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譽誰是“火箭王”？
作者：兩江居士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0-31
毛主席譽誰是“火箭王”？
在中國科技界，有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享有十分崇高的聲譽。他是人類航天科技的重要開創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領域的世界級權威、空氣動力學學科的第三代摯旗人、工程控制論的創始人、二十世紀應用數學和應用力學領域的領袖人物以及應用科學領域最為傑出的科學家。新中國建國之初，他經過幾番波折回國後，在中國的火箭和導彈技術、航空航天等領域作出了跨越式的貢獻。完全可以這樣說，沒有他，就沒有中國航天科技事業的今天。他在中國航天科技事業中的地位，甚至在中國科技界的地位，鮮有人可以替代。
2009年9月14日 ，他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組委會授予他的頒獎詞是這樣寫的：在他心裡，國為重，家為輕，科學最重，名利最輕。5年歸國路，10年兩彈成。他是知識的寶藏，是科學的旗幟，是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典範。
他是誰呢？他就是被毛主席贊譽為“火箭王”的錢學森。
“你比5個師的力量大多啦！”
1956年，菊香書屋。“主席，”周恩來滿面笑容進門，“我將你久盼的貴賓請來啦！”“啊！錢學森同志，”毛主席走上前去，緊握著站在周恩來身旁有點拘謹和緊張的錢學森的雙手，“盼了你好久羅！……聽說美國人把你當成5個師呢！”毛主席伸出五個手指頭，“我看呀，對我們說來，你比5個師的力量大多啦！我現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論，用來指導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呢！”
毛主席的平易近人，令錢學森初來時的拘謹漸漸放松。“學森同志，你那個關於《建立我國國防航天工業的意見書》，我仔細看過了。寫得很好呀！”毛主席頓了頓，接著說道：“我們國家決定根據你的工程控制論，組織各個學科各個部門一起奮力搞導彈。學森同志，我想請你這個工程控制論的創始人來牽這個頭，有信心嗎？”
錢學森有點緊張：“主席，這麼重要的任務，我怕干不好啊！”“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攀登。”毛主席用筷子在空中重重一晃：“你錢學森是工程控制論的開山鼻祖，還怕干不好？”
在毛主席磅礡氣勢的感染下，錢學森終於堅定地點了點頭：“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錢學森“至少也得授予中將軍銜”
有一天，聶榮臻拿著一份名單，匆匆向菊香書屋走去。“主席，為了爭取蘇聯對中國發射導彈和火箭技術的援助，我們准備派人到蘇聯去談判，您看這代表人員名單該怎麼定？”、
毛主席想了想說：“聶老總，你就來做這個代表團的團長，你的代表團應該把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還有原子工業的人員包括進去。學森同志也應該去，很多問題只有他去才搞得清。”“我們也考慮到應當請錢學森同志參加我們的代表團。只是，蘇聯方面參加談判的，既有職務，也有軍銜。”聶榮臻認真地向毛主席陳述著，“而我們的錢學森同志現在雖然是國防部五院的院長，可是卻沒有軍銜。為了與蘇方對等，錢學森同志必須解決軍銜問題。”頓了頓，聶榮臻接著說：“我們為這個問題請示了恩來同志。恩來同志說：‘錢學森早在十多年前，美國就授予他上校軍銜，我們共產黨人為什麼不能讓他當將軍？我看錢學森同志身負重任，又是世界工程控制論的創始人，論他的資格和貢獻，至少應授予中將軍銜。此事你回去和彭老總商量一下，必要時開個軍委會，我也參加，把這個事定下來。’”
毛主席肯定了這個提議，說：“恩來同志考慮得很周到。我想錢學森同志作為工程控制論的創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將軍銜。”就這樣，作為科學家和工程控制論創始人的錢學森，經過毛主席批准，穿著威嚴的將軍服，戴著中將軍銜，參加了中蘇關於軍事尖端技術的談判。
錢學森是“工程控制論王”、“火箭王”
1964年10月16日 ，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毛主席特別高興。一向反對為其做生日的他，這一年一反常規，破例地請了大家一次。
宴會前，工作人員擬定了一個入席者名單給毛主席審定。毛主席看了3桌客人的名單後，十分鄭重地用鉛筆將錢學森的名字從另外一桌劃到了自己所在桌位的名單上，而且讓錢學森坐在緊挨自己的身邊。
宴會在喜慶的氣氛中開始。毛主席坐在座位上，笑著說：“今天，請各位來敘一敘，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原子彈爆炸了，我們的火箭試驗成功了，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說話，更有底氣了！”接著，毛主席話鋒一轉，指著自己身邊的錢學森，笑著對大家風趣地說：“我現在特別向在座的諸位介紹一下我們的錢學森同志，他是我們的幾個王呢！什麼王？‘工程控制論王’，‘火箭王’！他這個‘王’用工程控制論一發號令，我們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們的‘工程控制論王’和‘火箭王’錢學森同志！”
錢學森同志是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２日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３０年後，他還這樣回憶道：“在建國１０周年的時候，我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這個時候我心情非常激動，我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了！我簡直激動得睡不著覺。”但對名利卻看得十分淡然。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６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授予錢學森“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雄模範獎章”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國家主席楊尚昆親自為他頒獎。但錢學森在講話中卻說：“今天我不是很激動，”他說：“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寫的《史來賀傳》的序。在這個序裡他說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五個人作為解放４０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我心情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他又說：“我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如果人民最後對我的工作滿意的話，那才是最高獎賞。”
把“為人民服務”作為一生最大追求的錢學森，對毛主席、對毛澤東思想自然懷有十分深切而真摯的感情。九十年代初期，他在與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黃楠森、張光武、王東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錢學敏四位學者的一次談話中，就十分明確地指出：“如果丟掉了毛主席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因而被人們稱之為“科技界的毛澤東！”
這個稱號，錢學森當之無愧！
今天，是錢學森逝世兩周年的忌日，謹以此文深切緬懷人民愛戴的當代科學家錢學森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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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30日
毛澤東代表著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團結、和世界殖民規則的終結
雕弓如月 :毛澤東 將被剝削的人民重新凝聚起來
2011/07/29
30多年來，國內外極端右翼勢力，為什麼一直死死咬住毛澤東不放？道理很簡單，因為毛澤東代表著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團結，代表著中華民族的崛起、和世界殖民規則的終結！
沒有毛澤東思想的中國，民族崛起只是一個夢想；有了毛澤東思想的中國，民族崛起僅是一個過程。
中國老百姓懂得這個道理，美國人也懂得這個道理。聖誕之夜，懸掛著毛主席像的奧巴馬，更是深深地懂得這個道理——黑人奧巴馬十分的清楚，美國黑人是怎樣從豬狗不如的動物，走上總統寶座的。
既然毛澤東、和他的思想能夠讓大洋彼岸的黑人站起來，那麼，就更加能夠讓中國人民再次的凝聚起來。
這是美國人所不願意看到的。所以，美國便唆使長期豢養的所有走狗們，必須立刻行動起來，用盡所有辦法妖魔化毛澤東。否則，美國主子就要發動殺狗運動——這就是中國的所有走狗不得不行動起來的原因，連年逾八旬的老狗也要赤膊上陣，否則同樣格殺勿論。
人們經常會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世界上總是細皮嫩肉的極少數人，統治著五大三粗的絕大多數人?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細皮嫩肉的極少數人具有統一的階級意識，而五大三粗的絕大多數人猶如一盤散沙，沒有統一的階級意識。極少數人是以強大的階級力量，來對付絕大多數人的分散的個體力量，這就是極少數人能夠統治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階級鬥爭的理論、與繼續革命理念的偉大意義，就在於把以往只是剝削階級才具有的階級意識，注入到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血液之中；當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剝削、被壓迫人民，以階級的力量而凝聚起來，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時，他們便會成為無往而不勝的最偉大力量。
中國的民主革命，已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革命時期，為防“修”反“修”，以最為徹底和廣泛的“草根”民主，摧毀了一個“黨內的資產階級”。
這就是中國極端右翼勢力，極其仇恨階級鬥爭學說、和仇視毛澤東的真正原因。
2011/07/29
30多年來，國內外極端右翼勢力，為什麼一直死死咬住毛澤東不放？道理很簡單，因為毛澤東代表著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團結，代表著中華民族的崛起、和世界殖民規則的終結！
沒有毛澤東思想的中國，民族崛起只是一個夢想；有了毛澤東思想的中國，民族崛起僅是一個過程。
中國老百姓懂得這個道理，美國人也懂得這個道理。聖誕之夜，懸掛著毛主席像的奧巴馬，更是深深地懂得這個道理——黑人奧巴馬十分的清楚，美國黑人是怎樣從豬狗不如的動物，走上總統寶座的。
既然毛澤東、和他的思想能夠讓大洋彼岸的黑人站起來，那麼，就更加能夠讓中國人民再次的凝聚起來。
這是美國人所不願意看到的。所以，美國便唆使長期豢養的所有走狗們，必須立刻行動起來，用盡所有辦法妖魔化毛澤東。否則，美國主子就要發動殺狗運動——這就是中國的所有走狗不得不行動起來的原因，連年逾八旬的老狗也要赤膊上陣，否則同樣格殺勿論。
人們經常會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世界上總是細皮嫩肉的極少數人，統治著五大三粗的絕大多數人?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細皮嫩肉的極少數人具有統一的階級意識，而五大三粗的絕大多數人猶如一盤散沙，沒有統一的階級意識。極少數人是以強大的階級力量，來對付絕大多數人的分散的個體力量，這就是極少數人能夠統治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階級鬥爭的理論、與繼續革命理念的偉大意義，就在於把以往只是剝削階級才具有的階級意識，注入到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血液之中；當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剝削、被壓迫人民，以階級的力量而凝聚起來，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時，他們便會成為無往而不勝的最偉大力量。
中國的民主革命，已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革命時期，為防“修”反“修”，以最為徹底和廣泛的“草根”民主，摧毀了一個“黨內的資產階級”。
這就是中國極端右翼勢力，極其仇恨階級鬥爭學說、和仇視毛澤東的真正原因。
對外強硬的聲音，這是對的
猴王：國內國際局勢分析20111027
更新時間：2011-10-28
作者：猴王 來源：猴王博客
大中華區
1、多起網絡謠言事件被查明 相關責任人和網站受處理：早就該如此了,國家現在應該加強對網絡媒體的監控和控制,並且打擊背後的外國資本力量,實現對國內經濟政治輿論的完全控制。後面電視媒體和紙質媒體會隨著80後90後的起來而慢慢淡化，就像我現在很少看電視，每周看電視時間不超過3小時，大量信息都是從網絡上面獲得，這個是必然的趨勢。所以對於網絡媒體的資本屬性一定要有界定，美國的文化滲透就是靠這種東西的，看看美國如何通過網絡媒體來影響英國的民意和德國的民意就明白了，網絡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沒有疆域的戰場。
2、中央黨校教授談黨委換屆 熟悉新媒體領導稀缺：國家對新媒體的引導，急需人才，後備人才的培養，也是必要的，應建立一套完整的新媒體人才培養機制，實現對新媒體的引導
3、29家房企第三季度庫存量同比增五成利潤環比大幅下滑：在M2增幅持續降低的情況下，房企去庫存是很艱難的。房價下跌趨勢已經出現，國內媒體一邊倒的炒作房價下降預期，是對中國經濟的重大打擊。如何控制下跌的幅度和節奏是必須好好把握的問題。我還是那句話，合適的時間做合適的事情，我國假如在今年11－12月份經濟泡沫破裂，那就是以最壞的最劇烈的模式破裂，對於我國今後4年的局勢是很不好的，要麼我國在今年3－6月份泡沫破裂，要麼延後到台灣選舉結束後破裂。
4、周小川：貨幣政策總基調不變增強靈活性和針對性：現在局勢相當復雜，所以他說的話也是彈性很足，現在其實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從經濟層面去思考這話的含義，都要從政治層面思考，就像昨天溫總理說的話一樣，因為這個涉及到最近股市、房市的走勢，而這兩個又和國際局勢有關，而且最終會影響到我國的糧食安全。
5、北京醫保基金當期結余8.1億 "被花光"傳言極不靠譜：頻頻出現的不利於政府公信力的傳言，涉及到兩點，一個是很多有目的性的這個謠言的出現，我國要徹查這個背後的勢力，一定要嚴懲，危機時刻甚至可以用非常手段。另外一個體現的就是現在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所以後面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立信。
6、新華網：美國不敢在南海動武：此文意在強硬回應美國在南海的動作，表明敢戰的立場。這個是好事，也是警告南亞和南海國家。
7、廣電限娛令，多建設道德少搞娛樂：現在娛樂低俗化，而且赤裸裸的宣揚拜金主義等等思想，娛樂台裡面出來的女的滿口都是房子車子，這個對於社會心態的影響很大。另外還有就是電視裡面的虛假廣告，老是騙那些老人，難道這些電視台的老大不知道這個是騙人的嗎？
8、中海油：蓬萊油田溢油處置達官方要求，河北漁民就渤海漏油申請行政復議要求問責追償中海油：中海油做出這種表態是無效的，必須有第三方來檢測，另外對於中海油和這家外國石油公司一定要追償，假如他們不妥協就賠到他們傾家蕩產。要有普京當初搞定庫頁島二期項目的魄力，就是廢掉這個協議，你們美國和英國再嚷嚷也沒用，有本事打過來。
9、內地明年在上海試點增值稅制度改革：讓利於民的政策，應盡快執行了。減少流通領域的稅費，降低整體稅率，有利於經濟的健康發展
10、陳志武：人民幣購買力逐年下降相對美元在貶值：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和兌換美元名義彙率已經背離了。這個新聞會引導游資加強做空人民幣彙率，同時讓外資加快出逃，因為在中國國內持有人民幣的話會持續貶值。另外可能導致國內民眾擠兌美元，導致外彙現鈔不足和基礎貨幣銳減，形成流動性緊縮的局面。這已是在實實在在的做空中國了，現在國內和國外一致在集中火力做空中國，想在11－12月份這個結帳期和在台灣大選之前讓中國經濟崩盤，這樣是美國的利益最大化。
11、“十二五”耕地指標面臨調整 18億畝紅線或有變：耕地面積在增加，是好事。要落實到增加糧食產量中去，還有一個過程。統計水分的存在，會讓數據的可靠性出現問題
12、中國省委換屆將全面拉開 人事布局十年：現在的人事布局，將會影響到未來多年的發展，應值得各方面關注和重視。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的榮辱興衰，都在這次的人事變更中得以初步實現
13、中國鋼廠減產 致鐵礦石價格急跌：過去兩年，中國鋼鐵產銷占全球過多的份額，在中國緊縮的過程中，鐵礦石和其他工業用大宗商品下調，是必然的趨勢
14、內地近兩萬民營加油站或臨油荒：失去石油資源控制權和石油價格主導權的國內現狀。對於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必要的時期需要對他們進行軍事管制，必須使用強硬手段，殺一批、抓一批、赦一批。
15、黨報：發出警告中國戰爭解決南海紛爭，殺一儆百：對外強硬的聲音，這是對的。更重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做好打贏一場局部戰爭的准備
16、韓國釋放兩艘中國漁船 漁船今日將離韓回國：對於韓國我國要保持一定的壓力，還有日本，最近日本和韓國的一些舉動都比較出格。
17、美副國務卿伯恩斯：中美應加強合作避免誤判帶來風險：美國在對中國進行打壓、唱空和做空的同時還伸出了橄欖枝。這是放煙霧彈的動作，空口講話而已，沒有絲毫實質性意義
18、標普：中國房地產行業展望仍為負面：標普還在堅持完成唱空中國地產的任務。從國內媒體的配合程度來看，效果是不錯的。如何控制房價有序下降，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
國際部分
1、比利時前首相和俄前總理撰文：是對俄羅斯施壓的時候了：打壓普京和普京所領導的俄羅斯。當所謂的自由民主口號不能為西方帶來利益的時候，就開始打擊了。
2、美報文章：美國軸心東移旨在防範中國：美國進行軍事力量的東移，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此文意在給盟友信心，讓他們更有信心參與對中國的對抗，同時壓制中國國內強硬力量。美國最近給亞太國家言語上面的支持已經很明顯了。這個我國不要怕，美國不敢和我國正面開戰的，減赤的方向就決定了這個結果；另外核大國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是很容易突破底線的，這個美國無法承受這樣的政治壓力。所以我國對於南亞國家和日本韓國必須實施大力的軍事壓制，特別是日本和印度兩個亞洲大國。
3、北約推遲利比亞軍事行動結束時間：利比亞復雜的局勢，不會很快讓北約軍隊撤離。北約在利比亞更長的軍事存在，表明了對未來利比亞局勢的不穩定性的擔憂。類似於當年伊拉克的情況在利比亞出現的可能性很大，這樣會給歐洲石油供應和國際油價帶來新的變數。
4、奧巴馬繞過國會推出系列措施救經濟：奧巴馬表態為增加就業采取行動，同時給國會施壓。為了明年的大選，奧巴馬不得不亮出他的高超的表演技巧，來取悅選民。從09年上任以來，並沒有大規模的兌現選舉承諾來改善就業，這次也同樣，只是說說罷了。
5、為免出現另個希腊 歐盟考慮購買意債券：歐洲央行所購買的歐元區國家政府債券技術性違約的話，會給歐洲金融系統帶來巨大風險。
6、英下議院投票否決公投決定去留歐盟動議：在歐債危機的作用下，英國內部政治動向開始出現了分化。雖然通票沒有通過，但其像征意義依然重大。表露了英國對於歐盟未來的嚴重擔憂。如果英國為是否退出舉行全民公投，那麼別國也會效仿，會加劇歐盟的政治動蕩。這有可能成為未來的黑天鵝。
7、菲軍方空襲叛軍 上萬居民疏散：菲律賓內部出現了一點點動亂，對中國來說可能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讓周邊和我們對抗的國家亂起來，我們的壓力就會小一些。甚至我們可以給菲律賓的叛軍提供武器彈藥，甚至我們可以派出雇佣兵（沒有國籍的），直接打擊菲律賓的政府軍，甚至可以暗殺菲律賓軍隊內部的強硬派軍管（反正到時就說是菲律賓反政府組織干的就可以，美國天天在干這種事情）。
8、瑞銀第三季淨利同比下滑39％：外圍的投資環境已經惡化了，表現在銀行業上就是利潤降低
9、資金緊張港企業轉到新加坡融資：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之一，竟然到新加坡去融資，可見香港流動性緊張到了什麼程度。而較高的融資成本，在今後更加緊縮的經濟條件下，會增加融資企業的償還成本。
10、外媒：中國如果真的這麼干絕對是死路一條，據說，中國的“珍珠鏈”是由港口和機場建設項目、外交關系及軍力現代化組成的。這些“珍珠”從中國大陸沿海延伸到近來升級的海南島軍事基地，經由南海到馬六甲，直至印度洋及波斯灣沿岸。它們還包括位於孟加拉國的吉大港、緬甸實兌的深水港及位於巴基斯坦瓜達爾的潛在海軍基地——這一切都代表中國地緣政治影響力或軍事存在：赤裸裸的恐嚇語言，意在阻止我們修建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遏制我們向海外延伸的觸角。美國很擔心中國在海外建設自己的基地，表明了他們的擔憂。這是美國最近打壓中國強硬勢力的一個手段而已。
11、外媒：印俄解體中國立刻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強國：其實就是要讓印度在中間離間中俄的關系。
12、外媒：中俄關系缺少軍事聯盟將會迅速崩潰：最近從經濟、政治和軍事幾個層面離間中俄關系、唱空中俄關系的新聞內容很多。
13、日媒：安倍晉三竟然稱“日本人應入住釣魚島”： 日本借前首相之口表達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中國最近對日本的壓力沒有給予足夠的回擊，日本更加囂張了。這些其實都是在美國授意之下的舉動。
14、俄防長：俄與白俄可以聯合國防力量應對現代威脅：俄羅斯在軍事層面上整合原獨聯體國家，為可能到來的軍事衝突做准備
15、俄航空公司不會屈服於歐盟有關支付溫室氣體排放要求：歐盟要求對排放溫室氣體進行收費，是建立在全球變暖謊言之上的騙局。俄羅斯這樣做會惡化與歐盟的關系，是美國期望看到的
16、埃及上萬名警察發起罷工要求內政部長下台：在實現了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目的之後，西方媒體和受西方資本控制的其他媒體對埃及內部動蕩發生了選擇性失明
17、美防長警告伊朗：不要介入伊拉克事務稱：美將長期存在：假如我是伊朗老大，從這條新聞可以看出來美國最怕伊朗介入伊拉克事務，美國害怕的我們就要做，很簡單的道理吧。就是要干涉伊拉克事務，做大力的滲透，扶持伊拉克反美武裝，必要時刻可以通過搞一些炸油庫和油田的事情拉高一下油價，只要能夠打亂美國的步驟的，都是有利的。
18、美媒體：53名卡扎菲支持者疑遭處決雙手反綁被射殺：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觀的反卡扎菲的軍隊，在利比亞干的事情，詮釋了現實世界中普世價值的另一個含義，那就是屠夫的借口。而且當初他們進入利比亞首都的時候殺了大量平民，當時歐美的新聞機構都選擇性失明了，難道這個就是所謂的民主自由？這個就是他們的人權？
19、高盛前董事古普塔面對內幕交易刑事檢控：美國的內部博弈正在有效的進行。幾個關鍵人物在被關押或者起訴之後，會出現實質性的進展的
20、新版“雙城記”：印度野心勃勃推動工業化：印度在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為將來取代中國的制造業大國地位做准備。
更新時間：2011-10-28
作者：猴王 來源：猴王博客
大中華區
1、多起網絡謠言事件被查明 相關責任人和網站受處理：早就該如此了,國家現在應該加強對網絡媒體的監控和控制,並且打擊背後的外國資本力量,實現對國內經濟政治輿論的完全控制。後面電視媒體和紙質媒體會隨著80後90後的起來而慢慢淡化，就像我現在很少看電視，每周看電視時間不超過3小時，大量信息都是從網絡上面獲得，這個是必然的趨勢。所以對於網絡媒體的資本屬性一定要有界定，美國的文化滲透就是靠這種東西的，看看美國如何通過網絡媒體來影響英國的民意和德國的民意就明白了，網絡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沒有疆域的戰場。
2、中央黨校教授談黨委換屆 熟悉新媒體領導稀缺：國家對新媒體的引導，急需人才，後備人才的培養，也是必要的，應建立一套完整的新媒體人才培養機制，實現對新媒體的引導
3、29家房企第三季度庫存量同比增五成利潤環比大幅下滑：在M2增幅持續降低的情況下，房企去庫存是很艱難的。房價下跌趨勢已經出現，國內媒體一邊倒的炒作房價下降預期，是對中國經濟的重大打擊。如何控制下跌的幅度和節奏是必須好好把握的問題。我還是那句話，合適的時間做合適的事情，我國假如在今年11－12月份經濟泡沫破裂，那就是以最壞的最劇烈的模式破裂，對於我國今後4年的局勢是很不好的，要麼我國在今年3－6月份泡沫破裂，要麼延後到台灣選舉結束後破裂。
4、周小川：貨幣政策總基調不變增強靈活性和針對性：現在局勢相當復雜，所以他說的話也是彈性很足，現在其實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從經濟層面去思考這話的含義，都要從政治層面思考，就像昨天溫總理說的話一樣，因為這個涉及到最近股市、房市的走勢，而這兩個又和國際局勢有關，而且最終會影響到我國的糧食安全。
5、北京醫保基金當期結余8.1億 "被花光"傳言極不靠譜：頻頻出現的不利於政府公信力的傳言，涉及到兩點，一個是很多有目的性的這個謠言的出現，我國要徹查這個背後的勢力，一定要嚴懲，危機時刻甚至可以用非常手段。另外一個體現的就是現在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所以後面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立信。
6、新華網：美國不敢在南海動武：此文意在強硬回應美國在南海的動作，表明敢戰的立場。這個是好事，也是警告南亞和南海國家。
7、廣電限娛令，多建設道德少搞娛樂：現在娛樂低俗化，而且赤裸裸的宣揚拜金主義等等思想，娛樂台裡面出來的女的滿口都是房子車子，這個對於社會心態的影響很大。另外還有就是電視裡面的虛假廣告，老是騙那些老人，難道這些電視台的老大不知道這個是騙人的嗎？
8、中海油：蓬萊油田溢油處置達官方要求，河北漁民就渤海漏油申請行政復議要求問責追償中海油：中海油做出這種表態是無效的，必須有第三方來檢測，另外對於中海油和這家外國石油公司一定要追償，假如他們不妥協就賠到他們傾家蕩產。要有普京當初搞定庫頁島二期項目的魄力，就是廢掉這個協議，你們美國和英國再嚷嚷也沒用，有本事打過來。
9、內地明年在上海試點增值稅制度改革：讓利於民的政策，應盡快執行了。減少流通領域的稅費，降低整體稅率，有利於經濟的健康發展
10、陳志武：人民幣購買力逐年下降相對美元在貶值：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和兌換美元名義彙率已經背離了。這個新聞會引導游資加強做空人民幣彙率，同時讓外資加快出逃，因為在中國國內持有人民幣的話會持續貶值。另外可能導致國內民眾擠兌美元，導致外彙現鈔不足和基礎貨幣銳減，形成流動性緊縮的局面。這已是在實實在在的做空中國了，現在國內和國外一致在集中火力做空中國，想在11－12月份這個結帳期和在台灣大選之前讓中國經濟崩盤，這樣是美國的利益最大化。
11、“十二五”耕地指標面臨調整 18億畝紅線或有變：耕地面積在增加，是好事。要落實到增加糧食產量中去，還有一個過程。統計水分的存在，會讓數據的可靠性出現問題
12、中國省委換屆將全面拉開 人事布局十年：現在的人事布局，將會影響到未來多年的發展，應值得各方面關注和重視。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的榮辱興衰，都在這次的人事變更中得以初步實現
13、中國鋼廠減產 致鐵礦石價格急跌：過去兩年，中國鋼鐵產銷占全球過多的份額，在中國緊縮的過程中，鐵礦石和其他工業用大宗商品下調，是必然的趨勢
14、內地近兩萬民營加油站或臨油荒：失去石油資源控制權和石油價格主導權的國內現狀。對於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必要的時期需要對他們進行軍事管制，必須使用強硬手段，殺一批、抓一批、赦一批。
15、黨報：發出警告中國戰爭解決南海紛爭，殺一儆百：對外強硬的聲音，這是對的。更重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做好打贏一場局部戰爭的准備
16、韓國釋放兩艘中國漁船 漁船今日將離韓回國：對於韓國我國要保持一定的壓力，還有日本，最近日本和韓國的一些舉動都比較出格。
17、美副國務卿伯恩斯：中美應加強合作避免誤判帶來風險：美國在對中國進行打壓、唱空和做空的同時還伸出了橄欖枝。這是放煙霧彈的動作，空口講話而已，沒有絲毫實質性意義
18、標普：中國房地產行業展望仍為負面：標普還在堅持完成唱空中國地產的任務。從國內媒體的配合程度來看，效果是不錯的。如何控制房價有序下降，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
國際部分
1、比利時前首相和俄前總理撰文：是對俄羅斯施壓的時候了：打壓普京和普京所領導的俄羅斯。當所謂的自由民主口號不能為西方帶來利益的時候，就開始打擊了。
2、美報文章：美國軸心東移旨在防範中國：美國進行軍事力量的東移，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此文意在給盟友信心，讓他們更有信心參與對中國的對抗，同時壓制中國國內強硬力量。美國最近給亞太國家言語上面的支持已經很明顯了。這個我國不要怕，美國不敢和我國正面開戰的，減赤的方向就決定了這個結果；另外核大國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是很容易突破底線的，這個美國無法承受這樣的政治壓力。所以我國對於南亞國家和日本韓國必須實施大力的軍事壓制，特別是日本和印度兩個亞洲大國。
3、北約推遲利比亞軍事行動結束時間：利比亞復雜的局勢，不會很快讓北約軍隊撤離。北約在利比亞更長的軍事存在，表明了對未來利比亞局勢的不穩定性的擔憂。類似於當年伊拉克的情況在利比亞出現的可能性很大，這樣會給歐洲石油供應和國際油價帶來新的變數。
4、奧巴馬繞過國會推出系列措施救經濟：奧巴馬表態為增加就業采取行動，同時給國會施壓。為了明年的大選，奧巴馬不得不亮出他的高超的表演技巧，來取悅選民。從09年上任以來，並沒有大規模的兌現選舉承諾來改善就業，這次也同樣，只是說說罷了。
5、為免出現另個希腊 歐盟考慮購買意債券：歐洲央行所購買的歐元區國家政府債券技術性違約的話，會給歐洲金融系統帶來巨大風險。
6、英下議院投票否決公投決定去留歐盟動議：在歐債危機的作用下，英國內部政治動向開始出現了分化。雖然通票沒有通過，但其像征意義依然重大。表露了英國對於歐盟未來的嚴重擔憂。如果英國為是否退出舉行全民公投，那麼別國也會效仿，會加劇歐盟的政治動蕩。這有可能成為未來的黑天鵝。
7、菲軍方空襲叛軍 上萬居民疏散：菲律賓內部出現了一點點動亂，對中國來說可能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讓周邊和我們對抗的國家亂起來，我們的壓力就會小一些。甚至我們可以給菲律賓的叛軍提供武器彈藥，甚至我們可以派出雇佣兵（沒有國籍的），直接打擊菲律賓的政府軍，甚至可以暗殺菲律賓軍隊內部的強硬派軍管（反正到時就說是菲律賓反政府組織干的就可以，美國天天在干這種事情）。
8、瑞銀第三季淨利同比下滑39％：外圍的投資環境已經惡化了，表現在銀行業上就是利潤降低
9、資金緊張港企業轉到新加坡融資：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之一，竟然到新加坡去融資，可見香港流動性緊張到了什麼程度。而較高的融資成本，在今後更加緊縮的經濟條件下，會增加融資企業的償還成本。
10、外媒：中國如果真的這麼干絕對是死路一條，據說，中國的“珍珠鏈”是由港口和機場建設項目、外交關系及軍力現代化組成的。這些“珍珠”從中國大陸沿海延伸到近來升級的海南島軍事基地，經由南海到馬六甲，直至印度洋及波斯灣沿岸。它們還包括位於孟加拉國的吉大港、緬甸實兌的深水港及位於巴基斯坦瓜達爾的潛在海軍基地——這一切都代表中國地緣政治影響力或軍事存在：赤裸裸的恐嚇語言，意在阻止我們修建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遏制我們向海外延伸的觸角。美國很擔心中國在海外建設自己的基地，表明了他們的擔憂。這是美國最近打壓中國強硬勢力的一個手段而已。
11、外媒：印俄解體中國立刻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強國：其實就是要讓印度在中間離間中俄的關系。
12、外媒：中俄關系缺少軍事聯盟將會迅速崩潰：最近從經濟、政治和軍事幾個層面離間中俄關系、唱空中俄關系的新聞內容很多。
13、日媒：安倍晉三竟然稱“日本人應入住釣魚島”： 日本借前首相之口表達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中國最近對日本的壓力沒有給予足夠的回擊，日本更加囂張了。這些其實都是在美國授意之下的舉動。
14、俄防長：俄與白俄可以聯合國防力量應對現代威脅：俄羅斯在軍事層面上整合原獨聯體國家，為可能到來的軍事衝突做准備
15、俄航空公司不會屈服於歐盟有關支付溫室氣體排放要求：歐盟要求對排放溫室氣體進行收費，是建立在全球變暖謊言之上的騙局。俄羅斯這樣做會惡化與歐盟的關系，是美國期望看到的
16、埃及上萬名警察發起罷工要求內政部長下台：在實現了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目的之後，西方媒體和受西方資本控制的其他媒體對埃及內部動蕩發生了選擇性失明
17、美防長警告伊朗：不要介入伊拉克事務稱：美將長期存在：假如我是伊朗老大，從這條新聞可以看出來美國最怕伊朗介入伊拉克事務，美國害怕的我們就要做，很簡單的道理吧。就是要干涉伊拉克事務，做大力的滲透，扶持伊拉克反美武裝，必要時刻可以通過搞一些炸油庫和油田的事情拉高一下油價，只要能夠打亂美國的步驟的，都是有利的。
18、美媒體：53名卡扎菲支持者疑遭處決雙手反綁被射殺：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觀的反卡扎菲的軍隊，在利比亞干的事情，詮釋了現實世界中普世價值的另一個含義，那就是屠夫的借口。而且當初他們進入利比亞首都的時候殺了大量平民，當時歐美的新聞機構都選擇性失明了，難道這個就是所謂的民主自由？這個就是他們的人權？
19、高盛前董事古普塔面對內幕交易刑事檢控：美國的內部博弈正在有效的進行。幾個關鍵人物在被關押或者起訴之後，會出現實質性的進展的
20、新版“雙城記”：印度野心勃勃推動工業化：印度在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為將來取代中國的制造業大國地位做准備。
地產集團萬科25日坦言，國內樓市已經轉向
“退房潮”席卷各地 樓市將拐向何處？
作者：記者 文章發於：中國經濟網 更新時間：2011-10-29
中國經濟網編者按：
近期，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出現“退房潮”。限購、限價、限貸等政策持續發力、步步趨緊，使得樓市步入購房者與開發商的深度博弈區間，未來樓市走向如何，一下成了當前眾多網友最關注的話題。
退房潮現·“長三角”成重災區
北京：三季度退房量同比增四成
位於北京通州區的京貿國際城（資料、論壇)，去年初均價曾漲至每平方米25000多元。但如今，部分房源價格回落至每平方米15000元以下，引起部分已購房人群不滿。一些人多次表達退房、補償等訴求。在北京，這類情況已在華業東方玫瑰（資料、論壇)、首開常青藤等多個樓盤中出現。
上海：名盤“領降” 30%業主要求退房
某中介提供的一份“近期大幅降價樓盤一覽表”顯示，“龍湖酈城，前期成交均價1.7萬元，優惠力度：精裝公寓1.2萬起，相當於7折；綠地秋霞坊，前期成交均價1.7萬元，優惠力度：均價1.3萬，相當於7.6折……”
這一輪的降價直接引發了老業主的不滿。10月22日，上海嘉定龍湖酈城、嘉定新城綠地秋霞坊和浦東中海御景熙岸等3個樓盤，均出現老業主來“維權”的情況。
南京：下半年的單月期房退房數量新高
10月16日，南京市房管部門公布，10月份該市期房退房榜單顯示，新增期房退房53套，創下半年的單月期房退房數量新高，退房比較多的地塊分別為江北板塊和江寧板塊。此前，9月份該市退房房源共有42套、8月份47套。而杭州透明售房網也顯示，僅10月8日至18日的10天，該市就有20起退房。
寧波、杭州：房市降價潮引發退房潮
退房潮最初出現在杭州，僅十天的時間杭州就有20起退房。自9月初，杭州出現首例樓盤降價前期業主要求退房以來，各種各樣因樓盤降價而引起的退房活動就一再上演。
寧杭兩地房市降價潮引發退房潮。今年的中國樓市好像回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期盼“小陽春”、“紅五月”、“金九銀十”的銷售旺季，最終都以平淡收場。開發商最終抵擋不住成交的低迷，紛紛以9折、8折，甚至更低的價格大面積降價促銷時，新一輪的退房潮也在長三角城市大規模爆發。
樓市洗牌·退房潮倒逼房地產商洗牌
對於近期房價下降的問題，經濟學家郎鹹平認為，2011年上半年，國內地產收購兼並有56起，是2010年的一倍。在宏觀調控和降價的壓力下，中小型地產商有秩序退出，將房產項目賣給大地產商，有些上市的房產企業退出後去做礦業等其他項目，這或倒逼中國當地產商重新洗牌，使得大地產商越來越大，甚至演變成中國幾大地產巨鱷控制市場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房價更難降價。
深度思考·退房潮折射了什麼問題？
退房潮折射了這個社會人們不講契約精神，要是對自己沒有好處時，就采取不擇手段去違約。消費者有權利要求開發商提供的房子質量上沒問題，但是不能要求開發商保證房子未來的市價。道理很簡單，開發商只能保證這個房子質量是好的，達到合同上規定的內容就可以了，但是沒有義務保證將來這個房價上漲多少。上海某個市民說，“因為你買了房之後，漲跌的話就好像你賺錢之後，你也不會再分給當時在賣房的那個人，是吧，比如說400萬買的漲到600萬，你會200萬給房地產公司嗎，所以跌了之後，讓人家把你這個差價補回來，我覺得應該不合理吧。”
專家分析·降價退房潮何以屢屢上演？
降價退房潮表現了廣大購買者只能接受房價上漲帶來利益，不能接受房價下跌付出的損失，實質上折射出我國中產階級(有經濟能力買房的是中高收入人群)契約精神的嚴重缺失。預售制下的商品房市場實質上就是另類的期貨市場，盈利機遇和虧損風險都由購買房屋的業主承擔，不管這種機制是否合理，但是業主很清楚，而且接受了，甚至不少業主就想著利用這一點乘房價上漲的勢頭謀取利益。另一方面業主購房，和開放商簽訂了合法的購房合同，雙方權益都得到法律的保障，而且對於退房情形法律也有明文的規定。因為房價下跌就不執行合同，要求退房，違背了《合同法》的規定，是契約精神缺失的結果。
樓市猜想·新拐點是否即將來臨？
目前來看，成交量萎縮、開發商資金斷裂均已成為既定事實，但房價並未出現實質上的下降。樓市究竟是“假摔”還是真降?拐點論、堅挺論此起彼伏，各方意見不一。無論目前的觀望期、徘徊期能持續多久，都取決於政策的放松還是從緊。從這個角度講，樓市風雲變幻，始終繞不過“政策市”的糾結。
未來預測·樓市未來幾個月更糟
年關愈近，開發商資金壓力愈大。這或許是他們最難的時刻：一邊是購房者冰冷的觀望，一邊又是降價後引發的老業主“維權”。中國銷售額最大的地產集團萬科25日坦言，國內樓市已經轉向，預期未來幾個月情況將更糟糕。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網 )
作者：記者 文章發於：中國經濟網 更新時間：2011-10-29
中國經濟網編者按：
近期，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出現“退房潮”。限購、限價、限貸等政策持續發力、步步趨緊，使得樓市步入購房者與開發商的深度博弈區間，未來樓市走向如何，一下成了當前眾多網友最關注的話題。
退房潮現·“長三角”成重災區
北京：三季度退房量同比增四成
位於北京通州區的京貿國際城（資料、論壇)，去年初均價曾漲至每平方米25000多元。但如今，部分房源價格回落至每平方米15000元以下，引起部分已購房人群不滿。一些人多次表達退房、補償等訴求。在北京，這類情況已在華業東方玫瑰（資料、論壇)、首開常青藤等多個樓盤中出現。
上海：名盤“領降” 30%業主要求退房
某中介提供的一份“近期大幅降價樓盤一覽表”顯示，“龍湖酈城，前期成交均價1.7萬元，優惠力度：精裝公寓1.2萬起，相當於7折；綠地秋霞坊，前期成交均價1.7萬元，優惠力度：均價1.3萬，相當於7.6折……”
這一輪的降價直接引發了老業主的不滿。10月22日，上海嘉定龍湖酈城、嘉定新城綠地秋霞坊和浦東中海御景熙岸等3個樓盤，均出現老業主來“維權”的情況。
南京：下半年的單月期房退房數量新高
10月16日，南京市房管部門公布，10月份該市期房退房榜單顯示，新增期房退房53套，創下半年的單月期房退房數量新高，退房比較多的地塊分別為江北板塊和江寧板塊。此前，9月份該市退房房源共有42套、8月份47套。而杭州透明售房網也顯示，僅10月8日至18日的10天，該市就有20起退房。
寧波、杭州：房市降價潮引發退房潮
退房潮最初出現在杭州，僅十天的時間杭州就有20起退房。自9月初，杭州出現首例樓盤降價前期業主要求退房以來，各種各樣因樓盤降價而引起的退房活動就一再上演。
寧杭兩地房市降價潮引發退房潮。今年的中國樓市好像回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期盼“小陽春”、“紅五月”、“金九銀十”的銷售旺季，最終都以平淡收場。開發商最終抵擋不住成交的低迷，紛紛以9折、8折，甚至更低的價格大面積降價促銷時，新一輪的退房潮也在長三角城市大規模爆發。
樓市洗牌·退房潮倒逼房地產商洗牌
對於近期房價下降的問題，經濟學家郎鹹平認為，2011年上半年，國內地產收購兼並有56起，是2010年的一倍。在宏觀調控和降價的壓力下，中小型地產商有秩序退出，將房產項目賣給大地產商，有些上市的房產企業退出後去做礦業等其他項目，這或倒逼中國當地產商重新洗牌，使得大地產商越來越大，甚至演變成中國幾大地產巨鱷控制市場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房價更難降價。
深度思考·退房潮折射了什麼問題？
退房潮折射了這個社會人們不講契約精神，要是對自己沒有好處時，就采取不擇手段去違約。消費者有權利要求開發商提供的房子質量上沒問題，但是不能要求開發商保證房子未來的市價。道理很簡單，開發商只能保證這個房子質量是好的，達到合同上規定的內容就可以了，但是沒有義務保證將來這個房價上漲多少。上海某個市民說，“因為你買了房之後，漲跌的話就好像你賺錢之後，你也不會再分給當時在賣房的那個人，是吧，比如說400萬買的漲到600萬，你會200萬給房地產公司嗎，所以跌了之後，讓人家把你這個差價補回來，我覺得應該不合理吧。”
專家分析·降價退房潮何以屢屢上演？
降價退房潮表現了廣大購買者只能接受房價上漲帶來利益，不能接受房價下跌付出的損失，實質上折射出我國中產階級(有經濟能力買房的是中高收入人群)契約精神的嚴重缺失。預售制下的商品房市場實質上就是另類的期貨市場，盈利機遇和虧損風險都由購買房屋的業主承擔，不管這種機制是否合理，但是業主很清楚，而且接受了，甚至不少業主就想著利用這一點乘房價上漲的勢頭謀取利益。另一方面業主購房，和開放商簽訂了合法的購房合同，雙方權益都得到法律的保障，而且對於退房情形法律也有明文的規定。因為房價下跌就不執行合同，要求退房，違背了《合同法》的規定，是契約精神缺失的結果。
樓市猜想·新拐點是否即將來臨？
目前來看，成交量萎縮、開發商資金斷裂均已成為既定事實，但房價並未出現實質上的下降。樓市究竟是“假摔”還是真降?拐點論、堅挺論此起彼伏，各方意見不一。無論目前的觀望期、徘徊期能持續多久，都取決於政策的放松還是從緊。從這個角度講，樓市風雲變幻，始終繞不過“政策市”的糾結。
未來預測·樓市未來幾個月更糟
年關愈近，開發商資金壓力愈大。這或許是他們最難的時刻：一邊是購房者冰冷的觀望，一邊又是降價後引發的老業主“維權”。中國銷售額最大的地產集團萬科25日坦言，國內樓市已經轉向，預期未來幾個月情況將更糟糕。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網 )
抗戰勝利後國統區通貨膨脹奇觀
國統區通脹奇觀是國民黨反動派迅速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文亭 文章發於：文史參考 更新時間：2011-10-28
抗戰後國統區通脹奇觀 一石大米賣到4億多
11月初，美國開動印鈔機大印美元，引發了世界各國對通漲的擔憂。11月1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10月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4.4%，創25個月新高，而且突破了4%的警戒線。
通貨膨脹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網絡出現了誇張的帖子形容物價上漲“蒜你狠”、“豆你玩”、“唐（糖）高宗”、“煤超瘋”、“姜你軍”、“油不得”、“棉裡針”、“蘋什麼”。物價的快速上漲使中低收入者倍感壓力。中央也下定決心，接連出台措施控制物價的穩定。
不過，說起惡性通貨膨脹還要數抗戰勝利後到國民黨敗退台灣前那幾年，物價不僅是一天一個變化，甚至每時每刻都在上漲，創下了中國歷史上的通脹奇觀。
陳立夫：我們已先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
抗戰勝利之初，國民政府擁有600萬盎司黃金，9億美元，接收的敵偽產業折合法幣10萬億元，相當於當時法幣發行額5569億元的20倍。此外，還有美國給予的剩余物資約20億美元，這些完全可以用於整頓稅收、平衡財政收支、抑制通貨膨脹，但是國民黨政府沒能抓住機會，反而昏招迭出。
當時，上海物資奇缺，同時由於道路破壞，法幣也奇缺，導致暫時性的通貨緊縮。市場上出現了1法幣兌換200儲備券（汪偽政權的貨幣）的情況。上海官方乘機建議將法幣和儲備券的兌換比率定為1:200，當時任經濟部次長的何廉極力反對。何廉指出貨幣兌換應該以各地的物價指數為基礎，以局部市場的價格來定官方貨幣比率，實際會造成貨幣貶值，使淪陷區人民一夜之間破財丟產。結果是何廉的意見最後沒有人搭理。
1945年9月27日，財政部公布了《偽中央儲蓄銀行鈔票收換辦法》，還是將法幣與偽中儲券的兌換率定為1:200。如此政策就意味著淪陷區數億民眾的動產價值，一夜之間變成了只有1/200，這無疑是對淪陷區民眾財產的一次洗劫，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實際上，這一經濟政策也動搖了正常的國家經濟秩序。中儲券的購買力顯然被嚴重低估了，而法幣的購買力無形中增加了好幾倍。當時，國統區來的人，一個個都成了腰纏萬貫的大員，憑著本已不值錢的法幣在淪陷區大發橫財，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回憶說，他隨鄭洞國從昆明取道柳州，飛上海前領取了薪俸，一下飛機就發現手中的法幣突然成了硬通貨，在柳州理一次發的法幣，夠在上海高級理發店理上一年，在重慶只能購買2根油條的法幣，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樓擺上兩桌酒席。
資金自然向最有利可圖的地方流動，於是重慶的法幣紛紛流往上海，淪陷區人民競相搶購，形成供不應求之勢。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幣以應急，大量的法幣充盈市場，物價為之飛速上漲，法幣信用自此開始喪失。淪陷區發生了急劇的通貨膨脹，不到8個月，南京城裡最基本的生活物資，如稻米，暴漲500倍之多！ 經濟秩序幾近崩潰。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陳立夫曾經總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日本投降以後，收復地區人民自然歡迎使用法幣，但財政當局宋部長（宋子文）竟規定200元偽幣換取1元法幣，以為這樣一來，就可用少數法幣把偽幣都收了回來，其實害了老百姓。有5000元偽幣的人只能換到25元法幣了，戰前，一個富有的人經過這場戰爭，他的財產貶值了幾百倍，這不是替共產黨鋪路嗎？我們已先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
到1946年7月，敵偽產業接收大體完成。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國民黨當局混亂無序的經濟接收，給社會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批工廠、企業、商店在接收中倒閉、停工，使戰後經濟喪失了恢復活力的能力，也為之後的惡性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
另一個導致國統區經濟混亂、物價飛漲的原因是南京政府在國民經濟尚未恢復、國內經濟秩序還處於極其混亂的時候，便急急忙忙地把戰時所采取的各項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廢除。可以想見，在國家政治、經濟秩序尚未恢復常態以前，過早地放棄對物價、分配、資金等管制是極為有害的，這使社會久久不能走出無序狀態。
此時，中共控制的地區卻實行強硬的政府管制，資源調配、人力動員上均處於有組織的狀態中。雖然在整體實力上，共產黨所控制的地區不及國統區富有，但有力的動員使中共在資源控制能力上遠比國民黨有效得多。可以說共產黨把解放區的每一分錢都用在了戰爭中，而國民黨卻由於經濟秩序混亂，無法有效調動資源用於內戰。內戰初期，國民黨政府仰仗手中的外彙存底和美國的軍事援助還能支撐大局，但是在外彙用盡、外援漸無的情況下，財政便吃緊起來，最後只能濫發紙幣應急，惡性通貨膨脹就一發不可收拾。
這一點美國人看得清楚，駐華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下旬給馬歇爾的內部報告中稱：“到8月底，通貨比5月底膨脹了64%，比去年初膨脹了27%。1947年的頭5個月一直維持著這樣高的通貨膨脹率，從年初始，預算赤字與通貨膨脹幾乎同步上升，政府處境繼續惡化，行政上仍舊無能，這仍屬於基本趨勢。現在，中央政府猶如病入膏肓之人，衰弱不堪。”
印鈔票！先印法幣，後印金圓券
打仗是世界上最費錢的事情。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計劃3-6個月剿滅“共匪”。可是事與願違，內戰打了2年，仍沒有很快結束的跡像，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反而逐漸處於被動。軍費高居不下，政府已無法通過發行公債籌措軍政費用，彌補財政赤字。於是政府便更多地傾向於由國家銀行墊款。為應付政府墊款，中央銀行不得不大量增發紙幣。1946年財政部長俞鴻鈞就坦言，“從1月到5月……稅收僅有25000萬元，約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額的財政赤字，由發行補足”。
內戰打到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已然是處處被動，戰場的失利，使政府的信用瀕臨破產。法幣的發行如脫韁野馬，一發不可收拾。法幣的發行量由抗戰勝利時的5萬億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萬億，造成了民間的惡性通貨膨脹。有的造紙廠干脆以低面額的法幣作為造紙的原料，比用其他紙成本還低。
1948年5月行憲選舉後，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王雲五任財政部長，開始籌劃貨幣改革。7月29日，蔣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見翁文灝、外交部部長王世傑、王雲五等人，商討幣制改革案，以圖重整經濟，恢復國家的經濟秩序。8月19日，國民黨政府通過幣改方案，發行金圓券。
金圓券的發行初期，在沒收法令的威脅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眾皆服從政令，將積蓄之金銀外幣兌換成金圓券。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試圖凍結物價，以法令強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價供應貨物，禁止抬價或囤積。蔣經國一個個地召見上海的大資本家，脅迫其申報登記資產，交出金銀外彙。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對手下說：“蔣太子滿臉殺氣，向工商界人物大發雷霆。他是什麼都干得出來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劉氏企業被迫忍痛交出黃金800條（每條10兩）、美鈔230萬元、銀元數千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曾為國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頗受蔣介石賞識，此時也不得不向中央銀行移存現金外彙114萬美元。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裡， 幾乎每晚換個地方，後裝病住在虹橋療養院，“警察局曾派人來行要周具結，非經批准，不准擅離上海”。
這些強硬的行政手段，雖然一時奏效，但卻非長久之計。國民政府中那些喝了洋墨水的經濟學家早就看出其中問題。著名經濟學家蔣碩傑在口述自傳裡提到，當時隨蔣經國、熊式輝等在東北行轅視察的時候，政府官僚還用的是一套漢代桑弘羊的平准鹽鐵的法子恢復經濟，他當時感到觸目驚心。果然，上海物價並沒有因為蔣太子的雷霆手段而真正得到控制。
法幣、金圓券下的人民
由於生活費用不斷上漲，國民黨統治區產生了兩個反映時代特點的概念，即所謂“底薪”和“實際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價津貼。“實際薪金”的計算，是以底薪為基數，定出“薪金加成倍數”，再加“生活補助費基本數”。薪金加成的倍數和生活補助費，隨著物價上漲每季度作調整，所以“實際薪金”也應該隨之不斷提高。
實際薪金 ＝ 底薪基數 × 薪金加成倍數 + 生活補助費
1946年3月，國民政府通知：生活補助費基本數為法幣5萬元，物價加成倍數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補助費基本數為法幣17萬元，物價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為600元的教授實領薪金83萬元法幣，可買23袋面粉。可是到了1947年5月上旬，由於內戰軍費激增，國統區物價猛漲。這時雖然又進行了調整，“物價加成倍數”是1800倍，生活補助費基本數增加到34萬，一個教授所領的薪金142萬元，不夠買10袋（440斤）面粉，反而相當一個清潔工的水平。以後雖每隔一兩月調整一次薪金，但與物價上漲速度相比，還是望塵莫及。
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在記者招待會上抱怨：“教授們吃不飽，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談都是白費”！1947年9月21日，胡適校長致電政府，說平津物價高昂，教員生活清苦，“請求發給實物；如不能配給實物，請按實際物價，提高實物差額金標准”。1948年1月，國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辦法，可即便是教授的薪水也不夠買5袋面粉。
1948年9月幣制改革後，政府規定：文武公教人員之待遇，一律以金圓券支給。一個剛參加工作的知識青年，按照抗戰前標准領取40元月薪，這時得到金圓券40元，購買力相當於戰前的標准銀幣20元，實際收入比戰前降低一半。而照抗戰前標准領取600元薪水的教授、高級知識分子等，這時得月薪為金圓券122元，相當於戰前銀幣61元；實際收入為戰前標准的十分之一。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米價每斤金圓券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豬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表面上看物價還可以接受，可是從10月以後市面上就沒有“限價”商品了，人們只能在黑市高價購買生活用品。由於國民經濟沒有恢復，戰場局勢每況愈下，再加上蔣經國上海“打老虎”行動不了了之，人民對政府殘存的最後一點信心也頃刻瓦解。物價剛剛穩定不久，便又急速上漲。
清華大學教授浦江清1948年12月16日記錄：“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之間及周圍地區，中關村一帶）交通如常。國軍撤、中共來，都無擾亂。商店漸開門，東西很貴。中共所用長城銀行的紙幣出現了。” 這時候偶爾能買菜也很昂貴，12月22日的物價又漲到：肉60元（金圓券）一斤，雞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凍豆腐4元一塊，金圓券發了沒幾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記中寫道：“不知中共何時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到12月28日，肉價還是金圓券60余元，紙煙40元20支，花生米漲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買”，跑了多家，只買了些黃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如果說北平天津地區因為戰事緊張而物資奇缺的話，作為大後方的杭州也好不到哪裡去。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學教授夏承燾，也幾乎無日不為柴米油鹽而操心，他在日記中記載： “1月4日，米價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後買食物，費百余元。”、“7日，過大街購一帽，金圓百元。物價猛漲驚人，午後過珠寶巷口，買金買銀洋者甚擁擠。金圓券，將成廢物矣。”、“9 日，午後與家人進城購日用衣物，費600元。物價一日數變，金圓券亟須脫手。”、“14日，剪發付13元，前次僅3元”。
煤荒也是困擾百姓的一大難題。1947年9月北大的教授宿舍“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欄裡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數‘節余’，而且小心地灑上石灰防賊”。研究西域史的向達教授，為了購買冬天的三四噸煤，“他說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辦公室，多拿一份薪水，來供家裡還債過冬”。季羨林在回憶往事時說，在政治經濟完全崩潰的解放前夕，“學術界的泰鬥、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
1947年5月中旬一篇來自河南開封的報道，真實地反映了物價飛漲下的民不聊生：“汴垣從本月起，紅糧每市鬥已從5000元漲到11500元，除了少數官僚資本家和收鈔票或經手鈔票的機關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難。求活聲掩蔽了紙煙大王周錦堂吸食鴉片被捕的新聞；壓小了省參議會大會的民意表現，顧不到過問國共兩軍的誰勝誰敗”。人們互相在探問：“天不會快塌了吧？”政府的威信，就在這忽視百姓飯碗的過程中逐漸丟失了。
總崩潰：金圓券變成廢紙
金圓券政策失敗源於發行限額無法嚴守。國民黨政府在1948年戰時的赤字，每月達數億元至數十億元，主要以發行鈔票填補。這年秋冬之際，東北、平津先後失守，中原會戰慘敗，國軍精銳喪盡，內戰的軍事急速逆轉，而國民黨曾希望得到的美國貸款援助卻從來沒有落實。軍事上的失敗和金融上的崩潰互為因果，通貨進一步膨脹。由於無法解決財政問題，金圓券發行僅1個月後就發行到12億元，至11月9日則增至19億元，接近初訂上限之數。10月28日，政府決定糧食可自由買賣，貨物可計本定價，11月1日，又頒布了《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放棄限價政策。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圓券發行法，取消金圓券發行限額，准許人民持有外幣，但兌換額由原來1美元兌4金圓券立即貶值5倍，降至1美金兌20金圓券。從此金圓券價值江河日下，一瀉千裡。
至1948年12月底，金圓券發行量增至81億元。至1949年4月時增至5萬億；至6月更增至130萬億；比10個月前初發行時增加24萬倍。金圓券鈔票面額不斷升高，最終出面值100萬元的大鈔，但仍不足以應付交易之需，各式買賣經常要以大捆鈔票進行。5月，一石大米竟要4億多金圓券。當時流行著這樣的笑談：“在中國唯一仍然在全力開動的工業是印刷鈔票。”
進入1949年，國民黨政權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隨時有覆滅的可能，由政府信用支撐的金圓券自然急速貶值。貶值速度已經不是早晚市價不同，而是按鐘點計算了。機關職員領工資拿到金圓券後，馬上就換成銀元、美鈔或黃金，如果稍有延遲，即要蒙受貶值損失。一個辦公室十來個人，管生活的人領取工資後，先不發給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場換成銀元、港幣或美鈔，再來按人分發。普通百姓拿到金圓券馬上就兌換金銀或搶購東西。搶購風潮一浪高過一浪。許多商店的店主、店員破天荒地說自己的商品質量不好，勸阻顧客別買，顧客哪管那麼多，見什麼買什麼，有一苦力從貨架上抓了幾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驚，問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說：“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鈔票值錢。”
許多地區干脆拒用金圓券了。中央銀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寧、康定、寶雞、吉安、南昌、哈密、蘭州等地分行先後電陳總部：“各該地市面及機關行使銀元，拒用金圓券。”最後連軍隊也不要金圓券了，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電陳：“5月份發出薪餉金圓券，各部隊以市場拒收，均原封退還。他請求財政部改發銀元，以免運送金圓券徒增機費負擔。”
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圓券流通。國民政府逃往廣州後，仍繼續發行金圓券，但“多數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數尚能通用之城市，其價值亦逐日慘跌，幾同廢紙。”甚至廣州，所有交易非港幣莫屬，金圓券則完全拒用。廣州國民政府終於在7月3日停發金圓券，發行僅10個月的金圓券就此收場。（文亭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23期，原標題為“抗戰勝利後國統區通貨膨脹奇觀”）
作者：文亭 文章發於：文史參考 更新時間：2011-10-28
抗戰後國統區通脹奇觀 一石大米賣到4億多
11月初，美國開動印鈔機大印美元，引發了世界各國對通漲的擔憂。11月1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10月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4.4%，創25個月新高，而且突破了4%的警戒線。
通貨膨脹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網絡出現了誇張的帖子形容物價上漲“蒜你狠”、“豆你玩”、“唐（糖）高宗”、“煤超瘋”、“姜你軍”、“油不得”、“棉裡針”、“蘋什麼”。物價的快速上漲使中低收入者倍感壓力。中央也下定決心，接連出台措施控制物價的穩定。
不過，說起惡性通貨膨脹還要數抗戰勝利後到國民黨敗退台灣前那幾年，物價不僅是一天一個變化，甚至每時每刻都在上漲，創下了中國歷史上的通脹奇觀。
陳立夫：我們已先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
抗戰勝利之初，國民政府擁有600萬盎司黃金，9億美元，接收的敵偽產業折合法幣10萬億元，相當於當時法幣發行額5569億元的20倍。此外，還有美國給予的剩余物資約20億美元，這些完全可以用於整頓稅收、平衡財政收支、抑制通貨膨脹，但是國民黨政府沒能抓住機會，反而昏招迭出。
當時，上海物資奇缺，同時由於道路破壞，法幣也奇缺，導致暫時性的通貨緊縮。市場上出現了1法幣兌換200儲備券（汪偽政權的貨幣）的情況。上海官方乘機建議將法幣和儲備券的兌換比率定為1:200，當時任經濟部次長的何廉極力反對。何廉指出貨幣兌換應該以各地的物價指數為基礎，以局部市場的價格來定官方貨幣比率，實際會造成貨幣貶值，使淪陷區人民一夜之間破財丟產。結果是何廉的意見最後沒有人搭理。
1945年9月27日，財政部公布了《偽中央儲蓄銀行鈔票收換辦法》，還是將法幣與偽中儲券的兌換率定為1:200。如此政策就意味著淪陷區數億民眾的動產價值，一夜之間變成了只有1/200，這無疑是對淪陷區民眾財產的一次洗劫，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實際上，這一經濟政策也動搖了正常的國家經濟秩序。中儲券的購買力顯然被嚴重低估了，而法幣的購買力無形中增加了好幾倍。當時，國統區來的人，一個個都成了腰纏萬貫的大員，憑著本已不值錢的法幣在淪陷區大發橫財，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回憶說，他隨鄭洞國從昆明取道柳州，飛上海前領取了薪俸，一下飛機就發現手中的法幣突然成了硬通貨，在柳州理一次發的法幣，夠在上海高級理發店理上一年，在重慶只能購買2根油條的法幣，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樓擺上兩桌酒席。
資金自然向最有利可圖的地方流動，於是重慶的法幣紛紛流往上海，淪陷區人民競相搶購，形成供不應求之勢。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幣以應急，大量的法幣充盈市場，物價為之飛速上漲，法幣信用自此開始喪失。淪陷區發生了急劇的通貨膨脹，不到8個月，南京城裡最基本的生活物資，如稻米，暴漲500倍之多！ 經濟秩序幾近崩潰。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陳立夫曾經總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日本投降以後，收復地區人民自然歡迎使用法幣，但財政當局宋部長（宋子文）竟規定200元偽幣換取1元法幣，以為這樣一來，就可用少數法幣把偽幣都收了回來，其實害了老百姓。有5000元偽幣的人只能換到25元法幣了，戰前，一個富有的人經過這場戰爭，他的財產貶值了幾百倍，這不是替共產黨鋪路嗎？我們已先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
到1946年7月，敵偽產業接收大體完成。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國民黨當局混亂無序的經濟接收，給社會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批工廠、企業、商店在接收中倒閉、停工，使戰後經濟喪失了恢復活力的能力，也為之後的惡性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
另一個導致國統區經濟混亂、物價飛漲的原因是南京政府在國民經濟尚未恢復、國內經濟秩序還處於極其混亂的時候，便急急忙忙地把戰時所采取的各項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廢除。可以想見，在國家政治、經濟秩序尚未恢復常態以前，過早地放棄對物價、分配、資金等管制是極為有害的，這使社會久久不能走出無序狀態。
此時，中共控制的地區卻實行強硬的政府管制，資源調配、人力動員上均處於有組織的狀態中。雖然在整體實力上，共產黨所控制的地區不及國統區富有，但有力的動員使中共在資源控制能力上遠比國民黨有效得多。可以說共產黨把解放區的每一分錢都用在了戰爭中，而國民黨卻由於經濟秩序混亂，無法有效調動資源用於內戰。內戰初期，國民黨政府仰仗手中的外彙存底和美國的軍事援助還能支撐大局，但是在外彙用盡、外援漸無的情況下，財政便吃緊起來，最後只能濫發紙幣應急，惡性通貨膨脹就一發不可收拾。
這一點美國人看得清楚，駐華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下旬給馬歇爾的內部報告中稱：“到8月底，通貨比5月底膨脹了64%，比去年初膨脹了27%。1947年的頭5個月一直維持著這樣高的通貨膨脹率，從年初始，預算赤字與通貨膨脹幾乎同步上升，政府處境繼續惡化，行政上仍舊無能，這仍屬於基本趨勢。現在，中央政府猶如病入膏肓之人，衰弱不堪。”
印鈔票！先印法幣，後印金圓券
打仗是世界上最費錢的事情。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計劃3-6個月剿滅“共匪”。可是事與願違，內戰打了2年，仍沒有很快結束的跡像，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反而逐漸處於被動。軍費高居不下，政府已無法通過發行公債籌措軍政費用，彌補財政赤字。於是政府便更多地傾向於由國家銀行墊款。為應付政府墊款，中央銀行不得不大量增發紙幣。1946年財政部長俞鴻鈞就坦言，“從1月到5月……稅收僅有25000萬元，約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額的財政赤字，由發行補足”。
內戰打到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已然是處處被動，戰場的失利，使政府的信用瀕臨破產。法幣的發行如脫韁野馬，一發不可收拾。法幣的發行量由抗戰勝利時的5萬億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萬億，造成了民間的惡性通貨膨脹。有的造紙廠干脆以低面額的法幣作為造紙的原料，比用其他紙成本還低。
1948年5月行憲選舉後，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王雲五任財政部長，開始籌劃貨幣改革。7月29日，蔣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見翁文灝、外交部部長王世傑、王雲五等人，商討幣制改革案，以圖重整經濟，恢復國家的經濟秩序。8月19日，國民黨政府通過幣改方案，發行金圓券。
金圓券的發行初期，在沒收法令的威脅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眾皆服從政令，將積蓄之金銀外幣兌換成金圓券。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試圖凍結物價，以法令強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價供應貨物，禁止抬價或囤積。蔣經國一個個地召見上海的大資本家，脅迫其申報登記資產，交出金銀外彙。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對手下說：“蔣太子滿臉殺氣，向工商界人物大發雷霆。他是什麼都干得出來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劉氏企業被迫忍痛交出黃金800條（每條10兩）、美鈔230萬元、銀元數千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曾為國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頗受蔣介石賞識，此時也不得不向中央銀行移存現金外彙114萬美元。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裡， 幾乎每晚換個地方，後裝病住在虹橋療養院，“警察局曾派人來行要周具結，非經批准，不准擅離上海”。
這些強硬的行政手段，雖然一時奏效，但卻非長久之計。國民政府中那些喝了洋墨水的經濟學家早就看出其中問題。著名經濟學家蔣碩傑在口述自傳裡提到，當時隨蔣經國、熊式輝等在東北行轅視察的時候，政府官僚還用的是一套漢代桑弘羊的平准鹽鐵的法子恢復經濟，他當時感到觸目驚心。果然，上海物價並沒有因為蔣太子的雷霆手段而真正得到控制。
法幣、金圓券下的人民
由於生活費用不斷上漲，國民黨統治區產生了兩個反映時代特點的概念，即所謂“底薪”和“實際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價津貼。“實際薪金”的計算，是以底薪為基數，定出“薪金加成倍數”，再加“生活補助費基本數”。薪金加成的倍數和生活補助費，隨著物價上漲每季度作調整，所以“實際薪金”也應該隨之不斷提高。
實際薪金 ＝ 底薪基數 × 薪金加成倍數 + 生活補助費
1946年3月，國民政府通知：生活補助費基本數為法幣5萬元，物價加成倍數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補助費基本數為法幣17萬元，物價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為600元的教授實領薪金83萬元法幣，可買23袋面粉。可是到了1947年5月上旬，由於內戰軍費激增，國統區物價猛漲。這時雖然又進行了調整，“物價加成倍數”是1800倍，生活補助費基本數增加到34萬，一個教授所領的薪金142萬元，不夠買10袋（440斤）面粉，反而相當一個清潔工的水平。以後雖每隔一兩月調整一次薪金，但與物價上漲速度相比，還是望塵莫及。
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在記者招待會上抱怨：“教授們吃不飽，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談都是白費”！1947年9月21日，胡適校長致電政府，說平津物價高昂，教員生活清苦，“請求發給實物；如不能配給實物，請按實際物價，提高實物差額金標准”。1948年1月，國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辦法，可即便是教授的薪水也不夠買5袋面粉。
1948年9月幣制改革後，政府規定：文武公教人員之待遇，一律以金圓券支給。一個剛參加工作的知識青年，按照抗戰前標准領取40元月薪，這時得到金圓券40元，購買力相當於戰前的標准銀幣20元，實際收入比戰前降低一半。而照抗戰前標准領取600元薪水的教授、高級知識分子等，這時得月薪為金圓券122元，相當於戰前銀幣61元；實際收入為戰前標准的十分之一。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米價每斤金圓券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豬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表面上看物價還可以接受，可是從10月以後市面上就沒有“限價”商品了，人們只能在黑市高價購買生活用品。由於國民經濟沒有恢復，戰場局勢每況愈下，再加上蔣經國上海“打老虎”行動不了了之，人民對政府殘存的最後一點信心也頃刻瓦解。物價剛剛穩定不久，便又急速上漲。
清華大學教授浦江清1948年12月16日記錄：“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之間及周圍地區，中關村一帶）交通如常。國軍撤、中共來，都無擾亂。商店漸開門，東西很貴。中共所用長城銀行的紙幣出現了。” 這時候偶爾能買菜也很昂貴，12月22日的物價又漲到：肉60元（金圓券）一斤，雞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凍豆腐4元一塊，金圓券發了沒幾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記中寫道：“不知中共何時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到12月28日，肉價還是金圓券60余元，紙煙40元20支，花生米漲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買”，跑了多家，只買了些黃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如果說北平天津地區因為戰事緊張而物資奇缺的話，作為大後方的杭州也好不到哪裡去。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學教授夏承燾，也幾乎無日不為柴米油鹽而操心，他在日記中記載： “1月4日，米價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後買食物，費百余元。”、“7日，過大街購一帽，金圓百元。物價猛漲驚人，午後過珠寶巷口，買金買銀洋者甚擁擠。金圓券，將成廢物矣。”、“9 日，午後與家人進城購日用衣物，費600元。物價一日數變，金圓券亟須脫手。”、“14日，剪發付13元，前次僅3元”。
煤荒也是困擾百姓的一大難題。1947年9月北大的教授宿舍“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欄裡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數‘節余’，而且小心地灑上石灰防賊”。研究西域史的向達教授，為了購買冬天的三四噸煤，“他說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辦公室，多拿一份薪水，來供家裡還債過冬”。季羨林在回憶往事時說，在政治經濟完全崩潰的解放前夕，“學術界的泰鬥、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
1947年5月中旬一篇來自河南開封的報道，真實地反映了物價飛漲下的民不聊生：“汴垣從本月起，紅糧每市鬥已從5000元漲到11500元，除了少數官僚資本家和收鈔票或經手鈔票的機關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難。求活聲掩蔽了紙煙大王周錦堂吸食鴉片被捕的新聞；壓小了省參議會大會的民意表現，顧不到過問國共兩軍的誰勝誰敗”。人們互相在探問：“天不會快塌了吧？”政府的威信，就在這忽視百姓飯碗的過程中逐漸丟失了。
總崩潰：金圓券變成廢紙
金圓券政策失敗源於發行限額無法嚴守。國民黨政府在1948年戰時的赤字，每月達數億元至數十億元，主要以發行鈔票填補。這年秋冬之際，東北、平津先後失守，中原會戰慘敗，國軍精銳喪盡，內戰的軍事急速逆轉，而國民黨曾希望得到的美國貸款援助卻從來沒有落實。軍事上的失敗和金融上的崩潰互為因果，通貨進一步膨脹。由於無法解決財政問題，金圓券發行僅1個月後就發行到12億元，至11月9日則增至19億元，接近初訂上限之數。10月28日，政府決定糧食可自由買賣，貨物可計本定價，11月1日，又頒布了《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放棄限價政策。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圓券發行法，取消金圓券發行限額，准許人民持有外幣，但兌換額由原來1美元兌4金圓券立即貶值5倍，降至1美金兌20金圓券。從此金圓券價值江河日下，一瀉千裡。
至1948年12月底，金圓券發行量增至81億元。至1949年4月時增至5萬億；至6月更增至130萬億；比10個月前初發行時增加24萬倍。金圓券鈔票面額不斷升高，最終出面值100萬元的大鈔，但仍不足以應付交易之需，各式買賣經常要以大捆鈔票進行。5月，一石大米竟要4億多金圓券。當時流行著這樣的笑談：“在中國唯一仍然在全力開動的工業是印刷鈔票。”
進入1949年，國民黨政權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隨時有覆滅的可能，由政府信用支撐的金圓券自然急速貶值。貶值速度已經不是早晚市價不同，而是按鐘點計算了。機關職員領工資拿到金圓券後，馬上就換成銀元、美鈔或黃金，如果稍有延遲，即要蒙受貶值損失。一個辦公室十來個人，管生活的人領取工資後，先不發給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場換成銀元、港幣或美鈔，再來按人分發。普通百姓拿到金圓券馬上就兌換金銀或搶購東西。搶購風潮一浪高過一浪。許多商店的店主、店員破天荒地說自己的商品質量不好，勸阻顧客別買，顧客哪管那麼多，見什麼買什麼，有一苦力從貨架上抓了幾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驚，問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說：“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鈔票值錢。”
許多地區干脆拒用金圓券了。中央銀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寧、康定、寶雞、吉安、南昌、哈密、蘭州等地分行先後電陳總部：“各該地市面及機關行使銀元，拒用金圓券。”最後連軍隊也不要金圓券了，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電陳：“5月份發出薪餉金圓券，各部隊以市場拒收，均原封退還。他請求財政部改發銀元，以免運送金圓券徒增機費負擔。”
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圓券流通。國民政府逃往廣州後，仍繼續發行金圓券，但“多數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數尚能通用之城市，其價值亦逐日慘跌，幾同廢紙。”甚至廣州，所有交易非港幣莫屬，金圓券則完全拒用。廣州國民政府終於在7月3日停發金圓券，發行僅10個月的金圓券就此收場。（文亭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23期，原標題為“抗戰勝利後國統區通貨膨脹奇觀”）
不患人口太多，而患資源分配不均
恩道爾：不患人口太多，而患資源分配不均
作者：恩道爾 文章發於：文彙報 更新時間：2011-10-31
美國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
不患人口太多，而患資源分配不均
日期：2011-10-31 作者：田曉玲 來源：文彙報
◆在世界人口達到70億之際，如何確保70億人口的糧食安全？地球是否還能負荷更多的人口？這些問題又成了人們討論的熱點。就此，我們采訪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糧食危機》和《石油戰爭》等暢銷書的作者威廉·恩道爾。 本報記者 田曉玲
今天，全球將迎來第70億位居民。這是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前幾天在全球100多個城市共同發布的“世界人口狀況報告”所宣布的。
地球上每小時都會有上萬個新生命誕生。第70億個人只是像征性的指定。之所以選擇在10月31日這一天，是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依據各國遞交的人口統計數據，按照人口增長率，用數學方法計算得出的。
聯合國曾經以同樣的方式指定了世界上的第50億個人和第60億個人。1987年7月11日，第50億個人誕生在前南斯拉夫。第60億個人則是1999年10月12日誕生在波黑首都薩拉熱窩的男嬰。
從這幾個時點繼續往前回溯，地球上的第10億個人出生於1804年，第20億個人的出現可能是在1927年，人類用了122年的時間增加了10億人口；地球上的第30億個人可能出生於1959年，此後不過15年的時間，第40億個人降生了……人口每增長10億所用的時間，明顯越來越短。到今天，世界總人口僅僅在12年時間內就完成了又一個10億人口增長的現實。據此推算，到2025年，世界人口將突破80億，而到本世紀末，則可能會突破100億大關。
世界人口在不斷增長的同時，又呈現出極其不均衡的趨勢，發達國家的人口增長大多已經停止或放緩，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卻依然快速。全球每年新增的7800萬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就分布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中。
馬爾薩斯在1798年提出，人口到達一定的臨界點，人類將面臨大飢荒等危機。由於科技進步和工農業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馬爾薩斯的預言並沒有得到應驗。盡管如此，從全球範圍來看，仍舊有很多人依然生活在飢餓之中；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公布的數據，2010年全球遭受長期飢餓的人口估計為9.25億之多。
在世界人口達到70億之際，如何確保70億人口的糧食安全？地球是否還能負荷更多的人口？我們又該如何面對與處理貧困、不平等、環境保護等等難題？所有這些又成了人們討論的熱點。就此，我們采訪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糧食危機》和《石油戰爭》等暢銷書的作者威廉·恩道爾（William Engdahl）。這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學士、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比較經濟學碩士，在30多年的時間裡從事國際政治、能源和地緣政治、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全球農業問題、全球債務等廣泛話題的分析研究。對於全球人口達到 70億這個問題，他的看法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大相徑庭，在他看來，地球人口的增長並不是嚴重的問題，“飢荒的程度因為政治原因被過分誇大了”。他特別強調，僅僅讓70億人都填飽肚子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要提供有營養、高質量的食物，“當我們意識到高質量的食物對我們的孩子有多麼重要時，我們就會很好地去解決這個問題的”。
主要政策不做出改變，人口在未來50年可能會衰減
文彙報：按照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報告，世界人口10月31日將達到70億。與過去相比，人口每增長10億的時間越來越短，地球上人口的負荷也越來越大。根據您的觀察，人口增長速度越來越快，除了人均壽命大幅度提高、嬰兒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之外，還有哪些原因？
恩道爾：我認為，在人口增長的整個統計中，充斥著很多的政治議程。事實上，人口增長並不是讓我擔憂的因素，我擔憂的是在未來半個世紀，人口可能面臨衰減的危險。事實上，人口的出生率下降很快，不僅在西歐，北美也是這樣，那裡盡管有大量來自南美的移民，但人口增長率仍舊非常低。甚至在非洲，那裡曾經被看作是人口增長非常快的地區，過去30年間，人口出生率也一直在下降。所以，盡管全球人均壽命得到大幅度提高，同時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改善，這些的確都會給人口增長帶來影響，但我認為數據不可能涵蓋人口問題的一切。我所擔心的是，如果我們的主要政策不做出改變，人口在未來50年可能會衰減。
文彙報：我們在關注人口增長的時候，可以看到全球人口的分布以及人口增長的分布其實是不均勻的，更多的人口增長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這些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其碳排放量卻非常少，對環境的傷害也就比發達國家小得多。您是如何看待這種不均衡的？
恩道爾：首先，我想說的是：碳排放本身可能就是一個偽命題，它是西方一些強勢組織提出來的政治議程。這可能會嚇壞你們的讀者。其實早在1970年代，以洛克菲勒基金會為首，歐美國家就開始試圖通過控制人口的增長來控制整個世界。實際上，二氧化碳的排放並不像現在人們所說的那樣是特別嚴重的問題，人為排出的二氧化碳對全球氣候變暖並沒有很大影響，地球上的氣候變化更大程度上是由太陽能的影響帶來的。我的看法是：全球氣候變暖這一問題被加以政治化了，很多人並不允許就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展開嚴肅的科學討論，所以，這一問題更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科學問題。嚴肅的科學家，包括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批評過有關全球氣候變暖的論斷，他們因此被稱作是氣候變化的否認者（climate deni ers）；這類言語不能算作是嚴肅的科學討論。
文彙報：但是我們也看到，全球生態足跡網絡今年9月份的計算結果的確表明，如果人口以現有速度繼續增長，到2030年就需要第二個星球才能為人類提供足夠的食物、才能吸收人類產生的廢物。您認同這樣的看法嗎？
恩道爾：這是根據今天的情況所做出的推測，說我們繼續以今天這樣的速度增長下去的話，地球就會超負荷。我並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因為我們不可能按照現在的情況繼續下去。如果從50年這樣的長時段來觀察人口增長的趨勢，世界各個地方的人口增幅都在下降。而這樣的情況並沒有被廣泛討論。
文彙報：所以，您認為我們的人口並不是太多了？
恩道爾：我想說的就是，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口。我們需要做的只是，通過更好地分配資源尤其是能源，來支撐人口的增長。50年或者100年前的大家庭，比如說中國的大家庭，現在已經自然而然地變小了，因為我們不再需要有7個孩子在田間耕作、以此來支撐我們的生活，所以，孩子自然會越來越少，這不僅僅是政策所帶來的影響，而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這一過程在西方的大部分國家都發生了。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已經不再僅僅是人口統計學的問題了。拿出一些嚇人的數字告訴人們說，我們需要另一個星球，我們必須開始控制人口等等，是西方強勢群體所設定的議程，即通過控制人口來控制世界。我指的是在美國和歐洲那些想要控制全球人口的人。
文彙報：在目前全球人口老齡化不斷加重的情況下，人們普遍擔憂生育率下降會導致勞動力短缺。這也是您認為目前全球人口不算多的主要原因嗎？
恩道爾：是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我在《糧食危機》一書中就提到，轉基因食品和種子諸如玉米、大豆、大米等等，其背後的議程是同人口控制有關的，而不是為了替人類著想、提高糧食的質量。這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幾十年前就提出的政治議程，他們做了很多研究，以便找到控制地球人口的方法。
文彙報：所以，在您看來，我們所要做的並不是控制、而應當是鼓勵人口的增長？
恩道爾：比如在中國，很多有識之士就已經開始重新考慮計劃生育政策了。管理人類生命的那些技術是危險的。中國今天的偉大成就也是其龐大的人口規模所帶來的，如果沒有那麼多的人口，一切將會截然不同。歐洲也是如此。人們似乎忘記了歐洲100年前所經歷的增長；德國和法國的經濟騰飛歷程，包括英國工業革命發生的時間，正好是歐洲人口增長非常快的歷史時段。
文彙報：印度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是否也是人們看好印度經濟未來前景的主要原因？
恩道爾：印度的確也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問題是印度的社會結構是分層級的，這同美國今天的情況也差不多，富有人群所占比例非常少，大多數人群則生活在貧困之中。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幸好，中國還不是這種情況。
文彙報：馬爾薩斯於1789年在其“人口論”中所做的許多預測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其研究的前提假設——人口增長一定存在某個限度——的確是很難推翻的。從長期來看，地球能承受的人口究竟有沒有限度？
恩道爾：那個限度在哪裡，任何人都不可能說清楚。如果以今天德國或是荷蘭的人口密度來推算，那麼這個星球可以承受比今天多得多的人口。我本質上是樂觀的，是馬爾薩斯包括今天的新馬爾薩斯派太悲觀了。
飢荒的程度因為政治原因被過分誇大了
文彙報：在世界人口達到70億之際，聯合國列舉出了貧困與不平等、環境問題等各國應合作克服的七大課題，而其中最迫切的，是如何確保70億人的糧食問題。您同意這個看法嗎？
恩道爾：我認為糧食問題確實是我們要加以面對的最迫切問題；全球食品行業的工業化，損害了我們食品的營養。舉個例子：四五年前，我第一次到中國來，我感到震驚的是，城市的每個街角幾乎都是肯德基和麥當勞，還有賽百味（Subway）。這些東西並不能算食物，某種程度上是包裝出來的垃圾食品。你今天去美國，就會看到很多人超級肥胖，不少人年紀輕輕就死去了，這源於他們的飲食和食品行業的工業化傾向。我們必須回到自然生產食物的時代，事實上，那樣的時代也可以生產出足夠地球上所有人都需要的糧食。我們可以減少在麥當勞工作的人，讓他們回到田間去工作，用自然的方式生產食物。這是一個巨大的任務。那些對印度和非洲的自然生產食物過程加以破壞的人，企圖把轉基因種子帶到那裡，然後促成農業的工業化。這最終將會損害食品的質量。
文彙報：有數據顯示，目前全球依然有10億人在挨餓。根據您的研究，問題真有那麼嚴重嗎？
恩道爾：的確，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在挨餓。但是，他們挨餓的原因，是人們對原材料的興趣非常高；利比亞人之所以挨餓，是因為美國的五角大樓想要控制這個國家的石油，讓石油等能源擺脫當地政府的控制。所以，全球範圍內之所以出現飢餓，大部分的原因在於，西方政府派軍隊到全球的很多地區挑起這些地區的內戰，以便控制那裡的石油等原材料。挨餓的人主要是由戰亂所造成的，如果可以使他們自己呆著，讓他們掌握一定的勞作工具，停止操縱和干涉他們的國內事務，他們會自己找到填飽肚子的方法。飢荒的程度因為政治原因被過分誇大了。
文彙報：相比2007年，世界糧食價格如今已經整整翻了一倍，但從人們的主觀感覺來看，糧價上漲似乎並沒有石油價格上漲那麼觸目驚心。糧食問題是否一直就是在以這樣一種不為人們所注意的方式惡化著呢？
恩道爾：糧食價格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政治問題。歐美國家政府拒絕對食品投機加以監管，允許期貨市場上對玉米、谷物、大豆等糧食所做的投機。糧食價格大幅增長的另一個原因，是人們將玉米等糧食轉化為燃料，用於汽車等交通工具。所謂的生物燃料某種程度上是犯罪，那些在優質土壤中生長出來的糧食卻被用來當做燃料，而事實上，目前的石油儲量是遠遠能夠支撐全球經濟運轉的。生物燃料是錯誤的做法，也是導致2007年以來糧價翻倍的最主要原因。
文彙報：但是，生物燃料對環境保護、減少碳排放的確有很大好處。面對兩難，我們是否應當先考慮糧食問題，能否找到兩全的辦法？
恩道爾：我對此有不同看法。一些獨立的實驗表明，生物燃料帶來的排放對環境損害更大，遠遠大於汽油的排放，生物燃料的排放物對空氣有害，從而傷害人們的健康。化學品在這一過程中變化了，生物燃料和汽油一起使用尤其危險。這些實驗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等嚴肅機構中進行著。問題在於，鼓勵生物燃料是政治議程，2006年布什政府就通過了一項法律，向農業公司提供大量援助，讓它們可以生產生物燃料，從而獲得巨額利潤。所以，生物燃料更大程度上是一項政治議程，對環境並未帶來什麼可證明的正面作用。
文彙報：這是否也就意味著，糧價上漲並不是糧食本身的短缺所造成的，我們可以生產的糧食是能夠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的？換句話說，如果真的有糧食危機的話，那只是買不起的危機，而不是不夠吃的危機？
恩道爾：的確如此。甚至可以說，我們至今還未最大限度使用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地球上有非常優質的土壤，非洲有最肥沃的土地，烏克蘭、俄羅斯也有非常優質的黑土地。即使歐美國家的土地受到過度種植和化學品的污染，這些土地仍舊可以養活遠比現在多得多的人口。
轉基因食品並不能真正解決全球的糧食危機
文彙報：近年來，發達國家的糧食畝產量增長已經近乎停滯，未來一段時間，技術進步會帶來全球糧食的大幅增長嗎？
恩道爾：我認為，有關非洲地區農業生產的數據是非常值得懷疑的；那些搜集數據的人希望看到非洲的農業是沒有生產效率的。在非洲很多國家，由於戰事不斷，那裡的農業發展遠遠不夠，因為那裡沒有足夠的人來務農。這是該地區糧食產量增長停滯的重要原因。
在發達國家，日本、美國仍舊有非常大的空間可以提高自己的糧食產量。我們把關注點聚焦在了一個錯誤的問題上，我們關注的只是食品的大規模生產、農業的工業化進程，而農業恰恰是不能進行工業化生產的。農業的工業化在理論上可能聽上去很美，但食品的質量卻可能因此被損害了。我們應該回到傳統的正面東西上去。我在中國曾經同一個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學家做過討論，他告訴了我他自己早年學生時代的經歷，就是去農田工作了兩年半時間，遠離了城市卻更接近了農民，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有價值的時光之一，他因此學到了糧食種植的秘訣，這一切在今天卻不復存在了。說這些並不意味著要使我們的生活回到50年前的貧窮狀態。我們完全可以將兩者的優勢結合起來。
文彙報：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有比現在多得多的人去從事農業？
恩道爾：當我們意識到高質量的食物對我們的孩子有多麼重要時，我們就會很好地去解決這個問題的。
文彙報：如同我們前面所談到的，為了提高糧食產量，轉基因技術的確被普遍運用到了糧食種植過程之中。還是有很多人認為轉基因食品是解決人口迅猛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糧食危機的最優選擇。
恩道爾：恰恰相反。美國等一些國家都做了相關實驗證明，不論大豆還是玉米，每英畝轉基因糧食產量兩三年以後都會下降，而並不是很多人想像中的增加。更糟糕的是野草大量出現，這是我們所不想要的東西，它們被稱為超級野草，具有很大破壞力，普通的化學除草劑對此不起作用。很多國家都出現了這種情況，因為野草出現而導致糧食歉收。野草就像恐怖的怪物。轉基因食品並不能真正解決全球的糧食危機。
文彙報：同石油不同，糧食對地緣政治所帶來的影響，似乎並不為人們所特別關注。美國著名學者萊斯特·布朗發表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的《新糧食地緣政治》就提到，中東和非洲發生的動亂正是因食物而起，2011年的糧食危機是一場真實存在的危機。您同意這個看法嗎？
恩道爾：對於沒有足夠食物的人而言，的確是一場危機，因為糧食價格一直在上漲，甚至出現翻倍。萊斯特·布朗所提到的一些問題固然重要，但並不是問題的全部。中東和非洲的問題並不是因為糧食危機，而是因為外部力量想要通過挑起戰亂來控制這些原材料生產國。我說的是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國家。農業工業化和農業商業化是最重要的問題。為了追逐利潤，食物生產鏈被加以工業化，從種子到土壤到糧食直到超市銷售，每樣東西都是借助利潤來丈量的。
文彙報：人們意識到您所說的這些問題了嗎？
恩道爾：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在美國也是這樣，人們意識到食品質量的重要性。食品成為導致人們健康問題以至於疾病的原因，他們吃不到高質量的食物，也就得不到身體所需的維他命等各種營養，他們吃到的是工業化食品，這些東西看上去像食品，聞上去像食品，但不是食品。持續吃一個月麥當勞漢堡，你看看你的身體會發生什麼！
作者：恩道爾 文章發於：文彙報 更新時間：2011-10-31
美國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
不患人口太多，而患資源分配不均
日期：2011-10-31 作者：田曉玲 來源：文彙報
◆在世界人口達到70億之際，如何確保70億人口的糧食安全？地球是否還能負荷更多的人口？這些問題又成了人們討論的熱點。就此，我們采訪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糧食危機》和《石油戰爭》等暢銷書的作者威廉·恩道爾。 本報記者 田曉玲
今天，全球將迎來第70億位居民。這是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前幾天在全球100多個城市共同發布的“世界人口狀況報告”所宣布的。
地球上每小時都會有上萬個新生命誕生。第70億個人只是像征性的指定。之所以選擇在10月31日這一天，是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依據各國遞交的人口統計數據，按照人口增長率，用數學方法計算得出的。
聯合國曾經以同樣的方式指定了世界上的第50億個人和第60億個人。1987年7月11日，第50億個人誕生在前南斯拉夫。第60億個人則是1999年10月12日誕生在波黑首都薩拉熱窩的男嬰。
從這幾個時點繼續往前回溯，地球上的第10億個人出生於1804年，第20億個人的出現可能是在1927年，人類用了122年的時間增加了10億人口；地球上的第30億個人可能出生於1959年，此後不過15年的時間，第40億個人降生了……人口每增長10億所用的時間，明顯越來越短。到今天，世界總人口僅僅在12年時間內就完成了又一個10億人口增長的現實。據此推算，到2025年，世界人口將突破80億，而到本世紀末，則可能會突破100億大關。
世界人口在不斷增長的同時，又呈現出極其不均衡的趨勢，發達國家的人口增長大多已經停止或放緩，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卻依然快速。全球每年新增的7800萬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就分布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中。
馬爾薩斯在1798年提出，人口到達一定的臨界點，人類將面臨大飢荒等危機。由於科技進步和工農業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馬爾薩斯的預言並沒有得到應驗。盡管如此，從全球範圍來看，仍舊有很多人依然生活在飢餓之中；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公布的數據，2010年全球遭受長期飢餓的人口估計為9.25億之多。
在世界人口達到70億之際，如何確保70億人口的糧食安全？地球是否還能負荷更多的人口？我們又該如何面對與處理貧困、不平等、環境保護等等難題？所有這些又成了人們討論的熱點。就此，我們采訪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糧食危機》和《石油戰爭》等暢銷書的作者威廉·恩道爾（William Engdahl）。這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學士、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比較經濟學碩士，在30多年的時間裡從事國際政治、能源和地緣政治、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全球農業問題、全球債務等廣泛話題的分析研究。對於全球人口達到 70億這個問題，他的看法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大相徑庭，在他看來，地球人口的增長並不是嚴重的問題，“飢荒的程度因為政治原因被過分誇大了”。他特別強調，僅僅讓70億人都填飽肚子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要提供有營養、高質量的食物，“當我們意識到高質量的食物對我們的孩子有多麼重要時，我們就會很好地去解決這個問題的”。
主要政策不做出改變，人口在未來50年可能會衰減
文彙報：按照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報告，世界人口10月31日將達到70億。與過去相比，人口每增長10億的時間越來越短，地球上人口的負荷也越來越大。根據您的觀察，人口增長速度越來越快，除了人均壽命大幅度提高、嬰兒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之外，還有哪些原因？
恩道爾：我認為，在人口增長的整個統計中，充斥著很多的政治議程。事實上，人口增長並不是讓我擔憂的因素，我擔憂的是在未來半個世紀，人口可能面臨衰減的危險。事實上，人口的出生率下降很快，不僅在西歐，北美也是這樣，那裡盡管有大量來自南美的移民，但人口增長率仍舊非常低。甚至在非洲，那裡曾經被看作是人口增長非常快的地區，過去30年間，人口出生率也一直在下降。所以，盡管全球人均壽命得到大幅度提高，同時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改善，這些的確都會給人口增長帶來影響，但我認為數據不可能涵蓋人口問題的一切。我所擔心的是，如果我們的主要政策不做出改變，人口在未來50年可能會衰減。
文彙報：我們在關注人口增長的時候，可以看到全球人口的分布以及人口增長的分布其實是不均勻的，更多的人口增長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這些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其碳排放量卻非常少，對環境的傷害也就比發達國家小得多。您是如何看待這種不均衡的？
恩道爾：首先，我想說的是：碳排放本身可能就是一個偽命題，它是西方一些強勢組織提出來的政治議程。這可能會嚇壞你們的讀者。其實早在1970年代，以洛克菲勒基金會為首，歐美國家就開始試圖通過控制人口的增長來控制整個世界。實際上，二氧化碳的排放並不像現在人們所說的那樣是特別嚴重的問題，人為排出的二氧化碳對全球氣候變暖並沒有很大影響，地球上的氣候變化更大程度上是由太陽能的影響帶來的。我的看法是：全球氣候變暖這一問題被加以政治化了，很多人並不允許就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展開嚴肅的科學討論，所以，這一問題更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科學問題。嚴肅的科學家，包括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批評過有關全球氣候變暖的論斷，他們因此被稱作是氣候變化的否認者（climate deni ers）；這類言語不能算作是嚴肅的科學討論。
文彙報：但是我們也看到，全球生態足跡網絡今年9月份的計算結果的確表明，如果人口以現有速度繼續增長，到2030年就需要第二個星球才能為人類提供足夠的食物、才能吸收人類產生的廢物。您認同這樣的看法嗎？
恩道爾：這是根據今天的情況所做出的推測，說我們繼續以今天這樣的速度增長下去的話，地球就會超負荷。我並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因為我們不可能按照現在的情況繼續下去。如果從50年這樣的長時段來觀察人口增長的趨勢，世界各個地方的人口增幅都在下降。而這樣的情況並沒有被廣泛討論。
文彙報：所以，您認為我們的人口並不是太多了？
恩道爾：我想說的就是，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口。我們需要做的只是，通過更好地分配資源尤其是能源，來支撐人口的增長。50年或者100年前的大家庭，比如說中國的大家庭，現在已經自然而然地變小了，因為我們不再需要有7個孩子在田間耕作、以此來支撐我們的生活，所以，孩子自然會越來越少，這不僅僅是政策所帶來的影響，而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這一過程在西方的大部分國家都發生了。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已經不再僅僅是人口統計學的問題了。拿出一些嚇人的數字告訴人們說，我們需要另一個星球，我們必須開始控制人口等等，是西方強勢群體所設定的議程，即通過控制人口來控制世界。我指的是在美國和歐洲那些想要控制全球人口的人。
文彙報：在目前全球人口老齡化不斷加重的情況下，人們普遍擔憂生育率下降會導致勞動力短缺。這也是您認為目前全球人口不算多的主要原因嗎？
恩道爾：是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我在《糧食危機》一書中就提到，轉基因食品和種子諸如玉米、大豆、大米等等，其背後的議程是同人口控制有關的，而不是為了替人類著想、提高糧食的質量。這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幾十年前就提出的政治議程，他們做了很多研究，以便找到控制地球人口的方法。
文彙報：所以，在您看來，我們所要做的並不是控制、而應當是鼓勵人口的增長？
恩道爾：比如在中國，很多有識之士就已經開始重新考慮計劃生育政策了。管理人類生命的那些技術是危險的。中國今天的偉大成就也是其龐大的人口規模所帶來的，如果沒有那麼多的人口，一切將會截然不同。歐洲也是如此。人們似乎忘記了歐洲100年前所經歷的增長；德國和法國的經濟騰飛歷程，包括英國工業革命發生的時間，正好是歐洲人口增長非常快的歷史時段。
文彙報：印度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是否也是人們看好印度經濟未來前景的主要原因？
恩道爾：印度的確也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問題是印度的社會結構是分層級的，這同美國今天的情況也差不多，富有人群所占比例非常少，大多數人群則生活在貧困之中。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幸好，中國還不是這種情況。
文彙報：馬爾薩斯於1789年在其“人口論”中所做的許多預測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其研究的前提假設——人口增長一定存在某個限度——的確是很難推翻的。從長期來看，地球能承受的人口究竟有沒有限度？
恩道爾：那個限度在哪裡，任何人都不可能說清楚。如果以今天德國或是荷蘭的人口密度來推算，那麼這個星球可以承受比今天多得多的人口。我本質上是樂觀的，是馬爾薩斯包括今天的新馬爾薩斯派太悲觀了。
飢荒的程度因為政治原因被過分誇大了
文彙報：在世界人口達到70億之際，聯合國列舉出了貧困與不平等、環境問題等各國應合作克服的七大課題，而其中最迫切的，是如何確保70億人的糧食問題。您同意這個看法嗎？
恩道爾：我認為糧食問題確實是我們要加以面對的最迫切問題；全球食品行業的工業化，損害了我們食品的營養。舉個例子：四五年前，我第一次到中國來，我感到震驚的是，城市的每個街角幾乎都是肯德基和麥當勞，還有賽百味（Subway）。這些東西並不能算食物，某種程度上是包裝出來的垃圾食品。你今天去美國，就會看到很多人超級肥胖，不少人年紀輕輕就死去了，這源於他們的飲食和食品行業的工業化傾向。我們必須回到自然生產食物的時代，事實上，那樣的時代也可以生產出足夠地球上所有人都需要的糧食。我們可以減少在麥當勞工作的人，讓他們回到田間去工作，用自然的方式生產食物。這是一個巨大的任務。那些對印度和非洲的自然生產食物過程加以破壞的人，企圖把轉基因種子帶到那裡，然後促成農業的工業化。這最終將會損害食品的質量。
文彙報：有數據顯示，目前全球依然有10億人在挨餓。根據您的研究，問題真有那麼嚴重嗎？
恩道爾：的確，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在挨餓。但是，他們挨餓的原因，是人們對原材料的興趣非常高；利比亞人之所以挨餓，是因為美國的五角大樓想要控制這個國家的石油，讓石油等能源擺脫當地政府的控制。所以，全球範圍內之所以出現飢餓，大部分的原因在於，西方政府派軍隊到全球的很多地區挑起這些地區的內戰，以便控制那裡的石油等原材料。挨餓的人主要是由戰亂所造成的，如果可以使他們自己呆著，讓他們掌握一定的勞作工具，停止操縱和干涉他們的國內事務，他們會自己找到填飽肚子的方法。飢荒的程度因為政治原因被過分誇大了。
文彙報：相比2007年，世界糧食價格如今已經整整翻了一倍，但從人們的主觀感覺來看，糧價上漲似乎並沒有石油價格上漲那麼觸目驚心。糧食問題是否一直就是在以這樣一種不為人們所注意的方式惡化著呢？
恩道爾：糧食價格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政治問題。歐美國家政府拒絕對食品投機加以監管，允許期貨市場上對玉米、谷物、大豆等糧食所做的投機。糧食價格大幅增長的另一個原因，是人們將玉米等糧食轉化為燃料，用於汽車等交通工具。所謂的生物燃料某種程度上是犯罪，那些在優質土壤中生長出來的糧食卻被用來當做燃料，而事實上，目前的石油儲量是遠遠能夠支撐全球經濟運轉的。生物燃料是錯誤的做法，也是導致2007年以來糧價翻倍的最主要原因。
文彙報：但是，生物燃料對環境保護、減少碳排放的確有很大好處。面對兩難，我們是否應當先考慮糧食問題，能否找到兩全的辦法？
恩道爾：我對此有不同看法。一些獨立的實驗表明，生物燃料帶來的排放對環境損害更大，遠遠大於汽油的排放，生物燃料的排放物對空氣有害，從而傷害人們的健康。化學品在這一過程中變化了，生物燃料和汽油一起使用尤其危險。這些實驗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等嚴肅機構中進行著。問題在於，鼓勵生物燃料是政治議程，2006年布什政府就通過了一項法律，向農業公司提供大量援助，讓它們可以生產生物燃料，從而獲得巨額利潤。所以，生物燃料更大程度上是一項政治議程，對環境並未帶來什麼可證明的正面作用。
文彙報：這是否也就意味著，糧價上漲並不是糧食本身的短缺所造成的，我們可以生產的糧食是能夠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的？換句話說，如果真的有糧食危機的話，那只是買不起的危機，而不是不夠吃的危機？
恩道爾：的確如此。甚至可以說，我們至今還未最大限度使用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地球上有非常優質的土壤，非洲有最肥沃的土地，烏克蘭、俄羅斯也有非常優質的黑土地。即使歐美國家的土地受到過度種植和化學品的污染，這些土地仍舊可以養活遠比現在多得多的人口。
轉基因食品並不能真正解決全球的糧食危機
文彙報：近年來，發達國家的糧食畝產量增長已經近乎停滯，未來一段時間，技術進步會帶來全球糧食的大幅增長嗎？
恩道爾：我認為，有關非洲地區農業生產的數據是非常值得懷疑的；那些搜集數據的人希望看到非洲的農業是沒有生產效率的。在非洲很多國家，由於戰事不斷，那裡的農業發展遠遠不夠，因為那裡沒有足夠的人來務農。這是該地區糧食產量增長停滯的重要原因。
在發達國家，日本、美國仍舊有非常大的空間可以提高自己的糧食產量。我們把關注點聚焦在了一個錯誤的問題上，我們關注的只是食品的大規模生產、農業的工業化進程，而農業恰恰是不能進行工業化生產的。農業的工業化在理論上可能聽上去很美，但食品的質量卻可能因此被損害了。我們應該回到傳統的正面東西上去。我在中國曾經同一個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學家做過討論，他告訴了我他自己早年學生時代的經歷，就是去農田工作了兩年半時間，遠離了城市卻更接近了農民，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有價值的時光之一，他因此學到了糧食種植的秘訣，這一切在今天卻不復存在了。說這些並不意味著要使我們的生活回到50年前的貧窮狀態。我們完全可以將兩者的優勢結合起來。
文彙報：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有比現在多得多的人去從事農業？
恩道爾：當我們意識到高質量的食物對我們的孩子有多麼重要時，我們就會很好地去解決這個問題的。
文彙報：如同我們前面所談到的，為了提高糧食產量，轉基因技術的確被普遍運用到了糧食種植過程之中。還是有很多人認為轉基因食品是解決人口迅猛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糧食危機的最優選擇。
恩道爾：恰恰相反。美國等一些國家都做了相關實驗證明，不論大豆還是玉米，每英畝轉基因糧食產量兩三年以後都會下降，而並不是很多人想像中的增加。更糟糕的是野草大量出現，這是我們所不想要的東西，它們被稱為超級野草，具有很大破壞力，普通的化學除草劑對此不起作用。很多國家都出現了這種情況，因為野草出現而導致糧食歉收。野草就像恐怖的怪物。轉基因食品並不能真正解決全球的糧食危機。
文彙報：同石油不同，糧食對地緣政治所帶來的影響，似乎並不為人們所特別關注。美國著名學者萊斯特·布朗發表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的《新糧食地緣政治》就提到，中東和非洲發生的動亂正是因食物而起，2011年的糧食危機是一場真實存在的危機。您同意這個看法嗎？
恩道爾：對於沒有足夠食物的人而言，的確是一場危機，因為糧食價格一直在上漲，甚至出現翻倍。萊斯特·布朗所提到的一些問題固然重要，但並不是問題的全部。中東和非洲的問題並不是因為糧食危機，而是因為外部力量想要通過挑起戰亂來控制這些原材料生產國。我說的是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國家。農業工業化和農業商業化是最重要的問題。為了追逐利潤，食物生產鏈被加以工業化，從種子到土壤到糧食直到超市銷售，每樣東西都是借助利潤來丈量的。
文彙報：人們意識到您所說的這些問題了嗎？
恩道爾：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在美國也是這樣，人們意識到食品質量的重要性。食品成為導致人們健康問題以至於疾病的原因，他們吃不到高質量的食物，也就得不到身體所需的維他命等各種營養，他們吃到的是工業化食品，這些東西看上去像食品，聞上去像食品，但不是食品。持續吃一個月麥當勞漢堡，你看看你的身體會發生什麼！
2011年10月29日
能源戰爭仍在威脅中國
威廉·恩道爾：能源戰爭仍在威脅中國
作者：恩道爾 文章發於：環球時報 點擊數：13 更新時間：2011-10-28
作者F.William Engdahl是地緣政治專家，本文由魏萊采訪整理
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之後，尤其是美國2003年占領伊拉克後，西方發動的新能源爭奪戰與傳統能源戰爭有什麼不同？自2010年底開始，與北約和五角大樓緊密相關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以及利比亞戰爭和新的能源戰爭有什麼內在聯系？下一場能源戰爭將會發生在哪裡？我認為，美國發動新能源戰爭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控制中國經濟的能源管道，而下一場能源戰爭可能發生在非洲。
100多年以前，英美石油巨頭就先後開始通過金融手段給戰爭融資，發動戰爭，爭奪能源。英美一直在墨西哥、阿塞拜疆的巴庫油田和中東等地區爭奪掌握對石油資源的控制權。
利比亞戰爭是傳統能源戰爭的延續。對利比亞戰爭的分析需要把它和美國在過去七八年時間內對南蘇丹的投資與供給，以致最終實現南蘇丹共和國的建立聯系起來分析。2007年，美國在德國建立美軍非洲司令部，2008年，這一機構在非洲全面投入運轉。五角大樓建立“非洲軍”的目的之一就是力阻中國接近非洲的石油。南蘇丹、喀麥隆等國蘊藏著巨大的未開采的石油能源，儲量可能僅次於沙特阿拉伯，美國五角大樓對非洲的石油非常關注。總之，他們要控制他們所知道的非洲石油資源儲備最豐富的地方，通過這一戰略上的“包圍”，控制利比亞、南蘇丹、乍得等地石油的未來。
有人稱，發動利比亞戰爭是為了爭奪那裡潛在的太陽能資源，建立世界最大的太陽能供應源，以便實現北非中東的“戰後重建”，推動歐洲的經濟復蘇與增長。但我認為那並不靠譜。盡管過去幾十年新能源技術得到了長足發展，但是，從經濟層面看，它們的實際結果並不積極，太陽能和風能還遠不能取代石化能源。往新能源方向發展的決定本質上是用更高的成本去獲得能源，同時給歐洲以及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減免稅收。然而，按照現有的轉化效率，就算中國現有陸上國土表面的一半裝上太陽能板，也不能解決中國未來的能源需求。中國是太陽能光伏面板的生產與出口大國，如果西方願意購買，這是他們的事情，但發展太陽能絕不可能是發動利比亞戰爭的真實原因。
石油大棋局的博弈事關各國能源安全。既然是博弈，就要講究策略。中國的能源安全需要考慮兩方面：首先，要依靠新的勘探研究方法，通過科學測繪，找到那些原本被認為“不該在那裡”出現的石油。其次，簽署雙邊合作協議，讓中國能源對進口的依賴越來越安全，降低華爾街控制石油價格市場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如今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其實與石油的供需關系基本無關，它被華爾街的摩根斯坦利、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集團、美洲銀行等大銀行財團操縱。華爾街的五六家大銀行通過控制石油期貨的價格，以及控制他們投資建立的期貨交易所來左右石油價格。這其實是一場操縱游戲的博弈，也是一種政治。中國擺脫這樣的控制需要時間和集中注意力，但是，它是可以實現的。
作者：恩道爾 文章發於：環球時報 點擊數：13 更新時間：2011-10-28
作者F.William Engdahl是地緣政治專家，本文由魏萊采訪整理
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之後，尤其是美國2003年占領伊拉克後，西方發動的新能源爭奪戰與傳統能源戰爭有什麼不同？自2010年底開始，與北約和五角大樓緊密相關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以及利比亞戰爭和新的能源戰爭有什麼內在聯系？下一場能源戰爭將會發生在哪裡？我認為，美國發動新能源戰爭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控制中國經濟的能源管道，而下一場能源戰爭可能發生在非洲。
100多年以前，英美石油巨頭就先後開始通過金融手段給戰爭融資，發動戰爭，爭奪能源。英美一直在墨西哥、阿塞拜疆的巴庫油田和中東等地區爭奪掌握對石油資源的控制權。
利比亞戰爭是傳統能源戰爭的延續。對利比亞戰爭的分析需要把它和美國在過去七八年時間內對南蘇丹的投資與供給，以致最終實現南蘇丹共和國的建立聯系起來分析。2007年，美國在德國建立美軍非洲司令部，2008年，這一機構在非洲全面投入運轉。五角大樓建立“非洲軍”的目的之一就是力阻中國接近非洲的石油。南蘇丹、喀麥隆等國蘊藏著巨大的未開采的石油能源，儲量可能僅次於沙特阿拉伯，美國五角大樓對非洲的石油非常關注。總之，他們要控制他們所知道的非洲石油資源儲備最豐富的地方，通過這一戰略上的“包圍”，控制利比亞、南蘇丹、乍得等地石油的未來。
有人稱，發動利比亞戰爭是為了爭奪那裡潛在的太陽能資源，建立世界最大的太陽能供應源，以便實現北非中東的“戰後重建”，推動歐洲的經濟復蘇與增長。但我認為那並不靠譜。盡管過去幾十年新能源技術得到了長足發展，但是，從經濟層面看，它們的實際結果並不積極，太陽能和風能還遠不能取代石化能源。往新能源方向發展的決定本質上是用更高的成本去獲得能源，同時給歐洲以及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減免稅收。然而，按照現有的轉化效率，就算中國現有陸上國土表面的一半裝上太陽能板，也不能解決中國未來的能源需求。中國是太陽能光伏面板的生產與出口大國，如果西方願意購買，這是他們的事情，但發展太陽能絕不可能是發動利比亞戰爭的真實原因。
石油大棋局的博弈事關各國能源安全。既然是博弈，就要講究策略。中國的能源安全需要考慮兩方面：首先，要依靠新的勘探研究方法，通過科學測繪，找到那些原本被認為“不該在那裡”出現的石油。其次，簽署雙邊合作協議，讓中國能源對進口的依賴越來越安全，降低華爾街控制石油價格市場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如今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其實與石油的供需關系基本無關，它被華爾街的摩根斯坦利、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集團、美洲銀行等大銀行財團操縱。華爾街的五六家大銀行通過控制石油期貨的價格，以及控制他們投資建立的期貨交易所來左右石油價格。這其實是一場操縱游戲的博弈，也是一種政治。中國擺脫這樣的控制需要時間和集中注意力，但是，它是可以實現的。
2011年10月26日
導引輿論破壞中國高鐵戰略
共濟會滲透遙控中國網媒，導引輿論破壞中國高鐵戰略
2011-10-27
老何吐血推薦閱讀：
共濟會滲透資本性媒體毀中國：動車事故喧囂中國高鐵戰略全面受挫！
作者：雪峰山
轉貼：wanshi
【wanshi導讀】下文是何新先生讓本博今日重點推薦的。
老何說：本屆政府最重大業績之一就是中國高鐵網絡的規劃與初步建成。
此舉體現中國全球戰略之大手筆，其意義非凡，怎樣估計也不過分！且拉動巨大內需，意義絕非房地產業可比。雖然今夏高鐵運行之初，技術及控制有所缺失，發生事故令人痛心！但也並非不可理解。
然而，轉瞬之間，網絡及媒體突然水軍洶湧，鋪天蓋地般煽動起一片反高鐵大喧囂惡浪——其背後是有導引、有組織的，有一只看不見的操控之手！顯然，有人很害怕中國的高鐵計劃成功！
現在惡果呈現：中國與國外公司合作的境外高鐵建設項目已經全部暫停，國內在建或已建成的高鐵項目的開通時間已明確被要求全部延後。鐵道部稱：“中國高鐵下一步該如何走，目前還沒有一個定調。”
共濟會不戰而屈人之兵，輿論灌水戰術很厲害啊！若問當今禍害國家的帶路黨、賣國賊在何方？就在網媒上的弱智無腦精英和灌水水軍中！
————————————————————————————————
一個大國的崛起，離不開資源和市場！
發達國家在占用世界60%資源和世界絕大部分市場的情況下已經提前實現了崛起。而中華民族的崛起必然會在資源和市場上與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展開爭奪！即使按照工業化國家中的低資源環境消耗水平，中國在未來的30年中，將消耗全球50%左右的石油、天然氣、鋼鐵等資源。
而中國進口石油的80%和全部進出口貨物的60%要經過馬六甲海峽， 若沉掉一艘幾十萬噸原油的油船，可使馬六甲海峽關閉一年以上，足以癱瘓中國。
有人說，台灣是中國脆弱的睪丸，那麼，馬六甲海峽就是中國要命的脖子。誰控制馬六甲海峽，就能從根本上遏制中國。目前美日印三國均竭 力爭奪馬六甲海峽控制權。
2011年6月，美國海軍入駐新加坡樟宜基地，首批部署適合馬六甲海 峽的瀕海戰鬥艦，必要時該基地可進駐航空母艦；而日本的“有事法制”七 法案的“周邊地區出現的緊急事態”不僅包括台灣海峽，也包括馬六甲海峽。
同時日本將於2011年11月與馬六甲海峽周邊的新、馬、印尼等國所在的東盟發布“海洋安保宣言”牽制中國；印度在馬六甲海峽的西部入口修建海軍基地、部署重兵，並頻繁舉行軍事演習。捆在中國脖子上的繩索在一步步收緊！
美日印控制馬六甲對中國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而中國有什麼辦法掙開這條脖子上的繩索，打破“馬六甲困局”呢？
建設一只強大的陸軍或許只需要十年，而建設一只強大的海軍卻需要百年。在中國還沒有航空母艦，還沒有遠洋艦隊，又在美國十大軍事基地、兩條島鏈封鎖的鐵桶般包圍之下，如何實現民族崛起？
答案就是可以建設貫通歐亞兩大洲的高速鐵路，采用鐵路運輸把歐亞兩大洲連接起來，繞開馬六甲海峽，擺脫對歐亞海上運輸線的依賴，通過歐亞大陸橋這個新的物流通道，奠定中華民族崛起的資源基礎。
某些網民老是嘲笑“中央在下一盤很大的棋”。而事實上呢？
1、中伊(中國-伊朗)鐵路
2010年10月，中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四國以及伊朗交通部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簽署了《中—伊鐵路建設初步協議》。明年初將在中國召開會議，宣布正式動工。
這條來自中國的鐵路，從新疆出發，途經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阿富汗抵達伊朗，在伊朗分為南、西兩條線，南線直達波斯灣，西線通往土耳其和歐洲。這將是“人類交通領域的一場革命”。
英國《每日電訊報》說，對於中國來說，減少中歐之間的運輸成本，開辟中歐間陸路通道，政治意義大過經濟意義，因為一旦中美之間發生軍事對抗，美國可以通過技術手段，阻斷中歐貿易的海上通道。“這是中國突破海上封鎖的重要一步。”還有美國媒體分析說，這條直通波斯灣的鐵路實際上是中國的另一個能源通道，可以“更方便中國獲取中東的石油”。
日本《產經新聞》驚呼：“中國熱衷於構築以自己為起點的‘大高鐵網’，是為了促進資源的進口，擴大對周圍國家的影響力。”
美國亞特蘭大中國經濟政治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約翰•加佛將“中巴伊鐵路”設想為三國聯合對抗美國的工具。他對媒體表示，“一旦中美發生軍事對抗，美國將利用他的海上霸權來封鎖中國的海岸線，中國應戰能力將受到從陸上進口重要原料能力的制約”。在此情況下，穿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運輸線，以及與這兩個國家“經得住考驗”的合作關系，將“變得極為有用”。
日本《產經新聞》的一篇文章說：“中國正在大力推銷他的高速鐵路。而這樣做的結果，將直接威脅到日本的高鐵技術出口。”
2 中土(中國-土耳其)鐵路
同在2010年10月，中土關系升級為“戰略伙伴關系”，兩國簽署協議，建設從土耳其到中國的高速鐵路，提升兩國軍事關系，並與中國(取代以色列和美國)進行了“安納托利亞之鷹”例行北約空戰演習。中國將增加300億美元資金，建設一條7000公裡，跨土耳其的高速鐵路。
另外中國還邀請保加利亞和土耳其一起，加入歐亞高速鐵路計劃。中國還提供了大量建設貸款，以換取使用保加利亞的河流、海港和機場，作為通向西歐的交通樞紐。
2010年10月“安納托利亞之鷹”軍演期間中國戰機出現在黑海地區上空，11月初，中國特種作戰部隊還在土耳其進行了一次聯合演習。解放軍空軍前往土耳其時在伊朗加油，未來，高速鐵路可以進行後勤支援和戰備物資的運輸。
3 東南亞高速鐵路
中國將與東盟國家合作修建中、泰、老、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鐵路
中國老撾和泰國已經決定投資70億美元修建連接雲南和曼谷的高速鐵路，這條總長421公裡的高鐵是中國修建東南亞高速鐵路網計劃的一部分，該工程於2011年4月動工，計劃2015年建成。
東南亞高速鐵路將中國與南亞經濟合作銜接起來，這將形成一個面積近1400萬平方公裡、占世界人口近一半的近29億人口的“超級市場”。
這3條鐵路其中被稱為“解放軍的東方快車”的兩條直插中東，東南亞高鐵直插馬六甲海峽邊的新加坡、馬來西亞。一旦完工，就意味著中國將很大程度上破解馬六甲困局，解開捆在目前中國脖子上的繩索。
更加重要的是，歐亞大陸橋的形成，意味著依靠海洋霸權決定世界格局的時代將要結束，完全依靠海洋霸權稱霸世界的美國，將從此失去對歐亞運輸線的控制，被排除在歐亞商貿聯系之外，失去世界霸權。
顯然，這是美國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世界格局，這關系到美國的紀霸權和百年戰略，關系到美國未來的百年安危，美國和共濟會一定要阻擋歐亞非三大洲物流格局的形成，而要阻擋和破壞這種物流格局，就必須阻擋和破壞目前在建的歐亞大陸橋，而要阻擋和破壞歐亞大陸橋的關鍵環節就是中國，因為中國是歐亞大陸橋的主要建設者，又是歐亞大陸橋建成後的崛起者。
於是，美國便把破壞和癱瘓歐亞大陸橋的全部希望，集中在了中國高鐵上，力圖有辦法破壞中國高鐵建設，徹底摧毀歐亞大陸橋的建設。
美國人的願望實現了，2011年10月1日的《21世紀經濟報道》說：“中國高鐵下一步該如何走，還沒有一個定調。”
“9月29日，一位接近鐵道部的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中國與國外公司合作的境外高鐵建設項目已經全部暫停，國內在建或已建成的高鐵項目的開通時間已明確被要求全部延後。當前超過80%的在建鐵路項目已經全線“緩建”，不少項目的完工時間被延後了一年。
最關鍵的是，“幾乎所有的銀行都已經暫停向鐵路發放貸款。”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高鐵建設的資金提供者們都在觀望著中國高鐵政策的下一步。而“中國高鐵下一步該如何走，還沒有一個定調。”
在近期一場內部會議上，鐵道部高層稱當前是非常時期，“7.23”事故對中國鐵路的影響史無前例。”
可見，不管是否最終能夠摧毀中國高鐵發展戰略，但是至少滯緩中國高鐵發展的目地達到了。
2011-10-27
老何吐血推薦閱讀：
共濟會滲透資本性媒體毀中國：動車事故喧囂中國高鐵戰略全面受挫！
作者：雪峰山
轉貼：wanshi
【wanshi導讀】下文是何新先生讓本博今日重點推薦的。
老何說：本屆政府最重大業績之一就是中國高鐵網絡的規劃與初步建成。
此舉體現中國全球戰略之大手筆，其意義非凡，怎樣估計也不過分！且拉動巨大內需，意義絕非房地產業可比。雖然今夏高鐵運行之初，技術及控制有所缺失，發生事故令人痛心！但也並非不可理解。
然而，轉瞬之間，網絡及媒體突然水軍洶湧，鋪天蓋地般煽動起一片反高鐵大喧囂惡浪——其背後是有導引、有組織的，有一只看不見的操控之手！顯然，有人很害怕中國的高鐵計劃成功！
現在惡果呈現：中國與國外公司合作的境外高鐵建設項目已經全部暫停，國內在建或已建成的高鐵項目的開通時間已明確被要求全部延後。鐵道部稱：“中國高鐵下一步該如何走，目前還沒有一個定調。”
共濟會不戰而屈人之兵，輿論灌水戰術很厲害啊！若問當今禍害國家的帶路黨、賣國賊在何方？就在網媒上的弱智無腦精英和灌水水軍中！
————————————————————————————————
一個大國的崛起，離不開資源和市場！
發達國家在占用世界60%資源和世界絕大部分市場的情況下已經提前實現了崛起。而中華民族的崛起必然會在資源和市場上與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展開爭奪！即使按照工業化國家中的低資源環境消耗水平，中國在未來的30年中，將消耗全球50%左右的石油、天然氣、鋼鐵等資源。
而中國進口石油的80%和全部進出口貨物的60%要經過馬六甲海峽， 若沉掉一艘幾十萬噸原油的油船，可使馬六甲海峽關閉一年以上，足以癱瘓中國。
有人說，台灣是中國脆弱的睪丸，那麼，馬六甲海峽就是中國要命的脖子。誰控制馬六甲海峽，就能從根本上遏制中國。目前美日印三國均竭 力爭奪馬六甲海峽控制權。
2011年6月，美國海軍入駐新加坡樟宜基地，首批部署適合馬六甲海 峽的瀕海戰鬥艦，必要時該基地可進駐航空母艦；而日本的“有事法制”七 法案的“周邊地區出現的緊急事態”不僅包括台灣海峽，也包括馬六甲海峽。
同時日本將於2011年11月與馬六甲海峽周邊的新、馬、印尼等國所在的東盟發布“海洋安保宣言”牽制中國；印度在馬六甲海峽的西部入口修建海軍基地、部署重兵，並頻繁舉行軍事演習。捆在中國脖子上的繩索在一步步收緊！
美日印控制馬六甲對中國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而中國有什麼辦法掙開這條脖子上的繩索，打破“馬六甲困局”呢？
建設一只強大的陸軍或許只需要十年，而建設一只強大的海軍卻需要百年。在中國還沒有航空母艦，還沒有遠洋艦隊，又在美國十大軍事基地、兩條島鏈封鎖的鐵桶般包圍之下，如何實現民族崛起？
答案就是可以建設貫通歐亞兩大洲的高速鐵路，采用鐵路運輸把歐亞兩大洲連接起來，繞開馬六甲海峽，擺脫對歐亞海上運輸線的依賴，通過歐亞大陸橋這個新的物流通道，奠定中華民族崛起的資源基礎。
某些網民老是嘲笑“中央在下一盤很大的棋”。而事實上呢？
1、中伊(中國-伊朗)鐵路
2010年10月，中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四國以及伊朗交通部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簽署了《中—伊鐵路建設初步協議》。明年初將在中國召開會議，宣布正式動工。
這條來自中國的鐵路，從新疆出發，途經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阿富汗抵達伊朗，在伊朗分為南、西兩條線，南線直達波斯灣，西線通往土耳其和歐洲。這將是“人類交通領域的一場革命”。
英國《每日電訊報》說，對於中國來說，減少中歐之間的運輸成本，開辟中歐間陸路通道，政治意義大過經濟意義，因為一旦中美之間發生軍事對抗，美國可以通過技術手段，阻斷中歐貿易的海上通道。“這是中國突破海上封鎖的重要一步。”還有美國媒體分析說，這條直通波斯灣的鐵路實際上是中國的另一個能源通道，可以“更方便中國獲取中東的石油”。
日本《產經新聞》驚呼：“中國熱衷於構築以自己為起點的‘大高鐵網’，是為了促進資源的進口，擴大對周圍國家的影響力。”
美國亞特蘭大中國經濟政治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約翰•加佛將“中巴伊鐵路”設想為三國聯合對抗美國的工具。他對媒體表示，“一旦中美發生軍事對抗，美國將利用他的海上霸權來封鎖中國的海岸線，中國應戰能力將受到從陸上進口重要原料能力的制約”。在此情況下，穿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運輸線，以及與這兩個國家“經得住考驗”的合作關系，將“變得極為有用”。
日本《產經新聞》的一篇文章說：“中國正在大力推銷他的高速鐵路。而這樣做的結果，將直接威脅到日本的高鐵技術出口。”
2 中土(中國-土耳其)鐵路
同在2010年10月，中土關系升級為“戰略伙伴關系”，兩國簽署協議，建設從土耳其到中國的高速鐵路，提升兩國軍事關系，並與中國(取代以色列和美國)進行了“安納托利亞之鷹”例行北約空戰演習。中國將增加300億美元資金，建設一條7000公裡，跨土耳其的高速鐵路。
另外中國還邀請保加利亞和土耳其一起，加入歐亞高速鐵路計劃。中國還提供了大量建設貸款，以換取使用保加利亞的河流、海港和機場，作為通向西歐的交通樞紐。
2010年10月“安納托利亞之鷹”軍演期間中國戰機出現在黑海地區上空，11月初，中國特種作戰部隊還在土耳其進行了一次聯合演習。解放軍空軍前往土耳其時在伊朗加油，未來，高速鐵路可以進行後勤支援和戰備物資的運輸。
3 東南亞高速鐵路
中國將與東盟國家合作修建中、泰、老、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鐵路
中國老撾和泰國已經決定投資70億美元修建連接雲南和曼谷的高速鐵路，這條總長421公裡的高鐵是中國修建東南亞高速鐵路網計劃的一部分，該工程於2011年4月動工，計劃2015年建成。
東南亞高速鐵路將中國與南亞經濟合作銜接起來，這將形成一個面積近1400萬平方公裡、占世界人口近一半的近29億人口的“超級市場”。
這3條鐵路其中被稱為“解放軍的東方快車”的兩條直插中東，東南亞高鐵直插馬六甲海峽邊的新加坡、馬來西亞。一旦完工，就意味著中國將很大程度上破解馬六甲困局，解開捆在目前中國脖子上的繩索。
更加重要的是，歐亞大陸橋的形成，意味著依靠海洋霸權決定世界格局的時代將要結束，完全依靠海洋霸權稱霸世界的美國，將從此失去對歐亞運輸線的控制，被排除在歐亞商貿聯系之外，失去世界霸權。
顯然，這是美國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世界格局，這關系到美國的紀霸權和百年戰略，關系到美國未來的百年安危，美國和共濟會一定要阻擋歐亞非三大洲物流格局的形成，而要阻擋和破壞這種物流格局，就必須阻擋和破壞目前在建的歐亞大陸橋，而要阻擋和破壞歐亞大陸橋的關鍵環節就是中國，因為中國是歐亞大陸橋的主要建設者，又是歐亞大陸橋建成後的崛起者。
於是，美國便把破壞和癱瘓歐亞大陸橋的全部希望，集中在了中國高鐵上，力圖有辦法破壞中國高鐵建設，徹底摧毀歐亞大陸橋的建設。
美國人的願望實現了，2011年10月1日的《21世紀經濟報道》說：“中國高鐵下一步該如何走，還沒有一個定調。”
“9月29日，一位接近鐵道部的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中國與國外公司合作的境外高鐵建設項目已經全部暫停，國內在建或已建成的高鐵項目的開通時間已明確被要求全部延後。當前超過80%的在建鐵路項目已經全線“緩建”，不少項目的完工時間被延後了一年。
最關鍵的是，“幾乎所有的銀行都已經暫停向鐵路發放貸款。”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高鐵建設的資金提供者們都在觀望著中國高鐵政策的下一步。而“中國高鐵下一步該如何走，還沒有一個定調。”
在近期一場內部會議上，鐵道部高層稱當前是非常時期，“7.23”事故對中國鐵路的影響史無前例。”
可見，不管是否最終能夠摧毀中國高鐵發展戰略，但是至少滯緩中國高鐵發展的目地達到了。
新中東戰略計劃
美軍的新中東戰略計劃
2011-10-26
美軍的新中東戰略計劃
作者：山澤
轉帖：wanshi
http://hexinbbs.blog.163.com/blog/static/16191030020119261206984/
下圖為美國戰略家在現今政治地圖上重新繪制的新中東地圖：
美軍的新中東戰略計劃 - wanshi - 何新網易博客
該圖出現在2006年6月的美軍《武裝部隊月刊》（Armed Forces Journal）上一篇由美軍退役中校Ralph Peters所寫的名為《血腥邊界：一個更好的中東將是什麼樣子》（Blood Borders: How a better Middle East would look）的文章中。
這張地圖也成為Ralph Peters中校2006年7月出版的《絕不退出戰鬥》(Never Quit the Fight)一書中所討論的核心要素。Ralph Peters曾任職於美軍情報處Military Intelligence，退休後成為知名的軍事作家和評論家，為美軍期刊撰寫了大量文章。
這個新中東計劃反映了美國在中東的整體戰略方向，其中的核心就是通過重畫疆界對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伊斯蘭大國的分化和瓦解，形成以夷制夷的戰略格局。
其中，巴基斯坦的北部領土並入阿富汗，從而失去與中國聯系的克什米爾印度河上游孔道，南部與伊朗東部共同構成新的民族國家俾路支斯坦，從而失去與伊朗聯系的孔道。這樣一來，美軍控制的阿富汗不但在北面切斷了中國與伊朗通過中亞的聯系，也切斷了南面中國通過巴基斯坦與伊朗的聯系。而阿富汗在2001年美軍占領後已經被打造成世界最大的鴉片生產基地，效法200年前的鴉片貿易戰略。另一方面，伊拉克將被一分為三，北部地區與土耳其東部和伊朗西部合並成立新的民族國家庫爾德斯坦，南部伊拉克則依宗教分為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個國家。這樣通過扶植中東第四大民族庫爾德人，同時削弱了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而宗教政治合一的政權也將使國家間的衝突永無停息。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聖地麥加和麥地那如梵蒂岡一樣將成立獨立的宗教國，沙特在伊斯蘭世界的特殊影響也被徹底削弱。敘利亞則失去地中海出海口成為內陸國，而巴勒斯坦依然維持與以色列的現狀。
雖然這是一個以所謂人道和公正為原則設計的政治版圖，但一旦這樣的政治邊界真正實現，就會像其文章標題描繪的那樣形成嗜血的邊界，成為各國間永不凝結的傷口，流盡中東所有民族的血。在美軍智庫中肯定也存在一張類似的新中國計劃藍圖，在上面新疆、西藏、東北都必然成為新興的國名。
了解這張地圖，就可以了解當今和未來中東中亞地區的發展局勢。如同Peters在1997年美軍戰爭學院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的周刊上發表的《無止境的衝突》一文中所講的那樣：
“不會有和平。直到我們生命的最後一刻這個世界上都將充斥各種形式的衝突。暴力衝突將始終占據新聞頭條，而在文化和經濟上的努力則將更加穩固和具有決定作用。美軍實際上的角色將是為保衛我們的經濟而維持世界的安全、為進行我們的文化侵略而保證世界的開放。為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將要進行可觀的殺戮。”
2011-10-26
美軍的新中東戰略計劃
作者：山澤
轉帖：w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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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美國戰略家在現今政治地圖上重新繪制的新中東地圖：
美軍的新中東戰略計劃 - wanshi - 何新網易博客
該圖出現在2006年6月的美軍《武裝部隊月刊》（Armed Forces Journal）上一篇由美軍退役中校Ralph Peters所寫的名為《血腥邊界：一個更好的中東將是什麼樣子》（Blood Borders: How a better Middle East would look）的文章中。
這張地圖也成為Ralph Peters中校2006年7月出版的《絕不退出戰鬥》(Never Quit the Fight)一書中所討論的核心要素。Ralph Peters曾任職於美軍情報處Military Intelligence，退休後成為知名的軍事作家和評論家，為美軍期刊撰寫了大量文章。
這個新中東計劃反映了美國在中東的整體戰略方向，其中的核心就是通過重畫疆界對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伊斯蘭大國的分化和瓦解，形成以夷制夷的戰略格局。
其中，巴基斯坦的北部領土並入阿富汗，從而失去與中國聯系的克什米爾印度河上游孔道，南部與伊朗東部共同構成新的民族國家俾路支斯坦，從而失去與伊朗聯系的孔道。這樣一來，美軍控制的阿富汗不但在北面切斷了中國與伊朗通過中亞的聯系，也切斷了南面中國通過巴基斯坦與伊朗的聯系。而阿富汗在2001年美軍占領後已經被打造成世界最大的鴉片生產基地，效法200年前的鴉片貿易戰略。另一方面，伊拉克將被一分為三，北部地區與土耳其東部和伊朗西部合並成立新的民族國家庫爾德斯坦，南部伊拉克則依宗教分為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個國家。這樣通過扶植中東第四大民族庫爾德人，同時削弱了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而宗教政治合一的政權也將使國家間的衝突永無停息。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聖地麥加和麥地那如梵蒂岡一樣將成立獨立的宗教國，沙特在伊斯蘭世界的特殊影響也被徹底削弱。敘利亞則失去地中海出海口成為內陸國，而巴勒斯坦依然維持與以色列的現狀。
雖然這是一個以所謂人道和公正為原則設計的政治版圖，但一旦這樣的政治邊界真正實現，就會像其文章標題描繪的那樣形成嗜血的邊界，成為各國間永不凝結的傷口，流盡中東所有民族的血。在美軍智庫中肯定也存在一張類似的新中國計劃藍圖，在上面新疆、西藏、東北都必然成為新興的國名。
了解這張地圖，就可以了解當今和未來中東中亞地區的發展局勢。如同Peters在1997年美軍戰爭學院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的周刊上發表的《無止境的衝突》一文中所講的那樣：
“不會有和平。直到我們生命的最後一刻這個世界上都將充斥各種形式的衝突。暴力衝突將始終占據新聞頭條，而在文化和經濟上的努力則將更加穩固和具有決定作用。美軍實際上的角色將是為保衛我們的經濟而維持世界的安全、為進行我們的文化侵略而保證世界的開放。為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將要進行可觀的殺戮。”
2011年10月24日
中國經濟或面臨四個資金鏈斷裂
2011-10-24
中國經濟或面臨四個資金鏈斷裂
中國改革攻堅的最後倒逼機制已形成
張庭賓
一個定向寬松政策未能避免A股上證指數創下2313點的新低。
20日財政部批准上海、浙江、廣東、深圳等四地發行地方債，額度大概在250億左右。然而地方債重啟未被股市看成利好，上證指數連續兩天下跌2.07%，首次收盤跌破前期2319點的低點。
這一消息確實難稱利好。地方政府自行發債額度仍然包含於今年2000億中央代發地方債，即額度並未增加。發債資金的用途方向也是明確的，主要用於保障房、中央和地方重點公益民生項目。而增建保障房就會對商品房價釜底抽薪。
這表明，中國扭轉貨幣緊縮的最後機會已失去，溫州資金鏈斷裂，地方大員赴京爭取均無效。銀監會主席劉明康19日即表態，銀行可以承受房貸抵押品價格的40%下跌，同時各地商業銀行提高首套房貸利率。
誠然，對於中央政府而言，是否放松貨幣和信貸也是兩難。如果放松了，又一輪房價上漲，又一輪地方債務規模擴張，難免會導致通脹再度上漲，前期宏觀調控，尤其是房價調控功虧一簣。但是如果不放松，則難免在半年內出現四個中國經濟的資金鏈斷裂——民營中小企業的資金鏈斷裂（這個已經發生了）；國民資金鏈斷裂（表現為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無力還房貸）；房地產商資金鏈斷裂（房產商破產倒閉潮正在爆發）；地方政府資金鏈斷裂（地方土地財政銳減，諸多在建項目將停工）。
需要提醒的是，這四個資金鏈斷裂一旦進入相互拖累的惡性循環，中國經濟勢必發生硬著陸，商業銀行系統也將蒙受重大損失。還要指出的是，倘若人民幣停止升值，熱錢流入減速甚至逆流，目前“維穩”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更緊縮。
目前中國已無既能免硬著陸，又能有效控制通脹的“兩全其美”的方法了。其根源在於——多年來權貴和外資既得利益不斷擴張，已經逼迫到中國民營經濟，中國國民大眾承受力的最後底線，產業中小企業承受不住，就是破產倒閉跑路；老百姓承受不住，就是房貸最後斷供，銀行系統危機。
權貴既得利益的不斷擴張的主要表現為：一，政府財政收稅的不斷膨脹，公務員隊伍的不斷膨脹，政府部門不斷自我授權，增加以權牟利機會，增加企業和公民負擔，擾亂民間企業的自由市場競爭。其最直接的表現是，近年來，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GDP增速，甚至達到GDP的兩倍，更大大超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二是國有企業壟斷能源資源，其自身利益不斷膨脹，導致資源能源價格不斷上漲，變相增加下游民營企業運營成本。同時其經營利潤上繳財政的比例很低，能夠直接納入社會保障，補貼給中小企業和國民的更是微乎其微。三，國有壟斷金融資源，其效率低下，存款負利率嚴重，導致了中國有著全球最高的儲蓄率——50%的同時，卻有著全球最高的民間借貸利率，常年在年30-50%，最近最高已達180%。
外資既得利益不斷擴張的主要表現為：一，中國企業的外貿盈余積累，即外彙儲備，被法律禁止借給中國社保基金一分錢，卻可以借給美國政府1.16萬億美元，借給歐洲各國政府6000億歐元用於社保；不能借給中國政府一分錢用於建立保障房，卻可以借給美國房利美和房地美3760億美元，去買他們的垃圾債券，如今兩房已經破產，債券嚴重貶值，回收絕望，卻無人擔責；二，外資企業在中國長期享受超國民待遇，占據最好的土地和政策資源，雖近兩年來略有扭轉，但外資企業在諸多領域已經形成了市場壟斷，而中國的反壟斷法形同虛設，民間企業不得不依附於跨國公司討生活；三，人民幣不斷升值加息，導致中國外貿企業不得不承擔由此產生的成本上漲，大量熱錢湧入中國進行無風險套利，央行卻以熱錢流動性過剩為借口，不斷提高存款准備金率，發行央票，導致中國企業和國民的資金被抽到央行的水庫中，由於熱錢具備脫離銀行系統賺錢的能力，緊縮貨幣收不了熱錢，反而在民間翻雲覆雨，借貸利率飆升，使熱錢獲得暴利信貸機會。
權貴和外資利益在近年既得利益擴張，尤其在股市和樓市上形成共謀。在A股上，權貴主導的不斷加速的IPO和大小非減持，使A股不斷資金失血；外資熱錢主導的股指期貨，使得熱錢從二級市場上財富轉移的速度大大加快；在樓市上，權貴主導的土地拍賣，是推動樓市價格上漲的一級市場推力；外資勢力主導的人民幣升值加息，導致巨量國際熱錢湧入投機，在二級市場上推動樓價暴漲。兩者具有共同動力在股市樓市高峰，影響和控制輿論，把中國國民大眾積蓄套牢在泡沫頂峰上。
權貴和外資既得利益在改革開放以來不斷膨脹，使得中國社會公眾財富由增量減少，到存量受損，再到未來預期收入被剝奪，這在房產上尤有代表性。原來老百姓分的房子少，小，但還能分到一點；到後來分房取消，必須買房，要用已裝到口袋裡的錢去買房；再後來房價越來越貴，所有積蓄只夠首付，要貸10-30年的款，用未來很多年的預期收益還現在欠下的債，而一旦房價大跌40%，幾十年辛勞積累就會變成負資產。
本質而言，土地資源的財富再分配嚴重不公，是中國一切社會不公正的源頭——中國的土地和礦產這些天賦資源，本來是全民所有，人人均有份，按照這個道理，每個家庭在自己應得的那一塊地上建首套房，應該最多只交拆遷成本的地價。現實卻是，通過土地招拍掛制度，那一塊本屬於自己的土地，被拍到天價，民眾不得不竭盡所能去購買。而拍賣土地得到的錢，很少投入社會保障房。礦產資源也是類似情況。
這種地方政府和房產商（礦產商）的權錢共謀，是中國出現大量暴發戶的源頭，而這些暴發戶的肆無忌憚，藐視公眾，造成了越來越大的社會矛盾，嚴重威脅社會穩定。
這一權貴和外資既得利益不斷擴張的過程，最終必然表現為中國民營中小企業、中國國民收入被涸澤而漁，必然導致“兩難”結果：放貨幣，老百姓承擔不起高房價和高物價；不放貨幣，經濟硬著陸，大量企業倒閉，老百姓失業還不起房貸，造成金融危機。
時至今日，所有表面的維持局面、緩和矛盾的措施均已失效。這就構成了一種倒逼機制，如果我們繼續回避矛盾，不解決根本問題，經濟危機、金融危機乃至社會穩定和政治危機難免會接踵而至。
未來三年之內是中國必須立志改革攻堅的最後機遇期了。改革攻堅有兩條主線：一是擴大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由村級向上擴大直接民主選舉，以對權貴利益擴張釜底抽薪；二是強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意志，消除“中美國”思路的誤導，扭轉以送禮為外交主要手段的風氣，靠自尊、自立、自強贏得世界敬重。而這兩條主線有一個核心，即中國社會公眾幸福最大化的社會主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主義、人民當家作主決定官員烏紗的人民民主要通過改革攻堅變成現實。
如果改革攻堅不能成功，則中國要麼徹底淪為美國的政治經濟附庸國，要麼將走上對外戰爭以轉嫁國內危機的道路。
歷史的邏輯往往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對於未來，本人謹慎樂觀。
中國經濟或面臨四個資金鏈斷裂
中國改革攻堅的最後倒逼機制已形成
張庭賓
一個定向寬松政策未能避免A股上證指數創下2313點的新低。
20日財政部批准上海、浙江、廣東、深圳等四地發行地方債，額度大概在250億左右。然而地方債重啟未被股市看成利好，上證指數連續兩天下跌2.07%，首次收盤跌破前期2319點的低點。
這一消息確實難稱利好。地方政府自行發債額度仍然包含於今年2000億中央代發地方債，即額度並未增加。發債資金的用途方向也是明確的，主要用於保障房、中央和地方重點公益民生項目。而增建保障房就會對商品房價釜底抽薪。
這表明，中國扭轉貨幣緊縮的最後機會已失去，溫州資金鏈斷裂，地方大員赴京爭取均無效。銀監會主席劉明康19日即表態，銀行可以承受房貸抵押品價格的40%下跌，同時各地商業銀行提高首套房貸利率。
誠然，對於中央政府而言，是否放松貨幣和信貸也是兩難。如果放松了，又一輪房價上漲，又一輪地方債務規模擴張，難免會導致通脹再度上漲，前期宏觀調控，尤其是房價調控功虧一簣。但是如果不放松，則難免在半年內出現四個中國經濟的資金鏈斷裂——民營中小企業的資金鏈斷裂（這個已經發生了）；國民資金鏈斷裂（表現為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無力還房貸）；房地產商資金鏈斷裂（房產商破產倒閉潮正在爆發）；地方政府資金鏈斷裂（地方土地財政銳減，諸多在建項目將停工）。
需要提醒的是，這四個資金鏈斷裂一旦進入相互拖累的惡性循環，中國經濟勢必發生硬著陸，商業銀行系統也將蒙受重大損失。還要指出的是，倘若人民幣停止升值，熱錢流入減速甚至逆流，目前“維穩”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更緊縮。
目前中國已無既能免硬著陸，又能有效控制通脹的“兩全其美”的方法了。其根源在於——多年來權貴和外資既得利益不斷擴張，已經逼迫到中國民營經濟，中國國民大眾承受力的最後底線，產業中小企業承受不住，就是破產倒閉跑路；老百姓承受不住，就是房貸最後斷供，銀行系統危機。
權貴既得利益的不斷擴張的主要表現為：一，政府財政收稅的不斷膨脹，公務員隊伍的不斷膨脹，政府部門不斷自我授權，增加以權牟利機會，增加企業和公民負擔，擾亂民間企業的自由市場競爭。其最直接的表現是，近年來，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GDP增速，甚至達到GDP的兩倍，更大大超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二是國有企業壟斷能源資源，其自身利益不斷膨脹，導致資源能源價格不斷上漲，變相增加下游民營企業運營成本。同時其經營利潤上繳財政的比例很低，能夠直接納入社會保障，補貼給中小企業和國民的更是微乎其微。三，國有壟斷金融資源，其效率低下，存款負利率嚴重，導致了中國有著全球最高的儲蓄率——50%的同時，卻有著全球最高的民間借貸利率，常年在年30-50%，最近最高已達180%。
外資既得利益不斷擴張的主要表現為：一，中國企業的外貿盈余積累，即外彙儲備，被法律禁止借給中國社保基金一分錢，卻可以借給美國政府1.16萬億美元，借給歐洲各國政府6000億歐元用於社保；不能借給中國政府一分錢用於建立保障房，卻可以借給美國房利美和房地美3760億美元，去買他們的垃圾債券，如今兩房已經破產，債券嚴重貶值，回收絕望，卻無人擔責；二，外資企業在中國長期享受超國民待遇，占據最好的土地和政策資源，雖近兩年來略有扭轉，但外資企業在諸多領域已經形成了市場壟斷，而中國的反壟斷法形同虛設，民間企業不得不依附於跨國公司討生活；三，人民幣不斷升值加息，導致中國外貿企業不得不承擔由此產生的成本上漲，大量熱錢湧入中國進行無風險套利，央行卻以熱錢流動性過剩為借口，不斷提高存款准備金率，發行央票，導致中國企業和國民的資金被抽到央行的水庫中，由於熱錢具備脫離銀行系統賺錢的能力，緊縮貨幣收不了熱錢，反而在民間翻雲覆雨，借貸利率飆升，使熱錢獲得暴利信貸機會。
權貴和外資利益在近年既得利益擴張，尤其在股市和樓市上形成共謀。在A股上，權貴主導的不斷加速的IPO和大小非減持，使A股不斷資金失血；外資熱錢主導的股指期貨，使得熱錢從二級市場上財富轉移的速度大大加快；在樓市上，權貴主導的土地拍賣，是推動樓市價格上漲的一級市場推力；外資勢力主導的人民幣升值加息，導致巨量國際熱錢湧入投機，在二級市場上推動樓價暴漲。兩者具有共同動力在股市樓市高峰，影響和控制輿論，把中國國民大眾積蓄套牢在泡沫頂峰上。
權貴和外資既得利益在改革開放以來不斷膨脹，使得中國社會公眾財富由增量減少，到存量受損，再到未來預期收入被剝奪，這在房產上尤有代表性。原來老百姓分的房子少，小，但還能分到一點；到後來分房取消，必須買房，要用已裝到口袋裡的錢去買房；再後來房價越來越貴，所有積蓄只夠首付，要貸10-30年的款，用未來很多年的預期收益還現在欠下的債，而一旦房價大跌40%，幾十年辛勞積累就會變成負資產。
本質而言，土地資源的財富再分配嚴重不公，是中國一切社會不公正的源頭——中國的土地和礦產這些天賦資源，本來是全民所有，人人均有份，按照這個道理，每個家庭在自己應得的那一塊地上建首套房，應該最多只交拆遷成本的地價。現實卻是，通過土地招拍掛制度，那一塊本屬於自己的土地，被拍到天價，民眾不得不竭盡所能去購買。而拍賣土地得到的錢，很少投入社會保障房。礦產資源也是類似情況。
這種地方政府和房產商（礦產商）的權錢共謀，是中國出現大量暴發戶的源頭，而這些暴發戶的肆無忌憚，藐視公眾，造成了越來越大的社會矛盾，嚴重威脅社會穩定。
這一權貴和外資既得利益不斷擴張的過程，最終必然表現為中國民營中小企業、中國國民收入被涸澤而漁，必然導致“兩難”結果：放貨幣，老百姓承擔不起高房價和高物價；不放貨幣，經濟硬著陸，大量企業倒閉，老百姓失業還不起房貸，造成金融危機。
時至今日，所有表面的維持局面、緩和矛盾的措施均已失效。這就構成了一種倒逼機制，如果我們繼續回避矛盾，不解決根本問題，經濟危機、金融危機乃至社會穩定和政治危機難免會接踵而至。
未來三年之內是中國必須立志改革攻堅的最後機遇期了。改革攻堅有兩條主線：一是擴大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由村級向上擴大直接民主選舉，以對權貴利益擴張釜底抽薪；二是強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意志，消除“中美國”思路的誤導，扭轉以送禮為外交主要手段的風氣，靠自尊、自立、自強贏得世界敬重。而這兩條主線有一個核心，即中國社會公眾幸福最大化的社會主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主義、人民當家作主決定官員烏紗的人民民主要通過改革攻堅變成現實。
如果改革攻堅不能成功，則中國要麼徹底淪為美國的政治經濟附庸國，要麼將走上對外戰爭以轉嫁國內危機的道路。
歷史的邏輯往往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對於未來，本人謹慎樂觀。
西方國家通過媒體操縱公眾的十項戰略
喬姆斯基：西方國家通過媒體操縱公眾的十項戰略
作者：喬姆斯基 文章發於：起義報 更新時間：2011-10-24
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著作《平靜戰爭的無聲武器》中，列出了西方國家通過媒體操縱公眾的十項戰略，被稱為“操縱戰略十誡”。
一，分散注意力的戰略
進行社會控制的首要因素是分散公眾注意力的戰略，即使公眾的關注偏離重要的問題和政治與經濟的精英們決定的變革，手法是采用制造連續不斷的消遣和無關緊要的新聞的傾盆大雨或是使其泛濫成災。對於阻止公眾對科學、經濟、心理學、生物神經學或控制學領域的基本知識的興趣，分散注意力的戰略是必不可少的。
“保持公眾的注意力分散，遠離真正的社會問題，被沒有實際重要意義的問題所吸引。保持公眾的關注，沒有任何時間思考；像其他動物一樣回到農場”。
二，制造問題，然後提出解決辦法
這種方法也被稱為“問題-反應-解決”。制造一個問題，一種可預見的形勢，以便引起公眾的某種反應，目的是使公眾要求采取他們希望和能接受的措施。比如，發動和加劇城市的暴力活動，或是組織血腥的襲擊，目的是讓公眾要求制定損害自由的安全和政治的法律。
或者制造一場經濟危機，以便讓人們接受社會權利的後退和瓦解公共服務作為必要的措施。
三，漸進的戰略
為了讓人們接受一項不能接受的措施，只需要將其逐漸實施就足夠了，連續多年采用量子點滴的辦法。這樣，新的激進的社會經濟條件（新自由主義）在80和90年代期間就強制讓公眾接受了。國家最小化，私有化，緊縮，靈活性，大規模失業，工資已經不能確保老師的收入，如果一次性實施這些措施，就會發生引起一場革命的很多變化。
四，拖延的戰略
另一個讓人們接受一項不得人心的決定的方式是將該決定說成是“痛苦的和必要的”，這樣在當時會獲得公眾的接受，以便將來實施。接受一種未來的犧牲比一項眼前的犧牲是更容易的。
首先是因為這種努力不是馬上做出。然後是因為公眾總是有一個傾向，天真地等待“明天一切都是會更好的”，所要求做出的犧牲是可能避免的。這給公眾更多的時間去習慣於變革的思想，在時機到來時無奈地接受變革的思想。
五，將公眾如同是對年幼的小孩去對待
以廣大公眾為對像的多數廣告利用學說、論據、人物，特別是采用狡滑的語調，很多時候接近於軟性的東西，好像公眾是年幼的小孩或是有心理缺陷的人。
在更多地欺騙公眾的時候，則更多地采用一種稚氣的音調。因為“如果對像是一個12歲或年齡更小的人時，那麼作為建議，他有某種可能傾向於一種缺乏重要意義的回答或反應，如同一個人12歲或更小的孩子那樣”。
六，更多地利用感情因素而不是思索
利用情感是一項歷來采用的技術，以便在合理的分析最後在個人關鍵的感情中造成短路。另一方面，利用感情的記錄打開接近沒有覺悟的人的門戶，目的是強加或植入其思想、願望，造成恐懼、強制或誘導其表現。
七，使公眾保持無知和平庸
使公從沒有能力理解為了控制和奴役他們而采用的技術和方法。“對下層的社會階級提供的教育質量應當是更可憐的，盡可能平庸，這樣在下層階級和上層社會階級之間拉開距離，使下層階級保持無知的狀態，使下層階級不可能升級”。
八，鼓勵公眾對平庸感到高興
努力使公眾相信成為愚笨、俗氣和沒有教養的情況是一種模式。
九，讓人增強自我有罪感
使個人相信只有自己對他本人的不幸是有罪過的，因為他不夠聰明，沒有能力，或是他沒有努力。這樣，讓他不要起來反抗經濟制度，讓個人自我損壞，有負罪感，這就造成一種沮喪的狀態，其後果是他再不參與行動。
十，更好地了解個人超過他們的自我了解。
最近50年裡科學的加速進步，在公眾的知識和占統治地位的精英擁有和利用的知識之間出現越來越大的差距。
由於生物學、神經生物學和應用心理學，“制度”享有人類一種先進的知識，包括物質的方式和心理學方面。資本主義制度做到更好地了解普通的個人，比個人對制度的了解更多。這意味著在大多數情況下，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更有力的控制和對個人擁有巨大的權力，高於個人對自己的控制和權力。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5期，摘譯自2011年7月17日西班牙《起義報》）
作者：喬姆斯基 文章發於：起義報 更新時間：2011-10-24
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著作《平靜戰爭的無聲武器》中，列出了西方國家通過媒體操縱公眾的十項戰略，被稱為“操縱戰略十誡”。
一，分散注意力的戰略
進行社會控制的首要因素是分散公眾注意力的戰略，即使公眾的關注偏離重要的問題和政治與經濟的精英們決定的變革，手法是采用制造連續不斷的消遣和無關緊要的新聞的傾盆大雨或是使其泛濫成災。對於阻止公眾對科學、經濟、心理學、生物神經學或控制學領域的基本知識的興趣，分散注意力的戰略是必不可少的。
“保持公眾的注意力分散，遠離真正的社會問題，被沒有實際重要意義的問題所吸引。保持公眾的關注，沒有任何時間思考；像其他動物一樣回到農場”。
二，制造問題，然後提出解決辦法
這種方法也被稱為“問題-反應-解決”。制造一個問題，一種可預見的形勢，以便引起公眾的某種反應，目的是使公眾要求采取他們希望和能接受的措施。比如，發動和加劇城市的暴力活動，或是組織血腥的襲擊，目的是讓公眾要求制定損害自由的安全和政治的法律。
或者制造一場經濟危機，以便讓人們接受社會權利的後退和瓦解公共服務作為必要的措施。
三，漸進的戰略
為了讓人們接受一項不能接受的措施，只需要將其逐漸實施就足夠了，連續多年采用量子點滴的辦法。這樣，新的激進的社會經濟條件（新自由主義）在80和90年代期間就強制讓公眾接受了。國家最小化，私有化，緊縮，靈活性，大規模失業，工資已經不能確保老師的收入，如果一次性實施這些措施，就會發生引起一場革命的很多變化。
四，拖延的戰略
另一個讓人們接受一項不得人心的決定的方式是將該決定說成是“痛苦的和必要的”，這樣在當時會獲得公眾的接受，以便將來實施。接受一種未來的犧牲比一項眼前的犧牲是更容易的。
首先是因為這種努力不是馬上做出。然後是因為公眾總是有一個傾向，天真地等待“明天一切都是會更好的”，所要求做出的犧牲是可能避免的。這給公眾更多的時間去習慣於變革的思想，在時機到來時無奈地接受變革的思想。
五，將公眾如同是對年幼的小孩去對待
以廣大公眾為對像的多數廣告利用學說、論據、人物，特別是采用狡滑的語調，很多時候接近於軟性的東西，好像公眾是年幼的小孩或是有心理缺陷的人。
在更多地欺騙公眾的時候，則更多地采用一種稚氣的音調。因為“如果對像是一個12歲或年齡更小的人時，那麼作為建議，他有某種可能傾向於一種缺乏重要意義的回答或反應，如同一個人12歲或更小的孩子那樣”。
六，更多地利用感情因素而不是思索
利用情感是一項歷來采用的技術，以便在合理的分析最後在個人關鍵的感情中造成短路。另一方面，利用感情的記錄打開接近沒有覺悟的人的門戶，目的是強加或植入其思想、願望，造成恐懼、強制或誘導其表現。
七，使公眾保持無知和平庸
使公從沒有能力理解為了控制和奴役他們而采用的技術和方法。“對下層的社會階級提供的教育質量應當是更可憐的，盡可能平庸，這樣在下層階級和上層社會階級之間拉開距離，使下層階級保持無知的狀態，使下層階級不可能升級”。
八，鼓勵公眾對平庸感到高興
努力使公眾相信成為愚笨、俗氣和沒有教養的情況是一種模式。
九，讓人增強自我有罪感
使個人相信只有自己對他本人的不幸是有罪過的，因為他不夠聰明，沒有能力，或是他沒有努力。這樣，讓他不要起來反抗經濟制度，讓個人自我損壞，有負罪感，這就造成一種沮喪的狀態，其後果是他再不參與行動。
十，更好地了解個人超過他們的自我了解。
最近50年裡科學的加速進步，在公眾的知識和占統治地位的精英擁有和利用的知識之間出現越來越大的差距。
由於生物學、神經生物學和應用心理學，“制度”享有人類一種先進的知識，包括物質的方式和心理學方面。資本主義制度做到更好地了解普通的個人，比個人對制度的了解更多。這意味著在大多數情況下，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更有力的控制和對個人擁有巨大的權力，高於個人對自己的控制和權力。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5期，摘譯自2011年7月17日西班牙《起義報》）
石油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對話恩道爾：石油戰爭沒有勝利者
作者：侯雋 文章發於：中國經濟周刊 更新時間：2011-10-25
他試圖顛覆我們以往的某些認知。
他堅持說，石油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他堅定地認為，石油稀缺甚至會枯竭的理論，是美英石油利益集團制造出來以控制市場的陰謀。
他就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
“石油並非源自恐龍遺骸，而是地球深處的無機物質，並且遠未達到峰值。”2011年，在其新著《石油大棋局》中，恩道爾說。
“美國精英集團的心靈並不美麗”
一身黑色的西裝、微笑著搖著輪椅，恩道爾和藹地出現在大家面前。很多第一次見到他的人都有點小震驚，和心目中的文風犀利、見地新穎獨特的作家形像相差甚遠。
威廉·恩道爾1944年出生在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瑞典移民後代，母親是一名音樂教師。五歲那年他患了小兒麻痹症，不得不常年依靠輪椅生活。“盡管很難解釋，但這並不是一個厄運，而是上天給我的巨大的恩賜。”恩道爾認為正是這個原因使他看到了常人不能看見、不願看見的優勢。
1962年，恩道爾以全額獎學金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工程學。他第一次接觸到美國巨富家庭的子弟，他班上有杜邦家族的子弟、也有洛克菲勒家族的子弟。“我在普林斯頓的經歷令我非常震驚，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驗到美國這部分階層的人格道德墮落，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對不屬於自己圈子的人完全麻木。這段經歷對我以後的寫作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太了解美國精英集團的心態，他們的心靈並不美麗。”恩道爾回憶說。
之後恩道爾改學政治學，1966年從普林斯頓畢業。當時美國正處於巨大的思潮轉換，越戰正在進行中，同許多人一樣，恩道爾開始意識到美國精英們指引的方向的錯誤，於是他選擇去波士頓參加扶貧工作，目睹了生存在貧民窟的人們的煎熬。然後離開美國到瑞典攻讀博士生，在那裡接觸到世界各地的學生，研讀了《資本論》，這段經歷為他打開了全新的視角。
完成學業以後，他回到美國作為自由撰稿人開始了研究和思考的生涯，上世紀80年代恩道爾移居德國，以一個身居海外的美國人視角審視美國的政策，從事對世界石油、能源、核能金融和地緣政治的一些重大課題研究。
石油枯竭是被刻意創造出的神話
“石油枯竭這個說法，是被刻意制造出來的一個神話。在這個神話之下，石油將要用完的這個說法就把石油價格推高了。石油變成控制經濟發展速度的工具了。石油消耗完這個事情不存在，石油並不是從死亡的動物屍體石化發生的，它是從地面深處，持續不斷地生成的一種東西，只要你能夠有辦法把石油找到，你就能夠解決石油短缺的問題。”恩道爾如是認為。
他經過大量調查和接觸許多烏克蘭的科學家，發現目前俄羅斯的“石油無機說”，即石油生成於地幔之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這一理論，之所以被傳統石油地質學駁斥為異想天開，就是那些堅持“石油有機說”學說的美英的石油利益集團，制造了一個稀缺理論來控制市場的陰謀。
“石油價格其實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跟供需是沒有關系的。比如2008年7月份，世界的石油價格達到了每桶170美元，這有道理嗎？這跟石油的供需有關系嗎？沒有。主要是華爾街的那些跟石油期貨有關的公司有關，掌握控制權的一直是一小撮美英石油公司——曾被稱作‘石油七姊妹’，如今合並為四家：埃克森美孚、雪佛龍、BP、殼牌。上世紀80年代末，一種新的金融工具‘石油期貨’大行其道，開啟了美英合伙控制石油的新套路。這種機制拋開了傳統的石油供需法則，可以在關鍵時期控制石油價格，為他們利用石油發動經濟戰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恩道爾這樣論證自己的觀點。
對此觀點，中國石化出版社總編鄧敦夏認為，石油的有機論和無機論都是俄羅斯學界在18世紀和19世紀中葉提出的。雖然業界對於有機和無機說一直交鋒不斷，但都是作為兩種學說並立。北京大學教授曹和平則認為，石油有機論雖然是一個自然科學結論，但是它可以在市場上造成預期行為，造成價格的翻跟頭行為，所以一些人希望石油的生產被屏蔽掉，然後制造石油供應的一種緊張的情緒來操縱市場推升油價，獲得更多的利益。
石油戰爭沒有贏家
“一旦摘下西方石油有機說的假面具，石油的價格就會像當初的香料一樣，難以繼續維持高價位。”恩道爾這樣預測。
他認為，目前為實現對整個伊斯蘭世界石油資源的軍事控制，美國制定了“大中東”計劃，這一計劃西起摩洛哥，橫跨利比亞、埃及、蘇丹、波斯灣，東至阿富汗、巴基斯坦。大中東計劃的最終目的，是牢牢控制核心戰略資源——石油，並且以此作為將來敲詐石油進口國的籌碼，其終極目的是創建史無前例的全球霸權。
“我認為基辛格當年說得很對：只要你能控制石油，你就能控制所有的國家。自從2001年的‘9·11’事件以來，已經發生的一系列跟石油有關的戰爭，這些戰爭實際上不是針對塔利班或者基地組織，是那些石油帝國為達到控制世界石油的目的，覬覦中東等國儲量豐富的石油，一步步通過外交、經濟、戰爭等手段達到在這些國家駐軍、將其據為己有的目的。”恩道爾說。
“我覺得其實在石油戰爭當中，過去100年的石油戰爭沒有勝利者，因為它給全人類帶來了毀滅性的影響。比如美國和英國仍然控制著石油的體系，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是這樣。現在，這幾個國家幾家大的石油公司、大的油田服務公司、幾家大的銀行就控制了全世界的能源格局了。在短期來說，也許這些人會認為自己得到好處了，但長遠來說，我覺得所有人都會從中受苦、受難的。”恩道爾說。
“當今的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能源安全危機，這是在過去不曾出現的情況。”恩道爾認為，石油作為一種戰略能源，對於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具有特別意義。尤其中國國土上地質構造活躍，非常有機會發現大的油田。“現在我們看到中東、俄羅斯都和中國有石油貿易往來，他們都通過油輪或者其他的方式賣很多的石油給中國，而且中國對石油天然氣的需求是一直在增長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保證自己的石油安全，如果其他的國家，尤其是跟中國有石油輸送關系的國家有政變的話，對中國的石油貿易就很危險了，利比亞的例子就是證明。所以這種情況下，中國還是要把目光瞄向自己，在自己的國土找找石油天然氣，這對中國好，對世界和平也好。”恩道爾如是建議。
偉鴻看點
倔強的恩道爾
中央電視台《對話》欄目主持人 陳偉鴻
微笑著婉言拒絕別人的幫助，自己調正輪椅的位置，對每一個問題都要仔細聆聽後才做出耐心回答……這是威廉·恩道爾先生第二次來到《對話》欄目，這一次，他帶來了《石油戰爭》的續作《石油大棋局》。
如果石油源自生物遺骸是個天大的謊言，如果石油枯竭論是個天大的陰謀，如果地球上石油的蘊藏很可能取之不竭，那麼未來會是怎樣一番景像？恩道爾的“石油無機論”完全顛覆了之前人們對於石油的認知，在和中國專家妙趣橫生的辯論中，雖然自己也知道是99：1的幾率，但是這位倔強的經濟學家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對運用新理論發現當今世界具有大量油氣儲藏很有信心。
其實無論是兩年前恩道爾認為石油價格的變動完全來自於少數人在期貨市場的炒作，還是今天他認為的石油真的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這些都體現了一個獨立經濟學家、一個學者對這個世界的認真思考和解讀。尤其是對全球最大石油消費國之一的中國來說，這絕對是一個大好消息。正如恩道爾所說，中國正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石油市場和快速增長的石油需求，所以我們不應拒絕嘗試任何一種可能。
責任編輯：NF045(本文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作者：侯雋）
作者：侯雋 文章發於：中國經濟周刊 更新時間：2011-10-25
他試圖顛覆我們以往的某些認知。
他堅持說，石油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他堅定地認為，石油稀缺甚至會枯竭的理論，是美英石油利益集團制造出來以控制市場的陰謀。
他就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
“石油並非源自恐龍遺骸，而是地球深處的無機物質，並且遠未達到峰值。”2011年，在其新著《石油大棋局》中，恩道爾說。
“美國精英集團的心靈並不美麗”
一身黑色的西裝、微笑著搖著輪椅，恩道爾和藹地出現在大家面前。很多第一次見到他的人都有點小震驚，和心目中的文風犀利、見地新穎獨特的作家形像相差甚遠。
威廉·恩道爾1944年出生在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瑞典移民後代，母親是一名音樂教師。五歲那年他患了小兒麻痹症，不得不常年依靠輪椅生活。“盡管很難解釋，但這並不是一個厄運，而是上天給我的巨大的恩賜。”恩道爾認為正是這個原因使他看到了常人不能看見、不願看見的優勢。
1962年，恩道爾以全額獎學金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工程學。他第一次接觸到美國巨富家庭的子弟，他班上有杜邦家族的子弟、也有洛克菲勒家族的子弟。“我在普林斯頓的經歷令我非常震驚，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驗到美國這部分階層的人格道德墮落，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對不屬於自己圈子的人完全麻木。這段經歷對我以後的寫作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太了解美國精英集團的心態，他們的心靈並不美麗。”恩道爾回憶說。
之後恩道爾改學政治學，1966年從普林斯頓畢業。當時美國正處於巨大的思潮轉換，越戰正在進行中，同許多人一樣，恩道爾開始意識到美國精英們指引的方向的錯誤，於是他選擇去波士頓參加扶貧工作，目睹了生存在貧民窟的人們的煎熬。然後離開美國到瑞典攻讀博士生，在那裡接觸到世界各地的學生，研讀了《資本論》，這段經歷為他打開了全新的視角。
完成學業以後，他回到美國作為自由撰稿人開始了研究和思考的生涯，上世紀80年代恩道爾移居德國，以一個身居海外的美國人視角審視美國的政策，從事對世界石油、能源、核能金融和地緣政治的一些重大課題研究。
石油枯竭是被刻意創造出的神話
“石油枯竭這個說法，是被刻意制造出來的一個神話。在這個神話之下，石油將要用完的這個說法就把石油價格推高了。石油變成控制經濟發展速度的工具了。石油消耗完這個事情不存在，石油並不是從死亡的動物屍體石化發生的，它是從地面深處，持續不斷地生成的一種東西，只要你能夠有辦法把石油找到，你就能夠解決石油短缺的問題。”恩道爾如是認為。
他經過大量調查和接觸許多烏克蘭的科學家，發現目前俄羅斯的“石油無機說”，即石油生成於地幔之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這一理論，之所以被傳統石油地質學駁斥為異想天開，就是那些堅持“石油有機說”學說的美英的石油利益集團，制造了一個稀缺理論來控制市場的陰謀。
“石油價格其實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跟供需是沒有關系的。比如2008年7月份，世界的石油價格達到了每桶170美元，這有道理嗎？這跟石油的供需有關系嗎？沒有。主要是華爾街的那些跟石油期貨有關的公司有關，掌握控制權的一直是一小撮美英石油公司——曾被稱作‘石油七姊妹’，如今合並為四家：埃克森美孚、雪佛龍、BP、殼牌。上世紀80年代末，一種新的金融工具‘石油期貨’大行其道，開啟了美英合伙控制石油的新套路。這種機制拋開了傳統的石油供需法則，可以在關鍵時期控制石油價格，為他們利用石油發動經濟戰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恩道爾這樣論證自己的觀點。
對此觀點，中國石化出版社總編鄧敦夏認為，石油的有機論和無機論都是俄羅斯學界在18世紀和19世紀中葉提出的。雖然業界對於有機和無機說一直交鋒不斷，但都是作為兩種學說並立。北京大學教授曹和平則認為，石油有機論雖然是一個自然科學結論，但是它可以在市場上造成預期行為，造成價格的翻跟頭行為，所以一些人希望石油的生產被屏蔽掉，然後制造石油供應的一種緊張的情緒來操縱市場推升油價，獲得更多的利益。
石油戰爭沒有贏家
“一旦摘下西方石油有機說的假面具，石油的價格就會像當初的香料一樣，難以繼續維持高價位。”恩道爾這樣預測。
他認為，目前為實現對整個伊斯蘭世界石油資源的軍事控制，美國制定了“大中東”計劃，這一計劃西起摩洛哥，橫跨利比亞、埃及、蘇丹、波斯灣，東至阿富汗、巴基斯坦。大中東計劃的最終目的，是牢牢控制核心戰略資源——石油，並且以此作為將來敲詐石油進口國的籌碼，其終極目的是創建史無前例的全球霸權。
“我認為基辛格當年說得很對：只要你能控制石油，你就能控制所有的國家。自從2001年的‘9·11’事件以來，已經發生的一系列跟石油有關的戰爭，這些戰爭實際上不是針對塔利班或者基地組織，是那些石油帝國為達到控制世界石油的目的，覬覦中東等國儲量豐富的石油，一步步通過外交、經濟、戰爭等手段達到在這些國家駐軍、將其據為己有的目的。”恩道爾說。
“我覺得其實在石油戰爭當中，過去100年的石油戰爭沒有勝利者，因為它給全人類帶來了毀滅性的影響。比如美國和英國仍然控制著石油的體系，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是這樣。現在，這幾個國家幾家大的石油公司、大的油田服務公司、幾家大的銀行就控制了全世界的能源格局了。在短期來說，也許這些人會認為自己得到好處了，但長遠來說，我覺得所有人都會從中受苦、受難的。”恩道爾說。
“當今的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能源安全危機，這是在過去不曾出現的情況。”恩道爾認為，石油作為一種戰略能源，對於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具有特別意義。尤其中國國土上地質構造活躍，非常有機會發現大的油田。“現在我們看到中東、俄羅斯都和中國有石油貿易往來，他們都通過油輪或者其他的方式賣很多的石油給中國，而且中國對石油天然氣的需求是一直在增長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保證自己的石油安全，如果其他的國家，尤其是跟中國有石油輸送關系的國家有政變的話，對中國的石油貿易就很危險了，利比亞的例子就是證明。所以這種情況下，中國還是要把目光瞄向自己，在自己的國土找找石油天然氣，這對中國好，對世界和平也好。”恩道爾如是建議。
偉鴻看點
倔強的恩道爾
中央電視台《對話》欄目主持人 陳偉鴻
微笑著婉言拒絕別人的幫助，自己調正輪椅的位置，對每一個問題都要仔細聆聽後才做出耐心回答……這是威廉·恩道爾先生第二次來到《對話》欄目，這一次，他帶來了《石油戰爭》的續作《石油大棋局》。
如果石油源自生物遺骸是個天大的謊言，如果石油枯竭論是個天大的陰謀，如果地球上石油的蘊藏很可能取之不竭，那麼未來會是怎樣一番景像？恩道爾的“石油無機論”完全顛覆了之前人們對於石油的認知，在和中國專家妙趣橫生的辯論中，雖然自己也知道是99：1的幾率，但是這位倔強的經濟學家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對運用新理論發現當今世界具有大量油氣儲藏很有信心。
其實無論是兩年前恩道爾認為石油價格的變動完全來自於少數人在期貨市場的炒作，還是今天他認為的石油真的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這些都體現了一個獨立經濟學家、一個學者對這個世界的認真思考和解讀。尤其是對全球最大石油消費國之一的中國來說，這絕對是一個大好消息。正如恩道爾所說，中國正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石油市場和快速增長的石油需求，所以我們不應拒絕嘗試任何一種可能。
責任編輯：NF045(本文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作者：侯雋）
2011年10月22日
金融危機：美聯儲刻意制造
金融危機：美聯儲刻意制造
2011-10-23
作者：黃鈺書
來源：立報
轉帖：wanshi
人類當前面臨的生態困境，僅僅是因為人類打開了工業革命的潘多拉魔箱（Pandora's Box），釋放了我們沒有智慧去控制的眾魔：生產力和消費欲嗎？當人們思考當前很容易只聚焦在生產和消費問題之上。例如《小是美好的》一開始就指出：“我們這時代最重大的錯誤之一是相信‘生產問題’已經解決了。”這無疑是深刻的洞見。我們的瘋狂是：自以為釋放了無窮無盡的生產力，誤把無法彌補的生態資源虛耗，看成是財富的創造。可是，在可持續生產力方面，人類文明還處於很原始落後的階段。
貨幣：資本主義最大的私密
僅僅是盲目的科技進步和生產力失控，還不足以說明一切。我們必須更深入探索還有哪些機制驅使人類奔赴自毀的高速公路？回顧全球化的歷史，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20世紀80年代開始，當全球化開始加速成為勢不可擋的進程時，我們面臨了一次又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國1980、1990年代的儲貸危機、1987全球股災、1994墨西哥披索危機、1997亞洲金融風暴、1998俄國盧布危機、2000年網絡泡沫和2007的次級房貸危機所引發的2008金融海嘯。
奇怪的是，人們甚至已經習以為常，接受了全球金融危機，是全球化揮之不去的副產品，是繁榮的必需之惡。如果我們采取逆向思維，不把金融僅僅看作全球化的附屬工具，而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潛推動力，就會打開全新的視野。
錢，或者說貨幣，很多人以為是最自然不過的東西。但實際上，今天我們熟識的貨幣形式（制度），是歷史上最詭詐的創造之一。貨幣，也許是資本主義最大的私密。
絕大部分人都簡單地把貨幣視為僅僅是經濟活動的工具（雖然有很多人以金錢為最主要的人生目標）。造成這個現像，與其說因為貨幣是復雜的現像，更重要是因為正如高貝夫（J.K. Galbraith）所說：在有關金錢的研究裡，復雜性並非用來揭露事實，而是為了掩飾和逃避事實。
要穿透重重迷霧，解開貨幣的復雜性，揭露它的本質，絕非易事，因為它隱藏在層層掩飾和使人敬畏的學術詭辯之中。人們很容易相信貨幣是隨著經濟活動自然產生的交易工具。區域性貨幣也許如此，但歷史上中央貨幣的出現，卻並非為了方便和促進經濟活動，而是某個特權階層為了吸取社會資源（賦稅）。壟斷性的中央貨幣，跟少數特權階層利益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到今天也不例外。
最簡單的說，當前主流貨幣形式的扭曲性在於它的本質是“負債貨幣”（debt currency）。即是說，當每一元的貨幣供應被創造出來時，表示有一元的債項產生了，也就是說有人背負了一元的債。
先從貨幣的發行說起。這不能不從全球最重要的貨幣美元開始。也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美國政府沒有發行貨幣的權力。而且美國聯邦准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也並非政府機構。它是完全由私營銀行擁有的機構。它根本上是一個詭詐地違反美國憲法的私人機構。為了掩飾這一點，它竭力假裝成是為美國人民服務的聯邦政府機構。
美國政府需要錢來運作，並不是靠當前的稅收，而是把未來的政府稅收（即是未來美國人民的財富）作為國債（發行國庫債券），抵押給聯准會，然後由聯准會來發行聯准會劵，也就是人們熟識的美元，借給美國政府，並且美國政府要為此付出龐大的利息。而這筆賬，要算在美國人民頭上，而且最後要由全世界的人民來承擔。人民要使用本應屬於社會公共工具的貨幣來進行經濟活動，創造實質財富時，反而要向某個特權階級支付費用。世界上沒有更荒謬的事情了。
銀行家享受專制帝王特權
負債貨幣的機制，說得通俗一點，就好像我在一張白紙上面簽名，把它變成“錢”，然後借給你。可是這張紙幣本身，根本沒有任何價值，是你借了“錢”以後所從事的經濟活動，賦予這張紙價值。可是你卻要為了從我手上借一張紙而向我付出利息。就是這樣，銀行家秘密享受了專制帝王的特權，騎劫了整體國民經濟活動，也間接坐擁整個國家。
全球人民，就這樣胡裡胡塗地陷入債務的羅網中不能自拔，成為金融資本家的半屬奴：從發達經濟體裡靠簽信用卡超前消費的人們、因為自由化政策而負債累累甚至最終失去土地走上自殺絕路的窮國小農、被IMF、世銀誤導半利誘半強迫而債台高築最終要賤賣寶貴資源的窮國政府、因為信貸寬松誘惑而背負了根本無法承受之房貸的低收入美國人，乃至美國政府本身……全球化，也是債務的天羅地網無聲無息籠罩全球的進程。
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這才登場：即使是聯准會和中央銀行所發行的貨幣和債券，也只占整體貨幣供應的一小部分。全球主要的貨幣供應，實際是私營商業銀行無中生有變出來的。
簡單來說，情況是這樣：銀行每收到100元的存款，只要預留部分作存款准備金，就可以提供借貸。
假設存款准備金率是10％，銀行每收100元，只需留下10塊，就可以借出90元。可是這90元的債，會立即被加在銀行的會計帳項上，成為新創造出來的錢。即是通過信貸，債務反而會變成新的貨幣供應。
於是，這90元成為新的流通貨幣。但是這90元實際上大部分又會進入銀行賬項裡。於是銀行體系收到90元後，只需預留9元，又可以借出81元，如此循環不斷。
借著這種魔術戲法，在銀行體系裡，每100元的存款可以變出近1,000元的貨幣供應（實際上，在先進的經濟體系裡，准備金限制對貨幣供應幾乎沒有影響）。銀行所賺取的不僅是謙卑的息差（所謂的premium），更重要是這種流動性（liquidity）的倍數效應。流動性是金融資本家的利益所在，他們不惜一切也要增加貨幣流動性，造成無可避免的信貸過度膨脹和緊縮的周期，導致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衝擊全球的金融穩定性，摧殘人們的生活，甚至最終讓地球的生態系統崩潰也在所不惜。
正是負債貨幣的本質，根本塑模了當前的全球化體制。它有兩個最基本的惡果。
1.對經濟增長的永恆飢渴：壟斷了貨幣發行和供應特權的銀行家，依靠收取利息而謀取暴利。你向銀行借了100元的債，就要連本帶利歸還。那假設是10元的利息從哪裡來呢？除非有10元奇跡地從貨幣流通的游戲中永遠退出去，恰巧落到你手上，否則這10元的出現一定是由於貨幣供應增長了的緣故。可是這新的貨幣供應，代表了新的債務，又需要額外的貨幣供應來償還利息。這變成沒完沒了的惡性循環。
實際上銀行家一定要確保債務的償還不會降低貨幣的供應增長和流通性。只要有1元的債務償還了，從流動中退出來，銀行的潛在利益就會受損害。所以銀行家務必要確保貨幣供應和流動性永恆增長，才符合他們的利益，於是他們要推動社會不惜一切也要追求經濟增長，以確保貨幣供應和流動性增長。
少數特權階層操縱貨幣供應
正是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游戲規則，主宰了近數百年來資本主義，也同時主宰了近代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開始著了魔地追求經濟增長，盲目催使經濟活動膨脹，而不問這種增長實際上是否為人類的福祉服務。於是先進國家的人們過著過度生產、靠借貸來高消費的生活，虛耗地球資源，破壞全球生態系統。而且這一切提升到道德價值的層次：“他們用盡一切方法，讓我們相信：購物是公民的義物，掠奪地球的自然資源有利於經濟發展，從而實現我們更崇高的利益。”（《經濟殺手自白》〈作者序〉楊文策譯）
每一次面臨金融泡沫爆發後的經濟危機，人們都會驚呼：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了！彷佛那是世界末日。不！文明的末日不是源於經濟增長放緩，而是由於生態體系崩潰！是我們生產的商品和服務不足夠嗎？不！世界的生產力已經足夠讓全球的人類都享受非常美好的生活。我們不去設法改革世界經濟體系，在保育生態體系的同時，讓全球人類都共同分享科技成果（這一點我們絕對有能力辦到），卻仍然容忍全球一半人口在貧困下掙扎求存，而一部分人口沒頭沒腦地借貸消費，不惜令全球生態體系崩潰，只為了滿足一小撮特權階層巧妙地掩藏的超級利益。
這可謂人類觀念史上最大的因果顛倒，我們一直以為經濟活動的增長，自然促使貨幣供應必然相應增長。但回顧歷史，我們卻發現，實際上是少數特權階層，以大多數人利益的名義操縱了貨幣供應，片面推動某種偏狹的經濟增長模式，即使這種經濟增長結果不一定能讓人民受益。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掩飾得最巧妙的特權利益，足以讓高唱“特權神授”的法老王、教皇和君主們折服。當今的全球化體系，代表了史上最文明的社會型態，抑或只是在重重巧妙掩飾下，集合了人類歷史上眾多不公義現像的體系呢？
又是必需之惡：當經濟增長明顯導致社會不公平，甚至整體人口生活質素下降時，教條經濟學家提出所謂的下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經濟增長最終會惠及窮人。回顧全球化的歷史經驗，尤其是IMF強逼窮國推行的經濟政策，實況卻並非如此。當這種信仰無法服眾時，就出現了史蒂格利茲（Stiglitz）所指的下滴效應附加版（trickle-down plus）：“增長是紓緩貧窮的必要條件，也幾乎是充分條件。”然而增長不一定能消除貧窮，反而是另一種貧窮的溫床。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找到低收入低增長，但人民生活質素大幅提升的另類發展模式：例如印度喀拉拉（Kerala）經驗。
投資市場是資本家的仙境
當這種體制推到某個極端時，甚至會出現恐怖的後果。和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如形隨形的，是高舉民族國家的旗幟、規模愈益龐大、傷亡也愈加慘烈的戰爭。而當歷史學家仔細審察近代每一場大戰的背後，幾乎毫無例外發現銀行家和金融資本家的頻繁活動。每一場近代大戰的幕後，都牽涉龐大的集資活動和金融利益。大銀行家從近代歷次戰爭中所獲得的暴利，讓軍火商也會妒忌。
2.全球瘋狂流動性的毒癮：貨幣供應和流動性為了符合金融資本家利益而必需不斷增長，可是實質經濟活動的增長，永遠無法追上符合金融資本家所渴求的速率。過多的貨幣供應和過剩的流動性找不到出路，必然會衝擊實質經濟體系，造成超級通脹，甚至經濟崩潰。於是必需有某個領域可以無窮無盡地吸納超額供應的貨幣，同時又促進流動性。投資（機）市場，正正是金融資本家夢寐以求的仙境。全球金融市場每年的總交易額超過600兆美元，是全球貿易額的50倍以上，而全球的GDP，也不超過60兆美元。在2008年，全球外彙交易額每天接近4萬億美元，其中只有5％至10％是用於外貿或長期資本轉移，可見毫無實質經濟意義的全球金融炒賣活動瘋狂到哪一個地步。
金融資本家熱衷於開發各種層出不窮的投資衍生工具來促進流動性。他們不願意有人不墮進債務的羅網中，不願意看見任何資產閑置擱在一旁，不變成債務而進入流通（所謂的資產證劵化）。甚至劣質資產，也可以通過金融巫毒巫術，變成具吸引力（AAA級）的投資機會。次級房貸危機爆破所造成的金融海嘯，正是最好的例子。一天不改革當前的貨幣制度，這種近乎瘋狂的流動性，將會制造一個又一個的泡沫，不斷周而復返衝擊社會，也促使人類沈溺於無意義的消費主義，虛耗地球寶貴資源而不能自拔。
貨幣主要有三大功能。近代壟斷性貨幣的理想是把這三大功能統一在一種普遍的貨幣裡。可是對應於傳統貨幣的三大功能，我們也發現近代壟斷性負債貨幣造成的三大扭曲：
1.交易手段：本應作為交易工具的貨幣，因為其內在不穩定性而不斷衝擊經濟體系；
2.儲存價值：人們期望金錢可以儲存價值而保存財富。可是不負責任的謀利性貨幣供應導致永恆的通貨膨脹周期；
3.價值量度單位：本身不蘊涵實質價值的貨幣，造成扭曲的價值和決策系統。
讓我們仔細看看這一點：財務學盛行貼現值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所謂貼現值分析，簡單來說，就是把某東西在將來的估計價值，轉化為現在所假設蘊含的價值，來分析某項經濟活動的成本效益。
我們都知道，在復利率的復式增長下，今天的一筆小數目，經過多年，會增長至龐大的數目。可是反過來說，逆向的貼現操作，也會把遠期以外開始浮現的龐大成本，縮成小額貼現值。
創造財富或毀滅財富？
所以在估量一個項目的成本效益時，不要說很多生態和人類成本沒有被考慮，即使計算了生態成本（當然這種量化本身已經值得商榷），考慮了復利率的因素後，在遠期即使很龐大的成本（例如大型水壩的長期生態破壞以及處理核廢料的成本），它的貼現值都會變得很低。透過這種財務戲法，能在短期內帶來利益，但長期卻導致沉重經濟、社會和生態負擔的項目，在貼現分析之下，往往變得更具優先性（即是顯得更具經濟合理性）。合理化盲目經濟增長主義的，往往是這種理性化的瘋狂。（德勒茲說過：在資本主義裡，所有東西都是理性的，除了資本或資本主義本身。）造成這種悖理，是因為貨幣本身其實沒有任何價值。計量價值的單位本身沒有任何實質價值，於是所有對人類（包括未來人類）整體存活有價值的東西（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文化等），都通過財務預算掩眼法，量化和合理化成可以隨意剝削的資源，而且像戲法那樣搖身一變成為“財富”。可是試想想：如果人類當代經濟活動的計量單位不是美元、歐元、日元這些抽像而無實質價值的符號，而是還能供未來人類應用的不可替代資源，或者是生物多樣性，那樣我們現在的經濟方式，是在創造，抑或毀滅財富？
以金錢來衡量自然資源（以及人）的價值，並且誰擁有金錢，誰就可以任意掠奪資源，而沒有金錢的，就遭受排斥並且要承受存活生態環境（包括自然、社會和文化）受破壞的惡果，這是我們這個年代最扭曲野蠻的愚昧。我只希望未來的人類回看我們這種蒙昧的價值觀時，會像我們今天回看古代很多怪誕不合理的價值觀那樣，只是一笑置之，而不是懷著怨憤的詛咒。
如果世界不設法改變負債貨幣的本質，就無法建立生態上可持續的經濟體系。
由債務貨幣建立的金融體制，使經濟活動並非服務於人類的福祉，而是填滿超級銀行家和金融資本家的肥腸。這個數百年來伴隨和暗裡一直推動世界資本主義扭曲增長的體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終於有機會發展到它的最顛峰全球化型態（如果不是因為它必然內涵的自我毀滅性，那幾乎可以說是最完美型態），也終於把地球生態體系推向崩潰邊緣的臨界狀態。
2011-10-23
作者：黃鈺書
來源：立報
轉帖：wanshi
人類當前面臨的生態困境，僅僅是因為人類打開了工業革命的潘多拉魔箱（Pandora's Box），釋放了我們沒有智慧去控制的眾魔：生產力和消費欲嗎？當人們思考當前很容易只聚焦在生產和消費問題之上。例如《小是美好的》一開始就指出：“我們這時代最重大的錯誤之一是相信‘生產問題’已經解決了。”這無疑是深刻的洞見。我們的瘋狂是：自以為釋放了無窮無盡的生產力，誤把無法彌補的生態資源虛耗，看成是財富的創造。可是，在可持續生產力方面，人類文明還處於很原始落後的階段。
貨幣：資本主義最大的私密
僅僅是盲目的科技進步和生產力失控，還不足以說明一切。我們必須更深入探索還有哪些機制驅使人類奔赴自毀的高速公路？回顧全球化的歷史，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20世紀80年代開始，當全球化開始加速成為勢不可擋的進程時，我們面臨了一次又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國1980、1990年代的儲貸危機、1987全球股災、1994墨西哥披索危機、1997亞洲金融風暴、1998俄國盧布危機、2000年網絡泡沫和2007的次級房貸危機所引發的2008金融海嘯。
奇怪的是，人們甚至已經習以為常，接受了全球金融危機，是全球化揮之不去的副產品，是繁榮的必需之惡。如果我們采取逆向思維，不把金融僅僅看作全球化的附屬工具，而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潛推動力，就會打開全新的視野。
錢，或者說貨幣，很多人以為是最自然不過的東西。但實際上，今天我們熟識的貨幣形式（制度），是歷史上最詭詐的創造之一。貨幣，也許是資本主義最大的私密。
絕大部分人都簡單地把貨幣視為僅僅是經濟活動的工具（雖然有很多人以金錢為最主要的人生目標）。造成這個現像，與其說因為貨幣是復雜的現像，更重要是因為正如高貝夫（J.K. Galbraith）所說：在有關金錢的研究裡，復雜性並非用來揭露事實，而是為了掩飾和逃避事實。
要穿透重重迷霧，解開貨幣的復雜性，揭露它的本質，絕非易事，因為它隱藏在層層掩飾和使人敬畏的學術詭辯之中。人們很容易相信貨幣是隨著經濟活動自然產生的交易工具。區域性貨幣也許如此，但歷史上中央貨幣的出現，卻並非為了方便和促進經濟活動，而是某個特權階層為了吸取社會資源（賦稅）。壟斷性的中央貨幣，跟少數特權階層利益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到今天也不例外。
最簡單的說，當前主流貨幣形式的扭曲性在於它的本質是“負債貨幣”（debt currency）。即是說，當每一元的貨幣供應被創造出來時，表示有一元的債項產生了，也就是說有人背負了一元的債。
先從貨幣的發行說起。這不能不從全球最重要的貨幣美元開始。也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美國政府沒有發行貨幣的權力。而且美國聯邦准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也並非政府機構。它是完全由私營銀行擁有的機構。它根本上是一個詭詐地違反美國憲法的私人機構。為了掩飾這一點，它竭力假裝成是為美國人民服務的聯邦政府機構。
美國政府需要錢來運作，並不是靠當前的稅收，而是把未來的政府稅收（即是未來美國人民的財富）作為國債（發行國庫債券），抵押給聯准會，然後由聯准會來發行聯准會劵，也就是人們熟識的美元，借給美國政府，並且美國政府要為此付出龐大的利息。而這筆賬，要算在美國人民頭上，而且最後要由全世界的人民來承擔。人民要使用本應屬於社會公共工具的貨幣來進行經濟活動，創造實質財富時，反而要向某個特權階級支付費用。世界上沒有更荒謬的事情了。
銀行家享受專制帝王特權
負債貨幣的機制，說得通俗一點，就好像我在一張白紙上面簽名，把它變成“錢”，然後借給你。可是這張紙幣本身，根本沒有任何價值，是你借了“錢”以後所從事的經濟活動，賦予這張紙價值。可是你卻要為了從我手上借一張紙而向我付出利息。就是這樣，銀行家秘密享受了專制帝王的特權，騎劫了整體國民經濟活動，也間接坐擁整個國家。
全球人民，就這樣胡裡胡塗地陷入債務的羅網中不能自拔，成為金融資本家的半屬奴：從發達經濟體裡靠簽信用卡超前消費的人們、因為自由化政策而負債累累甚至最終失去土地走上自殺絕路的窮國小農、被IMF、世銀誤導半利誘半強迫而債台高築最終要賤賣寶貴資源的窮國政府、因為信貸寬松誘惑而背負了根本無法承受之房貸的低收入美國人，乃至美國政府本身……全球化，也是債務的天羅地網無聲無息籠罩全球的進程。
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這才登場：即使是聯准會和中央銀行所發行的貨幣和債券，也只占整體貨幣供應的一小部分。全球主要的貨幣供應，實際是私營商業銀行無中生有變出來的。
簡單來說，情況是這樣：銀行每收到100元的存款，只要預留部分作存款准備金，就可以提供借貸。
假設存款准備金率是10％，銀行每收100元，只需留下10塊，就可以借出90元。可是這90元的債，會立即被加在銀行的會計帳項上，成為新創造出來的錢。即是通過信貸，債務反而會變成新的貨幣供應。
於是，這90元成為新的流通貨幣。但是這90元實際上大部分又會進入銀行賬項裡。於是銀行體系收到90元後，只需預留9元，又可以借出81元，如此循環不斷。
借著這種魔術戲法，在銀行體系裡，每100元的存款可以變出近1,000元的貨幣供應（實際上，在先進的經濟體系裡，准備金限制對貨幣供應幾乎沒有影響）。銀行所賺取的不僅是謙卑的息差（所謂的premium），更重要是這種流動性（liquidity）的倍數效應。流動性是金融資本家的利益所在，他們不惜一切也要增加貨幣流動性，造成無可避免的信貸過度膨脹和緊縮的周期，導致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衝擊全球的金融穩定性，摧殘人們的生活，甚至最終讓地球的生態系統崩潰也在所不惜。
正是負債貨幣的本質，根本塑模了當前的全球化體制。它有兩個最基本的惡果。
1.對經濟增長的永恆飢渴：壟斷了貨幣發行和供應特權的銀行家，依靠收取利息而謀取暴利。你向銀行借了100元的債，就要連本帶利歸還。那假設是10元的利息從哪裡來呢？除非有10元奇跡地從貨幣流通的游戲中永遠退出去，恰巧落到你手上，否則這10元的出現一定是由於貨幣供應增長了的緣故。可是這新的貨幣供應，代表了新的債務，又需要額外的貨幣供應來償還利息。這變成沒完沒了的惡性循環。
實際上銀行家一定要確保債務的償還不會降低貨幣的供應增長和流通性。只要有1元的債務償還了，從流動中退出來，銀行的潛在利益就會受損害。所以銀行家務必要確保貨幣供應和流動性永恆增長，才符合他們的利益，於是他們要推動社會不惜一切也要追求經濟增長，以確保貨幣供應和流動性增長。
少數特權階層操縱貨幣供應
正是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游戲規則，主宰了近數百年來資本主義，也同時主宰了近代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開始著了魔地追求經濟增長，盲目催使經濟活動膨脹，而不問這種增長實際上是否為人類的福祉服務。於是先進國家的人們過著過度生產、靠借貸來高消費的生活，虛耗地球資源，破壞全球生態系統。而且這一切提升到道德價值的層次：“他們用盡一切方法，讓我們相信：購物是公民的義物，掠奪地球的自然資源有利於經濟發展，從而實現我們更崇高的利益。”（《經濟殺手自白》〈作者序〉楊文策譯）
每一次面臨金融泡沫爆發後的經濟危機，人們都會驚呼：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了！彷佛那是世界末日。不！文明的末日不是源於經濟增長放緩，而是由於生態體系崩潰！是我們生產的商品和服務不足夠嗎？不！世界的生產力已經足夠讓全球的人類都享受非常美好的生活。我們不去設法改革世界經濟體系，在保育生態體系的同時，讓全球人類都共同分享科技成果（這一點我們絕對有能力辦到），卻仍然容忍全球一半人口在貧困下掙扎求存，而一部分人口沒頭沒腦地借貸消費，不惜令全球生態體系崩潰，只為了滿足一小撮特權階層巧妙地掩藏的超級利益。
這可謂人類觀念史上最大的因果顛倒，我們一直以為經濟活動的增長，自然促使貨幣供應必然相應增長。但回顧歷史，我們卻發現，實際上是少數特權階層，以大多數人利益的名義操縱了貨幣供應，片面推動某種偏狹的經濟增長模式，即使這種經濟增長結果不一定能讓人民受益。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掩飾得最巧妙的特權利益，足以讓高唱“特權神授”的法老王、教皇和君主們折服。當今的全球化體系，代表了史上最文明的社會型態，抑或只是在重重巧妙掩飾下，集合了人類歷史上眾多不公義現像的體系呢？
又是必需之惡：當經濟增長明顯導致社會不公平，甚至整體人口生活質素下降時，教條經濟學家提出所謂的下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經濟增長最終會惠及窮人。回顧全球化的歷史經驗，尤其是IMF強逼窮國推行的經濟政策，實況卻並非如此。當這種信仰無法服眾時，就出現了史蒂格利茲（Stiglitz）所指的下滴效應附加版（trickle-down plus）：“增長是紓緩貧窮的必要條件，也幾乎是充分條件。”然而增長不一定能消除貧窮，反而是另一種貧窮的溫床。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找到低收入低增長，但人民生活質素大幅提升的另類發展模式：例如印度喀拉拉（Kerala）經驗。
投資市場是資本家的仙境
當這種體制推到某個極端時，甚至會出現恐怖的後果。和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如形隨形的，是高舉民族國家的旗幟、規模愈益龐大、傷亡也愈加慘烈的戰爭。而當歷史學家仔細審察近代每一場大戰的背後，幾乎毫無例外發現銀行家和金融資本家的頻繁活動。每一場近代大戰的幕後，都牽涉龐大的集資活動和金融利益。大銀行家從近代歷次戰爭中所獲得的暴利，讓軍火商也會妒忌。
2.全球瘋狂流動性的毒癮：貨幣供應和流動性為了符合金融資本家利益而必需不斷增長，可是實質經濟活動的增長，永遠無法追上符合金融資本家所渴求的速率。過多的貨幣供應和過剩的流動性找不到出路，必然會衝擊實質經濟體系，造成超級通脹，甚至經濟崩潰。於是必需有某個領域可以無窮無盡地吸納超額供應的貨幣，同時又促進流動性。投資（機）市場，正正是金融資本家夢寐以求的仙境。全球金融市場每年的總交易額超過600兆美元，是全球貿易額的50倍以上，而全球的GDP，也不超過60兆美元。在2008年，全球外彙交易額每天接近4萬億美元，其中只有5％至10％是用於外貿或長期資本轉移，可見毫無實質經濟意義的全球金融炒賣活動瘋狂到哪一個地步。
金融資本家熱衷於開發各種層出不窮的投資衍生工具來促進流動性。他們不願意有人不墮進債務的羅網中，不願意看見任何資產閑置擱在一旁，不變成債務而進入流通（所謂的資產證劵化）。甚至劣質資產，也可以通過金融巫毒巫術，變成具吸引力（AAA級）的投資機會。次級房貸危機爆破所造成的金融海嘯，正是最好的例子。一天不改革當前的貨幣制度，這種近乎瘋狂的流動性，將會制造一個又一個的泡沫，不斷周而復返衝擊社會，也促使人類沈溺於無意義的消費主義，虛耗地球寶貴資源而不能自拔。
貨幣主要有三大功能。近代壟斷性貨幣的理想是把這三大功能統一在一種普遍的貨幣裡。可是對應於傳統貨幣的三大功能，我們也發現近代壟斷性負債貨幣造成的三大扭曲：
1.交易手段：本應作為交易工具的貨幣，因為其內在不穩定性而不斷衝擊經濟體系；
2.儲存價值：人們期望金錢可以儲存價值而保存財富。可是不負責任的謀利性貨幣供應導致永恆的通貨膨脹周期；
3.價值量度單位：本身不蘊涵實質價值的貨幣，造成扭曲的價值和決策系統。
讓我們仔細看看這一點：財務學盛行貼現值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所謂貼現值分析，簡單來說，就是把某東西在將來的估計價值，轉化為現在所假設蘊含的價值，來分析某項經濟活動的成本效益。
我們都知道，在復利率的復式增長下，今天的一筆小數目，經過多年，會增長至龐大的數目。可是反過來說，逆向的貼現操作，也會把遠期以外開始浮現的龐大成本，縮成小額貼現值。
創造財富或毀滅財富？
所以在估量一個項目的成本效益時，不要說很多生態和人類成本沒有被考慮，即使計算了生態成本（當然這種量化本身已經值得商榷），考慮了復利率的因素後，在遠期即使很龐大的成本（例如大型水壩的長期生態破壞以及處理核廢料的成本），它的貼現值都會變得很低。透過這種財務戲法，能在短期內帶來利益，但長期卻導致沉重經濟、社會和生態負擔的項目，在貼現分析之下，往往變得更具優先性（即是顯得更具經濟合理性）。合理化盲目經濟增長主義的，往往是這種理性化的瘋狂。（德勒茲說過：在資本主義裡，所有東西都是理性的，除了資本或資本主義本身。）造成這種悖理，是因為貨幣本身其實沒有任何價值。計量價值的單位本身沒有任何實質價值，於是所有對人類（包括未來人類）整體存活有價值的東西（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文化等），都通過財務預算掩眼法，量化和合理化成可以隨意剝削的資源，而且像戲法那樣搖身一變成為“財富”。可是試想想：如果人類當代經濟活動的計量單位不是美元、歐元、日元這些抽像而無實質價值的符號，而是還能供未來人類應用的不可替代資源，或者是生物多樣性，那樣我們現在的經濟方式，是在創造，抑或毀滅財富？
以金錢來衡量自然資源（以及人）的價值，並且誰擁有金錢，誰就可以任意掠奪資源，而沒有金錢的，就遭受排斥並且要承受存活生態環境（包括自然、社會和文化）受破壞的惡果，這是我們這個年代最扭曲野蠻的愚昧。我只希望未來的人類回看我們這種蒙昧的價值觀時，會像我們今天回看古代很多怪誕不合理的價值觀那樣，只是一笑置之，而不是懷著怨憤的詛咒。
如果世界不設法改變負債貨幣的本質，就無法建立生態上可持續的經濟體系。
由債務貨幣建立的金融體制，使經濟活動並非服務於人類的福祉，而是填滿超級銀行家和金融資本家的肥腸。這個數百年來伴隨和暗裡一直推動世界資本主義扭曲增長的體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終於有機會發展到它的最顛峰全球化型態（如果不是因為它必然內涵的自我毀滅性，那幾乎可以說是最完美型態），也終於把地球生態體系推向崩潰邊緣的臨界狀態。
2011年10月17日
文革必然悲劇的原因
何新：文革必然悲劇的原因：張春橋是特務而非叛徒
2011-10-17
文革悲劇之謎的解釋：
張春橋是藍衣社（華蒂社）特務而非叛徒
——對於文化大革命性質的再思考
何新按語：2003年，我在《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一文中論及：
“文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毛所使用的江張姚王一流皆屬下下流品人物。此輩既缺乏政治智慧與才能，其人格形態又至為蝟瑣卑劣，唯以謅佞毛澤東為能事（於二十四史中可入《倖臣傳》）。”
本文即是對此問題做了進一步研究後草寫的續篇。
順便說明：本文所引用的史料和資料來自中共中央關於四人幫政治歷史的文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及國內公開出版的有關回憶錄和文革史料。
導 論
毛澤東說：“我一生就是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國民黨蔣介石，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背景資料】
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見過尼克松後，有一天他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我說：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怎麼只有兩件？他說：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
這兩件事均徹底改變了中國現代史。但是對於後一件事——文化大革命，盡管當事人的回憶以及有關史料已經不斷解密和披露，但研究卻至今未見突破和深入。
我認為對於文革的研究,應當劃分三個層次的論域:
１）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的論域。
２）政治鬥爭和權力爭奪的論域。
３）歷史背景、後果和影響的論域。
這三個論域，相互糾葛且緊密相連，但仍有必要分別進行不同層面的研究和討論。
我在寫於約10年前的《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網上轉載很多，見百度或谷歌）一文中對上述問題曾經有所討論。
本文則擬討論文革政治鬥爭論域中一個被以往的研究者所普遍忽視的問題，即關於張春橋在文革中的的政治作用問題。不深入研究這個問題，文革中的許多事情就找不到理性的解釋。而至今許多人仍把張春橋以及其領導的上海幫與毛澤東本人視同一體，以為張春橋或“四人幫”（即上海幫）是毛澤東的代表。這是至大的誤解和錯謬！
（1）被文革史家所忽略的張春橋
近十年來，關於國共鬥爭中的諜戰故事已經大量解密。人們知道在建國前的革命鬥爭中，中共在國民黨陣營的一批高級臥底特工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其中包括隱蔽於國民黨軍政最高層的郭汝瑰（國防部作戰廳長）、熊向暉（胡宗南機要秘書）等重量級人物。
然而天道循環，歷史是最大的反諷者。毛澤東晚年的文革運動幾乎葬送了他前半生的功業。大批的中共開國元勛以及老干部在殘酷的文革清洗運動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飄零殆盡。而這裡最具有反諷意義的事情是，一個陰鷙、內斂、隱蔽的富歇（Fouche Joseph，1759—1820）式的政治人物，深刻地影響改變了文革運動的政治方向。而此人，其真實面目卻是國民黨藍衣社（軍統前身）於１９３７年派遣進入延安的秘密臥底特工——張春橋。這是國共諜戰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一幕。
長期以來，張春橋僅僅被視作毛澤東的一個佞臣或江青身邊的弄臣而被評論。因此，對文革研究的焦點，一直完全集中在毛澤東和江青以至林彪身上。張春橋幾乎完全被研究者所忽略。
然而實際上，這個人的作用是如此重大——此人不僅是點燃文革之火的《評海瑞罷官》一文的政治組織者，也是5.16通知、九大報告和九大黨章的主要定稿人和組織者。
【背景資料】
康生曾經說九大黨章是毛澤東主要委托上海方面制訂的：“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要修改黨章。修改黨章過去都是領導機關搞，這一次毛主席說要動員基層的黨員參加修改黨章，並做了一個示範，把這個任務首先交給上海的同志。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央、中央文革根據上海同志采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來修改黨章的經驗，向全黨、全軍、全國發出了關於修改黨章的通知，發動各個方面特別是基層黨組織參加這個工作。”（《康生接見出席中央和全軍整黨建黨工作座談會全體同志時的講話》1970.4.18）
事實上，毛澤東多次認真地考慮指定張春橋作為自己（領導黨和意識形態）以及接替林彪（介入軍事和軍隊事務）和周恩來（接管國務院）的政治接班人。
【背景資料】
毛澤東晚年關於接班人問題的反復考慮：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與越南胡志明談話時，說了一段話：
“天下烏鴉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們有准備。全黨大多數人有准備，我們就不怕。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會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到底是誰？是伯恩施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准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這裡毛澤東針對的是劉少奇，此時毛澤東已經決心要換接班人。
913後繳獲的林彪筆記本中有以下一段話：
“大擁大順，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
1966年8月毛澤東選擇了這位手揮紅語錄“跟著轉”的林彪做了接班人。
但是，在林彪之後是誰？毛澤東曾經數度考慮選擇張春橋。
據邱會作回憶：九大後，毛澤東就接班人問題與林彪談過話。毛澤東問林彪，總理年齡大了，你考慮過他的接班人沒有？林彪說沒有。毛澤東說，你看小張（張春橋）怎麼樣？林彪不表態，顧左右而言他。
又據閻長貴（曾任江青秘書）最近引述毛遠新（曾擔任毛澤東與政治局的聯絡員）的談話：
“毛遠新說：對於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還是張春橋，認為他有思想，有能力。
主席曾問過我對張春橋的看法，我也這樣認為，但我說不足的是他不能團結干部，城府太深，有點兒陰。
當時（1976）主席在幾個副總理中翻來覆去地琢磨，最後選定了華國鋒。
主席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還是想叫張春橋做軍師。毛遠新說：主席叫我跟張春橋傳達了這樣一句話：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嗎？意思很明顯，主席要張春橋安心做副手。我把主席這句話向張春橋傳達了，也向華國鋒說了。”
大量解密的政治史料表明，張春橋非但不是毛澤東的佞臣或江青的弄臣，而且在文革的全過程中，此人極大程度上影響以至改變了毛澤東的一系列決策。他的作用遠遠超過了很早就被屏絕於冷宮的江青、經常被視為錯誤路線執行者的周恩來以及並不被毛澤東真正信用的陳伯達和林彪。
張春橋幾乎不動聲色地顛覆了他在文革中所正面遭遇的所有的政治對手——包括陶鑄、陳毅、陳伯達、林彪、鄧小平等超重量級人物，而且險些就顛覆了總理周恩來。
至於江青與張春橋的關系，多種史料和證據表明，江青實際對此人一直心存戒懼。她敢撒潑辱罵一切人，卻唯獨從未對張春橋說“不”（NO）！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真正形成重大決策的人物並非組長陳伯達或第一副組長江青，而正是第二副組長張春橋。
張春橋喜怒不形於色，總是在暗中操作一切。具有特殊身份的江青是其政治工具，而據軍統總務長沈醉文革後的回憶錄，他在30年代即在上海軍統特務崔萬秋家中同時遇到過江青與張春橋。所以這兩個人是舊時相識的王謝堂前燕子。
毛澤東關於文革的主要重大決策，都與張春橋有密切關系。張春橋操縱的上海“一月風暴”超越毛澤東直接成立了新的行政體系之“上海公社”，直到毛澤東感覺不好才不得不更名。
【背景資料】
1966年11月，張春橋受周恩來委托去上海處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眾臥軌攔截火車的“安亭事件”。他以“中央文革”副組長身份，置中央政治局和華東局及上海市委於不顧，代表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簽訂了支持造反的協議。張春橋此舉，事前並未請示任何人，有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但毛澤東事後卻完全肯定了張春橋的處理，說總是先有事實，可以先斬後奏。1967年1月，張春橋策動王洪文等在上海發動對黨政部門的奪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響了全國造反派奪權運動的第一炮。此後，在全國範圍掀起了全面造反奪權的惡浪，自此之後天下大亂。
九大前，陳伯達得到林彪授意和支持，試圖主筆寫作九大政治報告，掌控意識形態的主導和解釋權，結果毛澤東卻選擇張春橋的上海寫作班子而棄置陳伯達於冷宮。
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已經意識到文革的錯誤而試圖轉向。但這一轉向卻被張春橋所提出的林彪路線是極右路線而非極左路線所再度旋轉。因為毛澤東不能允許否定文革。
1975年4月張春橋拋出《論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文章，正式闡述打著“毛澤東旗號”（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張春橋思想。
而張春橋思想與毛澤東本人思想（一張一弛兼用王霸之術）的根本性區別在於，張春橋思想更具有極端民粹主義和法西斯極權主義的特色，而這又與張春橋早年在國民黨藍衣社中所受到的法西斯蒂教育是有直接關系的。人們知道，張春橋在上海曾使用筆名“狄克”——殊不知這個筆名的來源就是“狄克推西”西語專政、獨裁或法西斯蒂的別稱。
1975年4月張春橋的這篇文章中，不僅批判老干部集團的復辟回潮和“經驗主義”，而且隱晦地批評毛的文化革命搞得不徹底，留下許多“土圍子”，甚至影射毛澤東也沒有完全放棄“資產階級法權”。事實上此前張春橋已經多次用毛澤東來反對毛澤東。毛澤東在“九二”廬山會議的終結時提出還是要孔夫子的哲學“和為貴”。而張春橋就在1973年夏拋出毛澤東與他1970年在天安門上關於孔子問題的談話——發起批林批孔這一不倫不類的奇怪運動，並且打著遵照毛澤東指示的旗號。
其實，遍查檔案，毛澤東並沒有主動地提出要發起所謂“批林批孔”。
並且對這一運動，當其轉向挑動黨內發生新的激烈政治鬥爭的時候，毛澤東立即予以剎車。
1975年4月張春橋的“全面專政”文章激怒了毛澤東。當年5月毛澤東於病中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員做了一次最後的長篇談話。毛澤東在講話中公開炮轟江青，坦承“我也有走後門”；毛澤東還嚴重警告並重申“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拉幫派，要王洪文退出上海幫——然而誰是上海幫的頭子呢——眾所周知就是張春橋。毛澤東這次的一系列警告，其實主要就是針對張春橋的。
但是毛澤東投鼠忌器。他發現已經尾大不掉，難以果斷處置張春橋及其上海幫——因為他們以文革作為人質而綁架了文革，如果否定他們，就意味著必須徹底否定自己和文革。
因此毛澤東試圖重新重用鄧小平以牽制張春橋。甚至直到1975年年底與鄧小平面臨再度決裂的最後時刻，毛澤東仍希望由鄧小平而不是由張春橋來主持做一個關於文革“三七開”的決議。
但是鄧小平當時卻已經決心破釜沉舟，絕不回頭，使得毛澤東尋求調和的努力失敗了。
【背景資料】
1975年12月8日，鄧小平最後一次看望周恩來（當時張春橋已經在媒體掀起反對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周問：“態度會不會變？”鄧：“永遠不會。”周：“那我就放心了。”這也就是後來指責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由來吧？
對於文革的理論和政治准備、對於文革的發動以及文革進程中所有的重大政治轉折，張春橋均曾經發揮了不可思議的巨大作用和影響。可以這樣說，自從江、張於60年代在上海為戲劇革命復合，為准備炮打北京的彭真和劉少奇司令部而正式訂盟之後（兩人都說，當時對此結盟是做了離婚和殺頭的准備的。參看江青《為人民立新功》及徐景賢回憶錄）。
此後，一直是張春橋在左右江青，而不是江青在支配張春橋。正因為如此，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軍事集團以及陳伯達等為鞏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而直接炮擊張春橋，這絕對不是一次政治失誤，而是深謀遠慮目標選擇很准確的大手筆。在這一輪炮戰中，事實上連周、康以至汪東興都站在一種十分微妙、甚至暗中呼應配合的地位上。
（2）張春橋老婆是日本特務，本人是藍衣社——軍統特務
然而作為這樣一個重要人物的張春橋，其歷史卻是極其模糊的。張春橋的政治出身不明（早年曾參加假“共產黨”）、政治來歷不明。1958年他因為《反對資產階級法權》一文被毛澤東注意和開始重用，在文革中，張春橋實際是一個以鼓吹“不斷革命”的極左口號和綱領推行法西斯蒂的毀滅共產黨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許多文革的支持者卻至今仍把他看作共產黨人。
張春橋的妻子李文靜（原名李淑芳）是貨真價實的中共叛徒和日奸（日本特務）。
【背景資料】《徐景賢回憶錄》：
“1973年9月18日，總理周恩來陪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夫人鄧穎超隨行。按照周恩來的交代，鄧穎超到上海後看望一批領導人的家屬。鄧穎超到市委康平路大院，看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還去了徐景賢家，卻偏偏不進政治局委員張春橋的家。這個舉動非同小可，立即引起議論紛紛。一連幾天，張春橋夫人文靜閉門不出。
不久，王洪文陪外賓到上海，找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密談。王洪文說，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春橋同志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他本來早就想解決，因為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他已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文靜那裡，春橋同志自己會關照。考慮到影響，這個消息不必對外宣布。”（摘要）
張春橋最終決定與妻子離婚的原因是：張春橋夫人文靜是一個被日本人抓捕後變節的證據確鑿的叛徒。而1948年張春橋明知文靜是叛徒而且當過日本的文宣特務，但仍與其結了婚。
鄧穎超此次過張門不入，是1970年廬山會議上林彪集團對張春橋發起攻擊之後，作為中共老干部集團代表的周恩來以無影功手法，對文革中堅人物張春橋的一次刻意羞辱和攻擊。
實際上，張春橋本人是證據確鑿的國民黨藍衣社（軍統前身）系屬“華蒂社”（即“中華法西斯蒂會社”縮寫）成員（參閱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文件關於張春橋歷史的附件）。張春橋於1937年自山東神秘地潛入延安臥底做特務（參閱沈醉等人的回憶錄，詳看葉永烈的《張春橋傳》）。
【背景資料】
原國民黨軍統總務主任沈醉在其自傳《我這三十年》一書第二十章《二進深宮》中，有一段關於藍萍（江青） 和狄克（張春橋在上海的化名）的極為重要的文字：
“我當時去崔萬秋家，經常見到藍蘋，她有時還給我倒茶，因為崔是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的編輯，常在該報寫“北國美人”等類文章來給藍蘋捧場，一個四等演員有這樣的人來捧場，當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記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幫”後，知道那個在崔家見過的穿蹩腳西裝的狄克，就是張春橋，我的腦子裡也有印像。“
按此文中所述及的崔萬秋是軍統特務，上海《大晚報》主筆。沈醉對崔萬秋的真面目，曾於1977年1月8日作如下說明；
“ 我於1932年冬參加復興社特務處（軍統前身）後，便在特務處上海特區當交通聯絡員，崔萬秋當時已參加了特務處，是特務處上海特區領導的直屬通訊員，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區有十多名直屬通訊員，由區長直接領導，由交通聯絡員聯系。我每月送薪金給他，並取回幾次情報。他的情報相當多，還經常給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獎金”和“特別費”。我曾問過他，這麼多錢用得完嗎？他說還不夠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貼一些進去，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情報。我擔任上海特區交通員兩年左右的時間中，都由我約崔萬秋與先後擔任特務處書記長的唐縱、梁於喬和特務處情報科科長張炎元見面，1933年冬天，特務頭子戴笠還叫我約他在上海四馬路杏花樓菜館吃飯，事後，他對那次和戴笠見面，感到非常高興。”
但是，張春橋這一段復雜的政治歷史，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卻一直未被揭露。其強大政敵包括林彪和周恩來一直都只是在尋找關於張春橋是叛徒的證據——1973年4月9日，周恩來夫婦約請復出的鄧小平夫婦見面聚餐，周向鄧講：“張春橋是叛徒，主席不讓查。”（參閱鄧榕的回憶錄）
【背景資料】
《鄧榕回憶錄》：
1974年４月９日，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裡治病的周恩來。“看著總理消瘦的面容，父母親心中說不出的悲傷。多年後，父親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還不勝傷懷。他說，‘我們去看總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樣子了。我們相對無言。’相對無言。“周恩來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裡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主席不讓說。’講完後，他對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略）
事實上，張春橋的確並非叛徒，而是內奸、特務。考察其一生歷史，張春橋並無被捕的經歷。他不可能被國民黨抓捕，因為早在中學時代，張春橋已經在山東加入國民黨的外圍特務組織。所以文革中遭遇炮打時張春橋自信滿滿地對上海的黨羽說：我從未被捕過，說我叛徒是無稽之談。
然而奇怪的是，中共資深的肅反專家康生似乎對張春橋是特務的問題一直諱莫如深。不僅嚴酷的延安整風和肅反絲毫沒有觸及這個來歷不明的張春橋半根毫毛，而且到延安不久，他就被外派到晉察冀擔任了黨報（人民日報前身）的副總編輯。
直到1975年臨終前，康生才終於向毛澤東密陳了關於江青和張春橋的歷史問題。但究竟怎麼講的以及講了什麼，則至今仍然是謎。
【背景資料】
關於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何時被揭發出來，有兩種時間順序：
一說是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到長沙之前，康生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向他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後來，康生又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釣魚台8號樓，向他們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
1974年12月26日深夜在長沙毛周單獨會談時，周恩來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
也就是說，在康生向周恩來揭發江、張之前，周恩來已知道張春橋有歷史問題。
對於王海容轉告康生對江青被捕的揭發，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
後來的事情是，江青仍當她的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則由毛澤東提議，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但以上所述時間是不可信的。根據章含之於1976年4月25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及影印件：
“…………
去年夏季我們曾聽到一件誣告江青、春橋同志的事件。現在想來，這是鄧小平在幕後策劃的。現將事件經過向主席報告：
去年夏天，大約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兩位同志來找我說有件事要了解。她們說她們去看了康生同志。
接著，她們說康老病很重，恐不久於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們轉報主席。康老說，江青、春橋兩同志歷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過春橋同志的檔案，是江青同志給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兩個人去了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康老說這兩個人可以證實江青、春橋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說她們想問問喬冠華同志是否認識王、吳二人。喬說他只知有此二人，並不認識。她們又說，聽說江青同志的歷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有登載，問喬當年在華南工作是否見到過這類消息和文章。喬說他只見過生活上對江青同志的攻擊，從未見過涉及政治叛變這一類的東西。關於春橋同志的情況喬說他完全不知道。
當時我們都勸王、唐兩位不要替康老傳這些話。以上情況特報主席參閱。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據此，康生揭發張、江的確切時間是1975年，是在周恩來已經與毛澤東談過這個問題之後。
康生揭發的主要內容是：
康生說：“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曾經給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接著，康生又說：“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過，叛變自首。”康生並且一再責備自己，過去對江青使用不當，不應利用她做情報工作，不應在延安派她在黨校、魯藝學習。康生還幾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說：周恩來和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到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地步，毛澤東更不會提這個問題了。要是換了別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歷史“問題”，早就會被批判打倒。
也許並非巧合的是，康生、張春橋與江青三人都是山東同鄉，早年三人都曾混跡於上海灘，也都具有某種至今被研究文革者所忽視的復雜神秘的個人歷史政治背景——這種背景不僅提示了３０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顯示出國共長期鬥爭中復雜詭秘的雙面間諜角色的存在。
而正是這幾位戴有政治面具的雙面間諜，迎合利用晚年毛澤東的心理，導演和羅織了一場自相殘殺的文革運動。
（3）文革之不得人心，主要是由於法西斯化的造反運動
文革的根本問題並不是發生在路線和意識形態的分歧上。文革把國家幾乎推向崩潰的最大悲劇在於以下兩點：
1)以法西斯手段對付國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所謂的“階級敵人”。而成為所謂的“階級敵人”者，則是以思想罪和言論罪的形式出現，從而隨運動的深入而不斷擴大。換句話說，其打擊面愈來愈多。
２）文革以極其殘酷的手段整肅和對待與毛澤東一起共同立黨並締造了新中國的老革命家。其整肅手段之殘酷，往往不可思議，甚至使得晚年毛澤東知情後也多次為之表示懺悔和落淚，甚至斥之為“法西斯”，質問是誰搞的（關於劉建章問題給周恩來的批示：“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事實上，1966-1969三年之間（前期階段）的文革運動，仿佛一場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復仇運動。在這個階段中，大批1949年建國前後對中共有功的功臣、老將、政治盟友包括家屬子女，幾乎無一不遭受批鬥、苦刑、虐待和清算。文革前所有文化、經濟成就幾乎被全面否定。
為什麼會如此？這是許多中共老人至死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大疑問。
對於文革這場政治風暴，毛澤東晚年實際深有自悔。他承認：“這件事，贊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文革後期的毛澤東頗有倦意，無意把文革進行到底，他僅僅希望後人對文革能做三七開——“ 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或者說：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並且毛澤東強調：“現在應當研究的是有所不足的部分”。
哪些東西搞錯了呢？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內戰。”
但對於這兩點他又辯解說：“打倒一切，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但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
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裡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毛澤東承認文革犯了兩大錯誤，這些話事實上蘊含著這位老人暮年的懺悔。
只是相對於在文革中眾多無辜死亡的冤魂以及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受害者而言，這種懺悔未免顯得過於輕淡了。
文革的發動者是毛澤東。但是，主導和領導發動期和第一階段的文革運動的並非毛澤東，而是他所授權的一個特殊政治小組——中央文革小組。
這個小組名義上是“受政治局委托成立”（據“5.16通知”），實際這個小組完全是根據毛澤東個人的提議和決定而成立的，多數政治局成員事前不知情，事後則不得不違心地接受和予以通過。
在1966年夏季的8屆11中全會後，中央文革小組依據毛澤東的特別授權，不斷自下而上地煽動全國性的造反和奪權運動，從政治、肉體到精神嚴酷地迫害執政的老干部，解體了各地的黨政組織系統，從而架空了政治局。最終在1967年發生所謂“二月逆流”後，按照毛澤東的個人意圖，中央文革小組一度甚至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
所以嚴峻的歷史事實是，自1966年5.16通知宣布整肅彭陸羅楊集團、全面清洗中共開始，至1969年召開“九大”提出“老中青三結合”的“團結勝利”路線，試圖與老干部集團妥協和轉向的三年之間，主導文革運動的政治組織是中央文革小組。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是一個傀儡人物（陳伯達說自己是無任何實權的劉盆子），著名的政治殺手康生只是顧問。真正代表中央文革小組的核心政治人物只是三個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在這三個人中，雖然江青囂張在外，但事實上只是個出頭咬人的面首而已。姚文元則是張春橋一手栽培提拔的白面書生，亦步亦趨地跟隨張春橋作為一個幫閑和跟班人物而已。在這個三人組中，唯一的決策人物就是張春橋。
（4）張春橋左右影響了文革的幾乎全過程
以江青為面首而張春橋隱身幕後的中央文革小組，在文革前期率領文革新興勢力即所謂造反派，對中共的老干部集團進行了全面清洗和整肅，差一點即徹底摧毀了這個體系和隊伍。
1967年2月在懷仁堂會議上，譚震林與張春橋正面頂撞，隨之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發生所謂二月逆流。2月17日張春橋面見毛澤東告狀，導致毛澤東做出決定，停止國務院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聯席辦公會議，停止政治局功能由中央文革小組取代。這是一次決定意義的政變。
不久中央文革小組表態支持發起所謂“文攻武衛”的奪權、武鬥，支持揪出軍內反對文革的“一小撮”帶槍的走資派，此舉幾乎引爆一場席卷全國的內戰。如果不是１９６７年7月發生武漢兵變，迫使毛澤東緊急踩剎車，制止將造反戰火引向軍隊內部，制止針對軍隊的奪權和分裂，則內戰烽火不久即將燃遍中國，導致國家的徹底崩潰和分裂。
1968年8屆11中全會後籌備九大、撰寫九大政治報告和新黨章，毛澤東所授權的不是他人，而仍是以張春橋為核心的寫作組。
1969年的九大之後，中央文革小組隱退藏形（但仍並未正式解散），但是這個三人組旋即與林彪軍事集團爆發政治衝突，最終導致9屆2中全會的唇槍舌戰和正面衝突，雙方衝突博弈的政治焦點，並不是所謂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而是林集團要借反毛的名義打倒張春橋。
【背景資料】
張春橋的告密使得9-2廬山會議發生轉向，最終導致林彪集團的瓦解：
“（當晚）張春橋拿到6號簡報以後，馬上和姚文元一起找到江青，本來三人相約到周恩來那裡去的，臨時改為直接去向毛澤東彙報。
江青說：
“二十五號那天早上，春橋說有急事找我，他帶來那份華北組簡報，還是從你們（徐景賢）那兒拿來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後來才查到的。我這裡倒是早發來了，可是我還沒有看吶！看完簡報，我們三個人一商量，覺得情況嚴重啦，打算一起去找總理。上了車以後，不知那輛車怎麼搞的，一開開到主席那兒去了。”
“主席那天剛要睡覺。主席的習慣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 是呀，那天可狼狽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脫襪子，剛剛准備睡覺，給我們請起來了”。江青用手勢比劃著，吃吃地笑起來，“我趕緊給主席報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指有人要揪張春橋）啦！’
主席開始時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華北組出了這樣一期簡報。”
“聽彙報後，毛澤東感到事態嚴重，在了解了一些情報以後，決定下午召開一次緊急會議，毛澤東采取了斷然措施，在會上作指示：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二、收回六號（華北組二號）簡報。（《徐景賢回憶錄》）
林彪折戟沉沙的913事件後，毛澤東調王洪文進中央。王洪文是張春橋親手在1967年上海所謂“一月風暴”中提拔栽培的造反領袖，調其入京使得以張春橋為核心的文革三人組加強力量擴展為四人幫，亦即“上海幫”。
張春橋江青旋即轉守為攻。1972年冬季，張春橋與周恩來就批判林彪究竟應當批“極左”思潮還是扭轉為批“極右”路線發生激烈的辯論。最終由毛澤東做出仲裁——林彪路線是極右路線，從而徹底旋轉了周恩來自1971年以來趁毛澤東重病之際試圖對文革糾偏的政治方向。
【背景資料】
197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和外交部共同打報告給周恩來，請示即將召開的外事工作會議的有關問題。報告說：
“會議的任務是聯系外事工作的實際，以批林整風為綱，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
這一報告是根據毛澤東1972年6月28日與斯裡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的談話精神寫出來的。在那次談話中，毛澤東曾指著在座的王海容、唐聞生對班達拉奈克夫人說：
“在外交部，她們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邊站，弄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權不在我們手裡，在那些所謂‘左’派手裡。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周恩來批示：
“擬同意，請送耿飆同志會簽後，再呈主席、康生(暫不送)、江青、春橋、文元、劍英、先念、登奎、德生、東興、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來
1972年11月30日”
翌日，張春橋在報告上批：
“送江青同志、總理再閱。”在這一行字下面，張春橋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總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況，但是，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建議外事會議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時要討論毛主席關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
妥否，供參考。
春橋
1972年12月1日
看了張春橋的批語，江青心領神會地立即應和張春橋批曰：
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因為，沒有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們來，他們還隱藏下來，那時我們黨和人民將造成很大損失。當然，天也塌不下來。
供總理參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12月5日，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擁護周恩來關於批判極左的意見，反映了張春橋、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極左的問題。
12月17日夜，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接見了張春橋和姚文元。
毛澤東說：“批極左，還是批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認識此人，不很高明。也讀過一點馬克思，參加過合二而一，一分為二，桌子的哲學。”
毛澤東接著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
毛澤東否定了自己6月跟班達拉奈克夫人談話中關於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
1973年秋季張春橋策動江青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矛頭直指周恩來和葉劍英，反對解放老干部使其復位，真實意圖是借此掀起文革運動的再一輪批判高潮，顛覆試圖東山再起的老干部集團。但是，批林批孔運動發起後不久，其攻勢即被毛澤東所遏阻。
1975年張春橋再度挑起針對周、鄧欲回歸文革前路線的反對“經驗主義”運動。
這一年3月，張春橋發表“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長文；攻擊周、鄧。不久又借毛澤東談水滸而批架空晁蓋的“宋江投降派”，炮打鄧小平。
所有這些意識形態和政治大動作的真正主導者，既非毛澤東也不是江青，其最初策劃和發源地都是來自張春橋。（毛澤東1974年曾經說”張春橋有能力”。）
所以，張春橋是文革運動真正的核心人物、主導人物。毛澤東一度有意圖將張春橋作為自己政治路線的繼承者（接班人）。
概而言之，張春橋在文革前迎合江青，利用江青的野心和復仇欲煽起文化大革命；繼而發起自下而上的造反運動，摧毀中共的組織體系和國家制度，竊取高位。
（5）毛澤東曾經批判文革中用法西斯手段整人
文革應予徹底否定的根本原因，是這一運動從始到終具有法西斯蒂的特點，而這一點，也恰恰是毛澤東本人在晚年對文革的反思中所意識到的。
1972年毛澤東收到老干部劉建章在監獄中遭受人身虐待的陳情信後被震驚和震怒，毛在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在文革前期，中央文革小組及造反派對於中共老干部的肉體和人身整肅手段之殘酷和慘烈，是驚人的。事實上多數情況，毛澤東似並不知情。這種情況表明，事實上毛澤東對於文革的控制能力遠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強大。對於文革中殘酷的人身迫害，晚年毛澤東於知情後，多次對此表示沉痛、懺悔以至落淚，在此則直接斥為“法西斯”行徑。
周恩來得到毛澤東的批示後，於1972年12月18日向專案組、公安部及國務院作指示：
“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當面提出過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再在年內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並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
文革運動法西斯化的最大惡性後果在於三點：
1)以法西斯鎮壓手段壓制眾多國民，特別是對知識分子和所謂“地富反壞右資黑”等七種“階級敵人”。而更多所謂的“階級敵人”，則多是以思想罪和言論罪的形式出現，從而隨運動的深入而人數不斷增多的。換句話說，法西斯化的打擊面愈來愈多。
２）文革以極其殘酷的手段，整肅以至消滅了大批與毛澤東一起立黨並締造了新中國的老革命家。
3）文革以“二次革命”（即重新革命，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全面否定和顛覆了中共開國後建立的一整套政治、經濟、法律制度體系和干部組織體系。
指導文化大革命運動走向法西斯化的基本思想，最初形成在作為文革基本指導文件的5.16通知中。這個《通知》說：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進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
“必 須同時批判混進黨內、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 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 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 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 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 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 注意這一點。 ”
而在1975年4月張春橋所撰寫而且充分體現張春橋法西斯思想的著名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中，該理論得到了如下闡述：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資產階級，中國會不會變修正主義，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悄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絕大部分，而是全部!…………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滅這四個一切，使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決不能在過渡的路上停下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理解，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
（6）張春橋的《全面專政》一文批判周鄧、影射毛澤東
至今未被研究者所注意的是，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個文章不僅以反對“經驗主義”批判周鄧等老干部，實際上還暗含著批毛的涵義，所針對的是毛澤東在林彪事件以後對老干部集團的妥協、和解、調和、復用的方針。
【背景資料】
據《徐景賢回憶錄》：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結束時，毛澤東講了一句話，說：還是要“孔夫子打牌——和為貴”。
但是，張春橋一向善於借用毛澤東的左傾思想來反對毛澤東。
毛澤東晚年長期為病痛及失明所折磨，但仍不失聰明。毛澤東在該文發表後才發現張春橋批評自己的涵義。事實上，張春橋的這篇文章深深激怒了毛澤東。毛澤東當即做出了一系列強力的回擊。在針對此文給政治局的批示中，毛直接抨擊張春橋（而不是江青）說：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政治局一議。為盼。”
這話主要就是針對張春橋的。毛澤東要求把這一批評提交到政治局。張春橋、姚文元顯然被毛澤東的批評所震撼，他們就與時任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聯手，對全國封鎖毛澤東對此文的批評，不准傳達。此舉進一步震怒了毛澤東。
於是在5月3日，毛澤東將全體政治局委員們召喚到家中，公開批評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等。這是文革以來毛澤東對張春橋為首文革幫派所給予的最為致命的一擊。
這一次反擊的根本意義在於，事實上從此以後，毛澤東改變了所一度考慮過的讓上海文革幫（張春橋、江青、王洪文）接班的繼承人地位。
【背景資料】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1975年《紅旗》雜志第三期），稱：“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並稱，“這幾十年來，毛主席多次重復了這個意見”。張春橋、姚文元在這個時候提出批判“經驗主義”，矛頭是對著周恩來、鄧小平的。”
1975年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發表講話，談反“經驗主義”的必要性。
4月5日，江青對北大、清華大批判組說：“春橋同志的文章還有一個重點，全國的反映都沒講這個問題，黨現在的最大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
1975年4月18日，毛澤東由鄧小平陪同，在中南海會見金日成。會見結束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反映北京最近的情況，講到江青等大批所謂“經驗主義”的問題。鄧小平表示，他不同意關於“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鄧小平走後，毛澤東再度讓人讀了張、姚的文章。
4月20日，姚文元把他安排新華社寫的一份強調“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自覺克服經驗主義”的請示報告送報毛澤東，准備掀起新的高潮，但是卻出乎意料地遭到毛澤東的抨擊。
4月23日，毛澤東在姚文元送審的這份《請示報告》上，寫下這樣一段批語：“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為盼。“
為了遮掩毛澤東的批評，姚文元要新華社就是否向下傳達這一批示的問題向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寫報告“請示”。王洪文批示“暫不傳達”。轉到姚文元手裡，姚文元立即寫下“同意暫不傳達”。把毛的指示封鎖了。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葉劍英、鄧小平等在發言中嚴辭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大反經驗主義的錯誤，並對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以個人名義送材料和進行其他“四人幫”宗派活動的問題提出尖銳質問。江青在會上作了檢討。
王洪文給毛澤東寫信，告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把形勢說得漆黑一團，說葉劍英、鄧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問題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聯系在一起。王洪文還說：
“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會議的案。”王洪文要求面見毛澤東。
江青打電話給毛澤東處，要秘書轉告毛：
“4月27日會上幾個人跳出來圍攻他們，這是廬山會議的再現。”
江青意在重演1967年反對二月逆流、1970年廬山反對林彪集團的故伎，要求帶張春橋等見主席面談，告狀。
但這一次毛澤東卻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他說：“不見。要見請大家（政治局）一起來”。
5月3日晚，毛澤東親自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召集和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開門見山，首先自我批評：
“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出來（所以放行了）。只聽了一遍，我是沒有看，我也不能看書，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新華社的文件，文元給我看了。還有上海機床廠的十條經驗，都說了經驗主義，一個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也沒有說教條主義。”
毛澤東強調“現在要安定團結”，明確表示他無意再搞二次文革或者把文革進行到底。他說：
“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毛澤東罕見地對政治局公開批評江青、張春橋等，說：
“現在我們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錯誤要批評。三箭齊發，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批林批孔都要這些人來干，沒有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後門這樣的人有成百萬，包括你們在內（指在座的王海容、唐聞生），我也送了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也是走後門。”
毛澤東以王明的極左勢力警告張春橋說：
“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統治了四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俘虜了一批經驗主義。”
毛澤東說，因此“不要看低教條主義”！
“我說的是安定團結，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又要批評資產階級法權，不能過急，過急就要摔下來。”
毛澤東再次強調“三要三不要”。他說：
“這一次還是三條，要馬列不要修正，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就是不要搞宗派主義。”
“有的同志不信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都講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其他的事你們去議，治病救人，不處分任何人。”
毛澤東繼1974年12月在長沙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之後，又一次而且是當著全體政治局成員的面，告誡王、江、張、姚：
“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針對江青說4月27日政治局會議是1971年廬山會議再現的說法，毛澤東明確指出“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
毛澤東還批評張春橋、江青說：
“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有一些，不多。不作自我批評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國與俄國的經驗批判主義，列寧說：那些人是大知識分子，完全是巴克萊學說。巴克萊是英國的一個大主教，你們去把列寧的書看一看。”
毛澤東說到這裡，江青搭上話去，說：”主席是不是說看《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這一搭話，引出毛澤東對她的一番批評：
“江青同志黨的一大半（鬥爭）沒有參加，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都沒有參加鬥爭，沒有參加長征，所以也難怪。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樣寫了一篇文章《更加布爾什維克化》，也不會像張聞天那樣寫《機會主義的動搖》。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
說到這裡，毛澤東聯系到自己的做法，說：
“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這一回跑了十個月，沒有講過什麼話，沒有發表什麼意見，因為中央沒有委托我。我在外面養病，我一面養病，一面聽文件，每天都有飛機送。現在上帝還沒要我去，我還能想，還能聽，還能講，講不行還能寫。我能吃飯，能睡覺。”
毛澤東說：
“要守紀律，軍隊要謹慎，中央委員更要謹慎。”
毛澤東特別著重強調三句話。他說：
“我沒有更多的話，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會都是三句，要馬列不要修正，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陰謀詭計。”
毛澤東還暗示選王洪文為接班人可能錯了，他要葉劍英背誦辛棄疾的詞：“生子當如孫仲謀”——暗諷王洪文說：當今惜無孫仲謀！“也就是表示：自己並沒有選好接班人。
但是毛澤東又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不要搞什麼幫，什麼廣東幫、湖南幫，粵漢鐵路長沙修理廠不收湖南人，只收廣東人，廣東幫。罷工的時候，還沒有修這條鐵路。二零年、二一年、二二年，這三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運動，粵漢、安源煤礦，湖南一些工廠，株洲、萍鄉、株萍路、水口山錫礦。”
毛澤東回憶說：“水口山錫礦,名曰錫礦，其實沒有錫。無錫錫山山無錫，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長沙沙水水無沙。我說才飲長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魚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現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間，叫什麼縣我忘了，那裡出鳊魚。孫權要搬家，老百姓說，寧飲揚州水，不食武昌魚。所以我說，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
由此，毛澤東談論孫權，說：“孫權後來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運南京。孫權是個能干人。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當今惜無孫仲謀。
毛澤東的思維突然一轉折，從對往昔的回顧直落到眼前：“他（指葉劍英）看不起吳法憲。”劉是劉震，曹是曹裡懷，就是說吳法憲不行。毛澤東借古喻今，贊揚葉劍英早就看不起林彪集團中的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把空軍副司令員曹裡懷、劉震比作三國時代曹操、劉備，自然也是對他們的肯定。”
毛澤東要葉劍英把剛剛說到的辛棄疾的詞《南鄉子·何處望神州》背誦給大家聽聽。葉劍英立即朗聲吟來：“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聽罷，毛澤東高興地說：“此人有些文化。”
最後周恩來說：“今天就到這裡結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於是，到會人員一一同毛澤東握別。毛澤東與周恩來握手時又說：“還是三句話。”同王洪文握手時，王洪文表示：“按主席的指示辦。”毛澤東又一次告誡他：“你不要……，”一邊說著，一邊作了個翻燒餅的手勢。
此次會後，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於5月27日和6月3日，由鄧小平主持召開會議，學習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精神，對江青、張春橋等人進行“幫助”。在政治局成員集中批評“四人幫”的形勢下，張春橋寫檢查，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檢討。
有趣的是，毛澤東在談話中自語說：“生子當如孫仲謀——當今惜無孫仲謀。”這就近乎明確地告訴人們：王洪文並不是理想的接班人。因此，據《徐景賢回憶錄》的記述：
“1975年8月，毛澤東決定王洪文到上海“蹲點”——“調查研究”、“幫助工作”。王洪文徹底“失寵”了！”
（7）張春橋1976年日記所說“錯誤路線”是針對毛澤東的
1976年初，在周恩來病危前後，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張春橋在全國媒體上掀起了聲勢奪人的“批鄧反右”運動。但是在周恩來死後，1月21日、22日由毛澤東提議，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這一決定表明鄧小平作為“右傾翻案風”的代表人物已下台。但是這個通知對於一直窺望總理之位的張春橋卻是至為沉重的打擊。因為原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停職後，排位其後任第二副總理的張春橋本來應當水到渠成地繼任。沒想到毛澤東在1975年下半年貶黜副主席王洪文後，此時竟然出人意料地啟用了中間派人物華國鋒。張春橋表面不動聲色，但內心則失望至極。以至1976年2月3日張春橋寫了一篇有感而發的日記：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指毛澤東任命華國鋒）。
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指毛澤東1975年初任命鄧小平）。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人民是決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
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在此張春橋所指的“錯誤路線”，當然並非僅指鄧小平——因為鄧小平是毛澤東召回和重用的。這篇日記的矛頭是直接針對毛澤東的。而所謂新桃換舊符，則實際上已經暗含著對於毛澤東的死亡詛咒了。
【背景資料】
1976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
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張玉鳳回憶:
“關於接班人的問題，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說:為此事傷透腦筋，林彪是他選的，王洪文是他選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問主席：“總理這麼好，你怎麼不選總理當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個砍刀的動作，說:“總理雖好，缺少這個。”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總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時而哭，時而要趕人。
他病臥在床，一字一句地看總理追悼會和悼詞的請示報告。看完後，又泣不成聲。
我問主席去參加總理追悼會嗎？主席難過地說:“我也起不來了。”那些天，主席醒來也不先聽文件了，總是在扳手指頭，考慮問題，還不時問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個一個地報出當時政治局委員的名字。
1月中旬，毛遠新來見主席。他問主席，對總理的人選有什麼考慮？主席想了一下說:“要告訴王洪文、張春橋讓一下。”
然後，主席又扳著手指數政治局委員的名字，最後說:“還是華國鋒比較好些。”
毛遠新點頭說是。
就這樣，主席提議華國鋒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遠新說:“好！選得好！”
主席也顯得很高興。
毛遠新出來時對我說:“幸虧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來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選好了，這是大事。”
後來，毛遠新又來向主席彙報說: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張春橋傳達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張春橋則沒有什麼表示。在政治局傳達時，大家都認為主席看人看得准，選得好。
主席聽了毛遠新的彙報，很高興。
後來，江青也打電話來，讓我們報告主席說:華國鋒這個人，主席選得好，他兩邊意見都能聽，她對主席這項決定很滿意。
汪東興也特意來見主席說:“主席選華國鋒同志選的(得)實在好，我舉雙手贊成！此項決定，大家都很滿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們來辦。”
主席聽後，非常興奮，說:“華國鋒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經驗，省委工作的經驗，還有中央工作的經驗。”
1976年4月30日，午後，毛主席接見正在北京訪問的新西蘭總理馬爾登。華國鋒同志陪見。接見後，華國鋒對主席說:“我把外賓送上車，還來向主席談幾件事。”主席說:“好。”不多會，華國鋒返回來同主席談話，我也在場。華國鋒對主席說:“最近我處理了幾件事，現在有幾個省發生一些問題，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處理，簽發了中央文件，形勢正在好轉。國際上也有些事。我經驗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麼意見。”主席說:“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國內的事，要注意。”當時，主席說話已經講不清楚了，華國鋒同志聽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話重復了一遍。
隨後，主席又講了一句，我也聽不清楚。主席就要紙和筆，我扶著他，主席在紙上寫道:“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
結 語
毛澤東晚年的最大錯誤並非發動文革，其錯誤在於這場文革所重用的中堅人物是張春橋以及康生、江青等。而張春橋不僅是一個對中共有深仇大恨的政治異己分子，而且是一個國民黨軍統系統的狂熱的法西斯蒂信仰者，是一個雙面間諜。這就是文革運動最終必然導向毀滅性悲劇的根本原因！
【附注】
2005年5月10日，新華社報道張春橋於4月21日病亡。1981年1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張春橋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這是以法律的名義，對此人一生的蓋棺論定。
（2011年10月6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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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毛遠新答閻長貴談毛澤東的政治遺囑：他曾希望張春橋做華國鋒的軍師
閻長貴短文如下：
2010年12月22日毛遠新電話告我：你的信我收到了，附來的質疑和商榷你同老楊那篇歷史傳聞(指毛關於他身後中央常委名單的事)“真偽”的兩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對這件事情表明態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復。
主席進入1976年後，除了“您好”之類的一些生活用語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專有名詞，他講的確實誰都聽不懂了，但他頭腦還清楚，所以就用手寫。有的書上說，主席還幾次會見外賓；可查查外交部的記錄，看主席究竟講了幾句話，講了些什麼，不可忽視其中還有翻譯的作用。關於主席常用手寫，我講幾件事情：
一、主席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他還是希望張春橋做“軍師”，安心做副手，他讓我向張春橋傳一句話“遵義會議後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嗎?”對這句話中的“遵義會議”我根本聽不懂，這句話就是他用手寫的。
二、關於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和對鄧小平的處理意見也都是主席用手寫的。
三、1976年4月30日華國鋒見主席時，主席對華說的那幾句話為什麼用手寫，還不是因為華聽不懂嗎?按說，華長期在湖南工作，還在湘潭工作過，他不應該聽不懂主席的湖南話吧?!正因為華聽不懂，主席才把這幾句話——極普通的話(按：“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用手寫出來。
四、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己，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麼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我說的這些在檔案中應該都能查到。我過去同你說過，主席給我用手寫的文字根據有一大摞。因此，我說主席進入1976年後，他雖頭腦清楚，但他說的話絕大部分誰都聽不懂了，這確是歷史事實。
另外，你信中還提到這樣一個傳聞，傳說我在一次同學聚會中，酒後吐“真言”關於接班人，主席說的既不是華國鋒，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這完全是瞎編。我從不喝酒，過去在軍隊時都不喝;我不喝酒，怎麼會有酒醉後的胡說八道呢?!
（《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原題為《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
【附錄二】張春橋1976年委托徐景賢為其找女伴的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鄧”的打招呼會。會後，張春橋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叫到釣魚台九號樓長談。因為來的都是親信，不用遮著藏著，先談三個大問題：一是痛罵鄧小平，二是議論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張春橋叮囑上海方面今後要注意的幾種傾向。
談話快結束時，張春橋似乎不經意地說，我這裡需要一個秘書，你們看看上海有沒有合適的人？這個問題有些突然，張春橋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書，用不著了呀。
徐景賢想，他大概是對北京的秘書不太滿意，所以想另找一個男秘書吧。回到上海後，他們選了三個男的，報送張春橋。
5月16日，徐景賢收到張春橋辦公室寄來的一封絕密信，全文如下：
景賢同志：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祝好，春橋。
信紙下方還有一行小字，“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以上摘自《徐景賢回憶錄》）
2011-10-17
文革悲劇之謎的解釋：
張春橋是藍衣社（華蒂社）特務而非叛徒
——對於文化大革命性質的再思考
何新按語：2003年，我在《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一文中論及：
“文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毛所使用的江張姚王一流皆屬下下流品人物。此輩既缺乏政治智慧與才能，其人格形態又至為蝟瑣卑劣，唯以謅佞毛澤東為能事（於二十四史中可入《倖臣傳》）。”
本文即是對此問題做了進一步研究後草寫的續篇。
順便說明：本文所引用的史料和資料來自中共中央關於四人幫政治歷史的文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及國內公開出版的有關回憶錄和文革史料。
導 論
毛澤東說：“我一生就是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國民黨蔣介石，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背景資料】
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見過尼克松後，有一天他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我說：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怎麼只有兩件？他說：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
這兩件事均徹底改變了中國現代史。但是對於後一件事——文化大革命，盡管當事人的回憶以及有關史料已經不斷解密和披露，但研究卻至今未見突破和深入。
我認為對於文革的研究,應當劃分三個層次的論域:
１）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的論域。
２）政治鬥爭和權力爭奪的論域。
３）歷史背景、後果和影響的論域。
這三個論域，相互糾葛且緊密相連，但仍有必要分別進行不同層面的研究和討論。
我在寫於約10年前的《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網上轉載很多，見百度或谷歌）一文中對上述問題曾經有所討論。
本文則擬討論文革政治鬥爭論域中一個被以往的研究者所普遍忽視的問題，即關於張春橋在文革中的的政治作用問題。不深入研究這個問題，文革中的許多事情就找不到理性的解釋。而至今許多人仍把張春橋以及其領導的上海幫與毛澤東本人視同一體，以為張春橋或“四人幫”（即上海幫）是毛澤東的代表。這是至大的誤解和錯謬！
（1）被文革史家所忽略的張春橋
近十年來，關於國共鬥爭中的諜戰故事已經大量解密。人們知道在建國前的革命鬥爭中，中共在國民黨陣營的一批高級臥底特工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其中包括隱蔽於國民黨軍政最高層的郭汝瑰（國防部作戰廳長）、熊向暉（胡宗南機要秘書）等重量級人物。
然而天道循環，歷史是最大的反諷者。毛澤東晚年的文革運動幾乎葬送了他前半生的功業。大批的中共開國元勛以及老干部在殘酷的文革清洗運動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飄零殆盡。而這裡最具有反諷意義的事情是，一個陰鷙、內斂、隱蔽的富歇（Fouche Joseph，1759—1820）式的政治人物，深刻地影響改變了文革運動的政治方向。而此人，其真實面目卻是國民黨藍衣社（軍統前身）於１９３７年派遣進入延安的秘密臥底特工——張春橋。這是國共諜戰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一幕。
長期以來，張春橋僅僅被視作毛澤東的一個佞臣或江青身邊的弄臣而被評論。因此，對文革研究的焦點，一直完全集中在毛澤東和江青以至林彪身上。張春橋幾乎完全被研究者所忽略。
然而實際上，這個人的作用是如此重大——此人不僅是點燃文革之火的《評海瑞罷官》一文的政治組織者，也是5.16通知、九大報告和九大黨章的主要定稿人和組織者。
【背景資料】
康生曾經說九大黨章是毛澤東主要委托上海方面制訂的：“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要修改黨章。修改黨章過去都是領導機關搞，這一次毛主席說要動員基層的黨員參加修改黨章，並做了一個示範，把這個任務首先交給上海的同志。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央、中央文革根據上海同志采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來修改黨章的經驗，向全黨、全軍、全國發出了關於修改黨章的通知，發動各個方面特別是基層黨組織參加這個工作。”（《康生接見出席中央和全軍整黨建黨工作座談會全體同志時的講話》1970.4.18）
事實上，毛澤東多次認真地考慮指定張春橋作為自己（領導黨和意識形態）以及接替林彪（介入軍事和軍隊事務）和周恩來（接管國務院）的政治接班人。
【背景資料】
毛澤東晚年關於接班人問題的反復考慮：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與越南胡志明談話時，說了一段話：
“天下烏鴉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們有准備。全黨大多數人有准備，我們就不怕。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會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到底是誰？是伯恩施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准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這裡毛澤東針對的是劉少奇，此時毛澤東已經決心要換接班人。
913後繳獲的林彪筆記本中有以下一段話：
“大擁大順，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
1966年8月毛澤東選擇了這位手揮紅語錄“跟著轉”的林彪做了接班人。
但是，在林彪之後是誰？毛澤東曾經數度考慮選擇張春橋。
據邱會作回憶：九大後，毛澤東就接班人問題與林彪談過話。毛澤東問林彪，總理年齡大了，你考慮過他的接班人沒有？林彪說沒有。毛澤東說，你看小張（張春橋）怎麼樣？林彪不表態，顧左右而言他。
又據閻長貴（曾任江青秘書）最近引述毛遠新（曾擔任毛澤東與政治局的聯絡員）的談話：
“毛遠新說：對於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還是張春橋，認為他有思想，有能力。
主席曾問過我對張春橋的看法，我也這樣認為，但我說不足的是他不能團結干部，城府太深，有點兒陰。
當時（1976）主席在幾個副總理中翻來覆去地琢磨，最後選定了華國鋒。
主席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還是想叫張春橋做軍師。毛遠新說：主席叫我跟張春橋傳達了這樣一句話：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嗎？意思很明顯，主席要張春橋安心做副手。我把主席這句話向張春橋傳達了，也向華國鋒說了。”
大量解密的政治史料表明，張春橋非但不是毛澤東的佞臣或江青的弄臣，而且在文革的全過程中，此人極大程度上影響以至改變了毛澤東的一系列決策。他的作用遠遠超過了很早就被屏絕於冷宮的江青、經常被視為錯誤路線執行者的周恩來以及並不被毛澤東真正信用的陳伯達和林彪。
張春橋幾乎不動聲色地顛覆了他在文革中所正面遭遇的所有的政治對手——包括陶鑄、陳毅、陳伯達、林彪、鄧小平等超重量級人物，而且險些就顛覆了總理周恩來。
至於江青與張春橋的關系，多種史料和證據表明，江青實際對此人一直心存戒懼。她敢撒潑辱罵一切人，卻唯獨從未對張春橋說“不”（NO）！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真正形成重大決策的人物並非組長陳伯達或第一副組長江青，而正是第二副組長張春橋。
張春橋喜怒不形於色，總是在暗中操作一切。具有特殊身份的江青是其政治工具，而據軍統總務長沈醉文革後的回憶錄，他在30年代即在上海軍統特務崔萬秋家中同時遇到過江青與張春橋。所以這兩個人是舊時相識的王謝堂前燕子。
毛澤東關於文革的主要重大決策，都與張春橋有密切關系。張春橋操縱的上海“一月風暴”超越毛澤東直接成立了新的行政體系之“上海公社”，直到毛澤東感覺不好才不得不更名。
【背景資料】
1966年11月，張春橋受周恩來委托去上海處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眾臥軌攔截火車的“安亭事件”。他以“中央文革”副組長身份，置中央政治局和華東局及上海市委於不顧，代表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簽訂了支持造反的協議。張春橋此舉，事前並未請示任何人，有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但毛澤東事後卻完全肯定了張春橋的處理，說總是先有事實，可以先斬後奏。1967年1月，張春橋策動王洪文等在上海發動對黨政部門的奪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響了全國造反派奪權運動的第一炮。此後，在全國範圍掀起了全面造反奪權的惡浪，自此之後天下大亂。
九大前，陳伯達得到林彪授意和支持，試圖主筆寫作九大政治報告，掌控意識形態的主導和解釋權，結果毛澤東卻選擇張春橋的上海寫作班子而棄置陳伯達於冷宮。
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已經意識到文革的錯誤而試圖轉向。但這一轉向卻被張春橋所提出的林彪路線是極右路線而非極左路線所再度旋轉。因為毛澤東不能允許否定文革。
1975年4月張春橋拋出《論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文章，正式闡述打著“毛澤東旗號”（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張春橋思想。
而張春橋思想與毛澤東本人思想（一張一弛兼用王霸之術）的根本性區別在於，張春橋思想更具有極端民粹主義和法西斯極權主義的特色，而這又與張春橋早年在國民黨藍衣社中所受到的法西斯蒂教育是有直接關系的。人們知道，張春橋在上海曾使用筆名“狄克”——殊不知這個筆名的來源就是“狄克推西”西語專政、獨裁或法西斯蒂的別稱。
1975年4月張春橋的這篇文章中，不僅批判老干部集團的復辟回潮和“經驗主義”，而且隱晦地批評毛的文化革命搞得不徹底，留下許多“土圍子”，甚至影射毛澤東也沒有完全放棄“資產階級法權”。事實上此前張春橋已經多次用毛澤東來反對毛澤東。毛澤東在“九二”廬山會議的終結時提出還是要孔夫子的哲學“和為貴”。而張春橋就在1973年夏拋出毛澤東與他1970年在天安門上關於孔子問題的談話——發起批林批孔這一不倫不類的奇怪運動，並且打著遵照毛澤東指示的旗號。
其實，遍查檔案，毛澤東並沒有主動地提出要發起所謂“批林批孔”。
並且對這一運動，當其轉向挑動黨內發生新的激烈政治鬥爭的時候，毛澤東立即予以剎車。
1975年4月張春橋的“全面專政”文章激怒了毛澤東。當年5月毛澤東於病中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員做了一次最後的長篇談話。毛澤東在講話中公開炮轟江青，坦承“我也有走後門”；毛澤東還嚴重警告並重申“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拉幫派，要王洪文退出上海幫——然而誰是上海幫的頭子呢——眾所周知就是張春橋。毛澤東這次的一系列警告，其實主要就是針對張春橋的。
但是毛澤東投鼠忌器。他發現已經尾大不掉，難以果斷處置張春橋及其上海幫——因為他們以文革作為人質而綁架了文革，如果否定他們，就意味著必須徹底否定自己和文革。
因此毛澤東試圖重新重用鄧小平以牽制張春橋。甚至直到1975年年底與鄧小平面臨再度決裂的最後時刻，毛澤東仍希望由鄧小平而不是由張春橋來主持做一個關於文革“三七開”的決議。
但是鄧小平當時卻已經決心破釜沉舟，絕不回頭，使得毛澤東尋求調和的努力失敗了。
【背景資料】
1975年12月8日，鄧小平最後一次看望周恩來（當時張春橋已經在媒體掀起反對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周問：“態度會不會變？”鄧：“永遠不會。”周：“那我就放心了。”這也就是後來指責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由來吧？
對於文革的理論和政治准備、對於文革的發動以及文革進程中所有的重大政治轉折，張春橋均曾經發揮了不可思議的巨大作用和影響。可以這樣說，自從江、張於60年代在上海為戲劇革命復合，為准備炮打北京的彭真和劉少奇司令部而正式訂盟之後（兩人都說，當時對此結盟是做了離婚和殺頭的准備的。參看江青《為人民立新功》及徐景賢回憶錄）。
此後，一直是張春橋在左右江青，而不是江青在支配張春橋。正因為如此，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軍事集團以及陳伯達等為鞏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而直接炮擊張春橋，這絕對不是一次政治失誤，而是深謀遠慮目標選擇很准確的大手筆。在這一輪炮戰中，事實上連周、康以至汪東興都站在一種十分微妙、甚至暗中呼應配合的地位上。
（2）張春橋老婆是日本特務，本人是藍衣社——軍統特務
然而作為這樣一個重要人物的張春橋，其歷史卻是極其模糊的。張春橋的政治出身不明（早年曾參加假“共產黨”）、政治來歷不明。1958年他因為《反對資產階級法權》一文被毛澤東注意和開始重用，在文革中，張春橋實際是一個以鼓吹“不斷革命”的極左口號和綱領推行法西斯蒂的毀滅共產黨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許多文革的支持者卻至今仍把他看作共產黨人。
張春橋的妻子李文靜（原名李淑芳）是貨真價實的中共叛徒和日奸（日本特務）。
【背景資料】《徐景賢回憶錄》：
“1973年9月18日，總理周恩來陪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夫人鄧穎超隨行。按照周恩來的交代，鄧穎超到上海後看望一批領導人的家屬。鄧穎超到市委康平路大院，看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還去了徐景賢家，卻偏偏不進政治局委員張春橋的家。這個舉動非同小可，立即引起議論紛紛。一連幾天，張春橋夫人文靜閉門不出。
不久，王洪文陪外賓到上海，找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密談。王洪文說，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春橋同志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他本來早就想解決，因為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他已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文靜那裡，春橋同志自己會關照。考慮到影響，這個消息不必對外宣布。”（摘要）
張春橋最終決定與妻子離婚的原因是：張春橋夫人文靜是一個被日本人抓捕後變節的證據確鑿的叛徒。而1948年張春橋明知文靜是叛徒而且當過日本的文宣特務，但仍與其結了婚。
鄧穎超此次過張門不入，是1970年廬山會議上林彪集團對張春橋發起攻擊之後，作為中共老干部集團代表的周恩來以無影功手法，對文革中堅人物張春橋的一次刻意羞辱和攻擊。
實際上，張春橋本人是證據確鑿的國民黨藍衣社（軍統前身）系屬“華蒂社”（即“中華法西斯蒂會社”縮寫）成員（參閱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文件關於張春橋歷史的附件）。張春橋於1937年自山東神秘地潛入延安臥底做特務（參閱沈醉等人的回憶錄，詳看葉永烈的《張春橋傳》）。
【背景資料】
原國民黨軍統總務主任沈醉在其自傳《我這三十年》一書第二十章《二進深宮》中，有一段關於藍萍（江青） 和狄克（張春橋在上海的化名）的極為重要的文字：
“我當時去崔萬秋家，經常見到藍蘋，她有時還給我倒茶，因為崔是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的編輯，常在該報寫“北國美人”等類文章來給藍蘋捧場，一個四等演員有這樣的人來捧場，當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記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幫”後，知道那個在崔家見過的穿蹩腳西裝的狄克，就是張春橋，我的腦子裡也有印像。“
按此文中所述及的崔萬秋是軍統特務，上海《大晚報》主筆。沈醉對崔萬秋的真面目，曾於1977年1月8日作如下說明；
“ 我於1932年冬參加復興社特務處（軍統前身）後，便在特務處上海特區當交通聯絡員，崔萬秋當時已參加了特務處，是特務處上海特區領導的直屬通訊員，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區有十多名直屬通訊員，由區長直接領導，由交通聯絡員聯系。我每月送薪金給他，並取回幾次情報。他的情報相當多，還經常給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獎金”和“特別費”。我曾問過他，這麼多錢用得完嗎？他說還不夠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貼一些進去，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情報。我擔任上海特區交通員兩年左右的時間中，都由我約崔萬秋與先後擔任特務處書記長的唐縱、梁於喬和特務處情報科科長張炎元見面，1933年冬天，特務頭子戴笠還叫我約他在上海四馬路杏花樓菜館吃飯，事後，他對那次和戴笠見面，感到非常高興。”
但是，張春橋這一段復雜的政治歷史，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卻一直未被揭露。其強大政敵包括林彪和周恩來一直都只是在尋找關於張春橋是叛徒的證據——1973年4月9日，周恩來夫婦約請復出的鄧小平夫婦見面聚餐，周向鄧講：“張春橋是叛徒，主席不讓查。”（參閱鄧榕的回憶錄）
【背景資料】
《鄧榕回憶錄》：
1974年４月９日，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裡治病的周恩來。“看著總理消瘦的面容，父母親心中說不出的悲傷。多年後，父親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還不勝傷懷。他說，‘我們去看總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樣子了。我們相對無言。’相對無言。“周恩來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裡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主席不讓說。’講完後，他對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略）
事實上，張春橋的確並非叛徒，而是內奸、特務。考察其一生歷史，張春橋並無被捕的經歷。他不可能被國民黨抓捕，因為早在中學時代，張春橋已經在山東加入國民黨的外圍特務組織。所以文革中遭遇炮打時張春橋自信滿滿地對上海的黨羽說：我從未被捕過，說我叛徒是無稽之談。
然而奇怪的是，中共資深的肅反專家康生似乎對張春橋是特務的問題一直諱莫如深。不僅嚴酷的延安整風和肅反絲毫沒有觸及這個來歷不明的張春橋半根毫毛，而且到延安不久，他就被外派到晉察冀擔任了黨報（人民日報前身）的副總編輯。
直到1975年臨終前，康生才終於向毛澤東密陳了關於江青和張春橋的歷史問題。但究竟怎麼講的以及講了什麼，則至今仍然是謎。
【背景資料】
關於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何時被揭發出來，有兩種時間順序：
一說是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到長沙之前，康生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向他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後來，康生又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釣魚台8號樓，向他們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
1974年12月26日深夜在長沙毛周單獨會談時，周恩來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
也就是說，在康生向周恩來揭發江、張之前，周恩來已知道張春橋有歷史問題。
對於王海容轉告康生對江青被捕的揭發，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
後來的事情是，江青仍當她的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則由毛澤東提議，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但以上所述時間是不可信的。根據章含之於1976年4月25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及影印件：
“…………
去年夏季我們曾聽到一件誣告江青、春橋同志的事件。現在想來，這是鄧小平在幕後策劃的。現將事件經過向主席報告：
去年夏天，大約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兩位同志來找我說有件事要了解。她們說她們去看了康生同志。
接著，她們說康老病很重，恐不久於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們轉報主席。康老說，江青、春橋兩同志歷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過春橋同志的檔案，是江青同志給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兩個人去了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康老說這兩個人可以證實江青、春橋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說她們想問問喬冠華同志是否認識王、吳二人。喬說他只知有此二人，並不認識。她們又說，聽說江青同志的歷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有登載，問喬當年在華南工作是否見到過這類消息和文章。喬說他只見過生活上對江青同志的攻擊，從未見過涉及政治叛變這一類的東西。關於春橋同志的情況喬說他完全不知道。
當時我們都勸王、唐兩位不要替康老傳這些話。以上情況特報主席參閱。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據此，康生揭發張、江的確切時間是1975年，是在周恩來已經與毛澤東談過這個問題之後。
康生揭發的主要內容是：
康生說：“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曾經給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接著，康生又說：“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過，叛變自首。”康生並且一再責備自己，過去對江青使用不當，不應利用她做情報工作，不應在延安派她在黨校、魯藝學習。康生還幾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說：周恩來和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到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地步，毛澤東更不會提這個問題了。要是換了別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歷史“問題”，早就會被批判打倒。
也許並非巧合的是，康生、張春橋與江青三人都是山東同鄉，早年三人都曾混跡於上海灘，也都具有某種至今被研究文革者所忽視的復雜神秘的個人歷史政治背景——這種背景不僅提示了３０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顯示出國共長期鬥爭中復雜詭秘的雙面間諜角色的存在。
而正是這幾位戴有政治面具的雙面間諜，迎合利用晚年毛澤東的心理，導演和羅織了一場自相殘殺的文革運動。
（3）文革之不得人心，主要是由於法西斯化的造反運動
文革的根本問題並不是發生在路線和意識形態的分歧上。文革把國家幾乎推向崩潰的最大悲劇在於以下兩點：
1)以法西斯手段對付國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所謂的“階級敵人”。而成為所謂的“階級敵人”者，則是以思想罪和言論罪的形式出現，從而隨運動的深入而不斷擴大。換句話說，其打擊面愈來愈多。
２）文革以極其殘酷的手段整肅和對待與毛澤東一起共同立黨並締造了新中國的老革命家。其整肅手段之殘酷，往往不可思議，甚至使得晚年毛澤東知情後也多次為之表示懺悔和落淚，甚至斥之為“法西斯”，質問是誰搞的（關於劉建章問題給周恩來的批示：“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事實上，1966-1969三年之間（前期階段）的文革運動，仿佛一場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復仇運動。在這個階段中，大批1949年建國前後對中共有功的功臣、老將、政治盟友包括家屬子女，幾乎無一不遭受批鬥、苦刑、虐待和清算。文革前所有文化、經濟成就幾乎被全面否定。
為什麼會如此？這是許多中共老人至死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大疑問。
對於文革這場政治風暴，毛澤東晚年實際深有自悔。他承認：“這件事，贊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文革後期的毛澤東頗有倦意，無意把文革進行到底，他僅僅希望後人對文革能做三七開——“ 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或者說：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並且毛澤東強調：“現在應當研究的是有所不足的部分”。
哪些東西搞錯了呢？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內戰。”
但對於這兩點他又辯解說：“打倒一切，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但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
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裡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毛澤東承認文革犯了兩大錯誤，這些話事實上蘊含著這位老人暮年的懺悔。
只是相對於在文革中眾多無辜死亡的冤魂以及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受害者而言，這種懺悔未免顯得過於輕淡了。
文革的發動者是毛澤東。但是，主導和領導發動期和第一階段的文革運動的並非毛澤東，而是他所授權的一個特殊政治小組——中央文革小組。
這個小組名義上是“受政治局委托成立”（據“5.16通知”），實際這個小組完全是根據毛澤東個人的提議和決定而成立的，多數政治局成員事前不知情，事後則不得不違心地接受和予以通過。
在1966年夏季的8屆11中全會後，中央文革小組依據毛澤東的特別授權，不斷自下而上地煽動全國性的造反和奪權運動，從政治、肉體到精神嚴酷地迫害執政的老干部，解體了各地的黨政組織系統，從而架空了政治局。最終在1967年發生所謂“二月逆流”後，按照毛澤東的個人意圖，中央文革小組一度甚至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
所以嚴峻的歷史事實是，自1966年5.16通知宣布整肅彭陸羅楊集團、全面清洗中共開始，至1969年召開“九大”提出“老中青三結合”的“團結勝利”路線，試圖與老干部集團妥協和轉向的三年之間，主導文革運動的政治組織是中央文革小組。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是一個傀儡人物（陳伯達說自己是無任何實權的劉盆子），著名的政治殺手康生只是顧問。真正代表中央文革小組的核心政治人物只是三個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在這三個人中，雖然江青囂張在外，但事實上只是個出頭咬人的面首而已。姚文元則是張春橋一手栽培提拔的白面書生，亦步亦趨地跟隨張春橋作為一個幫閑和跟班人物而已。在這個三人組中，唯一的決策人物就是張春橋。
（4）張春橋左右影響了文革的幾乎全過程
以江青為面首而張春橋隱身幕後的中央文革小組，在文革前期率領文革新興勢力即所謂造反派，對中共的老干部集團進行了全面清洗和整肅，差一點即徹底摧毀了這個體系和隊伍。
1967年2月在懷仁堂會議上，譚震林與張春橋正面頂撞，隨之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發生所謂二月逆流。2月17日張春橋面見毛澤東告狀，導致毛澤東做出決定，停止國務院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聯席辦公會議，停止政治局功能由中央文革小組取代。這是一次決定意義的政變。
不久中央文革小組表態支持發起所謂“文攻武衛”的奪權、武鬥，支持揪出軍內反對文革的“一小撮”帶槍的走資派，此舉幾乎引爆一場席卷全國的內戰。如果不是１９６７年7月發生武漢兵變，迫使毛澤東緊急踩剎車，制止將造反戰火引向軍隊內部，制止針對軍隊的奪權和分裂，則內戰烽火不久即將燃遍中國，導致國家的徹底崩潰和分裂。
1968年8屆11中全會後籌備九大、撰寫九大政治報告和新黨章，毛澤東所授權的不是他人，而仍是以張春橋為核心的寫作組。
1969年的九大之後，中央文革小組隱退藏形（但仍並未正式解散），但是這個三人組旋即與林彪軍事集團爆發政治衝突，最終導致9屆2中全會的唇槍舌戰和正面衝突，雙方衝突博弈的政治焦點，並不是所謂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而是林集團要借反毛的名義打倒張春橋。
【背景資料】
張春橋的告密使得9-2廬山會議發生轉向，最終導致林彪集團的瓦解：
“（當晚）張春橋拿到6號簡報以後，馬上和姚文元一起找到江青，本來三人相約到周恩來那裡去的，臨時改為直接去向毛澤東彙報。
江青說：
“二十五號那天早上，春橋說有急事找我，他帶來那份華北組簡報，還是從你們（徐景賢）那兒拿來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後來才查到的。我這裡倒是早發來了，可是我還沒有看吶！看完簡報，我們三個人一商量，覺得情況嚴重啦，打算一起去找總理。上了車以後，不知那輛車怎麼搞的，一開開到主席那兒去了。”
“主席那天剛要睡覺。主席的習慣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 是呀，那天可狼狽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脫襪子，剛剛准備睡覺，給我們請起來了”。江青用手勢比劃著，吃吃地笑起來，“我趕緊給主席報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指有人要揪張春橋）啦！’
主席開始時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華北組出了這樣一期簡報。”
“聽彙報後，毛澤東感到事態嚴重，在了解了一些情報以後，決定下午召開一次緊急會議，毛澤東采取了斷然措施，在會上作指示：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二、收回六號（華北組二號）簡報。（《徐景賢回憶錄》）
林彪折戟沉沙的913事件後，毛澤東調王洪文進中央。王洪文是張春橋親手在1967年上海所謂“一月風暴”中提拔栽培的造反領袖，調其入京使得以張春橋為核心的文革三人組加強力量擴展為四人幫，亦即“上海幫”。
張春橋江青旋即轉守為攻。1972年冬季，張春橋與周恩來就批判林彪究竟應當批“極左”思潮還是扭轉為批“極右”路線發生激烈的辯論。最終由毛澤東做出仲裁——林彪路線是極右路線，從而徹底旋轉了周恩來自1971年以來趁毛澤東重病之際試圖對文革糾偏的政治方向。
【背景資料】
197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和外交部共同打報告給周恩來，請示即將召開的外事工作會議的有關問題。報告說：
“會議的任務是聯系外事工作的實際，以批林整風為綱，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
這一報告是根據毛澤東1972年6月28日與斯裡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的談話精神寫出來的。在那次談話中，毛澤東曾指著在座的王海容、唐聞生對班達拉奈克夫人說：
“在外交部，她們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邊站，弄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權不在我們手裡，在那些所謂‘左’派手裡。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周恩來批示：
“擬同意，請送耿飆同志會簽後，再呈主席、康生(暫不送)、江青、春橋、文元、劍英、先念、登奎、德生、東興、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來
1972年11月30日”
翌日，張春橋在報告上批：
“送江青同志、總理再閱。”在這一行字下面，張春橋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總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況，但是，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建議外事會議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時要討論毛主席關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
妥否，供參考。
春橋
1972年12月1日
看了張春橋的批語，江青心領神會地立即應和張春橋批曰：
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因為，沒有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們來，他們還隱藏下來，那時我們黨和人民將造成很大損失。當然，天也塌不下來。
供總理參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12月5日，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擁護周恩來關於批判極左的意見，反映了張春橋、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極左的問題。
12月17日夜，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接見了張春橋和姚文元。
毛澤東說：“批極左，還是批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認識此人，不很高明。也讀過一點馬克思，參加過合二而一，一分為二，桌子的哲學。”
毛澤東接著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
毛澤東否定了自己6月跟班達拉奈克夫人談話中關於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
1973年秋季張春橋策動江青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矛頭直指周恩來和葉劍英，反對解放老干部使其復位，真實意圖是借此掀起文革運動的再一輪批判高潮，顛覆試圖東山再起的老干部集團。但是，批林批孔運動發起後不久，其攻勢即被毛澤東所遏阻。
1975年張春橋再度挑起針對周、鄧欲回歸文革前路線的反對“經驗主義”運動。
這一年3月，張春橋發表“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長文；攻擊周、鄧。不久又借毛澤東談水滸而批架空晁蓋的“宋江投降派”，炮打鄧小平。
所有這些意識形態和政治大動作的真正主導者，既非毛澤東也不是江青，其最初策劃和發源地都是來自張春橋。（毛澤東1974年曾經說”張春橋有能力”。）
所以，張春橋是文革運動真正的核心人物、主導人物。毛澤東一度有意圖將張春橋作為自己政治路線的繼承者（接班人）。
概而言之，張春橋在文革前迎合江青，利用江青的野心和復仇欲煽起文化大革命；繼而發起自下而上的造反運動，摧毀中共的組織體系和國家制度，竊取高位。
（5）毛澤東曾經批判文革中用法西斯手段整人
文革應予徹底否定的根本原因，是這一運動從始到終具有法西斯蒂的特點，而這一點，也恰恰是毛澤東本人在晚年對文革的反思中所意識到的。
1972年毛澤東收到老干部劉建章在監獄中遭受人身虐待的陳情信後被震驚和震怒，毛在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在文革前期，中央文革小組及造反派對於中共老干部的肉體和人身整肅手段之殘酷和慘烈，是驚人的。事實上多數情況，毛澤東似並不知情。這種情況表明，事實上毛澤東對於文革的控制能力遠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強大。對於文革中殘酷的人身迫害，晚年毛澤東於知情後，多次對此表示沉痛、懺悔以至落淚，在此則直接斥為“法西斯”行徑。
周恩來得到毛澤東的批示後，於1972年12月18日向專案組、公安部及國務院作指示：
“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當面提出過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再在年內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並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
文革運動法西斯化的最大惡性後果在於三點：
1)以法西斯鎮壓手段壓制眾多國民，特別是對知識分子和所謂“地富反壞右資黑”等七種“階級敵人”。而更多所謂的“階級敵人”，則多是以思想罪和言論罪的形式出現，從而隨運動的深入而人數不斷增多的。換句話說，法西斯化的打擊面愈來愈多。
２）文革以極其殘酷的手段，整肅以至消滅了大批與毛澤東一起立黨並締造了新中國的老革命家。
3）文革以“二次革命”（即重新革命，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全面否定和顛覆了中共開國後建立的一整套政治、經濟、法律制度體系和干部組織體系。
指導文化大革命運動走向法西斯化的基本思想，最初形成在作為文革基本指導文件的5.16通知中。這個《通知》說：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進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
“必 須同時批判混進黨內、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 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 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 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 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 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 注意這一點。 ”
而在1975年4月張春橋所撰寫而且充分體現張春橋法西斯思想的著名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中，該理論得到了如下闡述：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資產階級，中國會不會變修正主義，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悄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絕大部分，而是全部!…………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滅這四個一切，使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決不能在過渡的路上停下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理解，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
（6）張春橋的《全面專政》一文批判周鄧、影射毛澤東
至今未被研究者所注意的是，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個文章不僅以反對“經驗主義”批判周鄧等老干部，實際上還暗含著批毛的涵義，所針對的是毛澤東在林彪事件以後對老干部集團的妥協、和解、調和、復用的方針。
【背景資料】
據《徐景賢回憶錄》：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結束時，毛澤東講了一句話，說：還是要“孔夫子打牌——和為貴”。
但是，張春橋一向善於借用毛澤東的左傾思想來反對毛澤東。
毛澤東晚年長期為病痛及失明所折磨，但仍不失聰明。毛澤東在該文發表後才發現張春橋批評自己的涵義。事實上，張春橋的這篇文章深深激怒了毛澤東。毛澤東當即做出了一系列強力的回擊。在針對此文給政治局的批示中，毛直接抨擊張春橋（而不是江青）說：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政治局一議。為盼。”
這話主要就是針對張春橋的。毛澤東要求把這一批評提交到政治局。張春橋、姚文元顯然被毛澤東的批評所震撼，他們就與時任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聯手，對全國封鎖毛澤東對此文的批評，不准傳達。此舉進一步震怒了毛澤東。
於是在5月3日，毛澤東將全體政治局委員們召喚到家中，公開批評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等。這是文革以來毛澤東對張春橋為首文革幫派所給予的最為致命的一擊。
這一次反擊的根本意義在於，事實上從此以後，毛澤東改變了所一度考慮過的讓上海文革幫（張春橋、江青、王洪文）接班的繼承人地位。
【背景資料】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1975年《紅旗》雜志第三期），稱：“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並稱，“這幾十年來，毛主席多次重復了這個意見”。張春橋、姚文元在這個時候提出批判“經驗主義”，矛頭是對著周恩來、鄧小平的。”
1975年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發表講話，談反“經驗主義”的必要性。
4月5日，江青對北大、清華大批判組說：“春橋同志的文章還有一個重點，全國的反映都沒講這個問題，黨現在的最大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
1975年4月18日，毛澤東由鄧小平陪同，在中南海會見金日成。會見結束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反映北京最近的情況，講到江青等大批所謂“經驗主義”的問題。鄧小平表示，他不同意關於“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鄧小平走後，毛澤東再度讓人讀了張、姚的文章。
4月20日，姚文元把他安排新華社寫的一份強調“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自覺克服經驗主義”的請示報告送報毛澤東，准備掀起新的高潮，但是卻出乎意料地遭到毛澤東的抨擊。
4月23日，毛澤東在姚文元送審的這份《請示報告》上，寫下這樣一段批語：“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為盼。“
為了遮掩毛澤東的批評，姚文元要新華社就是否向下傳達這一批示的問題向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寫報告“請示”。王洪文批示“暫不傳達”。轉到姚文元手裡，姚文元立即寫下“同意暫不傳達”。把毛的指示封鎖了。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葉劍英、鄧小平等在發言中嚴辭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大反經驗主義的錯誤，並對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以個人名義送材料和進行其他“四人幫”宗派活動的問題提出尖銳質問。江青在會上作了檢討。
王洪文給毛澤東寫信，告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把形勢說得漆黑一團，說葉劍英、鄧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問題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聯系在一起。王洪文還說：
“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會議的案。”王洪文要求面見毛澤東。
江青打電話給毛澤東處，要秘書轉告毛：
“4月27日會上幾個人跳出來圍攻他們，這是廬山會議的再現。”
江青意在重演1967年反對二月逆流、1970年廬山反對林彪集團的故伎，要求帶張春橋等見主席面談，告狀。
但這一次毛澤東卻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他說：“不見。要見請大家（政治局）一起來”。
5月3日晚，毛澤東親自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召集和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開門見山，首先自我批評：
“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出來（所以放行了）。只聽了一遍，我是沒有看，我也不能看書，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新華社的文件，文元給我看了。還有上海機床廠的十條經驗，都說了經驗主義，一個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也沒有說教條主義。”
毛澤東強調“現在要安定團結”，明確表示他無意再搞二次文革或者把文革進行到底。他說：
“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毛澤東罕見地對政治局公開批評江青、張春橋等，說：
“現在我們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錯誤要批評。三箭齊發，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批林批孔都要這些人來干，沒有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後門這樣的人有成百萬，包括你們在內（指在座的王海容、唐聞生），我也送了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也是走後門。”
毛澤東以王明的極左勢力警告張春橋說：
“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統治了四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俘虜了一批經驗主義。”
毛澤東說，因此“不要看低教條主義”！
“我說的是安定團結，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又要批評資產階級法權，不能過急，過急就要摔下來。”
毛澤東再次強調“三要三不要”。他說：
“這一次還是三條，要馬列不要修正，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就是不要搞宗派主義。”
“有的同志不信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都講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其他的事你們去議，治病救人，不處分任何人。”
毛澤東繼1974年12月在長沙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之後，又一次而且是當著全體政治局成員的面，告誡王、江、張、姚：
“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針對江青說4月27日政治局會議是1971年廬山會議再現的說法，毛澤東明確指出“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
毛澤東還批評張春橋、江青說：
“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有一些，不多。不作自我批評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國與俄國的經驗批判主義，列寧說：那些人是大知識分子，完全是巴克萊學說。巴克萊是英國的一個大主教，你們去把列寧的書看一看。”
毛澤東說到這裡，江青搭上話去，說：”主席是不是說看《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這一搭話，引出毛澤東對她的一番批評：
“江青同志黨的一大半（鬥爭）沒有參加，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都沒有參加鬥爭，沒有參加長征，所以也難怪。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樣寫了一篇文章《更加布爾什維克化》，也不會像張聞天那樣寫《機會主義的動搖》。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
說到這裡，毛澤東聯系到自己的做法，說：
“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這一回跑了十個月，沒有講過什麼話，沒有發表什麼意見，因為中央沒有委托我。我在外面養病，我一面養病，一面聽文件，每天都有飛機送。現在上帝還沒要我去，我還能想，還能聽，還能講，講不行還能寫。我能吃飯，能睡覺。”
毛澤東說：
“要守紀律，軍隊要謹慎，中央委員更要謹慎。”
毛澤東特別著重強調三句話。他說：
“我沒有更多的話，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會都是三句，要馬列不要修正，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陰謀詭計。”
毛澤東還暗示選王洪文為接班人可能錯了，他要葉劍英背誦辛棄疾的詞：“生子當如孫仲謀”——暗諷王洪文說：當今惜無孫仲謀！“也就是表示：自己並沒有選好接班人。
但是毛澤東又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不要搞什麼幫，什麼廣東幫、湖南幫，粵漢鐵路長沙修理廠不收湖南人，只收廣東人，廣東幫。罷工的時候，還沒有修這條鐵路。二零年、二一年、二二年，這三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運動，粵漢、安源煤礦，湖南一些工廠，株洲、萍鄉、株萍路、水口山錫礦。”
毛澤東回憶說：“水口山錫礦,名曰錫礦，其實沒有錫。無錫錫山山無錫，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長沙沙水水無沙。我說才飲長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魚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現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間，叫什麼縣我忘了，那裡出鳊魚。孫權要搬家，老百姓說，寧飲揚州水，不食武昌魚。所以我說，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
由此，毛澤東談論孫權，說：“孫權後來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運南京。孫權是個能干人。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當今惜無孫仲謀。
毛澤東的思維突然一轉折，從對往昔的回顧直落到眼前：“他（指葉劍英）看不起吳法憲。”劉是劉震，曹是曹裡懷，就是說吳法憲不行。毛澤東借古喻今，贊揚葉劍英早就看不起林彪集團中的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把空軍副司令員曹裡懷、劉震比作三國時代曹操、劉備，自然也是對他們的肯定。”
毛澤東要葉劍英把剛剛說到的辛棄疾的詞《南鄉子·何處望神州》背誦給大家聽聽。葉劍英立即朗聲吟來：“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聽罷，毛澤東高興地說：“此人有些文化。”
最後周恩來說：“今天就到這裡結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於是，到會人員一一同毛澤東握別。毛澤東與周恩來握手時又說：“還是三句話。”同王洪文握手時，王洪文表示：“按主席的指示辦。”毛澤東又一次告誡他：“你不要……，”一邊說著，一邊作了個翻燒餅的手勢。
此次會後，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於5月27日和6月3日，由鄧小平主持召開會議，學習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精神，對江青、張春橋等人進行“幫助”。在政治局成員集中批評“四人幫”的形勢下，張春橋寫檢查，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檢討。
有趣的是，毛澤東在談話中自語說：“生子當如孫仲謀——當今惜無孫仲謀。”這就近乎明確地告訴人們：王洪文並不是理想的接班人。因此，據《徐景賢回憶錄》的記述：
“1975年8月，毛澤東決定王洪文到上海“蹲點”——“調查研究”、“幫助工作”。王洪文徹底“失寵”了！”
（7）張春橋1976年日記所說“錯誤路線”是針對毛澤東的
1976年初，在周恩來病危前後，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張春橋在全國媒體上掀起了聲勢奪人的“批鄧反右”運動。但是在周恩來死後，1月21日、22日由毛澤東提議，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這一決定表明鄧小平作為“右傾翻案風”的代表人物已下台。但是這個通知對於一直窺望總理之位的張春橋卻是至為沉重的打擊。因為原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停職後，排位其後任第二副總理的張春橋本來應當水到渠成地繼任。沒想到毛澤東在1975年下半年貶黜副主席王洪文後，此時竟然出人意料地啟用了中間派人物華國鋒。張春橋表面不動聲色，但內心則失望至極。以至1976年2月3日張春橋寫了一篇有感而發的日記：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指毛澤東任命華國鋒）。
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指毛澤東1975年初任命鄧小平）。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人民是決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
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在此張春橋所指的“錯誤路線”，當然並非僅指鄧小平——因為鄧小平是毛澤東召回和重用的。這篇日記的矛頭是直接針對毛澤東的。而所謂新桃換舊符，則實際上已經暗含著對於毛澤東的死亡詛咒了。
【背景資料】
1976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
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張玉鳳回憶:
“關於接班人的問題，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說:為此事傷透腦筋，林彪是他選的，王洪文是他選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問主席：“總理這麼好，你怎麼不選總理當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個砍刀的動作，說:“總理雖好，缺少這個。”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總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時而哭，時而要趕人。
他病臥在床，一字一句地看總理追悼會和悼詞的請示報告。看完後，又泣不成聲。
我問主席去參加總理追悼會嗎？主席難過地說:“我也起不來了。”那些天，主席醒來也不先聽文件了，總是在扳手指頭，考慮問題，還不時問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個一個地報出當時政治局委員的名字。
1月中旬，毛遠新來見主席。他問主席，對總理的人選有什麼考慮？主席想了一下說:“要告訴王洪文、張春橋讓一下。”
然後，主席又扳著手指數政治局委員的名字，最後說:“還是華國鋒比較好些。”
毛遠新點頭說是。
就這樣，主席提議華國鋒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遠新說:“好！選得好！”
主席也顯得很高興。
毛遠新出來時對我說:“幸虧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來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選好了，這是大事。”
後來，毛遠新又來向主席彙報說: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張春橋傳達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張春橋則沒有什麼表示。在政治局傳達時，大家都認為主席看人看得准，選得好。
主席聽了毛遠新的彙報，很高興。
後來，江青也打電話來，讓我們報告主席說:華國鋒這個人，主席選得好，他兩邊意見都能聽，她對主席這項決定很滿意。
汪東興也特意來見主席說:“主席選華國鋒同志選的(得)實在好，我舉雙手贊成！此項決定，大家都很滿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們來辦。”
主席聽後，非常興奮，說:“華國鋒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經驗，省委工作的經驗，還有中央工作的經驗。”
1976年4月30日，午後，毛主席接見正在北京訪問的新西蘭總理馬爾登。華國鋒同志陪見。接見後，華國鋒對主席說:“我把外賓送上車，還來向主席談幾件事。”主席說:“好。”不多會，華國鋒返回來同主席談話，我也在場。華國鋒對主席說:“最近我處理了幾件事，現在有幾個省發生一些問題，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處理，簽發了中央文件，形勢正在好轉。國際上也有些事。我經驗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麼意見。”主席說:“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國內的事，要注意。”當時，主席說話已經講不清楚了，華國鋒同志聽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話重復了一遍。
隨後，主席又講了一句，我也聽不清楚。主席就要紙和筆，我扶著他，主席在紙上寫道:“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
結 語
毛澤東晚年的最大錯誤並非發動文革，其錯誤在於這場文革所重用的中堅人物是張春橋以及康生、江青等。而張春橋不僅是一個對中共有深仇大恨的政治異己分子，而且是一個國民黨軍統系統的狂熱的法西斯蒂信仰者，是一個雙面間諜。這就是文革運動最終必然導向毀滅性悲劇的根本原因！
【附注】
2005年5月10日，新華社報道張春橋於4月21日病亡。1981年1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張春橋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這是以法律的名義，對此人一生的蓋棺論定。
（2011年10月6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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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毛遠新答閻長貴談毛澤東的政治遺囑：他曾希望張春橋做華國鋒的軍師
閻長貴短文如下：
2010年12月22日毛遠新電話告我：你的信我收到了，附來的質疑和商榷你同老楊那篇歷史傳聞(指毛關於他身後中央常委名單的事)“真偽”的兩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對這件事情表明態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復。
主席進入1976年後，除了“您好”之類的一些生活用語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專有名詞，他講的確實誰都聽不懂了，但他頭腦還清楚，所以就用手寫。有的書上說，主席還幾次會見外賓；可查查外交部的記錄，看主席究竟講了幾句話，講了些什麼，不可忽視其中還有翻譯的作用。關於主席常用手寫，我講幾件事情：
一、主席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他還是希望張春橋做“軍師”，安心做副手，他讓我向張春橋傳一句話“遵義會議後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嗎?”對這句話中的“遵義會議”我根本聽不懂，這句話就是他用手寫的。
二、關於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和對鄧小平的處理意見也都是主席用手寫的。
三、1976年4月30日華國鋒見主席時，主席對華說的那幾句話為什麼用手寫，還不是因為華聽不懂嗎?按說，華長期在湖南工作，還在湘潭工作過，他不應該聽不懂主席的湖南話吧?!正因為華聽不懂，主席才把這幾句話——極普通的話(按：“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用手寫出來。
四、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己，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麼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我說的這些在檔案中應該都能查到。我過去同你說過，主席給我用手寫的文字根據有一大摞。因此，我說主席進入1976年後，他雖頭腦清楚，但他說的話絕大部分誰都聽不懂了，這確是歷史事實。
另外，你信中還提到這樣一個傳聞，傳說我在一次同學聚會中，酒後吐“真言”關於接班人，主席說的既不是華國鋒，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這完全是瞎編。我從不喝酒，過去在軍隊時都不喝;我不喝酒，怎麼會有酒醉後的胡說八道呢?!
（《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原題為《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
【附錄二】張春橋1976年委托徐景賢為其找女伴的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鄧”的打招呼會。會後，張春橋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叫到釣魚台九號樓長談。因為來的都是親信，不用遮著藏著，先談三個大問題：一是痛罵鄧小平，二是議論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張春橋叮囑上海方面今後要注意的幾種傾向。
談話快結束時，張春橋似乎不經意地說，我這裡需要一個秘書，你們看看上海有沒有合適的人？這個問題有些突然，張春橋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書，用不著了呀。
徐景賢想，他大概是對北京的秘書不太滿意，所以想另找一個男秘書吧。回到上海後，他們選了三個男的，報送張春橋。
5月16日，徐景賢收到張春橋辦公室寄來的一封絕密信，全文如下：
景賢同志：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祝好，春橋。
信紙下方還有一行小字，“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以上摘自《徐景賢回憶錄》）
美元二次復興已經中止
美元二次復興已經中止
中美戰略天平將重新向中國傾斜
2011年10月17日 第一財經日報
張庭賓
中國國運實在是好得出奇，在中美之間，戰略的天平將再次向中國傾斜。
金秋的十月，俄羅斯總理普京，在已經確認無懸念當選下屆總統後，第一次出國就選擇了中國。他帶來了160人的經貿代表團，簽下了此前久懸未決的石油天然氣大單，為中俄戰略聯合築起了堅固的經濟橋梁。
此前，“准總統”普京已經為中俄政治戰略聯合注入了政治上的靈魂。當統一俄羅斯黨正式推舉普京競選下一屆總統後，俄羅斯幾乎是第一時間與中國聯手否決了美國等提議的制裁敘利亞的議案。這意味著過去很多年，由美國和西方單邊主導聯合國政治的時代結束了。
盡管中國的媒體大多數對普京訪華輕描淡寫，遠遠不及一個美國商人喬布斯逝世的鋪天蓋地，但這並不能夠掩蓋世界的政治格局由此發生了自蘇聯解體以來的最重大變化，即今年6月份簽署的《中俄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絕非是一紙空文，而是實實在在的戰略聯合。
這對中俄雙方是重大戰略利好，卻是美國的重大戰略利空。俄羅斯有中國需要的石油和資源，而中國有俄羅斯需要的現金和消費品，當然俄羅斯還有巨幅的土地，加上中國人勤勞，那等於大量的糧食，這兩個國家即使關起門來，幾乎有雙方需要的一切。這無疑將大大減少俄羅斯對石油美元的依賴，也減少了中國對波斯灣石油和美國糧食的依賴。
中俄結盟讓慣常使用石油美元武器的美國，陷入了徹底的兩難。如果打壓石油價格來壓制俄羅斯，則中國可以乘機購買廉價石油，有利中國；如果炒高石油價格推高中國的通貨膨脹，則俄羅斯將賺得盆滿缽滿。兩國的聯盟形成了對美國控制力的有效對衝機制。
更重要的是，在地緣政治上，中俄的聯合使雙方勢力幾乎控制了整個歐亞大陸的中軸區，如果不是美國占領了阿富汗，美國幾乎成為歐亞大陸的看客。無可否認，歐亞大陸是地球上面積最廣大的大陸（占陸地總面積的近2/5），其資源最豐厚，戰略最縱深。換言之，這裡有著人類最重要的陸權，如果中國的高鐵延伸到整個歐亞大陸，則大陸內部的交易成本將大大下降，在國際石油越來越短缺、海運費上漲的背景下，亞歐陸路交易將不斷取代海洋交易，這將使美國、英國這些傳統靠海權控制世界的國家影響力相應降低。
換言之，這也是美國地緣政治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最大警告，即美國要極力避免歐亞大陸主要大國的聯合，美國尤其不能失去對中亞的控制力。
然而，冷戰勝利後的美國忘乎所以，輕易地拋棄了基地組織，使其反成為死敵；對蘇聯解體後的主體部分——俄羅斯背信棄義，雪上加霜，致使俄羅斯遭受了噩夢般的十年，從反面激勵了普京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的崛起，加之北約不斷東擴，反導系統不斷壓迫俄羅斯，特別是美國和北約在利比亞赤裸裸的單邊欺詐性行動，將俄羅斯徹底推向了反抗者的一邊。
同時，在東亞，中國為美國輸出了大量廉價商品，利其國民；美國企業在中國長期享受超國民待遇，利其企業；中國外儲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國債，利其國家財政。在這些情況下，美國非但不感恩，反而變本加厲慫恿推動朝鮮半島、釣魚島和南海危機，逼迫中國不僅要“輸干血”，甚至要“捐器官”。這使得國內的親美派精英越來越無法下台階，必然導致民族主義的復興，使對美國的強硬派逐漸成為大勢主流。
換言之，恰恰是美國逼迫著中俄越來越緊地團結在一起。一個單獨的中國，無力抗拒美國，一個單獨的俄羅斯也無法對抗美國，但是，中俄這兩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核大國結盟，則美國也要對這個龐然大物無可奈何。
中俄的戰略聯合，必然使歐洲向其靠攏。因為歐洲對俄羅斯石油天然氣的依賴度很高。加之歐元、美元爭霸，其多個國家主權債務和歐元頻頻受到美元勢力的攻擊。在貨幣獨立之後，德國和法國等也有著明顯的政治軍事獨立意識。而要想擺脫美國的壓制，其貨幣、經濟、政治和軍事向俄羅斯的靠攏是唯一的出路，法國向俄羅斯出售“西北風”兩棲攻擊艦就是明顯的信號。
2010年11月，筆者曾刊發了《科索沃戰爭會在東亞重演嗎？》一文，明確前瞻了這個戰略方向：“俄羅斯貨幣戰略向東西方同時延伸，這已經使得國際貨幣博弈中一種最具有想像力的可能呼之欲出——歐盟、俄羅斯和中國結成統一的歐亞元區——即歐亞大陸的主導國貨幣一體化。這會是美元的最大噩夢嗎？”
然而，這一戰略方向進展如此之快，尤其是中俄聯合如此實質推進，除了兩國政治家的大力推動外（兩國都存在親美派的阻撓，以中國為甚），也與美國式文明對內體制失效，對外日益霸道有關。
如果說2008年的華爾街危機，標志著美式自由放縱的資本主義貨幣金融體系的盛極而衰，乃至開始解體，那麼，正在發展蔓延中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則標志著表面自由民主，三權分立；實質金融寡頭縱欲貪占，貧富日益分化，缺乏內部糾正能力的美式政治體系的失效和解構（誠然，人類尚未能找到比此更高明的文明制度，有效控制精英的貪婪，這正是人類當前正面臨毀滅性危機的根源）。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著力推動的《金融監管法案》的最後徹底失敗，標志著美國政治體制內希望喪失，因此，體制外的運動——“占領華爾街”——來自底層民眾的直接抗爭就成為必然。完全可以預想的是，美國金融寡頭統治者遲早會對“占領華爾街”運動進行鎮壓，而越來越有“左派”色彩的奧巴馬將面臨更大的政治風險。
在中俄尚未戰略聯合的情況下，美國仍可以有效地對華轉嫁危機——利用國內親美派誘導；在外部以貿易制裁和地緣政治危機威壓，使中國向其繼續讓渡國家利益，以至於中國最後無力承擔而出現經濟硬著陸或爆發金融危機。但現在，其“占領華爾街”激化內部矛盾，中俄戰略結盟使其外部轉嫁難度驟增。這使自奧巴馬上任以來，中美之間的天平逐漸開始向美國傾斜，特別是在今年5月初擊斃拉登之後加速傾斜的天平，如今重新向中國傾斜。
過去10年來，中國國運好得出奇。“9·11”事件使中國避開了鼎盛時期的美國鋒芒；汶川大地震讓中國清醒了頭腦，避開了“後奧運崩潰”；日本大地震讓中日避免了因釣魚島升級而可能造成的東亞劫難。這一次，在最關鍵的時刻，“占領華爾街”運動和普京提前明確領導俄羅斯又使中國避過一劫。
僅有好的國運是不夠的，當此人類文明面臨10年內毀滅性危機的時刻，中華精英，特別是政治家們，不應再韜光養晦，而當勇於承擔使命，結合東西方文明的精華，以極大的膽略和智慧，為人類文明突圍升級找到現實可行的出路。
中美戰略天平將重新向中國傾斜
2011年10月17日 第一財經日報
張庭賓
中國國運實在是好得出奇，在中美之間，戰略的天平將再次向中國傾斜。
金秋的十月，俄羅斯總理普京，在已經確認無懸念當選下屆總統後，第一次出國就選擇了中國。他帶來了160人的經貿代表團，簽下了此前久懸未決的石油天然氣大單，為中俄戰略聯合築起了堅固的經濟橋梁。
此前，“准總統”普京已經為中俄政治戰略聯合注入了政治上的靈魂。當統一俄羅斯黨正式推舉普京競選下一屆總統後，俄羅斯幾乎是第一時間與中國聯手否決了美國等提議的制裁敘利亞的議案。這意味著過去很多年，由美國和西方單邊主導聯合國政治的時代結束了。
盡管中國的媒體大多數對普京訪華輕描淡寫，遠遠不及一個美國商人喬布斯逝世的鋪天蓋地，但這並不能夠掩蓋世界的政治格局由此發生了自蘇聯解體以來的最重大變化，即今年6月份簽署的《中俄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絕非是一紙空文，而是實實在在的戰略聯合。
這對中俄雙方是重大戰略利好，卻是美國的重大戰略利空。俄羅斯有中國需要的石油和資源，而中國有俄羅斯需要的現金和消費品，當然俄羅斯還有巨幅的土地，加上中國人勤勞，那等於大量的糧食，這兩個國家即使關起門來，幾乎有雙方需要的一切。這無疑將大大減少俄羅斯對石油美元的依賴，也減少了中國對波斯灣石油和美國糧食的依賴。
中俄結盟讓慣常使用石油美元武器的美國，陷入了徹底的兩難。如果打壓石油價格來壓制俄羅斯，則中國可以乘機購買廉價石油，有利中國；如果炒高石油價格推高中國的通貨膨脹，則俄羅斯將賺得盆滿缽滿。兩國的聯盟形成了對美國控制力的有效對衝機制。
更重要的是，在地緣政治上，中俄的聯合使雙方勢力幾乎控制了整個歐亞大陸的中軸區，如果不是美國占領了阿富汗，美國幾乎成為歐亞大陸的看客。無可否認，歐亞大陸是地球上面積最廣大的大陸（占陸地總面積的近2/5），其資源最豐厚，戰略最縱深。換言之，這裡有著人類最重要的陸權，如果中國的高鐵延伸到整個歐亞大陸，則大陸內部的交易成本將大大下降，在國際石油越來越短缺、海運費上漲的背景下，亞歐陸路交易將不斷取代海洋交易，這將使美國、英國這些傳統靠海權控制世界的國家影響力相應降低。
換言之，這也是美國地緣政治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最大警告，即美國要極力避免歐亞大陸主要大國的聯合，美國尤其不能失去對中亞的控制力。
然而，冷戰勝利後的美國忘乎所以，輕易地拋棄了基地組織，使其反成為死敵；對蘇聯解體後的主體部分——俄羅斯背信棄義，雪上加霜，致使俄羅斯遭受了噩夢般的十年，從反面激勵了普京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的崛起，加之北約不斷東擴，反導系統不斷壓迫俄羅斯，特別是美國和北約在利比亞赤裸裸的單邊欺詐性行動，將俄羅斯徹底推向了反抗者的一邊。
同時，在東亞，中國為美國輸出了大量廉價商品，利其國民；美國企業在中國長期享受超國民待遇，利其企業；中國外儲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國債，利其國家財政。在這些情況下，美國非但不感恩，反而變本加厲慫恿推動朝鮮半島、釣魚島和南海危機，逼迫中國不僅要“輸干血”，甚至要“捐器官”。這使得國內的親美派精英越來越無法下台階，必然導致民族主義的復興，使對美國的強硬派逐漸成為大勢主流。
換言之，恰恰是美國逼迫著中俄越來越緊地團結在一起。一個單獨的中國，無力抗拒美國，一個單獨的俄羅斯也無法對抗美國，但是，中俄這兩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核大國結盟，則美國也要對這個龐然大物無可奈何。
中俄的戰略聯合，必然使歐洲向其靠攏。因為歐洲對俄羅斯石油天然氣的依賴度很高。加之歐元、美元爭霸，其多個國家主權債務和歐元頻頻受到美元勢力的攻擊。在貨幣獨立之後，德國和法國等也有著明顯的政治軍事獨立意識。而要想擺脫美國的壓制，其貨幣、經濟、政治和軍事向俄羅斯的靠攏是唯一的出路，法國向俄羅斯出售“西北風”兩棲攻擊艦就是明顯的信號。
2010年11月，筆者曾刊發了《科索沃戰爭會在東亞重演嗎？》一文，明確前瞻了這個戰略方向：“俄羅斯貨幣戰略向東西方同時延伸，這已經使得國際貨幣博弈中一種最具有想像力的可能呼之欲出——歐盟、俄羅斯和中國結成統一的歐亞元區——即歐亞大陸的主導國貨幣一體化。這會是美元的最大噩夢嗎？”
然而，這一戰略方向進展如此之快，尤其是中俄聯合如此實質推進，除了兩國政治家的大力推動外（兩國都存在親美派的阻撓，以中國為甚），也與美國式文明對內體制失效，對外日益霸道有關。
如果說2008年的華爾街危機，標志著美式自由放縱的資本主義貨幣金融體系的盛極而衰，乃至開始解體，那麼，正在發展蔓延中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則標志著表面自由民主，三權分立；實質金融寡頭縱欲貪占，貧富日益分化，缺乏內部糾正能力的美式政治體系的失效和解構（誠然，人類尚未能找到比此更高明的文明制度，有效控制精英的貪婪，這正是人類當前正面臨毀滅性危機的根源）。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著力推動的《金融監管法案》的最後徹底失敗，標志著美國政治體制內希望喪失，因此，體制外的運動——“占領華爾街”——來自底層民眾的直接抗爭就成為必然。完全可以預想的是，美國金融寡頭統治者遲早會對“占領華爾街”運動進行鎮壓，而越來越有“左派”色彩的奧巴馬將面臨更大的政治風險。
在中俄尚未戰略聯合的情況下，美國仍可以有效地對華轉嫁危機——利用國內親美派誘導；在外部以貿易制裁和地緣政治危機威壓，使中國向其繼續讓渡國家利益，以至於中國最後無力承擔而出現經濟硬著陸或爆發金融危機。但現在，其“占領華爾街”激化內部矛盾，中俄戰略結盟使其外部轉嫁難度驟增。這使自奧巴馬上任以來，中美之間的天平逐漸開始向美國傾斜，特別是在今年5月初擊斃拉登之後加速傾斜的天平，如今重新向中國傾斜。
過去10年來，中國國運好得出奇。“9·11”事件使中國避開了鼎盛時期的美國鋒芒；汶川大地震讓中國清醒了頭腦，避開了“後奧運崩潰”；日本大地震讓中日避免了因釣魚島升級而可能造成的東亞劫難。這一次，在最關鍵的時刻，“占領華爾街”運動和普京提前明確領導俄羅斯又使中國避過一劫。
僅有好的國運是不夠的，當此人類文明面臨10年內毀滅性危機的時刻，中華精英，特別是政治家們，不應再韜光養晦，而當勇於承擔使命，結合東西方文明的精華，以極大的膽略和智慧，為人類文明突圍升級找到現實可行的出路。
2011年10月10日
中美博弈進入關鍵時刻
張庭賓：中美博弈再次進入最關鍵的時刻
更新時間：2011-10-10
張庭賓
現在是中國經濟避免在美債危機爆發前硬著陸的最後一次機會。
中美博弈再次進入類似於2008年10月份的關鍵窗口，那一個月，中國央行狂購了659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為美國財經金融體系強力輸血；而對內的貨幣緊縮導致“世界工廠”休克症狀全面顯現。幸而中國政府果斷做出了救市的決定，美國向中國轉嫁金融危機的希望幻滅後，華爾街危機全面爆發。
這一次又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如果人民幣繼續升值，外儲繼續購買美國國債，貨幣政策繼續緊縮，中國樓市、股市將雪崩，經濟將在年底前硬著陸，屆時熱錢將大規模外逃，中國金融系統將遭遇危機。而如果中國略微放松貨幣政策，有保（股市、保障房和經濟）有壓（樓市泡沫、地方政府投資），以使經濟軟著陸，並以“全能管制投資型政府”轉化為“有限責任服務型政府”為核心進行改革攻堅，則美國政府債務危機很可能先行爆發。
值此關鍵時刻，美國最高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再一次在人民幣彙率問題上玩起了“捉放曹”的游戲，又在對台軍售上“老調重彈”。現在的懸念是，中國決策者是否意識到這一抉擇的關鍵性，盡管他們已關注到中國經濟瀕臨“硬著陸”危險。
10月3日至4日，溫家寶總理到浙江紹興和溫州調研，強調要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管，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貸化傾向，依法打擊非法集資，妥善處理企業之間擔保、企業資金鏈斷裂問題。這表明中央決策層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9月24日，某媒體報道了20多家溫州民營企業資金鏈斷裂，老板為避債而“跑路”的新聞。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溫州目前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已超過歷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到6分，有的甚至高達1角5，即年利率達180%。大多數中小企業的毛利潤不會超過10%，一般在3%~5%，借高利貸很容易把企業逼上絕路。
這一報道印證了本人今年4月25日在《警惕中國步入“財富耗干型”危機通道》文中的預警：如果人民幣繼續升值，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國債，中國央行繼續緊縮貨幣，“假定中國不能實現根本性改革，而如果美國沒有爆發破壞力超過日本大地震的大災難，未來6~24個月，中國將遭遇一種財富（國民財富和企業資金）耗干型經濟金融危機”。言猶在耳，僅僅5個月，中國民營產業經濟的財富耗干型危機已經爆發。
嚴峻局面何止於此！除了民營經濟的資金鏈斷裂外，股市也日益低迷，從去年11月至今年國慶前，上證指數已經由3186點跌到2359點，約1/4市值蒸發；樓市成交銳減，一線城市房價下跌，杭州綠城等房企已岌岌可危。
最為危險的是，倘若民營經濟破產潮、股市持續下跌和樓市大跌房企破產潮相互疊加，惡性循環，硬著陸之痛苦會比大多數人預想的更為嚴重。
至此關鍵時刻，美國參議院再次祭出了中國操控低估人民幣的懲罰案，美國政府再度商議對台軍售，又一次開始了“捉放曹”的游戲。殊不知，如果中國中止對美商品出口，同時賣出美國國債，美國的國民消費和政府財政將遭遇無法承受的重創。它們卻拿此來要挾，繼續威逼利誘人民幣升值，真是令人發笑。換言之，美國萬不敢和中國打貿易戰。更何況，美國真的對華商品征收“懲罰關稅”，中國就對國內美資控股企業征收同等稅率的懲罰，那就足以反威懾。而中國某些人士屢屢因此而退讓。
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美國在力促人民幣更快升值的同時，香港一年期NDF人民幣彙率已經開始貶值，由9月初的1美元兌人民幣6.25貶值到9月下旬的6.44。加上最近標准普爾、美銀美林公開唱空中國，高盛秘密報告唱空中國，頗有指引熱錢撤退的跡像。如果中國經濟硬著陸進入難以逆轉狀態，上萬億美元的熱錢大撤退，則中國將遭遇嚴重的金融危機。
不過，美國自身的政府債務危機非常嚴重，美國金融機構的隱形金融衍生品危機十分巨大，它們非常害怕通貨膨脹和國債收益率提高，美元實際購買力貶值傾向仍然非常明顯，將不得不實施量化寬松3.0。現在它們能希望的是，中國經濟在QE3之前先行硬著陸，國際熱錢大撤退，導致中國先爆發金融危機，那麼美國將涉險過關。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最關鍵的是中國繼續緊縮貨幣。
在全球金融衍生品泡沫、信用紙幣泡沫和高消費工業文明泡沫三個周期同時破滅塌縮的大背景下，在世界各國實際處於貨幣、金融、經濟的負和博弈中時，根本不存在“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邏輯。
在這個問題上，連美國民眾都覺醒了，他們再也不相信所謂“中國低估人民幣搶走美國人飯碗”——試圖將危機轉嫁給中國的謊言，而是將矛頭指向了華爾街的貪婪，認為這才是導致美國金融危機、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大量失業的根源。這些美國社會的邊緣人群敢於占領華爾街，對於美國金融寡頭利益集團說“不”。
在中美博弈再次進入最關鍵的時刻，中國並不缺乏博弈的各種籌碼。未來三個月內，中國經濟是否能避免硬著陸，不取決於其他任何人，只取決於自己。本人對此謹慎樂觀。
更新時間：2011-10-10
張庭賓
現在是中國經濟避免在美債危機爆發前硬著陸的最後一次機會。
中美博弈再次進入類似於2008年10月份的關鍵窗口，那一個月，中國央行狂購了659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為美國財經金融體系強力輸血；而對內的貨幣緊縮導致“世界工廠”休克症狀全面顯現。幸而中國政府果斷做出了救市的決定，美國向中國轉嫁金融危機的希望幻滅後，華爾街危機全面爆發。
這一次又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如果人民幣繼續升值，外儲繼續購買美國國債，貨幣政策繼續緊縮，中國樓市、股市將雪崩，經濟將在年底前硬著陸，屆時熱錢將大規模外逃，中國金融系統將遭遇危機。而如果中國略微放松貨幣政策，有保（股市、保障房和經濟）有壓（樓市泡沫、地方政府投資），以使經濟軟著陸，並以“全能管制投資型政府”轉化為“有限責任服務型政府”為核心進行改革攻堅，則美國政府債務危機很可能先行爆發。
值此關鍵時刻，美國最高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再一次在人民幣彙率問題上玩起了“捉放曹”的游戲，又在對台軍售上“老調重彈”。現在的懸念是，中國決策者是否意識到這一抉擇的關鍵性，盡管他們已關注到中國經濟瀕臨“硬著陸”危險。
10月3日至4日，溫家寶總理到浙江紹興和溫州調研，強調要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管，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貸化傾向，依法打擊非法集資，妥善處理企業之間擔保、企業資金鏈斷裂問題。這表明中央決策層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9月24日，某媒體報道了20多家溫州民營企業資金鏈斷裂，老板為避債而“跑路”的新聞。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溫州目前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已超過歷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到6分，有的甚至高達1角5，即年利率達180%。大多數中小企業的毛利潤不會超過10%，一般在3%~5%，借高利貸很容易把企業逼上絕路。
這一報道印證了本人今年4月25日在《警惕中國步入“財富耗干型”危機通道》文中的預警：如果人民幣繼續升值，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國債，中國央行繼續緊縮貨幣，“假定中國不能實現根本性改革，而如果美國沒有爆發破壞力超過日本大地震的大災難，未來6~24個月，中國將遭遇一種財富（國民財富和企業資金）耗干型經濟金融危機”。言猶在耳，僅僅5個月，中國民營產業經濟的財富耗干型危機已經爆發。
嚴峻局面何止於此！除了民營經濟的資金鏈斷裂外，股市也日益低迷，從去年11月至今年國慶前，上證指數已經由3186點跌到2359點，約1/4市值蒸發；樓市成交銳減，一線城市房價下跌，杭州綠城等房企已岌岌可危。
最為危險的是，倘若民營經濟破產潮、股市持續下跌和樓市大跌房企破產潮相互疊加，惡性循環，硬著陸之痛苦會比大多數人預想的更為嚴重。
至此關鍵時刻，美國參議院再次祭出了中國操控低估人民幣的懲罰案，美國政府再度商議對台軍售，又一次開始了“捉放曹”的游戲。殊不知，如果中國中止對美商品出口，同時賣出美國國債，美國的國民消費和政府財政將遭遇無法承受的重創。它們卻拿此來要挾，繼續威逼利誘人民幣升值，真是令人發笑。換言之，美國萬不敢和中國打貿易戰。更何況，美國真的對華商品征收“懲罰關稅”，中國就對國內美資控股企業征收同等稅率的懲罰，那就足以反威懾。而中國某些人士屢屢因此而退讓。
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美國在力促人民幣更快升值的同時，香港一年期NDF人民幣彙率已經開始貶值，由9月初的1美元兌人民幣6.25貶值到9月下旬的6.44。加上最近標准普爾、美銀美林公開唱空中國，高盛秘密報告唱空中國，頗有指引熱錢撤退的跡像。如果中國經濟硬著陸進入難以逆轉狀態，上萬億美元的熱錢大撤退，則中國將遭遇嚴重的金融危機。
不過，美國自身的政府債務危機非常嚴重，美國金融機構的隱形金融衍生品危機十分巨大，它們非常害怕通貨膨脹和國債收益率提高，美元實際購買力貶值傾向仍然非常明顯，將不得不實施量化寬松3.0。現在它們能希望的是，中國經濟在QE3之前先行硬著陸，國際熱錢大撤退，導致中國先爆發金融危機，那麼美國將涉險過關。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最關鍵的是中國繼續緊縮貨幣。
在全球金融衍生品泡沫、信用紙幣泡沫和高消費工業文明泡沫三個周期同時破滅塌縮的大背景下，在世界各國實際處於貨幣、金融、經濟的負和博弈中時，根本不存在“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邏輯。
在這個問題上，連美國民眾都覺醒了，他們再也不相信所謂“中國低估人民幣搶走美國人飯碗”——試圖將危機轉嫁給中國的謊言，而是將矛頭指向了華爾街的貪婪，認為這才是導致美國金融危機、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大量失業的根源。這些美國社會的邊緣人群敢於占領華爾街，對於美國金融寡頭利益集團說“不”。
在中美博弈再次進入最關鍵的時刻，中國並不缺乏博弈的各種籌碼。未來三個月內，中國經濟是否能避免硬著陸，不取決於其他任何人，只取決於自己。本人對此謹慎樂觀。
2011年10月9日
古代東方哲學到現代科學的高速發展才得已證明
量子物理學與佛道的必然聯系
2008.6.25 作者：zrming
我們中學時代就學過光的干涉，光具有波粒二像性，光與粒子是同一個東西嗎？真實的粒子與真實的波存在一種怎樣的關系，如果對物理學了解，也許你會發現其中的矛盾，波爾從一種辨證的思維去考慮問題，完成了量子力學的鋪墊，但是在《時間簡史》中，霍金將量子力學的光是粒子的假設撲滅了，粒子的概率性行為是導致光干涉的基本條件，那麼粒子又是怎麼成為波的呢？
波和粒子存在怎樣的關系？在霍金看來電子似乎同時經過了兩個狹縫，這樣光就形成了所謂的波動效應，而不是衍射，雖然電子是隨機打入屏幕上的，但是即使一個一個的將電子發出，屏幕上仍然會產生干涉圖像，很明顯，粒子偏離自己的跑道了，也就是形成疊加的中間地帶，如果電子是同時經過兩個地方，那麼為什麼最終出現一個地點呢？薛定鄂的貓的實驗告訴我們一個悖論，那就是貓在沒有被我們觀察前出於非死即生，非生即死的狀態，貓即活著又是死的，但當我這個觀察者用意識介入時，我們會得到一個確切的結果，不是死亡就是活著，兩種可能性在精神觀察的一瞬間轉變成一種實在，即我們在屏幕上看見的粒子，我們在電子運動時候，無法確定它的動量，它如同幽靈一般在我們周圍生生滅滅，加上狹縫時干涉就形成了，這樣干涉在狹縫中連綿不斷，物理學家認為是我們的精神決定了粒子出現的地點，在概率與無數的可能性中，我們的意識尋找並選擇到了一種可能性，這時函數波坍塌了，實在被顯現出來。在他們看來，唯物主義已經面臨破滅，實在究竟是虛幻的還是真實的呢？
對我們來說，物質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客觀一詞對不同的對像來說又是不同的，對同一件東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察角度，不同的生命形式有不同的感覺，一個桌子，一個人把它看作桌子，那麼一只青蛙，一條蛇與一只螞蟻對桌子是否也有同樣的看法呢？它們可能反映湖兩種截然不同的圖像，對他們來說客觀一詞已經不在起任何作用了，因為客觀事物在根據主體而產生改變，那麼物質本身就是對概率的解讀，或者對可能性的選擇，這種選擇完全根據自身條件來確認的，因此只是對全息信息的部分讀取，《心經》中說到：色不亦空，空不亦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似乎正在說明這個道理。物質只是能量的聚集，能量是物質的釋放，愛因斯坦的E=m（c平方）說明了物質無中生有的原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無中生有這個有趣的問題一直捆饒的我們，能量與質量是等同的狀態，就如同水與冰，在不斷轉變互相替換，反離子，虛粒子在瞬間產生又瞬間消失，當我們捕捉到它時，才出現穩定的粒子狀態，當主觀意識不在主導自性體性時，就是空，空不代表真空，而是不生不滅，任何實在都是精神意識的借用體系，當我們的精神意識不斷改變的同時，客觀物質（色身）也在相應的改變，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境”。
在西方科學的量子場論開辟了一個科學的奇跡，在21世紀，將傳統物理學，經典力學推向了科學主義與唯物主義時代的終點，如果相對論是20時世紀的偉大奇跡，那麼量子力學則是21世紀人類認識的飛躍，將科學重新回歸到傳統的東方哲學認知上，並且在超心理學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人類自身就好比感知收縮器，心靈感應，遙感，人體超常現像等超心理學研究在西方紛紛崛起，人們對自身潛力不斷的認識和發現才明白，人體超感知覺等不過是自己器官功能在提升開發的一種借用能力，道教中人能成仙人，佛教中，能成阿羅漢，成佛。當我們重新認識到中華文明和東方哲學，人們就能發現，古代科學與宗教早就已經預言了現代科學的成就，而科學卻對宗教似乎視而不見，在還原論下的科學時代的實證主義開始發展科學技術革命，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而當科學發展的時候，卻發現證實的不過只是在宗教裡曾經的言語。
釋迦牟尼在2500年前對著一杯清水觀其便說，其有千千蟲，直到現代科學的高速發展才得已證明，認識能力不是科學實證能夠得到的，理性是一種工具，並不是真實認識，禪宗中的三昧禪定，可以將定力，來化解境像，當然這不是普通人能達到的，佛教的六足神通也是真實存在的，西方科學稱作特異功能研究，佛教不主張揚神通，密宗沒有推神通，是因為人類的道德因素與心性上沒有達到要求，也就是說，我們可能用“核能”來戰爭一樣，也有可能像嘲笑宗教一樣嘲笑未知領域使其停止不前或者滅亡，對於人類整體認識來說，總是憑借自己的經驗感覺來判斷事物，而經驗卻不能代表認識能力，經驗可能產生某種感知，也許是一種共知，這些共知只是在時代背景與理性認識上，但不能帶來整體感悟，西游記本身是一部佛學著作，裡面有個猴子，名悟空，悟空是佛教用詞，當我們能悟得空性時候，我們也就證得，證得，不是證明，因為證明是建立在科學實證主義基礎上的，它將理性工具發揮到人類認識的極限時，就會出現悖論，科學就是建立在不斷產生的悖論中誕生與毀滅的，也就是說，科學一直處在不斷改錯的狀態中，而且不斷的崩潰在悖論的邊緣，而無不一次解決是辨證哲學思想的作用，當我們問起科學是什麼時候，我們也許可以這樣回答，科學只不過是打開宗教的一把鑰匙。
科學需要大膽，需要謹慎，更要思辯---生命與特異
生命的誕生是個奇跡，這是我們大多數人的觀點，生命是偶然還是必然呢？這一點我們至今還未弄清楚。生命的奧妙絕不只在於是有機組織，生命的更高級形態又是什麼？
如果生命是普遍的：
也許有些生命形式不一定要擁有地球一樣的溫度與條件，可能他們更能夠適應高溫或低溫。
如果生命是偶然的：
它必須要一定的條件，那必定要像地球與太陽剛好的溫度與距離，大氣層的作用，必須要有的水或必定要有之類似地球的特征。
如果生命是普遍的，它必定是符合宇宙必然規律的，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變化的，但它們的形態不需要一樣。就像我們每個人必定經歷幼年、少年、中年、老年的必然規律，但每個人的生理性格特征都可以是截然不同的道理，也可能有與我們類似的生物。
偶然？那就是奇跡，我們就是唯一的或稀少的，生命就好比在世千年一遇的聖人與偉人一樣稀少。
生命也由原子構成，但卻不同與其他物質，是一種自組過程的形成，會受到外界刺激而發生反映，並且很有可能改變，生命會復制其本身，甚至產生意識與精神的復雜形式。它不同與一般的客觀實體，因此我們把它賦予了靈性，生靈一詞被派生了出來。
大到恆星，小到原子，它們具有物質基本的屬性，生命也由物質組成，所以擺脫不了物質屬性，如也會受到地球引力，撞擊等影響。但在像我們這樣的高等智慧生命在研究意識時，發現它並不是實在的實體，它是人腦這種實體的作用，但意識並不是人腦憑空而來的，也就是說必需由外界的物質、光、電、波等各種形式而產生，大腦只是媒介而已，它把自然非生命屬性的東西都轉化成了精神的形式。精神產生於人腦不攻自滅。
精神與意識這種看不見的形式作用著人的行為與機體。心理因素甚至可以使人的機體功能發生改變，有些心理疾病可以誘發真正的生理疾病。這些例子與理論舉不勝數。我們把精神與意識籠統的稱為了“靈魂”一詞。靈魂與身體（實體）的有效結合，我們把它稱做為一個整體，即人。精神產生歸功於人類大腦這一特殊媒介，大腦中的許多物質變化與化學變化與性質還不為人所知，就因為科學界對腦，對意識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且正還處於不成熟階段，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是大腦機制的高級形式造成的。動物沒有意識嗎？也許有，也許沒有，如果有，我們稱之為低級意識，她們是意識的低級形式，所以也不能稱之為意識，但形式相同性質低劣而已。低等生物例如花草樹木蟲魚菌等也許它們的意識就是組成人類意識的部分基礎形式。
古代東方哲學中有陰陽二元說，具有極高的哲學價值，陰陽對立且統一並彼此轉化。陰極必陽，陽極必陰。根據陰陽學說，我們把物質一分為二，即實體陽性物質與非實體陰性物質。現代科學已經發現並在研究捉摸不定的反物質，我們已經發現了在正物質背後的鏡像反物質和捉摸不定的暗物質存在。我們能夠觀察到的，並且具有大小、形狀、性質的客觀實體，我們稱為陽性物質，它們具有壽命也具有時空性，無論基本粒子有多小，我們都能夠捕捉到它的時空性，方位、大小、速度。陰性物質卻永遠無法確定，它甚至可以不受時空限制，穿越任何實體物質，它不具有我們可知的屬性。生命與意識是否就是陰性物質與實體物質的結合並且由陰性物質帶動意識與精神形式。
我們不知道我們細胞正在干什麼，它們的內部物質到底是什麼，我們也不知道大腦的神經遞質為什麼會這樣運動，但我們知道它們必須要由外體物質與自然條件的刺激帶動。生命形式進化的越高級，這種帶動就越頻繁越復雜，當它們到達一定程度不可避免的會形成高級屬性。生命為什麼會按照這條規律發展？為什麼它總是要向著高級形式發展？是“上帝”還是......？生命會復制自己，這就必然要壯大，然而它們遇到各種各樣的陌生環境，一些生命適應了新鮮環境的刺激適應了下來，同時也有一些生命不適應刺激或自身機能較差而被自然滅絕，在這樣的因素下，生命不斷地開始了升級過程，使得生命不斷地復雜化，並且產生了不可思議，能適應各種環境的，並且會利用規律的生物，他們具有思維與意識。他們可能被激發出內在潛能性。
當今人們還沒有發現超光速物質的存在，根據陰陽理論，我們可以知道陰性與陽性是可以互相轉化的，這時光變成了臨界點，光即是一種物質也是一種波，它具有陰性物質的特性，也具有物質的特性，光被認為是不可超越的速度極限，然而當陽性物質運動超越極點就必然會轉化成另一種物質形式，即陰性物質。這是物極必反的必然道理。同樣在光速下限的也必然是陽性物質。以太曾風靡一時，它被愛因斯坦作為陽性物質的襯托，但最終沒有成立並被認為是錯誤的，以太不存在，但宇宙中存在反物質和我們沒有發現的不可知物質。根據質能方程，能量是隨著質量增長的，而根據高中物理中的動能方程,我們知道質量與速度卻都是變量，能量不變那麼自變量就會發生相應變化。然而現代物理的一切基礎都是以光速為極限上的，在光速下限的經典是牛頓力學，這時能量的轉化是力的作用，因此能量就是做功，是力在距離中的作用。
愛因斯坦曾提出了狹義相對論，並認為在自由空間中任何物質實體都不能以等於或大於光速的速度運動，它適用於電子，也適用於星系，實驗證明，當電子被加速到接近光速時，它們的質量的確有所增加。在光速不變的測定中，我們就可以理解質能方程就是質量轉化為能量的過程（質量就是能量）。以光速不變基礎上推出了“理想實驗”短尺與鐘慢效應，在提出這些基本概念的時候，愛因斯坦並沒有闡明為什麼在觀測者相對於他所觀測的系統發生運動時該系統中的質量、長度和時間竟會有明顯的變化。他只是簡單地斷定：這些觀測乃是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宇宙中的自然結果，在這個宇宙中，光速對於一切觀測者都是有限的和總是不變的。狹義相對論是一個偉大是創建，但它卻只建立在已有的物質體系中。如果假使光速可以無限加速，在質量不變時，能量可以隨推動力而增加，那麼質量與光速總是反比例的，在物質達到光速時，物質縮小變為零的臨界狀態從而具備的二像性，當物質速度越過了臨界點，物理事件就不在有作用了，這時物質也隨著超光速的變化變的無限小，陰性物質創生。
當今人類使用的能和各種功能，動能、勢能、光能、電磁能都出自於陽性物質身上，在陽性物質世界裡通用，我們稱它為陽性功能。眾所周知，它們的變化規律服從於現代數理定律。而近代或許古代也就曾有過，那便是近代發現且解釋不了的功能，不受近代物理定理約束的功能。氣功與一些靈異現像常被心理學家稱為人體特異功能，並且在近代科學界引起了波動，被創立並叫做超心理學，但是科學界卻普遍對此極力反對，雖然在西方一些功能作用實驗中，實驗的宏觀結果令許多心理學家深信不已，然而在科學嚴謹的驗證下卻顯出不精確，因此不能被列為一門科學，甚至被一些懷疑派科學家列為偽科學。科學往往重視見解陽性物質，必須精確與嚴謹，但他們卻從來不知道陰性物質的存在，並把一些我們不可解釋不合常理概念的事物否定掉。這是人類的不幸。人的潛能是無限大的，人體好比是宇宙的濃縮，在心理療法中的催眠術可以激發出人體的潛意識和人體內在潛能，在催眠過程中人可以變成石頭和鳥，這並不是在說笑，深度的催眠能讓人的潛意識和意志力充分的暴露出來，使人做到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事情。美國很早就開始著眼研究超自然現像，並且也在軍事上運用過功能人，但他們仍以不精確的數據與不穩定性來告終，他們不是沒有得到可重復驗證就是對驗證結果感到不滿意，雖然首次實驗是理想的。理由是他們不能建立起精確並且符合邏輯的嚴謹理論。
但這並沒有結束，它仍被一些心理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關注著，實驗並不是不能再驗證就被證偽的，就像人類產生的靈感是在特定的環境與時間被激發的一樣。然而在相同時間並不一定被證實有下次，靈性的事物並不像物理定律一樣每時每刻都可論證檢驗。我們在練氣功、冥想、愈加等靜態運動過程時完全不是人類的意識作用在其中，但它們卻可以激發出人類的某種不正常的能力，深層次的氣功能改變生物場的性質，氣功也就是微型特異。我們的生命總是在向高級形式進化的，在經過了無意識、意識，是否會進入超意識，如果傳說的UFO存在，那必定是具有駕御陰性物質與陽性物質的靈性生物的。並且能超越時空的限制來到我們的地球上，所以他們可以表現的飄忽不定，甚至可能用意念與人直接形成意識溝通。我們對陰性物質的認識是否會導致我們向更高的意識層次發展，在擺脫了物質欲望的動物基本性後成為更高層次的靈性動物呢？
（有人會問：這是你想像力太豐富了吧！你既然可以把物質分為陰性和陽性也可以把世界分為陽間和陰間什麼的，沒有可靠的科學依據你靠什麼立足，是陰陽論嗎？你可以任意展開，你可以把精神與物質分在不同的區間，但這些思辯毫無證實可言。）
我想以下可以初步作為科學理論依據吧：
美國宇航局日（NASA）前公布了一張迄今為止最為精細的宇宙“嬰兒期”照片，對137億年前的宇宙作出了富含大量細節的圖像描述。許多科學家認為，這是近年來基礎科研領域最為重要的成果之一，不僅對宇宙年齡、構成等作出了更為精確的回答，並對大爆炸理論等也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綜合多家媒體報道，這張照片是美國宇航局“威爾金森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頭一年觀測結果的結晶，科學家在此基礎上將相關數據與其它天文觀測結果進行了比較，最終得出一些精確的測算結論：宇宙年齡約為137億年，該數據的誤差率僅為1%左右；宇宙的各構成成分中，原子只占4%，暗物質占23%，剩下的73%則全部是暗能量；此外，宇宙的幾何結構是“平坦”的，並將永遠膨脹下去。上述結果同時為驗證“大爆炸”等宇宙學基本理論提供了更准確、更有力的支撐。科學家們從這張照片中還獲得了一些令人意外的發現，比如說宇宙中第一批恆星可能在“大爆炸”後2億年就開始發出光芒。
以上資料也許說明科學在近代才剛剛發現暗物質與反物質的存在，但這在老子時代的哲學中就早已被預見了。科學首先也是起源與神秘事件，也是在宗教與迷信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不可證就是無，這是近代科學的疏漏，科學的可證性必然是被肯定與被接納的，但它的局限性忽略了常理不能理解的事物，而不去展開。古代人們心中的上帝神靈都是有規律可尋的，並且早就有了哲學思考，只是人們對自然現像的神秘力量不理解而產生了對它的畏懼，其實就是對宇宙的不理解，並由於還沒有科學就主觀的用於自身的想像創造了類與自己形像創造了神與上帝，其實是內心對宇宙規律的不解而必然產生的畏懼感的形式化，上帝就是宇宙規律，崇拜上帝就是對宇宙的崇拜。人類發展不能只依靠遐想，科學發展起來是人類的必然道路，它為我們解決了自然宏觀與微觀的自然事件，推動了人類生產力，人類也只是更具備理性了。
科學發展忽略了人類早期想像力的哲學因素，而有些科學獨立而從不把其他科學結合起來，往往造成抽像單一的學科來對待。科學的片面性發展往往會造成人們對環境的影響，科學顯然沒有很好的與自然規律有效的結合從而造成的難堪的結果。哲學起源是人類發展的必然，它是智慧之源，它是人們對規律的綜合，而學科都產生與其後。人們對生命的解釋永遠沒有進展，即使在多想像力也無法辦到。人們曾有想像在天空飛行，卻被早期科學證明是絕不可能的實現的，然而天上有飛翔的小鳥，只要能把握它們的運行規律就能做到，人們現在不但能在天空飛翔，而且還上了月球。人類往往想得到做得到是因為什麼呢？但還有另一些事卻是永遠不能做到的。也許科學需要大膽，需要謹慎，更要思辯。
2008.6.25 作者：zrming
我們中學時代就學過光的干涉，光具有波粒二像性，光與粒子是同一個東西嗎？真實的粒子與真實的波存在一種怎樣的關系，如果對物理學了解，也許你會發現其中的矛盾，波爾從一種辨證的思維去考慮問題，完成了量子力學的鋪墊，但是在《時間簡史》中，霍金將量子力學的光是粒子的假設撲滅了，粒子的概率性行為是導致光干涉的基本條件，那麼粒子又是怎麼成為波的呢？
波和粒子存在怎樣的關系？在霍金看來電子似乎同時經過了兩個狹縫，這樣光就形成了所謂的波動效應，而不是衍射，雖然電子是隨機打入屏幕上的，但是即使一個一個的將電子發出，屏幕上仍然會產生干涉圖像，很明顯，粒子偏離自己的跑道了，也就是形成疊加的中間地帶，如果電子是同時經過兩個地方，那麼為什麼最終出現一個地點呢？薛定鄂的貓的實驗告訴我們一個悖論，那就是貓在沒有被我們觀察前出於非死即生，非生即死的狀態，貓即活著又是死的，但當我這個觀察者用意識介入時，我們會得到一個確切的結果，不是死亡就是活著，兩種可能性在精神觀察的一瞬間轉變成一種實在，即我們在屏幕上看見的粒子，我們在電子運動時候，無法確定它的動量，它如同幽靈一般在我們周圍生生滅滅，加上狹縫時干涉就形成了，這樣干涉在狹縫中連綿不斷，物理學家認為是我們的精神決定了粒子出現的地點，在概率與無數的可能性中，我們的意識尋找並選擇到了一種可能性，這時函數波坍塌了，實在被顯現出來。在他們看來，唯物主義已經面臨破滅，實在究竟是虛幻的還是真實的呢？
對我們來說，物質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客觀一詞對不同的對像來說又是不同的，對同一件東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察角度，不同的生命形式有不同的感覺，一個桌子，一個人把它看作桌子，那麼一只青蛙，一條蛇與一只螞蟻對桌子是否也有同樣的看法呢？它們可能反映湖兩種截然不同的圖像，對他們來說客觀一詞已經不在起任何作用了，因為客觀事物在根據主體而產生改變，那麼物質本身就是對概率的解讀，或者對可能性的選擇，這種選擇完全根據自身條件來確認的，因此只是對全息信息的部分讀取，《心經》中說到：色不亦空，空不亦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似乎正在說明這個道理。物質只是能量的聚集，能量是物質的釋放，愛因斯坦的E=m（c平方）說明了物質無中生有的原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無中生有這個有趣的問題一直捆饒的我們，能量與質量是等同的狀態，就如同水與冰，在不斷轉變互相替換，反離子，虛粒子在瞬間產生又瞬間消失，當我們捕捉到它時，才出現穩定的粒子狀態，當主觀意識不在主導自性體性時，就是空，空不代表真空，而是不生不滅，任何實在都是精神意識的借用體系，當我們的精神意識不斷改變的同時，客觀物質（色身）也在相應的改變，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境”。
在西方科學的量子場論開辟了一個科學的奇跡，在21世紀，將傳統物理學，經典力學推向了科學主義與唯物主義時代的終點，如果相對論是20時世紀的偉大奇跡，那麼量子力學則是21世紀人類認識的飛躍，將科學重新回歸到傳統的東方哲學認知上，並且在超心理學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人類自身就好比感知收縮器，心靈感應，遙感，人體超常現像等超心理學研究在西方紛紛崛起，人們對自身潛力不斷的認識和發現才明白，人體超感知覺等不過是自己器官功能在提升開發的一種借用能力，道教中人能成仙人，佛教中，能成阿羅漢，成佛。當我們重新認識到中華文明和東方哲學，人們就能發現，古代科學與宗教早就已經預言了現代科學的成就，而科學卻對宗教似乎視而不見，在還原論下的科學時代的實證主義開始發展科學技術革命，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而當科學發展的時候，卻發現證實的不過只是在宗教裡曾經的言語。
釋迦牟尼在2500年前對著一杯清水觀其便說，其有千千蟲，直到現代科學的高速發展才得已證明，認識能力不是科學實證能夠得到的，理性是一種工具，並不是真實認識，禪宗中的三昧禪定，可以將定力，來化解境像，當然這不是普通人能達到的，佛教的六足神通也是真實存在的，西方科學稱作特異功能研究，佛教不主張揚神通，密宗沒有推神通，是因為人類的道德因素與心性上沒有達到要求，也就是說，我們可能用“核能”來戰爭一樣，也有可能像嘲笑宗教一樣嘲笑未知領域使其停止不前或者滅亡，對於人類整體認識來說，總是憑借自己的經驗感覺來判斷事物，而經驗卻不能代表認識能力，經驗可能產生某種感知，也許是一種共知，這些共知只是在時代背景與理性認識上，但不能帶來整體感悟，西游記本身是一部佛學著作，裡面有個猴子，名悟空，悟空是佛教用詞，當我們能悟得空性時候，我們也就證得，證得，不是證明，因為證明是建立在科學實證主義基礎上的，它將理性工具發揮到人類認識的極限時，就會出現悖論，科學就是建立在不斷產生的悖論中誕生與毀滅的，也就是說，科學一直處在不斷改錯的狀態中，而且不斷的崩潰在悖論的邊緣，而無不一次解決是辨證哲學思想的作用，當我們問起科學是什麼時候，我們也許可以這樣回答，科學只不過是打開宗教的一把鑰匙。
科學需要大膽，需要謹慎，更要思辯---生命與特異
生命的誕生是個奇跡，這是我們大多數人的觀點，生命是偶然還是必然呢？這一點我們至今還未弄清楚。生命的奧妙絕不只在於是有機組織，生命的更高級形態又是什麼？
如果生命是普遍的：
也許有些生命形式不一定要擁有地球一樣的溫度與條件，可能他們更能夠適應高溫或低溫。
如果生命是偶然的：
它必須要一定的條件，那必定要像地球與太陽剛好的溫度與距離，大氣層的作用，必須要有的水或必定要有之類似地球的特征。
如果生命是普遍的，它必定是符合宇宙必然規律的，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變化的，但它們的形態不需要一樣。就像我們每個人必定經歷幼年、少年、中年、老年的必然規律，但每個人的生理性格特征都可以是截然不同的道理，也可能有與我們類似的生物。
偶然？那就是奇跡，我們就是唯一的或稀少的，生命就好比在世千年一遇的聖人與偉人一樣稀少。
生命也由原子構成，但卻不同與其他物質，是一種自組過程的形成，會受到外界刺激而發生反映，並且很有可能改變，生命會復制其本身，甚至產生意識與精神的復雜形式。它不同與一般的客觀實體，因此我們把它賦予了靈性，生靈一詞被派生了出來。
大到恆星，小到原子，它們具有物質基本的屬性，生命也由物質組成，所以擺脫不了物質屬性，如也會受到地球引力，撞擊等影響。但在像我們這樣的高等智慧生命在研究意識時，發現它並不是實在的實體，它是人腦這種實體的作用，但意識並不是人腦憑空而來的，也就是說必需由外界的物質、光、電、波等各種形式而產生，大腦只是媒介而已，它把自然非生命屬性的東西都轉化成了精神的形式。精神產生於人腦不攻自滅。
精神與意識這種看不見的形式作用著人的行為與機體。心理因素甚至可以使人的機體功能發生改變，有些心理疾病可以誘發真正的生理疾病。這些例子與理論舉不勝數。我們把精神與意識籠統的稱為了“靈魂”一詞。靈魂與身體（實體）的有效結合，我們把它稱做為一個整體，即人。精神產生歸功於人類大腦這一特殊媒介，大腦中的許多物質變化與化學變化與性質還不為人所知，就因為科學界對腦，對意識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且正還處於不成熟階段，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是大腦機制的高級形式造成的。動物沒有意識嗎？也許有，也許沒有，如果有，我們稱之為低級意識，她們是意識的低級形式，所以也不能稱之為意識，但形式相同性質低劣而已。低等生物例如花草樹木蟲魚菌等也許它們的意識就是組成人類意識的部分基礎形式。
古代東方哲學中有陰陽二元說，具有極高的哲學價值，陰陽對立且統一並彼此轉化。陰極必陽，陽極必陰。根據陰陽學說，我們把物質一分為二，即實體陽性物質與非實體陰性物質。現代科學已經發現並在研究捉摸不定的反物質，我們已經發現了在正物質背後的鏡像反物質和捉摸不定的暗物質存在。我們能夠觀察到的，並且具有大小、形狀、性質的客觀實體，我們稱為陽性物質，它們具有壽命也具有時空性，無論基本粒子有多小，我們都能夠捕捉到它的時空性，方位、大小、速度。陰性物質卻永遠無法確定，它甚至可以不受時空限制，穿越任何實體物質，它不具有我們可知的屬性。生命與意識是否就是陰性物質與實體物質的結合並且由陰性物質帶動意識與精神形式。
我們不知道我們細胞正在干什麼，它們的內部物質到底是什麼，我們也不知道大腦的神經遞質為什麼會這樣運動，但我們知道它們必須要由外體物質與自然條件的刺激帶動。生命形式進化的越高級，這種帶動就越頻繁越復雜，當它們到達一定程度不可避免的會形成高級屬性。生命為什麼會按照這條規律發展？為什麼它總是要向著高級形式發展？是“上帝”還是......？生命會復制自己，這就必然要壯大，然而它們遇到各種各樣的陌生環境，一些生命適應了新鮮環境的刺激適應了下來，同時也有一些生命不適應刺激或自身機能較差而被自然滅絕，在這樣的因素下，生命不斷地開始了升級過程，使得生命不斷地復雜化，並且產生了不可思議，能適應各種環境的，並且會利用規律的生物，他們具有思維與意識。他們可能被激發出內在潛能性。
當今人們還沒有發現超光速物質的存在，根據陰陽理論，我們可以知道陰性與陽性是可以互相轉化的，這時光變成了臨界點，光即是一種物質也是一種波，它具有陰性物質的特性，也具有物質的特性，光被認為是不可超越的速度極限，然而當陽性物質運動超越極點就必然會轉化成另一種物質形式，即陰性物質。這是物極必反的必然道理。同樣在光速下限的也必然是陽性物質。以太曾風靡一時，它被愛因斯坦作為陽性物質的襯托，但最終沒有成立並被認為是錯誤的，以太不存在，但宇宙中存在反物質和我們沒有發現的不可知物質。根據質能方程，能量是隨著質量增長的，而根據高中物理中的動能方程,我們知道質量與速度卻都是變量，能量不變那麼自變量就會發生相應變化。然而現代物理的一切基礎都是以光速為極限上的，在光速下限的經典是牛頓力學，這時能量的轉化是力的作用，因此能量就是做功，是力在距離中的作用。
愛因斯坦曾提出了狹義相對論，並認為在自由空間中任何物質實體都不能以等於或大於光速的速度運動，它適用於電子，也適用於星系，實驗證明，當電子被加速到接近光速時，它們的質量的確有所增加。在光速不變的測定中，我們就可以理解質能方程就是質量轉化為能量的過程（質量就是能量）。以光速不變基礎上推出了“理想實驗”短尺與鐘慢效應，在提出這些基本概念的時候，愛因斯坦並沒有闡明為什麼在觀測者相對於他所觀測的系統發生運動時該系統中的質量、長度和時間竟會有明顯的變化。他只是簡單地斷定：這些觀測乃是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宇宙中的自然結果，在這個宇宙中，光速對於一切觀測者都是有限的和總是不變的。狹義相對論是一個偉大是創建，但它卻只建立在已有的物質體系中。如果假使光速可以無限加速，在質量不變時，能量可以隨推動力而增加，那麼質量與光速總是反比例的，在物質達到光速時，物質縮小變為零的臨界狀態從而具備的二像性，當物質速度越過了臨界點，物理事件就不在有作用了，這時物質也隨著超光速的變化變的無限小，陰性物質創生。
當今人類使用的能和各種功能，動能、勢能、光能、電磁能都出自於陽性物質身上，在陽性物質世界裡通用，我們稱它為陽性功能。眾所周知，它們的變化規律服從於現代數理定律。而近代或許古代也就曾有過，那便是近代發現且解釋不了的功能，不受近代物理定理約束的功能。氣功與一些靈異現像常被心理學家稱為人體特異功能，並且在近代科學界引起了波動，被創立並叫做超心理學，但是科學界卻普遍對此極力反對，雖然在西方一些功能作用實驗中，實驗的宏觀結果令許多心理學家深信不已，然而在科學嚴謹的驗證下卻顯出不精確，因此不能被列為一門科學，甚至被一些懷疑派科學家列為偽科學。科學往往重視見解陽性物質，必須精確與嚴謹，但他們卻從來不知道陰性物質的存在，並把一些我們不可解釋不合常理概念的事物否定掉。這是人類的不幸。人的潛能是無限大的，人體好比是宇宙的濃縮，在心理療法中的催眠術可以激發出人體的潛意識和人體內在潛能，在催眠過程中人可以變成石頭和鳥，這並不是在說笑，深度的催眠能讓人的潛意識和意志力充分的暴露出來，使人做到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事情。美國很早就開始著眼研究超自然現像，並且也在軍事上運用過功能人，但他們仍以不精確的數據與不穩定性來告終，他們不是沒有得到可重復驗證就是對驗證結果感到不滿意，雖然首次實驗是理想的。理由是他們不能建立起精確並且符合邏輯的嚴謹理論。
但這並沒有結束，它仍被一些心理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關注著，實驗並不是不能再驗證就被證偽的，就像人類產生的靈感是在特定的環境與時間被激發的一樣。然而在相同時間並不一定被證實有下次，靈性的事物並不像物理定律一樣每時每刻都可論證檢驗。我們在練氣功、冥想、愈加等靜態運動過程時完全不是人類的意識作用在其中，但它們卻可以激發出人類的某種不正常的能力，深層次的氣功能改變生物場的性質，氣功也就是微型特異。我們的生命總是在向高級形式進化的，在經過了無意識、意識，是否會進入超意識，如果傳說的UFO存在，那必定是具有駕御陰性物質與陽性物質的靈性生物的。並且能超越時空的限制來到我們的地球上，所以他們可以表現的飄忽不定，甚至可能用意念與人直接形成意識溝通。我們對陰性物質的認識是否會導致我們向更高的意識層次發展，在擺脫了物質欲望的動物基本性後成為更高層次的靈性動物呢？
（有人會問：這是你想像力太豐富了吧！你既然可以把物質分為陰性和陽性也可以把世界分為陽間和陰間什麼的，沒有可靠的科學依據你靠什麼立足，是陰陽論嗎？你可以任意展開，你可以把精神與物質分在不同的區間，但這些思辯毫無證實可言。）
我想以下可以初步作為科學理論依據吧：
美國宇航局日（NASA）前公布了一張迄今為止最為精細的宇宙“嬰兒期”照片，對137億年前的宇宙作出了富含大量細節的圖像描述。許多科學家認為，這是近年來基礎科研領域最為重要的成果之一，不僅對宇宙年齡、構成等作出了更為精確的回答，並對大爆炸理論等也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綜合多家媒體報道，這張照片是美國宇航局“威爾金森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頭一年觀測結果的結晶，科學家在此基礎上將相關數據與其它天文觀測結果進行了比較，最終得出一些精確的測算結論：宇宙年齡約為137億年，該數據的誤差率僅為1%左右；宇宙的各構成成分中，原子只占4%，暗物質占23%，剩下的73%則全部是暗能量；此外，宇宙的幾何結構是“平坦”的，並將永遠膨脹下去。上述結果同時為驗證“大爆炸”等宇宙學基本理論提供了更准確、更有力的支撐。科學家們從這張照片中還獲得了一些令人意外的發現，比如說宇宙中第一批恆星可能在“大爆炸”後2億年就開始發出光芒。
以上資料也許說明科學在近代才剛剛發現暗物質與反物質的存在，但這在老子時代的哲學中就早已被預見了。科學首先也是起源與神秘事件，也是在宗教與迷信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不可證就是無，這是近代科學的疏漏，科學的可證性必然是被肯定與被接納的，但它的局限性忽略了常理不能理解的事物，而不去展開。古代人們心中的上帝神靈都是有規律可尋的，並且早就有了哲學思考，只是人們對自然現像的神秘力量不理解而產生了對它的畏懼，其實就是對宇宙的不理解，並由於還沒有科學就主觀的用於自身的想像創造了類與自己形像創造了神與上帝，其實是內心對宇宙規律的不解而必然產生的畏懼感的形式化，上帝就是宇宙規律，崇拜上帝就是對宇宙的崇拜。人類發展不能只依靠遐想，科學發展起來是人類的必然道路，它為我們解決了自然宏觀與微觀的自然事件，推動了人類生產力，人類也只是更具備理性了。
科學發展忽略了人類早期想像力的哲學因素，而有些科學獨立而從不把其他科學結合起來，往往造成抽像單一的學科來對待。科學的片面性發展往往會造成人們對環境的影響，科學顯然沒有很好的與自然規律有效的結合從而造成的難堪的結果。哲學起源是人類發展的必然，它是智慧之源，它是人們對規律的綜合，而學科都產生與其後。人們對生命的解釋永遠沒有進展，即使在多想像力也無法辦到。人們曾有想像在天空飛行，卻被早期科學證明是絕不可能的實現的，然而天上有飛翔的小鳥，只要能把握它們的運行規律就能做到，人們現在不但能在天空飛翔，而且還上了月球。人類往往想得到做得到是因為什麼呢？但還有另一些事卻是永遠不能做到的。也許科學需要大膽，需要謹慎，更要思辯。
2011年10月7日
所謂的“次貸”危機，錢到哪裡去了
一次重大的接管--華爾街對政治體制的革命性改變
2011-10-07
文 麥特 . 泰比
2008年9月5日，美國規模最大的投資銀行——雷曼兄弟被迫宣布破產，美林證劵公司被迫出售，引發世界金融市場出現異常大風暴，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公司AIG崩潰。全世界的損失超過數千萬美元，三千萬人失業，美國國債倍增，全世界五千萬人重返貧苦線，500萬中產階級被洗劫一空。
這就是所謂的“次貸”危機。那麼要問問大家，錢到哪裡去了？事實證明，500萬洗劫一空的中產階級的錢到了美國1%的金融界人士手中。
這一次的危機是由一個失控的行業引起的，這就是美國金融業，具體點就是華爾街。在這一事件中，美國政府與銀行家唱了一曲雙簧，這是一個全美國、甚至是全世界額範圍內的一次超級傳銷詐騙事件。
美國政府與銀行家是如何演出的呢？他對美國的危害以及對世界的危害有多大呢？須一步一步來說明！
美國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後，於1933-1934年頒布一部法律《格萊斯·斯蒂格爾法案》，這一法案就是禁止用儲蓄進行投資行為。
而美國還有一種銀行，被成為投資銀行，他們是小規模的、私人化的合資企業，這些投資銀行由於是私營企業，懼怕借出去收不回來，因此非常小心謹慎。他們想要錦衣玉食，但顯然看不上農產之類的買賣上下注。
到了80年代，這一切就開始發生變化，投資銀行走向公眾，他們對股民開始大量投資，從此開始發家致富！
這開始於裡根總統，他為了振興經濟，1981年將財政部長職位交給美林公司的CEO，華爾街從此與華府站在了一起，開始了為期30年的金融改革——金融監管放松政策。
1982年，裡根政府放寬了對儲蓄貸款的限制，允許他們動用儲蓄存款進行風險投資。到80年代末。出現了一次大危機，上百家儲蓄貸款公司倒閉，這場危機耗費了納稅人1240億美元，美國無數人損失了一生得積蓄。這可以比作一次銀行搶劫案，上千名公司高管鋃鐺入獄。最搞笑的是，其中有一位在1985年雇佣了一名格林斯潘的經濟學家，給美國監管寫過一封信，信中格林斯潘表示對這位企業家的貿易計劃和知識大為贊賞，並表示對他的投資毫不擔憂。結果這位Cher.keating沒多久就進了監獄，而格林斯潘呢？由此獲得4萬美元的稿酬，並且裡根指派他成為美聯儲主席，此後，格林斯潘一再被重用，包括克林頓和小布什！
在克林頓期間，格林斯潘繼續放松監管，包括當時的財政部長Rober.rubin，他也是高盛投資銀行的前任CEO，還有拉裡.薩默斯，哈佛經濟學教授組織游說團，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一步一步的掌控了權力系統！
到了90年代後期，金融系統開始了合並，形成了幾家規模龐大的公司，他們的力量是空前壯大，牽一發而動全身，基本控制了美國的金融系統，同時滲透入華府，而克林頓政府助長了這一趨勢！
1998年，花旗公司並購旅行者集團，這一次合並徹底違背了《格萊斯.斯蒂格爾法案》（又稱1933年銀行法案），像旅行者集團這樣的儲蓄公司，是不能並購入花旗投資公司的，這顯然是不合法的並購，但是格林斯潘死而不見，而美聯儲還給了這家新的花旗公司一年的免稅優惠！真是無奇不有呀！
即使如此，格林斯潘的改革還沒有停止，1999年，在Summers和Rubin的游說下，美國國會通過了《格萊姆.裡奇.布萊尼法案》，也被稱為《花旗解救法案》。徹底推翻了《格萊斯.斯蒂格爾法案》，也為未來的合並鋪平了道路！
這些銀行家為什麼要合並呢？一是可以利用儲蓄存款搞風險投資，二是為了具有壟斷能力、游說能力，因為他們明白，只有他們足夠龐大，就能更好的得到政府的庇護。
喬治.索羅斯說：市場一直會存在風險，用油輪來做比喻，為了使油輪平穩，就必須把船艙分割成小的隔艙，以此來保證油輪不會顛覆，在美國經濟大蕭條之後，監管機構相當於在金融界制造了這樣的水密隔艙，而推翻以前的法案搞監管寬松，就相當於去掉了這些隔艙！
由此再一次引發了美國的金融危機，投資銀行因為對因特網泡沫的股票投資失敗，在2001年導致崩潰，5萬億美元投資憑空蒸發。而這一期間，美國證劵交易委員會對此毫無作為。2012年10月，10家投資銀行繳納14億美元的罰款，並承諾改變他們的經營策略，他們做了什麼呢？
自從監管放松之後，這些世界一流的企業開始了洗黑錢、敲詐客戶、做假賬的勾當，一次一次，舉不勝數！
而後從90年代末期開始，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政策放寬，一種叫“衍生型金融產品”開始出現，並迅速開始爆炸性增長，由此進入了金融界發展的高潮期！也進一步將世界經濟推向了深淵！
導語：全球經濟危機並不是關於金錢的——而是關於權力。華爾街的業內人士是如何運用緊急援助來上演一場革命的呢？
都結束了——我們被官方堂而皇之地愚弄了。由於不久前在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一切，操縱一切的家伙們干得實在太過分，帝國就此成了永恆的笑柄。事情是這樣的，當財政部長蒂姆西·蓋特納被迫同意再次將納稅人數以億計的血汗錢投入到垂死的保險巨頭AIG時，這個行動本身就是我國衰落的深遠像征——這家公司在國家的鼎盛時期，靠為美國的支柱產業提供保險而發跡，如今卻因為在華爾街的牌桌上追逐財富的幻影而毀滅了自己，這就如同一個墮落的貴族在英帝國行將衰落的日子裡賭輸了家產一般。
當AIG同意將其在美國公司史上最大的季度虧損——約617億美元公諸於眾的時候，最新一次的緊急援助便來了。在去年的最後三個月裡，該公司每小時虧損2700多萬美元，即每分鐘虧損465000美元，相當於每6秒鐘損失掉美國一個中產家庭一年的收入，約合每秒鐘損失7750美元。而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我們連續8年對恐怖主義威脅窮追猛打，卻一無所獲之後。8年來，我們在所有機場攔住每一個公民，搜遍他們的錢包、手袋、襠部和手提箱，以找出可能被偽裝為果汁盒和牙膏管兒的炸彈。但最終，對於那些把持著與我們社會生死攸關的權力的大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我們的政府卻沒有任何機制來監督；對於與利比亞大小相當（利比亞去年全年的GDP總額還不及AIG在2008年的虧損額）的國家經濟漏洞，我們的政府竟無力察覺。
因此是時候承認：我們成了那種貪婪和愚蠢聯姻的惡俗喜劇的主人公。最糟糕的是我們仍然拒絕承認這一點——我們仍然認為這是某種不幸的意外，而不是華爾街上一群“專業”人士制造出的事端。正是這幫家伙在糟蹋美國夢。當蓋特納宣稱再提供30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時，國會兩黨都認為可憐的AIG只不過是一大堆厄運的犧牲品——經濟上的壞年份，加上金融危機等等等等。愛德華.裡迪，該公司的CEO，事實上將他們的窘境比作得了感冒：“現在的市場空間還是蠻大的，”他說，“但是當整個世界都染上肺炎，我們也在所難免。”他甚至聲稱AIG正在被同樣的問題所消耗著，正是這些問題導致房價下跌、退休金賬戶裡的錢縮水，以及沃倫·巴菲特的投資縮水。
裡迪讓AIG聽起來像一個排隊等待政府救濟品的窮人——別人造成的金融氣候的受害者。他卻從未提及AIG 10多年來以系統周密的計劃逃避美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的監督。換句話說，AIG染上肺炎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用自己本不擁有的5000億美元全球資金參與到毒性極大、完全不受監管的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賭博之中。
也沒有人提及，當AIG最終從華爾街的賭場離席而去，在晨曦的微光裡輸得精光時，它還欠著所有人的錢。在這個特殊緊急援助中，納稅人的大筆美金還將用來支付牌桌上其他的狂賭者。又或者這是所有賭博當中極其特殊的一種，由中產階級的納稅人來為億萬富翁支付賭資。
人們被這次金融危機和這次緊急援助激怒了，但是他們還憤怒得不夠。事實上，全球經濟的垮台與緊隨其後的緊急援助合在一起是一種革命、一場政變。它們加固並將一種幾十年來如滾雪球一樣不斷趨強的政治傾向正式化了：一小群緊密相連的業內人士逐漸接管政府，他們用金錢控制選舉，購買影響力，並全面削弱金融管制。
這次危機是致命一擊：由於基本上是完全自由地操控經濟，這些業內人士先毀了金融世界，隨後就狡猾地給他們自己授予幾乎不受限制的緊急處置權，來收拾他們自己的殘局。因此，像AIG這類沉迷於賭博的公司的領導人，最終既沒有分文不名，也沒有鋃鐺入獄，而是像扼住財政部和聯儲咽喉的局外人一般——在最近一次的緊急援助之後，裡迪用一種近乎驚人的隨意和自然的口吻提到“我們在政府中的伙伴”。
大部分人在審視這次經濟危機時所犯的錯誤，是從金錢的角度去認識它。這種思考習慣可能會使你將這個亂糟糟的大攤子看成是大幅削減華爾街階層獎金的緩衝。但是，如果從純粹馬基雅維利式的角度來看，你所看到的就是一只巨大的權力之手正威脅著將聯邦政府變成一個巨型的安然公司——一個巨大的、無法穿透的黑盒子。其中充斥著假公濟私的業內人士，他們的計劃就是犧牲掉大批先前是納稅人、而後是毫不知情的股東的錢，以確保個人利益。
一、零號病人
理解這次金融危機的最好方式就是理解AIG的垮台。一個多世紀以來，AIG靠的是押注在有風險意識的投保人身上才積累了巨大財富。這些投保人行事謹慎，投資穩健，隨後卻將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拱手交給一個喜歡用別人的錢下大賭注而只為了滿足他自己的虛榮和貪欲的家伙。一兩年之內這個家伙搞砸了這一切。
這個家伙——全球經濟崩潰的零號病人——就是約瑟夫.卡薩諾，一個區區400人的AIG金融產品公司（AIGFP）的總裁。卡薩諾，矮胖、禿頂、念珠眼、前額特別突出，畢業於布魯克林學院。上世紀80年代初學乍練，為現代華爾街債務“點金術”的鼻祖麥克.米爾肯工作。米爾肯憑借救世主般的天賦和所有業內人士的詭計，在造成金融災害的同時成功地逃避審查，從而開了創造性使用垃圾債券之先河。由於華盛頓對華爾街賭場放松了管制，卡薩諾以選擇性核算的方式明目張膽地耍起花招。“這一切都是管制環境的問題，”一個參與AIG緊急援助的政府消息人士說，“這些家伙就是在鑽體系的空子，努力找到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做生意的機會。只要是沒被管制的，他什麼都可以干。”
卡薩諾制造的混亂根源於一股投資熱。這股投資熱之所以興起，部分原因是因為一種相對較新的金融工具：債務抵押債券（CDO）。它就像一個裝滿塊狀資產的盒子。它們可以是任何東西：抵押借款、企業貸款債權、航空業貸款、信用卡貸款，甚至其他債務抵押義務。因此，當抵押人X，公司債務人Y和信用卡債務人Z都付了各自的賬單時，錢就流入了這個盒子。
CDO背後的核心理念就是總會有一些錢在這只盒子裡，不管盒子裡面的單個資產有多麼不確定。無論怎樣，當你看到一個單身、有犯罪前科、而現在又失業的家伙在為有6個臥室的房子付賬時，你總感覺他好像是在做糟糕的投資。但是，如果把他的貸款用自動借款、信用卡債務、公司債券等等這麼一種自助大餐的方式丟在一個盒子裡，那你就有理由確信，這人將會償清費用。假如每月放進盒子裡100美元，即使到了世界末日，可能還有90美元的賬目被拖欠，但是你仍然可以得到10美元。CDO的發明者就把這個盒子分成許多投資者群，然後把那10美元放進它自身的那個層級或者“部分”。這些人接著就勸說如穆迪和標准普爾那樣的評級機構，給予最高層級最高的AAA級別——意思是它的信貸風險接近於零。
多虧了這個金融認證標准，銀行便突然有辦法把他們那些劣等抵押債款和其他金融廢物轉變成具有投資級別的證券，然後將它們賣給金融機構的投資者，如養老金公司和保險公司。政府要求這些公司必須盡可能保證他們的投資組合安全穩固。由於CDO可以提供比國庫券這類真正安全的產品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因此這是一個雙贏：銀行通過出售CDO獲得財富，而大的投資機構因為持有它們而獲得更多的收益。
問題是，所有這些都並非基於現實。“銀行知道他們在出售廢物”，緊急援助公司的一位倫敦交易員說。要得到AAA評級，CDO不僅要依靠其真正的基礎資產，還要依靠銀行為了使該投資看上去比實際情況更為安全而編造出的數學公式。“在他們的某些密室裡，一群印度人花費了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時間，別的什麼都不干，就只計算某種模型，證明這種或那種債務人的組合每1萬年才會出現拖欠，”一名曾為一個主要的投資銀行銷售CDO的年輕交易員說，“真是瘋了！”
現在連最劣質的抵押貸款都可以賣給保守的投資方了。因此，CDO激發了一場不負責任的掠奪性借貸大迸發。事實上，人們爭先恐後地認購CDO，以至於曾一度很難找到充足的次級貸款機會——報道說：很多失業者願意在無需交付本金的條件下購買百萬美元的房產——這種情況比比皆是。隨著各類銀行和投資方越來越多地接受CDO和類似的工具，他們就需要某種方式來保護他們下的大賭注——就是需要某種保險政策，以防房產泡沫的破滅，同時防止債務的惡化。這種情況特別適用於投資銀行，很多投資銀行都因持有或者貯存有CDO而深陷其中，當時他們簽下了比他們能夠賣出的額度更大的單子。而就在這個時候，卡薩諾出現了。
卡薩諾以大膽和傲慢著稱，他從2001年開始擔任AIGFP總裁。他是AIG的CEO莫裡斯.漢克.格林伯格最欣賞的人。格林伯格喜歡這個年輕人強硬的行事作風，盡管無論是他還是他的繼任者都沒能充分理解卡薩諾究竟做了什麼。根據一個熟知AIG內部操作的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卡薩諾曾告訴資深的管理人員，“你們懂保險，我懂投資，因此你們做你們該做的，我做我該做的——你們別管我。”由於在公司中毫無掣肘，卡薩諾從他在倫敦的辦公室開始，向那些持有大量CDO的投資方賣出看似獲利豐厚的“保險”。他選擇的工具是另一個新的金融工具，即信用違約互換（CDS）。
CDS是由摩根大通普及推廣的，由一群年輕而有創造力的銀行經理推出，這些人就是後來我們所知的“摩根黨”，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在金融業界擔任要職。1994年，在佛羅裡達州博卡拉頓的一個度假地，摩根的這群年輕人合計出了一種促進銀行收益的辦法。他們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找到一種多貸出資金的辦法，而這要盡快出台相應的規章制度使得他們能保持一定量的現金儲備以支撐這些借貸。他們最終推出的是信用違約互換的雛形版。
用最簡單的方式表述，CDS就是一種壓在未來結果上的賭注。比如說，A銀行給羅馬教皇開出了一筆百萬美金的抵押貸款購買西村的一套連排住宅。A銀行想回避借貸風險以防止教皇不能每月還款，因此就從B銀行購買了CDS作為保護，並同意連續5年每月付給B銀行1000美元的佣金。作為回報，B銀行同意，如果教皇拖欠還款，那麼它就會付給A銀行教皇全部抵押貸款百萬美金的價值。從理論上說，即使教皇丟了工作，A銀行的損失也會有人埋單。
當摩根大通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向監管機構推廣他們的信貸互換計劃時，他們認為，如果他們為自己的投資組合購買了充分的CDS保護，那麼他們就可以有效地規避風險。因此，應該允許他們在不必保留更多現金儲備的前提下，借貸出更多的錢。整個監管機構——從聯儲到財政部金融局——接受了這種說法，允許摩根大通貸出更多的資金。
卡薩諾所做的就是將摩根大通推廣的信貸互換轉化成全世界對於房地產熱的最大賭注。從理論上說，購買CDS為自己的投資做保險是沒有什麼錯誤的。投資機構給AIGFP支付佣金，作為回報，該公司承諾如果抵押貸款支撐下的CDO破產，那它會承擔因此產生的費用。但是當卡薩諾縱情進行銷售的時候，他做的交易在幾個重要方面同傳統的保險業有所不同。首先，銷售CDS保護的一方不需要先期支付任何資金。例如，當面值100美元的公司債券出售時，某人必須要交出實際的100美元。但是當你售出100美元的CDS保護的時候，你不需要出示哪怕是一毛錢。因此，卡薩諾可以賣給投資銀行數十億美元的擔保，卻不必有任何資金支持。
第二，卡薩諾銷售的是所謂的無任何資金支撐的“赤裸裸的”CDS協議。在具有這種“赤裸”性質的CDS中，任何一方實際上都不持有基礎借款。換句話說，B銀行不僅為了教皇的抵押貸款業務而銷售CDS保護給A銀行——他們還反過來，將該保護以同樣的抵押貸款額賣給了C銀行。這種行為可以不斷持續下去：你可以從D銀行一直到Z銀行地賣下去，而賭注都是下在A銀行的抵押貸款上。與傳統的保險不同，卡薩諾是在向投資方提供一種機會：即可以將賭本傾注在一個隨時可能燒了自己房子的人身上，或者是支取一個潦倒於街頭的絕症患者的定期人壽保險。這同賭博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是在華爾街的翻版罷了。
在短短7年裡，卡薩諾賣出相當於5000億美元的CDS保護，其中至少有640億美金是與次級貸款市場掛鉤的。AIG根本沒有一點兒現金來衝抵賭資，但它也不覺得它需要任何資金儲備。只要基礎信貸的拖欠情況還沒出現，那麼AIG就可以通過賣出保險，穩定不斷地聚斂巨額資金。而這些保險的對像則是他們認為永不會出現的災難。
至少在開始，獲益是非常巨大的：AIGFP的收益從1999年的7.37億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32億美元。在過去的7年中，該公司的400名員工的工資總額就達到了35億美元。卡薩諾自己得到的薪水就有2.8億美元。每個人都賺到了錢——而接著一切都結束了。
二、監管機構
參議員菲爾·格拉姆來自德克薩斯，是個笑容可掬的自由放任主義者。如果不是他完成了美國金融業界最大的一次撤銷管制的系統工程，那麼卡薩諾的賭博也不會成為可能，因為那樣他就不可能有幸在菲爾在任時接管AIGFP。很多年來，華盛頓一直在密切注視著美國的各個銀行。自從大蕭條之後，商業銀行——那些主要為個人和企業保存儲蓄的銀行——沒有被允許像通過發行和出售有價證券而集資的投資銀行那樣成倍地增長。在大蕭條時期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也不允許任何形式的銀行介入保險業。
但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卡薩諾接管AIGFP之前的幾年，所有的一切都變了。民主黨人已經厭倦了在籌款競技場上慘遭共和黨屠戮，因此決定拋開他們原來對工會和利益集團的依賴，同企業界保持更友善的關系。華爾街的反應就是向華盛頓傾注巨資，在兩黨中收買盟友。從1998年開始的10年裡，金融公司花費了17億美元用於聯邦大選獻金，而另外34億用在游說議員上。他們的付出很快就得到了回報。1999年，格拉姆聯合發起了一項議案，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的一些主要條款，為如花旗銀行這樣的巨型金融公司的創建掃清了道路。這種做法將小型銀行能夠負擔的嵌入式保護措施也一並除去了。以前，本地銀行經理都清楚那些從他那裡貸款的人，這些人的名字都在他的資產負債單上——他不會把百萬美元的抵押貸款發放給一個無家可歸者，因為他得把這筆貸款記在賬上。但是一個巨型並購銀行可能也記下了這筆貸款，而且接著就把它轉手賣給了在中國的某個人。
就在第二年，格拉姆使問題變得更復雜。他推出了一個十分籠統的新法令《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其出台使得對信貸互換進行規範，定性為賭博或者有價證券的可能性成為零。商業銀行——由於格拉姆的原因，現在可以直接同投資銀行競爭客戶了——開始購買信貸掉期以放松銀根追逐高額收益。“通過規定信貸違約互換既不是賭博，也不是有價證券，我們為市場的發展掃清了道路，”紐約州保險局局長埃裡克·迪納羅如是說。
這樣一攬子的豁免意味著，卡薩諾現在可以隨心所欲地賣出CDS合同，可以隨心所欲地為自己營造一個高不可攀的職位，而政府卻無權過問。“你要記住，投資銀行就不應該直接參與到這種牽涉巨資的賭博之中，”一位處理AIG緊急援助的政府消息人士這樣說。當投資銀行承攬CDS業務時，他們還規避風險。但是保險公司不必規避風險，而AIG也正是這樣做的。“他們就是長期地在房地產市場壓下大注，”這名消息人士說，“幾十億幾十億的賭注。”
最可笑的是，對卡薩諾的一意孤行進行監管的機構是儲蓄機構監理局（OTS），一個對卡薩諾的操作毫不關心的地方。像AIG這樣的龐然大物，居然由一個毫不知名、相對較小的OTS來監管的事實說明，這又是一次撤銷監管理念的勝利。根據1999年通過的另一項法令，某些控股公司是可以選擇OTS作為其監管機構的，只要他們擁有一項或更多項的儲蓄（更多時候被稱作儲蓄存款或借款）。由於同聯儲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相比，OTS看起來更為依順，因此各個公司紛至沓來，重新將他們自己扮成儲戶。1999年，AIG在德拉維爾購買了一項儲蓄，之後便成功從OTS那裡獲得了讓其監管AIG整個經營的機會。
更為滑稽的是，AIGFP——本來是一家美國保險公司駐倫敦的子公司——本應該由歐洲一家更為嚴格的監管機構，如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來進行監管。但是，OTS成功勸說歐洲人相信它有對這些大型公司進行監管的能力。結果到2007年，歐盟批准OTS對三家巨型公司——通用電氣公司（GE）、美國國際集團（AIG）、阿默普萊斯金融投資公司(Ameriprise)進行合法監管。
同年，隨著次貸危機的爆發，審計總署批評OTS，指出“該機構的規模與它所監管的不同機構之間的極大懸殊性”。此外，審計總署的報告還指出，在整個OTS公司的全體職員中，只有一名保險方面的專家——盡管如此，這家公司居然是世界上最大保險機構最主要的監管者。
“有一種觀念，就是，監管機構拿AIG沒有任何辦法，”一個處理緊急援助的政府官員說，“這是胡說。你要知道，這些監管機構擁有最終的裁判權。他們可以給你發函說‘你不再存在了’，那結果就是那樣了。他們甚至連正常的程序都不需要走。OTS本可以說‘我們要收回你的經營許可證；我們要吊銷你的執照；我們要起訴你’。而如果被你最主要的監管機構起訴，簡直就是得到了死亡之吻。”
AIG最終東窗事發，OTS公開負責監管這個保險巨頭的監管人——一個名叫C.K.李的人——承認這是他的責任。李說，他的錯誤在於他認為所有這些在卡薩諾投資組合中的信貸互換都是“相對良性的產品”。為什麼呢? 因為這家公司是這麼跟他說的。“這家公司作出的判斷是，該產品沒有什麼大的信貸風險”,他解釋說。李現在為OTS中西部地區的負責人；該機構拒絕讓他接受任何采訪。
3月初，在對AIG進行最近一次的緊急援助之後，財政部長蒂姆西.蓋特納開始將矛頭指向OTS，盡管窗戶紙並沒完全捅破。他稱AIG是一個“與很復雜的投資銀行或對衝基金關系緊密的龐大而復雜的全球性保險公司。而這些投資銀行/對衝基金居然在沒有任何成熟監管的情況下被允許建立起來”。但是，即使沒有“成熟的監管”，要不是因為缺乏一整套內部管理手段，AIG不見得能如此的興風作浪。據業內人士稱，在它垮掉前的6個月裡，該公司一直在尋找一名全職的首席財務官和一名首席風險評估官員，但最終一個也沒有找到。這意味著，這家世界第18大規模的公司居然沒有人來校驗以確保其資產負債表的平衡，同時也沒有人來跟蹤記錄該公司手上到底有多少現金和財產。情況如此糟糕，以至於在緊急援助前從外部召集咨詢人員介入，那些高級主管居然連有關他們公司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都無法回答——比如該公司在住宅按揭市場的投資比率怎樣。
三、破產
諷刺的是，現實最終讓卡薩諾低頭並非因為房地產市場的破敗，而是因為AIG自身的問題。2005年前，該公司的債務評級是三個A, 這意味著它不需要拿出太多的現金就可以出售CDS保護：堅實的資信優勢使得AIG的名字本身就是充分的擔保。但是，該公司低劣的財務記錄最終導致了其信用評級的下降，這就使得CDS合同的條款增加，迫使卡薩諾不得不進一步提供大量的附屬擔保品，以便支撐他的交易。
2007年秋末，AIGFP的投資組合已經明顯出現中毒跡像，但是卡薩諾還是圖謀使他的“瘋狂賭博”避開公眾的視線。那年8月，他在一次會議上對投資方說:“說實話，沒有任何冒犯之意，從前景來看，沒有任何理由對我們的生意失去信心，因為我們不可能損失一分一毫。”就在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的CDS投資組合已經損失了3.52億美元。信貸危機的不斷增長促使AIG的高管們開始重新審視它的債務，公司裡一個名叫約瑟夫·聖.丹尼斯的會計開始“極為擔憂”CDS的交易以及它們導致巨大毀滅的潛在可能性。卡薩諾的回應是解雇約瑟夫，並告訴他說他被“有意排除”在金融監察之外，因為擔心他會“腐蝕金融監察的過程”。
接下來的2月份，AIG將年虧損額115億美元公諸於眾，也宣布卡薩諾辭去AIGFP總裁的職務，並聲稱一名審計人員發現了在CDS投資組合當中的“重大問題”。令人吃驚的是，AIG不僅允許卡薩諾保有3400萬美元的紅利，同時還以每月100萬美元的薪資水平雇佣他做公司的顧問。事實上，卡薩諾一直在拿AIG的工資，每月百萬美元的薪水直到2008年9月底才停止，那居然是在納稅人不得不被迫交給AIG 850億美元以彌補它那些巨額虧空的時候。10月份，當被問到為什麼公司仍然以每月100萬美元的薪水留用卡薩諾，而其實他很可能就是西方文明陷落的推波助瀾者時，首席執行官馬丁.沙利文扳著面孔對國會說，AIG想“保有卡薩諾先生20多年的經驗”。卡薩諾，顯然隱遁在他倫敦哈羅德附近的豪華住宅裡。我們無法追蹤獲得他對此的評論。
使AIG最終垮掉的另一個原因是信貸評級的下滑。當去年9月公司面臨另一次信貸評級下滑——從AA變成A時，卡薩諾已經簽出很多CDS交易單，而這時需要AIG提供數十億的附屬擔保品——這不僅需要擁有比其資產負債單上的現金更多的資產，同時還需要它擁有比其即使賣掉每一份流動資產後能聚集的金錢還要多的資金。即使如此，公司的管理層躑躅了數天，還是不相信公司已經陷入嚴重危機。AIG已經成了一個干癟的西梅脯，其真正價值早已被侵蝕殆盡，但是，它的高管們居然一無所知。
9月13日，周末，AIG的高管們被召集到紐約聯儲辦公室。迪納羅保險辦公室的監管人員也在那裡，蓋特納也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財政部部長漢克.保爾森整個周末都在為雷曼兄弟的倒閉而憂心如焚，這一刻則是進進出出。同時在座的還有勞埃德·布蘭克費恩，高盛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之所以出現我們後面再解釋。唯一一個本該一直在場卻沒有人代表的相關政府部門就是OTS。
“我們同保爾森、蓋特納還有迪納羅坐在一起，”一個磋商時在座的人說，“但我一次也沒見到OTS的人。”
9月14日，據當時在場的另外一個人說，財政部官員向布蘭克費恩以及其他在座的銀行家提出了一個荒謬的建議——財政部讓他們花一天時間去檢查一下看能否自己集資弄出一筆錢來。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麼艱巨的任務，這本身就使得答案一目了然。一天過後，銀行家們回來告訴政府官員，我們看了，但是我們無法籌集到那麼多錢。於是緊急援助便提上日程。
很短時間後，傳出消息，AIG計劃以延期支付的方式付給前任高管9000萬美元，同時還要加快速度支付給其他人2.77億美元的紅利——該公司堅持這一做法，原因是這對於“留住主要員工”是非常有必要的。國會極力反對，AIG才取消了這9000萬美元的付款。
接著，2009年1月，AIG卷土重來。這麼多年來用公眾的錢財不斷支付巨額紅利，已經成為習慣。經過這些年卡薩諾的翻雲覆雨，AIG依然決定支付另外4.5億美元的獎金。給誰呢？給那400個在卡薩諾老班底AIGFP工作的員工，而AIGFP已經肯定行將垮台了。就這樣，用納稅人的錢平均每人110萬美元支付給那群在過去的10多年裡不停地給我們的世界捅出窟窿的人。
“我們需要把這些‘高度專業’的人士留下來”。AIG發言人克裡斯蒂.普萊托在2月初對我說。
“但是，不就是這些‘高度專業’的人士才是主要毀掉你們公司的人嗎？”我問。
普萊托反對我的說法，認為這樣說是不公平的。她說，AIGFP的員工已經被減薪。如果不能夠留住他們，就會進一步降低公司的價值，公司就很難有序運作。
獎金紅利是緊急援助時代更令人憤怒的側面中一抹最刺眼的諷刺。事實是，即使我們的星球已經烈焰熊熊，華爾街階層的一些人還是無法適應不得不搭普通艙的悲劇。“這些人需要的是去巴哈度假，需要水療，需要消遣，”一個參與AIG緊急援助的官員表情嚴肅地說，顯然沒有甚至是半點兒開玩笑的意思，“他們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就干不了工作。”
四、攫取權力
因此，這是華爾街權力攫取的第一步：制造出像信貸違約互換和債務抵押證券這些對於美國失語的普通老百姓來說極其復雜而又難於理解的金融產品——對於聯邦的監管機構，甚至像AIG這樣的大公司的CEO也是一樣——人們忌憚於其復雜性而根本不願意嘗試去理解。這，再同巧妙的政治投資相結合，就使得這個國家首屈一指的銀行家們得以成功躲避金融業內對他們的有效監管。1997年和1998年，是一直導向菲爾.格拉姆的災難性法案通過的年月，也正是這個法案破壞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結果，銀行業、經紀業和保險業花費3.5億美元用於政治獻金和游說。格拉姆本人——那時擔任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在短短5年內就斂財260萬美金。該法案以90票對8票的絕對優勢通過，其中獲得了38名民主黨人的支持，這其中的一些人名可能會讓你感到吃驚：喬.拜登、約翰.凱利、湯姆·達施勒、迪克.德賓，甚至還有約翰.愛德華茲。
這項法案幫助建立了大不可衰的金融巨獸，如花旗集團、AIG 和美國銀行——而且緊接著還幫助這些公司一點點擠垮了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這就使得這些主要的華爾街公司有了更多的金錢和權力來進一步對放松監管的措施進行游說。“我們正在向寡頭壟斷市場的狀態靠近，”美國獨立銀行家協會高管肯尼斯·古安瑟在格拉姆舉措通過之後不無悲哀地說。
2004年，形勢開始朝著放松監管的方向急劇發展，以至於放松監管與否已經無需投票表決。那時，歐盟正威脅要對美國大型投資銀行的海外經營進行更嚴格地監管，除非美國加強對自身銀行的監督。因此，當年4月28日，5大投資銀行聚在一起——在高盛公司總裁、未來的財長漢克·保爾森的協助之下——向當時喬治.布什的證券委員會主席威廉.多納德森游說。威廉原來也是一名投資銀行家。這些銀行很大方地主動同意遵循一些新規則，限制他們過度的風險投資。作為交換，他們要求在借貸方面取消對他們的限制措施。有關新規則的討論只持續了55分鐘，而當時沒有一個主要新聞媒體的代表在那裡記錄和報道這一災難性的決定。
威廉同意了這個建議，而新的規則也足以讓歐盟不再威脅對這5大銀行進行監管。唯一的問題是，無論是威廉還是他的繼任者克裡斯托夫.考克斯，實際上都沒有在銀行監管方面做任何事情。他們任命了一個由7人組成的委員會來監督這5家資產總額超過4萬億美元的公司。但是在考克斯任期的最後一年半裡，這個委員會既沒有主席，也沒有完成任何一次審查。這對銀行來說再好不過了，因為這些銀行最初還在抱怨既要被歐洲監督，也要被證券委員會盯著，結果最後卻沒有任何機構監管他們。
一旦資產要求不復存在，這5家頂級銀行便成了脫韁的野馬，一個猛子首先扎進了那時洶湧澎湃的房地產泡沫中。其中之一的貝爾斯登利用這份自由將自己淹死在抵押貸款的壞賬之中。在2004年的變化和貝爾斯登垮掉的這一小段時間裡，該公司的負債和產權比率從12比1瘋狂飆升至33比1。另一個就是高盛公司，那個時候高盛還比較幸運，因為它的首席執行官漢克·保爾森升任財政部長（由於他加入美國政府而獲得了大約2億美元的延期繳稅額）。
沒有了資金要求的限制，同時又將它的人送入了財政部，高盛也如同華爾街上的其他公司一樣，一頭扎入房地產狂飆之中。盡管2007年它旗下的公司聰明地賣空房地產市場的債券，結果意外地成功賺取110億美金，但是這次成功並不是故事的全部。事實上，在災難性的2008年夏天，高盛的市場投資比率極大——僅僅次於卡薩諾。
高盛公司以在卡薩諾的CDS業務中200億美元的市場投資比率，成了卡薩諾的最大客戶。這就是為什麼高盛總裁勞埃德.布蘭克費恩在9月13號的那個周末同前高盛人漢克.保爾森坐在同一間屋子的原因。當時也正是聯邦政府有可能對AIG進行緊急援助的時候。
當被問到為什麼布蘭克費恩會在那裡時，一名當時參會的政府官員聳了聳肩。“有人可能會說，那是因為高盛在AIGFP的投資組合中占有如此大的投入率，”他說，“你永遠也無法求證，但人們可以猜測。”
市場分析師埃裡克.薩爾茲曼更直率。“如果AIG垮了，”他說，“很可能高盛沒有能力收拾殘局。”對AIG的緊急援助，實際上就是高盛在援助高盛自己。
最終，保爾森走了更遠的一步，提拔另一個原來的高盛人愛德華·裡迪來運營AIG——AIG成了一個馬上就能獲得緊急援助的公司，它的援助部分來自於新創立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而這項計劃由另一名高盛銀行家尼爾·卡什卡裡來管理。
五、回購人
近幾年來，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當他們的住房喪失抵押品贖回權，或者他們因為透支了信用卡債務不得不宣告破產時，政府中沒有任何人來救助他們。但是當高盛公司——一家在經濟蕭條之中，一般員工在去年還能賺35萬多美金的公司——突然之間因為瘋狂地對房地產市場下注而掉入不被監管的保險交易陷阱從而有可能虧損的時候，政府居然立刻就前來彌補窟窿。這就是緊急援助的實質：富有的銀行家緊急援助富有的銀行家，用的卻是納稅人的信用卡。
那些長期隱居華爾街的人，可沒有什麼時間跟大部分社會底層的人們分享信息。因為所有這些都復雜透頂，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倫敦同業拆借利率”是什麼，“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是怎麼運作的，怎樣在一個句子當中使用“零息債券”這個詞才恰當——使用這些特殊語言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來向我們解釋的，相反，他們只會白我們一眼，然後讓我們信任他們。
翻白眼是保爾森主義金融心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情況就是現在不僅是要取消監管機構的監管，提供減稅優惠，或者將一些合同集中給一些相關公司；這實際上是在直接干預經濟，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保全巨型公司的影響力。從實質上說，保爾森利用緊急援助將政府轉化成一個容忍特權存在的巨大的官僚機構，這個機構可以將“毒性”風險社會化，但同時又將受援公司的營利和管理保留在私人的手裡。而且，整個過程都是秘密進行的，隔離了幾乎所有經濟上可能的受損者。
緊急援助某些方面的秘密，甚至到了荒謬的程度。事實上，只要仔細看幾條聯儲每周的公共信息披露，你就會真正明白你的一大筆錢已經永遠消失了。H4報告（即“儲備平衡影響因素”）概括了聯儲每周的活動。你可以在網上找到，而且那也是聯儲唯一告訴世界他們做著的事情。2月18日的那一周，在表格中“回購協議”那一欄下面的數字是零。這是一個重要的數字。
為什麼呢？在危機發生前的日子裡，聯儲曾經通過“回購協議”在公開市場定期購買或出售有價證券，以便控制資金供給。聯儲一般會每周斥資大約250億美元的現金投入市場，購買國庫券、美國的有價證券，甚至是從高盛和摩根大通等機構購買抵押貸款支持下的有價證券。而這些機構則通常會在1到7天內這樣較短的時間裡回購這些證券。這就是聯儲控制利率的最主要機制：購買有價證券，為銀行提供更多借貸資金，這會使得利率下降。將有價債券賣回給銀行則是減少銀行貸出資金的能力，這就會使得利率上升。
如果看一看2007年夏天每周的H4報告，你就會注意到令人警覺的情況。在信貸危機發生之初，大約是在當年的8月左右，聯儲比平時購買了更多的“回購“——大約是330億美元。到了11月底，當私人銀行的儲備已經縮減到令人警覺的低點時，聯儲甚至開始比平時更大量地向經濟注資：480億美元。到了12月下旬，這個數字上升到580億美元；在接下來的3月，就在營救貝爾斯登的時候，回購的數字已經上升到770億美元。在2008年5月1日那一周，這個數字是1150億美元——“現在失控了”，用一位國會助理的話來說。在2008年的其他月份，這些數字保持著相同的水平，聯儲注入了大約1250億美元的短期借款——直到今年年初，突然之間，這個數字下降到一分錢也沒有：零。
這個數字下降到零，是因為聯儲只是突然停止使用像“回購協議”這種相對透明的手段來向私人公司注資了。到2009年年初，一整套全新的政府操作手段出台，將現金注入到美國經濟中，這其中的大部分資金是完全秘密的，而且其名字也是你原來從沒有聽說過的。其中有“定期拍賣工具”“定期證券借貸工具”“一級交易商信貸工具”“商業票據融資工具”，還有一種“資產支持商業票據貨幣市場共同基金融資工具”。另外的措施，還有貨幣市場投資者融資工具，以及三個被稱作梅頓.雷恩I、II、III的工具，這些是用來幫助緊急援助接受方貝爾斯登和AIG的。
當全美其他人和國會中的大部分議員正在為TARP項目撥出的7000億美元而煩擾的時候，所有這些在聯儲裡新被創造出來的操作手段都在悄悄地將數以萬億計而非數以十億計的額度注入到私人公司的手裡（到目前為止至少有3萬億是以借貸的形式支出，同時還有5.7萬多億是以私人投資擔保的形式支出）。雖然從技術層面上來說，這些錢並不是納稅人的，但是它仍然直接影響到了納稅人，因為聯儲的行動影響著整個經濟。聯儲的這種新的秘密行動由於其對經濟的影響而使得TARP計劃蒙上了陰影。
沒有人知道誰得到了這些錢，或者說到底有多少錢消失在美國信貸評級外殼的新漏洞中。而且，沒有人能真的確定這些新機構是否僅僅是暫時性的，或者他們是否是國家給華爾街打造的永久性拐杖，目的就在於從不負責任的貸款機構的分類賬中將那些不良投資全面抽離出來。
“他們應該是臨時性的，”眾議員榮.保羅的助理保羅-馬丁.福斯說，“但我們每6個月左右就會得到通告說他們正在更新。他們只是在悄悄地宣布這一切。”
再沒有比參議員泰德.史蒂文森更可憐的了。他認為，如果國會不喜歡聯儲在沒有任何監管的情況下將數以萬億計的美金交給銀行，那麼國會很顯然有權撤銷聯儲——或者有相關的法律規定。但是當史蒂文森向總審計署詢問國會對聯儲的監督權威在哪裡時，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一個人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模糊不清的法令：1950年的《會計審計法案》。它的相關部分規定，國會對聯儲的審計不可以包括“與貨幣政策相關的審議、決定和行動”。像福斯提到的那樣，這種豁免“基本上包括了一切”。根據這項法令，換句話說，聯儲就是不可能被國會監管的，或者在這方面，不能被任何人監管。
六、勝利者和失敗者
史蒂文森並不是國會中唯一一個被聯儲羞辱的議員。1月，佛羅裡達的眾議員阿蘭·格雷森問聯儲副主席多納德.科恩那些錢都到哪裡去了——那時候只有1.2萬億美元消失了——科恩對著格雷森翻了個典型的白眼，說他“特別猶豫”，不願說出那些名字，因為否則就會使銀行不願意接受那些錢。
“真發生了這種事情嗎？”格雷森問道，“真有人說，‘我們將不拿你們那1000億美元，因為人們會知道這個事實’嗎？”
“我們說了我們不會公開借款機構的名字，所以我們沒做過這個測驗”，科恩回答，對於格雷森的干涉顯然很不高興。
格雷森步步緊逼，要求了解聯儲是基於什麼條款將資金借出去的。據推測整個過程就是涉及購買資產和貸出款額，但是沒有人了解，那些資產是如何被估價的——換句話說，沒有人知道這筆代表納稅人的生意是如何成交的。因此，當格雷森問被購買的資產是否是按照市價標價時——這是一種基於交易日市場彙率將具體價值與資產掛鉤的計算方法——科恩神秘地回答：“有市場價值的資產就按市價標價。”這暗示我們，聯儲購買的信貸互換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進行客觀估價的——他們是在花實實在在的錢來支付無法估價的東西。
“那麼，它們中的哪些是沒有市場價值的？”格雷森問，“哪些是毫無價值的？”
“沒有毫無價值的”，科恩厲聲說。
“那麼為什麼你不按市場價值給它們標價？”格雷森詰問。
“嗯，”科恩嘆了口氣，“我們只能給那些有市場價值的按照市場價格定價。”
實質上，聯儲是在告訴國會別再插手，而是讓那些專家處理這些事情。“這就像是在二手車市場買一輛車卻沒有打開汽車發動機罩，然後說‘我覺得這輛車不錯’，”魯米斯塞萊斯投資公司的分析師丹.福斯說，“銷售人員說，‘不用擔心，相信我。’或許這輛車能把我們載出車行，但能走多遠呢？我們誰也不知道。”
想想國會中相對全面的制約與平衡體系，特別是想想在正常撥款程序中對於預算中每一美元的審核，再想想現在發生在聯儲的一切，那簡直是一種革命性的顛覆——它就像一個擁有比正常聯邦支出高出不知道多少倍預算的影子政府一樣，而它只有一個人大權獨攬，那就是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為了1000萬美元的修正案，我們花無數小時的時間在參議院不停地爭論著，而在那裡對於誰正在獲得這3萬億美元卻沒有經過任何的討論，”參議員伯尼.桑德爾說，“這實在令人費解。”
有人認為華爾街公司不必非得被排除在公共基金接受者行列之外，因為一旦信息公開就會導致投資人的恐慌，從而拋售手中持有的這些公司的債券。但桑德爾不這樣認為。“我猜想如果我們將他們的名字公諸於眾，他們會罷工或采取什麼其他行動”，他沉思並自語道。
而聯儲不是唯一一個參與緊急援助同時又對外保密的機構。財政部也同樣在實施TARP計劃時保持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秘密程度，而這項計劃是在國會的委托之下進行的。直到今天，沒有人確切地知道財政部是以怎樣的標准確定哪些銀行可以獲得緊急援助基金，而哪些又不能得到——特別是在布什指派漢克·保爾森發放第一筆350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時，情況就更是如此。
首筆TARP計劃支付的情況就特別荒謬，以至於當國會監督小組被指定對緊急援助資金進行監督時向保爾森提出質詢：他怎麼決定把錢給誰。財長的回應是——這不是笑話——讓該小組參考TARP計劃網上申請表的紙質版。國會監督小組組長伊麗莎白·沃倫被這個回應搞得啞口無言。
“你相信嗎？”她難以置信地說，“我們真的是一點也沒想到會這樣。”
另一個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國會議員提出了他自己對TARP計劃過程的理解。“我認為實際上，你只要認識漢克·保爾森，你就能得到錢。”他說。
然而，這種愜意的安排再次為大銀行創造了以犧牲小的區域性銀行的方式侵吞主要市場份額的機會。所有那些在花旗、高盛和美國銀行的要人，只要能同保爾森快速搭話，就能立刻得到緊急援助——還記得TARP最初之所以被通過，是因為資金必須立刻，在那一天、那一分鐘，被借出去以便規避緊急情況帶來的風險，而很多小銀行仍然在等待幫助。現在TARP計劃已經實施5個月了，但是有些銀行不僅沒有得到基金，他們甚至連一個有關他們申請的回復電話都沒有接到。
“在銀行業界有一種切實的感覺，那就是上面的人根本不在意小銀行能不能得到援助。”亞利桑那州銀行協會主席譚雅·維勒斯說。
事實上，應該出現的是相反的情況，因為小的地區性銀行對這種令經濟崩潰的掠奪性借貸根本不負有什麼責任。“他們沒有發放次級貸款或者放松信貸，”維勒斯說，“從社區的層面來講，他們更是一種維持基本生計的銀行。”
然而，緊急援助資金的大頭都已進入更大的、所謂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財政部好像在挑選勝利者和失敗者”，國家銀行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
這本身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政治發展。從本質上說，緊急援助加速了地區內社區銀行的衰落，同時促成了龐大的國家競爭對手之政治權力的膨脹。
而當你思考這些的時候，你會覺得這非常荒謬：把我們帶向崩潰邊緣的首先是想創建巨型公司的殘酷本能，同時我們希望通過放松監管的方式，逐漸將海中的小魚喂養在不斷縮小的池塘中的一條條大魚。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本應該慢慢清算這些大不可衰的公司，將他們拆成一個個更容易管理的小公司。可是，聯邦監管機構取消了評級，並采用一種完全秘密的緊急援助程序，雙倍下注於“合並即快樂”的錯誤想法。正是這種思維讓我們走到現在這步田地：創造出一堆在政府控制下的巨型公司，結果它們甚至比政府更大、更難駕馭，全身充滿了風險。
從本質上說，保爾森和他的密友將聯邦政府變成了一個龐大而半透明的控股公司，其資產負債表上包括世界上大到令人恐怖、同時又充滿風險的對衝基金；它擁有決定保險巨頭生死的股份；它還持有對這些遙遙欲墜的巨型銀行的巨額投資；它還在各種汽車-金融公司、學生貸款、其他一些瀕臨倒閉企業身上擁有股份。和AIG一樣，這個聯邦控股公司根本沒有自我審計的機制，並由一些對其子公司日常經營幾乎根本不了解的領導人經營著。
換句話說，正是AIG大聲吆喝的劣質商業模式才幾乎難以置信地蒙騙了大多數人——用蓋特納的話來說，它就是一個與復雜的投資銀行或對衝基金關系緊密的龐大而復雜的全球性公司。而這些投資銀行/對衝基金居然在沒有任何成熟監管的情況下被允許建立起來。在我們的資產負債表上這些垃圾到底占去了多少比重，我們要付出怎樣的代價？租金到底什麼時候到期，什麼時候那些錢會被花光？有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線性譜上，我們到底在什麼位置？字典上有沒有一個名詞來描述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我們仍沉浸在噩夢中遲遲無法醒來。
七、你不明白
這裡真正的問題是，奧巴馬政府能否將金融體系恢復到理性的程度，並且讓一般大眾能夠對此有發言權，或者說新的金融官僚體系是否還是那麼模糊、隱秘和令人絕望的復雜。前景可能不會太妙，因為奧巴馬的財政部長蓋特納就是保爾森緊急援助計劃的設計師之一；作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的蓋特納幫助精心策劃了對高盛有利的AIG緊急援助和秘密的梅登·雷恩計劃，該計劃用於將援助基金集中給瀕臨倒閉公司。更不妙的是，蓋特納本人就是高盛原同僚約翰.泰恩的黨羽。作為美林集團的總裁，泰恩在國家斥資上億美元救助他的公司時，居然支付同樣上億美元獎金，用來挑選前高盛說客馬克·帕特森做他的高級助理。
實際上，蓋特納早期的大部分動作都散發著濃烈的保爾森主義味道。他不斷談及與私人投資方合作創建所謂的“壞賬銀行”以全面消除私人借貸方的壞賬——這種大規模的、不透明的、半私人化的官僚政治行為正是保爾森的專長。蓋特納甚至再次提出了保爾森的一個提議：使用TALF, 這是聯儲的新工具之一，目的是向對衝基金借出少量的錢，讓他們投資給問題銀行，同時保證他們實際獲得高額利潤。
幾乎沒人知道這對納稅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但對衝基金的經理們肯定喜歡這個主意。“這正是金融體系所需要的，”摩根黨成員、現任藍山資本CEO的安德魯.菲爾德斯坦如是說。而很多不經營對衝基金的人就沒有對蓋特納的主意表現出什麼熱情。
雖然金融活動相對復雜，但政治的脈搏就沒有那麼難於把握。通過制造一次緊急危機，而這一危機只有那些精通這套普通人難以理解的復雜語言的人才能解決，華爾街這幫人已經將大多數美國人變成了未來國家政治的局外人。過去在南部邦聯州教奴隸識字就是犯罪，原因在於：知識就是力量。在CDS和CDO的時代，我們中大部分人都是金融文盲。通過使本來已經很復雜的經濟更加復雜，華爾街利用這次危機對我們的政治體制實現了歷史性、革命性的改變——把民主制變成了一個雙層的國家，上一層與金融官僚相接，而底下是毫不知情的消費者。
這次金融危機最令人憤懣的是，有如此多的華爾街人真的認為他們不僅應該得到巨額獎金，享受奢侈的生活，而且他們還應擁有因其錯誤而獲得的可怕的政治權力。當被質疑的時候，他們就開始訴說他們“艱辛”的生活：每周90小時的工作時長、巨大的壓力、失敗的婚姻、糟糕的健康狀況。
“但稍等一下，”你對他們說，“沒人讓你們每周一連8天熬夜，就為了賣空美國汽車業的剩余股或是為了賣出6000億根本無法清償的抵押貸款給沒了工作的人或連鎖快餐店的店員，自己好大賺髒錢。真該好好想想，我們為什麼非要把納稅人的錢給你們？我們為什麼不把你們投入監獄？”
但是在你還沒有說完之前，他們就開始翻白眼了，抱怨你根本沒有弄明白他們的意思。他們這些人為了多賺錢，除了把錢變成錢再也不擅長任何事情；從價值角度講，他們同吸毒者沒有區別。然而，我們整個國家的政治未來就是掌握在這些人手上。
2011-10-07
文 麥特 . 泰比
2008年9月5日，美國規模最大的投資銀行——雷曼兄弟被迫宣布破產，美林證劵公司被迫出售，引發世界金融市場出現異常大風暴，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公司AIG崩潰。全世界的損失超過數千萬美元，三千萬人失業，美國國債倍增，全世界五千萬人重返貧苦線，500萬中產階級被洗劫一空。
這就是所謂的“次貸”危機。那麼要問問大家，錢到哪裡去了？事實證明，500萬洗劫一空的中產階級的錢到了美國1%的金融界人士手中。
這一次的危機是由一個失控的行業引起的，這就是美國金融業，具體點就是華爾街。在這一事件中，美國政府與銀行家唱了一曲雙簧，這是一個全美國、甚至是全世界額範圍內的一次超級傳銷詐騙事件。
美國政府與銀行家是如何演出的呢？他對美國的危害以及對世界的危害有多大呢？須一步一步來說明！
美國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後，於1933-1934年頒布一部法律《格萊斯·斯蒂格爾法案》，這一法案就是禁止用儲蓄進行投資行為。
而美國還有一種銀行，被成為投資銀行，他們是小規模的、私人化的合資企業，這些投資銀行由於是私營企業，懼怕借出去收不回來，因此非常小心謹慎。他們想要錦衣玉食，但顯然看不上農產之類的買賣上下注。
到了80年代，這一切就開始發生變化，投資銀行走向公眾，他們對股民開始大量投資，從此開始發家致富！
這開始於裡根總統，他為了振興經濟，1981年將財政部長職位交給美林公司的CEO，華爾街從此與華府站在了一起，開始了為期30年的金融改革——金融監管放松政策。
1982年，裡根政府放寬了對儲蓄貸款的限制，允許他們動用儲蓄存款進行風險投資。到80年代末。出現了一次大危機，上百家儲蓄貸款公司倒閉，這場危機耗費了納稅人1240億美元，美國無數人損失了一生得積蓄。這可以比作一次銀行搶劫案，上千名公司高管鋃鐺入獄。最搞笑的是，其中有一位在1985年雇佣了一名格林斯潘的經濟學家，給美國監管寫過一封信，信中格林斯潘表示對這位企業家的貿易計劃和知識大為贊賞，並表示對他的投資毫不擔憂。結果這位Cher.keating沒多久就進了監獄，而格林斯潘呢？由此獲得4萬美元的稿酬，並且裡根指派他成為美聯儲主席，此後，格林斯潘一再被重用，包括克林頓和小布什！
在克林頓期間，格林斯潘繼續放松監管，包括當時的財政部長Rober.rubin，他也是高盛投資銀行的前任CEO，還有拉裡.薩默斯，哈佛經濟學教授組織游說團，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一步一步的掌控了權力系統！
到了90年代後期，金融系統開始了合並，形成了幾家規模龐大的公司，他們的力量是空前壯大，牽一發而動全身，基本控制了美國的金融系統，同時滲透入華府，而克林頓政府助長了這一趨勢！
1998年，花旗公司並購旅行者集團，這一次合並徹底違背了《格萊斯.斯蒂格爾法案》（又稱1933年銀行法案），像旅行者集團這樣的儲蓄公司，是不能並購入花旗投資公司的，這顯然是不合法的並購，但是格林斯潘死而不見，而美聯儲還給了這家新的花旗公司一年的免稅優惠！真是無奇不有呀！
即使如此，格林斯潘的改革還沒有停止，1999年，在Summers和Rubin的游說下，美國國會通過了《格萊姆.裡奇.布萊尼法案》，也被稱為《花旗解救法案》。徹底推翻了《格萊斯.斯蒂格爾法案》，也為未來的合並鋪平了道路！
這些銀行家為什麼要合並呢？一是可以利用儲蓄存款搞風險投資，二是為了具有壟斷能力、游說能力，因為他們明白，只有他們足夠龐大，就能更好的得到政府的庇護。
喬治.索羅斯說：市場一直會存在風險，用油輪來做比喻，為了使油輪平穩，就必須把船艙分割成小的隔艙，以此來保證油輪不會顛覆，在美國經濟大蕭條之後，監管機構相當於在金融界制造了這樣的水密隔艙，而推翻以前的法案搞監管寬松，就相當於去掉了這些隔艙！
由此再一次引發了美國的金融危機，投資銀行因為對因特網泡沫的股票投資失敗，在2001年導致崩潰，5萬億美元投資憑空蒸發。而這一期間，美國證劵交易委員會對此毫無作為。2012年10月，10家投資銀行繳納14億美元的罰款，並承諾改變他們的經營策略，他們做了什麼呢？
自從監管放松之後，這些世界一流的企業開始了洗黑錢、敲詐客戶、做假賬的勾當，一次一次，舉不勝數！
而後從90年代末期開始，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政策放寬，一種叫“衍生型金融產品”開始出現，並迅速開始爆炸性增長，由此進入了金融界發展的高潮期！也進一步將世界經濟推向了深淵！
導語：全球經濟危機並不是關於金錢的——而是關於權力。華爾街的業內人士是如何運用緊急援助來上演一場革命的呢？
都結束了——我們被官方堂而皇之地愚弄了。由於不久前在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一切，操縱一切的家伙們干得實在太過分，帝國就此成了永恆的笑柄。事情是這樣的，當財政部長蒂姆西·蓋特納被迫同意再次將納稅人數以億計的血汗錢投入到垂死的保險巨頭AIG時，這個行動本身就是我國衰落的深遠像征——這家公司在國家的鼎盛時期，靠為美國的支柱產業提供保險而發跡，如今卻因為在華爾街的牌桌上追逐財富的幻影而毀滅了自己，這就如同一個墮落的貴族在英帝國行將衰落的日子裡賭輸了家產一般。
當AIG同意將其在美國公司史上最大的季度虧損——約617億美元公諸於眾的時候，最新一次的緊急援助便來了。在去年的最後三個月裡，該公司每小時虧損2700多萬美元，即每分鐘虧損465000美元，相當於每6秒鐘損失掉美國一個中產家庭一年的收入，約合每秒鐘損失7750美元。而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我們連續8年對恐怖主義威脅窮追猛打，卻一無所獲之後。8年來，我們在所有機場攔住每一個公民，搜遍他們的錢包、手袋、襠部和手提箱，以找出可能被偽裝為果汁盒和牙膏管兒的炸彈。但最終，對於那些把持著與我們社會生死攸關的權力的大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我們的政府卻沒有任何機制來監督；對於與利比亞大小相當（利比亞去年全年的GDP總額還不及AIG在2008年的虧損額）的國家經濟漏洞，我們的政府竟無力察覺。
因此是時候承認：我們成了那種貪婪和愚蠢聯姻的惡俗喜劇的主人公。最糟糕的是我們仍然拒絕承認這一點——我們仍然認為這是某種不幸的意外，而不是華爾街上一群“專業”人士制造出的事端。正是這幫家伙在糟蹋美國夢。當蓋特納宣稱再提供30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時，國會兩黨都認為可憐的AIG只不過是一大堆厄運的犧牲品——經濟上的壞年份，加上金融危機等等等等。愛德華.裡迪，該公司的CEO，事實上將他們的窘境比作得了感冒：“現在的市場空間還是蠻大的，”他說，“但是當整個世界都染上肺炎，我們也在所難免。”他甚至聲稱AIG正在被同樣的問題所消耗著，正是這些問題導致房價下跌、退休金賬戶裡的錢縮水，以及沃倫·巴菲特的投資縮水。
裡迪讓AIG聽起來像一個排隊等待政府救濟品的窮人——別人造成的金融氣候的受害者。他卻從未提及AIG 10多年來以系統周密的計劃逃避美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的監督。換句話說，AIG染上肺炎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用自己本不擁有的5000億美元全球資金參與到毒性極大、完全不受監管的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賭博之中。
也沒有人提及，當AIG最終從華爾街的賭場離席而去，在晨曦的微光裡輸得精光時，它還欠著所有人的錢。在這個特殊緊急援助中，納稅人的大筆美金還將用來支付牌桌上其他的狂賭者。又或者這是所有賭博當中極其特殊的一種，由中產階級的納稅人來為億萬富翁支付賭資。
人們被這次金融危機和這次緊急援助激怒了，但是他們還憤怒得不夠。事實上，全球經濟的垮台與緊隨其後的緊急援助合在一起是一種革命、一場政變。它們加固並將一種幾十年來如滾雪球一樣不斷趨強的政治傾向正式化了：一小群緊密相連的業內人士逐漸接管政府，他們用金錢控制選舉，購買影響力，並全面削弱金融管制。
這次危機是致命一擊：由於基本上是完全自由地操控經濟，這些業內人士先毀了金融世界，隨後就狡猾地給他們自己授予幾乎不受限制的緊急處置權，來收拾他們自己的殘局。因此，像AIG這類沉迷於賭博的公司的領導人，最終既沒有分文不名，也沒有鋃鐺入獄，而是像扼住財政部和聯儲咽喉的局外人一般——在最近一次的緊急援助之後，裡迪用一種近乎驚人的隨意和自然的口吻提到“我們在政府中的伙伴”。
大部分人在審視這次經濟危機時所犯的錯誤，是從金錢的角度去認識它。這種思考習慣可能會使你將這個亂糟糟的大攤子看成是大幅削減華爾街階層獎金的緩衝。但是，如果從純粹馬基雅維利式的角度來看，你所看到的就是一只巨大的權力之手正威脅著將聯邦政府變成一個巨型的安然公司——一個巨大的、無法穿透的黑盒子。其中充斥著假公濟私的業內人士，他們的計劃就是犧牲掉大批先前是納稅人、而後是毫不知情的股東的錢，以確保個人利益。
一、零號病人
理解這次金融危機的最好方式就是理解AIG的垮台。一個多世紀以來，AIG靠的是押注在有風險意識的投保人身上才積累了巨大財富。這些投保人行事謹慎，投資穩健，隨後卻將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拱手交給一個喜歡用別人的錢下大賭注而只為了滿足他自己的虛榮和貪欲的家伙。一兩年之內這個家伙搞砸了這一切。
這個家伙——全球經濟崩潰的零號病人——就是約瑟夫.卡薩諾，一個區區400人的AIG金融產品公司（AIGFP）的總裁。卡薩諾，矮胖、禿頂、念珠眼、前額特別突出，畢業於布魯克林學院。上世紀80年代初學乍練，為現代華爾街債務“點金術”的鼻祖麥克.米爾肯工作。米爾肯憑借救世主般的天賦和所有業內人士的詭計，在造成金融災害的同時成功地逃避審查，從而開了創造性使用垃圾債券之先河。由於華盛頓對華爾街賭場放松了管制，卡薩諾以選擇性核算的方式明目張膽地耍起花招。“這一切都是管制環境的問題，”一個參與AIG緊急援助的政府消息人士說，“這些家伙就是在鑽體系的空子，努力找到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做生意的機會。只要是沒被管制的，他什麼都可以干。”
卡薩諾制造的混亂根源於一股投資熱。這股投資熱之所以興起，部分原因是因為一種相對較新的金融工具：債務抵押債券（CDO）。它就像一個裝滿塊狀資產的盒子。它們可以是任何東西：抵押借款、企業貸款債權、航空業貸款、信用卡貸款，甚至其他債務抵押義務。因此，當抵押人X，公司債務人Y和信用卡債務人Z都付了各自的賬單時，錢就流入了這個盒子。
CDO背後的核心理念就是總會有一些錢在這只盒子裡，不管盒子裡面的單個資產有多麼不確定。無論怎樣，當你看到一個單身、有犯罪前科、而現在又失業的家伙在為有6個臥室的房子付賬時，你總感覺他好像是在做糟糕的投資。但是，如果把他的貸款用自動借款、信用卡債務、公司債券等等這麼一種自助大餐的方式丟在一個盒子裡，那你就有理由確信，這人將會償清費用。假如每月放進盒子裡100美元，即使到了世界末日，可能還有90美元的賬目被拖欠，但是你仍然可以得到10美元。CDO的發明者就把這個盒子分成許多投資者群，然後把那10美元放進它自身的那個層級或者“部分”。這些人接著就勸說如穆迪和標准普爾那樣的評級機構，給予最高層級最高的AAA級別——意思是它的信貸風險接近於零。
多虧了這個金融認證標准，銀行便突然有辦法把他們那些劣等抵押債款和其他金融廢物轉變成具有投資級別的證券，然後將它們賣給金融機構的投資者，如養老金公司和保險公司。政府要求這些公司必須盡可能保證他們的投資組合安全穩固。由於CDO可以提供比國庫券這類真正安全的產品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因此這是一個雙贏：銀行通過出售CDO獲得財富，而大的投資機構因為持有它們而獲得更多的收益。
問題是，所有這些都並非基於現實。“銀行知道他們在出售廢物”，緊急援助公司的一位倫敦交易員說。要得到AAA評級，CDO不僅要依靠其真正的基礎資產，還要依靠銀行為了使該投資看上去比實際情況更為安全而編造出的數學公式。“在他們的某些密室裡，一群印度人花費了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時間，別的什麼都不干，就只計算某種模型，證明這種或那種債務人的組合每1萬年才會出現拖欠，”一名曾為一個主要的投資銀行銷售CDO的年輕交易員說，“真是瘋了！”
現在連最劣質的抵押貸款都可以賣給保守的投資方了。因此，CDO激發了一場不負責任的掠奪性借貸大迸發。事實上，人們爭先恐後地認購CDO，以至於曾一度很難找到充足的次級貸款機會——報道說：很多失業者願意在無需交付本金的條件下購買百萬美元的房產——這種情況比比皆是。隨著各類銀行和投資方越來越多地接受CDO和類似的工具，他們就需要某種方式來保護他們下的大賭注——就是需要某種保險政策，以防房產泡沫的破滅，同時防止債務的惡化。這種情況特別適用於投資銀行，很多投資銀行都因持有或者貯存有CDO而深陷其中，當時他們簽下了比他們能夠賣出的額度更大的單子。而就在這個時候，卡薩諾出現了。
卡薩諾以大膽和傲慢著稱，他從2001年開始擔任AIGFP總裁。他是AIG的CEO莫裡斯.漢克.格林伯格最欣賞的人。格林伯格喜歡這個年輕人強硬的行事作風，盡管無論是他還是他的繼任者都沒能充分理解卡薩諾究竟做了什麼。根據一個熟知AIG內部操作的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卡薩諾曾告訴資深的管理人員，“你們懂保險，我懂投資，因此你們做你們該做的，我做我該做的——你們別管我。”由於在公司中毫無掣肘，卡薩諾從他在倫敦的辦公室開始，向那些持有大量CDO的投資方賣出看似獲利豐厚的“保險”。他選擇的工具是另一個新的金融工具，即信用違約互換（CDS）。
CDS是由摩根大通普及推廣的，由一群年輕而有創造力的銀行經理推出，這些人就是後來我們所知的“摩根黨”，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在金融業界擔任要職。1994年，在佛羅裡達州博卡拉頓的一個度假地，摩根的這群年輕人合計出了一種促進銀行收益的辦法。他們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找到一種多貸出資金的辦法，而這要盡快出台相應的規章制度使得他們能保持一定量的現金儲備以支撐這些借貸。他們最終推出的是信用違約互換的雛形版。
用最簡單的方式表述，CDS就是一種壓在未來結果上的賭注。比如說，A銀行給羅馬教皇開出了一筆百萬美金的抵押貸款購買西村的一套連排住宅。A銀行想回避借貸風險以防止教皇不能每月還款，因此就從B銀行購買了CDS作為保護，並同意連續5年每月付給B銀行1000美元的佣金。作為回報，B銀行同意，如果教皇拖欠還款，那麼它就會付給A銀行教皇全部抵押貸款百萬美金的價值。從理論上說，即使教皇丟了工作，A銀行的損失也會有人埋單。
當摩根大通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向監管機構推廣他們的信貸互換計劃時，他們認為，如果他們為自己的投資組合購買了充分的CDS保護，那麼他們就可以有效地規避風險。因此，應該允許他們在不必保留更多現金儲備的前提下，借貸出更多的錢。整個監管機構——從聯儲到財政部金融局——接受了這種說法，允許摩根大通貸出更多的資金。
卡薩諾所做的就是將摩根大通推廣的信貸互換轉化成全世界對於房地產熱的最大賭注。從理論上說，購買CDS為自己的投資做保險是沒有什麼錯誤的。投資機構給AIGFP支付佣金，作為回報，該公司承諾如果抵押貸款支撐下的CDO破產，那它會承擔因此產生的費用。但是當卡薩諾縱情進行銷售的時候，他做的交易在幾個重要方面同傳統的保險業有所不同。首先，銷售CDS保護的一方不需要先期支付任何資金。例如，當面值100美元的公司債券出售時，某人必須要交出實際的100美元。但是當你售出100美元的CDS保護的時候，你不需要出示哪怕是一毛錢。因此，卡薩諾可以賣給投資銀行數十億美元的擔保，卻不必有任何資金支持。
第二，卡薩諾銷售的是所謂的無任何資金支撐的“赤裸裸的”CDS協議。在具有這種“赤裸”性質的CDS中，任何一方實際上都不持有基礎借款。換句話說，B銀行不僅為了教皇的抵押貸款業務而銷售CDS保護給A銀行——他們還反過來，將該保護以同樣的抵押貸款額賣給了C銀行。這種行為可以不斷持續下去：你可以從D銀行一直到Z銀行地賣下去，而賭注都是下在A銀行的抵押貸款上。與傳統的保險不同，卡薩諾是在向投資方提供一種機會：即可以將賭本傾注在一個隨時可能燒了自己房子的人身上，或者是支取一個潦倒於街頭的絕症患者的定期人壽保險。這同賭博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是在華爾街的翻版罷了。
在短短7年裡，卡薩諾賣出相當於5000億美元的CDS保護，其中至少有640億美金是與次級貸款市場掛鉤的。AIG根本沒有一點兒現金來衝抵賭資，但它也不覺得它需要任何資金儲備。只要基礎信貸的拖欠情況還沒出現，那麼AIG就可以通過賣出保險，穩定不斷地聚斂巨額資金。而這些保險的對像則是他們認為永不會出現的災難。
至少在開始，獲益是非常巨大的：AIGFP的收益從1999年的7.37億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32億美元。在過去的7年中，該公司的400名員工的工資總額就達到了35億美元。卡薩諾自己得到的薪水就有2.8億美元。每個人都賺到了錢——而接著一切都結束了。
二、監管機構
參議員菲爾·格拉姆來自德克薩斯，是個笑容可掬的自由放任主義者。如果不是他完成了美國金融業界最大的一次撤銷管制的系統工程，那麼卡薩諾的賭博也不會成為可能，因為那樣他就不可能有幸在菲爾在任時接管AIGFP。很多年來，華盛頓一直在密切注視著美國的各個銀行。自從大蕭條之後，商業銀行——那些主要為個人和企業保存儲蓄的銀行——沒有被允許像通過發行和出售有價證券而集資的投資銀行那樣成倍地增長。在大蕭條時期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也不允許任何形式的銀行介入保險業。
但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卡薩諾接管AIGFP之前的幾年，所有的一切都變了。民主黨人已經厭倦了在籌款競技場上慘遭共和黨屠戮，因此決定拋開他們原來對工會和利益集團的依賴，同企業界保持更友善的關系。華爾街的反應就是向華盛頓傾注巨資，在兩黨中收買盟友。從1998年開始的10年裡，金融公司花費了17億美元用於聯邦大選獻金，而另外34億用在游說議員上。他們的付出很快就得到了回報。1999年，格拉姆聯合發起了一項議案，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的一些主要條款，為如花旗銀行這樣的巨型金融公司的創建掃清了道路。這種做法將小型銀行能夠負擔的嵌入式保護措施也一並除去了。以前，本地銀行經理都清楚那些從他那裡貸款的人，這些人的名字都在他的資產負債單上——他不會把百萬美元的抵押貸款發放給一個無家可歸者，因為他得把這筆貸款記在賬上。但是一個巨型並購銀行可能也記下了這筆貸款，而且接著就把它轉手賣給了在中國的某個人。
就在第二年，格拉姆使問題變得更復雜。他推出了一個十分籠統的新法令《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其出台使得對信貸互換進行規範，定性為賭博或者有價證券的可能性成為零。商業銀行——由於格拉姆的原因，現在可以直接同投資銀行競爭客戶了——開始購買信貸掉期以放松銀根追逐高額收益。“通過規定信貸違約互換既不是賭博，也不是有價證券，我們為市場的發展掃清了道路，”紐約州保險局局長埃裡克·迪納羅如是說。
這樣一攬子的豁免意味著，卡薩諾現在可以隨心所欲地賣出CDS合同，可以隨心所欲地為自己營造一個高不可攀的職位，而政府卻無權過問。“你要記住，投資銀行就不應該直接參與到這種牽涉巨資的賭博之中，”一位處理AIG緊急援助的政府消息人士這樣說。當投資銀行承攬CDS業務時，他們還規避風險。但是保險公司不必規避風險，而AIG也正是這樣做的。“他們就是長期地在房地產市場壓下大注，”這名消息人士說，“幾十億幾十億的賭注。”
最可笑的是，對卡薩諾的一意孤行進行監管的機構是儲蓄機構監理局（OTS），一個對卡薩諾的操作毫不關心的地方。像AIG這樣的龐然大物，居然由一個毫不知名、相對較小的OTS來監管的事實說明，這又是一次撤銷監管理念的勝利。根據1999年通過的另一項法令，某些控股公司是可以選擇OTS作為其監管機構的，只要他們擁有一項或更多項的儲蓄（更多時候被稱作儲蓄存款或借款）。由於同聯儲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相比，OTS看起來更為依順，因此各個公司紛至沓來，重新將他們自己扮成儲戶。1999年，AIG在德拉維爾購買了一項儲蓄，之後便成功從OTS那裡獲得了讓其監管AIG整個經營的機會。
更為滑稽的是，AIGFP——本來是一家美國保險公司駐倫敦的子公司——本應該由歐洲一家更為嚴格的監管機構，如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來進行監管。但是，OTS成功勸說歐洲人相信它有對這些大型公司進行監管的能力。結果到2007年，歐盟批准OTS對三家巨型公司——通用電氣公司（GE）、美國國際集團（AIG）、阿默普萊斯金融投資公司(Ameriprise)進行合法監管。
同年，隨著次貸危機的爆發，審計總署批評OTS，指出“該機構的規模與它所監管的不同機構之間的極大懸殊性”。此外，審計總署的報告還指出，在整個OTS公司的全體職員中，只有一名保險方面的專家——盡管如此，這家公司居然是世界上最大保險機構最主要的監管者。
“有一種觀念，就是，監管機構拿AIG沒有任何辦法，”一個處理緊急援助的政府官員說，“這是胡說。你要知道，這些監管機構擁有最終的裁判權。他們可以給你發函說‘你不再存在了’，那結果就是那樣了。他們甚至連正常的程序都不需要走。OTS本可以說‘我們要收回你的經營許可證；我們要吊銷你的執照；我們要起訴你’。而如果被你最主要的監管機構起訴，簡直就是得到了死亡之吻。”
AIG最終東窗事發，OTS公開負責監管這個保險巨頭的監管人——一個名叫C.K.李的人——承認這是他的責任。李說，他的錯誤在於他認為所有這些在卡薩諾投資組合中的信貸互換都是“相對良性的產品”。為什麼呢? 因為這家公司是這麼跟他說的。“這家公司作出的判斷是，該產品沒有什麼大的信貸風險”,他解釋說。李現在為OTS中西部地區的負責人；該機構拒絕讓他接受任何采訪。
3月初，在對AIG進行最近一次的緊急援助之後，財政部長蒂姆西.蓋特納開始將矛頭指向OTS，盡管窗戶紙並沒完全捅破。他稱AIG是一個“與很復雜的投資銀行或對衝基金關系緊密的龐大而復雜的全球性保險公司。而這些投資銀行/對衝基金居然在沒有任何成熟監管的情況下被允許建立起來”。但是，即使沒有“成熟的監管”，要不是因為缺乏一整套內部管理手段，AIG不見得能如此的興風作浪。據業內人士稱，在它垮掉前的6個月裡，該公司一直在尋找一名全職的首席財務官和一名首席風險評估官員，但最終一個也沒有找到。這意味著，這家世界第18大規模的公司居然沒有人來校驗以確保其資產負債表的平衡，同時也沒有人來跟蹤記錄該公司手上到底有多少現金和財產。情況如此糟糕，以至於在緊急援助前從外部召集咨詢人員介入，那些高級主管居然連有關他們公司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都無法回答——比如該公司在住宅按揭市場的投資比率怎樣。
三、破產
諷刺的是，現實最終讓卡薩諾低頭並非因為房地產市場的破敗，而是因為AIG自身的問題。2005年前，該公司的債務評級是三個A, 這意味著它不需要拿出太多的現金就可以出售CDS保護：堅實的資信優勢使得AIG的名字本身就是充分的擔保。但是，該公司低劣的財務記錄最終導致了其信用評級的下降，這就使得CDS合同的條款增加，迫使卡薩諾不得不進一步提供大量的附屬擔保品，以便支撐他的交易。
2007年秋末，AIGFP的投資組合已經明顯出現中毒跡像，但是卡薩諾還是圖謀使他的“瘋狂賭博”避開公眾的視線。那年8月，他在一次會議上對投資方說:“說實話，沒有任何冒犯之意，從前景來看，沒有任何理由對我們的生意失去信心，因為我們不可能損失一分一毫。”就在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的CDS投資組合已經損失了3.52億美元。信貸危機的不斷增長促使AIG的高管們開始重新審視它的債務，公司裡一個名叫約瑟夫·聖.丹尼斯的會計開始“極為擔憂”CDS的交易以及它們導致巨大毀滅的潛在可能性。卡薩諾的回應是解雇約瑟夫，並告訴他說他被“有意排除”在金融監察之外，因為擔心他會“腐蝕金融監察的過程”。
接下來的2月份，AIG將年虧損額115億美元公諸於眾，也宣布卡薩諾辭去AIGFP總裁的職務，並聲稱一名審計人員發現了在CDS投資組合當中的“重大問題”。令人吃驚的是，AIG不僅允許卡薩諾保有3400萬美元的紅利，同時還以每月100萬美元的薪資水平雇佣他做公司的顧問。事實上，卡薩諾一直在拿AIG的工資，每月百萬美元的薪水直到2008年9月底才停止，那居然是在納稅人不得不被迫交給AIG 850億美元以彌補它那些巨額虧空的時候。10月份，當被問到為什麼公司仍然以每月100萬美元的薪水留用卡薩諾，而其實他很可能就是西方文明陷落的推波助瀾者時，首席執行官馬丁.沙利文扳著面孔對國會說，AIG想“保有卡薩諾先生20多年的經驗”。卡薩諾，顯然隱遁在他倫敦哈羅德附近的豪華住宅裡。我們無法追蹤獲得他對此的評論。
使AIG最終垮掉的另一個原因是信貸評級的下滑。當去年9月公司面臨另一次信貸評級下滑——從AA變成A時，卡薩諾已經簽出很多CDS交易單，而這時需要AIG提供數十億的附屬擔保品——這不僅需要擁有比其資產負債單上的現金更多的資產，同時還需要它擁有比其即使賣掉每一份流動資產後能聚集的金錢還要多的資金。即使如此，公司的管理層躑躅了數天，還是不相信公司已經陷入嚴重危機。AIG已經成了一個干癟的西梅脯，其真正價值早已被侵蝕殆盡，但是，它的高管們居然一無所知。
9月13日，周末，AIG的高管們被召集到紐約聯儲辦公室。迪納羅保險辦公室的監管人員也在那裡，蓋特納也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財政部部長漢克.保爾森整個周末都在為雷曼兄弟的倒閉而憂心如焚，這一刻則是進進出出。同時在座的還有勞埃德·布蘭克費恩，高盛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之所以出現我們後面再解釋。唯一一個本該一直在場卻沒有人代表的相關政府部門就是OTS。
“我們同保爾森、蓋特納還有迪納羅坐在一起，”一個磋商時在座的人說，“但我一次也沒見到OTS的人。”
9月14日，據當時在場的另外一個人說，財政部官員向布蘭克費恩以及其他在座的銀行家提出了一個荒謬的建議——財政部讓他們花一天時間去檢查一下看能否自己集資弄出一筆錢來。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麼艱巨的任務，這本身就使得答案一目了然。一天過後，銀行家們回來告訴政府官員，我們看了，但是我們無法籌集到那麼多錢。於是緊急援助便提上日程。
很短時間後，傳出消息，AIG計劃以延期支付的方式付給前任高管9000萬美元，同時還要加快速度支付給其他人2.77億美元的紅利——該公司堅持這一做法，原因是這對於“留住主要員工”是非常有必要的。國會極力反對，AIG才取消了這9000萬美元的付款。
接著，2009年1月，AIG卷土重來。這麼多年來用公眾的錢財不斷支付巨額紅利，已經成為習慣。經過這些年卡薩諾的翻雲覆雨，AIG依然決定支付另外4.5億美元的獎金。給誰呢？給那400個在卡薩諾老班底AIGFP工作的員工，而AIGFP已經肯定行將垮台了。就這樣，用納稅人的錢平均每人110萬美元支付給那群在過去的10多年裡不停地給我們的世界捅出窟窿的人。
“我們需要把這些‘高度專業’的人士留下來”。AIG發言人克裡斯蒂.普萊托在2月初對我說。
“但是，不就是這些‘高度專業’的人士才是主要毀掉你們公司的人嗎？”我問。
普萊托反對我的說法，認為這樣說是不公平的。她說，AIGFP的員工已經被減薪。如果不能夠留住他們，就會進一步降低公司的價值，公司就很難有序運作。
獎金紅利是緊急援助時代更令人憤怒的側面中一抹最刺眼的諷刺。事實是，即使我們的星球已經烈焰熊熊，華爾街階層的一些人還是無法適應不得不搭普通艙的悲劇。“這些人需要的是去巴哈度假，需要水療，需要消遣，”一個參與AIG緊急援助的官員表情嚴肅地說，顯然沒有甚至是半點兒開玩笑的意思，“他們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就干不了工作。”
四、攫取權力
因此，這是華爾街權力攫取的第一步：制造出像信貸違約互換和債務抵押證券這些對於美國失語的普通老百姓來說極其復雜而又難於理解的金融產品——對於聯邦的監管機構，甚至像AIG這樣的大公司的CEO也是一樣——人們忌憚於其復雜性而根本不願意嘗試去理解。這，再同巧妙的政治投資相結合，就使得這個國家首屈一指的銀行家們得以成功躲避金融業內對他們的有效監管。1997年和1998年，是一直導向菲爾.格拉姆的災難性法案通過的年月，也正是這個法案破壞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結果，銀行業、經紀業和保險業花費3.5億美元用於政治獻金和游說。格拉姆本人——那時擔任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在短短5年內就斂財260萬美金。該法案以90票對8票的絕對優勢通過，其中獲得了38名民主黨人的支持，這其中的一些人名可能會讓你感到吃驚：喬.拜登、約翰.凱利、湯姆·達施勒、迪克.德賓，甚至還有約翰.愛德華茲。
這項法案幫助建立了大不可衰的金融巨獸，如花旗集團、AIG 和美國銀行——而且緊接著還幫助這些公司一點點擠垮了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這就使得這些主要的華爾街公司有了更多的金錢和權力來進一步對放松監管的措施進行游說。“我們正在向寡頭壟斷市場的狀態靠近，”美國獨立銀行家協會高管肯尼斯·古安瑟在格拉姆舉措通過之後不無悲哀地說。
2004年，形勢開始朝著放松監管的方向急劇發展，以至於放松監管與否已經無需投票表決。那時，歐盟正威脅要對美國大型投資銀行的海外經營進行更嚴格地監管，除非美國加強對自身銀行的監督。因此，當年4月28日，5大投資銀行聚在一起——在高盛公司總裁、未來的財長漢克·保爾森的協助之下——向當時喬治.布什的證券委員會主席威廉.多納德森游說。威廉原來也是一名投資銀行家。這些銀行很大方地主動同意遵循一些新規則，限制他們過度的風險投資。作為交換，他們要求在借貸方面取消對他們的限制措施。有關新規則的討論只持續了55分鐘，而當時沒有一個主要新聞媒體的代表在那裡記錄和報道這一災難性的決定。
威廉同意了這個建議，而新的規則也足以讓歐盟不再威脅對這5大銀行進行監管。唯一的問題是，無論是威廉還是他的繼任者克裡斯托夫.考克斯，實際上都沒有在銀行監管方面做任何事情。他們任命了一個由7人組成的委員會來監督這5家資產總額超過4萬億美元的公司。但是在考克斯任期的最後一年半裡，這個委員會既沒有主席，也沒有完成任何一次審查。這對銀行來說再好不過了，因為這些銀行最初還在抱怨既要被歐洲監督，也要被證券委員會盯著，結果最後卻沒有任何機構監管他們。
一旦資產要求不復存在，這5家頂級銀行便成了脫韁的野馬，一個猛子首先扎進了那時洶湧澎湃的房地產泡沫中。其中之一的貝爾斯登利用這份自由將自己淹死在抵押貸款的壞賬之中。在2004年的變化和貝爾斯登垮掉的這一小段時間裡，該公司的負債和產權比率從12比1瘋狂飆升至33比1。另一個就是高盛公司，那個時候高盛還比較幸運，因為它的首席執行官漢克·保爾森升任財政部長（由於他加入美國政府而獲得了大約2億美元的延期繳稅額）。
沒有了資金要求的限制，同時又將它的人送入了財政部，高盛也如同華爾街上的其他公司一樣，一頭扎入房地產狂飆之中。盡管2007年它旗下的公司聰明地賣空房地產市場的債券，結果意外地成功賺取110億美金，但是這次成功並不是故事的全部。事實上，在災難性的2008年夏天，高盛的市場投資比率極大——僅僅次於卡薩諾。
高盛公司以在卡薩諾的CDS業務中200億美元的市場投資比率，成了卡薩諾的最大客戶。這就是為什麼高盛總裁勞埃德.布蘭克費恩在9月13號的那個周末同前高盛人漢克.保爾森坐在同一間屋子的原因。當時也正是聯邦政府有可能對AIG進行緊急援助的時候。
當被問到為什麼布蘭克費恩會在那裡時，一名當時參會的政府官員聳了聳肩。“有人可能會說，那是因為高盛在AIGFP的投資組合中占有如此大的投入率，”他說，“你永遠也無法求證，但人們可以猜測。”
市場分析師埃裡克.薩爾茲曼更直率。“如果AIG垮了，”他說，“很可能高盛沒有能力收拾殘局。”對AIG的緊急援助，實際上就是高盛在援助高盛自己。
最終，保爾森走了更遠的一步，提拔另一個原來的高盛人愛德華·裡迪來運營AIG——AIG成了一個馬上就能獲得緊急援助的公司，它的援助部分來自於新創立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而這項計劃由另一名高盛銀行家尼爾·卡什卡裡來管理。
五、回購人
近幾年來，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當他們的住房喪失抵押品贖回權，或者他們因為透支了信用卡債務不得不宣告破產時，政府中沒有任何人來救助他們。但是當高盛公司——一家在經濟蕭條之中，一般員工在去年還能賺35萬多美金的公司——突然之間因為瘋狂地對房地產市場下注而掉入不被監管的保險交易陷阱從而有可能虧損的時候，政府居然立刻就前來彌補窟窿。這就是緊急援助的實質：富有的銀行家緊急援助富有的銀行家，用的卻是納稅人的信用卡。
那些長期隱居華爾街的人，可沒有什麼時間跟大部分社會底層的人們分享信息。因為所有這些都復雜透頂，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倫敦同業拆借利率”是什麼，“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是怎麼運作的，怎樣在一個句子當中使用“零息債券”這個詞才恰當——使用這些特殊語言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來向我們解釋的，相反，他們只會白我們一眼，然後讓我們信任他們。
翻白眼是保爾森主義金融心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情況就是現在不僅是要取消監管機構的監管，提供減稅優惠，或者將一些合同集中給一些相關公司；這實際上是在直接干預經濟，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保全巨型公司的影響力。從實質上說，保爾森利用緊急援助將政府轉化成一個容忍特權存在的巨大的官僚機構，這個機構可以將“毒性”風險社會化，但同時又將受援公司的營利和管理保留在私人的手裡。而且，整個過程都是秘密進行的，隔離了幾乎所有經濟上可能的受損者。
緊急援助某些方面的秘密，甚至到了荒謬的程度。事實上，只要仔細看幾條聯儲每周的公共信息披露，你就會真正明白你的一大筆錢已經永遠消失了。H4報告（即“儲備平衡影響因素”）概括了聯儲每周的活動。你可以在網上找到，而且那也是聯儲唯一告訴世界他們做著的事情。2月18日的那一周，在表格中“回購協議”那一欄下面的數字是零。這是一個重要的數字。
為什麼呢？在危機發生前的日子裡，聯儲曾經通過“回購協議”在公開市場定期購買或出售有價證券，以便控制資金供給。聯儲一般會每周斥資大約250億美元的現金投入市場，購買國庫券、美國的有價證券，甚至是從高盛和摩根大通等機構購買抵押貸款支持下的有價證券。而這些機構則通常會在1到7天內這樣較短的時間裡回購這些證券。這就是聯儲控制利率的最主要機制：購買有價證券，為銀行提供更多借貸資金，這會使得利率下降。將有價債券賣回給銀行則是減少銀行貸出資金的能力，這就會使得利率上升。
如果看一看2007年夏天每周的H4報告，你就會注意到令人警覺的情況。在信貸危機發生之初，大約是在當年的8月左右，聯儲比平時購買了更多的“回購“——大約是330億美元。到了11月底，當私人銀行的儲備已經縮減到令人警覺的低點時，聯儲甚至開始比平時更大量地向經濟注資：480億美元。到了12月下旬，這個數字上升到580億美元；在接下來的3月，就在營救貝爾斯登的時候，回購的數字已經上升到770億美元。在2008年5月1日那一周，這個數字是1150億美元——“現在失控了”，用一位國會助理的話來說。在2008年的其他月份，這些數字保持著相同的水平，聯儲注入了大約1250億美元的短期借款——直到今年年初，突然之間，這個數字下降到一分錢也沒有：零。
這個數字下降到零，是因為聯儲只是突然停止使用像“回購協議”這種相對透明的手段來向私人公司注資了。到2009年年初，一整套全新的政府操作手段出台，將現金注入到美國經濟中，這其中的大部分資金是完全秘密的，而且其名字也是你原來從沒有聽說過的。其中有“定期拍賣工具”“定期證券借貸工具”“一級交易商信貸工具”“商業票據融資工具”，還有一種“資產支持商業票據貨幣市場共同基金融資工具”。另外的措施，還有貨幣市場投資者融資工具，以及三個被稱作梅頓.雷恩I、II、III的工具，這些是用來幫助緊急援助接受方貝爾斯登和AIG的。
當全美其他人和國會中的大部分議員正在為TARP項目撥出的7000億美元而煩擾的時候，所有這些在聯儲裡新被創造出來的操作手段都在悄悄地將數以萬億計而非數以十億計的額度注入到私人公司的手裡（到目前為止至少有3萬億是以借貸的形式支出，同時還有5.7萬多億是以私人投資擔保的形式支出）。雖然從技術層面上來說，這些錢並不是納稅人的，但是它仍然直接影響到了納稅人，因為聯儲的行動影響著整個經濟。聯儲的這種新的秘密行動由於其對經濟的影響而使得TARP計劃蒙上了陰影。
沒有人知道誰得到了這些錢，或者說到底有多少錢消失在美國信貸評級外殼的新漏洞中。而且，沒有人能真的確定這些新機構是否僅僅是暫時性的，或者他們是否是國家給華爾街打造的永久性拐杖，目的就在於從不負責任的貸款機構的分類賬中將那些不良投資全面抽離出來。
“他們應該是臨時性的，”眾議員榮.保羅的助理保羅-馬丁.福斯說，“但我們每6個月左右就會得到通告說他們正在更新。他們只是在悄悄地宣布這一切。”
再沒有比參議員泰德.史蒂文森更可憐的了。他認為，如果國會不喜歡聯儲在沒有任何監管的情況下將數以萬億計的美金交給銀行，那麼國會很顯然有權撤銷聯儲——或者有相關的法律規定。但是當史蒂文森向總審計署詢問國會對聯儲的監督權威在哪裡時，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一個人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模糊不清的法令：1950年的《會計審計法案》。它的相關部分規定，國會對聯儲的審計不可以包括“與貨幣政策相關的審議、決定和行動”。像福斯提到的那樣，這種豁免“基本上包括了一切”。根據這項法令，換句話說，聯儲就是不可能被國會監管的，或者在這方面，不能被任何人監管。
六、勝利者和失敗者
史蒂文森並不是國會中唯一一個被聯儲羞辱的議員。1月，佛羅裡達的眾議員阿蘭·格雷森問聯儲副主席多納德.科恩那些錢都到哪裡去了——那時候只有1.2萬億美元消失了——科恩對著格雷森翻了個典型的白眼，說他“特別猶豫”，不願說出那些名字，因為否則就會使銀行不願意接受那些錢。
“真發生了這種事情嗎？”格雷森問道，“真有人說，‘我們將不拿你們那1000億美元，因為人們會知道這個事實’嗎？”
“我們說了我們不會公開借款機構的名字，所以我們沒做過這個測驗”，科恩回答，對於格雷森的干涉顯然很不高興。
格雷森步步緊逼，要求了解聯儲是基於什麼條款將資金借出去的。據推測整個過程就是涉及購買資產和貸出款額，但是沒有人了解，那些資產是如何被估價的——換句話說，沒有人知道這筆代表納稅人的生意是如何成交的。因此，當格雷森問被購買的資產是否是按照市價標價時——這是一種基於交易日市場彙率將具體價值與資產掛鉤的計算方法——科恩神秘地回答：“有市場價值的資產就按市價標價。”這暗示我們，聯儲購買的信貸互換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進行客觀估價的——他們是在花實實在在的錢來支付無法估價的東西。
“那麼，它們中的哪些是沒有市場價值的？”格雷森問，“哪些是毫無價值的？”
“沒有毫無價值的”，科恩厲聲說。
“那麼為什麼你不按市場價值給它們標價？”格雷森詰問。
“嗯，”科恩嘆了口氣，“我們只能給那些有市場價值的按照市場價格定價。”
實質上，聯儲是在告訴國會別再插手，而是讓那些專家處理這些事情。“這就像是在二手車市場買一輛車卻沒有打開汽車發動機罩，然後說‘我覺得這輛車不錯’，”魯米斯塞萊斯投資公司的分析師丹.福斯說，“銷售人員說，‘不用擔心，相信我。’或許這輛車能把我們載出車行，但能走多遠呢？我們誰也不知道。”
想想國會中相對全面的制約與平衡體系，特別是想想在正常撥款程序中對於預算中每一美元的審核，再想想現在發生在聯儲的一切，那簡直是一種革命性的顛覆——它就像一個擁有比正常聯邦支出高出不知道多少倍預算的影子政府一樣，而它只有一個人大權獨攬，那就是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為了1000萬美元的修正案，我們花無數小時的時間在參議院不停地爭論著，而在那裡對於誰正在獲得這3萬億美元卻沒有經過任何的討論，”參議員伯尼.桑德爾說，“這實在令人費解。”
有人認為華爾街公司不必非得被排除在公共基金接受者行列之外，因為一旦信息公開就會導致投資人的恐慌，從而拋售手中持有的這些公司的債券。但桑德爾不這樣認為。“我猜想如果我們將他們的名字公諸於眾，他們會罷工或采取什麼其他行動”，他沉思並自語道。
而聯儲不是唯一一個參與緊急援助同時又對外保密的機構。財政部也同樣在實施TARP計劃時保持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秘密程度，而這項計劃是在國會的委托之下進行的。直到今天，沒有人確切地知道財政部是以怎樣的標准確定哪些銀行可以獲得緊急援助基金，而哪些又不能得到——特別是在布什指派漢克·保爾森發放第一筆350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時，情況就更是如此。
首筆TARP計劃支付的情況就特別荒謬，以至於當國會監督小組被指定對緊急援助資金進行監督時向保爾森提出質詢：他怎麼決定把錢給誰。財長的回應是——這不是笑話——讓該小組參考TARP計劃網上申請表的紙質版。國會監督小組組長伊麗莎白·沃倫被這個回應搞得啞口無言。
“你相信嗎？”她難以置信地說，“我們真的是一點也沒想到會這樣。”
另一個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國會議員提出了他自己對TARP計劃過程的理解。“我認為實際上，你只要認識漢克·保爾森，你就能得到錢。”他說。
然而，這種愜意的安排再次為大銀行創造了以犧牲小的區域性銀行的方式侵吞主要市場份額的機會。所有那些在花旗、高盛和美國銀行的要人，只要能同保爾森快速搭話，就能立刻得到緊急援助——還記得TARP最初之所以被通過，是因為資金必須立刻，在那一天、那一分鐘，被借出去以便規避緊急情況帶來的風險，而很多小銀行仍然在等待幫助。現在TARP計劃已經實施5個月了，但是有些銀行不僅沒有得到基金，他們甚至連一個有關他們申請的回復電話都沒有接到。
“在銀行業界有一種切實的感覺，那就是上面的人根本不在意小銀行能不能得到援助。”亞利桑那州銀行協會主席譚雅·維勒斯說。
事實上，應該出現的是相反的情況，因為小的地區性銀行對這種令經濟崩潰的掠奪性借貸根本不負有什麼責任。“他們沒有發放次級貸款或者放松信貸，”維勒斯說，“從社區的層面來講，他們更是一種維持基本生計的銀行。”
然而，緊急援助資金的大頭都已進入更大的、所謂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財政部好像在挑選勝利者和失敗者”，國家銀行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
這本身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政治發展。從本質上說，緊急援助加速了地區內社區銀行的衰落，同時促成了龐大的國家競爭對手之政治權力的膨脹。
而當你思考這些的時候，你會覺得這非常荒謬：把我們帶向崩潰邊緣的首先是想創建巨型公司的殘酷本能，同時我們希望通過放松監管的方式，逐漸將海中的小魚喂養在不斷縮小的池塘中的一條條大魚。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本應該慢慢清算這些大不可衰的公司，將他們拆成一個個更容易管理的小公司。可是，聯邦監管機構取消了評級，並采用一種完全秘密的緊急援助程序，雙倍下注於“合並即快樂”的錯誤想法。正是這種思維讓我們走到現在這步田地：創造出一堆在政府控制下的巨型公司，結果它們甚至比政府更大、更難駕馭，全身充滿了風險。
從本質上說，保爾森和他的密友將聯邦政府變成了一個龐大而半透明的控股公司，其資產負債表上包括世界上大到令人恐怖、同時又充滿風險的對衝基金；它擁有決定保險巨頭生死的股份；它還持有對這些遙遙欲墜的巨型銀行的巨額投資；它還在各種汽車-金融公司、學生貸款、其他一些瀕臨倒閉企業身上擁有股份。和AIG一樣，這個聯邦控股公司根本沒有自我審計的機制，並由一些對其子公司日常經營幾乎根本不了解的領導人經營著。
換句話說，正是AIG大聲吆喝的劣質商業模式才幾乎難以置信地蒙騙了大多數人——用蓋特納的話來說，它就是一個與復雜的投資銀行或對衝基金關系緊密的龐大而復雜的全球性公司。而這些投資銀行/對衝基金居然在沒有任何成熟監管的情況下被允許建立起來。在我們的資產負債表上這些垃圾到底占去了多少比重，我們要付出怎樣的代價？租金到底什麼時候到期，什麼時候那些錢會被花光？有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線性譜上，我們到底在什麼位置？字典上有沒有一個名詞來描述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我們仍沉浸在噩夢中遲遲無法醒來。
七、你不明白
這裡真正的問題是，奧巴馬政府能否將金融體系恢復到理性的程度，並且讓一般大眾能夠對此有發言權，或者說新的金融官僚體系是否還是那麼模糊、隱秘和令人絕望的復雜。前景可能不會太妙，因為奧巴馬的財政部長蓋特納就是保爾森緊急援助計劃的設計師之一；作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的蓋特納幫助精心策劃了對高盛有利的AIG緊急援助和秘密的梅登·雷恩計劃，該計劃用於將援助基金集中給瀕臨倒閉公司。更不妙的是，蓋特納本人就是高盛原同僚約翰.泰恩的黨羽。作為美林集團的總裁，泰恩在國家斥資上億美元救助他的公司時，居然支付同樣上億美元獎金，用來挑選前高盛說客馬克·帕特森做他的高級助理。
實際上，蓋特納早期的大部分動作都散發著濃烈的保爾森主義味道。他不斷談及與私人投資方合作創建所謂的“壞賬銀行”以全面消除私人借貸方的壞賬——這種大規模的、不透明的、半私人化的官僚政治行為正是保爾森的專長。蓋特納甚至再次提出了保爾森的一個提議：使用TALF, 這是聯儲的新工具之一，目的是向對衝基金借出少量的錢，讓他們投資給問題銀行，同時保證他們實際獲得高額利潤。
幾乎沒人知道這對納稅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但對衝基金的經理們肯定喜歡這個主意。“這正是金融體系所需要的，”摩根黨成員、現任藍山資本CEO的安德魯.菲爾德斯坦如是說。而很多不經營對衝基金的人就沒有對蓋特納的主意表現出什麼熱情。
雖然金融活動相對復雜，但政治的脈搏就沒有那麼難於把握。通過制造一次緊急危機，而這一危機只有那些精通這套普通人難以理解的復雜語言的人才能解決，華爾街這幫人已經將大多數美國人變成了未來國家政治的局外人。過去在南部邦聯州教奴隸識字就是犯罪，原因在於：知識就是力量。在CDS和CDO的時代，我們中大部分人都是金融文盲。通過使本來已經很復雜的經濟更加復雜，華爾街利用這次危機對我們的政治體制實現了歷史性、革命性的改變——把民主制變成了一個雙層的國家，上一層與金融官僚相接，而底下是毫不知情的消費者。
這次金融危機最令人憤懣的是，有如此多的華爾街人真的認為他們不僅應該得到巨額獎金，享受奢侈的生活，而且他們還應擁有因其錯誤而獲得的可怕的政治權力。當被質疑的時候，他們就開始訴說他們“艱辛”的生活：每周90小時的工作時長、巨大的壓力、失敗的婚姻、糟糕的健康狀況。
“但稍等一下，”你對他們說，“沒人讓你們每周一連8天熬夜，就為了賣空美國汽車業的剩余股或是為了賣出6000億根本無法清償的抵押貸款給沒了工作的人或連鎖快餐店的店員，自己好大賺髒錢。真該好好想想，我們為什麼非要把納稅人的錢給你們？我們為什麼不把你們投入監獄？”
但是在你還沒有說完之前，他們就開始翻白眼了，抱怨你根本沒有弄明白他們的意思。他們這些人為了多賺錢，除了把錢變成錢再也不擅長任何事情；從價值角度講，他們同吸毒者沒有區別。然而，我們整個國家的政治未來就是掌握在這些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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