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中醫師 潘德孚：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
作者：潘德孚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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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西方出現了很多的非主流醫學和醫學異教徒，他們在不斷揭露現代主流醫學的弊病。這些弊病中有涉及社會的，也有涉及醫學本身的，可是，都沒有找中根子。這個根子之一，就是誤身體為生命。因為西方的內科病理學，是以解剖學做基礎的。生病的人死了以後，病理學家就解剖屍體，想從屍體中找出死亡的原因。這樣建立起來的病理學，它“生產”出來的病理學家，會不會找到生病的原因呢？治病要治的是生病的原因，而解剖學解剖的是沒有了生命的屍體，在屍體裡哪能找得到生病的原因？錯誤被商人所利用，醫學本質起了變化：從救人性命變成了害人性命；從幫人健康變成了誤人健康。
這個誤區就是西方醫生罷工，死亡率降低的原因。現在，西方的替代性醫療機構崛起，尤其是在美國，表現更為明顯。 1998年，哈佛大學醫學院作了一次調查，替代性醫療機構的醫療費（營業額）已經超過正規醫院的醫療費。這說明擁有先進設備的、醫療費用可以報銷的美國正規醫院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的信任度，已經低於一直被醫療管理機構官員官員詆毀的、沒有先進設備的、要自掏腰包的替代性醫療機構。為什麼人們寧可自掏腰包找替代性的醫療機構而不願去可報銷的正規醫院？道理就在於他們覺得生命與健康無疑是金錢換不來的。
美國人民已經逐漸明白，他們的正規醫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當醫療成為人們的普遍要求的時候，這種矛盾更顯突出。正如美國伊利諾伊州醫生資格證書委員會主任門德爾松醫學博士說的一樣：“沒有比走進醫生辦公室、診所、醫院更危險的事情了。”人們求醫是為了治病。治病是為使生命健康。現在為了保健康到醫院尋醫生治病，卻成為最危險的事情，這該怎麼解釋呢？關鍵是現代醫學犯了個大錯誤——把身體當做生命。醫學是研究使生命健康的學問，現在卻變成在身體上切切割割的技術，這種概念混淆，層次下降當然會使許多人不死於病而死於醫。
《內經》說：“形者，生之舍也。”“形”，就是指身體；“舍”就是指房子；“生”，就是指生命。形體是生命的房子；生命就像房子裡的顧客。醫生治病把房子東挖西撬，結果是房子給挖破了，顧客不能住就逃走了。這並不是說房子破了就不能修，把破房子修好顧客住得就安穩了。但顧客生病，醫生卻沒事找事，在房子上尋找顧客生病的原因把房子弄壞，害得顧客沒法住。有許多時候西醫的醫生就是這麼幹的。絕大多數的醫生是想把醫療搞好的，可是醫學的內容卻限制了他們。這當然不是醫生的問題，而是醫學病理學的問題。
病理學就是研究活著的、有生命的人生病的道理。西方醫學在屍體上尋找生病的道理的結果，使醫學走錯方向，把生命醫學變成了軀體（屍體）醫學。本文提出“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是為了糾正當前醫學的方向性錯誤——把身體當做生命。關於這個問題，西方醫學歷史中有很多的事例，本文略舉如下：
一、胸線淋巴體質學說
“早在1614年及其後的幾個世紀裡，醫師們認為嬰兒死亡 是由於肥大的胸腺壓迫導致窒息……在1889年，澳大利亞病理學家帕爾陶夫為不明原因的突然死亡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釋。他在解剖屍體時觀察到，不明原因突然死去的各種年齡的人，其胸腺和淋巴組織經常是肥大的，他認為死亡是由於一種全身狀態，它被命名為胸腺淋巴體質。這種解釋獲得很多醫生的承認，因為那時完全不知道胸腺的功能，這種解釋是難以反駁的。直到60年代才知道：對抗一些感染和細胞免疫反應必需有胸腺。它與輸血或移植的反應也有關係。 ”“1907年，美國兒科醫師弗裡蘭德報告：用X線照射成功地治好了一個呼吸困難的病重嬰兒。在X線照片中，這嬰兒的胸腺似乎是很大的。在病人頸胸部照射後再拍攝一張照片，發現胸腺顯著縮小了。嬰兒恢復了健康。這種簡便而似乎無害的療法，很快就被一些權威的醫師們所鼓吹，在美國和加拿大成為流行的療法。美國出版物經常報導嬰兒從胸腺死亡中獲救的故事。這種療法在英國祇得到有限醫生的承認，在歐洲大陸也只有少數醫師應用。在1910~1950年間，幾千名嬰兒接受了X線照射。無疑在照射後胸腺幾乎都縮小，呼吸困難的嬰兒也恢復了健康。一些醫院常規地用X線拍攝每個新生兒的胸部照片，如發現胸腺肥大，進行X線照射，把它作為一項預防措施。 ”1955年，美國醫生辛普森和他的同事提供了一份資料說，他們在1400名曾在嬰兒時接受X線照射的兒童中，發現13例癌症；而在他們的未被照射的同胞1795名中，沒有一例癌症。許多兒科醫生不相信這麼少量的射線會引起癌症，但後來報告的青少年癌症患者幾乎都在嬰幼兒時期接受過X線的照射。“溫舍柏和羅思沃從世界醫學文獻和與27個國家醫院的通訊，收集了704例青少年甲狀腺癌。有兩個事實是明顯的：1.這種病人的數目，從1940年開始急劇增加，到1960年起減少；2.美國的病例80%都有用X線照射胸腺的歷史。其他的病人由於要使扁桃體或咽扁桃體萎縮，都曾用X線或鐳照射。 ”
用X線照射胸腺的方法，到1950年還在做，也就是說，西醫的內科病理學，一直把身體當做生命的。 1950年以後，美國紐約一家癌症研究所發現許多青少年發甲狀腺癌與嬰兒期使用X線照射有關，這才停止了這一種治療方法。從1907年開始，到1950年為止，足足有43年，它逐漸鋪開，成為醫院診斷和治療的普遍施行的方法，受禍患的都是孩子。這些孩子長大後卻診斷出癌症，多少孩子被傷害？
1953年，美國的病理學家、著名的胎兒和新生兒權威波特認為，她從來沒有發現胸腺肥大會壓迫氣管，或引起其他致病作用。 ……觀察力強的兒科醫師們指出，很多呼吸窘迫的幼嬰兒不治療也會痊癒。這是對原來的病理學說完全的否定。可見，胸腺淋巴體質這個講法，完全是由解剖學誤導出來的猜想。這種猜想又變成大規模的治療方法，禍害許多應該健康的人們。
美國完全接受X線照射胸腺的療法，而英國為什麼會抱懷疑態度？這說明美國容易接受“新”方法，而英國人保守性較強。容易接受“新”方法者受害了，保守者受益了。這說明，在醫學中“新”療法不一定就是好東東。現在許多人仰慕醫學中的新科技應用，到美國學習醫療新科技回國的成了教授、專家，將來他們乾著的是有益人們的生命健康的事或者是有害的事，誰知道？苦了的是受騙上當者。
胸腺做什麼用？西醫在1950年前還不知道。曾經被宣傳認為闌尾是無用的退化的器官，最近有報導卻說它也是有用的，是為大腸收集細菌，調整腸內細菌平衡用的。如果大腸中某種細菌缺少，闌尾就可以給它複製出來。但那時候還曾流行一種割闌尾的手術，說是可防止許多體內疾病的發生。
二、內臟下垂與自身中毒論
19世紀，法國醫師格雷納（1848~1920）認為內臟下垂會引起種種疾病，並為此寫了30多篇論文。當時醫學界對此很感興趣，也產生了熱烈的爭論。 1912年有位文獻學家統計，圍繞這個題目發表的論文已超過一千多篇，有人支持，也有人懷疑。在內勝下垂論的基礎上又產生了自身中毒論。當時的西醫用這兩種理論來解釋“沒有食慾、噁心、無力、抑鬱、身體中部疼痛、背痛、失眠和長期生病，這一切加在一起，使人考慮到是一種疾病。常常描寫病人消瘦無力，心境憂鬱，腹部隆起，皮如土色，呼吸急速，且往往不規則。”這種病態被稱為格雷納氏病。格雷納認為，腹內的腸襻內容物太大或過小，腸道在腹腔內痙攣，並且紐結，於是造成了腸停滯。部分梗阻的腸子呼吸了氣體，就失去胃、肝、脾、腎甚至子宮的支持，由於人是直立的，因此腸管就下垂。腸停滯造成腸內容物腐敗，產生毒素。毒素被吸收，導致人的慢性中毒。這種錯誤的理論由英國著名的外籍醫生萊恩發展為自身中毒論。美國、法國都把格雷納氏病改稱為萊恩氏病。萊恩最先把小腸末端與大腸遠端吻合，即迴腸乙狀結腸吻合術（迴腸內容物不必經過漫長的結腸，直接到達乙狀結腸，可以減少自身中毒）。萊恩信念得到著名俄國動物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米契尼可夫的支持，後者認為大腸像闌尾一樣是個退化器官，沒有用處，是人類病痛的根源。 ……他自己和許多人都相信結腸切除術對治療很多病，如十二指腸潰瘍、膀胱疾病、類風濕關節炎、結核病、精神分裂症、高血壓、動脈硬化，以及預防腸道癌症，都是有價值的。他很熟練地做手術，死亡率很低，他做了超過一千次的結腸切除術，經常是在一批批外科醫師熱情地觀摩下進行的。在英國，萊恩的理論被大多數人所懷疑和敵視，但在美國和歐洲大陸卻被很多人接受。結腸切除術是當時經常施行的手術。 ”
三、結紮胸廓內動脈
“有兩種手術是以再血管化（為組織或器官建立新的血液供應）概念為基礎的第一種手術是為了心臟；第二種手術是為了腦子。由於缺乏解剖學和生理學知識，這兩種手術都失敗了。……1936年開始設計了一系列手術，通過人為建立的心臟與周圍組織之間的側支循環，來增加冠狀動脈的血流量。在心臟表面與胸壁肌瓣之間，心與大網膜之間，心與心包膜（心周圍的纖維囊）之間，人工地製造粘連。這種粘連是直接把兩者縫合在一起，或是在心包囊內加入有刺激性的滑石粉。”最初的報告顯示許多病人心絞痛不發作或減輕，但沒有進行臨床對照組的試驗，其真正價值未能肯定。
“50年代，一組意大利外科醫師重新施行胸廓內動脈結紮手術。他們在1955年報告了70例，其中64人生存，而且病情改善。美國費城一組著名心臟外科醫師學習了這個報告，他們結紮了狗的胸廓內動脈後，它的第一支血壓增高，血液經過溝通動脈流入心肌，他們證明了動物實驗效果是令人滿意的，於是就熱情地施行這種手術。他們用少量的狗進行了適當的對照試驗，發現結紮冠狀動脈一條主乾後，同時結紮胸廓內動脈的狗存活較多，不結紮的狗多數死亡。後來，他們為冠狀動脈血流不足、大多數有心絞痛而不能工作的病人進行了一大組（沒有對照組）手術。在一年半內，他們為150名病人做了手術。術後幾個月內大約有三分之二病人完全無心絞痛，或病情顯著改善。”
“這種手術比較簡單，手術死亡率低，少於1%；效果似乎是良好的；而冠心病則是常見的。於是意大利和美國的外科醫師們熱情地應用這種技術，在3年內做可好幾百次手術，其中在醫學雜誌上已報告了456例。其他觀察者肯定了結果是滿意的。不僅大多數病人覺得好轉，而且還能進行日常活動。有些病例手術後心電圖轉為正常。 ”
以上所述的結紮胸廓內動脈的實驗和實踐，有很多數據都科學地證明了這種方法設計和研究實踐無比成功。但後來的人們做了另一個實驗卻使它馬上威信掃地。 “病人隨機地分配在手術組（結紮動脈）和對照組。對照組和手術組同樣做手術，唯一的區別是不結紮動脈，這種叫假手術或外科安慰劑。事前已向參加者們解釋了這個計劃。病人和評價療效的醫師都不知道施什麼手術（雙盲法）。共有35個病人，其中14人是對照組。對照組有10 人顯著好轉，心絞痛不發作，活動能力提高。有幾個人能恢復工作。少數證據顯示心電圖有所改善。這是手術切口的強烈心理效應（或安慰劑效應）。結紮了兩條胸廓內動脈的手術組病人，其效果與對照組同樣良好。可惜，這兩個組的效果都不持久。”
既然，做手術與未做手術的效果完全一樣，這當然證明了手術的無效。醫生沒有治好病，但是，他的治療卻使病人覺得健康恢復了。覺得恢復與真正恢復當然有所不同——經不起時間的檢驗。不過，它卻告訴我們一個不好的消息，這樣做的後果不僅只是病沒治好，而是病人因肢體的損傷而減少了痊癒的百分比。另外，它又向我們彰示一個好的消息：人們單憑他的精神安慰，就能產生難以相信的愈病能力。所以，一切傷害病人精神復原能力的一切診斷或醫療手段，包括語言，都是錯誤的。
四、病灶感染論
“在牙齒、扁桃體或其他部位的局部細菌感染灶，會引起各種常見病的理論，流行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並比其他任何一種概念導致更多不必要的手術。它也造成了很多愚蠢的、不愉快的、有時甚至是有害的醫療實踐。在1910年至1950年間，幾乎所有的醫師都受這種理論的影響，甚至現在醫學界也沒有完全擺脫它的影響。當然，現代醫學教科書只是為了譴責才提到它的名稱。”
病灶感染論的意思是指人身體上有某些受細菌感染的病灶，這裡的病原菌會隨著血液流動，然後定位在某處，如心臟、腎臟等各處，導致許多疾病的發生。
“在1910年至1915年間，美國人比凌和傑出的英國病理學家亨特爾一起，提出了這個似乎很有道理的醫學理論——病灶感染論。比凌的理論受到一位勤奮的細菌學家羅辛橈的支持。
19世紀後半葉，巴斯德和郭霍建立了疾病由細菌引起的理論，隨後鑑定出引起結核病、霍亂、鼠疫、白喉、傷寒和其他傳染病的病原菌，於是導致研究可能引起多種慢性病和不明原因的精神病的病原菌。那時普遍認為大多數疾病的原因，似乎都已經發現了
……
這個理論假定，很多慢性疾病是由於低毒性細菌感染灶（或巢）所引起的。這些毒素進入血流，並侵入身體其他部位。這些慢性感染被假定是疾病的根源。亨特爾於1910年在馬克吉爾大學，用這種輕率的話務員對醫科學生們發表演講：'貧血、胃炎、結腸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發熱、紫癜、各種神經疾病（從精神抑鬱到脊髓的實質病變）、慢性風濕病、腎髒病的最重病例，都起源於或併發於口腔敗血症。 ’
病灶感染論比自身中毒論吸引了更多的鼓吹者和熱心人，在醫學界很受尊敬，並被廣泛地承認。實際上它比自身中毒論更有優勢。結果在北美和英國人口中，一部分人成為多種內科和外科治療的對像。歐洲大陸的醫師們不太受騙。 ”
受騙者為驅除慢性病而進行了各種手術，如拔牙、扁桃體切除、闌尾切除、膽囊摘除、子宮切除、前列腺切除、結腸切除等，“為了治療許多疾病還進行一些內科療法。它包括對咽喉和副鼻竇物以類聚應用抗菌藥（常用銀的化合物），結腸灌洗，以及前列腺按摩。”
病灶感染論使很多人切除了許多有用的器官，導致殘疾甚至死亡。 “在40年代，大多數醫學表單普遍認為，上述治療結果曾經是一場惡夢。不過，它卻不像自身中毒論及其療法那樣受到輿論指責，沒有莫裡哀或肖伯納讓病灶感染論的鼓吹者當眾出醜。”由於以上原因，21世紀的一些中國西醫腎病專家，還在述說某些隱慝性腎炎可能與慢性扁桃體炎有關。
五、通過靜靜增加腦供血量。
“在1944年，美國克利夫蘭一家醫學院的三位醫師，為智力遲鈍、大腦麻痺、驚厥的病人設計了一種向腦皮層增加供血量的新手術手術是在頸右部把頸動脈與頸內靜脈側邊對側邊地吻合起來，在吻合口下方結紮靜脈（靜脈血就不能回流心臟）。動脈血壓高，就把含氧多的動脈血通過吻合口擠進靜脈，再向上進入腦靜脈。他們假定這些這些動脈血也會進入腦的毛細血管，因此會向神經細胞供應更多的氧。他們第二個假定是：病人因腦損傷而造成智力遲鈍、驚厥和大腦麻痺，在腦中有很多生存的但沒有功能的神經細胞，通過這種方式增加血液供應後，有可能使它們復活。”後來發現“原來所說的並發症少和死亡率較低的早期經驗都不能證實。在手術時或術後，有6%病人死亡；一些人病情惡化，發生更多的痙攣，智力遲鈍更嚴重；少數人發生持續的心力衰竭。進一步觀察清楚地揭示：當動脈血到達腦表面的靜脈時，它並不再進入腦毛細血管。它進入了腦左側的互相連通的很多靜脈內，。整個概念是根本錯誤的。這種手術只應用了4年便普遍同意放棄。 ”
六、冰凍治療胃潰瘍
“美國明蘇尼達大學醫學院外科教授瓦金斯夭，他因對腸梗阻問題而名聞世界。1962年1月他在倫敦皇家外科醫師學院發表了著名的演講。他敘述了胃生理學的歷史，並提出消化性潰瘍的新療法——胃冰凍，他相信可以用它來代替胃切除手術。同年春天，他在美國醫學會年會上作了較詳細的、但仍屬初步的報告。四年之前，他已報告胃局部冰凍治療胃出血有效。……這是一種戲劇性的和廣為宣傳的方法；它比較簡單，似乎起作用，而且以一名列前茅著名外科醫師為首的傑出研究組已宣布它有效。使冷卻液循環流動的胃冰凍機，已成為世界各國很多醫院的必要設備。……上述研究結果，使胃冰凍在應用幾年內就放棄了。胃冰凍有嚴重的並發症，雖然是很少見的。它所聲稱的好處沒有被證實。”（以上材料都來自：《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美]愛德華•蘭伯特著，劉經棠、朱正芳譯，廣東科技出版社，1982年8月）
七、幾點經驗教訓：
（一）時空背景
以上所述的時間，差不多都發生在上個世紀初至60年代，也是中國人全面確定中國文化的高峰時期。當時，中國文化界的所有頭面人物，幾乎全都認為中國必須全盤西化，這樣才叫做革命。殊不知恰恰在醫學、醫療文化上，西方的醫學文化，尤其是內科醫學，它們還在襁褓之中，像一個哇哇學語的小孩，不是這樣錯就是那樣錯。我們卻總是把這些當寶貝。當西方發現錯誤正在想方設法改正，我們卻抱回來當真理。
為什麼說西方發現錯誤後要想方設法改正呢？因為，西方醫學與中國的不同，是一種市場醫學；而中國的醫學一直沒進入市場——中國還沒有市場。醫學與市場，歷來是不相容的。因為，市場是賺錢的，醫學是用錢的；醫學是要命不要錢的，市場是要錢不要命的。醫學一進入市場，也就變成要錢不要命的了。這才有穿白袍的黑心人之說。醫學與市場結合後，發現錯誤要改正是很困難的，這叫做既成事實。例如醫學就會造成一個既成事實的得益集團。它們控制了權力，就會用權力排擠影響它們利益的一切勢力。政客們要拉選票不願意得罪這個勢力龐大的集團。美國70年代宣布治癌失敗，圍繞著治癌而產生的利益集團必然會阻止這個消息的傳播。美國到1995年，癌症患者的死亡率才開始按1.2%的幅度減少，時間差了25年。十幾年後才減少13%。西方在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批判的病灶感染論，我國醫學界的一些專家至今還在販賣。這不是說明醫學上了市場後改正的困難嗎？
（二）西醫內科治療學錯誤的根子是把身體當生命
醫學的本意是通過醫療維護生命健康。醫療是醫學的實踐行為。醫療實踐的結果可以證明醫學研究的是非。但醫學研究的基礎卻決定醫療實踐的成敗。現代醫學以屍體為病理基礎，人死後在屍體上尋找死亡的原因，找出某些異常的地方。死亡本是生命信息運行的終止，病理學家學家到了身體上某個器官的變化或者損壞，就猜測是這些地方造成死亡並提出一個相應的概念。以後，便有一些醫生利用實踐所得證明這個概念的正確，推而廣之。於是就拿生病的人做治療實驗，結果是許多生命失去，有的人則損害了健康。西醫的病理學家，幾乎都是解剖學家和外科醫生，很多治療內科病的方法，都是由這些人提出來的。解剖學固然是一門科學，它是研究人體結構的科學，不能完全替代醫學。
也許有人會問：這不是說明軀體與生命是一致的，不可分的嗎？誤解正在這裡。軀體猶如電腦硬件，生命就像電腦軟件。電腦的活動靠軟件的運行而得以活著。病毒傷害軟件使電腦“生病”，病毒使電腦死機，你用解剖電腦的硬件能查得到生病的原因嗎？對電腦來說，是軟件生病，不是硬件生病；對人來說，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
上個世紀的30年代到50年代，西方大學講堂中已經對上述的一些治療方法進行批判，但是由於沒有認識到它的根子是在屍體上尋找生病的原因，把解剖學當做內科醫學的基礎，把生命當做身體，犯的是方向性錯誤。這一根本原理沒有解決，批判有什麼用呢？
錯誤一次次發生，卻沒有人知道這失敗的總根子為何——把身體當作生命。迄今為止，西醫的病理學家仍然還是以身體為生命。所以，進入西醫院校學習的學生，仍把解剖學當做基礎課程，而不知道解剖學只能作為外科醫生手術的指導，而不能成為醫學內科的病理依據。可以這生認為：你到醫院裡檢查，醫生告訴你的，基本上是生病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因此，醫生治療的目標是結果而不是原因。試想：治病治結果不治原因，能治好病嗎？
（三）外科醫生是技師，不是醫生
本文在上面所提到的弗裡蘭德、萊恩、比棱、亨特爾、麥金斯夭等都是很有才能、很有責任心的外科醫生。他們在醫學界的業績，使人們不能不對他表示尊敬。但是，人們並沒有分清這是他的技術好，而不是他的醫學水平高。技術是手上的技巧，醫學是生命的學問。可見，西方醫學界並沒有把這兩個概念搞清楚。萊恩自己也一樣沒有搞明白。所以，外科醫生本應稱為技師，不應稱為醫師。如果做當時就能這麼做，萊恩也就不會提出自身中毒論了。
醫學是研究維護生命健康的學問；醫療是使用某種技能進行醫護的操作。我們也應該把醫師與技師分清楚：醫師是為病人策劃打好一場戰勝疾病戰爭的策劃師；技師是進行某種實際操作技術的師傅。醫師要用的是頭腦；技師要用的是雙手。 2008年11月，我在原創中醫復興論壇上曾經講到，外科醫生不應稱為醫生，應稱為技師。這是有根據的。從歷史上看，國外流行過幾種失敗的治病理論與某些技術，都是由外科醫生提出來的，應用於治療內科疾病，結果無不以大失敗告終。這些波及全世界的醫療失敗都意味著無數生命的損失。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人們卻不知道它的根源出在概念上，就是把技師當做醫師。
（四）按病名用藥，是刻舟求劍的愚蠢行為
一個世紀前，中國人生了病，請醫生看病，很少有病人會問醫生他生的是什麼病。因為，中醫只根據“證”來治病的，用不著病名。中醫的這種方法叫辨證論治，只是醫生會懂、會用，病人不會懂，也不會用。上個世紀，西醫進入我國，帶來了用病名治病的方法：得什麼病名用什麼藥，有規定的藥物名稱和數量，當醫生的方便——照規定處方，做病人的也能聽得懂，這不是很科學嗎？西方科學的要求是定性、定量。這種西醫按病名治病的方法既能定性，又能定量，不是很科學了嗎？
但是，生命無法定性定量。因為，生命是動態的，時時刻刻在變的，定性定量的死板是不宜於治生命生的病，例如上午病人發熱、流鼻水打噴嚏，你覺得是感冒，用感冒藥。但是到下午，病人可能變成了肺炎。因為，病人得的是麻疹，你錯用了退熱藥，病情就變得嚴重了。有的病人發熱，看起來很嚴重，下午出了汗就自然痊癒了。如果你用藥，反而可能重起來。因為藥進入人體，也是一種有毒的東西，病人自衛能力進行解毒，就有可能提高體溫，增強代謝能力。這不是錯用藥的結果嗎？
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實踐，用病名治病的西醫，並沒有顯示它的科學優勢：許多有病名的病，無藥可用；有病名，有規定的藥物，卻用之不會好；更多的是許多病無法叫出病名，只能叫做綜合徵——無藥可治。而且，綜合徵越來越多，好些能叫出病名的病，也變成了綜合徵了——也就是被認為能治的病，變成了不可治之病了。
原來病名是西方外科醫學的產物。西方醫學先發展起來的是外科。外科需要病名是為做手術服務的。做手術需要界限清楚，外科刀才不會劃錯地方。後來西方醫學發展了內科，就把病名這個條件也帶到內科來。外科發展起來只是技術，也就是只能在軀體上切切割割。內科卻完全不同，它是被生命主宰著的。一處生病，全身關聯。這叫做疾病的整體性，不能用外科手術來解決的。內科疾病是生命活動而產生的疾病，不是只要了解身體結構就可以當醫生的。首先必須研究有關生命的種種問題，例如生命的起源、生病的原因等等問題。還必須理解生命是個整體，不能“分而治之”。
（五）西醫與中醫各有所長，只是層次不同
解剖學是一門研究人體結構的學問，只能教育學生認識人的身體，只能使他們學會切割人身體某些部位的技術，卻沒有教學生認識生命。不認識生命的醫生去治病，不危險才怪呢！他們把病灶認為是生病的原因，以為只要切除掉病灶就能治癒疾病，把這種方法叫做“除根術”，受騙上當的人還真不少。這句話本來有明顯的錯誤，但沒一個人質疑。這又是什麼道理？何斌輝先生以顯意識與潛意識的相互作用已經做了說明。你的顯意識天天接觸這些謊話，就由顯意識不斷地進入潛意識，就身不由己了。恐怖分子引爆自己與先進國家的老百姓同歸於盡，他們為什麼不想一想這種本就是毫無意義的事，卻一定要這麼做道理何在？就在於他們自幼就給灌輸了復仇主義的教育。
是人，就需要健康。有生命的，稱為人。如果人失去了生命，就不能再稱為人，而成為屍體了。因此，是生命需要健康，不是身體需要健康。這一點，許多人沒有搞清楚，所以，大家都說身體健康，而沒有聽人說生命健康。這一個誤區，也就造成了現在的醫療誤區：把身體當做生命了。
中國的中醫學，是一種模糊的醫學；西方的醫學是一種清晰的醫學。模糊的醫學是以研究生命做基礎的；清晰的醫學是以研究身體做基礎的。生命是一個從小到大，到衰老死亡的過程，永遠是動態的，看不見，摸不著，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所以是模糊的；身體可以度量，有多大，多高，多重，都可以測得到，可以越分越細，所以是清晰的。
學中醫，要讀《內經》，《內經》是一部研究生命學問的書。學西醫，要學解剖學，解剖學是論述身體結構的書。這種書是用來指導做手術的技術的。所以，學中醫，是用來治生命生病的學問；學西醫，是用來學習在身體上做手術的外科技術。研究生命的學問要使用的是邏輯推理；外科技術則是靠熟練而得到的手工技巧。這是各有所長，只是層次高低不同。
西醫的內科治療，沒有一種療法不始自個案的。例如弗裡蘭德的胸腺肥大照射治療，發表的是個案。我們的中醫學術界在強調中醫學西醫，連醫學論文發表也要求使用西醫的格式。中醫治好了病，也要求用西醫的病名，要求有分型分類的統計數字。個案就不能發表。生命是個體的，個體便各有特異性，不同的人沒有同樣的病。這說明，中醫的學術界也中了病名的圈套。其實，不是西醫消滅中醫，中醫的學術界就在消滅著中醫呢！
（六）嚴重的問題是我們沒有發現醫學誤入歧途
100年前，法國科學院院長弗朗科伊斯•馬根迪教授說：“如果連一個可以遵循的正確的生理原則都沒有，那麼我們就不再奇怪自己需要行醫成功的可悲心理了。無論這會多麼痛苦地刺傷我們的虛榮心，我都要毫不遲疑地宣布：我們完全忽視了引起疾病的生理障礙的實質，以致不會考慮產生更好療效的方法。我們應該把病人交給大自然去治療，可實際上，我們經常是硬著頭皮去行醫，根本不知道自己行醫的原因和合理性；我們正面目一個巨大的危險：行醫加速了病人的死亡。”（《現代醫療批判》第130~131頁）
英國的Vernon Coleman說：“最有可能殺害你的，不是你的家人、朋友或者某個劫匪、盜賊、醉酒的司機，而是你的醫生。”（《別讓醫生殺死你•導言》朱毅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2月）
醫學的一大特點是治療錯誤治死了人從不承認錯誤的。因為有兩個原因：一是人本來就是會死的，病死和治死是很難分清楚的，醫生負不起治死人的責任；二是社會需要醫學，醫學需要醫療實踐，沒有實踐就不能提高，因此，也就只能允許醫學犯錯誤。但是，現在已經進入一個醫療化的時代，也就是醫療普及的時代，醫學的錯誤就變成不可容忍了。
醫療沒有普及的時候，看病的人少，我們覺不到這種錯誤的嚴重性；當醫療成為人們普遍需要的時候，這種錯誤才會突顯而引起注意。很多內科病本是不需要治療的，按現在主流醫學（西醫）的治療水平，熬熬過要比用藥治療好得多。例如發熱，普遍的是不加以治療都能自愈；而加以治療反容易造成變症而難愈。西方現在提出疾病前驅期這個概念，就是指發熱頭幾天病人得的是什麼病還不知道，就不應加以治療。這樣的實踐證明其結果比以前進行退熱、消炎的效果要好。許多發熱的患者，因打了退熱針，或用了強的鬆而使病情變得複雜難治。有的發熱因醫生使用了創傷性的檢查，減弱了病人對疾病的抵抗力而使病情增重而久久不愈。所以，很多時候醫生在幫倒忙。這不僅是指西醫，許多中醫亦因沒有學好醫療知識，使用了錯誤的治療方法，把病治壞了的，《傷寒論》的太陽病條文中就曾舉過很多例子。
羅斯先生說：“所有錯誤中最嚴重的錯誤是，醫學界至今沒有發現自己誤入了歧途，醫學仍遵循疾病——治療的思維方向，而不是生活方式——健康的思維方向。”這種方向性的錯誤，就導致手術亂用而對生命一無所知，因此造成人為的傷害。使許多人不死於病而死於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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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28日
不能用謠言支持轉基因主糧
張宏良：不能用謠言支持轉基因主糧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2-25
http://www.wyzxsx.com
張宏良
謾罵、謠言和專制，已經成為眼下強制推行轉基因主糧的基本手段。用謠言來支持轉基因主糧，已成為一些無良學者的主要特徵，在所有謠言中，最大的謠言就是所謂進口轉基因大豆勝過國產（非轉基因大豆）。感謝《21世紀經濟報導》的文章及時澄清了這個謠言。讓世人知道了目前煉油廠用的進口大豆和國產大豆，都是轉基因大豆，進口大豆的價格優勢不是因為種子優勢，而是因為規模種植。國人應該感謝並記住《21世紀經濟報導》的文章，是他們的及時報導粉碎了那些人利用人們不了解真實狀況而製造的謠言。
讓人不明白的是，迄今為止，並沒有任何一個生物學家和基因專家，聲稱轉基因糧食具有產量優勢，而製造這些謠言並且破口大罵的，恰恰是那些應該知道中國大豆是如何陷落的財經專業人士。 10年前中美WTO協議規定，中國國有企業必須退出大豆貿易。記得當時看著美國大使館當天散發的中美WTO協議大綱，無論如何也不明白，為什麼中美兩個大國的WTO協議，要加進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大豆品種。今天我們才知道，那完全是控制中國農業的一場預演。中國國有企業退出大豆貿易後，分散的個體農戶根本不是美國大農場的對手，即使採用相同種子，產量仍然只有美國大豆產量的60%，自然競爭不過美國大豆。不過，單憑這一點還不足以控制中國大豆行業，美國採用的方法是從大豆加工環節入手，通過操縱國際大豆價格和腐敗手段打垮了中國大豆加工企業，在控制了中國大豆貿易和加工環節之後，才又反過來利用大豆貿易和加工環節控制了大豆生產，進而完成了對中國大豆行業的全面壟斷。任何一個大豆行業的管理人員，任何一個大豆煉油廠的經理，甚至東北任何一個鄉鎮長，都十分熟悉中國大豆陷落的全部過程，這與轉基因種子沒有任何關係。如果一定要追究國產大豆被外國控制的原因，那就是個體承包，就是大豆貿易和加工的私有化。所以，今天大豆行業所有權威和專家一致認為，國產大豆要想翻身只有依靠規模種植這一條路。
包括那些支持轉基因主糧的生物學家都承認，在糧食增產的所有因素中，轉基因種子並不具有明顯作用。
既然明明知道這些基本事實，為什麼還要造謠？難道現在撈得還不夠嗎？究竟要撈到多少時才能講一句良心話！在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當今叢林社會，為了登堂入室賺錢發財，甘當資本或其他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已成為社會普遍現像，並非是哪個人的個人品行問題，對此大家能夠理解。但是任何事情總得有個限度，在事關13億國民生命安全問題上，在除中國之外的世界所有國家都極其謹慎的情況下，要求我們國家也謹慎一些，先不要搞轉基因主糧，可以在其它農作物品種上試驗，怎麼就引起了你們這些“溫和改良人士”那麼大的仇恨，居然不顧身份地破口大罵！
從開始到現在，在所有人的所有文章和給所有部門的所有建議中，僅僅是要求延緩種植轉基因主糧——大家一定要注意僅僅是指水稻和玉米這兩個國民主糧，而不是一般的糧食品種。允許在其他品種發展就是為了研究發展轉基因技術，暫緩種植轉基因主糧，是因為沒有必要拿全民族冒險。可是這些無良文人故意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硬是造謠說反對立刻種植轉基因主糧，就是反對轉基因技術。此前我們一直反復強調，反對者僅僅是反對用全體國民的主糧去冒險，並不反對發展轉基因技術，不僅不反對，甚至百分之百地支持發展生物產業和基因產業，如同百分之百地支持發展核技術，但是反對在天安門廣場試驗原子彈一樣。按照這些人強調的所謂“科學素養”，不可能不了解反對者的真實觀點和實際立場，故意把對方反對的明顯荒謬觀點強加到對方頭上，故意把謠言變成對方的觀點，故意妖魔化對方的觀點和立場，除了證明你們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其它任何解釋了。
難道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且是你們所在的民族——真的就抵不上你們那點兒蠅頭小利嗎？
中國農業正在重演中國大豆的悲劇，知情者無不悲憤憂慮，你們卻為了一點兒私利，在嘻嘻哈哈地嬉笑怒罵，不顧事實地妖言惑眾。如同中國大豆在貿易和加工被控制後陷落的情景一樣，最近幾年世界四大跨國糧商在中國糧儲業和加工業不斷攻城略地，在以合資和獨資方式控制了中國糧儲業和加工業之後，開始推廣轉基因主糧。從商業教科書的角度講，這是十分完美的商戰案例，但是從中國角度看，這卻是十分可怕農業戰爭。即便是從純粹市場競爭的角度，作為一個中國人，也應該提醒自己的祖國保持警惕和進行相應準備，怎麼現在誰提醒國家注意，誰就成為你們這些中國學者撕咬的對像？為什麼你們生為中國人，吃的是中國的飯，喝的是中國的水，包括現在賺的也是中國的錢，卻總是把槍口對準中國人？卻總是在背後對同胞開槍？難道這就是你們的西式民主？這就是你們的文明進步？
這些無良學者製造的另一個謠言，就是美國、加拿大轉基因糧食超過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互聯網時代，在中美兩國之間一個電子郵件只需幾秒鐘的信息時代，你們都敢如此造謠，可見利令智昏到了何等程度！真是讓人不明白，咱中國學者乾嘛一定要低賤到這種程度，別人給一點兒小錢就連祖宗帶子孫一塊兒出賣！美國的轉基因玉米主要是用來做工業酒精和飼料，很少能夠到達美國人的餐桌上。雖然美國法律沒有規定轉基因食品必須貼有標識，但是各個食品商家為了維護自身品牌和市場分額，無一不對非轉基因食品標識為“有機食品”，所謂“有機食品”就是天然食品。由於美國食品價格極其便宜，所以大家都選擇“有機食品”，轉基因食品極其罕見。說白了，美國人生產轉基因玉米，就是給機器吃，給動物吃，還有就是出口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吃。不錯，山東壽光縣作為出口日本的蔬菜基地，基本上都採用進口種子，但是其中卻沒有一粒轉基因種子，因為日本政府對中國轉基因食品的警惕性，甚至不亞於對中國原子彈的警惕性。你們為什麼要故意歪曲這些真實情況，精心策劃謠言來欺騙中國老百姓？咱中國老百姓憑啥就這樣點兒背，人家白種人發明了轉基因糧食讓我們吃，我們暫時不想吃（僅僅是暫時），白種人還沒有說什麼，我們中國的學者率先破口大罵起來，大罵不想吃轉基因糧食就是“民粹”。
所謂種植轉基因主糧後，老百姓仍然可以自由選擇吃與不吃，更是惡意欺騙。一旦主糧實現轉基因化，非轉基因糧食價格會隨即暴漲成為天價，老百姓如何能夠買得起？不能因為到時候你們能夠買得起非轉基因食品，就拿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墊背吧！不能因為你們自己有條件選擇不吃轉基因食品，就不管老百姓死活吧？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是老百姓死活與你們沒有關係，你們沒有必要管老百姓死活，但是，至少也應該保持旁觀立場，不應該再上前落井下石吧！
其實，經過你們這一折騰，反倒使全國人民看清了你們的真實面孔。如果你們是處於好心辦好事，就不會如此偷偷摸摸，就不會如此手段卑鄙，就不會如此出言惡毒。水稻和玉米是中國人的主糧，如此天大事情不僅不向全國人民公開，反倒參雜在一百多項無關緊要的項目中，放到一個訪問量極低的專業網站上。被發現後又對反對者惡毒攻擊、破口大罵，編造謠言欺騙全國人民，欺騙全國人大，欺騙黨中央。中央一號文件講得很清楚，是要求“在科學評估、依法管理基礎上，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含義十分明確：一是要科學評估，二是要依法管理，三是沒要求國民主糧轉基因。可是你們的“科學評估”，就是餵了8天小白鼠；你們的“依法管理”，就是對全國人大封鎖消息，致使法律一片空白，下令撤掉所有反對轉基因的文章，在兩會閉幕之後再討論轉基因主糧，全國人大是立法機構，會議結束以後再討論還如何立法；更可惡的是你們居然偽造中央文件內容，中央一號文件中沒有一個字說要搞轉基因主糧，可是你們這幫狗男女卻上下一起高呼是“皇帝詔曰”。如果不是有反對聲音，至今黨中央和全國人大都不知道全國已經搞起了轉基因主糧。
就是因為反對聲音，讓全國人民、全國人大和黨中央注意到了你們的暗中勾當，你們才惱羞成怒、破口大罵，痛罵延緩種植轉基因主糧就是什麼“民粹”！或許很多老百姓還不知道什麼叫“民粹”，所謂民粹就是唯民是從，唯民為大，其他所有人都要服從於人民，人民是這個社會唯一的老子、唯一的爹，這就是民粹。在當今中國，估計稍有人類良知的人提起民粹這個概念都會臉紅，請問世界上還有比中國老百姓活得再人不人、鬼不鬼的了嗎？中國老百姓都被折騰成這付德行了，還破口大罵什麼“民粹”！你們還要不要臉，還有沒有絲毫羞恥之心！難道一定要吃西方人餵豬都不放心的轉基因糧食，才不是民粹嗎？除了中國之外，當今世界所有國家都不種植轉基因主糧，難道這所有國家都是民粹？中華網民意調查顯示，97%以上的老百姓都反對轉基因主糧，難道他們都是民粹？
請問你們，那要怎麼樣才不是民粹，是不是只要反對你們這幫狗男女的男盜女娼，就都屬於民粹？
附：《21世紀經濟報導文章》
進口大豆入侵致黑龍江豆企大規模停產
轉自：21世紀經濟報導 記者：楊顥
“我們從1月底就開始停產，已經一個月了。”2月23日，黑龍江大豆壓榨龍頭企業陽霖油脂總經理劉玉霖告訴本報記者。
在黑龍江這個中國大豆的“最後堡壘”，停產的，並不止陽霖一家。來自黑龍江大豆協會的消息稱，目前，黑龍江幾乎所有的大豆加工企業均已停產。
加工企業的停產，直接導致大豆積壓。全中國的大豆產量(1600萬噸)，約有一半出自黑龍江。據悉，目前當地約有一半的大豆滯留在農民手中。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進口大豆又一次的大規模入侵。海關總署2月10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10年1月，中國進口大豆408萬噸，較2009年同期的303萬噸增長了34.5%。儘管這個數據已較2009年12月減少了14.6%，但仍為第五個歷史月度高位。
劉玉霖稱，黑龍江大豆加工企業集體停產原因有兩個，一方面是春節期間銷售不景氣，另一方面，則由於南方進口大豆的低價衝擊。 “相比進口大豆，加工1噸國產大豆就要虧70-80元，更談不上什麼利潤了。”劉玉霖很無奈。
中國大豆產業整個產業鏈，正在遭遇來自全球的壓力。而這樣的狀況，至今已經持續兩年。
在種植環節，國產大豆已被低價進口大豆全面攻陷，進口大豆佔中國大豆消費量的70%。而在加工環節，中國70%左右的大豆壓榨企業，已經由國際大豆產業五大巨頭ADM、邦基、嘉吉、路易達孚和豐益等外資控股或參股。在剩餘30%中，中堅力量便是黑龍江的壓榨企業。
在中國本土最大的大豆壓榨企業九三糧油董事長田仁禮眼裡，中國大豆產業問題不僅是種植業的問題，更是農業政策問題，資本市場問題，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宏觀經濟策略問題。
窮則思變。近年來，中國大豆產業協會與黑龍江大豆協會，一直在就振興國產大豆產業一事向有關部門獻計獻策。中國大豆產業協會專職副會長劉登高告訴記者，目前，協會還有一系列的建議和方案尚在討論之中。而黑龍江大豆協會負責人亦稱，在春節前，該協會已將相關方案上報。
面對來自全球的對手，中國大豆產業即將投入一場不能迴避的“保衛戰”。
全產業鏈被動
“現在，外資控股和參股了國內70%的大豆加工企業，國內大豆加工能力已經達到9000萬噸，但實際需求只有4000萬噸，嚴重過剩，而且基本都集中在沿海進口大豆加工企業中。這對整個行業的安全造成了威脅！”上述黑龍江大豆協會負責人表示。
而據劉玉霖介紹，伴隨進口大豆價格的走低，國產大豆加工企業從2008年開始就陷入虧損和停產的境地，這一狀況持續到今年。 “今年還得虧！”
但在黑龍江大豆協會人士看來，加工行業的劣勢僅僅是整個大豆產業鏈中的一環。 “從種植、加工、貿易，乃至科研、信息等大豆產業各個環節，與外資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
以種植為例，就存在國產大豆(即“非轉基因大豆”)與進口大豆(即“轉基因大豆”)的對抗。目前看來，進口大豆佔有絕對優勢。該人士認為，這主要因為進口大豆在產量方面佔優，一般單產均在370斤/畝左右，國內的平均水平為230斤/畝。高產直接帶來價格的優勢。
價格的差距帶來貿易的差距。近幾年，中國大豆進口量一直呈上升態勢。 2008年，中國進口大豆3744萬噸，2009年，這一數字則為4255萬噸，創歷史最高紀錄，2010年仍將在4000萬噸以上。
“如此大的進口量，必然是我們受制於人。”據悉，2008年用於榨油的大豆中，僅有5%的原料來自國產大豆，其餘95%均是進口大豆。
在這位人士看來，在品牌、信息、科研以及資本運作方面，中國大豆產業均有待提高。 “現在，大豆價格走勢都以美國農業部的報告為準，我們根本沒有話語權！”
求解“規模化”
在此之前，國家對於國產大豆的扶持政策，主要包括良種補貼、直補以及收儲等。但在陽霖油脂等企業看來，相比進口大豆價格的優勢，補貼的作用仍然微乎其微。
如何提高國產大豆的地位？在上述黑龍江大豆協會負責人看來，國家應該出台一系列“組合拳”，涉及到從種植到科研的整個產業鏈。
“以種植環節為例，在畝產230斤和370斤之間，就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國家應該出台政策加以鼓勵和引導。事實上，我們也有這個能力。目前，黑龍江墾區的畝產已經達到370斤/畝，不過，這只佔黑龍江大豆產量的20%。”田仁禮也表示，大豆的單產水平，主要取決於規模化，而絕對不是是否應用轉基因技術。
事實上，從2009年開始，中國大豆產業協會便開始推動“大豆規模化種植”。為改變“農戶一盤散沙，企業孤軍奮戰”的落後產業機制，發揮合作社作用，形成以共同利益為紐帶、大豆產業持續發展的新體系，被視為振興我國大豆產業的新路子。
2009年下半年，中國大豆協會已先後在內蒙古、黑龍江等地確定了相關試點。據劉登高透露，今年的試點工作如何進行“尚待討論”。
攘外、安內
進口大豆對於國產大豆的衝擊，很大程度上與跨國糧商的滲透密不可分。它們是進口大豆的主要引入者。
在田仁禮看來，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雖然促進了中國大豆產業的發展，但是，總體來看，“在涉農產業引進跨國糧商弊多利少”。
在他看來，跨國糧商並不能帶來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中國壓榨企業所採用的工藝設備並不比外資企業差。 “至於說跨國糧商對國際貿易風險有更好的控制能力，正是跨國糧商所要獨占的優勢，這一環節產生的操控手法和利潤，外資決不會讓給中國企業。”
“外資滲透國內產業已經十幾年了，要希望在短時間綜合解決，肯定不可能。但只要政策對路，有一些連環組合拳，我相信，幾年之內，國產大豆產業劣勢問題，就能夠迎刃而解！”前述黑龍江大豆協會負責人表示。
這位人士還表示，國產大豆產業的一個根本問題還在於，自身沒有形成合力，行業協會的作用沒有得到發揮。
“就整個產業來說，主管部門整體脫節，生產由農委負責，加工由發改委負責，銷售則歸工商……而前述整個產業鏈問題的解決，需要的是這些部門的合作”。在他看來，市場經濟下，協會應該是最好的牽頭協調方。 “但現在的狀況是，誰都可以不理我們，我們對誰也都約束不了，整個產業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
“我們希望，各部門能對目前大豆產業面臨的問題真真正正進行研究解決，更加有針對性地落實。”這位人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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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良
謾罵、謠言和專制，已經成為眼下強制推行轉基因主糧的基本手段。用謠言來支持轉基因主糧，已成為一些無良學者的主要特徵，在所有謠言中，最大的謠言就是所謂進口轉基因大豆勝過國產（非轉基因大豆）。感謝《21世紀經濟報導》的文章及時澄清了這個謠言。讓世人知道了目前煉油廠用的進口大豆和國產大豆，都是轉基因大豆，進口大豆的價格優勢不是因為種子優勢，而是因為規模種植。國人應該感謝並記住《21世紀經濟報導》的文章，是他們的及時報導粉碎了那些人利用人們不了解真實狀況而製造的謠言。
讓人不明白的是，迄今為止，並沒有任何一個生物學家和基因專家，聲稱轉基因糧食具有產量優勢，而製造這些謠言並且破口大罵的，恰恰是那些應該知道中國大豆是如何陷落的財經專業人士。 10年前中美WTO協議規定，中國國有企業必須退出大豆貿易。記得當時看著美國大使館當天散發的中美WTO協議大綱，無論如何也不明白，為什麼中美兩個大國的WTO協議，要加進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大豆品種。今天我們才知道，那完全是控制中國農業的一場預演。中國國有企業退出大豆貿易後，分散的個體農戶根本不是美國大農場的對手，即使採用相同種子，產量仍然只有美國大豆產量的60%，自然競爭不過美國大豆。不過，單憑這一點還不足以控制中國大豆行業，美國採用的方法是從大豆加工環節入手，通過操縱國際大豆價格和腐敗手段打垮了中國大豆加工企業，在控制了中國大豆貿易和加工環節之後，才又反過來利用大豆貿易和加工環節控制了大豆生產，進而完成了對中國大豆行業的全面壟斷。任何一個大豆行業的管理人員，任何一個大豆煉油廠的經理，甚至東北任何一個鄉鎮長，都十分熟悉中國大豆陷落的全部過程，這與轉基因種子沒有任何關係。如果一定要追究國產大豆被外國控制的原因，那就是個體承包，就是大豆貿易和加工的私有化。所以，今天大豆行業所有權威和專家一致認為，國產大豆要想翻身只有依靠規模種植這一條路。
包括那些支持轉基因主糧的生物學家都承認，在糧食增產的所有因素中，轉基因種子並不具有明顯作用。
既然明明知道這些基本事實，為什麼還要造謠？難道現在撈得還不夠嗎？究竟要撈到多少時才能講一句良心話！在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當今叢林社會，為了登堂入室賺錢發財，甘當資本或其他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已成為社會普遍現像，並非是哪個人的個人品行問題，對此大家能夠理解。但是任何事情總得有個限度，在事關13億國民生命安全問題上，在除中國之外的世界所有國家都極其謹慎的情況下，要求我們國家也謹慎一些，先不要搞轉基因主糧，可以在其它農作物品種上試驗，怎麼就引起了你們這些“溫和改良人士”那麼大的仇恨，居然不顧身份地破口大罵！
從開始到現在，在所有人的所有文章和給所有部門的所有建議中，僅僅是要求延緩種植轉基因主糧——大家一定要注意僅僅是指水稻和玉米這兩個國民主糧，而不是一般的糧食品種。允許在其他品種發展就是為了研究發展轉基因技術，暫緩種植轉基因主糧，是因為沒有必要拿全民族冒險。可是這些無良文人故意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硬是造謠說反對立刻種植轉基因主糧，就是反對轉基因技術。此前我們一直反復強調，反對者僅僅是反對用全體國民的主糧去冒險，並不反對發展轉基因技術，不僅不反對，甚至百分之百地支持發展生物產業和基因產業，如同百分之百地支持發展核技術，但是反對在天安門廣場試驗原子彈一樣。按照這些人強調的所謂“科學素養”，不可能不了解反對者的真實觀點和實際立場，故意把對方反對的明顯荒謬觀點強加到對方頭上，故意把謠言變成對方的觀點，故意妖魔化對方的觀點和立場，除了證明你們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其它任何解釋了。
難道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且是你們所在的民族——真的就抵不上你們那點兒蠅頭小利嗎？
中國農業正在重演中國大豆的悲劇，知情者無不悲憤憂慮，你們卻為了一點兒私利，在嘻嘻哈哈地嬉笑怒罵，不顧事實地妖言惑眾。如同中國大豆在貿易和加工被控制後陷落的情景一樣，最近幾年世界四大跨國糧商在中國糧儲業和加工業不斷攻城略地，在以合資和獨資方式控制了中國糧儲業和加工業之後，開始推廣轉基因主糧。從商業教科書的角度講，這是十分完美的商戰案例，但是從中國角度看，這卻是十分可怕農業戰爭。即便是從純粹市場競爭的角度，作為一個中國人，也應該提醒自己的祖國保持警惕和進行相應準備，怎麼現在誰提醒國家注意，誰就成為你們這些中國學者撕咬的對像？為什麼你們生為中國人，吃的是中國的飯，喝的是中國的水，包括現在賺的也是中國的錢，卻總是把槍口對準中國人？卻總是在背後對同胞開槍？難道這就是你們的西式民主？這就是你們的文明進步？
這些無良學者製造的另一個謠言，就是美國、加拿大轉基因糧食超過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互聯網時代，在中美兩國之間一個電子郵件只需幾秒鐘的信息時代，你們都敢如此造謠，可見利令智昏到了何等程度！真是讓人不明白，咱中國學者乾嘛一定要低賤到這種程度，別人給一點兒小錢就連祖宗帶子孫一塊兒出賣！美國的轉基因玉米主要是用來做工業酒精和飼料，很少能夠到達美國人的餐桌上。雖然美國法律沒有規定轉基因食品必須貼有標識，但是各個食品商家為了維護自身品牌和市場分額，無一不對非轉基因食品標識為“有機食品”，所謂“有機食品”就是天然食品。由於美國食品價格極其便宜，所以大家都選擇“有機食品”，轉基因食品極其罕見。說白了，美國人生產轉基因玉米，就是給機器吃，給動物吃，還有就是出口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吃。不錯，山東壽光縣作為出口日本的蔬菜基地，基本上都採用進口種子，但是其中卻沒有一粒轉基因種子，因為日本政府對中國轉基因食品的警惕性，甚至不亞於對中國原子彈的警惕性。你們為什麼要故意歪曲這些真實情況，精心策劃謠言來欺騙中國老百姓？咱中國老百姓憑啥就這樣點兒背，人家白種人發明了轉基因糧食讓我們吃，我們暫時不想吃（僅僅是暫時），白種人還沒有說什麼，我們中國的學者率先破口大罵起來，大罵不想吃轉基因糧食就是“民粹”。
所謂種植轉基因主糧後，老百姓仍然可以自由選擇吃與不吃，更是惡意欺騙。一旦主糧實現轉基因化，非轉基因糧食價格會隨即暴漲成為天價，老百姓如何能夠買得起？不能因為到時候你們能夠買得起非轉基因食品，就拿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墊背吧！不能因為你們自己有條件選擇不吃轉基因食品，就不管老百姓死活吧？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是老百姓死活與你們沒有關係，你們沒有必要管老百姓死活，但是，至少也應該保持旁觀立場，不應該再上前落井下石吧！
其實，經過你們這一折騰，反倒使全國人民看清了你們的真實面孔。如果你們是處於好心辦好事，就不會如此偷偷摸摸，就不會如此手段卑鄙，就不會如此出言惡毒。水稻和玉米是中國人的主糧，如此天大事情不僅不向全國人民公開，反倒參雜在一百多項無關緊要的項目中，放到一個訪問量極低的專業網站上。被發現後又對反對者惡毒攻擊、破口大罵，編造謠言欺騙全國人民，欺騙全國人大，欺騙黨中央。中央一號文件講得很清楚，是要求“在科學評估、依法管理基礎上，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含義十分明確：一是要科學評估，二是要依法管理，三是沒要求國民主糧轉基因。可是你們的“科學評估”，就是餵了8天小白鼠；你們的“依法管理”，就是對全國人大封鎖消息，致使法律一片空白，下令撤掉所有反對轉基因的文章，在兩會閉幕之後再討論轉基因主糧，全國人大是立法機構，會議結束以後再討論還如何立法；更可惡的是你們居然偽造中央文件內容，中央一號文件中沒有一個字說要搞轉基因主糧，可是你們這幫狗男女卻上下一起高呼是“皇帝詔曰”。如果不是有反對聲音，至今黨中央和全國人大都不知道全國已經搞起了轉基因主糧。
就是因為反對聲音，讓全國人民、全國人大和黨中央注意到了你們的暗中勾當，你們才惱羞成怒、破口大罵，痛罵延緩種植轉基因主糧就是什麼“民粹”！或許很多老百姓還不知道什麼叫“民粹”，所謂民粹就是唯民是從，唯民為大，其他所有人都要服從於人民，人民是這個社會唯一的老子、唯一的爹，這就是民粹。在當今中國，估計稍有人類良知的人提起民粹這個概念都會臉紅，請問世界上還有比中國老百姓活得再人不人、鬼不鬼的了嗎？中國老百姓都被折騰成這付德行了，還破口大罵什麼“民粹”！你們還要不要臉，還有沒有絲毫羞恥之心！難道一定要吃西方人餵豬都不放心的轉基因糧食，才不是民粹嗎？除了中國之外，當今世界所有國家都不種植轉基因主糧，難道這所有國家都是民粹？中華網民意調查顯示，97%以上的老百姓都反對轉基因主糧，難道他們都是民粹？
請問你們，那要怎麼樣才不是民粹，是不是只要反對你們這幫狗男女的男盜女娼，就都屬於民粹？
附：《21世紀經濟報導文章》
進口大豆入侵致黑龍江豆企大規模停產
轉自：21世紀經濟報導 記者：楊顥
“我們從1月底就開始停產，已經一個月了。”2月23日，黑龍江大豆壓榨龍頭企業陽霖油脂總經理劉玉霖告訴本報記者。
在黑龍江這個中國大豆的“最後堡壘”，停產的，並不止陽霖一家。來自黑龍江大豆協會的消息稱，目前，黑龍江幾乎所有的大豆加工企業均已停產。
加工企業的停產，直接導致大豆積壓。全中國的大豆產量(1600萬噸)，約有一半出自黑龍江。據悉，目前當地約有一半的大豆滯留在農民手中。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進口大豆又一次的大規模入侵。海關總署2月10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10年1月，中國進口大豆408萬噸，較2009年同期的303萬噸增長了34.5%。儘管這個數據已較2009年12月減少了14.6%，但仍為第五個歷史月度高位。
劉玉霖稱，黑龍江大豆加工企業集體停產原因有兩個，一方面是春節期間銷售不景氣，另一方面，則由於南方進口大豆的低價衝擊。 “相比進口大豆，加工1噸國產大豆就要虧70-80元，更談不上什麼利潤了。”劉玉霖很無奈。
中國大豆產業整個產業鏈，正在遭遇來自全球的壓力。而這樣的狀況，至今已經持續兩年。
在種植環節，國產大豆已被低價進口大豆全面攻陷，進口大豆佔中國大豆消費量的70%。而在加工環節，中國70%左右的大豆壓榨企業，已經由國際大豆產業五大巨頭ADM、邦基、嘉吉、路易達孚和豐益等外資控股或參股。在剩餘30%中，中堅力量便是黑龍江的壓榨企業。
在中國本土最大的大豆壓榨企業九三糧油董事長田仁禮眼裡，中國大豆產業問題不僅是種植業的問題，更是農業政策問題，資本市場問題，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宏觀經濟策略問題。
窮則思變。近年來，中國大豆產業協會與黑龍江大豆協會，一直在就振興國產大豆產業一事向有關部門獻計獻策。中國大豆產業協會專職副會長劉登高告訴記者，目前，協會還有一系列的建議和方案尚在討論之中。而黑龍江大豆協會負責人亦稱，在春節前，該協會已將相關方案上報。
面對來自全球的對手，中國大豆產業即將投入一場不能迴避的“保衛戰”。
全產業鏈被動
“現在，外資控股和參股了國內70%的大豆加工企業，國內大豆加工能力已經達到9000萬噸，但實際需求只有4000萬噸，嚴重過剩，而且基本都集中在沿海進口大豆加工企業中。這對整個行業的安全造成了威脅！”上述黑龍江大豆協會負責人表示。
而據劉玉霖介紹，伴隨進口大豆價格的走低，國產大豆加工企業從2008年開始就陷入虧損和停產的境地，這一狀況持續到今年。 “今年還得虧！”
但在黑龍江大豆協會人士看來，加工行業的劣勢僅僅是整個大豆產業鏈中的一環。 “從種植、加工、貿易，乃至科研、信息等大豆產業各個環節，與外資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
以種植為例，就存在國產大豆(即“非轉基因大豆”)與進口大豆(即“轉基因大豆”)的對抗。目前看來，進口大豆佔有絕對優勢。該人士認為，這主要因為進口大豆在產量方面佔優，一般單產均在370斤/畝左右，國內的平均水平為230斤/畝。高產直接帶來價格的優勢。
價格的差距帶來貿易的差距。近幾年，中國大豆進口量一直呈上升態勢。 2008年，中國進口大豆3744萬噸，2009年，這一數字則為4255萬噸，創歷史最高紀錄，2010年仍將在4000萬噸以上。
“如此大的進口量，必然是我們受制於人。”據悉，2008年用於榨油的大豆中，僅有5%的原料來自國產大豆，其餘95%均是進口大豆。
在這位人士看來，在品牌、信息、科研以及資本運作方面，中國大豆產業均有待提高。 “現在，大豆價格走勢都以美國農業部的報告為準，我們根本沒有話語權！”
求解“規模化”
在此之前，國家對於國產大豆的扶持政策，主要包括良種補貼、直補以及收儲等。但在陽霖油脂等企業看來，相比進口大豆價格的優勢，補貼的作用仍然微乎其微。
如何提高國產大豆的地位？在上述黑龍江大豆協會負責人看來，國家應該出台一系列“組合拳”，涉及到從種植到科研的整個產業鏈。
“以種植環節為例，在畝產230斤和370斤之間，就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國家應該出台政策加以鼓勵和引導。事實上，我們也有這個能力。目前，黑龍江墾區的畝產已經達到370斤/畝，不過，這只佔黑龍江大豆產量的20%。”田仁禮也表示，大豆的單產水平，主要取決於規模化，而絕對不是是否應用轉基因技術。
事實上，從2009年開始，中國大豆產業協會便開始推動“大豆規模化種植”。為改變“農戶一盤散沙，企業孤軍奮戰”的落後產業機制，發揮合作社作用，形成以共同利益為紐帶、大豆產業持續發展的新體系，被視為振興我國大豆產業的新路子。
2009年下半年，中國大豆協會已先後在內蒙古、黑龍江等地確定了相關試點。據劉登高透露，今年的試點工作如何進行“尚待討論”。
攘外、安內
進口大豆對於國產大豆的衝擊，很大程度上與跨國糧商的滲透密不可分。它們是進口大豆的主要引入者。
在田仁禮看來，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雖然促進了中國大豆產業的發展，但是，總體來看，“在涉農產業引進跨國糧商弊多利少”。
在他看來，跨國糧商並不能帶來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中國壓榨企業所採用的工藝設備並不比外資企業差。 “至於說跨國糧商對國際貿易風險有更好的控制能力，正是跨國糧商所要獨占的優勢，這一環節產生的操控手法和利潤，外資決不會讓給中國企業。”
“外資滲透國內產業已經十幾年了，要希望在短時間綜合解決，肯定不可能。但只要政策對路，有一些連環組合拳，我相信，幾年之內，國產大豆產業劣勢問題，就能夠迎刃而解！”前述黑龍江大豆協會負責人表示。
這位人士還表示，國產大豆產業的一個根本問題還在於，自身沒有形成合力，行業協會的作用沒有得到發揮。
“就整個產業來說，主管部門整體脫節，生產由農委負責，加工由發改委負責，銷售則歸工商……而前述整個產業鏈問題的解決，需要的是這些部門的合作”。在他看來，市場經濟下，協會應該是最好的牽頭協調方。 “但現在的狀況是，誰都可以不理我們，我們對誰也都約束不了，整個產業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
“我們希望，各部門能對目前大豆產業面臨的問題真真正正進行研究解決，更加有針對性地落實。”這位人士說。
前後三十年之粗淺比較
毛澤東時代與後三十年之粗淺比較
作者：taihangbuyi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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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的法制藍皮書《中國法制發展報告NO.8》發布之後，披露了一個信息，由於經濟環境轉差，2009年案件大幅上升，並且說這是自2000年以來犯罪率首次出現正增長。雖然不是什麼好消息，但是承認犯罪率增長也算一種進步。至少表明社會安全度不是增高了，而是降低了。這是需要治國的精英們認真對待的，降低威信事小，毀掉執政基礎事大。
按照精英們的理念，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不講法制的時代，體現在法律條文不多，以人治代替法制，以教育運動代替法制，所以應該大加鞭撻。可是毛澤東時代社會治安，要比現在的社會治安好上千萬倍，犯罪率最低，原因何在？希望有良知的歷史學家認真反思。毛澤東時代的治國方略明晰簡單，思想教育為主，法律懲處為輔，採取的是防患於未然的策略。這種方略有利於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因素，有利於遏制和預防犯罪行為的發生。精英們三十年最為得意的成就就是製定了多如牛毛的法律條文，然後束之高閣。只讓律師們（舊社會稱之訟棍）刻苦鑽研，然後任意強姦法律。至於老百姓還是不可使知之為好。按理說有那麼多那麼細的法律，又制定了那麼多的黨紀準則，加上連續不斷的學習運動，刑事犯罪案件不應大幅上升，可結果恰恰相反，似乎太不給精英們面子了。
精英們喜歡說後三十年的經濟建設成就比毛澤東時代大。如果科學技術進步了，經濟發展反倒後退了，那就實在說不過去了。不過精英們故意忘記了兩個時代經濟起步的基礎這一關鍵。毛澤東時代經濟起步時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蔣介石把國庫中的硬通貨統統搬到台灣那個小島上去了，把一個徹底崩潰的經濟社會留給了中國共產黨人。新中國成立之初，戰爭還沒有結束，緊接著又打了一場朝鮮戰爭，還有繁重的剿匪任務。然而毛澤東和那個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一邊抗美援朝，一邊消滅大陸殘餘的國民黨軍隊，一邊清剿匪患，一邊大搞經濟建設。在多管齊下的奮鬥中，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就醫治了戰爭留下的巨大創傷，經濟很快就恢復到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最高水平。 1953年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借助蘇聯的援助，掀起了轟轟烈烈地工業建設高潮。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道路，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確立了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體制。靠著社會主義社會優越的製度，靠著全國人民團結一致，艱苦創業，集中有限的財力辦大事，創造了比資本主義社會高得多的發展速度。僅僅用了二十八年時間，就初步建成完整的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體系，完成了兩彈一星等固本強國立世的基礎，讓我們年輕的共和國實現了巨變。社會風氣、官員吏治前所未有的好，形成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互幫互助，助人為樂，大公無私，艱苦奮鬥良好的社會政治風氣，取得了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外交上也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當時世界150多個中有108個國家與我們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且被非洲國家抬進了聯合國，恢復了新中國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中國提出的處理國家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三個世界理論被國際社會所接受，贏得了國際社會的一致讚譽。這些成就為後來的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國際和平環境。
精英們開始治國時，一直污衊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種誹謗和污衊十分可笑和無知。毛澤東逝世時的國庫有黃金近千噸之多，存糧可供全國人民吃三年，棉花油料儲備充足等等，沒有外債和內債，具有完備的工業基礎設施，具備門類齊全的裝備製造業。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為我們留下了幾萬個水庫和數千公裡的灌溉渠道，引進了國外大型化肥生產設備，具備了生產高效化肥的能力，同時還幾乎在每個縣建設了小型氮肥廠，把低產田改造成高產穩產田，擴大了可灌溉的土地面積，實行科學的農業八字憲法。水利條件的改善、農業機械的使用，化肥的使用，農田的改造，為農業增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社隊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拓寬了農村經濟發展的道路，為逐步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創造了就業的渠道，也為逐步提高農民收入奠定了基礎，為逐步縮小工農剪刀差創造了可能。沒有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基礎，真不知道精英們如何進行改革開放。那麼多的國有企業和科研機構，不是他們改革的對像嗎？難道這些被改革的對像是精英們自己建立起來的？如果他們不否定國有企業是毛澤東時代的產物，那麼就說明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成就是巨大的。至於說他們一直詬病的經濟效益不好，吃大鍋飯的問題，大概不是毛澤東時代發生的，而是精英們治國後才出現的，比如困擾國企正常經營的三角債問題，是精英們治國時絕無僅有的，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這種不講究經營誠信的社會現像，也是精英們治國時產生的弊端。
毛澤東時代是在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基礎實現經濟飛躍的，精英們治國也是在所謂的百廢待興和崩潰的基礎上開始的，不過此百廢待興非彼百廢待興，毛澤東時代的百廢待興世界上長著腦袋的人都承認，精英們的此百廢待興卻被世界所有有良知的歷史學家嗤之以鼻，是污衊誹謗抹黑造謠之詞。如果繼續堅持毛澤東的路線，經濟發展速度絕對不會低於精英們的路線，小崗村與華西村、南街村、大寨村等堅持集體經濟路線的巨大差別就是最好的證明。社會公平正義絕對不會比現在差，貧富差距絕對不會比現在大，福利待遇絕對不會比現在低，幸福與尊嚴野絕對不會再次成為國家關注的議題。
1972年，世界發生嚴重的糧食危機，中國卻獨善其身，沒有受到一點衝擊。何也？堅持了內需為主、外貿為輔的治國方略，不受資本主義世界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影響，沒有被資本主義危機牽著鼻子走。現在可好，外貿為主，內需為輔，資本主義週期性危機時刻威脅著中國的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打噴嚏，中國經濟馬上感冒。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性經濟危機，都說明外貿為主、內需為輔的策略始終被資本主義牽著鼻子走，無法獨善其身。
毛澤東時代槍斃了兩個貪污犯，官職無非是個地級幹部，貪污的錢按照新幣計算也不過幾十萬元。卻換來二十餘年吏治清明，不知道拯救了多少干部。精英們治國後槍斃了不少貪污犯，從國家級到省部級無所不有，比如成克傑、胡長清。腐敗人數之多也是前所未有，說有成百上千決不為過。省部級以下的貪官污吏之多則可用數不勝數來形容。貪污受賄的數額動輒百萬千萬億萬之巨，劉張二人真是小巫見大巫，不再一個檔次上。儘管殺了幾個大貪官，可腐敗分子仍然前腐後繼，層出不窮，成為社會動亂的隱患和破壞共產黨執政基礎的禍根。
毛澤東時代可以在一夜之間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無法根治的賣淫嫖娼、黃賭毒和黑社會，精英們治國卻能在一夜之間讓所有這些曾經絕蹟的社會沉渣死灰復燃。
毛澤東時代的科學技術發展步伐要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兩彈一星。還有許多的發明和創造，徹底扭轉了落後被動挨打的局面。要知道前三十年發展高科技是在經濟薄弱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節衣縮食，克服來自外部封鎖，內部天災人禍完成的。到1976年我國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科研機構，努力趕超世界先進科技水平，大大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甚至在一些科學技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精英們治國後，以發展經濟為藉口，自廢武功，鼓吹什麼市場換技術，推行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結果大飛機運十被他們扼殺了，許多涉及國家安全必需的軍品下馬了，軍工企業轉產民品了，科研機構市場化了，科技人才大量流失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增大了。
毛澤東時代的民主政治最被精英們詬病，他們一掌權，就把大民主給廢除了，一個不爭論，把全國人民的嘴堵了個結結實實。自此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把罷工給取消了，工人們只能忍資本家剝削壓榨，毫無還手之力。群眾冤屈無處申訴，信訪條例為圍追堵截提供了強勢打壓的依據，老百姓到了叫天不應、叫地地不吭孤立無援的悲慘境地。周光召曾大贊毛澤東時代的民主風氣，十分懷念那個時候搞科研的民主作風，強烈譴責現在科技界的學霸作風，批評學霸作風摧毀了科學研究，不利於科研人員的調動積極性，不利於集思廣益搞科研。毛澤東時代的民主風氣是有目共睹的，不僅僅在科技界，當時的企業按照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經驗，幹部工人技術人員關係十分融洽，大家齊心協力，共同搞技術革新，積極為企業發展攻關，大力提倡提合理化建議。那個時候不被知識產權左右，人人毫無私立之心，立足全國一盤棋，大搞技術協作，創造了許許多多的人間奇蹟。精英們的民主政治就是代價論，犧牲工農大眾的根本利益。企業管理借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經驗，搞得是專家治企的道路，工人們不過是他們賺錢的工具罷了。無論國內外企業管理，只有獨裁獨斷，沒有一點民主風氣，老闆動輒處罰和炒魷魚，搞得人人自危。工人們不再為企業出謀劃策，不再積極參與技術革新，企業的生死存亡與工人何干，反正是打工，換個單位也無妨。至於說技術協作，對不起，咱的知識產權，任何人也別想白使用，自己封鎖自己。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是最具效率的，全民掃盲，大興教育，在國家經濟極不富足的條件下，實行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讓所有的家庭都上得起學，並且對困難家庭的孩子實行助學金補助，幫助他們完成大學學業。高中以上畢業生國家負責分配工作。精英們治國後，教育產業化，免費教育被取消，後來才恢復了九年義務教育。教育產業化導致許多貧困家庭的孩子輟學，導致一些家長因孩子考上大學無錢供學而自殺。高收費的教育，畢業即失業現實，上學的代價與畢業後的收入嚴重失衡，導致許多高中生放棄高考，早早出門打工。教育產業化使得上學成為新三座大山之一。
毛澤東時代的看病和住房對工人採取報銷醫藥費和分配住房繳納低房租，雖然受國家經濟實力製約，面積不大，卻做到了居者有其屋，看得起病。對農民實行合作醫療制度，讓大城市的醫生到農村為農民服務，使病有所醫。精英們治國後，住房醫療產業化，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與上學一同成為新三座大山，被最廣大人民所深惡痛絕。所以才有新農合的恢復，才有了廉租房建設。
毛澤東時代的文學藝術也被精英集團貶為八億人民八個戲，這樣的貶損似乎無損於毛澤東時代的光輝形像。音樂史詩《東方紅》膾炙人口，其中的音樂至今還在群眾流行，《長征組歌》更是藝術形式與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完美結合的精品，許多歌曲朗朗上口，百唱不厭。而《XX之路》卻沒有一首群眾喜歡傳唱的歌曲。毛澤東時代的電影、小說、戲劇讓群眾百看不厭、百聽不煩，是精品。而精英們自我吹噓的電影、電視劇、小說、音樂和戲劇，是棍子（武打）、辮子（清宮庭戲）、棒子（韓劇）的大雜燴，是曇花一現流星般的作品，是禍害群眾和青年的毒品，是封（才子佳人）資（剝削有功）修（階級調和）三位一體的劇毒品。所以就出現了一種怪現像，13億人民還在傳唱八個戲，還在傳唱毛澤東時代的歌曲，更加喜歡看毛澤東時代的電影和戲劇。即便是國家重大慶典，國家領導人還在唱《歌頌祖國》這首歌，要知道這可是毛澤東時代的歌曲呀！至於說小說，三十年來可有一部值得流傳的作品問世嗎？
毛澤東治國方略與精英們的治國方略孰高孰低，何須贅述，高低自然分明。不過由於精英們順應了資本主義政客的口味，所以得到不少讚賞，被資產階級吹得天花亂墜。與其說是讚賞，不如說是一種鼓勵和鞭策行為更為貼切。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稱不上盛世，那麼現在敢稱盛世嗎？世界上有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盛世嗎？盛世是一個綜合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民主政治、軍事、科學技術，國防、外交等諸多因素構成，豈可用一項指標自我標榜呢，拍馬屁也不能如此無恥吧。
治國如治病，不看廣告看療效。按照鄧小平同志的理論，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毛澤東時代政治清廉，民風淳樸，人民安居樂業，幸福和尊嚴寫在臉上。現在的社會政治灰暗，民心不古，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人民提心吊膽，幸福和尊嚴被嚴重侵犯。孰是孰非自然分明，精英們還有何高論辯解呢。
遺憾地是，由於手頭資料不全，無法進行深刻分析，只能通過粗略比較，說明為什麼毛澤東時代仍然被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懷念。不足之處，敬請原諒，權當拋磚引玉吧！
寫於2010年2月28日修改於2010年3月1日
作者：taihangbuyi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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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的法制藍皮書《中國法制發展報告NO.8》發布之後，披露了一個信息，由於經濟環境轉差，2009年案件大幅上升，並且說這是自2000年以來犯罪率首次出現正增長。雖然不是什麼好消息，但是承認犯罪率增長也算一種進步。至少表明社會安全度不是增高了，而是降低了。這是需要治國的精英們認真對待的，降低威信事小，毀掉執政基礎事大。
按照精英們的理念，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不講法制的時代，體現在法律條文不多，以人治代替法制，以教育運動代替法制，所以應該大加鞭撻。可是毛澤東時代社會治安，要比現在的社會治安好上千萬倍，犯罪率最低，原因何在？希望有良知的歷史學家認真反思。毛澤東時代的治國方略明晰簡單，思想教育為主，法律懲處為輔，採取的是防患於未然的策略。這種方略有利於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因素，有利於遏制和預防犯罪行為的發生。精英們三十年最為得意的成就就是製定了多如牛毛的法律條文，然後束之高閣。只讓律師們（舊社會稱之訟棍）刻苦鑽研，然後任意強姦法律。至於老百姓還是不可使知之為好。按理說有那麼多那麼細的法律，又制定了那麼多的黨紀準則，加上連續不斷的學習運動，刑事犯罪案件不應大幅上升，可結果恰恰相反，似乎太不給精英們面子了。
精英們喜歡說後三十年的經濟建設成就比毛澤東時代大。如果科學技術進步了，經濟發展反倒後退了，那就實在說不過去了。不過精英們故意忘記了兩個時代經濟起步的基礎這一關鍵。毛澤東時代經濟起步時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蔣介石把國庫中的硬通貨統統搬到台灣那個小島上去了，把一個徹底崩潰的經濟社會留給了中國共產黨人。新中國成立之初，戰爭還沒有結束，緊接著又打了一場朝鮮戰爭，還有繁重的剿匪任務。然而毛澤東和那個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一邊抗美援朝，一邊消滅大陸殘餘的國民黨軍隊，一邊清剿匪患，一邊大搞經濟建設。在多管齊下的奮鬥中，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就醫治了戰爭留下的巨大創傷，經濟很快就恢復到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最高水平。 1953年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借助蘇聯的援助，掀起了轟轟烈烈地工業建設高潮。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道路，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確立了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體制。靠著社會主義社會優越的製度，靠著全國人民團結一致，艱苦創業，集中有限的財力辦大事，創造了比資本主義社會高得多的發展速度。僅僅用了二十八年時間，就初步建成完整的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體系，完成了兩彈一星等固本強國立世的基礎，讓我們年輕的共和國實現了巨變。社會風氣、官員吏治前所未有的好，形成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互幫互助，助人為樂，大公無私，艱苦奮鬥良好的社會政治風氣，取得了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外交上也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當時世界150多個中有108個國家與我們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且被非洲國家抬進了聯合國，恢復了新中國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中國提出的處理國家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三個世界理論被國際社會所接受，贏得了國際社會的一致讚譽。這些成就為後來的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國際和平環境。
精英們開始治國時，一直污衊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種誹謗和污衊十分可笑和無知。毛澤東逝世時的國庫有黃金近千噸之多，存糧可供全國人民吃三年，棉花油料儲備充足等等，沒有外債和內債，具有完備的工業基礎設施，具備門類齊全的裝備製造業。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為我們留下了幾萬個水庫和數千公裡的灌溉渠道，引進了國外大型化肥生產設備，具備了生產高效化肥的能力，同時還幾乎在每個縣建設了小型氮肥廠，把低產田改造成高產穩產田，擴大了可灌溉的土地面積，實行科學的農業八字憲法。水利條件的改善、農業機械的使用，化肥的使用，農田的改造，為農業增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社隊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拓寬了農村經濟發展的道路，為逐步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創造了就業的渠道，也為逐步提高農民收入奠定了基礎，為逐步縮小工農剪刀差創造了可能。沒有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基礎，真不知道精英們如何進行改革開放。那麼多的國有企業和科研機構，不是他們改革的對像嗎？難道這些被改革的對像是精英們自己建立起來的？如果他們不否定國有企業是毛澤東時代的產物，那麼就說明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成就是巨大的。至於說他們一直詬病的經濟效益不好，吃大鍋飯的問題，大概不是毛澤東時代發生的，而是精英們治國後才出現的，比如困擾國企正常經營的三角債問題，是精英們治國時絕無僅有的，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這種不講究經營誠信的社會現像，也是精英們治國時產生的弊端。
毛澤東時代是在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基礎實現經濟飛躍的，精英們治國也是在所謂的百廢待興和崩潰的基礎上開始的，不過此百廢待興非彼百廢待興，毛澤東時代的百廢待興世界上長著腦袋的人都承認，精英們的此百廢待興卻被世界所有有良知的歷史學家嗤之以鼻，是污衊誹謗抹黑造謠之詞。如果繼續堅持毛澤東的路線，經濟發展速度絕對不會低於精英們的路線，小崗村與華西村、南街村、大寨村等堅持集體經濟路線的巨大差別就是最好的證明。社會公平正義絕對不會比現在差，貧富差距絕對不會比現在大，福利待遇絕對不會比現在低，幸福與尊嚴野絕對不會再次成為國家關注的議題。
1972年，世界發生嚴重的糧食危機，中國卻獨善其身，沒有受到一點衝擊。何也？堅持了內需為主、外貿為輔的治國方略，不受資本主義世界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影響，沒有被資本主義危機牽著鼻子走。現在可好，外貿為主，內需為輔，資本主義週期性危機時刻威脅著中國的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打噴嚏，中國經濟馬上感冒。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性經濟危機，都說明外貿為主、內需為輔的策略始終被資本主義牽著鼻子走，無法獨善其身。
毛澤東時代槍斃了兩個貪污犯，官職無非是個地級幹部，貪污的錢按照新幣計算也不過幾十萬元。卻換來二十餘年吏治清明，不知道拯救了多少干部。精英們治國後槍斃了不少貪污犯，從國家級到省部級無所不有，比如成克傑、胡長清。腐敗人數之多也是前所未有，說有成百上千決不為過。省部級以下的貪官污吏之多則可用數不勝數來形容。貪污受賄的數額動輒百萬千萬億萬之巨，劉張二人真是小巫見大巫，不再一個檔次上。儘管殺了幾個大貪官，可腐敗分子仍然前腐後繼，層出不窮，成為社會動亂的隱患和破壞共產黨執政基礎的禍根。
毛澤東時代可以在一夜之間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無法根治的賣淫嫖娼、黃賭毒和黑社會，精英們治國卻能在一夜之間讓所有這些曾經絕蹟的社會沉渣死灰復燃。
毛澤東時代的科學技術發展步伐要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兩彈一星。還有許多的發明和創造，徹底扭轉了落後被動挨打的局面。要知道前三十年發展高科技是在經濟薄弱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節衣縮食，克服來自外部封鎖，內部天災人禍完成的。到1976年我國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科研機構，努力趕超世界先進科技水平，大大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甚至在一些科學技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精英們治國後，以發展經濟為藉口，自廢武功，鼓吹什麼市場換技術，推行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結果大飛機運十被他們扼殺了，許多涉及國家安全必需的軍品下馬了，軍工企業轉產民品了，科研機構市場化了，科技人才大量流失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增大了。
毛澤東時代的民主政治最被精英們詬病，他們一掌權，就把大民主給廢除了，一個不爭論，把全國人民的嘴堵了個結結實實。自此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把罷工給取消了，工人們只能忍資本家剝削壓榨，毫無還手之力。群眾冤屈無處申訴，信訪條例為圍追堵截提供了強勢打壓的依據，老百姓到了叫天不應、叫地地不吭孤立無援的悲慘境地。周光召曾大贊毛澤東時代的民主風氣，十分懷念那個時候搞科研的民主作風，強烈譴責現在科技界的學霸作風，批評學霸作風摧毀了科學研究，不利於科研人員的調動積極性，不利於集思廣益搞科研。毛澤東時代的民主風氣是有目共睹的，不僅僅在科技界，當時的企業按照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經驗，幹部工人技術人員關係十分融洽，大家齊心協力，共同搞技術革新，積極為企業發展攻關，大力提倡提合理化建議。那個時候不被知識產權左右，人人毫無私立之心，立足全國一盤棋，大搞技術協作，創造了許許多多的人間奇蹟。精英們的民主政治就是代價論，犧牲工農大眾的根本利益。企業管理借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經驗，搞得是專家治企的道路，工人們不過是他們賺錢的工具罷了。無論國內外企業管理，只有獨裁獨斷，沒有一點民主風氣，老闆動輒處罰和炒魷魚，搞得人人自危。工人們不再為企業出謀劃策，不再積極參與技術革新，企業的生死存亡與工人何干，反正是打工，換個單位也無妨。至於說技術協作，對不起，咱的知識產權，任何人也別想白使用，自己封鎖自己。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是最具效率的，全民掃盲，大興教育，在國家經濟極不富足的條件下，實行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讓所有的家庭都上得起學，並且對困難家庭的孩子實行助學金補助，幫助他們完成大學學業。高中以上畢業生國家負責分配工作。精英們治國後，教育產業化，免費教育被取消，後來才恢復了九年義務教育。教育產業化導致許多貧困家庭的孩子輟學，導致一些家長因孩子考上大學無錢供學而自殺。高收費的教育，畢業即失業現實，上學的代價與畢業後的收入嚴重失衡，導致許多高中生放棄高考，早早出門打工。教育產業化使得上學成為新三座大山之一。
毛澤東時代的看病和住房對工人採取報銷醫藥費和分配住房繳納低房租，雖然受國家經濟實力製約，面積不大，卻做到了居者有其屋，看得起病。對農民實行合作醫療制度，讓大城市的醫生到農村為農民服務，使病有所醫。精英們治國後，住房醫療產業化，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與上學一同成為新三座大山，被最廣大人民所深惡痛絕。所以才有新農合的恢復，才有了廉租房建設。
毛澤東時代的文學藝術也被精英集團貶為八億人民八個戲，這樣的貶損似乎無損於毛澤東時代的光輝形像。音樂史詩《東方紅》膾炙人口，其中的音樂至今還在群眾流行，《長征組歌》更是藝術形式與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完美結合的精品，許多歌曲朗朗上口，百唱不厭。而《XX之路》卻沒有一首群眾喜歡傳唱的歌曲。毛澤東時代的電影、小說、戲劇讓群眾百看不厭、百聽不煩，是精品。而精英們自我吹噓的電影、電視劇、小說、音樂和戲劇，是棍子（武打）、辮子（清宮庭戲）、棒子（韓劇）的大雜燴，是曇花一現流星般的作品，是禍害群眾和青年的毒品，是封（才子佳人）資（剝削有功）修（階級調和）三位一體的劇毒品。所以就出現了一種怪現像，13億人民還在傳唱八個戲，還在傳唱毛澤東時代的歌曲，更加喜歡看毛澤東時代的電影和戲劇。即便是國家重大慶典，國家領導人還在唱《歌頌祖國》這首歌，要知道這可是毛澤東時代的歌曲呀！至於說小說，三十年來可有一部值得流傳的作品問世嗎？
毛澤東治國方略與精英們的治國方略孰高孰低，何須贅述，高低自然分明。不過由於精英們順應了資本主義政客的口味，所以得到不少讚賞，被資產階級吹得天花亂墜。與其說是讚賞，不如說是一種鼓勵和鞭策行為更為貼切。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稱不上盛世，那麼現在敢稱盛世嗎？世界上有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盛世嗎？盛世是一個綜合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民主政治、軍事、科學技術，國防、外交等諸多因素構成，豈可用一項指標自我標榜呢，拍馬屁也不能如此無恥吧。
治國如治病，不看廣告看療效。按照鄧小平同志的理論，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毛澤東時代政治清廉，民風淳樸，人民安居樂業，幸福和尊嚴寫在臉上。現在的社會政治灰暗，民心不古，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人民提心吊膽，幸福和尊嚴被嚴重侵犯。孰是孰非自然分明，精英們還有何高論辯解呢。
遺憾地是，由於手頭資料不全，無法進行深刻分析，只能通過粗略比較，說明為什麼毛澤東時代仍然被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懷念。不足之處，敬請原諒，權當拋磚引玉吧！
寫於2010年2月28日修改於2010年3月1日
“兩個大局”的意識
當代中國軍人要有“兩個大局”的意識和全球戰略眼光
作者：張文木
轉貼自：烏有之鄉
文章來源：《中國國防報》2009年10月27日第9版。
一、軍事學最接近真理
前一陣，我去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動物們都挺和善，老虎、獅子橫豎躺在一起在樹蔭下休閒，熊見了人也樂呵呵的，拍著巴掌向人示意。這裡的世界很和諧。為什麼老虎和獅子能躺在一起？這是因為動物們都有吃的，有非常充沛的資源供應，所以大家就和平了。我乘車出來後再看當前的國際社會，又反像動物世界，衝突沒完沒了，流血無休無止。這又是為什麼呢？資源絕對稀缺。只要是資源絕對稀缺的地方，那裡的鬥爭就是絕對的。人類和諧的前提始終離不開利益。小利益可以超越，大利益則不可超越。有沒有超越利益的？有，什麼狀況下？有吃有喝的情況下。
我們常常看見有些學者在電視上侃侃而談，張口閉口就是這個那個理論。那都是吃飽了。 “飽暖思淫欲”，飽暖了，人就容易胡思亂想。有些專家談糧食安全，十個人十個觀點，我相信讓他們餓上三天後，他們就可能只剩下一個觀點了，再餓三天，眼睛都綠了，就不會空談了，就要動粗了。
我常說軍事學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學，因為戰場上沒有“三種可能性”，也沒有“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可能，戰場上的軍人只有一種可能性：要麼生，要麼死。選擇正確者生，錯者亡。掉腦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亂想。
“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至處血斑斑”，我很欣賞這兩句詩。流血了就知道真理。生死之地有真理。在面臨生死的時候，人就不空議論了。
學界現在空談風盛，說大話。簡單的事，他給你講得玄而又玄，什麼國際政治要“站得高一點”，要“超越主權”。那是科索沃的導彈沒有打到他家。如果他女兒是邵雲環，他就不“超越”了。 “超越”這個東西，一見血，就不靈了。現在有的國際政治課還一定要以“數學模型”顯水平，瞎忽悠。兵不厭詐，數學怎麼能解決政治學中“詐”，即“披著羊皮的狼”的問題。求真當然重要，證偽則更難，而在國際政治學中面臨最多的恐怕是證偽問題。
這次索馬裡海盜的事檢驗了我們的學界。應該讓那些空論大師們都隨軍艦去亞丁灣，讓他們用其雲裡霧裡的理論跟索馬裡海盜說說，如果海盜們真聽他們的，能立地成佛，能把我們的商船放回來，我就把我寫的書《論中國海權》扔下，轉讀他們的書。而事實告訴我們，這些海盜只認中國軍艦和中國海軍，只要海軍而並非這些空論大師們上去，他們才會逃之夭夭。
你看印尼事件，為什麼把華人弄成那樣？咱是遵紀守法，老老實實賺錢。可當你錢賺得勢不可擋時，經濟問題就成了政治問題。中國人極聰明，特別會賺錢。但是當別人錢賺不過你中國人時，輸家就會動粗。面對這些現實問題，你說“機遇與挑戰並存”，還說“有三種可能性”，這與什麼也沒說是一樣的，是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的。
再看猶太人，上個紀元初，猶太人在小亞細亞被屠城後就滿世界跑，結果把猶太人跑聰明了，極其聰明。但小聰明並沒有保住民族的命運。猶太人是在哪裡學到的關於國家的真理？在納粹的焚屍爐裡。猶太人在焚屍爐裡理解了“國家”這個簡單的概念。從納粹集中營焚屍爐邊跑出來的猶太人建立自己的國家，這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為什麼那麼能打？睚眥必報，因為他們從焚屍爐裡知道了世事的冷酷。
二、未來亞洲地緣政治版圖決不能出現歐洲式破碎
猶太人明白只有建立強大的以色列國，才能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中國同樣如此，但我們的問題要復雜得多。
1948年，國共內戰；同時期的印度1947年獨立，次年就分裂。尼赫魯真是個書呆子，人家說分裂他就同意分裂，還說印度搞好了，巴基斯坦自然就會回來。 1948年，李宗仁也主張以長江分治中國，但後來他在回憶錄裡對此反思說“但在今天回顧那時的情況，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懺悔說，如果當時中國劃江而治“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
中國文化講究“一”，一個中心為“忠”，兩個中心為“患”。中國文化求合不求分，“貧”，非不富，分貝是也，財產一分家就貧了。貧，弱也。富，家有“一口田”，富，福也。求一，不求多。財分則貧，國分則弱。中國人凡事勸和不勸分，西方人則勸分不勸和。中國講統一，這與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你看歐洲地圖，四分五裂，有矛盾，他們首先想到的辦法是分。 “微積分”出自歐洲不是偶然的。歐洲的破碎性，使其沒有希望，有人說，歐洲的法國、德國、意大利加起來很強大？但合力不是簡單的相加。歐洲大陸的分裂使英國有機可乘：破碎地區好被人操縱和任人宰割。
歐洲有沒有統一的時候？有。公元800年時，法國統一歐洲，結果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於公元843年就把它一分為三，從此歐洲就沒有力量了。破碎的歐洲符合英美的利益。後來歐洲人對此追悔莫及。拿破崙、希特勒想整合歐洲，都失敗了。
印度是英國人拋在亞洲的“霧都孤兒”。如果歐洲破碎是表層的話，那麼印度破碎則是深層的。英國要印度有大版圖，又不能使其有力量，那就使其有內傷：保存了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大部私人所有權。政府想修一條路，就得光買下或部分買下土地產權，這就得一大筆資金。印度的破碎性還表現在文化和上層建築上。 1962年，中印戰爭時議會在吵架，戰事完了，議會的爭吵還沒結束。印度核試驗，當時只有幾個人知道，不然，此事交到議會肯定又是胎死腹中。議會民主使印度的前途很無望。富蘭克林·羅斯福對此看得明白，1943年11月8日，他在私下對斯大林說：“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製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
抗戰後在推進中國統一進程中有兩個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南邊蔣介石不聽美國的，北邊毛澤東不聽蘇聯的。對美國最有利的亞洲版圖是中國南北分裂。如果那樣，美國便會像操縱歐洲那樣操縱亞洲。果真如此，我到廣州來，還得辦“簽證”。那樣的話，中國也就完了，亞洲也就完了，這樣就會有無窮止的流血衝突。地理破碎是地區衝突頻發的重要原因。李宗仁後來也看明白了，他說：“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像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
四大文明古國，現在大版圖獨立自主的國家僅存的只有中國。埃及與印度那是英國人根據自己的戰略需要為其保留下來的。若不是英國，在這兩個國家的土地上還不知會分出多少小國。這些衰落的古國，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就是衰落先從最破碎性的地方開始，比如在四大文明古國中最先衰落的是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中國文明持續5000多年，大一統始終是其“主旋律”，以至歐洲人從馬可波羅到黑格爾，都極其欣賞中國與中華文明，羨慕中國居於亞洲主體板塊地位的大一統版圖。
未來亞洲地緣政治版圖最怕的是出現歐洲式即對稱性破碎。 1979年越南兼併中南半島的企圖沒有得逞，不然的話，亞洲就會出現歐洲式對稱型破碎。這對全體亞洲人民而言，不啻一場災難。兩次世界大戰都起源於破碎的歐洲，而中國主體板塊地位的弱化則導致太平洋戰爭，都是這個觀點的有力說明。
1949年中國統一保證了中國在亞洲的主體地理板塊，並使亞洲大陸避免了歐洲式的對稱性破碎，這是亞洲千年和平的保證，這也是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三、當代中國軍人要有“兩個大局”的意識和戰略眼光
處於新時期、新階段的中國崛起而言，不能邁過的門坎首先就是台灣問題。
由於種種歷史原因，我們過去不得已錯已過了幾次解決台灣問題的機會。鄧小平上台後提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第一是反霸、第二是解決台灣問題，第三才是發展經濟。現在經濟目標基本實現，下一步台灣問題就擺在面前。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問題是其首要問題，但祖國大陸對台灣的重視從未有過絲毫鬆懈。說到這裡，有必要澄清，在台灣問題，我不主張在正式的文章中用“台灣人民”的概念，而應該用“台灣同胞”的概念。因為“人民”是一個國家國民主體的概念，一個國家的國民不可能有兩個主體。我們對台灣同胞，套用雷鋒同志的話就是，“要像春天般的溫暖”，但對台獨分子和支持台獨分子的海外勢力，就“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
支持台獨的海外力量主要是日本右翼。作為1972年中日建交的基礎性文件《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對中國“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則的表態是“日本國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而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中，美國的表態則是“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可見，在台灣問題是日本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右翼對中國台灣一直是有企圖的，總是在做小動作，支持台獨勢力，台獨問題根子在日本右翼的支持。必須明白，日本之於台灣，是雅爾塔體系問題，而美國之於台灣，則是冷戰體系問題。在前者，日本是亞太大國的製約對像，前者矛盾比後者更為深刻。台灣是在雅爾塔體系中回歸中國的。
主權問題始終是與槍桿子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我說，對台灣的“懷揉”，在“柔”字旁要加個提手：抱擁台灣同胞，揉碎台獨分子和他們背後的海外勢力。
當代中國軍人要有“兩個大局”的意識和全球戰略眼光。今天中國經濟已走向並融入世界，中國文化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中國軍人也應該走出去。閨女嫁出去了受欺負，大多是娘家不行。海外華人華僑的“娘家”就是中國，中國要成為世界全體華人信心的支撐點。國家有事，當年的蘇聯軍人和現在的美國軍人先展開世界地圖，從世界政治的變動分析國家政治，我想我們中國軍人也會有這麼一天。
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這種情況已有所改變。 2008年世界範圍發生了經濟危機，在擺脫這場危機的過程中，中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並對世界經濟復甦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中國已經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中國是有能力參與世界治理的，未來的世界治理應該有東方的“和諧”色彩，黑格爾曾談到中國的國運，他說，“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末，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我想黑格爾的話是有道理的，若將新中國六十年的發展速度與歐美國家比較來看，儘管道曲折，中國的前途是很光明的。
作者：張文木
轉貼自：烏有之鄉
文章來源：《中國國防報》2009年10月27日第9版。
一、軍事學最接近真理
前一陣，我去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動物們都挺和善，老虎、獅子橫豎躺在一起在樹蔭下休閒，熊見了人也樂呵呵的，拍著巴掌向人示意。這裡的世界很和諧。為什麼老虎和獅子能躺在一起？這是因為動物們都有吃的，有非常充沛的資源供應，所以大家就和平了。我乘車出來後再看當前的國際社會，又反像動物世界，衝突沒完沒了，流血無休無止。這又是為什麼呢？資源絕對稀缺。只要是資源絕對稀缺的地方，那裡的鬥爭就是絕對的。人類和諧的前提始終離不開利益。小利益可以超越，大利益則不可超越。有沒有超越利益的？有，什麼狀況下？有吃有喝的情況下。
我們常常看見有些學者在電視上侃侃而談，張口閉口就是這個那個理論。那都是吃飽了。 “飽暖思淫欲”，飽暖了，人就容易胡思亂想。有些專家談糧食安全，十個人十個觀點，我相信讓他們餓上三天後，他們就可能只剩下一個觀點了，再餓三天，眼睛都綠了，就不會空談了，就要動粗了。
我常說軍事學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學，因為戰場上沒有“三種可能性”，也沒有“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可能，戰場上的軍人只有一種可能性：要麼生，要麼死。選擇正確者生，錯者亡。掉腦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亂想。
“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至處血斑斑”，我很欣賞這兩句詩。流血了就知道真理。生死之地有真理。在面臨生死的時候，人就不空議論了。
學界現在空談風盛，說大話。簡單的事，他給你講得玄而又玄，什麼國際政治要“站得高一點”，要“超越主權”。那是科索沃的導彈沒有打到他家。如果他女兒是邵雲環，他就不“超越”了。 “超越”這個東西，一見血，就不靈了。現在有的國際政治課還一定要以“數學模型”顯水平，瞎忽悠。兵不厭詐，數學怎麼能解決政治學中“詐”，即“披著羊皮的狼”的問題。求真當然重要，證偽則更難，而在國際政治學中面臨最多的恐怕是證偽問題。
這次索馬裡海盜的事檢驗了我們的學界。應該讓那些空論大師們都隨軍艦去亞丁灣，讓他們用其雲裡霧裡的理論跟索馬裡海盜說說，如果海盜們真聽他們的，能立地成佛，能把我們的商船放回來，我就把我寫的書《論中國海權》扔下，轉讀他們的書。而事實告訴我們，這些海盜只認中國軍艦和中國海軍，只要海軍而並非這些空論大師們上去，他們才會逃之夭夭。
你看印尼事件，為什麼把華人弄成那樣？咱是遵紀守法，老老實實賺錢。可當你錢賺得勢不可擋時，經濟問題就成了政治問題。中國人極聰明，特別會賺錢。但是當別人錢賺不過你中國人時，輸家就會動粗。面對這些現實問題，你說“機遇與挑戰並存”，還說“有三種可能性”，這與什麼也沒說是一樣的，是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的。
再看猶太人，上個紀元初，猶太人在小亞細亞被屠城後就滿世界跑，結果把猶太人跑聰明了，極其聰明。但小聰明並沒有保住民族的命運。猶太人是在哪裡學到的關於國家的真理？在納粹的焚屍爐裡。猶太人在焚屍爐裡理解了“國家”這個簡單的概念。從納粹集中營焚屍爐邊跑出來的猶太人建立自己的國家，這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為什麼那麼能打？睚眥必報，因為他們從焚屍爐裡知道了世事的冷酷。
二、未來亞洲地緣政治版圖決不能出現歐洲式破碎
猶太人明白只有建立強大的以色列國，才能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中國同樣如此，但我們的問題要復雜得多。
1948年，國共內戰；同時期的印度1947年獨立，次年就分裂。尼赫魯真是個書呆子，人家說分裂他就同意分裂，還說印度搞好了，巴基斯坦自然就會回來。 1948年，李宗仁也主張以長江分治中國，但後來他在回憶錄裡對此反思說“但在今天回顧那時的情況，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懺悔說，如果當時中國劃江而治“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
中國文化講究“一”，一個中心為“忠”，兩個中心為“患”。中國文化求合不求分，“貧”，非不富，分貝是也，財產一分家就貧了。貧，弱也。富，家有“一口田”，富，福也。求一，不求多。財分則貧，國分則弱。中國人凡事勸和不勸分，西方人則勸分不勸和。中國講統一，這與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你看歐洲地圖，四分五裂，有矛盾，他們首先想到的辦法是分。 “微積分”出自歐洲不是偶然的。歐洲的破碎性，使其沒有希望，有人說，歐洲的法國、德國、意大利加起來很強大？但合力不是簡單的相加。歐洲大陸的分裂使英國有機可乘：破碎地區好被人操縱和任人宰割。
歐洲有沒有統一的時候？有。公元800年時，法國統一歐洲，結果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於公元843年就把它一分為三，從此歐洲就沒有力量了。破碎的歐洲符合英美的利益。後來歐洲人對此追悔莫及。拿破崙、希特勒想整合歐洲，都失敗了。
印度是英國人拋在亞洲的“霧都孤兒”。如果歐洲破碎是表層的話，那麼印度破碎則是深層的。英國要印度有大版圖，又不能使其有力量，那就使其有內傷：保存了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大部私人所有權。政府想修一條路，就得光買下或部分買下土地產權，這就得一大筆資金。印度的破碎性還表現在文化和上層建築上。 1962年，中印戰爭時議會在吵架，戰事完了，議會的爭吵還沒結束。印度核試驗，當時只有幾個人知道，不然，此事交到議會肯定又是胎死腹中。議會民主使印度的前途很無望。富蘭克林·羅斯福對此看得明白，1943年11月8日，他在私下對斯大林說：“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製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
抗戰後在推進中國統一進程中有兩個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南邊蔣介石不聽美國的，北邊毛澤東不聽蘇聯的。對美國最有利的亞洲版圖是中國南北分裂。如果那樣，美國便會像操縱歐洲那樣操縱亞洲。果真如此，我到廣州來，還得辦“簽證”。那樣的話，中國也就完了，亞洲也就完了，這樣就會有無窮止的流血衝突。地理破碎是地區衝突頻發的重要原因。李宗仁後來也看明白了，他說：“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像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
四大文明古國，現在大版圖獨立自主的國家僅存的只有中國。埃及與印度那是英國人根據自己的戰略需要為其保留下來的。若不是英國，在這兩個國家的土地上還不知會分出多少小國。這些衰落的古國，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就是衰落先從最破碎性的地方開始，比如在四大文明古國中最先衰落的是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中國文明持續5000多年，大一統始終是其“主旋律”，以至歐洲人從馬可波羅到黑格爾，都極其欣賞中國與中華文明，羨慕中國居於亞洲主體板塊地位的大一統版圖。
未來亞洲地緣政治版圖最怕的是出現歐洲式即對稱性破碎。 1979年越南兼併中南半島的企圖沒有得逞，不然的話，亞洲就會出現歐洲式對稱型破碎。這對全體亞洲人民而言，不啻一場災難。兩次世界大戰都起源於破碎的歐洲，而中國主體板塊地位的弱化則導致太平洋戰爭，都是這個觀點的有力說明。
1949年中國統一保證了中國在亞洲的主體地理板塊，並使亞洲大陸避免了歐洲式的對稱性破碎，這是亞洲千年和平的保證，這也是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三、當代中國軍人要有“兩個大局”的意識和戰略眼光
處於新時期、新階段的中國崛起而言，不能邁過的門坎首先就是台灣問題。
由於種種歷史原因，我們過去不得已錯已過了幾次解決台灣問題的機會。鄧小平上台後提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第一是反霸、第二是解決台灣問題，第三才是發展經濟。現在經濟目標基本實現，下一步台灣問題就擺在面前。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問題是其首要問題，但祖國大陸對台灣的重視從未有過絲毫鬆懈。說到這裡，有必要澄清，在台灣問題，我不主張在正式的文章中用“台灣人民”的概念，而應該用“台灣同胞”的概念。因為“人民”是一個國家國民主體的概念，一個國家的國民不可能有兩個主體。我們對台灣同胞，套用雷鋒同志的話就是，“要像春天般的溫暖”，但對台獨分子和支持台獨分子的海外勢力，就“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
支持台獨的海外力量主要是日本右翼。作為1972年中日建交的基礎性文件《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對中國“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則的表態是“日本國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而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中，美國的表態則是“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可見，在台灣問題是日本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右翼對中國台灣一直是有企圖的，總是在做小動作，支持台獨勢力，台獨問題根子在日本右翼的支持。必須明白，日本之於台灣，是雅爾塔體系問題，而美國之於台灣，則是冷戰體系問題。在前者，日本是亞太大國的製約對像，前者矛盾比後者更為深刻。台灣是在雅爾塔體系中回歸中國的。
主權問題始終是與槍桿子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我說，對台灣的“懷揉”，在“柔”字旁要加個提手：抱擁台灣同胞，揉碎台獨分子和他們背後的海外勢力。
當代中國軍人要有“兩個大局”的意識和全球戰略眼光。今天中國經濟已走向並融入世界，中國文化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中國軍人也應該走出去。閨女嫁出去了受欺負，大多是娘家不行。海外華人華僑的“娘家”就是中國，中國要成為世界全體華人信心的支撐點。國家有事，當年的蘇聯軍人和現在的美國軍人先展開世界地圖，從世界政治的變動分析國家政治，我想我們中國軍人也會有這麼一天。
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這種情況已有所改變。 2008年世界範圍發生了經濟危機，在擺脫這場危機的過程中，中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並對世界經濟復甦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中國已經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中國是有能力參與世界治理的，未來的世界治理應該有東方的“和諧”色彩，黑格爾曾談到中國的國運，他說，“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末，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我想黑格爾的話是有道理的，若將新中國六十年的發展速度與歐美國家比較來看，儘管道曲折，中國的前途是很光明的。
2010年2月27日
希臘會拖欠債務嗎
謝國忠：希臘會拖欠債務嗎？ (2010.2.27)
希臘會拖欠債務嗎？答案是會和不會。歐盟可能提供援助，讓希臘延期償還現有的3000億歐元債務。不過，歐盟的任何幫助都將嚴重限制希臘發行新債的規模。例如，它的300億歐元財政赤字將很難融資，特別是無利息國債部分。由於西歐國家的金融機構持有大部分希臘未償付債券，保護其價值符合歐盟的利益。否則，西歐國家可能經歷另一場金融危機。
希臘可能已經通過收益的資產證券化、利率掉期以及其他表外衍生品合約，將大量債務隱藏起來。除非交易對手是西歐國家的銀行，否則，歐盟估計不會為這些合約提供擔保。這些衍生品合約違約的餘波不時會引發市場震盪。我們從來不知道，下一個受到衝擊的金融機構是哪一家。
如何償債？
長遠來看，希臘可能不得不拖欠債務。為了消費，它已經積聚了大量外國債務。希臘本可以勒緊腰帶，停止借錢——也就是減少進口，但為了償還現有的債務，希臘可能增加出口以換取大筆經常項目盈餘。不包括那些隱藏的負債，希臘政府總債務佔GDP的比例已達120％，財政赤字佔GDP之比超過12％。據估計，希臘整體債務的70％是外債。為了償付外國債權人，希臘必須贏得至少相當於GDP10％的經常項目盈餘。而希臘缺少有競爭力的工業企業，使其經常項目盈餘大增GDP五分之一的比例。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亞經濟體恰好也在經常項目盈餘上實現了很大增長，以償還外債。它們可以這麼做，是因為這些經濟體起初是出口導向型，並且增加外債來為國內投資融資。若想停止借錢，這些經濟體只須停止投資便能做到。為了增加經常項目盈餘，這些經濟體可以使貨幣貶值來增加全球貿易市場中的份額。
希臘需要藉外債緣於它的財政預算赤字，這些赤字最終支撐希臘的消費水平。希臘必須減少預算赤字，政府不再為那麼多的人埋單，從而減少對外國借貸的需求。在政治層面上，這很困難。即使三分之二的希臘人支持減少赤字，另外三分之一的反對者也可能使之無法實現。如果歐盟援助計劃不能讓希臘獲得財政赤字融資，則希臘必須減少支出。可以預見，未來幾年希臘將出現政治動盪。
希臘不可能使本幣貶值增加出口。即使希臘貨幣從歐元區退出並貶值，希臘也沒有足夠強大的工業來迅速增加出口。很難設想，希臘將如何償還外債。持有希臘債券的西方金融機構，只能從它們的政府那裡尋求幫助。
通脹和公共財政是下一個危機。全球金融危機使主要大國背負沉重財政赤字負擔。如此大規模的財政赤字不太可能降下來。在泡沫形成時期，由於資產通脹帶來的較高稅收收入，這些國家均增加了支出。當資產泡沫破滅，這些收入不能支撐它們的支出，而人口老齡化仍需繼續增加花費。除非忍痛制訂措施減少支出，否則這些國家將面臨破產。當然，它們可用印鈔票，貨幣化削減債務。不過，這也是一種破產方式。對於日本和美國這樣的國家，它們可以印鈔票。只要它們可以藉到錢，通脹就不會太高。一旦金融市場不想再藉錢給它們，這些國家就會印鈔票。因此，主權債務危機最終變成通脹危機。 20世紀20年代發生在德國的一幕，未來可能在日本和美國上演，也許就在十年以內。
援救沒有理由
借入外幣債務的小經濟體正面臨壓力，因為市場知道它們迴旋餘地不大。它們的財政狀況並不明晰。在主權和破產之間，有一片很大的灰色區域。例如，迪拜幾個月前爆發了金融風暴，接著，阿布扎比被期望出手援救迪拜。現在，希臘替代迪拜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但是，阿布扎比確實救了迪拜嗎？無從考證。原本聲稱100 億美元的援助最終變成了50億美元，另外一半來自之前的貸款。 100億美元不足以解決迪拜1000億美元的債務問題。市場將援助理解成整體救助計劃的第一步，而事實上，我們現在聽到迪拜要求它的債權人減免其債務的40％。這是債務拖欠嗎？委婉的說法是債務重組。但是，對於被迫減免債務的商業銀行，迪拜的做法很像違約。
今後，類似的危機會如何發展，迪拜的故事便是個很好的實例。當金融市場出現恐慌時，某個地方就會傳出要求援助的聲音。其措辭不會明確，總是含糊不清。但是，這的確安撫了市場情緒，並且迫使對沖基金填平空倉，從而抬高不良債權價格。沒有什麼能像價格上升那樣能改變人們的心理，即使什麼都未改變，危機的感覺就消散了。對沖基金一旦被“咬住”，便不情願回來。這種拖延策略是政府消除不可避免事情發生的廉價辦法。但最終，債務拖欠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它悄悄地完成。
希臘的債務危機，規模是迪拜的3倍，未來它將接二連三地、有所控制地爆發出來。美國如何處理華爾街債務危機可能成為歐盟的模板。美國政府對華爾街金融機構的未償還債務作出切實的擔保，從而阻止了債權持有者的瘋狂拋售，並且保證了一定數量的新債券發行。這個把戲是把債券分門別類、區別對待。擔保通常有固定的期限，它在華爾街的援助中能奏效有兩個原因，一是華爾街金融機構停止增加新的負債，二是當恐慌消退，它們的資產升值了。
希臘的危機更難處理。它不可能輕易停止增加新的債務。希臘也有可能將預算赤字削減一半以上。歐盟可以通過只擔保現有未償付債務和利息的展期，迫使希臘做到這一點。關鍵是，歐盟能否接受希臘出現政治混亂。
市場確信德國將援助希臘，就像預期阿布扎比會援救迪拜一樣。市場的理由是，“他們必須這麼做”。沒有誰必須救別人。認定一個人必須幫別人還債，這很愚蠢。德國自己的問題還自顧不暇，它的國家總債務在2011年可能超過GDP的80％。德國老齡化問題將對國內預算施加很大壓力。實際上，德國正在考慮採取措施來阻止國內債務膨脹，如推遲退休年齡。如果德國政府援救希臘，它自己可能在下屆選舉中落敗。所以，任何救援措施都有其很大的局限。
退出歐元區？
希臘危機有很多誘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濫用低利率。低利率曾使希臘能夠大量借貸，幫助它加入了歐元區。南部歐洲國家在加入歐元區之前，通脹率和利率都比較高。在《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對成立歐元區作出規劃後，“收斂式交易”（convergence trade）在金融市場大行其道，歐元區國家的利率須相近，也就是說，希臘將受益於德國的利率。收斂式交易養肥了很多銀行和它們的交易員。但它只是個泡沫。加入歐元區不會改變南部歐洲國家的經濟結構，後者是引發這些國家高利率和高通脹的原因。
失去國際競爭力加劇了它們的問題。南部歐洲國家嚴重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因為它們的勞動力成本比北部的鄰居們低。全球化使它們喪失了勞動力成本優勢，因為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比發展中國家高得多。它們在全球貿易中失敗了。這促使南部歐洲國家更加依賴借錢，以維持生活水平。低利率環境才能讓這種方式成為現實。
多年通過向外國人借貸支持生活水平後，債務泡沫引爆時，他們的生活水平必然將出現大幅下降。在希臘的例子中，他們原有的生活水平很可能得下降五分之一。這可以通過通脹或通縮來實現。
大多數經濟體，當它們需要降低生活水平時，便會採取國內通脹和對外本幣貶值的政策。裁減工資在政治上非常困難。由於希臘加入了歐元區，自己沒有獨立的央行，它只能選擇減薪。如果照這樣下去，我們可以預期，今後幾年希臘將出現政治動盪。
另外一種可選辦法是，希臘退出歐元區，設立一種新的國家貨幣，成立中央銀行，強制性地將所有債務按固定比率轉換成新的本幣，並大幅貶值。這是一種痛苦最少的調整方式，它實際上拖欠了GDP100％的外國債務。這是符合邏輯的，而市場並不認為有這種可能。希臘恐怕會這麼做，除非有人“誘惑”它不要這樣。
一些歐盟國家認為，歐元是歐盟的核心所在。如果希臘從中退出，歐盟便告徹底失敗。因此，它們可能願意“賄賂”並留住希臘。當然，如果賄賂足夠大，希臘樂意收取，也就是賄賂比償付現有債務還要大。當然，這並不能解決希臘人的生活水平不可持續的問題。在某個時候，希臘仍然會將本幣貶值或者違約償債。
儘管市場可能認為希臘危機將以救援行動或者拖欠債務終結，但是現實遠比這複雜。這場危機可能拖延較長時間，可能數年。但是，希臘沒有能力去償清它的外國債務。儘管要好幾年之後才見分曉，我認為希臘仍會違約償付。
希臘會拖欠債務嗎？答案是會和不會。歐盟可能提供援助，讓希臘延期償還現有的3000億歐元債務。不過，歐盟的任何幫助都將嚴重限制希臘發行新債的規模。例如，它的300億歐元財政赤字將很難融資，特別是無利息國債部分。由於西歐國家的金融機構持有大部分希臘未償付債券，保護其價值符合歐盟的利益。否則，西歐國家可能經歷另一場金融危機。
希臘可能已經通過收益的資產證券化、利率掉期以及其他表外衍生品合約，將大量債務隱藏起來。除非交易對手是西歐國家的銀行，否則，歐盟估計不會為這些合約提供擔保。這些衍生品合約違約的餘波不時會引發市場震盪。我們從來不知道，下一個受到衝擊的金融機構是哪一家。
如何償債？
長遠來看，希臘可能不得不拖欠債務。為了消費，它已經積聚了大量外國債務。希臘本可以勒緊腰帶，停止借錢——也就是減少進口，但為了償還現有的債務，希臘可能增加出口以換取大筆經常項目盈餘。不包括那些隱藏的負債，希臘政府總債務佔GDP的比例已達120％，財政赤字佔GDP之比超過12％。據估計，希臘整體債務的70％是外債。為了償付外國債權人，希臘必須贏得至少相當於GDP10％的經常項目盈餘。而希臘缺少有競爭力的工業企業，使其經常項目盈餘大增GDP五分之一的比例。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亞經濟體恰好也在經常項目盈餘上實現了很大增長，以償還外債。它們可以這麼做，是因為這些經濟體起初是出口導向型，並且增加外債來為國內投資融資。若想停止借錢，這些經濟體只須停止投資便能做到。為了增加經常項目盈餘，這些經濟體可以使貨幣貶值來增加全球貿易市場中的份額。
希臘需要藉外債緣於它的財政預算赤字，這些赤字最終支撐希臘的消費水平。希臘必須減少預算赤字，政府不再為那麼多的人埋單，從而減少對外國借貸的需求。在政治層面上，這很困難。即使三分之二的希臘人支持減少赤字，另外三分之一的反對者也可能使之無法實現。如果歐盟援助計劃不能讓希臘獲得財政赤字融資，則希臘必須減少支出。可以預見，未來幾年希臘將出現政治動盪。
希臘不可能使本幣貶值增加出口。即使希臘貨幣從歐元區退出並貶值，希臘也沒有足夠強大的工業來迅速增加出口。很難設想，希臘將如何償還外債。持有希臘債券的西方金融機構，只能從它們的政府那裡尋求幫助。
通脹和公共財政是下一個危機。全球金融危機使主要大國背負沉重財政赤字負擔。如此大規模的財政赤字不太可能降下來。在泡沫形成時期，由於資產通脹帶來的較高稅收收入，這些國家均增加了支出。當資產泡沫破滅，這些收入不能支撐它們的支出，而人口老齡化仍需繼續增加花費。除非忍痛制訂措施減少支出，否則這些國家將面臨破產。當然，它們可用印鈔票，貨幣化削減債務。不過，這也是一種破產方式。對於日本和美國這樣的國家，它們可以印鈔票。只要它們可以藉到錢，通脹就不會太高。一旦金融市場不想再藉錢給它們，這些國家就會印鈔票。因此，主權債務危機最終變成通脹危機。 20世紀20年代發生在德國的一幕，未來可能在日本和美國上演，也許就在十年以內。
援救沒有理由
借入外幣債務的小經濟體正面臨壓力，因為市場知道它們迴旋餘地不大。它們的財政狀況並不明晰。在主權和破產之間，有一片很大的灰色區域。例如，迪拜幾個月前爆發了金融風暴，接著，阿布扎比被期望出手援救迪拜。現在，希臘替代迪拜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但是，阿布扎比確實救了迪拜嗎？無從考證。原本聲稱100 億美元的援助最終變成了50億美元，另外一半來自之前的貸款。 100億美元不足以解決迪拜1000億美元的債務問題。市場將援助理解成整體救助計劃的第一步，而事實上，我們現在聽到迪拜要求它的債權人減免其債務的40％。這是債務拖欠嗎？委婉的說法是債務重組。但是，對於被迫減免債務的商業銀行，迪拜的做法很像違約。
今後，類似的危機會如何發展，迪拜的故事便是個很好的實例。當金融市場出現恐慌時，某個地方就會傳出要求援助的聲音。其措辭不會明確，總是含糊不清。但是，這的確安撫了市場情緒，並且迫使對沖基金填平空倉，從而抬高不良債權價格。沒有什麼能像價格上升那樣能改變人們的心理，即使什麼都未改變，危機的感覺就消散了。對沖基金一旦被“咬住”，便不情願回來。這種拖延策略是政府消除不可避免事情發生的廉價辦法。但最終，債務拖欠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它悄悄地完成。
希臘的債務危機，規模是迪拜的3倍，未來它將接二連三地、有所控制地爆發出來。美國如何處理華爾街債務危機可能成為歐盟的模板。美國政府對華爾街金融機構的未償還債務作出切實的擔保，從而阻止了債權持有者的瘋狂拋售，並且保證了一定數量的新債券發行。這個把戲是把債券分門別類、區別對待。擔保通常有固定的期限，它在華爾街的援助中能奏效有兩個原因，一是華爾街金融機構停止增加新的負債，二是當恐慌消退，它們的資產升值了。
希臘的危機更難處理。它不可能輕易停止增加新的債務。希臘也有可能將預算赤字削減一半以上。歐盟可以通過只擔保現有未償付債務和利息的展期，迫使希臘做到這一點。關鍵是，歐盟能否接受希臘出現政治混亂。
市場確信德國將援助希臘，就像預期阿布扎比會援救迪拜一樣。市場的理由是，“他們必須這麼做”。沒有誰必須救別人。認定一個人必須幫別人還債，這很愚蠢。德國自己的問題還自顧不暇，它的國家總債務在2011年可能超過GDP的80％。德國老齡化問題將對國內預算施加很大壓力。實際上，德國正在考慮採取措施來阻止國內債務膨脹，如推遲退休年齡。如果德國政府援救希臘，它自己可能在下屆選舉中落敗。所以，任何救援措施都有其很大的局限。
退出歐元區？
希臘危機有很多誘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濫用低利率。低利率曾使希臘能夠大量借貸，幫助它加入了歐元區。南部歐洲國家在加入歐元區之前，通脹率和利率都比較高。在《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對成立歐元區作出規劃後，“收斂式交易”（convergence trade）在金融市場大行其道，歐元區國家的利率須相近，也就是說，希臘將受益於德國的利率。收斂式交易養肥了很多銀行和它們的交易員。但它只是個泡沫。加入歐元區不會改變南部歐洲國家的經濟結構，後者是引發這些國家高利率和高通脹的原因。
失去國際競爭力加劇了它們的問題。南部歐洲國家嚴重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因為它們的勞動力成本比北部的鄰居們低。全球化使它們喪失了勞動力成本優勢，因為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比發展中國家高得多。它們在全球貿易中失敗了。這促使南部歐洲國家更加依賴借錢，以維持生活水平。低利率環境才能讓這種方式成為現實。
多年通過向外國人借貸支持生活水平後，債務泡沫引爆時，他們的生活水平必然將出現大幅下降。在希臘的例子中，他們原有的生活水平很可能得下降五分之一。這可以通過通脹或通縮來實現。
大多數經濟體，當它們需要降低生活水平時，便會採取國內通脹和對外本幣貶值的政策。裁減工資在政治上非常困難。由於希臘加入了歐元區，自己沒有獨立的央行，它只能選擇減薪。如果照這樣下去，我們可以預期，今後幾年希臘將出現政治動盪。
另外一種可選辦法是，希臘退出歐元區，設立一種新的國家貨幣，成立中央銀行，強制性地將所有債務按固定比率轉換成新的本幣，並大幅貶值。這是一種痛苦最少的調整方式，它實際上拖欠了GDP100％的外國債務。這是符合邏輯的，而市場並不認為有這種可能。希臘恐怕會這麼做，除非有人“誘惑”它不要這樣。
一些歐盟國家認為，歐元是歐盟的核心所在。如果希臘從中退出，歐盟便告徹底失敗。因此，它們可能願意“賄賂”並留住希臘。當然，如果賄賂足夠大，希臘樂意收取，也就是賄賂比償付現有債務還要大。當然，這並不能解決希臘人的生活水平不可持續的問題。在某個時候，希臘仍然會將本幣貶值或者違約償債。
儘管市場可能認為希臘危機將以救援行動或者拖欠債務終結，但是現實遠比這複雜。這場危機可能拖延較長時間，可能數年。但是，希臘沒有能力去償清它的外國債務。儘管要好幾年之後才見分曉，我認為希臘仍會違約償付。
2010年2月26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
作者：劉倉
文章發於：中國共產黨新聞
更新時間：2010-2-17
http://www.wyzxsx.com
2010年02月17日 中國共產黨新聞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981016.html
毛澤東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者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無產階級政權和民族核心利益的捍衛者，將永遠載入史冊，受到人民的敬仰。
鄧小平指出：“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1]
毛澤東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者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無產階級政權和民族核心利益的捍衛者，將永遠載入史冊，受到人民的敬仰。
一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人民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兩大歷史任務。前一個任務為後一個任務創造前提、開闢道路。
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中國人民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可歌可泣的鬥爭。由於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沒有先進的理論為指南，無論是君主立憲方案，還是民主共和方案都告失敗。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遵義會議，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經驗表明：照搬照抄別國的模式、不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國情，中國革命還是不能成功。毛澤東最偉大的歷史功績，就是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結合起來，創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具體綱領、政策，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鄧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2]
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主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了過渡時期國家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指明了走向社會主義的軌道。 《憲法》規定的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政體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國家機構的組織原則一律實行民主集中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製包括國家所有製、合作社所有製、個體勞動者所有製和資本家所有製。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這為新中國朝什麼方向發展、達到什麼目標做好了基本的製度安排。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華民族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共識。唯物史觀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但並不否認傑出人物在歷史上的偉大作用。正像列寧所說：“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3]
二
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表明中國人民的前一個歷史任務基本完成。而要完成後一個歷史任務，即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首先必須解決通過什麼樣的生產關係發展什麼樣的生產力，即中國應該選擇什麼樣的現代化道路的問題。
對中國來說，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首先必須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把中國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變成一個現代的工業國。從世界歷史上看，無非有兩條路：一條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當時，中國已經喪失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機遇，獨立後的中國如果選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就不可能擺脫外國壟斷資本的控制，不但經濟上依附於外國，就連獨立和主權也有可能再度喪失。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這是人民民主政權所不允許的，共產黨和勞動人民所不答應的。毛澤東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 4]
經濟文化落後的中國如何搞社會主義，這是全新的課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5]毛澤東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總結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經驗，指出：“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6]建國初期，政府實行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國營經濟日益強大，資本主義經濟相對弱小且發展困難，蘇聯對中國政府大規模援助，說明具備了選擇社會主義的條件。根據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黨和毛澤東提出並實施“一化三改”的總路線，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指明了實現工業化的社會主義道路。胡喬木曾說，中國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最重要事件就是選擇了社會主義。”“就五十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歷史的全局而論，重要的是，無論早幾年或遲幾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經濟管理上和計劃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應有的靈活多樣性，總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7]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新中國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什麼是社會主義、經濟文化落後的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誰也沒有成熟的認識和方案。黨和毛澤東進行了艱辛的探索，並在理論上做出創造性的貢獻。
第一，闡明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的基本原則。鑑於蘇共“二十大”暴露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在1956年4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他要求“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8]
第二，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原則。
在社會主義建設目標問題上，《共同綱領》提出要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 1954年在全國人大開幕式上，毛澤東提出，要把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1959年底、1960年初，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時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9]這樣形成了關於“四個現代化”的比較完整、準確的表述。 1963年，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又把其中的“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據此，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0]
在社會主義發展步驟和時間安排問題上，毛澤東贊同“兩步走”的戰略設想：即“在三年過渡階段之後，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11]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上正式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2]1960年，毛澤東就提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50年不行，會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時間。 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又指出：“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13]
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區分為“建立”和“建成” 兩個階段。他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後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14]
在社會主義發展動力問題上，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運動推動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對立的雙方既相互適應又相互矛盾，但這種矛盾不是對抗性質的，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得到解決，這就需要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和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他提出，政府各部門所製定的各種規章制度，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發展生產力的障礙，必須加以修改，或者廢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製度的某些環節的缺點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需要根據具體的情況加以解決。他強調，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黨來領導。共產黨員要成為“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15]
在社會主義主要任務問題上，他強調，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應該實現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16]1957年3月19日，他提出：“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17]
第三，制定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毛澤東提出，我們是進入了這樣的時期：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近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要鑽原子能的時代了。 [18]他提出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個命題，要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堅持“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他提出，要正確處理農業與工業、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中央與地方、中國和外國的關係，統籌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個人的利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他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裡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等是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強調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19]他還對經濟體制改革做出初步的探索，主張“兩參（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作為企業管理和開展技術革新的方針；他贊同陳雲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方針，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設想等。
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他提出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目標。他強調要實行民主集中製，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就還有復闢的可能。他提出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他強調要保障“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20]他強調幹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而不能破壞勞動紀律，作群眾的老爺。
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面，他強調，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他提出要把“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的奮鬥目標。他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採取這樣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21]他提出“古為今用”、 “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他提出，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反對教條主義和保守主義。他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22]他提出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經濟戰線上如此，軍事戰線上也完全應當如此。”[23]他強調要加強艱苦奮鬥和共產主義理想教育，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24]他強調要培養一支宏大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等等。
毛澤東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開創了先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基礎和思想來源。鄧小平指出：“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25]
三
毛澤東不僅是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者，而且在長達四分之一的世紀裡，也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舊中國是落後的農業國，經濟技術基礎非常薄弱，部門行業殘缺不全，到1949年，使用機器的工業只佔17％左右；主要工業產品最高年產量，鋼只有92萬噸，煤炭6188萬噸，電60億度。正像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26]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短短20多年，取得了舊中國所望塵莫及的成就。
第一，逐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1978年，我國已經形成農業、工業、交通運輸、建築、金融、貿易旅遊和綜合技術服務等七大行業。從1952年到1980年，紗由65.6萬噸增加到292.6萬噸，布由38.3億米增加到134.7億米，原煤由0.66億噸增加到6.2億噸，發電量由73億度增加到3006億度，原油由44萬噸增加到1.0595億噸，鋼由135萬噸增加到3712萬噸。糧食產量由16390萬噸增加到32055萬噸，棉花產量由130.4萬噸增加到270.7萬噸。 [27]從1952年到1978年，農業機械總動力由18萬千瓦增加到11750萬千瓦，灌溉面積由19959千公頃增加到44965千公頃，化肥施用量（折純量）從7.8萬噸增加到884萬噸。 [28]美國學者梅斯納指出，曾經被輕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小於比利時工業的規模開始，在毛澤東領導時期結束，卻以世界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毛澤東的那個領導時期遠非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 [29]
第二，經濟的增長速度也是相當客觀的。工農業總產值，1952年為810億元，1978年為5634億元，1952年至1980年年均增長為8.2％，其中農業年均增長為3.4％，工業年均增長11.1％。 [30]1957年和1978年，中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穀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 [31]這是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比較高的增長速度，不僅高於美國、英國、印度等國家，甚至與日本、德國、蘇聯等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
第三，教育和科技事業取得巨大成就。從1949到1976 年，普通高校學生從11.7萬人增加到56.5萬人，中等學校學生從126.8萬人增加到5905.5萬人，小學學生從2439.1萬人增加到15005.5萬人，全面所有製單位科技人員， 1952年為42.5萬人，1978年為434.5萬人。 [32]“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教育資本積累最快的時代，是為今天一切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的時代。沒有毛澤東時代這個結構性的轉變，結構性的飛躍，中國就會永遠在現代化之外徘徊，是毛澤東時代積累的教育資本使中國進入了現代化，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大門。”[33]
第四，國防工業從無到有逐步建立起來。人民軍隊改變了依靠繳獲敵人的武器來裝備自己的狀況，逐步建立起門類比較齊全、具有一定規模的國防工業。不僅能夠成批生產飛機、坦克、導彈、艦艇等常規武器，而且還掌握了國防尖端技術。 1964 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導彈核武器首次發射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衛星發生成功。這對國防實力的增強和國家地位的提升具有戰略意義。鄧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34]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不僅改變了舊中國積貧積弱的面貌，而且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奠定了基礎。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指出：“中國在改革前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為其市場經濟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來說，中國1979年前在擴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和實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成就，使改革後的政策更加成為可能。中國的改革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惠於早些時候中國的改革前的政策。”[35]這是具有歷史眼光的真知卓見。
四
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社會主義航船的領航員，毛澤東總是要從戰略上、全局上思考如何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
作為一位世界性的偉人，毛澤東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極大改變了國際格局。世界愛好和平與發展的陣營大大增強，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受到打擊。 1954年9月，毛澤東在一屆全國人大開幕式上宣布：“我們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為了保衛國際和平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36]毛澤東主張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積極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合作，主張建立國際反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並且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鄧小平指出：“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37]即使對美國，毛澤東一面反對其霸權主義和侵略政策，另一方面還主張發展兩國合作關係。正是在毛澤東領導中國的時期，中國同當時世界上130個國家中的110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開始突破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政策，開創了中日關係和中美關係的新階段，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鄧小平指出： “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38]
中國革命的勝利瓦解了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他們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繼續推行敵視中國的政策。 1950年美國入侵朝鮮，並派第七艦隊侵占台灣海峽，嚴重侵犯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毛澤東以大無畏的革命膽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抗美援朝的勝利為國家大規模的建設贏得鞏固的和平環境。 “它雄辯地證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砲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因而極大地增強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1969年3月，為了保衛黑龍江上只有0.74平方公裡的珍寶島，毛澤東頂住蘇聯的核訛詐和戰爭威脅，毫不妥協地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共產黨執政的中國絕不能丟失一寸土地。毛澤東是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的捍衛者，這是近代以來舊中國任何領導人都無法比擬的。
當帝國主義的軍事包圍、經濟封鎖和外交孤立等政策難以達到扼殺中國革命和消滅社會主義時，他們逐步提出和實施“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早在1949年7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提出受西方教育的“民主個人主義終將再起，中國終將推翻外來的羈絆”。毛澤東撰寫《丟掉幻想，準備戰鬥》等評論文章予以堅決回擊。 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被披露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認為“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實現和平演變。”1958年10月，杜勒斯明確表示，要用“和平方法”改變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
1959年11月，毛澤東指出，杜勒斯所謂的“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美國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 [39]1959年12 月，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的戰略目的是保存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消滅社會主義制度，也要消滅民族獨立運動。一套辦法是用戰爭手段，另一套辦法是用和平手段。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拉攏的對像，帝國主義盡力擴大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影響，從內部通過和平演變來搞垮社會主義。 [40]1964年6月他指出：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不靈，但也可能靈。 [41]
毛澤東強調，“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是複闢與反復辟，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因此，他堅決反對蘇聯企圖控制中國的圖謀，反對“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線，反對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系列問題上離開馬克思主義的言行，並與之進行了有利有理有節的論戰。他認為在國內最重要的是防止修正主義。
如何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闢呢？在1964年7月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毛澤東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經驗，研究了國際的主要是蘇聯的正反兩面的經驗，初步提出比較系統的理論和政策。儘管有些觀點和意見帶有“左”的痕跡，但這些基本原理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防止“和平演變”的關鍵是加強黨的建設，永遠保持黨的先進性。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告誡全黨保持理想信念，奪取全國的勝利，只是萬裡長征走完的第一步，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決不當李自成”。他強調要保持黨同群眾的密切關係。 “共產黨就是要奮鬥，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42]“如果不幫助人民，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 ……沒有人民就會垮台。”[43]他強調要反對官僚主義，防止黨的干部內部形成特權階層，反對黨員幹部的腐敗現像，嚴格要求幹部子女，“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幹部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44]他提出，為了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是保證沿著馬克思主義道路繼續前進、防止和平演變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而接班人必須具備5條標準：一是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一是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三是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團結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四是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五是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 [45]他強調，只要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在大風大浪中成長，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圖謀就會破產。毛澤東為捍衛黨的先進性和人民根本利益可謂鞠躬盡瘁。
毛澤東關於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思想至今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20世紀八九十年代，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重新走資本主義道路，反證了毛澤東的遠見卓識。中國之所以頂住80年代末政治風波的影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遵守毛澤東的教導，對“和平演變”政策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1988年11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時指出：“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 [46]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在吉爾吉斯、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搞顏色革命，建立親西方政權，就是新形勢下“和平演變”政策的繼續。因此，許多有識之士警告“顏色革命”在中國悄悄進行，並不是杞人憂天。在我國，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將長期存在，切莫掩耳盜鈴，熟視無睹。
正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人物一樣，毛澤東也犯過錯誤，甚至犯過全局性的錯誤，但他所犯的錯誤怎麼能和他的偉大功績相比擬呢。 “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作為我們國家的像徵，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 ”[47]作為20世紀的世界偉人，中華民族的英雄，中國共產黨的傑出代表和中國人民的忠實兒子，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始終鼓舞著我們繼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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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頁。
[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
[3]《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
[4]《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
[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頁。
[7]《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60頁。
[8]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頁。
[9]《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1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頁。
[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頁。
[1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頁。
[1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1頁。
[1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1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頁。
[16]《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頁。
[17]《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頁。
[1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2頁。
[19]《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
[20]《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頁。
[2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頁。
[22]《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2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頁。
[2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頁。
[2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頁。
[26]《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27]《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166頁。
[28]國家統計局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頁。
[29] [美]M·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頁。
[30]《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頁。
[31]國家統計局：《奮進的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333、335頁。
[32]國家統計局：《奮進的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436、440頁。
[33]《永遠的毛澤東——網上<毛澤東紀念館>留言選萃》，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頁。
[3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頁。
[35]轉引自沙健孫：《毛澤東與20世紀的中國》，《黨史文匯》2003年第12期。
[36]《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
[3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頁。
[3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頁。
[39]逄先知：《回顧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轉引自《中共黨史研究優秀論文選》，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頁。
[40]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頁。
[41]逄先知：《回顧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轉引自《中共黨史研究優秀論文選》，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頁。
[42]《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頁。
[4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381頁。
[4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頁。
[4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頁。
[4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
[4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頁。
來源：《中華魂》
作者：劉倉
文章發於：中國共產黨新聞
更新時間：2010-2-17
http://www.wyzxsx.com
2010年02月17日 中國共產黨新聞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981016.html
毛澤東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者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無產階級政權和民族核心利益的捍衛者，將永遠載入史冊，受到人民的敬仰。
鄧小平指出：“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1]
毛澤東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者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無產階級政權和民族核心利益的捍衛者，將永遠載入史冊，受到人民的敬仰。
一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人民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兩大歷史任務。前一個任務為後一個任務創造前提、開闢道路。
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中國人民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可歌可泣的鬥爭。由於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沒有先進的理論為指南，無論是君主立憲方案，還是民主共和方案都告失敗。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遵義會議，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經驗表明：照搬照抄別國的模式、不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國情，中國革命還是不能成功。毛澤東最偉大的歷史功績，就是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結合起來，創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具體綱領、政策，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鄧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2]
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主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了過渡時期國家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指明了走向社會主義的軌道。 《憲法》規定的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政體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國家機構的組織原則一律實行民主集中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製包括國家所有製、合作社所有製、個體勞動者所有製和資本家所有製。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這為新中國朝什麼方向發展、達到什麼目標做好了基本的製度安排。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華民族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共識。唯物史觀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但並不否認傑出人物在歷史上的偉大作用。正像列寧所說：“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3]
二
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表明中國人民的前一個歷史任務基本完成。而要完成後一個歷史任務，即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首先必須解決通過什麼樣的生產關係發展什麼樣的生產力，即中國應該選擇什麼樣的現代化道路的問題。
對中國來說，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首先必須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把中國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變成一個現代的工業國。從世界歷史上看，無非有兩條路：一條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當時，中國已經喪失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機遇，獨立後的中國如果選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就不可能擺脫外國壟斷資本的控制，不但經濟上依附於外國，就連獨立和主權也有可能再度喪失。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這是人民民主政權所不允許的，共產黨和勞動人民所不答應的。毛澤東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 4]
經濟文化落後的中國如何搞社會主義，這是全新的課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5]毛澤東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總結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經驗，指出：“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6]建國初期，政府實行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國營經濟日益強大，資本主義經濟相對弱小且發展困難，蘇聯對中國政府大規模援助，說明具備了選擇社會主義的條件。根據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黨和毛澤東提出並實施“一化三改”的總路線，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指明了實現工業化的社會主義道路。胡喬木曾說，中國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最重要事件就是選擇了社會主義。”“就五十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歷史的全局而論，重要的是，無論早幾年或遲幾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經濟管理上和計劃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應有的靈活多樣性，總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7]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新中國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什麼是社會主義、經濟文化落後的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誰也沒有成熟的認識和方案。黨和毛澤東進行了艱辛的探索，並在理論上做出創造性的貢獻。
第一，闡明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的基本原則。鑑於蘇共“二十大”暴露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在1956年4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他要求“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8]
第二，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原則。
在社會主義建設目標問題上，《共同綱領》提出要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 1954年在全國人大開幕式上，毛澤東提出，要把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1959年底、1960年初，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時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9]這樣形成了關於“四個現代化”的比較完整、準確的表述。 1963年，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又把其中的“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據此，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0]
在社會主義發展步驟和時間安排問題上，毛澤東贊同“兩步走”的戰略設想：即“在三年過渡階段之後，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11]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上正式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2]1960年，毛澤東就提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50年不行，會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時間。 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又指出：“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13]
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區分為“建立”和“建成” 兩個階段。他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後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14]
在社會主義發展動力問題上，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運動推動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對立的雙方既相互適應又相互矛盾，但這種矛盾不是對抗性質的，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得到解決，這就需要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和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他提出，政府各部門所製定的各種規章制度，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發展生產力的障礙，必須加以修改，或者廢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製度的某些環節的缺點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需要根據具體的情況加以解決。他強調，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黨來領導。共產黨員要成為“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15]
在社會主義主要任務問題上，他強調，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應該實現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16]1957年3月19日，他提出：“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17]
第三，制定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毛澤東提出，我們是進入了這樣的時期：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近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要鑽原子能的時代了。 [18]他提出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個命題，要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堅持“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他提出，要正確處理農業與工業、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中央與地方、中國和外國的關係，統籌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個人的利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他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裡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等是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強調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19]他還對經濟體制改革做出初步的探索，主張“兩參（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作為企業管理和開展技術革新的方針；他贊同陳雲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方針，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設想等。
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他提出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目標。他強調要實行民主集中製，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就還有復闢的可能。他提出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他強調要保障“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20]他強調幹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而不能破壞勞動紀律，作群眾的老爺。
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面，他強調，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他提出要把“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的奮鬥目標。他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採取這樣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21]他提出“古為今用”、 “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他提出，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反對教條主義和保守主義。他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22]他提出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經濟戰線上如此，軍事戰線上也完全應當如此。”[23]他強調要加強艱苦奮鬥和共產主義理想教育，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24]他強調要培養一支宏大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等等。
毛澤東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開創了先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基礎和思想來源。鄧小平指出：“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25]
三
毛澤東不僅是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者，而且在長達四分之一的世紀裡，也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舊中國是落後的農業國，經濟技術基礎非常薄弱，部門行業殘缺不全，到1949年，使用機器的工業只佔17％左右；主要工業產品最高年產量，鋼只有92萬噸，煤炭6188萬噸，電60億度。正像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26]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短短20多年，取得了舊中國所望塵莫及的成就。
第一，逐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1978年，我國已經形成農業、工業、交通運輸、建築、金融、貿易旅遊和綜合技術服務等七大行業。從1952年到1980年，紗由65.6萬噸增加到292.6萬噸，布由38.3億米增加到134.7億米，原煤由0.66億噸增加到6.2億噸，發電量由73億度增加到3006億度，原油由44萬噸增加到1.0595億噸，鋼由135萬噸增加到3712萬噸。糧食產量由16390萬噸增加到32055萬噸，棉花產量由130.4萬噸增加到270.7萬噸。 [27]從1952年到1978年，農業機械總動力由18萬千瓦增加到11750萬千瓦，灌溉面積由19959千公頃增加到44965千公頃，化肥施用量（折純量）從7.8萬噸增加到884萬噸。 [28]美國學者梅斯納指出，曾經被輕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小於比利時工業的規模開始，在毛澤東領導時期結束，卻以世界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毛澤東的那個領導時期遠非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 [29]
第二，經濟的增長速度也是相當客觀的。工農業總產值，1952年為810億元，1978年為5634億元，1952年至1980年年均增長為8.2％，其中農業年均增長為3.4％，工業年均增長11.1％。 [30]1957年和1978年，中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穀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 [31]這是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比較高的增長速度，不僅高於美國、英國、印度等國家，甚至與日本、德國、蘇聯等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
第三，教育和科技事業取得巨大成就。從1949到1976 年，普通高校學生從11.7萬人增加到56.5萬人，中等學校學生從126.8萬人增加到5905.5萬人，小學學生從2439.1萬人增加到15005.5萬人，全面所有製單位科技人員， 1952年為42.5萬人，1978年為434.5萬人。 [32]“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教育資本積累最快的時代，是為今天一切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的時代。沒有毛澤東時代這個結構性的轉變，結構性的飛躍，中國就會永遠在現代化之外徘徊，是毛澤東時代積累的教育資本使中國進入了現代化，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大門。”[33]
第四，國防工業從無到有逐步建立起來。人民軍隊改變了依靠繳獲敵人的武器來裝備自己的狀況，逐步建立起門類比較齊全、具有一定規模的國防工業。不僅能夠成批生產飛機、坦克、導彈、艦艇等常規武器，而且還掌握了國防尖端技術。 1964 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導彈核武器首次發射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衛星發生成功。這對國防實力的增強和國家地位的提升具有戰略意義。鄧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34]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不僅改變了舊中國積貧積弱的面貌，而且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奠定了基礎。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指出：“中國在改革前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為其市場經濟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來說，中國1979年前在擴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和實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成就，使改革後的政策更加成為可能。中國的改革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惠於早些時候中國的改革前的政策。”[35]這是具有歷史眼光的真知卓見。
四
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社會主義航船的領航員，毛澤東總是要從戰略上、全局上思考如何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
作為一位世界性的偉人，毛澤東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極大改變了國際格局。世界愛好和平與發展的陣營大大增強，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受到打擊。 1954年9月，毛澤東在一屆全國人大開幕式上宣布：“我們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為了保衛國際和平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36]毛澤東主張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積極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合作，主張建立國際反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並且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鄧小平指出：“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37]即使對美國，毛澤東一面反對其霸權主義和侵略政策，另一方面還主張發展兩國合作關係。正是在毛澤東領導中國的時期，中國同當時世界上130個國家中的110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開始突破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政策，開創了中日關係和中美關係的新階段，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鄧小平指出： “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38]
中國革命的勝利瓦解了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他們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繼續推行敵視中國的政策。 1950年美國入侵朝鮮，並派第七艦隊侵占台灣海峽，嚴重侵犯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毛澤東以大無畏的革命膽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抗美援朝的勝利為國家大規模的建設贏得鞏固的和平環境。 “它雄辯地證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砲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因而極大地增強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1969年3月，為了保衛黑龍江上只有0.74平方公裡的珍寶島，毛澤東頂住蘇聯的核訛詐和戰爭威脅，毫不妥協地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共產黨執政的中國絕不能丟失一寸土地。毛澤東是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的捍衛者，這是近代以來舊中國任何領導人都無法比擬的。
當帝國主義的軍事包圍、經濟封鎖和外交孤立等政策難以達到扼殺中國革命和消滅社會主義時，他們逐步提出和實施“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早在1949年7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提出受西方教育的“民主個人主義終將再起，中國終將推翻外來的羈絆”。毛澤東撰寫《丟掉幻想，準備戰鬥》等評論文章予以堅決回擊。 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被披露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認為“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實現和平演變。”1958年10月，杜勒斯明確表示，要用“和平方法”改變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
1959年11月，毛澤東指出，杜勒斯所謂的“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美國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 [39]1959年12 月，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的戰略目的是保存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消滅社會主義制度，也要消滅民族獨立運動。一套辦法是用戰爭手段，另一套辦法是用和平手段。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拉攏的對像，帝國主義盡力擴大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影響，從內部通過和平演變來搞垮社會主義。 [40]1964年6月他指出：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不靈，但也可能靈。 [41]
毛澤東強調，“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是複闢與反復辟，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因此，他堅決反對蘇聯企圖控制中國的圖謀，反對“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線，反對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系列問題上離開馬克思主義的言行，並與之進行了有利有理有節的論戰。他認為在國內最重要的是防止修正主義。
如何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闢呢？在1964年7月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毛澤東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經驗，研究了國際的主要是蘇聯的正反兩面的經驗，初步提出比較系統的理論和政策。儘管有些觀點和意見帶有“左”的痕跡，但這些基本原理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防止“和平演變”的關鍵是加強黨的建設，永遠保持黨的先進性。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告誡全黨保持理想信念，奪取全國的勝利，只是萬裡長征走完的第一步，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決不當李自成”。他強調要保持黨同群眾的密切關係。 “共產黨就是要奮鬥，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42]“如果不幫助人民，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 ……沒有人民就會垮台。”[43]他強調要反對官僚主義，防止黨的干部內部形成特權階層，反對黨員幹部的腐敗現像，嚴格要求幹部子女，“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幹部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44]他提出，為了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是保證沿著馬克思主義道路繼續前進、防止和平演變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而接班人必須具備5條標準：一是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一是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三是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團結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四是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五是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 [45]他強調，只要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在大風大浪中成長，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圖謀就會破產。毛澤東為捍衛黨的先進性和人民根本利益可謂鞠躬盡瘁。
毛澤東關於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思想至今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20世紀八九十年代，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重新走資本主義道路，反證了毛澤東的遠見卓識。中國之所以頂住80年代末政治風波的影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遵守毛澤東的教導，對“和平演變”政策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1988年11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時指出：“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 [46]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在吉爾吉斯、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搞顏色革命，建立親西方政權，就是新形勢下“和平演變”政策的繼續。因此，許多有識之士警告“顏色革命”在中國悄悄進行，並不是杞人憂天。在我國，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將長期存在，切莫掩耳盜鈴，熟視無睹。
正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人物一樣，毛澤東也犯過錯誤，甚至犯過全局性的錯誤，但他所犯的錯誤怎麼能和他的偉大功績相比擬呢。 “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作為我們國家的像徵，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 ”[47]作為20世紀的世界偉人，中華民族的英雄，中國共產黨的傑出代表和中國人民的忠實兒子，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始終鼓舞著我們繼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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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頁。
[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
[3]《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
[4]《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
[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頁。
[7]《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60頁。
[8]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頁。
[9]《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1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頁。
[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頁。
[1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頁。
[1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1頁。
[1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1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頁。
[16]《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頁。
[17]《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頁。
[1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2頁。
[19]《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
[20]《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頁。
[2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頁。
[22]《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2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頁。
[2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頁。
[2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頁。
[26]《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27]《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166頁。
[28]國家統計局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頁。
[29] [美]M·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頁。
[30]《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頁。
[31]國家統計局：《奮進的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333、335頁。
[32]國家統計局：《奮進的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436、440頁。
[33]《永遠的毛澤東——網上<毛澤東紀念館>留言選萃》，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頁。
[3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頁。
[35]轉引自沙健孫：《毛澤東與20世紀的中國》，《黨史文匯》2003年第12期。
[36]《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
[3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頁。
[3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頁。
[39]逄先知：《回顧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轉引自《中共黨史研究優秀論文選》，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頁。
[40]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頁。
[41]逄先知：《回顧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轉引自《中共黨史研究優秀論文選》，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頁。
[42]《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頁。
[4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381頁。
[4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頁。
[4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頁。
[4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
[4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頁。
來源：《中華魂》
人民的選擇權
“這裡就是羅德島，就在這裡跳舞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hbvp.html
——關於熊蕾《轉基因水稻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人民的選擇權》文章的按語
2010-02-26
張宏良
我們推薦熊蕾女士的這篇文章《轉基因水稻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人民的選擇權》，是因為她指出了關於轉基因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人民的選擇權問題。熊蕾女士講的選擇權，與財經女士講的選擇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熊蕾女士這裡講的選擇權，是指人們在種植轉基因主糧問題上的選擇權；財經女士講的選擇權，是指在國民主糧轉基因化之後購買的選擇權。由於主糧不同於其他食品，人們無法選擇不吃或者少吃，在巨大價格差異的壓迫下，實際上能夠選擇的只能是少數富人，絕大多數老百姓根本無權選擇。可見，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選擇，如果說熊蕾女士講的選擇權，是指婦女要有不做妓女的選擇權，那麼財經女士所講的選擇權，則是指妓女要有挑選嫖客的選擇權，前提是必須成為妓女。馬克思早在《資本論》中就專門分析過這兩種選擇權：拒絕出賣勞動力的選擇權和向誰出賣勞動力的選擇權。馬克思就是以此來說明資本主義自由是虛假自由的。
目前如火如荼的轉基因爭論，為大家提供了一個關於自由民主的生動實例，讓大家特別是青年十分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所謂民主派，他們所推行的不過是強權自由、強權民主，即在強權下推行的自由，在強權下推行的民主。運用強權強制把全國人民的主糧變成轉基因，然後，在此基礎上再賦予你選擇吃與不吃的自由民主。目前強制決定種植轉基因主糧的是官僚集團，而擁護和歡呼強制對中國老百姓灌食轉基因食品的，卻是那些整天叫喊反對極權專制的所謂自由派和民主派。雖然並非是所有民主派和自由派都擁護種植轉基因主糧，但是擁護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卻百分之百都是所謂民主派和自由派。所以我們才稱他們是偽自由派和偽民主派。這些人的所謂自由民主，只是用來解體中國和中華民族的，一旦超出這個範圍，他們就會立刻暴露出極端專制獨裁的法西斯面目。無論在任何問題上，只要能夠損害中國絕大多數公眾的根本利益，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投靠任何一個專制集團——無論是官僚集團還是資本集團。在種植轉基因主糧問題上，中國的所謂自由派和民主派，就義無反顧地完全投入了官僚集團和資本集團——並且還是美國資本集團——的懷抱。
熊蕾女士提出的人民選擇權，反映了文明時代的進步要求，反映了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根本要求，俗語講“民以食為天”，中國是否應該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國家，應該由全中國人民決定，這是當今中國現實最緊迫最要命的民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集中了民生、民主和民權的全部要求，是真正應該全民公決的天大問題。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所謂自由民主人士，究竟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派，還是漢奸法西斯集團，現在是到了顯示真面目的時候了。你們是真的擁護全民公決，還是只把全民公決當作禍亂中國的手段，試金石就在眼前。
借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借用的那句歐洲諺語就是：“這裡就是羅德島，就在這裡跳舞吧”！在種植轉基因主糧問題上進行全民公決，利用現在的網絡系統和電話通訊系統進行表決，既在技術上方便可行又不會引起社會混亂，完全具有可行性。怎麼樣，自由民主派的朋友們？我們就在這裡跳舞吧！
如果大家贊成我們的提議，就把這個提議放到所有自我標榜是自由民主人士的信箱和博客，邀請他們參加全民公決。
請看下面熊蕾女士的文章。
轉基因水稻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人民的選擇權
轉自：烏有之鄉 作者：熊蕾
我認為，轉基因水稻的關鍵問題不在於它是否安全，而在於我們的權利能否得到保證。 ——這是我給《中國日報》評論的譯文。
批准種植轉基因水稻，即便仍是實驗性的，也已經引發了爭議：中國是否應當在世界上率先把一種主糧轉基因化？
毫不奇怪，鼓吹轉基因水稻的人譴責反對者對生物技術"無知"，有轉基因產品"恐懼症"。他們不遺餘力地向公眾保證，轉基因水稻是安全的，並用各種數據資料支持他們的觀點。
然而，轉基因水稻的核心問題並不在於它是否安全--如果我們陷在那個爭議裡，爭論就永遠沒有完結。在這個糾結中真正的重要的，是我們老百姓的權利是否會得到尊重。
這一系列的權利中，首當其衝的是我們的選擇權。我們還有沒有不消費轉基因水稻和其他通過轉基因技術生產的食品的權利？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農業部尊重我們對非轉基因食品的偏好？
我可以接受轉基因水稻是安全的說法。但是我不喜歡在我還沒有消費它的心理準備時，別人把它強加給我。誰也不應當剝奪人們選擇自己喜愛的食物的權利，誰也不應當造成這樣的一種局面，就是我們除了轉基因水稻，別無選擇。
而這個擔心並非沒有來由。多年前，轉基因棉花就在人們不知不覺中，在中國推廣開來，打的是"超級棉"的旗號。在官方的批准尚未發下之前，號稱"超級棉"的轉基因棉已經在中國遍地開花。
謝天謝地，轉基因棉不是食用作物。但是接踵而來的就是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和玉米，它們幾乎主宰了我們的食用油市場。我們仍然可以用那些轉基因食品不是我們直接消費而是通過加工的想法，來解脫我們自己。
儘管如此，含有轉基因成分的食用油仍然是在我們並非願意的情況下強加給我們的。農業部實際上對這樣的濫用權力至今沒有給我們一個負責任的解釋。現在，他們又決心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了，這一次，我們這些偏向傳統水稻的人，不能再放棄我們選擇的權利了。我們有權拒絕把轉基因水稻強加到我們的餐桌上，我們的這個權利，必須得到尊重和保護。
換句話說，如果試驗性乃至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的決定不可更改，政府也必須採取有效的措施，保證種植不超越所批准的邊界，也不允許對非轉基因水稻的污染。對任何違反規定的行為，必須有明確的處罰。
這個問題涉及的另一個權利，就是我們的知情權。我們不僅應當知道超市貨架上的食品是否含有轉基因成分。我們還應該知道別的問題。
比如，我們必須有權知道，轉基因水稻是解決21世紀糧食問題的唯一方案嗎？如果是這樣，那麼為什麼除了中國，沒有其他任何國家種植人類直接食用的轉基因主糧？為什麼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個人口大國印度，也是水稻的生產和消費大國，選擇拒絕轉基因水稻？如果有人斷言轉基因糧食是養活我們人口的唯一出路，這是否意味著其他的生物學手段已經窮盡？
人們不需要很多的科學知識就可以知道，情況遠遠不是這樣。雖然轉基因水稻的鼓吹者們聲稱，轉基因技術發展很快，但是他們自己的數據卻顯示，在轉基因技術釋放出來有20年之後的2005年，世界上還只有21個國家850萬農戶種植轉基因作物。這個數字並不能給人深刻印像。而且他們不會說的是，有事實顯示，那些農戶中，有很多，特別是在中國，是在根本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忽悠著種起轉基因作物的。
如果轉基因糧食並不是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唯一抉擇，那麼中國為什麼要急於成為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第一國呢？
這就關係到我們需要知道的另一個問題--中國對糧食生產的研發投入是否平衡？也就是說，研究資金是否過於向轉基因食品傾斜？有消息來源說，農業生物技術方面的科研資金多半都給了轉基因食品，而研究轉基因的科技工作者主宰者這些資金的分配。果如此，這肯定是不妥的，因為主管科研資金的人應當沒有個人利益的捲入。
轉基因水稻或者廣義上的轉基因糧食的問題，還關係到我們的發言權，或者說我們的參與權。因為我們是轉基因食品最終的目標消費者，即使轉基因食品沒有風險，我們對這個問題也應該有發言權。這不是幾個科研人員和官員可以替我們決定的事，尤其是在這整個過程中還有這麼多的問號在裡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hbvp.html
——關於熊蕾《轉基因水稻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人民的選擇權》文章的按語
2010-02-26
張宏良
我們推薦熊蕾女士的這篇文章《轉基因水稻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人民的選擇權》，是因為她指出了關於轉基因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人民的選擇權問題。熊蕾女士講的選擇權，與財經女士講的選擇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熊蕾女士這裡講的選擇權，是指人們在種植轉基因主糧問題上的選擇權；財經女士講的選擇權，是指在國民主糧轉基因化之後購買的選擇權。由於主糧不同於其他食品，人們無法選擇不吃或者少吃，在巨大價格差異的壓迫下，實際上能夠選擇的只能是少數富人，絕大多數老百姓根本無權選擇。可見，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選擇，如果說熊蕾女士講的選擇權，是指婦女要有不做妓女的選擇權，那麼財經女士所講的選擇權，則是指妓女要有挑選嫖客的選擇權，前提是必須成為妓女。馬克思早在《資本論》中就專門分析過這兩種選擇權：拒絕出賣勞動力的選擇權和向誰出賣勞動力的選擇權。馬克思就是以此來說明資本主義自由是虛假自由的。
目前如火如荼的轉基因爭論，為大家提供了一個關於自由民主的生動實例，讓大家特別是青年十分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所謂民主派，他們所推行的不過是強權自由、強權民主，即在強權下推行的自由，在強權下推行的民主。運用強權強制把全國人民的主糧變成轉基因，然後，在此基礎上再賦予你選擇吃與不吃的自由民主。目前強制決定種植轉基因主糧的是官僚集團，而擁護和歡呼強制對中國老百姓灌食轉基因食品的，卻是那些整天叫喊反對極權專制的所謂自由派和民主派。雖然並非是所有民主派和自由派都擁護種植轉基因主糧，但是擁護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卻百分之百都是所謂民主派和自由派。所以我們才稱他們是偽自由派和偽民主派。這些人的所謂自由民主，只是用來解體中國和中華民族的，一旦超出這個範圍，他們就會立刻暴露出極端專制獨裁的法西斯面目。無論在任何問題上，只要能夠損害中國絕大多數公眾的根本利益，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投靠任何一個專制集團——無論是官僚集團還是資本集團。在種植轉基因主糧問題上，中國的所謂自由派和民主派，就義無反顧地完全投入了官僚集團和資本集團——並且還是美國資本集團——的懷抱。
熊蕾女士提出的人民選擇權，反映了文明時代的進步要求，反映了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根本要求，俗語講“民以食為天”，中國是否應該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國家，應該由全中國人民決定，這是當今中國現實最緊迫最要命的民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集中了民生、民主和民權的全部要求，是真正應該全民公決的天大問題。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所謂自由民主人士，究竟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派，還是漢奸法西斯集團，現在是到了顯示真面目的時候了。你們是真的擁護全民公決，還是只把全民公決當作禍亂中國的手段，試金石就在眼前。
借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借用的那句歐洲諺語就是：“這裡就是羅德島，就在這裡跳舞吧”！在種植轉基因主糧問題上進行全民公決，利用現在的網絡系統和電話通訊系統進行表決，既在技術上方便可行又不會引起社會混亂，完全具有可行性。怎麼樣，自由民主派的朋友們？我們就在這裡跳舞吧！
如果大家贊成我們的提議，就把這個提議放到所有自我標榜是自由民主人士的信箱和博客，邀請他們參加全民公決。
請看下面熊蕾女士的文章。
轉基因水稻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人民的選擇權
轉自：烏有之鄉 作者：熊蕾
我認為，轉基因水稻的關鍵問題不在於它是否安全，而在於我們的權利能否得到保證。 ——這是我給《中國日報》評論的譯文。
批准種植轉基因水稻，即便仍是實驗性的，也已經引發了爭議：中國是否應當在世界上率先把一種主糧轉基因化？
毫不奇怪，鼓吹轉基因水稻的人譴責反對者對生物技術"無知"，有轉基因產品"恐懼症"。他們不遺餘力地向公眾保證，轉基因水稻是安全的，並用各種數據資料支持他們的觀點。
然而，轉基因水稻的核心問題並不在於它是否安全--如果我們陷在那個爭議裡，爭論就永遠沒有完結。在這個糾結中真正的重要的，是我們老百姓的權利是否會得到尊重。
這一系列的權利中，首當其衝的是我們的選擇權。我們還有沒有不消費轉基因水稻和其他通過轉基因技術生產的食品的權利？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農業部尊重我們對非轉基因食品的偏好？
我可以接受轉基因水稻是安全的說法。但是我不喜歡在我還沒有消費它的心理準備時，別人把它強加給我。誰也不應當剝奪人們選擇自己喜愛的食物的權利，誰也不應當造成這樣的一種局面，就是我們除了轉基因水稻，別無選擇。
而這個擔心並非沒有來由。多年前，轉基因棉花就在人們不知不覺中，在中國推廣開來，打的是"超級棉"的旗號。在官方的批准尚未發下之前，號稱"超級棉"的轉基因棉已經在中國遍地開花。
謝天謝地，轉基因棉不是食用作物。但是接踵而來的就是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和玉米，它們幾乎主宰了我們的食用油市場。我們仍然可以用那些轉基因食品不是我們直接消費而是通過加工的想法，來解脫我們自己。
儘管如此，含有轉基因成分的食用油仍然是在我們並非願意的情況下強加給我們的。農業部實際上對這樣的濫用權力至今沒有給我們一個負責任的解釋。現在，他們又決心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了，這一次，我們這些偏向傳統水稻的人，不能再放棄我們選擇的權利了。我們有權拒絕把轉基因水稻強加到我們的餐桌上，我們的這個權利，必須得到尊重和保護。
換句話說，如果試驗性乃至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的決定不可更改，政府也必須採取有效的措施，保證種植不超越所批准的邊界，也不允許對非轉基因水稻的污染。對任何違反規定的行為，必須有明確的處罰。
這個問題涉及的另一個權利，就是我們的知情權。我們不僅應當知道超市貨架上的食品是否含有轉基因成分。我們還應該知道別的問題。
比如，我們必須有權知道，轉基因水稻是解決21世紀糧食問題的唯一方案嗎？如果是這樣，那麼為什麼除了中國，沒有其他任何國家種植人類直接食用的轉基因主糧？為什麼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個人口大國印度，也是水稻的生產和消費大國，選擇拒絕轉基因水稻？如果有人斷言轉基因糧食是養活我們人口的唯一出路，這是否意味著其他的生物學手段已經窮盡？
人們不需要很多的科學知識就可以知道，情況遠遠不是這樣。雖然轉基因水稻的鼓吹者們聲稱，轉基因技術發展很快，但是他們自己的數據卻顯示，在轉基因技術釋放出來有20年之後的2005年，世界上還只有21個國家850萬農戶種植轉基因作物。這個數字並不能給人深刻印像。而且他們不會說的是，有事實顯示，那些農戶中，有很多，特別是在中國，是在根本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忽悠著種起轉基因作物的。
如果轉基因糧食並不是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唯一抉擇，那麼中國為什麼要急於成為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第一國呢？
這就關係到我們需要知道的另一個問題--中國對糧食生產的研發投入是否平衡？也就是說，研究資金是否過於向轉基因食品傾斜？有消息來源說，農業生物技術方面的科研資金多半都給了轉基因食品，而研究轉基因的科技工作者主宰者這些資金的分配。果如此，這肯定是不妥的，因為主管科研資金的人應當沒有個人利益的捲入。
轉基因水稻或者廣義上的轉基因糧食的問題，還關係到我們的發言權，或者說我們的參與權。因為我們是轉基因食品最終的目標消費者，即使轉基因食品沒有風險，我們對這個問題也應該有發言權。這不是幾個科研人員和官員可以替我們決定的事，尤其是在這整個過程中還有這麼多的問號在裡面。
2010年2月25日
希臘危機
希臘危機：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幕後金融故事
作者：鄭若麟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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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兩週，歐洲發生了一場大規模但卻“靜悄悄”的金融風暴。從希臘主權違約風險升高伊始，出現了對歐元的攻擊，最終使歐元在10天內下跌10%。這場風暴遠未劃上句號。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尚在這場風暴的旋渦中掙扎。從表面上看，一切都是由希臘新上任政府承認其預算赤字大大超過原來政府所公佈的5%而引起的。然而實質上一切都有幕後之手……遠在亞洲觀潮的中國由於手中擁有巨額外匯儲備，也身不由己地捲入其中……
一切要從2001年談起。當時希臘剛剛進入歐元區。根據歐洲共同體部分國家於1992年簽署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規定，歐洲經濟貨幣同盟成員國必須符合兩個關鍵標準，即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負債率低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0%。然而剛剛入盟的希臘就看到自己距這兩項標準相關甚遠。這對希臘和歐元區聯盟都不是一件好事。特別是在歐元剛一問世便開始貶值的時候。這時希臘便求助於美國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高盛投行是美國次債危機的設計者和“受害（或日受益？）者”之一，也曾是美國政府救市的對像。高盛投行為希臘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為希臘政府掩飾了一筆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從而使希臘在帳面上繼續符合歐元區成員國的標準。
這一被稱之為“金融創新”的具體做法是，希臘發行一筆100億美元（或日元和瑞士法郎）的十至十五年期國債，分批上市。這筆國債由高盛投資銀行負責將希臘提供的歐元兌換成美元。到這筆債務到期時，將仍然由高盛投行再將其重新換回美元。如果兌換時按市場匯率計算的話，就沒有文章可做了。事實上，高盛投行的“創意”在於人為擬定了一個匯率，使高盛投行得以向希臘借貸一大筆現金，而不會在希臘的公共負債率中表現出來。假如1歐元以市場匯率計算等於1，35美元的話，希臘發行100億美元可獲74億歐元。然而高盛則用了一個更為優惠的匯率，使希臘獲得84億歐元。也就是說，高盛實際上借貸給希臘10億歐元。但這筆錢卻不會出現在希臘當時的公共負債率的統計數據裡，因為它要十至十五年以後才歸還。這樣，希臘有了這筆現金收入，使其國家預算赤字從帳面上看僅為1，5%。而事實上2004年歐盟統計局對其重新計算後發現，其實希臘赤字高達3，7%，超出了標準。而最近透露出來的消息則表明，當時希臘真正的預算赤字占到其GDP的5，2%。遠遠超過規定的3%以下。
除了這筆借貸，高盛還為希臘設計了多種斂財卻不會使負債率上升的方法。如將國家彩票業和航空稅等未來的收入作為抵押，來換取現金。這種抵押換現在統計中不是負債，卻變成了出售，即銀行債權證券化。高盛投行這些服務和借貸當然都不是白白提供的：高盛共拿到了高達3億歐元的佣金。高盛投行深知希臘通過這種手段進入歐元區，其經濟必然會有遠慮，最終出現支付能力不足。那時高盛的投資就會打水漂。因此高盛便向德國一家銀行購買了二十年期的10億歐元CDS“信用違約互換” 保險。這種保險就是在債務出現支付問題時補足虧空。希臘的這一做法並非歐盟國家中的獨創。據透露，有一批國家借助這一方法，使得國家公共負債率得以維持在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規定的佔GDP3%以下的水平。這些國家不僅有意大利、西班牙等，而且還包括德國！在高盛投行的這種“創造性會計手法”主要歐洲顧客名單中，意大利佔據了一個重要位置。
目前已經到了這筆貨幣掉期交易到期的日子了。於是希臘的債務問題便日益暴露出來。然而今年一月底二月初出現對希臘和歐元的金融攻擊，卻遠非市場的自發行為，而是預謀、策劃的。這一攻擊令人回想起金融大鱷索羅斯於1992至93年對英鎊和裡拉的攻擊。當時索羅斯曾一舉捲走數十億美元。這次攻擊也是利用希臘多筆交易到期在即、炒作希臘出現支付能力問題，從而使市場出現大幅動盪。其結果是歐元下跌，希臘金融融資能力下降、成本劇增（其借貸利率高出一般新興國家兩倍以上），希臘金融狀態進一步惡化。而對希臘支付能力承保的CDS價值則翻番上漲。
這次投機的方式主要即是CDS。 CDS本來是對一個主權國家債務可能存在支付問題而創出來的一種保險，即當一個主權國家被懷疑出現支付能力問題時，持有該國國債者便可購買“信用違約互換”保險，即CDS。由承保方負責支付虧空部分。本來CDS應該與國債聯繫在一起。但現在卻被剝離開來，單獨成為一種金融產品。目前在全球CDS金額已經達到六十萬億美元，而且高達60%的交易是不透明的。因而成為投機基金熱寵的對像。當希臘國家支付能力被懷疑的時候，有關希臘債務的CDS便會上漲。這次對希臘的攻擊，就是通過各種手法令人對希臘的支付能力產生懷疑。那麼誰持有大量的CDS呢？居然不是別人，而恰恰是持有和發行希臘債務的高盛投次銀行和兩家對沖基金。高盛在希臘未被懷疑有支付能力問題時大量購進希臘債務的CDS，然後再對希臘支付能力信譽發動攻擊，在CDS漲到最高點時再拋出。
具體過程大致如下：一月底希臘發行五年期250億歐元國債，美國兩大對沖基金僅拿到最後成交的80億歐元中的2%。而這兩家對沖基金則是希臘債務CDS保險的主要擁有者。在這種情況下，要贏利就需要使手中的CDS利率上漲，也就是說要讓市場相信希臘政府存在著支付能力問題。而這一目標與高盛投行相吻合：作為希臘的主要藉貸者，高盛需要使希臘信譽下降，從而難以從國際市場上進行借貸，這樣就可以在未來向希臘貸款時贏得非常有利的利率。
為了打擊希臘的金融信譽，高盛與兩大對沖基金一方面在各方面開始“唱衰”希臘支付能力（包括動用力量將希臘信譽等級降低、傳出希臘破產謠言等），另一方面則輪番拋售歐元，從而導致國際市場的恐慌而跟進。歐元在十天內跌了10%。從近兩個月看則跌幅達15%。歐元一跌，立即使人聯想歐元區出現不穩，於是不僅僅希臘，其他歐元區國家的“弱點”葡萄牙、西班牙等也立即出現融資困難。於是希臘和歐元區CDS便開始瘋漲。從去年7月至今，希臘債務保險利率上漲整整三倍。今天希臘國債的CDS居然漲到428點，甚至超過一個處於半戰爭狀態的黎巴嫩（255點）！這是聞所未聞的。在這場攻擊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國際炒家的瞄準線上。
從巴黎傳出的訊息來看，如果希臘出現支付危機的話，將會導致歐洲各大銀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即拖累一大批歐元區銀行進入同一狀態。從已知消息來看，希臘在本世紀初發布的國債，要麼已經返回歐元區各大銀行，要麼得到了歐元區銀行或保險公司的擔保。更不用提為希臘做出多種擔保的歐洲中央銀行了。也就是說，在希臘債務問題上，上演的卻是歐元區的未來前景。
最令希臘沒有想到的是，這場針對希臘支付能力的攻擊的背後，居然就是——高盛投行和另外兩家美國對沖基金——其中有一家正是由布什政府時期的財長保爾森主持的！也就是說，高盛投行一方面以所謂的“創造性會計”方式為希臘政府出謀劃策，做虛帳以使希臘符合歐元國家標準；另一方面卻同時在背後攻擊希臘和歐元，以從中牟利！高盛投行甚至一直是希臘銀行聯合投資機構中的成員，即因希臘無法通過招標方式在市場上籌集資金，而將這一權力將會給銀行集團，由它來共同投資並承擔風險。高盛是其中一員。
在這場危機中，人們意外地發現“中國”的“身影”。去年11月，高盛投行總裁親自前往希臘首都雅典，提出了一項幫助希臘還債套現的計劃建議，並建議希臘方面由高盛搭橋，將高達250億歐元的國債推銷給中國。當一月底希臘成功拿到80億歐元的新貸款時，市場一度便認為希臘已經沒有支付危機。然而這正是某些人需要造成的效果。這時高盛高層再度遊說希臘方面。然而希臘新政府顯然已經認識到，高盛的建議是飲鳩止渴。在希臘的拒絕下，很快，市場上便出現了新的謠傳：中國拒絕購買由高盛投行安排的一項“私人投資”250億歐元的希臘國債。也就是說，希臘委託高盛出面來替其安排尋找投資者，這明確顯示希臘方面出現了問題。一個國家的國債無人問津的話，就是該國金融信譽出現問題的最為明確的標識。而中國的拒絕將使市場要求雅典提供更高的風險保險。在這種背景下，高盛就成為一個大贏家：一方面替希臘推銷國債能夠得到更多的收益，而另一方面高盛手中的“信用違約互換”保險CDS則大幅上漲。
法國分析家認為，透露出中國拒購希臘國債是令人吃驚的。這種消息按慣例是絕對處於保密狀態的。對投資者或推銷者來說，這種消息的洩露對兩者都是不利的。然而《金融時報》卻發現，消息透露者居然是高盛投行的第二把手凱利·科恩。他於去年11月和今年1月兩次前往雅典，試圖遊說希臘當局讓高盛將高達250億歐元的國債推銷給中國，但遭到希臘的拒絕。於是消息便蹊蹺地走漏出來，對希臘和歐元造成巨大衝擊。
目前這場針對歐元和希臘的“金融戰”並沒有結束。但令人不解的地方越來越多。金融市場的不透明和所謂“金融創新”所推出來的種種令人難以理解的“打包”方式，都使市場和公眾越來越莫名其妙。最令人吃驚的是，高盛投行和其他在歐洲主權國家進行類似投資活動的華爾街大亨們都是在目前法律規定許可的情況下公然進行的。從根本上來說，高盛投行在希臘的行為，就是合法地吞囓公共財富。在這種金融大鱷的圍攻下，希臘經濟狀態日益走向困境。其目前預算赤字已經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2，7%，債務可能將在明年達到135%。歐盟統計局已經公開聲明不再相信希臘的統計數字，因為希臘曾兩次向歐盟說了謊話。這對於建築在信譽基礎上的金融業來說是非常嚴重的事件。現在人們懷疑葡萄牙可能也處於類似的處境之中。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那麼可以肯定，來自美國華爾街的攻擊不僅仍會繼續，而且會變本加利。
更令人不安和不解的，是歐元在一定程度上的貶值卻對歐元區經濟復甦和出口有利。因而人們看到歐盟表現出對希臘的支持，卻沒有資金的到位。當然，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規定不得對主權國家金融狀態提供支持。但這是否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說，也有人願意看到歐元的下跌呢？一些專家甚至認為，對於歐元區來說，跌至1歐元兌換1美元是最為理想的匯率。顯然，這場金融風暴的真正內幕，還遠遠沒有露出冰山的一角。
最後應該說明的一點，是高盛投行不僅與美國行政當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高盛的高官往往就是政府前財長或未來財長的候選人；而且高盛與歐洲也同樣是“親威”：高盛投行歐洲分行的副總裁就是意大利央行總裁，還差一點成為歐洲央行總裁。所以，對於身處外圍的中國來說，要弄明白歐美金融界內部的花招，還需要一定的歲月。在此之前，這趟混水還真是難以涉足。
作者：鄭若麟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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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兩週，歐洲發生了一場大規模但卻“靜悄悄”的金融風暴。從希臘主權違約風險升高伊始，出現了對歐元的攻擊，最終使歐元在10天內下跌10%。這場風暴遠未劃上句號。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尚在這場風暴的旋渦中掙扎。從表面上看，一切都是由希臘新上任政府承認其預算赤字大大超過原來政府所公佈的5%而引起的。然而實質上一切都有幕後之手……遠在亞洲觀潮的中國由於手中擁有巨額外匯儲備，也身不由己地捲入其中……
一切要從2001年談起。當時希臘剛剛進入歐元區。根據歐洲共同體部分國家於1992年簽署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規定，歐洲經濟貨幣同盟成員國必須符合兩個關鍵標準，即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負債率低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0%。然而剛剛入盟的希臘就看到自己距這兩項標準相關甚遠。這對希臘和歐元區聯盟都不是一件好事。特別是在歐元剛一問世便開始貶值的時候。這時希臘便求助於美國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高盛投行是美國次債危機的設計者和“受害（或日受益？）者”之一，也曾是美國政府救市的對像。高盛投行為希臘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為希臘政府掩飾了一筆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從而使希臘在帳面上繼續符合歐元區成員國的標準。
這一被稱之為“金融創新”的具體做法是，希臘發行一筆100億美元（或日元和瑞士法郎）的十至十五年期國債，分批上市。這筆國債由高盛投資銀行負責將希臘提供的歐元兌換成美元。到這筆債務到期時，將仍然由高盛投行再將其重新換回美元。如果兌換時按市場匯率計算的話，就沒有文章可做了。事實上，高盛投行的“創意”在於人為擬定了一個匯率，使高盛投行得以向希臘借貸一大筆現金，而不會在希臘的公共負債率中表現出來。假如1歐元以市場匯率計算等於1，35美元的話，希臘發行100億美元可獲74億歐元。然而高盛則用了一個更為優惠的匯率，使希臘獲得84億歐元。也就是說，高盛實際上借貸給希臘10億歐元。但這筆錢卻不會出現在希臘當時的公共負債率的統計數據裡，因為它要十至十五年以後才歸還。這樣，希臘有了這筆現金收入，使其國家預算赤字從帳面上看僅為1，5%。而事實上2004年歐盟統計局對其重新計算後發現，其實希臘赤字高達3，7%，超出了標準。而最近透露出來的消息則表明，當時希臘真正的預算赤字占到其GDP的5，2%。遠遠超過規定的3%以下。
除了這筆借貸，高盛還為希臘設計了多種斂財卻不會使負債率上升的方法。如將國家彩票業和航空稅等未來的收入作為抵押，來換取現金。這種抵押換現在統計中不是負債，卻變成了出售，即銀行債權證券化。高盛投行這些服務和借貸當然都不是白白提供的：高盛共拿到了高達3億歐元的佣金。高盛投行深知希臘通過這種手段進入歐元區，其經濟必然會有遠慮，最終出現支付能力不足。那時高盛的投資就會打水漂。因此高盛便向德國一家銀行購買了二十年期的10億歐元CDS“信用違約互換” 保險。這種保險就是在債務出現支付問題時補足虧空。希臘的這一做法並非歐盟國家中的獨創。據透露，有一批國家借助這一方法，使得國家公共負債率得以維持在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規定的佔GDP3%以下的水平。這些國家不僅有意大利、西班牙等，而且還包括德國！在高盛投行的這種“創造性會計手法”主要歐洲顧客名單中，意大利佔據了一個重要位置。
目前已經到了這筆貨幣掉期交易到期的日子了。於是希臘的債務問題便日益暴露出來。然而今年一月底二月初出現對希臘和歐元的金融攻擊，卻遠非市場的自發行為，而是預謀、策劃的。這一攻擊令人回想起金融大鱷索羅斯於1992至93年對英鎊和裡拉的攻擊。當時索羅斯曾一舉捲走數十億美元。這次攻擊也是利用希臘多筆交易到期在即、炒作希臘出現支付能力問題，從而使市場出現大幅動盪。其結果是歐元下跌，希臘金融融資能力下降、成本劇增（其借貸利率高出一般新興國家兩倍以上），希臘金融狀態進一步惡化。而對希臘支付能力承保的CDS價值則翻番上漲。
這次投機的方式主要即是CDS。 CDS本來是對一個主權國家債務可能存在支付問題而創出來的一種保險，即當一個主權國家被懷疑出現支付能力問題時，持有該國國債者便可購買“信用違約互換”保險，即CDS。由承保方負責支付虧空部分。本來CDS應該與國債聯繫在一起。但現在卻被剝離開來，單獨成為一種金融產品。目前在全球CDS金額已經達到六十萬億美元，而且高達60%的交易是不透明的。因而成為投機基金熱寵的對像。當希臘國家支付能力被懷疑的時候，有關希臘債務的CDS便會上漲。這次對希臘的攻擊，就是通過各種手法令人對希臘的支付能力產生懷疑。那麼誰持有大量的CDS呢？居然不是別人，而恰恰是持有和發行希臘債務的高盛投次銀行和兩家對沖基金。高盛在希臘未被懷疑有支付能力問題時大量購進希臘債務的CDS，然後再對希臘支付能力信譽發動攻擊，在CDS漲到最高點時再拋出。
具體過程大致如下：一月底希臘發行五年期250億歐元國債，美國兩大對沖基金僅拿到最後成交的80億歐元中的2%。而這兩家對沖基金則是希臘債務CDS保險的主要擁有者。在這種情況下，要贏利就需要使手中的CDS利率上漲，也就是說要讓市場相信希臘政府存在著支付能力問題。而這一目標與高盛投行相吻合：作為希臘的主要藉貸者，高盛需要使希臘信譽下降，從而難以從國際市場上進行借貸，這樣就可以在未來向希臘貸款時贏得非常有利的利率。
為了打擊希臘的金融信譽，高盛與兩大對沖基金一方面在各方面開始“唱衰”希臘支付能力（包括動用力量將希臘信譽等級降低、傳出希臘破產謠言等），另一方面則輪番拋售歐元，從而導致國際市場的恐慌而跟進。歐元在十天內跌了10%。從近兩個月看則跌幅達15%。歐元一跌，立即使人聯想歐元區出現不穩，於是不僅僅希臘，其他歐元區國家的“弱點”葡萄牙、西班牙等也立即出現融資困難。於是希臘和歐元區CDS便開始瘋漲。從去年7月至今，希臘債務保險利率上漲整整三倍。今天希臘國債的CDS居然漲到428點，甚至超過一個處於半戰爭狀態的黎巴嫩（255點）！這是聞所未聞的。在這場攻擊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國際炒家的瞄準線上。
從巴黎傳出的訊息來看，如果希臘出現支付危機的話，將會導致歐洲各大銀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即拖累一大批歐元區銀行進入同一狀態。從已知消息來看，希臘在本世紀初發布的國債，要麼已經返回歐元區各大銀行，要麼得到了歐元區銀行或保險公司的擔保。更不用提為希臘做出多種擔保的歐洲中央銀行了。也就是說，在希臘債務問題上，上演的卻是歐元區的未來前景。
最令希臘沒有想到的是，這場針對希臘支付能力的攻擊的背後，居然就是——高盛投行和另外兩家美國對沖基金——其中有一家正是由布什政府時期的財長保爾森主持的！也就是說，高盛投行一方面以所謂的“創造性會計”方式為希臘政府出謀劃策，做虛帳以使希臘符合歐元國家標準；另一方面卻同時在背後攻擊希臘和歐元，以從中牟利！高盛投行甚至一直是希臘銀行聯合投資機構中的成員，即因希臘無法通過招標方式在市場上籌集資金，而將這一權力將會給銀行集團，由它來共同投資並承擔風險。高盛是其中一員。
在這場危機中，人們意外地發現“中國”的“身影”。去年11月，高盛投行總裁親自前往希臘首都雅典，提出了一項幫助希臘還債套現的計劃建議，並建議希臘方面由高盛搭橋，將高達250億歐元的國債推銷給中國。當一月底希臘成功拿到80億歐元的新貸款時，市場一度便認為希臘已經沒有支付危機。然而這正是某些人需要造成的效果。這時高盛高層再度遊說希臘方面。然而希臘新政府顯然已經認識到，高盛的建議是飲鳩止渴。在希臘的拒絕下，很快，市場上便出現了新的謠傳：中國拒絕購買由高盛投行安排的一項“私人投資”250億歐元的希臘國債。也就是說，希臘委託高盛出面來替其安排尋找投資者，這明確顯示希臘方面出現了問題。一個國家的國債無人問津的話，就是該國金融信譽出現問題的最為明確的標識。而中國的拒絕將使市場要求雅典提供更高的風險保險。在這種背景下，高盛就成為一個大贏家：一方面替希臘推銷國債能夠得到更多的收益，而另一方面高盛手中的“信用違約互換”保險CDS則大幅上漲。
法國分析家認為，透露出中國拒購希臘國債是令人吃驚的。這種消息按慣例是絕對處於保密狀態的。對投資者或推銷者來說，這種消息的洩露對兩者都是不利的。然而《金融時報》卻發現，消息透露者居然是高盛投行的第二把手凱利·科恩。他於去年11月和今年1月兩次前往雅典，試圖遊說希臘當局讓高盛將高達250億歐元的國債推銷給中國，但遭到希臘的拒絕。於是消息便蹊蹺地走漏出來，對希臘和歐元造成巨大衝擊。
目前這場針對歐元和希臘的“金融戰”並沒有結束。但令人不解的地方越來越多。金融市場的不透明和所謂“金融創新”所推出來的種種令人難以理解的“打包”方式，都使市場和公眾越來越莫名其妙。最令人吃驚的是，高盛投行和其他在歐洲主權國家進行類似投資活動的華爾街大亨們都是在目前法律規定許可的情況下公然進行的。從根本上來說，高盛投行在希臘的行為，就是合法地吞囓公共財富。在這種金融大鱷的圍攻下，希臘經濟狀態日益走向困境。其目前預算赤字已經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2，7%，債務可能將在明年達到135%。歐盟統計局已經公開聲明不再相信希臘的統計數字，因為希臘曾兩次向歐盟說了謊話。這對於建築在信譽基礎上的金融業來說是非常嚴重的事件。現在人們懷疑葡萄牙可能也處於類似的處境之中。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那麼可以肯定，來自美國華爾街的攻擊不僅仍會繼續，而且會變本加利。
更令人不安和不解的，是歐元在一定程度上的貶值卻對歐元區經濟復甦和出口有利。因而人們看到歐盟表現出對希臘的支持，卻沒有資金的到位。當然，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規定不得對主權國家金融狀態提供支持。但這是否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說，也有人願意看到歐元的下跌呢？一些專家甚至認為，對於歐元區來說，跌至1歐元兌換1美元是最為理想的匯率。顯然，這場金融風暴的真正內幕，還遠遠沒有露出冰山的一角。
最後應該說明的一點，是高盛投行不僅與美國行政當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高盛的高官往往就是政府前財長或未來財長的候選人；而且高盛與歐洲也同樣是“親威”：高盛投行歐洲分行的副總裁就是意大利央行總裁，還差一點成為歐洲央行總裁。所以，對於身處外圍的中國來說，要弄明白歐美金融界內部的花招，還需要一定的歲月。在此之前，這趟混水還真是難以涉足。
2010年2月24日
看美國社會的內幕
作者：斯塔克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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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撞機者遺書看美國社會的內幕
2010-02-23
美國南部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市2月18日重演“911”一幕：一架小型飛機突然撞進國內稅收署設在當地的一處辦公樓，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13人受傷。不過此襲擊並非外國恐怖分子所為。
調查人員說，一名53歲的美國軟件工程師實施了這場使人聯想起“911”事件的襲擊。美國國土安全部聲明，眼下沒有證據表明這是一起恐怖事件。聯邦調查機關在第一時間查出，小飛機的駕駛是一名稅務局的軟體工程師，原本就有反政府的傾向，特別是對國稅局非常不滿，因此在留下輕生的訊息後，蓄意駕機撞樓，想要炸毀奧斯丁的國稅局辦公室。
美國媒體報道，這名男子蓄意撞擊國內稅收署大樓，意在發泄不滿和報復，而他在駕機撞樓之前，已先縱火燒毀自己的住處，並在互聯網上留言，宣泄對國內稅收署的不滿。
美聯社認為，從斯塔克留言中可以看出，斯塔克早已策劃好這起撞樓事件。斯塔克在留言最後還寫下日期2月18日，簽上自己的全名並加注1956年至2010年，這意味著自己的出生及死亡年份。顯然，這是一封遺書，可見其早已破釜沉舟，抱定必死決心。
美國駕機撞國稅大樓者的遺書（中文）
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你無疑會問，“為什麼會這樣(駕機自殺撞擊國稅局大樓)？” 簡單地說，原因很復雜而且我對這個事件的籌劃由來已久。許多個月之前，我開始寫這封信，是為了療治我對這個世界悲觀失望的情緒，那是一種意識到這個世界已破碎的事情毫無補救希望的絕望。無需多說，我對這個世界的出離憤怒可以寫下一卷又一卷，如果我願意寫的話。但我發現，寫下這些憤怒的過程讓我沮喪，感到沉悶，而且寫作這些事情可能是毫無意義的..尤其當狂怒的風暴席卷我的大腦時，我無法充分地陳述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撫平我內心的創傷，但絕境下我會做出絕望的掙扎。
小的時候我們被灌輸這樣的“常識”：沒有法律就沒有社會，那是無政府主義。悲慘的是，在這個國家(美國)，我們從小就被洗腦被意識到，我們對這個國家的奉獻和服務，換來的是政府對正義的主持。我們進一步被洗腦被相信，這個國家是自由的國度，而且我們應當為“崇高的自由主義”隨時准備獻出生命。可曾記得那句名言，“被代表就要被交稅”(選出政府就要給政府納稅)。盡管我們小的時候被洗腦接受這些謬論只用兩三年而已，我花了我整個成年的時間才意識到這純屬扯淡。在現在這個時代，任何人膽敢站起來對這個原理(“被代表就要被交稅”)說不會立刻被打上“瘋子”和“叛徒”的標簽，以及面臨更糟的待遇。
雖然很少有人對稅收沒有怨言，但我敢肯定這輩子還沒有見過一個政治家能為有我這樣想法和利益的人說話。他們甚至根本不關心我說什麼。
為什麼那撮暴徒和強盜可以犯下無法想像的暴行(比如通用汽車的總裁們好多年以來的所作所為)，並且當他們的貪婪和無比愚蠢的行為最終帶來災難的時候，聯邦政府卻可以毫無保留地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內救助他們化解危機？於此同時，當我們稱之為笑料的美國醫療保健系統包括那些藥品和保險公司，在每年謀殺數以萬計的老百姓的時候，在掠奪他們(老百姓)的屍體歡呼他們(老百姓)的傷殘的時候，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卻對此視而不見，反而在積極地救濟他們那些卑劣的“老伙計”(華爾街資本家)。更可悲的是，那些政府的“代表們”(稱呼他們為小偷，騙子和自私的混蛋更貼切)卻在年復一年地空洞地討論“糟糕的醫保問題”而毫無行動。對他們來說，只要死老百姓不擋在他們賺錢的路上，一切危機對他們根本不是問題。
什麼正義？搞笑！
不知道一個有理智的人如何解釋在我們的稅收以及整個法律系統中存在的那些光鮮卻代價沉重的廢物。我們有一個過於復雜的制度，復雜到只有那些最聰明的學者才能領悟。
盡管連專家也不知道為什麼需要遵守那些法令，這個系統卻殘酷地要法律的受害者承擔違反法律的責任。法律規定稅收表格結尾處需要納稅人簽名，然而卻沒人完整了解他們到底簽署的是份什麼協議，這不是被脅迫又是什麼？如果這不是極權專制國家的法律，那就沒有法律是了。
我是怎麼知道這些的？
我對這個制度的反思開始於80年代的美國噩夢。不幸的是，經過16年的學校教育，我才偶然去注意到稅法中那些含糊和傲慢的條令，盡管這些條令都是些最普通的英文。一些朋友推薦我參加一個(普通納稅者組成的)學習小組，閱讀和討論“稅法”。討論的重點是稅法中關於免稅的一章，免稅的對像包括粗俗腐敗卻出奇富有的天主教堂。在這個領域中最“好” 的、薪水最高、最有經驗的稅收律師的幫助下，我們(學習小組的成員)仔細研讀了稅法，然後做和那些“大男孩”做的同樣的事情(但我們並沒有像天主教堂那樣打著上帝的名義卻從信眾中騙財以及向政府隱瞞巨額財富)。我們小心地光明正大地做事，遵守所有法令，就像法律允許我們做的那樣。
我們(學習小組)的目的在於獲得一種很有必要的對法律的重新評價，(以便看清)這種法律是怎樣允許宗教團體這種怪物是怎樣通過法律來踐踏誠實老百姓的權益的。不過，通過這種學習，我更加認識到每一種法律都存在兩種“解釋”：一種為富人准備，一種為我們這些“其他人”准備。哦，這些“怪獸們”就是那些制定和執行法律的團體；宗教法庭在今天依然存在在這個國家裡。
愛國的代價就是，4萬美元的花銷，10年的生命以及被清零的退休金。這讓我第一次認識到我生活在一個完全建立在徹頭徹尾謊言的國家。這也同時讓我意識到，對美國公眾，我曾經抱有極其幼稚且無法想像的愚蠢幻想，他們(公眾)居然還相信並沉迷於“自由主義”那一套垃圾 ... 即使是堆積如山的證據擺在他們面前，他們依然能夠繼續視而不見。
尚未從這第一個教訓(這個國家所謂的“正義”)的震撼中解脫，大約1984年，在我從工程學院中畢業並做了5年的納稅人之後，我想要追隨我的獨立創業工程師的職業夢想。
岔開下話題，關於為什麼選擇了工程以及獨立創業的夢想，我覺得我繼承了父親的對創造性解決問題的執著，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意識到了這點。
然而直到我大學的前兩年才認識清楚獨立創業的重要性，那時我18、19歲，靠著打工來補助自己在賓夕法尼亞州哈裡斯堡讀大學。我的鄰居是個退休的老太太(80多歲對我那個年紀的年輕人來說夠老的了)是個已故鋼鐵工人的遺孀。他的亡夫曾在賓夕法尼亞中部的鋼鐵廠工作，那個大公司和工會許諾她的丈夫，如果工作30年就可以得到退休金和醫療保險。相反，他成了數千被缺乏競爭力的鐵廠和腐敗工會(更別提政府了)拋棄的民眾，到頭來一無所獲，他存到養老基金的錢都被廠子和工會掠奪、竊取。老太太只能靠社會最低保障金度日。
想想那個時候，我的處境很窘迫，有時數個月只能吃花生醬和面包果腹。但在我聽到這個可憐的女人的故事的時候，我覺得她比我還慘(畢竟我還有果醬和面包)。當她淳淳教導我吃貓食(她吃的東西)比吃果醬和面包更健康時，我聽的驚呆了。我最終還是下不了決心以貓食度日，不過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像。從此我決定不再信任大公司，不再相信它們會管我的死活，決定以後要自食其力為自己的未來負責。
80年代初期，我簽合同成了一個天真的軟件工程師 ... 兩年後，“多謝”差勁的阿瑟·安德森(安達信會計師事務總裁，該事務所所因卷入安然公司醜聞而遭到解體)和同樣差勁的紐約州議員(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1986年的稅收改革法案以及其中的1706號條令通過議會正式生效。
如果你不熟悉國稅局的1706號條令，這條條令規定了對勞動者(比如合同工程師)的稅收政策。你可以訪問這個鏈接：來閱讀對 1706號條令以及530號修正案的解釋。關於這些法令是如何影響技術服務雇員和他們客戶的討論，(下面是1706法案的原文的粗略翻譯)
1706節，適用某些技術從業人員
(a)通則：1978年的稅收法案的530節被下屬修正案修正
(d)例外：本節(530節)不適用於下述個人(從而這些職業可以不被法律保護)：工程師，設計師，制圖師，程序員，系統分析師，或者其他從事類似職業的技術雇工。
(b)生效日期：本修正案對1986年12月31日之後發生的支薪和服務生效。(1706法案引用結束)
不得不說，你需要閱讀法令原文才能理解其含義，不過理解起來並不復雜。底線就是，我是符合(d)的描述(從而不再受稅法保護)。更進一步說，這個法律還不如直接宣布我是個罪犯和非公民的奴隸。20年後重讀這個法律，我仍然不能相信這個法案是真的。
在1987年，我花了將近5000美元的個人積蓄，以及至少1000小時的時間來寫作、打印和郵寄給議員，政客，領導以及任何願意聽我意見的人。結果就是，沒人願意聽，他們甚至普遍認為我在浪費他們的時間。我花了無數的時間在洛杉磯的高速公路上，去參見會議以及任何想要組織力量反對這一暴政的民間團體。然而，我卻發現我們的努力輕易地就被那些經紀人中的叛徒們破壞了，他們想要開始享受所謂的“自由”了。噢，別忘了，我花了這麼多時間和精力在上面，這給我帶來了收入上的損失。數月的抗爭換來一場空。我們辛辛苦苦的最好結果，就是來自國稅局發言人的一個聲明，聲明他們不會強制執行那條修正條款(想想被騷擾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很快這個聲明成為謊言，而且這個條款(d)開始影響到我(讓我失去退休金)；這些，當然，也許正是那些立法者想要的結果。
再一次地，我的退休金被席卷一空。如果我有常識，我當時真應該徹底放棄工程這個職業，並且永不回頭。
然而，浪子不知回頭是金，我仍然沉浸在每個星期100個小時的工作中。然後洛杉磯迎來了90年代早期的大蕭條。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們決定不再需要南加州那些多余的空軍基地，這些基地被關閉。悲劇性的結果就是導致該地區的經濟劫難，其後果堪比廣為人知的德克薩斯州的存貸慘案。但是，因為政府是造成這一切的根源，沒人會在乎那些年輕的人們，(因為失去工作)他們不得不放棄貸款購買的房子，這些房子被有政府補助的富有的借貸公司收回。再一次，我失去了我的退休金。
幾年後，隨著一場不成功的婚姻的結束和我商業上的奮鬥，我發現自己的事業終於有些起色。然而，接下來發生了.com泡沫和911夢魘。那時我們的國家領導們決定把所有的航線都停飛，而且不知何時可以重回運行；隨後很久一段時間，“重點”區域比如舊金山處於數月的安全警告期(航空和地面運輸受政府限制)。這讓我聯絡客戶的費用極大上升。諷刺的是，他們在做了這麼多之後，政府用以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我們的納稅來補貼航空公司(因為交通限令虧損)……和往常一樣，他們(政府)讓我腐爛和死亡，卻用我的錢來救助那些富有的卻缺乏競爭力的他們的“老伙計”！所有這些不幸的事件之後，我的事業沒了，只剩下一些退休金和儲蓄。那時，我想著也許該換個環境了。再見了加州，我要去奧斯汀(德州首府)試試運氣。
然後我搬到了奧斯汀，卻發現這是個人人自我感覺過好卻少有人腳踏實地做工程的地方。我在尋找工作上從來沒遇到過如此艱難的時刻。薪水只有經濟著陸前的三分之一，因為薪酬被3到4家這裡的大公司所把持，而他們在不斷降薪惡性競爭……這種事情發生和司法機關不無關系，司法機關根本不管P民死活，只在乎他們自己和他們“老伙計”的利益。
為了生存，我不得不靠儲蓄和過早消耗退休金度日，結果個人退休儲蓄賬戶裡的錢越來越少。這一年裡，經營的開銷巨大，收入卻是零。那年我沒填退稅表，我覺得沒必要，因為我的收入是零。然而差勁的政府卻不同意。但是他們卻沒有及時通知我以便讓我能夠及時通過法律手段辯護，當我試圖通過法律申訴時已經太晚，法庭告訴我已經過了申訴期。“正義”讓我損失了1萬元(罰金)。
然後到了現在。有了和注冊會計師打交道的經驗，在那次商業低谷後我發誓再也不進會計師的辦公室。於是我有了新的婚姻，很多筆灰色收入，更別提一大筆新的商業資產和一部鋼琴(雖然我不知道怎麼彈)。仔細考慮之後，我覺得有責任去尋求一下專業的法律幫助。這後來成為一個極大的錯誤。
當我們收到稅表時我很樂觀地相信一切盡在把握。我把我這些年的信息都給了律師比爾·羅斯，比爾幫我填完了表格，結果和我期待的很接近。盡管他忘了把舍利(人名，可能是史塔克的妻子)沒彙報的一筆收入加進去，那筆錢有12700美元。更糟糕的是，他一直知道這筆未報的收入，卻直到東窗事發後的聽證會上才指出來。而他聽證會上的表現像是在為他自己辯護而不是為我辯護。
這讓我被置於災難的中央，逼迫我為和稅收根本無關的交易辯護，為那些我根本不知道和我太太認為根本不重要的事情辯護。結果就是……看看周圍吧。
我記得曾讀到以前在大蕭條前股票大跌的時候那些富有的銀行家和商人因為一無所有然後跳樓的事情。諷刺的是，60 年後，在這個國家，銀行家和商人找到了如何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他們從中產階級那裡偷竊(然而中產階級卻蒙在鼓裡，選舉是個笑話)以解決他們的經濟危機。當富人們把事情搞砸時，窮人卻要為富人的錯誤去死……(對富人來說)這難道不是個聰明又漂亮的解決方案嗎？
談到政府機構，聯邦航空局基本上是個效率極其低下的墓碑機構(不出人命根本不理民眾)，但航空局絕不是唯一的例子。最近的木偶總統喬治布什和他的“老伙計”在其執政8年裡無疑讓我們相信了這種批評適合所有的政府部門。它們不會做改變，除非出了人命或者政府裡的人利益受到威脅。在這個從上到下偽善絕頂的政府裡，普通人的人命不值幾個錢，它們的謊言和自利的法律也一樣廉價。
我知道，我絕對不是第一個無法忍受這一切的人。我無法理解，在這個國家為什麼民眾不願再為自己的自由而獻身，我說的民眾不僅僅限於黑人和貧窮的移民們。我知道，在我之前有無數人為此而死，而我之後也會湧現更多。但是，我想說的是，如果我的生命不能作為“計數”的一個的話，我敢肯定醜陋的事情不會改變。我選擇不再對“老大哥”的扒皮抽骨熟視無睹，我選擇不再忽略周圍發生的事情，我選擇不再假裝事情可以繼續下去。我受夠了。
我希望數字(像我這樣的人的數量) 越來越大以至於不能被粉飾掉，以至於喚醒那些沉睡的美國僵屍(麻木的民眾)起來暴動；它會席卷一切。我希望我的行為不可避免地觸動政府做出雙重標准的、下意識的反應，這個反應就是他們推出更多更愚蠢更苛刻的對民眾自由的限制--- 這些限制會驚醒人民，讓他們看清楚這些高傲的政治暴徒及其走狗的本質。可悲的是，雖然我耗盡此生努力相信暴力可以避免，但我終於醒悟，暴力不只是答案，暴力是唯一的答案。在這個殘酷的笑話裡，高高在上的那堆屎們一直知道真相，卻始終利用真相來愚弄和嘲笑我們這群愚昧的民眾。
我曾經查過詞典，“荒唐”，意思就是重復同樣的無意義的過程一遍又一遍，卻期待突然能有個好結果。我不要再痴迷於這種荒唐裡。是的，國稅局“老大哥”們，讓我們玩點兒新花樣：收下我這磅肉，然後去死吧！(借喻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劇中夏洛克的一磅肉的典故，指稅務局的貪婪，並暗指飛機撞大樓的自殺攻擊)。
共產主義信條：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資本主義信條：斂自愚民，貪者多得。
約.史塔克
2010年2月18日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2-24
http://www.wyzxsx.com
透過撞機者遺書看美國社會的內幕
2010-02-23
美國南部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市2月18日重演“911”一幕：一架小型飛機突然撞進國內稅收署設在當地的一處辦公樓，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13人受傷。不過此襲擊並非外國恐怖分子所為。
調查人員說，一名53歲的美國軟件工程師實施了這場使人聯想起“911”事件的襲擊。美國國土安全部聲明，眼下沒有證據表明這是一起恐怖事件。聯邦調查機關在第一時間查出，小飛機的駕駛是一名稅務局的軟體工程師，原本就有反政府的傾向，特別是對國稅局非常不滿，因此在留下輕生的訊息後，蓄意駕機撞樓，想要炸毀奧斯丁的國稅局辦公室。
美國媒體報道，這名男子蓄意撞擊國內稅收署大樓，意在發泄不滿和報復，而他在駕機撞樓之前，已先縱火燒毀自己的住處，並在互聯網上留言，宣泄對國內稅收署的不滿。
美聯社認為，從斯塔克留言中可以看出，斯塔克早已策劃好這起撞樓事件。斯塔克在留言最後還寫下日期2月18日，簽上自己的全名並加注1956年至2010年，這意味著自己的出生及死亡年份。顯然，這是一封遺書，可見其早已破釜沉舟，抱定必死決心。
美國駕機撞國稅大樓者的遺書（中文）
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你無疑會問，“為什麼會這樣(駕機自殺撞擊國稅局大樓)？” 簡單地說，原因很復雜而且我對這個事件的籌劃由來已久。許多個月之前，我開始寫這封信，是為了療治我對這個世界悲觀失望的情緒，那是一種意識到這個世界已破碎的事情毫無補救希望的絕望。無需多說，我對這個世界的出離憤怒可以寫下一卷又一卷，如果我願意寫的話。但我發現，寫下這些憤怒的過程讓我沮喪，感到沉悶，而且寫作這些事情可能是毫無意義的..尤其當狂怒的風暴席卷我的大腦時，我無法充分地陳述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撫平我內心的創傷，但絕境下我會做出絕望的掙扎。
小的時候我們被灌輸這樣的“常識”：沒有法律就沒有社會，那是無政府主義。悲慘的是，在這個國家(美國)，我們從小就被洗腦被意識到，我們對這個國家的奉獻和服務，換來的是政府對正義的主持。我們進一步被洗腦被相信，這個國家是自由的國度，而且我們應當為“崇高的自由主義”隨時准備獻出生命。可曾記得那句名言，“被代表就要被交稅”(選出政府就要給政府納稅)。盡管我們小的時候被洗腦接受這些謬論只用兩三年而已，我花了我整個成年的時間才意識到這純屬扯淡。在現在這個時代，任何人膽敢站起來對這個原理(“被代表就要被交稅”)說不會立刻被打上“瘋子”和“叛徒”的標簽，以及面臨更糟的待遇。
雖然很少有人對稅收沒有怨言，但我敢肯定這輩子還沒有見過一個政治家能為有我這樣想法和利益的人說話。他們甚至根本不關心我說什麼。
為什麼那撮暴徒和強盜可以犯下無法想像的暴行(比如通用汽車的總裁們好多年以來的所作所為)，並且當他們的貪婪和無比愚蠢的行為最終帶來災難的時候，聯邦政府卻可以毫無保留地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內救助他們化解危機？於此同時，當我們稱之為笑料的美國醫療保健系統包括那些藥品和保險公司，在每年謀殺數以萬計的老百姓的時候，在掠奪他們(老百姓)的屍體歡呼他們(老百姓)的傷殘的時候，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卻對此視而不見，反而在積極地救濟他們那些卑劣的“老伙計”(華爾街資本家)。更可悲的是，那些政府的“代表們”(稱呼他們為小偷，騙子和自私的混蛋更貼切)卻在年復一年地空洞地討論“糟糕的醫保問題”而毫無行動。對他們來說，只要死老百姓不擋在他們賺錢的路上，一切危機對他們根本不是問題。
什麼正義？搞笑！
不知道一個有理智的人如何解釋在我們的稅收以及整個法律系統中存在的那些光鮮卻代價沉重的廢物。我們有一個過於復雜的制度，復雜到只有那些最聰明的學者才能領悟。
盡管連專家也不知道為什麼需要遵守那些法令，這個系統卻殘酷地要法律的受害者承擔違反法律的責任。法律規定稅收表格結尾處需要納稅人簽名，然而卻沒人完整了解他們到底簽署的是份什麼協議，這不是被脅迫又是什麼？如果這不是極權專制國家的法律，那就沒有法律是了。
我是怎麼知道這些的？
我對這個制度的反思開始於80年代的美國噩夢。不幸的是，經過16年的學校教育，我才偶然去注意到稅法中那些含糊和傲慢的條令，盡管這些條令都是些最普通的英文。一些朋友推薦我參加一個(普通納稅者組成的)學習小組，閱讀和討論“稅法”。討論的重點是稅法中關於免稅的一章，免稅的對像包括粗俗腐敗卻出奇富有的天主教堂。在這個領域中最“好” 的、薪水最高、最有經驗的稅收律師的幫助下，我們(學習小組的成員)仔細研讀了稅法，然後做和那些“大男孩”做的同樣的事情(但我們並沒有像天主教堂那樣打著上帝的名義卻從信眾中騙財以及向政府隱瞞巨額財富)。我們小心地光明正大地做事，遵守所有法令，就像法律允許我們做的那樣。
我們(學習小組)的目的在於獲得一種很有必要的對法律的重新評價，(以便看清)這種法律是怎樣允許宗教團體這種怪物是怎樣通過法律來踐踏誠實老百姓的權益的。不過，通過這種學習，我更加認識到每一種法律都存在兩種“解釋”：一種為富人准備，一種為我們這些“其他人”准備。哦，這些“怪獸們”就是那些制定和執行法律的團體；宗教法庭在今天依然存在在這個國家裡。
愛國的代價就是，4萬美元的花銷，10年的生命以及被清零的退休金。這讓我第一次認識到我生活在一個完全建立在徹頭徹尾謊言的國家。這也同時讓我意識到，對美國公眾，我曾經抱有極其幼稚且無法想像的愚蠢幻想，他們(公眾)居然還相信並沉迷於“自由主義”那一套垃圾 ... 即使是堆積如山的證據擺在他們面前，他們依然能夠繼續視而不見。
尚未從這第一個教訓(這個國家所謂的“正義”)的震撼中解脫，大約1984年，在我從工程學院中畢業並做了5年的納稅人之後，我想要追隨我的獨立創業工程師的職業夢想。
岔開下話題，關於為什麼選擇了工程以及獨立創業的夢想，我覺得我繼承了父親的對創造性解決問題的執著，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意識到了這點。
然而直到我大學的前兩年才認識清楚獨立創業的重要性，那時我18、19歲，靠著打工來補助自己在賓夕法尼亞州哈裡斯堡讀大學。我的鄰居是個退休的老太太(80多歲對我那個年紀的年輕人來說夠老的了)是個已故鋼鐵工人的遺孀。他的亡夫曾在賓夕法尼亞中部的鋼鐵廠工作，那個大公司和工會許諾她的丈夫，如果工作30年就可以得到退休金和醫療保險。相反，他成了數千被缺乏競爭力的鐵廠和腐敗工會(更別提政府了)拋棄的民眾，到頭來一無所獲，他存到養老基金的錢都被廠子和工會掠奪、竊取。老太太只能靠社會最低保障金度日。
想想那個時候，我的處境很窘迫，有時數個月只能吃花生醬和面包果腹。但在我聽到這個可憐的女人的故事的時候，我覺得她比我還慘(畢竟我還有果醬和面包)。當她淳淳教導我吃貓食(她吃的東西)比吃果醬和面包更健康時，我聽的驚呆了。我最終還是下不了決心以貓食度日，不過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像。從此我決定不再信任大公司，不再相信它們會管我的死活，決定以後要自食其力為自己的未來負責。
80年代初期，我簽合同成了一個天真的軟件工程師 ... 兩年後，“多謝”差勁的阿瑟·安德森(安達信會計師事務總裁，該事務所所因卷入安然公司醜聞而遭到解體)和同樣差勁的紐約州議員(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1986年的稅收改革法案以及其中的1706號條令通過議會正式生效。
如果你不熟悉國稅局的1706號條令，這條條令規定了對勞動者(比如合同工程師)的稅收政策。你可以訪問這個鏈接：來閱讀對 1706號條令以及530號修正案的解釋。關於這些法令是如何影響技術服務雇員和他們客戶的討論，(下面是1706法案的原文的粗略翻譯)
1706節，適用某些技術從業人員
(a)通則：1978年的稅收法案的530節被下屬修正案修正
(d)例外：本節(530節)不適用於下述個人(從而這些職業可以不被法律保護)：工程師，設計師，制圖師，程序員，系統分析師，或者其他從事類似職業的技術雇工。
(b)生效日期：本修正案對1986年12月31日之後發生的支薪和服務生效。(1706法案引用結束)
不得不說，你需要閱讀法令原文才能理解其含義，不過理解起來並不復雜。底線就是，我是符合(d)的描述(從而不再受稅法保護)。更進一步說，這個法律還不如直接宣布我是個罪犯和非公民的奴隸。20年後重讀這個法律，我仍然不能相信這個法案是真的。
在1987年，我花了將近5000美元的個人積蓄，以及至少1000小時的時間來寫作、打印和郵寄給議員，政客，領導以及任何願意聽我意見的人。結果就是，沒人願意聽，他們甚至普遍認為我在浪費他們的時間。我花了無數的時間在洛杉磯的高速公路上，去參見會議以及任何想要組織力量反對這一暴政的民間團體。然而，我卻發現我們的努力輕易地就被那些經紀人中的叛徒們破壞了，他們想要開始享受所謂的“自由”了。噢，別忘了，我花了這麼多時間和精力在上面，這給我帶來了收入上的損失。數月的抗爭換來一場空。我們辛辛苦苦的最好結果，就是來自國稅局發言人的一個聲明，聲明他們不會強制執行那條修正條款(想想被騷擾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很快這個聲明成為謊言，而且這個條款(d)開始影響到我(讓我失去退休金)；這些，當然，也許正是那些立法者想要的結果。
再一次地，我的退休金被席卷一空。如果我有常識，我當時真應該徹底放棄工程這個職業，並且永不回頭。
然而，浪子不知回頭是金，我仍然沉浸在每個星期100個小時的工作中。然後洛杉磯迎來了90年代早期的大蕭條。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們決定不再需要南加州那些多余的空軍基地，這些基地被關閉。悲劇性的結果就是導致該地區的經濟劫難，其後果堪比廣為人知的德克薩斯州的存貸慘案。但是，因為政府是造成這一切的根源，沒人會在乎那些年輕的人們，(因為失去工作)他們不得不放棄貸款購買的房子，這些房子被有政府補助的富有的借貸公司收回。再一次，我失去了我的退休金。
幾年後，隨著一場不成功的婚姻的結束和我商業上的奮鬥，我發現自己的事業終於有些起色。然而，接下來發生了.com泡沫和911夢魘。那時我們的國家領導們決定把所有的航線都停飛，而且不知何時可以重回運行；隨後很久一段時間，“重點”區域比如舊金山處於數月的安全警告期(航空和地面運輸受政府限制)。這讓我聯絡客戶的費用極大上升。諷刺的是，他們在做了這麼多之後，政府用以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我們的納稅來補貼航空公司(因為交通限令虧損)……和往常一樣，他們(政府)讓我腐爛和死亡，卻用我的錢來救助那些富有的卻缺乏競爭力的他們的“老伙計”！所有這些不幸的事件之後，我的事業沒了，只剩下一些退休金和儲蓄。那時，我想著也許該換個環境了。再見了加州，我要去奧斯汀(德州首府)試試運氣。
然後我搬到了奧斯汀，卻發現這是個人人自我感覺過好卻少有人腳踏實地做工程的地方。我在尋找工作上從來沒遇到過如此艱難的時刻。薪水只有經濟著陸前的三分之一，因為薪酬被3到4家這裡的大公司所把持，而他們在不斷降薪惡性競爭……這種事情發生和司法機關不無關系，司法機關根本不管P民死活，只在乎他們自己和他們“老伙計”的利益。
為了生存，我不得不靠儲蓄和過早消耗退休金度日，結果個人退休儲蓄賬戶裡的錢越來越少。這一年裡，經營的開銷巨大，收入卻是零。那年我沒填退稅表，我覺得沒必要，因為我的收入是零。然而差勁的政府卻不同意。但是他們卻沒有及時通知我以便讓我能夠及時通過法律手段辯護，當我試圖通過法律申訴時已經太晚，法庭告訴我已經過了申訴期。“正義”讓我損失了1萬元(罰金)。
然後到了現在。有了和注冊會計師打交道的經驗，在那次商業低谷後我發誓再也不進會計師的辦公室。於是我有了新的婚姻，很多筆灰色收入，更別提一大筆新的商業資產和一部鋼琴(雖然我不知道怎麼彈)。仔細考慮之後，我覺得有責任去尋求一下專業的法律幫助。這後來成為一個極大的錯誤。
當我們收到稅表時我很樂觀地相信一切盡在把握。我把我這些年的信息都給了律師比爾·羅斯，比爾幫我填完了表格，結果和我期待的很接近。盡管他忘了把舍利(人名，可能是史塔克的妻子)沒彙報的一筆收入加進去，那筆錢有12700美元。更糟糕的是，他一直知道這筆未報的收入，卻直到東窗事發後的聽證會上才指出來。而他聽證會上的表現像是在為他自己辯護而不是為我辯護。
這讓我被置於災難的中央，逼迫我為和稅收根本無關的交易辯護，為那些我根本不知道和我太太認為根本不重要的事情辯護。結果就是……看看周圍吧。
我記得曾讀到以前在大蕭條前股票大跌的時候那些富有的銀行家和商人因為一無所有然後跳樓的事情。諷刺的是，60 年後，在這個國家，銀行家和商人找到了如何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他們從中產階級那裡偷竊(然而中產階級卻蒙在鼓裡，選舉是個笑話)以解決他們的經濟危機。當富人們把事情搞砸時，窮人卻要為富人的錯誤去死……(對富人來說)這難道不是個聰明又漂亮的解決方案嗎？
談到政府機構，聯邦航空局基本上是個效率極其低下的墓碑機構(不出人命根本不理民眾)，但航空局絕不是唯一的例子。最近的木偶總統喬治布什和他的“老伙計”在其執政8年裡無疑讓我們相信了這種批評適合所有的政府部門。它們不會做改變，除非出了人命或者政府裡的人利益受到威脅。在這個從上到下偽善絕頂的政府裡，普通人的人命不值幾個錢，它們的謊言和自利的法律也一樣廉價。
我知道，我絕對不是第一個無法忍受這一切的人。我無法理解，在這個國家為什麼民眾不願再為自己的自由而獻身，我說的民眾不僅僅限於黑人和貧窮的移民們。我知道，在我之前有無數人為此而死，而我之後也會湧現更多。但是，我想說的是，如果我的生命不能作為“計數”的一個的話，我敢肯定醜陋的事情不會改變。我選擇不再對“老大哥”的扒皮抽骨熟視無睹，我選擇不再忽略周圍發生的事情，我選擇不再假裝事情可以繼續下去。我受夠了。
我希望數字(像我這樣的人的數量) 越來越大以至於不能被粉飾掉，以至於喚醒那些沉睡的美國僵屍(麻木的民眾)起來暴動；它會席卷一切。我希望我的行為不可避免地觸動政府做出雙重標准的、下意識的反應，這個反應就是他們推出更多更愚蠢更苛刻的對民眾自由的限制--- 這些限制會驚醒人民，讓他們看清楚這些高傲的政治暴徒及其走狗的本質。可悲的是，雖然我耗盡此生努力相信暴力可以避免，但我終於醒悟，暴力不只是答案，暴力是唯一的答案。在這個殘酷的笑話裡，高高在上的那堆屎們一直知道真相，卻始終利用真相來愚弄和嘲笑我們這群愚昧的民眾。
我曾經查過詞典，“荒唐”，意思就是重復同樣的無意義的過程一遍又一遍，卻期待突然能有個好結果。我不要再痴迷於這種荒唐裡。是的，國稅局“老大哥”們，讓我們玩點兒新花樣：收下我這磅肉，然後去死吧！(借喻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劇中夏洛克的一磅肉的典故，指稅務局的貪婪，並暗指飛機撞大樓的自殺攻擊)。
共產主義信條：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資本主義信條：斂自愚民，貪者多得。
約.史塔克
2010年2月18日
跨國公司與地方政府
江湧：跨國公司與地方政府聯姻導致權貴資本猖獗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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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企業的聯姻鑄就的是虛假的繁榮，而與跨國公司的聯姻則是吸毒者成仙的短暫錯覺與幻覺。在中國某些地方，正是這些聯姻，前者導致權貴資本的猖獗，後者則導致買辦勢力的肆虐。
跨國公司肆意“收購”地方政府
江 湧
2010年新年伊始，歐盟官員爆出猛料，稱甲型流感(即H1N1)可能是一個醫學界的“世紀大醜聞”，是疫苗生產商為牟取暴利而故意製造的疫情恐慌。一石擊起千層浪，世界衛生組織立即宣佈為此展開調查。其實該類事件怪也不怪，大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翻雲覆雨早已成為國際社會常態。跨入新世紀，在全球100大經濟體中，有51個是企業，只有49個是國家。在國家內部有各種利益集團、形形色色的力量相互制約，但是在富可敵國的大企業內部卻是高度集權，其行動力遠遠超過國家。 《財富》雜誌曾經揭示，在20世紀90年代，微軟總裁比爾·蓋茨比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更有影響力。因此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對當今世界的經濟安全、社會穩定、政治祥和、國家獨立真正構成持久威脅的是大企業，是跨國公司。
公司帝國崛起
在經濟自由主義的長期侵蝕下，政府越來越小，公共職能不斷虛化，有的甚至失去了方向，而企業越來越大，大企業權力空前——直接影響一國的就業增減、科技創新、網絡覆蓋、業務外包、稅收轉移與市場穩定，此外還通過獻金與遊說影響政府政策、司法審判乃至國家立法等，而且還在不斷膨脹，成為八面威風的公司帝國。
1876年， 美國總統海斯(Rutherford B. Hayes)曾這樣批評道：“這是一個企業有、企業治、企業享的政府。”大企業已成為“封地”遍及全球的“領主”，21世紀的全球正在成為跨國公司有、跨國公司治、跨國公司享的世界。眾多政治家、社會精英甚至學者紛紛屈從企業，向金錢磕頭鞠躬，時時處處生怕沒有跟隨吹笛者的節奏起舞。
大企業在產品、工資以及價格等方面對市場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此外也不斷增加對政治事務、公共政策、民眾觀念的影響。它們通過控制就業這一謀生手段而操縱社會大多數。很多大企業富可敵國、權勢傾國，而且幾乎所有的大企業都加入了不同的行業乃至國際聯盟，如美國國際商業協會、歐洲企業家圓桌會議、國際商會等，由此織就了一個龐大的企業網絡。在聯盟的協調下，在“完全一致的遊戲規則”下，成員企業往往採取特定的經濟政策與政治策略，從而成為一國經濟的“影子內閣”。
大企業可以通過各類基金會，拋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報告，或者直接搭建有利於自己的政治平台。他們通過貿易組織、遊說團體、政治獻金來進一步影響國家的政治生活乃至立法活動。政府從制約企業權力擴張的最前線，轉變為大企業的忠實保護神及其國際市場開拓的急先鋒。政治舞台成為商業利益的避風港，政府的公權與企業的私權界限越來越模糊，20世紀20年代美國前總統柯立芝的名言如今已經成為美國政府工作的基本指導方針—— “美國的事業就是商業”。正是由於大企業大量介入與深刻影響，政治已成為一項昂貴的、商業化的與資本密集的行業，普通大眾越來越消費不起政治。因此在西方， 大眾對政治的熱情持續降低，民主投票的參與率越來越低。
跨國公司馳騁中國
在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路線指引下，跨國公司在華擴張湧現新一輪高潮，主流媒體充斥著“自由企業的神話”，為跨國公司高唱讚歌。諸多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高調登場，形像光鮮靚麗，但是暗中不斷逃避社會責任，蔑視中國法律，肆意派送糖衣砲彈，俘虜一個又一個地方政府，這些地方政府的公權正被不斷腐蝕，公共職能萎縮，甚至終日為跨國公司盡心竭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廉價勞力、廉價資源、廉價環境以及超國民待遇等，在跨國公司於整個世界玩弄“搶凳子”的遊戲中，爭得了“先機”。中國得到了跨國公司擴張所帶來的一般好處：GDP增長、就業增加、低端技術與經營管理外溢；也得到了跨國公司擴張所帶來的一般壞處：政府的獨立性降低、為大眾服務的職能削弱、民族資本遭受空前擠壓。政府掌握極大與過多資源，驅使跨國公司不遺餘力向政府滲透，某些政府部門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在被逐漸腐蝕而喪失獨立性的同時，大眾的利益也在迅速流失。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跨國公司在中國“搶凳子”遊戲駕輕就熟，“搶凳子”遊戲越來越多地從中央到地方、從沿海到內地迅速擴散。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引進外商投資審批權下放給地方，內地為了經濟發展、創造政績，也不斷爭取與沿海地區同等引進外資的政策權力。
權力媚商，媚商中又特別媚外，某種程度上已成常態。跨國公司在整個中國大玩“搶凳子”遊戲，那些不願意或不能夠參與這場遊戲的省市，很快將不得不面對失業率上升或勞動力流失、耕地拋荒、財稅收入枯竭，更重要的是主要官員政治上難以升遷的苦果。於是，地方政府紛紛效仿“榜樣”，到中央要政策。各省市為了吸引外資，展開了“底線競爭”或“沖向底部”(race to the bottom)的經濟“割喉戰”。昔日美國各州之間“搶凳子”情形在中國又真實再現，而且激烈程度遠遠超過原先美國各州，給外資開出的優惠條件令人瞠目結舌。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很多經營良好的國有、集體企業，在引進外資的“政治任務”之下，或在外資特別要求下(因為很多國有、集體企業有很好的廠房、場地、熟練勞工等基礎條件)，強行實行破產，後來一度盛行的“政策性破產”中，不少就是為跨國公司而“定向破產”。一些國產著名品牌(如金星、飛躍、凱歌等)多半在地方政府的干預下，就此成為歷史。
當政府與企業越來越近時，與廣大民眾就越來越遠；與跨國公司越來越近時，與民族資本就越來越遠。某些地方政府沉浸於與跨國企業打得火熱，原本的職能越來越模糊，於是不能解決或不願解決的經濟與社會問題越來越多，諸多公眾利益被公司利益取代與驅逐。縱看我們一些地方數十年的發展觀，可概括為一“引”一“賣”，相對於簡單的招商引資，“賣”的名堂可謂繁多——賣苦力，賣資源，賣國企，賣土地甚至賣祖宗，賣子孫……凡發展最後就是“一賣了之”，而且這些地方政府一屆比一屆賣得起勁。國際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思想越解放，賣得越徹底，由此往往也就越先進，主要官員越是有升遷的機會。著名的“××模式”硬是把一個舉國舉世珍稀的“人間天堂”改造成為“世界加工廠”。其實，在政府的眾多職能中，促進市場體系建設而不是直接進入市場，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現如今，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的職能嚴重模糊，除了市場化、除了“引”“賣”外，近乎無所適從，失去了方向。政府諸多重要職能如保護民眾健康、發展基礎教育、提高社會保障、促進社區建設、維護公正公平、推進公用事業發展等，要麼被市場化，要麼“順其自然”而半死不活。履行公共職能是一個文明社會及其政府的本分，而這些職能的市場化只能是導致社會的退化甚至是墮落。
國內有那麼一個城市，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搞一個莫名其妙的“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名義上是利用外資、外腦，實際近年來越來越明顯地為外資、外腦所用，一直“兢兢業業”地為跨國公司鞍前馬後。 “諮詢會議”勞民傷財，場面極其奢華，細節極其講究，“一天的會用一年來準備”。近年來，拆遷城市再造，原來祖祖輩輩生活在城市裡的主人，遷居城市邊緣，給有錢人、洋人騰出黃金地段。房價地價不斷飆升，弱勢一群無以立足，但是為確保不對跨國公司生產經營以及引進外資構成負面影響，該市(區)政府給進駐本地區的跨國公司在自建、購買或租賃辦公用房時實行補貼。該城市二十多年發展之怪狀，活脫脫一個政府職能嚴重錯位、丟掉了正業、迷失了方向的典型案例。
在跨國企業於中國高歌猛進、如入無人之境的時候，中國本土企業的生存空間日益狹小。美國通用電器公司原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有一句名言：“在遍及世界各地的營運部門當中，如果有哪一家企業無法坐上當地市場的頭三把交椅，那麼惟一等待它的命運便是出售。”在富可敵國的跨國企業面前，很多中國本土企業最終只有出售的命運，而這種命運就是他們所謂的“父母官”與跨國公司聯手造成的。在中國，通過贏得系列“超國民待遇”，跨國公司可以輕易將母國經濟與社會成本轉嫁給中國，實現母國乃至國際成本中國化。政府對大企業的依賴本來就很危險，而對跨國公司的依賴則是十分危險。政府與企業的聯姻鑄就的是虛假的繁榮，而與跨國公司的聯姻則是吸毒者成仙的短暫錯覺與幻覺。在中國某些地方，正是這種聯姻，前者導致權貴資本的猖獗，後者導致買辦勢力的肆虐。大眾利益被不斷侵蝕，國家利益被嚴重損害。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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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企業的聯姻鑄就的是虛假的繁榮，而與跨國公司的聯姻則是吸毒者成仙的短暫錯覺與幻覺。在中國某些地方，正是這些聯姻，前者導致權貴資本的猖獗，後者則導致買辦勢力的肆虐。
跨國公司肆意“收購”地方政府
江 湧
2010年新年伊始，歐盟官員爆出猛料，稱甲型流感(即H1N1)可能是一個醫學界的“世紀大醜聞”，是疫苗生產商為牟取暴利而故意製造的疫情恐慌。一石擊起千層浪，世界衛生組織立即宣佈為此展開調查。其實該類事件怪也不怪，大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翻雲覆雨早已成為國際社會常態。跨入新世紀，在全球100大經濟體中，有51個是企業，只有49個是國家。在國家內部有各種利益集團、形形色色的力量相互制約，但是在富可敵國的大企業內部卻是高度集權，其行動力遠遠超過國家。 《財富》雜誌曾經揭示，在20世紀90年代，微軟總裁比爾·蓋茨比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更有影響力。因此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對當今世界的經濟安全、社會穩定、政治祥和、國家獨立真正構成持久威脅的是大企業，是跨國公司。
公司帝國崛起
在經濟自由主義的長期侵蝕下，政府越來越小，公共職能不斷虛化，有的甚至失去了方向，而企業越來越大，大企業權力空前——直接影響一國的就業增減、科技創新、網絡覆蓋、業務外包、稅收轉移與市場穩定，此外還通過獻金與遊說影響政府政策、司法審判乃至國家立法等，而且還在不斷膨脹，成為八面威風的公司帝國。
1876年， 美國總統海斯(Rutherford B. Hayes)曾這樣批評道：“這是一個企業有、企業治、企業享的政府。”大企業已成為“封地”遍及全球的“領主”，21世紀的全球正在成為跨國公司有、跨國公司治、跨國公司享的世界。眾多政治家、社會精英甚至學者紛紛屈從企業，向金錢磕頭鞠躬，時時處處生怕沒有跟隨吹笛者的節奏起舞。
大企業在產品、工資以及價格等方面對市場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此外也不斷增加對政治事務、公共政策、民眾觀念的影響。它們通過控制就業這一謀生手段而操縱社會大多數。很多大企業富可敵國、權勢傾國，而且幾乎所有的大企業都加入了不同的行業乃至國際聯盟，如美國國際商業協會、歐洲企業家圓桌會議、國際商會等，由此織就了一個龐大的企業網絡。在聯盟的協調下，在“完全一致的遊戲規則”下，成員企業往往採取特定的經濟政策與政治策略，從而成為一國經濟的“影子內閣”。
大企業可以通過各類基金會，拋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報告，或者直接搭建有利於自己的政治平台。他們通過貿易組織、遊說團體、政治獻金來進一步影響國家的政治生活乃至立法活動。政府從制約企業權力擴張的最前線，轉變為大企業的忠實保護神及其國際市場開拓的急先鋒。政治舞台成為商業利益的避風港，政府的公權與企業的私權界限越來越模糊，20世紀20年代美國前總統柯立芝的名言如今已經成為美國政府工作的基本指導方針—— “美國的事業就是商業”。正是由於大企業大量介入與深刻影響，政治已成為一項昂貴的、商業化的與資本密集的行業，普通大眾越來越消費不起政治。因此在西方， 大眾對政治的熱情持續降低，民主投票的參與率越來越低。
跨國公司馳騁中國
在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路線指引下，跨國公司在華擴張湧現新一輪高潮，主流媒體充斥著“自由企業的神話”，為跨國公司高唱讚歌。諸多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高調登場，形像光鮮靚麗，但是暗中不斷逃避社會責任，蔑視中國法律，肆意派送糖衣砲彈，俘虜一個又一個地方政府，這些地方政府的公權正被不斷腐蝕，公共職能萎縮，甚至終日為跨國公司盡心竭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廉價勞力、廉價資源、廉價環境以及超國民待遇等，在跨國公司於整個世界玩弄“搶凳子”的遊戲中，爭得了“先機”。中國得到了跨國公司擴張所帶來的一般好處：GDP增長、就業增加、低端技術與經營管理外溢；也得到了跨國公司擴張所帶來的一般壞處：政府的獨立性降低、為大眾服務的職能削弱、民族資本遭受空前擠壓。政府掌握極大與過多資源，驅使跨國公司不遺餘力向政府滲透，某些政府部門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在被逐漸腐蝕而喪失獨立性的同時，大眾的利益也在迅速流失。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跨國公司在中國“搶凳子”遊戲駕輕就熟，“搶凳子”遊戲越來越多地從中央到地方、從沿海到內地迅速擴散。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引進外商投資審批權下放給地方，內地為了經濟發展、創造政績，也不斷爭取與沿海地區同等引進外資的政策權力。
權力媚商，媚商中又特別媚外，某種程度上已成常態。跨國公司在整個中國大玩“搶凳子”遊戲，那些不願意或不能夠參與這場遊戲的省市，很快將不得不面對失業率上升或勞動力流失、耕地拋荒、財稅收入枯竭，更重要的是主要官員政治上難以升遷的苦果。於是，地方政府紛紛效仿“榜樣”，到中央要政策。各省市為了吸引外資，展開了“底線競爭”或“沖向底部”(race to the bottom)的經濟“割喉戰”。昔日美國各州之間“搶凳子”情形在中國又真實再現，而且激烈程度遠遠超過原先美國各州，給外資開出的優惠條件令人瞠目結舌。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很多經營良好的國有、集體企業，在引進外資的“政治任務”之下，或在外資特別要求下(因為很多國有、集體企業有很好的廠房、場地、熟練勞工等基礎條件)，強行實行破產，後來一度盛行的“政策性破產”中，不少就是為跨國公司而“定向破產”。一些國產著名品牌(如金星、飛躍、凱歌等)多半在地方政府的干預下，就此成為歷史。
當政府與企業越來越近時，與廣大民眾就越來越遠；與跨國公司越來越近時，與民族資本就越來越遠。某些地方政府沉浸於與跨國企業打得火熱，原本的職能越來越模糊，於是不能解決或不願解決的經濟與社會問題越來越多，諸多公眾利益被公司利益取代與驅逐。縱看我們一些地方數十年的發展觀，可概括為一“引”一“賣”，相對於簡單的招商引資，“賣”的名堂可謂繁多——賣苦力，賣資源，賣國企，賣土地甚至賣祖宗，賣子孫……凡發展最後就是“一賣了之”，而且這些地方政府一屆比一屆賣得起勁。國際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思想越解放，賣得越徹底，由此往往也就越先進，主要官員越是有升遷的機會。著名的“××模式”硬是把一個舉國舉世珍稀的“人間天堂”改造成為“世界加工廠”。其實，在政府的眾多職能中，促進市場體系建設而不是直接進入市場，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現如今，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的職能嚴重模糊，除了市場化、除了“引”“賣”外，近乎無所適從，失去了方向。政府諸多重要職能如保護民眾健康、發展基礎教育、提高社會保障、促進社區建設、維護公正公平、推進公用事業發展等，要麼被市場化，要麼“順其自然”而半死不活。履行公共職能是一個文明社會及其政府的本分，而這些職能的市場化只能是導致社會的退化甚至是墮落。
國內有那麼一個城市，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搞一個莫名其妙的“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名義上是利用外資、外腦，實際近年來越來越明顯地為外資、外腦所用，一直“兢兢業業”地為跨國公司鞍前馬後。 “諮詢會議”勞民傷財，場面極其奢華，細節極其講究，“一天的會用一年來準備”。近年來，拆遷城市再造，原來祖祖輩輩生活在城市裡的主人，遷居城市邊緣，給有錢人、洋人騰出黃金地段。房價地價不斷飆升，弱勢一群無以立足，但是為確保不對跨國公司生產經營以及引進外資構成負面影響，該市(區)政府給進駐本地區的跨國公司在自建、購買或租賃辦公用房時實行補貼。該城市二十多年發展之怪狀，活脫脫一個政府職能嚴重錯位、丟掉了正業、迷失了方向的典型案例。
在跨國企業於中國高歌猛進、如入無人之境的時候，中國本土企業的生存空間日益狹小。美國通用電器公司原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有一句名言：“在遍及世界各地的營運部門當中，如果有哪一家企業無法坐上當地市場的頭三把交椅，那麼惟一等待它的命運便是出售。”在富可敵國的跨國企業面前，很多中國本土企業最終只有出售的命運，而這種命運就是他們所謂的“父母官”與跨國公司聯手造成的。在中國，通過贏得系列“超國民待遇”，跨國公司可以輕易將母國經濟與社會成本轉嫁給中國，實現母國乃至國際成本中國化。政府對大企業的依賴本來就很危險，而對跨國公司的依賴則是十分危險。政府與企業的聯姻鑄就的是虛假的繁榮，而與跨國公司的聯姻則是吸毒者成仙的短暫錯覺與幻覺。在中國某些地方，正是這種聯姻，前者導致權貴資本的猖獗，後者導致買辦勢力的肆虐。大眾利益被不斷侵蝕，國家利益被嚴重損害。
能源和黃金
2010-02-24
謝國忠：股市短期好不了 看空房地產等四大行業
來源：理財一周報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理財一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由於受政府信貸調控影響，今年金融、房地產、IT、鋼鐵四大行業可能遭遇寒流。但使用率較高的能源、能夠抵御通脹的黃金則將成為今年的投資熱點。
中國經濟的兩大問題：地產過大和產能過剩
理財一周報：2010年您對中國經濟發展勢頭怎麼看？
謝國忠：經濟增長應該還可以，出口也會有所反彈，但投資這一塊，就不會像去年那麼快了；房地產也不會快。
總體來說，今年出口這塊會稍微好些，從經濟層面來說，相對穩定。
理財一周報：中國經濟目前的主要問題出在哪裡？
謝國忠：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出現在經濟結構上，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國家的很多問題都跟結構有關系，一個是房地產過大，一個是行業生產能力過剩，這兩個問題都還是比較明顯的。
我經常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其實就意味著把銀行裡的錢扔出去，但是還要看結果是否有效。去年房地產銷售過熱，整個GDP都增加了。
現在的問題是，你談什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錢從哪裡來？針對這個問題，我認為，無非就是房地產過大、過熱了。國家於是就開始調控地產，因為中國房地產裡的資金都是流動的，你要是調控房地產的話，錢就不流動了。
經濟結構本來就有問題，現在政府這樣一調控，如果能夠維持一年的話，政府對房地產的調控可能又會變化。這個誰都說不准。
理財一周報：如果信貸這一塊持續收緊的話，資本市場流動性將會受到哪些影響？
謝國忠：因為錢都是從房地產市場流出來的，房地產一調控，市場需求馬上就沒有了。然後呢，銀行的錢就轉不出來了。最終的結果就是，開發商還有底下很多的關聯公司大家都等著，等著政策再作新的調整。
而且，國內的房地產開發商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日子——基本上就是，輪到政府調控前夕，他就拼命賣房子，收攏資金。過去兩年就是這樣的，所以大家都不信政府調控是真心的。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也不像美國，美國的房價在漲得很高的時候，可以通過增值的部分拿去銀行抵押借錢，但在中國還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中國的房地產就是炒，說白了，就是把銀行的錢卷出來，卷到地產市場，然後再卷到地方政府，最後變成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地方房地產市場的存在，就是為政府融資的，在中國買房子，跟繳稅沒啥區別。
股市短期好不了
理財一周報：2010年資本市場更趨復雜，您對於整年的資本市場如何展望？
謝國忠：我覺得短期內好不了。因為中國的股市不是基本面決定的，它是由銀根來決定的。銀根一旦收緊的話，股市就不好了。
目前國內的銀根還沒有收得很緊，但是今年至今中國的信貸還是增長了很多。以前銀行放貸比現在少很多，所以看到現在這麼龐大的信貸數字，政府開始緊張了。就是因為信貸盤子做得太大，房地產市場也顯得過大了。房地產市場去年全年就投資了4萬億元左右，漲了70%，撐得太大了，你說這樣的盤子還怎麼撐呢？
如果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能夠維持一年左右的時間，那它的銷售就可能掉一半左右。我統計了一下，掉一半銷售額的話，那這個數字就是在2萬多億元，你想想看，這會掉多少？！
理財一周報：除了房地產之外，出口這一塊會拉動中國的經濟嗎？
謝國忠：這個應該比較難，現在美國失業率這麼高，日本的也不好，歐洲現在又出現危機。出口會很火嗎？我覺得不太可能低位反彈。美國去年下滑了6000多億美元的出口額，縮得很緊，今年要反彈的話也是理所應當。但是，出口數據再怎麼反彈，也彈不到原來的那個高位。
理財一周報：那就您來看，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突破口在哪裡？
謝國忠：現在中國經濟有一個突破結構的問題，老是出事兒。出事兒之後，就是讓政府出手相救。所以，結構問題不解決，中國經濟也就只能這麼維持，最近這幾年就是這樣子。
理財一周報：今年初始，股指期貨等新金融業務宣布推出，從您的個人角度來看，這對股市投資會產生哪些影響？
謝國忠：如果股市的股指期貨是政府想把錢朝裡面砸，搞個基金什麼的，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但是，總的來說，股指期貨的推出應該對股市投資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因為中國股市的核心問題，還是銀根。銀根收緊的話，整體股市就好不了。因為中國的股市跟銀根連得非常緊。
我覺得，中國經濟到了今年第二季度，就是明顯不好的時候。因為房子賣不出去，一連串的問題都會出來。可能去年地方政府還藏了不少錢，能夠混個幾個月。但是，過段時候投資一熱，這些錢又沒了，政府壓力也就來了。
反正，房地產一松的話，你就應該知道股市要漲了，因為這牽涉到信貸的投放量問題。
看空四大行業
理財一周報：去年您自己投資了哪些領域，今年還會投資哪些板塊？
謝國忠：我有投過能源，比較看好它。也想投黃金，但是最終沒有投資它。因為黃金就是通脹的概念，既有通脹，又有短缺。大部分的情況下，像石油這種能源是天天要用的，還比較實用。黃金是貨幣的替代品，可能就不像能源這樣靠得住。
總的來說，貨幣政策還是很寬松的，通貨膨脹會來。黃金的話，兩年內還是不錯的。黃金會炒起來，也容易炒起來，但不一定像能源那麼好。
理財一周報：今年您看好哪些領域的投資？
謝國忠：我覺得今年股市會來來回回波動，因為A股從6000多點掉到1600點，然後反彈至3000點左右，一直在曲線波動。現在也還沒有脫離這樣的局面。
我原來比較看好能源和黃金，中國的黃金過去很貴，都是在海外購買。因為概念好，很多國內投資者就炒作這些了。我是看中了能源和黃金，但是香港這邊很貴，價格高一倍左右。
水泥的成長性也已經不錯了，但是前段時間因為產能過剩很嚴重，今年可能也還可以，但是明後年肯定會有問題的。
理財一周報：那您今年不看好的是哪些領域？
謝國忠：今年的金融業肯定不好，銀行業是金融巨頭，今年肯定要大量配股補充資本金，再加上信貸投放的速度要放慢，成本又大幅上升，所以，今年的金融業不會很好。
成本大幅上升是因為中國勞動力短缺，雖然金融行業的薪水很高，但是它要慣性地增長。成本要繼續大幅的上升，今年肯定會上升20%左右。另外，銀行息差還會繼續收窄，信貸速度也不會超過20%。再加上要配那麼多新股，今年銀行不會太好。
保險公司也跟股市連得很緊，股市不好的話，保險公司也會受影響。因為國內保險公司是從股市裡投資賺錢的，今年可能會受壓。
今年，地產也會受壓。去年地產市場漲得那麼高，地皮比較貴，現在房價肯定要往下掉。目前來看，二級市場的房價已經在開始往下掉了。
如果國家再不改政策的話，房地產市場會出問題。本來房地產商是預期房價漲四成，但是現在房價不漲反跌的話，那他們豈不是會很慘。去年買了很多地的開發商，今年的問題就會很大。
IT的話，雖然科技對經濟的影響很大，但是我不看好IT，大多都是炒一把，然後賺了就跑。像物聯網，成功的話就變得很大，不成功的話，就變得很糟糕。科技行業的公司，即使一家公司做得再好，總有另一家公司會比你做得更好。
像微軟做得這麼成功的公司，現在也開始有倒的趨勢了。科技股的話，只能炒一把。如果是制造硬件產品的公司股，就更不能進去了，有些就是搞芯片很難長久賺錢，短期內一會兒賺錢，一會兒虧錢，通過波動吸引大家。
另外，鋼鐵業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鋼鐵業今年很難好。我看到建築鋼就是這樣的局面，一般的板材生產能力都是過剩的。鐵礦石的價格又相對較高，而且澳大利亞必和必拓和力拓又合並了，鐵礦石的價格要上漲的可能性要比下降的可能性大很多。這些我都不看好。
謝國忠：股市短期好不了 看空房地產等四大行業
來源：理財一周報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理財一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由於受政府信貸調控影響，今年金融、房地產、IT、鋼鐵四大行業可能遭遇寒流。但使用率較高的能源、能夠抵御通脹的黃金則將成為今年的投資熱點。
中國經濟的兩大問題：地產過大和產能過剩
理財一周報：2010年您對中國經濟發展勢頭怎麼看？
謝國忠：經濟增長應該還可以，出口也會有所反彈，但投資這一塊，就不會像去年那麼快了；房地產也不會快。
總體來說，今年出口這塊會稍微好些，從經濟層面來說，相對穩定。
理財一周報：中國經濟目前的主要問題出在哪裡？
謝國忠：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出現在經濟結構上，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國家的很多問題都跟結構有關系，一個是房地產過大，一個是行業生產能力過剩，這兩個問題都還是比較明顯的。
我經常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其實就意味著把銀行裡的錢扔出去，但是還要看結果是否有效。去年房地產銷售過熱，整個GDP都增加了。
現在的問題是，你談什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錢從哪裡來？針對這個問題，我認為，無非就是房地產過大、過熱了。國家於是就開始調控地產，因為中國房地產裡的資金都是流動的，你要是調控房地產的話，錢就不流動了。
經濟結構本來就有問題，現在政府這樣一調控，如果能夠維持一年的話，政府對房地產的調控可能又會變化。這個誰都說不准。
理財一周報：如果信貸這一塊持續收緊的話，資本市場流動性將會受到哪些影響？
謝國忠：因為錢都是從房地產市場流出來的，房地產一調控，市場需求馬上就沒有了。然後呢，銀行的錢就轉不出來了。最終的結果就是，開發商還有底下很多的關聯公司大家都等著，等著政策再作新的調整。
而且，國內的房地產開發商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日子——基本上就是，輪到政府調控前夕，他就拼命賣房子，收攏資金。過去兩年就是這樣的，所以大家都不信政府調控是真心的。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也不像美國，美國的房價在漲得很高的時候，可以通過增值的部分拿去銀行抵押借錢，但在中國還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中國的房地產就是炒，說白了，就是把銀行的錢卷出來，卷到地產市場，然後再卷到地方政府，最後變成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地方房地產市場的存在，就是為政府融資的，在中國買房子，跟繳稅沒啥區別。
股市短期好不了
理財一周報：2010年資本市場更趨復雜，您對於整年的資本市場如何展望？
謝國忠：我覺得短期內好不了。因為中國的股市不是基本面決定的，它是由銀根來決定的。銀根一旦收緊的話，股市就不好了。
目前國內的銀根還沒有收得很緊，但是今年至今中國的信貸還是增長了很多。以前銀行放貸比現在少很多，所以看到現在這麼龐大的信貸數字，政府開始緊張了。就是因為信貸盤子做得太大，房地產市場也顯得過大了。房地產市場去年全年就投資了4萬億元左右，漲了70%，撐得太大了，你說這樣的盤子還怎麼撐呢？
如果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能夠維持一年左右的時間，那它的銷售就可能掉一半左右。我統計了一下，掉一半銷售額的話，那這個數字就是在2萬多億元，你想想看，這會掉多少？！
理財一周報：除了房地產之外，出口這一塊會拉動中國的經濟嗎？
謝國忠：這個應該比較難，現在美國失業率這麼高，日本的也不好，歐洲現在又出現危機。出口會很火嗎？我覺得不太可能低位反彈。美國去年下滑了6000多億美元的出口額，縮得很緊，今年要反彈的話也是理所應當。但是，出口數據再怎麼反彈，也彈不到原來的那個高位。
理財一周報：那就您來看，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突破口在哪裡？
謝國忠：現在中國經濟有一個突破結構的問題，老是出事兒。出事兒之後，就是讓政府出手相救。所以，結構問題不解決，中國經濟也就只能這麼維持，最近這幾年就是這樣子。
理財一周報：今年初始，股指期貨等新金融業務宣布推出，從您的個人角度來看，這對股市投資會產生哪些影響？
謝國忠：如果股市的股指期貨是政府想把錢朝裡面砸，搞個基金什麼的，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但是，總的來說，股指期貨的推出應該對股市投資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因為中國股市的核心問題，還是銀根。銀根收緊的話，整體股市就好不了。因為中國的股市跟銀根連得非常緊。
我覺得，中國經濟到了今年第二季度，就是明顯不好的時候。因為房子賣不出去，一連串的問題都會出來。可能去年地方政府還藏了不少錢，能夠混個幾個月。但是，過段時候投資一熱，這些錢又沒了，政府壓力也就來了。
反正，房地產一松的話，你就應該知道股市要漲了，因為這牽涉到信貸的投放量問題。
看空四大行業
理財一周報：去年您自己投資了哪些領域，今年還會投資哪些板塊？
謝國忠：我有投過能源，比較看好它。也想投黃金，但是最終沒有投資它。因為黃金就是通脹的概念，既有通脹，又有短缺。大部分的情況下，像石油這種能源是天天要用的，還比較實用。黃金是貨幣的替代品，可能就不像能源這樣靠得住。
總的來說，貨幣政策還是很寬松的，通貨膨脹會來。黃金的話，兩年內還是不錯的。黃金會炒起來，也容易炒起來，但不一定像能源那麼好。
理財一周報：今年您看好哪些領域的投資？
謝國忠：我覺得今年股市會來來回回波動，因為A股從6000多點掉到1600點，然後反彈至3000點左右，一直在曲線波動。現在也還沒有脫離這樣的局面。
我原來比較看好能源和黃金，中國的黃金過去很貴，都是在海外購買。因為概念好，很多國內投資者就炒作這些了。我是看中了能源和黃金，但是香港這邊很貴，價格高一倍左右。
水泥的成長性也已經不錯了，但是前段時間因為產能過剩很嚴重，今年可能也還可以，但是明後年肯定會有問題的。
理財一周報：那您今年不看好的是哪些領域？
謝國忠：今年的金融業肯定不好，銀行業是金融巨頭，今年肯定要大量配股補充資本金，再加上信貸投放的速度要放慢，成本又大幅上升，所以，今年的金融業不會很好。
成本大幅上升是因為中國勞動力短缺，雖然金融行業的薪水很高，但是它要慣性地增長。成本要繼續大幅的上升，今年肯定會上升20%左右。另外，銀行息差還會繼續收窄，信貸速度也不會超過20%。再加上要配那麼多新股，今年銀行不會太好。
保險公司也跟股市連得很緊，股市不好的話，保險公司也會受影響。因為國內保險公司是從股市裡投資賺錢的，今年可能會受壓。
今年，地產也會受壓。去年地產市場漲得那麼高，地皮比較貴，現在房價肯定要往下掉。目前來看，二級市場的房價已經在開始往下掉了。
如果國家再不改政策的話，房地產市場會出問題。本來房地產商是預期房價漲四成，但是現在房價不漲反跌的話，那他們豈不是會很慘。去年買了很多地的開發商，今年的問題就會很大。
IT的話，雖然科技對經濟的影響很大，但是我不看好IT，大多都是炒一把，然後賺了就跑。像物聯網，成功的話就變得很大，不成功的話，就變得很糟糕。科技行業的公司，即使一家公司做得再好，總有另一家公司會比你做得更好。
像微軟做得這麼成功的公司，現在也開始有倒的趨勢了。科技股的話，只能炒一把。如果是制造硬件產品的公司股，就更不能進去了，有些就是搞芯片很難長久賺錢，短期內一會兒賺錢，一會兒虧錢，通過波動吸引大家。
另外，鋼鐵業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鋼鐵業今年很難好。我看到建築鋼就是這樣的局面，一般的板材生產能力都是過剩的。鐵礦石的價格又相對較高，而且澳大利亞必和必拓和力拓又合並了，鐵礦石的價格要上漲的可能性要比下降的可能性大很多。這些我都不看好。
2010年2月23日
紙老虎
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作者：毛澤東
更新時間：2010-2-18
http://www.wyzxsx.com
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前，俄國國內究竟哪一方面擁有真正的力量呢？從表面上看，當時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陣風，就把沙皇吹走了。歸根結蒂，俄國的力量是在工農兵蘇維埃這方面。沙皇不過是一隻紙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經被人們看作很有力量的嗎？但是歷史證明了他是一隻紙老虎。墨索裡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國主義也是如此。相反的，蘇聯以及各國愛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卻是比人們所預料的強大得多。
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國反動派也都是紙老虎。提起美國帝國主義，人們似乎覺得它是強大得不得了的，中國的反動派正在拿美國的“強大”來嚇唬中國人民。但是美國反動派也將要同一切歷史上的反動派一樣，被證明為並沒有什麼力量。在美國，另有一類人是真正有力量的，這就是美國人民。
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我們是不是可以輕視敵人呢?不能。我在那個報告中講了，美帝國主義是個紙老虎，它的強大是表面的、暫時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樣地援助蔣介石。對美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總的方面我們應該輕視他們，但對具體的敵人就不能輕視，如果輕視就會犯原則性的錯誤。原則性有兩個，對總的敵人我們是輕視的，對具體的敵人不能輕視。 ……戰略上我們必須輕視敵人，這是一“衝”。什麼帝國主義都不可怕，他們矛盾很多，問題很多。美國有危機，在外部蘇聯反對它，在內部人民反對它。蔣介石那裡人心不齊，軍心不齊。美國援助蔣介石我們不怕，胡宗南有二十萬人我們不怕。但是在具體問題上我們不能輕敵，這又是一“衝”。我們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在戰鬥中要一個陣地一個陣地地奪取。總之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澤東文集》
現在美帝國主義很強，不是真的強。它政治上很弱，因為它脫離廣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歡它，美國人民也不喜歡它。外表很強，實際上不可怕，紙老虎。外表是個老虎，但是，是紙的，經不起風吹雨打。我看美國就是個紙老虎。
整個歷史證明這一點，人類階級社會的幾千年的歷史證明這一點:強的要讓位給弱的。美洲也是這樣。
只有帝國主義被消滅了，才會有太平。總有一天，紙老虎會被消滅的。但是它不會自己消滅掉，需要風吹雨打。
我們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是從戰略上來說的。從整體上來說，要輕視它。從每一局部來說，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決它，就要一個一個地來。比如它有十個牙齒，第一次敲掉一個，它還有九個，再敲掉一個，它還有八個。牙齒敲完了，它還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真做，最後總能成功。
從戰略上說，完全輕視它。從戰術上說，重視它。跟它作鬥爭，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視。現在美國強大，但從廣大範圍、從全體、從長遠考慮，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歡，它壓迫剝削人民。由於這一點，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輕視它。但是，美國現在還有力量，每年產一億多噸鋼，到處打人。因此還要跟它作鬥爭，要用力鬥，一個陣地一個陣地地爭奪。這就需要時間。
看樣子，美洲國家、亞洲非洲國家只有一直同美國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風吹雨打把紙老虎打破。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還要講個紙老虎問題。一九四六年蔣介石開始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許多同志，全國人民，都很憂慮，戰爭是不是能夠打贏？我本人也憂慮過這件事。但是我們有一條信心。
那時有一個美國記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這個人就是在蘇聯住了二、三十年，後來被斯大林趕走，以後又被赫魯曉夫同志恢復了名譽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談話的時候談了許多問題，蔣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國、原子彈等等。我說一切所有號稱強大的反動派統統不過是紙老虎（Papertiger）。原因是他們脫離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紙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嗎？我也談到沙皇是紙老虎，中國皇帝是紙老虎，日本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國主義沒有倒，還有原子彈，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紙老虎。蔣介石很強大，有四百多萬正規軍。那時我們在延安。延安這個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們有多少軍隊呢？我們有九十萬游擊隊，統統被蔣介石分割成幾十個根據地。但是我們說，蔣介石不過是一個紙老虎，我們一定會打贏他。
為了同敵人作鬥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如果不是在整體上藐視敵人，我們就要犯機會主義的錯誤。馬克思、恩格斯只有兩個人，那時他們就說全世界資本主義要被打倒。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在一個一個敵人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重視它，我們就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敵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工廠只能一個一個地蓋，農民犁田只能一塊一塊地犁。就是吃飯也是如此。我們在戰略一上藐視吃飯：這頓飯我們能夠吃下去。但是具體地吃，卻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這叫做各個解決，軍事書上叫作各個擊破。
——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破除對西方的迷信，這是一件大事，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進行。
在我們國家也要繼續破除這種迷信。我說的是，要在戰略上蔑視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者看成紙老虎，不算數。但是在戰術上和在每件具體工作上，卻要重視他們，要認真地對待他們。帝國主義由真老虎變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變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紙老虎，這是一個事物走向反面的轉化過程；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進這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結束之前，老虎還可能要活一個時期，還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講究拳法，不能大意。
——同巴西記者馬羅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談話（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一
吳冷西同志：
這篇文章[指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光明日報》轉載《世界知識》雜誌摘錄的《毛主席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一組論述。 ]可以轉載。這個問題，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大問題，永遠有許多人總是不得解決。 《世界知識》編輯部將我各個時期闡述這個觀點的文章收集起來放在一起，看起來好像竟成一篇新文，似不妨予以轉載，並予廣播。建議重新譯成三四國外文出小冊子。中文也可出一小冊子。你看如何？請你和陸定一同志商量一下，看他同意否？ 《世界知識》編者按語，或者照登，或者另寫一段，由你酌定。
毛澤東
二
這些文章、講演和談話，雖然多數是發表過的，沒有發表過的只佔少數，時間前後相距二十年之久，又是採取集納的形式；但是看起來卻使人感覺好像是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論文。其原因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為一方，各國人民為另一方，這樣一個基本的矛盾並沒有解決，美帝國主義又特別張牙舞爪，以原子戰爭威脅世界和平，被壓迫受威脅的人民的心思被這種緊張局勢所吸引，迫切地要求解決這個矛盾，故爾使得讀者對毛澤東同志關於論述解決這個矛盾諸多問題中的一個首先和主要的問題，紙老虎還是並非紙老虎的問題，自然感覺興趣。
——關於轉載《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批語和對《人民日報》編者按的修改（一九五八年十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紙老虎問題，黨內外尚有許多人不了解。有人說既然是紙老虎，為什麼不打台灣，為什麼還要提出趕上和超越英國。我寫一篇短文回答這個問題。是真又是假，暫時現像是真的，長遠看來紙的。我們從來就是說，戰術上要重視它，戰略上要藐視它。不但對階級鬥爭應當這樣，對自然鬥爭也應這樣，除四害、掃盲、綠化、血吸蟲，不是一年可以實現的。要幾年去搞才行。
——在武漢和各協作區主任的講話（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
這裡我想回答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紙的，這是一個由真變紙的過程的問題。變即轉化，真老虎轉化為紙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獨社會現像而已。我在幾年前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不是真老虎，為什麼要重視它呢？看來還有一些人不通，我們還得做些解釋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後的一段時間，由於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並同它們進行鬥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後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反動的、落後的、腐朽的階級，在面臨人民的決死鬥爭的時候，也還有這樣的兩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萬人成千萬人地吃。人民鬥爭事業處在艱難困苦的時代，出現許多彎彎曲曲的道路。中國人民為了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花了一百多年時間，死了大概幾千萬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勝利。你看，這不是活老虎，鐵老虎，真老虎嗎？但是，它們終究轉化成了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這是歷史的事實。人們難道沒有看見聽見過這些嗎？真是成千成萬！成千成萬！所以，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向階級敵人作鬥爭是如此，向自然界作鬥爭也是如此。我們在一九五六年發表的“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和“十二年科學發展綱要”，這些都是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宇宙發展的兩重性，關於事物發展的兩重性，關於事物總是當作過程出現、而任何一個過程無不包括兩重性，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的。一方面，藐視它，輕而易舉，不算數，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勝仗。一方面，重視它，並非輕而易舉，算數的，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不經艱苦奮鬥，不苦戰，就不能勝利。怕與不怕，是一個對立統一法則。一點不怕，無憂無慮，真正單純的樂神，從來沒有。每一個人都是憂患與生俱來。學生們怕考試，兒童怕父母有偏愛，三災八難，五癆七傷，發燒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之類，不可勝數。階級鬥爭，向自然界的鬥爭，所遇到的困難，更不可勝數。但是，大多的人類，首先是無產階級，首先是共產黨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機會主義的先生們以外，總是將藐視一切，樂觀主義，放在他們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後才是重視事物，重視每件工作，重視科學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個矛盾側面，鑽進去，逐步地認識自然運動的法則和社會運動的法則。然後就有可能掌握這些法則，比較自由地運用這些法則，一個一個地解決人們面臨的問題，處理矛盾，完成任務，使困難向順利轉化，使真老虎向紙老虎轉化，使革命的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轉化，使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化，使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轉化，使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向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製轉化，使年產幾百萬噸鋼向年產幾千萬噸鋼乃至幾萬萬噸鋼轉化，使畝產一百多斤或者幾百斤糧食向畝產幾千斤或者甚至幾萬斤糧食轉化。同志們，我們就是做這些轉化工作的。同志們，可能性同現實性是兩件東西，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虛假的可能性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頭腦要冷又要熱，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沖天幹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意做分析，只愛熱。同志們，這種態度是不利於做領導工作的，他們可能跌筋鬥，這些人應當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頭腦。另有一些人愛冷不愛熱。他們對一些事，看不慣，跟不上。對這些人，應當使他們的頭腦慢慢熱起來。
——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談到看問題要看到兩種可能性時，毛主席說）壞事無非是打世界大戰，扔原子彈。我們一個也沒有。再有就是共產黨分裂，分成兩個中央、三個中央。有的省委分成兩個是可能的，你們廣東就有省委書記想搞分裂嘛？我們的國家還有滅亡的危險沒有，不准備就被動。列寧總是不避諱。他常常說：要麼勝利，要麼滅亡。現在還有這麼大的帝國主義，這個問題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解決。還是帝國主義滅亡，還是我們滅亡，中蘇社會主義十二個國家是共同命運，無論如何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勝利，一個是暫時滅亡，部分滅亡。敬老院、公共食堂，也會崩潰一部分。沒有壞處，這部分的失敗有好處，可以從中得到教訓。你們準備垮台就不會垮台，至少是垮得少。你們可以進行整頓教育。你如果沒有垮台的準備那就危險。
……上面講的這些情況。似乎與東風壓倒西風，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等論點不符合了。這還是符合的。
因為什麼事情都有兩個可能性。鞏固或者崩潰，托兒所如此，敬老院如此，公社如此，甚至省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如此。徹底崩潰是不會的，我們總還可以打游擊，還有民兵在手裡。回到延安，到四川去，到雲南去。我與民主人士講過，他們都笑笑而已。我對他們說，你們要準備，還是留在北京搞維持會呢，還是和我們一起去打游擊呢？這樣好像與美帝是紙老虎不符合了。所謂紙老虎，並不是他現在已經死了，不打是不會死的。武王不伐紂，紂不不會倒。帝國主義還活著。經過鬥爭。到最後它就死了。要經過鬥爭．中間有曲折，不會沒風浪。
……活老虎能轉化為死老虎．鐵老虎能轉化為豆腐老虎。估計兩種可能性，說東風壓倒西風，說一切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就說通了，在座諸位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不是說你一年也不害一次感冒。害病和健康兩方面都要估計到。
你們對我所講的這些可能性有沒有準備？河南有一個地委書記，聽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崩潰的危險，他的面色發白。如果大家都不警惕都不好．美國的事情是杜勒斯在辦。杜勒斯是美國政府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如果在座的哪位去當美國的國務秘書，就好辦了。我們把杜勒斯的職務翻譯成“國務卿”，不對，實際上是國務秘書。不在乎名稱如何，實際上杜勒斯是艾森豪威爾的政委，是艾的靈魂。杜勒斯這個人是個“好人”，辦了不少“好事”，對無產階級團結和同帝國主義作鬥爭很有益。他不從黎巴嫩登陸哪有活材料教育世界人民？我們一打炮，他從各處把海軍艦隊調來了，“在一個地方集中了很多的艦隊”，這是杜勒斯在巴黎會議上說的。我們也沒有料到，金門一打炮，全世界這麼動。
我的講話也有兩種可能性，有人讚成，有人不贊成，可以議一議。一個人也有兩種可能性，活下去，或者死了。廣州軍區一千台汽車三個月之內運輸了許多物質是好事，但是有××人傷亡了，你事先想到了沒有？有個縣委書記被碰傷了，他事先也沒有想到呢？部分的，暫時的損失隨時都要準備。三個月之後總要進步一點，老是這樣搞還行哪？
朝鮮打仗，研究時有時覺得主意也不多。在三八線有一個師不是被吃掉了一些？那不是活老虎？會吃人的。戰術上，具體工作上絕對不要輕視敵人，一點也不能放鬆。
——接見參加全軍政工會議的各軍區負責同誌時的談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
美國嚇唬一些國家，不讓它們跟我們做生意。美國是只紙老虎，你們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蘇聯也是紙老虎。我們不信它們那一套，我不迷信。也許你們是有神論者，我是無神論者，啥也不怕。大國來控制我們國家，那不行。
……那時，我們說美國和蔣介石是紙老虎。我們也說，希特勒是紙老虎，他最後倒了嘛，死了嘛。現在我們說有兩個大紙老虎，就是美國和蘇聯。我說得靈不靈將來瞧。請你們記住，我同法國議員代表團說過，它們是大紙老虎，但是不包括廣大的蘇聯人民、廣大的蘇聯黨員和乾部，他們對我們是友好的，美國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騙，總有一天他們要同我們友好的。所謂紙老虎，就是說美國、蘇聯脫離了群眾。
——中法之間有共同點（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六卷
斯:主席還是認為原子彈是紙老虎嗎?
毛:我不過講講而已，真打起來會死人的。但是最後它是要被消滅的，那時就變成紙老虎了，它沒有了嘛!
…………
斯:我看過一部電影，在氫彈爆炸不久，生物都死光了，海龜跑到岸上去下蛋，但是不生小海龜。
毛:過幾年可能又會生的。對人類是不是也這樣，就不知道了。
斯:甲蟲生命力最強。
毛:總之，對那地方的鳥、樹、海龜說來，原子彈不過是紙老虎。可能人類要比它們脆弱一點。
——同斯諾的談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澤東文集》
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所進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動，正在促進各國人民的革命活動。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貌似強大，實際上是很虛弱的。從長遠看來，他們都是紙老虎。
——對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稿的批語和修改（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九日、十一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寵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不是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怕美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怕世界各國人民，一有風吹草動，它就驚慌失措。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毛說，他們（兩個超級大國）現在有點怕第三世界。
尼說，如果第三世界沒有中國，他們就不會怕。
毛說，也怕呢。
尼又說，第三世界沒有中國，就成了紙老虎。
毛說，那不能這麼講！第三世界團結起來，使得工業國家，比如日本、歐洲和兩個超級大國，都得要注意一點。
——同尼雷爾談話主要內容的通報（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作者：毛澤東
更新時間：20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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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前，俄國國內究竟哪一方面擁有真正的力量呢？從表面上看，當時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陣風，就把沙皇吹走了。歸根結蒂，俄國的力量是在工農兵蘇維埃這方面。沙皇不過是一隻紙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經被人們看作很有力量的嗎？但是歷史證明了他是一隻紙老虎。墨索裡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國主義也是如此。相反的，蘇聯以及各國愛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卻是比人們所預料的強大得多。
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國反動派也都是紙老虎。提起美國帝國主義，人們似乎覺得它是強大得不得了的，中國的反動派正在拿美國的“強大”來嚇唬中國人民。但是美國反動派也將要同一切歷史上的反動派一樣，被證明為並沒有什麼力量。在美國，另有一類人是真正有力量的，這就是美國人民。
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我們是不是可以輕視敵人呢?不能。我在那個報告中講了，美帝國主義是個紙老虎，它的強大是表面的、暫時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樣地援助蔣介石。對美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總的方面我們應該輕視他們，但對具體的敵人就不能輕視，如果輕視就會犯原則性的錯誤。原則性有兩個，對總的敵人我們是輕視的，對具體的敵人不能輕視。 ……戰略上我們必須輕視敵人，這是一“衝”。什麼帝國主義都不可怕，他們矛盾很多，問題很多。美國有危機，在外部蘇聯反對它，在內部人民反對它。蔣介石那裡人心不齊，軍心不齊。美國援助蔣介石我們不怕，胡宗南有二十萬人我們不怕。但是在具體問題上我們不能輕敵，這又是一“衝”。我們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在戰鬥中要一個陣地一個陣地地奪取。總之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澤東文集》
現在美帝國主義很強，不是真的強。它政治上很弱，因為它脫離廣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歡它，美國人民也不喜歡它。外表很強，實際上不可怕，紙老虎。外表是個老虎，但是，是紙的，經不起風吹雨打。我看美國就是個紙老虎。
整個歷史證明這一點，人類階級社會的幾千年的歷史證明這一點:強的要讓位給弱的。美洲也是這樣。
只有帝國主義被消滅了，才會有太平。總有一天，紙老虎會被消滅的。但是它不會自己消滅掉，需要風吹雨打。
我們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是從戰略上來說的。從整體上來說，要輕視它。從每一局部來說，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決它，就要一個一個地來。比如它有十個牙齒，第一次敲掉一個，它還有九個，再敲掉一個，它還有八個。牙齒敲完了，它還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真做，最後總能成功。
從戰略上說，完全輕視它。從戰術上說，重視它。跟它作鬥爭，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視。現在美國強大，但從廣大範圍、從全體、從長遠考慮，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歡，它壓迫剝削人民。由於這一點，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輕視它。但是，美國現在還有力量，每年產一億多噸鋼，到處打人。因此還要跟它作鬥爭，要用力鬥，一個陣地一個陣地地爭奪。這就需要時間。
看樣子，美洲國家、亞洲非洲國家只有一直同美國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風吹雨打把紙老虎打破。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還要講個紙老虎問題。一九四六年蔣介石開始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許多同志，全國人民，都很憂慮，戰爭是不是能夠打贏？我本人也憂慮過這件事。但是我們有一條信心。
那時有一個美國記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這個人就是在蘇聯住了二、三十年，後來被斯大林趕走，以後又被赫魯曉夫同志恢復了名譽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談話的時候談了許多問題，蔣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國、原子彈等等。我說一切所有號稱強大的反動派統統不過是紙老虎（Papertiger）。原因是他們脫離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紙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嗎？我也談到沙皇是紙老虎，中國皇帝是紙老虎，日本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國主義沒有倒，還有原子彈，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紙老虎。蔣介石很強大，有四百多萬正規軍。那時我們在延安。延安這個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們有多少軍隊呢？我們有九十萬游擊隊，統統被蔣介石分割成幾十個根據地。但是我們說，蔣介石不過是一個紙老虎，我們一定會打贏他。
為了同敵人作鬥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如果不是在整體上藐視敵人，我們就要犯機會主義的錯誤。馬克思、恩格斯只有兩個人，那時他們就說全世界資本主義要被打倒。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在一個一個敵人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重視它，我們就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敵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工廠只能一個一個地蓋，農民犁田只能一塊一塊地犁。就是吃飯也是如此。我們在戰略一上藐視吃飯：這頓飯我們能夠吃下去。但是具體地吃，卻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這叫做各個解決，軍事書上叫作各個擊破。
——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破除對西方的迷信，這是一件大事，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進行。
在我們國家也要繼續破除這種迷信。我說的是，要在戰略上蔑視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者看成紙老虎，不算數。但是在戰術上和在每件具體工作上，卻要重視他們，要認真地對待他們。帝國主義由真老虎變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變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紙老虎，這是一個事物走向反面的轉化過程；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進這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結束之前，老虎還可能要活一個時期，還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講究拳法，不能大意。
——同巴西記者馬羅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談話（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一
吳冷西同志：
這篇文章[指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光明日報》轉載《世界知識》雜誌摘錄的《毛主席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一組論述。 ]可以轉載。這個問題，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大問題，永遠有許多人總是不得解決。 《世界知識》編輯部將我各個時期闡述這個觀點的文章收集起來放在一起，看起來好像竟成一篇新文，似不妨予以轉載，並予廣播。建議重新譯成三四國外文出小冊子。中文也可出一小冊子。你看如何？請你和陸定一同志商量一下，看他同意否？ 《世界知識》編者按語，或者照登，或者另寫一段，由你酌定。
毛澤東
二
這些文章、講演和談話，雖然多數是發表過的，沒有發表過的只佔少數，時間前後相距二十年之久，又是採取集納的形式；但是看起來卻使人感覺好像是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論文。其原因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為一方，各國人民為另一方，這樣一個基本的矛盾並沒有解決，美帝國主義又特別張牙舞爪，以原子戰爭威脅世界和平，被壓迫受威脅的人民的心思被這種緊張局勢所吸引，迫切地要求解決這個矛盾，故爾使得讀者對毛澤東同志關於論述解決這個矛盾諸多問題中的一個首先和主要的問題，紙老虎還是並非紙老虎的問題，自然感覺興趣。
——關於轉載《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批語和對《人民日報》編者按的修改（一九五八年十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紙老虎問題，黨內外尚有許多人不了解。有人說既然是紙老虎，為什麼不打台灣，為什麼還要提出趕上和超越英國。我寫一篇短文回答這個問題。是真又是假，暫時現像是真的，長遠看來紙的。我們從來就是說，戰術上要重視它，戰略上要藐視它。不但對階級鬥爭應當這樣，對自然鬥爭也應這樣，除四害、掃盲、綠化、血吸蟲，不是一年可以實現的。要幾年去搞才行。
——在武漢和各協作區主任的講話（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
這裡我想回答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紙的，這是一個由真變紙的過程的問題。變即轉化，真老虎轉化為紙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獨社會現像而已。我在幾年前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不是真老虎，為什麼要重視它呢？看來還有一些人不通，我們還得做些解釋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後的一段時間，由於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並同它們進行鬥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後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反動的、落後的、腐朽的階級，在面臨人民的決死鬥爭的時候，也還有這樣的兩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萬人成千萬人地吃。人民鬥爭事業處在艱難困苦的時代，出現許多彎彎曲曲的道路。中國人民為了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花了一百多年時間，死了大概幾千萬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勝利。你看，這不是活老虎，鐵老虎，真老虎嗎？但是，它們終究轉化成了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這是歷史的事實。人們難道沒有看見聽見過這些嗎？真是成千成萬！成千成萬！所以，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向階級敵人作鬥爭是如此，向自然界作鬥爭也是如此。我們在一九五六年發表的“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和“十二年科學發展綱要”，這些都是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宇宙發展的兩重性，關於事物發展的兩重性，關於事物總是當作過程出現、而任何一個過程無不包括兩重性，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的。一方面，藐視它，輕而易舉，不算數，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勝仗。一方面，重視它，並非輕而易舉，算數的，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不經艱苦奮鬥，不苦戰，就不能勝利。怕與不怕，是一個對立統一法則。一點不怕，無憂無慮，真正單純的樂神，從來沒有。每一個人都是憂患與生俱來。學生們怕考試，兒童怕父母有偏愛，三災八難，五癆七傷，發燒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之類，不可勝數。階級鬥爭，向自然界的鬥爭，所遇到的困難，更不可勝數。但是，大多的人類，首先是無產階級，首先是共產黨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機會主義的先生們以外，總是將藐視一切，樂觀主義，放在他們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後才是重視事物，重視每件工作，重視科學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個矛盾側面，鑽進去，逐步地認識自然運動的法則和社會運動的法則。然後就有可能掌握這些法則，比較自由地運用這些法則，一個一個地解決人們面臨的問題，處理矛盾，完成任務，使困難向順利轉化，使真老虎向紙老虎轉化，使革命的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轉化，使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化，使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轉化，使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向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製轉化，使年產幾百萬噸鋼向年產幾千萬噸鋼乃至幾萬萬噸鋼轉化，使畝產一百多斤或者幾百斤糧食向畝產幾千斤或者甚至幾萬斤糧食轉化。同志們，我們就是做這些轉化工作的。同志們，可能性同現實性是兩件東西，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虛假的可能性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頭腦要冷又要熱，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沖天幹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意做分析，只愛熱。同志們，這種態度是不利於做領導工作的，他們可能跌筋鬥，這些人應當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頭腦。另有一些人愛冷不愛熱。他們對一些事，看不慣，跟不上。對這些人，應當使他們的頭腦慢慢熱起來。
——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談到看問題要看到兩種可能性時，毛主席說）壞事無非是打世界大戰，扔原子彈。我們一個也沒有。再有就是共產黨分裂，分成兩個中央、三個中央。有的省委分成兩個是可能的，你們廣東就有省委書記想搞分裂嘛？我們的國家還有滅亡的危險沒有，不准備就被動。列寧總是不避諱。他常常說：要麼勝利，要麼滅亡。現在還有這麼大的帝國主義，這個問題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解決。還是帝國主義滅亡，還是我們滅亡，中蘇社會主義十二個國家是共同命運，無論如何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勝利，一個是暫時滅亡，部分滅亡。敬老院、公共食堂，也會崩潰一部分。沒有壞處，這部分的失敗有好處，可以從中得到教訓。你們準備垮台就不會垮台，至少是垮得少。你們可以進行整頓教育。你如果沒有垮台的準備那就危險。
……上面講的這些情況。似乎與東風壓倒西風，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等論點不符合了。這還是符合的。
因為什麼事情都有兩個可能性。鞏固或者崩潰，托兒所如此，敬老院如此，公社如此，甚至省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如此。徹底崩潰是不會的，我們總還可以打游擊，還有民兵在手裡。回到延安，到四川去，到雲南去。我與民主人士講過，他們都笑笑而已。我對他們說，你們要準備，還是留在北京搞維持會呢，還是和我們一起去打游擊呢？這樣好像與美帝是紙老虎不符合了。所謂紙老虎，並不是他現在已經死了，不打是不會死的。武王不伐紂，紂不不會倒。帝國主義還活著。經過鬥爭。到最後它就死了。要經過鬥爭．中間有曲折，不會沒風浪。
……活老虎能轉化為死老虎．鐵老虎能轉化為豆腐老虎。估計兩種可能性，說東風壓倒西風，說一切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就說通了，在座諸位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不是說你一年也不害一次感冒。害病和健康兩方面都要估計到。
你們對我所講的這些可能性有沒有準備？河南有一個地委書記，聽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崩潰的危險，他的面色發白。如果大家都不警惕都不好．美國的事情是杜勒斯在辦。杜勒斯是美國政府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如果在座的哪位去當美國的國務秘書，就好辦了。我們把杜勒斯的職務翻譯成“國務卿”，不對，實際上是國務秘書。不在乎名稱如何，實際上杜勒斯是艾森豪威爾的政委，是艾的靈魂。杜勒斯這個人是個“好人”，辦了不少“好事”，對無產階級團結和同帝國主義作鬥爭很有益。他不從黎巴嫩登陸哪有活材料教育世界人民？我們一打炮，他從各處把海軍艦隊調來了，“在一個地方集中了很多的艦隊”，這是杜勒斯在巴黎會議上說的。我們也沒有料到，金門一打炮，全世界這麼動。
我的講話也有兩種可能性，有人讚成，有人不贊成，可以議一議。一個人也有兩種可能性，活下去，或者死了。廣州軍區一千台汽車三個月之內運輸了許多物質是好事，但是有××人傷亡了，你事先想到了沒有？有個縣委書記被碰傷了，他事先也沒有想到呢？部分的，暫時的損失隨時都要準備。三個月之後總要進步一點，老是這樣搞還行哪？
朝鮮打仗，研究時有時覺得主意也不多。在三八線有一個師不是被吃掉了一些？那不是活老虎？會吃人的。戰術上，具體工作上絕對不要輕視敵人，一點也不能放鬆。
——接見參加全軍政工會議的各軍區負責同誌時的談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
美國嚇唬一些國家，不讓它們跟我們做生意。美國是只紙老虎，你們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蘇聯也是紙老虎。我們不信它們那一套，我不迷信。也許你們是有神論者，我是無神論者，啥也不怕。大國來控制我們國家，那不行。
……那時，我們說美國和蔣介石是紙老虎。我們也說，希特勒是紙老虎，他最後倒了嘛，死了嘛。現在我們說有兩個大紙老虎，就是美國和蘇聯。我說得靈不靈將來瞧。請你們記住，我同法國議員代表團說過，它們是大紙老虎，但是不包括廣大的蘇聯人民、廣大的蘇聯黨員和乾部，他們對我們是友好的，美國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騙，總有一天他們要同我們友好的。所謂紙老虎，就是說美國、蘇聯脫離了群眾。
——中法之間有共同點（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六卷
斯:主席還是認為原子彈是紙老虎嗎?
毛:我不過講講而已，真打起來會死人的。但是最後它是要被消滅的，那時就變成紙老虎了，它沒有了嘛!
…………
斯:我看過一部電影，在氫彈爆炸不久，生物都死光了，海龜跑到岸上去下蛋，但是不生小海龜。
毛:過幾年可能又會生的。對人類是不是也這樣，就不知道了。
斯:甲蟲生命力最強。
毛:總之，對那地方的鳥、樹、海龜說來，原子彈不過是紙老虎。可能人類要比它們脆弱一點。
——同斯諾的談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澤東文集》
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所進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動，正在促進各國人民的革命活動。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貌似強大，實際上是很虛弱的。從長遠看來，他們都是紙老虎。
——對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稿的批語和修改（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九日、十一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寵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不是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怕美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怕世界各國人民，一有風吹草動，它就驚慌失措。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毛說，他們（兩個超級大國）現在有點怕第三世界。
尼說，如果第三世界沒有中國，他們就不會怕。
毛說，也怕呢。
尼又說，第三世界沒有中國，就成了紙老虎。
毛說，那不能這麼講！第三世界團結起來，使得工業國家，比如日本、歐洲和兩個超級大國，都得要注意一點。
——同尼雷爾談話主要內容的通報（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2010年2月22日
美國將步希腊後塵？
尼爾•弗格森：美國將步希腊後塵？
作者：弗格森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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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正在展開的主權債務危機始於雅典，正向裡斯本和馬德裡蔓延。但如果以為它仍將局限於實力較弱的歐元區經濟體，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這不是一個用鄉村縮略語就能代表的地中海問題，而是一場西方世界的財政危機，其影響比多數投資者目前所意識到的深遠得多。
歐元區危機自有其特色。由於歐洲貨幣聯盟(EMU)的架構設計，歐盟、歐元區其它成員國或歐洲央行(ECB)為希腊政府紓困的機制實際並不存在（參閱《裡斯本條約》(Lisbon Treaty)第123條和第125條）。誠然，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或許可以援引第122條，來幫助“受到由自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深重困境嚴重威脅”的成員國，但眼下，誰也不敢說希腊的赤字黑洞是一場天災。希腊也沒有辦法讓自己的貨幣貶值，就像他們在EMU成立之前會做的那樣。就連讓希腊脫離歐元區的機制都不存在。
這就只剩下三種可能性了：一是進行歐洲現代史上最痛苦的財政緊縮之一——在短短3年內，將赤字從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3%降至3%；二是干脆拖欠全部或部分希腊政府債務；三是（據德國官員2月10日表示，此種情況最有可能出現）某種由德國政府牽頭的紓困行動。由於這些選擇都不那麼吸引人，而且任何有關希腊的決定都會對葡萄牙、西班牙可能還有其它國家產生影響，因此任何決定可能都要經過一番激烈的討價還價才能達成。
不過，這場財政危機正折磨著多數西方經濟體，歐元區的特性不應使我們忽視其一般性。我們不妨稱之為債務的分形幾何：從冰島到愛爾蘭到英國到美國，問題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規模相去甚遠。
我們西方人很快就會明白，根本就沒有什麼凱恩斯主義的免費午餐。赤字的“拯救”作用還不抵貨幣政策——零利率外加定量寬松——的一半。首先，政府支出的影響（被神化的“乘數效應”）遠不及刺激政策擁躉們的期望。其次，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世界，開放經濟體會有大量“滲漏”。第三，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公共債務激增所生成的賬單，到期時間要比我們預期的早得多。
對於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而言，令人安心的是，算總賬的日子似乎還很遙遠。歐元區情況越糟糕，美元升值就越多，因為緊張的投資者會把錢存到美國政府債務的“安全港”中。就像美元和美國國債在2008年末銀行業極度恐慌之時止跌回升一樣，這一效應可能會持續好幾個月。
不過，隨便看一看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狀況（更不用提那些州政府的了）就能知道，“安全港”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說美國政府債務是安全港，就像在說1941年的珍珠港是安全港一樣。
甚至根據白宮新出台的預算案，不出兩年，公眾手中的聯邦債務總額就將超過GDP的100%。今年的聯邦赤字將為GDP的10%左右，與去年相當。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長期預測顯示，美國將再也無法實現預算平衡。沒錯，再也不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公布了對發達國家在未來10年恢復財政穩定所需進行的財政調整的估計。情況最糟糕的是日本和英國（財政緊縮幅度為GDP的13%）。其次是愛爾蘭、西班牙和希腊（9%）。那麼第六位呢？美國當仁不讓，其財政政策的收緊幅度要達到GDP的8.8%，才能滿足IMF的標准。
無數實證研究顯示，公共債務激增會以下述方式損害經濟：加劇人們對實際通脹之前會出現債務拖欠和（或）貨幣貶值的擔憂，由此推高實際利率。反過來，實際利率的上升會妨礙經濟增長，尤其當私人部門同樣負債累累之時——大多數西方經濟體的現狀即是如此，特別是美國。
盡管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開始以來，美國家庭儲蓄率已有所上升，但仍不足以吸收每年上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淨發行。迄今為止，美國與更高債券收益率之間僅存在兩種阻力：美聯儲(Fed)購買美國國債（及抵押貸款支持證券，許多賣家基本上都換成了美國國債）；中國貨幣當局累積外彙儲備。
但目前，美聯儲正逐步停止購買國債，預計將終止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此同時，中國人也大幅削減了對美國國債的購買，從2006年占新發行額的約47%，到2008年的20%，再到去年的估計為5%。難怪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認為，今年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將從3.5%左右升至5.5%。隨著聯邦債務總額迅速逼近1.5萬億美元，這意味著要額外支付最高達 3000億美元的利息——鑒於目前債務的平均期限不到50個月，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
奧巴馬政府的新預算案愉快地假設，未來5年實際GDP增幅將達到3.6%，平均通脹率為1.4%。但隨著實際利率的上升，增幅很可能會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利息支付占聯邦收入的比例可能會急劇上升——從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再到四分之一。
本月初，穆迪投資者服務有限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發出警告，美國的AAA評級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這一警告令人想起了拉裡•薩默斯(Larry Summers)（在回到政府任職前）提出的經典問題：“全球最大的借債國還能維持多久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
思量再三，我認為西方世界的財政危機始於西方文明的誕生地希腊是適當的。這場危機很快就會越過海峽蔓延至英國。但關鍵問題是：危機何時會到達大西洋彼岸的西方世界最後一座堡壘。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特約編輯，著有《貨幣崛起：金融如何影響世界歷史》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一書
中美國
美方公布的“中美國”文化別動隊名單 201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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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良
美方公布的“中美國”文化別動隊名單
——評美國評選的“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
繼美國媒體評選出拯救美國經濟十大功臣、世界十大領導人之後，美國媒體又評選出了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見所附名單）。如果說評選出的世界十大領導人是紅花，那麼這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則是綠葉，紅花綠葉交相映襯，21世紀“中美國”的中國區憲政人員已基本就緒。雖然美國破格把一些街頭流氓也納入了公共知識分子行列，但是其中絕大多數還是基本符合“名校、名師、名人”的三名標准。三名標准將取代目前的干部四化標准，成為未來“中美國”選拔憲政人員的基本標准。
中國是這次美國評選公共知識分子的唯一國家，此外美國沒有評選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大概美國十分清楚，對當今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提供類似名單，都會成為該國包括兒童在內的全體國民唾棄的對像，如果是放到歐美、日韓等國民尚有血性的國家，甚至會發生比唾棄更加嚴重的事情，所以美國唯獨選擇了中國，因為偽軍一直是中國的歷史特色。關於評選標准，美國媒體只透露出一條，就是在“中國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關於評選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讓歷史記住這些人。稍微瀏覽一下這個百人名單就會發現，除了像時寒冰、潘石屹等極少數人是明顯用來裝點門面的之外，其中絕大部分還是符合“無可取代”這個評選標准的。這些人的確在“中美國”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無論“中美國”最終結局如何，歷史也肯定會記住這些人的。只是其中許多人，雖然在“中美國”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卻並不屬於公共知識分子。
首先，是不符合“公共”的標准。西方國家的公共知識分子，通常是相對於政府代言人和資本代言人而言的，至少是不能隸屬於某些特定的社會利益集團，是站在公眾立場上進行思考和選擇的知識分子。而眼下這份名單，除了時寒冰等極個別人確實屬於公共知識分子之外，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當今中國特定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至少是美國資本集團的代言人，甚至不乏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法西斯幫凶。而之所以要加上時寒冰等極個別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不過只是為了裝潢門面，如果去掉時寒冰等極個別人，這份名單一看就是“高大隊長”的偽軍大隊花名冊。
其次，是不符合知識分子的標准。暫且不說知識分子的學術標准，應該是代表社會大腦充當社會良心，具有獨立人格並關懷人類終極問題的學者；即便退一步按照世俗標准來說，至少也應該是專門從事知識傳播工作的人。而在這份名單中，許多人根本不是從事知識傳播工作的人，比如其中的房地產開發商潘石屹，就與知識分子不沾邊，純粹是屬於“被選入”。而之所以要選入幾個與知識分子不沾邊的人，完全是為了給另外一些與知識分子完全不沾邊的街頭流氓作陪襯，以免單獨把如李悔之這樣的街頭流氓塞進知識分子名單過於刺眼。在此我們從另外一個側面，也看到了在“中美國”這個新型經濟體內，美國的老板地位和中國的打工仔處境，美國完全如同公司裡的老板那樣隨心所欲，想怎麼干就怎麼干，絲毫沒有任何顧忌，而中國則如同單位裡的普通員工，除了遭受到老板公開強奸時會發出聲明或嚴正聲明（連抗議這種非理性語言都不再使用）之外，其它一切都聽憑老板擺布。美國把一個街頭流氓列入公共知識分子，就是要讓中國知識分子看一看，連一個與知識分子完全不沾邊的街頭流氓，都能夠被列為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那些真正的知識分子如果聽話，則更加能夠一步登天。從最初操縱文人學者到現在動用街頭流氓，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在駕馭“中美國”方面越來越隨心所欲和無所顧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國已開始撕掉其道義偽裝，正在徹底暴露其偽裝形成的道義形像，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美國的罪惡目的。可以說，美國多年偽裝形成的道義形像，是比美國軍事包圍更加可怕的強大力量。對於中國來講，美國真正可怕的不是它的航空母艦和原子彈，而是它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偽裝形成的道義形像，而毀滅美國道義形像的最有效武器，就是其操縱“扁式集團”和雇佣街頭流氓。而包括這次評選在內的美國一系列評選，就是其步入道義上自我毀滅道路的開始。
雖然從數百萬中國知識分子中篩選出這樣一個“中美國”別動隊的具體標准沒有加以明確說明，只有一句“在2009年的中國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而究竟是在哪一方面“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更是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解釋。顯然，美國是在故意掩蓋這些標准，不想讓人們知道這些標准，因為這些標准沒有絲毫新意，仍然是多年來他們一貫堅持的5條傳統標准，就是反毛反共反華反人民反革命，這五條必須同時兼備，一條都不能少。如果只是反毛不反共，肯定不行；如果只是反毛反共不反人民反革命，肯定也不行；如果是既反毛反共又反人民反革命，但是不反華，同樣也不行；只有同時具備反毛反共反華反人民反革命這些條件，才能具備入選資格。此前我們就一直強調，反毛不是目的，反毛的目的是反共；反共也不是目的，反共的目的是反華；要反華，就一定要反人民反革命，因為人民是愛國主體，革命是人民的基本選擇，不反人民反革命，就難以實現反華目的。所以，這絕非是什麼意識形態問題，而是國家利益問題。把所有問題都裝扮成為意識形態問題，不過是反華滅華的幌子而已。
對此曾經備嘗歷史苦頭的俄羅斯最為清楚這一點，所以俄羅斯的總統、總理和議長都拒絕反斯大林，梅德韋傑夫剛當總統時曾表示要堅決反對斯大林，可是和美國打過幾次交道以後，就徹底轉變了立場，要求立法嚴懲妖魔化斯大林的人，甚至要嚴懲妖魔化斯大林的國家。因為他與普京等都看到了美國妖魔化斯大林的目的，不僅是要摧毀前蘇聯，還要摧毀現在的俄羅斯。不僅梅德韋傑夫和普京這些俄羅斯政治家看到了這一點，俄羅斯知識分子也看到了這一點，包括索爾仁尼琴這個美國最為推崇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包括親手摧毀了前蘇聯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晚年都在控訴美國妖魔化前蘇聯和俄羅斯的陰謀。所以，美國完全放棄了對俄羅斯知識分子拉抬一部分打壓另一部分的戰略，轉而采取了在整體上打擊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戰略，所有國際大獎只頒發給中國知識分子，而不再頒發給俄羅斯知識分子。俄羅斯的文學藝術獨步天下，可是近些年來卻拿不到一項國際大獎，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中國流水般地摘取國際大獎，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解釋就是一條：俄羅斯作品中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意識，而中國作品中沒有絲毫民族主義意識，所以國際大獎都給了中國作品。如果說西方國家用文化藝術大獎毒化了中國人的情感，造就了中國人的奴化心理，那麼，比文化藝術大獎更可怕的是用所謂科研成果，完全摧毀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大腦和良心，在中國打造了一個比軍事上的偽軍漢奸更加可怕的政治偽軍和文化漢奸隊伍。就用這樣一些文化獎杯和科研成果，便把中國變成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可以隨意玩弄的軟弱寡婦，誰想干都可以——無論是西方大國還是周邊小國——幾乎無一不敢欺侮中國，連只有20萬人口的汶萊都敢搶劫中國領土，並且想怎麼干就怎麼干——無論是通過對台售武、會見達賴等方式支持中國分裂勢力，還是在中國境內直接組建偽軍隊伍和漢奸隊伍——幾乎全都達到了無所顧忌的地步。
此前我們就曾經分析過，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了“王婆”時代，“王婆”的巨大作用，就在於能夠把潘金蓮那樣的剛烈女子變成風騷蕩婦，這是單憑西門慶自身的力量根本無法做到的。比如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轉基因主糧問題，就是“王婆”巨大力量的典型例證。轉基因食品的危害性全世界有目共睹，全世界所有國家包括被美軍占領的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沒有主動選擇轉基因主糧，伊拉克在被槍杆子逼著種植轉基因種子時，仍然在鄰國建立了種子備份倉庫，不忘為子孫後代留一條退路。而中國卻在沒有任何外部逼迫的情況下，主動成為全世界轉基因主糧的試驗場，並且是全世界唯一的試驗場。或許有人又會說什麼這是集權專制造成的，如果真是集權專制造成的，那些叫喊自由民主的所謂民主力量，按理應該是大加反對才是，因為這是他們反對集權專制的大好機會。可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他們在群起圍剿轉基因主糧的反對者，並且一致認為由幾個官僚和專家決定13億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決定中華民族的種族安全，是十分正常的，是完全應該的，把所有反對者都污蔑為是毛左陰謀，是反對科學反對改革開放。他們平常天天叫喊的什麼公眾知情權、公眾選擇權啊，什麼程序正義、公民公決啊，等等所有漂亮口號一時間消失得干干淨淨，全都拋到了爪哇國裡。這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恰恰在這個最大的公共問題上，幾乎都站到了社會公眾的對立面，不僅不替公眾說話，還指責公眾質疑種植轉基因主糧，是科學愚昧和政治陰謀。他們平常天天叫喊要全盤西化，要效法西方國家，可是在轉基因主糧這個事關人類安全的重大問題上，卻絕口不提至今無一個西方國家種植轉基因主糧，絕口不提效法西方國家了。農業部之所以敢對沸反盈天的滔滔民意置之不理，正是因為有這些“王婆”的存在，因為這些“王婆”構成了中國社會的主流輿論，對於中國決策過程具有決定性影響。包括基因領域那幾只“美國鸚鵡”，如果沒有這個龐大的“王婆”別動隊做後盾，根本不可能影響中國決策過程。
許多人不了解這一點，總是誤以為中國一黨領導體制可以不受輿論制約，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所謂一黨專制是針對其他政黨而言的，但是在黨內各種政治力量的民主博弈過程中，“王婆”所構成的主流輿論，往往具有關鍵性作用。在當今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任何一個人的力量能夠超過“王婆”所形成的力量，不僅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正是因為沒有能夠壓住“王婆”的強大力量，毛澤東才發動文化大革命，直接向人民群眾尋求力量。這也是當今“王婆”十分痛恨文革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們最近頻頻發出“族毛殺左”威脅的根本原因。因為事情越來越清楚，不僅在黨內民主博弈中沒有任何人是“王婆”力量的對手，甚至連共產黨本身都不是他們的對手。如果沒有毛派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強大制約力量，恐怕中國共產黨至少已被他們推翻了兩遍：第一遍是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二遍是再把推翻共產黨的人送上法庭，如同他們對待米洛舍維奇、對待薩達姆以及對待陳水扁一樣。通過第二遍推翻和審判，美國就可以徹底切斷與中國現有貪腐集團之間的關系，在道義上洗清自己，恢復自己的道義形像。以往美國的道義形像就是采用這種方式樹立起來的。中國“王婆”的力量就是如此強大，除非共產黨是鐵板一塊，如同當今俄羅斯政府那樣——當今俄羅斯沒有“王婆”勢力，就在於俄羅斯政府在國家利益問題上是鐵板一塊，“王婆”無隙可乘，只能在街頭賣茶度日。而只要黨內出現西方代理人，共產黨又不能或不敢與群眾相結合，不能形成黨群一體化的強大力量，那麼“王婆”就是決定勝敗的關鍵性力量。目前，大概除了共產黨自身之外的所有政治力量，都十分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所以美國才會下大力氣打造中國的“王婆”勢力，中國的“王婆”勢力才會把毛派共產黨人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才會對擁護毛派共產黨人的中國人民產生刻骨仇恨，才會把13億中國人民整體上置於滅絕邊緣。如果說種植轉基因主糧還有個所謂科學借口的話，那麼，把城市自來水交給外國人則不再有能夠擺上台面的任何理由，連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都不敢對自來水管理有絲毫松懈，一直由美國國防部直接領導，由美國軍隊直接管理。美國把自來水交給本國軍隊管理，我們卻把自來水交給美歐等西方國家管理。除了要把中國置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絕對控制之下，保證中國改革進程不可逆轉之外，請問還有什麼其他理由嗎？
可以說，如果沒有人民群眾起來鎮住“王婆”，中華民族的悲劇命運將不可避免。不僅種植轉基因主糧，包括城市自來水交給外資控制，摧毀國防工業以至於連飛機發動機都要依賴進口，稀有金屬由於供應全世界而很快將會枯竭，等等所有能夠置中華民族於死地的做法，無一不是“王婆”的傑作。“王婆”在中國社會具有極其關鍵的特殊作用，這是中國政治生活的獨有特征，如果一定要說什麼是中國特色的話，那麼“王婆”的關鍵性作用，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水滸》中高衙內和西門慶的不同遭遇，最能說明“王婆”在中國政治中的關鍵作用。高衙內和西門慶都是看上了他人妻子，論權勢論地位，高衙內不知道要比西門慶高多少倍，並且潘金蓮的剛烈性子也絕不亞於林衝妻子，可結果卻是西門慶美人在懷，高衙內血濺當場。造成二者之間不同結果的關鍵因素，就是王婆。西門慶能夠情場得意，成功於狼狽為奸的助手是王婆，王婆的力量就在於能夠從內部摧毀潘金蓮的意志品質，激發起潘金蓮的內在淫欲，把一個剛烈女子變成一個風流騷貨；反觀高衙內所能動用的只是外部暴力，出手相助的高太尉所動用的也仍然是外部權力，而對於潘金蓮、林衝妻子這類剛烈女子來講，無論是暴力還是權力這些外部力量根本不起作用，能夠把她們由天使變成魔鬼的決定性力量，只有王婆。中國歷代先賢包括尋常百姓都十分清楚這一點，能夠徹底摧毀人性，把人類社會變成魔獸世界的，能夠從精神上毀滅中華民族的關鍵性力量，只有王婆，所以才設立了“殺人可恕，情理難容”的基本司法理念，才用最嚴酷的刑法懲治王婆。武松怒殺西門慶、潘金蓮兩人，只是判處流放，王婆雖然未殺一人，卻判處最嚴酷的凌遲處死，用刀片一刀一刀地割肉而死。這就是中華民族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天道精神和維護人類基本尊嚴的“大我”理念，中華民族能夠歷盡劫難綿延不絕成為唯一流傳下來的文明古國，所依靠的就是這種天道精神和“大我”理念，構成未來世界一體化和諧發展的道義基礎，也必將是這種天道精神和“大我”理念。
“王婆”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不僅中國歷代先賢十分清楚，當今美國戰略家們也同樣十分清楚，甚至比當今中國人還要更加清楚，作為“王婆”自己更是十分清楚。所以美國在竭力打造中國的“王婆”隊伍，中國的“王婆”則在竭力制造喪盡天良的法律，因為只有在喪盡天良的法律環境中，“王婆”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此前我們曾一再指出，中國老百姓悲劇的法律根源就是“西門慶立法”，而引導西門慶立法方向的，就是王婆，正是王婆引導西門慶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不僅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包括世界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古往今來，古今中外，扶危救困、助人為樂一直都是所有社會共同維護的一種美德，而在當今中國卻變成了違法犯罪行為，法律規定，只要拿不出助人為樂的證據，助人為樂就是犯罪。南京一個老太太摔倒在地，那麼多好心人送吃送喝，幫助聯系醫院聯系警察，可就是沒有一個人敢上前扶起老太太，甚至連到來的警察都不敢上前攙扶，為什麼？就是因為“王婆法律”設計了喪盡天良的法律規定：誰扶助老太太誰就必須舉證老太太摔傷和自己沒關系，如果不能舉出證據，就是違法犯罪。為什麼要設計如此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看一看美國列出的這份“王婆名單”就知道了。由於“王婆集團”知道自己所從事的是毀滅國家、毀滅民族乃至毀滅人類的犯罪活動，為避免自己遭受到愛國人士和人民大眾的打擊，就必須建立這樣一個法律：毀滅國家和民族是正當行為，而攻擊個人是犯罪行為，扶危救困和見義勇為如果不事先准備好證據，同樣屬於違法犯罪行為。如此一來，就可以強制整個社會凡事只問利害得失，不管是非善惡，強迫全體社會成員與社會公德為敵，讓以往所有的社會美德都要冒違法犯罪的風險，讓以往所有的社會罪惡都置於法律保護之中。這樣，王婆才能夠為所欲為、逍遙法外，才能消除所有外部威脅。如果鄧玉嬌不殺掉流氓，在那種色情場合中被強奸，按照當今中國的“王婆法律”，鄧玉嬌根本無法舉證自己清白，不僅要接受被強奸的屈辱，甚至還要接受警察的罰款，而那些流氓則肯定會逍遙法外。“王婆法律”喪盡天良的奧妙作用就在這裡，讓鄧玉嬌除了殺人之外沒有其它任何選擇，而為了避免有人效法鄧玉嬌，“王婆法律”又規定鄧玉嬌必須要犯有故意殺人罪，從而最大限度地打擊婦女捍衛自身權益的行為，最大限度地保護流氓惡霸的犯罪行為。無論在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還是在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鄧玉嬌的行為都不屬於犯罪，只有在當今中國構成犯罪，並且是嚴重的故意殺人罪。為什麼？因為這是“王婆”安全的需要。可以說，如果不是“王婆”們天天咒罵的“共產黨干預司法獨立”的話，恐怕鄧玉嬌不被處死也得重判，這是由“王婆法律”喪盡天良的性質決定的。
“王婆法律”徹底摧毀了數千年的人類文明，無論任何人要維護任何社會公德，要維護任何社會美德，要維護任何社會正義，或者要維護任何百姓權益，都要付出違法犯罪的代價，不僅鄧玉嬌、楊佳等個人是如此，社會整體同樣如此。通鋼工人風霜雪雨中上訪十幾年，結果卻是下崗越來越多，工資越來越少，最後一怒之下打死了總經理，工資立刻就翻了幾番，最低工資從2百元提高到了千元以上。這就是“王婆法律”的另外一種功能，讓武松與官府永遠處於敵對狀態，利用官府鎮壓武松，利用武松制約官府，無論雙方誰勝誰敗，“王婆”永遠都是贏家，永遠處於雙贏地位。因為懲罰王婆的法律已經作為封建法律被永遠廢除了，即便是造成社會屍骨如山、血流成河，王婆也沒有任何責任。目前的轉基因主糧就是典型。中國人種植轉基因主糧，是在為西方人冒險試驗，如果老百姓接受轉基因主糧，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僅可以發財控制中國，還可以避免自身的生物風險；相反，如果中國老百姓拒絕接受起來造反，那麼美國等西方國家可以趁亂消滅共產黨人解體中國，殺盡中華民族最後一點兒反抗基因。這就是在轉基因主糧問題上，“王婆”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設計的雙輸格局和兩難困境，無論出現哪種情況，美國都是贏家，“王婆”都是贏家，中華民族都將必輸無疑，中國人的大多數都將必死無疑。
時至今日，許多中國人仍然在跟著“王婆”的指揮棒轉，說什麼中國問題是制度問題，“王婆”之所以配合美國資本集團把中國問題說成是制度問題，不僅是在為逃避個人罪責制造理論根據，更重要的是在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打擊和滅絕中國人制造輿論根據。按照他們的邏輯，所有罪惡都是制度造成的，制度是共產黨造成的，共產黨是毛澤東創建的，毛澤東是中華民族誕生的，所以，中華民族就是一個野蠻民族，是一個應該滅絕的民族。請大家冷靜客觀地想一下，當白種人用生物武器大規模滅絕上億印第安人時，整個世界一片平靜，所有人都心安理得地接受著印第安人被滅絕的事實，除了正在遭受滅絕的印第安人之外，全世界所有人都沒有絲毫異常反應，甚至沒有任何一個人思考過印第安人是否應該被滅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答案很簡單，因為印第安人是野蠻人。所以，全世界對滅絕印第安人沒有絲毫反應——無論是好的反應還是壞的反應。現在，這種極其恐怖的平靜又落到了中華民族頭上，中華民族13億人口成為轉基因主糧試驗場，那麼多中國男女老少在奔走呼號，可是全世界卻十分平靜，仿佛什麼都沒有發生，如同無論小白鼠怎麼呼號，科研人員都會十分平靜一樣。中國人是野蠻人——“王婆”已經把這個觀念種入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大腦。美國前總統布什就說，他是在看了中國人寫的文革之後，才知道了中國人有多麼殘暴多麼野蠻。至今中國各大媒體上仍然充斥著中國人比法西斯納粹更加殘暴野蠻的妖魔化描述，既然法西斯納粹都已經被消滅，那麼，比法西斯納粹更加殘暴野蠻的中華民族就更應該被滅絕。這就是中國“王婆集團”妖魔化文革、妖魔化中國歷史、妖魔化中華民族，給全世界得出的基本結論。一個民族的精英集團僅僅為了家族利益，便要勾結異族滅絕本國人民，一個受過現代文明教育的精英集團僅僅為了口腹之樂，便要創造一套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如此登峰造極的邪惡罪行，莫說是人類社會從未有過，即便是獸類社會也絕無僅有。如此惡行不遭天譴，將真如千古奇冤的竇娥所言：天將枉自為天，地將枉自為地！只是讓人感到無比痛心的，是這種天譴不幸報應在了中國老百姓身上。
雖然包括《西游記》在內的中國古代文化反復強調，天譴絕不是只譴惡官惡吏，也絕不是只譴罪惡集團，而是要譴一方百姓，要譴一個民族，許多人仍然不理解其中道理，往往責罵蒼天不公，其實蒼天是公道的，一個容忍罪惡的民族必然要承擔罪惡後果。如果說中國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是“王婆集團”造成的，把中國妖魔化為野蠻民族是“王婆集團”造成的，那麼，中國同樣喪盡天良的道德體系則不能不說是民眾的選擇。眼下對所謂名校、名師、名人的追求，就是社會道德淪喪的反映。古往今來所有國家追求的都是良師益友、好人好事，唯獨當今中國，追求的只是名師名人，而不管是好人壞人。從小學到大學，從政府到民間，中國大地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給道德留有絲毫存在的空間，美國中學生考大學都有道德評價一欄，而中國則只問分數不管道德，老師追求的只是成為名師，學生追求的只是成為名人，而能否成為名師名人，則是由極少數官員專家決定的，是由美國決定的，只有徹底喪失人類基本良知，無條件地投靠官方刊物和美國刊物，才有希望成為名師名人。如果說走狗漢奸成為高官，成為富豪，是制度造成的，那麼，走狗漢奸成為名人，則完全是老百姓造成的。因為名人與官人富人不同，官人富人可以由官方決定，而名人則是老百姓自發崇拜的結果。沒有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走狗漢奸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成為名人。十八世紀的歐洲和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之所以能夠群星璀璨、大師輩出，就在於作為當時民間輿論集散地的婦女沙龍，根本不承認也不接受官方認定的所謂名師名人，而是把所有榮譽和愛情奉獻給了那些真正才華橫溢、追求真理的社會叛逆者。中國古代的民間道德亦同樣排斥走狗漢奸，包括被稱為“秦淮八艷”的江南妓女都拒絕陪伴走狗漢奸。日本人占領中國八年，始終沒有建立起崇拜漢奸的價值觀，這也是日本最終失敗的文化根源。而如今，包圍中國分裂中國，僅以國債名義占有中國財富就超過八年抗戰財富損失總和數倍的美國，居然公開評選建設“中美國”的有功人員，而這些人員除了個別街頭流氓之外，絕大多數都符合“名校、名師、名人” 的社會道德模板，是社會推崇的偶像。大家可以試想一下，如果現在美國選擇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種植轉基因主糧，並且將這個國家擁護美國的人評選為公共知識分子，將會出現什麼情況？毫無疑問，這些人會立刻成為舉國討伐的對像，而唯獨在當今中國，這些人會成為社會推崇的偶像。雖然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秦檜現像、王婆現像，但是卻從未出現過崇拜秦檜、崇拜王婆的現像，像如今這樣民間普遍地崇拜秦檜、崇拜王婆，不僅歷朝歷代從未有過，甚至超出了歷朝歷代關於禮崩樂壞的最壞想像。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居然墮落到家家崇拜秦檜，人人羨慕王婆的地步，如何能夠不遭受天譴！又如何能夠逃過天譴！
這大概就是中國成為全世界轉基因主糧唯一試驗場的根本原因。
自《孫子兵法》提出“上兵伐謀”這一用兵最高境界以來，二千多過去了，期間不動一兵一卒的完美伐謀境界從未有過，目前美國正在對中國形成的基因控制和基因摧毀，將有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完美的上兵伐謀，不動一兵一卒、不費一槍一彈，就把13億中國人變成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小白鼠。而幫助美國達到上兵伐謀這一完美境界的，就是 “中美國”這支王婆別動隊，而賦予“中美國”這支王婆別動隊以巨大毀滅力量的，則是全體國民對名校、名師、名人的盲目追求。這種對“三名”的盲目追求比 “貓論”更加可怕，“貓論”至少還是要抓老鼠吃老鼠，只是不管白貓黑貓而已，而對“三名”的追求，則是要把自己變成小老鼠，不管是小白鼠還是小黑鼠，都是轉基因主糧的試驗鼠。由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到不管白鼠黑鼠，都是轉基因試驗的小白鼠，中國人突破了一系列最後底線；如果說“貓論”是突破了最後的道德底線，那麼“鼠論”則是突破了最後的生存底線。雖然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人正在全力以赴地避免小白鼠的悲劇命運，但是在“中美國”這個王婆別動隊的推動下，改變悲劇命運的希望極其渺茫。就在轉基因主糧決定的同時，在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的導演下，“中美國”王婆別動隊還上演了一出“哭喪鬧劇”，那個街頭流氓李悔之率領一幫地痞流氓如喪考妣般突然一起哭喊：
“某某啊我們的好某某，您夾在專制和人民之間不容易啊！”
“我們的好某某啊，看到您只有在國外才能講真話，我們好心疼啊！”
“我們的好某某啊，您那瘦弱的肩膀還能抗得住極權專制的壓迫嗎？”
“如果實在抗不住就歇歇吧，我們心疼您啊，我們的好某某！嗚嗚嗚——”
當時人們都不明白這幫家伙是怎麼了，明明人活得好好的干嘛要哭天搶地？現在人們才明白，他們是在為推廣轉基因主糧提前上演“護駕”鬧劇，之所以要人人高舉哭喪棒哭天搶地，是因為他們高估了中國人的反抗能力，誤以為中國人肯定會起來反抗種植轉基因主糧，所以才准備發動王婆別動隊集體救駕，只是沒有想到中國人會如此平靜地接受了轉基因主糧的悲劇命運，如同當初十分平靜地接受了南京大屠殺、揚州大屠殺的悲劇命運一樣，人人引頸就戮，個個束手待斃，仿佛是在觀看他人悲劇。所以，由一幫街頭流氓排練的那場哭喪鬧劇也就沒有正式派上用場。不過這那一鬧，倒是明顯展示了“中美國”別動隊惟美國利益是從的政治立場，所謂反對極權專制，反對權貴資本，統統不過都是騙人的幌子，他們所維護的某某，其家族資本即便沒有超過當初四大家族的總和，也決不會低於其中任何一個家族，但是只要美國喜歡，他們就要哭天搶地的堅決維護。
中華民族崛起的歷史進程，將很有可能再次被漢奸所打斷。歷史上中華民族一次又一次的崛起，結果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漢奸所打斷，這幾乎已成為中華民族難以擺脫的歷史宿命。
目前，中華民族再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這將是中華民族最後一個十字路口：如果跨過轉基因這一關，中華民族的崛起將勢不可擋，再也不會遇到相同的十字路口；如果跨不過轉基因這一關，中華民族將從此亡國滅種，再也不會遇到任何十字路口。這就是當今漢奸中國必然面臨的極端選擇。
當今漢奸中國與血性美國之間的關系，一如當初漢奸中國與血性清國、與血性日本之間的關系，國家的命運完全是由國民性格決定的，國民的性格就是國運的選擇。當初揚州街頭一個清兵遇到 50個強壯漢人，清兵一聲招呼：“南蠻，來來來”，50個強壯漢人如同鬼魂附體般跟隨一個清兵來到一個空曠地帶，然後排好跪倒，伸著脖子被一個一個地砍掉了腦袋，那個清兵看著遍地屍體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為什麼這50個強壯漢子至死都無一人反抗。其實道理很簡單，這50個強壯漢子的腦袋在被清兵砍掉之前，已經被漢奸清洗過了，所有反抗意識都被清洗得干干淨淨，連逃跑的意識都被清洗掉了，所以才會心甘情願地被砍掉腦袋。如此不可思議的狀況今天再次展現在我們面前，只不過數百個漢奸一聲呼喊，13億中國人民立刻心甘情願地接受了轉基因主糧，並且默認食用轉基因主糧是為了“生活得更加幸福和更有尊嚴”，對於極少數反對者，“中美國”別動隊裡那幾個街頭流氓則大肆圍攻，並且由以往的人身攻擊發展到直接人身威脅，叫囂“任何人打死轉基因主糧的反對者，都是對科學和民主的巨大貢獻”。這就是當今漢奸中國的特點，只要美國主子一聲令下，立刻就會有成群的漢奸瘋狗般撲向自己同胞，甚至連絲毫遲疑都沒有就把同胞推向滅絕深淵。而為了洋人利益把同胞推向滅絕深淵的這些人，其中絕大多數又恰恰是被殘害同胞所推崇的由名校名師調教出來的名人，這就是當今中國老百姓所有悲劇最深厚的文化根源和國民性格根源。
反觀美國國民的血性和強悍，更加能夠映襯出當今中國漢奸文化對國民性格的極端毒害。就在4天以前，美國國民斯塔克駕機撞向了美國國稅局大樓，臨行前斯塔克放火燒掉了自己的房屋，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慷慨氣魄，與楊佳和鄧玉嬌走投無路的絕望仇殺不同，斯塔克是十分理性冷靜地選擇了暴力反抗的道路，目的是要喚起更多美國人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他在被稱為《斯塔克宣言》的遺書中說，他對美國制度畢生思考的結論就是，暴力是唯一正確的答案，是真正的天賦人權。只是斯塔克到死都沒有弄明白的，就是為什麼以前有那麼多人能為正義、自由、人權而獻身，而現在絕大多數人卻寧願像狗一樣地活著，斯塔克是能夠買得起飛機的中產階級，連他一生中都沒有聽到任何一個政治家為他們這個階層說過一句話，那些買不起飛機的絕大多數窮人是什麼狀況，就更加可想而知了。讓斯塔克不明白的就是為什麼沒有任何人反抗？於是，斯塔克便以身作則，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暴力反抗的道路。斯塔克之所以駕機撞向國稅局大樓而不是撞向任何一個犯罪集團，是因為美國所有罪惡都被制度包裹得嚴嚴實實，所有犯罪集團都隱藏在制度背後，而唯一能夠摧毀制度的社會主義力量又被中國漢奸集團給徹底妖魔化了，所以斯塔克除了駕機撞向大樓之外，根本找不到任何有形的犯罪力量。如果美國也如同中國一樣存在著敢於公開敵視本國人民的犯罪集團，相信斯塔克駕機撞向的一定是這個犯罪集團。雖然斯塔克等的暴力反抗沒有直接打擊到犯罪集團，但是卻對整個社會起到了極大震懾作用，因而在美國絕不會出現一個禍害美國人民的“漢奸集團”。這就是美國能夠成為“中美國”霸主，而中國只能淪為“中美國”小三兒的文化根源和國民性格根源。
在“中美國”已經形成兩國精英集團利益一體化的情況下，中美兩國之間國民的性格差異，將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更加深重的災難性影響，意味著中美兩國精英集團的壓迫，將會集中在比較順從的中國老百姓頭上。此外，由於美國老百姓敢於暴力反抗但是不知道怎麼反抗，而知道怎麼反抗的造反理論又集中在中國毛派共產黨人手上，這也增加了美國一定要從意識形態上征服中國的決心。正是這兩個方面的原因，構成了美國打造“中美國”文化別動隊的現實背景。
憑借這支文化別動隊，美國把中國主糧納入轉基因的計劃將肯定成功。而那些表面活躍的生物學家，並不具有決定性作用。
附：美國媒體評選的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名單
（按姓氏拼音順序排列）
艾未未、艾曉明、北 風、畢研韜、蔡 楚、陳志武、陳行之、陳維健、長平、陳丹青、陳子明、陳 彥、陳奎德、崔衛平、杜 光、丁學良、戴 晴、範亞峰、馮崇義、傅國湧、鞏勝利、高 戰、高耀潔、胡 泳、胡 平、賀衛方、胡舒立、郝勁松、韓 寒、何清漣、江 平、劉洪波、廖亦武、盧躍剛、李銀河、凌滄洲、令狐補充、李悔之、李大同、劉曉波、劉軍寧、龍應台、茅於軾、莫少平、潘石屹、秦 暉、秋 風、冉雲飛、十年砍柴、沙葉新、孫立平、孫文廣、邵 建、時寒冰、騰 彪、童大煥、吳祚來、韋 石、王軍濤、五岳散人、吳稼祥、吳國光、吳敬璉、王力雄、王 康、汪丁丁、溫克堅、許之遠、笑 蜀、蕭 翰、徐 賁、夏 明、信力建、夏業良、徐唯辛、徐友漁、熊培雲、許志永、謝 泳、薛 湧、楊錦麟、鄢烈山、於浩成、楊建利、野 夫、余 傑、於建嶸、楊繼繩、楊恆均、袁偉時、章 文、張博樹、張祖樺、章立凡、周其仁、張 鳴、周素子、張偉國、張思之、朱學勤。
http://blog.sina.com.cn/zhl001
張宏良
美方公布的“中美國”文化別動隊名單
——評美國評選的“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
繼美國媒體評選出拯救美國經濟十大功臣、世界十大領導人之後，美國媒體又評選出了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見所附名單）。如果說評選出的世界十大領導人是紅花，那麼這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則是綠葉，紅花綠葉交相映襯，21世紀“中美國”的中國區憲政人員已基本就緒。雖然美國破格把一些街頭流氓也納入了公共知識分子行列，但是其中絕大多數還是基本符合“名校、名師、名人”的三名標准。三名標准將取代目前的干部四化標准，成為未來“中美國”選拔憲政人員的基本標准。
中國是這次美國評選公共知識分子的唯一國家，此外美國沒有評選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大概美國十分清楚，對當今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提供類似名單，都會成為該國包括兒童在內的全體國民唾棄的對像，如果是放到歐美、日韓等國民尚有血性的國家，甚至會發生比唾棄更加嚴重的事情，所以美國唯獨選擇了中國，因為偽軍一直是中國的歷史特色。關於評選標准，美國媒體只透露出一條，就是在“中國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關於評選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讓歷史記住這些人。稍微瀏覽一下這個百人名單就會發現，除了像時寒冰、潘石屹等極少數人是明顯用來裝點門面的之外，其中絕大部分還是符合“無可取代”這個評選標准的。這些人的確在“中美國”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無論“中美國”最終結局如何，歷史也肯定會記住這些人的。只是其中許多人，雖然在“中美國”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卻並不屬於公共知識分子。
首先，是不符合“公共”的標准。西方國家的公共知識分子，通常是相對於政府代言人和資本代言人而言的，至少是不能隸屬於某些特定的社會利益集團，是站在公眾立場上進行思考和選擇的知識分子。而眼下這份名單，除了時寒冰等極個別人確實屬於公共知識分子之外，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當今中國特定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至少是美國資本集團的代言人，甚至不乏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法西斯幫凶。而之所以要加上時寒冰等極個別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不過只是為了裝潢門面，如果去掉時寒冰等極個別人，這份名單一看就是“高大隊長”的偽軍大隊花名冊。
其次，是不符合知識分子的標准。暫且不說知識分子的學術標准，應該是代表社會大腦充當社會良心，具有獨立人格並關懷人類終極問題的學者；即便退一步按照世俗標准來說，至少也應該是專門從事知識傳播工作的人。而在這份名單中，許多人根本不是從事知識傳播工作的人，比如其中的房地產開發商潘石屹，就與知識分子不沾邊，純粹是屬於“被選入”。而之所以要選入幾個與知識分子不沾邊的人，完全是為了給另外一些與知識分子完全不沾邊的街頭流氓作陪襯，以免單獨把如李悔之這樣的街頭流氓塞進知識分子名單過於刺眼。在此我們從另外一個側面，也看到了在“中美國”這個新型經濟體內，美國的老板地位和中國的打工仔處境，美國完全如同公司裡的老板那樣隨心所欲，想怎麼干就怎麼干，絲毫沒有任何顧忌，而中國則如同單位裡的普通員工，除了遭受到老板公開強奸時會發出聲明或嚴正聲明（連抗議這種非理性語言都不再使用）之外，其它一切都聽憑老板擺布。美國把一個街頭流氓列入公共知識分子，就是要讓中國知識分子看一看，連一個與知識分子完全不沾邊的街頭流氓，都能夠被列為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那些真正的知識分子如果聽話，則更加能夠一步登天。從最初操縱文人學者到現在動用街頭流氓，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在駕馭“中美國”方面越來越隨心所欲和無所顧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國已開始撕掉其道義偽裝，正在徹底暴露其偽裝形成的道義形像，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美國的罪惡目的。可以說，美國多年偽裝形成的道義形像，是比美國軍事包圍更加可怕的強大力量。對於中國來講，美國真正可怕的不是它的航空母艦和原子彈，而是它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偽裝形成的道義形像，而毀滅美國道義形像的最有效武器，就是其操縱“扁式集團”和雇佣街頭流氓。而包括這次評選在內的美國一系列評選，就是其步入道義上自我毀滅道路的開始。
雖然從數百萬中國知識分子中篩選出這樣一個“中美國”別動隊的具體標准沒有加以明確說明，只有一句“在2009年的中國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而究竟是在哪一方面“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更是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解釋。顯然，美國是在故意掩蓋這些標准，不想讓人們知道這些標准，因為這些標准沒有絲毫新意，仍然是多年來他們一貫堅持的5條傳統標准，就是反毛反共反華反人民反革命，這五條必須同時兼備，一條都不能少。如果只是反毛不反共，肯定不行；如果只是反毛反共不反人民反革命，肯定也不行；如果是既反毛反共又反人民反革命，但是不反華，同樣也不行；只有同時具備反毛反共反華反人民反革命這些條件，才能具備入選資格。此前我們就一直強調，反毛不是目的，反毛的目的是反共；反共也不是目的，反共的目的是反華；要反華，就一定要反人民反革命，因為人民是愛國主體，革命是人民的基本選擇，不反人民反革命，就難以實現反華目的。所以，這絕非是什麼意識形態問題，而是國家利益問題。把所有問題都裝扮成為意識形態問題，不過是反華滅華的幌子而已。
對此曾經備嘗歷史苦頭的俄羅斯最為清楚這一點，所以俄羅斯的總統、總理和議長都拒絕反斯大林，梅德韋傑夫剛當總統時曾表示要堅決反對斯大林，可是和美國打過幾次交道以後，就徹底轉變了立場，要求立法嚴懲妖魔化斯大林的人，甚至要嚴懲妖魔化斯大林的國家。因為他與普京等都看到了美國妖魔化斯大林的目的，不僅是要摧毀前蘇聯，還要摧毀現在的俄羅斯。不僅梅德韋傑夫和普京這些俄羅斯政治家看到了這一點，俄羅斯知識分子也看到了這一點，包括索爾仁尼琴這個美國最為推崇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包括親手摧毀了前蘇聯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晚年都在控訴美國妖魔化前蘇聯和俄羅斯的陰謀。所以，美國完全放棄了對俄羅斯知識分子拉抬一部分打壓另一部分的戰略，轉而采取了在整體上打擊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戰略，所有國際大獎只頒發給中國知識分子，而不再頒發給俄羅斯知識分子。俄羅斯的文學藝術獨步天下，可是近些年來卻拿不到一項國際大獎，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中國流水般地摘取國際大獎，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解釋就是一條：俄羅斯作品中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意識，而中國作品中沒有絲毫民族主義意識，所以國際大獎都給了中國作品。如果說西方國家用文化藝術大獎毒化了中國人的情感，造就了中國人的奴化心理，那麼，比文化藝術大獎更可怕的是用所謂科研成果，完全摧毀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大腦和良心，在中國打造了一個比軍事上的偽軍漢奸更加可怕的政治偽軍和文化漢奸隊伍。就用這樣一些文化獎杯和科研成果，便把中國變成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可以隨意玩弄的軟弱寡婦，誰想干都可以——無論是西方大國還是周邊小國——幾乎無一不敢欺侮中國，連只有20萬人口的汶萊都敢搶劫中國領土，並且想怎麼干就怎麼干——無論是通過對台售武、會見達賴等方式支持中國分裂勢力，還是在中國境內直接組建偽軍隊伍和漢奸隊伍——幾乎全都達到了無所顧忌的地步。
此前我們就曾經分析過，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了“王婆”時代，“王婆”的巨大作用，就在於能夠把潘金蓮那樣的剛烈女子變成風騷蕩婦，這是單憑西門慶自身的力量根本無法做到的。比如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轉基因主糧問題，就是“王婆”巨大力量的典型例證。轉基因食品的危害性全世界有目共睹，全世界所有國家包括被美軍占領的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沒有主動選擇轉基因主糧，伊拉克在被槍杆子逼著種植轉基因種子時，仍然在鄰國建立了種子備份倉庫，不忘為子孫後代留一條退路。而中國卻在沒有任何外部逼迫的情況下，主動成為全世界轉基因主糧的試驗場，並且是全世界唯一的試驗場。或許有人又會說什麼這是集權專制造成的，如果真是集權專制造成的，那些叫喊自由民主的所謂民主力量，按理應該是大加反對才是，因為這是他們反對集權專制的大好機會。可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他們在群起圍剿轉基因主糧的反對者，並且一致認為由幾個官僚和專家決定13億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決定中華民族的種族安全，是十分正常的，是完全應該的，把所有反對者都污蔑為是毛左陰謀，是反對科學反對改革開放。他們平常天天叫喊的什麼公眾知情權、公眾選擇權啊，什麼程序正義、公民公決啊，等等所有漂亮口號一時間消失得干干淨淨，全都拋到了爪哇國裡。這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恰恰在這個最大的公共問題上，幾乎都站到了社會公眾的對立面，不僅不替公眾說話，還指責公眾質疑種植轉基因主糧，是科學愚昧和政治陰謀。他們平常天天叫喊要全盤西化，要效法西方國家，可是在轉基因主糧這個事關人類安全的重大問題上，卻絕口不提至今無一個西方國家種植轉基因主糧，絕口不提效法西方國家了。農業部之所以敢對沸反盈天的滔滔民意置之不理，正是因為有這些“王婆”的存在，因為這些“王婆”構成了中國社會的主流輿論，對於中國決策過程具有決定性影響。包括基因領域那幾只“美國鸚鵡”，如果沒有這個龐大的“王婆”別動隊做後盾，根本不可能影響中國決策過程。
許多人不了解這一點，總是誤以為中國一黨領導體制可以不受輿論制約，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所謂一黨專制是針對其他政黨而言的，但是在黨內各種政治力量的民主博弈過程中，“王婆”所構成的主流輿論，往往具有關鍵性作用。在當今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任何一個人的力量能夠超過“王婆”所形成的力量，不僅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正是因為沒有能夠壓住“王婆”的強大力量，毛澤東才發動文化大革命，直接向人民群眾尋求力量。這也是當今“王婆”十分痛恨文革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們最近頻頻發出“族毛殺左”威脅的根本原因。因為事情越來越清楚，不僅在黨內民主博弈中沒有任何人是“王婆”力量的對手，甚至連共產黨本身都不是他們的對手。如果沒有毛派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強大制約力量，恐怕中國共產黨至少已被他們推翻了兩遍：第一遍是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二遍是再把推翻共產黨的人送上法庭，如同他們對待米洛舍維奇、對待薩達姆以及對待陳水扁一樣。通過第二遍推翻和審判，美國就可以徹底切斷與中國現有貪腐集團之間的關系，在道義上洗清自己，恢復自己的道義形像。以往美國的道義形像就是采用這種方式樹立起來的。中國“王婆”的力量就是如此強大，除非共產黨是鐵板一塊，如同當今俄羅斯政府那樣——當今俄羅斯沒有“王婆”勢力，就在於俄羅斯政府在國家利益問題上是鐵板一塊，“王婆”無隙可乘，只能在街頭賣茶度日。而只要黨內出現西方代理人，共產黨又不能或不敢與群眾相結合，不能形成黨群一體化的強大力量，那麼“王婆”就是決定勝敗的關鍵性力量。目前，大概除了共產黨自身之外的所有政治力量，都十分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所以美國才會下大力氣打造中國的“王婆”勢力，中國的“王婆”勢力才會把毛派共產黨人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才會對擁護毛派共產黨人的中國人民產生刻骨仇恨，才會把13億中國人民整體上置於滅絕邊緣。如果說種植轉基因主糧還有個所謂科學借口的話，那麼，把城市自來水交給外國人則不再有能夠擺上台面的任何理由，連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都不敢對自來水管理有絲毫松懈，一直由美國國防部直接領導，由美國軍隊直接管理。美國把自來水交給本國軍隊管理，我們卻把自來水交給美歐等西方國家管理。除了要把中國置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絕對控制之下，保證中國改革進程不可逆轉之外，請問還有什麼其他理由嗎？
可以說，如果沒有人民群眾起來鎮住“王婆”，中華民族的悲劇命運將不可避免。不僅種植轉基因主糧，包括城市自來水交給外資控制，摧毀國防工業以至於連飛機發動機都要依賴進口，稀有金屬由於供應全世界而很快將會枯竭，等等所有能夠置中華民族於死地的做法，無一不是“王婆”的傑作。“王婆”在中國社會具有極其關鍵的特殊作用，這是中國政治生活的獨有特征，如果一定要說什麼是中國特色的話，那麼“王婆”的關鍵性作用，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水滸》中高衙內和西門慶的不同遭遇，最能說明“王婆”在中國政治中的關鍵作用。高衙內和西門慶都是看上了他人妻子，論權勢論地位，高衙內不知道要比西門慶高多少倍，並且潘金蓮的剛烈性子也絕不亞於林衝妻子，可結果卻是西門慶美人在懷，高衙內血濺當場。造成二者之間不同結果的關鍵因素，就是王婆。西門慶能夠情場得意，成功於狼狽為奸的助手是王婆，王婆的力量就在於能夠從內部摧毀潘金蓮的意志品質，激發起潘金蓮的內在淫欲，把一個剛烈女子變成一個風流騷貨；反觀高衙內所能動用的只是外部暴力，出手相助的高太尉所動用的也仍然是外部權力，而對於潘金蓮、林衝妻子這類剛烈女子來講，無論是暴力還是權力這些外部力量根本不起作用，能夠把她們由天使變成魔鬼的決定性力量，只有王婆。中國歷代先賢包括尋常百姓都十分清楚這一點，能夠徹底摧毀人性，把人類社會變成魔獸世界的，能夠從精神上毀滅中華民族的關鍵性力量，只有王婆，所以才設立了“殺人可恕，情理難容”的基本司法理念，才用最嚴酷的刑法懲治王婆。武松怒殺西門慶、潘金蓮兩人，只是判處流放，王婆雖然未殺一人，卻判處最嚴酷的凌遲處死，用刀片一刀一刀地割肉而死。這就是中華民族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天道精神和維護人類基本尊嚴的“大我”理念，中華民族能夠歷盡劫難綿延不絕成為唯一流傳下來的文明古國，所依靠的就是這種天道精神和“大我”理念，構成未來世界一體化和諧發展的道義基礎，也必將是這種天道精神和“大我”理念。
“王婆”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不僅中國歷代先賢十分清楚，當今美國戰略家們也同樣十分清楚，甚至比當今中國人還要更加清楚，作為“王婆”自己更是十分清楚。所以美國在竭力打造中國的“王婆”隊伍，中國的“王婆”則在竭力制造喪盡天良的法律，因為只有在喪盡天良的法律環境中，“王婆”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此前我們曾一再指出，中國老百姓悲劇的法律根源就是“西門慶立法”，而引導西門慶立法方向的，就是王婆，正是王婆引導西門慶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不僅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包括世界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古往今來，古今中外，扶危救困、助人為樂一直都是所有社會共同維護的一種美德，而在當今中國卻變成了違法犯罪行為，法律規定，只要拿不出助人為樂的證據，助人為樂就是犯罪。南京一個老太太摔倒在地，那麼多好心人送吃送喝，幫助聯系醫院聯系警察，可就是沒有一個人敢上前扶起老太太，甚至連到來的警察都不敢上前攙扶，為什麼？就是因為“王婆法律”設計了喪盡天良的法律規定：誰扶助老太太誰就必須舉證老太太摔傷和自己沒關系，如果不能舉出證據，就是違法犯罪。為什麼要設計如此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看一看美國列出的這份“王婆名單”就知道了。由於“王婆集團”知道自己所從事的是毀滅國家、毀滅民族乃至毀滅人類的犯罪活動，為避免自己遭受到愛國人士和人民大眾的打擊，就必須建立這樣一個法律：毀滅國家和民族是正當行為，而攻擊個人是犯罪行為，扶危救困和見義勇為如果不事先准備好證據，同樣屬於違法犯罪行為。如此一來，就可以強制整個社會凡事只問利害得失，不管是非善惡，強迫全體社會成員與社會公德為敵，讓以往所有的社會美德都要冒違法犯罪的風險，讓以往所有的社會罪惡都置於法律保護之中。這樣，王婆才能夠為所欲為、逍遙法外，才能消除所有外部威脅。如果鄧玉嬌不殺掉流氓，在那種色情場合中被強奸，按照當今中國的“王婆法律”，鄧玉嬌根本無法舉證自己清白，不僅要接受被強奸的屈辱，甚至還要接受警察的罰款，而那些流氓則肯定會逍遙法外。“王婆法律”喪盡天良的奧妙作用就在這裡，讓鄧玉嬌除了殺人之外沒有其它任何選擇，而為了避免有人效法鄧玉嬌，“王婆法律”又規定鄧玉嬌必須要犯有故意殺人罪，從而最大限度地打擊婦女捍衛自身權益的行為，最大限度地保護流氓惡霸的犯罪行為。無論在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還是在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鄧玉嬌的行為都不屬於犯罪，只有在當今中國構成犯罪，並且是嚴重的故意殺人罪。為什麼？因為這是“王婆”安全的需要。可以說，如果不是“王婆”們天天咒罵的“共產黨干預司法獨立”的話，恐怕鄧玉嬌不被處死也得重判，這是由“王婆法律”喪盡天良的性質決定的。
“王婆法律”徹底摧毀了數千年的人類文明，無論任何人要維護任何社會公德，要維護任何社會美德，要維護任何社會正義，或者要維護任何百姓權益，都要付出違法犯罪的代價，不僅鄧玉嬌、楊佳等個人是如此，社會整體同樣如此。通鋼工人風霜雪雨中上訪十幾年，結果卻是下崗越來越多，工資越來越少，最後一怒之下打死了總經理，工資立刻就翻了幾番，最低工資從2百元提高到了千元以上。這就是“王婆法律”的另外一種功能，讓武松與官府永遠處於敵對狀態，利用官府鎮壓武松，利用武松制約官府，無論雙方誰勝誰敗，“王婆”永遠都是贏家，永遠處於雙贏地位。因為懲罰王婆的法律已經作為封建法律被永遠廢除了，即便是造成社會屍骨如山、血流成河，王婆也沒有任何責任。目前的轉基因主糧就是典型。中國人種植轉基因主糧，是在為西方人冒險試驗，如果老百姓接受轉基因主糧，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僅可以發財控制中國，還可以避免自身的生物風險；相反，如果中國老百姓拒絕接受起來造反，那麼美國等西方國家可以趁亂消滅共產黨人解體中國，殺盡中華民族最後一點兒反抗基因。這就是在轉基因主糧問題上，“王婆”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設計的雙輸格局和兩難困境，無論出現哪種情況，美國都是贏家，“王婆”都是贏家，中華民族都將必輸無疑，中國人的大多數都將必死無疑。
時至今日，許多中國人仍然在跟著“王婆”的指揮棒轉，說什麼中國問題是制度問題，“王婆”之所以配合美國資本集團把中國問題說成是制度問題，不僅是在為逃避個人罪責制造理論根據，更重要的是在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打擊和滅絕中國人制造輿論根據。按照他們的邏輯，所有罪惡都是制度造成的，制度是共產黨造成的，共產黨是毛澤東創建的，毛澤東是中華民族誕生的，所以，中華民族就是一個野蠻民族，是一個應該滅絕的民族。請大家冷靜客觀地想一下，當白種人用生物武器大規模滅絕上億印第安人時，整個世界一片平靜，所有人都心安理得地接受著印第安人被滅絕的事實，除了正在遭受滅絕的印第安人之外，全世界所有人都沒有絲毫異常反應，甚至沒有任何一個人思考過印第安人是否應該被滅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答案很簡單，因為印第安人是野蠻人。所以，全世界對滅絕印第安人沒有絲毫反應——無論是好的反應還是壞的反應。現在，這種極其恐怖的平靜又落到了中華民族頭上，中華民族13億人口成為轉基因主糧試驗場，那麼多中國男女老少在奔走呼號，可是全世界卻十分平靜，仿佛什麼都沒有發生，如同無論小白鼠怎麼呼號，科研人員都會十分平靜一樣。中國人是野蠻人——“王婆”已經把這個觀念種入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大腦。美國前總統布什就說，他是在看了中國人寫的文革之後，才知道了中國人有多麼殘暴多麼野蠻。至今中國各大媒體上仍然充斥著中國人比法西斯納粹更加殘暴野蠻的妖魔化描述，既然法西斯納粹都已經被消滅，那麼，比法西斯納粹更加殘暴野蠻的中華民族就更應該被滅絕。這就是中國“王婆集團”妖魔化文革、妖魔化中國歷史、妖魔化中華民族，給全世界得出的基本結論。一個民族的精英集團僅僅為了家族利益，便要勾結異族滅絕本國人民，一個受過現代文明教育的精英集團僅僅為了口腹之樂，便要創造一套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如此登峰造極的邪惡罪行，莫說是人類社會從未有過，即便是獸類社會也絕無僅有。如此惡行不遭天譴，將真如千古奇冤的竇娥所言：天將枉自為天，地將枉自為地！只是讓人感到無比痛心的，是這種天譴不幸報應在了中國老百姓身上。
雖然包括《西游記》在內的中國古代文化反復強調，天譴絕不是只譴惡官惡吏，也絕不是只譴罪惡集團，而是要譴一方百姓，要譴一個民族，許多人仍然不理解其中道理，往往責罵蒼天不公，其實蒼天是公道的，一個容忍罪惡的民族必然要承擔罪惡後果。如果說中國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是“王婆集團”造成的，把中國妖魔化為野蠻民族是“王婆集團”造成的，那麼，中國同樣喪盡天良的道德體系則不能不說是民眾的選擇。眼下對所謂名校、名師、名人的追求，就是社會道德淪喪的反映。古往今來所有國家追求的都是良師益友、好人好事，唯獨當今中國，追求的只是名師名人，而不管是好人壞人。從小學到大學，從政府到民間，中國大地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給道德留有絲毫存在的空間，美國中學生考大學都有道德評價一欄，而中國則只問分數不管道德，老師追求的只是成為名師，學生追求的只是成為名人，而能否成為名師名人，則是由極少數官員專家決定的，是由美國決定的，只有徹底喪失人類基本良知，無條件地投靠官方刊物和美國刊物，才有希望成為名師名人。如果說走狗漢奸成為高官，成為富豪，是制度造成的，那麼，走狗漢奸成為名人，則完全是老百姓造成的。因為名人與官人富人不同，官人富人可以由官方決定，而名人則是老百姓自發崇拜的結果。沒有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走狗漢奸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成為名人。十八世紀的歐洲和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之所以能夠群星璀璨、大師輩出，就在於作為當時民間輿論集散地的婦女沙龍，根本不承認也不接受官方認定的所謂名師名人，而是把所有榮譽和愛情奉獻給了那些真正才華橫溢、追求真理的社會叛逆者。中國古代的民間道德亦同樣排斥走狗漢奸，包括被稱為“秦淮八艷”的江南妓女都拒絕陪伴走狗漢奸。日本人占領中國八年，始終沒有建立起崇拜漢奸的價值觀，這也是日本最終失敗的文化根源。而如今，包圍中國分裂中國，僅以國債名義占有中國財富就超過八年抗戰財富損失總和數倍的美國，居然公開評選建設“中美國”的有功人員，而這些人員除了個別街頭流氓之外，絕大多數都符合“名校、名師、名人” 的社會道德模板，是社會推崇的偶像。大家可以試想一下，如果現在美國選擇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種植轉基因主糧，並且將這個國家擁護美國的人評選為公共知識分子，將會出現什麼情況？毫無疑問，這些人會立刻成為舉國討伐的對像，而唯獨在當今中國，這些人會成為社會推崇的偶像。雖然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秦檜現像、王婆現像，但是卻從未出現過崇拜秦檜、崇拜王婆的現像，像如今這樣民間普遍地崇拜秦檜、崇拜王婆，不僅歷朝歷代從未有過，甚至超出了歷朝歷代關於禮崩樂壞的最壞想像。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居然墮落到家家崇拜秦檜，人人羨慕王婆的地步，如何能夠不遭受天譴！又如何能夠逃過天譴！
這大概就是中國成為全世界轉基因主糧唯一試驗場的根本原因。
自《孫子兵法》提出“上兵伐謀”這一用兵最高境界以來，二千多過去了，期間不動一兵一卒的完美伐謀境界從未有過，目前美國正在對中國形成的基因控制和基因摧毀，將有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完美的上兵伐謀，不動一兵一卒、不費一槍一彈，就把13億中國人變成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小白鼠。而幫助美國達到上兵伐謀這一完美境界的，就是 “中美國”這支王婆別動隊，而賦予“中美國”這支王婆別動隊以巨大毀滅力量的，則是全體國民對名校、名師、名人的盲目追求。這種對“三名”的盲目追求比 “貓論”更加可怕，“貓論”至少還是要抓老鼠吃老鼠，只是不管白貓黑貓而已，而對“三名”的追求，則是要把自己變成小老鼠，不管是小白鼠還是小黑鼠，都是轉基因主糧的試驗鼠。由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到不管白鼠黑鼠，都是轉基因試驗的小白鼠，中國人突破了一系列最後底線；如果說“貓論”是突破了最後的道德底線，那麼“鼠論”則是突破了最後的生存底線。雖然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人正在全力以赴地避免小白鼠的悲劇命運，但是在“中美國”這個王婆別動隊的推動下，改變悲劇命運的希望極其渺茫。就在轉基因主糧決定的同時，在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的導演下，“中美國”王婆別動隊還上演了一出“哭喪鬧劇”，那個街頭流氓李悔之率領一幫地痞流氓如喪考妣般突然一起哭喊：
“某某啊我們的好某某，您夾在專制和人民之間不容易啊！”
“我們的好某某啊，看到您只有在國外才能講真話，我們好心疼啊！”
“我們的好某某啊，您那瘦弱的肩膀還能抗得住極權專制的壓迫嗎？”
“如果實在抗不住就歇歇吧，我們心疼您啊，我們的好某某！嗚嗚嗚——”
當時人們都不明白這幫家伙是怎麼了，明明人活得好好的干嘛要哭天搶地？現在人們才明白，他們是在為推廣轉基因主糧提前上演“護駕”鬧劇，之所以要人人高舉哭喪棒哭天搶地，是因為他們高估了中國人的反抗能力，誤以為中國人肯定會起來反抗種植轉基因主糧，所以才准備發動王婆別動隊集體救駕，只是沒有想到中國人會如此平靜地接受了轉基因主糧的悲劇命運，如同當初十分平靜地接受了南京大屠殺、揚州大屠殺的悲劇命運一樣，人人引頸就戮，個個束手待斃，仿佛是在觀看他人悲劇。所以，由一幫街頭流氓排練的那場哭喪鬧劇也就沒有正式派上用場。不過這那一鬧，倒是明顯展示了“中美國”別動隊惟美國利益是從的政治立場，所謂反對極權專制，反對權貴資本，統統不過都是騙人的幌子，他們所維護的某某，其家族資本即便沒有超過當初四大家族的總和，也決不會低於其中任何一個家族，但是只要美國喜歡，他們就要哭天搶地的堅決維護。
中華民族崛起的歷史進程，將很有可能再次被漢奸所打斷。歷史上中華民族一次又一次的崛起，結果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漢奸所打斷，這幾乎已成為中華民族難以擺脫的歷史宿命。
目前，中華民族再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這將是中華民族最後一個十字路口：如果跨過轉基因這一關，中華民族的崛起將勢不可擋，再也不會遇到相同的十字路口；如果跨不過轉基因這一關，中華民族將從此亡國滅種，再也不會遇到任何十字路口。這就是當今漢奸中國必然面臨的極端選擇。
當今漢奸中國與血性美國之間的關系，一如當初漢奸中國與血性清國、與血性日本之間的關系，國家的命運完全是由國民性格決定的，國民的性格就是國運的選擇。當初揚州街頭一個清兵遇到 50個強壯漢人，清兵一聲招呼：“南蠻，來來來”，50個強壯漢人如同鬼魂附體般跟隨一個清兵來到一個空曠地帶，然後排好跪倒，伸著脖子被一個一個地砍掉了腦袋，那個清兵看著遍地屍體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為什麼這50個強壯漢子至死都無一人反抗。其實道理很簡單，這50個強壯漢子的腦袋在被清兵砍掉之前，已經被漢奸清洗過了，所有反抗意識都被清洗得干干淨淨，連逃跑的意識都被清洗掉了，所以才會心甘情願地被砍掉腦袋。如此不可思議的狀況今天再次展現在我們面前，只不過數百個漢奸一聲呼喊，13億中國人民立刻心甘情願地接受了轉基因主糧，並且默認食用轉基因主糧是為了“生活得更加幸福和更有尊嚴”，對於極少數反對者，“中美國”別動隊裡那幾個街頭流氓則大肆圍攻，並且由以往的人身攻擊發展到直接人身威脅，叫囂“任何人打死轉基因主糧的反對者，都是對科學和民主的巨大貢獻”。這就是當今漢奸中國的特點，只要美國主子一聲令下，立刻就會有成群的漢奸瘋狗般撲向自己同胞，甚至連絲毫遲疑都沒有就把同胞推向滅絕深淵。而為了洋人利益把同胞推向滅絕深淵的這些人，其中絕大多數又恰恰是被殘害同胞所推崇的由名校名師調教出來的名人，這就是當今中國老百姓所有悲劇最深厚的文化根源和國民性格根源。
反觀美國國民的血性和強悍，更加能夠映襯出當今中國漢奸文化對國民性格的極端毒害。就在4天以前，美國國民斯塔克駕機撞向了美國國稅局大樓，臨行前斯塔克放火燒掉了自己的房屋，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慷慨氣魄，與楊佳和鄧玉嬌走投無路的絕望仇殺不同，斯塔克是十分理性冷靜地選擇了暴力反抗的道路，目的是要喚起更多美國人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他在被稱為《斯塔克宣言》的遺書中說，他對美國制度畢生思考的結論就是，暴力是唯一正確的答案，是真正的天賦人權。只是斯塔克到死都沒有弄明白的，就是為什麼以前有那麼多人能為正義、自由、人權而獻身，而現在絕大多數人卻寧願像狗一樣地活著，斯塔克是能夠買得起飛機的中產階級，連他一生中都沒有聽到任何一個政治家為他們這個階層說過一句話，那些買不起飛機的絕大多數窮人是什麼狀況，就更加可想而知了。讓斯塔克不明白的就是為什麼沒有任何人反抗？於是，斯塔克便以身作則，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暴力反抗的道路。斯塔克之所以駕機撞向國稅局大樓而不是撞向任何一個犯罪集團，是因為美國所有罪惡都被制度包裹得嚴嚴實實，所有犯罪集團都隱藏在制度背後，而唯一能夠摧毀制度的社會主義力量又被中國漢奸集團給徹底妖魔化了，所以斯塔克除了駕機撞向大樓之外，根本找不到任何有形的犯罪力量。如果美國也如同中國一樣存在著敢於公開敵視本國人民的犯罪集團，相信斯塔克駕機撞向的一定是這個犯罪集團。雖然斯塔克等的暴力反抗沒有直接打擊到犯罪集團，但是卻對整個社會起到了極大震懾作用，因而在美國絕不會出現一個禍害美國人民的“漢奸集團”。這就是美國能夠成為“中美國”霸主，而中國只能淪為“中美國”小三兒的文化根源和國民性格根源。
在“中美國”已經形成兩國精英集團利益一體化的情況下，中美兩國之間國民的性格差異，將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更加深重的災難性影響，意味著中美兩國精英集團的壓迫，將會集中在比較順從的中國老百姓頭上。此外，由於美國老百姓敢於暴力反抗但是不知道怎麼反抗，而知道怎麼反抗的造反理論又集中在中國毛派共產黨人手上，這也增加了美國一定要從意識形態上征服中國的決心。正是這兩個方面的原因，構成了美國打造“中美國”文化別動隊的現實背景。
憑借這支文化別動隊，美國把中國主糧納入轉基因的計劃將肯定成功。而那些表面活躍的生物學家，並不具有決定性作用。
附：美國媒體評選的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名單
（按姓氏拼音順序排列）
艾未未、艾曉明、北 風、畢研韜、蔡 楚、陳志武、陳行之、陳維健、長平、陳丹青、陳子明、陳 彥、陳奎德、崔衛平、杜 光、丁學良、戴 晴、範亞峰、馮崇義、傅國湧、鞏勝利、高 戰、高耀潔、胡 泳、胡 平、賀衛方、胡舒立、郝勁松、韓 寒、何清漣、江 平、劉洪波、廖亦武、盧躍剛、李銀河、凌滄洲、令狐補充、李悔之、李大同、劉曉波、劉軍寧、龍應台、茅於軾、莫少平、潘石屹、秦 暉、秋 風、冉雲飛、十年砍柴、沙葉新、孫立平、孫文廣、邵 建、時寒冰、騰 彪、童大煥、吳祚來、韋 石、王軍濤、五岳散人、吳稼祥、吳國光、吳敬璉、王力雄、王 康、汪丁丁、溫克堅、許之遠、笑 蜀、蕭 翰、徐 賁、夏 明、信力建、夏業良、徐唯辛、徐友漁、熊培雲、許志永、謝 泳、薛 湧、楊錦麟、鄢烈山、於浩成、楊建利、野 夫、余 傑、於建嶸、楊繼繩、楊恆均、袁偉時、章 文、張博樹、張祖樺、章立凡、周其仁、張 鳴、周素子、張偉國、張思之、朱學勤。
2010年2月21日
市淨率
市淨率的計算方法是：市淨率=（P/BV）即：股票市價(P)/每股淨資產(book value)
市淨率特別在評估高風險企業，企業資產大量為實物資產的企業時受到重視。
每股淨資產
每股淨資產是指股東權益與總股數的比率。其計算公式為：每股淨資產= 股東權益÷總股數。
這一指標反映每股股票所擁有的資產現值。每股淨資產越高，股東擁有的資產現值越多；每股淨資產越少，股東擁有的資產現值越少。通常每股淨資產越高越好。
公司淨資產代表公司本身擁有的財產，也是股東們在公司中的權益。因此，又叫作股東權益。在會計計算上，相當於資產負債表中的總資產減去全部債務後的余額。公司淨資產除以發行總股數，即得到每股淨資產。例如，上述公司淨資產為15億元，總股本為10億股，它的每股淨資產值為1.5元（即15億元/10億股）。
股票淨值是決定股票市場價格走向的主要根據。上市公司的每股內含淨資產值高而每股市價不高的股票，即市淨率越低的股票，其投資價值越高。相反，其投資價值就越小。
市淨率能夠較好地反映出"有所付出，即有回報"，它能夠幫助投資者尋求哪個上市公司能以較少的投入得到較高的產出，對於大的投資機構，它能幫助其辨別投資風險。
這裡要指出的是：市淨率不適用於短線炒作，提高獲利能力。
市淨率可用於投資分析。每股淨資產是股票的賬面價值，它是用成本計量的，而每股市價是這些資產的現在價值，它是證券市場上交易的結果。市價高於賬面價值時企業資產的質量較好，有發展潛力，反之則資產質量差，沒有發展前景。優質股票的市價都超出每股淨資產許多，一般說來市淨率達到3可以樹立較好的公司形像。市價低於每股淨資產的股票，就像售價低於成本的商品一樣，屬於"處理品"。當然，"處理品"也不是沒有購買價值，問題在於該公司今後是否有轉機，或者購入後經過資產重組能否提高獲利能力。
市淨率特別在評估高風險企業，企業資產大量為實物資產的企業時受到重視。
每股淨資產
每股淨資產是指股東權益與總股數的比率。其計算公式為：每股淨資產= 股東權益÷總股數。
這一指標反映每股股票所擁有的資產現值。每股淨資產越高，股東擁有的資產現值越多；每股淨資產越少，股東擁有的資產現值越少。通常每股淨資產越高越好。
公司淨資產代表公司本身擁有的財產，也是股東們在公司中的權益。因此，又叫作股東權益。在會計計算上，相當於資產負債表中的總資產減去全部債務後的余額。公司淨資產除以發行總股數，即得到每股淨資產。例如，上述公司淨資產為15億元，總股本為10億股，它的每股淨資產值為1.5元（即15億元/10億股）。
股票淨值是決定股票市場價格走向的主要根據。上市公司的每股內含淨資產值高而每股市價不高的股票，即市淨率越低的股票，其投資價值越高。相反，其投資價值就越小。
市淨率能夠較好地反映出"有所付出，即有回報"，它能夠幫助投資者尋求哪個上市公司能以較少的投入得到較高的產出，對於大的投資機構，它能幫助其辨別投資風險。
這裡要指出的是：市淨率不適用於短線炒作，提高獲利能力。
市淨率可用於投資分析。每股淨資產是股票的賬面價值，它是用成本計量的，而每股市價是這些資產的現在價值，它是證券市場上交易的結果。市價高於賬面價值時企業資產的質量較好，有發展潛力，反之則資產質量差，沒有發展前景。優質股票的市價都超出每股淨資產許多，一般說來市淨率達到3可以樹立較好的公司形像。市價低於每股淨資產的股票，就像售價低於成本的商品一樣，屬於"處理品"。當然，"處理品"也不是沒有購買價值，問題在於該公司今後是否有轉機，或者購入後經過資產重組能否提高獲利能力。
市淨率是2.5倍以下
謝國忠：國家投資簡單化 保值外儲為要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2月14日《財經點對點》節目播出“謝國忠：國家投資簡單化保值外儲為要”，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瀞漪：目前中國實在持有美債太多，大家覺得說還有什麼更好的投資。思考這種問題的時候，你覺得中國國家的投資原則到底是什麼？
謝國忠：大局來看，應該是一個越簡單越好，而且堅持最基本的價值原則，不要有太多靈活性，譬如說國家機關，不應該去買股票，個股，它是要發展自己，去投資的能力是很困難的，你最終只是一個國家機關，世界上哪有國家機關投資很成功的？但是你可以說用原則上，比如說股票，股票在美國的股票，還是英國的股票，還是澳洲的股票，只要市淨率是2.5倍以下可以買，3倍以上要賣掉。然後債券，實際利息比如說3個百分點，像美國國債，實際利息是2%可以買，2個百分點以下就不能買，通過這樣一個組合的原則，很簡單就可以把大部分的錢都分配出去。
另外就是說，戰略上考慮是少部分錢，像中投，不是為了賺錢，應該是從國家的長遠利益來看問題，就是說從技術和資源這兩個方面來看中國的需要，所以這個地方的錢不應該太多。因為錢太多，你就想賺錢。你想賺錢，你就面對一個國家，你是國家的機構，你怎麼可能會變成巴菲特？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自己對自己，了解自己的能力的限制在哪裡。
現在我看到各個地方在搞基金，很多人把錢給外國基金去管。當然這種做法，有一個政治的考慮，把美國[0.24 1.67%]爾街利益跟中國綁起來，這些人能夠為中國說話，這是中國一貫的政策很管用。但是中國應該看到，以後在美國，華爾街的影響會大幅的下降，因為失業率高了，失業率低的時候，少部分決定外交政策。失業率高的時候，不是這麼回事，應該看到80年代初的時候，失業率高的時候，美國的國家政策受誰的影響，我們在外交政策上不能抱一個希望，就是花一點錢，搞定幾個人，我們就能夠渡過難關，還是更應該在管錢和方便關係，要分開來，這個錢，中投的錢，就是戰略意義去考慮它，外匯儲備那邊，為了保值去考慮。
謝國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2月14日《財經點對點》節目播出“謝國忠：國家投資簡單化保值外儲為要”，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瀞漪：目前中國實在持有美債太多，大家覺得說還有什麼更好的投資。思考這種問題的時候，你覺得中國國家的投資原則到底是什麼？
謝國忠：大局來看，應該是一個越簡單越好，而且堅持最基本的價值原則，不要有太多靈活性，譬如說國家機關，不應該去買股票，個股，它是要發展自己，去投資的能力是很困難的，你最終只是一個國家機關，世界上哪有國家機關投資很成功的？但是你可以說用原則上，比如說股票，股票在美國的股票，還是英國的股票，還是澳洲的股票，只要市淨率是2.5倍以下可以買，3倍以上要賣掉。然後債券，實際利息比如說3個百分點，像美國國債，實際利息是2%可以買，2個百分點以下就不能買，通過這樣一個組合的原則，很簡單就可以把大部分的錢都分配出去。
另外就是說，戰略上考慮是少部分錢，像中投，不是為了賺錢，應該是從國家的長遠利益來看問題，就是說從技術和資源這兩個方面來看中國的需要，所以這個地方的錢不應該太多。因為錢太多，你就想賺錢。你想賺錢，你就面對一個國家，你是國家的機構，你怎麼可能會變成巴菲特？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自己對自己，了解自己的能力的限制在哪裡。
現在我看到各個地方在搞基金，很多人把錢給外國基金去管。當然這種做法，有一個政治的考慮，把美國[0.24 1.67%]爾街利益跟中國綁起來，這些人能夠為中國說話，這是中國一貫的政策很管用。但是中國應該看到，以後在美國，華爾街的影響會大幅的下降，因為失業率高了，失業率低的時候，少部分決定外交政策。失業率高的時候，不是這麼回事，應該看到80年代初的時候，失業率高的時候，美國的國家政策受誰的影響，我們在外交政策上不能抱一個希望，就是花一點錢，搞定幾個人，我們就能夠渡過難關，還是更應該在管錢和方便關係，要分開來，這個錢，中投的錢，就是戰略意義去考慮它，外匯儲備那邊，為了保值去考慮。
2010年2月15日
高盛：中國可能允許人民幣升值
高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可能很快允許人民幣升值
2010年 02月 15日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0-02/15/content_2479073.htm
據美國主流商經傳媒周日(2月14日)報導稱，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首席經濟學家Jim O'Neill表示，他認爲中國即將調整人民幣匯率。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人民幣匯率此前緩慢升值的步伐陷入停滯，在全球經濟形勢陷入困局，中國出口規模嚴重萎縮的情況下，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當局維穩人民幣匯率的意願昭然若揭。
報道稱，O'Neill表示爲了避免出現經濟過熱的現像，中國也許會允許人民幣至多升值5%。
媒體援引O'Neill的話報導稱，中國需要采取措施減慢增長速度，幷應對通脹所引發的一系列後果。
2010年 02月 15日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0-02/15/content_2479073.htm
據美國主流商經傳媒周日(2月14日)報導稱，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首席經濟學家Jim O'Neill表示，他認爲中國即將調整人民幣匯率。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人民幣匯率此前緩慢升值的步伐陷入停滯，在全球經濟形勢陷入困局，中國出口規模嚴重萎縮的情況下，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當局維穩人民幣匯率的意願昭然若揭。
報道稱，O'Neill表示爲了避免出現經濟過熱的現像，中國也許會允許人民幣至多升值5%。
媒體援引O'Neill的話報導稱，中國需要采取措施減慢增長速度，幷應對通脹所引發的一系列後果。
價值規律
何新：論價值規律與當代世界經濟
—對《資本論》的現代讀解
http://www.hexinbbs.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1
（最新修訂稿）
（2008年12月修訂稿）
要義
關於價值規律——價值形成與價格實現問題，是經濟學之核心問題。
引言：
價值規律應分為三個層面分析：
①價值形成規律（李嘉圖——馬克思規律。價值本體論）
②價格形成規律（古諾——門格爾規律。邊際效益規律）
③金融資本之定價權（金融資本決定市場價格）
一、價值之起源
1.價值之語義。
漢字繁體之“價”字從“人”從“賈”。價者，賈也，字根是“賈”。
［按：何謂“賈”？漢字語源學：賈、假、借、給古音通（黃侃），系通義之同源字（據黃侃說）。賈者，假也。假者，借也，給也。有給有還謂之借（假）。交易起源於假借。假藉以及償還，實質即交換。交換而易主謂之“交易”。有償給出曰“賣”，有償取進曰“買”。賣者，給也；買者，取也。各取所需而兩相情願之交換，謂之交易或買賣。 ]
賈，兼有買進（沽入），賣出（沽出）的涵義。值者，所值，對當物也。借之所償謂之“值”（值者，得也，頂、代也）。價值者，賈值也。假借品及交換品之所值，謂之“價值”。
2. 社會交換成立之第一前提，就是人類之有欲求與需要，而靠自身不能滿足。
事物是否具有使用價值，決定於其能否滿足人類之欲求與需要。事物之內在屬性，形成其使用價值。 （按：馬克思說商品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及價值之形成無關，是片面之論，不確。）
3.私有製，佔有，佔有權利，是社會交換成立之第二前提。
人有需求之物，而先為他人已據有者，若欲取之，只有二途：或強取（掠奪、戰爭、索要），或巧取——即交換。
4.隨機之交換，導致偶然定價，成交之價格有極大隨意性。
而常態之交換，則必然趨向理性之定價，即均衡定價。買賣雙方協商接受的均衡定價之尺度，其依據乃參照商品內涵之真實價值。
真實價值是虛擬實體。 （馬克思說：價值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反映。）
5.因此，商品價值之評估有三重性。一為使用價值，二為內涵價值，三為外化的實際交換價值。
內涵價值與價格之不同，在於內涵價值是內在的、非外現的。
6.物品買賣成交之交換量，謂之價格或市場價格。
價格具主觀性，是商品內涵固有之價值之外化。內涵價值能否得到實現，取決於需求者之購買評估。內涵價值得到市場實現，意味著商品轉換為貨幣。
7.人類所需之交換品無非三大類：
（1）自然界天生之資源品
（2）他人製作之生產品
（3）他人之勞動力（勞務）
8.交換經濟的起源：
早在舊石器時代，即已發生自然產品及其加工物之交換活動。距今約1萬8千年北京山頂洞人文化遺址中發現的海蚶殼和赤鐵礦粉，原產地分別在數百公裡以外的渤海灣和宣化地區，應屬交換而來。這是我國已知最早的、較為確切的非貨幣交換的實物證據。
另外，略晚出現的一些較大規模的石器製造地點，如山西陽高許家窯、襄汾大崮堆、太原古交鎮、陝西梁山、內蒙古呼和浩特東郊大窯村南山遺址等，很有可能是當地的石器製造與交換中心。
在約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銅石並用的山東大汶口文化時期，實物交換的範圍已大為擴展。大汶口有些大墓中隨葬著特別精緻的物品，如玉鉞、像牙梳、像牙雕筒、鱷魚皮（蒙鼓用）、白陶等。其中有些原料，有鱷魚皮、像牙和玉石等，都非出自本地產品，只有通過交換和掠奪手段才能得到。
而在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之間的西部卡若文化遺址中，則發現了貝飾10枚，系寶貝穿孔而成的墜飾。卡若遺址位於今西藏東部昌都縣加卡區卡若村，北距昌都縣治約12公裡。寶貝（Cowrie shell）產於南海，既出於卡若文化遺址，是當時存在遠距離交換關係（多半是間接關係）的有力證明。由此可見，往往被低估的史前文化，其交通幅員廣度及交換水平，實在讓人瞠目驚異。
9.人權分為兩部分。一為自然人權，生存權，即每個人與生俱來之人生需要、欲求以及獲得滿足之權利。二為社會人權，在社會歷史中形成之人身權利。
佔有權，非天然權利，而是社會歷史形成的社會權利。
資本主義社會是完全的私有製社會，將一切存在物轉化為市場可交易物，從而將私有權利，擴張至無限。
資本主義乃是私有權利最全面擴張之社會形態。
二、商品
10. 商品者，可“商議”之交換品也。商品之交換量經商議、協商決定。商人者，商謀之人也。
11.物品之稀缺性，決定其取得之難度。其取得之難度，即商品形成過程之勞作量，乃是交易談判的自然基礎。
12.商品之內涵價值不取決於市場估價，而決定於其製作成本。商品之製作成本，決定於其生產過程中使用之諸要素。在貨幣發明後，這些要素皆以貨幣估值，即商品之生產成本。所謂成本，即商品形成要素之價格總合。
13.但是，商品原初之初始估價，並非以貨幣估值（尚未發明貨幣）。商品之形成元素只有兩項，即：天然物品（原材料）與人類之勞作（加工）。
因此，自然品之稀缺性及勞作難度，是商品內涵價值形成的兩大基本要素。而此二者相關聯且可通約。
14.自然品之稀缺性低，則獲取容易，人類為取得之，所付出之勞作量則較小。
稀缺性高，則獲取困難，人類取得之所付出之勞作量則較大。
在此條件下，人類勞作之付出量，是比較交換品（商品）之交換量的尺度。單位商品中內涵之勞作付出量愈高，則其可得之交換物愈多——內涵價值愈高。
因此，根本上看，正是商品形成過程中之勞作投入，亦即“勞動量”，是商品內涵價值形成的原因。
三、交換(買賣)
15.簡單交換：
實物對實物的直接交換。
在交換史上，即需求滿足型交換（不計值交換/不等值交換）。
16.簡單交換形成簡單價格。
[簡單價格：如A以10個勞動日生產10件商品，則每件產品之基礎價格為10日÷10件=1日/件]
17.複式交換：
所謂複式交換，即間接的交換，指以貨幣作為交易中介的交換。
需求者先要取得貨幣，才能通過貨幣交換到所需品。供貨者，不是將商品直接供給需求者消費，而必須先將商品交換為貨幣。
18.馬克思指出：複式交換中“買”與“賣”兩環節通過貨幣為媒介而相分離，已蘊涵了原初態經濟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原初態經濟危機即供求失衡危機：買者買不到（持幣待購），以及賣者賣不出產品（得不到貨幣）。
19.一切商品交換的基本原則是等價交換，即：以同等價值對同等價值的商品相交換。
（A以每件內涵價值1元的物品，交換B的每件內涵價值1元的物品。1元=1元，如果市場只有一件商品，十人待購，每人有一元貨幣。則該商品的潛在需求之最高價格即為：10×1＝10元。）
20.等價交換規律是：以內涵價值互為等量的商品作交換。
21.馬克思說，在等價規律中，蘊涵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三大基本價值，即：
自由交易，平等交換，多數優勝——自由、平等、民主。
但是，價值在市場中之二重化，價格對價值之背離，造成等價交換規律之破壞。
22.等價交換意味著等價價值品之交換，並非意味同等價格品之交換。同等價格對同等價格之交換，未必是等價交換。因市場價格之形成，受市場之需求度影響，而非單純決定於價值之同等性。
四、貨幣
23.先有實物交換。實物交換無需貨幣作為交換之媒介。
某種交換品、商品，由交換之標的物；轉變為交換過程中普遍接受的中介物，等價物（價值尺度），這種商品因此而成為貨幣。如貝類、珍珠、布匹、銅、鐵等金屬物、金、銀等貴金屬，都曾作為交易中介物即貨幣。
24.等價而可長久儲存的，有普遍需求而不易消費的，隨形大小而可分割的物品，最易作為中介媒體，從而成為交易之中介物。
歷史上，貴金屬（金、銀、銅、鐵）因具有上述性質而成為“普適價值”載體，即貨幣。
馬克思說：“黃金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黃金。”
25.凡可用作交換等價物的商品都可成為貨幣。因此貨幣具有兩種形態：
（1）實體貨幣，珍寶（寶石、寶貝）及貴金屬——金、銀、銅、鐵。
（2）虛擬貨幣，某種信用證券，即紙媒貨幣或支票。
26.生產者間的銷售競爭，迫使生產者設法降低商品之生產成本。
同時期同質產品之最低成本，意味著最低銷售價格，最具有市場競爭之優勢。 （此最低生產成本，即馬克思所謂“社會必要勞動量”。）
27.問題是，物與物，商品與商品形態、性質、用途不同，如何計算其等價性？在交易的實踐中，人們發現：產品形成度之衡量，即以物品內涵勞作量（內涵價值）相比較，可以作為商品交換計量的第一尺度。內涵勞作量即生產成本。這種成本計較，在貨幣發明後，可以直接用貨幣量作計量，形成商品之生產成本價格。
五、成本價值
28. 勞力價值論之本質是生產成本價值。
以生產產品之製作難度，亦即單位商品中的勞作涵量，作為價值計算尺度（斯密，勞動價值論）。
事實上，商品之質素因品質、材料、用途不同，難以折算為等量。而計量比較勞作難度之尺度，則是平均化之勞作時間。因而勞動時間之計量，必然地成為在貨幣發明前商品計價交換之基礎標準。
（上述推理過程，也就是勞動價值論的邏輯來源。）
29.價值，即潛在之價格。商品在生產領域形成價值。在交換領域，形成價格。價值與價格之離異，導致價值之二重化。
30.（1）價值之形成：
成本價格（價值，物之所值，賣方價格。）
（2）價值之“實現”：交換價格
先有成本價格，後有交換價格。成本價格（供給價格）是交換價格的基礎。
31.市場商品交易的背景，是商品製作者組成的經濟社會網絡，即社會分工。社會勞動的專有化，導致社會分工。
32.商品交換體現了社會分工中勞動者勞動產品之相互交換，實質也就是勞動對勞動之交換。
社會分工，產品及勞務之大交換，導致勞動生產力（勞動力）的社會通約。商品“價值”，就是社會勞動這種大通約的虛擬（概念性）產物。
六、需求創造（市場）價格
33.需求度創造銷售可能性（潛在市場需求）。
需求度愈高，則銷售愈易，則銷售者可索價愈高。因此，商品脫離成本，而被買者高價接受之可能性愈大。
34.需求度，決定於商品之使用價值，即效用。換句話說，商品之“效用”影響市場之“需求”。效用愈大，需求愈高。
35.所謂“邊際效用”，亦即“邊際需求。”
36.斯密之價值論，包涵了成本（勞動）價值論與需求價格論兩方面。
李嘉圖——馬克思之價值論，著眼於商品之內涵價值，即成本——勞作所形成之商品內在價值，而忽視了市場需求形成的價格。
非馬克思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微觀經濟學，其價格理論完全忽視了商品之內涵價值（其理論框架中沒有價值論和價值分析），忽視了生產成本即內涵價值之形成。
馬克思之經濟學則忽視了市場需求對於商品價格以及資本增長三者間互動之關係。因此馬克思之價值論是內涵價值分析，而不包涵市場價格分析。這是馬克思價值論的主要片面性所在。
七、資本
37.資本的產生：
利潤是成本價格以外，得之於銷售的附加值，即商品價值之增值。
利潤公式：內涵價值+銷售附加值（利潤）=價格
因此，等價交換不能形成利潤。
而不形成利潤之投入，則不能創生資本。
38.資本，就是可創生利潤的投資。無利潤則無資本之積累。
［按：語源分析，資者滋也，增長也。增長曰“滋”，曰“資”。 “資本”者，“資”長之“本”也。 ］
39.商品流通不可能使商品創生新值，但能產生利潤，即相對剩餘價值。如不能產生利潤，複式交換就不會發生。
但是，絕對剩餘價值，即價值新增值，只有在產業運動中產生。
馬克思說：
“等價物交換，不產生剩餘價值。非等價物交換，雖然使商品名義價格增長，但商品間的價值結構不變，也不產生剩餘價值。商品新增價值並非在流通（商品交換）中產生。”
“因此，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通過流通但又並非在流通中產生。”（矛盾論述法，即馬式辯證法。）
40.貨幣運動（流動與流通）的本質是資本的生成與運動。
馬克思指出兩種資本的運動形式：
（1）貨幣生息資本運動：G→G’
貨幣支付（貸出），貨幣（通過高利貸）直接增殖。
（2）為賣而買的資本運動：G→W→G’
（G，資金。W，商品。）
41.從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看，資本運動有四種形態：
（1）生息資本運動：G→G’
（2）商業資本運動：G→W→G’
（3）產業資本運動：G→W1→W2→G’
（W1，投資品。W2，生產品。）
（4）信用資本運動：G→g→G’（g，股票、證券、期貨等虛擬產品。）
八、利潤規律
42.經濟生產之增長，有實物與貨幣兩種形態。實物增長，是利得，來自生產技術的發展和更多生產力及勞力之投入。貨幣增長，是利潤，來自市場交易後實現的貨幣利得。
43.實物之實體價值與其內涵之勞作價值常被混淆。在天然農業及畜牧業中，生產物有自然增加（實物及實物價值）之可能。但隨實物總價值量之增加，其內涵勞作價值量或被稀釋而減少。
44.利潤與利得不同。
利得來自於生產（實物形態），而利潤來自於市場（貨幣形態）。
（18世紀）重農主義混淆“利得”與“利潤”。他們把農產品種植於土地後的增生數量，混同於利潤。其實，這種實物增生物是“利得”而非貨幣增殖之“利潤”。
45.市場利潤的規律是：利潤源自於供需之不對稱，供需之不均衡。
供應愈少，需求愈大，則單位價格中於內涵價值之外可得之附加值（利潤）愈高。因此，供應量與需求量構成反比例函數。供應愈多，需求愈少。需求函數之下移，導致利潤之遞減。
46.技術之改進，機械與科技之應用，可以創造更多物質利得，同時則減少單位產品中的內涵勞作——即“價值”內涵量，導致該產品潛在價格下移。
47.首先應用新技術之投資者，在其他生產者仍使用舊技術生產時（單位產品中投入勞作量較大，內涵價值較大），則技術先進者之產品，乃因成本降低（內涵價值較小），而可以從銷售中取得更高之利潤。
48.商品供應者的競爭導致銷售價格下移，導致價格向極限價格（反映社會必要勞動量）的均衡化。銷售價格隨供需曲線之均衡而趨向極限市場價格，意味著利潤遞減。
49.不對稱交換，來自供給與需求的不對稱性。
只有不等價（不均衡、不對稱）之交換可以導致利潤（即成本價值外之附加值）的發生。
九、工資規律
50.投資者提供工人勞動條件（包括生產工具、設備及原料），工人在一定時間內為投資者從事勞作。
投資者回收的是工人勞作之產品。
工人在此勞動時間內所生產之商品總量，其價值及價格總和是投資者之利得。此利得減去生產成本，即投資者支付於工資、原材料、設備（工具、技術）之價格總和後的差額，就是投資利潤。
工作者勞作產品以及其貨幣價值，與投資者支付之工資及生產條件貨幣量的差額，即資本之利得（實物）及（第一次）利潤（貨幣）。
51.不等價交換，在生產與交換兩個領域發生：
在生產領域，資本以貨幣薪酬（工資）對勞動能力（勞動潛力）的交換，是一種不對稱交換，即內涵價值不相等之交換。 （這種不等價交換，馬克思稱之為“剝削”。）
［工資的計量，是以對勞動能力的物質生存條件為基礎計價。投資者對工人支付維持其生存條件的貨幣量（最低必要工資）。而投資者所購買的，是工人勞作時間。 ］
亞當·斯密說：“哪裡有巨大的財富，哪裡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個巨富的人，同時至少必有500個窮人。少數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
十、資本分析
52.馬克思將資本結構（構成）分析為兩部分：
（1）不變資本（指實物資本品的價值總成，它們轉移到新產品中。）
（2）可變資本（指工資，因工資購買的勞動力創生新價值。）可變資本是流動資本。
53.馬克思的絕對剩餘價值概念是指商品總量中涵有的勞動投入總量。 （a×b。a單位勞動。b，勞動使用量。）
相對剩餘價值是指單位商品中勞動價值（商品價格）與工資的比例。馬克思對“絕對剩餘價值”的使用有誤，他所說的實際是“總剩餘價值”。絕對剩餘價值應是指價值增量，即新產品對於資本品所產生的價值增量。
54.馬克思將社會總體資本分為兩類：
（1）第一部類：固定生產資料，實物生產資料（工具、原材料、交通與住房）
（2）第二部類：消費品（生活資料，農副食品及服裝品）
應補充第三部類：（3）金融信用品，以及奢侈品。
相應地資本的歷史形態區別：
1.第一產業，相當於第二部類
2.第二產業，相當於第一部類
3.第三產業，金融服務業。
十一、期貨商品之資本化
55.在交換市場中，商品供給能力與市場需求的不對稱性，導致具有重大需求之商品，可得到購買者較慷慨之支付。
需求愈大者，得價（銷售附加值）愈高。需求價格與成本價格之差價，是商品成本外之新增附加值（第二次利潤）之來源。
56.除生產成本價值、市場銷售價格以外的第三種價格是資本期貨價格。
期貨之投資，是以金融手段牟利之投資。其投資目的是賣出而非購買（為賣而買）。換句話說，購買期貨目的不是消費，而是以投資套利，“囤積居奇”。 （戰國商人呂不韋之供養秦公子，所謂“奇貨可居”，也正是投資於一種政治期貨。）
57.居奇者必待高價而沽出。
期貨交易之本質，是金融資本之投資。期貨交易形成第三價格（期貨價格），此即資本定價權決定之價格。在當代金融化之期權經濟中，不是成本，不是市場，而是資本預期投入決定未來商品之長期市場價格。
［按：石油期價在2008年7月的一周內先漲起20%，八月後又跌去20%，反映的當然不是市場供求關係。其價格變動源於金融貨資本在期貨市場之短期之流入與流出。資本期貨價格決定商品市場價格。 ］
耐用消費品（包括房地產）、裝飾品及藝術品之高昂價格，本質也都是資本期權投資之價格。
十二、通脹與通縮
58.關於所謂“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
通貨，即流通之貨幣。膨脹，即貨幣供應增多。緊縮，即貨幣供應減少。
59.流通中之貨幣量與物價有函數關係：貨幣流通總量過多則物價上漲，總量不足則物價下跌。
（實際上，這是一個極簡單的四則運算的比例關係。100元貨幣對100件商品，則每件1元。1000元貨幣對100件商品，則每件10元。）
十三、競爭導致壟斷
60.壟斷。私有，獨占就是壟斷。
壟斷之前提是私有製。壟斷即獨占，獨家佔有。壟斷者可為私人，也可為國家。現在，私有化的鼓吹者在大呼反壟斷——反對國有企業之壟斷。殊不知，公共資源在私人資本或外來資本手中被壟斷，將比在國家手中更壞。目前的房地產業巨頭壟斷就是例證。所以小民百姓倍受高房價之折磨。
壟斷是保持供需不對稱的手段，是高利潤的條件。壟斷愈高，則供需不對稱之程度愈高，利潤即愈高。
61.競爭結局必然導致壟斷。
資本在市場上競爭，小資本失敗退出市場，導致資本的集中和大資本壟斷局面的形成。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史，就是資本巨頭、壟斷勢力的發展史。
十四、社會經濟之三大要素
62.資本包涵：可增生產品（實物：資源、技術、勞力）和價值增殖之元素（資金）。
從重農主義到亞當·斯密都認為：有三種“資本”：自然資源（土地及其天然產品）、人類勞務（人力）、資金。
即：土地、人、資金。而馬克思則增加一項：工具——技術。
63.馬克思的歷史觀是“工具（生產力）決定論。”
馬克思認為：技術、工具的改進，導致生產方式的變化，經濟結構及生活方式的變化。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手工磨代表封建社會，蒸汽磨代表工業資本社會。）
64.經濟生產之三要素（土地、人力、資金）。
（1）土地
土地作為資本的增產能力是重農主義的發現。這種能力使一粒種子，生長為萬顆果實。但是土地作為生產資源，其產物是實物。可產生高利潤之土地是以土地佔有作為資本，即一項金融資產，地權資產。土地佔有權之轉讓，所得謂之“地租”。
（2）勞動（勞動能力，智能與體能）
須區分：勞動，活態活動，創造性過程中的人力活動。勞動能力（舊稱勞動力），人類的創造性潛能。
（3）資本（金錢）
資本市場，即直接購買資本品（股票及其他金融衍生品）之市場。
土地作為資本被使用時，其經濟利得叫“地租”。地租之演進是由實物形態（古典社會），轉變為貨幣形態（資本化社會）。
十五、地租
65.什麼是地租?簡明地講，地租就是土地的使用費用，亦即土地的市場供求價格（故地租亦即地價）。
66.地租與土地價格具有直接關係。地租受交易市場供求關係即供求規律影響。需求愈高，地租（地價）愈高。不同區位之土地有不同之市場需求。由此形成的區位地租（地價）差異，稱作“級差地租”（李嘉圖）
67.馬克思曾就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化土地價格給出過一個一般性的定律：年地租／資金年利率=土地基礎價格。 (這個公式可以稱作馬克思基礎地價公式)
地租表現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塊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貨幣額。任何一定的貨幣收入都可以資本化，也就是說，都可以看作一個虛擬資本的利息。這樣資本化的地主形成土地的購買價格或價值。但土地不是勞動的產品，本身沒有任何價值。 ”(《資本論》第3卷，702頁)
地租是與土地的所有權即壟斷權直接關聯的。換句話說，土地是誰的，誰就擁有地租，地租就向誰支付。當土地由私人所有時，地租向私人支付，私人擁有地租。
十六、貨幣向金融資本之轉化
68.貨幣向資本的突變。
貨幣有兩種形態：
1、實體價值貨幣，作為商品的貨幣
2、虛擬價值貨幣，作為價值符號的貨幣
前者是貴金屬幣。後者是紙幣以及其他具有貨幣支付能力的虛擬貨幣，（如電子幣）。金錢（貨幣）本身並非資本。以金錢增生金錢，這種金錢就成為“資本”。
69.馬克思指出：貨幣也是商品，具有四種功能。
價值尺度（價值符號）
支付手段
流通手段
（價值）儲藏手段
貨幣作為支付手段，是一種信用記號。
貨幣是價值的載體，所以是儲藏手段。
70.決定貨幣流通的一個基本規律是：投入流通之貨幣數量之增減與該種貨幣之幣值（購買力）成反比，而與市場之商品物價水平成正比。此即西方經濟學所謂休謨—李嘉圖貨幣定律。
在中國古代，這一規律早在《墨子》及《管子·輕重》中已有闡述。晚唐之財政家陸贄則明確指出：“物之貴賤係於錢之多少。”“錢少物賤”，“錢多物貴”。 （《陸宣公奏議全集》卷4）
十七、虛擬資本之形成
71.實物貨幣是商品。
紙幣是虛擬商品，是信用證券。
馬克思指出：虛擬資本是資本的直接形態，即由金錢可以直接創生金錢。 G→G'
72.貨幣，虛擬價值的實物表現。貸幣之自我增殖，使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自身可以作為商品，其交易地即資本市場。
商品市場交易商品。
資本市場交易資本。
馬克思說：“在這裡'它'被看做一個價值額的獨立表現，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價值。它會生產利潤。資本作為資本，變成了商品。
預付的價值額要作為資本流回，就必須在運動中不僅保存自己，而且增殖自己，增大自己的價值量，也就是必須帶著一個剩餘價值，作為G+△G流回。 ”
G → G → W → G → △G
（貨幣資本）（產業資本）（商品）（利潤）（利息）
73.馬克思最早提出“虛擬資本”的概念。他將虛擬資本放在金融資本之下：
1、生息資本
2、信用資本
3、虛擬資本
74.資本的歷史形態升級：
（1）商業資本
（2）生息資本（高利貸）
（3）產業資本
（4）金融資本
（5）虛擬信用資本（金融期貨及指數化金融產品）
75、馬克思說：貨幣資本是資本的純粹形態。
G—G′，其中G′=G+△G，即創造更多貨幣的貨幣。 “這是被縮簡成了沒有意義的簡化式的資本最初的一般公式。這是已經完成的資本，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
在生息資本上，這個自動的物神，自行增殖的價值，會產生出貨幣的貨幣，純粹地表現出來了，並且在這個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跡了。 ”
作為資本，貨幣的使用價值是創造價值，創造一個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價值更大的價值。
十八、利潤遞減及利潤率之平均化
76.市場經濟的動力是競爭：
（一）產業領域的生產者競爭，導致產品成本下降，效益遞減。
（二）商業領域的賣方競爭，導致商品價格下降（但是買方競爭則促使價格上升）。供需關係的均衡點決定市場價格的定位點。
（三）資本領域的投資競爭，導致資本自由化流動。不同行業資本的利潤率，由於資本競爭趨向平均化，導致利潤率遞減。
77.“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個別價值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但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這後一過程同前一過程相比，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更高的發展。”（馬克思）
78.馬克思的利潤率公式：
可變資本品/固定資本品=絕對利潤率
資本的有機構成（有機結構）：有機構成愈高，則剝削性愈強，創生絕對利潤率愈大。
實際上，現實經濟運動中的利潤率公式與馬克思的計算方式不同。即：
總價格/總成本（涵可變資本與固定資本）=利潤率
但在總成本中，可變資本/固定資本的比率確實提供了利潤的創生空間。因此：
總價格/可變資本/固定資本=利潤率
利潤的增減與利率升降成反比。
79. 利潤規律及利潤平均化規律：
行業間之投資競爭導致利潤率之趨向平均化。
投資之自由化，導致資本追逐高利潤行業。 （股票及證券市場）
資本投入的增多意味著供應增多，因而利潤下移，最終導致利潤率的平均化。效益遞減，其極限即平均利潤率（在此之下得負值）。
80.平均利潤率是資本競爭的產物。
馬克思說：“利息只是利潤的一部分，這個部分要由產業資本家支付給貨幣資本家，利潤本身表現為利息的最高界限，達到這個最高界限，歸執行職能的資本家的部分就會等於零。
利潤率的高低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成反比，利息是由利潤調節的。平均利潤率是利息的有最後決定作用的最高界限。
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須：1.算出大工業周期中發生變動的利息率的平均數；2.算出那些資本貸出時間較長的投資部門中的利息率。自然利潤率和自然工資率那樣的自然利息率，是沒有的。 ”
81.利率與利潤率的關係。
利率是利潤率的尺度：利率高於平均利潤率，則投資萎縮。利率低於平均利潤率，則投資旺盛。
十九、信貸與集資
82.信用制度即藉貸制度。借貸資本的供給和借貸資本的需求之間的關係，決定著當時市場的利息狀況。利率、利息率是出借貨幣的市場價格。
匯率即不同貨幣相交換的市場價格。
利率規律：借貸資本（貸款）的供求關係，決定市場的利率。
83.馬克思說：“資本家分為貨幣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利率轉化為利息。
貨幣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不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身份，而且在再生產過程中起著完全不同的作用，總利潤會分成兩部分：利息和超過利息的餘額。 ”
84.馬克思說：“在資本家的腦袋裡必然產生這樣的觀念：他作為企業主收入遠不是同僱傭勞動形成某種對立，不僅不是他人的無酬勞動，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資，是監督工資，wages of superintendence of labour,是高於普通僱傭工人工資的工資。
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與工人相比，不過是在進行另一種勞動。 ”
85.股票市場之本質基於貨幣出貸（信用）以及預期投資機制。
86.股票價值
（1）真實價值應等於平均利潤率（產業投資平均利潤率）
（2）股值的虛擬性：
①股票之基本發行價格。
②股票之虛擬需求價格（市場需求估價，實際是對某股票投資的預期利潤估價）
（3）資本泡沫的形成。 （虛擬股價值對發行股價值的比例愈高，泡沫愈大。）
87.剩餘價值理論的目的是解釋利潤的來源。
利潤，一是貨幣意義的利潤，一是實物意義的利得。前者是投資利得，後者來自生產技術之增長。
（生產技術之發展，創造商品總價值的增長，同時稀釋單位商品內的價值涵量。）
投資利得，來自剩餘價值。交換利潤，來自供需之不對稱。供需趨向對稱，導致利潤率的下移。
二十、資本之虛擬化
88.金融資本主導並決定資本主義的整個經濟運動。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必然導向資本的金融化。金融的本質是信用，金融化即信用化。
89.資本信用化，導致資本虛擬化。虛擬金融資本導致實體金融資本的指數化放大。虛擬金融資本是金融資本的最高形態。
90.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體現於兩大過程：
一方面是實物之生產與消費過程，一方面是虛擬物（價值）以金融形式的流動過程。
91.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真正奧妙在於：在實物過程中，實物最終將被消費而消失，但在虛擬價值的金融流通過程中，價值不僅不因物質消費而消失，而且通過轉形、轉移而得到增殖。
實物過程：生產→消費
價值流轉過程：生產→（價值增殖）→銷售（價值轉形，附加值加入）→再生產（二次生產，價值再度增殖）。
92.價值化過程，導致實體經濟的虛擬化進程。
虛擬價值之增長，為貨幣之增量流通，既提供了可能，也提供了必要。
93.貨幣支付是一種社會分配方式。
社會經濟中存在三種分配方式：
（1）直接的，實物分配
（2）間接的，貨幣分配
（3）超越的，信用資本分配。
貨幣之增量及其社會分配，創造了新增的市場需求。
新增之市場需求，促成資本向新產業之集聚，從而創造新的供給。
二十一、“信用經濟”
94.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信用經濟，貨幣就是信用憑證。貨幣集聚（積累）創生實體資本。信用之集聚創生虛擬資本。信用之虛擬性，衍生了資本的無限放大功能。
95.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全部金融制度能否正常運轉的基石。
信用不僅關乎企業的生存發展，更關乎國家經濟安全和整體性安危，從這一意義上說，信用危機是最大的經濟危機。
[資料：18世紀的約翰．勞為先驅、以19世紀的麥克魯德以及20世紀的熊彼特等人為代表的“信用創造學派”。在這一學派的眼中，信用就是貨幣，貨幣就是信用。
約翰·勞說：“信用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信用量增加與貨幣量的增加有同樣的效果，即它們同樣能產生財富、興盛商業。“通過銀行所進行的信用創造，能在一年之內比從事十年貿易所增加的貨幣量多得多。所以，法國如欲富庶，實在有求助於信用的必要；不然，比之於利用信用的其他列強，法國即將陷入貧弱的狀況。 ”“只要貨幣豐富，即能夠創造一國之繁榮；只要有信用設施(他主要指銀行等)，即可以供應豐富之貨幣，給經濟以最初的衝擊；依靠這種衝擊，就能夠為法國產出大量的財富。 ”約翰·勞的基本邏輯是這樣的：貨幣就是財富——貨幣不必是金銀，而以土地、公債、股票等為保證所發行的紙幣為最好——紙幣是銀行的一種信用——銀行通過供給這種信用，就可提供豐富的貨幣——給經濟以最初的衝擊——依靠這種衝擊，就可以使國家富強、經濟繁榮；總之，信用即貨幣；貨幣即財富，即資本。
麥克魯德《信用的理論》中指出：“人們以生產物與勞務和人交換，而換得貨幣，此貨幣既不能用以果腹，也不能用以蔽體，然而人們卻樂於用其生產物與勞務換取貨幣，這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換得貨幣以後，可在需要之時，憑以換取所需之物的緣故。所以，貨幣的本質不過是向他人要求生產物與勞務的權利或符號，從而實為一種信用”，“因此，金銀貨幣也可以正確地稱之為金屬信用。”麥克魯德認為信用與貨幣兩者的本質是一致的，信用的創造就是貨幣的增加，兩者可以統一於“通貨”的概念之下，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1)信用只有單一的價值，但是貨幣卻有多數的價值或者一般的價值，信用只是對某個人的要求權，但是貨幣卻是對一般商品的要求權；
(2)信用只有特殊的不確定的價值(因為債務人死亡或者破產，信用就變得沒有價值了)，而貨幣則有持久的價值。
凱恩斯1920年發表《銀行信用之國民經濟的理論》：“為了支付的目的，從一人轉讓給他人的支票或者存款劃條，就法律的觀點來看，自然只是兌取貨幣的憑證，但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只要它需要兌換成本位貨幣而完成了貨幣的功能，則它就不只是兌取貨幣的憑證，而實是貨幣本身。”“向銀行兌取貨幣的憑證，只要它確實可靠，為任何人所願意接受，則它就被當作貨幣而流通了。”他認為信用能夠形成資本。信用愈擴，利率愈低，資本商品的生產就愈多，從而資本也就愈能形成；相反，信用愈縮，利率愈高，資本商品的生產即愈少，從而資本即不易形成。他的著名命題就是：“資本形成不是儲蓄的結果，而是信用提供的結果。”“假如說需求對生產是第一性的，那麼信用提供對資本形成也是第一性的。若是沒有信用提供則任何資本商品都不能夠生產，因而資本形成就不可能。信用供給之能引起資本形成，恰如需求之引起生產一樣”。
熊彼特則指出：“更有用的方法可能是從信用交易著手，把資本主義金融看成是一種清算制度，它抵消債權債務，將差額轉移到下期——使得'貨幣'支付成為特殊情況，沒有任何特殊的根本重要性。換言之，從實際上和分析上來講，一種信用貨幣理論可能要優於一種貨幣信用理論。”
其他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也做過相似意義上的評說。羅賓遜夫人說：“貨幣實際上就是信用問題。”
瑞典學派的代表人物魏克塞爾也認為：“嚴格地說，我們可以斷定，一切貨幣——包括金屬貨幣——都是信用貨幣。這是因為直接促使發生價值的力，總是在於流動工具收受者的信心，在於他相信藉此能夠獲得一定數目的商品。不過紙幣只享有純粹的地方信用，而貴金屬則多少是在國際範圍內被接受的。但是一切只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 ]
96.投資基於獲利預期。因此投資基礎是信用。資本市場是信用支配的市場。
二十二、週期性經濟危機
97.週期性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形態。
一場完整的經濟危機的通常經歷四個階段：
1.商業危機（商品過剩，銷售困難）
2.產業危機（產業因資金鍊斷絕而倒閉）
3.金融危機（銀行支付困難而倒閉）
4.信用危機（債券及證券市場崩盤）
四種形態危機的本質，根本上都是來自金融，即流通資金鍊的斷裂。
信用危機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最高形態。
98.冷戰結束後，美國利用其壟斷於世界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利用美元作為國際支付和結算手段的特殊功能，創造了利用國際信用的一系列新手段。
當代美國的服務性金融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大規模的國際集資經濟。這種經濟以集資所得作為利潤，其依託基礎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國際證券和債務市場上進行大規模集資。
99.當今美國經濟“超強”實力的真正奧秘，即在於其利用國際信用進行資本操作和套取。
實際上，美國的多數高科技產業（包括其國防產業），是賠錢的高科技。美國主要並不是利用和通過高科技產品賺取利潤，從而成為國際超強。而主要是通過證券市場上的國際集資（金融信用）來開發、發展和滋養其並不賺錢的高科技產業。
100.另一方面，美國利用美元的支付功能，大量印刷紙幣，通過跨國金融市場透支國際信用，帶動美國經濟。
101.全球性金融投機熾熱的根源，其背景是國際資金——美元過剩。大規模濫髮美元必然導緻美元幣值下跌。由於美元濫發，一端造成貶值。另一端是美元過剩，國際熱錢橫流。由此形成所謂“流動性過剩”——一個奇怪的說法。
102.虛擬金融信用經濟的實質，是預期性投資。即以虛擬的投資創利項目，通過投資銀行設立基金，或通過股票證券市場，或通過保險公司設立的理財賠付項目，向投資者集資。然後以集資新增資本金的不斷增益償還利息。 （這種集資模式，即所謂“龐氏騙局”或“麥道夫騙局”。）
103.當代所謂金融創新，無一不是利用金融信用的資本放大作用。貨幣本身也是信用工具。
當代虛擬金融經濟的新特點是：指數化金融產品（虛擬金融產品）作為金融衍生工具大量創生。
二十三、經濟危機的發生機制
104.在經濟繁榮期，資本（金融）大量投資與消費，資本被分散轉化，在實物層面轉化為產品及消費品。在貨幣層面作為各項投資支出及工資轉入消費大眾，資本不復集中於投資者手中。
當在經濟正常循環狀態，這些分散的金錢會帶著投資者的預期回報（即利潤，銷售附加增益），通過各種金融渠道匯集、回流到金融市場及投資者手中。
但在前危機狀態，資金分散將發生滯流，表現為生產過剩（銷售困難，商業危機），直到資金回流被阻滯。
但投資者之投資活動並不因已發生阻滯而終止，投資者仍可通過不斷擴張信用而擴大投資。最終負債大於收入，以至資不抵債，信用崩潰從而宣告破產。
投資者的破產傳導到金融系統，導致金融體制崩潰，遂觸發全面金融危機。
105.資本主義體系中，金融信用部門是調節整個市場經濟的核心指令與中樞調控系統，金融信用系統癱瘓意味著經濟災難的爆發。
二十四、國際信用崩潰導致全球性金融危機
106.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生成過程：
第一階段：以高科技或金融衍生品製作投資概念→通過股市、債市、期市向全球集資→從信用證券市場中直接套取巨額資金
第二階段：集資額少於預期攫取額（入資額受到應支利息額的不斷侵蝕）→導致投資銀行及對沖基金發生巨額虧損→投資者（信心喪失）抽取資金→銀行及信用機構倒閉
第三階段：美國對策是：超印美元銷賭爛帳（不是納稅人的錢，因為美國財政早已是巨額赤字，沒有財政盈餘）→要求全球分擔美國赤字經濟以及投資銀行及保險公司爛帳。
107.國家信用是金融體制的最後依托。美國政府多年來對於金融市場不作監管，縱容了風險的不斷膨脹。
金融危機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穩定的基礎上的，一旦遭遇金融風暴，國家信用必將毀棄。
108.本質上講，次貸危機的根源就是金融企業非理性放大金融槓桿，令信用風險無限積聚。目前，美國金融泡沫破裂的災難性後果超出了全球金融體系所能承受的臨界點。由於支付困難引發了一系列銀行危機、信用違約危機、債務危機、美元危機等連鎖反應。
109.美國總是把中國的經濟問題歸咎於製度設計，告訴中國人只有進行製度變遷，才能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才能提供人民豐足的生活保障。
這次美國金融危機，令一向崇奉美國製度為圭臬的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感到非常意外。如果說納斯達克集資危機暴露了美國金融信用體系的弊病。那麼作為美國實體經濟主要支柱的汽車產業危機，則使“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製度”神話宣告破產。
110.佇立風中的紐約時代廣場附近的“國債鐘”清楚地顯示美國當前經濟實況。這個國債鐘（2008年11月）宣示：美國國家已經負債100，294億美元（折合近一百萬億人民幣，天文數字），幾乎相等於美國一年的GDP。
肩負著如此巨大的債務，換作其他國家早就破產了，但是美國還能夠堅持，因為美元是國際主要的交易和儲備貨幣。
二十五、美國金融體系建立於債務（信用）經濟的基礎上
111.關鍵在於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絕不是某些個人（如麥道夫）的操作失誤，而是美國金融信用基本製度的設計。
冷戰以後，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金融寄生體。不是依靠實體產業經濟，而是依靠全球金融集資攫取驚人的超額利潤。美國信用制度的缺陷，是造成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但美國主流精英就是避而不談美國製度的改革，而寧願從外部尋找原因，比如恐怖主義的破壞，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等等。
112.如果像前蘇聯或者中國這樣的國家出了問題，美國一定說是製度設計的錯誤，只有進行製度變遷，才能解決這類問題。反之，如果美國出了問題，則一定是外部勢力造成的，只有使用強權，才能應付這些來自外部的挑戰。
他們開出醫治美國經濟衰落的藥方便是，設法在國際社會製造某些對立面，然後基於安全的理由，要求富裕的國家為美國埋單，尤其要購買美國的國債。如果國際社會不聽話，美國準備使用強大的國家機器，勸誘、威逼、制裁、圍堵，乃至直接動用武力。
[按：按照美國金融分析機構分析：歐美各大銀行去年總體金融衍生物貿易規模高達1000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總產值的20倍，金融衍生產品的總價值呈指數增長，歐美各大投資銀行轉移其帶來相應風險的策略是用新的金融衍生物轉移風險。
形像的比喻就是不斷用更大的賭博，更高的賭注，用借來的高利貸甚至是預期能藉到的高利貸來轉移較小的賭博的風險，這樣總體賭博規模就像病毒繁殖一樣沒有節制的瘋漲，債務規模就如一個瘋狂的借了無數高利貸還在豪賭的賭徒一樣，直到不可收拾，而次貸的作用就好像其中一個高利貸突然要這個欠了一身債的賭徒還錢一樣。
在這個瘋狂的賭局裡，美國銀行業首當其衝。按照華爾街金融分析師計算，現在華爾街各金融機構裡危險很大的金融產品總價值超過了300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去年GDP總量的25倍，一旦發生信用危機，這些不可能還清的債務只能導緻美國經濟徹底崩潰。
從美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看，截止至2008年11月21日，美國商業銀行的儲蓄總額為7.141萬億美元（注：總負債約為7.2萬億）。而其現金準備金僅為8713億美元。也就是說，其負債額是其能支付額的9倍左右。
這些銀行的大部分資金，均已通過各種投資基金流向包括次級房貸等金融衍生品市場。現在這些投資基金紛紛宣告破產，這意味著這些投資已難以回報。因此，一旦發生大規模資金擠提，這些商業銀行勢必走向破產從而發生金融崩潰。 ]
113.另外，拋開銀行的災難不算，目前美國政府總體的內外國債水平高達30萬億美元以上，約相當於美國GDP的2.5倍，從債務比例上已經超過了美國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債務水平。
綜上所述，關於美國經濟的前景已經不必討論是否會破產，而只是應問何時破產？決定性的因素是美元的全球信用。一旦美元的全球信用破產——世界主要國家和市場拋棄美元或阻遏美元貿易及交易，則美元之幣值崩潰必定引發全球性金融大崩潰。
114.由於美國除繼續採取以無限度超髮美元來救市的政策之外，並無其他應付金融危機之良策，而其後果必然是僅有虛擬價值的美元及美債，大量流入世界市場從而導致其他國家金融利益受損。因此，阻遏美元以致建立聯合貨幣壁壘，從而構築區域性貨幣區域防火牆乃是各國不可避免之選擇。此情況一旦發生，美元之破產終將不可避免。
金融衍生市場20年來的瘋狂發展激發全球集資機制，給美國帶來了冷戰結束以來最長時間的經濟超繁榮。但現在金融信用積累的巨大風險終於由於次貸危機這一導火索面臨總爆發了。金融衍生貿易是美國經濟超繁榮的重要原因，現在成為引發金融全球總危機的禍種。
二十六、資本決定市場價格
115.資源品乃是實物資本。不僅在資本市場上，在國際重要資源市場上，現代金融也具有以一當萬的槓桿作用。遠期（三年）期貨價格，以及指數化衍生品定價，國際著實體資源市場之定價。
近二十年來，高利潤由工業及傳統金融領域大規模轉向資本壟斷下的資源市場。
［農業、農產品平均利潤率，負值。工業製成品平均利潤率，低於100%。商業貿易平均利潤率，低於200%。指數化金融交易，資本交易平均利潤率，高於1000%。 ］
116.指數化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及炒作，導致資源、能源價格，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爆炸性升、降。重要資源品並非根據市場直接供求決定價格，而是根據資本供求及交易決定價格。
［以石油為例：石油供應量，石油生產成本、國際市場需求，與5年前相比均變化不甚大。但由於跨國基金對石油中長期貨及指數化金融產品之投資與拋售，導致石油現貨價格之爆炸性升降。 ］
二十七、關於中國經濟體制的特殊性
二十八、冷戰的經濟涵義及國際資源戰爭
118.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國家之民族獨立運動，七十年代資源國有化浪潮，導致八十年代發達國家對資源品之價格打壓。九十年代，冷戰結束後，由於資源品之低價格，第三世界國家瀕臨破產，在私有化大潮下，出售資源控制權。
美國等國際資本趁機進行跨國大收購，以金融資本（如巴菲特基金）進行世界資源大收購，實現了資源的非殖民地化控權及新的壟斷。
119.二十世紀的冷戰實際是後發工業國及第三世界對老工業化國家陣營的“冷戰爭”——表現為意識形態、宗教戰爭及代理人（叢林）戰爭，以及經濟（封鎖與反封鎖）、政治戰爭（聯合國）。
冷戰以蘇聯帝國及其集團的崩潰而終結。但是不僅前蘇聯體及陣營失敗，後發工業化國家和第三世界也整體失敗。
冷戰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的對像是老牌工業化國家與新興工業化發展中國家。
未來可能面臨第四次世界大戰。戰爭目標是美、歐、日跨國資本與俄、中、印等後發國家爭奪對全球資源以及全球金融的決定性控制權。
120.二十世紀晚期，跨國資本通過全球金融一體化、國際通貨之美元化以及虛擬金融化，再次發動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全球性擴張，摧毀了二次大戰結束後出現的蘇聯陣營、紅色中國以及新興民族國家工業化體系。
121.冷戰後的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區域性產業危機上升為全球性國際金融危機。
未來國際金融體體系必須徹底改革，拋棄全球貨幣被美元綁架的現狀，尋求建立新的國際貨幣機制。
122.中國應對未來的積極對策應當是：在金融全球化運動中把握主動權。所謂以“內需為主導”是一條走不通之路。
中國產業必須向外看，必鬚麵向全球，尋找全球市場，利用全球資源。
近年來，中國的銀行體系已成為世界金融中實力最強大的金融體。中國金融力量應當成為中國資本及產業走向全球化的組織性力量。
（寫於2008.4——2008.6, 2008.12修改）
已經收入《何新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修訂版）一書）
—對《資本論》的現代讀解
http://www.hexinbbs.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1
（最新修訂稿）
（2008年12月修訂稿）
要義
關於價值規律——價值形成與價格實現問題，是經濟學之核心問題。
引言：
價值規律應分為三個層面分析：
①價值形成規律（李嘉圖——馬克思規律。價值本體論）
②價格形成規律（古諾——門格爾規律。邊際效益規律）
③金融資本之定價權（金融資本決定市場價格）
一、價值之起源
1.價值之語義。
漢字繁體之“價”字從“人”從“賈”。價者，賈也，字根是“賈”。
［按：何謂“賈”？漢字語源學：賈、假、借、給古音通（黃侃），系通義之同源字（據黃侃說）。賈者，假也。假者，借也，給也。有給有還謂之借（假）。交易起源於假借。假藉以及償還，實質即交換。交換而易主謂之“交易”。有償給出曰“賣”，有償取進曰“買”。賣者，給也；買者，取也。各取所需而兩相情願之交換，謂之交易或買賣。 ]
賈，兼有買進（沽入），賣出（沽出）的涵義。值者，所值，對當物也。借之所償謂之“值”（值者，得也，頂、代也）。價值者，賈值也。假借品及交換品之所值，謂之“價值”。
2. 社會交換成立之第一前提，就是人類之有欲求與需要，而靠自身不能滿足。
事物是否具有使用價值，決定於其能否滿足人類之欲求與需要。事物之內在屬性，形成其使用價值。 （按：馬克思說商品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及價值之形成無關，是片面之論，不確。）
3.私有製，佔有，佔有權利，是社會交換成立之第二前提。
人有需求之物，而先為他人已據有者，若欲取之，只有二途：或強取（掠奪、戰爭、索要），或巧取——即交換。
4.隨機之交換，導致偶然定價，成交之價格有極大隨意性。
而常態之交換，則必然趨向理性之定價，即均衡定價。買賣雙方協商接受的均衡定價之尺度，其依據乃參照商品內涵之真實價值。
真實價值是虛擬實體。 （馬克思說：價值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反映。）
5.因此，商品價值之評估有三重性。一為使用價值，二為內涵價值，三為外化的實際交換價值。
內涵價值與價格之不同，在於內涵價值是內在的、非外現的。
6.物品買賣成交之交換量，謂之價格或市場價格。
價格具主觀性，是商品內涵固有之價值之外化。內涵價值能否得到實現，取決於需求者之購買評估。內涵價值得到市場實現，意味著商品轉換為貨幣。
7.人類所需之交換品無非三大類：
（1）自然界天生之資源品
（2）他人製作之生產品
（3）他人之勞動力（勞務）
8.交換經濟的起源：
早在舊石器時代，即已發生自然產品及其加工物之交換活動。距今約1萬8千年北京山頂洞人文化遺址中發現的海蚶殼和赤鐵礦粉，原產地分別在數百公裡以外的渤海灣和宣化地區，應屬交換而來。這是我國已知最早的、較為確切的非貨幣交換的實物證據。
另外，略晚出現的一些較大規模的石器製造地點，如山西陽高許家窯、襄汾大崮堆、太原古交鎮、陝西梁山、內蒙古呼和浩特東郊大窯村南山遺址等，很有可能是當地的石器製造與交換中心。
在約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銅石並用的山東大汶口文化時期，實物交換的範圍已大為擴展。大汶口有些大墓中隨葬著特別精緻的物品，如玉鉞、像牙梳、像牙雕筒、鱷魚皮（蒙鼓用）、白陶等。其中有些原料，有鱷魚皮、像牙和玉石等，都非出自本地產品，只有通過交換和掠奪手段才能得到。
而在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之間的西部卡若文化遺址中，則發現了貝飾10枚，系寶貝穿孔而成的墜飾。卡若遺址位於今西藏東部昌都縣加卡區卡若村，北距昌都縣治約12公裡。寶貝（Cowrie shell）產於南海，既出於卡若文化遺址，是當時存在遠距離交換關係（多半是間接關係）的有力證明。由此可見，往往被低估的史前文化，其交通幅員廣度及交換水平，實在讓人瞠目驚異。
9.人權分為兩部分。一為自然人權，生存權，即每個人與生俱來之人生需要、欲求以及獲得滿足之權利。二為社會人權，在社會歷史中形成之人身權利。
佔有權，非天然權利，而是社會歷史形成的社會權利。
資本主義社會是完全的私有製社會，將一切存在物轉化為市場可交易物，從而將私有權利，擴張至無限。
資本主義乃是私有權利最全面擴張之社會形態。
二、商品
10. 商品者，可“商議”之交換品也。商品之交換量經商議、協商決定。商人者，商謀之人也。
11.物品之稀缺性，決定其取得之難度。其取得之難度，即商品形成過程之勞作量，乃是交易談判的自然基礎。
12.商品之內涵價值不取決於市場估價，而決定於其製作成本。商品之製作成本，決定於其生產過程中使用之諸要素。在貨幣發明後，這些要素皆以貨幣估值，即商品之生產成本。所謂成本，即商品形成要素之價格總合。
13.但是，商品原初之初始估價，並非以貨幣估值（尚未發明貨幣）。商品之形成元素只有兩項，即：天然物品（原材料）與人類之勞作（加工）。
因此，自然品之稀缺性及勞作難度，是商品內涵價值形成的兩大基本要素。而此二者相關聯且可通約。
14.自然品之稀缺性低，則獲取容易，人類為取得之，所付出之勞作量則較小。
稀缺性高，則獲取困難，人類取得之所付出之勞作量則較大。
在此條件下，人類勞作之付出量，是比較交換品（商品）之交換量的尺度。單位商品中內涵之勞作付出量愈高，則其可得之交換物愈多——內涵價值愈高。
因此，根本上看，正是商品形成過程中之勞作投入，亦即“勞動量”，是商品內涵價值形成的原因。
三、交換(買賣)
15.簡單交換：
實物對實物的直接交換。
在交換史上，即需求滿足型交換（不計值交換/不等值交換）。
16.簡單交換形成簡單價格。
[簡單價格：如A以10個勞動日生產10件商品，則每件產品之基礎價格為10日÷10件=1日/件]
17.複式交換：
所謂複式交換，即間接的交換，指以貨幣作為交易中介的交換。
需求者先要取得貨幣，才能通過貨幣交換到所需品。供貨者，不是將商品直接供給需求者消費，而必須先將商品交換為貨幣。
18.馬克思指出：複式交換中“買”與“賣”兩環節通過貨幣為媒介而相分離，已蘊涵了原初態經濟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原初態經濟危機即供求失衡危機：買者買不到（持幣待購），以及賣者賣不出產品（得不到貨幣）。
19.一切商品交換的基本原則是等價交換，即：以同等價值對同等價值的商品相交換。
（A以每件內涵價值1元的物品，交換B的每件內涵價值1元的物品。1元=1元，如果市場只有一件商品，十人待購，每人有一元貨幣。則該商品的潛在需求之最高價格即為：10×1＝10元。）
20.等價交換規律是：以內涵價值互為等量的商品作交換。
21.馬克思說，在等價規律中，蘊涵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三大基本價值，即：
自由交易，平等交換，多數優勝——自由、平等、民主。
但是，價值在市場中之二重化，價格對價值之背離，造成等價交換規律之破壞。
22.等價交換意味著等價價值品之交換，並非意味同等價格品之交換。同等價格對同等價格之交換，未必是等價交換。因市場價格之形成，受市場之需求度影響，而非單純決定於價值之同等性。
四、貨幣
23.先有實物交換。實物交換無需貨幣作為交換之媒介。
某種交換品、商品，由交換之標的物；轉變為交換過程中普遍接受的中介物，等價物（價值尺度），這種商品因此而成為貨幣。如貝類、珍珠、布匹、銅、鐵等金屬物、金、銀等貴金屬，都曾作為交易中介物即貨幣。
24.等價而可長久儲存的，有普遍需求而不易消費的，隨形大小而可分割的物品，最易作為中介媒體，從而成為交易之中介物。
歷史上，貴金屬（金、銀、銅、鐵）因具有上述性質而成為“普適價值”載體，即貨幣。
馬克思說：“黃金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黃金。”
25.凡可用作交換等價物的商品都可成為貨幣。因此貨幣具有兩種形態：
（1）實體貨幣，珍寶（寶石、寶貝）及貴金屬——金、銀、銅、鐵。
（2）虛擬貨幣，某種信用證券，即紙媒貨幣或支票。
26.生產者間的銷售競爭，迫使生產者設法降低商品之生產成本。
同時期同質產品之最低成本，意味著最低銷售價格，最具有市場競爭之優勢。 （此最低生產成本，即馬克思所謂“社會必要勞動量”。）
27.問題是，物與物，商品與商品形態、性質、用途不同，如何計算其等價性？在交易的實踐中，人們發現：產品形成度之衡量，即以物品內涵勞作量（內涵價值）相比較，可以作為商品交換計量的第一尺度。內涵勞作量即生產成本。這種成本計較，在貨幣發明後，可以直接用貨幣量作計量，形成商品之生產成本價格。
五、成本價值
28. 勞力價值論之本質是生產成本價值。
以生產產品之製作難度，亦即單位商品中的勞作涵量，作為價值計算尺度（斯密，勞動價值論）。
事實上，商品之質素因品質、材料、用途不同，難以折算為等量。而計量比較勞作難度之尺度，則是平均化之勞作時間。因而勞動時間之計量，必然地成為在貨幣發明前商品計價交換之基礎標準。
（上述推理過程，也就是勞動價值論的邏輯來源。）
29.價值，即潛在之價格。商品在生產領域形成價值。在交換領域，形成價格。價值與價格之離異，導致價值之二重化。
30.（1）價值之形成：
成本價格（價值，物之所值，賣方價格。）
（2）價值之“實現”：交換價格
先有成本價格，後有交換價格。成本價格（供給價格）是交換價格的基礎。
31.市場商品交易的背景，是商品製作者組成的經濟社會網絡，即社會分工。社會勞動的專有化，導致社會分工。
32.商品交換體現了社會分工中勞動者勞動產品之相互交換，實質也就是勞動對勞動之交換。
社會分工，產品及勞務之大交換，導致勞動生產力（勞動力）的社會通約。商品“價值”，就是社會勞動這種大通約的虛擬（概念性）產物。
六、需求創造（市場）價格
33.需求度創造銷售可能性（潛在市場需求）。
需求度愈高，則銷售愈易，則銷售者可索價愈高。因此，商品脫離成本，而被買者高價接受之可能性愈大。
34.需求度，決定於商品之使用價值，即效用。換句話說，商品之“效用”影響市場之“需求”。效用愈大，需求愈高。
35.所謂“邊際效用”，亦即“邊際需求。”
36.斯密之價值論，包涵了成本（勞動）價值論與需求價格論兩方面。
李嘉圖——馬克思之價值論，著眼於商品之內涵價值，即成本——勞作所形成之商品內在價值，而忽視了市場需求形成的價格。
非馬克思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微觀經濟學，其價格理論完全忽視了商品之內涵價值（其理論框架中沒有價值論和價值分析），忽視了生產成本即內涵價值之形成。
馬克思之經濟學則忽視了市場需求對於商品價格以及資本增長三者間互動之關係。因此馬克思之價值論是內涵價值分析，而不包涵市場價格分析。這是馬克思價值論的主要片面性所在。
七、資本
37.資本的產生：
利潤是成本價格以外，得之於銷售的附加值，即商品價值之增值。
利潤公式：內涵價值+銷售附加值（利潤）=價格
因此，等價交換不能形成利潤。
而不形成利潤之投入，則不能創生資本。
38.資本，就是可創生利潤的投資。無利潤則無資本之積累。
［按：語源分析，資者滋也，增長也。增長曰“滋”，曰“資”。 “資本”者，“資”長之“本”也。 ］
39.商品流通不可能使商品創生新值，但能產生利潤，即相對剩餘價值。如不能產生利潤，複式交換就不會發生。
但是，絕對剩餘價值，即價值新增值，只有在產業運動中產生。
馬克思說：
“等價物交換，不產生剩餘價值。非等價物交換，雖然使商品名義價格增長，但商品間的價值結構不變，也不產生剩餘價值。商品新增價值並非在流通（商品交換）中產生。”
“因此，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通過流通但又並非在流通中產生。”（矛盾論述法，即馬式辯證法。）
40.貨幣運動（流動與流通）的本質是資本的生成與運動。
馬克思指出兩種資本的運動形式：
（1）貨幣生息資本運動：G→G’
貨幣支付（貸出），貨幣（通過高利貸）直接增殖。
（2）為賣而買的資本運動：G→W→G’
（G，資金。W，商品。）
41.從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看，資本運動有四種形態：
（1）生息資本運動：G→G’
（2）商業資本運動：G→W→G’
（3）產業資本運動：G→W1→W2→G’
（W1，投資品。W2，生產品。）
（4）信用資本運動：G→g→G’（g，股票、證券、期貨等虛擬產品。）
八、利潤規律
42.經濟生產之增長，有實物與貨幣兩種形態。實物增長，是利得，來自生產技術的發展和更多生產力及勞力之投入。貨幣增長，是利潤，來自市場交易後實現的貨幣利得。
43.實物之實體價值與其內涵之勞作價值常被混淆。在天然農業及畜牧業中，生產物有自然增加（實物及實物價值）之可能。但隨實物總價值量之增加，其內涵勞作價值量或被稀釋而減少。
44.利潤與利得不同。
利得來自於生產（實物形態），而利潤來自於市場（貨幣形態）。
（18世紀）重農主義混淆“利得”與“利潤”。他們把農產品種植於土地後的增生數量，混同於利潤。其實，這種實物增生物是“利得”而非貨幣增殖之“利潤”。
45.市場利潤的規律是：利潤源自於供需之不對稱，供需之不均衡。
供應愈少，需求愈大，則單位價格中於內涵價值之外可得之附加值（利潤）愈高。因此，供應量與需求量構成反比例函數。供應愈多，需求愈少。需求函數之下移，導致利潤之遞減。
46.技術之改進，機械與科技之應用，可以創造更多物質利得，同時則減少單位產品中的內涵勞作——即“價值”內涵量，導致該產品潛在價格下移。
47.首先應用新技術之投資者，在其他生產者仍使用舊技術生產時（單位產品中投入勞作量較大，內涵價值較大），則技術先進者之產品，乃因成本降低（內涵價值較小），而可以從銷售中取得更高之利潤。
48.商品供應者的競爭導致銷售價格下移，導致價格向極限價格（反映社會必要勞動量）的均衡化。銷售價格隨供需曲線之均衡而趨向極限市場價格，意味著利潤遞減。
49.不對稱交換，來自供給與需求的不對稱性。
只有不等價（不均衡、不對稱）之交換可以導致利潤（即成本價值外之附加值）的發生。
九、工資規律
50.投資者提供工人勞動條件（包括生產工具、設備及原料），工人在一定時間內為投資者從事勞作。
投資者回收的是工人勞作之產品。
工人在此勞動時間內所生產之商品總量，其價值及價格總和是投資者之利得。此利得減去生產成本，即投資者支付於工資、原材料、設備（工具、技術）之價格總和後的差額，就是投資利潤。
工作者勞作產品以及其貨幣價值，與投資者支付之工資及生產條件貨幣量的差額，即資本之利得（實物）及（第一次）利潤（貨幣）。
51.不等價交換，在生產與交換兩個領域發生：
在生產領域，資本以貨幣薪酬（工資）對勞動能力（勞動潛力）的交換，是一種不對稱交換，即內涵價值不相等之交換。 （這種不等價交換，馬克思稱之為“剝削”。）
［工資的計量，是以對勞動能力的物質生存條件為基礎計價。投資者對工人支付維持其生存條件的貨幣量（最低必要工資）。而投資者所購買的，是工人勞作時間。 ］
亞當·斯密說：“哪裡有巨大的財富，哪裡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個巨富的人，同時至少必有500個窮人。少數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
十、資本分析
52.馬克思將資本結構（構成）分析為兩部分：
（1）不變資本（指實物資本品的價值總成，它們轉移到新產品中。）
（2）可變資本（指工資，因工資購買的勞動力創生新價值。）可變資本是流動資本。
53.馬克思的絕對剩餘價值概念是指商品總量中涵有的勞動投入總量。 （a×b。a單位勞動。b，勞動使用量。）
相對剩餘價值是指單位商品中勞動價值（商品價格）與工資的比例。馬克思對“絕對剩餘價值”的使用有誤，他所說的實際是“總剩餘價值”。絕對剩餘價值應是指價值增量，即新產品對於資本品所產生的價值增量。
54.馬克思將社會總體資本分為兩類：
（1）第一部類：固定生產資料，實物生產資料（工具、原材料、交通與住房）
（2）第二部類：消費品（生活資料，農副食品及服裝品）
應補充第三部類：（3）金融信用品，以及奢侈品。
相應地資本的歷史形態區別：
1.第一產業，相當於第二部類
2.第二產業，相當於第一部類
3.第三產業，金融服務業。
十一、期貨商品之資本化
55.在交換市場中，商品供給能力與市場需求的不對稱性，導致具有重大需求之商品，可得到購買者較慷慨之支付。
需求愈大者，得價（銷售附加值）愈高。需求價格與成本價格之差價，是商品成本外之新增附加值（第二次利潤）之來源。
56.除生產成本價值、市場銷售價格以外的第三種價格是資本期貨價格。
期貨之投資，是以金融手段牟利之投資。其投資目的是賣出而非購買（為賣而買）。換句話說，購買期貨目的不是消費，而是以投資套利，“囤積居奇”。 （戰國商人呂不韋之供養秦公子，所謂“奇貨可居”，也正是投資於一種政治期貨。）
57.居奇者必待高價而沽出。
期貨交易之本質，是金融資本之投資。期貨交易形成第三價格（期貨價格），此即資本定價權決定之價格。在當代金融化之期權經濟中，不是成本，不是市場，而是資本預期投入決定未來商品之長期市場價格。
［按：石油期價在2008年7月的一周內先漲起20%，八月後又跌去20%，反映的當然不是市場供求關係。其價格變動源於金融貨資本在期貨市場之短期之流入與流出。資本期貨價格決定商品市場價格。 ］
耐用消費品（包括房地產）、裝飾品及藝術品之高昂價格，本質也都是資本期權投資之價格。
十二、通脹與通縮
58.關於所謂“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
通貨，即流通之貨幣。膨脹，即貨幣供應增多。緊縮，即貨幣供應減少。
59.流通中之貨幣量與物價有函數關係：貨幣流通總量過多則物價上漲，總量不足則物價下跌。
（實際上，這是一個極簡單的四則運算的比例關係。100元貨幣對100件商品，則每件1元。1000元貨幣對100件商品，則每件10元。）
十三、競爭導致壟斷
60.壟斷。私有，獨占就是壟斷。
壟斷之前提是私有製。壟斷即獨占，獨家佔有。壟斷者可為私人，也可為國家。現在，私有化的鼓吹者在大呼反壟斷——反對國有企業之壟斷。殊不知，公共資源在私人資本或外來資本手中被壟斷，將比在國家手中更壞。目前的房地產業巨頭壟斷就是例證。所以小民百姓倍受高房價之折磨。
壟斷是保持供需不對稱的手段，是高利潤的條件。壟斷愈高，則供需不對稱之程度愈高，利潤即愈高。
61.競爭結局必然導致壟斷。
資本在市場上競爭，小資本失敗退出市場，導致資本的集中和大資本壟斷局面的形成。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史，就是資本巨頭、壟斷勢力的發展史。
十四、社會經濟之三大要素
62.資本包涵：可增生產品（實物：資源、技術、勞力）和價值增殖之元素（資金）。
從重農主義到亞當·斯密都認為：有三種“資本”：自然資源（土地及其天然產品）、人類勞務（人力）、資金。
即：土地、人、資金。而馬克思則增加一項：工具——技術。
63.馬克思的歷史觀是“工具（生產力）決定論。”
馬克思認為：技術、工具的改進，導致生產方式的變化，經濟結構及生活方式的變化。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手工磨代表封建社會，蒸汽磨代表工業資本社會。）
64.經濟生產之三要素（土地、人力、資金）。
（1）土地
土地作為資本的增產能力是重農主義的發現。這種能力使一粒種子，生長為萬顆果實。但是土地作為生產資源，其產物是實物。可產生高利潤之土地是以土地佔有作為資本，即一項金融資產，地權資產。土地佔有權之轉讓，所得謂之“地租”。
（2）勞動（勞動能力，智能與體能）
須區分：勞動，活態活動，創造性過程中的人力活動。勞動能力（舊稱勞動力），人類的創造性潛能。
（3）資本（金錢）
資本市場，即直接購買資本品（股票及其他金融衍生品）之市場。
土地作為資本被使用時，其經濟利得叫“地租”。地租之演進是由實物形態（古典社會），轉變為貨幣形態（資本化社會）。
十五、地租
65.什麼是地租?簡明地講，地租就是土地的使用費用，亦即土地的市場供求價格（故地租亦即地價）。
66.地租與土地價格具有直接關係。地租受交易市場供求關係即供求規律影響。需求愈高，地租（地價）愈高。不同區位之土地有不同之市場需求。由此形成的區位地租（地價）差異，稱作“級差地租”（李嘉圖）
67.馬克思曾就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化土地價格給出過一個一般性的定律：年地租／資金年利率=土地基礎價格。 (這個公式可以稱作馬克思基礎地價公式)
地租表現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塊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貨幣額。任何一定的貨幣收入都可以資本化，也就是說，都可以看作一個虛擬資本的利息。這樣資本化的地主形成土地的購買價格或價值。但土地不是勞動的產品，本身沒有任何價值。 ”(《資本論》第3卷，702頁)
地租是與土地的所有權即壟斷權直接關聯的。換句話說，土地是誰的，誰就擁有地租，地租就向誰支付。當土地由私人所有時，地租向私人支付，私人擁有地租。
十六、貨幣向金融資本之轉化
68.貨幣向資本的突變。
貨幣有兩種形態：
1、實體價值貨幣，作為商品的貨幣
2、虛擬價值貨幣，作為價值符號的貨幣
前者是貴金屬幣。後者是紙幣以及其他具有貨幣支付能力的虛擬貨幣，（如電子幣）。金錢（貨幣）本身並非資本。以金錢增生金錢，這種金錢就成為“資本”。
69.馬克思指出：貨幣也是商品，具有四種功能。
價值尺度（價值符號）
支付手段
流通手段
（價值）儲藏手段
貨幣作為支付手段，是一種信用記號。
貨幣是價值的載體，所以是儲藏手段。
70.決定貨幣流通的一個基本規律是：投入流通之貨幣數量之增減與該種貨幣之幣值（購買力）成反比，而與市場之商品物價水平成正比。此即西方經濟學所謂休謨—李嘉圖貨幣定律。
在中國古代，這一規律早在《墨子》及《管子·輕重》中已有闡述。晚唐之財政家陸贄則明確指出：“物之貴賤係於錢之多少。”“錢少物賤”，“錢多物貴”。 （《陸宣公奏議全集》卷4）
十七、虛擬資本之形成
71.實物貨幣是商品。
紙幣是虛擬商品，是信用證券。
馬克思指出：虛擬資本是資本的直接形態，即由金錢可以直接創生金錢。 G→G'
72.貨幣，虛擬價值的實物表現。貸幣之自我增殖，使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自身可以作為商品，其交易地即資本市場。
商品市場交易商品。
資本市場交易資本。
馬克思說：“在這裡'它'被看做一個價值額的獨立表現，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價值。它會生產利潤。資本作為資本，變成了商品。
預付的價值額要作為資本流回，就必須在運動中不僅保存自己，而且增殖自己，增大自己的價值量，也就是必須帶著一個剩餘價值，作為G+△G流回。 ”
G → G → W → G → △G
（貨幣資本）（產業資本）（商品）（利潤）（利息）
73.馬克思最早提出“虛擬資本”的概念。他將虛擬資本放在金融資本之下：
1、生息資本
2、信用資本
3、虛擬資本
74.資本的歷史形態升級：
（1）商業資本
（2）生息資本（高利貸）
（3）產業資本
（4）金融資本
（5）虛擬信用資本（金融期貨及指數化金融產品）
75、馬克思說：貨幣資本是資本的純粹形態。
G—G′，其中G′=G+△G，即創造更多貨幣的貨幣。 “這是被縮簡成了沒有意義的簡化式的資本最初的一般公式。這是已經完成的資本，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
在生息資本上，這個自動的物神，自行增殖的價值，會產生出貨幣的貨幣，純粹地表現出來了，並且在這個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跡了。 ”
作為資本，貨幣的使用價值是創造價值，創造一個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價值更大的價值。
十八、利潤遞減及利潤率之平均化
76.市場經濟的動力是競爭：
（一）產業領域的生產者競爭，導致產品成本下降，效益遞減。
（二）商業領域的賣方競爭，導致商品價格下降（但是買方競爭則促使價格上升）。供需關係的均衡點決定市場價格的定位點。
（三）資本領域的投資競爭，導致資本自由化流動。不同行業資本的利潤率，由於資本競爭趨向平均化，導致利潤率遞減。
77.“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個別價值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但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這後一過程同前一過程相比，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更高的發展。”（馬克思）
78.馬克思的利潤率公式：
可變資本品/固定資本品=絕對利潤率
資本的有機構成（有機結構）：有機構成愈高，則剝削性愈強，創生絕對利潤率愈大。
實際上，現實經濟運動中的利潤率公式與馬克思的計算方式不同。即：
總價格/總成本（涵可變資本與固定資本）=利潤率
但在總成本中，可變資本/固定資本的比率確實提供了利潤的創生空間。因此：
總價格/可變資本/固定資本=利潤率
利潤的增減與利率升降成反比。
79. 利潤規律及利潤平均化規律：
行業間之投資競爭導致利潤率之趨向平均化。
投資之自由化，導致資本追逐高利潤行業。 （股票及證券市場）
資本投入的增多意味著供應增多，因而利潤下移，最終導致利潤率的平均化。效益遞減，其極限即平均利潤率（在此之下得負值）。
80.平均利潤率是資本競爭的產物。
馬克思說：“利息只是利潤的一部分，這個部分要由產業資本家支付給貨幣資本家，利潤本身表現為利息的最高界限，達到這個最高界限，歸執行職能的資本家的部分就會等於零。
利潤率的高低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成反比，利息是由利潤調節的。平均利潤率是利息的有最後決定作用的最高界限。
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須：1.算出大工業周期中發生變動的利息率的平均數；2.算出那些資本貸出時間較長的投資部門中的利息率。自然利潤率和自然工資率那樣的自然利息率，是沒有的。 ”
81.利率與利潤率的關係。
利率是利潤率的尺度：利率高於平均利潤率，則投資萎縮。利率低於平均利潤率，則投資旺盛。
十九、信貸與集資
82.信用制度即藉貸制度。借貸資本的供給和借貸資本的需求之間的關係，決定著當時市場的利息狀況。利率、利息率是出借貨幣的市場價格。
匯率即不同貨幣相交換的市場價格。
利率規律：借貸資本（貸款）的供求關係，決定市場的利率。
83.馬克思說：“資本家分為貨幣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利率轉化為利息。
貨幣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不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身份，而且在再生產過程中起著完全不同的作用，總利潤會分成兩部分：利息和超過利息的餘額。 ”
84.馬克思說：“在資本家的腦袋裡必然產生這樣的觀念：他作為企業主收入遠不是同僱傭勞動形成某種對立，不僅不是他人的無酬勞動，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資，是監督工資，wages of superintendence of labour,是高於普通僱傭工人工資的工資。
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與工人相比，不過是在進行另一種勞動。 ”
85.股票市場之本質基於貨幣出貸（信用）以及預期投資機制。
86.股票價值
（1）真實價值應等於平均利潤率（產業投資平均利潤率）
（2）股值的虛擬性：
①股票之基本發行價格。
②股票之虛擬需求價格（市場需求估價，實際是對某股票投資的預期利潤估價）
（3）資本泡沫的形成。 （虛擬股價值對發行股價值的比例愈高，泡沫愈大。）
87.剩餘價值理論的目的是解釋利潤的來源。
利潤，一是貨幣意義的利潤，一是實物意義的利得。前者是投資利得，後者來自生產技術之增長。
（生產技術之發展，創造商品總價值的增長，同時稀釋單位商品內的價值涵量。）
投資利得，來自剩餘價值。交換利潤，來自供需之不對稱。供需趨向對稱，導致利潤率的下移。
二十、資本之虛擬化
88.金融資本主導並決定資本主義的整個經濟運動。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必然導向資本的金融化。金融的本質是信用，金融化即信用化。
89.資本信用化，導致資本虛擬化。虛擬金融資本導致實體金融資本的指數化放大。虛擬金融資本是金融資本的最高形態。
90.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體現於兩大過程：
一方面是實物之生產與消費過程，一方面是虛擬物（價值）以金融形式的流動過程。
91.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真正奧妙在於：在實物過程中，實物最終將被消費而消失，但在虛擬價值的金融流通過程中，價值不僅不因物質消費而消失，而且通過轉形、轉移而得到增殖。
實物過程：生產→消費
價值流轉過程：生產→（價值增殖）→銷售（價值轉形，附加值加入）→再生產（二次生產，價值再度增殖）。
92.價值化過程，導致實體經濟的虛擬化進程。
虛擬價值之增長，為貨幣之增量流通，既提供了可能，也提供了必要。
93.貨幣支付是一種社會分配方式。
社會經濟中存在三種分配方式：
（1）直接的，實物分配
（2）間接的，貨幣分配
（3）超越的，信用資本分配。
貨幣之增量及其社會分配，創造了新增的市場需求。
新增之市場需求，促成資本向新產業之集聚，從而創造新的供給。
二十一、“信用經濟”
94.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信用經濟，貨幣就是信用憑證。貨幣集聚（積累）創生實體資本。信用之集聚創生虛擬資本。信用之虛擬性，衍生了資本的無限放大功能。
95.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全部金融制度能否正常運轉的基石。
信用不僅關乎企業的生存發展，更關乎國家經濟安全和整體性安危，從這一意義上說，信用危機是最大的經濟危機。
[資料：18世紀的約翰．勞為先驅、以19世紀的麥克魯德以及20世紀的熊彼特等人為代表的“信用創造學派”。在這一學派的眼中，信用就是貨幣，貨幣就是信用。
約翰·勞說：“信用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信用量增加與貨幣量的增加有同樣的效果，即它們同樣能產生財富、興盛商業。“通過銀行所進行的信用創造，能在一年之內比從事十年貿易所增加的貨幣量多得多。所以，法國如欲富庶，實在有求助於信用的必要；不然，比之於利用信用的其他列強，法國即將陷入貧弱的狀況。 ”“只要貨幣豐富，即能夠創造一國之繁榮；只要有信用設施(他主要指銀行等)，即可以供應豐富之貨幣，給經濟以最初的衝擊；依靠這種衝擊，就能夠為法國產出大量的財富。 ”約翰·勞的基本邏輯是這樣的：貨幣就是財富——貨幣不必是金銀，而以土地、公債、股票等為保證所發行的紙幣為最好——紙幣是銀行的一種信用——銀行通過供給這種信用，就可提供豐富的貨幣——給經濟以最初的衝擊——依靠這種衝擊，就可以使國家富強、經濟繁榮；總之，信用即貨幣；貨幣即財富，即資本。
麥克魯德《信用的理論》中指出：“人們以生產物與勞務和人交換，而換得貨幣，此貨幣既不能用以果腹，也不能用以蔽體，然而人們卻樂於用其生產物與勞務換取貨幣，這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換得貨幣以後，可在需要之時，憑以換取所需之物的緣故。所以，貨幣的本質不過是向他人要求生產物與勞務的權利或符號，從而實為一種信用”，“因此，金銀貨幣也可以正確地稱之為金屬信用。”麥克魯德認為信用與貨幣兩者的本質是一致的，信用的創造就是貨幣的增加，兩者可以統一於“通貨”的概念之下，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1)信用只有單一的價值，但是貨幣卻有多數的價值或者一般的價值，信用只是對某個人的要求權，但是貨幣卻是對一般商品的要求權；
(2)信用只有特殊的不確定的價值(因為債務人死亡或者破產，信用就變得沒有價值了)，而貨幣則有持久的價值。
凱恩斯1920年發表《銀行信用之國民經濟的理論》：“為了支付的目的，從一人轉讓給他人的支票或者存款劃條，就法律的觀點來看，自然只是兌取貨幣的憑證，但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只要它需要兌換成本位貨幣而完成了貨幣的功能，則它就不只是兌取貨幣的憑證，而實是貨幣本身。”“向銀行兌取貨幣的憑證，只要它確實可靠，為任何人所願意接受，則它就被當作貨幣而流通了。”他認為信用能夠形成資本。信用愈擴，利率愈低，資本商品的生產就愈多，從而資本也就愈能形成；相反，信用愈縮，利率愈高，資本商品的生產即愈少，從而資本即不易形成。他的著名命題就是：“資本形成不是儲蓄的結果，而是信用提供的結果。”“假如說需求對生產是第一性的，那麼信用提供對資本形成也是第一性的。若是沒有信用提供則任何資本商品都不能夠生產，因而資本形成就不可能。信用供給之能引起資本形成，恰如需求之引起生產一樣”。
熊彼特則指出：“更有用的方法可能是從信用交易著手，把資本主義金融看成是一種清算制度，它抵消債權債務，將差額轉移到下期——使得'貨幣'支付成為特殊情況，沒有任何特殊的根本重要性。換言之，從實際上和分析上來講，一種信用貨幣理論可能要優於一種貨幣信用理論。”
其他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也做過相似意義上的評說。羅賓遜夫人說：“貨幣實際上就是信用問題。”
瑞典學派的代表人物魏克塞爾也認為：“嚴格地說，我們可以斷定，一切貨幣——包括金屬貨幣——都是信用貨幣。這是因為直接促使發生價值的力，總是在於流動工具收受者的信心，在於他相信藉此能夠獲得一定數目的商品。不過紙幣只享有純粹的地方信用，而貴金屬則多少是在國際範圍內被接受的。但是一切只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 ]
96.投資基於獲利預期。因此投資基礎是信用。資本市場是信用支配的市場。
二十二、週期性經濟危機
97.週期性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形態。
一場完整的經濟危機的通常經歷四個階段：
1.商業危機（商品過剩，銷售困難）
2.產業危機（產業因資金鍊斷絕而倒閉）
3.金融危機（銀行支付困難而倒閉）
4.信用危機（債券及證券市場崩盤）
四種形態危機的本質，根本上都是來自金融，即流通資金鍊的斷裂。
信用危機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最高形態。
98.冷戰結束後，美國利用其壟斷於世界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利用美元作為國際支付和結算手段的特殊功能，創造了利用國際信用的一系列新手段。
當代美國的服務性金融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大規模的國際集資經濟。這種經濟以集資所得作為利潤，其依託基礎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國際證券和債務市場上進行大規模集資。
99.當今美國經濟“超強”實力的真正奧秘，即在於其利用國際信用進行資本操作和套取。
實際上，美國的多數高科技產業（包括其國防產業），是賠錢的高科技。美國主要並不是利用和通過高科技產品賺取利潤，從而成為國際超強。而主要是通過證券市場上的國際集資（金融信用）來開發、發展和滋養其並不賺錢的高科技產業。
100.另一方面，美國利用美元的支付功能，大量印刷紙幣，通過跨國金融市場透支國際信用，帶動美國經濟。
101.全球性金融投機熾熱的根源，其背景是國際資金——美元過剩。大規模濫髮美元必然導緻美元幣值下跌。由於美元濫發，一端造成貶值。另一端是美元過剩，國際熱錢橫流。由此形成所謂“流動性過剩”——一個奇怪的說法。
102.虛擬金融信用經濟的實質，是預期性投資。即以虛擬的投資創利項目，通過投資銀行設立基金，或通過股票證券市場，或通過保險公司設立的理財賠付項目，向投資者集資。然後以集資新增資本金的不斷增益償還利息。 （這種集資模式，即所謂“龐氏騙局”或“麥道夫騙局”。）
103.當代所謂金融創新，無一不是利用金融信用的資本放大作用。貨幣本身也是信用工具。
當代虛擬金融經濟的新特點是：指數化金融產品（虛擬金融產品）作為金融衍生工具大量創生。
二十三、經濟危機的發生機制
104.在經濟繁榮期，資本（金融）大量投資與消費，資本被分散轉化，在實物層面轉化為產品及消費品。在貨幣層面作為各項投資支出及工資轉入消費大眾，資本不復集中於投資者手中。
當在經濟正常循環狀態，這些分散的金錢會帶著投資者的預期回報（即利潤，銷售附加增益），通過各種金融渠道匯集、回流到金融市場及投資者手中。
但在前危機狀態，資金分散將發生滯流，表現為生產過剩（銷售困難，商業危機），直到資金回流被阻滯。
但投資者之投資活動並不因已發生阻滯而終止，投資者仍可通過不斷擴張信用而擴大投資。最終負債大於收入，以至資不抵債，信用崩潰從而宣告破產。
投資者的破產傳導到金融系統，導致金融體制崩潰，遂觸發全面金融危機。
105.資本主義體系中，金融信用部門是調節整個市場經濟的核心指令與中樞調控系統，金融信用系統癱瘓意味著經濟災難的爆發。
二十四、國際信用崩潰導致全球性金融危機
106.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生成過程：
第一階段：以高科技或金融衍生品製作投資概念→通過股市、債市、期市向全球集資→從信用證券市場中直接套取巨額資金
第二階段：集資額少於預期攫取額（入資額受到應支利息額的不斷侵蝕）→導致投資銀行及對沖基金發生巨額虧損→投資者（信心喪失）抽取資金→銀行及信用機構倒閉
第三階段：美國對策是：超印美元銷賭爛帳（不是納稅人的錢，因為美國財政早已是巨額赤字，沒有財政盈餘）→要求全球分擔美國赤字經濟以及投資銀行及保險公司爛帳。
107.國家信用是金融體制的最後依托。美國政府多年來對於金融市場不作監管，縱容了風險的不斷膨脹。
金融危機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穩定的基礎上的，一旦遭遇金融風暴，國家信用必將毀棄。
108.本質上講，次貸危機的根源就是金融企業非理性放大金融槓桿，令信用風險無限積聚。目前，美國金融泡沫破裂的災難性後果超出了全球金融體系所能承受的臨界點。由於支付困難引發了一系列銀行危機、信用違約危機、債務危機、美元危機等連鎖反應。
109.美國總是把中國的經濟問題歸咎於製度設計，告訴中國人只有進行製度變遷，才能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才能提供人民豐足的生活保障。
這次美國金融危機，令一向崇奉美國製度為圭臬的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感到非常意外。如果說納斯達克集資危機暴露了美國金融信用體系的弊病。那麼作為美國實體經濟主要支柱的汽車產業危機，則使“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製度”神話宣告破產。
110.佇立風中的紐約時代廣場附近的“國債鐘”清楚地顯示美國當前經濟實況。這個國債鐘（2008年11月）宣示：美國國家已經負債100，294億美元（折合近一百萬億人民幣，天文數字），幾乎相等於美國一年的GDP。
肩負著如此巨大的債務，換作其他國家早就破產了，但是美國還能夠堅持，因為美元是國際主要的交易和儲備貨幣。
二十五、美國金融體系建立於債務（信用）經濟的基礎上
111.關鍵在於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絕不是某些個人（如麥道夫）的操作失誤，而是美國金融信用基本製度的設計。
冷戰以後，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金融寄生體。不是依靠實體產業經濟，而是依靠全球金融集資攫取驚人的超額利潤。美國信用制度的缺陷，是造成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但美國主流精英就是避而不談美國製度的改革，而寧願從外部尋找原因，比如恐怖主義的破壞，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等等。
112.如果像前蘇聯或者中國這樣的國家出了問題，美國一定說是製度設計的錯誤，只有進行製度變遷，才能解決這類問題。反之，如果美國出了問題，則一定是外部勢力造成的，只有使用強權，才能應付這些來自外部的挑戰。
他們開出醫治美國經濟衰落的藥方便是，設法在國際社會製造某些對立面，然後基於安全的理由，要求富裕的國家為美國埋單，尤其要購買美國的國債。如果國際社會不聽話，美國準備使用強大的國家機器，勸誘、威逼、制裁、圍堵，乃至直接動用武力。
[按：按照美國金融分析機構分析：歐美各大銀行去年總體金融衍生物貿易規模高達1000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總產值的20倍，金融衍生產品的總價值呈指數增長，歐美各大投資銀行轉移其帶來相應風險的策略是用新的金融衍生物轉移風險。
形像的比喻就是不斷用更大的賭博，更高的賭注，用借來的高利貸甚至是預期能藉到的高利貸來轉移較小的賭博的風險，這樣總體賭博規模就像病毒繁殖一樣沒有節制的瘋漲，債務規模就如一個瘋狂的借了無數高利貸還在豪賭的賭徒一樣，直到不可收拾，而次貸的作用就好像其中一個高利貸突然要這個欠了一身債的賭徒還錢一樣。
在這個瘋狂的賭局裡，美國銀行業首當其衝。按照華爾街金融分析師計算，現在華爾街各金融機構裡危險很大的金融產品總價值超過了300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去年GDP總量的25倍，一旦發生信用危機，這些不可能還清的債務只能導緻美國經濟徹底崩潰。
從美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看，截止至2008年11月21日，美國商業銀行的儲蓄總額為7.141萬億美元（注：總負債約為7.2萬億）。而其現金準備金僅為8713億美元。也就是說，其負債額是其能支付額的9倍左右。
這些銀行的大部分資金，均已通過各種投資基金流向包括次級房貸等金融衍生品市場。現在這些投資基金紛紛宣告破產，這意味著這些投資已難以回報。因此，一旦發生大規模資金擠提，這些商業銀行勢必走向破產從而發生金融崩潰。 ]
113.另外，拋開銀行的災難不算，目前美國政府總體的內外國債水平高達30萬億美元以上，約相當於美國GDP的2.5倍，從債務比例上已經超過了美國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債務水平。
綜上所述，關於美國經濟的前景已經不必討論是否會破產，而只是應問何時破產？決定性的因素是美元的全球信用。一旦美元的全球信用破產——世界主要國家和市場拋棄美元或阻遏美元貿易及交易，則美元之幣值崩潰必定引發全球性金融大崩潰。
114.由於美國除繼續採取以無限度超髮美元來救市的政策之外，並無其他應付金融危機之良策，而其後果必然是僅有虛擬價值的美元及美債，大量流入世界市場從而導致其他國家金融利益受損。因此，阻遏美元以致建立聯合貨幣壁壘，從而構築區域性貨幣區域防火牆乃是各國不可避免之選擇。此情況一旦發生，美元之破產終將不可避免。
金融衍生市場20年來的瘋狂發展激發全球集資機制，給美國帶來了冷戰結束以來最長時間的經濟超繁榮。但現在金融信用積累的巨大風險終於由於次貸危機這一導火索面臨總爆發了。金融衍生貿易是美國經濟超繁榮的重要原因，現在成為引發金融全球總危機的禍種。
二十六、資本決定市場價格
115.資源品乃是實物資本。不僅在資本市場上，在國際重要資源市場上，現代金融也具有以一當萬的槓桿作用。遠期（三年）期貨價格，以及指數化衍生品定價，國際著實體資源市場之定價。
近二十年來，高利潤由工業及傳統金融領域大規模轉向資本壟斷下的資源市場。
［農業、農產品平均利潤率，負值。工業製成品平均利潤率，低於100%。商業貿易平均利潤率，低於200%。指數化金融交易，資本交易平均利潤率，高於1000%。 ］
116.指數化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及炒作，導致資源、能源價格，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爆炸性升、降。重要資源品並非根據市場直接供求決定價格，而是根據資本供求及交易決定價格。
［以石油為例：石油供應量，石油生產成本、國際市場需求，與5年前相比均變化不甚大。但由於跨國基金對石油中長期貨及指數化金融產品之投資與拋售，導致石油現貨價格之爆炸性升降。 ］
二十七、關於中國經濟體制的特殊性
二十八、冷戰的經濟涵義及國際資源戰爭
118.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國家之民族獨立運動，七十年代資源國有化浪潮，導致八十年代發達國家對資源品之價格打壓。九十年代，冷戰結束後，由於資源品之低價格，第三世界國家瀕臨破產，在私有化大潮下，出售資源控制權。
美國等國際資本趁機進行跨國大收購，以金融資本（如巴菲特基金）進行世界資源大收購，實現了資源的非殖民地化控權及新的壟斷。
119.二十世紀的冷戰實際是後發工業國及第三世界對老工業化國家陣營的“冷戰爭”——表現為意識形態、宗教戰爭及代理人（叢林）戰爭，以及經濟（封鎖與反封鎖）、政治戰爭（聯合國）。
冷戰以蘇聯帝國及其集團的崩潰而終結。但是不僅前蘇聯體及陣營失敗，後發工業化國家和第三世界也整體失敗。
冷戰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的對像是老牌工業化國家與新興工業化發展中國家。
未來可能面臨第四次世界大戰。戰爭目標是美、歐、日跨國資本與俄、中、印等後發國家爭奪對全球資源以及全球金融的決定性控制權。
120.二十世紀晚期，跨國資本通過全球金融一體化、國際通貨之美元化以及虛擬金融化，再次發動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全球性擴張，摧毀了二次大戰結束後出現的蘇聯陣營、紅色中國以及新興民族國家工業化體系。
121.冷戰後的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區域性產業危機上升為全球性國際金融危機。
未來國際金融體體系必須徹底改革，拋棄全球貨幣被美元綁架的現狀，尋求建立新的國際貨幣機制。
122.中國應對未來的積極對策應當是：在金融全球化運動中把握主動權。所謂以“內需為主導”是一條走不通之路。
中國產業必須向外看，必鬚麵向全球，尋找全球市場，利用全球資源。
近年來，中國的銀行體系已成為世界金融中實力最強大的金融體。中國金融力量應當成為中國資本及產業走向全球化的組織性力量。
（寫於2008.4——2008.6, 2008.12修改）
已經收入《何新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修訂版）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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