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買房子抗通脹是胡扯
2011年02月21日
來源：中國新聞網
“買房子抗通脹是胡扯，現在有房子就趕緊賣掉，留著現金不會沒好處的！”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19日建行廣東省分行主辦的“2011年貨幣政策與經濟趨勢高峰論壇”上再度語出驚人。他表示，今年房地產的拐點已到，一線城市的高點已過，三線城市還能支撐一段時間，房地產經過至少3年或更長時間的調整後將向下，“有一天房價會一直掉！”
經濟形勢 通脹在全世界蔓延
談及當前的經濟形勢，有“空軍司令”之稱的謝國忠繼續表示看空，認為“通脹已在全世界蔓延”，原因就是寬鬆的貨幣政策誇大了經濟周期，引發了繁榮與衰退。 “現在受債務過高、就業困難等因素影響，西方世界不能加息，但不加息，通脹就會上來，發達國家也只能接受高通脹。”謝國忠認為，當前的世界經濟已進入滯漲狀態，一半的世界GDP都是流通的，哪裡印鈔票都會引發通脹，包括中國，“中國去年的貨幣供應量實際上增加了11萬億元，其中包括銀行貸款、表外資產等，中國引致銀行體系龐大。”
房價 治理通脹房價肯定掉
“通脹來了，要治理，房地產價格肯定就會掉。”謝國忠認為，買房子抗通脹是胡扯，因為印鈔票那麼多，已變成房地產通脹了。中國今年希望控制通脹，避免出現一些社會問題，已在逐步收緊貨幣。
他預計今年銀監會對錶外資產會控制得很嚴，所以錢和去年相比會非常緊。 “如果真的調整起來，變化會是很大的。2008年本來就是拐點，但當時政府放錢了，所以就又起來了，現在不能放錢了，拐點就再次到了。或許三線城市受打工一族回鄉買房的力量推動還能維持一段時間，但一線城市可以說高點已過。”
調整時間 三年或更多
那麼，房價的下調又會在多久之內出現呢？ “下調至少需要三年的時間或更多。”謝國忠表示，這輪房地產的漲勢是從2002年開始的，以上海的房價為例，2005年5月到2006年1月上海房價掉了一半，2008年下滑，2009年又回升。回顧1997年到2001年，上海房價掉了2/3，出現大量爛尾樓，所以這次調整預計也要3年或更多時間。
調整幅度 房地產調整都很凶狠
至於調幅會有多大，則看漲了多少。 “房地產調整都是很凶狠的，有多的房子多的地，還是趕緊賣了吧。”謝國忠認為，這波調整也會很難救，因為2008 年的時候可以印鈔票去救，現在就不行了。而且經適房造得那麼多，以後樓市要起來就很難。 “5年後中國的勞動力將下降，10年後人口將下降，所以有一天，房價一定會一直降！”
但謝國忠也不認為房地產就完全沒希望。 “下一波房地產比較好的可能是商業地產，因為下個週期是一個消費的周期，房價掉下來，對消費有好處，估計以後10年商業地產會被帶旺。”
談及當前的多地限購等手段，謝國忠認為這些是行政手段，有短期影響力，但長遠看仍然要看利率和房產回報率之間的差別，如果存款利息加到位如一年期存款利率達到6%就不需要限購了。
股市 樓市調整前股市很困難
談到股市，謝國忠表示，過去幾年都是樓市牛，股市熊，現在的股市則是波動市，因為被房地產壓著，房地產不調整好，股市就很困難。
“最近一直在2600點到3000點的區間內窄幅波動，走出去比較困難，在樓市有大的轉變前，股市形勢也難有大的轉變。原因就是錢被樓市吸走了，整體貨幣投放又收緊，股市就比較難一點。”但他也表示，這不代表在房地產調整的這幾年內，股市就難有表現，“股市波動跟樓市是相關的，是一浪一浪調整的，每年都會有一個調整週期。”記者劉薇實習生劉雨菁
(來源：羊城晚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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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8日
如何“設局”從投機者身上大賺一筆
謝國忠“支招”日本央行“剿殺”投機者？
2011年02月28日 00:00
來源：北京青年報 作者：程婕
本報訊央行有沒有可能在外匯市場上“剿殺”投機者？日前，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發表題為《如果我是日本央行》的文章，為日本央行如何“設局”從投機者身上大賺一筆“支招”。
謝國忠設下的“陷阱”是：假裝干預外匯市場失敗，吸引投機者投入更多的資金。同時每天悄悄出售10萬億日元，使得讓美元對日元匯率緩慢下跌。持續兩個月後，美元對日元匯率跌到60左右，投機者們則有500萬億日元被套住，成本在75左右。然後，再宣布以120的匯率無限量供應日元。如此一來，投機者將會瞬間損失312萬億日元。為防止進一步損失，他們會減少倉位。如果他們不肯減倉，再宣布，匯率在一個月後會上升到130。隨後，重新允許利率浮動，畢竟投機盤已被關閉，然後強制徵收日元交易0.1％的托賓稅，以阻止未來投機再起。
謝國忠認為，目前外匯市場再一次變得瘋狂，巨量成交的背後是投機行為。投機並不一定是壞事。當市場流動性不足的時候，投機增加了流動性，但在一個流動性本來已經很好的市場裡，投機者大幅提高交易量，讓真正的用戶成了受害者。
不過在文章結尾，謝國忠認為日本央行不會按他說的這麼做，這項工作可以交給中國央行。有一天，當中國開始浮動人民幣匯率的時候，投機者會像蚊子見血一樣叮過來。屆時，投機資金將會變得更多。但中國政府會是他們的好對手。
2011年02月28日 00:00
來源：北京青年報 作者：程婕
本報訊央行有沒有可能在外匯市場上“剿殺”投機者？日前，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發表題為《如果我是日本央行》的文章，為日本央行如何“設局”從投機者身上大賺一筆“支招”。
謝國忠設下的“陷阱”是：假裝干預外匯市場失敗，吸引投機者投入更多的資金。同時每天悄悄出售10萬億日元，使得讓美元對日元匯率緩慢下跌。持續兩個月後，美元對日元匯率跌到60左右，投機者們則有500萬億日元被套住，成本在75左右。然後，再宣布以120的匯率無限量供應日元。如此一來，投機者將會瞬間損失312萬億日元。為防止進一步損失，他們會減少倉位。如果他們不肯減倉，再宣布，匯率在一個月後會上升到130。隨後，重新允許利率浮動，畢竟投機盤已被關閉，然後強制徵收日元交易0.1％的托賓稅，以阻止未來投機再起。
謝國忠認為，目前外匯市場再一次變得瘋狂，巨量成交的背後是投機行為。投機並不一定是壞事。當市場流動性不足的時候，投機增加了流動性，但在一個流動性本來已經很好的市場裡，投機者大幅提高交易量，讓真正的用戶成了受害者。
不過在文章結尾，謝國忠認為日本央行不會按他說的這麼做，這項工作可以交給中國央行。有一天，當中國開始浮動人民幣匯率的時候，投機者會像蚊子見血一樣叮過來。屆時，投機資金將會變得更多。但中國政府會是他們的好對手。
謝國忠:不穩定將會蔓延
中東起火
本文來源於《新世紀》周刊2011年第8期
出版日期2011年02月28日
通貨膨脹和收入不平等是一對爆炸性的組合
謝國忠
突尼斯和埃及人民起義，推翻了統治了幾十年的政府。這場起義正在蔓延至其他阿拉伯國家，甚至蔓延到了伊朗。該地區很可能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發生政治上的根本轉變。受影響的地區人口有4億多，其全球影響力不能低估。這可能將成為全球20年時間裡發生的最大變化。
社會變革都有其複雜的社會背景，通常會涉及多個潰爛多年的壓力點。但是，要達到引爆點可能還需要某些導火索。在本次事件中，急速的通貨膨脹，尤其是2010年下半年的食品價格上漲，就是其導火索。
全球人口相當大的一部分，包括發達國家的低收入群體在內，並沒有從全球化中受益，反而深受通貨膨脹之害。他們的反應會直接危害全球穩定。主要的央行只有在騷亂發生在自己國家時才會改變他們對於寬鬆貨幣政策的態度。
寬鬆貨幣政策觸發騷亂
寬鬆的貨幣政策在突尼斯和開羅引發了騷亂。聯合國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在2010年上漲了41%。很多聰明的分析師可能認為，美聯儲寬鬆的貨幣政策和食品價格之間沒有任何關係。但是，食品和能源價格在美聯儲開始討論第二次量化寬鬆政策之後開始暴漲。這已經無法用巧合來解釋了。
通貨膨脹是一種再分配，但通常是不公平的。首先，低收入人群通常沒有債務，因為他們往往不具備從銀行借款的資格。當通貨膨脹像現在這樣激增時，他們銀行存款的真實價值就會被侵蝕。他們的這些損失到了誰手裡呢？那些負債的人和有實際資產的人，比如地產投機商，就會從中獲益。通貨膨脹基本上就是搶窮人的錢，補貼給富人。
其次，低收入人群通常工作沒有保障，尤其是在通貨膨脹像現在這樣激增時，無法要求工資隨通貨膨脹一起上漲。他們的工資購買力下降，常常會把他們推向不可持續的境地。他們根本無法維持生計。
40%的埃及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失業率接近10%。當糧食和石油價格上漲超過三分之一，我們就不難想像為什麼人們會被逼起義。一些阿拉伯國家從通貨膨脹中受益。當石油價格上漲，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國家掙了更多的錢。他們可以通過向消費者分配石油帶來的額外收益來處理當前的狀況。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沒有這種收益。對於他們來說，出路就是再分配。因為在這些國家，財富和收入不平等非常嚴重，再分配就成了應對通貨膨脹的一種出路。
比如，穆巴拉克家族據傳擁有170億-700億美元的財富。埃及去年的GDP才不過2000多億美元。收回穆巴拉克家族的財富將對埃及走出經濟困境有很大的幫助。同時，那些同政府有特殊關聯從而收取高價的壟斷行業，可能會被迫降價。
阿爾及利亞、約旦、敘利亞和也門的經濟狀況同埃及類似。通貨膨脹和收入不平等是一對爆炸性的組合。這幾個國家的政府可能今年或明年就會倒台。除非這些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願意慷慨地同貧油國分享他們的收入，否則，他們的命運已經註定。
不穩定將會蔓延
北非、中東這場大火可能僅僅只是通脹引發的不穩定狀態的一個開端。雖然糧食價格指數處於歷史最高水平，大米價格卻只有2008年峰值的一半。原因很可能是東亞各國政府正在釋放儲備來維持低價。這場人為的價格壓低將會持續多久呢？當到達臨界點以後，大米價格可能會是目前的2倍或3倍。到時候，不穩定狀態就會蔓延至以大米為主食的亞洲。
美國人口普查顯示，2009年14.3%的美國人生活貧困。包括那些已經放棄找工作的人在內，大約六分之一的美國工人就業不足或者處於失業狀態。大多數美國人對於大規模的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漲，沒有任何緩衝措施。而且，低收入美國人所依賴的進口消費品價格正在上漲，可能在今年晚些時候漲得更多。 5000萬美國人的經濟困境與埃及人民沒有任何不同。騷亂可能會蔓延到美國各大城市。
政權更迭可能通過再分配來緩解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困難，但不會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阿拉伯國家人口較為年輕，失業率卻居高不下。比如，埃及人口在30年裡翻了一番。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齡不足14歲，一半的人口年齡在24歲以下。雖然美國人口是埃及的3.6倍，但是，埃及卻需要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年輕且高速增長的人口，要求阿拉伯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具備充足的競爭力，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然而，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卻不是這樣設計的。
一些阿拉伯政府仍心存希望，認為目前的狀況可能是短期的。他們完全錯了。人口統計表明了他們的命運。阿拉伯國家已經進入了一個年輕人主導的革命時代，並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
埃及在六個月內可能會成立新政府。目前還不清楚這個政府可以堅持多長時間。頻繁的政府更迭將成為阿拉伯國家的常態。
新凱恩斯主義試驗
全球經濟一直處於一群相信貨幣刺激魔力的人士的治理之下。貨幣刺激的作用在於通過資產通脹暫時推高需求。當寬鬆的貨幣政策只產生資產通脹而不帶來CPI通脹的時候，貨幣感覺上就像是自由貨幣。熟諳門道的人士積極參與貨幣遊戲，並且由此發了大財。他們每年聚集在達沃斯，慶祝資本主義的這一品牌的勝利。
2008年金融危機並沒有讓統治階層認識到他們的觀念錯誤。他們投入了更多資金挽救這些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在這場貨幣遊戲中在錯誤的時間做出了錯誤的決定。被挽救出來的富豪們今年又聚集在達沃斯來慶祝這一體系的倖存。
金融危機並沒有阻止印發鈔票這種經濟管理的方式。但是，革命可以阻止。北非首先爆發，是因為他們並沒有通過貿易或投資而從全球資產通脹中獲益，因此，這些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並且因為食品佔支出比例較大而對通脹的痛楚體會最深。全球人口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富裕國家，其實都身處同樣的困境。社會緊張情緒存在一個爆發點，北非的這個爆發點最低。隨著通貨膨脹不斷上升，更多的人將越過這一爆發點。
世界主要央行紛紛在歷史上首次將利率維持在接近零的水平。這場遊戲還是和以前一樣：激勵投機者推高資產價格。隨著財富效應開始起作用以及需求上升，利潤不斷增長，資產價格將會持續上升。上個季度，美國經濟依靠消費實現增長。人們可能會問，為什麼負債累累的美國家庭會如此增加消費。訣竅就是增加其資產價值。這種泡沫思維滲透在美國整個宏觀政策思維當中。
所有的泡沫最終都會破裂。但是，政策制定者們希望，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他們已經都死了。當像2008年那樣，他們還沒死的時候，他們就會試圖恢復泡沫。他們成功地將泡沫從西方房地產市場，轉移到了新興經濟體包括地產在內的其他資產類別上。危機期間，全球股市自低點上漲了1倍，使得紙面財富增加了30萬億美元。這也就是為什麼達沃斯的那些富豪們過得如此滋潤。
我們知道，泡沫破裂無法阻止印發鈔票，而只會導致印發更多的鈔票。發展中國家的騷亂可能也沒辦法阻止。西方國家的央行行長們無法感受到這種痛苦，因為由此引發的苦難太遙遠了。然而，火最終會燒到他們的腳下。當華盛頓的街道發生像開羅一樣的騷亂時，美聯儲才會改變想法。
阿拉伯國家革命的浪潮正在蔓延到富裕的石油生產國。這些國家可以用錢來購買和平。因此，他們可能不會發生激烈的動盪。但是，這些國家越來越不穩定的形勢可能會導致石油價格大幅增加。
像我們當前所目睹的這樣的衝擊，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對油價產生影響。世界各國的寬鬆貨幣政策將會放大這種影響。眾所周知，現在是金融投資者，而並非是石油買賣雙方，在主導石油期貨市場。零利率環境降低了投機成本，增加了對對沖投資通脹（inflation hedging）的需求。
英國目前的通脹率是英國央行預期值的2倍，然而，其經濟卻在收縮。英國的經濟正處於滯脹。未來，英國的負債率將會很高。一種解決方法就是用通脹來消除債務。
美國經濟也處於類似狀況。美國財政赤字在政治上已經不得人心了。奧巴馬政府不得不削減支出。經濟不景氣下的財政收縮，讓美聯儲很難收緊政策。這也是為什麼美聯儲堅持認為通貨緊縮比通貨膨脹的風險更大。它解釋說，目前的通貨膨脹只是暫時的。這是美聯儲在自我合理化其寬鬆的貨幣政策。美聯儲正在採取實際負利率來通脹掉其債務。
我認為，2012年世界將會經歷另一場危機。導火索要么是美國國債市場的崩潰，要么是通脹引發的新興經濟體的“硬著陸”。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事件指向了另外一種可能：油價飆升可能讓我們更早沉沒。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
本文來源於《新世紀》周刊2011年第8期
出版日期2011年02月28日
通貨膨脹和收入不平等是一對爆炸性的組合
謝國忠
突尼斯和埃及人民起義，推翻了統治了幾十年的政府。這場起義正在蔓延至其他阿拉伯國家，甚至蔓延到了伊朗。該地區很可能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發生政治上的根本轉變。受影響的地區人口有4億多，其全球影響力不能低估。這可能將成為全球20年時間裡發生的最大變化。
社會變革都有其複雜的社會背景，通常會涉及多個潰爛多年的壓力點。但是，要達到引爆點可能還需要某些導火索。在本次事件中，急速的通貨膨脹，尤其是2010年下半年的食品價格上漲，就是其導火索。
全球人口相當大的一部分，包括發達國家的低收入群體在內，並沒有從全球化中受益，反而深受通貨膨脹之害。他們的反應會直接危害全球穩定。主要的央行只有在騷亂發生在自己國家時才會改變他們對於寬鬆貨幣政策的態度。
寬鬆貨幣政策觸發騷亂
寬鬆的貨幣政策在突尼斯和開羅引發了騷亂。聯合國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在2010年上漲了41%。很多聰明的分析師可能認為，美聯儲寬鬆的貨幣政策和食品價格之間沒有任何關係。但是，食品和能源價格在美聯儲開始討論第二次量化寬鬆政策之後開始暴漲。這已經無法用巧合來解釋了。
通貨膨脹是一種再分配，但通常是不公平的。首先，低收入人群通常沒有債務，因為他們往往不具備從銀行借款的資格。當通貨膨脹像現在這樣激增時，他們銀行存款的真實價值就會被侵蝕。他們的這些損失到了誰手裡呢？那些負債的人和有實際資產的人，比如地產投機商，就會從中獲益。通貨膨脹基本上就是搶窮人的錢，補貼給富人。
其次，低收入人群通常工作沒有保障，尤其是在通貨膨脹像現在這樣激增時，無法要求工資隨通貨膨脹一起上漲。他們的工資購買力下降，常常會把他們推向不可持續的境地。他們根本無法維持生計。
40%的埃及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失業率接近10%。當糧食和石油價格上漲超過三分之一，我們就不難想像為什麼人們會被逼起義。一些阿拉伯國家從通貨膨脹中受益。當石油價格上漲，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國家掙了更多的錢。他們可以通過向消費者分配石油帶來的額外收益來處理當前的狀況。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沒有這種收益。對於他們來說，出路就是再分配。因為在這些國家，財富和收入不平等非常嚴重，再分配就成了應對通貨膨脹的一種出路。
比如，穆巴拉克家族據傳擁有170億-700億美元的財富。埃及去年的GDP才不過2000多億美元。收回穆巴拉克家族的財富將對埃及走出經濟困境有很大的幫助。同時，那些同政府有特殊關聯從而收取高價的壟斷行業，可能會被迫降價。
阿爾及利亞、約旦、敘利亞和也門的經濟狀況同埃及類似。通貨膨脹和收入不平等是一對爆炸性的組合。這幾個國家的政府可能今年或明年就會倒台。除非這些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願意慷慨地同貧油國分享他們的收入，否則，他們的命運已經註定。
不穩定將會蔓延
北非、中東這場大火可能僅僅只是通脹引發的不穩定狀態的一個開端。雖然糧食價格指數處於歷史最高水平，大米價格卻只有2008年峰值的一半。原因很可能是東亞各國政府正在釋放儲備來維持低價。這場人為的價格壓低將會持續多久呢？當到達臨界點以後，大米價格可能會是目前的2倍或3倍。到時候，不穩定狀態就會蔓延至以大米為主食的亞洲。
美國人口普查顯示，2009年14.3%的美國人生活貧困。包括那些已經放棄找工作的人在內，大約六分之一的美國工人就業不足或者處於失業狀態。大多數美國人對於大規模的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漲，沒有任何緩衝措施。而且，低收入美國人所依賴的進口消費品價格正在上漲，可能在今年晚些時候漲得更多。 5000萬美國人的經濟困境與埃及人民沒有任何不同。騷亂可能會蔓延到美國各大城市。
政權更迭可能通過再分配來緩解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困難，但不會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阿拉伯國家人口較為年輕，失業率卻居高不下。比如，埃及人口在30年裡翻了一番。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齡不足14歲，一半的人口年齡在24歲以下。雖然美國人口是埃及的3.6倍，但是，埃及卻需要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年輕且高速增長的人口，要求阿拉伯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具備充足的競爭力，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然而，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卻不是這樣設計的。
一些阿拉伯政府仍心存希望，認為目前的狀況可能是短期的。他們完全錯了。人口統計表明了他們的命運。阿拉伯國家已經進入了一個年輕人主導的革命時代，並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
埃及在六個月內可能會成立新政府。目前還不清楚這個政府可以堅持多長時間。頻繁的政府更迭將成為阿拉伯國家的常態。
新凱恩斯主義試驗
全球經濟一直處於一群相信貨幣刺激魔力的人士的治理之下。貨幣刺激的作用在於通過資產通脹暫時推高需求。當寬鬆的貨幣政策只產生資產通脹而不帶來CPI通脹的時候，貨幣感覺上就像是自由貨幣。熟諳門道的人士積極參與貨幣遊戲，並且由此發了大財。他們每年聚集在達沃斯，慶祝資本主義的這一品牌的勝利。
2008年金融危機並沒有讓統治階層認識到他們的觀念錯誤。他們投入了更多資金挽救這些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在這場貨幣遊戲中在錯誤的時間做出了錯誤的決定。被挽救出來的富豪們今年又聚集在達沃斯來慶祝這一體系的倖存。
金融危機並沒有阻止印發鈔票這種經濟管理的方式。但是，革命可以阻止。北非首先爆發，是因為他們並沒有通過貿易或投資而從全球資產通脹中獲益，因此，這些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並且因為食品佔支出比例較大而對通脹的痛楚體會最深。全球人口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富裕國家，其實都身處同樣的困境。社會緊張情緒存在一個爆發點，北非的這個爆發點最低。隨著通貨膨脹不斷上升，更多的人將越過這一爆發點。
世界主要央行紛紛在歷史上首次將利率維持在接近零的水平。這場遊戲還是和以前一樣：激勵投機者推高資產價格。隨著財富效應開始起作用以及需求上升，利潤不斷增長，資產價格將會持續上升。上個季度，美國經濟依靠消費實現增長。人們可能會問，為什麼負債累累的美國家庭會如此增加消費。訣竅就是增加其資產價值。這種泡沫思維滲透在美國整個宏觀政策思維當中。
所有的泡沫最終都會破裂。但是，政策制定者們希望，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他們已經都死了。當像2008年那樣，他們還沒死的時候，他們就會試圖恢復泡沫。他們成功地將泡沫從西方房地產市場，轉移到了新興經濟體包括地產在內的其他資產類別上。危機期間，全球股市自低點上漲了1倍，使得紙面財富增加了30萬億美元。這也就是為什麼達沃斯的那些富豪們過得如此滋潤。
我們知道，泡沫破裂無法阻止印發鈔票，而只會導致印發更多的鈔票。發展中國家的騷亂可能也沒辦法阻止。西方國家的央行行長們無法感受到這種痛苦，因為由此引發的苦難太遙遠了。然而，火最終會燒到他們的腳下。當華盛頓的街道發生像開羅一樣的騷亂時，美聯儲才會改變想法。
阿拉伯國家革命的浪潮正在蔓延到富裕的石油生產國。這些國家可以用錢來購買和平。因此，他們可能不會發生激烈的動盪。但是，這些國家越來越不穩定的形勢可能會導致石油價格大幅增加。
像我們當前所目睹的這樣的衝擊，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對油價產生影響。世界各國的寬鬆貨幣政策將會放大這種影響。眾所周知，現在是金融投資者，而並非是石油買賣雙方，在主導石油期貨市場。零利率環境降低了投機成本，增加了對對沖投資通脹（inflation hedging）的需求。
英國目前的通脹率是英國央行預期值的2倍，然而，其經濟卻在收縮。英國的經濟正處於滯脹。未來，英國的負債率將會很高。一種解決方法就是用通脹來消除債務。
美國經濟也處於類似狀況。美國財政赤字在政治上已經不得人心了。奧巴馬政府不得不削減支出。經濟不景氣下的財政收縮，讓美聯儲很難收緊政策。這也是為什麼美聯儲堅持認為通貨緊縮比通貨膨脹的風險更大。它解釋說，目前的通貨膨脹只是暫時的。這是美聯儲在自我合理化其寬鬆的貨幣政策。美聯儲正在採取實際負利率來通脹掉其債務。
我認為，2012年世界將會經歷另一場危機。導火索要么是美國國債市場的崩潰，要么是通脹引發的新興經濟體的“硬著陸”。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事件指向了另外一種可能：油價飆升可能讓我們更早沉沒。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
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的幌子
美國是怎麼運作顏色革命的?
作者：湯闖新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23
——美國資本集團玩弄世界經濟的秘密（二二九）
顏色革命幾乎已經成為美國勢力現在向全球擴張的極具特色的一種行動方式。那些被顏色革命的一個個國家，就像按計劃書操作的一個個公司的運作一樣，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改造成為被美國控制在手中的國家。
美國資本集團和政治集團聯手，正在運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金融、商業、學術、情報機構、現代媒體……等各種手段，由他們的資本集團和政治集團的精英們組織各界人士組成一股巨大勢力，對世界各國進行戰略性的顏色革命運動。
美國是怎麼操作顏色革命的呢？其具體操作的過程又是怎樣進行的？
第一步，根據美國的全球戰略需要和戰略推進進程，首先劃分與確定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顏色革命的對象。選擇他們認為：
1，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直接對美國的安全和美國勢力擴張最具有威脅性的國家；
2，在思想、文化、外交、國際政治諸方面，反對美國霸權主義與美元霸權主義最激烈的國家；
3，在經濟發展競爭中，對美國利益、美國擴張戰略、美元霸權擴張主義具有挑戰性和潛在挑戰性的國家；
4，在意識形態和國家製度方面，不屬於美國劃分的西方世界陣營，最不願意與美國合作的國家；
5，在對待美國外交戰略實行過程中，無論是或不是與美國盟友關係，但最不聽美國話、最不配合美國戰略行動的國家。
6，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又想與美國的競爭對手保持國際友好關係的中間派國家。
7，雖然對美國的安全和利益沒有任何威脅，甚至是與美國友好的國家，但這個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在美國全球戰略意義上處於國際政治地域中重要的關鍵性位置的國家。
根據上述這些不同國家種類，美國進行戰略性的分門別類，按照戰略推進的輕重緩急，依次根據美國的全球戰略需要和進程，逐漸實行美國設計方案的顏色革命。
雖然美國常常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的幌子，作為對他國進行顏色革命的由頭與話題。但只要是美國的盟友，哪怕這些國家再沒有自由民主，哪怕再嚴重地存在著沒有人權和極端獨裁現象，美國也往往可以無原則地堅定支持、利用和幫助這些國家的統治者。一旦這個盟友不聽美國的話了，那麼，“反自由”“反民主” “反人權”“獨裁者”的大帽子就會隨之而來，顏色革命不成，進而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報復打擊。伊拉克薩達姆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實際上，在中東阿拉伯國家中，有些比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更沒民主更沒人權更獨裁的國家，因為是美國的盟友，美國不僅在國際舞台上支持幫助其獨裁政權，而且用先進武器支持幫助其獨裁政權的鞏固。
第二步，在確定了顏色革命的國家對像後，就是對要進行顏色革命的國家，大量宣傳美國的資本主義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詆毀和批判被顏色革命國家原有的民族思想、民族文化、意識形態。通過外交渠道、報刊雜誌、電視電話、美國之音廣播、網絡微博推特……等各種途徑，給這些被宣傳的國家的人們進行狂轟濫炸式地洗腦宣傳，把美國的意識形態及其價值觀，經由書刊、廣告、電影、電視、藝術表演、名人演講、學術研討會、組織各種基金會……等文化表現形態，佔領這個國家的思想文化宣傳陣地，用軟性攻擊形式進行西方思想的強制性灌輸，徹底顛覆這個要被顏色革命的國家與民族的原有的價值觀、世界觀和是非觀，特別是給他們的高層人士與精英人士進行徹底洗腦，直到把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甚至所有人腦子洗暈。
美國通過給被宣傳的國家進行洗腦，把美國的資本主義價值觀是非觀灌輸給這個國家的人民，就是美國進行和實現顏色革命成功的必要過程。沒有這個洗腦過程，美國的顏色革命就不可能進行，更不可能成功。
在美國發生2008年金融大危機，並引發世界性的金融大海嘯前的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中，中國的各界瀰漫了新自由市場主義甚囂塵上的噪音，幾乎已經成為社會輿論的主流。一些美國豢養的所謂的精英們，像其他很多國家一樣，都已經被美國新自由市場主義完全洗腦，似乎只有美國的新自由市場主義可以救中國，中國似乎只有走美國的完全市場化徹底私有化的“華盛頓道路”，才是未來的改革出路和發展方向。這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某些人物進行這種洗腦行動的成果。這些新自由主義的所謂精英們，一時間被一些媒體捧上了天，甚至控制了中國主流媒體的話語權。
第三步，一旦美國的洗腦工作進行到一定效果的程度，特別是對被顏色革命的國家領導層的洗腦工作基本完成之後，與計劃進行顏色革命的國家現在處於統治地位的執政黨領導層，進行外交的討價還價的外交磋商，或以進行學術性的探討之名，或以改革的名義，以幕後指揮或專家指導方式，指導即將被顏色革命的國家的輿論和外交政策導向。爭取以最小的代價，獲得美國資本集團和政治集團想要得到的最大利益，實現美國的戰略目的。
如果計劃被顏色革命的國家統治者能夠接受美國的條件和方案，顏色革命的暴力型活動或被暫時延緩，或被變成一種自然過渡的顏色革命。如果計劃被顏色革命的國家統治者完全拒絕接受美國的條件和方案，美國就在暗中不公開地支持與挑唆，或公開跳出來支持這個國家的在野黨、反對派、反對黨，鼓動那裡的民眾上街鬧事，衝擊這個國家的政府部門機關，這個國家就會發生政治騷亂甚至大規模動亂的行動，使得這個國家的政府無法行使政府職能，甚至政府機構徹底癱瘓。或者引誘這個國家的執政黨和政府在處理騷亂中出亂出錯，激化矛盾，擴大事態，乘勢散佈各種一時難以澄清的謠言，造謠惑眾，就會激起民眾更大的憤怒，形成燒殺搶為特徵的更大規模的動亂。進而造成這個國家政治的分崩離析，致使這個國家民族族群與國家領土的四分五裂，逼迫這個國家發生暴力型顏色革命。
第四步，在美國長期培植的美國利益代理人中，選擇最能體現美國利益的代理人，扶植和幫助他們的代理人奪取國家領導權。
美國要對一個國家進行顏色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被顏色革命的國家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因而，必須尋找美國的代理人，也就是從人們尋常所說的“親美派”人士中，尋找最能體現美國利益的代言人和代理人。如果顏色革命的結果，沒有美國人的代理人出現，沒有樹立美國代理人的統治權威，美國的代理人沒有奪得國家最高權力，顏色革命不僅對美國沒有意義，而是一種白忙，更不能被美國稱為顏色革命成功。所以，美國進行顏色革命之前，就通過培訓、收買、輿論造勢和國際機構頒獎，在培養和挑選美國利益的代理人，並在培養的代理人之中選擇最能體現和維護美國利益的代理人。
第五步，當上述的顏色革命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後，就是在計劃進行顏色革命的國家尋找機會，製造大規模的社會動亂。近年來的很多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大多是在這樣的幾種情況下突然發生的：
一是在這個國家進行總統總理議員選舉過程中，有人故意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製造事端，煽動和利用民眾對選舉的不滿情緒，煽動民眾進行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形成與擴大社會不滿情緒浪潮，製造大規模騷亂，使這個國家的局勢失控。
二是利用某個國家民間發生的一件很小的事情，借用網絡、報刊、電話、廣播、電視……，借題發揮，造謠生事、擴大事端，製造社會仇恨或民族仇恨，擴大社會裂痕，形成大規模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大動亂。
三是煽動某個國家的反對派或在野黨，在議會中，利用某個議題的分歧，對執政黨和政府發動以鬧事為目的的突襲式激烈攻擊，以激起社會動盪，形成政變性質的議會鬧事，導致這個國家政治局勢的全面混亂。
四是利用該國的反對派反對黨自己製造的動亂情勢，煽動街頭騷亂，火上澆油，煽風點火，擴大事態，把事情擴大到整個社會層面，顛覆這個國家的政權，引導形勢向著美國顏色革命需要的方向發展。
第六步，在顏色革命的過程中，通過政治組織、學術機構、外交聲援、輿論導向、經濟支助，一舉把美國利益的代理人推上統治者的地位，奪取這個國家的領導權，並在國際上全力樹立和維護這個美國代理人在他們民族和國家中的威信和聲望。
尤其是通過美國的外交承認和經濟援助承諾，帶動美國的西方盟友國家的承認，以確保和穩固美國利益代理人在這個國家經過顏色革命後的統治地位。只有全力確保和穩固美國利益代理人在這個國家顏色革命後的統治地位，才能確保美國利益的實現和在這個國家顏色革命後長久的美國影響力和控制力。
第七步，嚴厲打擊鎮壓和清洗反對顏色革命的人。甚至抓住對手的某些過錯，不顧歷史的事實，或用編造事實的謊言，用暴力手段，或用所謂的法律手段，將顏色革命的對手置之死地。例如，在羅馬尼亞的顏色革命行動過程中，編造齊奧塞斯庫貪污轉移國家財產，私人在國外銀行有20億美元巨額的存款之類的謠言，引發民眾對齊奧塞斯庫的極端仇恨浪潮。當事後證實齊奧塞斯庫20億美元外國存款之事純屬謠言時，齊奧塞斯庫已經被處死，國家已經被奪權，政權已經被美國勢力支持的人掌握，美國的顏色革命的目的已經達到，人民已經無法反抗和進行扭轉局勢的反擊。
經歷過上述一系列的顏色革命操作過程的國家，人民必然已經被社會動盪弄得筋疲力盡暈頭轉向，國家已經完全被顏色革命的動盪搞得崩潰渙散百廢待興，新政府大多又無能為力，不由自主地尋求外國的幫助和經濟援助。此時，美元外交將發揮其巨大的影響力，美國的勢力名正言順，並且順理成章地進入這個國家成為救世主，至此，完成美國政治霸權與美元霸權擴張戰略的又一個進程。被顏色革命的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等各方面，就已經完全被美國控制。對於美國來說，顏色革命也就大功告成。
作者：湯闖新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23
——美國資本集團玩弄世界經濟的秘密（二二九）
顏色革命幾乎已經成為美國勢力現在向全球擴張的極具特色的一種行動方式。那些被顏色革命的一個個國家，就像按計劃書操作的一個個公司的運作一樣，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改造成為被美國控制在手中的國家。
美國資本集團和政治集團聯手，正在運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金融、商業、學術、情報機構、現代媒體……等各種手段，由他們的資本集團和政治集團的精英們組織各界人士組成一股巨大勢力，對世界各國進行戰略性的顏色革命運動。
美國是怎麼操作顏色革命的呢？其具體操作的過程又是怎樣進行的？
第一步，根據美國的全球戰略需要和戰略推進進程，首先劃分與確定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顏色革命的對象。選擇他們認為：
1，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直接對美國的安全和美國勢力擴張最具有威脅性的國家；
2，在思想、文化、外交、國際政治諸方面，反對美國霸權主義與美元霸權主義最激烈的國家；
3，在經濟發展競爭中，對美國利益、美國擴張戰略、美元霸權擴張主義具有挑戰性和潛在挑戰性的國家；
4，在意識形態和國家製度方面，不屬於美國劃分的西方世界陣營，最不願意與美國合作的國家；
5，在對待美國外交戰略實行過程中，無論是或不是與美國盟友關係，但最不聽美國話、最不配合美國戰略行動的國家。
6，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又想與美國的競爭對手保持國際友好關係的中間派國家。
7，雖然對美國的安全和利益沒有任何威脅，甚至是與美國友好的國家，但這個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在美國全球戰略意義上處於國際政治地域中重要的關鍵性位置的國家。
根據上述這些不同國家種類，美國進行戰略性的分門別類，按照戰略推進的輕重緩急，依次根據美國的全球戰略需要和進程，逐漸實行美國設計方案的顏色革命。
雖然美國常常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的幌子，作為對他國進行顏色革命的由頭與話題。但只要是美國的盟友，哪怕這些國家再沒有自由民主，哪怕再嚴重地存在著沒有人權和極端獨裁現象，美國也往往可以無原則地堅定支持、利用和幫助這些國家的統治者。一旦這個盟友不聽美國的話了，那麼，“反自由”“反民主” “反人權”“獨裁者”的大帽子就會隨之而來，顏色革命不成，進而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報復打擊。伊拉克薩達姆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實際上，在中東阿拉伯國家中，有些比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更沒民主更沒人權更獨裁的國家，因為是美國的盟友，美國不僅在國際舞台上支持幫助其獨裁政權，而且用先進武器支持幫助其獨裁政權的鞏固。
第二步，在確定了顏色革命的國家對像後，就是對要進行顏色革命的國家，大量宣傳美國的資本主義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詆毀和批判被顏色革命國家原有的民族思想、民族文化、意識形態。通過外交渠道、報刊雜誌、電視電話、美國之音廣播、網絡微博推特……等各種途徑，給這些被宣傳的國家的人們進行狂轟濫炸式地洗腦宣傳，把美國的意識形態及其價值觀，經由書刊、廣告、電影、電視、藝術表演、名人演講、學術研討會、組織各種基金會……等文化表現形態，佔領這個國家的思想文化宣傳陣地，用軟性攻擊形式進行西方思想的強制性灌輸，徹底顛覆這個要被顏色革命的國家與民族的原有的價值觀、世界觀和是非觀，特別是給他們的高層人士與精英人士進行徹底洗腦，直到把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甚至所有人腦子洗暈。
美國通過給被宣傳的國家進行洗腦，把美國的資本主義價值觀是非觀灌輸給這個國家的人民，就是美國進行和實現顏色革命成功的必要過程。沒有這個洗腦過程，美國的顏色革命就不可能進行，更不可能成功。
在美國發生2008年金融大危機，並引發世界性的金融大海嘯前的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中，中國的各界瀰漫了新自由市場主義甚囂塵上的噪音，幾乎已經成為社會輿論的主流。一些美國豢養的所謂的精英們，像其他很多國家一樣，都已經被美國新自由市場主義完全洗腦，似乎只有美國的新自由市場主義可以救中國，中國似乎只有走美國的完全市場化徹底私有化的“華盛頓道路”，才是未來的改革出路和發展方向。這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某些人物進行這種洗腦行動的成果。這些新自由主義的所謂精英們，一時間被一些媒體捧上了天，甚至控制了中國主流媒體的話語權。
第三步，一旦美國的洗腦工作進行到一定效果的程度，特別是對被顏色革命的國家領導層的洗腦工作基本完成之後，與計劃進行顏色革命的國家現在處於統治地位的執政黨領導層，進行外交的討價還價的外交磋商，或以進行學術性的探討之名，或以改革的名義，以幕後指揮或專家指導方式，指導即將被顏色革命的國家的輿論和外交政策導向。爭取以最小的代價，獲得美國資本集團和政治集團想要得到的最大利益，實現美國的戰略目的。
如果計劃被顏色革命的國家統治者能夠接受美國的條件和方案，顏色革命的暴力型活動或被暫時延緩，或被變成一種自然過渡的顏色革命。如果計劃被顏色革命的國家統治者完全拒絕接受美國的條件和方案，美國就在暗中不公開地支持與挑唆，或公開跳出來支持這個國家的在野黨、反對派、反對黨，鼓動那裡的民眾上街鬧事，衝擊這個國家的政府部門機關，這個國家就會發生政治騷亂甚至大規模動亂的行動，使得這個國家的政府無法行使政府職能，甚至政府機構徹底癱瘓。或者引誘這個國家的執政黨和政府在處理騷亂中出亂出錯，激化矛盾，擴大事態，乘勢散佈各種一時難以澄清的謠言，造謠惑眾，就會激起民眾更大的憤怒，形成燒殺搶為特徵的更大規模的動亂。進而造成這個國家政治的分崩離析，致使這個國家民族族群與國家領土的四分五裂，逼迫這個國家發生暴力型顏色革命。
第四步，在美國長期培植的美國利益代理人中，選擇最能體現美國利益的代理人，扶植和幫助他們的代理人奪取國家領導權。
美國要對一個國家進行顏色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被顏色革命的國家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因而，必須尋找美國的代理人，也就是從人們尋常所說的“親美派”人士中，尋找最能體現美國利益的代言人和代理人。如果顏色革命的結果，沒有美國人的代理人出現，沒有樹立美國代理人的統治權威，美國的代理人沒有奪得國家最高權力，顏色革命不僅對美國沒有意義，而是一種白忙，更不能被美國稱為顏色革命成功。所以，美國進行顏色革命之前，就通過培訓、收買、輿論造勢和國際機構頒獎，在培養和挑選美國利益的代理人，並在培養的代理人之中選擇最能體現和維護美國利益的代理人。
第五步，當上述的顏色革命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後，就是在計劃進行顏色革命的國家尋找機會，製造大規模的社會動亂。近年來的很多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大多是在這樣的幾種情況下突然發生的：
一是在這個國家進行總統總理議員選舉過程中，有人故意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製造事端，煽動和利用民眾對選舉的不滿情緒，煽動民眾進行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形成與擴大社會不滿情緒浪潮，製造大規模騷亂，使這個國家的局勢失控。
二是利用某個國家民間發生的一件很小的事情，借用網絡、報刊、電話、廣播、電視……，借題發揮，造謠生事、擴大事端，製造社會仇恨或民族仇恨，擴大社會裂痕，形成大規模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大動亂。
三是煽動某個國家的反對派或在野黨，在議會中，利用某個議題的分歧，對執政黨和政府發動以鬧事為目的的突襲式激烈攻擊，以激起社會動盪，形成政變性質的議會鬧事，導致這個國家政治局勢的全面混亂。
四是利用該國的反對派反對黨自己製造的動亂情勢，煽動街頭騷亂，火上澆油，煽風點火，擴大事態，把事情擴大到整個社會層面，顛覆這個國家的政權，引導形勢向著美國顏色革命需要的方向發展。
第六步，在顏色革命的過程中，通過政治組織、學術機構、外交聲援、輿論導向、經濟支助，一舉把美國利益的代理人推上統治者的地位，奪取這個國家的領導權，並在國際上全力樹立和維護這個美國代理人在他們民族和國家中的威信和聲望。
尤其是通過美國的外交承認和經濟援助承諾，帶動美國的西方盟友國家的承認，以確保和穩固美國利益代理人在這個國家經過顏色革命後的統治地位。只有全力確保和穩固美國利益代理人在這個國家顏色革命後的統治地位，才能確保美國利益的實現和在這個國家顏色革命後長久的美國影響力和控制力。
第七步，嚴厲打擊鎮壓和清洗反對顏色革命的人。甚至抓住對手的某些過錯，不顧歷史的事實，或用編造事實的謊言，用暴力手段，或用所謂的法律手段，將顏色革命的對手置之死地。例如，在羅馬尼亞的顏色革命行動過程中，編造齊奧塞斯庫貪污轉移國家財產，私人在國外銀行有20億美元巨額的存款之類的謠言，引發民眾對齊奧塞斯庫的極端仇恨浪潮。當事後證實齊奧塞斯庫20億美元外國存款之事純屬謠言時，齊奧塞斯庫已經被處死，國家已經被奪權，政權已經被美國勢力支持的人掌握，美國的顏色革命的目的已經達到，人民已經無法反抗和進行扭轉局勢的反擊。
經歷過上述一系列的顏色革命操作過程的國家，人民必然已經被社會動盪弄得筋疲力盡暈頭轉向，國家已經完全被顏色革命的動盪搞得崩潰渙散百廢待興，新政府大多又無能為力，不由自主地尋求外國的幫助和經濟援助。此時，美元外交將發揮其巨大的影響力，美國的勢力名正言順，並且順理成章地進入這個國家成為救世主，至此，完成美國政治霸權與美元霸權擴張戰略的又一個進程。被顏色革命的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等各方面，就已經完全被美國控制。對於美國來說，顏色革命也就大功告成。
“全球化”是美國人的精心設計
喬良：美國人為何而戰--“全球化”是美國人的精心設計
作者：喬良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26
喬良《 中國青年報》（ 2011年02月25日09 版）
在喬良看來，美國人每發動一場戰爭，背後都有金融利益的推動。圖為阿富汗戰爭中的美軍。 CFP供圖
美國人為何而戰
喬 良
編者按：
《超限戰》之後，喬良將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金融領域，這看似“不務正業”，實則與他的主攻方向戰略研究領域並行不悖且密不可分。學術研究常常是聰明人下笨工夫，歷經數年探究，他仍自謙為“外行”，但他說，我一直從軍事和戰略的角度觀察經濟及金融問題，並且得出了自己的觀察結果。本文由他將幾篇演講錄音稿改寫而成。
美國並不酷愛戰爭，但美國需要戰爭。過去20年裡，美國是世界上唯一連打過四場對外戰爭的國家。為什麼要如此頻繁地發動戰爭？地球人不懂，恐怕美國人民也不懂，因為這四場戰爭，發生在三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開戰的理由也都十分充分且冠冕堂皇，誰會把它們與一張輕飄飄的綠紙聯繫在一起？
為美元而戰，這就是美式戰爭的全部秘密。
從1971年8月15日到今天，整整40年，美國在全世界推廣了一場堪稱“完美風暴”的運動——全球化，在紙幣美元基礎上建起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金融帝國。這一帝國的觸鬚伸向地球各個角落，在每個地方都機械般上演同一個來複式動作：美元流向世界，財富流向美國。
為了使這種綠紙換財富的遊戲，看上去更像是一波接一波的經濟自由化浪潮的結果，而不是少數美國人精心構織的深刻影響20世紀後半葉人類發展進程的金融大戰略的產物，這些美國人從未在他們公開的國家戰略中談論過這個話題。據說，上一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就職當天，就曾告誡他的同僚：在這裡（美聯儲）你們可以談論一切，就是不許談論美元。這是禁忌，美國人對這一關乎美國國家生存的話題諱莫如深。
了解美國的國家戰略，必須先了解美國的國家生存方式
所以，要了解美國的國家戰略，最好不要聽美國人說什麼。美國人會告訴你許許多多它的國家戰略構想，而所有這些戰略構想的背後，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維護美國在這個世界上的霸權地位。那麼，美國人極力要維護它的霸權又是為了什麼？答案只有一個：為了延續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國家生存方式。因此，了解美國國家戰略的最好辦法，不是聽美國人自己說什麼，而是要了解美國的生存方式。
美國人在過去40年裡，找到了一種在他們看來是最好的，也最便捷的國家生存方式，那就是用金融手段從全球向美國轉移財富。美國人發現自己可以不用生產其他的產品，只生產一樣東西就可以致富，就可以過得比世上所有人都好，這個方式就是印刷美元。美國人可以用生產美元來過好日子，就此意義上說，美國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就是金融生存。
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懂得，為什麼在過去的40年裡，美國把它所謂的垃圾產業、夕陽產業紛紛轉移到其他國家，轉移到新興國家包括中國，而讓它70%的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
過去半個多世紀裡，美國完成了一個製造業大國向金融業大國的轉型，它已經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存及生活方式。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了解美國的國家戰略。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你的戰略一定是圍繞你的生存方式展開。按西方的說法，中國目前的生存方式就是世界加工廠。要做世界加工廠你就需要獲得資源，獲得能源，然後生產出產品。你的國家戰略也要圍繞這一切展開。而美國人不是這樣，美國人只要開動印鈔機就可以生存，美國在過去40年裡逐漸完善了自己的一套體系，這個體系我們不妨把它叫做金融殖民體系。
美國的這種獨一無二的國家戰略和戰略金融體係是什麼時候形成的？讓我們先回頭翻翻世界近現代史，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帝國崛起，這也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完全新型的帝國。人類自有帝國歷史以來，從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基本上都是以一種相似的方式完成帝國積累財富、消耗財富的過程。這種方式是什麼呢？就是佔領別國的領土，掠奪別國的資源，奴役別國的人民。這就是經典的殖民帝國模式。但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使美國意識到，必須避免重蹈古典帝國模式的覆轍。因為一次大戰德國向老牌殖民帝國挑戰，想要獲取自己的生存空間，結果失敗了。 20多年後德國再度崛起，再次向老牌殖民帝國發起挑戰，又再度失敗了。美國毫無疑問記取了這個歷史教訓：如果一個國家的崛起，一定要從老牌殖民帝國那裡虎口奪食的話，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戰爭，而其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最後徒使他人得利。美國就是兩次大戰最大的獲利者。在這樣一種歷史的判斷下，美國人希望設計出一種新型的帝國模式，這種帝國一定不同於傳統意義的帝國，而又能盡享帝國之利。於是，如何巧妙地設計並建立一個全新的獨一無二的帝國，就成了美國一代代政治家、戰略家們的重大歷史課題。
逐漸“完美”的金融殖民帝國的藍圖
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個突破美國憲法限制，連續幹過四屆美國總統的羅斯福，應該說是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家。他的重要之處在於他的影響超出了20世紀，甚至到21世紀美國和世界也還生活在他的影響中。比如說聯合國，再比如說關貿總協定（即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就是在他的主導下創立的。
更重要的還有“布雷頓森林體系”。 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一個叫做布雷頓森林的小鎮上，盟國的財政部長、央行行長和少量經濟學家云集在一起，經過幾番激烈爭吵，討價還價，商量出了一個世界貨幣體系，這個貨幣體係被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它的實質用一句話就可以講清楚：全世界的貨幣鎖定美元，而美元鎖定黃金。美國政府向全世界承諾，每35美元可以兌換一盎司黃金，那個時候的美國可以說是志得意滿，因為這個時候的美國有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備，世界上80%的黃金都捏在美國人手裡，與此同時，美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生產能力和軍事機器。
通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人一舉確立了美元的霸權地位。這個地位一直延續到1971年8月15日，在此之前，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最穩定的、經濟發展勢頭最好的國家，自然，美元信譽也是最好的。
但，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美國人的好日子也有到頭的那天。在朝鮮戰場上鎩羽而歸的美國人，並沒有接受那場戰爭的教訓。
1959年，美國人又遠涉重洋，捲入了越南戰爭。在越南打了將近17年的仗，到1975年結束倉皇撤離西貢時，美國人一共被擊落上萬架飛機，丟掉了49000名官兵的生命，最後卻一無所獲！這場戰爭打掉美國8000億美元，相當於現在3萬億美元。相應的，美國的黃金儲備也日漸減少， 到1971年這場戰爭還沒有結束，美國已經是捉襟見肘，錢不夠花了。而那時的美國人卻不能像今天應對金融危機這樣，實行“適度貨幣寬鬆政策”，打開印鈔機狂印美元。因為，有“布雷頓森林體系”橫在那裡，讓美國人不能隨心所欲，沒有足夠多的黃金你就不能印足夠多的美元！因為你對全世界有承諾，你是全世界的基準貨幣，你必須保持美元的穩定。這使美國陷入了空前的窘境。
戰爭還在繼續進行，黃金儲備日漸減少，多印美元沒有可能，美國人思來想去，沒別的辦法，只能失信於世人了。
1971年8月15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跟黃金脫鉤。這一失信之舉意味著美國可以不受黃金的羈絆，隨意加印美元了。過去每印35美元都要準備一盎司黃金，現在起碼從理論上說，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但是美國人並非傻瓜，還不至於傻到以為光印鈔票就能解決問題。美國人當然懂得，超量印鈔就是自掘墳墓。當你自己把自己的錢貶得一文不值時，你的這個國家就跟著完蛋。於是美國政府就出錢讓人去做一個研究報告，看看美元跟黃金脫鉤後，究竟對美國有什麼影響？對世界經濟又會有什麼影響？半年後，研究報告《黃金非貨幣化的影響》出爐。研究者的名字叫邁克爾·赫德森，這是一位有良知的年輕經濟學家，他在報告中提醒美國政府，美元跟黃金脫鉤，在短時間內對美國有好處，因為美國可以在全世界還沒回過神來時多印鈔票，用沒有黃金背書的紙幣去佔全世界的便宜。但長期看，這對美國和全世界都決不是什麼好事，尤其對美國，無疑是飲鴆止渴。美國政府拿到這個報告後，欣喜若狂，如獲至寶。儼然如醍醐灌頂，大徹大悟！他們根本不理會邁克爾·赫德森的警告，對邁氏的報告反其意而用之。在這些美國經濟政策的製定者看來，既然這麼幹短期對美國有好處，幹嗎不把它變成一個長期的好處，讓美國人永久享用呢？當然，這首先需要與黃金脫鉤後完全變成一張綠紙的美元，在全世界面前，仍然保持它的信用。這就意味著美元必須保持它的霸權地位。怎樣才能保持美元的霸權地位呢？美國政府認為最重要的是兩根支柱，一根是美國強大的科技創新力。另一根是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有了這兩根支柱，就能確保美元的信用，美元就可以作為硬通貨在全世界暢通無阻。美國人也就可以在全世界更加隨心所欲地玩紙幣轉移實物財富的魔術。
但美國人也擔心，僅僅靠美國自身的實力，別人不買你的賬怎麼辦？那麼，與黃金脫鉤後的美元，最好與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掛鉤，才能確保美元的地位穩如磐石。機會很快就來了。 1973年的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一開始，埃及人和敘利亞人兩線出擊，打了以色列一個措手不及，但不久後戰況逆轉，以色列反佔上風。
一場旗開得勝的戰爭最終以被迫停戰告終，這讓阿拉伯世界非常鬱悶。坐擁石油的阿拉伯人決定，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就從其他地方去獲得。於是，歐佩克——國際石油輸出國組織——決定用石油做武器，抬高油價打擊西方。這個辦法果然比戰爭來得更有效，很快西方就承受不住了。
這時，美國當時的財政部長西蒙秘密地飛到了沙特，去見沙特的石油大臣，也是首任歐佩克秘書長，告訴他：你們想把油價打多高我們不管， 但是要想不讓美國人與你們為敵，你們必須接受一個條件，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結算。這位沙特的石油大臣與整個世界一樣，對美國人這一招棋的深遠機心並不了然，於是就一口答應了美國人的要求，從此，全世界的石油交易與美元掛鉤，而美元的信用也就在此後40年裡，牢牢地與全球的能源需求掛上了鉤。
走到這一步，美國人設計出的這個新型帝國漸漸開始顯現出輪廓，這就是人類帝國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金融殖民帝國。美國人發現，比起當年德國人虎口奪食去爭取一個國家的生存空間這種愚蠢做法來，更高明的辦法，應該是通過讓世人幾乎覺察不到的方式，乖乖地讓他們把手中財富交出來，而又不製造仇恨。要達此目的，沒有比金融殖民更好的辦法了，這辦法可以把全世界都納入美國的金融體系中，然後，像擰開自來水水龍頭一樣讓財富滾滾流入美國人的口袋。
“全球化”不是歷史必然，而是美國人的精心設計
為了實現這個大戰略目標，美國需要推進全球經濟的變化，以適應美國的胃口。首先要完成是全球產業大分工，即所謂的全球化。為了造勢，更為了讓美國式的全球化得到地球人的普遍認同，必須有一種理論為其搖旗吶喊，為此，美國人擯棄了凱恩斯，選擇了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把它作為一種先導性理論，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開道。
要使全球產業大分工看上去合情合理，完全合乎經濟規律，美國人用比較優勢理論把全世界分成了兩塊，一塊是美國，美國人認為它的優勢就在於生產美元；另一塊是全世界。全世界的優勢在哪兒呢？比如，中國人，你的比較優勢就在於你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你的發展就只能藉助這一優勢。這理由簡直讓你心服口服，通過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就永遠處在了全球經濟生物鏈的高端，而像中國這樣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國家，就別無選擇地只能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不可改變地永遠居於整個經濟生物鏈的低端，其他國家以此類推，全球產業大分工就這樣完成了。
由美國人作為一方，全世界作為另一方，由美國人負責生產美元，而全世界負責生產用美元交換的產品，這就是美國人主導的全球產業大分工的本質，從此，全球化浪潮席捲全球。
當這樣一種對應關係形成之後，在美國和全世界之間，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美國用自己的金融體系，把全世界與美國緊緊捆綁在一起，這種由美國向世界輸出美元，而世界向美國提供產品的交易模式，其結果就是全球財富快速向美國集中，這也就是美國在1990年前的200多年裡，GDP最高時才不過達到7萬億美元，而在最近的短短20年裡，GDP居然翻了一番，達到14萬億的根本原因。當然，美國人比全世界都清楚，用這種方式聚斂的財富，僅僅靠全球產業大分工是不夠的，甚至再加上石油與美元掛鉤也還不夠，還需要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手段，如果沒有這個手段，美國不足以從世人手中掠走那麼多的財富，而這個手段就是天下第一的軍事實力。
20年間連打四場戰爭，美國人為什麼而戰？
美國人為什麼要打伊拉克戰爭？答曰：為了石油。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占領伊拉克後，卻不從伊拉克免費拉走一桶石油？美國普通百姓為什麼也要和世人一道忍受高油價的煎熬？這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但是答案在本文的前面已經給出，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與美元掛鉤。
當美國打下伊拉克時，首先出現的是什麼情況？全球油價飆升。油價飆升，交易又以美元結算，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油價的飆升拉高了全球的美元需求，也就是說，美國人通過戰爭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打伊拉克戰爭之前，一桶石油38美元，打完了之後接近150美元，等於一場戰爭把美元的需求打高了近三倍。當全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元去購買石油時，最高興的當然除了產油國，就是美國政府了。因為這樣一來，美國政府就能以給全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名義，開動印鈔機，印刷更多的美元，而美國政府不是慈善家，不會白白把美元給你，你必須拿你的產品去換，從而再一次加入實物換綠紙的遊戲。此時美國政府的印鈔行為可以說名正言順，而用不著像金融危機的今天，明目張膽也失信於人地在全世界沒有需求的情況下增髮美元。
如此這般，更多的美元流到了其他國家的手裡，流到了產油國的手裡，也流到了需要購買石油的國家手裡。這麼多美元攥在這些國家手裡能幹什麼呢？除了作為財富的符號讓人開心外，就是變為廢紙的前景讓人擔心，因為美元正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在貶值，天天在貶值，天天都在變成廢紙，這個時候你唯一的選擇，就是美國人早就為你準備好的選擇：購買美國的國債。
購買美國國債使巨量的美元回流美國，也使美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債務國。那麼，美國為什麼需要讓流向全世界的美元，再以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回流美國呢？因為不擔心經常項目長期處於逆差狀態的美國，卻十分擔心短期的資本項目出現逆差，換句話說，一個幾乎沒有儲蓄率的美國，必須始終保持資本項目的順差，而這個順差的額度在2001年前後的時候，大約是每年7000億美元左右，也就是說，需要每天淨流入美國20億美元。因此，美國需要大量的世界資本回流美國，才能保持其正常經濟生活的流動性，否則，大部分美國人刷卡透支的好日子就難以為繼，因此，美國不怕經常項目逆差，惟恐資本項目逆差。為了保持資本項下的順差，美國會不惜動用戰爭手段，去打壞別國、別的地區的投資環境，像驅趕羊群一樣，把美元驅趕回美國。所以說，表面上看，兩次伊拉克戰爭都和石油有關，但實際上主要是和美元有關。因為只要在產油區打仗，油價就會上升，美元的需求也就會隨之上升。如此一來，美國人就可以開動印鈔機，印更多的美元，從全球換回更多的實物財富，道理就這麼簡單。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科索沃戰爭劍指歐元
有人會問，既然如此，科索沃地區並不產石油，美國人為什麼還要打科索沃戰爭？打科索沃戰爭和美元是什麼關係？在打響科索沃戰爭之前，很多人都相信了西方宣傳機器的一面之詞，認為美國人打南聯盟，是為了進行人道主義干預。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西方媒體聯手撒了一個彌天大謊：說米洛舍維奇的南聯盟政權在科索沃屠殺了9萬阿族人。事後證明這完全是一個謠言，但是當謠言澄清之後，美國早已打敗了南聯盟。
那麼，美國打科索沃的真正動機到底是什麼？要看清楚這一點我們需要把日曆前翻。這場戰爭發生的時間是1999年3月，但耐人尋味的是，1999年1月1日，發生了另一個重大事件：歐元正式啟動。當時歐元和美元的匯率是1∶1.07，歐元作為一種全新的國際結算貨幣，一上來就對美元霸權地位構成了挑戰和威脅。僅僅兩個月後，科索沃戰爭打響。戰爭還沒結束，世人便發現，深受戰爭創傷的，不光是南聯盟，還有歐元。有歐盟各國空軍做幫手的72天的狂轟濫炸，其最重要的結果，不光是米洛舍維奇政權的垮台，還有歐元與美元匯率的倒掛，由1歐元兌換1.07美元，變為0.82美元兌換1歐元，歐元跌幅達30%。
由此可以看出，美國人打科索沃戰爭是“項莊舞劍，意在'歐元'”。西方人喜歡標榜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但美國人在歐洲的腹心地帶打的一仗，首先打壞的是歐洲的投資環境，從而使歐元剛剛誕生就立刻面臨夭折的危險，因為美國絕不能容忍還有其他什麼貨幣與美元平起平坐，即使是歐洲兄弟的歐元也不行。
理解美國人的這種心思並不難，在歐元出現之前，美元是世界上唯一的儲備貨幣、基準貨幣，全世界所有國家的貿易結算幾乎都是用美元。這意味著美國擁有獨此一家別無分號向全世界徵收隱形鑄幣稅的權力。突然間出現了歐元，一個龐大的歐元經濟體從此後不再由美國人收鑄幣稅，這對美國來講，其打擊不僅僅是鑄幣稅的損失，而且是美元霸權根基的動搖。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美國人即使不是意欲除之而後快，也必定會果斷出手，對這個挑戰者實施毫不手軟的打擊，就此角度看，科索沃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
此外，科索沃戰爭向我們展示的美式戰爭與貨幣資本及美國金融大戰略的關係，還不僅僅體現在美元與歐元的貨幣霸權之爭上，其他的現象同樣耐人尋味。科索沃戰爭爆發之前，有關資料數據顯示，大約有7000多億熱錢在歐洲遊蕩，晃來晃去，找不到投資的去向，因為此時歐洲上空已戰雲密布，一旦戰爭打響，投資環境便會迅速惡化，你的投資就可能面臨顆粒無收血本無歸。追求利潤最大化是所有投資者的信條，但同時既要獲利，還要安全的獲利，如果不安全，寧可不投資，這也是投資者的信條。
結果，戰爭一打響，7000多億熱錢中有4000多億立刻從歐洲抽逃，其中2000多億去了美國，直接支持了美國已經連續90多個月的經濟繁榮。美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如此漫長的經濟增長期。
另外的2000多億則去了香港，香港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化這麼多錢？顯然是那些投資人或投機家，看好中國內地市場，想拿香港做跳板，進入中國內地。讓人備感蹊蹺的是，恰在這個時候不早不晚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事情，美國人用5枚精確制導炸彈，“誤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接下來，美國人慣用的通過軍事手段改變別人的投資環境，用炸彈像驅趕羊群一樣驅趕資本的情況在極短的時間內出現了，一個星期之後，滯留香港的2000多億熱錢從香港抽逃，最後去了哪兒呢？又去了美國，4000多億熱錢全部流到了美國，去支持美國已經連續90多個月的經濟繁榮，一直到小布什上台，這個經濟繁榮期才告結束。
打阿富汗不是為了反恐，而是要打回全球資本對美國投資環境的信心
從以上例證，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人發動的戰爭和其他國家間發生的戰爭，從目標到方式再到結果都很不相同。美國人的戰爭除了改變別人的投資環境之外，還驅趕資本流入美國。因為儲蓄率只有百分之二點幾（現在也不過剛達到6.9%）的美國，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以支撐這個國家的流動性。這是美國在過去20年裡，連續在伊拉克和科索沃打仗的原因，同時也是其以反恐為名，倉促打響阿富汗戰爭的原因。
為什麼說阿富汗戰爭美國是倉促打響？因為“9·11”發生之後兩個月不到，美國就打響了這場戰爭，這完全不符合美國打一場局部戰爭的戰爭準備規律。 1980年之後，美國人連打了四場戰爭，除阿富汗戰爭之外另外的三場戰爭，美國人的戰爭準備時間都在半年左右，這意味著美國打一場局部戰爭需要半年的準備，但是阿富汗戰爭卻是個例外，不到兩個月就倉促打響。倉促到什麼程度呢？倉促到美國人打仗打到一半的時候，居然就把巡航導彈打光了，這個時候還在繼續打，怎麼辦呢？五角大樓只好下命令打開核武器庫，拆下核彈頭，換上常規彈頭，又打了近千枚，才把阿富汗打下來。
既然明知道打一場局部戰爭需要準備半年時間，那美國人幹嗎不准備充分一點再打這場戰爭呢？不行，因為時間不允許，美國的經濟形勢不允許。因為這個時候正是“9·11”發生之後不久，大量的資金開始撤離美國。因為全球的投資人突然對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資環境——美國產生了疑慮。美國是全球的金融中心，紐約是美國的金融中心，而華爾街是紐約的中心，世貿大廈則是中心的中心。現在，這個中心的中心居然讓恐怖分子給撞毀了，誰還敢對你的投資環境保持信心呢？於是，從這時起，據說有三四千億美元撤離了美國，前面提到美國每年需要吸納大約7000多億美元的淨流入，這個時候有三四千億美元撤離美國，而這一年還有幾個月的日子要過，沒有錢怎麼行？所以美國迫切需要一場戰爭，需要用一場戰爭，打回全世界投資人對美國的信心。
果然如此，當阿富汗戰爭打響之後，巡航導彈一落在阿富汗的土地上，道瓊斯指數就在短期下探後很快回升，華爾街一片叫好，隨著戰況進展順利，大量撤離的資金又陸續回到了美國，這場戰爭重新打回了全世界對美國投資環境的信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人向全世界展示的現代戰爭理念是，如果我的投資環境不好而短期內又無法改變的話，那我就用戰爭把其他地方打得更壞，反襯出美國相對的好。你不是認為我的投資環境不安全嗎？那我就打一場戰爭給你看，美國仍然是最強大的，美國人想打誰就打誰，你要覺得美國的投資環境不安全，還有別的地方比我更不安全，那個地方還在發生戰爭。這就是美國的軍事力量如何為它的金融大戰略服務。
建立“全球快速打擊系統”，用快變量控制全球資本流
過去，美國人喜歡說，當世界上什麼地方出現麻煩，美國總統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們的航空母艦在哪裡？現在這種說法正在逐漸成為過去時。當互聯網把全球連成一個整體，網上交易、網上支付已成家常便飯，隨便敲幾下鍵盤，成百億、上千億甚至數万億的美元，就可以在瞬間完成轉移或者是抽逃時，這種幾乎以光速運行的資本流動，是每小時以三四十節的速度航行的航空母艦無法跟上的。即便是以超音速飛行的艦載機，也同樣跟不上。因為無論航母還是艦載機，都是物流經濟時代的產物。是為爭奪海上霸權，控制海上物流而設計的海面武器平台。在資本流已成為全球經濟生活主流的時代，美國人顯然已經意識到需要一種能與資本的流速相匹配的快變量手段，才可能控製或改變全球資本的流速和流向。
為此，五角大樓對其軍事力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盡快建立“全球快速打擊系統”。這一系統要求美軍的軍事打擊能力，能比航母為代表的傳統軍事手段更快捷地打擊地球上任何目標，打擊時限也一再縮短，從號稱一小時打遍全球，縮短到28分鐘打遍全球。這個速度有什麼意義呢？其意義就在於，它基本上可以跟上資本流動的速度了。當大氣層返回式彈道導彈或五六倍於音速的巡航導彈落在地球的某一點上時，這一地區的投資環境就會迅速改變，驚慌的投資者們會迅速把資金撤離這個地區，那麼，撤離後這些資本會去哪裡？總不能懸在半空中，總要有個去處。這個去處還必須是安全的。哪個地方最安全呢？當然是誰的拳頭大，誰那裡就最安全。美國急於發展“全球快速打擊系統”的目的，無非就是要用軍事手段這個快變量，像當年航母控制海上物流一樣，控制全世界的資本流。
今天，已經持續了近三年之久的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的整體實力，即便是看上去受金融危機衝擊最小的美國國力的支柱和象徵——軍事力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奧巴馬總統上台後，宣布一系列壓縮軍費計劃——原定採購381架F-22戰機，現在減為187架；原定建造33艘新型驅逐艦，現在變成3艘；原準備用140億美元部署TMD、NMD導彈攔截系統的攔截導彈，現在計劃取消；原準備生產140架C-17“環球霸王”這種飛遍全球不加油的運輸機，現在不生產了。最後，連耗資130億美元的總統直升機項目也下馬了——這一切都傳遞出了美國軍力捉襟見肘的信息。
但是，我們都不能據此就得出美國會從戰略上整體收縮，甚至可能拱手交出霸權的結論。因為在做出上述一系列壓縮之舉的同時，我們會看到五角大樓的另一些耐人尋味的舉措：比如說建立空天司令部，比如說建立全球第一支網軍，又比如說全球第一架空天飛機的試飛，再比如說正在研發的5倍於音速的巡航導彈……所有這些，又都在向我們傳遞與前述信息相反的信息，那就是五角大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注重美軍的速度——從部署的速度到打擊的速度，而這一切，都與資本的流速和流向有關，因為美國人心裡最清楚，今天的美國是一個建立在紙幣上的帝國。要讓這個帝國不垮塌，就必須保持美元的霸權，現在，要做到這一點，除了軍事手段，美國人手上似乎已沒有其他什麼管用的傢伙了。
（作者為空軍指揮學院教授、少將）
作者：喬良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26
喬良《 中國青年報》（ 2011年02月25日09 版）
在喬良看來，美國人每發動一場戰爭，背後都有金融利益的推動。圖為阿富汗戰爭中的美軍。 CFP供圖
美國人為何而戰
喬 良
編者按：
《超限戰》之後，喬良將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金融領域，這看似“不務正業”，實則與他的主攻方向戰略研究領域並行不悖且密不可分。學術研究常常是聰明人下笨工夫，歷經數年探究，他仍自謙為“外行”，但他說，我一直從軍事和戰略的角度觀察經濟及金融問題，並且得出了自己的觀察結果。本文由他將幾篇演講錄音稿改寫而成。
美國並不酷愛戰爭，但美國需要戰爭。過去20年裡，美國是世界上唯一連打過四場對外戰爭的國家。為什麼要如此頻繁地發動戰爭？地球人不懂，恐怕美國人民也不懂，因為這四場戰爭，發生在三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開戰的理由也都十分充分且冠冕堂皇，誰會把它們與一張輕飄飄的綠紙聯繫在一起？
為美元而戰，這就是美式戰爭的全部秘密。
從1971年8月15日到今天，整整40年，美國在全世界推廣了一場堪稱“完美風暴”的運動——全球化，在紙幣美元基礎上建起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金融帝國。這一帝國的觸鬚伸向地球各個角落，在每個地方都機械般上演同一個來複式動作：美元流向世界，財富流向美國。
為了使這種綠紙換財富的遊戲，看上去更像是一波接一波的經濟自由化浪潮的結果，而不是少數美國人精心構織的深刻影響20世紀後半葉人類發展進程的金融大戰略的產物，這些美國人從未在他們公開的國家戰略中談論過這個話題。據說，上一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就職當天，就曾告誡他的同僚：在這裡（美聯儲）你們可以談論一切，就是不許談論美元。這是禁忌，美國人對這一關乎美國國家生存的話題諱莫如深。
了解美國的國家戰略，必須先了解美國的國家生存方式
所以，要了解美國的國家戰略，最好不要聽美國人說什麼。美國人會告訴你許許多多它的國家戰略構想，而所有這些戰略構想的背後，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維護美國在這個世界上的霸權地位。那麼，美國人極力要維護它的霸權又是為了什麼？答案只有一個：為了延續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國家生存方式。因此，了解美國國家戰略的最好辦法，不是聽美國人自己說什麼，而是要了解美國的生存方式。
美國人在過去40年裡，找到了一種在他們看來是最好的，也最便捷的國家生存方式，那就是用金融手段從全球向美國轉移財富。美國人發現自己可以不用生產其他的產品，只生產一樣東西就可以致富，就可以過得比世上所有人都好，這個方式就是印刷美元。美國人可以用生產美元來過好日子，就此意義上說，美國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就是金融生存。
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懂得，為什麼在過去的40年裡，美國把它所謂的垃圾產業、夕陽產業紛紛轉移到其他國家，轉移到新興國家包括中國，而讓它70%的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
過去半個多世紀裡，美國完成了一個製造業大國向金融業大國的轉型，它已經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存及生活方式。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了解美國的國家戰略。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你的戰略一定是圍繞你的生存方式展開。按西方的說法，中國目前的生存方式就是世界加工廠。要做世界加工廠你就需要獲得資源，獲得能源，然後生產出產品。你的國家戰略也要圍繞這一切展開。而美國人不是這樣，美國人只要開動印鈔機就可以生存，美國在過去40年裡逐漸完善了自己的一套體系，這個體系我們不妨把它叫做金融殖民體系。
美國的這種獨一無二的國家戰略和戰略金融體係是什麼時候形成的？讓我們先回頭翻翻世界近現代史，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帝國崛起，這也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完全新型的帝國。人類自有帝國歷史以來，從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基本上都是以一種相似的方式完成帝國積累財富、消耗財富的過程。這種方式是什麼呢？就是佔領別國的領土，掠奪別國的資源，奴役別國的人民。這就是經典的殖民帝國模式。但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使美國意識到，必須避免重蹈古典帝國模式的覆轍。因為一次大戰德國向老牌殖民帝國挑戰，想要獲取自己的生存空間，結果失敗了。 20多年後德國再度崛起，再次向老牌殖民帝國發起挑戰，又再度失敗了。美國毫無疑問記取了這個歷史教訓：如果一個國家的崛起，一定要從老牌殖民帝國那裡虎口奪食的話，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戰爭，而其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最後徒使他人得利。美國就是兩次大戰最大的獲利者。在這樣一種歷史的判斷下，美國人希望設計出一種新型的帝國模式，這種帝國一定不同於傳統意義的帝國，而又能盡享帝國之利。於是，如何巧妙地設計並建立一個全新的獨一無二的帝國，就成了美國一代代政治家、戰略家們的重大歷史課題。
逐漸“完美”的金融殖民帝國的藍圖
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個突破美國憲法限制，連續幹過四屆美國總統的羅斯福，應該說是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家。他的重要之處在於他的影響超出了20世紀，甚至到21世紀美國和世界也還生活在他的影響中。比如說聯合國，再比如說關貿總協定（即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就是在他的主導下創立的。
更重要的還有“布雷頓森林體系”。 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一個叫做布雷頓森林的小鎮上，盟國的財政部長、央行行長和少量經濟學家云集在一起，經過幾番激烈爭吵，討價還價，商量出了一個世界貨幣體系，這個貨幣體係被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它的實質用一句話就可以講清楚：全世界的貨幣鎖定美元，而美元鎖定黃金。美國政府向全世界承諾，每35美元可以兌換一盎司黃金，那個時候的美國可以說是志得意滿，因為這個時候的美國有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備，世界上80%的黃金都捏在美國人手裡，與此同時，美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生產能力和軍事機器。
通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人一舉確立了美元的霸權地位。這個地位一直延續到1971年8月15日，在此之前，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最穩定的、經濟發展勢頭最好的國家，自然，美元信譽也是最好的。
但，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美國人的好日子也有到頭的那天。在朝鮮戰場上鎩羽而歸的美國人，並沒有接受那場戰爭的教訓。
1959年，美國人又遠涉重洋，捲入了越南戰爭。在越南打了將近17年的仗，到1975年結束倉皇撤離西貢時，美國人一共被擊落上萬架飛機，丟掉了49000名官兵的生命，最後卻一無所獲！這場戰爭打掉美國8000億美元，相當於現在3萬億美元。相應的，美國的黃金儲備也日漸減少， 到1971年這場戰爭還沒有結束，美國已經是捉襟見肘，錢不夠花了。而那時的美國人卻不能像今天應對金融危機這樣，實行“適度貨幣寬鬆政策”，打開印鈔機狂印美元。因為，有“布雷頓森林體系”橫在那裡，讓美國人不能隨心所欲，沒有足夠多的黃金你就不能印足夠多的美元！因為你對全世界有承諾，你是全世界的基準貨幣，你必須保持美元的穩定。這使美國陷入了空前的窘境。
戰爭還在繼續進行，黃金儲備日漸減少，多印美元沒有可能，美國人思來想去，沒別的辦法，只能失信於世人了。
1971年8月15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跟黃金脫鉤。這一失信之舉意味著美國可以不受黃金的羈絆，隨意加印美元了。過去每印35美元都要準備一盎司黃金，現在起碼從理論上說，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但是美國人並非傻瓜，還不至於傻到以為光印鈔票就能解決問題。美國人當然懂得，超量印鈔就是自掘墳墓。當你自己把自己的錢貶得一文不值時，你的這個國家就跟著完蛋。於是美國政府就出錢讓人去做一個研究報告，看看美元跟黃金脫鉤後，究竟對美國有什麼影響？對世界經濟又會有什麼影響？半年後，研究報告《黃金非貨幣化的影響》出爐。研究者的名字叫邁克爾·赫德森，這是一位有良知的年輕經濟學家，他在報告中提醒美國政府，美元跟黃金脫鉤，在短時間內對美國有好處，因為美國可以在全世界還沒回過神來時多印鈔票，用沒有黃金背書的紙幣去佔全世界的便宜。但長期看，這對美國和全世界都決不是什麼好事，尤其對美國，無疑是飲鴆止渴。美國政府拿到這個報告後，欣喜若狂，如獲至寶。儼然如醍醐灌頂，大徹大悟！他們根本不理會邁克爾·赫德森的警告，對邁氏的報告反其意而用之。在這些美國經濟政策的製定者看來，既然這麼幹短期對美國有好處，幹嗎不把它變成一個長期的好處，讓美國人永久享用呢？當然，這首先需要與黃金脫鉤後完全變成一張綠紙的美元，在全世界面前，仍然保持它的信用。這就意味著美元必須保持它的霸權地位。怎樣才能保持美元的霸權地位呢？美國政府認為最重要的是兩根支柱，一根是美國強大的科技創新力。另一根是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有了這兩根支柱，就能確保美元的信用，美元就可以作為硬通貨在全世界暢通無阻。美國人也就可以在全世界更加隨心所欲地玩紙幣轉移實物財富的魔術。
但美國人也擔心，僅僅靠美國自身的實力，別人不買你的賬怎麼辦？那麼，與黃金脫鉤後的美元，最好與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掛鉤，才能確保美元的地位穩如磐石。機會很快就來了。 1973年的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一開始，埃及人和敘利亞人兩線出擊，打了以色列一個措手不及，但不久後戰況逆轉，以色列反佔上風。
一場旗開得勝的戰爭最終以被迫停戰告終，這讓阿拉伯世界非常鬱悶。坐擁石油的阿拉伯人決定，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就從其他地方去獲得。於是，歐佩克——國際石油輸出國組織——決定用石油做武器，抬高油價打擊西方。這個辦法果然比戰爭來得更有效，很快西方就承受不住了。
這時，美國當時的財政部長西蒙秘密地飛到了沙特，去見沙特的石油大臣，也是首任歐佩克秘書長，告訴他：你們想把油價打多高我們不管， 但是要想不讓美國人與你們為敵，你們必須接受一個條件，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結算。這位沙特的石油大臣與整個世界一樣，對美國人這一招棋的深遠機心並不了然，於是就一口答應了美國人的要求，從此，全世界的石油交易與美元掛鉤，而美元的信用也就在此後40年裡，牢牢地與全球的能源需求掛上了鉤。
走到這一步，美國人設計出的這個新型帝國漸漸開始顯現出輪廓，這就是人類帝國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金融殖民帝國。美國人發現，比起當年德國人虎口奪食去爭取一個國家的生存空間這種愚蠢做法來，更高明的辦法，應該是通過讓世人幾乎覺察不到的方式，乖乖地讓他們把手中財富交出來，而又不製造仇恨。要達此目的，沒有比金融殖民更好的辦法了，這辦法可以把全世界都納入美國的金融體系中，然後，像擰開自來水水龍頭一樣讓財富滾滾流入美國人的口袋。
“全球化”不是歷史必然，而是美國人的精心設計
為了實現這個大戰略目標，美國需要推進全球經濟的變化，以適應美國的胃口。首先要完成是全球產業大分工，即所謂的全球化。為了造勢，更為了讓美國式的全球化得到地球人的普遍認同，必須有一種理論為其搖旗吶喊，為此，美國人擯棄了凱恩斯，選擇了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把它作為一種先導性理論，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開道。
要使全球產業大分工看上去合情合理，完全合乎經濟規律，美國人用比較優勢理論把全世界分成了兩塊，一塊是美國，美國人認為它的優勢就在於生產美元；另一塊是全世界。全世界的優勢在哪兒呢？比如，中國人，你的比較優勢就在於你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你的發展就只能藉助這一優勢。這理由簡直讓你心服口服，通過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就永遠處在了全球經濟生物鏈的高端，而像中國這樣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國家，就別無選擇地只能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不可改變地永遠居於整個經濟生物鏈的低端，其他國家以此類推，全球產業大分工就這樣完成了。
由美國人作為一方，全世界作為另一方，由美國人負責生產美元，而全世界負責生產用美元交換的產品，這就是美國人主導的全球產業大分工的本質，從此，全球化浪潮席捲全球。
當這樣一種對應關係形成之後，在美國和全世界之間，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美國用自己的金融體系，把全世界與美國緊緊捆綁在一起，這種由美國向世界輸出美元，而世界向美國提供產品的交易模式，其結果就是全球財富快速向美國集中，這也就是美國在1990年前的200多年裡，GDP最高時才不過達到7萬億美元，而在最近的短短20年裡，GDP居然翻了一番，達到14萬億的根本原因。當然，美國人比全世界都清楚，用這種方式聚斂的財富，僅僅靠全球產業大分工是不夠的，甚至再加上石油與美元掛鉤也還不夠，還需要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手段，如果沒有這個手段，美國不足以從世人手中掠走那麼多的財富，而這個手段就是天下第一的軍事實力。
20年間連打四場戰爭，美國人為什麼而戰？
美國人為什麼要打伊拉克戰爭？答曰：為了石油。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占領伊拉克後，卻不從伊拉克免費拉走一桶石油？美國普通百姓為什麼也要和世人一道忍受高油價的煎熬？這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但是答案在本文的前面已經給出，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與美元掛鉤。
當美國打下伊拉克時，首先出現的是什麼情況？全球油價飆升。油價飆升，交易又以美元結算，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油價的飆升拉高了全球的美元需求，也就是說，美國人通過戰爭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打伊拉克戰爭之前，一桶石油38美元，打完了之後接近150美元，等於一場戰爭把美元的需求打高了近三倍。當全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元去購買石油時，最高興的當然除了產油國，就是美國政府了。因為這樣一來，美國政府就能以給全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名義，開動印鈔機，印刷更多的美元，而美國政府不是慈善家，不會白白把美元給你，你必須拿你的產品去換，從而再一次加入實物換綠紙的遊戲。此時美國政府的印鈔行為可以說名正言順，而用不著像金融危機的今天，明目張膽也失信於人地在全世界沒有需求的情況下增髮美元。
如此這般，更多的美元流到了其他國家的手裡，流到了產油國的手裡，也流到了需要購買石油的國家手裡。這麼多美元攥在這些國家手裡能幹什麼呢？除了作為財富的符號讓人開心外，就是變為廢紙的前景讓人擔心，因為美元正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在貶值，天天在貶值，天天都在變成廢紙，這個時候你唯一的選擇，就是美國人早就為你準備好的選擇：購買美國的國債。
購買美國國債使巨量的美元回流美國，也使美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債務國。那麼，美國為什麼需要讓流向全世界的美元，再以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回流美國呢？因為不擔心經常項目長期處於逆差狀態的美國，卻十分擔心短期的資本項目出現逆差，換句話說，一個幾乎沒有儲蓄率的美國，必須始終保持資本項目的順差，而這個順差的額度在2001年前後的時候，大約是每年7000億美元左右，也就是說，需要每天淨流入美國20億美元。因此，美國需要大量的世界資本回流美國，才能保持其正常經濟生活的流動性，否則，大部分美國人刷卡透支的好日子就難以為繼，因此，美國不怕經常項目逆差，惟恐資本項目逆差。為了保持資本項下的順差，美國會不惜動用戰爭手段，去打壞別國、別的地區的投資環境，像驅趕羊群一樣，把美元驅趕回美國。所以說，表面上看，兩次伊拉克戰爭都和石油有關，但實際上主要是和美元有關。因為只要在產油區打仗，油價就會上升，美元的需求也就會隨之上升。如此一來，美國人就可以開動印鈔機，印更多的美元，從全球換回更多的實物財富，道理就這麼簡單。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科索沃戰爭劍指歐元
有人會問，既然如此，科索沃地區並不產石油，美國人為什麼還要打科索沃戰爭？打科索沃戰爭和美元是什麼關係？在打響科索沃戰爭之前，很多人都相信了西方宣傳機器的一面之詞，認為美國人打南聯盟，是為了進行人道主義干預。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西方媒體聯手撒了一個彌天大謊：說米洛舍維奇的南聯盟政權在科索沃屠殺了9萬阿族人。事後證明這完全是一個謠言，但是當謠言澄清之後，美國早已打敗了南聯盟。
那麼，美國打科索沃的真正動機到底是什麼？要看清楚這一點我們需要把日曆前翻。這場戰爭發生的時間是1999年3月，但耐人尋味的是，1999年1月1日，發生了另一個重大事件：歐元正式啟動。當時歐元和美元的匯率是1∶1.07，歐元作為一種全新的國際結算貨幣，一上來就對美元霸權地位構成了挑戰和威脅。僅僅兩個月後，科索沃戰爭打響。戰爭還沒結束，世人便發現，深受戰爭創傷的，不光是南聯盟，還有歐元。有歐盟各國空軍做幫手的72天的狂轟濫炸，其最重要的結果，不光是米洛舍維奇政權的垮台，還有歐元與美元匯率的倒掛，由1歐元兌換1.07美元，變為0.82美元兌換1歐元，歐元跌幅達30%。
由此可以看出，美國人打科索沃戰爭是“項莊舞劍，意在'歐元'”。西方人喜歡標榜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但美國人在歐洲的腹心地帶打的一仗，首先打壞的是歐洲的投資環境，從而使歐元剛剛誕生就立刻面臨夭折的危險，因為美國絕不能容忍還有其他什麼貨幣與美元平起平坐，即使是歐洲兄弟的歐元也不行。
理解美國人的這種心思並不難，在歐元出現之前，美元是世界上唯一的儲備貨幣、基準貨幣，全世界所有國家的貿易結算幾乎都是用美元。這意味著美國擁有獨此一家別無分號向全世界徵收隱形鑄幣稅的權力。突然間出現了歐元，一個龐大的歐元經濟體從此後不再由美國人收鑄幣稅，這對美國來講，其打擊不僅僅是鑄幣稅的損失，而且是美元霸權根基的動搖。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美國人即使不是意欲除之而後快，也必定會果斷出手，對這個挑戰者實施毫不手軟的打擊，就此角度看，科索沃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
此外，科索沃戰爭向我們展示的美式戰爭與貨幣資本及美國金融大戰略的關係，還不僅僅體現在美元與歐元的貨幣霸權之爭上，其他的現象同樣耐人尋味。科索沃戰爭爆發之前，有關資料數據顯示，大約有7000多億熱錢在歐洲遊蕩，晃來晃去，找不到投資的去向，因為此時歐洲上空已戰雲密布，一旦戰爭打響，投資環境便會迅速惡化，你的投資就可能面臨顆粒無收血本無歸。追求利潤最大化是所有投資者的信條，但同時既要獲利，還要安全的獲利，如果不安全，寧可不投資，這也是投資者的信條。
結果，戰爭一打響，7000多億熱錢中有4000多億立刻從歐洲抽逃，其中2000多億去了美國，直接支持了美國已經連續90多個月的經濟繁榮。美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如此漫長的經濟增長期。
另外的2000多億則去了香港，香港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化這麼多錢？顯然是那些投資人或投機家，看好中國內地市場，想拿香港做跳板，進入中國內地。讓人備感蹊蹺的是，恰在這個時候不早不晚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事情，美國人用5枚精確制導炸彈，“誤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接下來，美國人慣用的通過軍事手段改變別人的投資環境，用炸彈像驅趕羊群一樣驅趕資本的情況在極短的時間內出現了，一個星期之後，滯留香港的2000多億熱錢從香港抽逃，最後去了哪兒呢？又去了美國，4000多億熱錢全部流到了美國，去支持美國已經連續90多個月的經濟繁榮，一直到小布什上台，這個經濟繁榮期才告結束。
打阿富汗不是為了反恐，而是要打回全球資本對美國投資環境的信心
從以上例證，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人發動的戰爭和其他國家間發生的戰爭，從目標到方式再到結果都很不相同。美國人的戰爭除了改變別人的投資環境之外，還驅趕資本流入美國。因為儲蓄率只有百分之二點幾（現在也不過剛達到6.9%）的美國，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以支撐這個國家的流動性。這是美國在過去20年裡，連續在伊拉克和科索沃打仗的原因，同時也是其以反恐為名，倉促打響阿富汗戰爭的原因。
為什麼說阿富汗戰爭美國是倉促打響？因為“9·11”發生之後兩個月不到，美國就打響了這場戰爭，這完全不符合美國打一場局部戰爭的戰爭準備規律。 1980年之後，美國人連打了四場戰爭，除阿富汗戰爭之外另外的三場戰爭，美國人的戰爭準備時間都在半年左右，這意味著美國打一場局部戰爭需要半年的準備，但是阿富汗戰爭卻是個例外，不到兩個月就倉促打響。倉促到什麼程度呢？倉促到美國人打仗打到一半的時候，居然就把巡航導彈打光了，這個時候還在繼續打，怎麼辦呢？五角大樓只好下命令打開核武器庫，拆下核彈頭，換上常規彈頭，又打了近千枚，才把阿富汗打下來。
既然明知道打一場局部戰爭需要準備半年時間，那美國人幹嗎不准備充分一點再打這場戰爭呢？不行，因為時間不允許，美國的經濟形勢不允許。因為這個時候正是“9·11”發生之後不久，大量的資金開始撤離美國。因為全球的投資人突然對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資環境——美國產生了疑慮。美國是全球的金融中心，紐約是美國的金融中心，而華爾街是紐約的中心，世貿大廈則是中心的中心。現在，這個中心的中心居然讓恐怖分子給撞毀了，誰還敢對你的投資環境保持信心呢？於是，從這時起，據說有三四千億美元撤離了美國，前面提到美國每年需要吸納大約7000多億美元的淨流入，這個時候有三四千億美元撤離美國，而這一年還有幾個月的日子要過，沒有錢怎麼行？所以美國迫切需要一場戰爭，需要用一場戰爭，打回全世界投資人對美國的信心。
果然如此，當阿富汗戰爭打響之後，巡航導彈一落在阿富汗的土地上，道瓊斯指數就在短期下探後很快回升，華爾街一片叫好，隨著戰況進展順利，大量撤離的資金又陸續回到了美國，這場戰爭重新打回了全世界對美國投資環境的信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人向全世界展示的現代戰爭理念是，如果我的投資環境不好而短期內又無法改變的話，那我就用戰爭把其他地方打得更壞，反襯出美國相對的好。你不是認為我的投資環境不安全嗎？那我就打一場戰爭給你看，美國仍然是最強大的，美國人想打誰就打誰，你要覺得美國的投資環境不安全，還有別的地方比我更不安全，那個地方還在發生戰爭。這就是美國的軍事力量如何為它的金融大戰略服務。
建立“全球快速打擊系統”，用快變量控制全球資本流
過去，美國人喜歡說，當世界上什麼地方出現麻煩，美國總統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們的航空母艦在哪裡？現在這種說法正在逐漸成為過去時。當互聯網把全球連成一個整體，網上交易、網上支付已成家常便飯，隨便敲幾下鍵盤，成百億、上千億甚至數万億的美元，就可以在瞬間完成轉移或者是抽逃時，這種幾乎以光速運行的資本流動，是每小時以三四十節的速度航行的航空母艦無法跟上的。即便是以超音速飛行的艦載機，也同樣跟不上。因為無論航母還是艦載機，都是物流經濟時代的產物。是為爭奪海上霸權，控制海上物流而設計的海面武器平台。在資本流已成為全球經濟生活主流的時代，美國人顯然已經意識到需要一種能與資本的流速相匹配的快變量手段，才可能控製或改變全球資本的流速和流向。
為此，五角大樓對其軍事力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盡快建立“全球快速打擊系統”。這一系統要求美軍的軍事打擊能力，能比航母為代表的傳統軍事手段更快捷地打擊地球上任何目標，打擊時限也一再縮短，從號稱一小時打遍全球，縮短到28分鐘打遍全球。這個速度有什麼意義呢？其意義就在於，它基本上可以跟上資本流動的速度了。當大氣層返回式彈道導彈或五六倍於音速的巡航導彈落在地球的某一點上時，這一地區的投資環境就會迅速改變，驚慌的投資者們會迅速把資金撤離這個地區，那麼，撤離後這些資本會去哪裡？總不能懸在半空中，總要有個去處。這個去處還必須是安全的。哪個地方最安全呢？當然是誰的拳頭大，誰那裡就最安全。美國急於發展“全球快速打擊系統”的目的，無非就是要用軍事手段這個快變量，像當年航母控制海上物流一樣，控制全世界的資本流。
今天，已經持續了近三年之久的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的整體實力，即便是看上去受金融危機衝擊最小的美國國力的支柱和象徵——軍事力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奧巴馬總統上台後，宣布一系列壓縮軍費計劃——原定採購381架F-22戰機，現在減為187架；原定建造33艘新型驅逐艦，現在變成3艘；原準備用140億美元部署TMD、NMD導彈攔截系統的攔截導彈，現在計劃取消；原準備生產140架C-17“環球霸王”這種飛遍全球不加油的運輸機，現在不生產了。最後，連耗資130億美元的總統直升機項目也下馬了——這一切都傳遞出了美國軍力捉襟見肘的信息。
但是，我們都不能據此就得出美國會從戰略上整體收縮，甚至可能拱手交出霸權的結論。因為在做出上述一系列壓縮之舉的同時，我們會看到五角大樓的另一些耐人尋味的舉措：比如說建立空天司令部，比如說建立全球第一支網軍，又比如說全球第一架空天飛機的試飛，再比如說正在研發的5倍於音速的巡航導彈……所有這些，又都在向我們傳遞與前述信息相反的信息，那就是五角大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注重美軍的速度——從部署的速度到打擊的速度，而這一切，都與資本的流速和流向有關，因為美國人心裡最清楚，今天的美國是一個建立在紙幣上的帝國。要讓這個帝國不垮塌，就必須保持美元的霸權，現在，要做到這一點，除了軍事手段，美國人手上似乎已沒有其他什麼管用的傢伙了。
（作者為空軍指揮學院教授、少將）
失誤就是中國的貨幣發行權
破解美元陷井的良藥------匯率凍結制
作者：xxtianjin 文章發於：烏有之
更新時間：2011-2-11
當前中國的人民幣與美元匯率成為中美之間的一根輸血管道，美國人靠印美元來換中國的生活用品，生產資料。中國人民付出的是血汗甚至於生命，還陪上了子孫後代的環境污染和礦產資源。中國人民得到的是一疊紙，美國人得到的是真金白銀的物質財富。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惡性循環的慘劇，原因在於中央的匯率兌換政策人為的故意失誤所至。
美國人拿著美元來到中國，我們的中央銀行就按當天的匯率發行人民幣給他。等到他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就按當天的匯率購買美元，這樣我們又必須用美元換回他的人民幣。這種做法看似很合理，其實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失誤，而且這個失誤是人為故意製造出來的。這個失誤就是中國的貨幣發行權將間接的被美國所控制，只要美國政府把美元運到中國，中國政府就必須無條件的發行同等比例的人民幣給美國人用。結果是美國人用美元把我們的物質財富大量購買走了，卻只留下一堆紙幣結算給中國人。當我們拿著這一堆紙片到美國去購物的時候，很遺撼，除了美國的商用客機和豪華車，其它的你什麼都不許買，因為其它的東西都是美國的戰略禁運品。你上當了吧！這還算不錯了，美國還在不停的壓迫中國人民幣升值，越高越好。因為美國人在人民幣8：1的時候，用美元換了大量的人民幣存在中國，如果人民幣漲到4：1，這些美國人就發財了，如果說當初用一萬億美元換娶了8萬億人民幣，按現在當天匯率4：1，8萬億人民幣可兌換二萬億美元，現在中國政府必須退給這群美國人2萬億美元，這樣我們中國不但一美元沒剩下，還必須自掏腰包多付一萬億美元給美國，這樣一來我們中國連美國人的紙片都沒有了。你說這不是人為故意製造出來的，還會是什麼別的原因？
在日本日元與美元的匯率大戰中，日本就因為這種簡單的失誤而損失慘重。當時美國銀行在日本日元200：1至150：1時期用美元兌換了大量的日元，然後由美國政府出面強迫日元升值。日本政府因為經濟依附於美國，政治上又被美國占領，所以被迫升值日元。結果當日元80：1時，大量日元被兌換成美元，一下子掏空了日本的外匯存款。直接導致日本經濟二十年來的大蕭條，直到今天日本也沒有恢復元氣，依然處在經濟衰退之中。
見識了美國人的小把戲，是否沒有辦法可想一呢？有辦法，辦法就是外匯匯率凍結制度，及外匯入境限制制度。
什麼是匯率凍結制？就是當美元等外匯進入中國時，按當天的匯率進行兌換，並把當天的匯率凍結起來，日後換回外匯時，仍舊用當時的匯率進行兌換。
比如1996年美元匯率為8：1時，A先生用100美元換了800元人民幣，哪麼現在2011年匯率為6：1了，A先生要用人民幣換美元了，如果實行了外匯凍結制度，仍舊用1996年美元匯率8：1的匯率進行兌換。哪麼A先生仍要用800元人民幣來換他的100美元。而且A先生的這筆100美元的外匯匯率凍結業務就此結束了，下回A先生的換匯業務是重新循環開始的；而如果按現在的政策則A先生只要600元人民幣就可換回曾經的一百美元，我們中國因此白白給了他二百元人民幣。外匯凍結制度的最大好處就是：不會因為外匯率差而導致國家財產外流，而且兌換雙方都沒有因為匯率而有所損失，並且基本上杜絕了炒匯賭博現象的發生。可以看到兩種政策的優劣明顯擺在眼前。
什麼是外匯入境限制制度？就是國家根據本國需要每年制定出外匯流入計劃，對流入過多的外國貨幣進行限制。杜絕因外國貨幣惡性輸入，導致輸入性惡性通貨膨脹的發生。
現在我們中國就陷入了這一困境。美國大量印髮美元，並用來購買我們的國企和工廠的各類貨物。而我們得到美元後，本來按對等的原則，我們也可以在美國購買美國企業或者說美國的各種產品和技術。但是很遺撼，中國在美國和全世界進行的收購活動都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烈反對，目前各類收購行動大部分以失敗告終。結果我們國家政府只好將多餘的美元換成美國的國債，每天坐視美元乏值，而無計可施。這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呀！
如果早早採用外匯入境限制制度，中國就不會出現這一困擾了。每年國家根據上一年的外匯用量製定出適當的外匯流入計劃，並對當年流入過量的外匯制定限制性的政策。比如說限期流出中國，限期兌換等等限制性的措施。當然對違反規定的要處以巨額罰款，這樣圖謀不鬼的外國游資就會知難而退了。這樣一來，中國政府就不必再去購買美國國債了，也不可能有哪麼多的外匯閒置了。
以上淺見，僅供網友參考，如有可行之處，高興萬分。
作者：xxtianjin 文章發於：烏有之
更新時間：2011-2-11
當前中國的人民幣與美元匯率成為中美之間的一根輸血管道，美國人靠印美元來換中國的生活用品，生產資料。中國人民付出的是血汗甚至於生命，還陪上了子孫後代的環境污染和礦產資源。中國人民得到的是一疊紙，美國人得到的是真金白銀的物質財富。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惡性循環的慘劇，原因在於中央的匯率兌換政策人為的故意失誤所至。
美國人拿著美元來到中國，我們的中央銀行就按當天的匯率發行人民幣給他。等到他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就按當天的匯率購買美元，這樣我們又必須用美元換回他的人民幣。這種做法看似很合理，其實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失誤，而且這個失誤是人為故意製造出來的。這個失誤就是中國的貨幣發行權將間接的被美國所控制，只要美國政府把美元運到中國，中國政府就必須無條件的發行同等比例的人民幣給美國人用。結果是美國人用美元把我們的物質財富大量購買走了，卻只留下一堆紙幣結算給中國人。當我們拿著這一堆紙片到美國去購物的時候，很遺撼，除了美國的商用客機和豪華車，其它的你什麼都不許買，因為其它的東西都是美國的戰略禁運品。你上當了吧！這還算不錯了，美國還在不停的壓迫中國人民幣升值，越高越好。因為美國人在人民幣8：1的時候，用美元換了大量的人民幣存在中國，如果人民幣漲到4：1，這些美國人就發財了，如果說當初用一萬億美元換娶了8萬億人民幣，按現在當天匯率4：1，8萬億人民幣可兌換二萬億美元，現在中國政府必須退給這群美國人2萬億美元，這樣我們中國不但一美元沒剩下，還必須自掏腰包多付一萬億美元給美國，這樣一來我們中國連美國人的紙片都沒有了。你說這不是人為故意製造出來的，還會是什麼別的原因？
在日本日元與美元的匯率大戰中，日本就因為這種簡單的失誤而損失慘重。當時美國銀行在日本日元200：1至150：1時期用美元兌換了大量的日元，然後由美國政府出面強迫日元升值。日本政府因為經濟依附於美國，政治上又被美國占領，所以被迫升值日元。結果當日元80：1時，大量日元被兌換成美元，一下子掏空了日本的外匯存款。直接導致日本經濟二十年來的大蕭條，直到今天日本也沒有恢復元氣，依然處在經濟衰退之中。
見識了美國人的小把戲，是否沒有辦法可想一呢？有辦法，辦法就是外匯匯率凍結制度，及外匯入境限制制度。
什麼是匯率凍結制？就是當美元等外匯進入中國時，按當天的匯率進行兌換，並把當天的匯率凍結起來，日後換回外匯時，仍舊用當時的匯率進行兌換。
比如1996年美元匯率為8：1時，A先生用100美元換了800元人民幣，哪麼現在2011年匯率為6：1了，A先生要用人民幣換美元了，如果實行了外匯凍結制度，仍舊用1996年美元匯率8：1的匯率進行兌換。哪麼A先生仍要用800元人民幣來換他的100美元。而且A先生的這筆100美元的外匯匯率凍結業務就此結束了，下回A先生的換匯業務是重新循環開始的；而如果按現在的政策則A先生只要600元人民幣就可換回曾經的一百美元，我們中國因此白白給了他二百元人民幣。外匯凍結制度的最大好處就是：不會因為外匯率差而導致國家財產外流，而且兌換雙方都沒有因為匯率而有所損失，並且基本上杜絕了炒匯賭博現象的發生。可以看到兩種政策的優劣明顯擺在眼前。
什麼是外匯入境限制制度？就是國家根據本國需要每年制定出外匯流入計劃，對流入過多的外國貨幣進行限制。杜絕因外國貨幣惡性輸入，導致輸入性惡性通貨膨脹的發生。
現在我們中國就陷入了這一困境。美國大量印髮美元，並用來購買我們的國企和工廠的各類貨物。而我們得到美元後，本來按對等的原則，我們也可以在美國購買美國企業或者說美國的各種產品和技術。但是很遺撼，中國在美國和全世界進行的收購活動都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烈反對，目前各類收購行動大部分以失敗告終。結果我們國家政府只好將多餘的美元換成美國的國債，每天坐視美元乏值，而無計可施。這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呀！
如果早早採用外匯入境限制制度，中國就不會出現這一困擾了。每年國家根據上一年的外匯用量製定出適當的外匯流入計劃，並對當年流入過量的外匯制定限制性的政策。比如說限期流出中國，限期兌換等等限制性的措施。當然對違反規定的要處以巨額罰款，這樣圖謀不鬼的外國游資就會知難而退了。這樣一來，中國政府就不必再去購買美國國債了，也不可能有哪麼多的外匯閒置了。
以上淺見，僅供網友參考，如有可行之處，高興萬分。
以色列襲擊伊朗 政治經濟連鎖反應
張庭賓：黑天鵝 以色列襲擊伊朗 引發國際政治經濟連鎖反應
作者：張庭賓
文章發於：第一財經日報 更新時間：2011-2-28
國際油價會突破每桶147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嗎？
2月22日，因利比亞危機升級，國際油價突破每桶100美元，現在看來，不能排除6~12個月內油價再創新高的可能性。
之所以做出如此預測，因為在越來越多的中東國家陷入政治社會危機後，以色列襲擊伊朗的可能性大增，甚至可能在3~6個月內發生。
2月11日，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宣布辭職，由於埃及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歷次戰爭的前沿，穆巴拉克政權是親美政權，一直對以色列採取忍讓妥協的態度，其辭職立刻使形勢變得微妙。
2月22日，兩艘伊朗軍艦通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這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的第一次。這反映了當下埃及軍方態度的轉變——由排斥伊朗到接觸伊朗，這會進一步增加以色列的危機感。
引發此次危機的導火索——國際糧價暴漲背後有著人為操縱，至少是影響的影子。也唯有美國才有此影響力。美國是世界第一大農業生產儲備國，是國際農產品期貨市場控制國，也是主控農產品的國際投機資本的宗主國。糧價暴漲，對埃及這個糧食自給率僅58%國家引發災難性影響，這難免引發社會底層的憤怒，當這種憤怒同埃及西化精英對西方式民主的嚮往相結合，政治穩定的迅速失控在情理之中。
糧價上漲是美國既定戰略的必然產物。在小布什總統在任期間，美國就啟動了玉米乙醇汽油替代石油的計劃，這有利於美國降低石油的對外依存度，並推高國際糧食價格。奧巴馬政府上台後，美國進一步放開本國近海石油的開採。 2010年12月，美國在石油能源上發生了一個質變——第一次變成了汽油、柴油等石油產品的淨出口國。
美國變成石油產品淨出口國正在對美國國際戰略發生重大影響。此前，美國的國際戰略一直處於“兩難”狀態。如果壓製石油價格，中國會從中得利；如果推動石油價格上漲，則有利於伊朗、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等國家，而美國自身也難以承受。 2008年7月，國際金融市場疑慮美國、以色列試圖襲擊伊朗，結果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到每桶147美元，成為推高美國通脹，引發次貸危機的重要導火索之一。
美國成為石油產品淨出口國，與俄羅斯的經濟利益衝突得以緩解。這可以使美國更自如地使用石油和糧食這兩種資源，從而重新制定新的對外戰略。
這一新戰略在此輪中東危機中已初見端倪，其邏輯有可能如下：以乙醇汽油降低美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度——推動國際糧價上漲——引發中東危機，瓦解削弱伊斯蘭國家聯盟，解除襲擊伊朗後顧之憂——以色列空襲伊朗，中東陷入較長時間混亂——石油價格暴漲至每桶130~150美元甚至更高；糧價再漲30%~50% 甚至更高——石油糧食價格暴漲引發中國惡性通脹——中國房貸利率大漲、經濟蕭條導致中國樓市下跌30%以上——東亞出現穩定風險……倘若中東和東亞兩大地區游資都外逃避險，流往美國，則客觀上為美元二次復興創造了條件……
中東國家的普遍動亂，自身難保，已為以色列襲擊伊朗解除後顧之憂。若以色列襲擊伊朗，美國置身事外，可以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左右逢源，以較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收益。
內賈德主導的伊朗與以色列勢不兩立。由於以色列缺乏戰略縱深，伊朗一旦擁有核武器，以色列會陷入亡國的恐懼中。因此，它絕不能容忍伊朗獲得核武器。在外部勢力試圖用街頭革命瓦解伊朗政權失敗後，在美國較少受制於中東石油供給之後，不排除某些國家將放任甚至支持以色列襲擊伊朗。
倘若中東其他國家社會動亂，而伊朗穩定強大，這會推動整個伊斯蘭世界向伊朗靠攏。此輪中東危機發展至今，伊朗已經成為受益者。兩艘伊朗軍艦通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就是一個信號，這將使以色列危機感增大。
中東危機迄今爆發的國家，均由遜尼派主掌政權，包括埃及、利比亞、巴林、突尼斯等。這為什葉派由弱轉強創造了條件，而伊朗恰恰是什葉派的強勢政權。同時，中東的動盪推高石油價格，使伊朗在經濟上獲益豐厚。
擔心伊朗掌握核武器、擔心伊朗地區影響力加強、擔心伊朗獲益於國際油價大漲，三重擔心之下，以色列空襲伊朗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倘若以色列空襲伊朗，由於雙方並不接壤，各有長短，這種間歇性戰爭很可能蔓延一年以上，波斯灣會被伊朗或美軍封鎖，國際油價將上漲到130美元/桶，甚至再創歷史新高。石油價格的暴漲又會推動以石油為原料的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上漲，進一步推動農產品價格的暴漲。這將會對中國經濟社會形成嚴峻的挑戰。
中國2010年對外石油依存度已經提高到了53%，而中東石油又佔進口石油的近一半，一旦波斯灣被長期封鎖，則中國石油短缺，價格暴漲。石油、農資、農產品一起推動下，CPI將上漲到10%以上，房貸利率不得不提高到10%以上，房地產泡沫的破滅也在邏輯之中。
誠然，這也有可能是筆者的杞人憂天，然《中庸》有云：“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該是中國國家決策和企業經營直面這一潛在危機、未雨綢繆的時候了。
作者：張庭賓
文章發於：第一財經日報 更新時間：2011-2-28
國際油價會突破每桶147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嗎？
2月22日，因利比亞危機升級，國際油價突破每桶100美元，現在看來，不能排除6~12個月內油價再創新高的可能性。
之所以做出如此預測，因為在越來越多的中東國家陷入政治社會危機後，以色列襲擊伊朗的可能性大增，甚至可能在3~6個月內發生。
2月11日，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宣布辭職，由於埃及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歷次戰爭的前沿，穆巴拉克政權是親美政權，一直對以色列採取忍讓妥協的態度，其辭職立刻使形勢變得微妙。
2月22日，兩艘伊朗軍艦通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這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的第一次。這反映了當下埃及軍方態度的轉變——由排斥伊朗到接觸伊朗，這會進一步增加以色列的危機感。
引發此次危機的導火索——國際糧價暴漲背後有著人為操縱，至少是影響的影子。也唯有美國才有此影響力。美國是世界第一大農業生產儲備國，是國際農產品期貨市場控制國，也是主控農產品的國際投機資本的宗主國。糧價暴漲，對埃及這個糧食自給率僅58%國家引發災難性影響，這難免引發社會底層的憤怒，當這種憤怒同埃及西化精英對西方式民主的嚮往相結合，政治穩定的迅速失控在情理之中。
糧價上漲是美國既定戰略的必然產物。在小布什總統在任期間，美國就啟動了玉米乙醇汽油替代石油的計劃，這有利於美國降低石油的對外依存度，並推高國際糧食價格。奧巴馬政府上台後，美國進一步放開本國近海石油的開採。 2010年12月，美國在石油能源上發生了一個質變——第一次變成了汽油、柴油等石油產品的淨出口國。
美國變成石油產品淨出口國正在對美國國際戰略發生重大影響。此前，美國的國際戰略一直處於“兩難”狀態。如果壓製石油價格，中國會從中得利；如果推動石油價格上漲，則有利於伊朗、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等國家，而美國自身也難以承受。 2008年7月，國際金融市場疑慮美國、以色列試圖襲擊伊朗，結果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到每桶147美元，成為推高美國通脹，引發次貸危機的重要導火索之一。
美國成為石油產品淨出口國，與俄羅斯的經濟利益衝突得以緩解。這可以使美國更自如地使用石油和糧食這兩種資源，從而重新制定新的對外戰略。
這一新戰略在此輪中東危機中已初見端倪，其邏輯有可能如下：以乙醇汽油降低美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度——推動國際糧價上漲——引發中東危機，瓦解削弱伊斯蘭國家聯盟，解除襲擊伊朗後顧之憂——以色列空襲伊朗，中東陷入較長時間混亂——石油價格暴漲至每桶130~150美元甚至更高；糧價再漲30%~50% 甚至更高——石油糧食價格暴漲引發中國惡性通脹——中國房貸利率大漲、經濟蕭條導致中國樓市下跌30%以上——東亞出現穩定風險……倘若中東和東亞兩大地區游資都外逃避險，流往美國，則客觀上為美元二次復興創造了條件……
中東國家的普遍動亂，自身難保，已為以色列襲擊伊朗解除後顧之憂。若以色列襲擊伊朗，美國置身事外，可以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左右逢源，以較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收益。
內賈德主導的伊朗與以色列勢不兩立。由於以色列缺乏戰略縱深，伊朗一旦擁有核武器，以色列會陷入亡國的恐懼中。因此，它絕不能容忍伊朗獲得核武器。在外部勢力試圖用街頭革命瓦解伊朗政權失敗後，在美國較少受制於中東石油供給之後，不排除某些國家將放任甚至支持以色列襲擊伊朗。
倘若中東其他國家社會動亂，而伊朗穩定強大，這會推動整個伊斯蘭世界向伊朗靠攏。此輪中東危機發展至今，伊朗已經成為受益者。兩艘伊朗軍艦通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就是一個信號，這將使以色列危機感增大。
中東危機迄今爆發的國家，均由遜尼派主掌政權，包括埃及、利比亞、巴林、突尼斯等。這為什葉派由弱轉強創造了條件，而伊朗恰恰是什葉派的強勢政權。同時，中東的動盪推高石油價格，使伊朗在經濟上獲益豐厚。
擔心伊朗掌握核武器、擔心伊朗地區影響力加強、擔心伊朗獲益於國際油價大漲，三重擔心之下，以色列空襲伊朗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倘若以色列空襲伊朗，由於雙方並不接壤，各有長短，這種間歇性戰爭很可能蔓延一年以上，波斯灣會被伊朗或美軍封鎖，國際油價將上漲到130美元/桶，甚至再創歷史新高。石油價格的暴漲又會推動以石油為原料的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上漲，進一步推動農產品價格的暴漲。這將會對中國經濟社會形成嚴峻的挑戰。
中國2010年對外石油依存度已經提高到了53%，而中東石油又佔進口石油的近一半，一旦波斯灣被長期封鎖，則中國石油短缺，價格暴漲。石油、農資、農產品一起推動下，CPI將上漲到10%以上，房貸利率不得不提高到10%以上，房地產泡沫的破滅也在邏輯之中。
誠然，這也有可能是筆者的杞人憂天，然《中庸》有云：“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該是中國國家決策和企業經營直面這一潛在危機、未雨綢繆的時候了。
2011年2月25日
源於房地產泡沫破裂
韓國金融危機爆發
2011-02-24
韓國爆發金融危機
源於房地產泡沫破裂
據2011年02月24日韓國日報報導：
“Domin儲蓄與金融集團不幸成為了最新一家被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宣布暫時關閉的儲蓄銀行。僅在短短的一周之內，韓國已經有7家儲蓄銀行陷入關停泥沼。
2月17日，FSC下令釜山儲蓄銀行及旗下大田儲蓄銀行暫停營業。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2月底，釜山儲蓄銀行資不抵債216億韓元，而另外一家大田儲蓄銀行問題更為嚴重，資本充足率為-3.18%，資不抵債323億韓元。
緊接著，2月21日，FSC宣布再關閉4家韓國儲蓄銀行，其中3家是釜山儲蓄銀行旗下銀行。
韓國的儲蓄銀行是門檻比較低的小銀行，通常用較高的存款利率吸收存款，又敢於向資質不太好的個人或企業發放貸款，包括房地產貸款。 FSC明確指出，由於2008年金融危機後，韓國的房地產也步入衰退，這幾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迅速惡化。
以大田儲蓄銀行為例，在金融危機剛開始的2007年，其財務狀況已經顯著惡化，不良貸款率一度高達37.55%，資本充足率亦一度跌至負數。後因母公司施以援手以及刺激政策出台，方才殘喘至今。
有分析稱，韓國本次出現的銀行停業危機，其誘因即為不斷惡化的房地產市場，而韓國銀行業對房地產市場的參與度過高，則是危機的根源。一位熟悉韓國金融業的人士對本報指出，一直到金融危機以前，韓國銀行大量介入房地產業，而且貸款條件較為寬鬆，槓桿率比較高。金融危機以及現在打擊通脹的緊縮貨幣政策，給市場帶來了不少壓力，與美國次貸危機相似，貸款人的違約率會上升，特別是儲蓄銀行的貸款。
韓國央行最新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2月末，韓國銀行業總貸款餘額為1315萬億韓元。在對公貸款約719萬億韓元中，投向房地產業的貸款為106萬億韓元，佔比近15%；而從個人貸款角度看，在596萬億韓元的餘額中，有363萬億韓元投向了房地產市場，佔比高達60.9%！
蘇格蘭皇家銀行經濟學家Erik Lueth此前表示，像韓國等一些亞洲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房地產估值過高。問題始自十年前。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為了拉動經濟增長，韓國政府放寬了住宅轉讓限制，此舉雖然成功盤活韓國房地產市場，卻助長了房地產投機。韓國統計信息服務的數據顯示，房屋價格指數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時，還大概是在60附近，到2007年的10年間增長了接近70%。而在個別發達城市區，比如首爾，兩三倍的樓價增幅亦不罕見。
而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價格的增速明顯放緩，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跌。在經濟刺激政策下，韓國經濟迅速復蘇，隨之而來的是通脹壓力上升，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韓國CPI持續走高，去年12月已達117.8。然而，房價並沒有隨之上漲。 KOSIS數據顯示，其增長率持續為負。
面對通脹壓力的上升，韓國央行兩度加息，這無疑進一步打擊了房地產市場。在前不久的一次會議上，韓國央行行長Choongsoo Kim更是聲明，“韓國央行必須繼續上調政策利率，以抑制抵押貸款的過度增長”。 （2011-2-24）
2011-02-24
韓國爆發金融危機
源於房地產泡沫破裂
據2011年02月24日韓國日報報導：
“Domin儲蓄與金融集團不幸成為了最新一家被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宣布暫時關閉的儲蓄銀行。僅在短短的一周之內，韓國已經有7家儲蓄銀行陷入關停泥沼。
2月17日，FSC下令釜山儲蓄銀行及旗下大田儲蓄銀行暫停營業。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2月底，釜山儲蓄銀行資不抵債216億韓元，而另外一家大田儲蓄銀行問題更為嚴重，資本充足率為-3.18%，資不抵債323億韓元。
緊接著，2月21日，FSC宣布再關閉4家韓國儲蓄銀行，其中3家是釜山儲蓄銀行旗下銀行。
韓國的儲蓄銀行是門檻比較低的小銀行，通常用較高的存款利率吸收存款，又敢於向資質不太好的個人或企業發放貸款，包括房地產貸款。 FSC明確指出，由於2008年金融危機後，韓國的房地產也步入衰退，這幾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迅速惡化。
以大田儲蓄銀行為例，在金融危機剛開始的2007年，其財務狀況已經顯著惡化，不良貸款率一度高達37.55%，資本充足率亦一度跌至負數。後因母公司施以援手以及刺激政策出台，方才殘喘至今。
有分析稱，韓國本次出現的銀行停業危機，其誘因即為不斷惡化的房地產市場，而韓國銀行業對房地產市場的參與度過高，則是危機的根源。一位熟悉韓國金融業的人士對本報指出，一直到金融危機以前，韓國銀行大量介入房地產業，而且貸款條件較為寬鬆，槓桿率比較高。金融危機以及現在打擊通脹的緊縮貨幣政策，給市場帶來了不少壓力，與美國次貸危機相似，貸款人的違約率會上升，特別是儲蓄銀行的貸款。
韓國央行最新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2月末，韓國銀行業總貸款餘額為1315萬億韓元。在對公貸款約719萬億韓元中，投向房地產業的貸款為106萬億韓元，佔比近15%；而從個人貸款角度看，在596萬億韓元的餘額中，有363萬億韓元投向了房地產市場，佔比高達60.9%！
蘇格蘭皇家銀行經濟學家Erik Lueth此前表示，像韓國等一些亞洲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房地產估值過高。問題始自十年前。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為了拉動經濟增長，韓國政府放寬了住宅轉讓限制，此舉雖然成功盤活韓國房地產市場，卻助長了房地產投機。韓國統計信息服務的數據顯示，房屋價格指數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時，還大概是在60附近，到2007年的10年間增長了接近70%。而在個別發達城市區，比如首爾，兩三倍的樓價增幅亦不罕見。
而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價格的增速明顯放緩，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跌。在經濟刺激政策下，韓國經濟迅速復蘇，隨之而來的是通脹壓力上升，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韓國CPI持續走高，去年12月已達117.8。然而，房價並沒有隨之上漲。 KOSIS數據顯示，其增長率持續為負。
面對通脹壓力的上升，韓國央行兩度加息，這無疑進一步打擊了房地產市場。在前不久的一次會議上，韓國央行行長Choongsoo Kim更是聲明，“韓國央行必須繼續上調政策利率，以抑制抵押貸款的過度增長”。 （2011-2-24）
地中海暴亂背後之手針對中國
地中海暴亂背後之手針對中國
2011-02-25
作者：興華論壇網友 sinoboy
目前世界多地因食品等生活物品漲價和通貨膨脹而爆發大規模騷亂，主要以地中海地區為主，從歐洲的希臘開始，到北非突尼斯，埃及，目前有進一步蔓延向中東地區之勢。
本人認為，這是美帝國主義加緊收勒對中國的套索的開始。
因為中東主要石油地區已經在美國控制之下。沙特，科威特、伊拉克為什麼沒有暴亂？因為他們已經被美國金融及石油資本牢牢控制。為啥伊朗也發生了騷亂？因為美國想藉這股勢頭把與中國友好的伊朗搞亂。但是伊朗國內控制很嚴，目前還沒有成功。
蘇丹、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都是中國重要的石油合作夥伴，且對中國比較友好。這次通過騷亂和政局改變會打擊中國在北非獲取石油資源的努力和利益。有些專家說埃及新政權上台後會不親美，我很不以為然。埃及軍方反戈搞垮了前總統，埃及軍方與美國有幕後交易——新政府怎麼會轉向反美？
所以我說美國是藉突尼斯變亂開始，把動亂擴大到中東主產區外圍的第2類石油國家，制止中國尋求油源多元化的努力。
未來套在中國頭上的石油枷就套更緊了。 （你看在國內論壇上美國槍手針對中石油、中石化反壟斷的言論不斷，有不搞垮這兩大國企誓不罷休之勢！）
這一輪國際危機的直接結果是國際油價火速上漲，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通脹壓力。
更深意圖，就是徹底壓縮中國的石油輸入空間。那麼未來更深一步的意圖，莫非就是要為軍事行動做準備？ ？ ？ ？ ？ ？ ？
2011-02-25
作者：興華論壇網友 sinoboy
目前世界多地因食品等生活物品漲價和通貨膨脹而爆發大規模騷亂，主要以地中海地區為主，從歐洲的希臘開始，到北非突尼斯，埃及，目前有進一步蔓延向中東地區之勢。
本人認為，這是美帝國主義加緊收勒對中國的套索的開始。
因為中東主要石油地區已經在美國控制之下。沙特，科威特、伊拉克為什麼沒有暴亂？因為他們已經被美國金融及石油資本牢牢控制。為啥伊朗也發生了騷亂？因為美國想藉這股勢頭把與中國友好的伊朗搞亂。但是伊朗國內控制很嚴，目前還沒有成功。
蘇丹、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都是中國重要的石油合作夥伴，且對中國比較友好。這次通過騷亂和政局改變會打擊中國在北非獲取石油資源的努力和利益。有些專家說埃及新政權上台後會不親美，我很不以為然。埃及軍方反戈搞垮了前總統，埃及軍方與美國有幕後交易——新政府怎麼會轉向反美？
所以我說美國是藉突尼斯變亂開始，把動亂擴大到中東主產區外圍的第2類石油國家，制止中國尋求油源多元化的努力。
未來套在中國頭上的石油枷就套更緊了。 （你看在國內論壇上美國槍手針對中石油、中石化反壟斷的言論不斷，有不搞垮這兩大國企誓不罷休之勢！）
這一輪國際危機的直接結果是國際油價火速上漲，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通脹壓力。
更深意圖，就是徹底壓縮中國的石油輸入空間。那麼未來更深一步的意圖，莫非就是要為軍事行動做準備？ ？ ？ ？ ？ ？ ？
給兔年的世界敲響了警鐘
謝國忠
2011年02月25日16:59 《環球企業家》網站
食品價格已經處於高位，但卻仍在漲價；負面新聞傳播起來非常容易，以後還會更容易：兩者結合造成的社會影響是爆炸性的。目前北非地區因通脹造成的革命，給兔年的世界敲響了警鐘。
現時代的全球經濟，掌控在一群迷信財政刺激的人手裡。而財政刺激的“高招”，就是通過資產價格的通脹，暫時性的提高需求。在寬鬆的貨幣政策只是造成資產價格的通脹，而沒有造成CPI上升的時期，這看起來像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兒。
今天在突尼斯和埃及爆發的社會動盪，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政治根源，但是直接引發動亂的，卻是通貨膨脹。就在美聯儲開始大談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同時，聯合國糧農組織公佈的食品價格指數躥升了三分之一。北海布倫特原油(98.23,0.95,0.98%)期貨價格的漲幅也與之大致相當。人們可以自然而然的聯想到，這樣的價格走向意味著，人們預期會出現更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埃及是個失業率很高的國家，有40% 的埃及人平均每天的生活支出不足兩美元，這麼大規模的食品價格上漲肯定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後果—當人們吃不飽的時候，就沒有什麼理由安於現狀了。
蔓延北非的動蕩之火，可能只是通脹造成更大規模社會混亂的先兆。糧食價格指數已經達到了歷史最高，但大米價格卻還只有2008年高峰價位的一半，有可能是東亞各國政府動用戰略儲備平抑米價。但這種調控出來的價格又能維持多久？政府支持不下去時，米價就會漲到目前水平的兩倍乃至三倍，到時以大米為主食的亞洲可能也會出現亂象。
北非民眾率先爆發，是因為這些國家缺乏足夠的貿易和投資渠道，因而沒能從全球通脹的進程中間獲得多少收益。這些國家的失業狀況都很嚴重，通脹給其造成的痛苦也更為強烈，因為食品支出在他們的生活中占到更大比重。其實，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處於類似的窘境中，甚至包括一些發達國家也不例外。壓力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矛盾就可能激化。
世界範圍內，各主要國家的央行都史無前例的維持接近於零的利率，但遊戲規則沒有改變，依然是鼓勵投機者推高資產價格，然後等待財富效應發揮作用，促使實體經濟利潤率上升，然後資產價格上升也有了現實基礎。過去十年，美國依靠持續增長的消費實現了經濟增長。很多人都奇怪，那些已經負債累累的美國居民是怎麼支撐那麼大的消費增長幅度的。其奧妙在於：讓他們手中的資產持續升值。
任何泡沫都有破裂的一天。災難在2008年就發生了，然後政策制定者別無選擇，只能繼續製造泡沫。的確，他們成功地轉移了部分泡沫，從西方地產市場轉移到其他資產類型裡面，其中包括新興國家資產市場。全球股市從危機中的最低點逐漸攀升，市值已經上漲了一倍，創造了300萬億的紙面財富。
泡沫破裂並不能阻止貨幣的濫發，反而會讓這一狀況更加惡化。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動盪，也可能不會改變這一趨勢。這是因為，西方央行的銀行家們感受不到那麼遙遠地方人們的痛苦。但是，他們引燃的火焰早晚也會蔓延到自己的腳下。
據美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2009年大約有14.3%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下。如果算上那些放棄找工作的人，約有六分之一的美國勞動力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很多美國人在面臨食品和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壓力時，同樣也沒有任何可靠的避風港。
此外，美國人高度依賴的進口消費品價格也已經上升了不少，並且在年內還會進一步漲價。大約有五千萬美國人經濟處境尷尬，與埃及人區別不大。等華盛頓的街道也像今天的開羅一樣烈火熊熊時，也許，美聯儲就會考慮改換一下他們的政策了。
2011年02月25日16:59 《環球企業家》網站
食品價格已經處於高位，但卻仍在漲價；負面新聞傳播起來非常容易，以後還會更容易：兩者結合造成的社會影響是爆炸性的。目前北非地區因通脹造成的革命，給兔年的世界敲響了警鐘。
現時代的全球經濟，掌控在一群迷信財政刺激的人手裡。而財政刺激的“高招”，就是通過資產價格的通脹，暫時性的提高需求。在寬鬆的貨幣政策只是造成資產價格的通脹，而沒有造成CPI上升的時期，這看起來像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兒。
今天在突尼斯和埃及爆發的社會動盪，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政治根源，但是直接引發動亂的，卻是通貨膨脹。就在美聯儲開始大談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同時，聯合國糧農組織公佈的食品價格指數躥升了三分之一。北海布倫特原油(98.23,0.95,0.98%)期貨價格的漲幅也與之大致相當。人們可以自然而然的聯想到，這樣的價格走向意味著，人們預期會出現更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埃及是個失業率很高的國家，有40% 的埃及人平均每天的生活支出不足兩美元，這麼大規模的食品價格上漲肯定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後果—當人們吃不飽的時候，就沒有什麼理由安於現狀了。
蔓延北非的動蕩之火，可能只是通脹造成更大規模社會混亂的先兆。糧食價格指數已經達到了歷史最高，但大米價格卻還只有2008年高峰價位的一半，有可能是東亞各國政府動用戰略儲備平抑米價。但這種調控出來的價格又能維持多久？政府支持不下去時，米價就會漲到目前水平的兩倍乃至三倍，到時以大米為主食的亞洲可能也會出現亂象。
北非民眾率先爆發，是因為這些國家缺乏足夠的貿易和投資渠道，因而沒能從全球通脹的進程中間獲得多少收益。這些國家的失業狀況都很嚴重，通脹給其造成的痛苦也更為強烈，因為食品支出在他們的生活中占到更大比重。其實，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處於類似的窘境中，甚至包括一些發達國家也不例外。壓力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矛盾就可能激化。
世界範圍內，各主要國家的央行都史無前例的維持接近於零的利率，但遊戲規則沒有改變，依然是鼓勵投機者推高資產價格，然後等待財富效應發揮作用，促使實體經濟利潤率上升，然後資產價格上升也有了現實基礎。過去十年，美國依靠持續增長的消費實現了經濟增長。很多人都奇怪，那些已經負債累累的美國居民是怎麼支撐那麼大的消費增長幅度的。其奧妙在於：讓他們手中的資產持續升值。
任何泡沫都有破裂的一天。災難在2008年就發生了，然後政策制定者別無選擇，只能繼續製造泡沫。的確，他們成功地轉移了部分泡沫，從西方地產市場轉移到其他資產類型裡面，其中包括新興國家資產市場。全球股市從危機中的最低點逐漸攀升，市值已經上漲了一倍，創造了300萬億的紙面財富。
泡沫破裂並不能阻止貨幣的濫發，反而會讓這一狀況更加惡化。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動盪，也可能不會改變這一趨勢。這是因為，西方央行的銀行家們感受不到那麼遙遠地方人們的痛苦。但是，他們引燃的火焰早晚也會蔓延到自己的腳下。
據美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2009年大約有14.3%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下。如果算上那些放棄找工作的人，約有六分之一的美國勞動力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很多美國人在面臨食品和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壓力時，同樣也沒有任何可靠的避風港。
此外，美國人高度依賴的進口消費品價格也已經上升了不少，並且在年內還會進一步漲價。大約有五千萬美國人經濟處境尷尬，與埃及人區別不大。等華盛頓的街道也像今天的開羅一樣烈火熊熊時，也許，美聯儲就會考慮改換一下他們的政策了。
今後十年的最大拐點
劉易斯拐點:今後十年的最大拐點
謝國忠
2011-2-26
劉易斯拐點，乃中國經濟在今後十年的最大拐點，它將重新定義中國的增長模式，重新設定中國的增長潛力、消費潛力。在中國做投資，必須洞察劉易斯拐點可能帶來的危機與商機。
劉易斯理論，是發展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劉易斯（W．Arthur Lewis）在上世紀50年代提出，發展中國家一般擁有二元化的勞工市場——城市勞工市場和農村勞工市場。前者根據訂單、利潤決定僱人數量，生產效率較高，工資也較高。後者則是多少人都耕種同一塊地，生產率低、收入低，在那裡沒有失業，只有就業不足。經濟起飛時，城市勞工市場吸引農村勞動力，由於兩個市場間人員的流動，城市可以在不怎麼提高工資的情況下，大量增加人力資源，增長由此得以加速。當農村勞動力被耗儘後，城市勞工市場需要大幅增加工資才能請到新的工人，這個時點被稱為劉易斯拐點。
中國農民工短缺在2010年變得十分突出。筆者估計，2010年低端工人工資暴漲了近四成，而且在今後三四年會繼續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漲。其實，中國目前還沒有到農民工絕對短缺的地步，只是農民工流向發生了變化。在2005年，70.3%的農民工流向沿海地區打工，中部與西部各佔14.4%及15.0%。在2009年，隨著工廠生產線內遷和基礎設施項目啟動，中、西部出現許多新的就業機會，吸引了農民工總數的17.0%及20.3%，而留在東部打工的農民工佔比則減少至62.5%。同時，內需市場（尤其是服務業）火爆，對低端勞工需求甚殷，又搶走了沿海製造業的一批工人。農產品價格上漲，也多了一批留家務農的。
不過，劉易斯拐點離我們已經不遠了。聯合國測算，中國勞動力將於2017年進入負增長（人口於2032年進入負增長）。由於內需的迅速擴大，服務業的加速發展，以及城鎮化建設的全面鋪開，筆者預計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於2014年左右進入實質性短缺狀況。至2017年，勞工需求達到8.37億人，供應為8.19億人，就業市場淨短缺達到1760萬人，這個數目相當於美國現有勞工總數的11%，日本的25%，德國的41%。
就業市場的逆轉，對於中國經濟將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從宏觀上看，它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加工廠的黃金時代已開始褪色；中國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已差不多走到盡頭；中國長達7-8年的通縮時期，已徹底結束。從國際角度上看，製造業模式，可能面臨一次全面的調整；過去十年的全球低通脹，也會遭遇衝擊。
從投資角度，劉易斯拐點意味著什麼？
1、以過往新興國家的經歷看，劉易斯拐點之後，低端工資無一例外地會出現一次持續的飛漲，低端消費市場迅速擴張。這種情形肯定會在中國出現。
2、工資上漲常態化，帶來通貨膨脹結構性上揚。此輪通脹之後，CPI的回落估計有限，中烈度通脹可能持續存在。
3、低端住房需求與家居改善需求大增，不過這是一個與現有房地產市場不同的新市場，建材供應商、原材料供應商、家具供應商的受益程度料大過開發商。
4、加大投資力度，生產流程中機械化、自動化程度將明顯提高，設備製造業會受惠。這次生產線向內陸省份遷移，不僅是簡單的地理上的轉移，也伴隨著資本投入的加大。
5、外資結構出現變化，對成本敏感的製造商比重下降，主攻內需的海外品牌、服務供應商大量流入。
6、亞洲面臨新的洗牌，以中國作為龍頭及窗口的製造業垂直生產鏈逐步瓦解，搶占中國市場和搶奪流出中國的外資及中資成為新時尚。
過去30年，中國在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驚人的。它既歸功於一系列政策上的變革，也歸功於中國人的勤勞、努力，還歸功於全球化和生產外包的大趨勢，不過人口紅利因素也十分重要。中國的出口高潮、住房熱、消費提速，與上世紀50年代下半葉至60年代上半葉出生的嬰兒潮一代的生命週期（Life Cycle）有著密切的關係。如今人口紅利已接近尾聲，勞動力短缺即將出現。無論喜歡不喜歡，劉易斯拐點都會如期到來，它將對今後30年的中國經濟帶來深刻的衝擊，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也許因此改寫，許多目前習以為常的營商手法、投資原則可能遭到顛覆。這場人口結構上的大變局，既是危，又是機。
謝國忠
2011-2-26
劉易斯拐點，乃中國經濟在今後十年的最大拐點，它將重新定義中國的增長模式，重新設定中國的增長潛力、消費潛力。在中國做投資，必須洞察劉易斯拐點可能帶來的危機與商機。
劉易斯理論，是發展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劉易斯（W．Arthur Lewis）在上世紀50年代提出，發展中國家一般擁有二元化的勞工市場——城市勞工市場和農村勞工市場。前者根據訂單、利潤決定僱人數量，生產效率較高，工資也較高。後者則是多少人都耕種同一塊地，生產率低、收入低，在那裡沒有失業，只有就業不足。經濟起飛時，城市勞工市場吸引農村勞動力，由於兩個市場間人員的流動，城市可以在不怎麼提高工資的情況下，大量增加人力資源，增長由此得以加速。當農村勞動力被耗儘後，城市勞工市場需要大幅增加工資才能請到新的工人，這個時點被稱為劉易斯拐點。
中國農民工短缺在2010年變得十分突出。筆者估計，2010年低端工人工資暴漲了近四成，而且在今後三四年會繼續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漲。其實，中國目前還沒有到農民工絕對短缺的地步，只是農民工流向發生了變化。在2005年，70.3%的農民工流向沿海地區打工，中部與西部各佔14.4%及15.0%。在2009年，隨著工廠生產線內遷和基礎設施項目啟動，中、西部出現許多新的就業機會，吸引了農民工總數的17.0%及20.3%，而留在東部打工的農民工佔比則減少至62.5%。同時，內需市場（尤其是服務業）火爆，對低端勞工需求甚殷，又搶走了沿海製造業的一批工人。農產品價格上漲，也多了一批留家務農的。
不過，劉易斯拐點離我們已經不遠了。聯合國測算，中國勞動力將於2017年進入負增長（人口於2032年進入負增長）。由於內需的迅速擴大，服務業的加速發展，以及城鎮化建設的全面鋪開，筆者預計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於2014年左右進入實質性短缺狀況。至2017年，勞工需求達到8.37億人，供應為8.19億人，就業市場淨短缺達到1760萬人，這個數目相當於美國現有勞工總數的11%，日本的25%，德國的41%。
就業市場的逆轉，對於中國經濟將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從宏觀上看，它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加工廠的黃金時代已開始褪色；中國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已差不多走到盡頭；中國長達7-8年的通縮時期，已徹底結束。從國際角度上看，製造業模式，可能面臨一次全面的調整；過去十年的全球低通脹，也會遭遇衝擊。
從投資角度，劉易斯拐點意味著什麼？
1、以過往新興國家的經歷看，劉易斯拐點之後，低端工資無一例外地會出現一次持續的飛漲，低端消費市場迅速擴張。這種情形肯定會在中國出現。
2、工資上漲常態化，帶來通貨膨脹結構性上揚。此輪通脹之後，CPI的回落估計有限，中烈度通脹可能持續存在。
3、低端住房需求與家居改善需求大增，不過這是一個與現有房地產市場不同的新市場，建材供應商、原材料供應商、家具供應商的受益程度料大過開發商。
4、加大投資力度，生產流程中機械化、自動化程度將明顯提高，設備製造業會受惠。這次生產線向內陸省份遷移，不僅是簡單的地理上的轉移，也伴隨著資本投入的加大。
5、外資結構出現變化，對成本敏感的製造商比重下降，主攻內需的海外品牌、服務供應商大量流入。
6、亞洲面臨新的洗牌，以中國作為龍頭及窗口的製造業垂直生產鏈逐步瓦解，搶占中國市場和搶奪流出中國的外資及中資成為新時尚。
過去30年，中國在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驚人的。它既歸功於一系列政策上的變革，也歸功於中國人的勤勞、努力，還歸功於全球化和生產外包的大趨勢，不過人口紅利因素也十分重要。中國的出口高潮、住房熱、消費提速，與上世紀50年代下半葉至60年代上半葉出生的嬰兒潮一代的生命週期（Life Cycle）有著密切的關係。如今人口紅利已接近尾聲，勞動力短缺即將出現。無論喜歡不喜歡，劉易斯拐點都會如期到來，它將對今後30年的中國經濟帶來深刻的衝擊，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也許因此改寫，許多目前習以為常的營商手法、投資原則可能遭到顛覆。這場人口結構上的大變局，既是危，又是機。
2011年2月21日
全國空置房夠2億人住
全國空置房夠2億人住：中國房市難解之局
中國樓市，亂像一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短期利益和持續發展，投機客和市場規律的博弈。 2011年02月15日 - wanshi - 何新博客
房屋的供應量猛增，價格為什麼不降呢？
中國有多少空置房？
我們多次聽到這樣的說法：中國正在經歷全國性的城市房地產價格泡沫。
幾個月前，中國媒體流傳這樣一個故事-6450萬套城市住房連續六個月的讀數為零。不過國家電力公司否認這一傳聞。
人們由此猜測：中國的空置房足夠2億人居住。
這個領域的統計缺乏透明度，所有關於空置房的真相仍是個謎。
不過在國房地產價值集中的主要城市，過高的房價仍然難以理解。
租金上漲比較容易解釋，即使到處都有很多空置房。
有人指責中介炒房，但這一解釋缺乏說服力，因為中國的房地產中介行業尚未成規模。
相反，通脹預期可能是推動房租上漲的原因：
房主預計收回房屋重新裝修需要花費更多，所以他們現在就為提高租金以應對增高的再裝修預算。
換句話說，不管房屋總面積怎麼擴大，租金究竟會漲到什麼水平都還不好說，因為這取決於通貨膨脹的程度。
天量空置房不是價格泡沫，而是-數量泡沫。
數量泡沫比價格泡沫少見，而且持續時間不長。
供應量增大通常會起到壓低價格的作用，儘管貨幣注入房市在供應量增大的時候也能維持價格。
價格泡沫和數量泡沫可以同時增大。
比如，南非在上世紀90年代的數量-價格泡沫就持續了數年。
當所有幣種都和美元掛鉤的時候，貨幣環境在美國的影響下會趨於寬鬆，進一步促進泡沫的成長。
城市擴張非常輕鬆的情況下，高房價當然會引起供應量的增大。
資金流入刺激投機性需求。
一旦美國緊縮貨幣政策時，市場崩潰並且引起亞洲經濟危機。
美國房市剛剛經歷過的主要就是價格泡沫。
雖然如拉斯維加斯和邁阿密等城市也同時出現了數量泡沫。
同時，台灣在上世紀80年代經歷了數量-價格泡沫，分析家通過電錶讀數確定了空置房套數，很多人得出結論：大概15%的房子是空置的。
現在，分析家在大陸使用同樣的方法進行統計。
不過，台灣的房市環境並不復雜，準確掌握中國樓市環境需要考慮更多因素。比如，房屋類型就需要考慮。
中國城市存量房大概可以分為公司或政府員工的舊公房和約6000萬套建築年齡在10年內的私有房產。
房地產發展商在建的房屋有2000萬套，地方政府等待出讓土地也可新建2000萬到3000萬套房屋。
約十億平方米（相當於1400萬套70平方米的房屋）仍然完好的住宅被推倒，全國范圍內這種房屋總面積還剩下9億平方米。
另外，公司和政府機關還在為其員工修建住宅公寓，這些新房的數量很難估算。
宿舍的數量同樣無法統計，比如農民工宿舍。
中國2億農民工的大多數都居住在這樣的宿舍裡。
另一個需要考量的是大城市周邊社區也紛紛建設了大量住宅房。
鄉村在城市擴張的進程中被城市化時，那裡的房屋也變成了城市房屋。
因為有這些未知數字，儘管中國新房銷售總額佔GDP比例在2009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4%，實際情況仍是撲朔迷離。
如上所述，也許是因為缺乏規劃，城市存量房總量的數據無從得知。
一個合理的猜測是中國城市存量房總量大概有170億平方米（正負10%）。
這種情況下，可供分析師利用的數據就是中國人均居住面積。
大多數城市調查顯示：人均居住面積為28-30平方米。
好像沒人知道這些調查涵蓋的人口比例。當然他們不會把農民工納入統計範圍。也沒人知道空置房有沒有納入統計範圍。
然而，這些有限的數據足以得到結論：中國沒有房屋短缺。
而且，中國的人均居住面積比歐洲和日本都高。
事實上，按造日本的標準，中國的城市房屋足夠全國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住在城裡。
不過，比這些籠統的數據本身重要得多的是，房屋數據顯示存在海量空置房，而持有這些房屋的動機顯然是投機。
正常市場中，空置房數量應該等於搬遷戶數和平均過渡期的乘積加上新家庭數量和平均購房週期的乘積。
比如，如果1.5%的空置房足以安置每年6%的搬遷戶，而他們的搬遷過渡時間是3個月。
同時新家庭組建比例為3%，購買房產的平均週期為六個月，那麼這個因素就會造成1.5%的房屋空置率。
總空置率等於3%才是正常的。其中應該包括待售新房。
不過政府沒有公佈空置率數據。
個人商用存量房空置率應該在25%到30%之間。
至少是正常市場的兩倍。
供需差距可以看作是投機庫存。
這個由投機客持有的庫存大概占到GDP的15%。
這些房屋退出流通，就和投機客在價格看漲時就開始屯銅一樣。
如果推理正確的話，我們有充分理由擔憂中國房市的數量泡沫、
大量新投機客在2011年紛湧而至才是真正值得擔憂的。
現在信貸緊縮對市場有一些影響，開發商囤房量因此增多。
政府的緊縮政策限制二套房和三套房購買，全國房屋交易總量下滑。
房地產中介機構報告說：大多數購房需求現在大抵有幾種目的，如投機。
所以，很容易就能想像2010年和2011年的房屋供應總價值能夠接近GDP的15%。
因為，政策和大多數人預期的那樣放寬後，投機行為可能複蘇。
投機性囤房總價值可能會翻番。
決策者確實放寬政策是重大利好。
有些城市的銀行已經部分放鬆了房貸供應。
關鍵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有大量債務-一般在他們財政收入的五倍以上。如果房地產市場不再景氣，這些地方政府可能陷入財務危機。
為什麼？
中國地方政府的收入依賴於房地產交易。如果房市過於低迷，政府可能面臨破產。
所以，中央政府很可能會放寬政策，心照不宣地幫助地方政府。
這種改變能暫時緩解政府面臨的困難，不過加速了房地產泡沫的破滅。
所以就算中國的空置房只有最近估算的6450萬套的一半，也相當於城市家庭數量的20%。還超過台灣泡沫巔峰時的空置率。
另外，如果信貸政策更加寬鬆，存量房比例會增高到30%。
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住宅供應過剩也就不足為奇了。
供應過剩反映了資本的貶值，中國的體係也很容易迅速擴大供應。
正常情況下，投機客們會被高空置率嚇退。
不過中國的樓市獨一無二，至少有下面四個原因：
1.持續的負實際利率，導致貨幣需求的減少和投機慾望的上升。
對投機利率的追逐和對通貨膨脹的擔憂伴隨而至，引起前所未有的房地產投資需求狂潮。
2.大量灰色收入在尋找安全的避風港。
中國各種灰色收入可能達到GDP的10%。
美元貶值、通脹增長的環境下，中國不斷擴大的房地產市場-傳統的資產避風港，成為消化這筆錢的首選。
3.中國人幾乎沒經歷過房地產泡沫。
20世紀90年代的房地產崩盤只觸動了少數人，如外國人和國有企業。
那次崩盤局限在海南、廣州和上海的某些地區。
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房地產會崩盤的說法。
這種無知引起的無畏正是貪婪的助燃劑。
4.投機客相信政府不會讓房價下跌。
他們猜的沒錯，地方政府財政依賴房地產交易，所以他們會盡量支撐房價。
不過他們對政府萬能的信心可能有些託大了。
那一天到來的時候，市場的力量遠遠超過政府。
政府可以拖延，但不能阻止市場的力量。
然而，對政府的信心抵消了對樓市下滑的擔憂，只要信貸可用，投機性需求仍然會繼續增長。
需要可持續的長期政策增加房地產之外的財政來源或減少財務開支，才能解決地方政府的財務問題。
現在所有地方政府都奉行以投資為主導的發展戰略，不可避免會導致賣地收入最大化。
所以，除非對這一戰略作出限制，房地產市場還會繼續畸形發展下去。
很多觀察家認為，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是推出一個總體的房產策略。
大量空置房鞭策決策者迅速採取行動。
但是，如果政府在採取總體房產政策之前放寬了對房地產市場的限制，樓市崩潰可能會引起長時間的經濟低迷。
人們只要稍微看看諸如美國、冰島、英國、愛爾蘭、西班牙等世界各國的房價和數量泡沫，就能理解如果政府沒有盡快制定和執行總體政策的話，結局必然是一片荒涼。
中國樓市，亂像一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短期利益和持續發展，投機客和市場規律的博弈。 2011年02月15日 - wanshi - 何新博客
房屋的供應量猛增，價格為什麼不降呢？
中國有多少空置房？
我們多次聽到這樣的說法：中國正在經歷全國性的城市房地產價格泡沫。
幾個月前，中國媒體流傳這樣一個故事-6450萬套城市住房連續六個月的讀數為零。不過國家電力公司否認這一傳聞。
人們由此猜測：中國的空置房足夠2億人居住。
這個領域的統計缺乏透明度，所有關於空置房的真相仍是個謎。
不過在國房地產價值集中的主要城市，過高的房價仍然難以理解。
租金上漲比較容易解釋，即使到處都有很多空置房。
有人指責中介炒房，但這一解釋缺乏說服力，因為中國的房地產中介行業尚未成規模。
相反，通脹預期可能是推動房租上漲的原因：
房主預計收回房屋重新裝修需要花費更多，所以他們現在就為提高租金以應對增高的再裝修預算。
換句話說，不管房屋總面積怎麼擴大，租金究竟會漲到什麼水平都還不好說，因為這取決於通貨膨脹的程度。
天量空置房不是價格泡沫，而是-數量泡沫。
數量泡沫比價格泡沫少見，而且持續時間不長。
供應量增大通常會起到壓低價格的作用，儘管貨幣注入房市在供應量增大的時候也能維持價格。
價格泡沫和數量泡沫可以同時增大。
比如，南非在上世紀90年代的數量-價格泡沫就持續了數年。
當所有幣種都和美元掛鉤的時候，貨幣環境在美國的影響下會趨於寬鬆，進一步促進泡沫的成長。
城市擴張非常輕鬆的情況下，高房價當然會引起供應量的增大。
資金流入刺激投機性需求。
一旦美國緊縮貨幣政策時，市場崩潰並且引起亞洲經濟危機。
美國房市剛剛經歷過的主要就是價格泡沫。
雖然如拉斯維加斯和邁阿密等城市也同時出現了數量泡沫。
同時，台灣在上世紀80年代經歷了數量-價格泡沫，分析家通過電錶讀數確定了空置房套數，很多人得出結論：大概15%的房子是空置的。
現在，分析家在大陸使用同樣的方法進行統計。
不過，台灣的房市環境並不復雜，準確掌握中國樓市環境需要考慮更多因素。比如，房屋類型就需要考慮。
中國城市存量房大概可以分為公司或政府員工的舊公房和約6000萬套建築年齡在10年內的私有房產。
房地產發展商在建的房屋有2000萬套，地方政府等待出讓土地也可新建2000萬到3000萬套房屋。
約十億平方米（相當於1400萬套70平方米的房屋）仍然完好的住宅被推倒，全國范圍內這種房屋總面積還剩下9億平方米。
另外，公司和政府機關還在為其員工修建住宅公寓，這些新房的數量很難估算。
宿舍的數量同樣無法統計，比如農民工宿舍。
中國2億農民工的大多數都居住在這樣的宿舍裡。
另一個需要考量的是大城市周邊社區也紛紛建設了大量住宅房。
鄉村在城市擴張的進程中被城市化時，那裡的房屋也變成了城市房屋。
因為有這些未知數字，儘管中國新房銷售總額佔GDP比例在2009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4%，實際情況仍是撲朔迷離。
如上所述，也許是因為缺乏規劃，城市存量房總量的數據無從得知。
一個合理的猜測是中國城市存量房總量大概有170億平方米（正負10%）。
這種情況下，可供分析師利用的數據就是中國人均居住面積。
大多數城市調查顯示：人均居住面積為28-30平方米。
好像沒人知道這些調查涵蓋的人口比例。當然他們不會把農民工納入統計範圍。也沒人知道空置房有沒有納入統計範圍。
然而，這些有限的數據足以得到結論：中國沒有房屋短缺。
而且，中國的人均居住面積比歐洲和日本都高。
事實上，按造日本的標準，中國的城市房屋足夠全國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住在城裡。
不過，比這些籠統的數據本身重要得多的是，房屋數據顯示存在海量空置房，而持有這些房屋的動機顯然是投機。
正常市場中，空置房數量應該等於搬遷戶數和平均過渡期的乘積加上新家庭數量和平均購房週期的乘積。
比如，如果1.5%的空置房足以安置每年6%的搬遷戶，而他們的搬遷過渡時間是3個月。
同時新家庭組建比例為3%，購買房產的平均週期為六個月，那麼這個因素就會造成1.5%的房屋空置率。
總空置率等於3%才是正常的。其中應該包括待售新房。
不過政府沒有公佈空置率數據。
個人商用存量房空置率應該在25%到30%之間。
至少是正常市場的兩倍。
供需差距可以看作是投機庫存。
這個由投機客持有的庫存大概占到GDP的15%。
這些房屋退出流通，就和投機客在價格看漲時就開始屯銅一樣。
如果推理正確的話，我們有充分理由擔憂中國房市的數量泡沫、
大量新投機客在2011年紛湧而至才是真正值得擔憂的。
現在信貸緊縮對市場有一些影響，開發商囤房量因此增多。
政府的緊縮政策限制二套房和三套房購買，全國房屋交易總量下滑。
房地產中介機構報告說：大多數購房需求現在大抵有幾種目的，如投機。
所以，很容易就能想像2010年和2011年的房屋供應總價值能夠接近GDP的15%。
因為，政策和大多數人預期的那樣放寬後，投機行為可能複蘇。
投機性囤房總價值可能會翻番。
決策者確實放寬政策是重大利好。
有些城市的銀行已經部分放鬆了房貸供應。
關鍵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有大量債務-一般在他們財政收入的五倍以上。如果房地產市場不再景氣，這些地方政府可能陷入財務危機。
為什麼？
中國地方政府的收入依賴於房地產交易。如果房市過於低迷，政府可能面臨破產。
所以，中央政府很可能會放寬政策，心照不宣地幫助地方政府。
這種改變能暫時緩解政府面臨的困難，不過加速了房地產泡沫的破滅。
所以就算中國的空置房只有最近估算的6450萬套的一半，也相當於城市家庭數量的20%。還超過台灣泡沫巔峰時的空置率。
另外，如果信貸政策更加寬鬆，存量房比例會增高到30%。
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住宅供應過剩也就不足為奇了。
供應過剩反映了資本的貶值，中國的體係也很容易迅速擴大供應。
正常情況下，投機客們會被高空置率嚇退。
不過中國的樓市獨一無二，至少有下面四個原因：
1.持續的負實際利率，導致貨幣需求的減少和投機慾望的上升。
對投機利率的追逐和對通貨膨脹的擔憂伴隨而至，引起前所未有的房地產投資需求狂潮。
2.大量灰色收入在尋找安全的避風港。
中國各種灰色收入可能達到GDP的10%。
美元貶值、通脹增長的環境下，中國不斷擴大的房地產市場-傳統的資產避風港，成為消化這筆錢的首選。
3.中國人幾乎沒經歷過房地產泡沫。
20世紀90年代的房地產崩盤只觸動了少數人，如外國人和國有企業。
那次崩盤局限在海南、廣州和上海的某些地區。
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房地產會崩盤的說法。
這種無知引起的無畏正是貪婪的助燃劑。
4.投機客相信政府不會讓房價下跌。
他們猜的沒錯，地方政府財政依賴房地產交易，所以他們會盡量支撐房價。
不過他們對政府萬能的信心可能有些託大了。
那一天到來的時候，市場的力量遠遠超過政府。
政府可以拖延，但不能阻止市場的力量。
然而，對政府的信心抵消了對樓市下滑的擔憂，只要信貸可用，投機性需求仍然會繼續增長。
需要可持續的長期政策增加房地產之外的財政來源或減少財務開支，才能解決地方政府的財務問題。
現在所有地方政府都奉行以投資為主導的發展戰略，不可避免會導致賣地收入最大化。
所以，除非對這一戰略作出限制，房地產市場還會繼續畸形發展下去。
很多觀察家認為，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是推出一個總體的房產策略。
大量空置房鞭策決策者迅速採取行動。
但是，如果政府在採取總體房產政策之前放寬了對房地產市場的限制，樓市崩潰可能會引起長時間的經濟低迷。
人們只要稍微看看諸如美國、冰島、英國、愛爾蘭、西班牙等世界各國的房價和數量泡沫，就能理解如果政府沒有盡快制定和執行總體政策的話，結局必然是一片荒涼。
神化巴菲特是構建帝國軟力量的需要
巴菲特是新帝國主義的一枚棋子
作者：餘治國
文章發於：天津日報新金融觀察
更新時間：2011-2-21
天津日報新金融觀察採訪稿原始版
1.您最初對巴菲特是怎樣的一種印象？您又是什麼時候因為什麼開始對巴菲特產生質疑的？從最初的質疑到幾近全盤的否定是怎樣的一個過程呢？
我對巴菲特最初的印像是在90年代，當時歲數小，沒有興趣去研究這個人，所以沒有細究過，也就認為他是一個美國超級富翁而已。其實，當時就有很多人將巴菲特、李嘉誠這些人當成發家致富的偶像來崇拜來學習。 6、7年以前，由於社會與輿論環境的外界影響，我比較偏向於自由主義的理念，深受上世紀80年代所謂啟蒙運動的熏陶，比如當時的走向現代叢書、河殤等等。 “典型的中國人”、“民族劣根性”之類的口頭禪，那簡直是法器，見誰滅誰。言必稱美國那更不必說了。 2006年，在與中國社科院余斌教授的交流過程中讀完了《資本論》之後，開始對一切媒體所塑造的金錢偶像產生質疑。以前的很多同學、同事都留美了，定居美國、日本也不少，交流也有些，因此思想上又有些轉變。有次有個同學回國聚餐，酒桌上就侃到了美國有名的大忽悠麥肯錫，做管理諮詢行業的人肯定都知道那個麥肯錫諮詢師幫別人數羊的故事，以及華爾街和軍工利益體的一些事情，由此萌發了對巴菲特的質疑。當然，這不僅僅是對其個人質疑，還是對這個超級富豪群體的質疑。巴菲特無非是這個群體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至於全盤否定，那是為了矯枉過正。現在這世界，金錢與權力的力量太強大。當年比爾•蓋茨來中國的時候，我親眼見到，是前呼後擁，大夥都帶著一種羨慕加崇拜的心情去看他以及他的演講。那些什麼娛樂明星與之相比，氣場差遠了。滿世界都是對這些超級富豪的一片吹捧之聲，不需要多我這麼一個幫閒。我只好做個惡人，來全盤否定了。
2.您曾說過：“《巴菲特陰謀》這本書不是簡單的傳記，也談到了我對一些國際政治、經濟與文化變遷的大背景的理解。”您是怎樣發掘隱藏在表象背後這些更深層的東西的呢？
我看了你們這個欄目的一些其他人訪談，大多是文人騷客。文人的特點是愛咋呼，一點小事可以上綱上線。你看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見到下雨下雪都要吟幾首詩，以抒情懷，或者坐以論道，飽食終日。碰到大事卻束手無策，坐以待斃。這無論在東方或西方的歷史上都太常見了。所以，可以名曰：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不過關係到自身利益的事，我想他們大多不會太糊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也是常態，無論中國人、美國人都一樣，美國人到中國來參加春晚或什麼節目，也會說你們中國怎麼怎麼好，對不對，生存之道而已。我的出身是機械製造與自動化。理工科出身的人好談系統，講系統論、系統工程，講邏輯與實用性，喜好形而下，即便是形而上，也得是形而下基礎之上的形而上。不能學習弗里德曼的方法論，只要事實檢驗對了，無論我理論有多麼無理或謬誤百出都算是真理。到底事實的檢驗如何才算對，如何才算錯，標準是什麼？又由誰來定？即便是統計數據，也不一定沒問題。馬克•吐溫有句名言，叫“世界上的謊言有：謊言、無恥的謊言和統計數字。”我想，我們現代人的認知水平總比馬克•吐溫要高些吧！因此，對於巴菲特這種人物的分析與研究不能局限在某個狹窄的區間。一定要從系統與歷史的角度去看他。這個系統與歷史，無非是政治、經濟與文化，是軟的角度，軟的後面其實是硬的東西，是科技，是軍事。硬的東西，我這本書談得不多。談多了就不是談巴菲特了。另外一個原因是，巴菲特的材料，就像我剛才講的，基本都是鮮花與掌聲，反面素材極少。這是一種信息不對稱。為什麼現代史比古代史難寫，因為現代史的大量檔案與材料都是保密的，美國的很多檔案材料上面標註的解密時間都是100年以上，很少有哪個國家會傻到像當年蘇聯解體一樣，什麼檔案都敢拿出來公開。是不是？巴菲特也是一樣的道理，他的很多東西，我們是根本不知道的，只能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去推斷，去分析。巴爾扎克講過，巨大財富的背後有一筆骯髒的交易。金錢與權力之類的東西，必然有骯髒的交易。換句話講，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明爭暗鬥，就有明爭暗鬥就有骯髒的東西。就連辦公室，也有辦公室政治嗎？對不對。你一定要否定它的客觀存在，那不是太天真就是太圓滑。
3. “巴菲特與蓋茨從之前成功的商人，轉型為現在受人尊敬的慈善家，這個漂亮的轉身，實際上也是美國公民社會成熟的表現。”您能分析一下他們的轉型與美國公民社會成熟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係嗎？
我書中明確講了，巴菲特與蓋茨不是什麼慈善家，慈善基金只是美國超級富豪的一種避稅工具。內容見第130頁，我這裡就不多講了。公民社會這個概念其實是有語境的，這個語境就是自由主義與憲政。這個東西有一套理論。人都會犯錯誤，理論是人創造的，因此不存在什麼完善的理論。自由主義與憲政也一樣。其他不多講。公民社會最基本的一個理論假設是社會系統都可以被分解成一個一個獨立的個體。其實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這個觀點完全錯誤。我打個最簡單的比方，100 只羔羊與1頭狼能否組成公民社會？按照這套理論，1頭狼與1隻羊是平等的，是一樣的。事實是，如果這頭狼想吃這100隻羊的話，1隻羊都逃不掉。我個人認為，他們不存在什麼轉型。無非是美國精英忽悠社會中下層的水平與技巧比其他國家更成熟而已。米爾斯1956年的《權力精英》是這方面研究的經典之作。這個也有數據支持的，華盛頓大學有個教授寫了本書，叫《資產與窮人》，裡面的數據完全推翻了美國公民社會的論斷。加州大學有個教授也寫了本書，叫《誰統治美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很深刻，書中還特別談到巴菲特出身三代富豪之家。
4. 書中反复提到“神化巴菲特是構建帝國軟力量的需要。”您認為帝國軟力量包含哪些內容？
軟力量是哈佛一個教授提出來的。到底應該包含哪些內容，這是一個理論的問題，也是一個理論架構搭建的問題。我沒有這個水平去搭建軟力量的理論。只能用別人的理論，當然是我認為對我分析問題有用的理論，為我所用。所以，我沒有辦法形而上地去談這個問題，一定要談，我只能去翻教科書。從形而下的角度來看，軟力量充斥在我們所接受的所有信息中，比如好萊塢的電影。 2008年南奧塞梯之戰後，俄羅斯拍了一部電影，叫《奧林匹斯地獄》，講述的是格魯吉亞人是美國人支持的法西斯，大肆屠殺南奧塞梯人，俄羅斯人是反抗法西斯維護正義的大救星。後來美國人把這部電影翻拍成了另一部電影，叫《格魯吉亞》，情節幾乎相同，只是把正面角色與反面角色的國籍換一下就可以了。我想，美國的電影怎麼也比俄羅斯電影好賣些吧。而這就是軟力量。再比如，美國從建國開始就以新羅馬自居，現在美國國內很多人在搞羅馬與美國的比較研究，羅馬一直是個很熱門的話題。羅馬人將羅馬人之外的人都看成蠻族人，需要羅馬的教化，中國古代是這樣，當代美國也是這樣。看似是簡單的文明與落後的問題，其實是一個話語權的爭奪。古人講，得民心者得天下。軟力量可以讓你得到話語權，得到民心。任何武力都敵不過人心，就連古龍的武俠小說都經常冒出這種名言。美國人現在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個很注重戰略的民族，也是一個注重所有細節的民族。美國人現在對人思維，對操控大腦的研究到令人恐怖的程度。紐約大學心理系已經研究出來，什麼樣的詞語在什麼樣的環境產出什麼樣的情緒，什麼樣的情緒通過刺激大腦的什麼部位產生。這叫精神控制，美國中央情報局從1950年代就開始這樣的研究了。大家現在常見的廣告，又是從哪來的呢？是從一戰的徵兵廣告來的。當時美國人都是孤立主義者，只要把我美國搞好，別管其他國家甚麼事情。為了刺激美國人，美國進行了醜化德國人的宣傳。這個東西提煉出來一套理論與方法，也是當代傳媒與廣告的鼻祖。美國人在這方面的研究達到了極致。當然，軟力量還是需要硬力量支持，比如經濟、軍事等。沒錢怎麼做研究，怎麼辦電視辦報紙辦雜誌，還有拍電影拍廣告，報紙也需要經費來源嘛，是不是？沒有科技技術與強大的軍事力量，光靠忽悠別人給別人洗腦的方法也是不靠譜的。你衣衫襤褸卻忽悠別人怎麼發財致富，誰相信你呀？就連宗教也得顯現出幾個神通或超自然現象，才能讓人家信服嘛！
5.巴菲特每年拍賣一次與其共進晚餐（或午餐）的機會，拍賣價被越炒越高，2008年趙丹陽以高達211萬美元的價格中標。您認為吸引這麼多人如此高價競拍這個機會的緣由有哪些？
趙丹陽不是傻子，巴菲特更不傻。相互利用關係。在我書的第一章第一節就談了這個問題，這裡就不多講了。
6.凡看來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偶然性本身又始終服從於內部的隱藏著的必然性。巴菲特的成功不會是偶然的，不能一棒子否定他，您認為他身上值得肯定是什麼？換句話說，為什麼被神化的人是巴菲特而不是其他金融大鱷呢？
我不贊同偶然中有必然的觀點。系統論中有一個混沌學，簡單地講，未來是不可預測的。也沒有什麼放之四海皆準的理論，如果有，那是宗教。巴菲特的父親是美國國會金融委員會成員，但為什麼只有巴菲特成功了，當然一些值得人們學習的東西。這是肯定的。還是打個比方，古代很多皇帝，按照傳統的觀念，有明君，有昏君。但即便是明君，如果他不出身皇室，肯定不會成為明君。現在的問題是，明君大家吹捧太多了，我就只談談明君的陰暗面。巴菲特一樣的道理。他的很多成功要素，有些是我們無法學習的，有些是我們可以學習。但是，如何學習巴菲特的文章與書太多了，我就不需要多重複了。被神化的人很多，不止巴菲特一個人，蓋茨、李嘉誠，索羅斯、羅傑斯，乃至於更久遠一些的洛克菲勒、摩根，都被神化了。 20世紀初美國有本書叫《美國財富史》談了很多當年美國超級富豪的另一面。比如說，巴菲特很多操作都是資本運作，你一個小股民無非炒炒股，資本運作的技巧與方法與你何干？根本不在一個層面的東西，如何去學習他？至於他值得肯定的地方，書店裡面汗牛充棟的成功學書籍太多了。不過講到這點，想到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有些人對巴菲特崇拜到連巴菲特如何教養子女的方法都要學習一下。確實太盲目了。
7.一個巴菲特倒下去，是不是還會有下一個“巴菲特”被打造出來呢？而具有哪些特質的人才會成為下一個“巴菲特”呢？
只要我們這個社會仍然是一個金錢社會，就一定會的。哲學大師席梅爾在100多年前的《貨幣哲學》中就分析得很清楚了，有興趣的人可以去讀讀。打個簡單的比方，一個衣冠楚楚、擁有私人飛機的富豪與衣衫襤褸的農民同時站在大眾面前發言，誰更有說服力？就這麼簡單的道理。下一個巴菲特的特質與現在這個巴菲特所具有的共性，只能有三點：有錢，很有錢，有很多的錢。而骯髒的東西可以被漂白，大眾的思想可以被引導。
8.您在書中提到：“巴菲特是新帝國主義集團殖民控制中國的一枚棋子”。那麼對巴菲特頂禮膜拜的人們應該怎樣脫離他的“統治”呢？您對國內巴菲特的擁躉有什麼建議呢？
我書中所談的巴菲特與新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很明顯的，最近通過歐債危機來攻擊歐元的過程中，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的表現讓我這個觀點更具有說服力，巴菲特與華爾街、美聯儲、美國財政部那些精英就是一伙的。我把人分為3種，一種是獨立思考的，一種是自以為獨立思考的，另一種是根本就不思考的。最後一種人最多。單憑我個人的力量很難扭轉整個社會的思潮。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觀點告訴大家，信不信在於各人。前幾天有個朋友問了關於Nasdaq中DYER這支股票的一些問題，我的建議是多蒐集信息，多獨立分析。有些沉迷巴菲特價值投資的信徒認為我的書在胡說八道。我想，任何說教都比不上現實更教育人。我的建議仍然是，無論做任何事情，都要盡可能地多蒐集信息，多獨立分析。
9.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對於美國來說，華爾街的金融勢力通過美元霸權與金融創新等手段控制住其他國家的金融命脈與產業命脈，給其他國家的中上層嚐到甜頭卻讓整個國家變成自己的附庸。”1月24日，美國金融服務論壇總裁Robert Nichols率領的“接觸中國聯盟代表團”再次訪華。代表團將“會見中國政商領袖，發表演講，舉辦新聞圓桌”，尋求中國進一步對外國金融服務公司開放市場。中國在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過程中要注意些什麼呢？
如果中國完全開放金融市場，結局就是我書中所下的判斷。這是全方位的控制。控制的不僅是金融與產業，還會有媒體、基金會知識分子以及一些大財團資助的NGO非官方組織，這些都是公開的秘密。在拉丁美洲、非洲、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都有活生生的例子。我們總是很羨慕美國和西歐，卻不喜歡把目光放在什麼智利、巴西、羅馬尼亞、菲律賓這些國家身上。這是沒有全面的看問題。再拿美國來說，幾年前就通過了《外資收購法》，對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的經濟活動堅決予於禁止。其實在立法之前，2005年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的失敗就能看得出來美國人的國家保護主義有多強烈。有幸的是，我們國家決策層最近也出台了類似的法律。原本我們說，資本是沒有國籍的，但從目前的種種跡象來看，資本開始有個國籍，各國都在保護本國的經濟與產業，前些年高唱的全球化現在正在走向反面。當然，那些徹底失敗的國家不存在這些問題。俄羅斯人更為凶悍，普京直接就拒絕加入WTO，外債直接就賴掉，很直接，不像美國人賴外債比較迂迴，美國人佔領道德製高點的水平與能力，實在不是俄羅斯人能比的，這是軟力量的因素。其實原因也很簡單，俄羅斯有豐富的資源，有強大軍事力量與一流的軍事科技，它有拿石油與天然氣掐西方國家脖子的能力。中國在這一點上很難辦。就拿石油來講，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很高，而全球石油運輸的要道都被美國控制，比如馬六甲海峽。再如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鐵礦石巨頭淡河谷和力拓聯合起來掐中國鋼鐵企業的脖子，實在拿它沒辦法。中國曾想收購力拓，人家澳大利亞人的國家與民族觀念很強，結果是失敗。既要讓我們的民族產業崛起，又不能過分得罪西方人。這需要決策者俱有大智慧、大策略和大勇氣，還要有對歷史的擔當與責任，但這已超出我的分析能力。這裡要提到一點，20世紀初控制全球金融的大家族現在仍然權勢巨大，俄羅斯有位數學家寫了本書，蒐集了很多材料，裡面就談到這些大家族仍然控制著美國的政治與經濟，比如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和猶太人的庫恩-希夫家族等。我們耳熟能詳的一些世界級企業無非是這些家族的一個分店或聯合控制的分店而已，比如通用電氣、波音、埃克森美孚、IBM、AT&T、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等等。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網絡體系。
10. 書中說, “在中美的民間社會流傳著一句話，猶太人被稱為美國的錢袋，中國人被認為是美國的智慧。”您能解釋一下這句話嗎？
美聯儲、美國財政部與華爾街是美國的錢袋，主要由猶太人與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基督教徒、男性）掌控。比如摩根就是WASP的代表，高盛就是猶太的代表。目前，猶太人的勢力要強於WASP。因此說，猶太人被稱為美國的錢袋。後面一句話還不夠準確。準確地講是美國吸收了全世界的智慧，包括了華人、歐洲人、印度人和波斯人等很多民族的智慧。比如，歐洲在數學領域其實是遠強於美國的。俄國包括前蘇聯時代，數學最高獎菲爾茲獎獲得的數量遙遙領先其它國家。航天航空、石油化工不懂俄文就很難研究。再如，ebay的創始人是波斯人。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我想，這是我們中國人應有的開放心態。
作者：餘治國
文章發於：天津日報新金融觀察
更新時間：2011-2-21
天津日報新金融觀察採訪稿原始版
1.您最初對巴菲特是怎樣的一種印象？您又是什麼時候因為什麼開始對巴菲特產生質疑的？從最初的質疑到幾近全盤的否定是怎樣的一個過程呢？
我對巴菲特最初的印像是在90年代，當時歲數小，沒有興趣去研究這個人，所以沒有細究過，也就認為他是一個美國超級富翁而已。其實，當時就有很多人將巴菲特、李嘉誠這些人當成發家致富的偶像來崇拜來學習。 6、7年以前，由於社會與輿論環境的外界影響，我比較偏向於自由主義的理念，深受上世紀80年代所謂啟蒙運動的熏陶，比如當時的走向現代叢書、河殤等等。 “典型的中國人”、“民族劣根性”之類的口頭禪，那簡直是法器，見誰滅誰。言必稱美國那更不必說了。 2006年，在與中國社科院余斌教授的交流過程中讀完了《資本論》之後，開始對一切媒體所塑造的金錢偶像產生質疑。以前的很多同學、同事都留美了，定居美國、日本也不少，交流也有些，因此思想上又有些轉變。有次有個同學回國聚餐，酒桌上就侃到了美國有名的大忽悠麥肯錫，做管理諮詢行業的人肯定都知道那個麥肯錫諮詢師幫別人數羊的故事，以及華爾街和軍工利益體的一些事情，由此萌發了對巴菲特的質疑。當然，這不僅僅是對其個人質疑，還是對這個超級富豪群體的質疑。巴菲特無非是這個群體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至於全盤否定，那是為了矯枉過正。現在這世界，金錢與權力的力量太強大。當年比爾•蓋茨來中國的時候，我親眼見到，是前呼後擁，大夥都帶著一種羨慕加崇拜的心情去看他以及他的演講。那些什麼娛樂明星與之相比，氣場差遠了。滿世界都是對這些超級富豪的一片吹捧之聲，不需要多我這麼一個幫閒。我只好做個惡人，來全盤否定了。
2.您曾說過：“《巴菲特陰謀》這本書不是簡單的傳記，也談到了我對一些國際政治、經濟與文化變遷的大背景的理解。”您是怎樣發掘隱藏在表象背後這些更深層的東西的呢？
我看了你們這個欄目的一些其他人訪談，大多是文人騷客。文人的特點是愛咋呼，一點小事可以上綱上線。你看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見到下雨下雪都要吟幾首詩，以抒情懷，或者坐以論道，飽食終日。碰到大事卻束手無策，坐以待斃。這無論在東方或西方的歷史上都太常見了。所以，可以名曰：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不過關係到自身利益的事，我想他們大多不會太糊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也是常態，無論中國人、美國人都一樣，美國人到中國來參加春晚或什麼節目，也會說你們中國怎麼怎麼好，對不對，生存之道而已。我的出身是機械製造與自動化。理工科出身的人好談系統，講系統論、系統工程，講邏輯與實用性，喜好形而下，即便是形而上，也得是形而下基礎之上的形而上。不能學習弗里德曼的方法論，只要事實檢驗對了，無論我理論有多麼無理或謬誤百出都算是真理。到底事實的檢驗如何才算對，如何才算錯，標準是什麼？又由誰來定？即便是統計數據，也不一定沒問題。馬克•吐溫有句名言，叫“世界上的謊言有：謊言、無恥的謊言和統計數字。”我想，我們現代人的認知水平總比馬克•吐溫要高些吧！因此，對於巴菲特這種人物的分析與研究不能局限在某個狹窄的區間。一定要從系統與歷史的角度去看他。這個系統與歷史，無非是政治、經濟與文化，是軟的角度，軟的後面其實是硬的東西，是科技，是軍事。硬的東西，我這本書談得不多。談多了就不是談巴菲特了。另外一個原因是，巴菲特的材料，就像我剛才講的，基本都是鮮花與掌聲，反面素材極少。這是一種信息不對稱。為什麼現代史比古代史難寫，因為現代史的大量檔案與材料都是保密的，美國的很多檔案材料上面標註的解密時間都是100年以上，很少有哪個國家會傻到像當年蘇聯解體一樣，什麼檔案都敢拿出來公開。是不是？巴菲特也是一樣的道理，他的很多東西，我們是根本不知道的，只能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去推斷，去分析。巴爾扎克講過，巨大財富的背後有一筆骯髒的交易。金錢與權力之類的東西，必然有骯髒的交易。換句話講，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明爭暗鬥，就有明爭暗鬥就有骯髒的東西。就連辦公室，也有辦公室政治嗎？對不對。你一定要否定它的客觀存在，那不是太天真就是太圓滑。
3. “巴菲特與蓋茨從之前成功的商人，轉型為現在受人尊敬的慈善家，這個漂亮的轉身，實際上也是美國公民社會成熟的表現。”您能分析一下他們的轉型與美國公民社會成熟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係嗎？
我書中明確講了，巴菲特與蓋茨不是什麼慈善家，慈善基金只是美國超級富豪的一種避稅工具。內容見第130頁，我這裡就不多講了。公民社會這個概念其實是有語境的，這個語境就是自由主義與憲政。這個東西有一套理論。人都會犯錯誤，理論是人創造的，因此不存在什麼完善的理論。自由主義與憲政也一樣。其他不多講。公民社會最基本的一個理論假設是社會系統都可以被分解成一個一個獨立的個體。其實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這個觀點完全錯誤。我打個最簡單的比方，100 只羔羊與1頭狼能否組成公民社會？按照這套理論，1頭狼與1隻羊是平等的，是一樣的。事實是，如果這頭狼想吃這100隻羊的話，1隻羊都逃不掉。我個人認為，他們不存在什麼轉型。無非是美國精英忽悠社會中下層的水平與技巧比其他國家更成熟而已。米爾斯1956年的《權力精英》是這方面研究的經典之作。這個也有數據支持的，華盛頓大學有個教授寫了本書，叫《資產與窮人》，裡面的數據完全推翻了美國公民社會的論斷。加州大學有個教授也寫了本書，叫《誰統治美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很深刻，書中還特別談到巴菲特出身三代富豪之家。
4. 書中反复提到“神化巴菲特是構建帝國軟力量的需要。”您認為帝國軟力量包含哪些內容？
軟力量是哈佛一個教授提出來的。到底應該包含哪些內容，這是一個理論的問題，也是一個理論架構搭建的問題。我沒有這個水平去搭建軟力量的理論。只能用別人的理論，當然是我認為對我分析問題有用的理論，為我所用。所以，我沒有辦法形而上地去談這個問題，一定要談，我只能去翻教科書。從形而下的角度來看，軟力量充斥在我們所接受的所有信息中，比如好萊塢的電影。 2008年南奧塞梯之戰後，俄羅斯拍了一部電影，叫《奧林匹斯地獄》，講述的是格魯吉亞人是美國人支持的法西斯，大肆屠殺南奧塞梯人，俄羅斯人是反抗法西斯維護正義的大救星。後來美國人把這部電影翻拍成了另一部電影，叫《格魯吉亞》，情節幾乎相同，只是把正面角色與反面角色的國籍換一下就可以了。我想，美國的電影怎麼也比俄羅斯電影好賣些吧。而這就是軟力量。再比如，美國從建國開始就以新羅馬自居，現在美國國內很多人在搞羅馬與美國的比較研究，羅馬一直是個很熱門的話題。羅馬人將羅馬人之外的人都看成蠻族人，需要羅馬的教化，中國古代是這樣，當代美國也是這樣。看似是簡單的文明與落後的問題，其實是一個話語權的爭奪。古人講，得民心者得天下。軟力量可以讓你得到話語權，得到民心。任何武力都敵不過人心，就連古龍的武俠小說都經常冒出這種名言。美國人現在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個很注重戰略的民族，也是一個注重所有細節的民族。美國人現在對人思維，對操控大腦的研究到令人恐怖的程度。紐約大學心理系已經研究出來，什麼樣的詞語在什麼樣的環境產出什麼樣的情緒，什麼樣的情緒通過刺激大腦的什麼部位產生。這叫精神控制，美國中央情報局從1950年代就開始這樣的研究了。大家現在常見的廣告，又是從哪來的呢？是從一戰的徵兵廣告來的。當時美國人都是孤立主義者，只要把我美國搞好，別管其他國家甚麼事情。為了刺激美國人，美國進行了醜化德國人的宣傳。這個東西提煉出來一套理論與方法，也是當代傳媒與廣告的鼻祖。美國人在這方面的研究達到了極致。當然，軟力量還是需要硬力量支持，比如經濟、軍事等。沒錢怎麼做研究，怎麼辦電視辦報紙辦雜誌，還有拍電影拍廣告，報紙也需要經費來源嘛，是不是？沒有科技技術與強大的軍事力量，光靠忽悠別人給別人洗腦的方法也是不靠譜的。你衣衫襤褸卻忽悠別人怎麼發財致富，誰相信你呀？就連宗教也得顯現出幾個神通或超自然現象，才能讓人家信服嘛！
5.巴菲特每年拍賣一次與其共進晚餐（或午餐）的機會，拍賣價被越炒越高，2008年趙丹陽以高達211萬美元的價格中標。您認為吸引這麼多人如此高價競拍這個機會的緣由有哪些？
趙丹陽不是傻子，巴菲特更不傻。相互利用關係。在我書的第一章第一節就談了這個問題，這裡就不多講了。
6.凡看來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偶然性本身又始終服從於內部的隱藏著的必然性。巴菲特的成功不會是偶然的，不能一棒子否定他，您認為他身上值得肯定是什麼？換句話說，為什麼被神化的人是巴菲特而不是其他金融大鱷呢？
我不贊同偶然中有必然的觀點。系統論中有一個混沌學，簡單地講，未來是不可預測的。也沒有什麼放之四海皆準的理論，如果有，那是宗教。巴菲特的父親是美國國會金融委員會成員，但為什麼只有巴菲特成功了，當然一些值得人們學習的東西。這是肯定的。還是打個比方，古代很多皇帝，按照傳統的觀念，有明君，有昏君。但即便是明君，如果他不出身皇室，肯定不會成為明君。現在的問題是，明君大家吹捧太多了，我就只談談明君的陰暗面。巴菲特一樣的道理。他的很多成功要素，有些是我們無法學習的，有些是我們可以學習。但是，如何學習巴菲特的文章與書太多了，我就不需要多重複了。被神化的人很多，不止巴菲特一個人，蓋茨、李嘉誠，索羅斯、羅傑斯，乃至於更久遠一些的洛克菲勒、摩根，都被神化了。 20世紀初美國有本書叫《美國財富史》談了很多當年美國超級富豪的另一面。比如說，巴菲特很多操作都是資本運作，你一個小股民無非炒炒股，資本運作的技巧與方法與你何干？根本不在一個層面的東西，如何去學習他？至於他值得肯定的地方，書店裡面汗牛充棟的成功學書籍太多了。不過講到這點，想到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有些人對巴菲特崇拜到連巴菲特如何教養子女的方法都要學習一下。確實太盲目了。
7.一個巴菲特倒下去，是不是還會有下一個“巴菲特”被打造出來呢？而具有哪些特質的人才會成為下一個“巴菲特”呢？
只要我們這個社會仍然是一個金錢社會，就一定會的。哲學大師席梅爾在100多年前的《貨幣哲學》中就分析得很清楚了，有興趣的人可以去讀讀。打個簡單的比方，一個衣冠楚楚、擁有私人飛機的富豪與衣衫襤褸的農民同時站在大眾面前發言，誰更有說服力？就這麼簡單的道理。下一個巴菲特的特質與現在這個巴菲特所具有的共性，只能有三點：有錢，很有錢，有很多的錢。而骯髒的東西可以被漂白，大眾的思想可以被引導。
8.您在書中提到：“巴菲特是新帝國主義集團殖民控制中國的一枚棋子”。那麼對巴菲特頂禮膜拜的人們應該怎樣脫離他的“統治”呢？您對國內巴菲特的擁躉有什麼建議呢？
我書中所談的巴菲特與新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很明顯的，最近通過歐債危機來攻擊歐元的過程中，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的表現讓我這個觀點更具有說服力，巴菲特與華爾街、美聯儲、美國財政部那些精英就是一伙的。我把人分為3種，一種是獨立思考的，一種是自以為獨立思考的，另一種是根本就不思考的。最後一種人最多。單憑我個人的力量很難扭轉整個社會的思潮。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觀點告訴大家，信不信在於各人。前幾天有個朋友問了關於Nasdaq中DYER這支股票的一些問題，我的建議是多蒐集信息，多獨立分析。有些沉迷巴菲特價值投資的信徒認為我的書在胡說八道。我想，任何說教都比不上現實更教育人。我的建議仍然是，無論做任何事情，都要盡可能地多蒐集信息，多獨立分析。
9.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對於美國來說，華爾街的金融勢力通過美元霸權與金融創新等手段控制住其他國家的金融命脈與產業命脈，給其他國家的中上層嚐到甜頭卻讓整個國家變成自己的附庸。”1月24日，美國金融服務論壇總裁Robert Nichols率領的“接觸中國聯盟代表團”再次訪華。代表團將“會見中國政商領袖，發表演講，舉辦新聞圓桌”，尋求中國進一步對外國金融服務公司開放市場。中國在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過程中要注意些什麼呢？
如果中國完全開放金融市場，結局就是我書中所下的判斷。這是全方位的控制。控制的不僅是金融與產業，還會有媒體、基金會知識分子以及一些大財團資助的NGO非官方組織，這些都是公開的秘密。在拉丁美洲、非洲、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都有活生生的例子。我們總是很羨慕美國和西歐，卻不喜歡把目光放在什麼智利、巴西、羅馬尼亞、菲律賓這些國家身上。這是沒有全面的看問題。再拿美國來說，幾年前就通過了《外資收購法》，對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的經濟活動堅決予於禁止。其實在立法之前，2005年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的失敗就能看得出來美國人的國家保護主義有多強烈。有幸的是，我們國家決策層最近也出台了類似的法律。原本我們說，資本是沒有國籍的，但從目前的種種跡象來看，資本開始有個國籍，各國都在保護本國的經濟與產業，前些年高唱的全球化現在正在走向反面。當然，那些徹底失敗的國家不存在這些問題。俄羅斯人更為凶悍，普京直接就拒絕加入WTO，外債直接就賴掉，很直接，不像美國人賴外債比較迂迴，美國人佔領道德製高點的水平與能力，實在不是俄羅斯人能比的，這是軟力量的因素。其實原因也很簡單，俄羅斯有豐富的資源，有強大軍事力量與一流的軍事科技，它有拿石油與天然氣掐西方國家脖子的能力。中國在這一點上很難辦。就拿石油來講，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很高，而全球石油運輸的要道都被美國控制，比如馬六甲海峽。再如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鐵礦石巨頭淡河谷和力拓聯合起來掐中國鋼鐵企業的脖子，實在拿它沒辦法。中國曾想收購力拓，人家澳大利亞人的國家與民族觀念很強，結果是失敗。既要讓我們的民族產業崛起，又不能過分得罪西方人。這需要決策者俱有大智慧、大策略和大勇氣，還要有對歷史的擔當與責任，但這已超出我的分析能力。這裡要提到一點，20世紀初控制全球金融的大家族現在仍然權勢巨大，俄羅斯有位數學家寫了本書，蒐集了很多材料，裡面就談到這些大家族仍然控制著美國的政治與經濟，比如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和猶太人的庫恩-希夫家族等。我們耳熟能詳的一些世界級企業無非是這些家族的一個分店或聯合控制的分店而已，比如通用電氣、波音、埃克森美孚、IBM、AT&T、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等等。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網絡體系。
10. 書中說, “在中美的民間社會流傳著一句話，猶太人被稱為美國的錢袋，中國人被認為是美國的智慧。”您能解釋一下這句話嗎？
美聯儲、美國財政部與華爾街是美國的錢袋，主要由猶太人與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基督教徒、男性）掌控。比如摩根就是WASP的代表，高盛就是猶太的代表。目前，猶太人的勢力要強於WASP。因此說，猶太人被稱為美國的錢袋。後面一句話還不夠準確。準確地講是美國吸收了全世界的智慧，包括了華人、歐洲人、印度人和波斯人等很多民族的智慧。比如，歐洲在數學領域其實是遠強於美國的。俄國包括前蘇聯時代，數學最高獎菲爾茲獎獲得的數量遙遙領先其它國家。航天航空、石油化工不懂俄文就很難研究。再如，ebay的創始人是波斯人。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我想，這是我們中國人應有的開放心態。
中國本該識破這個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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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家園2011-2-20 10:20:19 來源:《參考消息》
【香港亞洲時報在線2月15日文章】題：中國謎題（作者安塔爾·費克特）
對於西方人的思維而言，關於中國實際上只有一個問題。中國人怎麼會犯下如此巨大的錯誤，把他們辛辛苦苦掙來的積蓄投資於美國國債——數額竟高達1萬億美元之巨，其規模在國與國借貸的歷史上絕無僅有。美國國債買起來容易，想擺脫起來卻難。越是難以擺脫，被捲入的金額就越大。
中國把所有雞蛋放進同一個籃子是個可怕的錯誤，哪怕我們忽略美國從1971年以來一直在推行的不負責任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不過，中國人正在亡羊補牢，設法通過實現投資的多元化來糾正他們的錯誤。
中國本該吸取日本的悲慘教訓。在中國作為買主出現之前，日本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投資者。 1971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空前規模，日元對美元的匯率是300比1。美國的決策者和貨幣專家向日本施加了巨大壓力，迫使日元升值。因為在尼克松和弗里德曼合謀使美國拖欠對外黃金債務的做法“受到尊重”之後，依照讓日元升值可以緩解並消除美國貿易逆差的謬論，這成了一種時髦的做法。
中國人本該看出不祥之兆：購買美元資產等於是在吻別自己的積蓄。就尼克松-弗里德曼陰謀而言，這種做法純屬勒索，它假借匯率政策，以一種秘密的方式惝悄地把擁有貿易順差的美國貿易夥伴的積蓄悉數吸走。雪上加霜的是，當日本人希望提取他們在美國銀行中的剩餘儲蓄，以彌補暫時的現金短缺時，他們發現這些錢已經不在那裡了。
中國本該識破這個陷阱。美國人希望他們購買全部的美元債券，然後開始強迫人民幣升值，表面上是以此作為一種有效的匯率機制來矯正貿易不平衡。顯而易見，這並不是一種有效的機制，因為這起不到作用。它只會使貿易不平衡變本加厲。
同樣，美國人也不是在力爭消除自己的貿易逆差。他們是在力爭消除美國的債務。他們知道，人民幣匯率的上升意味著神不知鬼不覺地吸掉中國的積蓄。作為一個貧窮的國家，中國用自己的積蓄為一個富裕的國家——美國——的肆意揮霍埋單。令人無法相信的是，中國似乎正在屈從美國的要求，讓人民幣匯率向上浮動。
這個中國謎題可以表述如下：日本人失去理性的自虐行為可以用日本當時仍是一個被佔領國來解釋。但中國不是。中國可以拒絕聽從美國匯率操縱者和債務販子們的欺騙性懇求。中國為什麼不勇敢抵抗這種行徑？中國祇要對負債毒藥“說不”，讓掩藏在後面的奢侈淫逸大白於天下。
弗里德曼的理論認為要慎重使用外匯匯率，把它當做一種平衡對外貿易的工具。這一理論用心險惡、混淆真偽，並帶有欺騙性。它從未奏效過，將來也絕不會起作用。這種理論的動機是美國的自身利益，它隨時準備向中國發動場新的鴉片戰爭，通過被掩蓋的美元貶值，以犧牲貿易夥伴的利益為代價，減少美國的負債，並且把貿易失衡的責任推向順差國家。解決貿易問題的正確辦法不是讓貨幣的匯率上下浮動。恰恰相反，辦法是讓匯率保持穩定。
美國出台打擊朝鮮作戰計劃
參考家園2011-2-20 10:07:13 來源:《參考消息》
擔心朝很快有洲際導彈
【法新社首爾2月18日電】專家表示，最近拍攝的衛星照片顯示，朝鮮已完成了本國新導彈基地的發射架搭建工作，這是該國試射最終可能打到美國的洲際導彈的關鍵一步。
照片顯示，除發射架外，位於朝鮮西海岸的東倉里基地還搭建起配套的可移動發射台和擺臂。
美國之音電臺本週在新聞節目中披露了此事，美國全球安全網站則把衛星照片貼了出來。這導緻美軍一名高級指揮官稱這種新情況“很令人擔心”。
全球安全網站稱，朝鮮尋求製造出可能攻擊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導彈，而新基地被視為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一步。
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上月警告說，朝鮮可能在5年內造出直接危及美國的導彈。
指揮30萬大軍的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羅伯特·威拉德上將在談及朝鮮導彈計劃時說：“這是很令我們擔心的問題。”威拉德在亞洲協會發表講話稱：“如果把這件事與我們在2010年目睹的朝鮮挑釁行為以及當前正在進行的朝鮮交接班工作的複雜性結合起來看，那麼它應該讓我們所有人為之擔心。”
【韓國《朝鮮日報》2月18日報導】據悉，北韓位於平安北道鐵山郡東倉裡的洲際彈道導彈發射試驗場已建成。該試驗場整體規模達到原有的鹹鏡北道花台郡舞水端里大浦洞試驗場的5倍，發射台則大1.5倍，尤其是，大浦洞試驗場發射台高僅32米，而新建的東倉裡發射台高達50米，完全可以進行長40多米的洲際彈道導彈或大型航天器的發射試驗。
韓國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東倉裡試驗場的這套設施非常現代化，可以按與美國肯尼迪航天中心類似的方式啟動發射台。”
據悉，東倉裡試驗場設有地下燃料供給裝置，可以在躲開美國偵察衛星的情況下為導彈注入液態燃料。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17日表示，朝鮮關於洲際彈道導彈的很多技術都進行了成功的試驗。
韓國政府認為，朝鮮選擇在東倉裡建築大規模試驗基地，主要原因是該地離中國邊境不遠，一旦發生緊急情況，韓美不容易空襲。而且．該基地距寧邊核設施僅70多公里，所以成功製成核彈頭時，可大大減少在導彈上安裝核彈頭所需的人力和時間。
打擊目標赫然包括中俄
【韓國《中央日報》2月19日報導】題：美國出台打擊朝鮮的“作戰計劃8010-08”
據悉，美國戰略司令部製定了用核武器和常規武器對朝鮮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行打擊的“作戰計劃8010-08”。
據美國科學家聯合會透露，該計劃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俄羅斯、中國、朝鮮、伊朗、敘利亞，都列為將用核武器和常規武器進行打擊的潛在敵國。
該計劃提出，對潛在敵國，將動用洲際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及戰略轟炸機，實施核打擊及精確常規打擊。這些任務將由B-2隱形轟炸機、B-52戰略轟炸機、潛水艇、F-22“猛禽”隱形戰鬥機等來執行。
計劃規定，打擊對像是敵國的軍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基礎設施、軍事及國家指揮部、戰爭支援基礎設施，並且將推進政權更替。
美國在1991年將駐韓美軍的戰術核武器撤出後，通過戰略核轟炸機等向韓國提供核保護傘。奧巴馬政府承諾將進行比核保護傘還強硬的“延伸威懾”。
部署在太平洋的美國“俄亥俄”級戰略核潛艇上搭載著潛射彈道導彈D5系統，D5可在12-13分鐘內打擊朝鮮目標，是最快的戰術核武器。美國密蘇里州懷特曼空軍基地配備的B-2遠程轟炸機，搭載貫通型的核彈頭B61，其首要目標是攻擊朝鮮的地下軍事設施。以前部署在韓半島的美軍F-16大隊，曾以朝鮮為假想目標進行模擬核彈頭搭載和投放的訓練。
【英國《簡氏防務周刊》網站2月19日報導】題：美軍希望在威懾朝鮮挑釁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應對可能發生的朝鮮政治危機或非對稱性挑釁，而不是準備與平壤的常規衝突，正成為駐韓美軍的頭等大事。
統率2.85萬駐韓美軍的沃爾特·夏普將軍說，將於28日開始的“關鍵決斷”和“禿鷲”年度聯合軍演旨在使盟軍為“除了常規進攻外的眾多可能事態”做好準備。夏普還說：“我們將演練聯合危機管理、威懾和迅速擊敗挑釁以及防衛行動。”
美軍未直接參與對去年“天安艦”事件或延坪島砲擊事件的軍事反應，不過美韓正在努力更好地協調它們的反應。
韓國《朝鮮日報》報導，在人們關注平壤權力繼承計劃的情況下，這些演習還將以朝鮮可能發生的政治危機為應對重點。
對朝立場強硬背景複雜
【韓國《中央日報》2月19日報導】題：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拒絕朝鮮金永春的對話提議
2月18日，政府消息靈通人士稱，朝鮮人民武力部部長金永春向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提議舉行朝美高級別軍事會談，但遭到了拒絕。相當於國防部長的朝鮮人民武力部長向美國防部長提議舉行會談尚屬首次。
該消息靈通人士還透露，“據悉，朝鮮在上月25日還為提議舉行的朝美高級軍事會談制定了議案，其中的議題包括圍繞韓半島西海北方界線緩和緊張局勢問題、韓半島無核化問題以及發掘朝鮮境內美軍遺骸等三方面的問題”。
2月15日，美國以蓋茨部長的名義轉達了不能接受朝方所提議案的立場。
朝鮮提出舉行朝美高級別軍事會談的時機距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華盛頓舉行會談僅隔6天。
美中首腦在當時的會談中曾對“朝韓有必要舉行對話”達成共識，而這也被看做是朝核六方會談以及朝美進行對話的必要條件。
消息人士透露，“2月16日，美國駐韓國大使凱瑟琳·斯蒂芬斯邀請韓國國防部長官金寬鎮共進午餐，並向其通報了朝鮮提議舉行對話以及美國表示拒絕的立場”。
有分析認為，美國拒絕會談，很可能是因為本月8至9日朝韓在板門店舉行的軍事實務會談以破裂告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菲利普-克勞利在韓朝會談破裂之後曾表示：“此次會談是朝鮮表現其誠意的重要機會，但是朝鮮錯過了，朝鮮應對'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砲擊負責。”
對此，韓國外交安保事務高級官員稱，“（美國拒絕朝鮮提案）並不是單純因為朝韓間實務會談最終以破裂告終，而是美國在向朝鮮展示原則性立場”，“美國把朝鮮切實採取措施改善韓朝關係、表現出韓半島無核化的誠意看做是六方會談以及朝美重啟對話的前提條件”。
美國出台打擊朝鮮作戰計劃
港媒：美蓄意對華髮動“新鴉片戰爭”
參考家園2011-2-20 10:20:19 來源:《參考消息》
【香港亞洲時報在線2月15日文章】題：中國謎題（作者安塔爾·費克特）
對於西方人的思維而言，關於中國實際上只有一個問題。中國人怎麼會犯下如此巨大的錯誤，把他們辛辛苦苦掙來的積蓄投資於美國國債——數額竟高達1萬億美元之巨，其規模在國與國借貸的歷史上絕無僅有。美國國債買起來容易，想擺脫起來卻難。越是難以擺脫，被捲入的金額就越大。
中國把所有雞蛋放進同一個籃子是個可怕的錯誤，哪怕我們忽略美國從1971年以來一直在推行的不負責任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不過，中國人正在亡羊補牢，設法通過實現投資的多元化來糾正他們的錯誤。
中國本該吸取日本的悲慘教訓。在中國作為買主出現之前，日本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投資者。 1971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空前規模，日元對美元的匯率是300比1。美國的決策者和貨幣專家向日本施加了巨大壓力，迫使日元升值。因為在尼克松和弗里德曼合謀使美國拖欠對外黃金債務的做法“受到尊重”之後，依照讓日元升值可以緩解並消除美國貿易逆差的謬論，這成了一種時髦的做法。
中國人本該看出不祥之兆：購買美元資產等於是在吻別自己的積蓄。就尼克松-弗里德曼陰謀而言，這種做法純屬勒索，它假借匯率政策，以一種秘密的方式惝悄地把擁有貿易順差的美國貿易夥伴的積蓄悉數吸走。雪上加霜的是，當日本人希望提取他們在美國銀行中的剩餘儲蓄，以彌補暫時的現金短缺時，他們發現這些錢已經不在那裡了。
中國本該識破這個陷阱。美國人希望他們購買全部的美元債券，然後開始強迫人民幣升值，表面上是以此作為一種有效的匯率機制來矯正貿易不平衡。顯而易見，這並不是一種有效的機制，因為這起不到作用。它只會使貿易不平衡變本加厲。
同樣，美國人也不是在力爭消除自己的貿易逆差。他們是在力爭消除美國的債務。他們知道，人民幣匯率的上升意味著神不知鬼不覺地吸掉中國的積蓄。作為一個貧窮的國家，中國用自己的積蓄為一個富裕的國家——美國——的肆意揮霍埋單。令人無法相信的是，中國似乎正在屈從美國的要求，讓人民幣匯率向上浮動。
這個中國謎題可以表述如下：日本人失去理性的自虐行為可以用日本當時仍是一個被佔領國來解釋。但中國不是。中國可以拒絕聽從美國匯率操縱者和債務販子們的欺騙性懇求。中國為什麼不勇敢抵抗這種行徑？中國祇要對負債毒藥“說不”，讓掩藏在後面的奢侈淫逸大白於天下。
弗里德曼的理論認為要慎重使用外匯匯率，把它當做一種平衡對外貿易的工具。這一理論用心險惡、混淆真偽，並帶有欺騙性。它從未奏效過，將來也絕不會起作用。這種理論的動機是美國的自身利益，它隨時準備向中國發動場新的鴉片戰爭，通過被掩蓋的美元貶值，以犧牲貿易夥伴的利益為代價，減少美國的負債，並且把貿易失衡的責任推向順差國家。解決貿易問題的正確辦法不是讓貨幣的匯率上下浮動。恰恰相反，辦法是讓匯率保持穩定。
美國出台打擊朝鮮作戰計劃
參考家園2011-2-20 10:07:13 來源:《參考消息》
擔心朝很快有洲際導彈
【法新社首爾2月18日電】專家表示，最近拍攝的衛星照片顯示，朝鮮已完成了本國新導彈基地的發射架搭建工作，這是該國試射最終可能打到美國的洲際導彈的關鍵一步。
照片顯示，除發射架外，位於朝鮮西海岸的東倉里基地還搭建起配套的可移動發射台和擺臂。
美國之音電臺本週在新聞節目中披露了此事，美國全球安全網站則把衛星照片貼了出來。這導緻美軍一名高級指揮官稱這種新情況“很令人擔心”。
全球安全網站稱，朝鮮尋求製造出可能攻擊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導彈，而新基地被視為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一步。
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上月警告說，朝鮮可能在5年內造出直接危及美國的導彈。
指揮30萬大軍的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羅伯特·威拉德上將在談及朝鮮導彈計劃時說：“這是很令我們擔心的問題。”威拉德在亞洲協會發表講話稱：“如果把這件事與我們在2010年目睹的朝鮮挑釁行為以及當前正在進行的朝鮮交接班工作的複雜性結合起來看，那麼它應該讓我們所有人為之擔心。”
【韓國《朝鮮日報》2月18日報導】據悉，北韓位於平安北道鐵山郡東倉裡的洲際彈道導彈發射試驗場已建成。該試驗場整體規模達到原有的鹹鏡北道花台郡舞水端里大浦洞試驗場的5倍，發射台則大1.5倍，尤其是，大浦洞試驗場發射台高僅32米，而新建的東倉裡發射台高達50米，完全可以進行長40多米的洲際彈道導彈或大型航天器的發射試驗。
韓國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東倉裡試驗場的這套設施非常現代化，可以按與美國肯尼迪航天中心類似的方式啟動發射台。”
據悉，東倉裡試驗場設有地下燃料供給裝置，可以在躲開美國偵察衛星的情況下為導彈注入液態燃料。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17日表示，朝鮮關於洲際彈道導彈的很多技術都進行了成功的試驗。
韓國政府認為，朝鮮選擇在東倉裡建築大規模試驗基地，主要原因是該地離中國邊境不遠，一旦發生緊急情況，韓美不容易空襲。而且．該基地距寧邊核設施僅70多公里，所以成功製成核彈頭時，可大大減少在導彈上安裝核彈頭所需的人力和時間。
打擊目標赫然包括中俄
【韓國《中央日報》2月19日報導】題：美國出台打擊朝鮮的“作戰計劃8010-08”
據悉，美國戰略司令部製定了用核武器和常規武器對朝鮮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行打擊的“作戰計劃8010-08”。
據美國科學家聯合會透露，該計劃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俄羅斯、中國、朝鮮、伊朗、敘利亞，都列為將用核武器和常規武器進行打擊的潛在敵國。
該計劃提出，對潛在敵國，將動用洲際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及戰略轟炸機，實施核打擊及精確常規打擊。這些任務將由B-2隱形轟炸機、B-52戰略轟炸機、潛水艇、F-22“猛禽”隱形戰鬥機等來執行。
計劃規定，打擊對像是敵國的軍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基礎設施、軍事及國家指揮部、戰爭支援基礎設施，並且將推進政權更替。
美國在1991年將駐韓美軍的戰術核武器撤出後，通過戰略核轟炸機等向韓國提供核保護傘。奧巴馬政府承諾將進行比核保護傘還強硬的“延伸威懾”。
部署在太平洋的美國“俄亥俄”級戰略核潛艇上搭載著潛射彈道導彈D5系統，D5可在12-13分鐘內打擊朝鮮目標，是最快的戰術核武器。美國密蘇里州懷特曼空軍基地配備的B-2遠程轟炸機，搭載貫通型的核彈頭B61，其首要目標是攻擊朝鮮的地下軍事設施。以前部署在韓半島的美軍F-16大隊，曾以朝鮮為假想目標進行模擬核彈頭搭載和投放的訓練。
【英國《簡氏防務周刊》網站2月19日報導】題：美軍希望在威懾朝鮮挑釁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應對可能發生的朝鮮政治危機或非對稱性挑釁，而不是準備與平壤的常規衝突，正成為駐韓美軍的頭等大事。
統率2.85萬駐韓美軍的沃爾特·夏普將軍說，將於28日開始的“關鍵決斷”和“禿鷲”年度聯合軍演旨在使盟軍為“除了常規進攻外的眾多可能事態”做好準備。夏普還說：“我們將演練聯合危機管理、威懾和迅速擊敗挑釁以及防衛行動。”
美軍未直接參與對去年“天安艦”事件或延坪島砲擊事件的軍事反應，不過美韓正在努力更好地協調它們的反應。
韓國《朝鮮日報》報導，在人們關注平壤權力繼承計劃的情況下，這些演習還將以朝鮮可能發生的政治危機為應對重點。
對朝立場強硬背景複雜
【韓國《中央日報》2月19日報導】題：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拒絕朝鮮金永春的對話提議
2月18日，政府消息靈通人士稱，朝鮮人民武力部部長金永春向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提議舉行朝美高級別軍事會談，但遭到了拒絕。相當於國防部長的朝鮮人民武力部長向美國防部長提議舉行會談尚屬首次。
該消息靈通人士還透露，“據悉，朝鮮在上月25日還為提議舉行的朝美高級軍事會談制定了議案，其中的議題包括圍繞韓半島西海北方界線緩和緊張局勢問題、韓半島無核化問題以及發掘朝鮮境內美軍遺骸等三方面的問題”。
2月15日，美國以蓋茨部長的名義轉達了不能接受朝方所提議案的立場。
朝鮮提出舉行朝美高級別軍事會談的時機距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華盛頓舉行會談僅隔6天。
美中首腦在當時的會談中曾對“朝韓有必要舉行對話”達成共識，而這也被看做是朝核六方會談以及朝美進行對話的必要條件。
消息人士透露，“2月16日，美國駐韓國大使凱瑟琳·斯蒂芬斯邀請韓國國防部長官金寬鎮共進午餐，並向其通報了朝鮮提議舉行對話以及美國表示拒絕的立場”。
有分析認為，美國拒絕會談，很可能是因為本月8至9日朝韓在板門店舉行的軍事實務會談以破裂告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菲利普-克勞利在韓朝會談破裂之後曾表示：“此次會談是朝鮮表現其誠意的重要機會，但是朝鮮錯過了，朝鮮應對'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砲擊負責。”
對此，韓國外交安保事務高級官員稱，“（美國拒絕朝鮮提案）並不是單純因為朝韓間實務會談最終以破裂告終，而是美國在向朝鮮展示原則性立場”，“美國把朝鮮切實採取措施改善韓朝關係、表現出韓半島無核化的誠意看做是六方會談以及朝美重啟對話的前提條件”。
中國經濟面臨更嚴峻挑戰期
張庭賓：中國經濟面臨更嚴峻挑戰期
作者：張庭賓
文章發於：第一財經日報
更新時間：2011-2-21
樓市調控即將見效 國際糧價繼續上漲
張庭賓
這是一種宣誓決心的方式。
僅僅在加息10天之後，中國央行2月18日宣布，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自去年以來央行第8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這距離上次宣布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也僅僅36天。
市場一再令調控難堪，無論是房地產還是農產品。
2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1年1月份70個城市的數據表明，房價同比上漲有68個，環比方面有67個城市持平或上漲，這再次挑戰了調控能力。眾所周知，中央政府對房價的不滿在2005年就開始了，當時進行了第一輪的樓市調控，後反彈創新高；2008年第二輪調控，再反彈創新高；由《蝸居》熱播而引發的2010年第三輪調整，也進行了三波，調控樓市已經是背水一戰了。
農產品價格更是令人焦慮，國際農產品價格去年11月一度下跌回調，但很快強烈反彈，玉米、大豆、棉花和小麥等均很快再創新高。這也引發了CPI的反撲，在11月CPI創出5.1%的新高後，12月CPI隨國際農產品價格回調降低到4.6%，2011年1月份反彈回4.9%。這個4.9%還是CPI權重調整之後的結果，雖然統計局表示按舊權重計算當月CPI為4.942%，但有投行認為，如果按照原CPI編制方法，實際是上漲5.1%。
此次CPI權重調整意味深長——主要將居住比例提高了4.22%，將食品菸酒降低了2.72%，這會將農產品價格上漲推動的CPI上漲修飾得更溫和一些。
這裡透露出來的更重要信息是，調控者對於抑制農產品價格較為乏力，而對於打壓房地產價格信心十足——即用樓價的下跌來對沖農產品價格的上漲，以緩解CPI名義上漲的焦慮，從而為放緩加息步伐創造條件。
另外一個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動是，CPI中的房地產權重也有可能將由房租價改為銷售價，因為樓市調控嚴厲，交易清淡，剛性需求改購為租，租金上漲而樓價下跌，將租價改售價，有利於緩和名義CPI的上漲。
坦率地說，這種CPI的權重調整都是些小技巧，解決不了糧食焦慮的根本問題。但此調整隱含的信號是，調控者不僅鐵了心要把房價打下來，而且很有信心把房價打下來。即表現了充分的決戰決勝的信念。
筆者也相信此次樓市調控成功在望，樓價下跌保守估計將在20%~30%，不排除某些特別條件下跌幅超過40%的可能性。
然而，在農產品戰場上，中國方面有心決戰，也難以著力。因為美國國家政策、美國農產品市場、美國金融投資者在這個領域絕對控制。中國人在“吃肉慾望”不斷膨脹的情況下，18億畝耕地紅線不斷被侵蝕；水利基礎設施年久失修，已經快將老本吃光，基本靠天吃飯；中國農產品的剛性缺口，對國際糧食市場的剛性依賴不斷加強。指望用中國國內收縮流動性來打壓國際農產品價格，其效果難佳。
這就像治療癌症一樣，癌細胞（農產品價格）在迅速增長，你口服化療藥品想殺死癌細胞，藥物通過血液流遍全身，才能有少量分佈到癌細胞上，這種藥品有毒副作用，還沒把癌細胞殺死，先把正常細胞（中國企業）和人（中國經濟）折騰壞了。
中國解決農產品漲價問題的治本之道是——實現農產品自給自足的絕對控制，徹底擺脫對他國的依賴，而這需要從供需兩方面解決，供給一端是解決好種子、農資等獨立可持續發展，保護好耕地，恢復水利並用現代科技升級換代等等；需求一端主要是控制中國人吃肉的增長——除非有美國那樣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否則誰想像美國人一樣奢侈地吃牛肉，都終將無以為繼。
美國以玉米製造乙醇汽油，成為國際農產品價格大漲的重要原因之一。從客觀上，它們構成了埃及動亂的主要外因，當然埃及自身政權腐化是內因。
中東的動盪給中國敲響了警鐘，必須進行實質意義的商鞅式改革——其核心是將“全能管制權益型”政府轉變為“有限責任服務型政府”，倘若成功，這可以極大地降低中國政府管理成本，並極大地釋放中國的社會民間活力，為未來30年營造最根本的新動力。
眼前的挑戰在於，改善農產品供給，政府職能轉換，這都是遠水不解近渴，短期內現實挑戰將更嚴峻，但這未必是壞事。
中國一直以來的關鍵困惑是，缺乏真正社會變革的動力。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國歷次重大變革，基本都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倒逼而來的。所以，如果未來1~3年出現更加惡劣的經濟環境，反而可能是機遇
作者：張庭賓
文章發於：第一財經日報
更新時間：2011-2-21
樓市調控即將見效 國際糧價繼續上漲
張庭賓
這是一種宣誓決心的方式。
僅僅在加息10天之後，中國央行2月18日宣布，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自去年以來央行第8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這距離上次宣布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也僅僅36天。
市場一再令調控難堪，無論是房地產還是農產品。
2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1年1月份70個城市的數據表明，房價同比上漲有68個，環比方面有67個城市持平或上漲，這再次挑戰了調控能力。眾所周知，中央政府對房價的不滿在2005年就開始了，當時進行了第一輪的樓市調控，後反彈創新高；2008年第二輪調控，再反彈創新高；由《蝸居》熱播而引發的2010年第三輪調整，也進行了三波，調控樓市已經是背水一戰了。
農產品價格更是令人焦慮，國際農產品價格去年11月一度下跌回調，但很快強烈反彈，玉米、大豆、棉花和小麥等均很快再創新高。這也引發了CPI的反撲，在11月CPI創出5.1%的新高後，12月CPI隨國際農產品價格回調降低到4.6%，2011年1月份反彈回4.9%。這個4.9%還是CPI權重調整之後的結果，雖然統計局表示按舊權重計算當月CPI為4.942%，但有投行認為，如果按照原CPI編制方法，實際是上漲5.1%。
此次CPI權重調整意味深長——主要將居住比例提高了4.22%，將食品菸酒降低了2.72%，這會將農產品價格上漲推動的CPI上漲修飾得更溫和一些。
這裡透露出來的更重要信息是，調控者對於抑制農產品價格較為乏力，而對於打壓房地產價格信心十足——即用樓價的下跌來對沖農產品價格的上漲，以緩解CPI名義上漲的焦慮，從而為放緩加息步伐創造條件。
另外一個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動是，CPI中的房地產權重也有可能將由房租價改為銷售價，因為樓市調控嚴厲，交易清淡，剛性需求改購為租，租金上漲而樓價下跌，將租價改售價，有利於緩和名義CPI的上漲。
坦率地說，這種CPI的權重調整都是些小技巧，解決不了糧食焦慮的根本問題。但此調整隱含的信號是，調控者不僅鐵了心要把房價打下來，而且很有信心把房價打下來。即表現了充分的決戰決勝的信念。
筆者也相信此次樓市調控成功在望，樓價下跌保守估計將在20%~30%，不排除某些特別條件下跌幅超過40%的可能性。
然而，在農產品戰場上，中國方面有心決戰，也難以著力。因為美國國家政策、美國農產品市場、美國金融投資者在這個領域絕對控制。中國人在“吃肉慾望”不斷膨脹的情況下，18億畝耕地紅線不斷被侵蝕；水利基礎設施年久失修，已經快將老本吃光，基本靠天吃飯；中國農產品的剛性缺口，對國際糧食市場的剛性依賴不斷加強。指望用中國國內收縮流動性來打壓國際農產品價格，其效果難佳。
這就像治療癌症一樣，癌細胞（農產品價格）在迅速增長，你口服化療藥品想殺死癌細胞，藥物通過血液流遍全身，才能有少量分佈到癌細胞上，這種藥品有毒副作用，還沒把癌細胞殺死，先把正常細胞（中國企業）和人（中國經濟）折騰壞了。
中國解決農產品漲價問題的治本之道是——實現農產品自給自足的絕對控制，徹底擺脫對他國的依賴，而這需要從供需兩方面解決，供給一端是解決好種子、農資等獨立可持續發展，保護好耕地，恢復水利並用現代科技升級換代等等；需求一端主要是控制中國人吃肉的增長——除非有美國那樣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否則誰想像美國人一樣奢侈地吃牛肉，都終將無以為繼。
美國以玉米製造乙醇汽油，成為國際農產品價格大漲的重要原因之一。從客觀上，它們構成了埃及動亂的主要外因，當然埃及自身政權腐化是內因。
中東的動盪給中國敲響了警鐘，必須進行實質意義的商鞅式改革——其核心是將“全能管制權益型”政府轉變為“有限責任服務型政府”，倘若成功，這可以極大地降低中國政府管理成本，並極大地釋放中國的社會民間活力，為未來30年營造最根本的新動力。
眼前的挑戰在於，改善農產品供給，政府職能轉換，這都是遠水不解近渴，短期內現實挑戰將更嚴峻，但這未必是壞事。
中國一直以來的關鍵困惑是，缺乏真正社會變革的動力。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國歷次重大變革，基本都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倒逼而來的。所以，如果未來1~3年出現更加惡劣的經濟環境，反而可能是機遇
美帝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霸權性質
張帆：揭示美帝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霸權性質
作者：張帆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20
揭示美帝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霸權性質
張帆
2010年11月3日美聯儲宣布，在2011年6月底以前將購回6000億美元長期國債，同時將聯邦基金基準利率保持在0——2。5%的區界內。消息一公佈，各國輿論嘩然。這是一個向美國、更向全球濫發貨幣，損人利己，具有霸權性質的貨幣政策。本文將列舉其霸權表現並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一，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就是濫發貨幣的政策
輿論界把這次購回長期國債的措施稱作第2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以下簡稱QE2）。所謂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在經濟或金融危機期間,向經濟社會注入大量定額貨幣的超寬鬆貨幣政策。美國第一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是在2008年9到12月底前、購回約一萬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的債券（MBS）的政策。其目的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後為了緩解住宅抵押貸款違約形成的連鎖債務危機。而QE2的目的據說是為了加速復蘇，降低失業率，實則是侵害全球，轉嫁危機，攫取全球利益和財富。
QE2的起點是增加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使其創造貨幣，擴大信貸。當美聯儲委託證券經紀公司在公開市場上收購商業銀行持有的長期國債券時，後者所得款額就直接成為美聯儲賬戶上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如果向其他公眾和公司購回長期國債時，他們所得款額就會存入商業銀行，經過結算，這筆款額也成為商業銀行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結果整個商業銀行系統就可以創造出數倍於全部超額存款準備金的活期存款來。所以，QE2在理論上可以量化寬鬆出6000億美元數倍（即貨幣乘數）的活期存款來。收購長期國債券對其持有者是非常有利的。債券價格與利息率成反比。早在2009年4季度，美國3月期貸款利率僅只0.22%，債券價格已達高點，不可能再上升。此時持有者們急於出售債券，獲得現金，以防利率上升，債券價格下跌。由於現金需求量很大，這種境況被稱為“流動性偏好陷阱”。所以QE2只不過滿足了長期債券持有者的需要，並不能說明整個社會流動性短缺。
美國BRAVER STERN 證券公司投資主管斯科特•布克塔認為，QE2所鬆動出來的巨額流動性並不是美國國內所需要的，只能流向國際。他說：“由於現在銀行和企業的現金流已經相當充裕，這一部分投入到市場中的錢會流入美國以外的別的國家去，或者流向別的資產，而不是流入美國經濟中。”（證券時報網首頁2010-11-10，來源《第一財經日報》）這位先生說的是實話。美國“銀行和企業的現金流已經相當充裕”這個判斷可以從美國的低利率水平證明。只有在現金流充足的條件下，市場低利率才可以維持，否則利率就會轉高。美國利率從2009年第4季度以來一直很低，在QE2發布以前，美聯儲已經向市場注入大量貨幣，2010年美國經濟已經轉向復甦。所以，QE2所增發的貨幣並不是要增加美國國內的流動性，而是向全球濫發貨幣，把增發的美元從美國輸出，在全球發動貨幣戰，利用美帝國和美元的霸權地位，從全球獲得利益和財富。
二，QE2的霸權表現
QE2一公佈就受到各國有識人士的抨擊。新華網2010-11-11有一篇報導—〈〈20國集團成員國“炮轟”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該文在峰會開會前夕，報導了成員國官員對QE2的看法，現簡要摘錄一些觀點如下：中國副外長崔天凱說：“不少成員國官員對美國推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表示不滿，擔心這一措施會阻礙全球經濟復甦。”德國總理默克爾說：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是靠人為壓低匯率來刺激出口”，這一政策是“短視的，最終會損害各方利益”。歐元集團主席，盧森堡首相讓•克洛德•容克說：“從美聯儲作出的決定中，我看到了更多風險和全球滑出正軌的更大可能性”。俄羅斯財長德米特里•潘金說“美聯儲的行為可能導致形成新的金融泡沫，並使匯率失衡。這種措施的受害者不是美國，而是新興經濟體”。巴西總統盧拉說：“美元貶值是所有問題的根源。”韓國和印尼的官員表示要“控制資本湧入”，“將出台措施，應對熱錢流入”。 （轉引自證券時報網2010-11-11）現在我們還可以看看美國兩位著名經濟學家的看法：美國供給學派領軍人物、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菲爾德斯坦說“美聯儲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是一個危險的賭博，僅有較低的潛在的上行的空間，但卻有較大的創造資產泡沫的風險可能，從而破壞全球經濟的穩定性。”（證券時報網首頁2010-11- 10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茲說：“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眼下被視為大蕭條標誌那些政策的更新版。世界逐漸意識到可以不顧他國，把匯率用於自我促進的辦法——阻止進口和增加出口。這種以鄰為壑的政策在上世紀30年代沒有奏效，因為各國做出了同樣的反應。……（現在）結果怎樣？金融市場更加不穩定，資本市場更加支離破碎，全球化也發生了顯著的逆轉。”（英國《金融時報》，轉引自《參考消息》，2011-01-06）
從上述抨擊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帝國的QE2的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特點。下面本文將從四個方面揭示QE2的霸權性質。
1，降低美元匯率，發動貨幣戰和貿易戰。
QE2的重要目的是濫發貨幣使美元貶值，從而使美元匯率貶值，近而擴大出口市場。這是向全球各國發動的貨幣戰和貿易戰，充分顯示了美國的霸權主義。由於各國出口商品主要以美元定價和結算，各國不得不被動調整本國貨幣匯率。如果各國貨幣不跟隨其貶值，就會失去一部分市場；如果跟隨其貶值，美國固然佔不了便宜，但各國的正常利潤受損，而且因濫發貨幣會觸發全球性通貨膨脹。所以美國最好的辦法是推動別國貨幣升值。在QE2公佈以後，歐元區和日本也以大賣國債券，增發貨幣對付美國。美國重點向我國施壓，去年9月美國眾議院企圖把我國定性為貨幣操縱國，以便對我國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美國一些具有冷戰思維的政客們試圖把人民幣匯率提高到一個足以使我國出口嚴重受挫的高度，以便阻撓我國經濟發展，製造大量失業人群，甚至搞亂我國社會。與此同時，美國禁止高科技商品和技術出口到我國，無意減少其貿易逆差。更甚者，以美國為首的跨國公司佔有我國出口貿易的60%，他們把豐厚的利潤拿走了，把誇大的、統計不當的順差和低端加工費留給我國。其實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的原因之一是美國產業結構排除了勞動密集產業。美國即使不從中國進口這類商品也會從其他國家進口。這是不能用匯率調整的辦法解決的。據外電2月4日報導，美國財政部“拒絕把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將繼續密切關注升值速度。”（《參考消息》2011-02-06）人民幣當然要根據獨立自主、漸進改革的原則，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提高匯率彈性。人民幣匯率在一定時期也可以根據國內外實際情況進行適度的溫和升值。但是升值多少和升值速度完全是主權國的內政，決不允許美國政客們干預。
2，美元熱錢侵入發展中國家，干擾宏觀經濟政策，惡化經濟環境
從美國流出的大量投機資本主要流到了發展中國家，而不是流向發達國家。歐洲、日本和美國一樣，都爆發了經濟和金融危機，其投資環境也基本一樣，不能吸引美國投機資本。例如在2010年9月，3月期銀行間貸款利率歐元區為0。 88%，英國為0。75%，日本為0。36%，美國為0。28%（經合組織：《主要經濟指標》，2010年10月，第39頁）。這樣微小的利差甚至不足以補償手續費和匯率風險。與發達國家相反，金磚4國、印尼、南非的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從2007年7月到2010年8月（這是筆者所能看到的最近期的統計數字）都處於升值地位。 （同上書第48頁）再看利率，在2010年8月，3月期利率中國是2。48%，印尼是6。96%，俄羅斯是4。20%，南非是6。 42%，印度隔夜利率是6%， 在7月，巴西隔夜利率是16。94%。 （該2國無3月期利率統計，同上書，第38—39頁，筆者設想，這些統計數字在QE2公佈以後不會有大變化）從這些數字可以得出結論：新興國家的利率高出美國利率都在10倍以上，美國熱錢可以在新興國家安然地進行無風險套匯套利，獲得豐厚利潤。
大量熱錢進入發展中國家必然使這些國家匯率上升。為了平抑匯率，智利政府決定在2011年內購進120億美元，並相應地投放等價的本幣比索。 （和訊網2011-01-07，來源：《上海證券報》）當外匯占款大量投入到市場後，輸入性通貨膨脹就發生了。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這些國家又不得不紛紛提高利率。今年1月以來泰國等都提高利息，“智利可能連續第8次加息”（和訊網2011-01-04，來源：人民網）而提高利息率又會引來更多熱錢。事實證明，QE2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處於兩難境地，使全球經濟更不穩定。此外，熱錢當然會引起一些國家的經濟泡沫化。
有多少熱錢流入我國？流向何處？這是一個待研究的問題。我國股市很熊，不像是熱錢光顧之處。我國禁止外國人大量購買住宅，所以住宅房地產也不是投機之處。商業房地產是投機資本的選項。熱錢最保守的去處是銀行存款處，可以無風險地套匯套利。熱錢流入是我國流動性過剩的原因之一，自然也是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
3，推動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加劇全球通貨膨脹
大宗商品是指燃料、金屬和農產品三大類商品。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大多以美元定價和結算。美國還操縱了石油、糧食和部分金屬的定價權。所以美帝國通過QE2濫發貨幣必然抬高大宗商品價格。在QE2出台後1個月，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聲稱：“當然有可能繼續擴大國債收購”。接著，受美元貶值預期影響，大宗商品價格瘋狂上漲。 2010年12月7日，黃金價1430美元/盎司，倫敦期銅9044美元/噸，白銀期貨30美元/盎司，都創歷史新高。紐約原油期貨90美元/桶，創26個月以來新高。 （頂點財經網，2010-12-08）聯合國糧農組織稱，，在2010年12月，“糧食價格指數超過2008年6月，創下歷史最高水平。”（和訊網2011-01-11，來源：《經濟參考報》）2011年1月19日，標普高盛商品價格指數達647點，創2008-09-26以來最高水平。紐約原油期貨92美元/桶，倫敦期銅達9781美元/噸，都再創新高。倫敦金屬交易所6種金屬產品中除鉛以外，價格都上漲。 （證券之星網，2011-01-20，來源：《上海證券報》）在短期內，大宗商品接二連三地瘋狂上漲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帝國QE2的濫發貨幣的推動。
我國是世界第二最大進口國，每年需要進口大量燃料和原材料。我國的對外依存度，鐵礦石達69%，大豆達80%，原油達53%。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使我國深受其害，多支付了進口成本，引起了輸入性通貨膨脹。
以上事實說明美帝國為了自身的利益，通過QE2製造了全球性通貨膨脹，打擊了全球工商業，降低了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抬高了糧價，使全球出現了更多饑民。
4，QE2是美帝國消債的惡劣手段
由於QE2使美元不斷貶值，美帝國的國債和私人公司債務、個人的債務也都隨之削減了。受損最大的國家是我國、日本等擁有最大美元債權的國家。 2010年10月，我國握有美國國債9068億美元，房地美和房利美債券約3000—4000億美元(據外管局稱，還款風險已經化解)，還握有相當數額的私人機構的債券和銀行存款。 2010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幅度很大，黃金和期銅都上漲30%，大豆、玉米等農產品上漲50%以上，（經濟參考網，2011-01-17，來源：《香港商報》）而國債利率微不足道。我國巨額的美元資產都是用真實物質商品換來的，現在眼看著不斷貶值下去了。其數額越大，存放時間越長，損失將越大。這最終的掠奪者當然是發行美元紙幣的美帝國。
從上述幾個方面看，QE2是美帝國強加給全球，以損害別國利益為代價，從全球獲取利益和財富的霸權。
三，緩減QE2衝擊的幾點對策意見
1，進出口應基本平蘅，順差不宜過大
我國應當擴大進口規模，較快地減少外匯儲備以便防止外匯損失，減輕通脹壓力。正如許多作者所言，要大量進口戰略物資，增加戰略儲備，諸如黃金、石油、糧食、金屬……。要多購買新興產業技術。在調節出口方面，不僅取消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商品的出口退稅，還要進一步壓縮這類商品出口；不僅要大幅度提高稀土出口價格，還要用稀土換取高技術。要逐步降低外貿依存度，擴大國內市場。要改變外資企業掌握我國60%的出口局面。
2，縮小資本項目順差：提高利用外資的標準，擴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
不再接受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不遵守勞動合同，搞野蠻資本主義剝削的外資企業入境投資。已經存在的這類外企必須限期整改，否則令其出境。不要怕它們撤資。歡迎外資創辦技術含量較高的企業，投資於新興產業，但規模必須受限，不允許形成行業壟斷。應記取汽車行業被外資壟斷的教訓；我國要進一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獲取資源和技術，減少資本項目順差。
3，擴大內需，增加消費，國有企業要大辦新興產業
對內平衡是對外平衡的基礎。只有擴大內需，才可避免依賴外國市場和外資所產生的風險。要繼續將經濟增長與工資掛鉤，提高勞工大眾的工資水平和收入，改善勞動條件，顯著地增加工農大眾的消費。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新一代信息、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將激發出巨大的投資需求，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領域。國有企業必須是開發新興產業的主體。決不允許外資在新興產業領域建立龍頭企業，形成壟斷。
4，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又謹慎管好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完全兌換
2008年人民幣實行了與外國的貨幣互換，2009年人民幣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結算貨幣，2011年1月，我國又解除了一項資本管制，允許國內企業用人民幣對外進行直接投資。這說明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信任人民幣，接受人民幣。人民幣國際化縮小了用美元定價和結算的霸權地盤，也將縮小用美元投資的霸權地盤。無疑，這個替代勢頭將逐年擴大。
有人說：“人民幣將在幾年後成為全球三大主要貨幣之一”（《參考消息》，2011-01-20，德新社電）這種說法沒有根據。幾年內，人民幣還不可能完全可兌換。現在人民幣已實現了70%資本項下的兌換，還需進一步創造條件實現完全可兌換。現在，必要的資本管制還是我國防范國際投機資本大規模入侵的強大武器，決不可過早地丟棄。 （2011-02-20）
作者：張帆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20
揭示美帝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霸權性質
張帆
2010年11月3日美聯儲宣布，在2011年6月底以前將購回6000億美元長期國債，同時將聯邦基金基準利率保持在0——2。5%的區界內。消息一公佈，各國輿論嘩然。這是一個向美國、更向全球濫發貨幣，損人利己，具有霸權性質的貨幣政策。本文將列舉其霸權表現並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一，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就是濫發貨幣的政策
輿論界把這次購回長期國債的措施稱作第2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以下簡稱QE2）。所謂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在經濟或金融危機期間,向經濟社會注入大量定額貨幣的超寬鬆貨幣政策。美國第一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是在2008年9到12月底前、購回約一萬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的債券（MBS）的政策。其目的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後為了緩解住宅抵押貸款違約形成的連鎖債務危機。而QE2的目的據說是為了加速復蘇，降低失業率，實則是侵害全球，轉嫁危機，攫取全球利益和財富。
QE2的起點是增加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使其創造貨幣，擴大信貸。當美聯儲委託證券經紀公司在公開市場上收購商業銀行持有的長期國債券時，後者所得款額就直接成為美聯儲賬戶上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如果向其他公眾和公司購回長期國債時，他們所得款額就會存入商業銀行，經過結算，這筆款額也成為商業銀行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結果整個商業銀行系統就可以創造出數倍於全部超額存款準備金的活期存款來。所以，QE2在理論上可以量化寬鬆出6000億美元數倍（即貨幣乘數）的活期存款來。收購長期國債券對其持有者是非常有利的。債券價格與利息率成反比。早在2009年4季度，美國3月期貸款利率僅只0.22%，債券價格已達高點，不可能再上升。此時持有者們急於出售債券，獲得現金，以防利率上升，債券價格下跌。由於現金需求量很大，這種境況被稱為“流動性偏好陷阱”。所以QE2只不過滿足了長期債券持有者的需要，並不能說明整個社會流動性短缺。
美國BRAVER STERN 證券公司投資主管斯科特•布克塔認為，QE2所鬆動出來的巨額流動性並不是美國國內所需要的，只能流向國際。他說：“由於現在銀行和企業的現金流已經相當充裕，這一部分投入到市場中的錢會流入美國以外的別的國家去，或者流向別的資產，而不是流入美國經濟中。”（證券時報網首頁2010-11-10，來源《第一財經日報》）這位先生說的是實話。美國“銀行和企業的現金流已經相當充裕”這個判斷可以從美國的低利率水平證明。只有在現金流充足的條件下，市場低利率才可以維持，否則利率就會轉高。美國利率從2009年第4季度以來一直很低，在QE2發布以前，美聯儲已經向市場注入大量貨幣，2010年美國經濟已經轉向復甦。所以，QE2所增發的貨幣並不是要增加美國國內的流動性，而是向全球濫發貨幣，把增發的美元從美國輸出，在全球發動貨幣戰，利用美帝國和美元的霸權地位，從全球獲得利益和財富。
二，QE2的霸權表現
QE2一公佈就受到各國有識人士的抨擊。新華網2010-11-11有一篇報導—〈〈20國集團成員國“炮轟”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該文在峰會開會前夕，報導了成員國官員對QE2的看法，現簡要摘錄一些觀點如下：中國副外長崔天凱說：“不少成員國官員對美國推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表示不滿，擔心這一措施會阻礙全球經濟復甦。”德國總理默克爾說：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是靠人為壓低匯率來刺激出口”，這一政策是“短視的，最終會損害各方利益”。歐元集團主席，盧森堡首相讓•克洛德•容克說：“從美聯儲作出的決定中，我看到了更多風險和全球滑出正軌的更大可能性”。俄羅斯財長德米特里•潘金說“美聯儲的行為可能導致形成新的金融泡沫，並使匯率失衡。這種措施的受害者不是美國，而是新興經濟體”。巴西總統盧拉說：“美元貶值是所有問題的根源。”韓國和印尼的官員表示要“控制資本湧入”，“將出台措施，應對熱錢流入”。 （轉引自證券時報網2010-11-11）現在我們還可以看看美國兩位著名經濟學家的看法：美國供給學派領軍人物、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菲爾德斯坦說“美聯儲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是一個危險的賭博，僅有較低的潛在的上行的空間，但卻有較大的創造資產泡沫的風險可能，從而破壞全球經濟的穩定性。”（證券時報網首頁2010-11- 10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茲說：“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眼下被視為大蕭條標誌那些政策的更新版。世界逐漸意識到可以不顧他國，把匯率用於自我促進的辦法——阻止進口和增加出口。這種以鄰為壑的政策在上世紀30年代沒有奏效，因為各國做出了同樣的反應。……（現在）結果怎樣？金融市場更加不穩定，資本市場更加支離破碎，全球化也發生了顯著的逆轉。”（英國《金融時報》，轉引自《參考消息》，2011-01-06）
從上述抨擊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帝國的QE2的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特點。下面本文將從四個方面揭示QE2的霸權性質。
1，降低美元匯率，發動貨幣戰和貿易戰。
QE2的重要目的是濫發貨幣使美元貶值，從而使美元匯率貶值，近而擴大出口市場。這是向全球各國發動的貨幣戰和貿易戰，充分顯示了美國的霸權主義。由於各國出口商品主要以美元定價和結算，各國不得不被動調整本國貨幣匯率。如果各國貨幣不跟隨其貶值，就會失去一部分市場；如果跟隨其貶值，美國固然佔不了便宜，但各國的正常利潤受損，而且因濫發貨幣會觸發全球性通貨膨脹。所以美國最好的辦法是推動別國貨幣升值。在QE2公佈以後，歐元區和日本也以大賣國債券，增發貨幣對付美國。美國重點向我國施壓，去年9月美國眾議院企圖把我國定性為貨幣操縱國，以便對我國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美國一些具有冷戰思維的政客們試圖把人民幣匯率提高到一個足以使我國出口嚴重受挫的高度，以便阻撓我國經濟發展，製造大量失業人群，甚至搞亂我國社會。與此同時，美國禁止高科技商品和技術出口到我國，無意減少其貿易逆差。更甚者，以美國為首的跨國公司佔有我國出口貿易的60%，他們把豐厚的利潤拿走了，把誇大的、統計不當的順差和低端加工費留給我國。其實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的原因之一是美國產業結構排除了勞動密集產業。美國即使不從中國進口這類商品也會從其他國家進口。這是不能用匯率調整的辦法解決的。據外電2月4日報導，美國財政部“拒絕把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將繼續密切關注升值速度。”（《參考消息》2011-02-06）人民幣當然要根據獨立自主、漸進改革的原則，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提高匯率彈性。人民幣匯率在一定時期也可以根據國內外實際情況進行適度的溫和升值。但是升值多少和升值速度完全是主權國的內政，決不允許美國政客們干預。
2，美元熱錢侵入發展中國家，干擾宏觀經濟政策，惡化經濟環境
從美國流出的大量投機資本主要流到了發展中國家，而不是流向發達國家。歐洲、日本和美國一樣，都爆發了經濟和金融危機，其投資環境也基本一樣，不能吸引美國投機資本。例如在2010年9月，3月期銀行間貸款利率歐元區為0。 88%，英國為0。75%，日本為0。36%，美國為0。28%（經合組織：《主要經濟指標》，2010年10月，第39頁）。這樣微小的利差甚至不足以補償手續費和匯率風險。與發達國家相反，金磚4國、印尼、南非的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從2007年7月到2010年8月（這是筆者所能看到的最近期的統計數字）都處於升值地位。 （同上書第48頁）再看利率，在2010年8月，3月期利率中國是2。48%，印尼是6。96%，俄羅斯是4。20%，南非是6。 42%，印度隔夜利率是6%， 在7月，巴西隔夜利率是16。94%。 （該2國無3月期利率統計，同上書，第38—39頁，筆者設想，這些統計數字在QE2公佈以後不會有大變化）從這些數字可以得出結論：新興國家的利率高出美國利率都在10倍以上，美國熱錢可以在新興國家安然地進行無風險套匯套利，獲得豐厚利潤。
大量熱錢進入發展中國家必然使這些國家匯率上升。為了平抑匯率，智利政府決定在2011年內購進120億美元，並相應地投放等價的本幣比索。 （和訊網2011-01-07，來源：《上海證券報》）當外匯占款大量投入到市場後，輸入性通貨膨脹就發生了。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這些國家又不得不紛紛提高利率。今年1月以來泰國等都提高利息，“智利可能連續第8次加息”（和訊網2011-01-04，來源：人民網）而提高利息率又會引來更多熱錢。事實證明，QE2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處於兩難境地，使全球經濟更不穩定。此外，熱錢當然會引起一些國家的經濟泡沫化。
有多少熱錢流入我國？流向何處？這是一個待研究的問題。我國股市很熊，不像是熱錢光顧之處。我國禁止外國人大量購買住宅，所以住宅房地產也不是投機之處。商業房地產是投機資本的選項。熱錢最保守的去處是銀行存款處，可以無風險地套匯套利。熱錢流入是我國流動性過剩的原因之一，自然也是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
3，推動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加劇全球通貨膨脹
大宗商品是指燃料、金屬和農產品三大類商品。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大多以美元定價和結算。美國還操縱了石油、糧食和部分金屬的定價權。所以美帝國通過QE2濫發貨幣必然抬高大宗商品價格。在QE2出台後1個月，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聲稱：“當然有可能繼續擴大國債收購”。接著，受美元貶值預期影響，大宗商品價格瘋狂上漲。 2010年12月7日，黃金價1430美元/盎司，倫敦期銅9044美元/噸，白銀期貨30美元/盎司，都創歷史新高。紐約原油期貨90美元/桶，創26個月以來新高。 （頂點財經網，2010-12-08）聯合國糧農組織稱，，在2010年12月，“糧食價格指數超過2008年6月，創下歷史最高水平。”（和訊網2011-01-11，來源：《經濟參考報》）2011年1月19日，標普高盛商品價格指數達647點，創2008-09-26以來最高水平。紐約原油期貨92美元/桶，倫敦期銅達9781美元/噸，都再創新高。倫敦金屬交易所6種金屬產品中除鉛以外，價格都上漲。 （證券之星網，2011-01-20，來源：《上海證券報》）在短期內，大宗商品接二連三地瘋狂上漲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帝國QE2的濫發貨幣的推動。
我國是世界第二最大進口國，每年需要進口大量燃料和原材料。我國的對外依存度，鐵礦石達69%，大豆達80%，原油達53%。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使我國深受其害，多支付了進口成本，引起了輸入性通貨膨脹。
以上事實說明美帝國為了自身的利益，通過QE2製造了全球性通貨膨脹，打擊了全球工商業，降低了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抬高了糧價，使全球出現了更多饑民。
4，QE2是美帝國消債的惡劣手段
由於QE2使美元不斷貶值，美帝國的國債和私人公司債務、個人的債務也都隨之削減了。受損最大的國家是我國、日本等擁有最大美元債權的國家。 2010年10月，我國握有美國國債9068億美元，房地美和房利美債券約3000—4000億美元(據外管局稱，還款風險已經化解)，還握有相當數額的私人機構的債券和銀行存款。 2010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幅度很大，黃金和期銅都上漲30%，大豆、玉米等農產品上漲50%以上，（經濟參考網，2011-01-17，來源：《香港商報》）而國債利率微不足道。我國巨額的美元資產都是用真實物質商品換來的，現在眼看著不斷貶值下去了。其數額越大，存放時間越長，損失將越大。這最終的掠奪者當然是發行美元紙幣的美帝國。
從上述幾個方面看，QE2是美帝國強加給全球，以損害別國利益為代價，從全球獲取利益和財富的霸權。
三，緩減QE2衝擊的幾點對策意見
1，進出口應基本平蘅，順差不宜過大
我國應當擴大進口規模，較快地減少外匯儲備以便防止外匯損失，減輕通脹壓力。正如許多作者所言，要大量進口戰略物資，增加戰略儲備，諸如黃金、石油、糧食、金屬……。要多購買新興產業技術。在調節出口方面，不僅取消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商品的出口退稅，還要進一步壓縮這類商品出口；不僅要大幅度提高稀土出口價格，還要用稀土換取高技術。要逐步降低外貿依存度，擴大國內市場。要改變外資企業掌握我國60%的出口局面。
2，縮小資本項目順差：提高利用外資的標準，擴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
不再接受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不遵守勞動合同，搞野蠻資本主義剝削的外資企業入境投資。已經存在的這類外企必須限期整改，否則令其出境。不要怕它們撤資。歡迎外資創辦技術含量較高的企業，投資於新興產業，但規模必須受限，不允許形成行業壟斷。應記取汽車行業被外資壟斷的教訓；我國要進一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獲取資源和技術，減少資本項目順差。
3，擴大內需，增加消費，國有企業要大辦新興產業
對內平衡是對外平衡的基礎。只有擴大內需，才可避免依賴外國市場和外資所產生的風險。要繼續將經濟增長與工資掛鉤，提高勞工大眾的工資水平和收入，改善勞動條件，顯著地增加工農大眾的消費。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新一代信息、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將激發出巨大的投資需求，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領域。國有企業必須是開發新興產業的主體。決不允許外資在新興產業領域建立龍頭企業，形成壟斷。
4，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又謹慎管好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完全兌換
2008年人民幣實行了與外國的貨幣互換，2009年人民幣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結算貨幣，2011年1月，我國又解除了一項資本管制，允許國內企業用人民幣對外進行直接投資。這說明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信任人民幣，接受人民幣。人民幣國際化縮小了用美元定價和結算的霸權地盤，也將縮小用美元投資的霸權地盤。無疑，這個替代勢頭將逐年擴大。
有人說：“人民幣將在幾年後成為全球三大主要貨幣之一”（《參考消息》，2011-01-20，德新社電）這種說法沒有根據。幾年內，人民幣還不可能完全可兌換。現在人民幣已實現了70%資本項下的兌換，還需進一步創造條件實現完全可兌換。現在，必要的資本管制還是我國防范國際投機資本大規模入侵的強大武器，決不可過早地丟棄。 （2011-02-20）
根據賺來的美元發鈔太荒唐
自主增發鈔票是政府基本職責，根據賺來的美元發鈔太荒唐
作者：hwd99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20
自主增發鈔票是政府基本職責，根據賺來的美元發鈔太荒唐
摘要：這本來是不用證明的常識，大道至簡嗎。但是，在特別是年代，精英們所作所為是與此相反的：不是自主增發鈔票，而是根據外匯儲備來增發鈔票。為了講清楚精英們的邏輯和問題，本文只好羅里羅嗦從頭說起，說說精英們依據外匯儲備來增發貨幣的原因，分析兩種發鈔方式的得失所在。
――――――――――――――――――
想當初，世上沒有貨幣的時候，貨幣是怎麼出來的？人們一開始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換自己所需要的物資，後來發展到使用金銀作交換媒介，再後來考慮到交易的方便，為了減少分割和稱量，又將金銀等金屬鑄造為貨幣，金屬貨幣同樣顯示出使用上的不便，在大額交易中需要使用大量的金屬硬幣，其重量和體積都令人感到煩惱。金屬貨幣使用中還會出現磨損的問題，據不完全的統計，自從人類使用黃金作為貨幣以來，已經有超過兩萬噸的黃金在鑄幣廠裡、或者在人們的手中、錢袋中和衣物口袋中磨損掉。於是作為金屬貨幣的象徵符號，紙幣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是我國宋朝年間出現在四川地區的交子。
最初的紙幣是以黃金或白銀為基礎的，與黃金或白銀可以自由兌換，兩者同時流通，紙幣的發行量也比較少。下圖是英國政府發行的5 英鎊鈔票，中間five pounds(5英鎊)上面印了一行小字，I PROMISE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THE SUN OF FIVE Pounds，翻譯過來就是我承諾支付給持幣人5英鎊。 5英鎊什麼？指的是5英鎊白銀。我代表的是英國女王或英國政府。鈔票的本質就是欠條，一張鈔票就等於發行者簽發的一張欠條。英國政府發行的5英鎊鈔票，代表的是英國政府一張5英鎊白銀的欠條。
圖1 英國政府發行的5英鎊鈔票
到上個世紀，由於經濟發展，貨幣需求量大增，紙幣逐漸成為主要的流通貨幣，但是它們仍然有黃金或白銀作為發行的保障。然而，今天的經濟總量和貨幣需求量已經遠遠超過人類從地球上開采的黃金和白銀數量，例如，美國金融市場一年交易量達到600萬億美元，人們只好發行與黃金或白銀脫鉤的貨幣，稱這種貨幣為法幣。所謂貨幣與黃金白銀脫鉤，就是政府開出的欠條或者說貨幣，政府不在管兌現了，因為政府手裡根本就沒有準備用來兌付的金銀。現在不管是美元，英鎊，歐元還是人民幣，都是不管兌現的政府欠條。
二戰期間，美國憑藉戰爭中，向戰爭雙方出售戰略物資，獲得了大量黃金，又憑藉本土遠離戰爭，擴大了生產能力和經濟實力，戰後經濟上一支獨秀。 1944 年，美國主導國際社會，建立了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規定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直接與黃金掛鉤，各西方國家的貨幣則與美元掛鉤，美國承諾各國可以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因此，很長時間以來，人們稱呼美元為美金。但是，美國戰後頻頻發動對外戰爭，為了彌補戰爭赤字，不斷增髮美元，免費獲得財富，造成美元氾濫。到了1971年，美國的黃金儲備再也支撐不住日益氾濫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於這年8月宣布放棄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兌換黃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實行黃金與美元比價的自由浮動（就是自己拿美元到美國政府那裡買不到黃金了，自己到市場上購買）。此後不到十年，美元就貶值二十多倍，變成1盎司黃金值800多美元，也就是說，當時人們儲存美元，由於美元貶值，不到十年，所儲存的美元所代表的財富就剩下不足4％了。此後，由於美元購買力在很長時間內保持穩定，後來又通過軍事手段打擊其他國家貨幣，同時通過文化侵略培養了大批代理人控制各國媒體，直到現在，很多國家的精英和普通老百姓還將儲存美元看成是積累財富的最佳手段。美國也憑藉印刷美元和讓美元貶值，獲得了大量財富。
在市場上流通的貨幣，現在都是沒有金銀含量的法幣，但是，在普通老百姓眼裡，它們代表的就是財富。老百姓居家過日子，常常儲存大量貨幣。人們將儲蓄貨幣當作積累財富的一種方式，長期以來，對中國老百姓來說，儲蓄貨幣還是積累財富的一種主要方式。唉，這些都是常識了，我這不是在廢話？廢話之後，引出一個問題，我們知道，貨幣是印刷出來的，印刷貨幣的成本，遠遠低於貨幣所代表的價值，印刷100美元的成本僅有4美分。問題是，誰有權印刷並無償佔有貨幣？這個問題似乎也是不言自明的，當然是政府，除了政府，一國之內誰還有有權印鈔票無償獲得財富？這似乎是個不值得討論的問題。
但是，在當今中國流行的是與此相反的觀點，而且制定法律禁止政府自行增發鈔票（見後面交待），其道理何在？從上面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政府印鈔，等於免費獲得財富，而財富是老百姓辛苦勞動創造的，政府印鈔就等於政府從老百姓手裡掠奪財富。土共口口聲聲代表的是老百姓利益，採用印鈔來掠奪老百姓財富是萬萬不可的。因此，不准印鈔也就理所當然了。為了防止自己或未來的領導人抑制不住發鈔的衝動，學蔣介石濫發鈔票掠奪老百姓財富，土共乾脆制定一項法律，禁止自己印鈔，這就是著名學者，經濟學家黨愛民（這個名字很好地反映了土共的宗旨）先生所指出的，1994年人大通過執行，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的決定》修正的銀行法，其中相關內容如下：
第二十九條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
用通俗的語言來說，按照這條法律，就是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借錢給中國政府。進一步來說，中國央行連印鈔借給中國中央政府都不准，更不可能直接印鈔給中央政府了，表明我國中央政府無權印鈔。精英們自己制定的，心里當然很清楚，我這是寫給不關心經濟問題，而又關心與每個人切身利益相關的物價問題的網民。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稱上述銀行法為一項意義深遠的製度安排，是關閉了政府主動超發貨幣之門。同時又指出，在主動超發貨幣之門被關上之後，又開出了一個被動超發貨幣的口子。我國每年新增的國家外匯儲備，全部是央行用基礎貨幣買進來的（就是增印基礎貨幣買進來的）。也就是說，我們依據外匯儲備來增發貨幣。 （周其仁，被動超發貨幣的教訓——匯率與貨幣系列評論之十六經濟觀察報2010年8月16日鏈接出處）
有金融學博士，根據央行2009年資產負債表分析，我國外匯占款發行的人民幣佔市場流通的人民幣基礎貨幣92%、在過去10年間，基礎貨幣增加11萬億元（＝143,985－33,620），基礎貨幣投放的增量全部來自外匯占款，就是央行增發貨幣購買企業出口賺來的外匯儲備起來，等於依據外匯儲備增發貨幣。 （參見：鏈接出處）
羅里羅嗦這麼多，只是為了介紹一個事實，我國政府沒有權利自行印鈔，而是依據美元儲備印鈔。近來物價上漲快，老百姓議論紛紛，媒體拿人民幣超發說事，可以說，冤枉了政府廟堂上的精英。
但是，政府不印鈔並不正確。想當初，沒有貨幣的時候，我們需要印貨幣，為發展市場經濟提供鈔票，經濟不斷增長，鈔票的需求量就會不斷增多。禁止政府印鈔票，當然也不可能讓其他人來印鈔票，那當初的鈔票哪來？以及後面如何根據需要來增加經濟增長所需要的鈔票？
依據儲備的美元或其他外彙來印鈔票，這就是精英們現在所採取的辦法。然而，依據美元或其他外匯儲備來印鈔票，會引發更多問題，周其仁教授在《被動超發貨幣的教訓》一文中，著重強調，被動印鈔帶來了貨幣超發，引起通貨膨脹。正如周教授文章所說，一方面東西出口換來外匯後增發貨幣，另一方面，在這種增發機制下，貨幣增加了，增加的貨幣在國內所對應的商品出國了，等於完全沒有對應的商品。筆者早就說過這個荒謬現象，這裡拿知名經濟學家的文章來說事，是拿虎皮作大旗，表明筆者不是自己在自說自唱。但是，筆者並不贊同周大教授，用這個邏輯來解釋物價上漲，詳細參考： http://www.talkcc.com/article/3283430
依據美元增發貨幣並不一定帶來貨幣超發，貨幣超發的真正原因是精英們將儲存美元看成是積累財富，從而製定政策，如退稅補貼出口，低人民幣匯率等，不斷增加出口和出口順差，積累美元欠條。另一方面，在被動增發貨幣機制下，為了增發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貨幣，必須增加出口和出口順差，積累美元或其他外匯。如果有一年，外匯儲備沒有增加，或者減少，就等於國內人民幣發行量保持不變或者減少。這都不利於市場經濟的運行――沒有貨幣的增加，經濟就難以增長。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不能使用外匯儲備，一旦使用外匯儲備，就使國內流通的人民幣減少。如果用光了外匯儲備，當初依據外匯儲備增發的貨幣就會被央行全部收回。下面簡單介紹一下貨幣增發和減少與外匯儲備增加或減少的過程：
1、增加外匯儲備從而增發人民幣過程
首先在國內生產的企業出口產品到國外，獲得美元；然後央行印刷人民幣，從企業手裡換取美元，企業獲得人民幣，在國內市場購買原材料等組織生產，以便持續生產和出口換美元。
2、 使用外匯導致流通人民幣減少過程
企業要進口商品，首先拿人民幣到央行換美元，拿到美元到國外買商品進口。這個過程中，央行回收了人民幣，使市場上流通的人民幣減少。
這說明，在被動增發機制下，我們的外匯儲備是不能用的，考察一個國家發鈔的初始狀態就會更清楚，如果當初一國依據美元發行貨幣，拿商品換回的美元就不能使用了，一旦使用美元，國內流通的貨幣就會減少，一旦用完了美元，國內流通的貨幣就被發行貨幣的國家央行全部收回了，從而回到了沒有發行貨幣的初始狀態。為了維持貨幣流通的需要，依據外匯儲備發行貨幣，只好不使用外匯了。
不能使用的外匯就等於廢紙，拿商品換外匯也就成了免費奉送。最近幾年，我國每年增加外匯儲備5000 億美元，等於每年增發人民幣3－4萬億元，奉送美帝財富5000億美元。為了增加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民幣，必須不斷增加外匯儲備，由於這種增發的方式，貨幣主要到了資本家手裡，特別是控制外國市場的外國資本家手裡，對促進經濟循環的作用是很差的，這裡不細說。於是，為了獲得美元，精英們搞出口退稅補貼，搞低人民幣匯率低價賤賣產品，換取外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奉送美帝的財富，筆者粗略估計25萬億美元以上。
按照某些精英根據西方泊來的荒謬觀點，中國政府印人民幣是掠奪老百姓財富，那美帝印美元不是掠奪老百姓財富？事實恰恰與西方泊來的謬論相反，我們拿美元欠條換人民幣欠條，或者說依據儲備的美元增發人民幣是讓美帝在中國掠奪老百姓財富，因為美帝增發鈔票獲得的財富，用之於美國，而不是中國。
而中國政府自行增發鈔票，所獲得的財富，只能用在中國境內，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並不會有掠奪老百姓財富的問題。當然，如何防止政府官員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手段將增發的鈔票或收上來的稅收轉移到某些個人手上，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即使轉移到少數人手裡，也是中國人手裡，不會免費送給外國佬，也強於送給外敵。
我國2010 年稅收收入7.74萬億元，比增發的人民幣多得多。收稅和印鈔相比，同樣都是從老百姓手裡拿走財富，按照禁止印鈔的邏輯，精英們是否該停止收稅？為什麼禁止印鈔掠奪老百姓，而不禁止收稅掠奪老百姓？精英們也許會說了，收稅是現代國家通行做法，發達國家都這樣做。
可是印鈔也是現代國家通行做法，發達國家也都這樣做，如歐盟最近發行的歐元，美帝也在增髮美元。我們為什麼禁止自己發行鈔票,反而依據外匯儲備發行鈔票，將財富免費送給美帝？
換個角度來看，我們減少收稅，用印鈔來代替收稅，是否更合理一些？因為印鈔成本極低，而收稅還需要很大的人力成本。例如，2010 年稅收收入7.74萬億元，我們可以只收取4.74萬億元稅，另外印製鈔票3萬億代替收稅，政府同樣獲得7.74萬億收入，國內市場同樣增加3萬億元鈔票。唯一的區別是不在拿物質財富換外匯，增加不能使用的5000億美元外匯儲備了，等於減少了財富流失，杜絕了美帝在中國掠奪老百姓財富。
精英們的所作所為讓人很難理解。要說他們自私吧，將代表財富的印鈔權都送給了美帝。每年3－4萬億元的一筆天文數字。筆者總結我國當前存在十大荒謬經濟現象，大都與此相關，參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adfee00100qen7.html 也許還是毛澤東主席說得好，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最後討論一下央行專家周其仁教授的觀點，週認為“人民幣在製度上杜絕政府主動超發貨幣，是1994 年全國人大通過、1995年開始執行的《人民銀行法》。該法案明文限定，人民銀行再也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這就是說，政府把央行當作財政之外又一個錢櫃子的時代，在製度上結束了。……意義遠大。這麼說吧：人民幣將來有了與中國經濟相稱的國際地位，一定有人會回過頭來，到這部《人民銀行法》裡找到其立足之本。”顯然週教授是堅決支持禁止中國政府自行印鈔增發貨幣的。另一方面，週教授又寫文章批依據外匯儲備被動增發貨幣的荒謬，將通貨膨脹歸結到被動增發貨幣機制上，反對被動增發貨幣。按照週教授的主張，既不能自己印鈔票，也不能依據外匯印鈔票，那我們今後不增發鈔票了？我們該如何解決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貨幣？難道周教授主張今後我們選擇計劃經濟？
週教授討論的是匯率問題，洋洋灑灑寫了30 多篇，時間跨度已經超過半年，其主張就是一個詞：市場化，按照週教授的觀點，市場化能解決一切問題。至於貨幣增發問題，本就不是周教授討論的題目，可能壓根就不想討論。精英們正在實施匯率市場化，以求解決物價上漲問題。在筆者看來，這給中國經濟埋下了崩潰的導火索。這又是一個複雜問題，只能以後專門討論。
作者：黃衛東，高校從事研究工作，更多分析參見：http://blog.sina.com.cn/huangwd1999
作者：hwd99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20
自主增發鈔票是政府基本職責，根據賺來的美元發鈔太荒唐
摘要：這本來是不用證明的常識，大道至簡嗎。但是，在特別是年代，精英們所作所為是與此相反的：不是自主增發鈔票，而是根據外匯儲備來增發鈔票。為了講清楚精英們的邏輯和問題，本文只好羅里羅嗦從頭說起，說說精英們依據外匯儲備來增發貨幣的原因，分析兩種發鈔方式的得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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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初，世上沒有貨幣的時候，貨幣是怎麼出來的？人們一開始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換自己所需要的物資，後來發展到使用金銀作交換媒介，再後來考慮到交易的方便，為了減少分割和稱量，又將金銀等金屬鑄造為貨幣，金屬貨幣同樣顯示出使用上的不便，在大額交易中需要使用大量的金屬硬幣，其重量和體積都令人感到煩惱。金屬貨幣使用中還會出現磨損的問題，據不完全的統計，自從人類使用黃金作為貨幣以來，已經有超過兩萬噸的黃金在鑄幣廠裡、或者在人們的手中、錢袋中和衣物口袋中磨損掉。於是作為金屬貨幣的象徵符號，紙幣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是我國宋朝年間出現在四川地區的交子。
最初的紙幣是以黃金或白銀為基礎的，與黃金或白銀可以自由兌換，兩者同時流通，紙幣的發行量也比較少。下圖是英國政府發行的5 英鎊鈔票，中間five pounds(5英鎊)上面印了一行小字，I PROMISE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THE SUN OF FIVE Pounds，翻譯過來就是我承諾支付給持幣人5英鎊。 5英鎊什麼？指的是5英鎊白銀。我代表的是英國女王或英國政府。鈔票的本質就是欠條，一張鈔票就等於發行者簽發的一張欠條。英國政府發行的5英鎊鈔票，代表的是英國政府一張5英鎊白銀的欠條。
圖1 英國政府發行的5英鎊鈔票
到上個世紀，由於經濟發展，貨幣需求量大增，紙幣逐漸成為主要的流通貨幣，但是它們仍然有黃金或白銀作為發行的保障。然而，今天的經濟總量和貨幣需求量已經遠遠超過人類從地球上開采的黃金和白銀數量，例如，美國金融市場一年交易量達到600萬億美元，人們只好發行與黃金或白銀脫鉤的貨幣，稱這種貨幣為法幣。所謂貨幣與黃金白銀脫鉤，就是政府開出的欠條或者說貨幣，政府不在管兌現了，因為政府手裡根本就沒有準備用來兌付的金銀。現在不管是美元，英鎊，歐元還是人民幣，都是不管兌現的政府欠條。
二戰期間，美國憑藉戰爭中，向戰爭雙方出售戰略物資，獲得了大量黃金，又憑藉本土遠離戰爭，擴大了生產能力和經濟實力，戰後經濟上一支獨秀。 1944 年，美國主導國際社會，建立了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規定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直接與黃金掛鉤，各西方國家的貨幣則與美元掛鉤，美國承諾各國可以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因此，很長時間以來，人們稱呼美元為美金。但是，美國戰後頻頻發動對外戰爭，為了彌補戰爭赤字，不斷增髮美元，免費獲得財富，造成美元氾濫。到了1971年，美國的黃金儲備再也支撐不住日益氾濫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於這年8月宣布放棄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兌換黃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實行黃金與美元比價的自由浮動（就是自己拿美元到美國政府那裡買不到黃金了，自己到市場上購買）。此後不到十年，美元就貶值二十多倍，變成1盎司黃金值800多美元，也就是說，當時人們儲存美元，由於美元貶值，不到十年，所儲存的美元所代表的財富就剩下不足4％了。此後，由於美元購買力在很長時間內保持穩定，後來又通過軍事手段打擊其他國家貨幣，同時通過文化侵略培養了大批代理人控制各國媒體，直到現在，很多國家的精英和普通老百姓還將儲存美元看成是積累財富的最佳手段。美國也憑藉印刷美元和讓美元貶值，獲得了大量財富。
在市場上流通的貨幣，現在都是沒有金銀含量的法幣，但是，在普通老百姓眼裡，它們代表的就是財富。老百姓居家過日子，常常儲存大量貨幣。人們將儲蓄貨幣當作積累財富的一種方式，長期以來，對中國老百姓來說，儲蓄貨幣還是積累財富的一種主要方式。唉，這些都是常識了，我這不是在廢話？廢話之後，引出一個問題，我們知道，貨幣是印刷出來的，印刷貨幣的成本，遠遠低於貨幣所代表的價值，印刷100美元的成本僅有4美分。問題是，誰有權印刷並無償佔有貨幣？這個問題似乎也是不言自明的，當然是政府，除了政府，一國之內誰還有有權印鈔票無償獲得財富？這似乎是個不值得討論的問題。
但是，在當今中國流行的是與此相反的觀點，而且制定法律禁止政府自行增發鈔票（見後面交待），其道理何在？從上面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政府印鈔，等於免費獲得財富，而財富是老百姓辛苦勞動創造的，政府印鈔就等於政府從老百姓手裡掠奪財富。土共口口聲聲代表的是老百姓利益，採用印鈔來掠奪老百姓財富是萬萬不可的。因此，不准印鈔也就理所當然了。為了防止自己或未來的領導人抑制不住發鈔的衝動，學蔣介石濫發鈔票掠奪老百姓財富，土共乾脆制定一項法律，禁止自己印鈔，這就是著名學者，經濟學家黨愛民（這個名字很好地反映了土共的宗旨）先生所指出的，1994年人大通過執行，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的決定》修正的銀行法，其中相關內容如下：
第二十九條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
用通俗的語言來說，按照這條法律，就是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借錢給中國政府。進一步來說，中國央行連印鈔借給中國中央政府都不准，更不可能直接印鈔給中央政府了，表明我國中央政府無權印鈔。精英們自己制定的，心里當然很清楚，我這是寫給不關心經濟問題，而又關心與每個人切身利益相關的物價問題的網民。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稱上述銀行法為一項意義深遠的製度安排，是關閉了政府主動超發貨幣之門。同時又指出，在主動超發貨幣之門被關上之後，又開出了一個被動超發貨幣的口子。我國每年新增的國家外匯儲備，全部是央行用基礎貨幣買進來的（就是增印基礎貨幣買進來的）。也就是說，我們依據外匯儲備來增發貨幣。 （周其仁，被動超發貨幣的教訓——匯率與貨幣系列評論之十六經濟觀察報2010年8月16日鏈接出處）
有金融學博士，根據央行2009年資產負債表分析，我國外匯占款發行的人民幣佔市場流通的人民幣基礎貨幣92%、在過去10年間，基礎貨幣增加11萬億元（＝143,985－33,620），基礎貨幣投放的增量全部來自外匯占款，就是央行增發貨幣購買企業出口賺來的外匯儲備起來，等於依據外匯儲備增發貨幣。 （參見：鏈接出處）
羅里羅嗦這麼多，只是為了介紹一個事實，我國政府沒有權利自行印鈔，而是依據美元儲備印鈔。近來物價上漲快，老百姓議論紛紛，媒體拿人民幣超發說事，可以說，冤枉了政府廟堂上的精英。
但是，政府不印鈔並不正確。想當初，沒有貨幣的時候，我們需要印貨幣，為發展市場經濟提供鈔票，經濟不斷增長，鈔票的需求量就會不斷增多。禁止政府印鈔票，當然也不可能讓其他人來印鈔票，那當初的鈔票哪來？以及後面如何根據需要來增加經濟增長所需要的鈔票？
依據儲備的美元或其他外彙來印鈔票，這就是精英們現在所採取的辦法。然而，依據美元或其他外匯儲備來印鈔票，會引發更多問題，周其仁教授在《被動超發貨幣的教訓》一文中，著重強調，被動印鈔帶來了貨幣超發，引起通貨膨脹。正如周教授文章所說，一方面東西出口換來外匯後增發貨幣，另一方面，在這種增發機制下，貨幣增加了，增加的貨幣在國內所對應的商品出國了，等於完全沒有對應的商品。筆者早就說過這個荒謬現象，這裡拿知名經濟學家的文章來說事，是拿虎皮作大旗，表明筆者不是自己在自說自唱。但是，筆者並不贊同周大教授，用這個邏輯來解釋物價上漲，詳細參考： http://www.talkcc.com/article/3283430
依據美元增發貨幣並不一定帶來貨幣超發，貨幣超發的真正原因是精英們將儲存美元看成是積累財富，從而製定政策，如退稅補貼出口，低人民幣匯率等，不斷增加出口和出口順差，積累美元欠條。另一方面，在被動增發貨幣機制下，為了增發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貨幣，必須增加出口和出口順差，積累美元或其他外匯。如果有一年，外匯儲備沒有增加，或者減少，就等於國內人民幣發行量保持不變或者減少。這都不利於市場經濟的運行――沒有貨幣的增加，經濟就難以增長。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不能使用外匯儲備，一旦使用外匯儲備，就使國內流通的人民幣減少。如果用光了外匯儲備，當初依據外匯儲備增發的貨幣就會被央行全部收回。下面簡單介紹一下貨幣增發和減少與外匯儲備增加或減少的過程：
1、增加外匯儲備從而增發人民幣過程
首先在國內生產的企業出口產品到國外，獲得美元；然後央行印刷人民幣，從企業手裡換取美元，企業獲得人民幣，在國內市場購買原材料等組織生產，以便持續生產和出口換美元。
2、 使用外匯導致流通人民幣減少過程
企業要進口商品，首先拿人民幣到央行換美元，拿到美元到國外買商品進口。這個過程中，央行回收了人民幣，使市場上流通的人民幣減少。
這說明，在被動增發機制下，我們的外匯儲備是不能用的，考察一個國家發鈔的初始狀態就會更清楚，如果當初一國依據美元發行貨幣，拿商品換回的美元就不能使用了，一旦使用美元，國內流通的貨幣就會減少，一旦用完了美元，國內流通的貨幣就被發行貨幣的國家央行全部收回了，從而回到了沒有發行貨幣的初始狀態。為了維持貨幣流通的需要，依據外匯儲備發行貨幣，只好不使用外匯了。
不能使用的外匯就等於廢紙，拿商品換外匯也就成了免費奉送。最近幾年，我國每年增加外匯儲備5000 億美元，等於每年增發人民幣3－4萬億元，奉送美帝財富5000億美元。為了增加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民幣，必須不斷增加外匯儲備，由於這種增發的方式，貨幣主要到了資本家手裡，特別是控制外國市場的外國資本家手裡，對促進經濟循環的作用是很差的，這裡不細說。於是，為了獲得美元，精英們搞出口退稅補貼，搞低人民幣匯率低價賤賣產品，換取外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奉送美帝的財富，筆者粗略估計25萬億美元以上。
按照某些精英根據西方泊來的荒謬觀點，中國政府印人民幣是掠奪老百姓財富，那美帝印美元不是掠奪老百姓財富？事實恰恰與西方泊來的謬論相反，我們拿美元欠條換人民幣欠條，或者說依據儲備的美元增發人民幣是讓美帝在中國掠奪老百姓財富，因為美帝增發鈔票獲得的財富，用之於美國，而不是中國。
而中國政府自行增發鈔票，所獲得的財富，只能用在中國境內，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並不會有掠奪老百姓財富的問題。當然，如何防止政府官員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手段將增發的鈔票或收上來的稅收轉移到某些個人手上，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即使轉移到少數人手裡，也是中國人手裡，不會免費送給外國佬，也強於送給外敵。
我國2010 年稅收收入7.74萬億元，比增發的人民幣多得多。收稅和印鈔相比，同樣都是從老百姓手裡拿走財富，按照禁止印鈔的邏輯，精英們是否該停止收稅？為什麼禁止印鈔掠奪老百姓，而不禁止收稅掠奪老百姓？精英們也許會說了，收稅是現代國家通行做法，發達國家都這樣做。
可是印鈔也是現代國家通行做法，發達國家也都這樣做，如歐盟最近發行的歐元，美帝也在增髮美元。我們為什麼禁止自己發行鈔票,反而依據外匯儲備發行鈔票，將財富免費送給美帝？
換個角度來看，我們減少收稅，用印鈔來代替收稅，是否更合理一些？因為印鈔成本極低，而收稅還需要很大的人力成本。例如，2010 年稅收收入7.74萬億元，我們可以只收取4.74萬億元稅，另外印製鈔票3萬億代替收稅，政府同樣獲得7.74萬億收入，國內市場同樣增加3萬億元鈔票。唯一的區別是不在拿物質財富換外匯，增加不能使用的5000億美元外匯儲備了，等於減少了財富流失，杜絕了美帝在中國掠奪老百姓財富。
精英們的所作所為讓人很難理解。要說他們自私吧，將代表財富的印鈔權都送給了美帝。每年3－4萬億元的一筆天文數字。筆者總結我國當前存在十大荒謬經濟現象，大都與此相關，參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adfee00100qen7.html 也許還是毛澤東主席說得好，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最後討論一下央行專家周其仁教授的觀點，週認為“人民幣在製度上杜絕政府主動超發貨幣，是1994 年全國人大通過、1995年開始執行的《人民銀行法》。該法案明文限定，人民銀行再也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這就是說，政府把央行當作財政之外又一個錢櫃子的時代，在製度上結束了。……意義遠大。這麼說吧：人民幣將來有了與中國經濟相稱的國際地位，一定有人會回過頭來，到這部《人民銀行法》裡找到其立足之本。”顯然週教授是堅決支持禁止中國政府自行印鈔增發貨幣的。另一方面，週教授又寫文章批依據外匯儲備被動增發貨幣的荒謬，將通貨膨脹歸結到被動增發貨幣機制上，反對被動增發貨幣。按照週教授的主張，既不能自己印鈔票，也不能依據外匯印鈔票，那我們今後不增發鈔票了？我們該如何解決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貨幣？難道周教授主張今後我們選擇計劃經濟？
週教授討論的是匯率問題，洋洋灑灑寫了30 多篇，時間跨度已經超過半年，其主張就是一個詞：市場化，按照週教授的觀點，市場化能解決一切問題。至於貨幣增發問題，本就不是周教授討論的題目，可能壓根就不想討論。精英們正在實施匯率市場化，以求解決物價上漲問題。在筆者看來，這給中國經濟埋下了崩潰的導火索。這又是一個複雜問題，只能以後專門討論。
作者：黃衛東，高校從事研究工作，更多分析參見：http://blog.sina.com.cn/huangwd1999
國際金融體系演變三個階段
戰後國際金融體系演變三個階段和全球經濟危機
作者：比倫特·格卡伊達雷爾·惠特曼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20
戰後國際金融體系演變三個階段和全球經濟危機
作者：[美]比倫特·格卡伊達雷爾·惠特曼著房廣順車艷秋譯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 期
http://www.cctb.net/llyj/llgc/zbzyyj/201102/t20110212_25892.htm
摘要： 美刊《社會主義和民主》2010年7月號刊登了比倫特·格卡伊和達雷爾·惠特曼撰寫的題為《結構性轉變和體系性缺陷：全球經濟危機》的文章，認為戰後國際金融體系的演變可分為三個階段：布雷頓森林體系階段、“石油美元”體系階段和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階段。當前仍在深化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是第三階段進入危機和終結時期的表現，世界未來將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因為當今的金融資本極難調控、世界面臨巨大的生態危機、美國相對實力下降、凱恩斯主義的縫縫補補根本解決不了問題。該文關於戰後國際金融體系三個階段的演變的具體過程和機制的論述極全面而到位，值得參考。
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興衰》中詳細地記錄了美國這個世界強國的衰落過程，並把美國的經濟健康指標，如工業化程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等，與歐洲、俄羅斯、日本作了比較。他發現，在過去的50年裡，由於全球金融、貿易組織方式的根本性的、結構性的變化，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
肯尼迪不是唯一認為美國勢力出現結構性衰退的學者。其他從歷史角度分析全球政治經濟的批判思想家，如安德烈·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1998）、艾曼紐·托德（《美國秩序的崩潰》，2002）、喬萬尼·阿瑞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2007）、尼爾·弗格森（《貨幣崛起》，2008）、彼得·高恩（《心臟地帶的危機》，2009）、法里德·扎卡里亞（《後美國世界》，2008）等都認為在美國勢力衰落的同時，地區力量開始崛起，特別是中國在崛起。在他們看來，美國的衰落反映了在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的過程中全球經濟經歷了結構性改變。
當前的危機不僅僅是管理或調控的問題，而是體系性的問題。
當前危機的成因
主流經濟學觀點認為，本次危機的直接原因是美國次貸危機；次貸危機的影響已經通過全球金融管理的互通網絡傳遞到其他國家。但是，我們認為此次次貸危機的根源在於資本集中的歷史過程和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特性。
此外，作為一種政治現象，次級抵押貸款得到了政府的鼓勵。究其原因，一是它追求利潤最大化，為資本的利益服務；二是它製造了對私有房產的價值幻覺，使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得到鞏固。但現實是，次級抵押貸款不是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設計的，而是為資本家設計的，目的是為資本家創造巨額利潤。次級抵押貸款刺激房價上漲，但房價上漲帶來的收益曇花一現、終成泡影。最終，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承擔了投機風險的後果——他們失去了工作、退休基金縮水、工資降低，而造成體系破產的罪魁禍首——投機者和銀行家——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巨額補貼。
為了根除大蕭條的歷史環境，布雷頓森林會議（1944年）採納了凱恩斯主義的自由主義藥方，設立了機構。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不時因內部原因而中斷，並一直存在諸多缺陷，這些缺陷如今已清晰可見。當我們從歷史的角度探討當前的危機時，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布雷頓森林體係從來沒有像人們期待的那樣有效。更確切地說，世界政治經濟暗流湧動，美國經濟的根本性變化、資本集中導致的失衡和緊張、資源枯竭等問題都不斷迫使美國修改條款，以保住體系監護人的地位。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我們可以將這些變化劃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該體系的正當性最為充分，第一階段結束的標誌是1971年美國單方面放棄金本位制。隨後馬上進入到第二階段，即“石油美元”體系，美國再一次單方面修改了體系，將美元與石油價格掛鉤，從而既保證了對美元的需求，又保持了美國貨幣的特權地位。也是在這個階段，凱恩斯主義屈居於新自由主義之下，不再是全球資本的主導經濟範式。第三階段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早期、蘇聯解體之後。從此，世界經濟全球化真正開始，資本的觸角前所未有地延伸到歐亞大陸中部。當前的危機標誌著第三階段的結束和不確定未來的開始。
布雷頓森林體系：自由主義者對大蕭條的回應
布雷頓森林會議產生了兩個主要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這兩個機構仍然是全球經濟的關鍵組成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是監管各國貨幣、維持金融穩定；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如今的世界銀行）在設立之初的中心任務是戰後重建，是將資本引入開發項目的主要渠道。這兩個機構是作為廣泛合作的組織建立的，但在實踐中，它們仍受控於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美國占據著機構中的重要位置，並主導著對機構行使控制權的投票集團。這兩個機構雖然歷經多次調整，但其基本性質和權力分配格局在60多年的時間裡沒有任何改變。
戰後，只有美國的經濟實力毫髮未損。基於這個現實，美國設計了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掌握了控制權。美國在設立全球經濟機構時也貫徹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體系，即這些機構的性質應該是資本主義的，但同時受中心權威的監管。美國順理成章地成了中心權威。儘管這個時期——從布雷頓森林會議一直到1971年——通常被稱作“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但聯盟內部的分裂和衝突從未間斷。而且，全球經濟的迅速擴張不能僅僅歸結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戰後經濟擴張反映了戰後重建的大背景——除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之外，還有其他經濟體、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的重建。也可以說，黃金在這段時間內主要流向美國，戰後，全球80%的黃金成了美國的黃金儲備。
布雷頓森林會議的代表們在體系設計方式和控制權歸屬上分歧嚴重（毫無懸念，美國和其資本主義盟國將獲得控制權）。蘇聯和其社會主義盟國的反對人人皆知，但在資本主義陣營內部也出現了分歧：一些歐洲國家的代表團，尤其是法國，對會議明顯偏袒英美的傾向提出了抗議。最終，蘇聯離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了一個對等的社會主義體系——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在正在形成的冷戰政治聯盟之外又建立了一個對抗性的經濟陣營。一般而言，每個體係都會有一個霸主維持體系的穩定性，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各國政府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框架內運行。與此同時，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成員國致力於資本主義積累。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資本主義定位導致了體系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性體現在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運行方式上。美國控制著這兩個機構，因為美國支配著這兩個機構的理事會（類似於公司的董事會）。美國銀行家和工業資本家從中受益，在戰後順利地掌控了世界貿易和金融。從20世紀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中期，這種發展模式在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內部順利運行，必然地推動了美國的資本投資和工業出口，使美國工業生產和出口迅速擴張。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確保美元的國際貿易儲備貨幣地位的同時，也滿足了各國對貨幣穩定性的渴求。這樣，布雷頓森林體係將美國在戰爭中積累的經濟實力延伸到了戰後。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促進戰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地削弱著美國的影響力，這可能表明，美國對短期利潤的關切凌駕於其公開聲稱的對體係長期穩定性的關切之上。 1944年會議上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政府之間的摩擦不僅反映了意識形態的差異，也反映了國家之間的利益競爭。當20世紀50年代的戰後重建將西歐和日本從美國的投資和出口的目的國變成了美國的國際競爭對手時，衝突不斷加劇。競爭的第一個犧牲品是以美元穩定性為基礎的匯率。
實際上，保持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率是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基礎，外國政府可以按固定兌換率用美元兌換美國財政部的黃金。這種制度安排意味著其他國家的政府也需要積累美元，以保護本國貨幣的價值，同時便於與其他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進行貿易。這些需求保證了美元的價值。因此，與其他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成員國相比，只要美國在工業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那麼它就一定在貿易上擁有比較優勢。同樣，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也為美國的貿易管理和財政管理提供了額外的優勢，但條件是美國的黃金儲備必須足夠償還美國的國際債務。這種制度安排的致命弱點是把歷史看作是靜止的：當歐洲和日本採用更新的、更有效的生產體系進行工業重建時，美國喪失了工業競爭優勢。這個體系的穩定性喪失了，美元開始隨著競爭性市場的波動而波動。
從歷史上看，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當越來越多的美元在美國之外循環、當其他國家將越來越多的美元投資到美國時，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這個基本製度開始走向解體。因為應收賬款也是用美元結算和支付的，因此結算和支付條款一定有利於美國，美國債權人和銀行從設立和管理債權債務賬戶中獲得了巨額利益。這些結構性優勢又因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而倍增，因為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中，政府、銀行、個人都被鼓勵用美元進行交易，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全球體系的邏輯性和實用性得到進一步加強。
起初，這種制度確實成功地把美國與國內金融管理的職責分離。但是美國銀行中不斷積累的利潤最終導致了美國對這種利潤積累的過分依賴，阻礙了美國對國內的投資，而投資是保持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當創造出的利潤又被投機資本家控制，用於支出而不是利潤再投資時，這個必要條件就無法得到滿足。結果是，美國開始插手國內經濟事務，同時又做出“美國的經濟事務只與美國國內政治相關、與國際市場無關”的姿態。美國政府的做法誤導了美國民眾，使他們認為美國的債務及相關政策與全球政治經濟無關。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60年代，美國一直沿襲著這種做法，而其他國家也越來越不相信美國可以繼續認真履行其布雷頓森林體繫管理者的職責。
美國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控制力日漸削弱。體系內不公正的權利和財富分配模式導緻美國過度利用了美元的儲備貨幣優勢，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決定性的轉折點到了。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當其他國家央行里的美元越積越多時，人們對美國國家債務、國際貿易赤字和金融赤字的擔憂開始增長。曾幾何時，其他國家央行甚至不再要求美國用黃金償還美元債務，因為人們確信美國將採取行動保護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的利益。但當美元越積越多時，外國央行開始意識到，美國的政策、美國的財政管理方式，特別是美國在前歐美殖民地的愈演愈烈的軍事干預，實際上是美國政治、經濟實力相對、持續下降，以及美國對合作性國際組織布雷頓森林體系責任感下降的表現。 1965年，這些國家的擔憂最終得到了證實——林登·約翰遜總統宣布，美國將實行“大砲加黃油”的經濟策略，在外繼續對越南的軍事行動，在內推行“偉大社會”的經濟擴張。當美國的國家債務和美國之外積累的美元迅猛增加時，這種政策的愚蠢之處顯而易見。
1960年，美國的黃金儲備為300億美元，足夠美國履行自己的義務；到1965年，美國的黃金儲備下降到了令人恐慌的水平，幾乎不夠償還美國對其他國家央行的負債。這時，形勢急轉直下，並最終導緻美元與黃金聯繫的終結。有鑑於此，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在1965年要求美國財政部用黃金償還其對法國的3億美元債務，不再允許美國延期支付黃金。儘管美國同意了，但是顯而易見，美國沒有能力滿足所有的此類要求，因為美國的黃金儲備水平不斷下降，在1970年下降為美國債務總額的55%，到1971年迅速下降到債務總額的22% 。美國黃金儲備的急劇減少導致外國央行蜂擁而至，要求美國把債務兌換成黃金，最終，理查德·尼克松總統不得不在1971年8月15日公開宣布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率時代的終結。
尼克鬆的聲明有力地昭示著美國的違約：美國沒有履行其在國際支付上的責任；也沒有為了所有國家的利益維持美元儲備貨幣的地位。但富有戲劇性的是，尼克松此舉不僅挽救了美元，使美國繼續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也“挽救”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使該體系的其他機構避免了徹底垮台的命運。當然，美國也部分地喪失了對世界貿易和金融的影響力，美元再度走弱，其他國家的央行開始增加並開發其他幣種，以規避美元價值暴跌的風險。因此，1971年8月15日之後，美國面臨著輸入性通貨膨脹的風險，不得不說服其他國家繼續將貶值的美元作為購買經濟商品和服務的手段。
1973到1993年：不穩定的“石油美元”體系
當美元在國際金融中的強勢地位崩潰之後，美國進入了長期的經濟動盪時期，歷經1971年的衰退、1973年到1975年的更深層次、更長周期的衰退，1979年到1980年的惡性通貨膨脹，1981年到1982年的嚴重衰退，1987年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恐慌，最後是1992年到1993年的又一次深層次衰退。從1971年到1993年美國共經歷9次所謂的“經濟困擾”時期，而危機中間的年份是一次危機到另一次危機的不輕鬆的過渡。在此期間，為恢復美元的地位和美國的經濟實力，美國從未放棄將美元與另一種商品——石油——掛鉤的努力。這種“石油—美元”體系導致了經濟和政治的雙重矛盾——經濟矛盾是布雷頓森林體係從沒有找到一種方式，把體系內的巨額利潤和由巨額利潤催生的大範圍投機活動循環起來；政治矛盾是石油—美元體系把全球政治的焦點轉移到了中東和其他石油產區。了解該體系在矛盾中的發展歷程將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當前的危機。
美國在1971年8月15日之後迅速著手重建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主導地位。石油這種戰略性工業原料的重要性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顯現，因此石油成了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石油與黃金不同，石油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可能會使石油的價值進一步上升。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後的石油禁運中，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發達經濟體因無法獲得大批量石油而陷入恐慌，石油的優勢被生動地顯現出來。但是，將美元與石油聯繫到一起需要美國和沙特阿拉伯發揮各自的外交藝術，因為當時沙特是石油禁運的領導者和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的主要石油供給者。當然，這種努力不是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本身。
美國和沙特經由外交手段在1972年到1974年達成了一系列協議，將石油銷售與美元掛鉤，這就是所謂的“石油美元體系”，並最終正式成立美國—沙特阿拉伯聯合經濟委員會。從經濟層面，協議規定歐佩克（OPEC）的石油銷售只能用美元計價。這個規定人為製造了歐佩克石油市場對美元的需求，使美國主導了石油市場。自從簽訂這些協議，一直穩居世界石油生產國前列的沙特成了美國最可靠的盟友，在歐佩克內部享受特權，作為美國的代理人不受生產配額的約束。 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沙特利用自己歐佩克“生產調節者”的地位，通過“管理”石油價格增加或減少石油生產、製造石油稀缺或過剩，以滿足美國的利益。
根據美國與沙特之間的協議，石油美元經濟的全球體系悄然建立起來，不僅為美元設定了最低價，也使美國得以再次操縱國際貿易、打擊競爭對手——歐洲和日本。石油美元事實上取代了1971年之前的黃金美元本位，保證了對美元的需求，並通過歐佩克的交易規則和實際操作把美元的價值與石油掛鉤。根據設計，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所有工業發達國家從歐佩克或規模較小的石油生產商購買石油，但石油必須以美元定價，石油購買只能以美元進行。這樣，美元成了必備的儲備貨幣，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恢復。美元的需求被人為地提高；油價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後開始上漲時，對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元價值進一步上升，再一次為美國國內支出和軍事支出提供了補貼。但是，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也因此繼續攀升，最終又影響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穩定性。
石油美元體制的建立再一次為美國提供了雙重好處：一方面，美國可以製定國際石油貿易的條件；另一方面，美元的價值上升，而且不受國內貨幣政策和經濟政策的束縛。石油美元體系製造了對美元的需求，需求決定了美元的價值，因此美國不必放棄其他商品和服務，只需印製美元購買石油就可以了。但是，石油美元經濟也有著陰陽兩極。美國在受益的同時，把自己的經濟問題輸出到其他國家，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成本被強行抬高，其中後殖民地國家受害最深。當1973 —1975年衰退開始時，美國把衰退的影響轉嫁到其他資本主義夥伴身上；1974年之後，這些國家不得不再次承受油價上漲帶來的壓力。同樣，當布雷頓森林體係處心積慮地尋找投資機會以利用體系內累積的美元時，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和1981—1982年的劇烈全球衰退（兩者也與石油美元經濟有關，再次導致全球銀行體系中美元的堆積）演變成了全球危機。當石油出口國無法吸收石油出口帶來的巨額美元收入時，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存款銀行開始到經濟不發達國家尋找獲利機會。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危機中，美國未能利用其體系內的支配地位履行領導職責。美國的再一次失職使危機進一步加劇。在20世紀70 年代中期，美國沒有採取措施促進國內和發展中國家的合理的社會投資，卻選擇了利用過剩的石油美元促銷美國國庫券。美國國內利率因此走低，成了對美國經濟的另一種補貼，但同時美國在財政投資上越來越依賴外國投資者。這種做法類似於通過投機人為提高物價，從長期來看來得不償失。最終，通貨膨脹爆發，人們對美元的預期價值下降，對美元的需求開始下降，導緻美國國內利率急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利用銀行中越積越多的石油美元，存款銀行不得不互相爭奪著投資新渠道，導致更多的過剩石油美元被投放到發展中國家中。基本商品價格的快速上揚在這些國家形成了通貨膨脹螺旋。但和以往一樣，大量資本流入銀行業掩蓋了深層次的金融問題，人們忽視了危險。就銀行而言，銀行通過貸款獲得暴利，沒有罷手的動機；就政府而言，儘管政府最終要為經濟負責，但政府可以藉此機會製造繁榮假象，因此也沒有自我批判、徹查體系的願望。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遊戲應該結束了；當美聯儲為遏制通貨膨脹、保護美元而大幅提高利率時，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陷入了深度衰退之中。
石油美元危機本來有可能拖垮整個布雷頓森林體系，但美國的新冷戰戰略——即所謂的“星球大戰”計劃——的巨額軍事支出起到了一些平衡作用。該計劃由羅納德·裡根總統提出，目的是通過美國的巨額軍事支出拖垮蘇聯。這種戰略確實暫時地吸納了過剩的石油美元，但也在美國引發了以商用和民用房地產投機為主的投機潮。儘管這次投機潮遠不及目前的投機泡沫嚴重，但房地產價格暴跌是大蕭條之後美國遭受的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創造了美國股價單日跌幅最大的紀錄。如果說在此前的經濟蕭條中，民眾仍然對經濟抱有信心，此時，民眾的信心已被動搖。
儘管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危機頻發，但布雷頓森林體系仍然繼續運轉，似乎世界經濟結構沒發生任何改變。更確切地說，不時發生的體系改革只是針對體系中迫在眉睫的問題，而不是意在解決潛在的體系性的問題，如美國淡出全球經濟勢力中心過程中的再次平衡問題。 1991年，蘇聯和經濟互助委員會解體，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提供了機遇，使其可以通過體系的全球化和重要職能私有化來規避這些根本性變化帶來的衝擊。
1993年至今：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
1993年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走向全球化和私有化。蘇聯垮台，新自由主義崛起並受寵於美英資本主義，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轉變的時代背景。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體系，因為當經濟互助委員會這個對等的體系解散之後，其前成員國和蘇聯解體後新成立的國家別無選擇。在新的獲利機會出現的同時，美英開始淪為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新自由主義源起於米爾頓·弗里德曼等美國保守經濟理論家的論著，後成為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英政治經濟的主要組織的理論，其主要的理論訴求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不能為資本主義帶來繁榮。自由主義否定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理論基礎——制度主義和政府調控，推崇自由市場，主張將自由市場置於私有企業的管理之下。但新自由主義破壞了公民和政府之間建立社會契約的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即政府應提供必要的社會服務），並使經濟權利集中在私人資本家手中。
20世紀90年代早期社會主義體系的瓦解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擴張和新自由主義的重建開啟了大門，但與此同時，曾幫助布雷頓森林體係安然度過多次危機的重要安全閥門消失了：從1949年到1991年，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體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的生產過剩提供了長期的、相對穩定的市場，從而部分地緩衝了資本主義危機。同時，當美國及其布雷頓森林體系盟國推行冷戰戰略、禁錮思想交流、為軍國主義及其在後殖民主義世界的干預行動辯護時，社會主義市場也起到了製衡的作用。一旦這個安全網絡和製約力量消失，兩極世界帶來的舒適平衡感也隨之消失。 1991年後，布雷頓森林體系頻繁暴露於資本主義的自身矛盾之下，如資本主義的投機傾向、生產過剩傾向、過分依賴於美國的領導、無視不當經濟政策和政治後果之間的聯繫等。
20世紀90年代末，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演變成為一個完全統一的全球金融體系，美國在新自由主義重建中的作用更加顯著。 1991年之前，美國擁有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製度性力量；1991年之後，美國又擁有了在世界範圍內勸導公眾和私人機構接受新自由主義的說服力。因此，當美國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即美國在大蕭條時期制定的限制銀行投機性投資的法案），而代之以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即所謂的《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時，美國已在世界範圍內有效地引進了賭場資本主義。此後，賭場資本主義攪動了全球經濟，推動了巨額資本集中和資本在全球投資者之間的流動、推動投機資金向國際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轉移，促進了一系列的新的、便捷的投機性投資工具的開發。
全球經濟轉變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結局必定悲慘。早在1987年美國儲蓄和貸款協會危機時，新自由主義的破壞能力已初見端倪。之後，藉著因特網漸增的影響力和全球通信革命，新自由主義的破壞力更加巨大，其倡導的不加管制的貨幣交易迅速波及全球銀行體系。首先製造了亞洲金融危機，使美國政府不得不瘋狂耗資數十億美元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進行緊急援助，隨後導緻美國的互聯網泡沫。 1999年下半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再一次證明不加管制的投機行為是多麼危險。過去十五年來，新自由主義的一系列失誤使投資行為變成投機行為，投機性債務的金字塔出現，全球賬面資本從相對適度的70萬億美元膨脹到90年代末的700萬億之巨。更為嚴重的是，新自由主義使資本主義政府無力從債務中自拔。因此，資本主義政府沒有採取措施抑制資本主義過剩，而是袖手旁觀，鼓勵更大規模的投機，最終出現了2008年的崩盤。
對當前危機動力的理解
當前危機的動力和其歷史上一樣，隱藏在表象之下。誠然，次貸危機只是個加速器，但也體現了因全球政治經濟環境改變而導致的一系列政策抉擇。有一些變化是資本主義政府能夠掌控的，如撤銷蕭條時期制定的金融市場法令；但是另一些變化，如全球貿易和通信系統的迅猛發展，中印崛起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中心等，從歷史的角度說，是超越國家政策控制的。分清外因和內因，對於理解危機的發生原因、發生過程以及分析危機將如何衝擊全球政治經濟，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認為，理解當前危機有兩個最重要的方面。其一：危機的意識形態源頭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提供了與眾不同的危機管理工具；其二：全球體系內的非政府動力快速發展，嚴重削弱了單個國家政府遏制危機的能力。如同新自由主義誕生時受到了苛刻的審視，其管理工具也應受到嚴格檢驗，以確保這些管理工具的時效性。並且，當新的關係和動力在全球體系中產生時，在全球政治經濟能否向更民主的、更社會主義的形式演變的問題上，我們必須考慮這些因素。
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危機替換策略
目前，人們普遍認為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是次級抵押貸款氾濫的罪魁禍首（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實行於1933年大蕭條時期，旨在遏制不受監管的投機行為，因為當時的投機活動已使大蕭條愈演愈烈、無法終止）。此外，人們認為該法案的撤銷加劇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因為投資銀行得以廣泛進入之前無法進入的投機性投資領域。但事實是，撤銷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行為本身已經表明，新自由主義進入了美國金融體系的心臟，成為開發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新方法的途徑——即把集中在貨幣中心銀行的大量資本重新循環起來、獲得利潤的新方法。如果把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看成是新自由主義對自由派凱恩斯主義內在矛盾的回應，那麼就要思考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資本主義的改革如何在危機中誕生。當然改革的目的不是為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的大眾利益服務，而是為金融資本的利益服務。
運用這種廣義的、結構性的分析方法，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結論：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和之後的次貸危機的擴大很可能是資本主義為了避免先前政策調整導致的後果而採取的危機替換策略。在1971年美國放棄固定貨幣兌換率和美元黃金本位制之後，美國隨即採取了相似的危機替換政策。越戰期間，當美國國際債務不斷累積導致危機出現時，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不再願意為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奢靡行為提供補貼，美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矛盾開始暴露。於是，美國利用自己的地位創造了石油美元體系，有效地促進了美國國際銀行業的利益、維護了美國在全球金融的控制地位。但是，通過分析當前危機的成因、危機與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聯繫，我們可以看出，當大量新資本湧入資本主義銀行體系、追逐獲利機會時，石油美元體系迅速成為又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根源，而且此次危機更為嚴重。因此，這兩種危機替換策略只不過起到了暫時緩和危機的效果，但在全球政治經濟中又引發的新的矛盾和緊張，又需要新的危機替換策略出現。
如果我們把新自由主義及其政治經濟改革看成是危機替換策略，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美國從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確立的世界經濟警察的地位。美國對體系的控制權是這個體系的核心矛盾之一，因為它建立在美國是永恆的世界經濟和政治最強國的假設之上。但同時，體系又以競爭性資本主義為中心構建全球政治經濟，因此衝突是必然的，並且當其他國家取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進步時，衝突將會加劇。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和80年代的英國萌生，其核心主要是論證剝奪政府政策制定權的合理性，甚至是必要性。通過美國在布雷頓森林經濟機構中的核心作用，這種思想迅速傳播到全世界。新自由主義不僅改變了這些機構的指導思想，也改變了其運作的結構。當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角色不斷被質疑時，體系改革的重心越來越傾向於危機替換策略，特別是“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而不是真正的結構改革。
貨幣循環和次級抵押貸款
次級抵押貸款是個嚴重的教訓，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當前的危機不是一次普通的、由少數投機者的惡劣行為導致的衰退，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危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資本主義最有效率之處是製造並加劇經濟和政治的不平等，其最無效率之處是無法對社會需求和系統變革作出回應。在本次危機發生之前、次貸危機發生的同時，貨幣像旋轉木馬似地持續流轉。分析貨幣的循環方式將有助於理解，危機是不可避免的，是由現代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對立決定的。
目前，資本主義理論和政治中存在著兩極。一極是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凱恩斯主義，堅持只要建立機構對基本經濟功能（尤其是貨幣和市場准入權）進行監管，資本主義是可以被馴服的。另一極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從凱恩斯主義的廢墟上萌發，滿足了資本主義不斷提高利潤的需要。半個世紀以來，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我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在兩極之間的搖擺，但因為兩者都存在著基本矛盾，因此都無法戰胜對方。一些批判政治經濟學家，如蘇珊·斯特蘭奇，早就預見到了這些矛盾。在《賭場資本主義》中，蘇珊·斯特蘭奇對全球資本主義進行批判，並指出投機性投資導致的貨幣循環甚至在當時就開始編織投機的網絡，直至導致目前的危機。
次貸危機的根源往往被歸結為：政府撤銷了蕭條時期政府對銀行業的管制，使投資銀行有權進入並最終主導了房地產市場。但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本身就是20年來放鬆管制運動的產物（放鬆管制運動是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提議的、由金融資本家實施的、旨在增加獲利機會的運動）。因此，很明顯，危機的根源不是投機——投機只是導火索——而是旨在鼓勵投機的金融體系的設計方式。貨幣循環導致投機狂熱，投機狂熱過後，貨幣循環才暴露出來。貨幣循環必須被看成是基礎性的、系統性的現象，而不是系統內個別人的惡劣行為導致的後果。
如果次貸危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經濟歷史學家似乎是這麼認為的），那麼21世紀初貨幣循環的動因也可以追溯到同一時期。而且，貨幣循環與巨額資本（即體系內生成的利潤）再循環的問題相關。這兩個時期的主要區別是利潤來源不同：20世紀80年代的利潤來自美國貨幣中心銀行里積聚的石油美元；21世紀初的巨額利潤來自蘇聯解體後的狂熱投機。後者與前者不同，後者的來源和影響更為全球性，並因新興通信技術帶來的全球經濟變革而大大強化。
引人注目的是，雖然兩次危機相隔約20年，但在危機的形成方式、危機對體系的危害、危機為將來危機埋下了隱患等方面非常相似。例如，在兩次危機中，為了增加貸款方的利潤，在正常抵押貸款程序中沒有資格購買住房的借款方（在次貸危機中多為投資者）根據“特殊”條款獲得了借款資格。此外，在兩次危機中，都是藉款方——而不是貸款方——承擔了違約風險。兩次危機中資本主義銀行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保護，沒有受到任何損失。
兩次危機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貸款規模和導致災難的潛力。例如，近期用做次級抵押貸款的全球資本數量令人震驚，僅美國就一度達到12萬億美元，而在上一次危機中需要循環的過剩石油美元在20世紀80年代最多僅為約1110億美元。此外，在第一次危機中，冷戰處於全盛時期，美國的勢力與戰後基本持平，這使美國可以輕易迫使其他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與之合作；但當前美國國力的明顯下降限制了美國單方面制定全球政策議事日程的能力，使危機加劇。最後，在第一次危機發生時，政府普遍對本國經濟有著很強的控制能力，美國也擁有強大的管理全球經濟機構的能力，而當前危機清楚表明政府的經濟控制能力普遍下降。
從歷史的角度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在幫助投資銀行進入房地產領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原因是房地產部門為銀行提供了幾乎不受監管、牟取暴利的機會。這個過程的私有化只不過是一種危機替換策略，實施了這個政策，政府不必為之後的危機擔責，同時政府作為銀行和投機者最後貸款者的角色得到了維護。
銀行的破產
貨幣如“旋轉木馬”般的循環方式及其後果也揭示了銀行在危機中破產的原因。與其他更為民主的國家不同，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完全由私人部門控制，來自企業、銀行和財政部的代表行使理事的職責。這種制度意味著危機是由資本家管理的，而自我標榜為“民主”的美國國會對這些資本家沒有什麼控制力。最後，危機的最壞結果是由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承擔的。因此，並不是所有銀行都受到了危機的影響，個別銀行的倒閉只體現了美國資本主義的部分缺陷。廣義上講，美國資本主義的缺陷體現了新自由主義重建過程中（新自由主義重建始於20世紀70年代，其特點是支持金融資本、不支持工業資本）國家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新自由主義重建之後，經濟勢力的金字塔結構開始出現。美國對國際銀行業和金融業的依賴性進一步增強，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護美國經濟和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但是，這種金字塔結構進一步擴大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內部衝突，從長遠角度看，削弱了美國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領導者的活力。
從危機發生時美國國內和國際的投機性投資工具（如信貸違約交換[CDS]）的開發方式和運營方式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次級抵押貸款與美國貨幣中心銀行及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繫。當人們只顧著批評這些工具時，他們忽略了美國金融體系和銀行體係不斷增強的投機性。更確切地說，大多數分析家只限於批評政府的鬆懈管制、把矛頭指向貪婪的投機者，卻沒有註意到投機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母乳”。金融的多層次化意味著次級抵押貸款的高風險可以轉嫁給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第五層的投資者，風險最終被轉移到毫不知情的公眾身上。公眾的退休基金縮水，國家財政受損，大筆稅收被用於解救投資銀行。今天，即使當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被要求為這些奢侈行為買單時，也沒有人出面解釋用於“解救”銀行和投機者的數万億美元的具體去向。
還有一點需要理解：事實上只有中小型銀行才可以真正破產。中小型銀行破產後，其資產就會被大銀行以極低價接收。因此，在2009年第三季度破產、倒閉、被兼併的140多家銀行中，絕大多數都是以地方企業、房屋所有人等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為主要客戶的小銀行和/或地方銀行。在那些貨幣中心銀行和投資銀行中，只有貝爾斯登公司在2008年3月被美聯儲強制性兼併到美國銀行旗下；遭受同樣命運的還有雷曼兄弟，這個有158年曆史的國際投資銀行和美國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被迫在2008年9月破產。小銀行和大銀行的截然不同的命運反映的不是美國政府在金融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是美國政府允許金融資本家（他們幾乎不受政府控制）代行這種金融管理職責。因此，當大投資銀行層出不窮地創造投機工具時，它們已經“太大而不能倒閉”了，因為它們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核心。
2008年銀行業危機的遺留問題可以更好地詮釋金融資本和政府職能的結合。例如，當人們開始討論銀行資產（包括次級抵押貸款）的標的價值時，危機就已經出現。根據美聯儲的規定，當對資產的價值存在懷疑時，銀行提供貸款的能力將受到限制。因為貸方不能評估新增貸款的風險，所以最後新增貸款降至為零。這種“信用恐慌”通過聯繫日益緊密的全球銀行體系及其借貸網絡迅速擴散到全美國，然後是全世界。緊急出台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不可能對債權人（無論他們是私有房主、小公司，還是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有任何實質上的幫助，因為這個計劃的焦點是緩解縈繞在美國銀行周圍的投機壓力。再後來，新上任的奧巴馬政府出台了經濟刺激計劃，在宏觀經濟持續衰退的情況下仍然集中力量穩定銀行。政府以銀行為中心的政策使工人階級受害最深：失業、喪失房屋贖回權接踵而至；同時，社會保障網絡縮小、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一些重要的服務，更令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
未來之路：展望後布雷頓森林體係時代的社會主義
當前的危機既是製度性危機也是意識形態危機。在危機發展過程中，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可信度、美國的經濟和政治領導力被不斷削弱。首先受損的是新自由主義在塑造制度上的意識形態力量；接下來必然受損的是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將在美國或全世界取得勝利。但是至少有兩個因素似乎朝這個方向努力：(1）資本主義作為經濟組織原則的明顯無效率、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在發展中國家中相對的成功；(2）惡化中的全球生態危機只能通過合作的、民主的參與才能解決。
如果美國想從這種經濟危機螺旋的模式中脫身，那麼美國國內和國外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廣泛批判必須上升到新的層次，超越凱恩斯主義自由派的改革方案。半個世紀以來，美國資本主義在縮減對人民和對經濟的投資、加劇不平等方面表現得最有效率。但布雷頓森林體係為美國提供了幫助——美國從倒霉的發展中國家搜刮財富，部分地彌補了縮減投資對美國國內的衝擊。但是，當中國、印度和巴西崛起、成為新的經濟強國集團時，這個手法不再管用。現在，即使孤陋寡聞的美國民眾也意識到美國沒有為民眾提供基本的服務，包括在其他發達經濟體中極為普遍的醫療保健服務、有效的教育等。缺少了這些，美國不太可能在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世界中成為具有經濟和政治競爭力的強國。
現在，凱恩斯式的自由主義被看作是新自由主義的接替者，但是它的作用不會超越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在當時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緩解了美英資本主義的突出矛盾，但戰後歐洲最終還是放棄了凱恩斯主義，選擇向民主社會主義靠攏。凱恩斯自由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被頌揚，被稱作“新的道路”，因為當時資本主義岌岌可危。當時，為適應社會主義的思維和結構，並使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所用、所控，社會主義者、甚至共產主義者都被邀請加入政府。雖然這種制度從來都不盡完美，但是這種妥協使社會主義的提議合法化，時至今日，受危機影響的民眾仍然受惠於當時建立的廣泛的社會保障網絡。因此，社會主義重建的基礎在我們腳下，在公眾意識裡，社會主義重建蓄勢待發。
如何在自由主義的雷區中前行、確保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重建，是社會主義者面臨的挑戰。這意味著在意識形態上要有效地抵制凱恩斯自由主義的觀點：“最好的方式是進行有效的、民主的監管”。但是，歷史幾乎無法為這種觀點提供佐證，因為凱恩斯主義忠於資本主義，因此不可能對市場進行有效的監管，從而無法避免資本集中。此外，從美聯儲的歷史上看，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一直是試探性的、猶豫不決的，最終取決於資本家的權力和資本家保護自身財產的需要。因此，即使是凱恩斯自由主義提供的最為仁慈的福利待遇，如免費教育、住房補貼、勞動力最低工資等，從來都不是穩定的，總是由取得體系控制權的資本家決定。實際上，當資本主義和公共利益發生衝突時，資本家總是“勝利者”，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總是“失敗者”。
第二個因素是愈演愈烈的全球生態危機。這個因素可能是邁向民主社會主義的更大的推動力，因為它挑戰了資本主義制度——這個以剝削人民、剝奪地球資源為必然手段的製度。這個趨勢是令人鼓舞的，因為可持續發展的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本質是合作和民主，這個理念開始在國際社會流行。歐美之外的國家也將意識到批判經濟生態學者提出的這種趨勢，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專家成了這種理念的最有力的發言人。諾貝爾委員會將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授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表明該委員會已把可持續發展前提——合作和民主——作為環境政治學的中心。
環境可持續性的中心問題是在人類欲求和自然需求之間保持平衡。如很久之前卡爾·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的自然趨勢是將所有人類關係降低成為客體化的和量化的市場價值。資本主義的這個普遍趨勢同樣企圖將自然縮減為在資本主義市場上可以交易的經濟價值。因此，不出意料，氣候變化國際協議的焦點是市場機制（如排放交易制度），因為該協議是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框架中、站在新自由主義的思想高度上製定的。正如批評家們所說，在這些資本主義的建議中，沒有一種建議在真正意義上承諾減緩全球變暖，更不用說終止全球變暖了。實際上，在資本主義政府依靠經濟增長獲得政治上的合法性的同時，它們也依靠獲取和使用自然資源的便利性——這就與遏制資源消費、維護可持續生態環境的努力背道而馳。
不幸的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戰勝了自由主義的環保組織，以至於有時難以判斷哪些決定是對生態可持續發展有益的。目前很多重要的生態辯論（如氣候改變的挑戰）都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幸運的是，社會主義開始對生態危機作出回應，提出了諸如“氣候改變是否會促進世界公平？”“資本主義能挺過氣候危機嗎？”等問題。在論證民主的社會主義能夠通過提供一種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的方案時，我們應首先援引奧斯特羅姆、生態社會主義運動倡導者和批判政治生態學家們的觀點，即為了長期可持續生態環境的共同目標，人類有能力超越資本主義培育的競爭關係進行合作。
（房廣順：遼寧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車艷秋：遼寧大學公共基礎學院）
作者：比倫特·格卡伊達雷爾·惠特曼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20
戰後國際金融體系演變三個階段和全球經濟危機
作者：[美]比倫特·格卡伊達雷爾·惠特曼著房廣順車艷秋譯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 期
http://www.cctb.net/llyj/llgc/zbzyyj/201102/t20110212_25892.htm
摘要： 美刊《社會主義和民主》2010年7月號刊登了比倫特·格卡伊和達雷爾·惠特曼撰寫的題為《結構性轉變和體系性缺陷：全球經濟危機》的文章，認為戰後國際金融體系的演變可分為三個階段：布雷頓森林體系階段、“石油美元”體系階段和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階段。當前仍在深化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是第三階段進入危機和終結時期的表現，世界未來將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因為當今的金融資本極難調控、世界面臨巨大的生態危機、美國相對實力下降、凱恩斯主義的縫縫補補根本解決不了問題。該文關於戰後國際金融體系三個階段的演變的具體過程和機制的論述極全面而到位，值得參考。
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興衰》中詳細地記錄了美國這個世界強國的衰落過程，並把美國的經濟健康指標，如工業化程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等，與歐洲、俄羅斯、日本作了比較。他發現，在過去的50年裡，由於全球金融、貿易組織方式的根本性的、結構性的變化，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
肯尼迪不是唯一認為美國勢力出現結構性衰退的學者。其他從歷史角度分析全球政治經濟的批判思想家，如安德烈·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1998）、艾曼紐·托德（《美國秩序的崩潰》，2002）、喬萬尼·阿瑞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2007）、尼爾·弗格森（《貨幣崛起》，2008）、彼得·高恩（《心臟地帶的危機》，2009）、法里德·扎卡里亞（《後美國世界》，2008）等都認為在美國勢力衰落的同時，地區力量開始崛起，特別是中國在崛起。在他們看來，美國的衰落反映了在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的過程中全球經濟經歷了結構性改變。
當前的危機不僅僅是管理或調控的問題，而是體系性的問題。
當前危機的成因
主流經濟學觀點認為，本次危機的直接原因是美國次貸危機；次貸危機的影響已經通過全球金融管理的互通網絡傳遞到其他國家。但是，我們認為此次次貸危機的根源在於資本集中的歷史過程和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特性。
此外，作為一種政治現象，次級抵押貸款得到了政府的鼓勵。究其原因，一是它追求利潤最大化，為資本的利益服務；二是它製造了對私有房產的價值幻覺，使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得到鞏固。但現實是，次級抵押貸款不是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設計的，而是為資本家設計的，目的是為資本家創造巨額利潤。次級抵押貸款刺激房價上漲，但房價上漲帶來的收益曇花一現、終成泡影。最終，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承擔了投機風險的後果——他們失去了工作、退休基金縮水、工資降低，而造成體系破產的罪魁禍首——投機者和銀行家——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巨額補貼。
為了根除大蕭條的歷史環境，布雷頓森林會議（1944年）採納了凱恩斯主義的自由主義藥方，設立了機構。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不時因內部原因而中斷，並一直存在諸多缺陷，這些缺陷如今已清晰可見。當我們從歷史的角度探討當前的危機時，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布雷頓森林體係從來沒有像人們期待的那樣有效。更確切地說，世界政治經濟暗流湧動，美國經濟的根本性變化、資本集中導致的失衡和緊張、資源枯竭等問題都不斷迫使美國修改條款，以保住體系監護人的地位。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我們可以將這些變化劃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該體系的正當性最為充分，第一階段結束的標誌是1971年美國單方面放棄金本位制。隨後馬上進入到第二階段，即“石油美元”體系，美國再一次單方面修改了體系，將美元與石油價格掛鉤，從而既保證了對美元的需求，又保持了美國貨幣的特權地位。也是在這個階段，凱恩斯主義屈居於新自由主義之下，不再是全球資本的主導經濟範式。第三階段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早期、蘇聯解體之後。從此，世界經濟全球化真正開始，資本的觸角前所未有地延伸到歐亞大陸中部。當前的危機標誌著第三階段的結束和不確定未來的開始。
布雷頓森林體系：自由主義者對大蕭條的回應
布雷頓森林會議產生了兩個主要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這兩個機構仍然是全球經濟的關鍵組成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是監管各國貨幣、維持金融穩定；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如今的世界銀行）在設立之初的中心任務是戰後重建，是將資本引入開發項目的主要渠道。這兩個機構是作為廣泛合作的組織建立的，但在實踐中，它們仍受控於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美國占據著機構中的重要位置，並主導著對機構行使控制權的投票集團。這兩個機構雖然歷經多次調整，但其基本性質和權力分配格局在60多年的時間裡沒有任何改變。
戰後，只有美國的經濟實力毫髮未損。基於這個現實，美國設計了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掌握了控制權。美國在設立全球經濟機構時也貫徹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體系，即這些機構的性質應該是資本主義的，但同時受中心權威的監管。美國順理成章地成了中心權威。儘管這個時期——從布雷頓森林會議一直到1971年——通常被稱作“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但聯盟內部的分裂和衝突從未間斷。而且，全球經濟的迅速擴張不能僅僅歸結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戰後經濟擴張反映了戰後重建的大背景——除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之外，還有其他經濟體、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的重建。也可以說，黃金在這段時間內主要流向美國，戰後，全球80%的黃金成了美國的黃金儲備。
布雷頓森林會議的代表們在體系設計方式和控制權歸屬上分歧嚴重（毫無懸念，美國和其資本主義盟國將獲得控制權）。蘇聯和其社會主義盟國的反對人人皆知，但在資本主義陣營內部也出現了分歧：一些歐洲國家的代表團，尤其是法國，對會議明顯偏袒英美的傾向提出了抗議。最終，蘇聯離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了一個對等的社會主義體系——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在正在形成的冷戰政治聯盟之外又建立了一個對抗性的經濟陣營。一般而言，每個體係都會有一個霸主維持體系的穩定性，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各國政府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框架內運行。與此同時，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成員國致力於資本主義積累。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資本主義定位導致了體系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性體現在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運行方式上。美國控制著這兩個機構，因為美國支配著這兩個機構的理事會（類似於公司的董事會）。美國銀行家和工業資本家從中受益，在戰後順利地掌控了世界貿易和金融。從20世紀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中期，這種發展模式在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內部順利運行，必然地推動了美國的資本投資和工業出口，使美國工業生產和出口迅速擴張。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確保美元的國際貿易儲備貨幣地位的同時，也滿足了各國對貨幣穩定性的渴求。這樣，布雷頓森林體係將美國在戰爭中積累的經濟實力延伸到了戰後。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促進戰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地削弱著美國的影響力，這可能表明，美國對短期利潤的關切凌駕於其公開聲稱的對體係長期穩定性的關切之上。 1944年會議上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政府之間的摩擦不僅反映了意識形態的差異，也反映了國家之間的利益競爭。當20世紀50年代的戰後重建將西歐和日本從美國的投資和出口的目的國變成了美國的國際競爭對手時，衝突不斷加劇。競爭的第一個犧牲品是以美元穩定性為基礎的匯率。
實際上，保持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率是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基礎，外國政府可以按固定兌換率用美元兌換美國財政部的黃金。這種制度安排意味著其他國家的政府也需要積累美元，以保護本國貨幣的價值，同時便於與其他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進行貿易。這些需求保證了美元的價值。因此，與其他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成員國相比，只要美國在工業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那麼它就一定在貿易上擁有比較優勢。同樣，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也為美國的貿易管理和財政管理提供了額外的優勢，但條件是美國的黃金儲備必須足夠償還美國的國際債務。這種制度安排的致命弱點是把歷史看作是靜止的：當歐洲和日本採用更新的、更有效的生產體系進行工業重建時，美國喪失了工業競爭優勢。這個體系的穩定性喪失了，美元開始隨著競爭性市場的波動而波動。
從歷史上看，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當越來越多的美元在美國之外循環、當其他國家將越來越多的美元投資到美國時，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這個基本製度開始走向解體。因為應收賬款也是用美元結算和支付的，因此結算和支付條款一定有利於美國，美國債權人和銀行從設立和管理債權債務賬戶中獲得了巨額利益。這些結構性優勢又因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而倍增，因為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中，政府、銀行、個人都被鼓勵用美元進行交易，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全球體系的邏輯性和實用性得到進一步加強。
起初，這種制度確實成功地把美國與國內金融管理的職責分離。但是美國銀行中不斷積累的利潤最終導致了美國對這種利潤積累的過分依賴，阻礙了美國對國內的投資，而投資是保持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當創造出的利潤又被投機資本家控制，用於支出而不是利潤再投資時，這個必要條件就無法得到滿足。結果是，美國開始插手國內經濟事務，同時又做出“美國的經濟事務只與美國國內政治相關、與國際市場無關”的姿態。美國政府的做法誤導了美國民眾，使他們認為美國的債務及相關政策與全球政治經濟無關。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60年代，美國一直沿襲著這種做法，而其他國家也越來越不相信美國可以繼續認真履行其布雷頓森林體繫管理者的職責。
美國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控制力日漸削弱。體系內不公正的權利和財富分配模式導緻美國過度利用了美元的儲備貨幣優勢，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決定性的轉折點到了。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當其他國家央行里的美元越積越多時，人們對美國國家債務、國際貿易赤字和金融赤字的擔憂開始增長。曾幾何時，其他國家央行甚至不再要求美國用黃金償還美元債務，因為人們確信美國將採取行動保護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的利益。但當美元越積越多時，外國央行開始意識到，美國的政策、美國的財政管理方式，特別是美國在前歐美殖民地的愈演愈烈的軍事干預，實際上是美國政治、經濟實力相對、持續下降，以及美國對合作性國際組織布雷頓森林體系責任感下降的表現。 1965年，這些國家的擔憂最終得到了證實——林登·約翰遜總統宣布，美國將實行“大砲加黃油”的經濟策略，在外繼續對越南的軍事行動，在內推行“偉大社會”的經濟擴張。當美國的國家債務和美國之外積累的美元迅猛增加時，這種政策的愚蠢之處顯而易見。
1960年，美國的黃金儲備為300億美元，足夠美國履行自己的義務；到1965年，美國的黃金儲備下降到了令人恐慌的水平，幾乎不夠償還美國對其他國家央行的負債。這時，形勢急轉直下，並最終導緻美元與黃金聯繫的終結。有鑑於此，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在1965年要求美國財政部用黃金償還其對法國的3億美元債務，不再允許美國延期支付黃金。儘管美國同意了，但是顯而易見，美國沒有能力滿足所有的此類要求，因為美國的黃金儲備水平不斷下降，在1970年下降為美國債務總額的55%，到1971年迅速下降到債務總額的22% 。美國黃金儲備的急劇減少導致外國央行蜂擁而至，要求美國把債務兌換成黃金，最終，理查德·尼克松總統不得不在1971年8月15日公開宣布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率時代的終結。
尼克鬆的聲明有力地昭示著美國的違約：美國沒有履行其在國際支付上的責任；也沒有為了所有國家的利益維持美元儲備貨幣的地位。但富有戲劇性的是，尼克松此舉不僅挽救了美元，使美國繼續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也“挽救”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使該體系的其他機構避免了徹底垮台的命運。當然，美國也部分地喪失了對世界貿易和金融的影響力，美元再度走弱，其他國家的央行開始增加並開發其他幣種，以規避美元價值暴跌的風險。因此，1971年8月15日之後，美國面臨著輸入性通貨膨脹的風險，不得不說服其他國家繼續將貶值的美元作為購買經濟商品和服務的手段。
1973到1993年：不穩定的“石油美元”體系
當美元在國際金融中的強勢地位崩潰之後，美國進入了長期的經濟動盪時期，歷經1971年的衰退、1973年到1975年的更深層次、更長周期的衰退，1979年到1980年的惡性通貨膨脹，1981年到1982年的嚴重衰退，1987年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恐慌，最後是1992年到1993年的又一次深層次衰退。從1971年到1993年美國共經歷9次所謂的“經濟困擾”時期，而危機中間的年份是一次危機到另一次危機的不輕鬆的過渡。在此期間，為恢復美元的地位和美國的經濟實力，美國從未放棄將美元與另一種商品——石油——掛鉤的努力。這種“石油—美元”體系導致了經濟和政治的雙重矛盾——經濟矛盾是布雷頓森林體係從沒有找到一種方式，把體系內的巨額利潤和由巨額利潤催生的大範圍投機活動循環起來；政治矛盾是石油—美元體系把全球政治的焦點轉移到了中東和其他石油產區。了解該體系在矛盾中的發展歷程將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當前的危機。
美國在1971年8月15日之後迅速著手重建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主導地位。石油這種戰略性工業原料的重要性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顯現，因此石油成了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石油與黃金不同，石油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可能會使石油的價值進一步上升。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後的石油禁運中，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發達經濟體因無法獲得大批量石油而陷入恐慌，石油的優勢被生動地顯現出來。但是，將美元與石油聯繫到一起需要美國和沙特阿拉伯發揮各自的外交藝術，因為當時沙特是石油禁運的領導者和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的主要石油供給者。當然，這種努力不是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本身。
美國和沙特經由外交手段在1972年到1974年達成了一系列協議，將石油銷售與美元掛鉤，這就是所謂的“石油美元體系”，並最終正式成立美國—沙特阿拉伯聯合經濟委員會。從經濟層面，協議規定歐佩克（OPEC）的石油銷售只能用美元計價。這個規定人為製造了歐佩克石油市場對美元的需求，使美國主導了石油市場。自從簽訂這些協議，一直穩居世界石油生產國前列的沙特成了美國最可靠的盟友，在歐佩克內部享受特權，作為美國的代理人不受生產配額的約束。 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沙特利用自己歐佩克“生產調節者”的地位，通過“管理”石油價格增加或減少石油生產、製造石油稀缺或過剩，以滿足美國的利益。
根據美國與沙特之間的協議，石油美元經濟的全球體系悄然建立起來，不僅為美元設定了最低價，也使美國得以再次操縱國際貿易、打擊競爭對手——歐洲和日本。石油美元事實上取代了1971年之前的黃金美元本位，保證了對美元的需求，並通過歐佩克的交易規則和實際操作把美元的價值與石油掛鉤。根據設計，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所有工業發達國家從歐佩克或規模較小的石油生產商購買石油，但石油必須以美元定價，石油購買只能以美元進行。這樣，美元成了必備的儲備貨幣，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恢復。美元的需求被人為地提高；油價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後開始上漲時，對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元價值進一步上升，再一次為美國國內支出和軍事支出提供了補貼。但是，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也因此繼續攀升，最終又影響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穩定性。
石油美元體制的建立再一次為美國提供了雙重好處：一方面，美國可以製定國際石油貿易的條件；另一方面，美元的價值上升，而且不受國內貨幣政策和經濟政策的束縛。石油美元體系製造了對美元的需求，需求決定了美元的價值，因此美國不必放棄其他商品和服務，只需印製美元購買石油就可以了。但是，石油美元經濟也有著陰陽兩極。美國在受益的同時，把自己的經濟問題輸出到其他國家，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成本被強行抬高，其中後殖民地國家受害最深。當1973 —1975年衰退開始時，美國把衰退的影響轉嫁到其他資本主義夥伴身上；1974年之後，這些國家不得不再次承受油價上漲帶來的壓力。同樣，當布雷頓森林體係處心積慮地尋找投資機會以利用體系內累積的美元時，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和1981—1982年的劇烈全球衰退（兩者也與石油美元經濟有關，再次導致全球銀行體系中美元的堆積）演變成了全球危機。當石油出口國無法吸收石油出口帶來的巨額美元收入時，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存款銀行開始到經濟不發達國家尋找獲利機會。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危機中，美國未能利用其體系內的支配地位履行領導職責。美國的再一次失職使危機進一步加劇。在20世紀70 年代中期，美國沒有採取措施促進國內和發展中國家的合理的社會投資，卻選擇了利用過剩的石油美元促銷美國國庫券。美國國內利率因此走低，成了對美國經濟的另一種補貼，但同時美國在財政投資上越來越依賴外國投資者。這種做法類似於通過投機人為提高物價，從長期來看來得不償失。最終，通貨膨脹爆發，人們對美元的預期價值下降，對美元的需求開始下降，導緻美國國內利率急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利用銀行中越積越多的石油美元，存款銀行不得不互相爭奪著投資新渠道，導致更多的過剩石油美元被投放到發展中國家中。基本商品價格的快速上揚在這些國家形成了通貨膨脹螺旋。但和以往一樣，大量資本流入銀行業掩蓋了深層次的金融問題，人們忽視了危險。就銀行而言，銀行通過貸款獲得暴利，沒有罷手的動機；就政府而言，儘管政府最終要為經濟負責，但政府可以藉此機會製造繁榮假象，因此也沒有自我批判、徹查體系的願望。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遊戲應該結束了；當美聯儲為遏制通貨膨脹、保護美元而大幅提高利率時，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陷入了深度衰退之中。
石油美元危機本來有可能拖垮整個布雷頓森林體系，但美國的新冷戰戰略——即所謂的“星球大戰”計劃——的巨額軍事支出起到了一些平衡作用。該計劃由羅納德·裡根總統提出，目的是通過美國的巨額軍事支出拖垮蘇聯。這種戰略確實暫時地吸納了過剩的石油美元，但也在美國引發了以商用和民用房地產投機為主的投機潮。儘管這次投機潮遠不及目前的投機泡沫嚴重，但房地產價格暴跌是大蕭條之後美國遭受的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創造了美國股價單日跌幅最大的紀錄。如果說在此前的經濟蕭條中，民眾仍然對經濟抱有信心，此時，民眾的信心已被動搖。
儘管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危機頻發，但布雷頓森林體系仍然繼續運轉，似乎世界經濟結構沒發生任何改變。更確切地說，不時發生的體系改革只是針對體系中迫在眉睫的問題，而不是意在解決潛在的體系性的問題，如美國淡出全球經濟勢力中心過程中的再次平衡問題。 1991年，蘇聯和經濟互助委員會解體，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提供了機遇，使其可以通過體系的全球化和重要職能私有化來規避這些根本性變化帶來的衝擊。
1993年至今：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
1993年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走向全球化和私有化。蘇聯垮台，新自由主義崛起並受寵於美英資本主義，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轉變的時代背景。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體系，因為當經濟互助委員會這個對等的體系解散之後，其前成員國和蘇聯解體後新成立的國家別無選擇。在新的獲利機會出現的同時，美英開始淪為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新自由主義源起於米爾頓·弗里德曼等美國保守經濟理論家的論著，後成為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英政治經濟的主要組織的理論，其主要的理論訴求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不能為資本主義帶來繁榮。自由主義否定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理論基礎——制度主義和政府調控，推崇自由市場，主張將自由市場置於私有企業的管理之下。但新自由主義破壞了公民和政府之間建立社會契約的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即政府應提供必要的社會服務），並使經濟權利集中在私人資本家手中。
20世紀90年代早期社會主義體系的瓦解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擴張和新自由主義的重建開啟了大門，但與此同時，曾幫助布雷頓森林體係安然度過多次危機的重要安全閥門消失了：從1949年到1991年，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體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的生產過剩提供了長期的、相對穩定的市場，從而部分地緩衝了資本主義危機。同時，當美國及其布雷頓森林體系盟國推行冷戰戰略、禁錮思想交流、為軍國主義及其在後殖民主義世界的干預行動辯護時，社會主義市場也起到了製衡的作用。一旦這個安全網絡和製約力量消失，兩極世界帶來的舒適平衡感也隨之消失。 1991年後，布雷頓森林體系頻繁暴露於資本主義的自身矛盾之下，如資本主義的投機傾向、生產過剩傾向、過分依賴於美國的領導、無視不當經濟政策和政治後果之間的聯繫等。
20世紀90年代末，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演變成為一個完全統一的全球金融體系，美國在新自由主義重建中的作用更加顯著。 1991年之前，美國擁有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製度性力量；1991年之後，美國又擁有了在世界範圍內勸導公眾和私人機構接受新自由主義的說服力。因此，當美國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即美國在大蕭條時期制定的限制銀行投機性投資的法案），而代之以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即所謂的《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時，美國已在世界範圍內有效地引進了賭場資本主義。此後，賭場資本主義攪動了全球經濟，推動了巨額資本集中和資本在全球投資者之間的流動、推動投機資金向國際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轉移，促進了一系列的新的、便捷的投機性投資工具的開發。
全球經濟轉變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結局必定悲慘。早在1987年美國儲蓄和貸款協會危機時，新自由主義的破壞能力已初見端倪。之後，藉著因特網漸增的影響力和全球通信革命，新自由主義的破壞力更加巨大，其倡導的不加管制的貨幣交易迅速波及全球銀行體系。首先製造了亞洲金融危機，使美國政府不得不瘋狂耗資數十億美元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進行緊急援助，隨後導緻美國的互聯網泡沫。 1999年下半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再一次證明不加管制的投機行為是多麼危險。過去十五年來，新自由主義的一系列失誤使投資行為變成投機行為，投機性債務的金字塔出現，全球賬面資本從相對適度的70萬億美元膨脹到90年代末的700萬億之巨。更為嚴重的是，新自由主義使資本主義政府無力從債務中自拔。因此，資本主義政府沒有採取措施抑制資本主義過剩，而是袖手旁觀，鼓勵更大規模的投機，最終出現了2008年的崩盤。
對當前危機動力的理解
當前危機的動力和其歷史上一樣，隱藏在表象之下。誠然，次貸危機只是個加速器，但也體現了因全球政治經濟環境改變而導致的一系列政策抉擇。有一些變化是資本主義政府能夠掌控的，如撤銷蕭條時期制定的金融市場法令；但是另一些變化，如全球貿易和通信系統的迅猛發展，中印崛起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中心等，從歷史的角度說，是超越國家政策控制的。分清外因和內因，對於理解危機的發生原因、發生過程以及分析危機將如何衝擊全球政治經濟，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認為，理解當前危機有兩個最重要的方面。其一：危機的意識形態源頭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提供了與眾不同的危機管理工具；其二：全球體系內的非政府動力快速發展，嚴重削弱了單個國家政府遏制危機的能力。如同新自由主義誕生時受到了苛刻的審視，其管理工具也應受到嚴格檢驗，以確保這些管理工具的時效性。並且，當新的關係和動力在全球體系中產生時，在全球政治經濟能否向更民主的、更社會主義的形式演變的問題上，我們必須考慮這些因素。
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危機替換策略
目前，人們普遍認為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是次級抵押貸款氾濫的罪魁禍首（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實行於1933年大蕭條時期，旨在遏制不受監管的投機行為，因為當時的投機活動已使大蕭條愈演愈烈、無法終止）。此外，人們認為該法案的撤銷加劇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因為投資銀行得以廣泛進入之前無法進入的投機性投資領域。但事實是，撤銷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行為本身已經表明，新自由主義進入了美國金融體系的心臟，成為開發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新方法的途徑——即把集中在貨幣中心銀行的大量資本重新循環起來、獲得利潤的新方法。如果把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看成是新自由主義對自由派凱恩斯主義內在矛盾的回應，那麼就要思考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資本主義的改革如何在危機中誕生。當然改革的目的不是為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的大眾利益服務，而是為金融資本的利益服務。
運用這種廣義的、結構性的分析方法，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結論：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和之後的次貸危機的擴大很可能是資本主義為了避免先前政策調整導致的後果而採取的危機替換策略。在1971年美國放棄固定貨幣兌換率和美元黃金本位制之後，美國隨即採取了相似的危機替換政策。越戰期間，當美國國際債務不斷累積導致危機出現時，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不再願意為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奢靡行為提供補貼，美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矛盾開始暴露。於是，美國利用自己的地位創造了石油美元體系，有效地促進了美國國際銀行業的利益、維護了美國在全球金融的控制地位。但是，通過分析當前危機的成因、危機與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聯繫，我們可以看出，當大量新資本湧入資本主義銀行體系、追逐獲利機會時，石油美元體系迅速成為又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根源，而且此次危機更為嚴重。因此，這兩種危機替換策略只不過起到了暫時緩和危機的效果，但在全球政治經濟中又引發的新的矛盾和緊張，又需要新的危機替換策略出現。
如果我們把新自由主義及其政治經濟改革看成是危機替換策略，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美國從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確立的世界經濟警察的地位。美國對體系的控制權是這個體系的核心矛盾之一，因為它建立在美國是永恆的世界經濟和政治最強國的假設之上。但同時，體系又以競爭性資本主義為中心構建全球政治經濟，因此衝突是必然的，並且當其他國家取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進步時，衝突將會加劇。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和80年代的英國萌生，其核心主要是論證剝奪政府政策制定權的合理性，甚至是必要性。通過美國在布雷頓森林經濟機構中的核心作用，這種思想迅速傳播到全世界。新自由主義不僅改變了這些機構的指導思想，也改變了其運作的結構。當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角色不斷被質疑時，體系改革的重心越來越傾向於危機替換策略，特別是“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而不是真正的結構改革。
貨幣循環和次級抵押貸款
次級抵押貸款是個嚴重的教訓，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當前的危機不是一次普通的、由少數投機者的惡劣行為導致的衰退，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危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資本主義最有效率之處是製造並加劇經濟和政治的不平等，其最無效率之處是無法對社會需求和系統變革作出回應。在本次危機發生之前、次貸危機發生的同時，貨幣像旋轉木馬似地持續流轉。分析貨幣的循環方式將有助於理解，危機是不可避免的，是由現代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對立決定的。
目前，資本主義理論和政治中存在著兩極。一極是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凱恩斯主義，堅持只要建立機構對基本經濟功能（尤其是貨幣和市場准入權）進行監管，資本主義是可以被馴服的。另一極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從凱恩斯主義的廢墟上萌發，滿足了資本主義不斷提高利潤的需要。半個世紀以來，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我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在兩極之間的搖擺，但因為兩者都存在著基本矛盾，因此都無法戰胜對方。一些批判政治經濟學家，如蘇珊·斯特蘭奇，早就預見到了這些矛盾。在《賭場資本主義》中，蘇珊·斯特蘭奇對全球資本主義進行批判，並指出投機性投資導致的貨幣循環甚至在當時就開始編織投機的網絡，直至導致目前的危機。
次貸危機的根源往往被歸結為：政府撤銷了蕭條時期政府對銀行業的管制，使投資銀行有權進入並最終主導了房地產市場。但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本身就是20年來放鬆管制運動的產物（放鬆管制運動是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提議的、由金融資本家實施的、旨在增加獲利機會的運動）。因此，很明顯，危機的根源不是投機——投機只是導火索——而是旨在鼓勵投機的金融體系的設計方式。貨幣循環導致投機狂熱，投機狂熱過後，貨幣循環才暴露出來。貨幣循環必須被看成是基礎性的、系統性的現象，而不是系統內個別人的惡劣行為導致的後果。
如果次貸危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經濟歷史學家似乎是這麼認為的），那麼21世紀初貨幣循環的動因也可以追溯到同一時期。而且，貨幣循環與巨額資本（即體系內生成的利潤）再循環的問題相關。這兩個時期的主要區別是利潤來源不同：20世紀80年代的利潤來自美國貨幣中心銀行里積聚的石油美元；21世紀初的巨額利潤來自蘇聯解體後的狂熱投機。後者與前者不同，後者的來源和影響更為全球性，並因新興通信技術帶來的全球經濟變革而大大強化。
引人注目的是，雖然兩次危機相隔約20年，但在危機的形成方式、危機對體系的危害、危機為將來危機埋下了隱患等方面非常相似。例如，在兩次危機中，為了增加貸款方的利潤，在正常抵押貸款程序中沒有資格購買住房的借款方（在次貸危機中多為投資者）根據“特殊”條款獲得了借款資格。此外，在兩次危機中，都是藉款方——而不是貸款方——承擔了違約風險。兩次危機中資本主義銀行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保護，沒有受到任何損失。
兩次危機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貸款規模和導致災難的潛力。例如，近期用做次級抵押貸款的全球資本數量令人震驚，僅美國就一度達到12萬億美元，而在上一次危機中需要循環的過剩石油美元在20世紀80年代最多僅為約1110億美元。此外，在第一次危機中，冷戰處於全盛時期，美國的勢力與戰後基本持平，這使美國可以輕易迫使其他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與之合作；但當前美國國力的明顯下降限制了美國單方面制定全球政策議事日程的能力，使危機加劇。最後，在第一次危機發生時，政府普遍對本國經濟有著很強的控制能力，美國也擁有強大的管理全球經濟機構的能力，而當前危機清楚表明政府的經濟控制能力普遍下降。
從歷史的角度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在幫助投資銀行進入房地產領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原因是房地產部門為銀行提供了幾乎不受監管、牟取暴利的機會。這個過程的私有化只不過是一種危機替換策略，實施了這個政策，政府不必為之後的危機擔責，同時政府作為銀行和投機者最後貸款者的角色得到了維護。
銀行的破產
貨幣如“旋轉木馬”般的循環方式及其後果也揭示了銀行在危機中破產的原因。與其他更為民主的國家不同，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完全由私人部門控制，來自企業、銀行和財政部的代表行使理事的職責。這種制度意味著危機是由資本家管理的，而自我標榜為“民主”的美國國會對這些資本家沒有什麼控制力。最後，危機的最壞結果是由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承擔的。因此，並不是所有銀行都受到了危機的影響，個別銀行的倒閉只體現了美國資本主義的部分缺陷。廣義上講，美國資本主義的缺陷體現了新自由主義重建過程中（新自由主義重建始於20世紀70年代，其特點是支持金融資本、不支持工業資本）國家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新自由主義重建之後，經濟勢力的金字塔結構開始出現。美國對國際銀行業和金融業的依賴性進一步增強，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護美國經濟和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但是，這種金字塔結構進一步擴大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內部衝突，從長遠角度看，削弱了美國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領導者的活力。
從危機發生時美國國內和國際的投機性投資工具（如信貸違約交換[CDS]）的開發方式和運營方式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次級抵押貸款與美國貨幣中心銀行及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繫。當人們只顧著批評這些工具時，他們忽略了美國金融體系和銀行體係不斷增強的投機性。更確切地說，大多數分析家只限於批評政府的鬆懈管制、把矛頭指向貪婪的投機者，卻沒有註意到投機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母乳”。金融的多層次化意味著次級抵押貸款的高風險可以轉嫁給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第五層的投資者，風險最終被轉移到毫不知情的公眾身上。公眾的退休基金縮水，國家財政受損，大筆稅收被用於解救投資銀行。今天，即使當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被要求為這些奢侈行為買單時，也沒有人出面解釋用於“解救”銀行和投機者的數万億美元的具體去向。
還有一點需要理解：事實上只有中小型銀行才可以真正破產。中小型銀行破產後，其資產就會被大銀行以極低價接收。因此，在2009年第三季度破產、倒閉、被兼併的140多家銀行中，絕大多數都是以地方企業、房屋所有人等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為主要客戶的小銀行和/或地方銀行。在那些貨幣中心銀行和投資銀行中，只有貝爾斯登公司在2008年3月被美聯儲強制性兼併到美國銀行旗下；遭受同樣命運的還有雷曼兄弟，這個有158年曆史的國際投資銀行和美國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被迫在2008年9月破產。小銀行和大銀行的截然不同的命運反映的不是美國政府在金融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是美國政府允許金融資本家（他們幾乎不受政府控制）代行這種金融管理職責。因此，當大投資銀行層出不窮地創造投機工具時，它們已經“太大而不能倒閉”了，因為它們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核心。
2008年銀行業危機的遺留問題可以更好地詮釋金融資本和政府職能的結合。例如，當人們開始討論銀行資產（包括次級抵押貸款）的標的價值時，危機就已經出現。根據美聯儲的規定，當對資產的價值存在懷疑時，銀行提供貸款的能力將受到限制。因為貸方不能評估新增貸款的風險，所以最後新增貸款降至為零。這種“信用恐慌”通過聯繫日益緊密的全球銀行體系及其借貸網絡迅速擴散到全美國，然後是全世界。緊急出台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不可能對債權人（無論他們是私有房主、小公司，還是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有任何實質上的幫助，因為這個計劃的焦點是緩解縈繞在美國銀行周圍的投機壓力。再後來，新上任的奧巴馬政府出台了經濟刺激計劃，在宏觀經濟持續衰退的情況下仍然集中力量穩定銀行。政府以銀行為中心的政策使工人階級受害最深：失業、喪失房屋贖回權接踵而至；同時，社會保障網絡縮小、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一些重要的服務，更令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
未來之路：展望後布雷頓森林體係時代的社會主義
當前的危機既是製度性危機也是意識形態危機。在危機發展過程中，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可信度、美國的經濟和政治領導力被不斷削弱。首先受損的是新自由主義在塑造制度上的意識形態力量；接下來必然受損的是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將在美國或全世界取得勝利。但是至少有兩個因素似乎朝這個方向努力：(1）資本主義作為經濟組織原則的明顯無效率、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在發展中國家中相對的成功；(2）惡化中的全球生態危機只能通過合作的、民主的參與才能解決。
如果美國想從這種經濟危機螺旋的模式中脫身，那麼美國國內和國外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廣泛批判必須上升到新的層次，超越凱恩斯主義自由派的改革方案。半個世紀以來，美國資本主義在縮減對人民和對經濟的投資、加劇不平等方面表現得最有效率。但布雷頓森林體係為美國提供了幫助——美國從倒霉的發展中國家搜刮財富，部分地彌補了縮減投資對美國國內的衝擊。但是，當中國、印度和巴西崛起、成為新的經濟強國集團時，這個手法不再管用。現在，即使孤陋寡聞的美國民眾也意識到美國沒有為民眾提供基本的服務，包括在其他發達經濟體中極為普遍的醫療保健服務、有效的教育等。缺少了這些，美國不太可能在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世界中成為具有經濟和政治競爭力的強國。
現在，凱恩斯式的自由主義被看作是新自由主義的接替者，但是它的作用不會超越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在當時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緩解了美英資本主義的突出矛盾，但戰後歐洲最終還是放棄了凱恩斯主義，選擇向民主社會主義靠攏。凱恩斯自由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被頌揚，被稱作“新的道路”，因為當時資本主義岌岌可危。當時，為適應社會主義的思維和結構，並使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所用、所控，社會主義者、甚至共產主義者都被邀請加入政府。雖然這種制度從來都不盡完美，但是這種妥協使社會主義的提議合法化，時至今日，受危機影響的民眾仍然受惠於當時建立的廣泛的社會保障網絡。因此，社會主義重建的基礎在我們腳下，在公眾意識裡，社會主義重建蓄勢待發。
如何在自由主義的雷區中前行、確保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重建，是社會主義者面臨的挑戰。這意味著在意識形態上要有效地抵制凱恩斯自由主義的觀點：“最好的方式是進行有效的、民主的監管”。但是，歷史幾乎無法為這種觀點提供佐證，因為凱恩斯主義忠於資本主義，因此不可能對市場進行有效的監管，從而無法避免資本集中。此外，從美聯儲的歷史上看，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一直是試探性的、猶豫不決的，最終取決於資本家的權力和資本家保護自身財產的需要。因此，即使是凱恩斯自由主義提供的最為仁慈的福利待遇，如免費教育、住房補貼、勞動力最低工資等，從來都不是穩定的，總是由取得體系控制權的資本家決定。實際上，當資本主義和公共利益發生衝突時，資本家總是“勝利者”，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總是“失敗者”。
第二個因素是愈演愈烈的全球生態危機。這個因素可能是邁向民主社會主義的更大的推動力，因為它挑戰了資本主義制度——這個以剝削人民、剝奪地球資源為必然手段的製度。這個趨勢是令人鼓舞的，因為可持續發展的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本質是合作和民主，這個理念開始在國際社會流行。歐美之外的國家也將意識到批判經濟生態學者提出的這種趨勢，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專家成了這種理念的最有力的發言人。諾貝爾委員會將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授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表明該委員會已把可持續發展前提——合作和民主——作為環境政治學的中心。
環境可持續性的中心問題是在人類欲求和自然需求之間保持平衡。如很久之前卡爾·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的自然趨勢是將所有人類關係降低成為客體化的和量化的市場價值。資本主義的這個普遍趨勢同樣企圖將自然縮減為在資本主義市場上可以交易的經濟價值。因此，不出意料，氣候變化國際協議的焦點是市場機制（如排放交易制度），因為該協議是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框架中、站在新自由主義的思想高度上製定的。正如批評家們所說，在這些資本主義的建議中，沒有一種建議在真正意義上承諾減緩全球變暖，更不用說終止全球變暖了。實際上，在資本主義政府依靠經濟增長獲得政治上的合法性的同時，它們也依靠獲取和使用自然資源的便利性——這就與遏制資源消費、維護可持續生態環境的努力背道而馳。
不幸的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戰勝了自由主義的環保組織，以至於有時難以判斷哪些決定是對生態可持續發展有益的。目前很多重要的生態辯論（如氣候改變的挑戰）都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幸運的是，社會主義開始對生態危機作出回應，提出了諸如“氣候改變是否會促進世界公平？”“資本主義能挺過氣候危機嗎？”等問題。在論證民主的社會主義能夠通過提供一種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的方案時，我們應首先援引奧斯特羅姆、生態社會主義運動倡導者和批判政治生態學家們的觀點，即為了長期可持續生態環境的共同目標，人類有能力超越資本主義培育的競爭關係進行合作。
（房廣順：遼寧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車艷秋：遼寧大學公共基礎學院）
買房抗通脹是胡扯
謝國忠：買房抗通脹是胡扯 房價跌助力股市上漲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1日10:22 金羊網－新快報
新快報訊記者強燕報導在上週六於廣州舉行的“2011貨幣政策與經濟趨勢高峰論壇”上，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發表主題演講時指出，現在全球經濟陷入滯脹，由於結構性問題沒解決，短期內很難有真正復甦；而就中國而言，會繼續收貨幣，房地產業到了拐點，如果房價下跌，則釋放出來的流動性將會推動股市上漲。
謝國忠指出，成熟市場現在面臨較大財政難題，一方面債務過高，另一方面就業不足，所以利率會維持較低水平。現在歐洲的財政赤字已經引起大眾的不安，美國也必須控制財政赤字。但降低財政赤字的後果就是經濟不會太好，另一個是不能加息。
儘管通脹現在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傳遞，發達國家也不太敢加息，即使加息，也只是應付式的，最終西方會接受通脹高企的局面。謝國忠認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能源、貴金屬、大宗商品都會有機會，特別是農產品(17.70,0.52,3.03%)，“每次調整都是介入機會”，“除非美國炒掉伯南克開始大舉加息，那時就要把所有資產都賣掉”。
至於發展中國家，謝國忠認為都面臨較大的通脹壓力，而高通脹又引發了社會動盪，像埃及就是矛盾激化的一個例子。中國2007年經濟就存在過熱的情況，本來2008年是最好的調控時期，現在調痛苦多了，但也必須要調整，收回超發的貨幣，回歸正常化。
謝國忠分析指出，“今年的錢與去年相比非常緊張”，房地產的拐點到了，“因為現在想放錢也不能放了”，再加上未來有大量廉租房上市，所以房地產的價格一定會掉，“買房抗通脹是胡扯”。
他認為，房地產下調的時間會較長，估計有三年左右，“會一波一波地下跌，估計跌個15%左右，一些想買房的會衝進來，成交放大，然後再繼續跌。 ”
謝國忠認為，在樓市有大調整之前，股市要改變現在窄幅波動的局面比較難，因為從熊轉牛要解決流動性問題。而如果房價下調15%，房市成交會活躍，資金就會流轉起來，股市就會有機會。從基本面看，在房地產週期過去之後，由消費引發的周期會有一波賺大錢的機會。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1日10:22 金羊網－新快報
新快報訊記者強燕報導在上週六於廣州舉行的“2011貨幣政策與經濟趨勢高峰論壇”上，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發表主題演講時指出，現在全球經濟陷入滯脹，由於結構性問題沒解決，短期內很難有真正復甦；而就中國而言，會繼續收貨幣，房地產業到了拐點，如果房價下跌，則釋放出來的流動性將會推動股市上漲。
謝國忠指出，成熟市場現在面臨較大財政難題，一方面債務過高，另一方面就業不足，所以利率會維持較低水平。現在歐洲的財政赤字已經引起大眾的不安，美國也必須控制財政赤字。但降低財政赤字的後果就是經濟不會太好，另一個是不能加息。
儘管通脹現在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傳遞，發達國家也不太敢加息，即使加息，也只是應付式的，最終西方會接受通脹高企的局面。謝國忠認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能源、貴金屬、大宗商品都會有機會，特別是農產品(17.70,0.52,3.03%)，“每次調整都是介入機會”，“除非美國炒掉伯南克開始大舉加息，那時就要把所有資產都賣掉”。
至於發展中國家，謝國忠認為都面臨較大的通脹壓力，而高通脹又引發了社會動盪，像埃及就是矛盾激化的一個例子。中國2007年經濟就存在過熱的情況，本來2008年是最好的調控時期，現在調痛苦多了，但也必須要調整，收回超發的貨幣，回歸正常化。
謝國忠分析指出，“今年的錢與去年相比非常緊張”，房地產的拐點到了，“因為現在想放錢也不能放了”，再加上未來有大量廉租房上市，所以房地產的價格一定會掉，“買房抗通脹是胡扯”。
他認為，房地產下調的時間會較長，估計有三年左右，“會一波一波地下跌，估計跌個15%左右，一些想買房的會衝進來，成交放大，然後再繼續跌。 ”
謝國忠認為，在樓市有大調整之前，股市要改變現在窄幅波動的局面比較難，因為從熊轉牛要解決流動性問題。而如果房價下調15%，房市成交會活躍，資金就會流轉起來，股市就會有機會。從基本面看，在房地產週期過去之後，由消費引發的周期會有一波賺大錢的機會。
謝國忠稱樓市將現拐點
穗未現1.1倍首套房貸利率 謝國忠稱樓市將現拐點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1日10:55 大洋網-廣州日報
消息稱上海等地多家銀行將首套房貸放貸標準提高
近日有消息稱，上海等地部分銀行將首套房貸利率調高至基準利率1.1倍，本報記者走訪廣州地區銀行暫未發現這種情況，不過不少銀行都已取消首套房貸利率優惠，優惠越大的客戶，等放款的時間就越長。業內人士稱，在信貸供求關係緊張的背景下，房貸利率可能繼續上行。
本報訊(記者劉新宇)日前，有報導稱上海等地首套房貸不僅沒有利率優惠，而且還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10%。昨日，記者對廣州地區的房貸利率調查了解到，廣州不少銀行雖然取消了首套房貸的利率優惠，但再上浮10%的情況則仍未出現，二套房貸利率也仍然是基準利率的1.1倍。
上週末上海有媒體報導，2月份開始，上海首套房貸款利率基本已提至央行基準利率。目前，上海多家銀行首套房貸放款標準已上浮10%；同時審批流程放緩，首套房貸利率上浮10%獲貸排隊時間大約為1個月，若是基準利率的房貸，放款時間則難以確定。
而在北京，一些股份制銀行二套房貸利率已經上浮，雖然仍執行最低1.1倍基準利率的標準，但客戶在申請貸款的時候，還需要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15%～50%才能順利拿到貸款。
廣州的情況又是怎樣？記者昨日就此展開了調查。匯瀚按揭銀聯部主任熊敏潔透露，目前暫未收到廣州銀行業將首套房貸上升至1.1倍的通知，二套房貸也依舊是按照政策“執行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10%的規定” ，“廣州應該還沒有出現比上述利率還要高的情況”，不過熊敏潔也坦言，現在各家銀行無一例外都是“額度非常緊張”。
滿堂紅廣州營銷總監黃倩如也證實廣州首套房貸的利率沒有上升至1.1倍這麼嚴重，“一些資質好的客戶還是可以拿到8.5折的優惠的，不過人數較少，9折利率優惠和基準利率的客戶較多”。
優惠越大 等放款時間就越長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廣州房貸的利率形勢還沒有出現上海和北京那樣的情況，但利率優惠收窄已明顯呈現。 “現在我辦理的客戶中，首套房貸利率有將近九成都是按基準利率執行的，利率優惠比較難申請到了”，昨日，在中介公司工作的小鄧向記者反饋，節後廣州樓市的成交活躍度有所提升，不過房貸利率優惠則進一步收窄，“像工行，之前還能申請到利率優惠的，現在已經取消了，現在工行的首套房也只能按基準利率來操作”。
在1月份就申請了房貸的市民小陳，目前則仍苦等房貸放款，“我是申請到了8.5折的利率優惠，所有審批程序亦已辦妥，但銀行說放款還沒有時間表” ，小陳非常無奈，“只能靜待額度的到來”。由於小陳購買的是二手房，前一位業主要求在收齊尾款後，才能將房屋鑰匙交出來，這也就意味著房貸沒有下來，小陳就不能搬進新房，“租房也不知道租到什麼時候”。
有銀行業人士透露，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不排除部分銀行優先發放利率高的貸款，“優惠越大的客戶，等放款的時間就越長”。這也正是目前信貸供求關係緊張的背景下，銀行對利率強勢的一種體現，“甚至在廣州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會跟進北京、上海，首套房貸利率不僅沒有優惠，而且還要在基準利率基礎上繼續上浮”。
原因透視
主動提高貸款利率
銀行“以價補量”
據新華社電中國人民銀行18日晚間宣布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意味著銀行特別是中小型銀行的信貸資金將受到擠壓，新增貸款的規模勢必會進一步放緩。
記者採訪發現，隨著前期貨幣收緊政策效益的顯示，銀行流動性已明顯緊張。齊魯銀行金融市場部總經理朱寧說，1月份以來銀行隔夜拆借利率已翻了幾番，也能反映出銀行資金緊張狀況，說明自去年以來央行多次動用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進行流動性調控，作用已顯現。
在被動收緊信貸規模的情況下，銀行開始主動提高貸款利率，以實現“以價補量”。朱寧說，今年年初，一家國有企業申請一筆5000萬元的貸款，主動提出貸款利率可以談。以往，這些企業的貸款利率都是央行規定的貸款利率最低限——基準利率下浮10%。
濟南一家股份制銀行負責微小客戶貸款的王長東說，很多企業的貸款項目已經審批通過了，但沒款可放，這種情況下只能是提高資金價格，企業貸款以往一般上浮20%到30%，現在已經上浮50%。
市場人士普遍認為，每年的1月份，銀行為追求“開門紅”，放貸衝動較強，這是導致1月份信貸破萬億的主因，隨著諸多短期因素的消失，加上此次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2、3月份新增信貸會逐步回落。
樓市看法
謝國忠觀點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穩定會成為壓倒一切的因素，因此持續加息控制通脹的決心很堅決。
房地產市場拐點出現，商業地產可能還有一波漲勢。
大宗商品、農業、能源、貴金屬這些領域，每次調整都是買入的機會。
知名經濟學家謝國忠近日在廣州表示：
樓市現拐點 金市有機會
本報訊(記者方利平)一線城市房市拐點已現，將面臨至少3年的深幅調整；股市被房地產壓制，波動走勢將繼續；黃金(1407.00,18.40,1.33%)今年有望創新高。近日，在建行廣東省分行主辦的“2011年貨幣政策與經濟趨勢高峰論壇”上，知名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作出瞭如上的預測。
世界經濟面臨滯脹風險
謝國忠表示，金融危機後，西方國家面臨兩大問題，一是就業不足難以解決，二是債務過多，這導致復甦會很艱難。還錢時，經濟勢必是萎縮的，此外，為了幫助負債的人降低債務負擔，不能加息，但低利率會導致通脹走高。預計西方社會會接受較高的通脹水平，以減輕負債人的負擔，世界經濟因此會走入類似70 年代的滯脹。
發展中國家情況不一樣，因為通脹會引起動盪。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穩定會成為壓倒一切的因素，因此持續加息控制通脹的決心很堅決。謝國忠表示，中國的利息調整會以小步多走的方式持續下去。
房價拐點已現
謝國忠表示，治理通脹，房地產價格就一定會下降，房地產市場的拐點出現了。這一輪上漲週期是從2003年開始的，整個週期持續了7年左右的時間，下調週期也會比較長，至少3年左右。十幾年前，房租回報率超過了10%，目前2%略多一點的出租回報率甚至比銀行利率都低，在房市上漲預期沒有了之後，銀行利率和房市出租回報率之間的關係，是會回歸常態的。謝國忠甚至建議投資者，如果有多套房，趕快賣了。不過他表示，中國的商業地產可能還有一波漲勢。
股市波動還會繼續
謝國忠表示，在樓市大降價之前，股市的波動難以改變，因為資金總量在收。股市要牛起來，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房價下調後，交易量活躍起來，資金流轉起來了。第二個條件就是中國經濟轉向消費周期。
黃金今年還會創新高
謝國忠表示，投資者可跟踪大宗商品、農業、能源、貴金屬有關的品種，這些領域，每次調整都是買入的機會。其分析稱，黃金在美國貨幣政策轉向之前，都會上漲，因為黃金是貨幣替代品。由於大的央行今年都不會加息，中東局勢又不穩，油價會上漲，這也會帶動黃金價格上漲。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1日10:55 大洋網-廣州日報
消息稱上海等地多家銀行將首套房貸放貸標準提高
近日有消息稱，上海等地部分銀行將首套房貸利率調高至基準利率1.1倍，本報記者走訪廣州地區銀行暫未發現這種情況，不過不少銀行都已取消首套房貸利率優惠，優惠越大的客戶，等放款的時間就越長。業內人士稱，在信貸供求關係緊張的背景下，房貸利率可能繼續上行。
本報訊(記者劉新宇)日前，有報導稱上海等地首套房貸不僅沒有利率優惠，而且還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10%。昨日，記者對廣州地區的房貸利率調查了解到，廣州不少銀行雖然取消了首套房貸的利率優惠，但再上浮10%的情況則仍未出現，二套房貸利率也仍然是基準利率的1.1倍。
上週末上海有媒體報導，2月份開始，上海首套房貸款利率基本已提至央行基準利率。目前，上海多家銀行首套房貸放款標準已上浮10%；同時審批流程放緩，首套房貸利率上浮10%獲貸排隊時間大約為1個月，若是基準利率的房貸，放款時間則難以確定。
而在北京，一些股份制銀行二套房貸利率已經上浮，雖然仍執行最低1.1倍基準利率的標準，但客戶在申請貸款的時候，還需要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15%～50%才能順利拿到貸款。
廣州的情況又是怎樣？記者昨日就此展開了調查。匯瀚按揭銀聯部主任熊敏潔透露，目前暫未收到廣州銀行業將首套房貸上升至1.1倍的通知，二套房貸也依舊是按照政策“執行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10%的規定” ，“廣州應該還沒有出現比上述利率還要高的情況”，不過熊敏潔也坦言，現在各家銀行無一例外都是“額度非常緊張”。
滿堂紅廣州營銷總監黃倩如也證實廣州首套房貸的利率沒有上升至1.1倍這麼嚴重，“一些資質好的客戶還是可以拿到8.5折的優惠的，不過人數較少，9折利率優惠和基準利率的客戶較多”。
優惠越大 等放款時間就越長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廣州房貸的利率形勢還沒有出現上海和北京那樣的情況，但利率優惠收窄已明顯呈現。 “現在我辦理的客戶中，首套房貸利率有將近九成都是按基準利率執行的，利率優惠比較難申請到了”，昨日，在中介公司工作的小鄧向記者反饋，節後廣州樓市的成交活躍度有所提升，不過房貸利率優惠則進一步收窄，“像工行，之前還能申請到利率優惠的，現在已經取消了，現在工行的首套房也只能按基準利率來操作”。
在1月份就申請了房貸的市民小陳，目前則仍苦等房貸放款，“我是申請到了8.5折的利率優惠，所有審批程序亦已辦妥，但銀行說放款還沒有時間表” ，小陳非常無奈，“只能靜待額度的到來”。由於小陳購買的是二手房，前一位業主要求在收齊尾款後，才能將房屋鑰匙交出來，這也就意味著房貸沒有下來，小陳就不能搬進新房，“租房也不知道租到什麼時候”。
有銀行業人士透露，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不排除部分銀行優先發放利率高的貸款，“優惠越大的客戶，等放款的時間就越長”。這也正是目前信貸供求關係緊張的背景下，銀行對利率強勢的一種體現，“甚至在廣州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會跟進北京、上海，首套房貸利率不僅沒有優惠，而且還要在基準利率基礎上繼續上浮”。
原因透視
主動提高貸款利率
銀行“以價補量”
據新華社電中國人民銀行18日晚間宣布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意味著銀行特別是中小型銀行的信貸資金將受到擠壓，新增貸款的規模勢必會進一步放緩。
記者採訪發現，隨著前期貨幣收緊政策效益的顯示，銀行流動性已明顯緊張。齊魯銀行金融市場部總經理朱寧說，1月份以來銀行隔夜拆借利率已翻了幾番，也能反映出銀行資金緊張狀況，說明自去年以來央行多次動用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進行流動性調控，作用已顯現。
在被動收緊信貸規模的情況下，銀行開始主動提高貸款利率，以實現“以價補量”。朱寧說，今年年初，一家國有企業申請一筆5000萬元的貸款，主動提出貸款利率可以談。以往，這些企業的貸款利率都是央行規定的貸款利率最低限——基準利率下浮10%。
濟南一家股份制銀行負責微小客戶貸款的王長東說，很多企業的貸款項目已經審批通過了，但沒款可放，這種情況下只能是提高資金價格，企業貸款以往一般上浮20%到30%，現在已經上浮50%。
市場人士普遍認為，每年的1月份，銀行為追求“開門紅”，放貸衝動較強，這是導致1月份信貸破萬億的主因，隨著諸多短期因素的消失，加上此次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2、3月份新增信貸會逐步回落。
樓市看法
謝國忠觀點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穩定會成為壓倒一切的因素，因此持續加息控制通脹的決心很堅決。
房地產市場拐點出現，商業地產可能還有一波漲勢。
大宗商品、農業、能源、貴金屬這些領域，每次調整都是買入的機會。
知名經濟學家謝國忠近日在廣州表示：
樓市現拐點 金市有機會
本報訊(記者方利平)一線城市房市拐點已現，將面臨至少3年的深幅調整；股市被房地產壓制，波動走勢將繼續；黃金(1407.00,18.40,1.33%)今年有望創新高。近日，在建行廣東省分行主辦的“2011年貨幣政策與經濟趨勢高峰論壇”上，知名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作出瞭如上的預測。
世界經濟面臨滯脹風險
謝國忠表示，金融危機後，西方國家面臨兩大問題，一是就業不足難以解決，二是債務過多，這導致復甦會很艱難。還錢時，經濟勢必是萎縮的，此外，為了幫助負債的人降低債務負擔，不能加息，但低利率會導致通脹走高。預計西方社會會接受較高的通脹水平，以減輕負債人的負擔，世界經濟因此會走入類似70 年代的滯脹。
發展中國家情況不一樣，因為通脹會引起動盪。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穩定會成為壓倒一切的因素，因此持續加息控制通脹的決心很堅決。謝國忠表示，中國的利息調整會以小步多走的方式持續下去。
房價拐點已現
謝國忠表示，治理通脹，房地產價格就一定會下降，房地產市場的拐點出現了。這一輪上漲週期是從2003年開始的，整個週期持續了7年左右的時間，下調週期也會比較長，至少3年左右。十幾年前，房租回報率超過了10%，目前2%略多一點的出租回報率甚至比銀行利率都低，在房市上漲預期沒有了之後，銀行利率和房市出租回報率之間的關係，是會回歸常態的。謝國忠甚至建議投資者，如果有多套房，趕快賣了。不過他表示，中國的商業地產可能還有一波漲勢。
股市波動還會繼續
謝國忠表示，在樓市大降價之前，股市的波動難以改變，因為資金總量在收。股市要牛起來，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房價下調後，交易量活躍起來，資金流轉起來了。第二個條件就是中國經濟轉向消費周期。
黃金今年還會創新高
謝國忠表示，投資者可跟踪大宗商品、農業、能源、貴金屬有關的品種，這些領域，每次調整都是買入的機會。其分析稱，黃金在美國貨幣政策轉向之前，都會上漲，因為黃金是貨幣替代品。由於大的央行今年都不會加息，中東局勢又不穩，油價會上漲，這也會帶動黃金價格上漲。
2011年2月20日
世界最神秘的政治及金融恐怖組織
何新：當今世界最神秘的政治及金融恐怖組織──共濟會
2011-02-17
現代共濟會（英語：Freemasonry）創始於18世紀的英國，是一個帶宗教色彩的“兄弟會”組織，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龐大的地下秘密組織，美聯儲是共濟會所控制。西方眾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都是這一全球最大的秘密組織共濟會的成員。
共濟會Freemasonry（音譯美生會或者梅森會），字面含義是自由石匠工會。
現代共濟會正式出現的最早記載是在1717年的英國。
1716年前後，倫敦的四個酒館中聚集著貴族、猶太富商、高利貸金融家和高級神職人員，舉辦俱樂部聚會，進行社交、娛樂和飲食，這些人就是共濟會的創立者。
圖片：“鵝和烤架”大樓(Goose and Gridiron)，18世紀的英格蘭總會所成立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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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 年6月24日聖約翰日，四個會所（Lodge）的共濟會會員（Mason）聯合成立了第一個總會所（Grand Lodge），會員投票選出安松·塞亞為第一代總導師（ Grand Master），這一天也就是現代共濟會運動的開端。而這一時期也正值傳奇的薔薇十字運動的影響消退之際，現代共濟會擺脫了古老秘密組織的性質，成為思想性的石工、亦即投身社會改革的政治團體。
初期共濟會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約有700名會員。共濟會發起了以反對天主教為總目標的啟蒙（光明運動），這一運動17世紀迅速擴散到西歐、中歐和北美洲，建立起可以和基督教會匹敵的巨大組織。共濟會成為天主教會教權的強大挑戰勢力，這令教廷十分恐懼。 1738年，天主教教宗克勉十二世命令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濟會，違反者將被教會開除（共濟會允許天主教徒入會），在18世紀後半葉教廷一直致力於打壓共濟會，至今雙方的關係仍然緊張微妙。
初期共濟會名義上對志願者不作限制，人人平等，但是只有白人貴族和上層資產階級可以入會。為了爭取更大的影響力，共濟會不斷地招收貴族入會並且希望能夠得到王室的垂青。
從第二代總導師蒙塔魁公爵（1721年就任）開始，大貴族在共濟會中佔有一段時間的支配地位。 1722年沃頓公爵成為新一代總導師，繼續奉行上層路線政策。
圖片：英國倫敦共濟會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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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 年3月5日，英王喬治二世的長子王儲弗雷德里克王子在倫敦的臨時會所加入共濟會。次年，安德森修改了《共濟會憲章》並且將新版憲章獻給皇儲。雖然這位弗雷德里克王子早逝，沒有坐上王位，但是其長子也就是喬治三世維護共濟會的政治地位，這之後王室和共濟會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喬治四世、喬治六世、愛德華七世、愛德華八世都是共濟會會員。
英國共濟會於1753年分裂為古典派和近代派，雙方長期對立，直到1813年才告和解[15]。在19世紀中葉之後英國的共濟會迅速喪失其社會改革的銳意和先驅性。而共濟會給英國帶來的另一大負面影響則是喪失了肥沃的北美殖民地，北美獨立運動的先驅者幾乎全部都是共濟會會員。
19世紀中後期英國的上層社會中充斥著共濟會會員並不奇怪。由於共濟會禁止女性入會，所以維多利亞女王本人肯定不是其會員之一，但是當時的皇儲愛德華七世和其長子艾伯特·維克托王子都是共濟會會員。
共濟會並非宗教，對入會申請者是否有宗教信仰或是什麼宗教背景並沒有要求，但申請者必須是有神論者，相信存在著一位神。
共濟會的理論明顯繼承了諾斯提教派（Gnosticism）的宗教思想。而除了諾斯提思想之外，共濟會也包含了13世紀左右興起的喀巴拉（猶太教隱秘哲學）、拉丁煉金術的諸多元素。
華人組織洪門的英文名稱是Chinese Freemasonry，儘管英文是同一個詞，但與共濟會沒有任何關係。
神秘歷史
有人認為共濟會起源於參加建造古巴比倫巴別塔的石工職人工會；但另一種說法是，共濟會起源於建造所羅門的耶路撒冷神殿的石匠們。
古代共濟會是一個保持著並不對外公開的建築技藝的石匠行業協會，因此也是一個秘密組織。關於它的起源目前並沒有確定的說法。有文字記載的最早記錄約為 1390年。有證據顯示在蘇格蘭最早出現會所的時間是16世紀末期。根據其正式文獻《共濟會憲章》（傳說1701年寫成，於1723年正式出版）第一部《歷史篇》的解釋，共濟會起源於公元前4000年，這一年被共濟會稱為光明之年（Anno Lucis），他們自稱是該隱的後裔，通曉天文地理及宇宙的奧秘。
[共濟會正式出現的最早記載始於1717年的英國，他們於1721年開始籌備編纂自己的憲章。
當時的新教長詹姆斯·安德森牧師完成了這項工作，安德森根據共濟會的古代條文《傳統憲章》進行編纂，1723年正式出版第一部共濟會的憲章——— “TheConstitutionsoftheFree-Masons”（共濟會章程），這部憲章分為歷史、責任義務、通則三個部分。
共濟會憲章中將共濟會的英文名Freemasonry解釋為“一批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並洞曉造物主奧秘的自由石匠”，這些石匠試圖建造通天的巴別塔（TheTowerofBabel），在神變亂了他們的語言之後，他們分散到世界各地，使得造塔大業未能完成。從此他們把學問技藝深藏心底，默默無聞地從事地下工作，他們在耶路撒冷建了所羅門王的神殿，中世紀時建造了無數的教堂和其他石頭建築。自由石工們秘密結社，互稱兄弟，精誠團結，同舟共濟。 ]
共濟會締造和領導美國
第一個共濟會俱樂部在1730年代出現在北美英國殖民地，是著名的富蘭克林從法國把共濟會的理念和組織引進美國的。法國共濟會出錢、並且派遣軍隊支援了美國獨立，在獨立戰爭中戰勝英國軍隊的主力不是殖民地的本土民軍，而是來自法國的共濟會誌願軍。領導法國援軍的是拉法葉侯爵。
圖：拉法葉侯爵之劍
獨立後，美國每個州都成立了自己的共濟會會所。一度有人希望成立美國共濟會總會，以喬治·華盛頓為首任總導師，但因為基督徒的反對沒有成功。
美國的國會山是共濟會銀行家出資建立的。這座國會山實際也是共濟會的聖堂。在國會大廳的頂部，繪製了華盛頓升天成神的巨幅油畫。國會的33號地下室是共濟會最高層次會員的集會會所。
圖片：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身穿共濟會石匠圍裙主持首都（華盛頓）的選址和奠基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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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共濟會法裙： 共濟會法裙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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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喬治·華盛頓共濟會全國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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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年美國費城建立第一個共濟會總會所；這個會所後來被更名為聖約翰會所（英語：St. John's Lodge）。
現在確認的美國共濟會會員包括歷屆美國總統中的大多數（至少有15位以上）。
美國《獨立宣言》的56位簽署者中至少有8位共濟會會員，1781年的第一部美國憲法的簽署者中至少有10位共濟會會員，1789年的美國憲法的40位簽署者中至少有9位共濟會會員，喬治·華盛頓的63位將領中至少31位會員，英國北美殖民地13個州的30名州長中至少有10位共濟會會員。
歷任美國總統中從華盛頓開始，可能只有被暗殺了的林肯和肯尼迪不是共濟會會員。布什家族、奧巴馬都是共濟會員。英國王室裡的共濟會會員比例也很驚人，喬治三、四、六世，愛德華七、八世等等統統都是，查爾斯和戴安娜是共濟會分枝新世紀組織的（NewAge）會員。
共濟會成員猶太人哈揚·所羅門（Haym Salomon）提供了北美獨立運動所需的絕大部分資金，並在其後以財政資助支持了新政府使其免於破產。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記載，哈揚·所羅門前後總共為北美殖民地政府及其領導人提供了大約60萬美元的資助[23]，折合成2005年的美元匯率相當於39,264,947,368.42美元，也就是將近400億美元，如果算上利息則已將近上萬億美元。有研究認為，他的資金來源是法國的羅斯切爾德銀行，有人認為他這位低調神秘的猶太金融家實際只是羅氏金融在美國最早的代理人。後來，羅斯切爾德家族在美國建立了第一銀行、第二銀行，1913年由羅氏家族代表與摩根、洛克菲勒、高盛家族聯合創立了美聯儲。
從華盛頓總統開始，多數美國總統都是共濟會會員。林肯和肯尼迪兩位總統不是“共濟會”會員，而且想把美元發行權收歸國有。結果他們被神秘之手暗殺了‘
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美聯儲是私人性質的股份製商業銀行，但卻承擔美國中央銀行和承擔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發行銀行
的責任。美國政府government在美聯儲佔有的股份是零，美國政府government根本沒有貨幣發行權（不像英國政府在英
格蘭銀行中還保持20%的股份）。
1963年肯尼迪總統試圖由政府發行白銀美元，結果被刺殺，死後，美國發行“白銀美元”的總統令被繼任的約翰遜總統在第一
時間撤銷。美國政府使用的美元，是以國債貸款的形式向美聯儲借貸的，以美國人的稅收作為貸款的抵押擔保。
美聯儲（FederalReserve）發行的“美聯儲券”就是“美元”。
所以美國沒有國家銀行，美國中央銀行之所以稱為“美聯儲”就是為了掩蓋這個銀行的私人股份制度的性質。美聯儲的總設計
師是羅斯切爾德家族的合夥人保羅·沃伯格(PaulWar鄄burg)。他發明了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ReserveSystem)這個奇特
的名稱。
控制美聯儲的是共濟會（Freemasonry）。所以美鈔不是由國庫印製，而是由共濟會組織下的私人銀行所印。它的股東列名
如下：1、柏林和倫敦的Roth鄄schild銀行，2、巴黎的Lazard兄弟銀行，3、意大利的以色列摩西Seif銀行，4、紐約的Lehman兄弟銀行，5、紐約的Kuhn,Loed銀行，6、紐約的ChaseManhattan銀行，7、紐約的Goldmansuchs銀行，8、阿姆斯特丹的Warburg銀行。
另有近300股東，且多有親屬關係。其中家族勢力最大的是羅斯切爾德、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他們都是共濟會的成員。
共濟會的分枝有一個路西弗基金會（LucisTrust），該基金會成立於1922年，坐落在紐約市聯合國廣場第666號，早先的
名稱是Lu鄄ciferTrust（路西弗，Lucifer，正是撒旦背叛上帝之前的名字，意為“明亮之星”）。而在幕後支配路西弗基金會
的主人正是金融界的主宰———羅斯切爾德(Rothschild)家族。
看下面這張一元美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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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鈔中間印著「IN GOD WE TRUST」的字樣，但卻遍尋不見可以代表基督教信仰的十字架之類的記號，反之，卻見一隻鷹
和一座金字塔伴於左右。美鈔中間的「ONE」字，好像只標明鈔票面額，但在西方神秘符號學中，「ONE」用來代表「上
帝」（類似新柏拉圖派中的「太一」）。
美元上的共濟會標記
普世價值────“世界新秩序”，正是共濟會的普世理念和口號：
「Trust no one!」、「There is no Spoon!」
1932年由美國總統羅斯福推動發行改版的1美元鈔票圖案。羅斯福總統是狂熱的共濟會成員。由兩位共濟會藝術家設計了新版壹美元圖案，把共濟會的象徵記號放進了美元的圖案中。
主要圖案由一座未完工的金字塔、一隻“全知之眼”和兩條拉丁標語的共濟會標記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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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金字塔共十三層，代表共濟會信仰的神秘數字13。未完成的金字塔是通天塔的象徵，通天塔信仰起源於古代巴比倫。共濟會員自稱石匠，就是建造通天塔的石工。每個共濟會員都有一條共濟會的石匠圍裙。
金字塔上方,是一個獨眼,這象徵著共濟會信仰的神靈荷盧斯，也稱作撒旦隻眼──共濟會是一種魔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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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層上有“MDCCLXXVI”的字樣，是羅馬數字的1776，代表美國獨立！
在整個一元美鈔上還有許多13這個數字，而這個數字正是共濟會和光明會的象徵之一。包括了老鷹頭上的十三顆星星（這十三顆星星象徵著創始時的十三州，但把這些星星全部連接起來也成為像徵猶太人的大衛之星，六芒星）。金字塔上有十三個階梯，鈔票背面的拉丁文ANNUIT COEPTIS（上帝祝福我們的行為）也有十三個字，E PLURIBUS UNUM（眾皆為一）也是十三個字，而老鷹所夾著的盾牌有十三條棒狀圖、所含著的橄欖枝有十三個葉子、有十三個果實、十三枚箭頭。
塔上下有兩條拉丁標語，下面的一句是：“Novus Ordo Seclorum”，翻譯成英語是：“A New Order of the Ages”，再翻成中文是：“世界新秩序”。這是共濟會的用語之一，這句拉丁文是在1782年被確認是共濟會的普世口號。是未來的世界“影子政府”所要建立的新世界秩序。
不知情的人以為美國是基督教國家，但事實絕非如此！美國共濟會最高層所信仰的宗教是是神秘獨眼路西法像徵的猶太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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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會代表性標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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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由經典、方矩和圓規組成的象徵符號（寓意畫）是共濟會最基本的代表性徽章，方矩和圓規都是石工測繪使用的工具，在共濟會思想中它們代表著會員完善自身所使用的道具。 [7] 每一個共濟會會所幾乎都飾有方矩與圓規的符號，它可能由印度古代坦陀羅教（Tantrism）的象徵符號六芒星（Hexagram）變化而來，曲尺代表六芒星中向下的正三角形真理、而分規代表向上的正三角形道德，兩者的結合代表陰陽調和、真理和道德的和諧、行動和節制的規範，從而完成偉大的作業。
分規、曲尺和法典在共濟會中被看作會所的家具，是會員完成個人實踐、突破三重黑暗、重見理性光明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被稱為三重偉大之光（三大明光）。
圖片：20世紀初一個位於英國薩福克郡會所的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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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儘管共濟會在全球都有發展，但共濟會並沒有全球性的中心[8]。共濟會只有兩級組織，會所和總會所。總會所管轄的範圍往往與當地的司法管轄區或國家相吻合，因此極少出現跨越司法管轄區招收會員和活動的事。總會所就是共濟會的最高組織形式。各總會所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 [9]在多年的流傳中，各總會所之間在章程和儀式上會有一些差異。儘管共濟會是秘密組織，但總會所往往是在司法管轄區內以社團的形式註冊的公開的合法機構。
儘管共濟會是秘密組織，但共濟會要求會員效忠會員所在國家的政權。在歷史上，共濟會除了在納粹德國受到迫害[10]，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禁止。
現代共濟會在服飾和儀式上分為英格蘭分支和蘇格蘭分支；除形式外，兩者並無實質區分。
圖片：18世紀共濟會入會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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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制度
因其屬封閉的社團形式，如無兩位以上美生成員推薦，外人無法加入，[12]且其考核欲加入兄弟之時間，短則半年，長則無限。而且早期時入會之後，不得向他人揭露其會員身份。但近年一些總會所允許會員自己做決定是否願意向外人揭露其會員身份。
而根據共濟會傳說，共濟會的始祖為海勒姆（Hiram Abiff），他是建造耶路撒冷神殿的重要石匠之一，因被三個妒忌他地位及技能的工匠所殺，埋於殿內的青銅墓裡，但不久即將再度復活。因此，凡加入共濟會者，都要舉行一場象徵死亡及復活的儀式。
雖然初期共濟會仍舊奉行嚴守內部秘密的規定，但是1745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一本書籍完全暴露了共濟會內部的規定、活動內容甚至入會禮儀等細節。然而共濟會也因此將活動更加公開化，會員並不隱瞞自己的身份，他們也更公開地進行慈善活動，會員的階層也逐漸向中產階級轉化。現代的共濟會除了內部表明各級別的暗語及手勢仍舊保密之外，其餘活動基本上全部公開。
今天的共濟會大約有6百萬人，蘇格蘭及愛爾蘭會籍上約有15萬名會員，英格蘭會籍上約有25萬名會員[13] ，法國約7萬人，美國境內也有約2百萬名會員[14]，香港有一千二百人左右。共濟會會員更幾乎佔滿了西方近代史的每一頁，包括英國等歐洲王室成員和美國歷任總統。
由於秘密組織的性質，在歷史研究中要想確認某人是否是共濟會會員是非常困難的。
英國共濟會
英國是近代共濟會的發源地。英國共濟會現任領袖是英國女王的弟弟肯特公爵。共濟會員分佈在政治、軍事、大學以及金融和企業的精英中。
2005年6月英國國會曾下令，英國上議院及下議院的所有議員必須公開他們是否隸屬共濟會。當日提出動議的英國自由民主黨議員強調，為了增加國會的透明度，以及重建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議員必須申報利益。但是，這項議案未能得到通過。
法國共濟會
有證據顯示法國最早出現共濟會是在1688年[16]。 1721年，一些英國共濟會成員在港口城市敦刻爾克Dunkirk 建立了法國第一個共濟會所[17]。法國共濟會總會所建立於1738年6月24日，是歐洲大陸最早成立的共濟會總會所。
雖然羅馬天主教皇克萊蒙十二世Clemence XII 和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 分別於1738年和1751年兩度頒發教皇禁令[18]，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濟會，然而在法國並未產生足夠影響，共濟會仍然在發展壯大。到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法國已經建立了很多的個會所。
共濟會是啟蒙運動中瓦解天主教會和反對教皇權威的急先鋒。 18世紀的共濟會組織體現出排外特徵，下層的勞動階層不被接納，成員主要來自貴族、教士和中產階層，有些會所完全由天主教教士構成[19]。中資產階級被共濟會自由、平等的思想所吸引，成為主要的成員來源，因為在這裡他們能夠與貴族平起平坐。在軍隊組織中，共濟會也有極大的影響力，很多後來拿破崙軍隊中的將軍都是共濟會成員。
1804年11月6日，拿破崙一世加冕成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隨後他的哥哥約瑟夫·波拿巴成為法國共濟會總導師。
中國共濟會
有一些證據顯示早在1758年，共濟會已隨瑞典東印度公司傳入中國。
1768年清乾隆三十二年，英格蘭總會轄下的誼廬第407分會在廣州建立會所，這是有記錄的第一個中國共濟會會所。
隨著廣東和香港交往的日益增加香港共濟會於1848年開始在廣東活動，1849年開始在上海活動，但很長時間內只允許在中國的外國人參加。附屬於美國馬薩諸塞總會的中國共濟會總會成立於1864年（英語：District Deputy Grand Master），1877年英格蘭分支中國共濟會總會正式成立（英語：District Grand Lodge of Northern China）。傳自蘇格蘭的中國共濟會總會成立於1921年（英語：District Grand Lodge of North China）
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從1947年到1962年間中國共濟會的活動漸漸減少直至完全消失。 [26]一些會所由於外國人的離去造成的人數不夠而關閉，另一些遷到了香港和英國。這些曾經在中國的共濟會總會目前都已經不存在。
香港共濟會
香港共濟會第一個會所在1844年4月29日成立於維多利亞島，三年之後成立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會。歷史上香港的共濟會分別傳自於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 [24]
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會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24]
1847–1866，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China
1866–1875，District Grand Lodge of China
1875–1963，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63至今，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the Far East
傳自蘇格蘭的香港共濟會總會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24]
1905–1958，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58至今，District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愛爾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會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24]
1933–1938，District Grand Inspector
1938–1947，Grand Inspector
1947–1954，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1954–1967，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China and Malaya
1967–1988，Grand Inspector for the Far East
1988至今，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1865年，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在現時新世界大廈所在的洩蘭街興建“雍仁會館”作為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會所被日軍炸毀，[24]遂於1950年遷往香港島堅尼地道一號至今，現時由共濟會前立法局議員黃匡源主持。
三位香港總督包括夏喬士·羅便臣、麥當奴及卜公都是香港共濟會會員。前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希慎集團利銘澤、國泰航空前董事姚剛、香港賽馬會前副主席週湛燊等政商界人物也都是共濟會會員。
台灣美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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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政府遷往台灣後，中國美生總會也隨之遷往台灣。由於政局因素，1951年宣布停會，1954年美生中國總會始在台灣復會，並於1955年10月28日經核准成立。共濟會在台灣非常低調且神秘，但會員之間非常團結。
蔣緯國是美生中國總會最有名的總會長，可能是因為他的德國教育與軍旅生涯讓他進入這個組織[來源請求]。目前台灣地區的美生會員約有數百人，分佈士、農、工、商社會各階層。
到2009年，台灣相繼成立了13個會所（又稱為分會）[27]，其中也有因中國政局因素迫使停會後，在台灣再复會的。台中、高雄均有分會，其它均集中在北部；各分會皆以“廬”（英語：lodge）做會所之名，並予以區分，如：誼廬、川廬、自由廬、漢廬、唐廬、明廬、融廬等。其中唐廬為一雙語廬，意即其美生儀禮採英語，而廬中討論事項為國語。台北縣深坑鄉也有分會海山廬（英語：High Sun Lodge）。會員非常低調，鮮少有公開對外的場合；黑色西裝搭配白襯衫和領結，是美生兄弟成員集會時的標準穿著。
陰謀論
有歷史學家認為，共濟會是支配世界謀取全球統治權的的陰謀恐怖組織。黑手黨是共濟會的地下隱蔽之手。
從法國革命、美國獨立，到俄羅斯革命、以色列復國等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20世紀以來的多次金融襲擊和危機，都是由共濟會促成或提供援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也很流行共濟會世界戰略的說法。多數的歷史學家也證明了共濟會會員曾在這些事件中活躍過。關於此事，日本教育電台亦曾經報導過。
知名的共濟會會員
知名的共濟會會員包括：
孟德斯鳩
歌德
海頓
薩德侯爵
莫扎特
貝多芬
腓特烈大帝
喬治·華盛頓
湯瑪斯·傑佛遜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約翰·埃德加·胡佛
馬克·吐溫
阿瑟·柯南·道爾
加里波第
溫斯頓·丘吉爾
本傑明·富蘭克林
亨利·福特
托馬斯·愛迪生
愛因斯坦
艾薩克·牛頓
嚴家淦
蔣緯國
戈爾巴喬夫
尼赫魯
薩科齊
貝盧斯科尼
資料來源
Chinese Freemasons
漢斯·克里斯蒂安·胡弗。聖經謎團。徐筱春，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年.164-165
2011-02-17
現代共濟會（英語：Freemasonry）創始於18世紀的英國，是一個帶宗教色彩的“兄弟會”組織，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龐大的地下秘密組織，美聯儲是共濟會所控制。西方眾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都是這一全球最大的秘密組織共濟會的成員。
共濟會Freemasonry（音譯美生會或者梅森會），字面含義是自由石匠工會。
現代共濟會正式出現的最早記載是在1717年的英國。
1716年前後，倫敦的四個酒館中聚集著貴族、猶太富商、高利貸金融家和高級神職人員，舉辦俱樂部聚會，進行社交、娛樂和飲食，這些人就是共濟會的創立者。
圖片：“鵝和烤架”大樓(Goose and Gridiron)，18世紀的英格蘭總會所成立於此。
世界上最神秘的秘密組織：共濟會- wanshi - 何新博客
1717 年6月24日聖約翰日，四個會所（Lodge）的共濟會會員（Mason）聯合成立了第一個總會所（Grand Lodge），會員投票選出安松·塞亞為第一代總導師（ Grand Master），這一天也就是現代共濟會運動的開端。而這一時期也正值傳奇的薔薇十字運動的影響消退之際，現代共濟會擺脫了古老秘密組織的性質，成為思想性的石工、亦即投身社會改革的政治團體。
初期共濟會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約有700名會員。共濟會發起了以反對天主教為總目標的啟蒙（光明運動），這一運動17世紀迅速擴散到西歐、中歐和北美洲，建立起可以和基督教會匹敵的巨大組織。共濟會成為天主教會教權的強大挑戰勢力，這令教廷十分恐懼。 1738年，天主教教宗克勉十二世命令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濟會，違反者將被教會開除（共濟會允許天主教徒入會），在18世紀後半葉教廷一直致力於打壓共濟會，至今雙方的關係仍然緊張微妙。
初期共濟會名義上對志願者不作限制，人人平等，但是只有白人貴族和上層資產階級可以入會。為了爭取更大的影響力，共濟會不斷地招收貴族入會並且希望能夠得到王室的垂青。
從第二代總導師蒙塔魁公爵（1721年就任）開始，大貴族在共濟會中佔有一段時間的支配地位。 1722年沃頓公爵成為新一代總導師，繼續奉行上層路線政策。
圖片：英國倫敦共濟會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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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 年3月5日，英王喬治二世的長子王儲弗雷德里克王子在倫敦的臨時會所加入共濟會。次年，安德森修改了《共濟會憲章》並且將新版憲章獻給皇儲。雖然這位弗雷德里克王子早逝，沒有坐上王位，但是其長子也就是喬治三世維護共濟會的政治地位，這之後王室和共濟會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喬治四世、喬治六世、愛德華七世、愛德華八世都是共濟會會員。
英國共濟會於1753年分裂為古典派和近代派，雙方長期對立，直到1813年才告和解[15]。在19世紀中葉之後英國的共濟會迅速喪失其社會改革的銳意和先驅性。而共濟會給英國帶來的另一大負面影響則是喪失了肥沃的北美殖民地，北美獨立運動的先驅者幾乎全部都是共濟會會員。
19世紀中後期英國的上層社會中充斥著共濟會會員並不奇怪。由於共濟會禁止女性入會，所以維多利亞女王本人肯定不是其會員之一，但是當時的皇儲愛德華七世和其長子艾伯特·維克托王子都是共濟會會員。
共濟會並非宗教，對入會申請者是否有宗教信仰或是什麼宗教背景並沒有要求，但申請者必須是有神論者，相信存在著一位神。
共濟會的理論明顯繼承了諾斯提教派（Gnosticism）的宗教思想。而除了諾斯提思想之外，共濟會也包含了13世紀左右興起的喀巴拉（猶太教隱秘哲學）、拉丁煉金術的諸多元素。
華人組織洪門的英文名稱是Chinese Freemasonry，儘管英文是同一個詞，但與共濟會沒有任何關係。
神秘歷史
有人認為共濟會起源於參加建造古巴比倫巴別塔的石工職人工會；但另一種說法是，共濟會起源於建造所羅門的耶路撒冷神殿的石匠們。
古代共濟會是一個保持著並不對外公開的建築技藝的石匠行業協會，因此也是一個秘密組織。關於它的起源目前並沒有確定的說法。有文字記載的最早記錄約為 1390年。有證據顯示在蘇格蘭最早出現會所的時間是16世紀末期。根據其正式文獻《共濟會憲章》（傳說1701年寫成，於1723年正式出版）第一部《歷史篇》的解釋，共濟會起源於公元前4000年，這一年被共濟會稱為光明之年（Anno Lucis），他們自稱是該隱的後裔，通曉天文地理及宇宙的奧秘。
[共濟會正式出現的最早記載始於1717年的英國，他們於1721年開始籌備編纂自己的憲章。
當時的新教長詹姆斯·安德森牧師完成了這項工作，安德森根據共濟會的古代條文《傳統憲章》進行編纂，1723年正式出版第一部共濟會的憲章——— “TheConstitutionsoftheFree-Masons”（共濟會章程），這部憲章分為歷史、責任義務、通則三個部分。
共濟會憲章中將共濟會的英文名Freemasonry解釋為“一批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並洞曉造物主奧秘的自由石匠”，這些石匠試圖建造通天的巴別塔（TheTowerofBabel），在神變亂了他們的語言之後，他們分散到世界各地，使得造塔大業未能完成。從此他們把學問技藝深藏心底，默默無聞地從事地下工作，他們在耶路撒冷建了所羅門王的神殿，中世紀時建造了無數的教堂和其他石頭建築。自由石工們秘密結社，互稱兄弟，精誠團結，同舟共濟。 ]
共濟會締造和領導美國
第一個共濟會俱樂部在1730年代出現在北美英國殖民地，是著名的富蘭克林從法國把共濟會的理念和組織引進美國的。法國共濟會出錢、並且派遣軍隊支援了美國獨立，在獨立戰爭中戰勝英國軍隊的主力不是殖民地的本土民軍，而是來自法國的共濟會誌願軍。領導法國援軍的是拉法葉侯爵。
圖：拉法葉侯爵之劍
獨立後，美國每個州都成立了自己的共濟會會所。一度有人希望成立美國共濟會總會，以喬治·華盛頓為首任總導師，但因為基督徒的反對沒有成功。
美國的國會山是共濟會銀行家出資建立的。這座國會山實際也是共濟會的聖堂。在國會大廳的頂部，繪製了華盛頓升天成神的巨幅油畫。國會的33號地下室是共濟會最高層次會員的集會會所。
圖片：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身穿共濟會石匠圍裙主持首都（華盛頓）的選址和奠基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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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共濟會法裙： 共濟會法裙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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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喬治·華盛頓共濟會全國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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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年美國費城建立第一個共濟會總會所；這個會所後來被更名為聖約翰會所（英語：St. John's Lodge）。
現在確認的美國共濟會會員包括歷屆美國總統中的大多數（至少有15位以上）。
美國《獨立宣言》的56位簽署者中至少有8位共濟會會員，1781年的第一部美國憲法的簽署者中至少有10位共濟會會員，1789年的美國憲法的40位簽署者中至少有9位共濟會會員，喬治·華盛頓的63位將領中至少31位會員，英國北美殖民地13個州的30名州長中至少有10位共濟會會員。
歷任美國總統中從華盛頓開始，可能只有被暗殺了的林肯和肯尼迪不是共濟會會員。布什家族、奧巴馬都是共濟會員。英國王室裡的共濟會會員比例也很驚人，喬治三、四、六世，愛德華七、八世等等統統都是，查爾斯和戴安娜是共濟會分枝新世紀組織的（NewAge）會員。
共濟會成員猶太人哈揚·所羅門（Haym Salomon）提供了北美獨立運動所需的絕大部分資金，並在其後以財政資助支持了新政府使其免於破產。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記載，哈揚·所羅門前後總共為北美殖民地政府及其領導人提供了大約60萬美元的資助[23]，折合成2005年的美元匯率相當於39,264,947,368.42美元，也就是將近400億美元，如果算上利息則已將近上萬億美元。有研究認為，他的資金來源是法國的羅斯切爾德銀行，有人認為他這位低調神秘的猶太金融家實際只是羅氏金融在美國最早的代理人。後來，羅斯切爾德家族在美國建立了第一銀行、第二銀行，1913年由羅氏家族代表與摩根、洛克菲勒、高盛家族聯合創立了美聯儲。
從華盛頓總統開始，多數美國總統都是共濟會會員。林肯和肯尼迪兩位總統不是“共濟會”會員，而且想把美元發行權收歸國有。結果他們被神秘之手暗殺了‘
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美聯儲是私人性質的股份製商業銀行，但卻承擔美國中央銀行和承擔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發行銀行
的責任。美國政府government在美聯儲佔有的股份是零，美國政府government根本沒有貨幣發行權（不像英國政府在英
格蘭銀行中還保持20%的股份）。
1963年肯尼迪總統試圖由政府發行白銀美元，結果被刺殺，死後，美國發行“白銀美元”的總統令被繼任的約翰遜總統在第一
時間撤銷。美國政府使用的美元，是以國債貸款的形式向美聯儲借貸的，以美國人的稅收作為貸款的抵押擔保。
美聯儲（FederalReserve）發行的“美聯儲券”就是“美元”。
所以美國沒有國家銀行，美國中央銀行之所以稱為“美聯儲”就是為了掩蓋這個銀行的私人股份制度的性質。美聯儲的總設計
師是羅斯切爾德家族的合夥人保羅·沃伯格(PaulWar鄄burg)。他發明了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ReserveSystem)這個奇特
的名稱。
控制美聯儲的是共濟會（Freemasonry）。所以美鈔不是由國庫印製，而是由共濟會組織下的私人銀行所印。它的股東列名
如下：1、柏林和倫敦的Roth鄄schild銀行，2、巴黎的Lazard兄弟銀行，3、意大利的以色列摩西Seif銀行，4、紐約的Lehman兄弟銀行，5、紐約的Kuhn,Loed銀行，6、紐約的ChaseManhattan銀行，7、紐約的Goldmansuchs銀行，8、阿姆斯特丹的Warburg銀行。
另有近300股東，且多有親屬關係。其中家族勢力最大的是羅斯切爾德、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他們都是共濟會的成員。
共濟會的分枝有一個路西弗基金會（LucisTrust），該基金會成立於1922年，坐落在紐約市聯合國廣場第666號，早先的
名稱是Lu鄄ciferTrust（路西弗，Lucifer，正是撒旦背叛上帝之前的名字，意為“明亮之星”）。而在幕後支配路西弗基金會
的主人正是金融界的主宰———羅斯切爾德(Rothschild)家族。
看下面這張一元美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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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鈔中間印著「IN GOD WE TRUST」的字樣，但卻遍尋不見可以代表基督教信仰的十字架之類的記號，反之，卻見一隻鷹
和一座金字塔伴於左右。美鈔中間的「ONE」字，好像只標明鈔票面額，但在西方神秘符號學中，「ONE」用來代表「上
帝」（類似新柏拉圖派中的「太一」）。
美元上的共濟會標記
普世價值────“世界新秩序”，正是共濟會的普世理念和口號：
「Trust no one!」、「There is no Spoon!」
1932年由美國總統羅斯福推動發行改版的1美元鈔票圖案。羅斯福總統是狂熱的共濟會成員。由兩位共濟會藝術家設計了新版壹美元圖案，把共濟會的象徵記號放進了美元的圖案中。
主要圖案由一座未完工的金字塔、一隻“全知之眼”和兩條拉丁標語的共濟會標記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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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金字塔共十三層，代表共濟會信仰的神秘數字13。未完成的金字塔是通天塔的象徵，通天塔信仰起源於古代巴比倫。共濟會員自稱石匠，就是建造通天塔的石工。每個共濟會員都有一條共濟會的石匠圍裙。
金字塔上方,是一個獨眼,這象徵著共濟會信仰的神靈荷盧斯，也稱作撒旦隻眼──共濟會是一種魔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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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層上有“MDCCLXXVI”的字樣，是羅馬數字的1776，代表美國獨立！
在整個一元美鈔上還有許多13這個數字，而這個數字正是共濟會和光明會的象徵之一。包括了老鷹頭上的十三顆星星（這十三顆星星象徵著創始時的十三州，但把這些星星全部連接起來也成為像徵猶太人的大衛之星，六芒星）。金字塔上有十三個階梯，鈔票背面的拉丁文ANNUIT COEPTIS（上帝祝福我們的行為）也有十三個字，E PLURIBUS UNUM（眾皆為一）也是十三個字，而老鷹所夾著的盾牌有十三條棒狀圖、所含著的橄欖枝有十三個葉子、有十三個果實、十三枚箭頭。
塔上下有兩條拉丁標語，下面的一句是：“Novus Ordo Seclorum”，翻譯成英語是：“A New Order of the Ages”，再翻成中文是：“世界新秩序”。這是共濟會的用語之一，這句拉丁文是在1782年被確認是共濟會的普世口號。是未來的世界“影子政府”所要建立的新世界秩序。
不知情的人以為美國是基督教國家，但事實絕非如此！美國共濟會最高層所信仰的宗教是是神秘獨眼路西法像徵的猶太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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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會代表性標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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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由經典、方矩和圓規組成的象徵符號（寓意畫）是共濟會最基本的代表性徽章，方矩和圓規都是石工測繪使用的工具，在共濟會思想中它們代表著會員完善自身所使用的道具。 [7] 每一個共濟會會所幾乎都飾有方矩與圓規的符號，它可能由印度古代坦陀羅教（Tantrism）的象徵符號六芒星（Hexagram）變化而來，曲尺代表六芒星中向下的正三角形真理、而分規代表向上的正三角形道德，兩者的結合代表陰陽調和、真理和道德的和諧、行動和節制的規範，從而完成偉大的作業。
分規、曲尺和法典在共濟會中被看作會所的家具，是會員完成個人實踐、突破三重黑暗、重見理性光明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被稱為三重偉大之光（三大明光）。
圖片：20世紀初一個位於英國薩福克郡會所的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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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儘管共濟會在全球都有發展，但共濟會並沒有全球性的中心[8]。共濟會只有兩級組織，會所和總會所。總會所管轄的範圍往往與當地的司法管轄區或國家相吻合，因此極少出現跨越司法管轄區招收會員和活動的事。總會所就是共濟會的最高組織形式。各總會所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 [9]在多年的流傳中，各總會所之間在章程和儀式上會有一些差異。儘管共濟會是秘密組織，但總會所往往是在司法管轄區內以社團的形式註冊的公開的合法機構。
儘管共濟會是秘密組織，但共濟會要求會員效忠會員所在國家的政權。在歷史上，共濟會除了在納粹德國受到迫害[10]，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禁止。
現代共濟會在服飾和儀式上分為英格蘭分支和蘇格蘭分支；除形式外，兩者並無實質區分。
圖片：18世紀共濟會入會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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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制度
因其屬封閉的社團形式，如無兩位以上美生成員推薦，外人無法加入，[12]且其考核欲加入兄弟之時間，短則半年，長則無限。而且早期時入會之後，不得向他人揭露其會員身份。但近年一些總會所允許會員自己做決定是否願意向外人揭露其會員身份。
而根據共濟會傳說，共濟會的始祖為海勒姆（Hiram Abiff），他是建造耶路撒冷神殿的重要石匠之一，因被三個妒忌他地位及技能的工匠所殺，埋於殿內的青銅墓裡，但不久即將再度復活。因此，凡加入共濟會者，都要舉行一場象徵死亡及復活的儀式。
雖然初期共濟會仍舊奉行嚴守內部秘密的規定，但是1745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一本書籍完全暴露了共濟會內部的規定、活動內容甚至入會禮儀等細節。然而共濟會也因此將活動更加公開化，會員並不隱瞞自己的身份，他們也更公開地進行慈善活動，會員的階層也逐漸向中產階級轉化。現代的共濟會除了內部表明各級別的暗語及手勢仍舊保密之外，其餘活動基本上全部公開。
今天的共濟會大約有6百萬人，蘇格蘭及愛爾蘭會籍上約有15萬名會員，英格蘭會籍上約有25萬名會員[13] ，法國約7萬人，美國境內也有約2百萬名會員[14]，香港有一千二百人左右。共濟會會員更幾乎佔滿了西方近代史的每一頁，包括英國等歐洲王室成員和美國歷任總統。
由於秘密組織的性質，在歷史研究中要想確認某人是否是共濟會會員是非常困難的。
英國共濟會
英國是近代共濟會的發源地。英國共濟會現任領袖是英國女王的弟弟肯特公爵。共濟會員分佈在政治、軍事、大學以及金融和企業的精英中。
2005年6月英國國會曾下令，英國上議院及下議院的所有議員必須公開他們是否隸屬共濟會。當日提出動議的英國自由民主黨議員強調，為了增加國會的透明度，以及重建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議員必須申報利益。但是，這項議案未能得到通過。
法國共濟會
有證據顯示法國最早出現共濟會是在1688年[16]。 1721年，一些英國共濟會成員在港口城市敦刻爾克Dunkirk 建立了法國第一個共濟會所[17]。法國共濟會總會所建立於1738年6月24日，是歐洲大陸最早成立的共濟會總會所。
雖然羅馬天主教皇克萊蒙十二世Clemence XII 和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 分別於1738年和1751年兩度頒發教皇禁令[18]，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濟會，然而在法國並未產生足夠影響，共濟會仍然在發展壯大。到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法國已經建立了很多的個會所。
共濟會是啟蒙運動中瓦解天主教會和反對教皇權威的急先鋒。 18世紀的共濟會組織體現出排外特徵，下層的勞動階層不被接納，成員主要來自貴族、教士和中產階層，有些會所完全由天主教教士構成[19]。中資產階級被共濟會自由、平等的思想所吸引，成為主要的成員來源，因為在這裡他們能夠與貴族平起平坐。在軍隊組織中，共濟會也有極大的影響力，很多後來拿破崙軍隊中的將軍都是共濟會成員。
1804年11月6日，拿破崙一世加冕成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隨後他的哥哥約瑟夫·波拿巴成為法國共濟會總導師。
中國共濟會
有一些證據顯示早在1758年，共濟會已隨瑞典東印度公司傳入中國。
1768年清乾隆三十二年，英格蘭總會轄下的誼廬第407分會在廣州建立會所，這是有記錄的第一個中國共濟會會所。
隨著廣東和香港交往的日益增加香港共濟會於1848年開始在廣東活動，1849年開始在上海活動，但很長時間內只允許在中國的外國人參加。附屬於美國馬薩諸塞總會的中國共濟會總會成立於1864年（英語：District Deputy Grand Master），1877年英格蘭分支中國共濟會總會正式成立（英語：District Grand Lodge of Northern China）。傳自蘇格蘭的中國共濟會總會成立於1921年（英語：District Grand Lodge of North China）
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從1947年到1962年間中國共濟會的活動漸漸減少直至完全消失。 [26]一些會所由於外國人的離去造成的人數不夠而關閉，另一些遷到了香港和英國。這些曾經在中國的共濟會總會目前都已經不存在。
香港共濟會
香港共濟會第一個會所在1844年4月29日成立於維多利亞島，三年之後成立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會。歷史上香港的共濟會分別傳自於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 [24]
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會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24]
1847–1866，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China
1866–1875，District Grand Lodge of China
1875–1963，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63至今，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the Far East
傳自蘇格蘭的香港共濟會總會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24]
1905–1958，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58至今，District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愛爾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會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24]
1933–1938，District Grand Inspector
1938–1947，Grand Inspector
1947–1954，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1954–1967，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China and Malaya
1967–1988，Grand Inspector for the Far East
1988至今，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1865年，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在現時新世界大廈所在的洩蘭街興建“雍仁會館”作為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會所被日軍炸毀，[24]遂於1950年遷往香港島堅尼地道一號至今，現時由共濟會前立法局議員黃匡源主持。
三位香港總督包括夏喬士·羅便臣、麥當奴及卜公都是香港共濟會會員。前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希慎集團利銘澤、國泰航空前董事姚剛、香港賽馬會前副主席週湛燊等政商界人物也都是共濟會會員。
台灣美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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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政府遷往台灣後，中國美生總會也隨之遷往台灣。由於政局因素，1951年宣布停會，1954年美生中國總會始在台灣復會，並於1955年10月28日經核准成立。共濟會在台灣非常低調且神秘，但會員之間非常團結。
蔣緯國是美生中國總會最有名的總會長，可能是因為他的德國教育與軍旅生涯讓他進入這個組織[來源請求]。目前台灣地區的美生會員約有數百人，分佈士、農、工、商社會各階層。
到2009年，台灣相繼成立了13個會所（又稱為分會）[27]，其中也有因中國政局因素迫使停會後，在台灣再复會的。台中、高雄均有分會，其它均集中在北部；各分會皆以“廬”（英語：lodge）做會所之名，並予以區分，如：誼廬、川廬、自由廬、漢廬、唐廬、明廬、融廬等。其中唐廬為一雙語廬，意即其美生儀禮採英語，而廬中討論事項為國語。台北縣深坑鄉也有分會海山廬（英語：High Sun Lodge）。會員非常低調，鮮少有公開對外的場合；黑色西裝搭配白襯衫和領結，是美生兄弟成員集會時的標準穿著。
陰謀論
有歷史學家認為，共濟會是支配世界謀取全球統治權的的陰謀恐怖組織。黑手黨是共濟會的地下隱蔽之手。
從法國革命、美國獨立，到俄羅斯革命、以色列復國等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20世紀以來的多次金融襲擊和危機，都是由共濟會促成或提供援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也很流行共濟會世界戰略的說法。多數的歷史學家也證明了共濟會會員曾在這些事件中活躍過。關於此事，日本教育電台亦曾經報導過。
知名的共濟會會員
知名的共濟會會員包括：
孟德斯鳩
歌德
海頓
薩德侯爵
莫扎特
貝多芬
腓特烈大帝
喬治·華盛頓
湯瑪斯·傑佛遜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約翰·埃德加·胡佛
馬克·吐溫
阿瑟·柯南·道爾
加里波第
溫斯頓·丘吉爾
本傑明·富蘭克林
亨利·福特
托馬斯·愛迪生
愛因斯坦
艾薩克·牛頓
嚴家淦
蔣緯國
戈爾巴喬夫
尼赫魯
薩科齊
貝盧斯科尼
資料來源
Chinese Freemasons
漢斯·克里斯蒂安·胡弗。聖經謎團。徐筱春，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年.164-165
電子信息間諜技術
伊拉克戰爭為何不見伊拉克空軍飛機起飛？
2011-02-19
七年前，一場發生在波斯灣的局部現代戰爭，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巡航導彈的精確制導、超視距精確打擊、電子屏蔽整個戰區、戰時致盲敵方全部無線通訊……等精湛科技及其與戰略戰術的完美結合讓中國軍人倍感震驚。
其實，現代西方戰爭藝術已經不再簡單，早已在冷戰中悄悄形成一個集武器、通訊、後勤保障、信息、電子以及間諜技術等子系統於一體的綜合戰爭運作系統。
而這個系統對中國的軍界曾經是陌生的，所以我們的將軍才會在央視實時點評伊拉克戰爭時頻出謬誤。
張召忠將軍不就說伊拉克可以和美軍打持久巷戰嗎？但實際展現在世人面前的事實時，伊拉克陸軍一觸即潰，整師軍隊一夜消失，而空軍更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安靜度過整個美伊戰爭。
去年參加一個國家保密局在地方召開的信息安全技術研討會，終於知道了伊拉克空軍被美軍不戰而勝的終極秘密。
其實太簡單不過了，戰前伊拉克空軍通過約旦向西方購買了一批數碼打印機，美國軍方通過間諜手段在每台打印機的芯片中植入了有害程序，戰爭一爆發，病毒發作，整個伊拉克空軍指揮系統全部癱瘓。
這個秘密的被披露，使中國從軍方到國家權利最高機關對中國目前的信息化建設現狀給中國國家安全帶來的威脅感到擔憂。
有關部門，對當前廣泛活躍在中國大陸的電子信息間諜技術進行了密切的調查，發現互聯網高速滲透國人政治與經濟生活的信息時代，中國人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對某些國家而言，幾乎整天都在裸奔。
下面列舉幾種已經在國內被發現過的間諜技術共大家參考：
一、帶計算機芯片電子產品的後門技術：你使用過打印機、碎紙機、傳真機嗎？你知道當你在使用打印機、碎紙機、和傳真機處理機密文件的時候，文件可能會被同時拷貝或直接自動發送到另外一個地址上備份嗎？
二、擺渡軟件技術：據說，有一個高級領導因為優盤使用上的粗心大意，導致重要國家機密的外洩給國家帶來重大損失而被處理。
原理：在家裡使用與英特網相連的私人電腦閱讀優盤文件時，該優盤被來自浩瀚網絡不明角落的黑客自動植入了一個擺渡程序，當優盤擁有者回單位在內網上班工作時，該程序會自動啟動搜索並下載該領導權限之內的任何機密文件，這些被下載的文件，在領導回家使用公網上傳下載或閱讀優盤文件時會被該程序自動轉發到一些特定的地方，這就是擺渡程序。
三、大家都很熟悉竊聽技術，對針孔探頭的偷窺也不陌生，但如果我告訴你，一個和你聊天的“朋友”只將一個密封的香煙盒或拉上拉鍊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幾百米甚至數公里外的一個儀器上就能看見和聽見你和他聲情並茂的視頻和音頻信號，你會不會大吃一驚？這項技術的被發現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那些在你面前出現的，打領帶、拿手機包、皮帶扣很特別或喜歡把漂亮打火機放在面前茶几上的人。
四、手機監聽技術：這個技術，我國政府倒是掌握的很好，並且很快就被應用在了對國人的管理上，中國人沒有私密，這是真的。只要你手機有電，無論你關機還是開機，你就始終是一個透明的人。
五、聲紋鑑別監聽技術：十年前被王偉迫降的美國EP-3上被美軍士兵搗毀並投入南海的東西就是這個系統的一個終端裝置。它的原理是廣泛收集重要人物的聲紋信息，創建聲紋庫，然後通過對目標人物的超遠距離聲紋探測而獲知人物動向繼而綜合分析出即時局勢動態。 EP-3雖然是在南海上空飛行，它其實能監聽到北京中南海某時某地有哪些人在開會。
……
其實，由西方尤其是美國主導並控制著基礎技術的信息化時代，中國人是很難保守秘密的。我們的計算機應用系統幾乎全部來自美國有限的幾個IT公司、網絡設備的核心技術也盡數來自矽谷和台灣。這種尷尬的處境，一方面迫使當局加快研發國產CPU和基礎系統的投入，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對政府網絡安全防護的巨大投入，這種防護所用的幾乎全部技術甚至產品都來自於國外，其安全性可想而知。有鑑於此，政府有關部門一方面要求政府機關所用網絡產品、應用程序盡量國產化，一方面加大投入，加強政府機關的內網建設，有些機關和央企（比如國家電網）甚至乾脆要求各級部門的內網與外網實現完全的物理隔絕，也就是和因特網直接斷開，這是個笨辦法，但卻最有效，不過這樣一來，因特網給工作生活帶來的便利和高效率便被大打折扣。
毫無疑問，中國經濟雖然已經崛起，但在最具戰略意義的現代信息技術方面，至今無法擺脫對西方的依賴性。只要中國沒有自己完全自主研發的計算機操作系統和CPU，哪怕北斗衛星地面定位系統已經取代了美國的GPS，也始終無法擺脫在西方人眼中皇帝新裝般裸奔的結果。
2011-02-19
七年前，一場發生在波斯灣的局部現代戰爭，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巡航導彈的精確制導、超視距精確打擊、電子屏蔽整個戰區、戰時致盲敵方全部無線通訊……等精湛科技及其與戰略戰術的完美結合讓中國軍人倍感震驚。
其實，現代西方戰爭藝術已經不再簡單，早已在冷戰中悄悄形成一個集武器、通訊、後勤保障、信息、電子以及間諜技術等子系統於一體的綜合戰爭運作系統。
而這個系統對中國的軍界曾經是陌生的，所以我們的將軍才會在央視實時點評伊拉克戰爭時頻出謬誤。
張召忠將軍不就說伊拉克可以和美軍打持久巷戰嗎？但實際展現在世人面前的事實時，伊拉克陸軍一觸即潰，整師軍隊一夜消失，而空軍更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安靜度過整個美伊戰爭。
去年參加一個國家保密局在地方召開的信息安全技術研討會，終於知道了伊拉克空軍被美軍不戰而勝的終極秘密。
其實太簡單不過了，戰前伊拉克空軍通過約旦向西方購買了一批數碼打印機，美國軍方通過間諜手段在每台打印機的芯片中植入了有害程序，戰爭一爆發，病毒發作，整個伊拉克空軍指揮系統全部癱瘓。
這個秘密的被披露，使中國從軍方到國家權利最高機關對中國目前的信息化建設現狀給中國國家安全帶來的威脅感到擔憂。
有關部門，對當前廣泛活躍在中國大陸的電子信息間諜技術進行了密切的調查，發現互聯網高速滲透國人政治與經濟生活的信息時代，中國人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對某些國家而言，幾乎整天都在裸奔。
下面列舉幾種已經在國內被發現過的間諜技術共大家參考：
一、帶計算機芯片電子產品的後門技術：你使用過打印機、碎紙機、傳真機嗎？你知道當你在使用打印機、碎紙機、和傳真機處理機密文件的時候，文件可能會被同時拷貝或直接自動發送到另外一個地址上備份嗎？
二、擺渡軟件技術：據說，有一個高級領導因為優盤使用上的粗心大意，導致重要國家機密的外洩給國家帶來重大損失而被處理。
原理：在家裡使用與英特網相連的私人電腦閱讀優盤文件時，該優盤被來自浩瀚網絡不明角落的黑客自動植入了一個擺渡程序，當優盤擁有者回單位在內網上班工作時，該程序會自動啟動搜索並下載該領導權限之內的任何機密文件，這些被下載的文件，在領導回家使用公網上傳下載或閱讀優盤文件時會被該程序自動轉發到一些特定的地方，這就是擺渡程序。
三、大家都很熟悉竊聽技術，對針孔探頭的偷窺也不陌生，但如果我告訴你，一個和你聊天的“朋友”只將一個密封的香煙盒或拉上拉鍊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幾百米甚至數公里外的一個儀器上就能看見和聽見你和他聲情並茂的視頻和音頻信號，你會不會大吃一驚？這項技術的被發現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那些在你面前出現的，打領帶、拿手機包、皮帶扣很特別或喜歡把漂亮打火機放在面前茶几上的人。
四、手機監聽技術：這個技術，我國政府倒是掌握的很好，並且很快就被應用在了對國人的管理上，中國人沒有私密，這是真的。只要你手機有電，無論你關機還是開機，你就始終是一個透明的人。
五、聲紋鑑別監聽技術：十年前被王偉迫降的美國EP-3上被美軍士兵搗毀並投入南海的東西就是這個系統的一個終端裝置。它的原理是廣泛收集重要人物的聲紋信息，創建聲紋庫，然後通過對目標人物的超遠距離聲紋探測而獲知人物動向繼而綜合分析出即時局勢動態。 EP-3雖然是在南海上空飛行，它其實能監聽到北京中南海某時某地有哪些人在開會。
……
其實，由西方尤其是美國主導並控制著基礎技術的信息化時代，中國人是很難保守秘密的。我們的計算機應用系統幾乎全部來自美國有限的幾個IT公司、網絡設備的核心技術也盡數來自矽谷和台灣。這種尷尬的處境，一方面迫使當局加快研發國產CPU和基礎系統的投入，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對政府網絡安全防護的巨大投入，這種防護所用的幾乎全部技術甚至產品都來自於國外，其安全性可想而知。有鑑於此，政府有關部門一方面要求政府機關所用網絡產品、應用程序盡量國產化，一方面加大投入，加強政府機關的內網建設，有些機關和央企（比如國家電網）甚至乾脆要求各級部門的內網與外網實現完全的物理隔絕，也就是和因特網直接斷開，這是個笨辦法，但卻最有效，不過這樣一來，因特網給工作生活帶來的便利和高效率便被大打折扣。
毫無疑問，中國經濟雖然已經崛起，但在最具戰略意義的現代信息技術方面，至今無法擺脫對西方的依賴性。只要中國沒有自己完全自主研發的計算機操作系統和CPU，哪怕北斗衛星地面定位系統已經取代了美國的GPS，也始終無法擺脫在西方人眼中皇帝新裝般裸奔的結果。
加劇中國通脹對美國大有好處
美國財長蓋特納稱必須加劇中國通脹——對美國大有好處！
2011-02-20
美國財長蓋特納（蓋特納）週三告訴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參議院財務委員會），中國日益增長的通脹壓力有助於提升美國的競爭力，因為企業和投資者在做出業務決策時必須將中國不斷上升的成本納入考慮範圍。
蓋特納說：表面上看，人民幣對美元月均升值只有約 0.5％，但由於中國的通脹率比美國高很多，如果你看實際的競爭性平衡，人民幣升值的速度遠遠高過 0.5％ 。這是好事，因為這意味著當企業考慮在哪裡建下一座廠房，在哪裡鎖定長期合同時，他們必須考慮到一個現實，即競爭環境正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轉變，我們必須確保這種情況發生。
在隨後回答問題時，蓋特納給出了計入通脹因素的人民幣升值幅度：如果持續通脹，這一幅度一年會超過 10％。
蓋特納說，因為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比美國高很多，如果這種現象持續下去，那麼人民幣對美元的實際升值幅度一年約為 10％，可能還會略高。如果這種漲勢能延續，隨著時間的推移，競爭性平衡會朝著對我們有利的方向發生重大轉變。這對美國和中國所有的貿易夥伴來說，不僅必須，而且重要。
我認為中國政府內部形成了自己的判斷，即隨著時間的推移，除了讓人民幣升值，他們別無選擇。他因為如果不升值，要面對的風險是通脹率更高，中國發生我們經歷過的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更大，中國政府必須確保這種後果不會發生。
網友未世民評論：蓋特納最近的談話給那些懷疑美國世界金融戰的人們敲響警鐘，他在講話中認為為了保證美國的長期金融與經濟利益必須徹底摧毀中國經濟與人民幣金融體系，這種如此蠻橫的言論往往出現在美國霸權勢力即將動手摧毀自己的戰略對手的時候，我前一段時間曾發表評論認為美聯儲製造全球性通貨膨脹與糧食危機的結果就是製造一次新的全球經濟大崩潰，摧毀中國房地產與銀行信貸泡沫，沉重打擊中國經濟與中國的農業體系，由於世界經濟的大崩盤各國將發生越來越多的劇烈動盪與政治動亂，他們也將徹底實現重組世界金融與貨幣基礎的戰略計劃。
最近一段時間在埃及與許多國家發生的動盪我早期不是沒有警告過，同時我在這裡再一次發出警告：他們將毀滅中國經濟與金融，製造更大的金融崩潰的戰略設想已經在實施當中，未來將發生更大的混亂與災難，神話般的金磚國家將不復存在。歷史不相信眼淚但確實是血淚寫成的。
2011-02-20
美國財長蓋特納（蓋特納）週三告訴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參議院財務委員會），中國日益增長的通脹壓力有助於提升美國的競爭力，因為企業和投資者在做出業務決策時必須將中國不斷上升的成本納入考慮範圍。
蓋特納說：表面上看，人民幣對美元月均升值只有約 0.5％，但由於中國的通脹率比美國高很多，如果你看實際的競爭性平衡，人民幣升值的速度遠遠高過 0.5％ 。這是好事，因為這意味著當企業考慮在哪裡建下一座廠房，在哪裡鎖定長期合同時，他們必須考慮到一個現實，即競爭環境正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轉變，我們必須確保這種情況發生。
在隨後回答問題時，蓋特納給出了計入通脹因素的人民幣升值幅度：如果持續通脹，這一幅度一年會超過 10％。
蓋特納說，因為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比美國高很多，如果這種現象持續下去，那麼人民幣對美元的實際升值幅度一年約為 10％，可能還會略高。如果這種漲勢能延續，隨著時間的推移，競爭性平衡會朝著對我們有利的方向發生重大轉變。這對美國和中國所有的貿易夥伴來說，不僅必須，而且重要。
我認為中國政府內部形成了自己的判斷，即隨著時間的推移，除了讓人民幣升值，他們別無選擇。他因為如果不升值，要面對的風險是通脹率更高，中國發生我們經歷過的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更大，中國政府必須確保這種後果不會發生。
網友未世民評論：蓋特納最近的談話給那些懷疑美國世界金融戰的人們敲響警鐘，他在講話中認為為了保證美國的長期金融與經濟利益必須徹底摧毀中國經濟與人民幣金融體系，這種如此蠻橫的言論往往出現在美國霸權勢力即將動手摧毀自己的戰略對手的時候，我前一段時間曾發表評論認為美聯儲製造全球性通貨膨脹與糧食危機的結果就是製造一次新的全球經濟大崩潰，摧毀中國房地產與銀行信貸泡沫，沉重打擊中國經濟與中國的農業體系，由於世界經濟的大崩盤各國將發生越來越多的劇烈動盪與政治動亂，他們也將徹底實現重組世界金融與貨幣基礎的戰略計劃。
最近一段時間在埃及與許多國家發生的動盪我早期不是沒有警告過，同時我在這裡再一次發出警告：他們將毀滅中國經濟與金融，製造更大的金融崩潰的戰略設想已經在實施當中，未來將發生更大的混亂與災難，神話般的金磚國家將不復存在。歷史不相信眼淚但確實是血淚寫成的。
美國面臨主權債務危機
英國金融時報：美國面臨主權債務危機，債務違約已不遙遠
2011-02-20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 詹姆斯?波利提
英國金融時報：美國面臨主權債務危機，債務違約已不遙遠- wanshi - 何新博客
如果美國不理順其財政狀況，“我們就會重蹈歐洲的覆轍，甚至可能更糟，”美國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新任主席、共和黨人保羅?瑞安(Paul Ryan)斷言——這可謂是最駭人聽聞的警告。
瑞安1月初在華盛頓的一次集會上向與會預算專家和經濟學家們表示，如果美國不能解決日漸沉重的債務負擔，其後果將是嚴重的。 “我們將遭遇街頭騷亂、債務違約、以及所有那些醜陋的問題。”他暗指“法國年輕人朝汽車投擲燃燒彈，燒毀學校，因為法國政府將退休年齡從60歲推遲至62歲”。
目前，美國每支出一美元，就有大約40美分是藉來的。削減預算赤字作為共和黨新星瑞安公開宣揚的使命已有數年時間。但最近幾個月，華盛頓的此類呼聲日益高漲，一些人表示，由此引發的財政及預算政策辯論是數十年來最激烈的一次。
風險是巨大的。如果美國政府倉促採取緊縮措施，削減力度過大，步伐過快，就有可能妨礙經濟復甦。但如果政界無法就美國赤字恢復至可持續水平的步驟方面達成某種共識，風險可能會更高：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有可能爆發一場主權債務危機。
美國銀行-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伊桑?哈里斯(Ethan Harris)表示：“美國經濟目前處於疲弱期，因此我認為政府並不願意大幅削減赤字，但我們是在玩一場危險的遊戲，我們將開始為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付出代價。”
人們十分擔心，如果不採取行動，投資者或許最終會因為其財政鬆懈而懲罰美國。這會推高企業和消費者的借債成本，迫使美國採取嚴厲的緊縮措施，並有可能引發社會動盪。不僅美國的AAA信用評級有下調風險，還有人認為，美國的外交事務及國防也會受到影響。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馬倫(Mike Mullen)去年警告，債台高築會限制美國為軍隊撥款的靈活性——在他看來，這是“對我們國家安全的最重大威脅”。
直至今年1月，資本市場一直未對黯淡的長期前景做出太大反應。例如，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儘管過去幾個月出現上揚，但仍低於3.4%，接近歷史最低水平。不過，越來越多的人正呼籲美國政府出台相關政策，緩解其緊張的財政狀況，哪怕這意味著要向長期受到保護的老年人退休津貼和醫保等政策開刀。
但在未來幾個月——直至2012年總統大選，這種反對赤字的言論能否促使政策切實轉向緊縮仍很成問題，原因主要有兩點：政治分歧嚴重，經濟復甦持續疲弱。
曾任小布什政府高級經濟官員的菲利普?斯瓦格(Phillip Swagel)表示：“此事現在尚不急迫，但將來肯定會變得更緊要。顯然，市場認為我們不是阿根廷，但我們應該發出信號，告訴他們這麼想是對的，我們會解決這個問題。”
去年12月通過的減稅法案則未能傳遞出這個訊息——該法案延長了小布什時期的減稅和失業津貼措施。此舉將增加8580億美元的長期赤字，卻沒有做出任何未來將削減赤字的承諾，儘管支持者宣稱，如果這些措施能提振增長，美國的預算狀況也將得以改善。
但美國遵守財政紀律的承諾，即將迎來更多重大考驗。 1月25日，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國情咨文》中闡述了他在2011年的立法重點，並將削減長期赤字的措施納入了議程。
美國政府已出台了一些相應政策。去年12月，奧巴馬宣布將公務員工資凍結兩年，這是對未來某一時刻有必要開始削減預算的認可。五角大樓也一直設法取得先手：上月宣布將削減每年逾5000億美元的預算，在未來5年內總計裁減預算780億美元。
這些措施及其它可能採取的步驟——削減政府部門的可自由支配開支、著手社保改革、設定稅改框架等，都將納入白宮將於2月中旬發布的年度預算草案。人們將重點關注這些提案的涉及範圍和具體程度，並從中尋覓踪跡，了解政府對待削減赤字承諾的嚴肅程度。
奧巴馬新經濟團隊的人員組成，對於財政鷹派人士而言當然是個好消息——傑克?盧(Jack Lew)任預算辦公室主任，吉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任國家經濟委員會(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負責人。二人都回到了上世紀90年代在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政府內中扮演的角色。當時，通過民主黨控制的白宮與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之間的協商，美國赤字得以削減。克林頓卸任時，美國已實現預算盈餘。
很少有人認為，奧巴馬政府會像一些著名的民主黨人（例如與其關係密切的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所希望的那樣，採取激進的方式，包括削減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等大規模計劃，隨後迅速推進稅改。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因為它可能會讓白宮同時遭受兩黨的猛烈攻擊。
不過，盧仍然認為，奧巴馬政府在削減赤字方面的決心是明確的。 “我們需要得到兩黨的共同支持，才能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財政挑戰，同時推進將構建未來美國經濟基礎的議程。對我們而言，這意味著即使我們削減其他領域的投資，也要繼續投資於教育和創新，”他說道。
共和黨人卻不這麼認為。在去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憑藉實施財政清廉的態度和反對政府開支，共和黨獲得了眾議院的控制權。他們設想的支出削減規模，遠高於白宮和許多民主黨議員認為的合理水平，而且奧巴馬政府推進新刺激措施的任何嘗試，都有可能遭到他們的反對。
許多共和黨人絲毫不願考慮將增稅納入赤字削減計劃之中，而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增稅是赤字削減計劃的必要組成部分。其結果很容易變成僵局：兩黨和白宮互相指責，而投資者和企業越來越擔心美國解決債務問題的能力。
此外，兩黨將被迫就財政問題進行接觸——很可能會彼此作對——的最後期限即將來臨。據財政部估計，3月31日至5月16日之間，美國債務總額隨時可能突破國會規定的近14.3萬億美元的上限。如果奧巴馬政府和國會無法達成一致，提高上限，美國將不得不關閉政府，宣布對國際債務違約——由此可能觸發目前看來仍很遙遠的債務危機。
許多共和黨人一直堅稱，提高債務上限應與他們更激進的支出削減目標相綁定。隨著美國債務總額突破上限的日子日益臨近，這為兩黨的一決勝負搭建了舞台。
奧巴馬政府認為不應該將提高債務上限當做獲得讓步的籌碼。盧表示：“我們認為，不拖欠債務是唯一值得提倡的負責任之舉——而我們顯然必須讓國會參與進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提高債務上限。而趁機引發一場會嚴重削弱美國經濟及其世界地位的危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國會議員和分析人士普遍預計，未來幾個月，各方將達成一份有限的協議——可能只是提高債務上限，也有可能將奧巴馬政府提議的部分赤字削減措施付諸實施，以及包括一些新措施。不過，儘管這樣一項協定能暫時安撫美國債務的投資者，但這可能只會耽誤美國解決其不可持續的公共財政，而不是撥正方向。
在截至去年9月的一年內，美國的預算赤字總計約1.3萬億美元，為有史以來第二高水平。未來幾年，隨著經濟復甦取得進展，衰退期間採取的應急支出措施的影響開始消退，預計美國的赤字會自然收窄。
但緩和只是暫時的：因為嬰兒潮一代人的退休將於今年正式啟動，政府的醫保和退休金計劃開支預計會大幅上升。由18位成員組成的兩黨財政責任委員會去年12月發布的報告顯示，到2025年，美國的稅收將只夠支付利息——預計將從目前的每年2000億美元飆升至逾1萬億美元— —和福利計劃，沒有餘力去做其它任何事情。
報告警告稱：“其它各項聯邦政府活動——從國防和國土安全到運輸和能源——都將不得不依靠借債。”到2035年，不斷增加的債務造成的人均GDP降幅可能高達15%，意味著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將明顯下降。
這一黯淡前景最終有可能造成國際資本市場危機，也正因為此，由克林頓白宮辦公室主任厄斯金?鮑爾斯(Erskine Bowles)和前懷俄明州共和黨參議員阿蘭?辛普森(Alan Simpson)領導的財政責任委員會，才會試著去做一件華盛頓以前很少嘗試過的事情：製作一個解決美國預算困境的詳盡模板，讓美國民眾和國會議員對於解決問題需要付出何種代價有一個明確的了解。
該計劃建議到2020年共削減赤字3.9萬億美元，支出削減與增稅的比率為三比一。該委員會提議調高法定退休年齡，削減政府醫保，並限制一些深得人心的稅收減免措施，例如減免抵押貸款利息的資格。
一些可能的赤字削減手段——例如徵收消費或增值稅，或碳排放稅——因為在政治上不可行而沒有考慮。因此，上述建議在該委員會獲得了令人驚訝的支持率，共有11位成員支持這項計劃，其中包括6名在任國會議員。儘管如此，這仍不足以促成國會就這些措施投票表決，因為那樣需要至少14位成員的多數票。
辛普森與鮑爾斯領導的委員會未能獲得必要的支持票數，將美國的財政命運交到了常規政治流程的手中，從白宮到參院預算委員會主席肯特?康拉德(Kent Conrad)及瑞安等國會領導人。回到歐洲債務困境的話題上，瑞安宣稱：“我們和他們不一樣，這也不是我們想要的命運。”
不管怎樣避免這種命運——並由此開創一個美國在財政上負責任的新時代——都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和諧。但現在，儘管人們日益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們似乎仍看不見和諧的踪影。
譯者/陳雲飛
2011-02-20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 詹姆斯?波利提
英國金融時報：美國面臨主權債務危機，債務違約已不遙遠- wanshi - 何新博客
如果美國不理順其財政狀況，“我們就會重蹈歐洲的覆轍，甚至可能更糟，”美國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新任主席、共和黨人保羅?瑞安(Paul Ryan)斷言——這可謂是最駭人聽聞的警告。
瑞安1月初在華盛頓的一次集會上向與會預算專家和經濟學家們表示，如果美國不能解決日漸沉重的債務負擔，其後果將是嚴重的。 “我們將遭遇街頭騷亂、債務違約、以及所有那些醜陋的問題。”他暗指“法國年輕人朝汽車投擲燃燒彈，燒毀學校，因為法國政府將退休年齡從60歲推遲至62歲”。
目前，美國每支出一美元，就有大約40美分是藉來的。削減預算赤字作為共和黨新星瑞安公開宣揚的使命已有數年時間。但最近幾個月，華盛頓的此類呼聲日益高漲，一些人表示，由此引發的財政及預算政策辯論是數十年來最激烈的一次。
風險是巨大的。如果美國政府倉促採取緊縮措施，削減力度過大，步伐過快，就有可能妨礙經濟復甦。但如果政界無法就美國赤字恢復至可持續水平的步驟方面達成某種共識，風險可能會更高：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有可能爆發一場主權債務危機。
美國銀行-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伊桑?哈里斯(Ethan Harris)表示：“美國經濟目前處於疲弱期，因此我認為政府並不願意大幅削減赤字，但我們是在玩一場危險的遊戲，我們將開始為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付出代價。”
人們十分擔心，如果不採取行動，投資者或許最終會因為其財政鬆懈而懲罰美國。這會推高企業和消費者的借債成本，迫使美國採取嚴厲的緊縮措施，並有可能引發社會動盪。不僅美國的AAA信用評級有下調風險，還有人認為，美國的外交事務及國防也會受到影響。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馬倫(Mike Mullen)去年警告，債台高築會限制美國為軍隊撥款的靈活性——在他看來，這是“對我們國家安全的最重大威脅”。
直至今年1月，資本市場一直未對黯淡的長期前景做出太大反應。例如，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儘管過去幾個月出現上揚，但仍低於3.4%，接近歷史最低水平。不過，越來越多的人正呼籲美國政府出台相關政策，緩解其緊張的財政狀況，哪怕這意味著要向長期受到保護的老年人退休津貼和醫保等政策開刀。
但在未來幾個月——直至2012年總統大選，這種反對赤字的言論能否促使政策切實轉向緊縮仍很成問題，原因主要有兩點：政治分歧嚴重，經濟復甦持續疲弱。
曾任小布什政府高級經濟官員的菲利普?斯瓦格(Phillip Swagel)表示：“此事現在尚不急迫，但將來肯定會變得更緊要。顯然，市場認為我們不是阿根廷，但我們應該發出信號，告訴他們這麼想是對的，我們會解決這個問題。”
去年12月通過的減稅法案則未能傳遞出這個訊息——該法案延長了小布什時期的減稅和失業津貼措施。此舉將增加8580億美元的長期赤字，卻沒有做出任何未來將削減赤字的承諾，儘管支持者宣稱，如果這些措施能提振增長，美國的預算狀況也將得以改善。
但美國遵守財政紀律的承諾，即將迎來更多重大考驗。 1月25日，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國情咨文》中闡述了他在2011年的立法重點，並將削減長期赤字的措施納入了議程。
美國政府已出台了一些相應政策。去年12月，奧巴馬宣布將公務員工資凍結兩年，這是對未來某一時刻有必要開始削減預算的認可。五角大樓也一直設法取得先手：上月宣布將削減每年逾5000億美元的預算，在未來5年內總計裁減預算780億美元。
這些措施及其它可能採取的步驟——削減政府部門的可自由支配開支、著手社保改革、設定稅改框架等，都將納入白宮將於2月中旬發布的年度預算草案。人們將重點關注這些提案的涉及範圍和具體程度，並從中尋覓踪跡，了解政府對待削減赤字承諾的嚴肅程度。
奧巴馬新經濟團隊的人員組成，對於財政鷹派人士而言當然是個好消息——傑克?盧(Jack Lew)任預算辦公室主任，吉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任國家經濟委員會(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負責人。二人都回到了上世紀90年代在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政府內中扮演的角色。當時，通過民主黨控制的白宮與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之間的協商，美國赤字得以削減。克林頓卸任時，美國已實現預算盈餘。
很少有人認為，奧巴馬政府會像一些著名的民主黨人（例如與其關係密切的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所希望的那樣，採取激進的方式，包括削減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等大規模計劃，隨後迅速推進稅改。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因為它可能會讓白宮同時遭受兩黨的猛烈攻擊。
不過，盧仍然認為，奧巴馬政府在削減赤字方面的決心是明確的。 “我們需要得到兩黨的共同支持，才能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財政挑戰，同時推進將構建未來美國經濟基礎的議程。對我們而言，這意味著即使我們削減其他領域的投資，也要繼續投資於教育和創新，”他說道。
共和黨人卻不這麼認為。在去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憑藉實施財政清廉的態度和反對政府開支，共和黨獲得了眾議院的控制權。他們設想的支出削減規模，遠高於白宮和許多民主黨議員認為的合理水平，而且奧巴馬政府推進新刺激措施的任何嘗試，都有可能遭到他們的反對。
許多共和黨人絲毫不願考慮將增稅納入赤字削減計劃之中，而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增稅是赤字削減計劃的必要組成部分。其結果很容易變成僵局：兩黨和白宮互相指責，而投資者和企業越來越擔心美國解決債務問題的能力。
此外，兩黨將被迫就財政問題進行接觸——很可能會彼此作對——的最後期限即將來臨。據財政部估計，3月31日至5月16日之間，美國債務總額隨時可能突破國會規定的近14.3萬億美元的上限。如果奧巴馬政府和國會無法達成一致，提高上限，美國將不得不關閉政府，宣布對國際債務違約——由此可能觸發目前看來仍很遙遠的債務危機。
許多共和黨人一直堅稱，提高債務上限應與他們更激進的支出削減目標相綁定。隨著美國債務總額突破上限的日子日益臨近，這為兩黨的一決勝負搭建了舞台。
奧巴馬政府認為不應該將提高債務上限當做獲得讓步的籌碼。盧表示：“我們認為，不拖欠債務是唯一值得提倡的負責任之舉——而我們顯然必須讓國會參與進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提高債務上限。而趁機引發一場會嚴重削弱美國經濟及其世界地位的危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國會議員和分析人士普遍預計，未來幾個月，各方將達成一份有限的協議——可能只是提高債務上限，也有可能將奧巴馬政府提議的部分赤字削減措施付諸實施，以及包括一些新措施。不過，儘管這樣一項協定能暫時安撫美國債務的投資者，但這可能只會耽誤美國解決其不可持續的公共財政，而不是撥正方向。
在截至去年9月的一年內，美國的預算赤字總計約1.3萬億美元，為有史以來第二高水平。未來幾年，隨著經濟復甦取得進展，衰退期間採取的應急支出措施的影響開始消退，預計美國的赤字會自然收窄。
但緩和只是暫時的：因為嬰兒潮一代人的退休將於今年正式啟動，政府的醫保和退休金計劃開支預計會大幅上升。由18位成員組成的兩黨財政責任委員會去年12月發布的報告顯示，到2025年，美國的稅收將只夠支付利息——預計將從目前的每年2000億美元飆升至逾1萬億美元— —和福利計劃，沒有餘力去做其它任何事情。
報告警告稱：“其它各項聯邦政府活動——從國防和國土安全到運輸和能源——都將不得不依靠借債。”到2035年，不斷增加的債務造成的人均GDP降幅可能高達15%，意味著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將明顯下降。
這一黯淡前景最終有可能造成國際資本市場危機，也正因為此，由克林頓白宮辦公室主任厄斯金?鮑爾斯(Erskine Bowles)和前懷俄明州共和黨參議員阿蘭?辛普森(Alan Simpson)領導的財政責任委員會，才會試著去做一件華盛頓以前很少嘗試過的事情：製作一個解決美國預算困境的詳盡模板，讓美國民眾和國會議員對於解決問題需要付出何種代價有一個明確的了解。
該計劃建議到2020年共削減赤字3.9萬億美元，支出削減與增稅的比率為三比一。該委員會提議調高法定退休年齡，削減政府醫保，並限制一些深得人心的稅收減免措施，例如減免抵押貸款利息的資格。
一些可能的赤字削減手段——例如徵收消費或增值稅，或碳排放稅——因為在政治上不可行而沒有考慮。因此，上述建議在該委員會獲得了令人驚訝的支持率，共有11位成員支持這項計劃，其中包括6名在任國會議員。儘管如此，這仍不足以促成國會就這些措施投票表決，因為那樣需要至少14位成員的多數票。
辛普森與鮑爾斯領導的委員會未能獲得必要的支持票數，將美國的財政命運交到了常規政治流程的手中，從白宮到參院預算委員會主席肯特?康拉德(Kent Conrad)及瑞安等國會領導人。回到歐洲債務困境的話題上，瑞安宣稱：“我們和他們不一樣，這也不是我們想要的命運。”
不管怎樣避免這種命運——並由此開創一個美國在財政上負責任的新時代——都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和諧。但現在，儘管人們日益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們似乎仍看不見和諧的踪影。
譯者/陳雲飛
五角大樓的大戰略
“埃及革命”與美國“大中東戰略”
2011-02-15
2月11日，埃及總統穆巴拉克離開開羅，將權力移交給埃及軍方。在事實上這是一起軍事政變。就埃及的中東外交和與華盛頓的關係而言，這一事態將導致怎樣的政策變化，目前尚不清楚。但是事實上，在埃及和突尼斯以及遍及北非和中東乃至整個穆斯林世界所發生的事件，其實是五角大樓的戰略家們制定的更為宏大的戰略的一部分，這個宏大戰略的製定已歷時十多年，必須引起世人的警覺。
繼突尼斯政權更迭後不久，埃及民眾於1月25日拉開了反對總統穆巴拉克長期統治的序幕。奧巴馬政府表面上試圖保留現有的穆巴拉克政權，而實際上美國卻正在精心策劃埃及和敘利亞、也門、約旦等國的政權更迭，這些舉措遠遠超過有些人說過的“創造性毀滅”。
這種秘密的政權更迭早有先例，如1968年5月法國戴高樂總統時期的政局動盪，就是由美國五角大樓、美國情報部門和像蘭德公司這樣的若干個智囊團數十年來辛勤勞動的成果。早在二十多年前，美國就在東歐開創了在同一地區的許多國家同時進行秘密行動的先例，這次在中東的行動只不過是如法炮製而已。這是美國一種略顯絕望而又鋌而走險的戰略，是華爾街長期政治議程的一部分。美國的這一戰略對當地人民和世界的影響尚未可知。
儘管開羅、埃及境內乃至伊斯蘭世界遊行示威最終的結果還不清楚，美國秘密戰略的大概輪廓卻已經顯現。
數百萬蒙受深重苦難的埃及人冒著生命危險上街示威，穆巴拉克政權對人民實行殘暴的統治和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鎮壓；芝加哥和華爾街的商品投機者摩拳擦掌，加之美國把越來越多的農田用於生產提取乙醇燃料的玉米，導致食品價格暴漲，這些都是事實。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進口國，大部分小麥來自於美國。 2010年6月至11月，芝加哥小麥期貨大幅上漲，漲幅達到74%。即使政府對食品補貼，埃及食品價格還是上升了30%。
在CNN、BBC等西方媒體關於埃及的報導中，常常被忽略的一點，就是不管穆巴拉克生活有多奢侈，但他的確是美國在中東大戰略的主要障礙。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奧巴馬和穆巴拉克的關係從一開始就很冷淡，穆巴拉克堅決反對美國對伊朗的政策和對伊朗核計劃的製裁，反對美國對波斯灣各國以及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國的政策。對於美國“大中東”或近期較為溫和的“新中東”計劃來說，穆巴拉克是一個難以對付的眼中釘。
驅使數百萬人湧上北非和中東的街頭示威遊行的種種因素背後，一個難以忽略的事實是，這一時機正是由美國決定的，美國意欲引發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全面政權更迭和動盪。在組織有序的埃及民眾上街遊行、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當天，包括總參謀長Sami Hafez Enan中將在內的埃及軍方的主要指揮官一行正在美國五角大樓做客。這一舉措輕而易舉地阻止了埃及軍隊的中堅力量在事件初發的重要時刻控制反穆巴拉克的遊行隊伍。 [i]
美國的這一戰略已經在美國國防部和其他部門至少醞釀了十幾年。小布什總統2001年發起反恐戰爭時，這一戰略被稱為“大中東計劃”。美國打算通過這一戰略打開從摩洛哥到阿富汗許多國家的國門，大衛·洛克菲勒的朋友，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文中，對這一地區進行了定義，這篇文章發表在《外交》上。
埃及的崛起？
五角大樓目前的埃及場景就像是塞西爾·B．戴米爾的好萊塢大片一樣，這部大片中不僅有數百萬喜歡Twitter、訓練有素的埃及青年人，穆斯林兄弟會網絡，還有一支經過美國訓練的軍隊。這部大片的明星是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似乎生逢其時地聯合了所有反對這一文明古國政權的呼聲，在自稱是自由民主革命的口號中，將這一古國演變成一個“新埃及”。
要了解美國著眼於從北非、波斯灣到中亞整個伊斯蘭世界，乃至遠到中國和俄羅斯邊境的長期戰略，有必要先對這部大戲中“主要演員”的背景進行介紹。
美國“軟”革命
繼突尼斯總統本·阿里倉忙逃往沙特阿拉伯之後，埃及境內爆發的抗議活動導致穆巴拉克總統立即解散了內閣政府。抗議活動並不是美國白宮、外交部、CNN、BBC等西方政府和媒體宣稱的“自發”事件。
這些事件是通過互聯網與穆罕默德·厄爾·巴拉迪有聯繫的青年人網絡和被取締的秘密穆斯林兄弟會以烏克蘭“顏色革命”方式高科技來組織的。據報導，穆斯林兄弟會與英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和共濟會都有聯繫。 [ii]
表面上，反穆巴拉克運動似乎對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造成了威脅，事實恰恰相反。埃及的政權更迭與美國支持的其他政權更迭極其相似，如2003年至2004年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顏色革命，2009年反對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的綠色革命，但綠色革命最後以失敗告終。
埃及民眾罷工和1月25日的“憤怒日”點燃了埃及數百萬人上街抗議的行動，人們要求穆巴拉克總統辭職。這次暴動是由一個基於Facebook、自稱為“4月6日運動”的組織發起的。示威遊行聲勢浩大、組織嚴密，穆巴拉克被迫解散內閣，前任情報部長奧瑪·蘇萊曼受命擔任新副總統。
“4月6日運動” 組織的領導者，是一個名叫艾哈邁德·馬希爾·易卜拉欣的29歲土木工程師。他建立了一個Facebook網址聲援2008年4月6日的工人罷工。
根據2009年《紐約時報》的報導，當時Facebook和Twitter的埃及會員已達到80萬人，絕大部分是年輕人。 “4月6日運動”的負責人馬希爾在華盛頓接受卡耐基基金會採訪時說，“這是埃及青年人第一次利用像Facebook和Twitter這樣的網絡通訊工具進行革命，我們的目標是推行政治民主，鼓勵民眾參與政治進程。” [iii]
馬希爾宣稱，“4月6日運動”支持前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組織總幹事、埃及總統候選人厄爾·巴拉迪及其領導的“全國變革協會”聯盟。 “全國變革協會”中有很多重要人物，包括“Kefaya運動”的領導人喬治.伊薩哈和有爭議的議會集團領導人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罕默德·卡塔特尼。 [iv]
如今在埃及不斷升級的局勢中，Kefaya是核心力量。在Kefaya背後，是行動更加詭秘的穆斯林兄弟會。
厄爾·巴拉迪現已成為未來埃及國會民主變革中的最重要人物。令人好奇的是，雖然過去三十年裡他一直不在埃及居住，但是他卻贏得了埃及政治領域的眾多支持，包括共產黨、穆斯林兄弟會、Kefaya和“4月6日運動”青年活動分子。 [v]這幾天，厄爾·巴拉迪在CNN採訪時冷靜的舉止，表現出他很可能得到了反對穆巴拉克統治的主要埃及將領們的支持和華盛頓重量級人物的認同。
Kefaya－－美國五角大樓“非暴力戰爭”
Kefaya是動員埃及政府反對派進行示威遊行的核心力量，他們支持厄爾巴拉迪的總統選舉。把Kefaya翻譯成中文，意思是“受夠了！”。
有趣的是，華盛頓國家民主基金會（NED）[vi]和其他支持顏色革命的非政府組織的謀劃者們顯然為埃及顏色革命編不出更富創造性的新詞。 2003年11月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期間，這些美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為那次以年輕人為基礎的政權更迭選用了一個詞：Kamara！格魯吉亞語中Kamara的意思也是“受夠了！”。
如同Kefaya一樣，在格魯吉亞，Kamara也是由華盛頓出資的國家民主基金會和其他機構如吉恩·夏普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共同創建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這個名字很有誤導性。它奉行夏普提出的“非暴力戰爭方式”。 [vii]
格魯吉亞的若干青年人網絡就像埃及的Kefaya一樣，在精心安排下訓練成了一種鬆散而分散的成員網絡，目的是避免形成一個隨時可能被破壞以至無法運行的集中化組織。活動分子在體育場內接受訓練，使他們掌握非暴力鬥爭的各種技巧，這種活動在表面上並不顯眼。活動分子也接受政治運動、媒體關係、動員和招聘技巧等方面的培訓。
Kefaya的正式名稱是“埃及變革運動”，成立於2004年，該組織是由埃及知識分子在瓦薩特黨領導人阿布·阿拉·馬迪的故鄉建立的。據報導，瓦薩特黨是由穆斯林兄弟會創建的。 [viii] Kefaya成立的目的只有一個，即成為號召結束穆巴拉克政權的聯合運動力量。
作為“4月6日運動”的一部分，Kefaya早期充分利用新興社會媒體和數字科技工具，作為動員埃及民眾的主要方式，他們將傳播政治博客、發布未經審核的Youtube短片圖片等手段應用得尤其得心應手，極為專業。 2009年11月，Kefaya在集會中宣布支持穆罕穆德·厄爾·巴拉迪參加2011年埃及總統選舉。
蘭德和Kefaya
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國防智囊團像蘭德公司那樣對Kefaya進行過如此詳細的研究。蘭德所稱的Kefaya研究，是“由國防部長辦公室、聯合參謀部、聯合作戰司令部、美國海軍部、海軍陸戰隊、國防機構和國防情報界共同發起的。” [ix]
人們大概很難找到比這批主張民主的女士們和先生們更優秀的人了。
2008年，蘭德公司向美國國防部遞交的報告中提到了與埃及的Kefaya相關的內容:
“美國表示出對阿拉伯世界更加民主化的興趣，特別是在自2001年9月美國遭受來自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國的恐怖分子襲擊後。這種興趣是美國減少政治暴動和恐怖主義努力的一部分。正如前總統布什在2003年向國家民主基金會致辭時指出的那樣，'只要中東仍然是一個還未獲得真正自由的地方，中東就會一直是一個充滿停滯、憎惡和暴力的地方，而這些隨時都會蔓延到其他地方。'（白宮，2003）。美國充分利用各種手段實施中東的民主化進程，包括借助其他藉口進行軍事方面的干涉，最終的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個民主的政府。然而，最合適的是當地人在自己的國家發起變革運動，推行民主化。” [x]
蘭德的研究員們花費了若干年的時間完善被稱為“蜂湧”的非傳統政權更迭技術。這技術用於部署由互聯網聯結的大量年輕暴民加入“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流動性抗議組織，就像蜂群的活動一樣。 [xi]
在過去的十多年裡，華盛頓政府及其關照的一批宣揚“人權”、“民主”和“非暴力”的美國非政府組織，越來越依賴於精心培養當地的、本土的、“自發的”的反抗力量，其目的是促成親美的國家政權更迭，推進五角大樓的全球性全方位主導戰略。蘭德公司在向美國國防部遞交的Kefaya報告的結尾部分這樣寫道：
“美國政府已經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和“聯合國開發計劃”這些組織支持這些國家的改革力量。考慮到美國目前在中東地區的負面形象，美國對這些變革力量的支持最好通過非政府組織和非盈利機構展開。” [xii]
2008年的蘭德研究中，非常明確地列出美國政府未來給予埃及民眾和其他變革運動的種種支持：
“美國政府應該支持非政府組織向變革者提供培訓，包括在民主改革的進程中如何建立聯合戰線和如何處理內部分歧這類事情。學術機構（甚至與美國政黨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如國際共和黨研究所或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研究所）可以承擔這些培訓任務，這樣可以幫助變革領導人採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解決其內部分歧。
“第四，美國應該幫助變革者獲取和使用信息技術，即提供一些措施鼓勵美國公司投資這一地區的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技術領域。美國的信息技術公司也應確保變革者的網站保持運營狀態，應在匿名者等技術領域投資，幫助某些人免於受到政府的審查。同時，還可以運用技術安全防範阻止當地政權破壞變革者的網站。” [xiii]
正如蘭德Kefaya報告專集中所指出的，這份研究報告是由“蘭德國家安全研究部的替代戰略議題”課題組於2008年完成，是負責軍購、技術和後勤的國防部副部長辦公室旗下的快速反應技術辦公室贊助的。
這裡需強調一下，“替代戰略議題”包含“媒體的創造性運用研究、青年人的激進化過程、為阻止宗派暴力的公民參與、提供社會服務來動員受冤屈的當地民眾以及本卷的主題－－替代革命運動。” [xiv]
2009年5月，奧巴馬前往開羅會見穆巴拉克總統之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華盛頓“自由之家”舉辦的一次活動中會見了許多年輕的埃及活動分子。自由之家是一個宣揚人權的美國非政府組織，歷史悠久，曾參與美國主導的若干政權更迭，包括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其他顏色革命。希拉里和近東事務代理國務卿助理杰弗裡·費特曼在自由之家“新一代項目”提供的兩個月獎學金接近結束之際，會見了十六名埃及活動分子。
自由之家和美國政府資助的專事政權更迭的非政府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正是整個伊斯蘭世界不斷蔓延的暴動的幕後推手。它們與前總統小布什2001年後宣稱的“大中東計劃”的地理背景不謀而合，美國計劃通過這些組織向伊斯蘭各國滲透“民主”和“自由市場”式經濟改革思想，對阿富汗、摩洛哥等大中東國家實施和平的政權更迭。當華盛頓大談“自由市場改革”時，人們應該高度警覺。這是華盛頓政府意欲將這些經濟體置於美元體系控制之下的信號。
華盛頓龐大計劃中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如果我們列出自突尼斯和埃及事件以來中東各國正在經歷的以民眾為基礎的抗議運動，並把各國的位置標在地圖上，我們會發現目前發生民眾示威的這些國家的地圖和美國大中東計劃的地圖有驚人的重疊。美國大中東計劃是在2001年後前總統小布什在任期內提出的。
自2001-2003年美國軍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一直秘密策劃遍及北非和中東的一系列政治動亂。看一看國家民主基金會活動非常多的國家是誰，這一切昭然若揭：該基金會官方網站上列出了突尼斯、埃及、約旦、科威特、利比亞、敘利亞、也門和蘇丹等，更有趣的是把以色列也包括在內。當前在所有這些國家裡都在發生民眾“自發”的反政府暴動。
蘭德Kefaya報告中提到的國際共和黨研究所和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研究所，都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由美國國會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分支機構。
國家民主基金會是華盛頓政府協調機構，它執行的任務是動亂和政權更迭。在蘇聯解體後，這個基金會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非常活躍，包括西藏、烏克蘭、委內瑞拉、突尼斯、科威特、摩洛哥等國家和地區，重新構建世界秩序是它的目的。老布什總統在1991年國會的演講中宣布，蘇聯的解體是一次勝利，世界新秩序的曙光已經來臨。
國家民主基金會的發起人和首任會長阿倫·威因斯坦在1991年接受《華盛頓郵報》的採訪時說過，“今天我們幹的很多事情是25年前中央情報局悄悄做的。” [xv]
國家民主基金會董事會中，有前任國防部長兼中情局副局長、現供職於凱雷集團的弗蘭克·卡路西，退休的前北約將軍威斯利·克拉克，新保守派鷹派人物扎勒爾·卡里爾扎德。卡里爾扎德是前總統小布什入侵阿富汗的主要謀士，後擔任美國駐阿富汗大使和美國占領伊拉克後的美國駐伊拉克大使。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另一個董事是維恩·韋伯，他曾與美國前國務卿馬德琳科·奧爾布萊特一起管理一支重要的獨立特遣隊，承擔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變革任務，而且他和迪克·切尼和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一道為新美國世紀智囊團制定了一個極端好戰的計劃，這個計劃早在1998年就鼓吹強行在伊拉克實施政權更迭。 [xvi]
國家民主基金會看上去是個私人的、非政府的、非盈利的基金會，但每年美國國會都會撥款給這個基金會，讓它開展國際業務。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來源於廣大的美國納稅者。國家民主基金會並不是政府機構，因而不受美國國會的常規監管。
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經由四個“核心基金會”投入到目標國家去，這些核心基金會是：與民主黨有聯繫的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研究所、與共和黨有聯繫的國際共和黨研究所、與美國勞聯－產聯和美國國務院有聯繫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以及與鼓吹自由市場的美國商會有聯繫的國際私人企業中心。
已故的政治分析人士芭芭拉·康里指出，
“國家民主基金會充分利用其宣稱的私有地位來影響其他國家的政治選舉，這是一種超越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新聞署範疇的新的活動方式，這樣的活動僅僅能夠通過中情局的秘密活動來實現。基金會的這些活動也許值得關注。如果在美國有外國機構如此運作，則會被認為是非法的。” [xvii]
重要的是，國家民主基金會目前詳細說明了在伊斯蘭國家的各種項目，包括埃及、突尼斯、也門、約旦、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亞、敘利亞、伊朗和阿富汗等國。總之，幾乎每個現在感受到地震般的變革抗議浪潮的中東和北非國家，都是國家民主基金會的目標。 [xviii]
2005年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在國家民主基金會發表了演講。在這通長篇大論中，布什把“伊斯蘭極端主義”等同於共產主義的邪惡，將其認定為美國的新敵人。他還故意採用了一個較溫和的詞“廣義的中東”，以替代已引起伊斯蘭世界不信任的字眼“大中東”。
“我們反恐戰爭的第五個要素是在廣義的中東內，用民主和希望代替仇恨和憎惡，來抵制武裝分子將來招募新成員。這是一項艱難而長期的計劃，但是我們沒有其他辦法。美國的未來和中東的未來是聯繫在一起的。如果廣義的中東一直在苦難中發展，如果這些國家一直處於悲慘的處境，當極端分子挑動數百萬人心中的憎恨時，那這部分世界就會成為一個永久衝突和憤怒的源頭，對我們這代人如此，對我們下面的一代人也是如此。如果中東的民眾允許自由選擇他們自己的命運，靠他們作為自由男女的努力和參與不斷提升自己，那麼那些極端分子將會被邊緣化，暴力極端主義向世界其他地方蔓延的速度也會減緩，以至最終消亡。我們鼓勵包括埃及和沙特的中東朋友，走上變革的道路，強化他們的社會，反對恐怖活動，尊重他們國家民眾的人權和選擇。我們和持不同政見者和流亡者一道反對壓迫人民的政權，因為我們知道今天的持不同政見者將成為明天民主的領袖。” [xix]
美國“大中東”計劃
從突尼斯到蘇丹，從也門到埃及、敘利亞，不斷蔓延的各國政權更迭行動是在五角大樓和國務院長久謀劃的背景下發生的，這一戰略針對的是整個伊斯蘭世界，包括阿富汗的喀布爾和摩洛哥的拉巴特。
美國的中東戰略框架，部分起源於美國針對東歐前華沙條約共產主義集團進行成功政權更迭的經驗。該戰略是由前美國國防部顧問、新保守主義者理查德·珀爾和後期布什政府官員道格拉斯·費斯在一份白皮書中擬就的。這份白皮書是1996年時針對當時本傑明·內塔尼亞胡領導的新誕生的以色列利庫德政權而起草的。
這項命名為《徹底改變：保障政權的新策略》的政策建議，是美國第一份公開呼籲清除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的智囊團文件，主張對巴勒斯坦人發動軍事攻擊，打擊敘利亞和位於黎巴嫩境內的敘利亞目標。 [xx]據報導，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政府當時沒有採納珀爾·費斯報告，他認為太冒險了。
9·11事件後，小布什政府回歸到以珀爾和其他人士為主的新保守主義的極端好戰氛圍中，高度重視珀爾·費斯報告的擴充版，將這一計劃稱之為“大中東計劃”。費斯因而被小布什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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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大中東地圖布魯金斯研究所1997年（圖中紅線為美國中央司令部的邊界）
下圖：G8峰會上的華盛頓大中東地圖西起摩洛哥，東至中俄邊境
在整個大中東地區宣揚美國對獨裁政府實行民主改革的華麗外表下，大中東計劃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美國擴大軍事控制和打開最頑固國家的藍圖，這一地區從摩洛哥一直延伸到中國和俄羅斯的邊境。
2009年5月，在美國轟炸巴格達的廢墟尚未清理乾淨之時，前總統小布什宣布實行將“民主擴散”到整個中東地區的政策，並明確表示這意味著“在十年內建立一個美國－中東自由貿易區”。這位美國總統給人的印象並不是一位愛好民主的朋友。 [1]
2004年6月八國集團會議在格魯吉亞的海島召開。開會之前，美國公佈了一份題為“八國集團大中東合作”的工作文件。在這一文件的“經濟機會”部分，華盛頓政府呼籲其他各國參與“相當於過去中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一樣的大規模經濟變革”。
這份美國文件指出，要達到這一目的，關鍵在於鞏固私有產業，才能實現繁榮和民主。這份文件帶有誤導性地宣稱，這一任務將通過微觀金融奇蹟來實現，正如文件中提到的“每年向每個中東企業家提供價值400美金的貸款，總共持續五年，這將會幫助120萬企業家脫貧，其中有75萬是女性。” [2]
美國的這一計劃設想通過新的國際機制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接管地區銀行和金融業務，那些機構表面上是國際機構，其實是美國控制的，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美國的長期目標就是完全控製石油，完全控製石油收入的流向，完全控制中東的所有經濟體，範圍從摩洛哥到中國邊境之間的所有國家。這是一項鋌而走險的大膽計劃。
八國集團會議上的美國文件於2004年在阿拉伯文的《阿爾·哈亞特》上披露後，中東出現了針對美國“大中東”含義的抗議浪潮，影響遍及整個中東。 2004年4月刊登在法國《世界報·外交版》上的一篇文章這樣說道，“除了阿拉伯國家，大中東還包括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以色列。這些非阿拉伯國家只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他們位於最敵視美國的區域內。那裡反西方傾向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十分盛行。” [3] 請注意，國家民主基金會在以色列國內的一些項目中也很活躍。
大家知道， 2004年由於中東的兩位領袖－－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國王的強烈反對，才使美國布什政府中的意識形態狂熱分子將大中東計劃暫時擱置一旁。
大中東計劃將會奏效嗎？
此時此刻，美國主導了近期的伊斯蘭世界政局動盪，而這些動盪所帶來的最終後果還不清楚。對於華盛頓和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的倡導者來說，其結果尚不得而知。美國的計劃無疑是要建立一個大中東，完全由美國控制，掌控今後中國、俄羅斯和歐盟的資金鍊和能源鏈，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正試圖一步一步地遠離美國秩序。
同時，這對未來的以色列也有巨大的潛在影響。一位美國評論員曾指出，“如今以色列正在盤算著，如果'穆巴拉克完蛋了'（經常表述成'如果美國讓穆巴拉克完蛋了'），埃及就完蛋了。如果突尼斯完蛋了（以同樣的方式），那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也將完蛋。土耳其已經完蛋了（因為以色列人只能怪自己）。敘利亞也完蛋了（部分是因為以色列想截斷加利利海的水上通道）。加沙地帶已屬於哈馬斯，巴勒斯坦當局很快也會完蛋（變成哈馬斯？）。只有以色列存活在中東軍事主導政策的廢墟中。” [4]
很明顯，美國的“創造性毀滅”戰略不僅讓伊斯蘭世界的很多人徹夜難眠，而且據說也讓以色列人睡不著，現在會讓中國、俄羅斯和中亞的很多人徹夜難眠。
* F. William Engdahl is author of Full Spectrum Dominance: Totalitarian Democracy in the New World Order. His book,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has just been reissued in a new edition. He may be contacted via his website, 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
威廉·恩道爾是《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一書的作者。他的另一本書《石油戰爭：石油政治決定世界新秩序》已有新版問世。他的個人網站是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
【譯文修改了，再次發布】
2011-02-15
2月11日，埃及總統穆巴拉克離開開羅，將權力移交給埃及軍方。在事實上這是一起軍事政變。就埃及的中東外交和與華盛頓的關係而言，這一事態將導致怎樣的政策變化，目前尚不清楚。但是事實上，在埃及和突尼斯以及遍及北非和中東乃至整個穆斯林世界所發生的事件，其實是五角大樓的戰略家們制定的更為宏大的戰略的一部分，這個宏大戰略的製定已歷時十多年，必須引起世人的警覺。
繼突尼斯政權更迭後不久，埃及民眾於1月25日拉開了反對總統穆巴拉克長期統治的序幕。奧巴馬政府表面上試圖保留現有的穆巴拉克政權，而實際上美國卻正在精心策劃埃及和敘利亞、也門、約旦等國的政權更迭，這些舉措遠遠超過有些人說過的“創造性毀滅”。
這種秘密的政權更迭早有先例，如1968年5月法國戴高樂總統時期的政局動盪，就是由美國五角大樓、美國情報部門和像蘭德公司這樣的若干個智囊團數十年來辛勤勞動的成果。早在二十多年前，美國就在東歐開創了在同一地區的許多國家同時進行秘密行動的先例，這次在中東的行動只不過是如法炮製而已。這是美國一種略顯絕望而又鋌而走險的戰略，是華爾街長期政治議程的一部分。美國的這一戰略對當地人民和世界的影響尚未可知。
儘管開羅、埃及境內乃至伊斯蘭世界遊行示威最終的結果還不清楚，美國秘密戰略的大概輪廓卻已經顯現。
數百萬蒙受深重苦難的埃及人冒著生命危險上街示威，穆巴拉克政權對人民實行殘暴的統治和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鎮壓；芝加哥和華爾街的商品投機者摩拳擦掌，加之美國把越來越多的農田用於生產提取乙醇燃料的玉米，導致食品價格暴漲，這些都是事實。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進口國，大部分小麥來自於美國。 2010年6月至11月，芝加哥小麥期貨大幅上漲，漲幅達到74%。即使政府對食品補貼，埃及食品價格還是上升了30%。
在CNN、BBC等西方媒體關於埃及的報導中，常常被忽略的一點，就是不管穆巴拉克生活有多奢侈，但他的確是美國在中東大戰略的主要障礙。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奧巴馬和穆巴拉克的關係從一開始就很冷淡，穆巴拉克堅決反對美國對伊朗的政策和對伊朗核計劃的製裁，反對美國對波斯灣各國以及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國的政策。對於美國“大中東”或近期較為溫和的“新中東”計劃來說，穆巴拉克是一個難以對付的眼中釘。
驅使數百萬人湧上北非和中東的街頭示威遊行的種種因素背後，一個難以忽略的事實是，這一時機正是由美國決定的，美國意欲引發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全面政權更迭和動盪。在組織有序的埃及民眾上街遊行、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當天，包括總參謀長Sami Hafez Enan中將在內的埃及軍方的主要指揮官一行正在美國五角大樓做客。這一舉措輕而易舉地阻止了埃及軍隊的中堅力量在事件初發的重要時刻控制反穆巴拉克的遊行隊伍。 [i]
美國的這一戰略已經在美國國防部和其他部門至少醞釀了十幾年。小布什總統2001年發起反恐戰爭時，這一戰略被稱為“大中東計劃”。美國打算通過這一戰略打開從摩洛哥到阿富汗許多國家的國門，大衛·洛克菲勒的朋友，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文中，對這一地區進行了定義，這篇文章發表在《外交》上。
埃及的崛起？
五角大樓目前的埃及場景就像是塞西爾·B．戴米爾的好萊塢大片一樣，這部大片中不僅有數百萬喜歡Twitter、訓練有素的埃及青年人，穆斯林兄弟會網絡，還有一支經過美國訓練的軍隊。這部大片的明星是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似乎生逢其時地聯合了所有反對這一文明古國政權的呼聲，在自稱是自由民主革命的口號中，將這一古國演變成一個“新埃及”。
要了解美國著眼於從北非、波斯灣到中亞整個伊斯蘭世界，乃至遠到中國和俄羅斯邊境的長期戰略，有必要先對這部大戲中“主要演員”的背景進行介紹。
美國“軟”革命
繼突尼斯總統本·阿里倉忙逃往沙特阿拉伯之後，埃及境內爆發的抗議活動導致穆巴拉克總統立即解散了內閣政府。抗議活動並不是美國白宮、外交部、CNN、BBC等西方政府和媒體宣稱的“自發”事件。
這些事件是通過互聯網與穆罕默德·厄爾·巴拉迪有聯繫的青年人網絡和被取締的秘密穆斯林兄弟會以烏克蘭“顏色革命”方式高科技來組織的。據報導，穆斯林兄弟會與英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和共濟會都有聯繫。 [ii]
表面上，反穆巴拉克運動似乎對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造成了威脅，事實恰恰相反。埃及的政權更迭與美國支持的其他政權更迭極其相似，如2003年至2004年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顏色革命，2009年反對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的綠色革命，但綠色革命最後以失敗告終。
埃及民眾罷工和1月25日的“憤怒日”點燃了埃及數百萬人上街抗議的行動，人們要求穆巴拉克總統辭職。這次暴動是由一個基於Facebook、自稱為“4月6日運動”的組織發起的。示威遊行聲勢浩大、組織嚴密，穆巴拉克被迫解散內閣，前任情報部長奧瑪·蘇萊曼受命擔任新副總統。
“4月6日運動” 組織的領導者，是一個名叫艾哈邁德·馬希爾·易卜拉欣的29歲土木工程師。他建立了一個Facebook網址聲援2008年4月6日的工人罷工。
根據2009年《紐約時報》的報導，當時Facebook和Twitter的埃及會員已達到80萬人，絕大部分是年輕人。 “4月6日運動”的負責人馬希爾在華盛頓接受卡耐基基金會採訪時說，“這是埃及青年人第一次利用像Facebook和Twitter這樣的網絡通訊工具進行革命，我們的目標是推行政治民主，鼓勵民眾參與政治進程。” [iii]
馬希爾宣稱，“4月6日運動”支持前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組織總幹事、埃及總統候選人厄爾·巴拉迪及其領導的“全國變革協會”聯盟。 “全國變革協會”中有很多重要人物，包括“Kefaya運動”的領導人喬治.伊薩哈和有爭議的議會集團領導人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罕默德·卡塔特尼。 [iv]
如今在埃及不斷升級的局勢中，Kefaya是核心力量。在Kefaya背後，是行動更加詭秘的穆斯林兄弟會。
厄爾·巴拉迪現已成為未來埃及國會民主變革中的最重要人物。令人好奇的是，雖然過去三十年裡他一直不在埃及居住，但是他卻贏得了埃及政治領域的眾多支持，包括共產黨、穆斯林兄弟會、Kefaya和“4月6日運動”青年活動分子。 [v]這幾天，厄爾·巴拉迪在CNN採訪時冷靜的舉止，表現出他很可能得到了反對穆巴拉克統治的主要埃及將領們的支持和華盛頓重量級人物的認同。
Kefaya－－美國五角大樓“非暴力戰爭”
Kefaya是動員埃及政府反對派進行示威遊行的核心力量，他們支持厄爾巴拉迪的總統選舉。把Kefaya翻譯成中文，意思是“受夠了！”。
有趣的是，華盛頓國家民主基金會（NED）[vi]和其他支持顏色革命的非政府組織的謀劃者們顯然為埃及顏色革命編不出更富創造性的新詞。 2003年11月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期間，這些美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為那次以年輕人為基礎的政權更迭選用了一個詞：Kamara！格魯吉亞語中Kamara的意思也是“受夠了！”。
如同Kefaya一樣，在格魯吉亞，Kamara也是由華盛頓出資的國家民主基金會和其他機構如吉恩·夏普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共同創建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這個名字很有誤導性。它奉行夏普提出的“非暴力戰爭方式”。 [vii]
格魯吉亞的若干青年人網絡就像埃及的Kefaya一樣，在精心安排下訓練成了一種鬆散而分散的成員網絡，目的是避免形成一個隨時可能被破壞以至無法運行的集中化組織。活動分子在體育場內接受訓練，使他們掌握非暴力鬥爭的各種技巧，這種活動在表面上並不顯眼。活動分子也接受政治運動、媒體關係、動員和招聘技巧等方面的培訓。
Kefaya的正式名稱是“埃及變革運動”，成立於2004年，該組織是由埃及知識分子在瓦薩特黨領導人阿布·阿拉·馬迪的故鄉建立的。據報導，瓦薩特黨是由穆斯林兄弟會創建的。 [viii] Kefaya成立的目的只有一個，即成為號召結束穆巴拉克政權的聯合運動力量。
作為“4月6日運動”的一部分，Kefaya早期充分利用新興社會媒體和數字科技工具，作為動員埃及民眾的主要方式，他們將傳播政治博客、發布未經審核的Youtube短片圖片等手段應用得尤其得心應手，極為專業。 2009年11月，Kefaya在集會中宣布支持穆罕穆德·厄爾·巴拉迪參加2011年埃及總統選舉。
蘭德和Kefaya
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國防智囊團像蘭德公司那樣對Kefaya進行過如此詳細的研究。蘭德所稱的Kefaya研究，是“由國防部長辦公室、聯合參謀部、聯合作戰司令部、美國海軍部、海軍陸戰隊、國防機構和國防情報界共同發起的。” [ix]
人們大概很難找到比這批主張民主的女士們和先生們更優秀的人了。
2008年，蘭德公司向美國國防部遞交的報告中提到了與埃及的Kefaya相關的內容:
“美國表示出對阿拉伯世界更加民主化的興趣，特別是在自2001年9月美國遭受來自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國的恐怖分子襲擊後。這種興趣是美國減少政治暴動和恐怖主義努力的一部分。正如前總統布什在2003年向國家民主基金會致辭時指出的那樣，'只要中東仍然是一個還未獲得真正自由的地方，中東就會一直是一個充滿停滯、憎惡和暴力的地方，而這些隨時都會蔓延到其他地方。'（白宮，2003）。美國充分利用各種手段實施中東的民主化進程，包括借助其他藉口進行軍事方面的干涉，最終的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個民主的政府。然而，最合適的是當地人在自己的國家發起變革運動，推行民主化。” [x]
蘭德的研究員們花費了若干年的時間完善被稱為“蜂湧”的非傳統政權更迭技術。這技術用於部署由互聯網聯結的大量年輕暴民加入“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流動性抗議組織，就像蜂群的活動一樣。 [xi]
在過去的十多年裡，華盛頓政府及其關照的一批宣揚“人權”、“民主”和“非暴力”的美國非政府組織，越來越依賴於精心培養當地的、本土的、“自發的”的反抗力量，其目的是促成親美的國家政權更迭，推進五角大樓的全球性全方位主導戰略。蘭德公司在向美國國防部遞交的Kefaya報告的結尾部分這樣寫道：
“美國政府已經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和“聯合國開發計劃”這些組織支持這些國家的改革力量。考慮到美國目前在中東地區的負面形象，美國對這些變革力量的支持最好通過非政府組織和非盈利機構展開。” [xii]
2008年的蘭德研究中，非常明確地列出美國政府未來給予埃及民眾和其他變革運動的種種支持：
“美國政府應該支持非政府組織向變革者提供培訓，包括在民主改革的進程中如何建立聯合戰線和如何處理內部分歧這類事情。學術機構（甚至與美國政黨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如國際共和黨研究所或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研究所）可以承擔這些培訓任務，這樣可以幫助變革領導人採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解決其內部分歧。
“第四，美國應該幫助變革者獲取和使用信息技術，即提供一些措施鼓勵美國公司投資這一地區的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技術領域。美國的信息技術公司也應確保變革者的網站保持運營狀態，應在匿名者等技術領域投資，幫助某些人免於受到政府的審查。同時，還可以運用技術安全防範阻止當地政權破壞變革者的網站。” [xiii]
正如蘭德Kefaya報告專集中所指出的，這份研究報告是由“蘭德國家安全研究部的替代戰略議題”課題組於2008年完成，是負責軍購、技術和後勤的國防部副部長辦公室旗下的快速反應技術辦公室贊助的。
這裡需強調一下，“替代戰略議題”包含“媒體的創造性運用研究、青年人的激進化過程、為阻止宗派暴力的公民參與、提供社會服務來動員受冤屈的當地民眾以及本卷的主題－－替代革命運動。” [xiv]
2009年5月，奧巴馬前往開羅會見穆巴拉克總統之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華盛頓“自由之家”舉辦的一次活動中會見了許多年輕的埃及活動分子。自由之家是一個宣揚人權的美國非政府組織，歷史悠久，曾參與美國主導的若干政權更迭，包括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其他顏色革命。希拉里和近東事務代理國務卿助理杰弗裡·費特曼在自由之家“新一代項目”提供的兩個月獎學金接近結束之際，會見了十六名埃及活動分子。
自由之家和美國政府資助的專事政權更迭的非政府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正是整個伊斯蘭世界不斷蔓延的暴動的幕後推手。它們與前總統小布什2001年後宣稱的“大中東計劃”的地理背景不謀而合，美國計劃通過這些組織向伊斯蘭各國滲透“民主”和“自由市場”式經濟改革思想，對阿富汗、摩洛哥等大中東國家實施和平的政權更迭。當華盛頓大談“自由市場改革”時，人們應該高度警覺。這是華盛頓政府意欲將這些經濟體置於美元體系控制之下的信號。
華盛頓龐大計劃中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如果我們列出自突尼斯和埃及事件以來中東各國正在經歷的以民眾為基礎的抗議運動，並把各國的位置標在地圖上，我們會發現目前發生民眾示威的這些國家的地圖和美國大中東計劃的地圖有驚人的重疊。美國大中東計劃是在2001年後前總統小布什在任期內提出的。
自2001-2003年美國軍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一直秘密策劃遍及北非和中東的一系列政治動亂。看一看國家民主基金會活動非常多的國家是誰，這一切昭然若揭：該基金會官方網站上列出了突尼斯、埃及、約旦、科威特、利比亞、敘利亞、也門和蘇丹等，更有趣的是把以色列也包括在內。當前在所有這些國家裡都在發生民眾“自發”的反政府暴動。
蘭德Kefaya報告中提到的國際共和黨研究所和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研究所，都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由美國國會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分支機構。
國家民主基金會是華盛頓政府協調機構，它執行的任務是動亂和政權更迭。在蘇聯解體後，這個基金會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非常活躍，包括西藏、烏克蘭、委內瑞拉、突尼斯、科威特、摩洛哥等國家和地區，重新構建世界秩序是它的目的。老布什總統在1991年國會的演講中宣布，蘇聯的解體是一次勝利，世界新秩序的曙光已經來臨。
國家民主基金會的發起人和首任會長阿倫·威因斯坦在1991年接受《華盛頓郵報》的採訪時說過，“今天我們幹的很多事情是25年前中央情報局悄悄做的。” [xv]
國家民主基金會董事會中，有前任國防部長兼中情局副局長、現供職於凱雷集團的弗蘭克·卡路西，退休的前北約將軍威斯利·克拉克，新保守派鷹派人物扎勒爾·卡里爾扎德。卡里爾扎德是前總統小布什入侵阿富汗的主要謀士，後擔任美國駐阿富汗大使和美國占領伊拉克後的美國駐伊拉克大使。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另一個董事是維恩·韋伯，他曾與美國前國務卿馬德琳科·奧爾布萊特一起管理一支重要的獨立特遣隊，承擔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變革任務，而且他和迪克·切尼和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一道為新美國世紀智囊團制定了一個極端好戰的計劃，這個計劃早在1998年就鼓吹強行在伊拉克實施政權更迭。 [xvi]
國家民主基金會看上去是個私人的、非政府的、非盈利的基金會，但每年美國國會都會撥款給這個基金會，讓它開展國際業務。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來源於廣大的美國納稅者。國家民主基金會並不是政府機構，因而不受美國國會的常規監管。
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經由四個“核心基金會”投入到目標國家去，這些核心基金會是：與民主黨有聯繫的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研究所、與共和黨有聯繫的國際共和黨研究所、與美國勞聯－產聯和美國國務院有聯繫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以及與鼓吹自由市場的美國商會有聯繫的國際私人企業中心。
已故的政治分析人士芭芭拉·康里指出，
“國家民主基金會充分利用其宣稱的私有地位來影響其他國家的政治選舉，這是一種超越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新聞署範疇的新的活動方式，這樣的活動僅僅能夠通過中情局的秘密活動來實現。基金會的這些活動也許值得關注。如果在美國有外國機構如此運作，則會被認為是非法的。” [xvii]
重要的是，國家民主基金會目前詳細說明了在伊斯蘭國家的各種項目，包括埃及、突尼斯、也門、約旦、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亞、敘利亞、伊朗和阿富汗等國。總之，幾乎每個現在感受到地震般的變革抗議浪潮的中東和北非國家，都是國家民主基金會的目標。 [xviii]
2005年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在國家民主基金會發表了演講。在這通長篇大論中，布什把“伊斯蘭極端主義”等同於共產主義的邪惡，將其認定為美國的新敵人。他還故意採用了一個較溫和的詞“廣義的中東”，以替代已引起伊斯蘭世界不信任的字眼“大中東”。
“我們反恐戰爭的第五個要素是在廣義的中東內，用民主和希望代替仇恨和憎惡，來抵制武裝分子將來招募新成員。這是一項艱難而長期的計劃，但是我們沒有其他辦法。美國的未來和中東的未來是聯繫在一起的。如果廣義的中東一直在苦難中發展，如果這些國家一直處於悲慘的處境，當極端分子挑動數百萬人心中的憎恨時，那這部分世界就會成為一個永久衝突和憤怒的源頭，對我們這代人如此，對我們下面的一代人也是如此。如果中東的民眾允許自由選擇他們自己的命運，靠他們作為自由男女的努力和參與不斷提升自己，那麼那些極端分子將會被邊緣化，暴力極端主義向世界其他地方蔓延的速度也會減緩，以至最終消亡。我們鼓勵包括埃及和沙特的中東朋友，走上變革的道路，強化他們的社會，反對恐怖活動，尊重他們國家民眾的人權和選擇。我們和持不同政見者和流亡者一道反對壓迫人民的政權，因為我們知道今天的持不同政見者將成為明天民主的領袖。” [xix]
美國“大中東”計劃
從突尼斯到蘇丹，從也門到埃及、敘利亞，不斷蔓延的各國政權更迭行動是在五角大樓和國務院長久謀劃的背景下發生的，這一戰略針對的是整個伊斯蘭世界，包括阿富汗的喀布爾和摩洛哥的拉巴特。
美國的中東戰略框架，部分起源於美國針對東歐前華沙條約共產主義集團進行成功政權更迭的經驗。該戰略是由前美國國防部顧問、新保守主義者理查德·珀爾和後期布什政府官員道格拉斯·費斯在一份白皮書中擬就的。這份白皮書是1996年時針對當時本傑明·內塔尼亞胡領導的新誕生的以色列利庫德政權而起草的。
這項命名為《徹底改變：保障政權的新策略》的政策建議，是美國第一份公開呼籲清除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的智囊團文件，主張對巴勒斯坦人發動軍事攻擊，打擊敘利亞和位於黎巴嫩境內的敘利亞目標。 [xx]據報導，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政府當時沒有採納珀爾·費斯報告，他認為太冒險了。
9·11事件後，小布什政府回歸到以珀爾和其他人士為主的新保守主義的極端好戰氛圍中，高度重視珀爾·費斯報告的擴充版，將這一計劃稱之為“大中東計劃”。費斯因而被小布什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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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大中東地圖布魯金斯研究所1997年（圖中紅線為美國中央司令部的邊界）
下圖：G8峰會上的華盛頓大中東地圖西起摩洛哥，東至中俄邊境
在整個大中東地區宣揚美國對獨裁政府實行民主改革的華麗外表下，大中東計劃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美國擴大軍事控制和打開最頑固國家的藍圖，這一地區從摩洛哥一直延伸到中國和俄羅斯的邊境。
2009年5月，在美國轟炸巴格達的廢墟尚未清理乾淨之時，前總統小布什宣布實行將“民主擴散”到整個中東地區的政策，並明確表示這意味著“在十年內建立一個美國－中東自由貿易區”。這位美國總統給人的印象並不是一位愛好民主的朋友。 [1]
2004年6月八國集團會議在格魯吉亞的海島召開。開會之前，美國公佈了一份題為“八國集團大中東合作”的工作文件。在這一文件的“經濟機會”部分，華盛頓政府呼籲其他各國參與“相當於過去中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一樣的大規模經濟變革”。
這份美國文件指出，要達到這一目的，關鍵在於鞏固私有產業，才能實現繁榮和民主。這份文件帶有誤導性地宣稱，這一任務將通過微觀金融奇蹟來實現，正如文件中提到的“每年向每個中東企業家提供價值400美金的貸款，總共持續五年，這將會幫助120萬企業家脫貧，其中有75萬是女性。” [2]
美國的這一計劃設想通過新的國際機制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接管地區銀行和金融業務，那些機構表面上是國際機構，其實是美國控制的，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美國的長期目標就是完全控製石油，完全控製石油收入的流向，完全控制中東的所有經濟體，範圍從摩洛哥到中國邊境之間的所有國家。這是一項鋌而走險的大膽計劃。
八國集團會議上的美國文件於2004年在阿拉伯文的《阿爾·哈亞特》上披露後，中東出現了針對美國“大中東”含義的抗議浪潮，影響遍及整個中東。 2004年4月刊登在法國《世界報·外交版》上的一篇文章這樣說道，“除了阿拉伯國家，大中東還包括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以色列。這些非阿拉伯國家只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他們位於最敵視美國的區域內。那裡反西方傾向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十分盛行。” [3] 請注意，國家民主基金會在以色列國內的一些項目中也很活躍。
大家知道， 2004年由於中東的兩位領袖－－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國王的強烈反對，才使美國布什政府中的意識形態狂熱分子將大中東計劃暫時擱置一旁。
大中東計劃將會奏效嗎？
此時此刻，美國主導了近期的伊斯蘭世界政局動盪，而這些動盪所帶來的最終後果還不清楚。對於華盛頓和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的倡導者來說，其結果尚不得而知。美國的計劃無疑是要建立一個大中東，完全由美國控制，掌控今後中國、俄羅斯和歐盟的資金鍊和能源鏈，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正試圖一步一步地遠離美國秩序。
同時，這對未來的以色列也有巨大的潛在影響。一位美國評論員曾指出，“如今以色列正在盤算著，如果'穆巴拉克完蛋了'（經常表述成'如果美國讓穆巴拉克完蛋了'），埃及就完蛋了。如果突尼斯完蛋了（以同樣的方式），那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也將完蛋。土耳其已經完蛋了（因為以色列人只能怪自己）。敘利亞也完蛋了（部分是因為以色列想截斷加利利海的水上通道）。加沙地帶已屬於哈馬斯，巴勒斯坦當局很快也會完蛋（變成哈馬斯？）。只有以色列存活在中東軍事主導政策的廢墟中。” [4]
很明顯，美國的“創造性毀滅”戰略不僅讓伊斯蘭世界的很多人徹夜難眠，而且據說也讓以色列人睡不著，現在會讓中國、俄羅斯和中亞的很多人徹夜難眠。
* F. William Engdahl is author of Full Spectrum Dominance: Totalitarian Democracy in the New World Order. His book,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has just been reissued in a new edition. He may be contacted via his website, 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
威廉·恩道爾是《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一書的作者。他的另一本書《石油戰爭：石油政治決定世界新秩序》已有新版問世。他的個人網站是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
【譯文修改了，再次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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