時張儀只用一片舌頭搞垮了一個楚國，秦昭王為此而賜給了他一個封國，一個丞相。事見《史論．張儀列傳》。 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澤東說：你還是留在蔣管區寫文章，你一隻筆頂我十個師的軍隊。這就是政治家利用意識形態的戰略和韜略的眼光。
一個薩克斯的哈佛“500天計劃”其威力超過了美國的一萬枚核彈。因為核彈並沒有搞垮蘇聯，而“500天計劃”則徹底搞垮了美國這個最大敵對國的經濟，至今都喘不過氣來。我認為美國應該給薩克斯發一切大獎，現在獎得還遠遠不夠！ （笑）
9、一套誤導中國的改革方案
記者：一些經濟學家會質疑你的這種看法。有人指出，蘇聯經濟被搞垮的原因是裡根星球大戰的軍備完賽，而不是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而且人們在警告中國當前不要回應美國的“MMD”計劃，以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
何新：這是太聰明了，令人不能不讚歎。這是又一個精心為中國人設置的意識形態陷阱。它出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正當美國小布什政府滿足國內右翼（軍火集團勢力）的要求，而準備全力開動其軍備和戰備列車的同時，就有人立即向中國人提示這種“忠告”——這實際上意味著提前解除已被美國公開視為對手的中國自我武裝的理論可能性。
記者：但是，這種論據你認為是否有一定道理？
何新：這種論據正是黑格爾所謂“貌似理智的詭辯”。我們知道，導致蘇聯崩潰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極複雜的背景情況。而論者只抽離出這些複雜背景中非常形式性的一點，然後以之作為立論的根據。目的呢？是防止中國因應新的國際形勢，加強自己的武備。
實際上，對於加強軍備必然會使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這一說法，我們可以從現實和歷史中提出許多質疑。第一質疑就是美國自身的經濟。美國銳意開發NMD不僅具有很深的全球戰略涵義，而且對其自身經濟擺脫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強其實體經濟，以利用流入美國市場的超巨國際游資，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軍事產業上；以此而全面帶動美國經濟，包括提高就業率，避免經濟發生進一步衰退，具有深遠經濟意義。
此外，從歷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
二戰前德國由於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以及魏碼政府採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陷於全面崩潰，失業率達到歐洲歷史的最高點。正是這種經濟背景導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實施新經濟政策。
當時德國政府以集中國內資源從事國防重工業和科技投資的方法，以類似後來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解決了失業問題，重整和振興了德國經濟。正是這種新的經濟振興為德國後來的對外擴張提供了經濟基礎。
朝鮮是世界上軍事投資最大的國家之一，這個國家人民生活異常困難，但為什麼至今並沒有崩潰？蘇聯在二戰時全部工業轉入戰時經濟，為什麼當時蘇聯並沒有崩潰？
我列舉這些事例只是為了表明關於“投資國防工業必然導致經濟崩潰”這種因果關係是虛假的。這並不意味著目前我已主張走國防工業帶頭先導的路線。但是，關於國防工業對於國民經濟和就業的意義和作用，這個問題十分重大。我想我們以後還可以回過頭再作更深的討論。
記者：讓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討論。看來您是確信美國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而且早在十幾年前已經安排張五常、薩克斯等學者介入中國改革的經濟理論設計。而美國對於中國問題這種關懷，並非為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而是為了貫徹和實施美國國家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利益。因此，利用張五常、薩克斯這一類學者作為實施這一目標的意識形態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據我長期觀察和思考，我認為，確實存在一個來自美國背景，而通過受其操縱影響的中國學者以及部分官員來鼓吹和施行，以系統化地摧垮中國國有經濟為目標的陰謀計劃（軟戰爭）。這個計劃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輸入，其具體步驟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發展而不斷深入並有所調整。大體分階段如下：
（1）以取消價格補貼及限制為契機，建議實施“休克”療法，即激進的“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場體制快速轉軌方案。 （1987—1989）
建議實施財稅體制改革，把間接稅變為直接稅，使政府財源由國企、企業（上繳利潤）轉到向民間企業直接徵納。民間稅源監控困難（易導致資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時稅源直接化導致國家與納稅人的直接關係，易引生抗稅活動。誘發社會矛盾。
（2）鼓吹以“入關”作為與國際接軌的重大步驟，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業”概念已過時，代之以所謂國際化的“現代企業製度”，破壞中國國有企業存在的理論根基，消解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性。 （1993—1995）
（3）以投資體制的改變給國企斷血。在原體制下，民間儲蓄進入銀行，企業收入上繳財政。國家以銀行資金和財政收入從事投資。易於宏觀控制。在新體制下，民資直接進入股市，國家財政靠公債及赤字和稅收。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力遂大大減弱。
（4）鼓吹推進“產權革命”，從金融政策上阻斷國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謂“破除壟斷”、“公平競爭”剝奪國企對市場的主導能力，進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國企。由於國企陷入金融及市場困境，造成許多企業癱瘓、破產，成千萬人陷入大規模失業。 （1996— 1998）
（5）對糧食流通體制實施行政控制，放棄農產品的價格支持政策，在財政上長期忽視農村和農業問題，導致近年農業經濟的嚴重困厄，使農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亞洲金融危機後接受美國及IMF關於維持人民幣高匯率的建議，導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提早實施人民幣自由兌換，準備對國際炒家（金融大鱷）全面開放中國證券市場。
（8）針對中國來之不易的1600億外匯儲備，現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投放到無保護的國際金融市場參與炒作遊戲以套利的妙計。一旦外匯資源耗竭或被困鎖，未來中國政府勢必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以至由於外債、還債而不得不俯仰依賴西方金融勢力，從而陷入類似於當今“俄羅斯”式的債務及財政危機。使中國最終喪失在經濟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地位。
10、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遭遇重大挫折
記者：但是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以你的看法，美國向中國輸入了這一整套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實施了。但是在現實中，中國經濟並沒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數中國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崗人員）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選擇的機會要比過去多。這個問題你怎麼解釋？
何新：在歷史中並沒有絕對的錯誤。如果我們觀察人類的全部歷史，會發現那並不是一個從正確的設想出發，由正確走向正確的歷史。而往往是從錯誤開始，在錯誤中反省，總結經驗，從而積累智慧，從而有所進步的歷史。這個過程是辯證的。我所謂辯證，包涵兩層語義。第一是辯論，第二是對證、質證、求證。
記者：那麼在你看來美國的圖謀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中被挫敗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現代歷史中的美國是一個極盡聰明的國家。在20世紀的整個世界歷史中，從世紀初的威爾遜總統開始，就充滿一種美國式的理想主義。從馬漢開始，這個國家的戰略家精心算計，一心要實現以美國為中心統治全世界的意圖。但是，美國人的文化中缺乏中國人的一種宿命論（樂天知命）和悲觀主義。他們不知道，到頭來，人算不如天算。歷史自身是有其規律的。 50年代，他們重新武裝日本，扶植東亞小龍，目的是為中國樹立對立面，困鎖中國。結果沒有能阻擋中國的強大，反而為自己扶植出了一個潛在的日本對手和“東亞發展模式”。
80年代，他們將新自由主義輸入中國，是為了以此為藍圖搞垮中國的國有製經濟，把中國分成碎塊後納入美國中心的新全球體制，卻殊不料自由主義的經濟因素反而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刺激因素，激發了一種新的巨大活力。壞事變成了好事。
記者：這是否與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抵制也有關係？
何新：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遭到了傳統派在意識形態上的強烈抵制。因此中國領導層對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建議，始終有所警惕。沒有像俄羅斯領導人那樣全盤揖納，而是審慎地、有選擇地聽和試。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中國遭到了至少兩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價格控制的自由主義方針，引發了高幅的通貨膨脹，在當時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這一政策造成社會廣泛激烈的不滿，成為1989年事變的經濟誘導因。 1990年的“治理整頓”導致新自由主義改革被迫延緩。對此，張五常曾講過這樣一種遺憾：“1991年12月羅納德．科斯接受諾貝爾獎時，我在斯德哥爾摩遇到了米爾頓。我說，放開工業價格而不同時放開民營化國有企業看來並不正確。我可能錯誤地支持了前者，而沒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後者會對放開價格構成一大障礙。在中國經營的情況下，工業產量對價格放開後導致的價格上漲沒有彈性。結果，反對該項計劃的就不只是來自前面提到的特權集團，而且來自一般的產業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遊行。”
“我的觀點是，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應該先於放開價格，或者這兩者至少應同時進行，這一點米爾頓也同意。”
換句話說，他們本來試圖以價格機製作為槓桿開啟中國的經濟混亂之門。但這一嚐試遭到了失敗。因此90年代，他們把新的支點放到了所有製的問題上。然而，在90年代中後期，以所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以及“改制轉軌”為目標的國企改革方針，導致了全國范圍的大面積失業浪潮。引發了社會的震動和強烈反彈，迫使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激進“改革”措施再度放緩。
11、失業問題不容忽視
記者：以你的看法，當前社會中的失業問題，並不是由於國企本身的機制所造成，而是由於採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國企體制中，存在著低效率和勞動力閒置的問題。但是後一問題，不僅在中國，在歐洲多數國家的資本主義企業中也同樣存在（這一直是困惱歐洲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問題）。
這個問題本來並不是惡性的問題，由於局部地區和部門中採納了來自新自由主義的建議，政府試圖以激進的“下崗”政策轉變“機制”，解決這個問題。從而激化了這個問題，使之變成了影響社會穩定狀態的惡性問題。
記者：為什麼國有企業的效益這個問題如此難以解決呢？
何新：這個問題我們放到後面再深入討論。我這裡想強調的只是，依照那種新自由主義的藥方是絕對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的。
記者：我還要問，為什麼？
何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一個致病的理論盲點，這就是它的著眼點是經濟增長，而從不將研究重點放在失業問題上。他們認為失業都是“摩擦性失業”，他們認為，在一個理想的市場體系中，失業問題可以通過理想的勞動力供求機制自然地平衡和解決（這是純粹幻想）。
薩伊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概論》一書中提出，一個社會的生產必將擴展到充分就業，不會發生嚴重失業現象。如果還有工人失業，那隻能是他們自願放棄工作，即自願失業。所謂凱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針對這一觀點的。凱恩斯經濟學中最有意義的一點即在於此。
“凱恩斯批判那些所謂的“古典”（classical）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將法國經濟學家JB（SAY，1767—1832）的觀點——即薩伊法則'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奉為教父，證證所有的失業都是自願失業。”
那些輕率地為政府設計下崗、失業模型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業”這個詞背後的嚴酷意義，以及這個詞對於社會穩定構成的威脅。有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道頓指出：
“失業一詞，有兩層含義：一是沒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沒有工作，社會會給你錢。”
“短期失業指的是沒有工作，人們常常稱之為“臨時解僱”。即使是短期失業，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們希望終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崗位。長期失業描述的是一種更悲慘的情形：工人擔心他們可能在若干年裡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終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長期失業的形勢下，對大學生來說，畢業就意味著失業，他們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找不到工作。在最壞的情況下，長期失業甚至比在車禍中斷了一條腿還痛苦。”
“不發達國家通常沒有建立失業保險制度或社會救濟制度。那些沒有勞動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別的方式生存，如靠親戚朋友有限的經濟資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貸的人借款。”
記者：短期失業，經濟學中稱作“摩擦性失業”。
何新：今天中國社會中的失業，不是所謂“摩擦”性的“自願失業”，而是嚴重的結構性失業。
在美國和歐洲，你失業，國家會給你錢。但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基礎，從長遠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長期承擔為1—2億失業人口維持基本生活的財政重負。
對幾乎所有的人來說，沒有工作，就意味著生活失去保障。意味著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對許多人來說，當務之急是尋求降低失業的有效途徑。目前的失業問題，不僅困擾著一般意義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擾著社會地位較高的階層。
但是，國家通過近幾年的實踐對這一點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認識，黨和國家已經採取措施調整政策，緩解這個問題。中國黨和政府並不像有的前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對新自由主義執迷不悟。這充分顯示了這個黨和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12、中國必將走向偉大的複興
記者：你承認當前存在著嚴重的失業等問題，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民族。中國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寬厚、博大。而領導這個國家的共產黨，是一個極其智慧、成熟的黨。所以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天不能死、地不能埋”（這是2000年前荀子的話）。
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時代。我們由於身在其中而往往看不清這一點。在中國土地上所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一系列偉大的變革、偉大的建設，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亙古的永久性意義。三峽與航天，互聯網與信息時代的降臨，青藏鐵路以及貫通全國的高速公路網，星羅棋布地遍布中國的現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內陸區域的大開拓，其意義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萬里長城、車同文、行同軌、大馳道與大運河，超過歷史上的秦漢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時代。
中國在一些主要的經濟（如鋼、煤、糧、棉）實物產出上成為世界第一位的經濟大國（這是1958年大躍進的目標，是毛澤東當日也不敢想望的），中國從一個連洋釘、火柴都依賴進口的純消費國（1949），成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經濟品的主要生產出口大國，成為世界性的工廠，等等；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中國在1949—1979年的30年間完成了重化核工業化，並實現了自我武裝。在1979—1999年20年間實現了國民經濟的高速騰飛，其速度大大超過美國、日本、德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的崛起。
這不僅僅是一個古老民族的複興，也是一個偉大現代國家不可抑制、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崛起。自1840年那場打開國門的戰爭發生以來到今天，在這個土地上發生的全部歷史運動具有著統一的完整性，這是一個成序列的分階次的歷史前進洪流，如果說，1840年英國人不能阻擋它，1870年—1900年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不能阻擋它，後來的東條英機、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杜魯門不能阻擋它，那麼世界上已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力量能夠再在前面阻遏住它！這個歷史運動具有一種必然性，中國完全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這個運動的主題就是中華民族的複興，以及東方文明的偉大復興。
中國那些西方的對手們總是低估這一點，低估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這個人民和這個執政黨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總是想製作一些極幼稚愚蠢的圈套，以為中國人輕易地可以鑽進去就他們的範（包括WTO問題上）。象張五常、薩克斯，就是這種西方弱智的典型。張五常說：“對中國的改革持悲觀也許為時過早。隨著股份制的實施，市場可能會再次發揮魔力。很有可能，將來有一天政府當局會認識到，凡是它有發言權的組織（指共產黨和國家機器），都會在競爭中落敗。”引自張書，第501頁。
人們可以把這理解為是一個現實中不斷遭遇失敗而仍存夢想者的囈語。但是，他竟以為以他那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空想性方案還可以搞亂這個國家，這未免是太不自量力了。
作者：何新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1-10
何新談張五常
他們是什麼人？看看張五常的底細吧！
你知道香港有個專業向中國推銷新自由主義的“五常”博士嗎？
記者：“五常”博士，沒有聽說過。為什麼忽然提到他？
何新：（笑）作為經濟學博士你居然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有點孤陋寡聞。此人自認是中國私有化事業的經濟學教父，是中國經濟改革除鄧小平之外的第二設計師。
記者：是他自己說的？口氣不小，他究竟是乾什麼的？
何新：這人頗有點自戀。他的全名是“張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為他本人這樣說過：“在大陸的經濟文獻中，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中，只有5個人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現時不帶英文的父姓。他們是弗里德曼、科斯、阿爾奇安、德姆賽茨和我。”（均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第491頁，商務，2000年版。）
其實，除我在這里以外，我在國內出版物中還沒有見到人們引證他時省掉他的父姓只寫作“五常”（這不合中國人的書寫習慣）。
而且這個人似乎不知道，還有很多人，例如薩繆爾森、熊彼特、薩克斯、馬歇爾，人們通常用中文提到他們時都省略掉他們的英文父姓。這僅僅是為了行文方便，並不是什麼知名度的標誌。
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必須懂數學。但這位五常博士說：“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後一個不必修微積分課程而得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我喜歡獨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後很少閱讀其他人的著作。” ②
但是，不要低估這位五常君。這個人具有某種來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點來頭。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確具有某種實際的意義。
記者：你不會說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沒有這樣說。但這位從來不讀別人書的博士於80年代初來到香港，一來即就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這確實是經過英國人和美國人精心選擇和安排的，而且確實是承擔著一種重大的意識形態使命的。
記者：你有什麼根據？
何新：有他自己的書為證。五常君在他近年出版的文集中也許由於過於自鳴得意，而不經心地透露了這個任命的內幕安排過程：“1981年夏，“香港體制”的設計師約翰．考珀思韋特先生（按：英國駐港官員，與英國情報局軍情六處關係密切）向我傳遞了一個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羅納德．科斯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請。他說，中國看來要開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適當的專業知識。另外，應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之約，我剛剛完成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該書相當肯定地推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製度。”
記者：為什麼英國人和美國人會特別青瞇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張五常告訴我們：“我惟一要說的是，我接受過產權理論的教育，我能夠用中文寫作，這是我的幸運。”
“科斯認為我在香港的責任就是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均引自張五常前書。 “在中國，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來無緣享受現代經濟分析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很有可能幫助他們彌合這種差距。”
這意味著英美認為中國人必須需要由美國派來的這位經濟學神父重新進行經濟學“啟蒙”。張五常還說：“我並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是中國偉大改革的設計師，這個榮譽屬於鄧小平。”（按：究竟誰這樣說過？？）“但是在偉大的變革時期，經濟學家可以成為意外的英雄。因為在這樣一個時期，常常存在意識形態的真空。”
人們仔細地閱讀這些話後，會驚佩美國、英國意識形態集團的智慧和洞察力，他們多麼早就看到了中國在改革年代即將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同時立即不失時機地挑選最合適的棋子填補、操作這一空間。因此，他們派遣這位專業研究“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國登陸香港，作為向中國傳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父，巧妙地發揮了這種意識形態作用。
張五常說：“幾年來，我寫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評論中國的經濟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領導人〕不僅容忍了我的批評，而且還仔細地閱讀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當一個朋友看待。”
這表明他的工作並非一無成果。
“我獲得許可及充分的合作調查實施情況，1986年我睡在首鋼的集體宿舍裡進行實地考察，隨後參觀了杭州和溫州的工廠。中國派了三個助手來幫助我，可以得到機密文件，什麼都不隱瞞。所有關於經濟情況的問題，只要知道，都如實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沒有一個會給研究者提供這麼自由的條件。”
請看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是多麼善良而單純呵！張五常又告訴我們，作為引發1989年動亂導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國政府決定“一舉取消價格管制”以及隨之爆發的市場物價混亂和通貨膨脹。而張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趙紫陽推銷這一激進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經濟學家：“我幾個晚上都不能入睡。放開價格而又不能對特權集團進行補償，是一場生死賭博，如果失敗，就會引起災難。但我認為，由於幾乎不可能實行補償，故這是中國必須進行的一場賭博。”
據張五常說，他本人也是推動中國進行銀行改革的主要設計師：“我建議，中國的銀行體系必須打亂重建。人民銀行只應該起中央銀行的作用，控制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量按照弗里德曼的辦法每年增加不超過20%（考慮到經濟的實際增長率，這個數字並不高），但無權貸款。人民銀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屬機構都轉變成商業銀行，最好是將它們賣給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擔保與破產方面的法律，讓銀行根據經濟與會計原則決定貸款。通過持股將國有企業民營化，消除財政負擔。廢除所有的外彙和價格管制。 ”
張五常這一建議引出的結果是：“朱鎔基沒有限制貨幣供應量，而是實行貸款限制，緊縮信貸，使國有企業資金匱乏，從而造成失業增加。”（以上均引自張五常《經濟解釋》一書，第496—505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
5、新自由主義的“鐵律”和“聖誡”
記者：你很早就知道這個人嗎？
何新：很早。這的確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經濟學家”。
1983年，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來叢書》（包遵信主編）。這一套書志在繼“五四”之後第二次為中國知識界“啟蒙”，以1789年法蘭西大革命前反對天主教教會和王政，製造反叛輿論的“百科全書”為楷模，發起所謂“新啟蒙”運動。
張五常在這套書中出版了一本《賣柑者言》。這是在中國鼓吹將經濟改革引導向私有化為基礎的“產權革命”方向的第一本書。
最近，在大陸出版了此人的論文集。五常君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鐵的規律”，頒布了兩條“聖誡”。這“鐵律”是： “在整個歷史上，沒有一個經濟在不存在較為明確地定義和執行的私有產權結構的情況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長。當私有產權被壓制時，經濟就會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運行成本。結果是增長受阻。”
他告訴我們，這條鐵律是他的美國教父羅．科斯傳授給他的。據說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雖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稱此為定理，但他的門徒們還是要這樣稱呼它。”同時這也是新自由主義的“聖誡”第一條。五常君認為： “私有財產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前提。現在快速增長的每一個國家都主要是把經濟建立在私有企業製度之上。就是說，大多數生產性資源都歸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為的干預。”
但是，當他這樣講時，他卻忘了這個論點的反面在同一論據下成立：現在陷入高債務及金融災難的那些國家包括南美、非洲，東南亞、東歐及俄羅斯，也都是把經濟建立在私有企業製度之上。這也就對這一鐵律證了“偽”。所謂證偽方法，即：舉證一萬隻天鵝是白的，並不能證明“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一命題成立。但只要發現一隻天鵝是黑的，就足以對這一命題“否定”。
五常博士還為中國人設計了一個根除腐敗的方案，他認為唯一辦法是必須徹底解除政府職能：“我認為沒有政府管製或調控就不會存在腐敗。”“結論：徹底取消政府等於徹底消除腐敗。”
這是來自美國的第二聖誡：建議中國徹底取消政府權威和調控和調控。這也就是新自由主義鼓吹的所謂“民主”的真義。這一思潮正是現代中國不斷湧泛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意識形態來源。
但是，如果徹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著那時在中國每一個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億人即有十億個小“政府”，意味著每一分鐘可能發生十億起腐敗。
6、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斯——張五常
記者：他的這些觀點是明顯地缺乏論理根據的。
何新：這個人及其理論可以看作現代經濟學中偽科學的一大範本。也許正因為如此，有的時候，五常君承認經濟學並非科學而只是“解釋”： “任何經驗科學的發展都可以用下列標準來判斷：它的假說被確鑿的事實檢驗過多少次？按照這個標準，經濟學很可能並不成功。經濟學者們一直願意接受空想的理論，對事實和數字漫不經心，不願意檢驗他們所要指明的東西的含義。”
他在此書的另一處卻又聲稱經濟學是具有“公理主義”的自然科學：“這門學科是公理性的，故論點能夠一般化。解釋規律性的假說可以用事實來證偽，並且由於其結構在邏輯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釋是有意義的。結果，如果遵守科學中爭論的基本規則，分歧就可以得到解決。”
儘管五常君宣布的每一個“鐵律”都可以在現實及歷史中舉出事例被“證偽”。但是，這也絕不妨礙他宣稱他這一套意識形態是唯一真正的經濟科學。他認為自己與科斯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未來的經濟思想史學會把交易成本範式看作是可與新古典邊際主義相匹敵的一場革命”（見張書，第457 頁）。對張五常來說，不僅是馬克思，連凱恩斯也是不存在的。這本書中充滿了類似上述的自我誇讚和自相矛盾。他在書中引用馬歇爾的如下一段話：“所有理論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宣稱要讓事實和數字本身來說話，他們或許是不知不覺地掩蓋自己在對事實和數字進行挑选和分類，並草率地由些提出論點的人，並認為後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結果。”
他說：“我建議當我們做高漲的經濟解釋潮流的弄潮兒時謹記他的勸告。”（美語式的中文，原文如此。）
事實上，由於五常君所承擔的特殊政治及意識形態使命，他極其關注中國的政策設計，他自己從沒有認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馬歇爾的這一忠告。
記者：你為什麼會特別重視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為我近年來一直在探尋向中國輸入以私有化為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源頭。結果我發現了這位自我放棄父姓的五常君。
這裡有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但中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家卻一直沒有人提問過。那就是：為什麼美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佈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特別愛我們，急於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美國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嗎？
7、美國為什麼急於為中國人洗腦？
記者：這的確是一個極有意思的問題，值得人們想一想。在你看來是為什麼呢？
何新：在五常博士的書中記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說1988年由他通過“國內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義大師弗里德曼的對華訪問，會見了趙紫陽。這次會談效果驚人之好：“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婦寫信問我，他們9月在上海參加一個會議，屆時能否為他們安排一下中國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後不久，放開價格的計劃遇到了強烈的反對，我差點建議米爾頓取消中國之旅。然而，就在那時，我得到通知說，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準備接見米爾頓。後來的事實表明，我顯然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沒有要求也與鄧小平會面。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和弗里德曼的會見非常成功：兩人都非常欣賞對方。除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支持共產黨控制權力以外——這是官場套話——兩人只有一點不見意見：即何時和多快放棄外匯管制。米爾頓巴不得立刻取消外匯管制，而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則認為只有在放鬆了國內價格管制之後才能取消外匯管制。”
美國利用中國80年代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急切地向中國輸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點，顯然是出於美國國家的全球戰略考慮。
自從17世紀的重商主義時代以來，作為製訂國家經濟政策理論的政治經濟學中就形成了兩條對立的路線。一條是民族經濟保護主義的路線，其理論代表是重商主義和德國的李斯特主義。另一條是自由主義的路線，其理論代表是亞當．斯密以及當代的新自由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主流學派編寫的經濟學史中，重商主（這個名稱實際是一個錯誤）被貶得一文不值。而李斯特的經濟學，則似乎根本不存在。這背後也是有原因的。
記者：當代主流經濟學主要是英美流派的。英美的形式主義流派與德國註重現實的歷史學派的確有所不同。但是你認為除了門戶之見，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使主流學派忽視李斯特的學派？
何新：極其簡單——利益，國家利益的原因。我告訴你我的一個奇想。在觀察了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幫助中國、前蘇聯設計改革方案的外來經濟學家，讀了他們那些建議和改革方案的時候，我在腦中常常會聯想起戰國後期一些在別國作“客卿”的縱橫家。
記者：這是一種很古怪的聯想。
何新：其實沒有那麼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國際形勢分析中曾經提出一種歷史類比，我認為冷戰後的世界局面很像中國先秦的戰國時代。
美國就是當今意在吞併天下的“虎豹之國”強秦。而現在國際外交戰略上的“一極化”與“多極化”之爭，前者是張儀一派倡導帝秦主義“連衡”路線，即美國一極中心主義霸權路線。而所謂“多極化”無非是蘇秦一派倡導的“合縱”拒秦路線。
在秦國走向統一帝國的進程中，有三個人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為秦國積累了經濟實力。二是武安君白起那樣的大軍事家。三是張儀。作為外交家和一位間諜，他拆散了楚與齊、魏等中原國家的拒秦聯盟，同時在秦國當時的主要對手國家楚國內部製造了信息和政治混亂，為秦國以武力徹底打垮這個國家，奠定了極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礎。
今天的國際局面在政治結構上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頗有相似之點。所以張五常君、薩克斯一類以“經濟”之術遊說列國諸侯，為美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現代國際縱橫家即大行其道。
我推薦你去讀一讀他的書。這也是當代的“縱橫家書”呵。
8、美國應該給張五常、薩克斯授大獎
記者：這個人的主要著作是什麼？
何新：關於這個人及其意識形態，我們以後應還可以找個機會專門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薦你讀一讀他最近在大陸結集出版的這本“論文集”。 （《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商務，2000年版。）
但你在讀他的書時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讀這本書時必然會產生的一種酸檸檬的感覺。美國一位經濟學家貝克爾對張五常作了一個很含蓄的評論，說：“我同意張的看法：“許多著作允諾的多給予的少””（第464頁）。
此書中充滿了自相矛盾的論點和自矜自戀的偏見，語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語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學術的一切特點。
但此書仍值得一讀。它可以告訴你當代最新的主流經濟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有在讀此書後，你才會驚訝好學而輕信的中國人（包括趙紫陽那樣的領導人），在80—90年代怎麼竟會那樣輕率地接受和信仰這種酸檸檬式的經濟學。
五常博士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大罵馬克思，他使用了一種有失紳士身份的潑皮式的語言，文題叫“最蠢無過馬克思”。在文章中他說馬克思是愚蠢的，只有亞當．斯密是聖明的。
令人奇怪的是，這位博學的教授，卻似乎不知道極其重要的一點，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乃是亞當．斯密價值理論的邏輯推導，這裡有一種邏輯的必然性。
而且這位博士這樣講，就好像新劍橋派中一些重量級人物的理論，如瓊．羅賓遜夫人和斯拉法的理論都不存在了。羅賓遜和斯拉法都曾從新凱恩斯主義或新古典主義的角度，深入探討過馬克思的價值論與斯密理論所具有的內在邏輯關係。
記者：斯密的經濟理論是支持自由主義的，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反自由主義的。這兩種經濟理論應該是互相對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們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論淵源。你認為這裡有矛盾嗎？
記者：是的。
何新：你要知道，馬克思的經濟學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馬克思自己解釋過這一點。他認為，亞當．斯密的學說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義。向左，則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義即乾預主義（包括社會主義）。這一點，我們後面討論價值論時再作深入討論。
正因為這一點，19世紀後半葉的自由主義才被稱作“新自由主義”或者“新古典主義”，以區別於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
記者：發明休克療法的薩克斯是否曾被提名授予諾言貝爾獎？
何新：薩克斯沒有被授這個獎。可能是因為這個人的名聲由於休克療法後來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張五常君、薩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論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這就是科斯。他在1990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獎。其實，美國應該給這一批人：科斯、薩克斯、張五常更多更大的獎。戰國時張儀只用一片舌頭搞垮了一個楚國，秦昭王為此而賜給了他一個封國，一個丞相。事見《史論．張儀列傳》。 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澤東說：你還是留在蔣管區寫文章，你一隻筆頂我十個師的軍隊。這就是政治家利用意識形態的戰略和韜略的眼光。
一個薩克斯的哈佛“500天計劃”其威力超過了美國的一萬枚核彈。因為核彈並沒有搞垮蘇聯，而“500天計劃”則徹底搞垮了美國這個最大敵對國的經濟，至今都喘不過氣來。我認為美國應該給薩克斯發一切大獎，現在獎得還遠遠不夠！ （笑）
9、一套誤導中國的改革方案
記者：一些經濟學家會質疑你的這種看法。有人指出，蘇聯經濟被搞垮的原因是裡根星球大戰的軍備完賽，而不是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而且人們在警告中國當前不要回應美國的“MMD”計劃，以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
何新：這是太聰明了，令人不能不讚歎。這是又一個精心為中國人設置的意識形態陷阱。它出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正當美國小布什政府滿足國內右翼（軍火集團勢力）的要求，而準備全力開動其軍備和戰備列車的同時，就有人立即向中國人提示這種“忠告”——這實際上意味著提前解除已被美國公開視為對手的中國自我武裝的理論可能性。
記者：但是，這種論據你認為是否有一定道理？
何新：這種論據正是黑格爾所謂“貌似理智的詭辯”。我們知道，導致蘇聯崩潰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極複雜的背景情況。而論者只抽離出這些複雜背景中非常形式性的一點，然後以之作為立論的根據。目的呢？是防止中國因應新的國際形勢，加強自己的武備。
實際上，對於加強軍備必然會使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這一說法，我們可以從現實和歷史中提出許多質疑。第一質疑就是美國自身的經濟。美國銳意開發NMD不僅具有很深的全球戰略涵義，而且對其自身經濟擺脫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強其實體經濟，以利用流入美國市場的超巨國際游資，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軍事產業上；以此而全面帶動美國經濟，包括提高就業率，避免經濟發生進一步衰退，具有深遠經濟意義。
此外，從歷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
二戰前德國由於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以及魏碼政府採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陷於全面崩潰，失業率達到歐洲歷史的最高點。正是這種經濟背景導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實施新經濟政策。
當時德國政府以集中國內資源從事國防重工業和科技投資的方法，以類似後來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解決了失業問題，重整和振興了德國經濟。正是這種新的經濟振興為德國後來的對外擴張提供了經濟基礎。
朝鮮是世界上軍事投資最大的國家之一，這個國家人民生活異常困難，但為什麼至今並沒有崩潰？蘇聯在二戰時全部工業轉入戰時經濟，為什麼當時蘇聯並沒有崩潰？
我列舉這些事例只是為了表明關於“投資國防工業必然導致經濟崩潰”這種因果關係是虛假的。這並不意味著目前我已主張走國防工業帶頭先導的路線。但是，關於國防工業對於國民經濟和就業的意義和作用，這個問題十分重大。我想我們以後還可以回過頭再作更深的討論。
記者：讓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討論。看來您是確信美國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而且早在十幾年前已經安排張五常、薩克斯等學者介入中國改革的經濟理論設計。而美國對於中國問題這種關懷，並非為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而是為了貫徹和實施美國國家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利益。因此，利用張五常、薩克斯這一類學者作為實施這一目標的意識形態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據我長期觀察和思考，我認為，確實存在一個來自美國背景，而通過受其操縱影響的中國學者以及部分官員來鼓吹和施行，以系統化地摧垮中國國有經濟為目標的陰謀計劃（軟戰爭）。這個計劃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輸入，其具體步驟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發展而不斷深入並有所調整。大體分階段如下：
（1）以取消價格補貼及限制為契機，建議實施“休克”療法，即激進的“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場體制快速轉軌方案。 （1987—1989）
建議實施財稅體制改革，把間接稅變為直接稅，使政府財源由國企、企業（上繳利潤）轉到向民間企業直接徵納。民間稅源監控困難（易導致資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時稅源直接化導致國家與納稅人的直接關係，易引生抗稅活動。誘發社會矛盾。
（2）鼓吹以“入關”作為與國際接軌的重大步驟，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業”概念已過時，代之以所謂國際化的“現代企業製度”，破壞中國國有企業存在的理論根基，消解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性。 （1993—1995）
（3）以投資體制的改變給國企斷血。在原體制下，民間儲蓄進入銀行，企業收入上繳財政。國家以銀行資金和財政收入從事投資。易於宏觀控制。在新體制下，民資直接進入股市，國家財政靠公債及赤字和稅收。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力遂大大減弱。
（4）鼓吹推進“產權革命”，從金融政策上阻斷國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謂“破除壟斷”、“公平競爭”剝奪國企對市場的主導能力，進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國企。由於國企陷入金融及市場困境，造成許多企業癱瘓、破產，成千萬人陷入大規模失業。 （1996— 1998）
（5）對糧食流通體制實施行政控制，放棄農產品的價格支持政策，在財政上長期忽視農村和農業問題，導致近年農業經濟的嚴重困厄，使農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亞洲金融危機後接受美國及IMF關於維持人民幣高匯率的建議，導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提早實施人民幣自由兌換，準備對國際炒家（金融大鱷）全面開放中國證券市場。
（8）針對中國來之不易的1600億外匯儲備，現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投放到無保護的國際金融市場參與炒作遊戲以套利的妙計。一旦外匯資源耗竭或被困鎖，未來中國政府勢必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以至由於外債、還債而不得不俯仰依賴西方金融勢力，從而陷入類似於當今“俄羅斯”式的債務及財政危機。使中國最終喪失在經濟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地位。
10、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遭遇重大挫折
記者：但是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以你的看法，美國向中國輸入了這一整套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實施了。但是在現實中，中國經濟並沒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數中國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崗人員）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選擇的機會要比過去多。這個問題你怎麼解釋？
何新：在歷史中並沒有絕對的錯誤。如果我們觀察人類的全部歷史，會發現那並不是一個從正確的設想出發，由正確走向正確的歷史。而往往是從錯誤開始，在錯誤中反省，總結經驗，從而積累智慧，從而有所進步的歷史。這個過程是辯證的。我所謂辯證，包涵兩層語義。第一是辯論，第二是對證、質證、求證。
記者：那麼在你看來美國的圖謀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中被挫敗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現代歷史中的美國是一個極盡聰明的國家。在20世紀的整個世界歷史中，從世紀初的威爾遜總統開始，就充滿一種美國式的理想主義。從馬漢開始，這個國家的戰略家精心算計，一心要實現以美國為中心統治全世界的意圖。但是，美國人的文化中缺乏中國人的一種宿命論（樂天知命）和悲觀主義。他們不知道，到頭來，人算不如天算。歷史自身是有其規律的。 50年代，他們重新武裝日本，扶植東亞小龍，目的是為中國樹立對立面，困鎖中國。結果沒有能阻擋中國的強大，反而為自己扶植出了一個潛在的日本對手和“東亞發展模式”。
80年代，他們將新自由主義輸入中國，是為了以此為藍圖搞垮中國的國有製經濟，把中國分成碎塊後納入美國中心的新全球體制，卻殊不料自由主義的經濟因素反而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刺激因素，激發了一種新的巨大活力。壞事變成了好事。
記者：這是否與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抵制也有關係？
何新：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遭到了傳統派在意識形態上的強烈抵制。因此中國領導層對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建議，始終有所警惕。沒有像俄羅斯領導人那樣全盤揖納，而是審慎地、有選擇地聽和試。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中國遭到了至少兩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價格控制的自由主義方針，引發了高幅的通貨膨脹，在當時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這一政策造成社會廣泛激烈的不滿，成為1989年事變的經濟誘導因。 1990年的“治理整頓”導致新自由主義改革被迫延緩。對此，張五常曾講過這樣一種遺憾：“1991年12月羅納德．科斯接受諾貝爾獎時，我在斯德哥爾摩遇到了米爾頓。我說，放開工業價格而不同時放開民營化國有企業看來並不正確。我可能錯誤地支持了前者，而沒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後者會對放開價格構成一大障礙。在中國經營的情況下，工業產量對價格放開後導致的價格上漲沒有彈性。結果，反對該項計劃的就不只是來自前面提到的特權集團，而且來自一般的產業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遊行。”
“我的觀點是，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應該先於放開價格，或者這兩者至少應同時進行，這一點米爾頓也同意。”
換句話說，他們本來試圖以價格機製作為槓桿開啟中國的經濟混亂之門。但這一嚐試遭到了失敗。因此90年代，他們把新的支點放到了所有製的問題上。然而，在90年代中後期，以所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以及“改制轉軌”為目標的國企改革方針，導致了全國范圍的大面積失業浪潮。引發了社會的震動和強烈反彈，迫使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激進“改革”措施再度放緩。
11、失業問題不容忽視
記者：以你的看法，當前社會中的失業問題，並不是由於國企本身的機制所造成，而是由於採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國企體制中，存在著低效率和勞動力閒置的問題。但是後一問題，不僅在中國，在歐洲多數國家的資本主義企業中也同樣存在（這一直是困惱歐洲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問題）。
這個問題本來並不是惡性的問題，由於局部地區和部門中採納了來自新自由主義的建議，政府試圖以激進的“下崗”政策轉變“機制”，解決這個問題。從而激化了這個問題，使之變成了影響社會穩定狀態的惡性問題。
記者：為什麼國有企業的效益這個問題如此難以解決呢？
何新：這個問題我們放到後面再深入討論。我這裡想強調的只是，依照那種新自由主義的藥方是絕對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的。
記者：我還要問，為什麼？
何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一個致病的理論盲點，這就是它的著眼點是經濟增長，而從不將研究重點放在失業問題上。他們認為失業都是“摩擦性失業”，他們認為，在一個理想的市場體系中，失業問題可以通過理想的勞動力供求機制自然地平衡和解決（這是純粹幻想）。
薩伊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概論》一書中提出，一個社會的生產必將擴展到充分就業，不會發生嚴重失業現象。如果還有工人失業，那隻能是他們自願放棄工作，即自願失業。所謂凱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針對這一觀點的。凱恩斯經濟學中最有意義的一點即在於此。
“凱恩斯批判那些所謂的“古典”（classical）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將法國經濟學家JB（SAY，1767—1832）的觀點——即薩伊法則'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奉為教父，證證所有的失業都是自願失業。”
那些輕率地為政府設計下崗、失業模型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業”這個詞背後的嚴酷意義，以及這個詞對於社會穩定構成的威脅。有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道頓指出：
“失業一詞，有兩層含義：一是沒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沒有工作，社會會給你錢。”
“短期失業指的是沒有工作，人們常常稱之為“臨時解僱”。即使是短期失業，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們希望終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崗位。長期失業描述的是一種更悲慘的情形：工人擔心他們可能在若干年裡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終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長期失業的形勢下，對大學生來說，畢業就意味著失業，他們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找不到工作。在最壞的情況下，長期失業甚至比在車禍中斷了一條腿還痛苦。”
“不發達國家通常沒有建立失業保險制度或社會救濟制度。那些沒有勞動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別的方式生存，如靠親戚朋友有限的經濟資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貸的人借款。”
記者：短期失業，經濟學中稱作“摩擦性失業”。
何新：今天中國社會中的失業，不是所謂“摩擦”性的“自願失業”，而是嚴重的結構性失業。
在美國和歐洲，你失業，國家會給你錢。但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基礎，從長遠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長期承擔為1—2億失業人口維持基本生活的財政重負。
對幾乎所有的人來說，沒有工作，就意味著生活失去保障。意味著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對許多人來說，當務之急是尋求降低失業的有效途徑。目前的失業問題，不僅困擾著一般意義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擾著社會地位較高的階層。
但是，國家通過近幾年的實踐對這一點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認識，黨和國家已經採取措施調整政策，緩解這個問題。中國黨和政府並不像有的前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對新自由主義執迷不悟。這充分顯示了這個黨和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12、中國必將走向偉大的複興
記者：你承認當前存在著嚴重的失業等問題，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民族。中國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寬厚、博大。而領導這個國家的共產黨，是一個極其智慧、成熟的黨。所以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天不能死、地不能埋”（這是2000年前荀子的話）。
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時代。我們由於身在其中而往往看不清這一點。在中國土地上所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一系列偉大的變革、偉大的建設，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亙古的永久性意義。三峽與航天，互聯網與信息時代的降臨，青藏鐵路以及貫通全國的高速公路網，星羅棋布地遍布中國的現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內陸區域的大開拓，其意義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萬里長城、車同文、行同軌、大馳道與大運河，超過歷史上的秦漢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時代。
中國在一些主要的經濟（如鋼、煤、糧、棉）實物產出上成為世界第一位的經濟大國（這是1958年大躍進的目標，是毛澤東當日也不敢想望的），中國從一個連洋釘、火柴都依賴進口的純消費國（1949），成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經濟品的主要生產出口大國，成為世界性的工廠，等等；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中國在1949—1979年的30年間完成了重化核工業化，並實現了自我武裝。在1979—1999年20年間實現了國民經濟的高速騰飛，其速度大大超過美國、日本、德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的崛起。
這不僅僅是一個古老民族的複興，也是一個偉大現代國家不可抑制、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崛起。自1840年那場打開國門的戰爭發生以來到今天，在這個土地上發生的全部歷史運動具有著統一的完整性，這是一個成序列的分階次的歷史前進洪流，如果說，1840年英國人不能阻擋它，1870年—1900年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不能阻擋它，後來的東條英機、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杜魯門不能阻擋它，那麼世界上已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力量能夠再在前面阻遏住它！這個歷史運動具有一種必然性，中國完全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這個運動的主題就是中華民族的複興，以及東方文明的偉大復興。
中國那些西方的對手們總是低估這一點，低估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這個人民和這個執政黨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總是想製作一些極幼稚愚蠢的圈套，以為中國人輕易地可以鑽進去就他們的範（包括WTO問題上）。象張五常、薩克斯，就是這種西方弱智的典型。張五常說：“對中國的改革持悲觀也許為時過早。隨著股份制的實施，市場可能會再次發揮魔力。很有可能，將來有一天政府當局會認識到，凡是它有發言權的組織（指共產黨和國家機器），都會在競爭中落敗。”引自張書，第501頁。
人們可以把這理解為是一個現實中不斷遭遇失敗而仍存夢想者的囈語。但是，他竟以為以他那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空想性方案還可以搞亂這個國家，這未免是太不自量力了。
人民幣匯率與美國險惡用心
人民幣匯率與美國險惡用心
作者：何雪飛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9-25
人民幣匯率與美國險惡用心
何雪飛
隨著對外開放經濟交往的逐漸深入，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對外依存度超高的國家（以2007年統計數據計算，中國外匯儲備的增加佔GDP增長量的70%以上）。中國每年進出口的商品總量及引進的外資總量超高速增長，人民幣匯率問題也越來越重要。
近幾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屢次在人民幣問題上向中國施加壓力。 2009 年10 月3日七國集團（G7）舉行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並發表公報。七國集團繼續向中國施壓，稱人民幣升值將“有助於促進中國和全球經濟實現更平衡增長”。
一、中國為何陷入全球化陷阱
國內學者對於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多年以來也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歸納起來大概有兩方面的意見：第一種，認為人民幣估值偏低，因此中國出口商品及國內資產價格便宜，這導致貿易順差及FDI 多年來持續增長，外匯儲備過高。一些愛國學者憂心忡忡地認為，這種依靠廉價出口及引進外資的發展戰略實際上等於將中國的資源財富白白送給西方發達國家，因此人民幣應該升值以解決這些問題。第二種，認為人民幣升值將嚴重打擊中國出口產業，減少中國就業，而升值預期將引發投機熱錢進入中國，導致國內金融動盪。西方國家壓迫人民幣升值是當年壓迫日本“廣場協議”的翻版。在五六年的吵吵嚷嚷中，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8 時代升值到了6 時代，而中國經濟卻越來越艱難。
面臨西方的壓力，學界與官方看起來基本上處於不知所措、莫衷一是的狀態。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的愛國精英沒有宏觀戰略思維、整體思維，缺乏對於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的把握及應對策略，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茫然無助。另一方面，某些掌控中國經濟決策權的學者及官員，事實上已經被西方經濟思維洗腦、被西方收買，他們似乎具有戰略思維，但卻是充當經濟間諜、將中國經濟變為西方殖民地的戰略。
在筆者看來，中國經濟如果繼續依賴出口、依賴引進外資，顯然相當於飲鴆止渴。中國患上了這種經濟癌症，不幸的是，癌症可能已經到晚期了。出現這種局面，跟某些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漢奸學者及官員制定的中國經濟戰略設計有關：
1、為了維護依賴出口、依賴外資的半殖民地經濟格局，中國工人，包括出口產業工人的工資即勞動力價格長期被壓制在一個極低的狀態。 2、為了維護半殖民地經濟格局，農業產品價格被長期壓制，農民貧困，三農問題格外嚴重，農村大量勞動力進入沿海進一步壓低工人工資。農產品價格偏低，也使中國工業工人工資低廉，中國農業變相為出口產業及外資服務，也就是變相為西方發達國家服務。 3、為了維護半殖民地經濟格局，在鼓勵出口、鼓勵引進外資的產業政策下，土地價格、水價格、能源價格、環境成本被壓製到最低。 4、為了鼓勵出口及引進外資，國家寶貴的財政收入被用於外貿補貼出口退稅及對外資的各種優惠。而國家稅收，卻很大一部分來自窮人，中國對高收入者、暴富階層徵稅甚少！ 5、與此同時，國企私有化，教育、醫療、住房產業化形成三座大山，在這殖民地四化中，國家財富被外國資本及依附其上的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瓜分，而城市勞動者更加貧困，不得不淪為廉價勞動力。 6、中國以運十為代表的自主戰略產業被廢棄，中國民族產業及出口產業不掌握核心技術及自主品牌，所以不得不依靠前面幾個方面提高競爭力。 7、人民幣的匯率，在早期，起碼在94 年為了配合西方殖民地化中國的戰略，確實有人為壓低的可能。這就是經濟漢奸間諜導致的7 宗罪。
中國的環境被嚴重污染，資源被大量消耗，勞動者被殘酷剝削壓迫，生產的產品卻被廉價賣給西方國家，積累的外匯儲備卻一直在縮水。在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主導的中投等機構的運作下，中國為美國金融危機買單，投資海外，將勞工血汗換來的美元購買美國債券等誰都知道將嚴重貶值的金融資產。即便如此，西方國家還不滿意，仍然將冤大頭中國指責為國際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屢次次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有助於促進中國和全球經濟實現更平衡增長”。
看過以上筆者的分析，我們清楚地看到，當前中國經濟（其實也是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佔中國人口絕大部分比重的工人農民長期貧困，國內兩極分化嚴重，因此國內消費嚴重不足，經濟增長依賴出口與外商投資，另外環境資源污染嚴重，經濟發展不可持續。了解這一主要矛盾，西方發達國家多年來壓迫人民幣升值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試想，假如中國大幅提高農產品價格提高農民收入，大幅提高工人收入，給污染嚴重的產業加大環境徵稅，那麼中國的出口產品價格必然大幅提高，出口必然減少，外資進入中國成本也必然提高，而外匯儲備必然減少，但中國消費與內需得以提升，中國經濟將擺脫對外依賴。在這種局面下，由於出口減少，還會有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嗎？
任何人都清楚，產業轉型、結構調整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國不可能一夜之間放棄出口產業，總需要有個階段，有個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出口產業的同時提升內需與消費，實現產業升級。筆者在上面列出了中國經濟問題的七個方面。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在國內經濟間諜、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配合下，中國祇是在第七個方面，即人民幣匯率上進行了調整，其他六個方面動作緩慢，甚至有所倒退，這是經濟政策已經被漢奸、間諜把持的典型徵兆。人民幣從05年開始逐漸升值，時快時慢，匯改後的第一年裡,人民幣升值1.5%,第二年升值了5.5%,第三年升值了10.9%。而人民幣升值與其他六方面的調整存在替代關係。
人民幣升值後，為了保證出口產業不至於一夜間垮塌，其他六個方面問題的解決將被放在更次要的位置，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比如，很多地方，在人民幣升值、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外需減少的情況下，為了保就業、保增長，為了維護出口產業，連基本的勞動法都不執行，更何談大幅提高工人、農民收入？更何談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解決？
中國面臨的就是這樣的局面，人民幣越升值，在出口產業壓力倍增情況下，解決前六方面的問題，如提高工農收入進而解決內需緩和階級矛盾、實現資源節約環境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戰略就越難以執行。事實上，人民幣升值後，為了保護出口產業，只能暫緩解決前六方面的問題，甚至繼續加重在前六方面的錯誤政策，使中國經濟更加殖民地化。
所以，西方發達國家集體要求人民幣升值，是向中國勞動人民再次亮出了屠刀，向胡錦濤總書記的科學發展觀發出了挑戰，是向潛伏在中國國內的經濟間諜發出了新一輪進攻的信號。
為了擺脫依賴出口依賴外資的經濟癌症，為了在階級矛盾空前尖銳的情況下維護社會穩定，提高工農收入、取消對外資優惠、發揚“兩彈一星”精神實現產業升級這三大任務應放在首位，其次是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如果在其他1-5方面的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仍然有非常高的貿易順差，那一定是解決了第6 方面問題，即中國掌握了核心技術及品牌，中國出口產品有了高額附加值，那麼人民幣才有升值的必要。所以，中國人民幣是否升值，取決於中國是否已經具有發達的技術優勢。當年日本積累高額外匯儲備、貿易順差主要靠技術立國、品牌立國，所以當時日元升值有一定合理性，但還是引發了金融動盪。今天中國的貿易順差都是依靠剝削勞工、犧牲資源環境的代價下實現的，和日本完全不同，在這種狀況下，人民幣貿然升值，作為不發達國家的中國面臨的階級衝突風險、金融風險將比日本嚴重一百倍，更重要是，西方國家將通過這一戰略，將中國永遠鎖定在殖民地地位，將使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更加地不平衡。
二、出口產業的問題：中國貿易順差究竟是太多了還是太少了？
中國出口產業的問題：
第一，沒有核心技術。
第二，沒有自主品牌。
第三，出口產業壟斷集中程度低，企業分散弱小，相互間惡性競爭。世界發達國家各大產業都是壟斷型的計劃經濟（由資本家階級主導），由一家或者幾家寡頭壟斷。無論是產業鏈低端的石油、鐵礦石等資源能源類，還是芯片、大飛機等高端產業，都是如此。唯獨中國的出口產業是自由市場經濟，由一大堆分散的血汗工廠構成，他們之間相互惡性競爭，為了搶奪訂單，相互壓低產品價格，最終只能犧牲工人及環境。
由於以上三點，中國出口產業只能依靠壓榨勞工、污染環境，不惜一切代價減少成本來換得微薄利潤。
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換來的。中國積累大量美元的代價是廉價出口商品，犧牲的是勞工及環境。中國出口產業的附加值是極低的。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出口積累的主要貨幣美元又在不斷貶值，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是典型的賠本生意。僅僅讓血汗工廠主獲得蠅頭小利，而西方發達國家以極少的貨幣購買優質的產品，西方獲得最大實惠。搞計劃經濟本來是中國的長項，雜交水稻、原子能、航空航天等產業的成功都是計劃經濟的結果。但是改革開放後將毛澤東時代好的經驗全盤推倒，將原有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拆散，賤賣給外資。沿海地區則由素質低下的資本家們搞出一大批污染環境、壓榨勞工的血汗工廠，向西方賤賣商品。
主流媒體都在批判中國的貿易順差太多了，因此要鼓動大力進口來耗光外匯。其實無論是你進口鐵礦石、石油等資源也好，進口芯片、大飛機等高科技產品也好，都相當於被國外跨國公司第二次剝削。向西方國家出口廉價商品積累大量美元是被一次剝削；向跨國巨頭進口高價商品是被二次剝削；即便不進口國外商品，購買美國的債券，坐等美元資產大幅貶值更是嚴重的被剝削。左右為難。整個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就是向國際壟斷資本家輸血。這是中國改革開放拋棄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自主創新、協同作戰精神的必然惡果。
因此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在政府指導下，將中國出口產業集成為一個一致對外的聯合軍團與國外博弈，那麼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就能大幅提高，再加上掌控核心技術與自主品牌，中國的出口產業才能獲得較高的附加值。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的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能夠抵消美元貶值，能夠抵消進口鐵礦石、大飛機等高附加值商品的損失，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才是有利可圖的。何況大飛機、芯片等高科技產品，如果延續毛澤東時代的體制（毛澤東在世，必然使運十、龍芯稱霸世界），中國完全可以自己生產，滿足自用後大量出口。依靠毛澤東時代留給中國的家底中國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
三、西方為何要求人民幣升值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人民幣問題上常年不斷地施加壓力，其背後是隱藏很深的謀略。如果中國政府不夠強硬，選擇人民幣匯率穩定，優先保護自己的出口產業，那麼中國將在金融及實體產業開放方面做出重大讓步。以人民幣匯率問題，壓迫中國不斷開放金融業、不斷加大對外資的優惠，使國際壟斷資本進一步控制中國金融業與實體產業，這一點郎咸平等人也已經看得到。
然而，西方的人民幣謀略其實還有扼殺中國出口產業成長的險惡用心。
先簡單看當年日元升值的情況。日元升值前，日本的出口產業，第一、已經高度壟斷高度集成。第二、日本有自己的核心技術。第三、日本有自主品牌。第四、日本國內分配比較平均，80 年代日本工人工資已經大幅提高。因此，日本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很強，日元升值，意味著同樣的一件日本商品換回的美元更多。因此，日元升值對日本出口產業影響較少，甚至是對日本整體有利。然而，由於熱錢投機套利問題對日本金融業損傷極大。熱錢在日元低位湧入日本投機，炒高股市與房地產。日元大幅升值完成後，熱錢流出，日本股市、樓市泡沫破裂。美國的金融阻擊戰阻擊了日本大幅擴張成為世界經濟霸主的步伐，但由於日本產業骨架的支撐，日元升值對日本的損害不是致命性的。
中國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日本出口產業的優勢中國一條都不具備。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究竟是依靠壓榨工人工資、犧牲環境，還是依靠操縱匯率？如果將出口產業（血汗工廠）的工人工資提高三倍，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必然大幅提高，那麼中國還會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嗎？可見問題不在匯率。
那為什麼美國人要在匯率問題上施壓，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並自由浮動？利用金融大鱷、熱錢對中國實施金融戰爭是顯而易見的重要原因。另外一個直接原因則是擔心害怕中國逐漸調整出口產業，使中國出口產業轉型走向日本之路：如提高壟斷程度、開發核心技術、自主品牌、提高工人工資等等。中國完成產業轉型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有利。中國未完成產業轉型前，人民幣升值必然打擊弱勢的出口產業，減緩產業轉型的步伐。而中央政府為了保就業必然依靠財政手段大搞出口退稅，補貼出口產業，使中國出口產業繼續為西方輸血。毫無疑問，當前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將極大阻擊中國搞自主創新、產業轉型、提高工人工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步伐。
一個企業搞傾銷，第一步是廉價賤賣自己的產品將對手擊垮，進而初步佔領整個市場。第二步是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形成技術壟斷和市場永久性壟斷。第三步是提高自己產品的價格，將之前的虧損彌補。日本的出口產業走的就是這個過程，日元升值在日本產業轉型之後，因此日元升值沒有阻擋豐田等大公司的擴張步伐，美國人只得依靠其他辦法進行阻擊。中國產業轉型遠未完成。美國人現在對人民幣問題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而不是提高中國工人工資及提高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其目的就是迫使中國繼續壓低工人工資、繼續大搞特稿出口退稅，繼續為西方提供廉價商品，將中國出口產業永遠釘死在廉價賤賣自己的階段，使中國成為美國永久的產業殖民地。
綜上，西方壓迫人民幣升值，目的是對中國從產業（包括出口產業、內需產業）到金融進行全方位打擊。
作者：何雪飛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9-25
人民幣匯率與美國險惡用心
何雪飛
隨著對外開放經濟交往的逐漸深入，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對外依存度超高的國家（以2007年統計數據計算，中國外匯儲備的增加佔GDP增長量的70%以上）。中國每年進出口的商品總量及引進的外資總量超高速增長，人民幣匯率問題也越來越重要。
近幾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屢次在人民幣問題上向中國施加壓力。 2009 年10 月3日七國集團（G7）舉行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並發表公報。七國集團繼續向中國施壓，稱人民幣升值將“有助於促進中國和全球經濟實現更平衡增長”。
一、中國為何陷入全球化陷阱
國內學者對於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多年以來也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歸納起來大概有兩方面的意見：第一種，認為人民幣估值偏低，因此中國出口商品及國內資產價格便宜，這導致貿易順差及FDI 多年來持續增長，外匯儲備過高。一些愛國學者憂心忡忡地認為，這種依靠廉價出口及引進外資的發展戰略實際上等於將中國的資源財富白白送給西方發達國家，因此人民幣應該升值以解決這些問題。第二種，認為人民幣升值將嚴重打擊中國出口產業，減少中國就業，而升值預期將引發投機熱錢進入中國，導致國內金融動盪。西方國家壓迫人民幣升值是當年壓迫日本“廣場協議”的翻版。在五六年的吵吵嚷嚷中，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8 時代升值到了6 時代，而中國經濟卻越來越艱難。
面臨西方的壓力，學界與官方看起來基本上處於不知所措、莫衷一是的狀態。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的愛國精英沒有宏觀戰略思維、整體思維，缺乏對於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的把握及應對策略，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茫然無助。另一方面，某些掌控中國經濟決策權的學者及官員，事實上已經被西方經濟思維洗腦、被西方收買，他們似乎具有戰略思維，但卻是充當經濟間諜、將中國經濟變為西方殖民地的戰略。
在筆者看來，中國經濟如果繼續依賴出口、依賴引進外資，顯然相當於飲鴆止渴。中國患上了這種經濟癌症，不幸的是，癌症可能已經到晚期了。出現這種局面，跟某些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漢奸學者及官員制定的中國經濟戰略設計有關：
1、為了維護依賴出口、依賴外資的半殖民地經濟格局，中國工人，包括出口產業工人的工資即勞動力價格長期被壓制在一個極低的狀態。 2、為了維護半殖民地經濟格局，農業產品價格被長期壓制，農民貧困，三農問題格外嚴重，農村大量勞動力進入沿海進一步壓低工人工資。農產品價格偏低，也使中國工業工人工資低廉，中國農業變相為出口產業及外資服務，也就是變相為西方發達國家服務。 3、為了維護半殖民地經濟格局，在鼓勵出口、鼓勵引進外資的產業政策下，土地價格、水價格、能源價格、環境成本被壓製到最低。 4、為了鼓勵出口及引進外資，國家寶貴的財政收入被用於外貿補貼出口退稅及對外資的各種優惠。而國家稅收，卻很大一部分來自窮人，中國對高收入者、暴富階層徵稅甚少！ 5、與此同時，國企私有化，教育、醫療、住房產業化形成三座大山，在這殖民地四化中，國家財富被外國資本及依附其上的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瓜分，而城市勞動者更加貧困，不得不淪為廉價勞動力。 6、中國以運十為代表的自主戰略產業被廢棄，中國民族產業及出口產業不掌握核心技術及自主品牌，所以不得不依靠前面幾個方面提高競爭力。 7、人民幣的匯率，在早期，起碼在94 年為了配合西方殖民地化中國的戰略，確實有人為壓低的可能。這就是經濟漢奸間諜導致的7 宗罪。
中國的環境被嚴重污染，資源被大量消耗，勞動者被殘酷剝削壓迫，生產的產品卻被廉價賣給西方國家，積累的外匯儲備卻一直在縮水。在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主導的中投等機構的運作下，中國為美國金融危機買單，投資海外，將勞工血汗換來的美元購買美國債券等誰都知道將嚴重貶值的金融資產。即便如此，西方國家還不滿意，仍然將冤大頭中國指責為國際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屢次次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有助於促進中國和全球經濟實現更平衡增長”。
看過以上筆者的分析，我們清楚地看到，當前中國經濟（其實也是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佔中國人口絕大部分比重的工人農民長期貧困，國內兩極分化嚴重，因此國內消費嚴重不足，經濟增長依賴出口與外商投資，另外環境資源污染嚴重，經濟發展不可持續。了解這一主要矛盾，西方發達國家多年來壓迫人民幣升值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試想，假如中國大幅提高農產品價格提高農民收入，大幅提高工人收入，給污染嚴重的產業加大環境徵稅，那麼中國的出口產品價格必然大幅提高，出口必然減少，外資進入中國成本也必然提高，而外匯儲備必然減少，但中國消費與內需得以提升，中國經濟將擺脫對外依賴。在這種局面下，由於出口減少，還會有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嗎？
任何人都清楚，產業轉型、結構調整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國不可能一夜之間放棄出口產業，總需要有個階段，有個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出口產業的同時提升內需與消費，實現產業升級。筆者在上面列出了中國經濟問題的七個方面。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在國內經濟間諜、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配合下，中國祇是在第七個方面，即人民幣匯率上進行了調整，其他六個方面動作緩慢，甚至有所倒退，這是經濟政策已經被漢奸、間諜把持的典型徵兆。人民幣從05年開始逐漸升值，時快時慢，匯改後的第一年裡,人民幣升值1.5%,第二年升值了5.5%,第三年升值了10.9%。而人民幣升值與其他六方面的調整存在替代關係。
人民幣升值後，為了保證出口產業不至於一夜間垮塌，其他六個方面問題的解決將被放在更次要的位置，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比如，很多地方，在人民幣升值、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外需減少的情況下，為了保就業、保增長，為了維護出口產業，連基本的勞動法都不執行，更何談大幅提高工人、農民收入？更何談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解決？
中國面臨的就是這樣的局面，人民幣越升值，在出口產業壓力倍增情況下，解決前六方面的問題，如提高工農收入進而解決內需緩和階級矛盾、實現資源節約環境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戰略就越難以執行。事實上，人民幣升值後，為了保護出口產業，只能暫緩解決前六方面的問題，甚至繼續加重在前六方面的錯誤政策，使中國經濟更加殖民地化。
所以，西方發達國家集體要求人民幣升值，是向中國勞動人民再次亮出了屠刀，向胡錦濤總書記的科學發展觀發出了挑戰，是向潛伏在中國國內的經濟間諜發出了新一輪進攻的信號。
為了擺脫依賴出口依賴外資的經濟癌症，為了在階級矛盾空前尖銳的情況下維護社會穩定，提高工農收入、取消對外資優惠、發揚“兩彈一星”精神實現產業升級這三大任務應放在首位，其次是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如果在其他1-5方面的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仍然有非常高的貿易順差，那一定是解決了第6 方面問題，即中國掌握了核心技術及品牌，中國出口產品有了高額附加值，那麼人民幣才有升值的必要。所以，中國人民幣是否升值，取決於中國是否已經具有發達的技術優勢。當年日本積累高額外匯儲備、貿易順差主要靠技術立國、品牌立國，所以當時日元升值有一定合理性，但還是引發了金融動盪。今天中國的貿易順差都是依靠剝削勞工、犧牲資源環境的代價下實現的，和日本完全不同，在這種狀況下，人民幣貿然升值，作為不發達國家的中國面臨的階級衝突風險、金融風險將比日本嚴重一百倍，更重要是，西方國家將通過這一戰略，將中國永遠鎖定在殖民地地位，將使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更加地不平衡。
二、出口產業的問題：中國貿易順差究竟是太多了還是太少了？
中國出口產業的問題：
第一，沒有核心技術。
第二，沒有自主品牌。
第三，出口產業壟斷集中程度低，企業分散弱小，相互間惡性競爭。世界發達國家各大產業都是壟斷型的計劃經濟（由資本家階級主導），由一家或者幾家寡頭壟斷。無論是產業鏈低端的石油、鐵礦石等資源能源類，還是芯片、大飛機等高端產業，都是如此。唯獨中國的出口產業是自由市場經濟，由一大堆分散的血汗工廠構成，他們之間相互惡性競爭，為了搶奪訂單，相互壓低產品價格，最終只能犧牲工人及環境。
由於以上三點，中國出口產業只能依靠壓榨勞工、污染環境，不惜一切代價減少成本來換得微薄利潤。
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換來的。中國積累大量美元的代價是廉價出口商品，犧牲的是勞工及環境。中國出口產業的附加值是極低的。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出口積累的主要貨幣美元又在不斷貶值，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是典型的賠本生意。僅僅讓血汗工廠主獲得蠅頭小利，而西方發達國家以極少的貨幣購買優質的產品，西方獲得最大實惠。搞計劃經濟本來是中國的長項，雜交水稻、原子能、航空航天等產業的成功都是計劃經濟的結果。但是改革開放後將毛澤東時代好的經驗全盤推倒，將原有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拆散，賤賣給外資。沿海地區則由素質低下的資本家們搞出一大批污染環境、壓榨勞工的血汗工廠，向西方賤賣商品。
主流媒體都在批判中國的貿易順差太多了，因此要鼓動大力進口來耗光外匯。其實無論是你進口鐵礦石、石油等資源也好，進口芯片、大飛機等高科技產品也好，都相當於被國外跨國公司第二次剝削。向西方國家出口廉價商品積累大量美元是被一次剝削；向跨國巨頭進口高價商品是被二次剝削；即便不進口國外商品，購買美國的債券，坐等美元資產大幅貶值更是嚴重的被剝削。左右為難。整個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就是向國際壟斷資本家輸血。這是中國改革開放拋棄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自主創新、協同作戰精神的必然惡果。
因此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在政府指導下，將中國出口產業集成為一個一致對外的聯合軍團與國外博弈，那麼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就能大幅提高，再加上掌控核心技術與自主品牌，中國的出口產業才能獲得較高的附加值。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的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能夠抵消美元貶值，能夠抵消進口鐵礦石、大飛機等高附加值商品的損失，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才是有利可圖的。何況大飛機、芯片等高科技產品，如果延續毛澤東時代的體制（毛澤東在世，必然使運十、龍芯稱霸世界），中國完全可以自己生產，滿足自用後大量出口。依靠毛澤東時代留給中國的家底中國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
三、西方為何要求人民幣升值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人民幣問題上常年不斷地施加壓力，其背後是隱藏很深的謀略。如果中國政府不夠強硬，選擇人民幣匯率穩定，優先保護自己的出口產業，那麼中國將在金融及實體產業開放方面做出重大讓步。以人民幣匯率問題，壓迫中國不斷開放金融業、不斷加大對外資的優惠，使國際壟斷資本進一步控制中國金融業與實體產業，這一點郎咸平等人也已經看得到。
然而，西方的人民幣謀略其實還有扼殺中國出口產業成長的險惡用心。
先簡單看當年日元升值的情況。日元升值前，日本的出口產業，第一、已經高度壟斷高度集成。第二、日本有自己的核心技術。第三、日本有自主品牌。第四、日本國內分配比較平均，80 年代日本工人工資已經大幅提高。因此，日本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很強，日元升值，意味著同樣的一件日本商品換回的美元更多。因此，日元升值對日本出口產業影響較少，甚至是對日本整體有利。然而，由於熱錢投機套利問題對日本金融業損傷極大。熱錢在日元低位湧入日本投機，炒高股市與房地產。日元大幅升值完成後，熱錢流出，日本股市、樓市泡沫破裂。美國的金融阻擊戰阻擊了日本大幅擴張成為世界經濟霸主的步伐，但由於日本產業骨架的支撐，日元升值對日本的損害不是致命性的。
中國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日本出口產業的優勢中國一條都不具備。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究竟是依靠壓榨工人工資、犧牲環境，還是依靠操縱匯率？如果將出口產業（血汗工廠）的工人工資提高三倍，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必然大幅提高，那麼中國還會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嗎？可見問題不在匯率。
那為什麼美國人要在匯率問題上施壓，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並自由浮動？利用金融大鱷、熱錢對中國實施金融戰爭是顯而易見的重要原因。另外一個直接原因則是擔心害怕中國逐漸調整出口產業，使中國出口產業轉型走向日本之路：如提高壟斷程度、開發核心技術、自主品牌、提高工人工資等等。中國完成產業轉型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有利。中國未完成產業轉型前，人民幣升值必然打擊弱勢的出口產業，減緩產業轉型的步伐。而中央政府為了保就業必然依靠財政手段大搞出口退稅，補貼出口產業，使中國出口產業繼續為西方輸血。毫無疑問，當前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將極大阻擊中國搞自主創新、產業轉型、提高工人工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步伐。
一個企業搞傾銷，第一步是廉價賤賣自己的產品將對手擊垮，進而初步佔領整個市場。第二步是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形成技術壟斷和市場永久性壟斷。第三步是提高自己產品的價格，將之前的虧損彌補。日本的出口產業走的就是這個過程，日元升值在日本產業轉型之後，因此日元升值沒有阻擋豐田等大公司的擴張步伐，美國人只得依靠其他辦法進行阻擊。中國產業轉型遠未完成。美國人現在對人民幣問題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而不是提高中國工人工資及提高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其目的就是迫使中國繼續壓低工人工資、繼續大搞特稿出口退稅，繼續為西方提供廉價商品，將中國出口產業永遠釘死在廉價賤賣自己的階段，使中國成為美國永久的產業殖民地。
綜上，西方壓迫人民幣升值，目的是對中國從產業（包括出口產業、內需產業）到金融進行全方位打擊。
意識形態陰謀及國際經濟戰
新自由主義與意識形態陰謀及國際經濟戰！
何新
警言：
美國的老布什見到中國的領導人曾關切地提過一個問題，問中國什麼時候會徹底實現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並不是單一私有化的經濟，為什麼他們卻全力促進我國的私有化呢？
為什麼美國人英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佈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特別愛我們，急於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呢？
在觀察了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幫助中國、前蘇聯設計改革方案的外來經濟術士，讀了他們那些自由主義的建議和改革方案以後，我在腦中常常會聯想起戰國後期一些在別國作“客卿”的縱橫家。
今天的國際局面在政治結構上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頗有相似之點。所以張五常君、薩克斯一類以“經濟”之術遊說列國諸侯，為美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現代國際縱橫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薦你去讀一讀他的書，這也是當代的“縱橫家書”呵！
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一種毒品。我們所以說它是毒品，並非因為它不符合於舊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標準（如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它內涵的政策含義以及若全面實施，必會導致中國國民經濟的渙散性崩解以至徹底摧毀。前蘇聯經濟到俄羅斯新經濟的轉變過程已經以現實經驗驗證了這一點。隨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實施，這一過程在中國現實中也的確局部地發生了。
記者：美國的老布什見到中國的領導人曾關切地提過一個問題，問中國什麼時候會徹底實現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並不是單一私有化的經濟，為什麼他們卻全力促進我國的私有化呢？
何新：這是別有用心的。
記者：如果是別有用心，你認為他們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何新：看一下前蘇聯地區及多數東歐國家的現狀就知道了。蘇聯瓦解後，前蘇聯的大型國有製（包括跨國）壟斷企業被徹底摧毀和全面瓦解。其結果是，國民經濟整體地在世界市場中和國內市場中喪失了競爭力。同時，由於國有企業的瓦解造成大規模社會失業，不斷引發社會不安和動亂。 （正是由於前蘇聯時代構築的社會保障體系仍然存在，所以尚未發生大型的社會革命和動亂。）東歐地區和俄羅斯經濟已成為西方跨國壟斷組織拓展新的生存空間的經濟“新邊疆”。
由於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體系的崩解癱瘓，前蘇聯軍事工業體系和科研體係也陷入了癱瘓的狀態，短期內俄羅斯已失去與美國及西方爭霸的能力。這就為美國當前強力推行“國際導彈防禦體系”（NMD）準備以強大核軍力為後盾直接稱霸全球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NMD的報刊譯名是“國家導彈防禦體系”，這可能是出於誤解的誤譯。 NMD本質上是一個跨洲的國際體系，而不僅是美國一國的防禦體系。應稱作“國際導彈防禦體系”。
可以說，美國近20年來通過向蘇聯灌輸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誘導他們走向自毀式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對西方國家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空前勝利。他們在中國也一直試圖這樣作。自從80年代後期以來，在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誘導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被引向以下的三大經濟政策目標（1）砸掉國有企業職工的“鐵飯碗”即社會保障體系；（2）摧毀國有製企業造成大規模社會失業；（3）以消除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全面自由放任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一些根本不了解現代資本主義真正運行機制的幼稚經濟學人，認為只有達到這三大目標，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向市場經濟的徹底轉軌。
我國那些幼稚的自由市場經濟的鼓吹者似乎全然無視現代資本主義及其運行的上述重大的新特點。他們在中國居然仍然鼓吹過時的斯密——薩伊的幼稚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鼓吹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解散大型國企，而回到以小企業、小私有製為主體的原始積累狀態的幼稚資本主義。
我個人認為，問題的根子不僅在於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錯誤認知，而且在於引導經濟改革的某些理論存在根本錯誤。當前特別要警惕西方一些政客和術士向中國輸入的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那正是旨在將中國導入動亂深淵的“諜中諜”。
你知道香港有個專業向中國推銷新自由主義以及“新制度主義”的“五常”博士嗎？你知道美國、英國是如何利用“經濟學”意識形態來操縱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嗎？
記者：“五常”博士，沒有聽說過。為什麼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國的經濟改革？這怎麼可能？
何新：（笑）作為經濟學博士如果你還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會有點孤陋寡聞。此人自詡為中國私有化事業的經濟學教父，是中國經濟改革除鄧小平之外的第二設計師。
記者：這個人究竟是乾什麼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張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為他本人曾在一次對美國人的演講中這樣說過——“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文獻中，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中，只有5個人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現時不帶英文的父姓。他們是弗里德曼、科斯、阿爾奇安、德姆賽茨和我。”其實，除我在這里以外，我在國內出版物中還沒有見到人們引證“張五常”時省掉他的父姓只寫作“五常”，這不合中國人的書寫習慣。而且這個人似乎不知道，對很多人，例如薩繆爾森、熊彼特、薩克斯、馬歇爾，人們通常用中文提到他們時都省略掉他們的英文父姓，這僅僅是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麼知名度的標誌。
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必須懂數學，但這位擔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的“五常”博士卻告訴我們——“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後一個不必修微積分課程而得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我喜歡獨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後就很少閱讀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第491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但是，千萬不要低估這位張五常。這個人具有某種來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點來頭。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確具有某種實際的意義。
記者：你不會說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沒有根據這樣說。但這位從來不讀別人書的博士於80年代初來到香港，一來即就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這確實是經過英國人和美國人精心選擇和安排的，而且確實是承擔著一種重大的意識形態使命的。這也是美國、英國利用經濟意識形態試圖操控中國改革的一個具體的實例。
記者：這有什麼根據？
何新：有張五常自己的書為證。這位五常君在他近年於大陸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許由於過於自鳴得意，竟不經心地透露了這個任命的內幕安排過程。他告訴我們，“1981年夏，'香港體制'的設計師約翰•考珀思韋特先生（按：英國駐港官員，與英國情報局軍情六處關係密切）向我傳遞了一個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羅納德•科斯（按：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請。他說，中國看來要開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適當的專業知識。另外，應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之約，我剛剛完成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該書相當肯定地推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製度。”（均引自張五常《經濟解釋》一書第490-491頁）
記者：難怪英國人和美國人會特別青睞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張五常還告訴我們，“我惟一要說的是，我接受過產權理論的教育，我能夠用中文寫作，這是我的幸運。”“科斯認為我在香港的責任就是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他說）在中國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來無緣享受現代經濟分析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很有可能幫助他們彌合這種差距。”這意味著英美認為中國人必須需要由美國派來的這位經濟學神父重新進行經濟學知識的“啟蒙”。張五常還說，“我並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是中國偉大改革的設計師（——究竟誰這樣說過？），這個榮譽屬於鄧小平（——他真謙虛）。”“但是在偉大的變革時期，經濟學家可以成為意外的英雄。因為在這樣一個時期，常常存在意識形態的真空。”
人們仔細地閱讀這些話後，會驚佩美國、英國意識形態集團的智慧和洞察力，他們多麼早就看到了中國在改革年代即將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同時立即不失時機地挑選最合適的棋子填補、操作這一空間。因此，他們派遣這位專業研究“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國登陸香港，作為向中國傳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父，使他成為了一個“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發揮了這種來“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的作用。
張五常說，“幾年來，我寫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評論中國的經濟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領導人］不僅容忍了我的批評，而且還仔細地閱讀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當一個朋友看待。”——這表明他的工作並非一無成果。 “我獲得許可及充分的合作調查實施情況，1986年我睡在首鋼的集體宿舍裡進行實地考察，隨後參觀了杭州和溫州的工廠。中國派了三個助手來幫助我，可以得到機密文件，什麼都不隱瞞。所有關於經濟情況的問題，只要知道，都如實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沒有一個會給研究者提供這麼自由的條件。”最後一句話極其值得注意，請看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是多麼善良而單純呵！
記者：你為什麼會特別重視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為我近年來一直在探尋向中國輸入以私有化為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源頭，結果我終於發現了這位自我放棄父姓的張五常。這裡有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但中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家卻一直沒有人提問過，那就是——
為什麼美國人英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佈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特別愛我們，急於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呢？
記者：這的確是一個極有意思的問題，值得人們想一想。在你看來是為什麼呢？
何新：美國利用中國80年代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急切地向中國輸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點，顯然是出於美國國家的全球戰略考慮，它想用它的意識形態為中國領導人洗腦。
記者：但是，人們有必要提出一個問題，即這種意識形態的真空是怎樣出現的？中國人不是本來認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進最科學的指導思想--馬列主義嗎？
何新：改革前蘇式政治經濟學體係與經濟實踐相背離，經濟政策的實踐是模仿的與經驗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時經濟規模的擴大也提出了眾多的新的實際問題，需要找到統一的新理論（模型）來解釋現象，探尋因果機制和規律性的東西，以指導進一步改革的實踐。僵化的教條主義的蘇式經濟學不能滿足上述需要。 80年代初期進入中國的東歐改革派經濟學，如科爾內理論，這些理論是稀釋的自由主義與蘇式傳統經濟學充滿矛盾的混合體，也不能滿足需要。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現了經濟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頭過河），出現了經濟學意識形態的真空。新自由主義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趁虛而入，成為設計中國市場模型和對外開放（包括加入WTO和參與全球化）的指導性、規範性理論。
有人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功已證明其經濟學的有效性。這種推論極其可笑，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功不是由於其經濟學的成功。這個道理很簡單。正如人體的健康運轉並不是由於人體的生理學理論一樣。先有資本主義，後有資本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制度運轉及其矛盾的理論解釋之一（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是另一種解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企業、政府雖然會以經濟學家作顧問，但他們真正的決策絕不是根據經濟學理論或根據經濟學家的某種經濟模型。人體是自然運轉著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是依據其內在機制（利潤最大化原則）自然運轉的。好的醫生也不可能改變人體的自然機制和規律，但聽信壞的醫生所提出的建議卻足以使人體的自然運轉發生障礙。一切壞建議中最壞的建議，就是一個醫生告訴你，你天然的內臟位置和機制設計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個家。這幾年來，我們在經濟領域中看到了不少類似這種建議。
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一種毒品。我們所以說它是毒品，並非因為它不符合於舊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標準（如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它內涵的政策含義以及若全面實施，必會導致中國國民經濟的渙散性崩解以至徹底摧毀。前蘇聯經濟到俄羅斯新經濟的轉變過程已經以現實經驗驗證了這一點。隨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實施，這一過程在中國現實中也的確局部地發生了。這就是1988-1989年的經濟政治混亂和動亂以及90年代末中國的大規模失業危機，以及當前導致社會內部緊張的兩極分化、階級矛盾。這種經濟惡果，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盤地以獨立的批判態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經濟理論。
記者：根據你的觀點，經濟學並不是中立和客觀的科學理論。它實際總是作為一種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經濟學家對此不承認、或者自己未意識到也是如此。
何新：說得對。經濟政策有一個主觀的目標，但還有一個客觀的效果、後果、結果。這兩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並不一致，不一致本來就說明理論和政策有問題。究竟是主觀的目標重要？還是客觀的效果更重要？我認為是後者更重要。
經濟自由主義講得很好聽，什麼公平開放，什麼自由競爭，什麼消費者主權等等。但是，在市場競爭的問題上，現實的世界市場和國內市場並不存在絕對自由和公平的競爭機會。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獅子和羚羊之間並不存在公平的競爭機會一樣。如果作個比喻的話，我們可以說，獅子與老虎的競爭是水平競爭，而獅子與羚羊的競爭則是縱向競爭，因為獅子對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優勢。國際性的資本壟斷集團之間的競爭是水平競爭，而它們與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則是縱向競爭，因為前者佔據著最有利的競爭地位。他們之所以特別仇恨發展中國家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就是因為這種國家民族主義能使弱者集結成強硬的經濟政治板塊，難以被吞噬。
我告訴你我的一個奇想。在觀察了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幫助中國、前蘇聯設計改革方案的外來經濟術士，讀了他們那些自由主義的建議和改革方案以後，我在腦中常常會聯想起戰國後期一些在別國作“客卿”的縱橫家。
記者：這是一種很古怪的聯想。
何新：其實沒有那麼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國際形勢分析中曾經提出一種歷史類比，我認為冷戰後的世界局面很像中國先秦的戰國時代。美國就是當今意在吞併天下的“虎狼之國”強秦。而現在國際外交戰略上的“一極化”與“多極化”之爭，前者是張儀一派倡導帝秦主義“連衡”路線，即美國一極中心主義霸權路線，而所謂“多極化”無非是蘇秦一派倡導的“合縱”拒秦路線。
在秦國走向統一帝國的進程中，有三個人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為秦國積累了經濟實力。二是 武安 君白起這位大軍事家。三是張儀。前兩位是英雄，後者卻是一個馬基雅弗利式的無恥之人，是所謂以“佞言利口禍人邦國”者。戰國七雄中唯一最強大而能與秦國抗衡之國是楚國。但是張儀作為外交家和一位間諜，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與齊、魏等中原國家的拒秦聯盟，同時在楚國內部製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亂，為秦國以武力徹底擊敗這個國家奠定了極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礎。
今天的國際局面在政治結構上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頗有相似之點。所以張五常君、薩克斯一類以“經濟”之術遊說列國諸侯，為美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現代國際縱橫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薦你去讀一讀他的書，這也是當代的“縱橫家書”呵！
記者：張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麼？
何新：關於這個人及其意識形態，我們以後應還可以找個機會專門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薦你讀一讀他最近在大陸結集出版的這本論文集——《經濟解釋》。 （商務2000年版）但你在讀他的書時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讀這本書時必然會產生的一種嚼酸檸檬的感覺。美國一位經濟學家貝克爾在讀了張的論文後對張五常作了一個很含蓄而耐人尋味的評語，他說，“我同意張的如下看法——許多著作允諾的多給予的少”。五常君大概認為這也是對他的讚許，竟將這一評論也收入了他的書中。此書中充滿了自相矛盾的論點和自矜自戀的偏見，語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語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學術的一切特點。
馬克思在評論馬爾薩斯的理論時曾指出——
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詭辯來自我陶醉，在自己內在的概念混亂中輾轉迂迴；它的晦澀、拙劣的敘述給天真的、不內行的讀者留下這樣一個印象——如果讀者弄不清楚這一團混亂，那末其困難不在於混亂與清楚之間的矛盾，而在於讀者的理解力太差。 (《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冊第18頁)
以此來評論張五常這部《經濟解釋》似並不苛刻。但這並不意味著此書不值得一讀。只有在讀此書後，你才會驚訝，一些好學而輕信的中國人在80-90年代怎麼竟會那樣輕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這種酸檸檬式的經濟學。
張五常博士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大罵馬克思，他使用了一種有失紳士身份語言，文題叫《最蠢無過馬克思》。在文章最後他提了一個問題說，“天下間哪有會有那樣高深的學問？所以馬克思是最蠢的。”由於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講它最蠢！這真是一種極奇妙的因果關係。這種邏輯猶如——你的這顆寶石太美了。世間哪會有這麼美的寶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如果弗羅伊德、榮格對此作心理分析，會毫不猶豫地診斷此人潛意識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
張五常說古今經濟學家中只有兩個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某種意義上本源正是出自於斯密的。
記者：斯密的經濟理論是支持自由主義的，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反自由主義的，這兩種經濟理論應該是互相對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們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論淵源。你認為這裡有矛盾嗎？
記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馬克思的經濟學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馬克思自己解釋過這一點。他認為，亞當•斯密的學說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義；向左，則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義即乾預主義（包括社會主義）。正因為這一點，19世紀後半葉的自由主義才被稱作“新自由主義”或者“新古典主義”，以區別於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
記者：科斯，以及發明休克療法的薩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諾言貝爾獎？
何新：薩克斯沒有被授這個獎，可能是因為這個人的名聲由於休克療法後來在世界上太臭了。但是， 張五常君、薩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論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獎。
其實，美國應該給這一批人——科斯、薩克斯、張五常更多更大的獎。戰國時張儀只用一片舌頭搞垮了一個楚國，秦惠王為此而賜給了他一個封國，一個丞相。一個薩克斯的“哈佛500天計劃”其威力超過了美國的一萬枚核彈，因為核彈並沒有搞垮蘇聯，而“500天計劃”則徹底搞垮了美國這個最大敵對國的經濟，至今都喘不過氣來。我認為美國應該給薩克斯、張五常一類經濟學術士發一切大獎，現在獎得實在遠遠不夠！ （笑）
記者：一些經濟學家會質疑你的這種看法。有人指出，蘇聯經濟被搞垮的原因是裡根星球大戰的軍備競賽，而不是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而且人們在警告中國當前不要回應美國的MMD計劃，以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
何新：這是太聰明了，令人不能不讚歎！這是又一個精心為中國人設置的意識形態陷阱。它出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正當美國小布什政府滿足國內右翼（軍火集團勢力）的要求而準備全力開動其軍備和戰備列車的同時，就有人立即向中國人提示這種“忠告”。這實際上意味著提前解除已被美國公開視為對手的中國自我武裝的理論可能性。
何新：這種論據正是黑格爾所謂“貌似理智的詭辯”。我們知道，導致蘇聯崩潰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極複雜的背景情況。而論者只抽離出這些複雜背景中非常表面性的一點，然後以之作為立論的根據。目的呢？無非是防止中國因應新的國際形勢，加強自己的武備。
實際上，對於加強軍備必然會使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這一說法，我們可以從現實和歷史中提出許多質疑。第一質疑就是美國自身的經濟。美國銳意開發NMD不僅具有很深的全球戰略涵義，而且對其自身經濟擺脫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強其實體經濟，以利用流入美國市場的超巨國際游資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軍事產業上，以此而全面帶動美國經濟，包括提高就業率，避免經濟發生進一步衰退，具有深遠經濟意義。
此外，從歷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二戰前德國由於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以及魏瑪政府採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陷於全面崩潰，失業率達到歐洲歷史的最高點。正是這種經濟背景導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實施新經濟政策。當時德國政府以集中國內資源從事國防重工業和科技投資的方法，以類似後來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解決了失業問題，重整和振興了德國經濟。正是這種新的經濟振興為德國後來的對外擴張提供了經濟基礎。朝鮮是世界上軍事投資最大的國家之一，這個國家人民生活異常困難，但為什麼至今並沒有崩潰？蘇聯在二戰時全部工業轉入戰時經濟，為什麼當時蘇聯並沒有崩潰？
我列舉這些事例只是為了表明關於“投資國防工業必然導致經濟崩潰”這種因果關係是虛假的，這並不意味著我主張走國防工業帶頭先導的路線。但是，關於國防工業對於國民經濟和就業的意義和作用，這個問題十分重大。我想我們以後還可以回過頭再作更深的討論。
記者：讓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討論。看來您是確信美國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經安排張五常、薩克斯一類的經濟學者介入中國改革的經濟理論設計。而美國對於中國問題這種關懷並非為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而是為了貫徹和實施美國國家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利益。因此，張五常、薩克斯這一類學者乃是美國實施這一目標的意識形態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據我長期觀察和思考，我認為，確實存在一個來自美國背景、而通過受其操縱影響的中國學者以及部分官員來鼓吹和施行、以系統化地摧垮中國國有經濟為目標的陰謀計劃（經濟學者楊斌所謂“軟戰爭”）。這個計劃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輸入，其具體步驟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發展而不斷深入並有所調整。大體分階段如下——
（1）以取消價格補貼及限制為契機，建議實施“休克”療法，即激進的“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場體制快速轉軌方案。建議實施財稅體制改革，把間接稅變為直接稅，使政府財源由國企、企業（上繳利潤）轉到向民間企業直接徵納。民間稅源監控困難，易導致資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時稅源直接化導致國家與納稅人的直接關係，易引生抗稅活動，誘發社會矛盾。 （1987-1989）
（2）鼓吹以“入關”作為與國際接軌的重大步驟，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業”概念已過時，代之以所謂國際化的“現代企業製度”，破壞中國國有企業存在的理論根基，消解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性，試圖搞垮解散大型國有企業，以之融合、兼併到西方跨國企業中。 （1993-1995）
（3）以國有銀行和投資體制的改變給國企斷血。在原體制下，民間儲蓄進入銀行，企業收入上繳財政，國家以銀行資金和財政收入從事投資，易於宏觀控制。在新體制下，民資直接進入股市，被內外炒家和銀行資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經濟，國家財政靠公債及赤字和稅收，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力遂大大減弱。
（4）鼓吹推進“產權革命”，從金融政策上阻斷國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謂“破除壟斷”、“公平競爭”剝奪國企對市場的主導能力，進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國企。由於國企陷入金融及市場困境，造成許多企業癱瘓、破產，成千萬人陷入大規模失業。 （1996-1998）
（5） 對糧食流通體制實施行政控制，放棄農產品的價格支持政策，在財政上長期忽視農村和農業問題，導致近年農業經濟的嚴重困厄，使農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亞洲金融危機後美國及IMF建議人民幣繼續維持高匯率，導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提早實施人民幣自由兌換，準備對國際炒家（金融大鱷）全面開放中國證券市場。
（8）針對中國來之不易的1600億外匯儲備，現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無保護的美國金融證券市場參與炒作遊戲以套利的妙計。一旦美元發生匯率暴跌和危機（這種情況在近年內極可能發生），中國國家外匯資源將被困鎖和貶值大跳水，未來中國政府勢必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以至由於外債、還債而不得不俯仰依賴西方金融勢力，從而陷入類似於當今“俄羅斯”式的債務及財政危機，使中國最終喪失在經濟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地位。
記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認為，指導我們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基本理論模型有失誤？
何新：我不想隱瞞自己的觀點，就是如此！可惜這一點目前還沒被多數的人們認識到。
1987-1988年，我曾在當時的《經濟學週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抨擊趙紫陽的經濟智囊團當時正在推薦給決策者的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療法。據張五常說，這一改革建議來自美國的弗里德曼。當時那些批評引起了決策者的注意。 1990年趙下台後，中國採取了漸進的經改路線。但是今天，中國形勢的發展似乎使我們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何新
警言：
美國的老布什見到中國的領導人曾關切地提過一個問題，問中國什麼時候會徹底實現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並不是單一私有化的經濟，為什麼他們卻全力促進我國的私有化呢？
為什麼美國人英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佈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特別愛我們，急於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呢？
在觀察了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幫助中國、前蘇聯設計改革方案的外來經濟術士，讀了他們那些自由主義的建議和改革方案以後，我在腦中常常會聯想起戰國後期一些在別國作“客卿”的縱橫家。
今天的國際局面在政治結構上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頗有相似之點。所以張五常君、薩克斯一類以“經濟”之術遊說列國諸侯，為美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現代國際縱橫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薦你去讀一讀他的書，這也是當代的“縱橫家書”呵！
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一種毒品。我們所以說它是毒品，並非因為它不符合於舊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標準（如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它內涵的政策含義以及若全面實施，必會導致中國國民經濟的渙散性崩解以至徹底摧毀。前蘇聯經濟到俄羅斯新經濟的轉變過程已經以現實經驗驗證了這一點。隨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實施，這一過程在中國現實中也的確局部地發生了。
記者：美國的老布什見到中國的領導人曾關切地提過一個問題，問中國什麼時候會徹底實現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並不是單一私有化的經濟，為什麼他們卻全力促進我國的私有化呢？
何新：這是別有用心的。
記者：如果是別有用心，你認為他們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何新：看一下前蘇聯地區及多數東歐國家的現狀就知道了。蘇聯瓦解後，前蘇聯的大型國有製（包括跨國）壟斷企業被徹底摧毀和全面瓦解。其結果是，國民經濟整體地在世界市場中和國內市場中喪失了競爭力。同時，由於國有企業的瓦解造成大規模社會失業，不斷引發社會不安和動亂。 （正是由於前蘇聯時代構築的社會保障體系仍然存在，所以尚未發生大型的社會革命和動亂。）東歐地區和俄羅斯經濟已成為西方跨國壟斷組織拓展新的生存空間的經濟“新邊疆”。
由於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體系的崩解癱瘓，前蘇聯軍事工業體系和科研體係也陷入了癱瘓的狀態，短期內俄羅斯已失去與美國及西方爭霸的能力。這就為美國當前強力推行“國際導彈防禦體系”（NMD）準備以強大核軍力為後盾直接稱霸全球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NMD的報刊譯名是“國家導彈防禦體系”，這可能是出於誤解的誤譯。 NMD本質上是一個跨洲的國際體系，而不僅是美國一國的防禦體系。應稱作“國際導彈防禦體系”。
可以說，美國近20年來通過向蘇聯灌輸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誘導他們走向自毀式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對西方國家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空前勝利。他們在中國也一直試圖這樣作。自從80年代後期以來，在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誘導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被引向以下的三大經濟政策目標（1）砸掉國有企業職工的“鐵飯碗”即社會保障體系；（2）摧毀國有製企業造成大規模社會失業；（3）以消除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全面自由放任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一些根本不了解現代資本主義真正運行機制的幼稚經濟學人，認為只有達到這三大目標，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向市場經濟的徹底轉軌。
我國那些幼稚的自由市場經濟的鼓吹者似乎全然無視現代資本主義及其運行的上述重大的新特點。他們在中國居然仍然鼓吹過時的斯密——薩伊的幼稚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鼓吹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解散大型國企，而回到以小企業、小私有製為主體的原始積累狀態的幼稚資本主義。
我個人認為，問題的根子不僅在於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錯誤認知，而且在於引導經濟改革的某些理論存在根本錯誤。當前特別要警惕西方一些政客和術士向中國輸入的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那正是旨在將中國導入動亂深淵的“諜中諜”。
你知道香港有個專業向中國推銷新自由主義以及“新制度主義”的“五常”博士嗎？你知道美國、英國是如何利用“經濟學”意識形態來操縱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嗎？
記者：“五常”博士，沒有聽說過。為什麼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國的經濟改革？這怎麼可能？
何新：（笑）作為經濟學博士如果你還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會有點孤陋寡聞。此人自詡為中國私有化事業的經濟學教父，是中國經濟改革除鄧小平之外的第二設計師。
記者：這個人究竟是乾什麼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張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為他本人曾在一次對美國人的演講中這樣說過——“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文獻中，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中，只有5個人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現時不帶英文的父姓。他們是弗里德曼、科斯、阿爾奇安、德姆賽茨和我。”其實，除我在這里以外，我在國內出版物中還沒有見到人們引證“張五常”時省掉他的父姓只寫作“五常”，這不合中國人的書寫習慣。而且這個人似乎不知道，對很多人，例如薩繆爾森、熊彼特、薩克斯、馬歇爾，人們通常用中文提到他們時都省略掉他們的英文父姓，這僅僅是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麼知名度的標誌。
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必須懂數學，但這位擔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的“五常”博士卻告訴我們——“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後一個不必修微積分課程而得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我喜歡獨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後就很少閱讀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第491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但是，千萬不要低估這位張五常。這個人具有某種來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點來頭。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確具有某種實際的意義。
記者：你不會說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沒有根據這樣說。但這位從來不讀別人書的博士於80年代初來到香港，一來即就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這確實是經過英國人和美國人精心選擇和安排的，而且確實是承擔著一種重大的意識形態使命的。這也是美國、英國利用經濟意識形態試圖操控中國改革的一個具體的實例。
記者：這有什麼根據？
何新：有張五常自己的書為證。這位五常君在他近年於大陸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許由於過於自鳴得意，竟不經心地透露了這個任命的內幕安排過程。他告訴我們，“1981年夏，'香港體制'的設計師約翰•考珀思韋特先生（按：英國駐港官員，與英國情報局軍情六處關係密切）向我傳遞了一個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羅納德•科斯（按：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請。他說，中國看來要開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適當的專業知識。另外，應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之約，我剛剛完成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該書相當肯定地推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製度。”（均引自張五常《經濟解釋》一書第490-491頁）
記者：難怪英國人和美國人會特別青睞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張五常還告訴我們，“我惟一要說的是，我接受過產權理論的教育，我能夠用中文寫作，這是我的幸運。”“科斯認為我在香港的責任就是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他說）在中國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來無緣享受現代經濟分析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很有可能幫助他們彌合這種差距。”這意味著英美認為中國人必須需要由美國派來的這位經濟學神父重新進行經濟學知識的“啟蒙”。張五常還說，“我並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是中國偉大改革的設計師（——究竟誰這樣說過？），這個榮譽屬於鄧小平（——他真謙虛）。”“但是在偉大的變革時期，經濟學家可以成為意外的英雄。因為在這樣一個時期，常常存在意識形態的真空。”
人們仔細地閱讀這些話後，會驚佩美國、英國意識形態集團的智慧和洞察力，他們多麼早就看到了中國在改革年代即將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同時立即不失時機地挑選最合適的棋子填補、操作這一空間。因此，他們派遣這位專業研究“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國登陸香港，作為向中國傳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父，使他成為了一個“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發揮了這種來“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的作用。
張五常說，“幾年來，我寫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評論中國的經濟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領導人］不僅容忍了我的批評，而且還仔細地閱讀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當一個朋友看待。”——這表明他的工作並非一無成果。 “我獲得許可及充分的合作調查實施情況，1986年我睡在首鋼的集體宿舍裡進行實地考察，隨後參觀了杭州和溫州的工廠。中國派了三個助手來幫助我，可以得到機密文件，什麼都不隱瞞。所有關於經濟情況的問題，只要知道，都如實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沒有一個會給研究者提供這麼自由的條件。”最後一句話極其值得注意，請看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是多麼善良而單純呵！
記者：你為什麼會特別重視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為我近年來一直在探尋向中國輸入以私有化為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源頭，結果我終於發現了這位自我放棄父姓的張五常。這裡有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但中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家卻一直沒有人提問過，那就是——
為什麼美國人英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佈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特別愛我們，急於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呢？
記者：這的確是一個極有意思的問題，值得人們想一想。在你看來是為什麼呢？
何新：美國利用中國80年代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急切地向中國輸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點，顯然是出於美國國家的全球戰略考慮，它想用它的意識形態為中國領導人洗腦。
記者：但是，人們有必要提出一個問題，即這種意識形態的真空是怎樣出現的？中國人不是本來認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進最科學的指導思想--馬列主義嗎？
何新：改革前蘇式政治經濟學體係與經濟實踐相背離，經濟政策的實踐是模仿的與經驗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時經濟規模的擴大也提出了眾多的新的實際問題，需要找到統一的新理論（模型）來解釋現象，探尋因果機制和規律性的東西，以指導進一步改革的實踐。僵化的教條主義的蘇式經濟學不能滿足上述需要。 80年代初期進入中國的東歐改革派經濟學，如科爾內理論，這些理論是稀釋的自由主義與蘇式傳統經濟學充滿矛盾的混合體，也不能滿足需要。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現了經濟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頭過河），出現了經濟學意識形態的真空。新自由主義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趁虛而入，成為設計中國市場模型和對外開放（包括加入WTO和參與全球化）的指導性、規範性理論。
有人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功已證明其經濟學的有效性。這種推論極其可笑，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功不是由於其經濟學的成功。這個道理很簡單。正如人體的健康運轉並不是由於人體的生理學理論一樣。先有資本主義，後有資本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制度運轉及其矛盾的理論解釋之一（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是另一種解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企業、政府雖然會以經濟學家作顧問，但他們真正的決策絕不是根據經濟學理論或根據經濟學家的某種經濟模型。人體是自然運轉著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是依據其內在機制（利潤最大化原則）自然運轉的。好的醫生也不可能改變人體的自然機制和規律，但聽信壞的醫生所提出的建議卻足以使人體的自然運轉發生障礙。一切壞建議中最壞的建議，就是一個醫生告訴你，你天然的內臟位置和機制設計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個家。這幾年來，我們在經濟領域中看到了不少類似這種建議。
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一種毒品。我們所以說它是毒品，並非因為它不符合於舊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標準（如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它內涵的政策含義以及若全面實施，必會導致中國國民經濟的渙散性崩解以至徹底摧毀。前蘇聯經濟到俄羅斯新經濟的轉變過程已經以現實經驗驗證了這一點。隨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實施，這一過程在中國現實中也的確局部地發生了。這就是1988-1989年的經濟政治混亂和動亂以及90年代末中國的大規模失業危機，以及當前導致社會內部緊張的兩極分化、階級矛盾。這種經濟惡果，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盤地以獨立的批判態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經濟理論。
記者：根據你的觀點，經濟學並不是中立和客觀的科學理論。它實際總是作為一種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經濟學家對此不承認、或者自己未意識到也是如此。
何新：說得對。經濟政策有一個主觀的目標，但還有一個客觀的效果、後果、結果。這兩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並不一致，不一致本來就說明理論和政策有問題。究竟是主觀的目標重要？還是客觀的效果更重要？我認為是後者更重要。
經濟自由主義講得很好聽，什麼公平開放，什麼自由競爭，什麼消費者主權等等。但是，在市場競爭的問題上，現實的世界市場和國內市場並不存在絕對自由和公平的競爭機會。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獅子和羚羊之間並不存在公平的競爭機會一樣。如果作個比喻的話，我們可以說，獅子與老虎的競爭是水平競爭，而獅子與羚羊的競爭則是縱向競爭，因為獅子對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優勢。國際性的資本壟斷集團之間的競爭是水平競爭，而它們與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則是縱向競爭，因為前者佔據著最有利的競爭地位。他們之所以特別仇恨發展中國家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就是因為這種國家民族主義能使弱者集結成強硬的經濟政治板塊，難以被吞噬。
我告訴你我的一個奇想。在觀察了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幫助中國、前蘇聯設計改革方案的外來經濟術士，讀了他們那些自由主義的建議和改革方案以後，我在腦中常常會聯想起戰國後期一些在別國作“客卿”的縱橫家。
記者：這是一種很古怪的聯想。
何新：其實沒有那麼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國際形勢分析中曾經提出一種歷史類比，我認為冷戰後的世界局面很像中國先秦的戰國時代。美國就是當今意在吞併天下的“虎狼之國”強秦。而現在國際外交戰略上的“一極化”與“多極化”之爭，前者是張儀一派倡導帝秦主義“連衡”路線，即美國一極中心主義霸權路線，而所謂“多極化”無非是蘇秦一派倡導的“合縱”拒秦路線。
在秦國走向統一帝國的進程中，有三個人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為秦國積累了經濟實力。二是 武安 君白起這位大軍事家。三是張儀。前兩位是英雄，後者卻是一個馬基雅弗利式的無恥之人，是所謂以“佞言利口禍人邦國”者。戰國七雄中唯一最強大而能與秦國抗衡之國是楚國。但是張儀作為外交家和一位間諜，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與齊、魏等中原國家的拒秦聯盟，同時在楚國內部製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亂，為秦國以武力徹底擊敗這個國家奠定了極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礎。
今天的國際局面在政治結構上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頗有相似之點。所以張五常君、薩克斯一類以“經濟”之術遊說列國諸侯，為美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現代國際縱橫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薦你去讀一讀他的書，這也是當代的“縱橫家書”呵！
記者：張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麼？
何新：關於這個人及其意識形態，我們以後應還可以找個機會專門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薦你讀一讀他最近在大陸結集出版的這本論文集——《經濟解釋》。 （商務2000年版）但你在讀他的書時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讀這本書時必然會產生的一種嚼酸檸檬的感覺。美國一位經濟學家貝克爾在讀了張的論文後對張五常作了一個很含蓄而耐人尋味的評語，他說，“我同意張的如下看法——許多著作允諾的多給予的少”。五常君大概認為這也是對他的讚許，竟將這一評論也收入了他的書中。此書中充滿了自相矛盾的論點和自矜自戀的偏見，語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語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學術的一切特點。
馬克思在評論馬爾薩斯的理論時曾指出——
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詭辯來自我陶醉，在自己內在的概念混亂中輾轉迂迴；它的晦澀、拙劣的敘述給天真的、不內行的讀者留下這樣一個印象——如果讀者弄不清楚這一團混亂，那末其困難不在於混亂與清楚之間的矛盾，而在於讀者的理解力太差。 (《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冊第18頁)
以此來評論張五常這部《經濟解釋》似並不苛刻。但這並不意味著此書不值得一讀。只有在讀此書後，你才會驚訝，一些好學而輕信的中國人在80-90年代怎麼竟會那樣輕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這種酸檸檬式的經濟學。
張五常博士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大罵馬克思，他使用了一種有失紳士身份語言，文題叫《最蠢無過馬克思》。在文章最後他提了一個問題說，“天下間哪有會有那樣高深的學問？所以馬克思是最蠢的。”由於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講它最蠢！這真是一種極奇妙的因果關係。這種邏輯猶如——你的這顆寶石太美了。世間哪會有這麼美的寶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如果弗羅伊德、榮格對此作心理分析，會毫不猶豫地診斷此人潛意識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
張五常說古今經濟學家中只有兩個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某種意義上本源正是出自於斯密的。
記者：斯密的經濟理論是支持自由主義的，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反自由主義的，這兩種經濟理論應該是互相對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們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論淵源。你認為這裡有矛盾嗎？
記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馬克思的經濟學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馬克思自己解釋過這一點。他認為，亞當•斯密的學說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義；向左，則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義即乾預主義（包括社會主義）。正因為這一點，19世紀後半葉的自由主義才被稱作“新自由主義”或者“新古典主義”，以區別於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
記者：科斯，以及發明休克療法的薩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諾言貝爾獎？
何新：薩克斯沒有被授這個獎，可能是因為這個人的名聲由於休克療法後來在世界上太臭了。但是， 張五常君、薩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論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獎。
其實，美國應該給這一批人——科斯、薩克斯、張五常更多更大的獎。戰國時張儀只用一片舌頭搞垮了一個楚國，秦惠王為此而賜給了他一個封國，一個丞相。一個薩克斯的“哈佛500天計劃”其威力超過了美國的一萬枚核彈，因為核彈並沒有搞垮蘇聯，而“500天計劃”則徹底搞垮了美國這個最大敵對國的經濟，至今都喘不過氣來。我認為美國應該給薩克斯、張五常一類經濟學術士發一切大獎，現在獎得實在遠遠不夠！ （笑）
記者：一些經濟學家會質疑你的這種看法。有人指出，蘇聯經濟被搞垮的原因是裡根星球大戰的軍備競賽，而不是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而且人們在警告中國當前不要回應美國的MMD計劃，以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
何新：這是太聰明了，令人不能不讚歎！這是又一個精心為中國人設置的意識形態陷阱。它出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正當美國小布什政府滿足國內右翼（軍火集團勢力）的要求而準備全力開動其軍備和戰備列車的同時，就有人立即向中國人提示這種“忠告”。這實際上意味著提前解除已被美國公開視為對手的中國自我武裝的理論可能性。
何新：這種論據正是黑格爾所謂“貌似理智的詭辯”。我們知道，導致蘇聯崩潰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極複雜的背景情況。而論者只抽離出這些複雜背景中非常表面性的一點，然後以之作為立論的根據。目的呢？無非是防止中國因應新的國際形勢，加強自己的武備。
實際上，對於加強軍備必然會使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這一說法，我們可以從現實和歷史中提出許多質疑。第一質疑就是美國自身的經濟。美國銳意開發NMD不僅具有很深的全球戰略涵義，而且對其自身經濟擺脫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強其實體經濟，以利用流入美國市場的超巨國際游資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軍事產業上，以此而全面帶動美國經濟，包括提高就業率，避免經濟發生進一步衰退，具有深遠經濟意義。
此外，從歷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二戰前德國由於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以及魏瑪政府採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陷於全面崩潰，失業率達到歐洲歷史的最高點。正是這種經濟背景導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實施新經濟政策。當時德國政府以集中國內資源從事國防重工業和科技投資的方法，以類似後來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解決了失業問題，重整和振興了德國經濟。正是這種新的經濟振興為德國後來的對外擴張提供了經濟基礎。朝鮮是世界上軍事投資最大的國家之一，這個國家人民生活異常困難，但為什麼至今並沒有崩潰？蘇聯在二戰時全部工業轉入戰時經濟，為什麼當時蘇聯並沒有崩潰？
我列舉這些事例只是為了表明關於“投資國防工業必然導致經濟崩潰”這種因果關係是虛假的，這並不意味著我主張走國防工業帶頭先導的路線。但是，關於國防工業對於國民經濟和就業的意義和作用，這個問題十分重大。我想我們以後還可以回過頭再作更深的討論。
記者：讓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討論。看來您是確信美國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經安排張五常、薩克斯一類的經濟學者介入中國改革的經濟理論設計。而美國對於中國問題這種關懷並非為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而是為了貫徹和實施美國國家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利益。因此，張五常、薩克斯這一類學者乃是美國實施這一目標的意識形態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據我長期觀察和思考，我認為，確實存在一個來自美國背景、而通過受其操縱影響的中國學者以及部分官員來鼓吹和施行、以系統化地摧垮中國國有經濟為目標的陰謀計劃（經濟學者楊斌所謂“軟戰爭”）。這個計劃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輸入，其具體步驟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發展而不斷深入並有所調整。大體分階段如下——
（1）以取消價格補貼及限制為契機，建議實施“休克”療法，即激進的“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場體制快速轉軌方案。建議實施財稅體制改革，把間接稅變為直接稅，使政府財源由國企、企業（上繳利潤）轉到向民間企業直接徵納。民間稅源監控困難，易導致資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時稅源直接化導致國家與納稅人的直接關係，易引生抗稅活動，誘發社會矛盾。 （1987-1989）
（2）鼓吹以“入關”作為與國際接軌的重大步驟，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業”概念已過時，代之以所謂國際化的“現代企業製度”，破壞中國國有企業存在的理論根基，消解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性，試圖搞垮解散大型國有企業，以之融合、兼併到西方跨國企業中。 （1993-1995）
（3）以國有銀行和投資體制的改變給國企斷血。在原體制下，民間儲蓄進入銀行，企業收入上繳財政，國家以銀行資金和財政收入從事投資，易於宏觀控制。在新體制下，民資直接進入股市，被內外炒家和銀行資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經濟，國家財政靠公債及赤字和稅收，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力遂大大減弱。
（4）鼓吹推進“產權革命”，從金融政策上阻斷國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謂“破除壟斷”、“公平競爭”剝奪國企對市場的主導能力，進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國企。由於國企陷入金融及市場困境，造成許多企業癱瘓、破產，成千萬人陷入大規模失業。 （1996-1998）
（5） 對糧食流通體制實施行政控制，放棄農產品的價格支持政策，在財政上長期忽視農村和農業問題，導致近年農業經濟的嚴重困厄，使農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亞洲金融危機後美國及IMF建議人民幣繼續維持高匯率，導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提早實施人民幣自由兌換，準備對國際炒家（金融大鱷）全面開放中國證券市場。
（8）針對中國來之不易的1600億外匯儲備，現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無保護的美國金融證券市場參與炒作遊戲以套利的妙計。一旦美元發生匯率暴跌和危機（這種情況在近年內極可能發生），中國國家外匯資源將被困鎖和貶值大跳水，未來中國政府勢必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以至由於外債、還債而不得不俯仰依賴西方金融勢力，從而陷入類似於當今“俄羅斯”式的債務及財政危機，使中國最終喪失在經濟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地位。
記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認為，指導我們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基本理論模型有失誤？
何新：我不想隱瞞自己的觀點，就是如此！可惜這一點目前還沒被多數的人們認識到。
1987-1988年，我曾在當時的《經濟學週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抨擊趙紫陽的經濟智囊團當時正在推薦給決策者的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療法。據張五常說，這一改革建議來自美國的弗里德曼。當時那些批評引起了決策者的注意。 1990年趙下台後，中國採取了漸進的經改路線。但是今天，中國形勢的發展似乎使我們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全球能源新戰爭
威廉-恩道爾：中國與全球能源新戰爭
作者：恩道爾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24
威廉-恩道爾：中國與全球能源新戰爭
2010年12月24日來源：第一財經日報作者：威廉-恩道爾
威廉-恩道爾
當今中國正處在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周圍的景色迷人，但也充滿著危險。這個歷史關口的核心之處，是確保海外石油供應在中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石油是現代世界工業經濟的基石，我將嘗試著向讀者呈現我所看到的有關中國石油戰略和地緣政治的畫面。
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宣布其單邊主義政策，並發動了一場定義模糊、開放式的全球反恐戰爭。對美國之外的聰明觀察家們來說，這場戰爭很明顯和結束恐怖主義的威脅並沒有多大關聯。這其實和美國在經濟基礎受到衝擊後拓展霸權有關，其衝擊程度就如英國當年遭受的大蕭條，這場蕭條從1873 年一直持續到1896年。世界通過兩次世界大戰才決定出誰來繼承大英帝國的霸權。目前，我們尚無法得知美國將如何解決這場霸權危機。
自從美國在1971年8月宣布美元和黃金脫鉤以後，美國的霸權就開始依賴於其對世界能源流向的控制，首先就是對現代工業社會的基石——石油的控制。正如亨利·基辛格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石油危機中所說：“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
正如我在之前的書中所詳述的那樣，美國在1971年後的歷史中，似乎有打不完的仗——直接和間接或者通過代理人打——其目的是控制世界石油的流向。自從美國成為二戰無法撼動的勝利者，世界石油就一直被與極具權勢的洛克菲勒兄弟有關的石油公司所控制。洛克菲勒兄弟當時控制了標準石油集團、埃克森、美孚（今天的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和許多石油相關產業的公司，例如哈里伯頓，全球領先的石油服務商和著名的軍事設施合同商。哈里伯頓很好地說明了美國石油巨頭和五角大樓全景式支配戰略的秘密關係，美國前副總統切尼曾在哈里伯頓公司擔任了多年的執行官。
最近的一些歷史
為了更好地理解2011年的能源政治，有必要簡單回顧下歷史背景。
未來學家將會把1993年至1994年這段時間視為世界能源政治的決定性轉折點。因為那時，中國從一個石油淨出口國變為石油淨進口國。此後，中國對石油和石油產品的需求飛速增長，使其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原油和成品油進口國，僅次於美國，幾年前就開始超越日本。華盛頓對此並沒有視而不見。中國經濟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不斷上升，由此成為美國自本世紀開端以來，制定許多外交和軍事政策的基本背景。
西歐經濟對石油的需求相對而言飽和，除了天然氣之外，上升的前景有限。北美的需求前景也與此類似。中國和許多亞洲經濟體成為未來幾十年石油消費增長的首要來源。
2000年，美國空軍請蘭德公司對2020年中國的能源需求進行研究。蘭德公司主管該研究項目的負責人是紮爾梅·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蘭德公司總結道：
“中國的能源安全活動是該國對日益增長的海外能源需求做出的反應。中國最近從一個石油淨出口國迅速變為一個石油淨進口國，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極大關注。中國視石油進口為戰略弱點，易受制於外國勢力。美國是當今世界最有權勢的國家，許多中國人認為美國對正在崛起中的中國感到不安。因此，中國政府視美國為中國能源安全的最大威脅。中國能源安全活動也反映出這種擔心：這些活動基本上是防禦性的，以盡可能縮小中國石油供應暴露在美國勢力之下的弱點。”
哈利勒扎德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而且他知道中國領導人對此也心知肚明。作為蘭德公司主管該項目研究的負責人，哈利勒扎德對美國的石油戰爭並不會感到奇怪。事實上，他就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首要戰略家。
哈利勒扎德是阿富汗籍後裔，被認為和鷹派的新保守主義者關係密切。他還在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中與布熱津斯基共事。在20世紀80年代中情局所支持的阿富汗聖戰游擊隊反對蘇聯支持的政府軍的戰爭中，哈利勒扎德是首要策劃者。當年，一個叫奧薩馬·本·拉登的沙特年輕人就在阿富汗受到美國中情局的非常規戰爭培訓。
在加入布什政府之前，哈利勒扎德在阿富汗和一個叫哈米德·卡爾扎伊的人共事。哈利勒扎德是作為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的代表，與塔利班政權就巨大的油氣管道建設進行談判的。在布什—切尼搭檔的政府，哈利勒扎德是導致塔利班政權垮台的阿富汗戰爭的首要戰略家，後來也被任命為布什政府駐阿富汗的大使，後來成為駐伊拉克的大使。
哈利勒扎德和五角大樓在2000年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將被迫不斷尋求可靠的海外石油供應源，因為國內的石油供應已經無法滿足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經濟和工業化需要。五角大樓開始準備阻擊中國的石油企業了。
如果不理解華盛頓在中國日益重要的石油生命線的“咽喉”地帶維持軍事存在的地緣政治目的，就無法完全領會美國2000年以來的外交政策意圖。
如果我們剝去美國外交政策中保護世界民主和人權這一類似於道德衛士的華麗外衣，觀察華盛頓現實政治的真面目，就會發現1945年來美國實際上是在吸收大英帝國的經驗教訓。
冷戰結束後，未來最有可能挑戰美國霸權的兩個強大地緣政治競爭對手就是俄羅斯和中國。歐盟當時因為德國統一的事情而陷入泥淖，而且試圖創造一個新的貨幣。
正如布熱津斯基1997年在《外交》雜誌發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所說，只有歐亞大陸上這兩個大國結成的聯盟才是唯一可能威脅美國超級霸權的聯盟。當蘇聯在1991年解體後，華盛頓的首要任務變成包圍、瓦解或者說永久性削弱唯一能真正威脅美國的核對手——俄羅斯。中國當時還只是在逐漸向現代化經濟邁進，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時的中國還不足以對華盛頓強大的海軍和空軍力量形成戰略性威脅。華盛頓的戰略家們清醒地估計，如果中國領導人能夠被說服將中國經濟的馬車印上美國造的“星”標，美國就能防止中國和俄羅斯走得更近。華盛頓在對付俄羅斯和中國時一直信奉古羅馬帝國“分而治之”的格言。
華盛頓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感到滿意，特別是中國願意加入世貿組織，而且是在美國製定的經濟規則中發展經濟。
但是，在2000年，新世紀的開端之年，美國的決策層開始更多地將中國視為潛在的威脅，而不是俄羅斯。因為俄羅斯仍在掙扎地擺脫1998年的主權債務，而且看起來已經處於美國和北約的遏制之中。
“9·11”對中國的衝擊
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後宣布發動一場定義模糊的反恐戰爭。這場戰爭的“敵人”是開放式的，但又主要針對伊斯蘭世界——這恰好又是在中東這個擁有巨量的未開發的石油地區——這給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尤其是中國。
據媒體報導，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即預計在最終不得不和美國正面交鋒之前，中國還擁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來悄悄地積聚實力，做好準備。很明顯，“9·11”事件和華盛頓對恐怖主義的宣戰，意味著這段和平時期即將快速結束。
中國政府的思想智庫認為對伊拉克的入侵，違反了聯合國決議和國際法的條款，因為華盛頓計劃的頭條就是“建立一個美國控制的世界新秩序”。
美國占領伊拉克的首要目的並不是確保該國向美國輸送大量的廉價石油。其背後的真實目的，是直接控制伊拉克的石油，防止其流向潛在的對手，尤其是中國。這是一場先發製人的戰爭，試圖讓中國在英美控制的中東地區無落腳之地。
切尼曾直截了當地在2001年6月向布什總統提交的《能源工作小組報告》中稱，在2001年9月11日前三個月，也幾乎是美國入侵伊拉克前兩年：“亞洲擁有的石油儲量不到世界的5%，但卻生產了世界10%以上的石油，並消耗了世界約30%的石油。太平洋(601099,股吧) 周邊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所有石油進口，預計在1997年到2020年間將增長43%。亞洲的發展中國家預計將仍舊高度依賴中東的石油進口。中國在全球能源安全領域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它的石油淨進口預計將從目前約100萬桶/日增長到2020年的500萬~800萬桶/日，而且將嚴重依賴中東的石油進口（超過70%）。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從一個石油淨出口國變為石油淨進口國。 ”
兩年後，切尼在美國占領伊拉克的戰爭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中國能源戰略
2004年，美國發動了伊拉克戰爭，控制了伊拉克並阻止中國接近伊拉克一流的油田。中國當時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原油進口國。
中國石油進口當時正以10%~15%的速度增長，而且中國日益成長的中產階層開始大量購置私家車，石化產品的市場迅速擴大，甚至擴展至國外。位於巴黎的國際能源署（IEA）預計中國石油進口將增長5倍，從2002年的約200萬桶/日增長到2030年的幾乎1100萬桶/日。這意味著中國石油供應的80%需要進口，經濟具有高度的脆弱性，未來和美國的關係可能惡化。
北京在美國占領伊拉克後迅速採取措施應對其戰略脆弱性。中國的領導層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對進口油氣的依賴正逐步加深，這將是中國經濟和戰略安全的阿喀琉斯之踵。
《亞洲防務期刊》的一位戰略分析家這樣描述中國在美國占領伊拉克後面臨的困境：
“波斯灣，世界石油供應的戰略重地，被美國控制已是不爭的事實，這點在中國之外也被廣泛認同。通過印度洋到達東北亞的海陸，是中國石油進口的主要通道，現在也被美國海軍控制。讓人不足為奇的是，北京不僅關心這對其戰略槓桿的影響，還擔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更不用說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及整個國家的影響。北京最為擔心的是，美國會切斷中國的油路。”
中國政府開始實施國家能源戰略，包括鼓勵國有石油公司“走出去”，在世界範圍內四處尋找可能的直接石油開發協議，保護中亞和俄羅斯的油氣管道安全，確保長期陸上供應。中國還在最為貧窮的非洲國家展開外交攻勢，挑戰美國和英國在非洲的統治地位。總而言之，石油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頭等大事。
為了保證石油安全，中國石油公司開始在波斯灣，特別是在伊朗和沙特建立石油利益。它們還在中亞、俄羅斯和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及巴西建立自己影響力。
但在哪都沒有在非洲的活動活躍。中國在非洲積極確保自己石油和其他礦產的權利，包括蘇丹在內。
開拓非洲
面對美國遏制新興亞洲經濟巨人的壓力，中國的能源外交開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國有選擇性地向幾個非洲國家示好，其中許多國家在20世紀80~90年代由於對西方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欠下的外債而遭受金融和經濟重創。
1999年，中國和非洲每年的貿易額約為60億美元。但當中非合作論壇在2000年成立後，中非之間貿易開始蓬勃發展，到2004年已經增長到300億美元。中國和非洲貿易的增長速度，比美國的速度每年高出50%，正赶超美國和非洲的貿易量。
通過提供免息貸款或者建設非洲國家急需的水利、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和學校、醫院，北京確保了同幾個非洲國家的主要貿易關係。中國找到了進入非洲的大門。
從2004年開始，中國在資源豐富的非洲國家完成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大手筆。中國在非洲大陸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外交攻勢。 2004年，當美國和英國等國的領導忽視非洲之際，中國和非洲國家開展了十幾次黨際高層和政府高級官員的交流訪問。
北京向安哥拉提供了20億美元的貸款，以換取原油供應合同，而這些貸款又被重新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由中國和當地的承包商承建。 2005年，中石油與尼日利亞國家石油公司進行了一項8億美元的石油買賣。而尼日利亞曾被華盛頓認為是英美石油巨頭，例如埃克森美孚、殼牌和雪佛龍的資產。現在看起來似乎不再是了。
中海油，在被美國政府和雪佛龍石油公司阻止收購尤尼科石油公司後，以23億美元購買了尼日利亞的一個海上油氣田，並承諾再投資23億美元用以油田開發。中石化也簽訂了開發加蓬陸上和海上石油的協議。在中國出現在非洲大陸之前，前殖民國家和美國都將非洲視為自己的領地，給非洲國家造成了無法支付的外債，使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並支持當地部落戰爭，以阻撓非洲大陸豐富的石油和礦產資源開發。顯然，中國跟華盛頓和倫敦的非洲殖民政策很不一樣。
美國駐尼日利亞和非洲前大使普林斯頓·萊曼，同時也是美國政府資助的國家外交基金會成員，聲稱中國在非洲日益擴大的活動不僅僅是為了資源，儘管這是中國進入非洲的一個重要方面。他認為中國在非洲有更戰略性的考慮：將非洲視為“一個正在成長中的，未來長期需要食品、製造業和工業產品的市場”。
總而言之，中國正在挑戰幾十年來華盛頓的一貫政策，以往美國將非洲視為事實上的殖民領地，通過IMF施壓，並掠奪其原材料。
中國在非洲的石油外交遭致華盛頓譴責，說北京試圖“確保石油來源”。
成立非洲司令部
很快，布什政府和五角大樓決定要認真對付中國在非洲日漸上升的經濟存在。 2006年，僅幾週的時間北京就接待了四十多位非洲國家元首。布什總統簽訂了一份總統令，決定建立美國非洲司令部，一個專門負責非洲事務的軍方指揮部。
非洲司令部的官方使命是通過軍事行動，“建立一個穩定、安全的非洲環境，為美國外交政策提供支持”。在美國歷史上，這是政府第一次事實上將門羅主義和卡爾主義延伸為非洲主義，宣布非洲石油在美國“國家安全”中享有優先地位。這是為了對付中國。
美國海軍當代衝突中心的一份期刊對美國和中國的非洲政策分別進行了研究。美國海軍的非洲問題專家萊特歇·洛森（Letitia Lawson）認為，從冷戰結束直到最近，美國一直忽視對非洲的政策，援助也一直下滑，而中國與非洲的貿易幾乎每年都在成倍增長。
“未來幾年，美國的非洲政策面臨的最大挑戰可能是中國。而有關中國和非洲最具戰略性的討論話題是石油競爭……正如美國正在意識到非洲石油對其利益的重要性，中國正積極拓展其在非洲石油市場的份額。但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和非洲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接觸已經遠遠超過了對石油渴求。從2002年到2003年，中國和非洲的所有貿易就翻了一番，然後從2003至2005年又翻了一番……而且這種勢頭還會持續下去。中國是目前非洲第三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和法國，在前殖民強國英國之前。”
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的顧問J.皮特·範（J.Peter Pham）曾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宗旨是：
“……保護進入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的途徑……確保這些豐富的油氣資源的安全，防止其他第三方利益體，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者俄羅斯獲得壟斷地位或者特惠待遇… …非洲……將逐漸成為美國與在全球舞台和其相匹敵的對手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舞台……”
在布什政府的末期，華盛頓回擊中國通過緬甸進口石油天然氣的動議。美國在緬甸煽動佛教徒叛亂，試圖讓中緬管道和港口建設等能源合作夭折。在中國新疆，美國國家外交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被發現在中哈石油管道的途經之地積極煽動反對漢人的騷亂。
華盛頓已經和印度結成軍事聯盟，試圖通過操縱印度來對付中國。控制中國獲取歐亞大陸的油氣資源，也成為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後加強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軍事行動的主要理由。
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還製造了全球石油短缺的迷局，即所謂的“石油頂峰”，以阻止其他國家發現事情的真相。其實石油還遠未枯竭。
當人們開始意識到石油其實並非億萬年前腐爛的恐龍化石生產的化石燃料，而實際上是在地幔中持續不斷地產生並被推至地球表面附近的，就像火山爆發一樣，那美國和英國綁架能源，將其作為控制全球政治的主導因素努力就會打水漂。這對華盛頓來說將會是莫大的政治病痛。
美國的新能源戰爭
當我們進入2011年，美國圍繞中國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崛起而製定政策的意圖越來越來明顯。美國正試圖挑起朝鮮和韓國的爭端，希望將中國陷入新的軍事危機中。美國還挑撥中國和日本的關係，讓這兩個國家更加不信任。美國正慫恿東南亞國家聲明對南海的主權，煽動緬甸的反政府動盪，要知道緬甸是中國從波斯灣進口石油的戰略通道。各種受華盛頓指揮的非政府組織也在給中國政府製造麻煩。還有伊朗，這個中國石油的主要進口國，正受到美國強大的壓力。
同樣，奧巴馬政府大幅度提升了阿富汗戰爭的軍事力量，在歐亞大陸圍繞中國製造“不穩定弧”的意圖路人皆知。同時，華盛頓還通過貿易戰向中國施壓，試圖逼迫中國讓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美國很清楚，在當今世界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要讓中國這麼做是不大可行的。
在2011年，中國，而不是俄羅斯，將成為美國潛在的兩大經濟對手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今全球石油政治的格局。華盛頓政策的製定，很顯然不是基於美國的強項，而是越來越基於美國的根本弱點。這些弱點會給世界穩定籠罩上一層危險的陰霾。 2011年，所有人都勢必面臨挑戰，顯然，石油政治將是這些挑戰的中心。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著有《石油戰爭》）
作者：恩道爾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24
威廉-恩道爾：中國與全球能源新戰爭
2010年12月24日來源：第一財經日報作者：威廉-恩道爾
威廉-恩道爾
當今中國正處在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周圍的景色迷人，但也充滿著危險。這個歷史關口的核心之處，是確保海外石油供應在中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石油是現代世界工業經濟的基石，我將嘗試著向讀者呈現我所看到的有關中國石油戰略和地緣政治的畫面。
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宣布其單邊主義政策，並發動了一場定義模糊、開放式的全球反恐戰爭。對美國之外的聰明觀察家們來說，這場戰爭很明顯和結束恐怖主義的威脅並沒有多大關聯。這其實和美國在經濟基礎受到衝擊後拓展霸權有關，其衝擊程度就如英國當年遭受的大蕭條，這場蕭條從1873 年一直持續到1896年。世界通過兩次世界大戰才決定出誰來繼承大英帝國的霸權。目前，我們尚無法得知美國將如何解決這場霸權危機。
自從美國在1971年8月宣布美元和黃金脫鉤以後，美國的霸權就開始依賴於其對世界能源流向的控制，首先就是對現代工業社會的基石——石油的控制。正如亨利·基辛格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石油危機中所說：“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
正如我在之前的書中所詳述的那樣，美國在1971年後的歷史中，似乎有打不完的仗——直接和間接或者通過代理人打——其目的是控制世界石油的流向。自從美國成為二戰無法撼動的勝利者，世界石油就一直被與極具權勢的洛克菲勒兄弟有關的石油公司所控制。洛克菲勒兄弟當時控制了標準石油集團、埃克森、美孚（今天的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和許多石油相關產業的公司，例如哈里伯頓，全球領先的石油服務商和著名的軍事設施合同商。哈里伯頓很好地說明了美國石油巨頭和五角大樓全景式支配戰略的秘密關係，美國前副總統切尼曾在哈里伯頓公司擔任了多年的執行官。
最近的一些歷史
為了更好地理解2011年的能源政治，有必要簡單回顧下歷史背景。
未來學家將會把1993年至1994年這段時間視為世界能源政治的決定性轉折點。因為那時，中國從一個石油淨出口國變為石油淨進口國。此後，中國對石油和石油產品的需求飛速增長，使其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原油和成品油進口國，僅次於美國，幾年前就開始超越日本。華盛頓對此並沒有視而不見。中國經濟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不斷上升，由此成為美國自本世紀開端以來，制定許多外交和軍事政策的基本背景。
西歐經濟對石油的需求相對而言飽和，除了天然氣之外，上升的前景有限。北美的需求前景也與此類似。中國和許多亞洲經濟體成為未來幾十年石油消費增長的首要來源。
2000年，美國空軍請蘭德公司對2020年中國的能源需求進行研究。蘭德公司主管該研究項目的負責人是紮爾梅·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蘭德公司總結道：
“中國的能源安全活動是該國對日益增長的海外能源需求做出的反應。中國最近從一個石油淨出口國迅速變為一個石油淨進口國，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極大關注。中國視石油進口為戰略弱點，易受制於外國勢力。美國是當今世界最有權勢的國家，許多中國人認為美國對正在崛起中的中國感到不安。因此，中國政府視美國為中國能源安全的最大威脅。中國能源安全活動也反映出這種擔心：這些活動基本上是防禦性的，以盡可能縮小中國石油供應暴露在美國勢力之下的弱點。”
哈利勒扎德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而且他知道中國領導人對此也心知肚明。作為蘭德公司主管該項目研究的負責人，哈利勒扎德對美國的石油戰爭並不會感到奇怪。事實上，他就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首要戰略家。
哈利勒扎德是阿富汗籍後裔，被認為和鷹派的新保守主義者關係密切。他還在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中與布熱津斯基共事。在20世紀80年代中情局所支持的阿富汗聖戰游擊隊反對蘇聯支持的政府軍的戰爭中，哈利勒扎德是首要策劃者。當年，一個叫奧薩馬·本·拉登的沙特年輕人就在阿富汗受到美國中情局的非常規戰爭培訓。
在加入布什政府之前，哈利勒扎德在阿富汗和一個叫哈米德·卡爾扎伊的人共事。哈利勒扎德是作為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的代表，與塔利班政權就巨大的油氣管道建設進行談判的。在布什—切尼搭檔的政府，哈利勒扎德是導致塔利班政權垮台的阿富汗戰爭的首要戰略家，後來也被任命為布什政府駐阿富汗的大使，後來成為駐伊拉克的大使。
哈利勒扎德和五角大樓在2000年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將被迫不斷尋求可靠的海外石油供應源，因為國內的石油供應已經無法滿足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經濟和工業化需要。五角大樓開始準備阻擊中國的石油企業了。
如果不理解華盛頓在中國日益重要的石油生命線的“咽喉”地帶維持軍事存在的地緣政治目的，就無法完全領會美國2000年以來的外交政策意圖。
如果我們剝去美國外交政策中保護世界民主和人權這一類似於道德衛士的華麗外衣，觀察華盛頓現實政治的真面目，就會發現1945年來美國實際上是在吸收大英帝國的經驗教訓。
冷戰結束後，未來最有可能挑戰美國霸權的兩個強大地緣政治競爭對手就是俄羅斯和中國。歐盟當時因為德國統一的事情而陷入泥淖，而且試圖創造一個新的貨幣。
正如布熱津斯基1997年在《外交》雜誌發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所說，只有歐亞大陸上這兩個大國結成的聯盟才是唯一可能威脅美國超級霸權的聯盟。當蘇聯在1991年解體後，華盛頓的首要任務變成包圍、瓦解或者說永久性削弱唯一能真正威脅美國的核對手——俄羅斯。中國當時還只是在逐漸向現代化經濟邁進，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時的中國還不足以對華盛頓強大的海軍和空軍力量形成戰略性威脅。華盛頓的戰略家們清醒地估計，如果中國領導人能夠被說服將中國經濟的馬車印上美國造的“星”標，美國就能防止中國和俄羅斯走得更近。華盛頓在對付俄羅斯和中國時一直信奉古羅馬帝國“分而治之”的格言。
華盛頓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感到滿意，特別是中國願意加入世貿組織，而且是在美國製定的經濟規則中發展經濟。
但是，在2000年，新世紀的開端之年，美國的決策層開始更多地將中國視為潛在的威脅，而不是俄羅斯。因為俄羅斯仍在掙扎地擺脫1998年的主權債務，而且看起來已經處於美國和北約的遏制之中。
“9·11”對中國的衝擊
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後宣布發動一場定義模糊的反恐戰爭。這場戰爭的“敵人”是開放式的，但又主要針對伊斯蘭世界——這恰好又是在中東這個擁有巨量的未開發的石油地區——這給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尤其是中國。
據媒體報導，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即預計在最終不得不和美國正面交鋒之前，中國還擁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來悄悄地積聚實力，做好準備。很明顯，“9·11”事件和華盛頓對恐怖主義的宣戰，意味著這段和平時期即將快速結束。
中國政府的思想智庫認為對伊拉克的入侵，違反了聯合國決議和國際法的條款，因為華盛頓計劃的頭條就是“建立一個美國控制的世界新秩序”。
美國占領伊拉克的首要目的並不是確保該國向美國輸送大量的廉價石油。其背後的真實目的，是直接控制伊拉克的石油，防止其流向潛在的對手，尤其是中國。這是一場先發製人的戰爭，試圖讓中國在英美控制的中東地區無落腳之地。
切尼曾直截了當地在2001年6月向布什總統提交的《能源工作小組報告》中稱，在2001年9月11日前三個月，也幾乎是美國入侵伊拉克前兩年：“亞洲擁有的石油儲量不到世界的5%，但卻生產了世界10%以上的石油，並消耗了世界約30%的石油。太平洋(601099,股吧) 周邊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所有石油進口，預計在1997年到2020年間將增長43%。亞洲的發展中國家預計將仍舊高度依賴中東的石油進口。中國在全球能源安全領域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它的石油淨進口預計將從目前約100萬桶/日增長到2020年的500萬~800萬桶/日，而且將嚴重依賴中東的石油進口（超過70%）。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從一個石油淨出口國變為石油淨進口國。 ”
兩年後，切尼在美國占領伊拉克的戰爭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中國能源戰略
2004年，美國發動了伊拉克戰爭，控制了伊拉克並阻止中國接近伊拉克一流的油田。中國當時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原油進口國。
中國石油進口當時正以10%~15%的速度增長，而且中國日益成長的中產階層開始大量購置私家車，石化產品的市場迅速擴大，甚至擴展至國外。位於巴黎的國際能源署（IEA）預計中國石油進口將增長5倍，從2002年的約200萬桶/日增長到2030年的幾乎1100萬桶/日。這意味著中國石油供應的80%需要進口，經濟具有高度的脆弱性，未來和美國的關係可能惡化。
北京在美國占領伊拉克後迅速採取措施應對其戰略脆弱性。中國的領導層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對進口油氣的依賴正逐步加深，這將是中國經濟和戰略安全的阿喀琉斯之踵。
《亞洲防務期刊》的一位戰略分析家這樣描述中國在美國占領伊拉克後面臨的困境：
“波斯灣，世界石油供應的戰略重地，被美國控制已是不爭的事實，這點在中國之外也被廣泛認同。通過印度洋到達東北亞的海陸，是中國石油進口的主要通道，現在也被美國海軍控制。讓人不足為奇的是，北京不僅關心這對其戰略槓桿的影響，還擔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更不用說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及整個國家的影響。北京最為擔心的是，美國會切斷中國的油路。”
中國政府開始實施國家能源戰略，包括鼓勵國有石油公司“走出去”，在世界範圍內四處尋找可能的直接石油開發協議，保護中亞和俄羅斯的油氣管道安全，確保長期陸上供應。中國還在最為貧窮的非洲國家展開外交攻勢，挑戰美國和英國在非洲的統治地位。總而言之，石油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頭等大事。
為了保證石油安全，中國石油公司開始在波斯灣，特別是在伊朗和沙特建立石油利益。它們還在中亞、俄羅斯和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及巴西建立自己影響力。
但在哪都沒有在非洲的活動活躍。中國在非洲積極確保自己石油和其他礦產的權利，包括蘇丹在內。
開拓非洲
面對美國遏制新興亞洲經濟巨人的壓力，中國的能源外交開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國有選擇性地向幾個非洲國家示好，其中許多國家在20世紀80~90年代由於對西方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欠下的外債而遭受金融和經濟重創。
1999年，中國和非洲每年的貿易額約為60億美元。但當中非合作論壇在2000年成立後，中非之間貿易開始蓬勃發展，到2004年已經增長到300億美元。中國和非洲貿易的增長速度，比美國的速度每年高出50%，正赶超美國和非洲的貿易量。
通過提供免息貸款或者建設非洲國家急需的水利、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和學校、醫院，北京確保了同幾個非洲國家的主要貿易關係。中國找到了進入非洲的大門。
從2004年開始，中國在資源豐富的非洲國家完成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大手筆。中國在非洲大陸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外交攻勢。 2004年，當美國和英國等國的領導忽視非洲之際，中國和非洲國家開展了十幾次黨際高層和政府高級官員的交流訪問。
北京向安哥拉提供了20億美元的貸款，以換取原油供應合同，而這些貸款又被重新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由中國和當地的承包商承建。 2005年，中石油與尼日利亞國家石油公司進行了一項8億美元的石油買賣。而尼日利亞曾被華盛頓認為是英美石油巨頭，例如埃克森美孚、殼牌和雪佛龍的資產。現在看起來似乎不再是了。
中海油，在被美國政府和雪佛龍石油公司阻止收購尤尼科石油公司後，以23億美元購買了尼日利亞的一個海上油氣田，並承諾再投資23億美元用以油田開發。中石化也簽訂了開發加蓬陸上和海上石油的協議。在中國出現在非洲大陸之前，前殖民國家和美國都將非洲視為自己的領地，給非洲國家造成了無法支付的外債，使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並支持當地部落戰爭，以阻撓非洲大陸豐富的石油和礦產資源開發。顯然，中國跟華盛頓和倫敦的非洲殖民政策很不一樣。
美國駐尼日利亞和非洲前大使普林斯頓·萊曼，同時也是美國政府資助的國家外交基金會成員，聲稱中國在非洲日益擴大的活動不僅僅是為了資源，儘管這是中國進入非洲的一個重要方面。他認為中國在非洲有更戰略性的考慮：將非洲視為“一個正在成長中的，未來長期需要食品、製造業和工業產品的市場”。
總而言之，中國正在挑戰幾十年來華盛頓的一貫政策，以往美國將非洲視為事實上的殖民領地，通過IMF施壓，並掠奪其原材料。
中國在非洲的石油外交遭致華盛頓譴責，說北京試圖“確保石油來源”。
成立非洲司令部
很快，布什政府和五角大樓決定要認真對付中國在非洲日漸上升的經濟存在。 2006年，僅幾週的時間北京就接待了四十多位非洲國家元首。布什總統簽訂了一份總統令，決定建立美國非洲司令部，一個專門負責非洲事務的軍方指揮部。
非洲司令部的官方使命是通過軍事行動，“建立一個穩定、安全的非洲環境，為美國外交政策提供支持”。在美國歷史上，這是政府第一次事實上將門羅主義和卡爾主義延伸為非洲主義，宣布非洲石油在美國“國家安全”中享有優先地位。這是為了對付中國。
美國海軍當代衝突中心的一份期刊對美國和中國的非洲政策分別進行了研究。美國海軍的非洲問題專家萊特歇·洛森（Letitia Lawson）認為，從冷戰結束直到最近，美國一直忽視對非洲的政策，援助也一直下滑，而中國與非洲的貿易幾乎每年都在成倍增長。
“未來幾年，美國的非洲政策面臨的最大挑戰可能是中國。而有關中國和非洲最具戰略性的討論話題是石油競爭……正如美國正在意識到非洲石油對其利益的重要性，中國正積極拓展其在非洲石油市場的份額。但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和非洲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接觸已經遠遠超過了對石油渴求。從2002年到2003年，中國和非洲的所有貿易就翻了一番，然後從2003至2005年又翻了一番……而且這種勢頭還會持續下去。中國是目前非洲第三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和法國，在前殖民強國英國之前。”
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的顧問J.皮特·範（J.Peter Pham）曾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宗旨是：
“……保護進入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的途徑……確保這些豐富的油氣資源的安全，防止其他第三方利益體，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者俄羅斯獲得壟斷地位或者特惠待遇… …非洲……將逐漸成為美國與在全球舞台和其相匹敵的對手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舞台……”
在布什政府的末期，華盛頓回擊中國通過緬甸進口石油天然氣的動議。美國在緬甸煽動佛教徒叛亂，試圖讓中緬管道和港口建設等能源合作夭折。在中國新疆，美國國家外交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被發現在中哈石油管道的途經之地積極煽動反對漢人的騷亂。
華盛頓已經和印度結成軍事聯盟，試圖通過操縱印度來對付中國。控制中國獲取歐亞大陸的油氣資源，也成為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後加強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軍事行動的主要理由。
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還製造了全球石油短缺的迷局，即所謂的“石油頂峰”，以阻止其他國家發現事情的真相。其實石油還遠未枯竭。
當人們開始意識到石油其實並非億萬年前腐爛的恐龍化石生產的化石燃料，而實際上是在地幔中持續不斷地產生並被推至地球表面附近的，就像火山爆發一樣，那美國和英國綁架能源，將其作為控制全球政治的主導因素努力就會打水漂。這對華盛頓來說將會是莫大的政治病痛。
美國的新能源戰爭
當我們進入2011年，美國圍繞中國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崛起而製定政策的意圖越來越來明顯。美國正試圖挑起朝鮮和韓國的爭端，希望將中國陷入新的軍事危機中。美國還挑撥中國和日本的關係，讓這兩個國家更加不信任。美國正慫恿東南亞國家聲明對南海的主權，煽動緬甸的反政府動盪，要知道緬甸是中國從波斯灣進口石油的戰略通道。各種受華盛頓指揮的非政府組織也在給中國政府製造麻煩。還有伊朗，這個中國石油的主要進口國，正受到美國強大的壓力。
同樣，奧巴馬政府大幅度提升了阿富汗戰爭的軍事力量，在歐亞大陸圍繞中國製造“不穩定弧”的意圖路人皆知。同時，華盛頓還通過貿易戰向中國施壓，試圖逼迫中國讓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美國很清楚，在當今世界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要讓中國這麼做是不大可行的。
在2011年，中國，而不是俄羅斯，將成為美國潛在的兩大經濟對手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今全球石油政治的格局。華盛頓政策的製定，很顯然不是基於美國的強項，而是越來越基於美國的根本弱點。這些弱點會給世界穩定籠罩上一層危險的陰霾。 2011年，所有人都勢必面臨挑戰，顯然，石油政治將是這些挑戰的中心。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著有《石油戰爭》）
免疫大失敗
潘德孚：免疫大失敗
作者：潘德孚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0-16
摘自潘德孚《反思現代醫學病理學》第三章
免疫大失敗
西方醫學建立了一套免疫理論，經一個世紀的醫療實踐，我們應該說：這個理論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在於它本身的不完整；不完整的原因，是它被市場牽著鼻子走了。本文不說市場如何使免疫學說失敗的道理，因為，它屬於醫學社會學的問題。
（一）免疫療法的失敗數據
天花
1796年，愛德華·詹納證明用牛痘疫苗可以預防天花，此後，針對天花的接種就開始了。即使如此，1839年，英格蘭的天花流行病仍然十分猖獗，以致奪去了22081人的生命。 1853年，英格蘭政府頒布了強制接種天花疫苗的法令，但天花的發病率卻一直上升。 1872年，英格蘭又一次發生了天花流行病，44840人喪生，其中多數人已接種過天花疫苗。 1948年，英國廢除了《義務接種法》。德國和日本都曾發生過類似災難。 1918年，菲律賓發生一次歷史上最嚴重的天花流行病。儘管美國政府事前已強迫300多萬本地居民注射了疫苗，但其中仍有47369人患上天花，16477人死亡；1919年，接種人數增加了一倍，擴大到700多萬人，但其中仍有65180人患上天花，44408人死亡。天花流行病是接種計劃的直接結果。 ”（《現代醫療批判》第24頁）
（英國政府從強制接種牛痘疫苗，到廢除義務接種差不多經歷100年的時間，日本政府從立法取締中醫，到給中醫平反，也經歷一個世紀，看起來，中國政府要真正復興中醫，也得一個世紀的時間。）
“1870-1872年間，強制性免疫已經推行了18年，全民免疫也實施了4年（該行動所有反對者均遭到嚴厲懲罰），英格蘭已經有97．5%的人口接受了免疫。而正是在這個時期，英格蘭發生了本世紀規模最大的天花流行，44000餘人喪失了生命。實際上，死於天花的人比上一次流行時增加了2倍，而那時還很少有人接種此疫苗。1871年後，萊策斯特鎮公民拒絕接受疫苗，主要是因為1870年天花大流行時的高死亡率使他們確信疫苗是無用的。在隨後的1892年流行期，萊策斯特鎮主要靠加強衛生隔離檢疫制度進行預防，與99%的人口接受免疫的瓦靈頓鎮相比，該鎮死亡率僅為1/100000，而瓦靈頓鎮患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萊策斯特鎮的6倍和11倍。”“塞拉利昂的經歷也可以證明，疫苗並非消滅天花的功臣。20世紀60年代末，塞拉利昂天花發病率居世界首位。1968年，該國開始實行消滅天花的行動，三四次大規模的流行都是通過發現和隔離病人得到控制的，而不是免疫。15個月之後，該地區報告了最後一例天花病例。”（《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8頁）
“眾所周知，天花在有強制人工免疫治療的國家和毫無免疫治療的國家同時下降。換言之，天花免疫治療並沒有減低天花的發病率，而接受了天花免疫治療並不能保證完全免疫。這是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例如，美國威廉·霍華德·海醫生在'醫藥自由協會'對消除強制免疫治療法案的會議中指出：在他親自監察的33宗天花病例，其中29名患者（有疤為證）曾接受過天花的人工免疫治療，更有部分患者的免疫治療還沒有超過一年。”（《順勢療法》138~139頁）為什麼會這樣，答案很簡單：生命是動態的，時空是不斷變化的，包括天花病毒在內。在不同的時空中，人的生命，抗感染的能力在變化；病毒的感染能力也在變化。
脊髓灰質炎：
Salk疫苗剛剛投放市場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20世紀60年代脊髓灰質炎病毒感染上升。由於患者數目在50年代僅為二位數，而進入60年代後開始飚升，那些熱衷於找到治療辦法的人們都認為疫苗其實是無效的。
Sabin開發了第一個口服活疫苗，並在上世紀60年代取代了Salk疫苗。這種類新型疫苗不僅可以產生長期免疫，而且能夠消滅腸道中存在的病毒株。由於服用疫苗者可以連續數星期從口腔和糞便中排出病毒，所以理論上可以產生一種提高群體免疫力的效應。換句話說，選擇口服活疫苗後，接受免疫者可以為未接受免疫者提供免疫力。
然而，現在科學家們已經意識到，其實活疫苗並不能對非免疫人群形成這種'後門'免疫效應。這個結論是科學家在對台灣的一次脊髓灰質炎爆發流行進行調查研究後得出的，在這次流行中，98%以上患兒接受過疫苗接種。甚至美國FDA也承認：“我們現在已經明確，利用免疫者進行病毒疫苗的二次播散，這種方法對提高群體免疫力幾乎沒有作用。”
說明脊髓灰質炎疫苗無效的證據還有很多。最近爆發的流行幾乎都發生在已經接受過疫苗接種的人群而不是未接受疫苗接種者。比如1961年馬薩諸塞州發生的一次脊髓灰質炎流行經疫苗接種群體中癱瘓發生率高於未接種疫苗群體。還有，即使疫苗真的起作用，你也未必能夠獲得對抗某種病毒株的免疫力。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甲肝大流行中，24名感染者進行了脊髓灰質炎病毒抗體檢查，其中僅有1/3達到可抵抗某種病毒株的滴度。 （以上資料摘自《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6~87頁）
發明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索爾克教授在1977年的《科學摘要》中指出：“……例如用活的病毒疫苗來對抗感冒和麻痺性的脊髓灰質炎，往往都會由於為了預防而變成患上了該種疾病。用活的病毒疫苗來對抗麻疹和流行性腮腺炎會引致多種副作用，包括大腦炎……活的脊髓灰質炎疫苗是現今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導致脊髓灰質炎的主要原因……對於用脊髓灰質炎病毒作疫苗，現今已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使用這樣的疫苗有導致麻痺症的危險，這就剛好與從前的信念完全相反……”（《順勢療法》第145頁）
“目前，人們對接種麻疹疫苗非常重視。這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麻疹可以致“脊髓灰質炎這類疾病有其發作週期，1910、1930和1950年間都曾爆發過大流行，然後發病率驟減至接近於零。 50年代發病高峰期也正是疫苗被引進的時期，有人引用韋林·詹姆士的話說：'大自然的功勳被疫苗搶走了。 '美國醫學批評家羅伯特·門德爾松說：'疾病和時尚有著一樣的特點，那就是有來有去。 '中國很多疫苗接種活動證明，儘管存在體現其效果的依據，但它們實質上不過是疾病爆發與沈寂的交替規律而已。從前認為已經消滅的疾病，如結核和脊髓灰質炎，現在重新爆發流行。類似例子還有結核在許多西方國家的重現、脊髓灰質炎在加拿大的重現以及白喉在俄羅斯和東方國家的重現等。 ”（《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9頁）
病毒有發病的周期性已被知道：病毒發病的高峰期過去後，人們才造出疫苗。病毒發病走入低潮，疫苗就沾了光。所以，詹姆士才會說“大自然的功勳被疫苗搶走” 了。為什麼病毒發病會有一個週期？因為整個宇宙是動態的：月球繞著地球轉，地球繞著太陽轉，太陽繞著銀河轉，銀河繞著宇宙轉……任何生命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它適應了大自然不停變動的規律。中醫有五運六氣可以計算、預測，西醫知道這五運六氣嗎？如果五運六氣的預測是偽科學，那麼鄧鐵濤等測定SARS結束的日期怎麼如此準確？
麻疹：
在1989年衛生部在最後一項大規模接種疫苗行動中，公共衛生服務實驗室的流行病學顧問諾曼·伯格教授宣布了當時的一項官方統計數字：在麻疹患兒中，約有1/5000會發生急性腦炎——一種大腦感染性疾病，這些患兒中的1/5000又會發展為亞急性硬化性急全腦炎——一種類引起大腦硬化的不可逆的惡性進展性疾病。 5年後，當一位專欄作家為全國性麻瘡疫苗做接種活動作繭自縛宣傳時，可能發展為腦炎的麻疹患者比例就上升到了1/500，此作家還宣稱，其中的1/10會死亡，1/4患者的大腦會遭到永久性破壞。活動進行的過程中，其他報紙對麻疹的危險性作了更進一步的誇張渲染，到了9月，發生腦炎患者的比率數已經被宣傳為1/17。 ”“麻疹可以致命，但是並不像醫學界使我們相信的那樣會經常隨機發作。在1990年美國麻疹流行高峰期，27000個發病者中有89人死亡，但許多死亡兒童來自低收入家庭，長期的營養不良和延誤並發症的治療可能是參與其中的重要因素。非洲兒童顯著缺乏維生素A，故麻疹的確可引起死亡。一項又一項的研究證明，在其他維生素A儲備充足或給予足夠維生素A補充的第三世界國家，麻疹患兒存活率明顯上升。 ”（《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1頁）
“世界衛生組織對一群未經人工免疫治療的兒童與已接受人工免疫治療的兒童在麻疹發病率上所作的比較顯示：未經人工免疫治療的兒童發病率只有2．4%，而已接受了人工免疫治療的兒童發病率則高達33．5%。1977年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對麻省中學生的麻疹發病率調查顯示：53%的患者已在1996年以前接受了活的弱減麻疹病毒免疫治療。 ”（《順勢療法》140頁）
注射麻疹疫苗的本來目的是為了預防麻疹及麻疹的並發症大腦炎，但實際上，注射麻疹疫苗卻往往導致了大腦炎和多種比麻疹更嚴重的並發症，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亞急性的硬化性全腦炎，簡稱為SSPE。 SSPE的症狀有：肌肉平衡的失控、大腦語言功能的損壞、性格的改變、精神發育遲緩、學習的無能、多動症、突發性暴怒、無菌的腦膜炎、輕偏癱、癲癇發作、昏迷和死亡……著名的美國兒科教授門得爾森指出：“現今流行的多動症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由於麻疹疫苗所致。”另外，注射麻疹疫苗還可導致非典型的麻疹、發高燒及肺炎等多種嚴重的副作用。 《美國醫療刊》中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全國有60萬人在60年代注射了“死”麻疹病毒，其中有2/3的人將會犯非典型麻疹。而澳大利亞的科學家則懷疑人工麻疹免疫治療可能就是導致多發性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由是多發性硬化病人的血液中有高於正常比例的麻疹抗原。 （《順勢療法》第145~146頁）
百日咳
“從1941~1944年百日咳流行期間，瑞典在毫無人工免疫治療的狀況下，百日咳自動消失；而德國於1940年實施強制人工免疫治療，到了1945年，患者的人數卻從原先的每年4萬例增加至25萬例，病歷增加是免疫治療前的6倍以上，即幾乎所有接受免疫治療的兒童都患上了疾病。其他實施強制人工免疫治療的國家也有同樣病例增加的現象。例如法國的病例增加是30%，匈牙利的增加是55%，而瑞士方面，由於強制人工免疫治療在1933年已開始實施，所以其患病的比例更高達3倍。流行病學家斯圖爾特教授在1976年的英國醫療刊中發表的調查報告中寫道：“在匯報的8096宗百日咳病歷中有2940宗（36%）病例是已接受了全部的免疫治療，而只有2424宗（30%）的病例是完全沒有接受過人工免疫治療的。 ”換言之，70%的患者已接受了全部或部分的。換言之，70%的患者已接受了全部或部分的免疫治療。”（《順勢療法》第139頁）
“在百日咳爆發期間，一多半患者進行過疫苗接種。在1974-1978年發生於美國和加拿大的百日咳病例調查中，史都華博士報告：所有患兒中的1/3-1/2進行了疫苗接種。他調查了近2000名嬰兒患者，其中2/3是從其患病的兄弟姐妹那里傳染來的。在史無前例都華博士看來，由於嬰兒的生命經常受到通常無害疾病的威脅，所以他們成為疫苗針對的主要原因對象，但'對嬰兒進行的疫苗接種均沒有肯定的效果。'……1993年美國發生了一次百日咳大流行，俄亥俄辛辛那提兒童醫院的一組研究者發現，流行主要發生於完成百白破（DPT）疫苗全程注射的兒童中。”（《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2~83頁）
DPT三合一混合疫苗：這種類三合一的疫苗是用白喉、百日咳和破傷風三種病毒混合在一起的人工免疫注射劑。自60年代開始，在歐美各國已有多例的嚴重疾病和死亡與使用DPT有關。筆者在1991年離開加拿大時，加國當時有超過500名、美國有5000名的兒童患者是由於DPT的不良反應而導致了嚴重的腦神經損傷。由於損害程度過甚，就算使用順勢療法藥物來治療，也無法將患者的損害扭轉過來。 1991~1994年，筆者在香港行醫的4年中接觸了兩名被DPT損害的兒童，當時筆者用順勢療法患者治療，只能產生姑息的療效。
風疹：
一個由美國陸軍醫療人員細心設計的雙盲實驗調查顯示：經人工免疫治療的軍人，若暴露在有風疹病毒的環境中，依然會患上風疹，而經人工免疫的軍人比天然免疫的軍人更容易再次被感染。著名的英國《柳葉刀》醫療刊中的一篇論文指出：不論是天然感染或人工免疫治療，都不能獲得風疹的完全免疫保證，而且，經人工免疫治療者比天然免疫的人更容易再次得到亞臨床的感染。 1973年由澳大利亞的艾倫教授對風疹免疫治療的療效報告顯示：將已接受了風疹免疫治療的士兵送至有風疹流行的軍營時，80%已接受風疹免疫治療的士兵染上了風疹。艾倫教授指出：“風疹免疫治療並不能確保療效。”《順勢療法》138~141頁）
“MMR三聯疫苗疫苗的風疹疫苗也沒有產生更好的效果。賓夕法尼亞州上世紀70年代對接受疫苗的少女進行一項調查顯示，其中1/3沒有檢測到任何免疫力產生的證據。因為，風疹病毒極易變異，疫苗可能僅能使機體對一種病毒株產生勉勵力，不的新出現的病株毒則無免疫力。意大利近期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10%的女孩受到'野生病毒株'感染，其中許多人在近幾年內進行過疫苗接種。”（《醫生沒有告訴你的》84頁）
風疹（德國麻疹）疫苗：已有許多醫療報告指出風疹疫苗的副作用可造成多種嚴重疾病。而50%的婦女在疫苗注射後感到副作用的反應，其中包括10%~15%的人會得關節炎。
結核（卡介苗）
很多地區開展實驗檢測機體的結核菌素敏感度。與氍敏感度實驗不同，陰性結果說明受試兒童未攜帶結核菌抗體。然而，人人皆知此實驗非常不准確。甚至美國兒科學會也警告其會員，實驗可能產生假陽性和假陰性。而且，沒有人知道陽性實驗結果的意義何在，它可能意味著此人對結核菌免疫，或者曾被結核菌感染，也可能僅僅是對此實驗敏感。
……
除了應對何種人群進行活疫苗注射尚有爭議外，對於疫苗的效力還存在很大的分歧。 1930年以來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10次隨機對照臨床實驗，結果顯示卡介苗效率在0-80%之間，平均僅有2/3的兒童受到保護。
問題是卡介苗只能限制結核桿菌的繁殖和播散，而不能使接觸的人群免受感染。其實，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卡介苗對麻風的預防作用星于對結核的作用，尤其在結核仍然高發的第三世界國家更是如此。在非洲馬拉維進行的一項對83000人的調查顯示，其中一半對麻風產生免疫，而無人對結核產生明顯免疫力。
倫敦衛生和熱帶病學校進行了一項特別分析，結束髮現卡介苗在肯尼亞地區有效率僅為22%，在印度一些地區為20%。世界範圍平均有效率在0-80%。此差異可能與菌株變異、遺傳、營養學差異或環境因素的影響有關。 （以上資料摘自《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7~88頁）
豬感冒：
1977年美國衛生部強制人民注射一種名為豬感冒的疫苗，其主要原因如下：在1975年——1976年間，世界各國流行一種H3N2型病毒的A/維多利亞/75的感冒。到了1976年2月，在美國新澤西的一個軍營中，有數百名軍人染上了一種名為A/新澤西/76的地方性流行性感冒。雖然這種新澤西型的流行性感冒並不嚴重，而且，沒有蔓延到軍營外，但是，由於1918——1919年間所流行的豬感冒導致許多家畜的死亡和經濟上的損失（並沒有傳染人類）而這次新澤西感冒病毒與早期豬流行性感冒病毒相似，這就使美國的官方人員產生了恐懼，以為這種新澤西型的流行性感冒就是第一種可以從人傳染人的豬流行性感冒。在懼怕這種類感冒會導致世界性災難的情況下，便倉促地使用這新澤西病毒來製成疫苗；並毫無根據地稱之為豬感冒疫苗和強制全國人民接受該疫苗的注射。結果這一次由於恐懼而強制人民注射的疫苗導致了許多無辜人遭受惡性的反應，造成了最少有30人的死亡和數千人身體的損害。這種疫苗所導致的不良反應，在註射之後數小時開始，其中最重的反應名為急性熱病性多神經炎，使565人患上了麻痺症。 （《順勢療法》第147~148頁）
流感嗜血桿菌性腦炎
此類細菌性腦膜炎由型流感嗜血性桿菌引起，主要攻擊學齡前兒童，6-15個月為發病高峰。目前估計，感染流感嗜血性桿後桿腦膜炎的發病率約為每10萬60例，其中3-6．5名列前茅患者死亡，14%持續發生耳聾和驚厥等症狀。一些特殊群體，尤其是阿拉斯加和土著美國兒童，其感染髮病率為一般人群的10—15倍。一般認為，這些群體因為遺傳或營養不良等因素，易於感染此病。
目前為止醫學界界還未能提出一個真正有效的流感嗜血性桿菌疫苗設計方案。 1985年，在芬蘭實驗獲得滿意結果之後，美國對15個月以上兒童使用了一種“多醣”疫苗。不久就有醫生報導，兒童在接受免疫後發作腦膜炎，這使疫苗很快失去民心。明尼蘇達的一項研究顯示，接種疫苗使兒童患病率比自然接觸患病率增加5倍，而且，疫苗對最危險群體—18個月以下兒童並無保護作用。
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所進行了一項由美國政府資助的調查，結果證實，流感嗜血桿菌疫苗可以引起流感嗜血型桿菌性腦炎。另有研究對55名流感嗜血桿菌性腦膜炎患兒進行調查，結束髮現，疫苗不僅沒有保護作用（因為3名患兒死亡，6名發生神經系統並發症），而且，“增加了發生這些並發症的可能性。”
1992年之後，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對1000萬接受免疫的兒童進行調查，疫苗僅對2/3的兒童產生保護作用。至此，醫學界不得不放棄這種毫無希望的“多醣疫苗”垃圾，儘管他們非常不願意這樣做。
舊方案一旦被推翻，幾個公司馬上提出“聯合”疫苗方案，比如將流感嗜血桿菌疫苗成分加入業已通過實驗的白喉疫苗中（稱PRP-DPT），甚至加入B型奈瑟球菌性腦膜炎外膜蛋白複合物中（稱PRP-OMPC）。這些冠冕堂皇的大寫字母背後，其製造新疫苗的原理是相同的，即以一個可以產生抗體的疫苗成分為中介，使機體同時產生流感嗜血桿菌抗體。萊德勒實驗室製造了流感嗜血桿菌疫苗……
……
甚至最成功的聯合疫苗PRP-OMPC也有它的問題，有證據表明，兒童接受疫苗注射的次數越多，抗體產生的滴度越低。 （《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5~86頁）
（二）感染、防疫和免疫
疫，是指由某種微生物傳播的相互感染的一些疾病。列文虎克（1632年~1723年）用顯微鏡發現人用肉眼看不見的微小生物時，他覺得很驚奇：微觀的鏡子裡竟然還存在著這樣一個微小生物的世界！後來，路易斯·巴斯德（1822年-1895年）提出了細菌致病的學說，人類便視微生物為敵人。此後，人們又在病人的身體裡發現許多細菌，以此來估計和證實生病都是由細菌引起的。從19世紀後一階段至20世紀這一百年中，西方醫學一直把微生物作為生病的主要原因，同時把消滅細菌（包括病毒）作為治病的主要方法。因此，抗菌素和其他消炎藥物充斥市場，作為非處方藥物讓人們自由購買。 20世紀最後的20年開始，社會上許多人才知道人是與微生物共生共存的。
人在充滿微生物的大自然中生活。人體體內也像大自然一樣充滿微生物。人的健康，有賴於這些微生物的平衡，現在稱之為微生態平衡。微生態平衡是指這些微生物在體內，佔據著合理的地方，不過大也是不太小；有著合理的群體，不過多也不太少；它們合理地生活，繁衍，只管吃喝，不放毒素。微生物放毒素，有一個目的是維護自己種族的生存。大自然中的每一個生物種群，都會這樣以“放毒”的方法來維護自己種群生存的。現代人類以各種方式向大自然“放毒”，污染環境，也同樣是為了維護自己種群的生存。
過去的觀念錯了，它也影響了醫學的研究，現在當然應該進行反思。就微生物致病的原因，我們曾經把細菌分為致病菌和非致病菌兩類。現在我們發現，許多曾被稱為致病菌的，例如結核菌、腦膜炎桿菌、白喉桿菌、葡萄球菌等，它們都在人體內悠哉游哉，並沒有使人生病。據一些專家說，不管什麼細菌，在人體內只要生存不受到威脅，就不放毒素，對人無害。人體細胞裡，還有許多比細菌更小的微生物，像病毒一樣的東西，少也少不得，少了它們，我們也會生病。這是人類已知的最小的生命體了。但是，這些小東西卻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有氧的時候，它們是需氧菌，缺氧的時候，它們就會變成厭氧菌。對人的生命有害或有利，就在這供氧的多寡之間。這當然也只是從某個角度來說的。好比人活著，就需要健康。而健康的條件，除了供氧，還要吃飯、活動、過感情生活等等，太過或不及都會生病，非常的複雜，不可能用一句話講清楚的。
以上情況，說明生病與否不是微生物有無存在的問題，也不是致病菌有無的問題，而是人體自身是否健康的問題。人體裡有致病菌不一定會生病；人體裡無致病菌，也不一定就健康。疫病也是同樣的道理。 《內經》裡黃帝問歧伯：疫病使許多人互相傳染，為什麼有的人卻不會受到傳染？歧伯的回答：“正氣內存，邪不可干。”這說明保持健康主要在於人的自身的正氣。
自從詹納（發明牛痘）和巴斯德用疫苗（內含殺死的或減毒的病毒或細菌），預防人類傳染病開創了預防和治療各種疾病後，西方開始了一個殺菌和免疫的時代。 20世紀初，有一位卓越能幹的愛爾蘭人，傑出的細菌學家、醫生——賴特爵士。他設計了一種方法去預防傷寒病，挽救了很多生靈。他發明了多種重要的細菌學試驗和技術，而且在英國倫敦創立了細菌學並提出了免疫學說。賴特因為過偏地強調他所認為的免疫方法，給後世的醫學研究帶來不好的先例。
感染、防疫和免疫是社會對疫病流行的三個重要概念。這三個概念是屬於一個系統的。感染是講得疫病的道理；防疫是講防止疫病傳播的道理；免疫是講人體不受傳播影響的道理。我們現在非常熱衷於宣傳疫病感染的可怕，這種宣傳往往誇大事實，製造混亂。例如非典、禽流感、甲流、白喉、腦炎等，以及很多確實能傳染的疾病，都曾發生過這些狀況。在這些疾病中，有一些確實是很可怕的，有一些卻是並不那麼可怕的，有一些則是根本不用怕的，也許還是有益的。因此，單純宣傳感染的可怕，其背後另有目的——銷售藥物。
防止疫病傳播則是一整套系統的行政措施，例如檢查、隔離、消毒、治療等等。歷史的經驗證明，防疫比人工強制免疫的效果要好得多。這里當然也包括宣傳，避免相互傳染。但這裡面的宣傳，就有可能會被謀利之徒利用，製造恐怖、恐嚇，以使他們達到發病難財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防止製藥公司的控制。因此，防疫不僅只是一套行政措施，也是很重要的一套系統的學問。
免疫則是指以提高人的抗病能力，減輕疫病感染的程度為目的的工作。現代西醫提出對疫病的治療學說，從理論到實踐，一直是失敗的。這說明，這套學說值得反思。疫病的傳播人數，因免疫而增多；健康的因免疫而得病，生病的因免疫而死亡，這種適得其反的行為，為什麼有人樂此不疲？因為，免疫的整個理論和行動，被製藥公司控制了。防疫治病本是善舉，卻變成了惡行。商人控制免疫行動不是想防疫，而是想發死難財，如果疫病真的給控制了，他們從哪裡發財呢？開藥店的想人人都生病，開棺材店的想天天都死人！
免疫是指因為人有免疫的能力才不怕微生物的感染。照理說，內科治療避免感染的方法，應該是提高免疫能力。可是筆者研究了西醫治病的方法後，卻發現所有治療方法都是在降低免疫能力。例如治療癌症的化療、放療，能降低白細胞；最普通的止痛藥的副作用也是降低白細胞；病人發熱到醫院裡做血檢，醫生見白細胞升高就說，先把白細胞指數降下去。在西藥中，即使是最常用的感冒藥、抗菌素，也會對免疫功能造成損害。若是無法治療的疾病，都被推給了免疫功能問題，這樣，西醫的內科醫生，就把自己的責任擺脫了；至於治療，醫生又不得不用激素來打發病人，一點也不怕病人因這種藥物造成的內分泌紊亂，因此使激素名聲掃地。回想非典時期的SARS治療，重劑量的強的松類藥物，固然搶救住一些危重病例，但現在還不到10年，這些人中大多數因肺纖維化而陷入悲慘境地。
（三）菌苗療法和吞噬指數
免疫學說是細菌學創立者賴特博士建立的，其內容是以人工培養的某些致病菌，使其毒性弱化並註入身體，或從病人身上取得這種致病的細菌，經人工培養後，使用殺死或減毒間方法再注入人體，誘發人體自身產生對抗該病毒放細菌的抗體，使疾病痊癒；或註射在健康人體內，如果以後遇上這種病菌，就不會發生這種疾病。這裡的意思是指人生了病或者死亡，西方的醫學家都會認為必然是受到某種微生物的感染，受感染後的人體就會產生對付這種微生物的抗體。這就是西方醫學：把感染說成是生病的原因；把病癒說成免疫的結果，於是製造出一系列的免疫學說。我們不能不說這種講法並不是毫無道理。不過，這個道理中，還缺乏一種更為深奧的內涵。這就是人的生命如何組織免疫。生命是一個自組織系統。這個自組織系統裡有著自組織能力。這種能力正是生命存在與死亡的根本力量。在毫無內科醫學基礎的西方，建立免疫學說無疑應該說是一種很重大的進步，如果按正確的步子走下去，也許就會到達認識生命的終點。但西方的醫學成就，很快就被市場的唯利是圖淹沒了。
賴特爵士是一個對自己學說的不疲倦的鼓吹者。英國、歐洲和美洲很多醫院都建立了細菌學臨床部，其工作是用病人自身生長的細菌製造菌苗，以及測定吞噬細胞指數，稍後還測定調理指數。他們聲稱，菌苗療法對治療闌尾炎、結腸炎、腦膜炎，以及腎、中耳或子宮的感染，甚至對反復發生的感冒，都有良好的療效。賴特認為註射結核桿菌的提取物，對局部的結核病，如皮膚、淋巴結、腎、骨、腹膜的結核病，都很有治療價值。他相信肺結核病人長期臥床至體溫正常之後，用結核菌苗治療可能有效。 ”（上個世紀初，西醫對肺結核病人的骨蒸潮熱毫無辦法，也沒有什麼藥物，因此主張臥床休息。正是因這臥床休息不是個好主張，好療法，許多患者缺乏適當的運動鍛練，因此死了。現在主張患者適當活動，因而避免了死亡。我的母親36歲患肺結核，我的大哥16歲患肺結核。正因為父親是西醫，主張臥床休息，不到兩年都死了。我29歲患肺結核，只採用艾灸膏肓穴；我兒子26歲患肺結核，只服用中藥百合固金湯，我們都沒臥床休息，也沒吃抗結核藥物，現在都健健康康，肺裡也沒有鈣化灶。這說明，不是肺結核把人弄死，而是錯誤的治療方法死人。）
“1900年，賴特提出了對己患感染的病人用菌苗治療的假說，這與當時流行的觀點恰恰是相反的。在其後兩年裡，他從葡萄球菌引起反復發生癤病的病人身上，分離並培養這種細菌，然後加熱殺死葡萄球菌，再注入病人身內。和萊恩爵士一樣，賴特也受到米契尼可夫的強烈影響，後者是細胞免疫這個重要概念的奠基人。二十年前，米契尼可夫描述了入侵的細菌如何被血中的白細胞（稱為吞噬細胞）消化和破壞的過程，並且推論這種作用是身體防禦感染的重要機理之一。賴特發現，用產生感染的同種細菌製成的特異疫苗注入人體內，可以增強吞噬細胞消化細菌的能力。測量這種能力的指標由他命名為吞噬細胞指數。他相信，接種後吞噬細胞指數增高是一種有效反應。“賴特用殺死的葡萄球菌接種6名癤病患者，在幾個月內病情都有改善，他們的吞噬細胞指數升高。但是，病人的臨床狀態和吞噬細胞指數並沒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吞噬細胞指數時時有很大的波動，可重複性很差。在1902年，賴特在《柳葉刀》雜誌上發表了他的試驗，在這篇論文中，他樂觀地推測這種方法可以擴展到用來治療結核病，鏈球菌感染，以及淋病。這篇文章的發表標誌著菌苗療法時代的開始，這個時代佔據了本世紀的前五十年，菌苗療法成為治療所有疾病的主要方法，並為病灶感染論信仰者所廣泛使用。 ”（《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第79頁）
現在看來，米契尼可夫的描述，只是他的一種主觀想像，是不是真實的還很難說。顯微鏡下是看不出吞噬細胞活動狀態的。賴特認為吞噬細胞指數與患者的臨床狀態沒有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此吞噬指數非真科學。因為，假使吞噬指數高，說明病人機能亢進，臨床狀態則會表現精神亢奮。
醫學是維護生命健康的學問，因此，必須通過大量的實踐，才能建立起一門系統的學說，賴特的免疫假說與萊恩的自身中毒論、比棱、亨特爾的病灶感染論都在上個世紀初出現而沒人質疑。這種對新學說不加思考地全盤拿下，正反映了西方內科醫學的初創和膚淺。在實踐中，因為自身中毒論與病灶感染論都是需要通過外科手術的，它們對患者（包含健康者）的傷害很快便被發現，並在西方學術講壇上受到批判。而賴特的免疫假說卻經歷了一個世紀才被剝開，這是因為它立足於微生物學，其實踐都是非常地專業化的，其傷害不像外科手術那樣的明顯，並能在短時期內顯示。它的實踐成功與否，又必須通過長期考察對比，不是一下就能明白的。在這麼一個長時期中，即使出現矛盾的地方，西醫學者們又以他們的臆想“完善”它。其中的說法，都是以微觀世界為基礎的。例如吞噬細胞指數、調理指數等等許多無法說清，也沒辦法取得實證的概念，形成了一門糾纏不清的學說。這裡面的道理，無論哪一個人，都無法究畢生的精力來分清它的是非。如果不從源頭尋找和辨別，誰也休想從這個迷宮中走出來。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實踐，終於把免疫假說是非的真面目展示出來了。
根據免疫學說，患者既然已受某種微生物感染，他的免疫機制自然而然地受到刺激，因而會產生抗體，為什麼賴特會認為還要從體外再輸進這種被弄死的微生物來治療來刺激所謂的免疫機制，增加病人的負擔？這不是畫蛇添足嗎？假設，一個人在挑100斤的擔子，有人若出主意錄取，為了使他挑得更輕鬆，必須給他加上50斤，豈不是個大笑話？給結核病人增加結核菌數（或毒素），給鏈球菌感染的病人增加鏈球菌數……就能治好這些被感染的病人，這是什麼數學定理？無怪乎現代醫學的失誤，是因為他們的大師、細菌學的創始人賴特竟然連最基本的數學加法也不懂，豈不奇怪！
上述可見到，賴特所說的“病情都有改善”，不是指臨床狀態，而是指吞噬細胞指數。但，這又是他的一廂情願，不具有存在的可能：其一是該指數有很大的波動，無法重複實驗；其二，該指數的高低與患者精神無關。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證明該指數確實存在，那麼，也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檢測。西醫醫學的根本立足點是它的可檢測性。而賴特提出的吞噬指數不可檢測，人們該如何知道它的存在？其三，醫生必須知道生病的人在有效地對付疾病，如果沒有這個前提，醫生根據什麼來認定他的治療是正確的，然後才能決定是否繼續按地方法進行治療，或者認識到這種治療錯誤，然後改進他的治療方法或停止治療？照理說，如果病人得到正確的治療，其抗病能力增強，必然會在其精神上（也就是臨床狀態）有所表現；如果說“病人的臨床狀態和吞噬細胞指數並沒有密切的關係”，醫生無法判斷其轉歸，豈有“病好了，而病人感覺不到”的道理？所以，所謂的“病情都有改善”無據可依，只是賴特個人的臆想而已。賴特曾於臨床上使用菌苗治愈患者，便誤以為菌苗有用。但臨床上治愈，就能肯定是醫生的療法有效嗎？沒有對生命的認真研究，或出於急功近利的心態，就會抹殺生命的自組織能力在疾病痊癒中的主角作用。
當我在臨床上治好一個病人時，我常常會向自己發問：“這個人的病真的是我治好的嗎？”這就是中醫與西醫的不同之處。中醫尊重生命的自愈能力；西醫過分相信治療的作用而忘了生命的主角作用。因此，中醫臨床非常重視藥物的毒性，極怕對生命的自愈能力造成傷害。而西醫卻反其道而行之。因為，醫生不可能治好一個沒有自愈能力的病人。因此，愈病的關鍵在病人自己的自愈能力，而不是醫生的藥物。儘管，醫生已經用了藥物，病人的病也好了，醫生能絕對認為這病之所以愈是藥物產生的效果嗎？現在許多人感冒發熱，醫生都使用抗菌素，這些人的發熱也真正退了，我們能相信是抗菌素治好的嗎？如果抗菌素真的能治好感冒，“1975年美國佛蒙特醫科大學的一份統計指出：大部分美國醫生採用抗菌素來治療感冒，但這種治療方法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因為感冒是由病毒所引致的疾病，而抗菌素是治療細菌感染的藥物，所以使用抗菌素來治療感冒是絕對不會產生絲毫療效的。”（《順勢療法》45頁，陳樹禎著，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9年7月）上述說明，賴特認為他在臨床上取得的成功，便認為這是疫苗的作用，根本沒有想到的是，病人生命的自我痊癒能力。因此，導致了一個世紀的疫苗錯誤。
從賴特治療癤腫的方法及其療效上看出，英國在上個世紀初，他們醫學界治癤腫還處於蒙昧時代，賴特的治療方法，幾個月才見成效。在我國，癤腫是農村里比較普通的外科疾病，不知道治療的人會覺得它確實很頑固。在肩上的叫扁擔癤，在項後的，叫九子十三孫，但卻很多農民都會治，其方法就是在癤子頂上灸一炷就不再發了。癤子剛起時，只一小米粒大，幾天之內就大到1-3厘米直徑出膿了。成膿前疼痛不堪，膿出後就收疤，繼著又出新的，此起彼伏發個不停，故給患者造成很多痛苦。剛成時的就用小炷，即用米粒大的艾絨灸後，癤腫即不再長大。假使它是葡萄球菌感染而發的，那麼，這葡萄球菌哪裡去了？所以我研究了阿是穴原理後，覺得與其說是葡萄球菌感染，還不如說是生命利用了葡萄球來製造疼痛，刺激經絡，以疏通經氣。也就是說，當生命發現其某些經絡有障礙，就利用葡萄球菌來製造阿是穴，利用葡萄球菌使這穴位中的肌肉腐爛作痛，使經絡信息放大來解決經氣不通的問題。我的一朋友長期微熱，後來生了九子十三孫，用各種抗菌素都無效。我採用艾灸治好了他的癤子，微熱也消失了。我認為賴特發現生癤子的原因是葡萄球菌感染，其治療卻見效不多，道理就在於葡葡萄球菌只是被生命利用的附著物，不是真正的原因。賴特提出吞噬指數的失敗，乃忽視了生命本身的作用。筆者的治療方法研究具有可重複性，也就是只要出現癤子，你施用灸治就必定成功。賴特所謂的葡萄球菌感染，是從癤子裡挖出來再在顯微鏡下看到的，那隻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賴特特菌苗療法被製藥公司檢了“破爛”，改制為“免疫療法”，又在“防重於治”的藉口下，以政府權力全面展開，把健康的人用防疫針打成病人。目的只有一個：讓製藥公司發財。美國的五百強中，十大製藥公司的利潤，超過了490強的總和這個事實說明，美國為什麼如此熱衷地向全世界推廣他們的免疫療法，如此熱衷地制訂許多有利製藥公司的政策。因為，這些製藥公司是他們國家的、保持世界經濟領先地位的主要經濟台柱。
（四）賴特反對對照實驗
“吞噬指數”是賴特用來作為檢測菌苗有效率的依據，但是，這個檢測指數賴特自己也沒有當真。它同樣說明了現代醫學的所有指數的不可靠性，這種方法在實踐中是失敗的，就好比用HIV抗體來測定是否是艾滋病人一樣，“有很大的波動，可重複性很差。 ”現在的醫學家，對這種波動和可重複性很不在意的原因，也許是受了賴特的影響。因為，賴特不僅沒重視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也不重視對比實驗。現在許多西醫反對中醫的理由之一，是不能做對比實驗，豈不知他們的祖師爺也是反對的。
賴特反對對比實驗是因為這種對比常常與他所說的對不上號。中醫不能做對比實驗，是因為任何人都是不同的生命，都具有生命的特異性。而且每個生命都會根據自己的抗病能力，設定抗病的方法，也就有不同的抗病表現。因此，無法把他們看作一種病，來做對比實驗的。
福斯特在他的《醫用細菌學和免疫學》一書中指出：'例如，一隻兔子在用高度毒性的鏈球菌免疫之後，它不僅能在註入活鏈球菌後生存（細菌可使沒有免疫的兔子死亡），而從免疫兔子取出的血清，也能保護沒有免疫的兔子，它在註入活菌後也不死亡。在這種實驗情況下，抗細菌血清是有效的；問題在於如何把這種原理應用於人的自然疾病上。已經證明這些問題大部分是不能解決的，不過在他們的研究過程中，研究了大部分的問題。但是，菌苗療法的情況卻完全不同；沒有一隻患任何感染的動物是用菌苗療法治癒的。菌苗是有用療法的根據來自臨床實踐，這個證據應該足以使公正的觀察者信服。但問題在於證據不能令人信服。 '”（《現代醫藥醫藥的錯誤》第79~80頁）
賴特的菌苗療法就是免疫療法。後來它改為免疫療法是因為菌苗療法在實踐中被證明失敗了，現在的免疫療法是它的改頭換面重新登場，因此，只能是換湯不換藥：思想一致，方向相同，名詞兩樣而已。這就是很多商業的運作模式的手法。因為，西方醫學與商業行為早就結下了不解之緣。例如排他性。照理，醫學是不能排他的。醫生的責任是治好病人。但是，病人得的病複雜眾多，醫生的能力卻很有限，每個醫生擁有的治療方法很少，不能保證必能治好。因此，醫學或醫生最重要的品德是不斷汲取別人的知識、醫療手段和經驗來充實自己，而不是抱著一二種療法自誇自擂。所以，法國科學院院長，偉大的醫師馬根迪才會說：“醫學是一個高明的騙子！醫師若不是騙子，就是經驗主義者。”（《現代醫療批判》131頁）
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醫學的醫學家都是以不斷吸收別人的治療經驗來充實自己、充實醫學的。但只有西醫學沒有這樣做。西醫在美國，利用權力不僅排擠順勢療法；還把所有的自然療法說成不科學，採用行政手段壓制和打擊他們行醫。西醫進入日本，就鼓動立法取締中醫；在中國，不斷地利用他們的代理人騷擾中醫，幾幾乎把中醫壓扁了。世界上所有的傳統民族醫學幾乎都被斬草除根了。中醫學之所以仍一枝獨存（辛苦的獨存）是因為不僅歷史悠久，典籍浩翰，更為重要的是它的理論系統完整，信仰的人口眾多，任何國家民族無法與之匹敵。更何況，中醫是中華文化之最重要的根系，樹可斷而根是斷不了的。
對照實驗是現代西醫在治療用藥中的一種主要方法，也是西醫在中國排擠中醫，說中醫不科學的一個理由。但是，沒人知道細菌學的創始人是反對這種實驗的，而且，反對的理由也被蘭伯特醫學博士（《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的作者）認可的。在醫學界有否其他人認可我不知道，至少，細菌學的奠基人賴特爵士也是反對的。我當然認為有很多對照實驗並不真正科學。
“賴特和其他人舉出了很多有效的個別病例，以及明顯治癒的一些特殊病人，常提出菌苗療法有效的臨床印象，但沒有提供可進行統計分析的數據，而且多年來沒有進行有對照組的臨床試驗。賴特爵士在1906年清楚地表示，他反對那種同時進行的有對照組的臨床試驗，他不同意用英國統計學家提出的統計分析。他說：'在現實生活中，不能找到不治療的患者們作為對照。但他們可以用另一些人來代替，例如用其他療法或其他醫生來治療病人。如果現在這樣做，研究的爭論就會發生混亂，不僅兩組的可比性有懷疑，而且會提出問題：對照組所用的療法是有害還是有益的；特別由於個人之間的競爭也會造成混亂。如果你考慮到這樣做會使所研究的問題帶來混亂，我想，你會理解我為什麼不願意用統計學方法來證明菌苗療法的效果。我已經用事實來說明其療效，它已成功地治療很多頑固的危重病例。'”賴特反對對照實驗的理由是站得個腳的，因為，不可能找到生了癤子病而不願意進行治療的病人。即使找得到，你能讓病人所生的癤子停止長大嗎？它還不是天天在變化。所以，對照實驗的科學實質只是一廂情願。但是，現在說西醫科學中醫不科學的人，例如方舟子，總是抱著這個問題不放，以為這是一張攻擊中醫的大牌，卻不知此牌的不科學性已有賴特反對過了。所以，我認為，不是因賴特反對對照實驗使菌苗療法失敗，而是因為菌苗療法對生命的個體特異性和動態性的無知而失敗的。
“賴特在霍普金斯大學演講所說的這些話，不僅表達了他的認識和立場，而且代表了本世紀前半葉大多數醫師對待任何有對照組的臨床試驗的態度。稍後，英國統計學家希爾等逐步使很多醫生相信：當對新療法有懷疑或不摸底時，適當進行有對照組的試驗不是缺德的。正是賴特的這種態度，使菌苗療法的錯誤持續了本世紀大部分時間。現在使用統計學方法，在那時是得不到運用的。”
甚至是拉什醫學院的校長兼教授比凌，他是病灶感染論的熱心傳播者，也很難去測定調理指數，也不能在一大組病人中去發現菌苗療法的效果。在本世紀20年代，臨床醫師和細菌學家們已越來越懷疑賴特菌苗的價值。 30年代，才進行了一次精細的有對照組的臨床試驗。把大量的關節炎病人隨機地分為人數相等的兩組。一組病人每星期注射一次精心製造的菌苗，另一組注射鹽水。正好每組都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病人病情顯著改善。葡萄球菌引起的複發性癤瘡可能是個例外，對這種感染注射菌苗的預防作用大於治療效果，其他的菌苗現在都沒有什麼價值了。不過，儘管教授和教科書的作者在譴責，醫生們雖然也知道菌苗無效，卻沒有宣布它治不好病；菌苗治病主要是被真正有效的磺胺藥和抗生素所取代的。甚至到1965年，葡萄球菌感染的治療性菌苗仍由有名的藥廠生產，並有時為醫生所使用。 （《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第81~82頁）
（五）關於群體免疫理論
群體免疫消滅流行病是打著防重於治的牌子的。這種所謂的“防”，是以打防疫針為基礎的。防疫針則是製藥公司通過生物化學方法製造的。如果，它對健康者毫無損害，那當然無所謂。問題在於，為了“防病”，許多健康的人也要打針，有的人因而打出病來，真是無病找病了。更為麻煩的是嬰兒，因為他們稚弱，正處在生長發育階段，使用了某些防疫疫苗，就此得病或成了個終身殘疾，病了一輩子；有的還未成年即夭折。這都是拜群體免疫理論所賜。
這麼一個極為簡單的道理，竟然沒人知道：任何的一種微生物，都不可能導致全球性的流行病；即使能流行，也只能局限於極小的範圍，而不可能成為全世界的流行病。為了消滅這種流行病，全世界的健康人，都要注射防疫疫苗。有很多人本來是健康的，卻一下子變成了病人。不免疫，生病的人不多，因為免疫使不生病的人也生了病，而且，有可能因免疫而生病的人，比不免疫而生病的人多得多。
任何一種微生物，決不可能完全適應並活躍於不同的氣溫、不同乾濕度、不同的光照時間等環境中。地球環境差異和變化如此之大，而微生物生命之短暫與脆弱，為了維護種族生存，它們的結構變化之快是可想而知的。由於它們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它們的適應能力和毒性，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因此，全球就不可能在同一時期，發生同樣的疫病。如果我以上所說的有道理，那麼，在全世界使用同一種免疫疫苗；並在交通要道，要求旅遊者出示免疫注射證書，應該說是屬於一種無理的陰謀。
人之所以呈健康狀態，有一個條件是人體中的各種微生物亦呈平衡狀態，這種狀態，我們稱之為微生態平衡的。亦即所有的細菌、病毒，處於相對的平衡之中。至於人體內，有多少種細菌、病毒，它們怎麼稱呼，人類未知的，遠遠多於已知的。它們的活動方式，相互平衡的條件和方法，都在動態之中，人類更不容易知道了。現在，我們發現了某種疾病，在這疾病中發現了某種最活躍的微生物，便以為只要消滅這種微生物就能治好病的想法，似乎有些天真。回想200年前，細菌致病論的倡導者巴斯德先生，他在晚年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於是說，致病的細菌只是生病的結果，而不是生病的原因。現在我們針對某種微生物，使用這種微生物培制出來的疫苗注入人體，企圖消滅這種疾病，不是在預防結果嗎？
西方製藥公司為了擴大疫苗投放的市場，製造了群體免疫理論。他們認為“如果足夠數量的人群接種了針對某種疾病的疫苗，這種疾病最終將會消失。但是，這種美好願望需要面對的是像病毒這種高度複雜、不斷變異的生物體，因此，醫學中相應的解決對策變得非常無情而專制：在醫學眼中，消滅疾病顯然比你孩子的健康更重要，因為儘管疫苗可能會危害健康，孩子們還是必須接受注射；同樣，消滅疾病比你當家作主行使不給孩子注射的權利更重要。如果你不想給孩子注射，那麼你將被認為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家長……在英國，必須給孩子進行注射才能保個社區醫生的頭銜（如果某社區內90%的兩歲以下兒童接受注射該社區醫生可以得到2235英磅獎勵；如果僅有75%接受注射獎勵減至745英磅；注射者越少，受獎勵額越少）。在美國，克林頓政府的兒童免疫行動組對兒童免疫注射使用更大力度的刺激，使家長也來越無法拒絕給孩子進行疫苗接種。”（《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6~77頁）
可見，群體免疫理論是西方製藥公司的大陰謀。這種理論的目的是使全世界成為一個以防疫為名的，推銷疫苗的統一市場。這種理論的根本錯誤在於無視微生物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有不同的生活特性。因而因此可以肯定，全世界統一防疫，統一注射疫苗，只是西方製藥公司利用行政權力搜括錢財的鬼計。
“由於疫苗在現代醫學發展的高潮時期出現，人們都紛紛歡慶科學戰勝了自然，而科學實驗也經常粉飾陰性結果，忽略他們不想听到的聲音。在美國，政府要求國立科學研究所收集了相關科學的醫學文獻後做出兩份報告，得出9種疫苗有潛在巨大危險性的結論。儘管此結論最終寫入了發給家長們的宣傳兒童疫苗注射的長篇宣傳單裡，但國家兒童免疫委員會不得不對其進行修訂，以免家長受到'誤導'。”（《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6頁）
美國政府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對這種情況進行隱瞞呢？關鍵的原因在於醫藥行業是美國國家最大的經濟支柱。 “最令人驚訝的是，2002年財富500強名單中的十家製藥公司的利潤總和（359億美元）竟然超過了其他所有490家企業利潤總和（337億美元）。2003年，財富500強名單中的製藥公司的銷售利潤率降到了14．3%，但是仍然比當年所有行業的平均4．6%高出許多。製藥業真的很賺錢。很難想像製藥公司到底有多少錢。”（《製藥業的真相》第7頁，瑪西婭著，續芹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例如，上個世紀的70年代，美國的尼克松總統發起的針對癌症的戰爭，美國健康研究所對癌症治療的調查結果認為，“病毒不是患癌的原因，而是患癌的結果{”，“那些不治療者比治療者，生存的希望要大” 。之後，中國衛生部派出一批專家到美國學習癌症治療，學來了化療、放療等無效的治癌技術。這幾十年，我們中國的醫院，就一直用這種技術治療患癌的中國人，並把他們的“生存的希望”送走。美國的製藥公司因而發了財。
（六）免疫理論的批判
免疫的理論始源於巴斯德的細菌致病論：不同的疾病是由不同的細菌所致的，因而，只要將致病的細菌消滅，疾病也就痊癒了。巴斯德的這個理論是他在前期提出的，實際情況並非這樣，因此，受到廣泛的質疑，連巴斯德自己也覺得有問題。後期的巴斯德對這個理論作出了修改。他發現蠶的腸道裡有大量的微生物，因此認為，發現致病菌只是生病的結果，不是生病的原因。巴斯德後來才會說：“細菌算什麼？環境才是一切。”巴斯德修改他的理論的關鍵，是認為在病人身上找到的細菌，不是原因，而是結果。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治病不能治結果。現代醫學之所以治不好病，皆是因為所治的目標都是結果。現代醫院裡的檢查，所得出的結論，也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但醫學的醫療行為，有著非常頑固的保守性，巴斯德前期的理論已經進入醫療實踐，要想改進就極其困難了。因為西方的醫學是與市場纏在一起的。醫療所需要的設備、藥物，都必須由製藥公司投資和投入生產和銷售，形成了市場事實。這種事實是建立在媒體廣泛宣傳的基礎之上的。商業的操作並非唯真理是從，而是以賺錢為目的的。因此，它只要上了市場，錯就照錯的走，不管它對人的生命健康有益還是有害。現代醫學之所以走入絕境，就是因為它已成了製藥公司的獲利工具，而不再是人們健康的保護神了。
免疫理論認為某種微生物進入人體，或在人體體內造成某種疾病，只要把這些微生物殺死或減毒，人就會產生這種微生物的抗體，使生病的人痊癒。這種想法的錯誤，在於它迴避了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這就是：這個生病的人的生命的自身為恢復健康的努力，或稱之為生命的自愈力。如何抵抗疾病，是這個人的內部機制：越是健康的人，他的內部機制越強，對疾病的反作用能力越強；越是身體衰弱的人，對疾病的反作用能力越差。假設是某種微生物致病，為醫者給病人增添這種微生物的毒素，豈不是火上加油，在給病人幫倒忙嗎？所以，林內·麥克塔格特說：“……除了可自癒的疾病和緊急剖腹產以外，傳統西醫不僅不能治好你的病，還有可能使你的病更加惡化。”這不是一種恐嚇，許多進過醫院治病的人都有這種感受。
免疫理論仗持的實際是人的自身的抗病能力。可是醫生所做的不是保護這種能力，而是不斷地削弱這種能力，這就是許多病人進醫院時還生龍活虎，出來後卻變成衰弱不堪的了。因為，如上所說的，傳統西醫除了了做手術，便是施用化學藥品，除此之外，他們便毫無辦法了。病人進了醫院，不是被切除了某個部位，就是被化學藥品污染，哪能完完整整地出來？有誰能像中國針灸家們樣的治病，進門時按肚捧腹、愁眉苦臉，出來後就滿臉笑容的？也許有人會拿西醫的止痛藥施用的結果來相比。但，止痛藥能說對身體沒有化學污染嗎？
免疫學說可以用於研究，但都是拿活人作試驗品的。儘管有動物試驗的例子，但動物不等於人，所以，試出來的東西還需要再試。現在，已經知道微生物（細菌和病毒）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變化，那麼，我們的治療方法和藥物研製能趕上它們的速度嗎？現在研究出一種致病菌，就把它製成疫苗，注入健康的人體，認為這樣就可以避免這種病的感染，其實這種想法僅憑著賴特的一些假設，這是大錯特錯的。按免疫學的原理：人接受免疫注射後，這是因為人是個生命體，生命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因此會產生抗體。當人體裡有了抗體後，作為細菌，也是一些生命體，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覺得環境不適了，也會發生變異，變成一種新的病菌。人類能像細菌這麼快地創造新的對抗藥物嗎？即使新的藥物能迅速創造出來，它的副作用也許比這些致病菌還更厲害呢！細菌為避免藥物的干預，再變得更厲害，人不是自討苦吃嗎？
但是到了現代，西醫成為醫療的主流以後，強調防重於治。我們不是說防重於治提得不好，問題不在於口號，而在於如何行動，也就是如何“防”。中醫也有防疫的學說。中醫認為養生使身體健康要比生病去求醫重要得多。養生就能防疫。中醫《內經》起始就講如何維護健康。黃帝問歧伯疫病會互相傳染，為什麼有的人不得病。歧伯說，這些不得病的人，是因為身體很健康（正氣內存），因而不會生病。現代醫學利用“防”這個藉口，搞外來干預，給健康的人打防疫針，一些原本健康的人，因打了防疫針而變成生病的人了。什麼病流行，就打什麼病的防疫針。年年出現新的流行病，年年附加新的防疫針。結果是：因防病（打了防疫針的）而生病的人多了，因未防而生病的人反而少了，君不見甲流，全世界因未防而生病的，遠遠低於因防而生病的；因“防”而死亡的，遠遠超過因“未防”而死亡的。這種做法，只是為製藥公司能賺錢。
如上所述，免疫學說的作用是負性的，不僅不能免疫，而且破壞自身的免疫系統，使它失去作用。生命有它自己的免疫能力，而且，每個人的生命免疫能力各不相同。每個生命都會在受到感染後，非常有序地組織起自己的免疫程序，按自己決定方式方法解決自己的問題。外來的免疫針藥，則是一種“非法”的干預，是不能成功的。
“經過30年的觀察研究，莫斯科維茲博士發現，免疫計劃完全失敗了。讓人們驚詫不已的是：為什麼還繼續保留和使用這些方法？免疫無效還不要緊，糟糕的事情是，在接種後，經常會產生嚴重的、有時是致命的反應。反應的程度相當嚴重，以致許多國家停止了接種計劃世界衛生組織也不再要求：在疾病流行的危險期內，國際旅遊者要接種有關疫苗。”這說明免疫只是一種假說，並不是真正的科學。強制免疫是因為，政府的權力實際上被製藥公司利用了。醫學研究中，製造免疫理論被製藥公司利用了。
莫斯科維茲博士說：'實際上，疫苗不僅不會產生真正的免疫，而且可能干預或抑制整個免疫系統的反應疫苗的作用與射線療法、化學療法、皮質脂酮和其他消炎藥作用大同小異。人工免疫的目的主要目的在於製造抗體。製造抗體只是免疫過程中的一個方面，若把它孤立出來並讓其代表整體，這就如同把抑制血壓升高的化學物質用來代替真正治療高血壓良藥的做法。它帶來最嚴重的後果是，使免疫系統難於或無法對感染做出有力和敏感的（迅速的）反應，人工免疫使免疫系統變得更加脆弱，反應遲鈍，而且使其基本失去或完全失去了自然康復的可能性。 '身體（筆者按：應改為'生命'）把突然進入其組織的物質視為傷害事件，這是不難理解的，嬰幼兒的身體更是如此，所以，多數醫生認為，接種是嬰兒搖籃死亡的主要原因。 ”（《現代醫療批判》26~27頁）
免疫行動隨著人群不斷擴大，因免疫而受害的人越來越多，人們對免疫的警惕性高了，反對免疫的人也多了起來，這是強迫免疫行為的必然之果。因此，製藥公司不得不出重金行賄醫政人員，製造流行病恐慌。有消息說，英國政府起訴世衛組織的三個專家，因為他們接受了西方製藥公司的賄賂，故意製造甲流恐慌。這說明把疾病作為發財手段，是西方醫藥文化的一大特徵。由此，不能不引起對西方醫學病理學研究虛假性的思索，即從發病的原因、病名、病理，以及所有的關於疾病的理論都帶有虛假性。因為，生命與健康是每個人的需要。而治病，有可能是走錯一步，便永世不得翻身。專家受賄製造甲流恐慌的目的是要使製藥公司的疫苗迅速賣掉。
疫苗不僅低效，而且可以認為無效。因為它似乎是對疾病發生的一個自然過程的模仿：細菌入侵人體，人體就會產生相應的抗體來抵抗這種疾病，使細菌消滅。然而，是否如此？白喉患者，通常不產生針對白喉的抗體。 “經過麻疹疫苗免疫並發疹的兒童中，僅有1/7血液中檢測到抗體產生，這說明，他們並沒有因注射疫苗或發病而產生抗體。最近，倫敦公共衛生實驗室發現，在經歷過白喉不完全免疫的20-29歲獻血者血樣中，僅有1/4血液中有相應抗體，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嬰儿期滿接受免疫的，50-59歲的群體中，無抗體人數比例上升了一倍。”（《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7頁）這說明抗體產生理論的錯誤。所謂的抗體，是一種什麼東西，起什麼作用，現在還不知道。
（七）結論：免疫失敗的根本原因
《現代醫藥中的錯誤》作者蘭伯特博士是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儿童醫院心髒病科主任，應該說也是一位現代醫學的權威。他的論述如實地反映了免疫中的問題。現代醫學利用了詹納和巴斯德的菌苗法，建立了免疫學。免疫學當然是一門科學。但是，免疫學中缺乏人類生命的各種特性的研究,因此，失敗就是它必然的命運。
環境決定了人的免疫功能，決定了人會不會生病。環境有外環境和內環境：外環境是指身體以外的人所生活的環境，例如陽光、空氣、起居環境、飲食所需的物質供應、工作條件、鄰居關係，以及所碰到醫生、朋友們的語言……等等；內環境則指身體內部的營養平衡、微生態平衡、思想平衡等等的內部平衡。這才是決定人的健康的條件。尤其是內環境是起決定作用的。現代西醫的一個大問題是強調外環境而不講內環境。因此，才會弄錯治療疾病的方向。
免疫學說取得了極其有限的成功，但它與所有的西醫療法一樣，道理就在於在對人的生命還沒有充分理解以前，就要鋪開來實施，其結果就是失敗。因為，它損害了人的內環境的平衡。免疫學雖然已經認識到，並且，也是利用了人體自身的抗病能力，但是，仍然是把外力強加於人的自身，因此，免不了它失敗的結果。現行的人工免疫治療，不但對預防和減少傳染病起不到應有的作用，而且由於所使用的細菌和病毒疫苗實為范志明教授所指出的細胞毒類藥物，所以會導致身體'微生態'失調及免疫功能衰退。此外，多年的臨床使用顯示：人工免疫治療除了有增加疾病的發病率外，還會導致身體的嚴重損傷。
從以上的客觀統計和歷史數據可見：現行的人工疫苗接種對人類的健康極為不利。法國巴黎的提斯索特教授指出：“百日咳、破傷風、狂犬病、結核病和傷寒病的疫苗不但是無效，而且極度危險……所以，應完全禁止使用這五種疫苗……”美國的辛普森教授更進一步指出：“感冒、麻疹、流行性腮腺炎、脊髓灰質炎等人工免疫治療將原病毒的核糖核酸接種在人體內會變成潛伏性病毒，並擴散在身體各個部位，而部分潛伏性病毒在適當的情況下會變為活化分子，導致多種慢性疾病。這些活化分子所導致的慢性疾病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多發性硬化、紅斑狼瘡、帕金森綜合徵及腫瘤等。”（《順勢療法》144——149頁）
我們在上面免疫失敗的統計中忽略了另一個問題，就是疾病的治療方法與死亡率的問題。有很多病都是因為治療錯誤而死亡的，我們都會把死亡的原因歸罪於疾病，就是不願意承認治療方法的錯誤。雖然這麼做能保護醫生不承擔責任，但也會讓錯誤的治療方法得不到正確的改進。例如發熱使用放血治療就是錯誤的；在沒有化學退熱藥之前，傳統西醫都是用放血退熱的。這種方法，在西方有2000年使用的歷史。發熱使用物理降溫，或放血降溫，至少有大多數人次是錯誤的。其中，很多人因這樣的錯誤而死亡。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就是因為感冒，被放血治死的。這個錯誤，只有做中醫的才知道。
1918年全世界發西班牙流感，死亡者達2000萬到5000萬人。醫學界沒有追究治療方法，卻有意把這種責任歸罪於流感。其實，任何流感，都不可能大規模地死人。中國可就沒有受到這種流感的影響，道理何在？因為，當時的中國祇有中醫沒有西醫。中國的農民也無錢求醫，只能聽任大自然自由發落。正如紐約醫師外科醫學院教授阿朗索·克拉克說：“儘管滿腔熱忱地做好事，但醫師卻造成許多損害。他們匆匆忙忙地把成千上萬的人送進了墳墓。本來，苦把這些人留給大自然來治療，他們就會康復的。”（《現代醫療批判》第129頁）我們免疫的道理也在這裡，如果我們不自以為是，覺得自己懂得免疫的道理了，不勉強去強迫人們打疫苗，很多人就不會無故死亡或因此終生痛苦。
免疫之所以失敗，是因為西醫無視人的免疫能力只是他自身生命自組織能力系統中的另一個小系統，西醫學對此小系統的了解記極其欠缺和片面，所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西醫所作的研究，同樣是這個小系統中的極少部分，而且是分散的，無法形成系統的。因為，這是由他們的微觀性所決定的。也就是由他們的還原論哲學體系所決定的。
作者：潘德孚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0-16
摘自潘德孚《反思現代醫學病理學》第三章
免疫大失敗
西方醫學建立了一套免疫理論，經一個世紀的醫療實踐，我們應該說：這個理論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在於它本身的不完整；不完整的原因，是它被市場牽著鼻子走了。本文不說市場如何使免疫學說失敗的道理，因為，它屬於醫學社會學的問題。
（一）免疫療法的失敗數據
天花
1796年，愛德華·詹納證明用牛痘疫苗可以預防天花，此後，針對天花的接種就開始了。即使如此，1839年，英格蘭的天花流行病仍然十分猖獗，以致奪去了22081人的生命。 1853年，英格蘭政府頒布了強制接種天花疫苗的法令，但天花的發病率卻一直上升。 1872年，英格蘭又一次發生了天花流行病，44840人喪生，其中多數人已接種過天花疫苗。 1948年，英國廢除了《義務接種法》。德國和日本都曾發生過類似災難。 1918年，菲律賓發生一次歷史上最嚴重的天花流行病。儘管美國政府事前已強迫300多萬本地居民注射了疫苗，但其中仍有47369人患上天花，16477人死亡；1919年，接種人數增加了一倍，擴大到700多萬人，但其中仍有65180人患上天花，44408人死亡。天花流行病是接種計劃的直接結果。 ”（《現代醫療批判》第24頁）
（英國政府從強制接種牛痘疫苗，到廢除義務接種差不多經歷100年的時間，日本政府從立法取締中醫，到給中醫平反，也經歷一個世紀，看起來，中國政府要真正復興中醫，也得一個世紀的時間。）
“1870-1872年間，強制性免疫已經推行了18年，全民免疫也實施了4年（該行動所有反對者均遭到嚴厲懲罰），英格蘭已經有97．5%的人口接受了免疫。而正是在這個時期，英格蘭發生了本世紀規模最大的天花流行，44000餘人喪失了生命。實際上，死於天花的人比上一次流行時增加了2倍，而那時還很少有人接種此疫苗。1871年後，萊策斯特鎮公民拒絕接受疫苗，主要是因為1870年天花大流行時的高死亡率使他們確信疫苗是無用的。在隨後的1892年流行期，萊策斯特鎮主要靠加強衛生隔離檢疫制度進行預防，與99%的人口接受免疫的瓦靈頓鎮相比，該鎮死亡率僅為1/100000，而瓦靈頓鎮患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萊策斯特鎮的6倍和11倍。”“塞拉利昂的經歷也可以證明，疫苗並非消滅天花的功臣。20世紀60年代末，塞拉利昂天花發病率居世界首位。1968年，該國開始實行消滅天花的行動，三四次大規模的流行都是通過發現和隔離病人得到控制的，而不是免疫。15個月之後，該地區報告了最後一例天花病例。”（《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8頁）
“眾所周知，天花在有強制人工免疫治療的國家和毫無免疫治療的國家同時下降。換言之，天花免疫治療並沒有減低天花的發病率，而接受了天花免疫治療並不能保證完全免疫。這是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例如，美國威廉·霍華德·海醫生在'醫藥自由協會'對消除強制免疫治療法案的會議中指出：在他親自監察的33宗天花病例，其中29名患者（有疤為證）曾接受過天花的人工免疫治療，更有部分患者的免疫治療還沒有超過一年。”（《順勢療法》138~139頁）為什麼會這樣，答案很簡單：生命是動態的，時空是不斷變化的，包括天花病毒在內。在不同的時空中，人的生命，抗感染的能力在變化；病毒的感染能力也在變化。
脊髓灰質炎：
Salk疫苗剛剛投放市場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20世紀60年代脊髓灰質炎病毒感染上升。由於患者數目在50年代僅為二位數，而進入60年代後開始飚升，那些熱衷於找到治療辦法的人們都認為疫苗其實是無效的。
Sabin開發了第一個口服活疫苗，並在上世紀60年代取代了Salk疫苗。這種類新型疫苗不僅可以產生長期免疫，而且能夠消滅腸道中存在的病毒株。由於服用疫苗者可以連續數星期從口腔和糞便中排出病毒，所以理論上可以產生一種提高群體免疫力的效應。換句話說，選擇口服活疫苗後，接受免疫者可以為未接受免疫者提供免疫力。
然而，現在科學家們已經意識到，其實活疫苗並不能對非免疫人群形成這種'後門'免疫效應。這個結論是科學家在對台灣的一次脊髓灰質炎爆發流行進行調查研究後得出的，在這次流行中，98%以上患兒接受過疫苗接種。甚至美國FDA也承認：“我們現在已經明確，利用免疫者進行病毒疫苗的二次播散，這種方法對提高群體免疫力幾乎沒有作用。”
說明脊髓灰質炎疫苗無效的證據還有很多。最近爆發的流行幾乎都發生在已經接受過疫苗接種的人群而不是未接受疫苗接種者。比如1961年馬薩諸塞州發生的一次脊髓灰質炎流行經疫苗接種群體中癱瘓發生率高於未接種疫苗群體。還有，即使疫苗真的起作用，你也未必能夠獲得對抗某種病毒株的免疫力。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甲肝大流行中，24名感染者進行了脊髓灰質炎病毒抗體檢查，其中僅有1/3達到可抵抗某種病毒株的滴度。 （以上資料摘自《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6~87頁）
發明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索爾克教授在1977年的《科學摘要》中指出：“……例如用活的病毒疫苗來對抗感冒和麻痺性的脊髓灰質炎，往往都會由於為了預防而變成患上了該種疾病。用活的病毒疫苗來對抗麻疹和流行性腮腺炎會引致多種副作用，包括大腦炎……活的脊髓灰質炎疫苗是現今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導致脊髓灰質炎的主要原因……對於用脊髓灰質炎病毒作疫苗，現今已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使用這樣的疫苗有導致麻痺症的危險，這就剛好與從前的信念完全相反……”（《順勢療法》第145頁）
“目前，人們對接種麻疹疫苗非常重視。這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麻疹可以致“脊髓灰質炎這類疾病有其發作週期，1910、1930和1950年間都曾爆發過大流行，然後發病率驟減至接近於零。 50年代發病高峰期也正是疫苗被引進的時期，有人引用韋林·詹姆士的話說：'大自然的功勳被疫苗搶走了。 '美國醫學批評家羅伯特·門德爾松說：'疾病和時尚有著一樣的特點，那就是有來有去。 '中國很多疫苗接種活動證明，儘管存在體現其效果的依據，但它們實質上不過是疾病爆發與沈寂的交替規律而已。從前認為已經消滅的疾病，如結核和脊髓灰質炎，現在重新爆發流行。類似例子還有結核在許多西方國家的重現、脊髓灰質炎在加拿大的重現以及白喉在俄羅斯和東方國家的重現等。 ”（《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9頁）
病毒有發病的周期性已被知道：病毒發病的高峰期過去後，人們才造出疫苗。病毒發病走入低潮，疫苗就沾了光。所以，詹姆士才會說“大自然的功勳被疫苗搶走” 了。為什麼病毒發病會有一個週期？因為整個宇宙是動態的：月球繞著地球轉，地球繞著太陽轉，太陽繞著銀河轉，銀河繞著宇宙轉……任何生命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它適應了大自然不停變動的規律。中醫有五運六氣可以計算、預測，西醫知道這五運六氣嗎？如果五運六氣的預測是偽科學，那麼鄧鐵濤等測定SARS結束的日期怎麼如此準確？
麻疹：
在1989年衛生部在最後一項大規模接種疫苗行動中，公共衛生服務實驗室的流行病學顧問諾曼·伯格教授宣布了當時的一項官方統計數字：在麻疹患兒中，約有1/5000會發生急性腦炎——一種大腦感染性疾病，這些患兒中的1/5000又會發展為亞急性硬化性急全腦炎——一種類引起大腦硬化的不可逆的惡性進展性疾病。 5年後，當一位專欄作家為全國性麻瘡疫苗做接種活動作繭自縛宣傳時，可能發展為腦炎的麻疹患者比例就上升到了1/500，此作家還宣稱，其中的1/10會死亡，1/4患者的大腦會遭到永久性破壞。活動進行的過程中，其他報紙對麻疹的危險性作了更進一步的誇張渲染，到了9月，發生腦炎患者的比率數已經被宣傳為1/17。 ”“麻疹可以致命，但是並不像醫學界使我們相信的那樣會經常隨機發作。在1990年美國麻疹流行高峰期，27000個發病者中有89人死亡，但許多死亡兒童來自低收入家庭，長期的營養不良和延誤並發症的治療可能是參與其中的重要因素。非洲兒童顯著缺乏維生素A，故麻疹的確可引起死亡。一項又一項的研究證明，在其他維生素A儲備充足或給予足夠維生素A補充的第三世界國家，麻疹患兒存活率明顯上升。 ”（《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1頁）
“世界衛生組織對一群未經人工免疫治療的兒童與已接受人工免疫治療的兒童在麻疹發病率上所作的比較顯示：未經人工免疫治療的兒童發病率只有2．4%，而已接受了人工免疫治療的兒童發病率則高達33．5%。1977年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對麻省中學生的麻疹發病率調查顯示：53%的患者已在1996年以前接受了活的弱減麻疹病毒免疫治療。 ”（《順勢療法》140頁）
注射麻疹疫苗的本來目的是為了預防麻疹及麻疹的並發症大腦炎，但實際上，注射麻疹疫苗卻往往導致了大腦炎和多種比麻疹更嚴重的並發症，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亞急性的硬化性全腦炎，簡稱為SSPE。 SSPE的症狀有：肌肉平衡的失控、大腦語言功能的損壞、性格的改變、精神發育遲緩、學習的無能、多動症、突發性暴怒、無菌的腦膜炎、輕偏癱、癲癇發作、昏迷和死亡……著名的美國兒科教授門得爾森指出：“現今流行的多動症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由於麻疹疫苗所致。”另外，注射麻疹疫苗還可導致非典型的麻疹、發高燒及肺炎等多種嚴重的副作用。 《美國醫療刊》中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全國有60萬人在60年代注射了“死”麻疹病毒，其中有2/3的人將會犯非典型麻疹。而澳大利亞的科學家則懷疑人工麻疹免疫治療可能就是導致多發性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由是多發性硬化病人的血液中有高於正常比例的麻疹抗原。 （《順勢療法》第145~146頁）
百日咳
“從1941~1944年百日咳流行期間，瑞典在毫無人工免疫治療的狀況下，百日咳自動消失；而德國於1940年實施強制人工免疫治療，到了1945年，患者的人數卻從原先的每年4萬例增加至25萬例，病歷增加是免疫治療前的6倍以上，即幾乎所有接受免疫治療的兒童都患上了疾病。其他實施強制人工免疫治療的國家也有同樣病例增加的現象。例如法國的病例增加是30%，匈牙利的增加是55%，而瑞士方面，由於強制人工免疫治療在1933年已開始實施，所以其患病的比例更高達3倍。流行病學家斯圖爾特教授在1976年的英國醫療刊中發表的調查報告中寫道：“在匯報的8096宗百日咳病歷中有2940宗（36%）病例是已接受了全部的免疫治療，而只有2424宗（30%）的病例是完全沒有接受過人工免疫治療的。 ”換言之，70%的患者已接受了全部或部分的。換言之，70%的患者已接受了全部或部分的免疫治療。”（《順勢療法》第139頁）
“在百日咳爆發期間，一多半患者進行過疫苗接種。在1974-1978年發生於美國和加拿大的百日咳病例調查中，史都華博士報告：所有患兒中的1/3-1/2進行了疫苗接種。他調查了近2000名嬰兒患者，其中2/3是從其患病的兄弟姐妹那里傳染來的。在史無前例都華博士看來，由於嬰兒的生命經常受到通常無害疾病的威脅，所以他們成為疫苗針對的主要原因對象，但'對嬰兒進行的疫苗接種均沒有肯定的效果。'……1993年美國發生了一次百日咳大流行，俄亥俄辛辛那提兒童醫院的一組研究者發現，流行主要發生於完成百白破（DPT）疫苗全程注射的兒童中。”（《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2~83頁）
DPT三合一混合疫苗：這種類三合一的疫苗是用白喉、百日咳和破傷風三種病毒混合在一起的人工免疫注射劑。自60年代開始，在歐美各國已有多例的嚴重疾病和死亡與使用DPT有關。筆者在1991年離開加拿大時，加國當時有超過500名、美國有5000名的兒童患者是由於DPT的不良反應而導致了嚴重的腦神經損傷。由於損害程度過甚，就算使用順勢療法藥物來治療，也無法將患者的損害扭轉過來。 1991~1994年，筆者在香港行醫的4年中接觸了兩名被DPT損害的兒童，當時筆者用順勢療法患者治療，只能產生姑息的療效。
風疹：
一個由美國陸軍醫療人員細心設計的雙盲實驗調查顯示：經人工免疫治療的軍人，若暴露在有風疹病毒的環境中，依然會患上風疹，而經人工免疫的軍人比天然免疫的軍人更容易再次被感染。著名的英國《柳葉刀》醫療刊中的一篇論文指出：不論是天然感染或人工免疫治療，都不能獲得風疹的完全免疫保證，而且，經人工免疫治療者比天然免疫的人更容易再次得到亞臨床的感染。 1973年由澳大利亞的艾倫教授對風疹免疫治療的療效報告顯示：將已接受了風疹免疫治療的士兵送至有風疹流行的軍營時，80%已接受風疹免疫治療的士兵染上了風疹。艾倫教授指出：“風疹免疫治療並不能確保療效。”《順勢療法》138~141頁）
“MMR三聯疫苗疫苗的風疹疫苗也沒有產生更好的效果。賓夕法尼亞州上世紀70年代對接受疫苗的少女進行一項調查顯示，其中1/3沒有檢測到任何免疫力產生的證據。因為，風疹病毒極易變異，疫苗可能僅能使機體對一種病毒株產生勉勵力，不的新出現的病株毒則無免疫力。意大利近期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10%的女孩受到'野生病毒株'感染，其中許多人在近幾年內進行過疫苗接種。”（《醫生沒有告訴你的》84頁）
風疹（德國麻疹）疫苗：已有許多醫療報告指出風疹疫苗的副作用可造成多種嚴重疾病。而50%的婦女在疫苗注射後感到副作用的反應，其中包括10%~15%的人會得關節炎。
結核（卡介苗）
很多地區開展實驗檢測機體的結核菌素敏感度。與氍敏感度實驗不同，陰性結果說明受試兒童未攜帶結核菌抗體。然而，人人皆知此實驗非常不准確。甚至美國兒科學會也警告其會員，實驗可能產生假陽性和假陰性。而且，沒有人知道陽性實驗結果的意義何在，它可能意味著此人對結核菌免疫，或者曾被結核菌感染，也可能僅僅是對此實驗敏感。
……
除了應對何種人群進行活疫苗注射尚有爭議外，對於疫苗的效力還存在很大的分歧。 1930年以來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10次隨機對照臨床實驗，結果顯示卡介苗效率在0-80%之間，平均僅有2/3的兒童受到保護。
問題是卡介苗只能限制結核桿菌的繁殖和播散，而不能使接觸的人群免受感染。其實，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卡介苗對麻風的預防作用星于對結核的作用，尤其在結核仍然高發的第三世界國家更是如此。在非洲馬拉維進行的一項對83000人的調查顯示，其中一半對麻風產生免疫，而無人對結核產生明顯免疫力。
倫敦衛生和熱帶病學校進行了一項特別分析，結束髮現卡介苗在肯尼亞地區有效率僅為22%，在印度一些地區為20%。世界範圍平均有效率在0-80%。此差異可能與菌株變異、遺傳、營養學差異或環境因素的影響有關。 （以上資料摘自《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7~88頁）
豬感冒：
1977年美國衛生部強制人民注射一種名為豬感冒的疫苗，其主要原因如下：在1975年——1976年間，世界各國流行一種H3N2型病毒的A/維多利亞/75的感冒。到了1976年2月，在美國新澤西的一個軍營中，有數百名軍人染上了一種名為A/新澤西/76的地方性流行性感冒。雖然這種新澤西型的流行性感冒並不嚴重，而且，沒有蔓延到軍營外，但是，由於1918——1919年間所流行的豬感冒導致許多家畜的死亡和經濟上的損失（並沒有傳染人類）而這次新澤西感冒病毒與早期豬流行性感冒病毒相似，這就使美國的官方人員產生了恐懼，以為這種新澤西型的流行性感冒就是第一種可以從人傳染人的豬流行性感冒。在懼怕這種類感冒會導致世界性災難的情況下，便倉促地使用這新澤西病毒來製成疫苗；並毫無根據地稱之為豬感冒疫苗和強制全國人民接受該疫苗的注射。結果這一次由於恐懼而強制人民注射的疫苗導致了許多無辜人遭受惡性的反應，造成了最少有30人的死亡和數千人身體的損害。這種疫苗所導致的不良反應，在註射之後數小時開始，其中最重的反應名為急性熱病性多神經炎，使565人患上了麻痺症。 （《順勢療法》第147~148頁）
流感嗜血桿菌性腦炎
此類細菌性腦膜炎由型流感嗜血性桿菌引起，主要攻擊學齡前兒童，6-15個月為發病高峰。目前估計，感染流感嗜血性桿後桿腦膜炎的發病率約為每10萬60例，其中3-6．5名列前茅患者死亡，14%持續發生耳聾和驚厥等症狀。一些特殊群體，尤其是阿拉斯加和土著美國兒童，其感染髮病率為一般人群的10—15倍。一般認為，這些群體因為遺傳或營養不良等因素，易於感染此病。
目前為止醫學界界還未能提出一個真正有效的流感嗜血性桿菌疫苗設計方案。 1985年，在芬蘭實驗獲得滿意結果之後，美國對15個月以上兒童使用了一種“多醣”疫苗。不久就有醫生報導，兒童在接受免疫後發作腦膜炎，這使疫苗很快失去民心。明尼蘇達的一項研究顯示，接種疫苗使兒童患病率比自然接觸患病率增加5倍，而且，疫苗對最危險群體—18個月以下兒童並無保護作用。
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所進行了一項由美國政府資助的調查，結果證實，流感嗜血桿菌疫苗可以引起流感嗜血型桿菌性腦炎。另有研究對55名流感嗜血桿菌性腦膜炎患兒進行調查，結束髮現，疫苗不僅沒有保護作用（因為3名患兒死亡，6名發生神經系統並發症），而且，“增加了發生這些並發症的可能性。”
1992年之後，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對1000萬接受免疫的兒童進行調查，疫苗僅對2/3的兒童產生保護作用。至此，醫學界不得不放棄這種毫無希望的“多醣疫苗”垃圾，儘管他們非常不願意這樣做。
舊方案一旦被推翻，幾個公司馬上提出“聯合”疫苗方案，比如將流感嗜血桿菌疫苗成分加入業已通過實驗的白喉疫苗中（稱PRP-DPT），甚至加入B型奈瑟球菌性腦膜炎外膜蛋白複合物中（稱PRP-OMPC）。這些冠冕堂皇的大寫字母背後，其製造新疫苗的原理是相同的，即以一個可以產生抗體的疫苗成分為中介，使機體同時產生流感嗜血桿菌抗體。萊德勒實驗室製造了流感嗜血桿菌疫苗……
……
甚至最成功的聯合疫苗PRP-OMPC也有它的問題，有證據表明，兒童接受疫苗注射的次數越多，抗體產生的滴度越低。 （《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5~86頁）
（二）感染、防疫和免疫
疫，是指由某種微生物傳播的相互感染的一些疾病。列文虎克（1632年~1723年）用顯微鏡發現人用肉眼看不見的微小生物時，他覺得很驚奇：微觀的鏡子裡竟然還存在著這樣一個微小生物的世界！後來，路易斯·巴斯德（1822年-1895年）提出了細菌致病的學說，人類便視微生物為敵人。此後，人們又在病人的身體裡發現許多細菌，以此來估計和證實生病都是由細菌引起的。從19世紀後一階段至20世紀這一百年中，西方醫學一直把微生物作為生病的主要原因，同時把消滅細菌（包括病毒）作為治病的主要方法。因此，抗菌素和其他消炎藥物充斥市場，作為非處方藥物讓人們自由購買。 20世紀最後的20年開始，社會上許多人才知道人是與微生物共生共存的。
人在充滿微生物的大自然中生活。人體體內也像大自然一樣充滿微生物。人的健康，有賴於這些微生物的平衡，現在稱之為微生態平衡。微生態平衡是指這些微生物在體內，佔據著合理的地方，不過大也是不太小；有著合理的群體，不過多也不太少；它們合理地生活，繁衍，只管吃喝，不放毒素。微生物放毒素，有一個目的是維護自己種族的生存。大自然中的每一個生物種群，都會這樣以“放毒”的方法來維護自己種群生存的。現代人類以各種方式向大自然“放毒”，污染環境，也同樣是為了維護自己種群的生存。
過去的觀念錯了，它也影響了醫學的研究，現在當然應該進行反思。就微生物致病的原因，我們曾經把細菌分為致病菌和非致病菌兩類。現在我們發現，許多曾被稱為致病菌的，例如結核菌、腦膜炎桿菌、白喉桿菌、葡萄球菌等，它們都在人體內悠哉游哉，並沒有使人生病。據一些專家說，不管什麼細菌，在人體內只要生存不受到威脅，就不放毒素，對人無害。人體細胞裡，還有許多比細菌更小的微生物，像病毒一樣的東西，少也少不得，少了它們，我們也會生病。這是人類已知的最小的生命體了。但是，這些小東西卻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有氧的時候，它們是需氧菌，缺氧的時候，它們就會變成厭氧菌。對人的生命有害或有利，就在這供氧的多寡之間。這當然也只是從某個角度來說的。好比人活著，就需要健康。而健康的條件，除了供氧，還要吃飯、活動、過感情生活等等，太過或不及都會生病，非常的複雜，不可能用一句話講清楚的。
以上情況，說明生病與否不是微生物有無存在的問題，也不是致病菌有無的問題，而是人體自身是否健康的問題。人體裡有致病菌不一定會生病；人體裡無致病菌，也不一定就健康。疫病也是同樣的道理。 《內經》裡黃帝問歧伯：疫病使許多人互相傳染，為什麼有的人卻不會受到傳染？歧伯的回答：“正氣內存，邪不可干。”這說明保持健康主要在於人的自身的正氣。
自從詹納（發明牛痘）和巴斯德用疫苗（內含殺死的或減毒的病毒或細菌），預防人類傳染病開創了預防和治療各種疾病後，西方開始了一個殺菌和免疫的時代。 20世紀初，有一位卓越能幹的愛爾蘭人，傑出的細菌學家、醫生——賴特爵士。他設計了一種方法去預防傷寒病，挽救了很多生靈。他發明了多種重要的細菌學試驗和技術，而且在英國倫敦創立了細菌學並提出了免疫學說。賴特因為過偏地強調他所認為的免疫方法，給後世的醫學研究帶來不好的先例。
感染、防疫和免疫是社會對疫病流行的三個重要概念。這三個概念是屬於一個系統的。感染是講得疫病的道理；防疫是講防止疫病傳播的道理；免疫是講人體不受傳播影響的道理。我們現在非常熱衷於宣傳疫病感染的可怕，這種宣傳往往誇大事實，製造混亂。例如非典、禽流感、甲流、白喉、腦炎等，以及很多確實能傳染的疾病，都曾發生過這些狀況。在這些疾病中，有一些確實是很可怕的，有一些卻是並不那麼可怕的，有一些則是根本不用怕的，也許還是有益的。因此，單純宣傳感染的可怕，其背後另有目的——銷售藥物。
防止疫病傳播則是一整套系統的行政措施，例如檢查、隔離、消毒、治療等等。歷史的經驗證明，防疫比人工強制免疫的效果要好得多。這里當然也包括宣傳，避免相互傳染。但這裡面的宣傳，就有可能會被謀利之徒利用，製造恐怖、恐嚇，以使他們達到發病難財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防止製藥公司的控制。因此，防疫不僅只是一套行政措施，也是很重要的一套系統的學問。
免疫則是指以提高人的抗病能力，減輕疫病感染的程度為目的的工作。現代西醫提出對疫病的治療學說，從理論到實踐，一直是失敗的。這說明，這套學說值得反思。疫病的傳播人數，因免疫而增多；健康的因免疫而得病，生病的因免疫而死亡，這種適得其反的行為，為什麼有人樂此不疲？因為，免疫的整個理論和行動，被製藥公司控制了。防疫治病本是善舉，卻變成了惡行。商人控制免疫行動不是想防疫，而是想發死難財，如果疫病真的給控制了，他們從哪裡發財呢？開藥店的想人人都生病，開棺材店的想天天都死人！
免疫是指因為人有免疫的能力才不怕微生物的感染。照理說，內科治療避免感染的方法，應該是提高免疫能力。可是筆者研究了西醫治病的方法後，卻發現所有治療方法都是在降低免疫能力。例如治療癌症的化療、放療，能降低白細胞；最普通的止痛藥的副作用也是降低白細胞；病人發熱到醫院裡做血檢，醫生見白細胞升高就說，先把白細胞指數降下去。在西藥中，即使是最常用的感冒藥、抗菌素，也會對免疫功能造成損害。若是無法治療的疾病，都被推給了免疫功能問題，這樣，西醫的內科醫生，就把自己的責任擺脫了；至於治療，醫生又不得不用激素來打發病人，一點也不怕病人因這種藥物造成的內分泌紊亂，因此使激素名聲掃地。回想非典時期的SARS治療，重劑量的強的松類藥物，固然搶救住一些危重病例，但現在還不到10年，這些人中大多數因肺纖維化而陷入悲慘境地。
（三）菌苗療法和吞噬指數
免疫學說是細菌學創立者賴特博士建立的，其內容是以人工培養的某些致病菌，使其毒性弱化並註入身體，或從病人身上取得這種致病的細菌，經人工培養後，使用殺死或減毒間方法再注入人體，誘發人體自身產生對抗該病毒放細菌的抗體，使疾病痊癒；或註射在健康人體內，如果以後遇上這種病菌，就不會發生這種疾病。這裡的意思是指人生了病或者死亡，西方的醫學家都會認為必然是受到某種微生物的感染，受感染後的人體就會產生對付這種微生物的抗體。這就是西方醫學：把感染說成是生病的原因；把病癒說成免疫的結果，於是製造出一系列的免疫學說。我們不能不說這種講法並不是毫無道理。不過，這個道理中，還缺乏一種更為深奧的內涵。這就是人的生命如何組織免疫。生命是一個自組織系統。這個自組織系統裡有著自組織能力。這種能力正是生命存在與死亡的根本力量。在毫無內科醫學基礎的西方，建立免疫學說無疑應該說是一種很重大的進步，如果按正確的步子走下去，也許就會到達認識生命的終點。但西方的醫學成就，很快就被市場的唯利是圖淹沒了。
賴特爵士是一個對自己學說的不疲倦的鼓吹者。英國、歐洲和美洲很多醫院都建立了細菌學臨床部，其工作是用病人自身生長的細菌製造菌苗，以及測定吞噬細胞指數，稍後還測定調理指數。他們聲稱，菌苗療法對治療闌尾炎、結腸炎、腦膜炎，以及腎、中耳或子宮的感染，甚至對反復發生的感冒，都有良好的療效。賴特認為註射結核桿菌的提取物，對局部的結核病，如皮膚、淋巴結、腎、骨、腹膜的結核病，都很有治療價值。他相信肺結核病人長期臥床至體溫正常之後，用結核菌苗治療可能有效。 ”（上個世紀初，西醫對肺結核病人的骨蒸潮熱毫無辦法，也沒有什麼藥物，因此主張臥床休息。正是因這臥床休息不是個好主張，好療法，許多患者缺乏適當的運動鍛練，因此死了。現在主張患者適當活動，因而避免了死亡。我的母親36歲患肺結核，我的大哥16歲患肺結核。正因為父親是西醫，主張臥床休息，不到兩年都死了。我29歲患肺結核，只採用艾灸膏肓穴；我兒子26歲患肺結核，只服用中藥百合固金湯，我們都沒臥床休息，也沒吃抗結核藥物，現在都健健康康，肺裡也沒有鈣化灶。這說明，不是肺結核把人弄死，而是錯誤的治療方法死人。）
“1900年，賴特提出了對己患感染的病人用菌苗治療的假說，這與當時流行的觀點恰恰是相反的。在其後兩年裡，他從葡萄球菌引起反復發生癤病的病人身上，分離並培養這種細菌，然後加熱殺死葡萄球菌，再注入病人身內。和萊恩爵士一樣，賴特也受到米契尼可夫的強烈影響，後者是細胞免疫這個重要概念的奠基人。二十年前，米契尼可夫描述了入侵的細菌如何被血中的白細胞（稱為吞噬細胞）消化和破壞的過程，並且推論這種作用是身體防禦感染的重要機理之一。賴特發現，用產生感染的同種細菌製成的特異疫苗注入人體內，可以增強吞噬細胞消化細菌的能力。測量這種能力的指標由他命名為吞噬細胞指數。他相信，接種後吞噬細胞指數增高是一種有效反應。“賴特用殺死的葡萄球菌接種6名癤病患者，在幾個月內病情都有改善，他們的吞噬細胞指數升高。但是，病人的臨床狀態和吞噬細胞指數並沒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吞噬細胞指數時時有很大的波動，可重複性很差。在1902年，賴特在《柳葉刀》雜誌上發表了他的試驗，在這篇論文中，他樂觀地推測這種方法可以擴展到用來治療結核病，鏈球菌感染，以及淋病。這篇文章的發表標誌著菌苗療法時代的開始，這個時代佔據了本世紀的前五十年，菌苗療法成為治療所有疾病的主要方法，並為病灶感染論信仰者所廣泛使用。 ”（《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第79頁）
現在看來，米契尼可夫的描述，只是他的一種主觀想像，是不是真實的還很難說。顯微鏡下是看不出吞噬細胞活動狀態的。賴特認為吞噬細胞指數與患者的臨床狀態沒有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此吞噬指數非真科學。因為，假使吞噬指數高，說明病人機能亢進，臨床狀態則會表現精神亢奮。
醫學是維護生命健康的學問，因此，必須通過大量的實踐，才能建立起一門系統的學說，賴特的免疫假說與萊恩的自身中毒論、比棱、亨特爾的病灶感染論都在上個世紀初出現而沒人質疑。這種對新學說不加思考地全盤拿下，正反映了西方內科醫學的初創和膚淺。在實踐中，因為自身中毒論與病灶感染論都是需要通過外科手術的，它們對患者（包含健康者）的傷害很快便被發現，並在西方學術講壇上受到批判。而賴特的免疫假說卻經歷了一個世紀才被剝開，這是因為它立足於微生物學，其實踐都是非常地專業化的，其傷害不像外科手術那樣的明顯，並能在短時期內顯示。它的實踐成功與否，又必須通過長期考察對比，不是一下就能明白的。在這麼一個長時期中，即使出現矛盾的地方，西醫學者們又以他們的臆想“完善”它。其中的說法，都是以微觀世界為基礎的。例如吞噬細胞指數、調理指數等等許多無法說清，也沒辦法取得實證的概念，形成了一門糾纏不清的學說。這裡面的道理，無論哪一個人，都無法究畢生的精力來分清它的是非。如果不從源頭尋找和辨別，誰也休想從這個迷宮中走出來。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實踐，終於把免疫假說是非的真面目展示出來了。
根據免疫學說，患者既然已受某種微生物感染，他的免疫機制自然而然地受到刺激，因而會產生抗體，為什麼賴特會認為還要從體外再輸進這種被弄死的微生物來治療來刺激所謂的免疫機制，增加病人的負擔？這不是畫蛇添足嗎？假設，一個人在挑100斤的擔子，有人若出主意錄取，為了使他挑得更輕鬆，必須給他加上50斤，豈不是個大笑話？給結核病人增加結核菌數（或毒素），給鏈球菌感染的病人增加鏈球菌數……就能治好這些被感染的病人，這是什麼數學定理？無怪乎現代醫學的失誤，是因為他們的大師、細菌學的創始人賴特竟然連最基本的數學加法也不懂，豈不奇怪！
上述可見到，賴特所說的“病情都有改善”，不是指臨床狀態，而是指吞噬細胞指數。但，這又是他的一廂情願，不具有存在的可能：其一是該指數有很大的波動，無法重複實驗；其二，該指數的高低與患者精神無關。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證明該指數確實存在，那麼，也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檢測。西醫醫學的根本立足點是它的可檢測性。而賴特提出的吞噬指數不可檢測，人們該如何知道它的存在？其三，醫生必須知道生病的人在有效地對付疾病，如果沒有這個前提，醫生根據什麼來認定他的治療是正確的，然後才能決定是否繼續按地方法進行治療，或者認識到這種治療錯誤，然後改進他的治療方法或停止治療？照理說，如果病人得到正確的治療，其抗病能力增強，必然會在其精神上（也就是臨床狀態）有所表現；如果說“病人的臨床狀態和吞噬細胞指數並沒有密切的關係”，醫生無法判斷其轉歸，豈有“病好了，而病人感覺不到”的道理？所以，所謂的“病情都有改善”無據可依，只是賴特個人的臆想而已。賴特曾於臨床上使用菌苗治愈患者，便誤以為菌苗有用。但臨床上治愈，就能肯定是醫生的療法有效嗎？沒有對生命的認真研究，或出於急功近利的心態，就會抹殺生命的自組織能力在疾病痊癒中的主角作用。
當我在臨床上治好一個病人時，我常常會向自己發問：“這個人的病真的是我治好的嗎？”這就是中醫與西醫的不同之處。中醫尊重生命的自愈能力；西醫過分相信治療的作用而忘了生命的主角作用。因此，中醫臨床非常重視藥物的毒性，極怕對生命的自愈能力造成傷害。而西醫卻反其道而行之。因為，醫生不可能治好一個沒有自愈能力的病人。因此，愈病的關鍵在病人自己的自愈能力，而不是醫生的藥物。儘管，醫生已經用了藥物，病人的病也好了，醫生能絕對認為這病之所以愈是藥物產生的效果嗎？現在許多人感冒發熱，醫生都使用抗菌素，這些人的發熱也真正退了，我們能相信是抗菌素治好的嗎？如果抗菌素真的能治好感冒，“1975年美國佛蒙特醫科大學的一份統計指出：大部分美國醫生採用抗菌素來治療感冒，但這種治療方法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因為感冒是由病毒所引致的疾病，而抗菌素是治療細菌感染的藥物，所以使用抗菌素來治療感冒是絕對不會產生絲毫療效的。”（《順勢療法》45頁，陳樹禎著，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9年7月）上述說明，賴特認為他在臨床上取得的成功，便認為這是疫苗的作用，根本沒有想到的是，病人生命的自我痊癒能力。因此，導致了一個世紀的疫苗錯誤。
從賴特治療癤腫的方法及其療效上看出，英國在上個世紀初，他們醫學界治癤腫還處於蒙昧時代，賴特的治療方法，幾個月才見成效。在我國，癤腫是農村里比較普通的外科疾病，不知道治療的人會覺得它確實很頑固。在肩上的叫扁擔癤，在項後的，叫九子十三孫，但卻很多農民都會治，其方法就是在癤子頂上灸一炷就不再發了。癤子剛起時，只一小米粒大，幾天之內就大到1-3厘米直徑出膿了。成膿前疼痛不堪，膿出後就收疤，繼著又出新的，此起彼伏發個不停，故給患者造成很多痛苦。剛成時的就用小炷，即用米粒大的艾絨灸後，癤腫即不再長大。假使它是葡萄球菌感染而發的，那麼，這葡萄球菌哪裡去了？所以我研究了阿是穴原理後，覺得與其說是葡萄球菌感染，還不如說是生命利用了葡萄球來製造疼痛，刺激經絡，以疏通經氣。也就是說，當生命發現其某些經絡有障礙，就利用葡萄球菌來製造阿是穴，利用葡萄球菌使這穴位中的肌肉腐爛作痛，使經絡信息放大來解決經氣不通的問題。我的一朋友長期微熱，後來生了九子十三孫，用各種抗菌素都無效。我採用艾灸治好了他的癤子，微熱也消失了。我認為賴特發現生癤子的原因是葡萄球菌感染，其治療卻見效不多，道理就在於葡葡萄球菌只是被生命利用的附著物，不是真正的原因。賴特提出吞噬指數的失敗，乃忽視了生命本身的作用。筆者的治療方法研究具有可重複性，也就是只要出現癤子，你施用灸治就必定成功。賴特所謂的葡萄球菌感染，是從癤子裡挖出來再在顯微鏡下看到的，那隻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賴特特菌苗療法被製藥公司檢了“破爛”，改制為“免疫療法”，又在“防重於治”的藉口下，以政府權力全面展開，把健康的人用防疫針打成病人。目的只有一個：讓製藥公司發財。美國的五百強中，十大製藥公司的利潤，超過了490強的總和這個事實說明，美國為什麼如此熱衷地向全世界推廣他們的免疫療法，如此熱衷地制訂許多有利製藥公司的政策。因為，這些製藥公司是他們國家的、保持世界經濟領先地位的主要經濟台柱。
（四）賴特反對對照實驗
“吞噬指數”是賴特用來作為檢測菌苗有效率的依據，但是，這個檢測指數賴特自己也沒有當真。它同樣說明了現代醫學的所有指數的不可靠性，這種方法在實踐中是失敗的，就好比用HIV抗體來測定是否是艾滋病人一樣，“有很大的波動，可重複性很差。 ”現在的醫學家，對這種波動和可重複性很不在意的原因，也許是受了賴特的影響。因為，賴特不僅沒重視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也不重視對比實驗。現在許多西醫反對中醫的理由之一，是不能做對比實驗，豈不知他們的祖師爺也是反對的。
賴特反對對比實驗是因為這種對比常常與他所說的對不上號。中醫不能做對比實驗，是因為任何人都是不同的生命，都具有生命的特異性。而且每個生命都會根據自己的抗病能力，設定抗病的方法，也就有不同的抗病表現。因此，無法把他們看作一種病，來做對比實驗的。
福斯特在他的《醫用細菌學和免疫學》一書中指出：'例如，一隻兔子在用高度毒性的鏈球菌免疫之後，它不僅能在註入活鏈球菌後生存（細菌可使沒有免疫的兔子死亡），而從免疫兔子取出的血清，也能保護沒有免疫的兔子，它在註入活菌後也不死亡。在這種實驗情況下，抗細菌血清是有效的；問題在於如何把這種原理應用於人的自然疾病上。已經證明這些問題大部分是不能解決的，不過在他們的研究過程中，研究了大部分的問題。但是，菌苗療法的情況卻完全不同；沒有一隻患任何感染的動物是用菌苗療法治癒的。菌苗是有用療法的根據來自臨床實踐，這個證據應該足以使公正的觀察者信服。但問題在於證據不能令人信服。 '”（《現代醫藥醫藥的錯誤》第79~80頁）
賴特的菌苗療法就是免疫療法。後來它改為免疫療法是因為菌苗療法在實踐中被證明失敗了，現在的免疫療法是它的改頭換面重新登場，因此，只能是換湯不換藥：思想一致，方向相同，名詞兩樣而已。這就是很多商業的運作模式的手法。因為，西方醫學與商業行為早就結下了不解之緣。例如排他性。照理，醫學是不能排他的。醫生的責任是治好病人。但是，病人得的病複雜眾多，醫生的能力卻很有限，每個醫生擁有的治療方法很少，不能保證必能治好。因此，醫學或醫生最重要的品德是不斷汲取別人的知識、醫療手段和經驗來充實自己，而不是抱著一二種療法自誇自擂。所以，法國科學院院長，偉大的醫師馬根迪才會說：“醫學是一個高明的騙子！醫師若不是騙子，就是經驗主義者。”（《現代醫療批判》131頁）
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醫學的醫學家都是以不斷吸收別人的治療經驗來充實自己、充實醫學的。但只有西醫學沒有這樣做。西醫在美國，利用權力不僅排擠順勢療法；還把所有的自然療法說成不科學，採用行政手段壓制和打擊他們行醫。西醫進入日本，就鼓動立法取締中醫；在中國，不斷地利用他們的代理人騷擾中醫，幾幾乎把中醫壓扁了。世界上所有的傳統民族醫學幾乎都被斬草除根了。中醫學之所以仍一枝獨存（辛苦的獨存）是因為不僅歷史悠久，典籍浩翰，更為重要的是它的理論系統完整，信仰的人口眾多，任何國家民族無法與之匹敵。更何況，中醫是中華文化之最重要的根系，樹可斷而根是斷不了的。
對照實驗是現代西醫在治療用藥中的一種主要方法，也是西醫在中國排擠中醫，說中醫不科學的一個理由。但是，沒人知道細菌學的創始人是反對這種實驗的，而且，反對的理由也被蘭伯特醫學博士（《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的作者）認可的。在醫學界有否其他人認可我不知道，至少，細菌學的奠基人賴特爵士也是反對的。我當然認為有很多對照實驗並不真正科學。
“賴特和其他人舉出了很多有效的個別病例，以及明顯治癒的一些特殊病人，常提出菌苗療法有效的臨床印象，但沒有提供可進行統計分析的數據，而且多年來沒有進行有對照組的臨床試驗。賴特爵士在1906年清楚地表示，他反對那種同時進行的有對照組的臨床試驗，他不同意用英國統計學家提出的統計分析。他說：'在現實生活中，不能找到不治療的患者們作為對照。但他們可以用另一些人來代替，例如用其他療法或其他醫生來治療病人。如果現在這樣做，研究的爭論就會發生混亂，不僅兩組的可比性有懷疑，而且會提出問題：對照組所用的療法是有害還是有益的；特別由於個人之間的競爭也會造成混亂。如果你考慮到這樣做會使所研究的問題帶來混亂，我想，你會理解我為什麼不願意用統計學方法來證明菌苗療法的效果。我已經用事實來說明其療效，它已成功地治療很多頑固的危重病例。'”賴特反對對照實驗的理由是站得個腳的，因為，不可能找到生了癤子病而不願意進行治療的病人。即使找得到，你能讓病人所生的癤子停止長大嗎？它還不是天天在變化。所以，對照實驗的科學實質只是一廂情願。但是，現在說西醫科學中醫不科學的人，例如方舟子，總是抱著這個問題不放，以為這是一張攻擊中醫的大牌，卻不知此牌的不科學性已有賴特反對過了。所以，我認為，不是因賴特反對對照實驗使菌苗療法失敗，而是因為菌苗療法對生命的個體特異性和動態性的無知而失敗的。
“賴特在霍普金斯大學演講所說的這些話，不僅表達了他的認識和立場，而且代表了本世紀前半葉大多數醫師對待任何有對照組的臨床試驗的態度。稍後，英國統計學家希爾等逐步使很多醫生相信：當對新療法有懷疑或不摸底時，適當進行有對照組的試驗不是缺德的。正是賴特的這種態度，使菌苗療法的錯誤持續了本世紀大部分時間。現在使用統計學方法，在那時是得不到運用的。”
甚至是拉什醫學院的校長兼教授比凌，他是病灶感染論的熱心傳播者，也很難去測定調理指數，也不能在一大組病人中去發現菌苗療法的效果。在本世紀20年代，臨床醫師和細菌學家們已越來越懷疑賴特菌苗的價值。 30年代，才進行了一次精細的有對照組的臨床試驗。把大量的關節炎病人隨機地分為人數相等的兩組。一組病人每星期注射一次精心製造的菌苗，另一組注射鹽水。正好每組都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病人病情顯著改善。葡萄球菌引起的複發性癤瘡可能是個例外，對這種感染注射菌苗的預防作用大於治療效果，其他的菌苗現在都沒有什麼價值了。不過，儘管教授和教科書的作者在譴責，醫生們雖然也知道菌苗無效，卻沒有宣布它治不好病；菌苗治病主要是被真正有效的磺胺藥和抗生素所取代的。甚至到1965年，葡萄球菌感染的治療性菌苗仍由有名的藥廠生產，並有時為醫生所使用。 （《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第81~82頁）
（五）關於群體免疫理論
群體免疫消滅流行病是打著防重於治的牌子的。這種所謂的“防”，是以打防疫針為基礎的。防疫針則是製藥公司通過生物化學方法製造的。如果，它對健康者毫無損害，那當然無所謂。問題在於，為了“防病”，許多健康的人也要打針，有的人因而打出病來，真是無病找病了。更為麻煩的是嬰兒，因為他們稚弱，正處在生長發育階段，使用了某些防疫疫苗，就此得病或成了個終身殘疾，病了一輩子；有的還未成年即夭折。這都是拜群體免疫理論所賜。
這麼一個極為簡單的道理，竟然沒人知道：任何的一種微生物，都不可能導致全球性的流行病；即使能流行，也只能局限於極小的範圍，而不可能成為全世界的流行病。為了消滅這種流行病，全世界的健康人，都要注射防疫疫苗。有很多人本來是健康的，卻一下子變成了病人。不免疫，生病的人不多，因為免疫使不生病的人也生了病，而且，有可能因免疫而生病的人，比不免疫而生病的人多得多。
任何一種微生物，決不可能完全適應並活躍於不同的氣溫、不同乾濕度、不同的光照時間等環境中。地球環境差異和變化如此之大，而微生物生命之短暫與脆弱，為了維護種族生存，它們的結構變化之快是可想而知的。由於它們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它們的適應能力和毒性，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因此，全球就不可能在同一時期，發生同樣的疫病。如果我以上所說的有道理，那麼，在全世界使用同一種免疫疫苗；並在交通要道，要求旅遊者出示免疫注射證書，應該說是屬於一種無理的陰謀。
人之所以呈健康狀態，有一個條件是人體中的各種微生物亦呈平衡狀態，這種狀態，我們稱之為微生態平衡的。亦即所有的細菌、病毒，處於相對的平衡之中。至於人體內，有多少種細菌、病毒，它們怎麼稱呼，人類未知的，遠遠多於已知的。它們的活動方式，相互平衡的條件和方法，都在動態之中，人類更不容易知道了。現在，我們發現了某種疾病，在這疾病中發現了某種最活躍的微生物，便以為只要消滅這種微生物就能治好病的想法，似乎有些天真。回想200年前，細菌致病論的倡導者巴斯德先生，他在晚年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於是說，致病的細菌只是生病的結果，而不是生病的原因。現在我們針對某種微生物，使用這種微生物培制出來的疫苗注入人體，企圖消滅這種疾病，不是在預防結果嗎？
西方製藥公司為了擴大疫苗投放的市場，製造了群體免疫理論。他們認為“如果足夠數量的人群接種了針對某種疾病的疫苗，這種疾病最終將會消失。但是，這種美好願望需要面對的是像病毒這種高度複雜、不斷變異的生物體，因此，醫學中相應的解決對策變得非常無情而專制：在醫學眼中，消滅疾病顯然比你孩子的健康更重要，因為儘管疫苗可能會危害健康，孩子們還是必須接受注射；同樣，消滅疾病比你當家作主行使不給孩子注射的權利更重要。如果你不想給孩子注射，那麼你將被認為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家長……在英國，必須給孩子進行注射才能保個社區醫生的頭銜（如果某社區內90%的兩歲以下兒童接受注射該社區醫生可以得到2235英磅獎勵；如果僅有75%接受注射獎勵減至745英磅；注射者越少，受獎勵額越少）。在美國，克林頓政府的兒童免疫行動組對兒童免疫注射使用更大力度的刺激，使家長也來越無法拒絕給孩子進行疫苗接種。”（《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6~77頁）
可見，群體免疫理論是西方製藥公司的大陰謀。這種理論的目的是使全世界成為一個以防疫為名的，推銷疫苗的統一市場。這種理論的根本錯誤在於無視微生物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有不同的生活特性。因而因此可以肯定，全世界統一防疫，統一注射疫苗，只是西方製藥公司利用行政權力搜括錢財的鬼計。
“由於疫苗在現代醫學發展的高潮時期出現，人們都紛紛歡慶科學戰勝了自然，而科學實驗也經常粉飾陰性結果，忽略他們不想听到的聲音。在美國，政府要求國立科學研究所收集了相關科學的醫學文獻後做出兩份報告，得出9種疫苗有潛在巨大危險性的結論。儘管此結論最終寫入了發給家長們的宣傳兒童疫苗注射的長篇宣傳單裡，但國家兒童免疫委員會不得不對其進行修訂，以免家長受到'誤導'。”（《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6頁）
美國政府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對這種情況進行隱瞞呢？關鍵的原因在於醫藥行業是美國國家最大的經濟支柱。 “最令人驚訝的是，2002年財富500強名單中的十家製藥公司的利潤總和（359億美元）竟然超過了其他所有490家企業利潤總和（337億美元）。2003年，財富500強名單中的製藥公司的銷售利潤率降到了14．3%，但是仍然比當年所有行業的平均4．6%高出許多。製藥業真的很賺錢。很難想像製藥公司到底有多少錢。”（《製藥業的真相》第7頁，瑪西婭著，續芹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例如，上個世紀的70年代，美國的尼克松總統發起的針對癌症的戰爭，美國健康研究所對癌症治療的調查結果認為，“病毒不是患癌的原因，而是患癌的結果{”，“那些不治療者比治療者，生存的希望要大” 。之後，中國衛生部派出一批專家到美國學習癌症治療，學來了化療、放療等無效的治癌技術。這幾十年，我們中國的醫院，就一直用這種技術治療患癌的中國人，並把他們的“生存的希望”送走。美國的製藥公司因而發了財。
（六）免疫理論的批判
免疫的理論始源於巴斯德的細菌致病論：不同的疾病是由不同的細菌所致的，因而，只要將致病的細菌消滅，疾病也就痊癒了。巴斯德的這個理論是他在前期提出的，實際情況並非這樣，因此，受到廣泛的質疑，連巴斯德自己也覺得有問題。後期的巴斯德對這個理論作出了修改。他發現蠶的腸道裡有大量的微生物，因此認為，發現致病菌只是生病的結果，不是生病的原因。巴斯德後來才會說：“細菌算什麼？環境才是一切。”巴斯德修改他的理論的關鍵，是認為在病人身上找到的細菌，不是原因，而是結果。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治病不能治結果。現代醫學之所以治不好病，皆是因為所治的目標都是結果。現代醫院裡的檢查，所得出的結論，也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但醫學的醫療行為，有著非常頑固的保守性，巴斯德前期的理論已經進入醫療實踐，要想改進就極其困難了。因為西方的醫學是與市場纏在一起的。醫療所需要的設備、藥物，都必須由製藥公司投資和投入生產和銷售，形成了市場事實。這種事實是建立在媒體廣泛宣傳的基礎之上的。商業的操作並非唯真理是從，而是以賺錢為目的的。因此，它只要上了市場，錯就照錯的走，不管它對人的生命健康有益還是有害。現代醫學之所以走入絕境，就是因為它已成了製藥公司的獲利工具，而不再是人們健康的保護神了。
免疫理論認為某種微生物進入人體，或在人體體內造成某種疾病，只要把這些微生物殺死或減毒，人就會產生這種微生物的抗體，使生病的人痊癒。這種想法的錯誤，在於它迴避了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這就是：這個生病的人的生命的自身為恢復健康的努力，或稱之為生命的自愈力。如何抵抗疾病，是這個人的內部機制：越是健康的人，他的內部機制越強，對疾病的反作用能力越強；越是身體衰弱的人，對疾病的反作用能力越差。假設是某種微生物致病，為醫者給病人增添這種微生物的毒素，豈不是火上加油，在給病人幫倒忙嗎？所以，林內·麥克塔格特說：“……除了可自癒的疾病和緊急剖腹產以外，傳統西醫不僅不能治好你的病，還有可能使你的病更加惡化。”這不是一種恐嚇，許多進過醫院治病的人都有這種感受。
免疫理論仗持的實際是人的自身的抗病能力。可是醫生所做的不是保護這種能力，而是不斷地削弱這種能力，這就是許多病人進醫院時還生龍活虎，出來後卻變成衰弱不堪的了。因為，如上所說的，傳統西醫除了了做手術，便是施用化學藥品，除此之外，他們便毫無辦法了。病人進了醫院，不是被切除了某個部位，就是被化學藥品污染，哪能完完整整地出來？有誰能像中國針灸家們樣的治病，進門時按肚捧腹、愁眉苦臉，出來後就滿臉笑容的？也許有人會拿西醫的止痛藥施用的結果來相比。但，止痛藥能說對身體沒有化學污染嗎？
免疫學說可以用於研究，但都是拿活人作試驗品的。儘管有動物試驗的例子，但動物不等於人，所以，試出來的東西還需要再試。現在，已經知道微生物（細菌和病毒）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變化，那麼，我們的治療方法和藥物研製能趕上它們的速度嗎？現在研究出一種致病菌，就把它製成疫苗，注入健康的人體，認為這樣就可以避免這種病的感染，其實這種想法僅憑著賴特的一些假設，這是大錯特錯的。按免疫學的原理：人接受免疫注射後，這是因為人是個生命體，生命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因此會產生抗體。當人體裡有了抗體後，作為細菌，也是一些生命體，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覺得環境不適了，也會發生變異，變成一種新的病菌。人類能像細菌這麼快地創造新的對抗藥物嗎？即使新的藥物能迅速創造出來，它的副作用也許比這些致病菌還更厲害呢！細菌為避免藥物的干預，再變得更厲害，人不是自討苦吃嗎？
但是到了現代，西醫成為醫療的主流以後，強調防重於治。我們不是說防重於治提得不好，問題不在於口號，而在於如何行動，也就是如何“防”。中醫也有防疫的學說。中醫認為養生使身體健康要比生病去求醫重要得多。養生就能防疫。中醫《內經》起始就講如何維護健康。黃帝問歧伯疫病會互相傳染，為什麼有的人不得病。歧伯說，這些不得病的人，是因為身體很健康（正氣內存），因而不會生病。現代醫學利用“防”這個藉口，搞外來干預，給健康的人打防疫針，一些原本健康的人，因打了防疫針而變成生病的人了。什麼病流行，就打什麼病的防疫針。年年出現新的流行病，年年附加新的防疫針。結果是：因防病（打了防疫針的）而生病的人多了，因未防而生病的人反而少了，君不見甲流，全世界因未防而生病的，遠遠低於因防而生病的；因“防”而死亡的，遠遠超過因“未防”而死亡的。這種做法，只是為製藥公司能賺錢。
如上所述，免疫學說的作用是負性的，不僅不能免疫，而且破壞自身的免疫系統，使它失去作用。生命有它自己的免疫能力，而且，每個人的生命免疫能力各不相同。每個生命都會在受到感染後，非常有序地組織起自己的免疫程序，按自己決定方式方法解決自己的問題。外來的免疫針藥，則是一種“非法”的干預，是不能成功的。
“經過30年的觀察研究，莫斯科維茲博士發現，免疫計劃完全失敗了。讓人們驚詫不已的是：為什麼還繼續保留和使用這些方法？免疫無效還不要緊，糟糕的事情是，在接種後，經常會產生嚴重的、有時是致命的反應。反應的程度相當嚴重，以致許多國家停止了接種計劃世界衛生組織也不再要求：在疾病流行的危險期內，國際旅遊者要接種有關疫苗。”這說明免疫只是一種假說，並不是真正的科學。強制免疫是因為，政府的權力實際上被製藥公司利用了。醫學研究中，製造免疫理論被製藥公司利用了。
莫斯科維茲博士說：'實際上，疫苗不僅不會產生真正的免疫，而且可能干預或抑制整個免疫系統的反應疫苗的作用與射線療法、化學療法、皮質脂酮和其他消炎藥作用大同小異。人工免疫的目的主要目的在於製造抗體。製造抗體只是免疫過程中的一個方面，若把它孤立出來並讓其代表整體，這就如同把抑制血壓升高的化學物質用來代替真正治療高血壓良藥的做法。它帶來最嚴重的後果是，使免疫系統難於或無法對感染做出有力和敏感的（迅速的）反應，人工免疫使免疫系統變得更加脆弱，反應遲鈍，而且使其基本失去或完全失去了自然康復的可能性。 '身體（筆者按：應改為'生命'）把突然進入其組織的物質視為傷害事件，這是不難理解的，嬰幼兒的身體更是如此，所以，多數醫生認為，接種是嬰兒搖籃死亡的主要原因。 ”（《現代醫療批判》26~27頁）
免疫行動隨著人群不斷擴大，因免疫而受害的人越來越多，人們對免疫的警惕性高了，反對免疫的人也多了起來，這是強迫免疫行為的必然之果。因此，製藥公司不得不出重金行賄醫政人員，製造流行病恐慌。有消息說，英國政府起訴世衛組織的三個專家，因為他們接受了西方製藥公司的賄賂，故意製造甲流恐慌。這說明把疾病作為發財手段，是西方醫藥文化的一大特徵。由此，不能不引起對西方醫學病理學研究虛假性的思索，即從發病的原因、病名、病理，以及所有的關於疾病的理論都帶有虛假性。因為，生命與健康是每個人的需要。而治病，有可能是走錯一步，便永世不得翻身。專家受賄製造甲流恐慌的目的是要使製藥公司的疫苗迅速賣掉。
疫苗不僅低效，而且可以認為無效。因為它似乎是對疾病發生的一個自然過程的模仿：細菌入侵人體，人體就會產生相應的抗體來抵抗這種疾病，使細菌消滅。然而，是否如此？白喉患者，通常不產生針對白喉的抗體。 “經過麻疹疫苗免疫並發疹的兒童中，僅有1/7血液中檢測到抗體產生，這說明，他們並沒有因注射疫苗或發病而產生抗體。最近，倫敦公共衛生實驗室發現，在經歷過白喉不完全免疫的20-29歲獻血者血樣中，僅有1/4血液中有相應抗體，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嬰儿期滿接受免疫的，50-59歲的群體中，無抗體人數比例上升了一倍。”（《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7頁）這說明抗體產生理論的錯誤。所謂的抗體，是一種什麼東西，起什麼作用，現在還不知道。
（七）結論：免疫失敗的根本原因
《現代醫藥中的錯誤》作者蘭伯特博士是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儿童醫院心髒病科主任，應該說也是一位現代醫學的權威。他的論述如實地反映了免疫中的問題。現代醫學利用了詹納和巴斯德的菌苗法，建立了免疫學。免疫學當然是一門科學。但是，免疫學中缺乏人類生命的各種特性的研究,因此，失敗就是它必然的命運。
環境決定了人的免疫功能，決定了人會不會生病。環境有外環境和內環境：外環境是指身體以外的人所生活的環境，例如陽光、空氣、起居環境、飲食所需的物質供應、工作條件、鄰居關係，以及所碰到醫生、朋友們的語言……等等；內環境則指身體內部的營養平衡、微生態平衡、思想平衡等等的內部平衡。這才是決定人的健康的條件。尤其是內環境是起決定作用的。現代西醫的一個大問題是強調外環境而不講內環境。因此，才會弄錯治療疾病的方向。
免疫學說取得了極其有限的成功，但它與所有的西醫療法一樣，道理就在於在對人的生命還沒有充分理解以前，就要鋪開來實施，其結果就是失敗。因為，它損害了人的內環境的平衡。免疫學雖然已經認識到，並且，也是利用了人體自身的抗病能力，但是，仍然是把外力強加於人的自身，因此，免不了它失敗的結果。現行的人工免疫治療，不但對預防和減少傳染病起不到應有的作用，而且由於所使用的細菌和病毒疫苗實為范志明教授所指出的細胞毒類藥物，所以會導致身體'微生態'失調及免疫功能衰退。此外，多年的臨床使用顯示：人工免疫治療除了有增加疾病的發病率外，還會導致身體的嚴重損傷。
從以上的客觀統計和歷史數據可見：現行的人工疫苗接種對人類的健康極為不利。法國巴黎的提斯索特教授指出：“百日咳、破傷風、狂犬病、結核病和傷寒病的疫苗不但是無效，而且極度危險……所以，應完全禁止使用這五種疫苗……”美國的辛普森教授更進一步指出：“感冒、麻疹、流行性腮腺炎、脊髓灰質炎等人工免疫治療將原病毒的核糖核酸接種在人體內會變成潛伏性病毒，並擴散在身體各個部位，而部分潛伏性病毒在適當的情況下會變為活化分子，導致多種慢性疾病。這些活化分子所導致的慢性疾病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多發性硬化、紅斑狼瘡、帕金森綜合徵及腫瘤等。”（《順勢療法》144——149頁）
我們在上面免疫失敗的統計中忽略了另一個問題，就是疾病的治療方法與死亡率的問題。有很多病都是因為治療錯誤而死亡的，我們都會把死亡的原因歸罪於疾病，就是不願意承認治療方法的錯誤。雖然這麼做能保護醫生不承擔責任，但也會讓錯誤的治療方法得不到正確的改進。例如發熱使用放血治療就是錯誤的；在沒有化學退熱藥之前，傳統西醫都是用放血退熱的。這種方法，在西方有2000年使用的歷史。發熱使用物理降溫，或放血降溫，至少有大多數人次是錯誤的。其中，很多人因這樣的錯誤而死亡。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就是因為感冒，被放血治死的。這個錯誤，只有做中醫的才知道。
1918年全世界發西班牙流感，死亡者達2000萬到5000萬人。醫學界沒有追究治療方法，卻有意把這種責任歸罪於流感。其實，任何流感，都不可能大規模地死人。中國可就沒有受到這種流感的影響，道理何在？因為，當時的中國祇有中醫沒有西醫。中國的農民也無錢求醫，只能聽任大自然自由發落。正如紐約醫師外科醫學院教授阿朗索·克拉克說：“儘管滿腔熱忱地做好事，但醫師卻造成許多損害。他們匆匆忙忙地把成千上萬的人送進了墳墓。本來，苦把這些人留給大自然來治療，他們就會康復的。”（《現代醫療批判》第129頁）我們免疫的道理也在這裡，如果我們不自以為是，覺得自己懂得免疫的道理了，不勉強去強迫人們打疫苗，很多人就不會無故死亡或因此終生痛苦。
免疫之所以失敗，是因為西醫無視人的免疫能力只是他自身生命自組織能力系統中的另一個小系統，西醫學對此小系統的了解記極其欠缺和片面，所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西醫所作的研究，同樣是這個小系統中的極少部分，而且是分散的，無法形成系統的。因為，這是由他們的微觀性所決定的。也就是由他們的還原論哲學體系所決定的。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