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支持歐元
2011-1-24
未來，中國和日本都應當與歐佩克合作，為後美元時代做好準備。三者控制著大部分美元資產
中國和日本購入市場拋售的國債，支持歐元區。中國和日本的外匯儲備達4萬億美元，足以消除一些歐元區經濟體正在面臨的流動性問題。市場恐慌會導致利率和債務負擔的惡性螺旋式上升，最終破產。中國和日本可以阻止一些條件較好的經濟體墜入這一困境。原來條件就較差的經濟體則不應得到幫助。
中國和日本的行動能從兩個方面幫助自身。首先，歐元是在美元之外充當全球貿易、大宗商品定價和外匯儲備貨幣的惟一選擇。如果歐元瓦解，美聯儲將進一步大膽追求通脹，以犧牲美元持有者的利益為代價，降低美國的槓桿率，減少負債。中國和日本持有大量美元資產，如果美元貶值，兩國將深受其害。
其次，歐洲是中國最大貿易夥伴，日本第三大貿易夥伴。歐洲避免惡性循環，保持健康的貿易夥伴地位，符合中日兩國的利益。
現在只要提及監控發達國家，一定會關注債務，而對發展中國家則要監控通脹。市場對一些歐元區經濟體出現的主權債務危機惶恐不安，要求這些國家或提高利率，消化債務，或增發鈔票，彌補赤字。如果利率上升超過某個程度，一個平時財務狀況健康的債務人也會破產。那些針對公司或國家的投機性攻擊，其主要力量就在於能夠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最近，中國承諾認購西班牙和葡萄牙債券。日本一直致力於購買“歐洲金融穩定機構（EFSF）”發行的債券，已購買了近五分之一。這樣還不夠。中國和日本應為它們的歐洲項目緊密合作。它們擁有共同利益。
如果中國和日本齊心協力，他們可以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包括幫助歐元區規避因金融市場恐慌帶來的不必要的經濟困難，並支持歐元替代美元成為儲備貨幣。
發達國家必須去槓桿化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十年，發達國家被巨大的信貸泡沫籠罩。他們的槓桿率升至約50%。低利率和相關資產價格上漲，導致他們債台高築，特別是家庭抵押債券市場。全球化導致發達國家低通脹、低利率、工資增長緩慢。供應增長轉移至發展中經濟體。他們依靠低利率刺激需求，助長了由債務引發的資產泡沫。
危機爆發時，所有受影響的國家均追求相似的策略以穩定形勢，即通過注入資本、給予流動性支持和主權保證，延長政府對面臨崩潰的金融機構的扶助。雖然主要目的基本上都已達到，卻令像愛爾蘭這樣的國家陷入災難。由此產生的債務使危機前十分節儉的愛爾蘭政府面臨破產。緊急注資的成本一般會大幅增加政府負債，限制這些國家在未來支持經濟發展的能力。
隨著全球信貸泡沫破滅，我們目睹發達經濟體的應對態度正在分道揚鑣。挑戰在於降低杠桿率。衡量國家債務的良好標準是實體經濟的總體債務水平，包括政府、非金融企業和家庭部門債務佔GDP的比率。例如，美國政府債務為14萬億美元，家庭部門為13.4萬億美元，非金融企業部門為11萬億美元。總債務為38.4萬億美元。 2010年，美國名義GDP可能為14.8萬億美元。因此，美國國內負債率為253％。歐元區的同一指標則為250％，英國為280％，日本為370％。
金融危機爆發前十年，發達經濟體的實際槓桿率增加了50％。因此，可以說，他們若想達到正常水平，需要減少三分之一的槓桿率。削減的速度取決於經濟依賴外國資本的程度。至於如何削減有時取決於政策選擇。
對有些國家而言，好像什麼都未發生過。澳大利亞也存在泡沫，卻成功熬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因為大宗商品價格隨著美聯儲實行零利率政策，以及中國信貸大規模增長有所上升。一旦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很可能就是其泡沫破滅之時。無論中國經濟增速顯著放緩，抑或美國利率激增，都將誘發泡沫破滅。
日本也沒有降低杠桿率。收緊私營部門的效果已被政府支出赤字抵消。日本人在使用儲蓄方面極其偏愛本國項目。日本政府可以極低的利息借貸。日本沒有任何誘因改變自己的行為。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希臘和愛爾蘭之所以出現問題，是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央行。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小型經濟體無法利用貨幣政策來處理外債畸高引發的金融危機。危機爆發時，外國人希望把自己的錢要回來。這些國家就必須勒緊腰帶支付外債，或者至少讓別人相信他們有能力很快償清債務。增印鈔票必將導致貨幣崩潰，拖欠外債，不可避免地導致破產。
歐元區正在勒緊腰帶，解決他們共同面臨的債務負擔。這不是由於市場壓力。 1993年，奠定歐元基礎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得以簽署。該條約骨子裡包含了在歐元區實行負責任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成分。財政赤字佔GDP的3％這一上限，儘管頻頻有國家違規，但卻將政策磋商設定在“合適的”水平。此外，歐洲央行的職責僅僅是穩定價格，而非像美聯儲那樣，肩負穩定價格和盡可能創造就業的雙重使命。
美元終將不敵歐元
奧巴馬政府推出新的減稅方案以來，美元一直走強。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再加上奧巴馬減稅政策，雙拳衝擊，刺激了美國經濟強勁增長。
我堅信，2011年上半年，美國經濟將出現井噴式增長。但隨後將戛然而止。除了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美國缺乏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引擎。一旦這一輪刺激政策在激發井噴式增長後慢慢減弱，美國採取更多財政刺激措施的空間就不大了。市場將會回籠更多資金，不再為赤字提供資金。
美聯儲很快就將單槍匹馬支持本國經濟發展。它只有一個法子——增印鈔票，稀釋債務，貶值美元。前者通過通脹起作用。但是，這是個高風險策略。如果市場出現恐慌，美國國債市場有可能崩潰，從而導緻美國利率急劇攀升，抵消通脹帶來降低債務負擔的好處。美元貶值可能會增加出口，提高收入。但美元貶值也將產生通脹，從而彌補削減成本所造成的美元疲軟。
美聯儲可能想完成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創造足夠的通脹率，削減債務負擔，貶值美元，刺激出口，卻又不想引起美國國債市場恐慌。在美聯儲試圖削弱美元之時，外國人繼續購買美元是瘋狂的。但是，現在他們還在不斷購買，因為美元在全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因此，美國可以濫用美元，卻逃脫懲罰。
即使美聯儲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也不會對美元有什麼好處。目前美元走強，很可能是曇花一現。
歐元區勒緊腰帶，以求降低負債，減輕槓桿化。短期內會很痛苦。經濟增長的風險嚇跑了歐元買家，卻引來了短期賣家。因此，歐元已承受壓力。不過，短期增長差異對長期貨幣價值沒有影響。競爭力和貨幣供應量最終決定貨幣幣值。日本經濟長達20年停滯不前。但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卻從140∶1升至80∶1。
歐元區的宏觀基本面也比美國強。其經常賬戶赤字佔GDP的1%左右，財政赤字佔6.5%，而美國的兩項指標分別為4.5%和10%。歐洲央行擔心出現通脹，歐元區CPI已逾2%的最高限。而美聯儲通過聚焦於所謂的核心CPI，掩飾了能源和食品的通脹。後者比前者更有可能收緊。這對歐元是好消息。事實上，如果不出現賣空行為，歐元會比目前堅挺。
中日力挺歐元乃明智之舉
雖然歐元的基本面比美元好得多，但市場恐慌會使歐元區陷入惡性循環，使得歐元出現自我實現式的崩潰。歐元區沒有中央財政機關。小型經濟體更容易受市場壓力影響。如果市場出現恐慌，它將推動利率飆升，甚至導致借款者破產。如果有買家願意出手救市，借款者就將有時間重組。這樣的結果對借款者和貸款者來說可謂皆大歡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即為此目的而存在。但它顯然無法應對歐元區的問題。中國和日本的外匯儲備已達4萬億美元，比IMF更能安撫市場情緒。
力挺歐元符合中國和日本的最大利益。他們持有的美元資產比別國都要多，具有強大的既定利益以求維護美元幣值。歐元是惟一可行的能夠替代美元的貨幣。如果歐元失去信用，美聯儲將放膽開印更多鈔票。就此而言，維護歐元幣值值得中國和日本為西班牙提供足夠的流動性支持。
未來，中國和日本都應當與歐佩克合作，為後美元時代做好準備。三者控制著世界上的大部分美元資產。如果他們不未雨綢繆，那就將一直受美聯儲左右。
替代美元的關鍵步驟是用別種貨幣為石油定價。目前歐元是惟一選項。中國、日本和歐佩克應當開始討論以歐元交易石油。現在，石油主要在倫敦和紐約交易。不妨在迪拜、上海和東京創立主要以歐元計價的交易系統。
該是為後美元時代做好準備的時候了。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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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0日
中日援助歐洲對自身也有好處
謝國忠：中日援助歐洲對自身也有好處
時間：2011-01-17
曾瀞漪：這次我們要眼光放到歐洲，我們看到關於歐洲債務的問題，中國其實最近一直在表示願意支持歐洲國家的，日本也出手買歐洲的國債了，所以你怎麼看這兩個國家對歐洲動作支持的意義呢？
謝國忠（獨立經濟學家）：我覺得是一件好事情，歐洲整個的經濟問題還沒有美國那麼嚴重，歐洲經濟增長比較慢，是因為它沒有人口增長，它不需要增長，它的債務問題來說，國家平均的債務70%不到一點，比美國要低好多，老百姓的負債率也比美國要低，所以整個區域來說，財務上是比美國要健康的，但是它有邊緣國家過去搞泡沫搞的比較嚴重，所以面臨的問題比較大，比如說愛爾蘭和希臘。
希臘這個國家像搞一個遊戲在騙錢，希臘這個國家是有很大問題的，它通過政府發財在分開，本來就是一個不可維持的事情。愛爾蘭的問題是因為銀行有很多在國外借了錢，後來在銀行倒的時候政府擔保了，所以政府給托下水了，本來政府也沒那麼債的，愛爾蘭要回來也不容易，也要通過債務重組。
其他地方問題沒那麼大，畢竟如果政府負債是60%，利息漲的很多是不可維持，本來60%是債務水平不是很高的，但是利息漲到10%就是不可維持的，所以惡性循環可以自我實現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日本去支持是會有效果的，因為它在市場可以走多個方向的時候，有這樣的國際主權基金去參加是有效果的，幫忙是有用的。
第二個幫歐洲的忙對中國和日本自己都有好處的，歐元從短期來看或者中期來看是唯一能夠跟美元競爭的。剛剛說到Q12的事情的時候，老百姓不要錢，公司也不要錢，但捏了錢幹嗎？還不是給政府花嗎？給政府花就等於是印鈔票給政府花，而政府這個模式裡面有四塊錢是藉來的，也不可持續。
整個問題就是因為美金是儲備貨幣，它可以這麼幹，就是印了鈔票有全世界買單，然後我可以通過印鈔票，讓政府可以花錢，這樣一個政策不受限制。如果某一個貨幣可以取代它，這就受限制了，現在能夠取代它的就是歐元，為什麼很多美國人對歐元那麼負面，是因為跟這個有關的。
對中國和日本來說，我們持有那麼多美金的資產，對我們的利益來說是要保護美金資產的一個價值，我們可以賣掉一部分換成其他的，但是不可能全部賣掉，所以在這樣情況下，如果歐元區比較健康，對美國政策是會限製作用的。
時間：2011-01-17
曾瀞漪：這次我們要眼光放到歐洲，我們看到關於歐洲債務的問題，中國其實最近一直在表示願意支持歐洲國家的，日本也出手買歐洲的國債了，所以你怎麼看這兩個國家對歐洲動作支持的意義呢？
謝國忠（獨立經濟學家）：我覺得是一件好事情，歐洲整個的經濟問題還沒有美國那麼嚴重，歐洲經濟增長比較慢，是因為它沒有人口增長，它不需要增長，它的債務問題來說，國家平均的債務70%不到一點，比美國要低好多，老百姓的負債率也比美國要低，所以整個區域來說，財務上是比美國要健康的，但是它有邊緣國家過去搞泡沫搞的比較嚴重，所以面臨的問題比較大，比如說愛爾蘭和希臘。
希臘這個國家像搞一個遊戲在騙錢，希臘這個國家是有很大問題的，它通過政府發財在分開，本來就是一個不可維持的事情。愛爾蘭的問題是因為銀行有很多在國外借了錢，後來在銀行倒的時候政府擔保了，所以政府給托下水了，本來政府也沒那麼債的，愛爾蘭要回來也不容易，也要通過債務重組。
其他地方問題沒那麼大，畢竟如果政府負債是60%，利息漲的很多是不可維持，本來60%是債務水平不是很高的，但是利息漲到10%就是不可維持的，所以惡性循環可以自我實現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日本去支持是會有效果的，因為它在市場可以走多個方向的時候，有這樣的國際主權基金去參加是有效果的，幫忙是有用的。
第二個幫歐洲的忙對中國和日本自己都有好處的，歐元從短期來看或者中期來看是唯一能夠跟美元競爭的。剛剛說到Q12的事情的時候，老百姓不要錢，公司也不要錢，但捏了錢幹嗎？還不是給政府花嗎？給政府花就等於是印鈔票給政府花，而政府這個模式裡面有四塊錢是藉來的，也不可持續。
整個問題就是因為美金是儲備貨幣，它可以這麼幹，就是印了鈔票有全世界買單，然後我可以通過印鈔票，讓政府可以花錢，這樣一個政策不受限制。如果某一個貨幣可以取代它，這就受限制了，現在能夠取代它的就是歐元，為什麼很多美國人對歐元那麼負面，是因為跟這個有關的。
對中國和日本來說，我們持有那麼多美金的資產，對我們的利益來說是要保護美金資產的一個價值，我們可以賣掉一部分換成其他的，但是不可能全部賣掉，所以在這樣情況下，如果歐元區比較健康，對美國政策是會限製作用的。
其實是中國自己買單
2011-01-20
何新：美國購買中國商品其實是中國自己買單
————為什麼在美國買中國貨比中國更便宜？
國人應注意到，近5年來，在中國與美國之間形成瞭如下一種極其有趣又荒謬的經濟循環模式：
（1）美國大量印製白條美元（即幣值沒有任何擔保因此而不斷貶值的鈔票），來中國購買商品(或名義投資)從而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因此據說掙到了巨額的美元（外匯）。
（2）中國銀行在國內大量印刷人民幣，收購這些美元，然後把這些美元變成國家銀行的外匯儲備。
（3）但是，中國並不使用這些掙來的美元，而是把這些美元再回借給美國——據說是為了這些外匯儲備的升值和保值。 （注：截止於去年11月，中國總計持有8960 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數額居世界第一，其中尚未統計中國持有的美國居民住房抵押債券，這些數字讓人感到困惑。）
（4）在國內，銀行印製大量人民幣用於購買美元外匯（其數量計算方法很簡單：每年外匯儲備增加額度X（乘以） 當年匯率＝當年增發人民幣的總數量）。這些每年大量增發而投入市場的人民幣，就是中國國內市場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主因。
（5）把這筆巨額美元作為長期國債（短期內不可能贖回）回借給美國後，中國每年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就等於是白送給美國的。也就是說：中國人實際在用自己每年增發的人民幣，來替美國購買的中國商品和勞務間接地買單。
————世界上還有比這種模式更荒唐的“市場經濟”了嗎？
換個更簡單的說法就是：美國印刷白條來中國買東西。中國印刷人民幣替美國買單，然後再把白條回返給美國——如果中國敢要求美國兌換這些白條，那美國將會認為中國表現不友好，而威脅出動航母炸中國。
近年來許多中國人在好奇地問——為什麼美元（匯率）不斷貶值而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但是美國沒有嚴重通貨膨脹而中國卻在發生嚴重通脹？為什麼在美國市場上買中國商品比中國買會更便宜？
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美國從中國“購買”的商品和勞務其實是接近白拿而不付錢的。
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嗎？有，就發生在中國和美國奇特的市場交換關係之間。
極其簡單的常識：在生活現實中，如果你可以不斷向一個商人借錢買他所提供的商品，而你欠他的錢又竟然不必償還——那麼這些商品就等於是他白送給你的。
這種荒謬的交換模式，就是中國近年發生嚴重通貨膨脹而美元持續貶值國內卻沒有通脹的原因。
竟然無知於這麼簡單的常識，所謂中國經濟學家的確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一族人。
網文：中國的外匯儲備政策失誤
中國國家外匯儲備年年攀升！ 2006年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總額達到8537億美元（不包括港澳的外匯儲備），首次超過日本，位居全球第一。 2009年首次超過2萬億美元大關。 2010年底達到2.86萬億美元！這是一個令中國人震驚的悲劇！
國人請切記：巨大的外匯儲備數據聽似可喜，實則可怕，一定要引起高度警惕！
巨大的國家外匯儲備給國內經濟發展帶來潛在的危機切不能小視。
一是損害經濟增長的潛力。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流入代表著相應規模的實物資源的流出，消減了國民消費水平，降低了國人的幸福指數，也不利於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如果中國的外匯儲備超常增長持續下去，將在不遠的未來嚴重損害經濟增長的潛力。
二是帶來巨大利差損失。據保守估計，以投資利潤率和外匯儲備收益率的差額的2%來看，若擁有6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年損失高達100多億美元。如果考慮到匯率變動的風險，這一潛在損失更大。另外，國家外匯儲備構成中絕大部分是美元資產，若美元貶值以及人民幣升值，則我國的儲備資產將嚴重縮水。
按2009年2萬億計算，美元貶值或者人民幣升值5%，則中國外匯儲備即損失1000億美元。
實際上，2000年之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利差損失遠高於外匯儲備增速，可能要放大十倍。外匯儲備以10%到20%的增速則利差損失達到100%到200%。
三是損失了大量的機會成本。中國每年引進大約500億美元的外商投資，為此國家要提供大量的稅收優惠，中國工人為此失去了多少尊嚴；同時，中國又持有大約二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閒置不用。這樣，一方面是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另一方面老百姓省吃儉用借錢給外國人花，其潛在的機會成本不可忽視。
四是削弱了宏觀調控的效果。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負有無限度對外匯資金回購的責任，因此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外匯占款投放量不斷加大。外匯占款的快速增長不僅從總量上製約了2004年以來宏觀調控的效力，還從結構上削弱宏觀調控的效果，並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力，使央行調控貨幣政策的空間越來越小。
五是影響對國際優惠貸款的運用。外匯儲備過多會使中國失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優惠貸款。按照IMF的規定，外匯儲備充足的國家不但不能享受該組織的優惠低息貸款，還必須在必要時對國際收支發生困難的其他成員國提供幫助。這對中國來講，不能不說是一種浪費，直接影響到國民的幸福程度。
六是加速本國的通貨膨脹。由於本幣升值的趨勢和壓力不減，國際熱錢逐利流入國內，容易引發國家資產價格上升，導致通貨膨脹影響國民生活。去年以來，隨著中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國內通貨膨脹已經明顯加速，而且壓力越來越大，可能導致運用國內宏觀經濟手段難以控制的程序。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從負面嚴重影響中國的對外政策。
由於中國外匯儲備大量購買外國特別是美國國債，形成了事實上對外關係特別是對美關係的依賴關係，失去中國的外交獨立性。而且，從政治層面來看，我們的外匯儲備全部是購買西方國家的國債。而西方國家就是大量用這些錢支持分裂和顛覆中國的活動。特別是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等，在得到國會的財政支持後，無時無刻不在支持中國的疆獨、藏獨、法輪功及民運分子。
近年來，我國的所謂精英經濟學家極力鼓吹國家外匯儲備增加的好處，並強調因為要保持國家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和流動性，誤導決策大量購買美國國債，這是極其的錯誤行為。
我們呼籲：西方經濟學不適合中國，中國經濟學理論不能照抄西方經濟學理論，就像中國政治不能模仿西方政治制度一樣。中國不要大量貯存虛擬的美元儲備，應當將外匯積累用於改善國家經濟和民生，支持國民消費，改善國內基礎設施。而且應當學習美國，到國外去投資和融資，借外國人的錢投資，切實激發國民的消費意識和提高國民的幸福指數。 （據烏有之鄉網站）
何新：美國購買中國商品其實是中國自己買單
————為什麼在美國買中國貨比中國更便宜？
國人應注意到，近5年來，在中國與美國之間形成瞭如下一種極其有趣又荒謬的經濟循環模式：
（1）美國大量印製白條美元（即幣值沒有任何擔保因此而不斷貶值的鈔票），來中國購買商品(或名義投資)從而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因此據說掙到了巨額的美元（外匯）。
（2）中國銀行在國內大量印刷人民幣，收購這些美元，然後把這些美元變成國家銀行的外匯儲備。
（3）但是，中國並不使用這些掙來的美元，而是把這些美元再回借給美國——據說是為了這些外匯儲備的升值和保值。 （注：截止於去年11月，中國總計持有8960 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數額居世界第一，其中尚未統計中國持有的美國居民住房抵押債券，這些數字讓人感到困惑。）
（4）在國內，銀行印製大量人民幣用於購買美元外匯（其數量計算方法很簡單：每年外匯儲備增加額度X（乘以） 當年匯率＝當年增發人民幣的總數量）。這些每年大量增發而投入市場的人民幣，就是中國國內市場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主因。
（5）把這筆巨額美元作為長期國債（短期內不可能贖回）回借給美國後，中國每年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就等於是白送給美國的。也就是說：中國人實際在用自己每年增發的人民幣，來替美國購買的中國商品和勞務間接地買單。
————世界上還有比這種模式更荒唐的“市場經濟”了嗎？
換個更簡單的說法就是：美國印刷白條來中國買東西。中國印刷人民幣替美國買單，然後再把白條回返給美國——如果中國敢要求美國兌換這些白條，那美國將會認為中國表現不友好，而威脅出動航母炸中國。
近年來許多中國人在好奇地問——為什麼美元（匯率）不斷貶值而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但是美國沒有嚴重通貨膨脹而中國卻在發生嚴重通脹？為什麼在美國市場上買中國商品比中國買會更便宜？
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美國從中國“購買”的商品和勞務其實是接近白拿而不付錢的。
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嗎？有，就發生在中國和美國奇特的市場交換關係之間。
極其簡單的常識：在生活現實中，如果你可以不斷向一個商人借錢買他所提供的商品，而你欠他的錢又竟然不必償還——那麼這些商品就等於是他白送給你的。
這種荒謬的交換模式，就是中國近年發生嚴重通貨膨脹而美元持續貶值國內卻沒有通脹的原因。
竟然無知於這麼簡單的常識，所謂中國經濟學家的確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一族人。
網文：中國的外匯儲備政策失誤
中國國家外匯儲備年年攀升！ 2006年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總額達到8537億美元（不包括港澳的外匯儲備），首次超過日本，位居全球第一。 2009年首次超過2萬億美元大關。 2010年底達到2.86萬億美元！這是一個令中國人震驚的悲劇！
國人請切記：巨大的外匯儲備數據聽似可喜，實則可怕，一定要引起高度警惕！
巨大的國家外匯儲備給國內經濟發展帶來潛在的危機切不能小視。
一是損害經濟增長的潛力。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流入代表著相應規模的實物資源的流出，消減了國民消費水平，降低了國人的幸福指數，也不利於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如果中國的外匯儲備超常增長持續下去，將在不遠的未來嚴重損害經濟增長的潛力。
二是帶來巨大利差損失。據保守估計，以投資利潤率和外匯儲備收益率的差額的2%來看，若擁有6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年損失高達100多億美元。如果考慮到匯率變動的風險，這一潛在損失更大。另外，國家外匯儲備構成中絕大部分是美元資產，若美元貶值以及人民幣升值，則我國的儲備資產將嚴重縮水。
按2009年2萬億計算，美元貶值或者人民幣升值5%，則中國外匯儲備即損失1000億美元。
實際上，2000年之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利差損失遠高於外匯儲備增速，可能要放大十倍。外匯儲備以10%到20%的增速則利差損失達到100%到200%。
三是損失了大量的機會成本。中國每年引進大約500億美元的外商投資，為此國家要提供大量的稅收優惠，中國工人為此失去了多少尊嚴；同時，中國又持有大約二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閒置不用。這樣，一方面是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另一方面老百姓省吃儉用借錢給外國人花，其潛在的機會成本不可忽視。
四是削弱了宏觀調控的效果。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負有無限度對外匯資金回購的責任，因此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外匯占款投放量不斷加大。外匯占款的快速增長不僅從總量上製約了2004年以來宏觀調控的效力，還從結構上削弱宏觀調控的效果，並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力，使央行調控貨幣政策的空間越來越小。
五是影響對國際優惠貸款的運用。外匯儲備過多會使中國失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優惠貸款。按照IMF的規定，外匯儲備充足的國家不但不能享受該組織的優惠低息貸款，還必須在必要時對國際收支發生困難的其他成員國提供幫助。這對中國來講，不能不說是一種浪費，直接影響到國民的幸福程度。
六是加速本國的通貨膨脹。由於本幣升值的趨勢和壓力不減，國際熱錢逐利流入國內，容易引發國家資產價格上升，導致通貨膨脹影響國民生活。去年以來，隨著中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國內通貨膨脹已經明顯加速，而且壓力越來越大，可能導致運用國內宏觀經濟手段難以控制的程序。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從負面嚴重影響中國的對外政策。
由於中國外匯儲備大量購買外國特別是美國國債，形成了事實上對外關係特別是對美關係的依賴關係，失去中國的外交獨立性。而且，從政治層面來看，我們的外匯儲備全部是購買西方國家的國債。而西方國家就是大量用這些錢支持分裂和顛覆中國的活動。特別是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等，在得到國會的財政支持後，無時無刻不在支持中國的疆獨、藏獨、法輪功及民運分子。
近年來，我國的所謂精英經濟學家極力鼓吹國家外匯儲備增加的好處，並強調因為要保持國家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和流動性，誤導決策大量購買美國國債，這是極其的錯誤行為。
我們呼籲：西方經濟學不適合中國，中國經濟學理論不能照抄西方經濟學理論，就像中國政治不能模仿西方政治制度一樣。中國不要大量貯存虛擬的美元儲備，應當將外匯積累用於改善國家經濟和民生，支持國民消費，改善國內基礎設施。而且應當學習美國，到國外去投資和融資，借外國人的錢投資，切實激發國民的消費意識和提高國民的幸福指數。 （據烏有之鄉網站）
2011年1月18日
80年代初德日產品
謝國忠：80年代初德日產品引髮美國兩極分
2011-1-18
鳳凰衛視1月16日《金石財經》節目播出“謝國忠：80年代初德日產品引髮美國兩極分化”，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瀞漪：下個星期國家主席胡錦濤到美國訪問了，美國的經濟現在還沒有完全復甦過來，但是最近更令人比較擔憂的問題是美國的政治分化的比較厲害，我們從美國民主黨女眾議員被槍擊的事件可以看出來，是不是美國的社會現在政治，保守派、自由派真的是很分化很極端呢？
謝國忠：是，在美國經濟問題比較嚴重的時候，而且看不到有解決方案的時候，政治問題就變的非常激烈，這是跟80年代初有點類似，當時因為受到了日本跟德國的挑戰，美國的很多行業走下坡路，特別是汽車、鋼鐵、電子，所以引起政治上有比較強烈的兩極分化的現象，而且民間出現了一個用暴力行動解決政治問題。
失業率那麼高，現在美國政府報的失業率是9.4，但加上沒有找工作的和就業還不足的，美國有六分之一的勞動力是沒有工作或者是就業不足的，整個社會有這麼大的一個群體是沒有工作，顯得不太穩定。
2011-1-18
鳳凰衛視1月16日《金石財經》節目播出“謝國忠：80年代初德日產品引髮美國兩極分化”，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瀞漪：下個星期國家主席胡錦濤到美國訪問了，美國的經濟現在還沒有完全復甦過來，但是最近更令人比較擔憂的問題是美國的政治分化的比較厲害，我們從美國民主黨女眾議員被槍擊的事件可以看出來，是不是美國的社會現在政治，保守派、自由派真的是很分化很極端呢？
謝國忠：是，在美國經濟問題比較嚴重的時候，而且看不到有解決方案的時候，政治問題就變的非常激烈，這是跟80年代初有點類似，當時因為受到了日本跟德國的挑戰，美國的很多行業走下坡路，特別是汽車、鋼鐵、電子，所以引起政治上有比較強烈的兩極分化的現象，而且民間出現了一個用暴力行動解決政治問題。
失業率那麼高，現在美國政府報的失業率是9.4，但加上沒有找工作的和就業還不足的，美國有六分之一的勞動力是沒有工作或者是就業不足的，整個社會有這麼大的一個群體是沒有工作，顯得不太穩定。
房產稅
謝國忠：房產稅抑制投機並增加地方財政收入 2011-1-18
鳳凰衛視1月16日《金石財經》節目播出“謝國忠：房產稅抑制投機並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瀞漪：在中國老百姓最關注的通脹和房地產的問題上面，過去這個星期影響市場動靜最大的是房產稅，據說在今年第一季度就可能推出征收試點，也就是全國兩會前後，重慶還有上海有可能開始試行房產稅。
房產稅的推進對於解決目前中國經濟問題可以起到什麼樣的作用？還有國家主席胡錦濤即將到美國訪問，另外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剛剛結束在歐洲訪問，我們要繼續關注的就是美國還有歐洲的經濟，今天請到的是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你好。
謝國忠：你好。
曾瀞漪：我們談中國房地產問題其實談了很多次，關於房產稅的徵收其實你之前也覺得，也是可以徵收，對房地產應該也會有一些作用的，你怎麼看到底房地產的徵收和試行，目前的風聲動靜看起來好像很多的都是不明確的，你怎麼看在這個時候推出來？
謝國忠：房地產稅能夠達到兩個方面的目的，一個是抑制投機，從這上面來說它起的作用是和提高利息是一樣的，它是對現有的成本一種上升。
另外是給地方政府提供財政收入，從這個方面來看，希望地方政府有了這個收入之後，不要過多的熱衷於把地價搞的過高，因為地價搞的高是一個透支的概念，你一次把（東西）都吃完了，如果是房產稅就細水長流。
現在我們聽到試點的方案整個來說，這兩個目標要達到可能性都不是很大，因為它的條件很多，比如房子要大到什麼水平？只有新買的才會有，現在可能有幾千萬套，兩千多萬套的空房子，他們的持有並沒有對他們增加成本。
我覺得總的來說是一個開頭，另外就是財政收入這邊看上去也是很少的，因為要交的人會很少，其實是變成了一個在新房市場裡面，某一個類型的房子增加了點兒交易成本，應該是這麼來看這個問題，至於房產稅在試點之後，會不會變成真的像西方社會裡面，作為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這個看上去還是挺遙遠的。
曾瀞漪：畢竟現在能夠看到有動向，但是有還沒有細則的，只不過是重慶和上海，能不能擴展到全國還是一個大的問題。
鳳凰衛視1月16日《金石財經》節目播出“謝國忠：房產稅抑制投機並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瀞漪：在中國老百姓最關注的通脹和房地產的問題上面，過去這個星期影響市場動靜最大的是房產稅，據說在今年第一季度就可能推出征收試點，也就是全國兩會前後，重慶還有上海有可能開始試行房產稅。
房產稅的推進對於解決目前中國經濟問題可以起到什麼樣的作用？還有國家主席胡錦濤即將到美國訪問，另外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剛剛結束在歐洲訪問，我們要繼續關注的就是美國還有歐洲的經濟，今天請到的是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你好。
謝國忠：你好。
曾瀞漪：我們談中國房地產問題其實談了很多次，關於房產稅的徵收其實你之前也覺得，也是可以徵收，對房地產應該也會有一些作用的，你怎麼看到底房地產的徵收和試行，目前的風聲動靜看起來好像很多的都是不明確的，你怎麼看在這個時候推出來？
謝國忠：房地產稅能夠達到兩個方面的目的，一個是抑制投機，從這上面來說它起的作用是和提高利息是一樣的，它是對現有的成本一種上升。
另外是給地方政府提供財政收入，從這個方面來看，希望地方政府有了這個收入之後，不要過多的熱衷於把地價搞的過高，因為地價搞的高是一個透支的概念，你一次把（東西）都吃完了，如果是房產稅就細水長流。
現在我們聽到試點的方案整個來說，這兩個目標要達到可能性都不是很大，因為它的條件很多，比如房子要大到什麼水平？只有新買的才會有，現在可能有幾千萬套，兩千多萬套的空房子，他們的持有並沒有對他們增加成本。
我覺得總的來說是一個開頭，另外就是財政收入這邊看上去也是很少的，因為要交的人會很少，其實是變成了一個在新房市場裡面，某一個類型的房子增加了點兒交易成本，應該是這麼來看這個問題，至於房產稅在試點之後，會不會變成真的像西方社會裡面，作為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這個看上去還是挺遙遠的。
曾瀞漪：畢竟現在能夠看到有動向，但是有還沒有細則的，只不過是重慶和上海，能不能擴展到全國還是一個大的問題。
廉租房政策
謝國忠：廉租房政策若成功將對樓市影響很大 2011-1-18
現在對房地產主流的一個看法是認為解決社會問題是廉價房，所以對現在房價過高等等問題，不用去管的太多。從政治上來說，採取有些行動給大家認為在調控就可以了，真正解決問題是等到廉租房造的差不多了才會解決。
我覺得廉租房如果是規模夠大，規模夠好是能夠解決問題的，在新加坡80%以上居民住的是政府造的房子，就是我們的廉價房，是不是中國真的能達到呢？我們應該想到中國不是新加坡，地方政府不像新加坡政府一樣，它是一個地方政府，它的利益主要是增長收入發展經濟，如果廉租房真的成功，對房地產市場一定會影響很大的。
因為人就那麼多，住到廉租房的之後就不會住其他的房子，現在持有那麼多空房子的人。主要的一個依據就是，現在大家買不起房子，但是過了幾年之後工資高了之後，就會來買房子，所以我可以把房價抬高到一點，持有空房子有一天我會賺錢的，有這樣的一個預期，如果大家都搬到廉租房去住，持有空房子的根據就沒有了，所以對市場影響會很大。
在1997年的時候，香港房地產倒了之後，大家都怪董建華提出的8萬套房子，引起市場的崩潰，其實他只是一個說法連造都沒造，這個關係不是很明確，但是總的來說，說明了廉租房如果真的有，真的是規模很大，對房地產市場影響會很大。但是因為造廉租房會很多年，還是治理泡沫相互推的一個方式方法，總的來說，我是認為中國造那麼多房，應該看到的是到底是我們房子少了，還是我們錢放的過多了，這個問題搞清楚之後，才去談其他的方案。
從長遠來說，健康的社會還是不要搞過多的廉租房，大部分的人應該住在商品房裡面，這樣社會會比較和諧。而中國有的是地，沒必要，而且地是在政府手裡的，房價完全是政府控制的，沒有必要為什麼房價搞的高，把社會一分為二，大部分人去住廉租房，一部分去住高價房，長遠來說對社會不利，也是沒有必要。
現在對房地產主流的一個看法是認為解決社會問題是廉價房，所以對現在房價過高等等問題，不用去管的太多。從政治上來說，採取有些行動給大家認為在調控就可以了，真正解決問題是等到廉租房造的差不多了才會解決。
我覺得廉租房如果是規模夠大，規模夠好是能夠解決問題的，在新加坡80%以上居民住的是政府造的房子，就是我們的廉價房，是不是中國真的能達到呢？我們應該想到中國不是新加坡，地方政府不像新加坡政府一樣，它是一個地方政府，它的利益主要是增長收入發展經濟，如果廉租房真的成功，對房地產市場一定會影響很大的。
因為人就那麼多，住到廉租房的之後就不會住其他的房子，現在持有那麼多空房子的人。主要的一個依據就是，現在大家買不起房子，但是過了幾年之後工資高了之後，就會來買房子，所以我可以把房價抬高到一點，持有空房子有一天我會賺錢的，有這樣的一個預期，如果大家都搬到廉租房去住，持有空房子的根據就沒有了，所以對市場影響會很大。
在1997年的時候，香港房地產倒了之後，大家都怪董建華提出的8萬套房子，引起市場的崩潰，其實他只是一個說法連造都沒造，這個關係不是很明確，但是總的來說，說明了廉租房如果真的有，真的是規模很大，對房地產市場影響會很大。但是因為造廉租房會很多年，還是治理泡沫相互推的一個方式方法，總的來說，我是認為中國造那麼多房，應該看到的是到底是我們房子少了，還是我們錢放的過多了，這個問題搞清楚之後，才去談其他的方案。
從長遠來說，健康的社會還是不要搞過多的廉租房，大部分的人應該住在商品房裡面，這樣社會會比較和諧。而中國有的是地，沒必要，而且地是在政府手裡的，房價完全是政府控制的，沒有必要為什麼房價搞的高，把社會一分為二，大部分人去住廉租房，一部分去住高價房，長遠來說對社會不利，也是沒有必要。
2011年1月17日
把通脹危機轉嫁給中國
美國用隱蔽手法把通脹危機轉嫁給中國
作者：高木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1-12
美國用隱蔽手法把通脹危機轉嫁給中國
高木
AB兩個國家進行國際貿易時，如果B國信用貨幣約定俗成充當了結算貨幣，那麼A國就會處於嚴重不公平地位。具體表現在：無論B國是否擁有國際貿易盈餘，B國都可以憑藉發鈔權從A國大量進口實物產品，可以大肆收購A國的企業、銀行、土地，或在A國進行大量投資，甚至控制A國經濟甚至政治命脈。而A國除了向B國大量出口實物產品這一個權力外，其餘的主權幾乎全部被剝奪。
以中美貿易關係為例，由於美元是約定俗成的世界貨幣，即便美國不擁有國際貿易盈餘，但是美國仍然可以通過向中國支付美元紙鈔就可以從中國大量進口實物產品，直接併購中國的企業產權、銀行股份、土地使用權或在中國進行大量有利可圖的投資，甚至可以用美元收買學術代言人來影響中國的決策，最終控制中國經濟甚至政治命脈。即便是中國犧牲資源環境和勞動力汗水生產出大量物美價廉附加值低的出口產品換回了寶貴的美元，但是，美國政府除了很樂意中國政府不斷用美元外匯儲備購買美國政府的國債外，嚴格限制中國公民攜帶美元進入美國境內購買實物財富，嚴格限制中國的企業購買美國有投資價值的企業產權，更是極力阻止中國購買美國的高科技產品和技術。
國債的本質是欠條的欠條，美國一隻手用美元信用貨幣不斷向中國等其他國家購買實物產品，第二隻手又千方百計向中國等世界各國政府兜售美國政府國債，第三隻手又用出售國債換取來的美元紙幣繼續向中國等其他國家購買實物產品，第四隻手又極力阻止外國公民和企業攜帶美元進入美國境內購買美國實物財富和有投資價值的企業產權和高技術產品，如此以來，就可以用一元美元信用貨幣從他國和其他諸國攫取到二元、三元甚至十元二十元的國民淨財富而不會引發國內通貨膨脹。也是說，中國和世界各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越大，各國引進的美元投資越多，美國人得到的實惠就越多，美國的經濟實力就越強盛，美國就可以利用世界各國變相進貢來的實物財富壯大軍事力量，被汲取完精粹財富的世界各國經濟的泡沫就越大，各國經濟就越是弱不禁風受制於人。
表面上看，美元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慢於人民幣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但是美元國債的增長速度卻遠高於人民幣國債的增長速度。
國債的本質是欠條的欠條，因此即便是美聯儲不濫髮美元基礎貨幣，美國祇需通過美國財政部向國外賣出美元國債，就可以收回美元並再次購買別國的實物財富，從而就把把通貨膨脹危機轉嫁給了他國。也就是說，只要有外國政府願意不斷買進美元國債，美國政府就不需要增髮美元基礎貨幣，就能維持經濟相對穩定，因為美國財政部向世界增發的國債，並不記入本國貨幣供應總量中（如M2）。恰恰相反，中國央行卻需要額外增發人民幣去購買美元才會形成外匯儲備，再用這些美元外匯購買美國的國債。也就是說，中國央行大約需要多發行14萬億人民幣才能形成2萬億的外匯儲備，再用其中相當大的部分購買美元國債。這就是人民幣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高於美元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的原因。美國就用這種，讓中國不斷增發人民幣（M2）來購買美元，再用美元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把美國本國的通貨膨脹危機轉嫁給了中國。
作者：高木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1-12
美國用隱蔽手法把通脹危機轉嫁給中國
高木
AB兩個國家進行國際貿易時，如果B國信用貨幣約定俗成充當了結算貨幣，那麼A國就會處於嚴重不公平地位。具體表現在：無論B國是否擁有國際貿易盈餘，B國都可以憑藉發鈔權從A國大量進口實物產品，可以大肆收購A國的企業、銀行、土地，或在A國進行大量投資，甚至控制A國經濟甚至政治命脈。而A國除了向B國大量出口實物產品這一個權力外，其餘的主權幾乎全部被剝奪。
以中美貿易關係為例，由於美元是約定俗成的世界貨幣，即便美國不擁有國際貿易盈餘，但是美國仍然可以通過向中國支付美元紙鈔就可以從中國大量進口實物產品，直接併購中國的企業產權、銀行股份、土地使用權或在中國進行大量有利可圖的投資，甚至可以用美元收買學術代言人來影響中國的決策，最終控制中國經濟甚至政治命脈。即便是中國犧牲資源環境和勞動力汗水生產出大量物美價廉附加值低的出口產品換回了寶貴的美元，但是，美國政府除了很樂意中國政府不斷用美元外匯儲備購買美國政府的國債外，嚴格限制中國公民攜帶美元進入美國境內購買實物財富，嚴格限制中國的企業購買美國有投資價值的企業產權，更是極力阻止中國購買美國的高科技產品和技術。
國債的本質是欠條的欠條，美國一隻手用美元信用貨幣不斷向中國等其他國家購買實物產品，第二隻手又千方百計向中國等世界各國政府兜售美國政府國債，第三隻手又用出售國債換取來的美元紙幣繼續向中國等其他國家購買實物產品，第四隻手又極力阻止外國公民和企業攜帶美元進入美國境內購買美國實物財富和有投資價值的企業產權和高技術產品，如此以來，就可以用一元美元信用貨幣從他國和其他諸國攫取到二元、三元甚至十元二十元的國民淨財富而不會引發國內通貨膨脹。也是說，中國和世界各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越大，各國引進的美元投資越多，美國人得到的實惠就越多，美國的經濟實力就越強盛，美國就可以利用世界各國變相進貢來的實物財富壯大軍事力量，被汲取完精粹財富的世界各國經濟的泡沫就越大，各國經濟就越是弱不禁風受制於人。
表面上看，美元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慢於人民幣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但是美元國債的增長速度卻遠高於人民幣國債的增長速度。
國債的本質是欠條的欠條，因此即便是美聯儲不濫髮美元基礎貨幣，美國祇需通過美國財政部向國外賣出美元國債，就可以收回美元並再次購買別國的實物財富，從而就把把通貨膨脹危機轉嫁給了他國。也就是說，只要有外國政府願意不斷買進美元國債，美國政府就不需要增髮美元基礎貨幣，就能維持經濟相對穩定，因為美國財政部向世界增發的國債，並不記入本國貨幣供應總量中（如M2）。恰恰相反，中國央行卻需要額外增發人民幣去購買美元才會形成外匯儲備，再用這些美元外匯購買美國的國債。也就是說，中國央行大約需要多發行14萬億人民幣才能形成2萬億的外匯儲備，再用其中相當大的部分購買美元國債。這就是人民幣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高於美元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的原因。美國就用這種，讓中國不斷增發人民幣（M2）來購買美元，再用美元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把美國本國的通貨膨脹危機轉嫁給了中國。
再談中國人為什麼會窮？
黃衛東：再談中國人為什麼會窮？
作者：hwd99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13
再談中國人為什麼會窮？
去年初，筆者曾撰文討論中國人為什麼收入低（附1），本文繼續討論這個話題。簡單說來，就是精英們將人民幣印鈔權交給美國人了，中國央行印出來的錢，都歸美國人了。中國人自然總是窮了。日本韓國30年發展，都變成發達國家，而我們經過史無前例的30年發展，主要產品佔世界一半，還是發展中國家，老百姓還是窮光蛋。這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很多網友不相信，我們的精英會這麼愚蠢？然而，這就是中國的現實，是作者分析，中國存在十大荒謬經濟現象的重要原因（附2）。
首先我們來看，美國人是如何使用中國的人民幣印鈔權的：我們都知道，任何人拿著美元到中國銀行，銀行都會按照當日匯率兌換人民幣。當美國人需要中國的人民幣時，美國央行就印美元給美國資本家，到中國央行兌換人民幣，這時，中國央行就印人民幣給美國人換美元。這等於美國人有權使用中國的人民幣印鈔權。
也許有人會說，毛澤東時代也是這樣。但是，當時配套有很多政策法律，防止財富流失，現在都改了。在毛澤東時代，美國資本家可以拿美元，到中國銀行換人民幣。一方面，政府拿到美元，很快就會用美元在國外購買產品，換成物質財富。而資本家拿著人民幣，在中國國內甚麼也乾不了，既不能投資辦廠賺錢，也不能倒買倒賣，進行貿易賺錢，連拿著人民幣到中國銀行換回美元都受限制。唯一能幹的是花錢吃喝玩樂，在中國消費。在這個交換過程中，中國人並沒有損失。本來當時中國就會出口一些產品換匯，到國外進口需要的物資。所以，在毛澤東時代，從來就不會有美國資本家，拿著大筆美元到中國銀行來換人民幣。
右派精英們以為當時的中央政府手里美元很少，是一個問題，不久前，還撰文揭露。如辛子陵之流，說72年鄧小平到聯大開會，連給孫子買個玩具禮物都沒有美元。他們忘記了，當時美元貶值非常厲害，不到十年時間，就貶值20多倍，從1971年1美元兌換1克黃金，貶值到1980年25美元以上才能兌換1克黃金，直追蔣介石發行的法幣。那個時代，那個國家會愚蠢到拿產品換美元，然後大量儲備不用？
而在特別是年代，美國資本家拿著美元到中國，換成人民幣，就能在中國投資辦廠，利用中國國內的財富和人力生產美國人需要的產品；由於美國人投資，產生的產品和利潤，天生就屬於美國人了，美國人需要的，僅僅是在將產品運出中國時，給中國的央行再增加一些美元欠條，換取更多的人民幣，增加更多的財富支配能力。所以，央行外匯儲備達到27000億美元，而中國流失的財富則達到25萬億美元，同時，國內增發了大約18萬億元人民幣給資本家，主要給了外國資本家。
按照經濟學家的理論和中國官方權威的看法，中國銀行換來的美元的所有權並不屬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而是屬於資本家，是國家央行印刷人民幣，強行從資本家手裡換來的（主要是外國資本家，因為外匯主要是外國資本家在中國投資，生產出口產品換來的）。中國政府如果要使用外匯，必鬚髮行國債，從資本家手裡借人民幣，以換回美元使用權（這對學過經濟學的來說，是常識，市場經濟下就是這樣）。所以溫總理才會說，如何利用外匯是個大問題，否則拿外匯儲備進口物資到國內搞建設，又有什麼困難？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我們的生產能力很大，生產的財富很多，主要產品佔世界一半左右，但是，美國人消費了我們生產的大部分產品，而增發的人民幣也大都交給了美國資本家，唯一增加的央行外匯，其使用權還屬於外國資本家，我們得到什麼？什麼也沒有，所以，無論如何發展下去，我們都是窮光蛋。
既然外匯不是中國的財富，為什麼精英們還要搞出口退稅和低人民幣匯率，拼命支持外資出口，增加美元儲備？光出口退稅補貼資本家，2009年就達6500億元，2010年又增加到7328億。
其次，精英們自己制定法律，禁止自己使用印鈔權。下面我們來看這個荒謬法律，該法律是1995年3月18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根據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的決定》修正（附錄3），其中相關內容如下：
第二十九條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
用通俗的語言來說，按照這條法律，就是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借錢給中國政府。進一步來說，中國央行連印鈔借給中國中央政府都不准，更不可能直接印鈔給中央政府了，表明中國中央政府無權使用央行的印鈔權。但是，當美國央行印美元給美國資本家，到中國央行兌換人民幣，這時，中國央行就印鈔換美元。因此，當美國政府或美國央行需要中國央行的人民幣或財富時，就開動印刷機印刷美元，然後到中國央行兌換，等於美國控制了中國央行的印鈔權。
從1995年到現在，我們增發的人民幣約18萬億，基本上是根據外匯儲備增發的。有學者專門分析過國內流通的人民幣，除了不到5%是95前印發的，其餘都是根據外匯儲備增發的。現在央行外匯儲備有27000億美元，其中約9500億美元是外來投資，另外17500億美元是出口產品換來的，由於中國60%出口來自外資企業，可以大致估算，這說明增發的18萬億元中的75%直接到了外國資本家手裡，而剩下的25%，也是拿物質財富換來的。也就是說，央行增發多少人民幣，就等同於送給美國資本家多少財富或財富控制權。由於製定大量各種優惠條件優惠外資，外資還獲取了超額利潤，根據國家商務部統計，到2007年底，外資在中國資產就達到21100億美元。
也就是說，經過多年發展，中國的財富生產能力很大，生產的財富很多，但是，根據這些增加的財富增發的人民幣，都免費交給了美國人，美國人印刷美元，就獲得了人民幣，由於優惠外資投資，國內工廠大都落入外資手裡，從而利潤也歸這些資本家，從而讓他們將財富免費輸出到國外。所以，美國印刷美元，中國就會通貨膨脹，而美國反而會通貨緊縮，因為美國增發的美元都拿到中國換回了財富，而中國國內減少了財富，卻讓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家們手裡多了人民幣。政府手裡多了僅僅是無權使用，實際所有權還屬於外國資本家的美元。
精英們為什麼會制定這個愚蠢的法律來限制自己？回顧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改革浪潮。國內興起了新的建設潮，很多地方大量進行建設活動，導致國內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嚴重。當時的中央政府還欠央行債務1000多億元。而西方經濟學教導精英們，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央行印了過多貨幣借貸給政府。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曼昆先生所著《經濟學原理》是西方經濟學著作中有名的大學教材，國內也大量發行，廣泛使用。曼昆先生在《經濟學原理》總結了西方經濟學十大原則，其中第九條原則就是：政府發行過多貨幣，物價上升（上冊，中文99年版，第12頁）。所謂原則，應是任何情況下都成立的。制定上述荒謬法律的理論依據就是西方經濟學所闡述的這條原則。但是這條原則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成立。如果政府發行的過多貨幣都到了窮人手裡，都變成了有效需求，而市場供應能力低於增加的有效需求，才會導致物價上升，從而使有效需求下降，達到供需平衡。如果政府發行的過多貨幣到了資本家手裡，他們去投資，不僅不會導致物價上升，反而會使生產能力上升，導致產品積壓，物價下降，產生通貨緊縮和開工率下降現象。
這條所謂原則，教給學生的是，政府不能增發貨幣，否則就會引起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幾乎每一個學過西方經濟學的，都對這條所謂原則深信不疑。特別是年代30年，西方資本家已經在中國培養了大量信徒。於是，精英們在西方經濟學洗禮之下，都將當時的通貨膨脹現象歸結到政府從銀行借錢了，制定了這條荒謬法律，禁止掌管自己財富的下屬機構借錢給自己，從而禁止自己使用人民幣印鈔權。主流經濟學家週學仁教授稱之為：一項意義深遠的製度安排，是關閉了政府主動超發貨幣之門。
很多人以為精英們自私，自私者是不可能無私到將代表無償獲得財富的印鈔權交給別人，特別是交給中國的戰略敵人，讓敵人來消滅自己。大多數精英還是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發達的，但是，他們並沒有那個智慧。中國古人早就說過，肉食者鄙。中國歷史上無數事實，都雄辯地證明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高貴者最愚蠢。精英們重蹈覆轍，踏上不歸之路，不知道回頭，又一次顯示他們的愚蠢。不換思想，就換人，繼續相信西方經濟學騙人理論來賣國，必將被歷史淘汰，遺臭萬年。
由於禁止自己使用印鈔權，而經濟發展，需要增加貨幣，我們的所謂經濟發展，就必須免費奉送財富給美國，換回美元儲備在央行，才能使國內的人民幣流通量增加。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使用美元換回財富到國內，回收國內流通的人民幣，就會導致國內流通的人民幣減少，從而影響國內經濟活動。也就是說，我們手裡的美元是無法減少的，只能增加。一旦減少，經濟活動就會受到抑制，短期內大量減少，經濟就會崩潰。這也說明，在這種貨幣增發機制和外匯政策下，我們拿財富換美元，等於免費奉送。
到1994年末，我們自主發行的人民幣僅7300億元，也就是說，目前國內流通的人民幣，基本上都是根據美元儲備來增發的。如果我們要使用外匯，必須讓國內持有人民幣的老百姓或資本家交還人民幣到央行，從央行拿到美元到國際上購買產品。如果我們將27000億美元都換成資源或產品進口到國內，就意味著國內流通的95%以上的人民幣都將被央行收回。 16年前，我們的經濟總量僅4.4萬億，需要基礎貨幣7300億，現在經濟總量達到40萬億，如果基礎貨幣還是只有7300億，這必然導致貨幣緊缺，引起經濟崩潰。
這個所謂的“意義深遠的製度安排”（周其仁觀點，附4），比自行增發貨幣帶來的危害要大得多。在這個制度安排下，我們需要不斷對外免費奉送物質財富，才能增加貨幣發行量，從而增加生產能力。筆者此前估算，中國每年損失財富至少1萬億美元，近10年來，至少損失價值20萬億美元的財富。
本來物質是不滅的，提高老百姓收入，讓老百姓消費自己生產的財富，物質財富還保留在國內。而低價賤賣，換成美元欠條，由於美元欠條不斷貶值，等於財富免費送人，從而導致財富流失。退一步說，即使積壓，物質財富仍然留在國內，比免費送人要好得多。免費送人，才導致物質財富的真正流失。
30年來，由於不斷流失財富，國內相關優質資源都被開採殆盡了。例如，國內生產的鐵礦石平均品位僅28%，而國際上其他國家帖礦石品位高達65%以上。號稱世界最豐富的我國稀土資源，由於近年來的大量出口，已經所剩無幾了，最近商務部官員就披露，我國現存的稀土資源只夠自己用20年了。中華民族已經到了危機重重的緊要關頭了。
現在國內的老百姓都逐漸認識到，將人民幣印鈔權交給美國人，是一種賣國行為。精英們又在西方經濟學指導下，制定另外一個荒謬政策，讓匯率市場化。因篇幅關係，下次討論它的問題。筆者這裡指出，回歸毛澤東時代獨立自主發展路線，執行毛澤東時代貨幣增發機制和外匯管理辦法，才是唯一正確之路。
作者：黃衛東博士，高校從事研究工作
附：
1 中國人為什麼收入低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227&articleId=189841
2我國十大荒謬經濟現象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227&articleId=18856
3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
http://www.chinaacc.com/new/63/69/110/2003/12/ad68594501117221300220466.htm
4 http://zhouqiren.org/archives/979.html
我國十大荒謬經濟現象
西方經濟發達，成為我們的學習榜樣，西方經濟學也就成了特別是年代指導國家經濟建設的理論。在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下，我國經濟建設工作中出現了很多荒謬現象，我這裡列出十條，請主流經濟學家解釋。
1、為什麼我們是美國第一大債主，卻沒有錢給自己搞建設，要去優惠引進外資？
問題背景：到2009年底，中國政府購買美國國債8000多億美元，購買其他債券至少4000億美元。連美國媒體都驚呼，一個窮國成了世界最富強的國家最大債主。另一方面，中國各級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引資，每年都大力引進外資，根據國家統計公報，2008年引進外資924億美元，到2008年底，29年來共引進外資8千8百多億美元，根據國家工商總局通報，外資在中國資產到2007年底已經膨脹到2.11萬億美元。這種荒謬現像是怎麼回事？
2、到底物質財富是財富，還是美元欠條是財富？我們為什麼寧願拿物質財富低價賤賣，換來無法使用，越積越多，不斷貶值的美元欠條？是不是將所有物質財富都送走了，換來無數美元欠條，就代表我們富裕了，我們的經濟就發展了？
問題背景：29年來（1980－2008），我們人為降低人民幣匯率，低價賤賣自己的物質財富，根據國際公認的購買力平價匯率法計算，我們總共拿價值32萬億美元物質財富，只換來7萬億美元商品加2萬億美元欠條，免費奉送23萬億美元（附錄1）。到底是讓老百姓保存價值23萬億美元的物質財富，還是讓國家保存2萬億不斷貶值的美元欠條更有利於我們的國家和老百姓？
3、為什麼我們有錢搞出口退稅，補助外國人，沒錢幫助自己的老百姓？將住房、教育和醫療推向市場化，讓老百姓自己解決？為什麼不能拿來補助自己老百姓，增加國內消費？
問題背景：近年來，每年搞出口退稅，讓出口企業降低出口商品價格賤賣，等於補貼外國消費者，每年支出5000億元人民幣。另一方面，國家為了減少支出，將住房、教育和醫療推向市場化，讓老百姓自己解決。為了增收，不斷提高房價，使普通老百姓工作一輩子也買不起房子，辛苦工作都解決不了一家人基本生存問題。例如，由於技術進步，農業生產效率提高，國內從事農業的農民很少，大部分農民都進城打工，卻無法成為城市居民。減免農業稅，實際不過減少200 億元人民幣，與出口退稅補貼外國消費者根本無法相比。
4、為什麼我們將物質財富出口換美元欠條，然後在國內增發人民幣？為什麼不能根據經濟發展需要直接在國內增發人民幣？難道真正的物質財富還比不上不斷貶值的美元欠條？
問題背景：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我們不能隨意增發人民幣，但是，中央銀行可以增發人民幣收購企業出口產品換的外匯，於是，企業出口物質財富獲得外匯後，央行就增發了大量人民幣購買企業的外匯。到2009年底，國家儲備2.4萬億美元外匯，國內就增發了至少16萬億以上人民幣。物質財富沒有了，我們能增發人民幣，物質財富在國內的時候，我們不能增發人民幣，這是什麼道理？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據說是依據手裡儲備的美元增發的，可是美元實際購買力是不斷下降的，40年來，按照黃金價格計算，貶值幅度超過30倍。而且由於低價賤賣換來美元，使用美元換回物質財富時，換回的物質財富比賣出時要少得多，等於大部分增發貨幣都沒有對應物質財富了。
5、為什麼不能增發人民幣給老百姓，讓國內資本家賺走，使國人皆大歡喜，而物質財富也都留在國內？非要將物質財富免費送到國外，人民幣也奉送外國在中國的資本家，手裡收點無法使用，不斷貶值的美元欠條？
問題背景：參見上個問題，筆者這裡提出的是一個內需為主的經濟發展路線，對比以外需為主出口拉動經濟發展路線。兩者唯一區別是內需路線是物質財富在老百姓手裡，而外需路線是物質財富送到國外，國家免費奉送大量財富之後，拿著無法使用，不斷貶值的少量美元欠條（存放1百年，恐怕1％原始價值都不到，99％都被美國人騙走了），由於國外市場控制在外國人手裡，出口企業大都被外資控制，海關統計資料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出口物質財富，獲得人民幣的主要是外國在中國的資本家。到底這兩種路線，那一種對國家和老百姓有利？西方國家發達的根本原因是提高老百姓收入，增大國內市場。沒有市場，產品賣不掉，如何擴大生產，發展經濟。為什麼不提高老百姓收入，增大國內市場。
6、企業和銀行都交給外國人管理，這對中國有利嗎？西方經濟學理論基礎就是人是自私的，一切都依靠外國人，靠得住嗎？不知道你們家財產是否也交給外人來管理？
問題背景：30年來，我們搞優惠引進外資，搞三減一免，減免外資各種稅，出口產品還退稅，使其處於競爭優勢，在開放的21個行業，外資都徹底打敗內資，成為外資一統天下。去年底還在佈置外資兼併所剩無幾的國企（附錄2）。我們是否要將所有內資企業都消滅，企業都交給外國人來管理？學過西方經濟學的都知道，西方經濟學理論基礎就是人是自私的，將民生相關的企業都交給外國人，如果外國人要撤走怎麼辦？最近發生的谷歌撤退事件，你是怎麼看的？現在維持工業企業的運行，在技術上都非常複雜，一個水廠，一個電廠，都由無數機器設備組成的，關鍵設備或零件少一個都開動不了，企業如果都讓外國人管理，有一天，他們都撤走了，你能將其馬上運轉起來？
7、自己的企業都賣給外國資本家，國人都當打工仔，能致富嗎？到底是做老闆能致富，還是做打工仔能致富？
問題背景：參見上個問題，去年底，精英們還在鼓勵外資投資和併購所剩無幾的國企，優先給予土地和信貸（附錄2）。將企業都賣給外資，國人只能當打工仔。在中國當打工仔，一個農民工，都無法在城市安家，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更不用說致富了。這種方法能領導中國人民致富嗎？
8、為什麼中國製定的銀行法，不能藉錢給自己的政府，而能藉錢給敵視分裂中國的美國政府？
問題背景：參見1995人大通過的中國銀行法第29條規定，禁止央行借錢給自己的政府。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代表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央行卻購買美國國債8千多億，借錢給美國政府。美國人炸中國大使館、撞中國飛機，賣武器支持台灣分裂，在中國境內搞藏獨、疆獨動亂，敵視中國是眾所周知的。如果和美國發生戰爭，你會藉錢給美國人買槍砲彈藥槍殺消滅你？這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下搞出來的荒謬法律。美國政府並不理睬這個理論，更不會立法束縛自己。 08年美國危機期間，就大印美元8500億美元給其救助的幾家美國銀行。我們為什麼要採用這個荒謬理論來束縛自己？為什麼看不到美日均從央行等大量借貸，甚至超過一年國民產值？
9、由於引進外資的美元實際無法使用，等於免費將財富送給外國資本家辦廠賺中國人錢，為什麼不能印錢借給自己的老百姓辦廠？
問題背景：所謂引進外資，就是外國資本家拿一筆外匯，如美元到中國銀行換人民幣，在中國國內辦廠。由於中國不使用從外資手裡換來的美元，等於免費奉送財富給外國資本家辦廠，而利潤都歸外國資本家。我們為什麼不能藉錢給自己的老百姓辦廠，讓利潤歸中國人，非要送給老外？正是我們壓制老百姓收入，使企業利潤微薄，又優惠引進外資，擠跨內資，使國內企業徹底倒閉。
10、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什麼，是提高老百姓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還是提高生產能力，增加產值和外匯儲備？現在我國生產的物質財富完全滿足國人需要，為什麼要大量賤賣出口換取無法使用、不斷貶值的美元欠條，同時使國內大量老百姓溫飽出現問題？
問題背景：我們生產的糧食和肉類，按人均計算，超過日本人均消費量，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附錄3）。我們建設的住房，按照人均計算，達到30平方米，也接近日本平均水平。我們生產的衣服供應了全世界，遠遠超過中國老百姓需要。可是，我們的老百姓收入和人均消費水平太低。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我國有4.3億人，平均一天消費量低於7.2元，不夠一個人在普通城市吃一頓快餐。就是普通老百姓，一場大病，就會傾家蕩產，成為貧民。我們到底是賺一堆美元欠條就萬事大吉了，還是需要為老百姓分配足夠的物質財富，解決老百姓衣食住行問題？任何時代，如果有一定比例的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成為問題，這個國家還能穩定發展嗎？ （歷史上無數事實都表明，將導致社會崩潰。）由於老百姓收入低，消費能力低，生產的產品過剩嚴重，導致生產發展也難以增加，從而經濟陷入停滯。國家於是搞低匯率出口，增加生產，免費奉送敵對國家財富23萬億美元，卻不管國內老百姓缺衣少食，這實現了經濟發展的目的？
作者：hwd99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13
再談中國人為什麼會窮？
去年初，筆者曾撰文討論中國人為什麼收入低（附1），本文繼續討論這個話題。簡單說來，就是精英們將人民幣印鈔權交給美國人了，中國央行印出來的錢，都歸美國人了。中國人自然總是窮了。日本韓國30年發展，都變成發達國家，而我們經過史無前例的30年發展，主要產品佔世界一半，還是發展中國家，老百姓還是窮光蛋。這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很多網友不相信，我們的精英會這麼愚蠢？然而，這就是中國的現實，是作者分析，中國存在十大荒謬經濟現象的重要原因（附2）。
首先我們來看，美國人是如何使用中國的人民幣印鈔權的：我們都知道，任何人拿著美元到中國銀行，銀行都會按照當日匯率兌換人民幣。當美國人需要中國的人民幣時，美國央行就印美元給美國資本家，到中國央行兌換人民幣，這時，中國央行就印人民幣給美國人換美元。這等於美國人有權使用中國的人民幣印鈔權。
也許有人會說，毛澤東時代也是這樣。但是，當時配套有很多政策法律，防止財富流失，現在都改了。在毛澤東時代，美國資本家可以拿美元，到中國銀行換人民幣。一方面，政府拿到美元，很快就會用美元在國外購買產品，換成物質財富。而資本家拿著人民幣，在中國國內甚麼也乾不了，既不能投資辦廠賺錢，也不能倒買倒賣，進行貿易賺錢，連拿著人民幣到中國銀行換回美元都受限制。唯一能幹的是花錢吃喝玩樂，在中國消費。在這個交換過程中，中國人並沒有損失。本來當時中國就會出口一些產品換匯，到國外進口需要的物資。所以，在毛澤東時代，從來就不會有美國資本家，拿著大筆美元到中國銀行來換人民幣。
右派精英們以為當時的中央政府手里美元很少，是一個問題，不久前，還撰文揭露。如辛子陵之流，說72年鄧小平到聯大開會，連給孫子買個玩具禮物都沒有美元。他們忘記了，當時美元貶值非常厲害，不到十年時間，就貶值20多倍，從1971年1美元兌換1克黃金，貶值到1980年25美元以上才能兌換1克黃金，直追蔣介石發行的法幣。那個時代，那個國家會愚蠢到拿產品換美元，然後大量儲備不用？
而在特別是年代，美國資本家拿著美元到中國，換成人民幣，就能在中國投資辦廠，利用中國國內的財富和人力生產美國人需要的產品；由於美國人投資，產生的產品和利潤，天生就屬於美國人了，美國人需要的，僅僅是在將產品運出中國時，給中國的央行再增加一些美元欠條，換取更多的人民幣，增加更多的財富支配能力。所以，央行外匯儲備達到27000億美元，而中國流失的財富則達到25萬億美元，同時，國內增發了大約18萬億元人民幣給資本家，主要給了外國資本家。
按照經濟學家的理論和中國官方權威的看法，中國銀行換來的美元的所有權並不屬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而是屬於資本家，是國家央行印刷人民幣，強行從資本家手裡換來的（主要是外國資本家，因為外匯主要是外國資本家在中國投資，生產出口產品換來的）。中國政府如果要使用外匯，必鬚髮行國債，從資本家手裡借人民幣，以換回美元使用權（這對學過經濟學的來說，是常識，市場經濟下就是這樣）。所以溫總理才會說，如何利用外匯是個大問題，否則拿外匯儲備進口物資到國內搞建設，又有什麼困難？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我們的生產能力很大，生產的財富很多，主要產品佔世界一半左右，但是，美國人消費了我們生產的大部分產品，而增發的人民幣也大都交給了美國資本家，唯一增加的央行外匯，其使用權還屬於外國資本家，我們得到什麼？什麼也沒有，所以，無論如何發展下去，我們都是窮光蛋。
既然外匯不是中國的財富，為什麼精英們還要搞出口退稅和低人民幣匯率，拼命支持外資出口，增加美元儲備？光出口退稅補貼資本家，2009年就達6500億元，2010年又增加到7328億。
其次，精英們自己制定法律，禁止自己使用印鈔權。下面我們來看這個荒謬法律，該法律是1995年3月18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根據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的決定》修正（附錄3），其中相關內容如下：
第二十九條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
用通俗的語言來說，按照這條法律，就是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借錢給中國政府。進一步來說，中國央行連印鈔借給中國中央政府都不准，更不可能直接印鈔給中央政府了，表明中國中央政府無權使用央行的印鈔權。但是，當美國央行印美元給美國資本家，到中國央行兌換人民幣，這時，中國央行就印鈔換美元。因此，當美國政府或美國央行需要中國央行的人民幣或財富時，就開動印刷機印刷美元，然後到中國央行兌換，等於美國控制了中國央行的印鈔權。
從1995年到現在，我們增發的人民幣約18萬億，基本上是根據外匯儲備增發的。有學者專門分析過國內流通的人民幣，除了不到5%是95前印發的，其餘都是根據外匯儲備增發的。現在央行外匯儲備有27000億美元，其中約9500億美元是外來投資，另外17500億美元是出口產品換來的，由於中國60%出口來自外資企業，可以大致估算，這說明增發的18萬億元中的75%直接到了外國資本家手裡，而剩下的25%，也是拿物質財富換來的。也就是說，央行增發多少人民幣，就等同於送給美國資本家多少財富或財富控制權。由於製定大量各種優惠條件優惠外資，外資還獲取了超額利潤，根據國家商務部統計，到2007年底，外資在中國資產就達到21100億美元。
也就是說，經過多年發展，中國的財富生產能力很大，生產的財富很多，但是，根據這些增加的財富增發的人民幣，都免費交給了美國人，美國人印刷美元，就獲得了人民幣，由於優惠外資投資，國內工廠大都落入外資手裡，從而利潤也歸這些資本家，從而讓他們將財富免費輸出到國外。所以，美國印刷美元，中國就會通貨膨脹，而美國反而會通貨緊縮，因為美國增發的美元都拿到中國換回了財富，而中國國內減少了財富，卻讓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家們手裡多了人民幣。政府手裡多了僅僅是無權使用，實際所有權還屬於外國資本家的美元。
精英們為什麼會制定這個愚蠢的法律來限制自己？回顧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改革浪潮。國內興起了新的建設潮，很多地方大量進行建設活動，導致國內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嚴重。當時的中央政府還欠央行債務1000多億元。而西方經濟學教導精英們，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央行印了過多貨幣借貸給政府。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曼昆先生所著《經濟學原理》是西方經濟學著作中有名的大學教材，國內也大量發行，廣泛使用。曼昆先生在《經濟學原理》總結了西方經濟學十大原則，其中第九條原則就是：政府發行過多貨幣，物價上升（上冊，中文99年版，第12頁）。所謂原則，應是任何情況下都成立的。制定上述荒謬法律的理論依據就是西方經濟學所闡述的這條原則。但是這條原則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成立。如果政府發行的過多貨幣都到了窮人手裡，都變成了有效需求，而市場供應能力低於增加的有效需求，才會導致物價上升，從而使有效需求下降，達到供需平衡。如果政府發行的過多貨幣到了資本家手裡，他們去投資，不僅不會導致物價上升，反而會使生產能力上升，導致產品積壓，物價下降，產生通貨緊縮和開工率下降現象。
這條所謂原則，教給學生的是，政府不能增發貨幣，否則就會引起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幾乎每一個學過西方經濟學的，都對這條所謂原則深信不疑。特別是年代30年，西方資本家已經在中國培養了大量信徒。於是，精英們在西方經濟學洗禮之下，都將當時的通貨膨脹現象歸結到政府從銀行借錢了，制定了這條荒謬法律，禁止掌管自己財富的下屬機構借錢給自己，從而禁止自己使用人民幣印鈔權。主流經濟學家週學仁教授稱之為：一項意義深遠的製度安排，是關閉了政府主動超發貨幣之門。
很多人以為精英們自私，自私者是不可能無私到將代表無償獲得財富的印鈔權交給別人，特別是交給中國的戰略敵人，讓敵人來消滅自己。大多數精英還是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發達的，但是，他們並沒有那個智慧。中國古人早就說過，肉食者鄙。中國歷史上無數事實，都雄辯地證明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高貴者最愚蠢。精英們重蹈覆轍，踏上不歸之路，不知道回頭，又一次顯示他們的愚蠢。不換思想，就換人，繼續相信西方經濟學騙人理論來賣國，必將被歷史淘汰，遺臭萬年。
由於禁止自己使用印鈔權，而經濟發展，需要增加貨幣，我們的所謂經濟發展，就必須免費奉送財富給美國，換回美元儲備在央行，才能使國內的人民幣流通量增加。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使用美元換回財富到國內，回收國內流通的人民幣，就會導致國內流通的人民幣減少，從而影響國內經濟活動。也就是說，我們手裡的美元是無法減少的，只能增加。一旦減少，經濟活動就會受到抑制，短期內大量減少，經濟就會崩潰。這也說明，在這種貨幣增發機制和外匯政策下，我們拿財富換美元，等於免費奉送。
到1994年末，我們自主發行的人民幣僅7300億元，也就是說，目前國內流通的人民幣，基本上都是根據美元儲備來增發的。如果我們要使用外匯，必須讓國內持有人民幣的老百姓或資本家交還人民幣到央行，從央行拿到美元到國際上購買產品。如果我們將27000億美元都換成資源或產品進口到國內，就意味著國內流通的95%以上的人民幣都將被央行收回。 16年前，我們的經濟總量僅4.4萬億，需要基礎貨幣7300億，現在經濟總量達到40萬億，如果基礎貨幣還是只有7300億，這必然導致貨幣緊缺，引起經濟崩潰。
這個所謂的“意義深遠的製度安排”（周其仁觀點，附4），比自行增發貨幣帶來的危害要大得多。在這個制度安排下，我們需要不斷對外免費奉送物質財富，才能增加貨幣發行量，從而增加生產能力。筆者此前估算，中國每年損失財富至少1萬億美元，近10年來，至少損失價值20萬億美元的財富。
本來物質是不滅的，提高老百姓收入，讓老百姓消費自己生產的財富，物質財富還保留在國內。而低價賤賣，換成美元欠條，由於美元欠條不斷貶值，等於財富免費送人，從而導致財富流失。退一步說，即使積壓，物質財富仍然留在國內，比免費送人要好得多。免費送人，才導致物質財富的真正流失。
30年來，由於不斷流失財富，國內相關優質資源都被開採殆盡了。例如，國內生產的鐵礦石平均品位僅28%，而國際上其他國家帖礦石品位高達65%以上。號稱世界最豐富的我國稀土資源，由於近年來的大量出口，已經所剩無幾了，最近商務部官員就披露，我國現存的稀土資源只夠自己用20年了。中華民族已經到了危機重重的緊要關頭了。
現在國內的老百姓都逐漸認識到，將人民幣印鈔權交給美國人，是一種賣國行為。精英們又在西方經濟學指導下，制定另外一個荒謬政策，讓匯率市場化。因篇幅關係，下次討論它的問題。筆者這裡指出，回歸毛澤東時代獨立自主發展路線，執行毛澤東時代貨幣增發機制和外匯管理辦法，才是唯一正確之路。
作者：黃衛東博士，高校從事研究工作
附：
1 中國人為什麼收入低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227&articleId=189841
2我國十大荒謬經濟現象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227&articleId=18856
3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
http://www.chinaacc.com/new/63/69/110/2003/12/ad68594501117221300220466.htm
4 http://zhouqiren.org/archives/979.html
我國十大荒謬經濟現象
西方經濟發達，成為我們的學習榜樣，西方經濟學也就成了特別是年代指導國家經濟建設的理論。在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下，我國經濟建設工作中出現了很多荒謬現象，我這裡列出十條，請主流經濟學家解釋。
1、為什麼我們是美國第一大債主，卻沒有錢給自己搞建設，要去優惠引進外資？
問題背景：到2009年底，中國政府購買美國國債8000多億美元，購買其他債券至少4000億美元。連美國媒體都驚呼，一個窮國成了世界最富強的國家最大債主。另一方面，中國各級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引資，每年都大力引進外資，根據國家統計公報，2008年引進外資924億美元，到2008年底，29年來共引進外資8千8百多億美元，根據國家工商總局通報，外資在中國資產到2007年底已經膨脹到2.11萬億美元。這種荒謬現像是怎麼回事？
2、到底物質財富是財富，還是美元欠條是財富？我們為什麼寧願拿物質財富低價賤賣，換來無法使用，越積越多，不斷貶值的美元欠條？是不是將所有物質財富都送走了，換來無數美元欠條，就代表我們富裕了，我們的經濟就發展了？
問題背景：29年來（1980－2008），我們人為降低人民幣匯率，低價賤賣自己的物質財富，根據國際公認的購買力平價匯率法計算，我們總共拿價值32萬億美元物質財富，只換來7萬億美元商品加2萬億美元欠條，免費奉送23萬億美元（附錄1）。到底是讓老百姓保存價值23萬億美元的物質財富，還是讓國家保存2萬億不斷貶值的美元欠條更有利於我們的國家和老百姓？
3、為什麼我們有錢搞出口退稅，補助外國人，沒錢幫助自己的老百姓？將住房、教育和醫療推向市場化，讓老百姓自己解決？為什麼不能拿來補助自己老百姓，增加國內消費？
問題背景：近年來，每年搞出口退稅，讓出口企業降低出口商品價格賤賣，等於補貼外國消費者，每年支出5000億元人民幣。另一方面，國家為了減少支出，將住房、教育和醫療推向市場化，讓老百姓自己解決。為了增收，不斷提高房價，使普通老百姓工作一輩子也買不起房子，辛苦工作都解決不了一家人基本生存問題。例如，由於技術進步，農業生產效率提高，國內從事農業的農民很少，大部分農民都進城打工，卻無法成為城市居民。減免農業稅，實際不過減少200 億元人民幣，與出口退稅補貼外國消費者根本無法相比。
4、為什麼我們將物質財富出口換美元欠條，然後在國內增發人民幣？為什麼不能根據經濟發展需要直接在國內增發人民幣？難道真正的物質財富還比不上不斷貶值的美元欠條？
問題背景：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我們不能隨意增發人民幣，但是，中央銀行可以增發人民幣收購企業出口產品換的外匯，於是，企業出口物質財富獲得外匯後，央行就增發了大量人民幣購買企業的外匯。到2009年底，國家儲備2.4萬億美元外匯，國內就增發了至少16萬億以上人民幣。物質財富沒有了，我們能增發人民幣，物質財富在國內的時候，我們不能增發人民幣，這是什麼道理？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據說是依據手裡儲備的美元增發的，可是美元實際購買力是不斷下降的，40年來，按照黃金價格計算，貶值幅度超過30倍。而且由於低價賤賣換來美元，使用美元換回物質財富時，換回的物質財富比賣出時要少得多，等於大部分增發貨幣都沒有對應物質財富了。
5、為什麼不能增發人民幣給老百姓，讓國內資本家賺走，使國人皆大歡喜，而物質財富也都留在國內？非要將物質財富免費送到國外，人民幣也奉送外國在中國的資本家，手裡收點無法使用，不斷貶值的美元欠條？
問題背景：參見上個問題，筆者這裡提出的是一個內需為主的經濟發展路線，對比以外需為主出口拉動經濟發展路線。兩者唯一區別是內需路線是物質財富在老百姓手裡，而外需路線是物質財富送到國外，國家免費奉送大量財富之後，拿著無法使用，不斷貶值的少量美元欠條（存放1百年，恐怕1％原始價值都不到，99％都被美國人騙走了），由於國外市場控制在外國人手裡，出口企業大都被外資控制，海關統計資料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出口物質財富，獲得人民幣的主要是外國在中國的資本家。到底這兩種路線，那一種對國家和老百姓有利？西方國家發達的根本原因是提高老百姓收入，增大國內市場。沒有市場，產品賣不掉，如何擴大生產，發展經濟。為什麼不提高老百姓收入，增大國內市場。
6、企業和銀行都交給外國人管理，這對中國有利嗎？西方經濟學理論基礎就是人是自私的，一切都依靠外國人，靠得住嗎？不知道你們家財產是否也交給外人來管理？
問題背景：30年來，我們搞優惠引進外資，搞三減一免，減免外資各種稅，出口產品還退稅，使其處於競爭優勢，在開放的21個行業，外資都徹底打敗內資，成為外資一統天下。去年底還在佈置外資兼併所剩無幾的國企（附錄2）。我們是否要將所有內資企業都消滅，企業都交給外國人來管理？學過西方經濟學的都知道，西方經濟學理論基礎就是人是自私的，將民生相關的企業都交給外國人，如果外國人要撤走怎麼辦？最近發生的谷歌撤退事件，你是怎麼看的？現在維持工業企業的運行，在技術上都非常複雜，一個水廠，一個電廠，都由無數機器設備組成的，關鍵設備或零件少一個都開動不了，企業如果都讓外國人管理，有一天，他們都撤走了，你能將其馬上運轉起來？
7、自己的企業都賣給外國資本家，國人都當打工仔，能致富嗎？到底是做老闆能致富，還是做打工仔能致富？
問題背景：參見上個問題，去年底，精英們還在鼓勵外資投資和併購所剩無幾的國企，優先給予土地和信貸（附錄2）。將企業都賣給外資，國人只能當打工仔。在中國當打工仔，一個農民工，都無法在城市安家，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更不用說致富了。這種方法能領導中國人民致富嗎？
8、為什麼中國製定的銀行法，不能藉錢給自己的政府，而能藉錢給敵視分裂中國的美國政府？
問題背景：參見1995人大通過的中國銀行法第29條規定，禁止央行借錢給自己的政府。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代表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央行卻購買美國國債8千多億，借錢給美國政府。美國人炸中國大使館、撞中國飛機，賣武器支持台灣分裂，在中國境內搞藏獨、疆獨動亂，敵視中國是眾所周知的。如果和美國發生戰爭，你會藉錢給美國人買槍砲彈藥槍殺消滅你？這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下搞出來的荒謬法律。美國政府並不理睬這個理論，更不會立法束縛自己。 08年美國危機期間，就大印美元8500億美元給其救助的幾家美國銀行。我們為什麼要採用這個荒謬理論來束縛自己？為什麼看不到美日均從央行等大量借貸，甚至超過一年國民產值？
9、由於引進外資的美元實際無法使用，等於免費將財富送給外國資本家辦廠賺中國人錢，為什麼不能印錢借給自己的老百姓辦廠？
問題背景：所謂引進外資，就是外國資本家拿一筆外匯，如美元到中國銀行換人民幣，在中國國內辦廠。由於中國不使用從外資手裡換來的美元，等於免費奉送財富給外國資本家辦廠，而利潤都歸外國資本家。我們為什麼不能藉錢給自己的老百姓辦廠，讓利潤歸中國人，非要送給老外？正是我們壓制老百姓收入，使企業利潤微薄，又優惠引進外資，擠跨內資，使國內企業徹底倒閉。
10、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什麼，是提高老百姓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還是提高生產能力，增加產值和外匯儲備？現在我國生產的物質財富完全滿足國人需要，為什麼要大量賤賣出口換取無法使用、不斷貶值的美元欠條，同時使國內大量老百姓溫飽出現問題？
問題背景：我們生產的糧食和肉類，按人均計算，超過日本人均消費量，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附錄3）。我們建設的住房，按照人均計算，達到30平方米，也接近日本平均水平。我們生產的衣服供應了全世界，遠遠超過中國老百姓需要。可是，我們的老百姓收入和人均消費水平太低。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我國有4.3億人，平均一天消費量低於7.2元，不夠一個人在普通城市吃一頓快餐。就是普通老百姓，一場大病，就會傾家蕩產，成為貧民。我們到底是賺一堆美元欠條就萬事大吉了，還是需要為老百姓分配足夠的物質財富，解決老百姓衣食住行問題？任何時代，如果有一定比例的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成為問題，這個國家還能穩定發展嗎？ （歷史上無數事實都表明，將導致社會崩潰。）由於老百姓收入低，消費能力低，生產的產品過剩嚴重，導致生產發展也難以增加，從而經濟陷入停滯。國家於是搞低匯率出口，增加生產，免費奉送敵對國家財富23萬億美元，卻不管國內老百姓缺衣少食，這實現了經濟發展的目的？
國內糧企面臨嚴峻挑戰
外資滲透擴張 國內糧企面臨嚴峻挑戰
作者：中華糧網
文章發於：中華糧網
更新時間：2010-12-24
外資滲透擴張 國內糧企面臨嚴峻挑戰
http://feed.aweb.com.cn 2010年12月24日中華糧網
目前，中國約三分之二的大中型油脂企業和五分之四的大豆壓榨能力已被外資所控制。 2005年起，這些外資企業更是在中國的穀物市場上加速“跑馬圈地”，從麵粉、大米等加工領域的競爭，到北方小麥、南方稻穀的原糧搶奪，再逐漸滲透擴張至種子、化肥、運輸、倉儲等環節。 ABCD四大跨國公司和益海等已經在中國建立了從農作物種植、食品加工到食品銷售終端的完整而龐大的產業鏈，這已引起各方關注。本期報告主要介紹外資在中國糧油市場的發展情況，供參閱。
一、外資在我國糧油行業的發展現狀
（一）加工領域
據統計，2009年度外商及港澳台商在國內糧油加工業投資的企業444家，比2008年增42家，佔全國糧油企業數量的3.1%；年加工能力7168.9萬噸，同比增954.4萬噸，佔總加工能力的11.9%；年度成品糧油產量3981.7萬噸，受金融危機影響，同比減71.2萬噸，佔總產量的15.9%；產能利用率55.5%，較全國平均水平高13.8%；年度工業產值3015.4億元，佔總產值的27%；外企資產總計1823億元，佔總資產的25.7%；利潤總額81.6億元，佔行業利潤的38.3%；外企從業人員15.5萬人，佔行業從業人員總數的14.7%。
2009年度糧油加工分品種情況（單位：萬噸）
（二）收購領域
入世後，隨著外資企業在加工領域的快速發展，對原糧需求也迅速提升。 2009年之前，外資糧企主要靠競拍國家政策性糧食滿足生產需求；而2009年以來，大型外資企業開始直接進入原糧收購市場，通過委託主產區的一些私營糧食收購企業、糧食系統改制剝離的糧庫等收購主體代收代儲，2010年這一變化表現得尤為明顯。 2010年夏收期間，實力雄厚的外資糧食企業益海嘉里首次在山東、石家莊等地介入糧食收購環節，而且收購價格比市場價高，一般每斤高5厘錢左右；同時，益海也首次在南方啟動早稻及中晚秈稻市場收購，延續了其在北方小麥收購中的高調。除了益海嘉里，國際四大糧商中的法國路易達孚2010年也開始介入中國小麥收購市場。
雖然在當前收購市場中，國有糧食企業仍是主渠道，外資收購量所佔份額較小；但外資糧企資金量大，且似乎不計較短期效益，只注重開拓和占領市場，來勢逼人，並引發市場出現了激烈的競爭性收購，非常不利於我國糧油市場的穩定和發展。同時，面對實力雄厚、嗅覺靈敏的外資糧商，將會增加國家對糧食市場的調控難度，隨著外資的逐步浸透，國有糧食企業和其他民營加工企業也將面臨生存挑戰。
（三）其它領域
跨國糧商在糧食產業鏈其他環節也加快投資佈局，全面滲透中國糧油業務。據調查，益海集團已投資控股和參股鐵路物流、收儲基地、船務、船代等輔助公司；嘉吉已在華建立了全資的山東嘉吉化肥有限公司，以及合資的雲南三環中化嘉吉化肥有限公司等，全面佈局中國的化肥市場。在種業方面，花卉和蔬菜的種業市場，國內早就放開；大豆種業的控制權已經失陷；棉花種子的外資市場份額一度高居50%以上。對於我國最為看重的大田作物，外資採取的策略也不同，玉米領域，是先合資在國內繁殖種子，技術領先後再推廣；在水稻製種方面，一些國外公司在水稻主產區與有實力的科研單位合作，開展水稻育種研究，意圖採取迂迴戰術，涉足我國水稻種子市場。據了解，杜邦先鋒公司旗下的“先玉335”品種2006年推廣面積僅26萬畝，2009 年迅猛增加到1900多萬畝，幾乎占到吉林省玉米播種面積十分之一。
二、近年來外資加速滲透我國糧油行業
（一）原因
加入WTO後，糧油等弱勢產業為外資進入提供了機會；同時人口眾多、經濟保持高速發展的中國為外資糧油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發展空間。美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2010年上半年，美國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達到106億美元，同比增長近30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農產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場。
由於看好“中國機會”，美國的跨國公司已經開始投入巨資進行戰略佈局。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美國、日本及韓國幾家企業組建的合資公司，正投資兩億美元在美國西海岸興建全球規模最大的糧食出口基地，該出口基地的目標是中國等亞洲市場。據了解，ADM、邦基、嘉吉、路易達孚（簡稱“ABCD”）四大跨國糧商和益海都把中國作為企業擴張的重要目標，逐步在中國建立上下游完整的糧食產業鏈。
（二）方式
調查發現，外資企業大舉滲透中國的糧油行業，主要採取“全面佈局—控制產業鏈—控制價格”的方式。在佈局某個產業的過程中，外資通常是低調快速的，當有關部門有所警覺時他們已佈局完成，開始牟利。
外資進入中國糧油市場首先是佔領油料市場，繼而向穀物市場滲透。入世後，油料市場首先成為外資攻陷的目標。 2004年，跨國糧商盯上了中國的食用油領域。他們首先利用期貨拉高大豆價格，誘使國內榨油企業集中採購美國大豆。隨後又一路把價格打壓下來，導致中國油脂企業半數破產，跨國糧商趁機利用併購、參股、合資等形式，併購了大量民族油脂企業。控制了中國的食用油市場後，跨國糧商幾次漲價，不但獲取了高利潤，還成為中國近幾年通脹的重要推手之一。
繼在食用油取得了壟斷地位後，外資企業又開始進軍穀物市場。早在2005年，益海糧油集團就將黑龍江省作為發展糧食加工的戰略重點，開始在水稻主產區佳木斯佈局，並規劃建設一系列加工項目，實現“立足東北、面向中原，輻射全國”的戰略目標。 2009年後，益海又強力入駐南方秈稻市場，先後在江西、安徽等主產區佈局建廠或併購當地企業，同時，我們了解到，目前益海正準備進軍湖南益陽，屆時，益海在我國稻米市場的佈局也將基本完成。在佈局完成後，外資企業將利用已掌握的植物油銷售終端渠道進入穀物消費市場，並通過代購代管等合作模式佔領地方糧庫，全面打開流通銷售環節。
另外，外資糧食巨頭ABCD和益海都是一條龍的集團化運作，利用其資金、品牌、管理等優勢，從種子、化肥等生產環節到建立自己的運輸、倉儲等流通環節，進而掌控整個產業鏈，達到壟斷控制的目的。目前，外資企業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內糧油價格，特別是食用油的價格。如2010年，跨國糧商主要通過大舉收購原糧、競拍儲備糧油等方式盡量掌控糧源，然後擇機待銷，牟取高額利潤，同時人為造成市場流通緊張，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國內糧價大幅波動。
值得注意的是，跨國糧商在中國實施的經營戰略與其在拉美的方式如出一轍。如美國邦基公司目前在巴西擁有200多座糧倉，以及多個批發中心、糧油加工廠、化肥廠、飼料廠和專用碼頭；嘉吉在巴西擁有32個加工廠、96座糧倉和10座海港碼頭。跨國糧商正是通過控制巴西大豆的加工、倉儲、運輸和出口等環節，控制了整個大豆產業鏈。數據顯示，目前巴西大豆產量的八成被四大跨國糧商控制。阿根廷本是南美國家成功的農業典範，但在推行了轉基因大豆後，由於種子和農藥都要從美國孟山都公司購買，不到10年時間裡，阿根廷就喪失了對本國糧食的掌控能力。機械化單一種植大豆的農作方式，迫使數十萬阿根廷農民離開土地，導致貧困人口增加。
三、警惕外資對我國糧食安全的衝擊
2010年8月18日，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公佈了全球163個經濟體的《2010年糧食安全風險指數》報告。該報告根據穀物產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極端天氣發生風險、農作物品質、糧食分派的基礎設施以及政府效率等12個主要影響因素評判出各國的糧食風險水平，中國排在第96位，被列為“中度風險”國家。當前中國糧食安全形勢不容樂觀。
糧食既是關係國計民生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戰略物資，也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生活資料。糧食安全與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經濟持續發展息息相關。儘管從目前來講，包括外資在內的多元化的收購主體，短期內能看到糧食上漲讓農民得到實惠，同時避免糧食收購讓少數國企壟斷。但是，從長期來講，倘若外資企業乘機控制了國內糧食較大份額，其後果不堪設想。從某種意義上講，糧食問題不僅是簡單的吃飯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目前我國的基本國情是，用佔世界7%的耕地面積，養活著佔世界上22%的人口。隨著近些年外資企業的浸透，國內食用油市場已被佔了大半個江山，中國已基本經喪失了在食用油市場上的定價權。現在他們又瞄準了國內糧食市場，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地方區域給予的政策優勢，迅速擴張。這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如果國內糧食市場尤其是口糧市場話語權再旁落到外資手裡，那將是極其危險的，不單對我國居民生活、糧食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脅，同時會直接干擾到國家整體經濟的正常運行，甚至會威脅到我國社會政局的穩定。
作者：中華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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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滲透擴張 國內糧企面臨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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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約三分之二的大中型油脂企業和五分之四的大豆壓榨能力已被外資所控制。 2005年起，這些外資企業更是在中國的穀物市場上加速“跑馬圈地”，從麵粉、大米等加工領域的競爭，到北方小麥、南方稻穀的原糧搶奪，再逐漸滲透擴張至種子、化肥、運輸、倉儲等環節。 ABCD四大跨國公司和益海等已經在中國建立了從農作物種植、食品加工到食品銷售終端的完整而龐大的產業鏈，這已引起各方關注。本期報告主要介紹外資在中國糧油市場的發展情況，供參閱。
一、外資在我國糧油行業的發展現狀
（一）加工領域
據統計，2009年度外商及港澳台商在國內糧油加工業投資的企業444家，比2008年增42家，佔全國糧油企業數量的3.1%；年加工能力7168.9萬噸，同比增954.4萬噸，佔總加工能力的11.9%；年度成品糧油產量3981.7萬噸，受金融危機影響，同比減71.2萬噸，佔總產量的15.9%；產能利用率55.5%，較全國平均水平高13.8%；年度工業產值3015.4億元，佔總產值的27%；外企資產總計1823億元，佔總資產的25.7%；利潤總額81.6億元，佔行業利潤的38.3%；外企從業人員15.5萬人，佔行業從業人員總數的14.7%。
2009年度糧油加工分品種情況（單位：萬噸）
（二）收購領域
入世後，隨著外資企業在加工領域的快速發展，對原糧需求也迅速提升。 2009年之前，外資糧企主要靠競拍國家政策性糧食滿足生產需求；而2009年以來，大型外資企業開始直接進入原糧收購市場，通過委託主產區的一些私營糧食收購企業、糧食系統改制剝離的糧庫等收購主體代收代儲，2010年這一變化表現得尤為明顯。 2010年夏收期間，實力雄厚的外資糧食企業益海嘉里首次在山東、石家莊等地介入糧食收購環節，而且收購價格比市場價高，一般每斤高5厘錢左右；同時，益海也首次在南方啟動早稻及中晚秈稻市場收購，延續了其在北方小麥收購中的高調。除了益海嘉里，國際四大糧商中的法國路易達孚2010年也開始介入中國小麥收購市場。
雖然在當前收購市場中，國有糧食企業仍是主渠道，外資收購量所佔份額較小；但外資糧企資金量大，且似乎不計較短期效益，只注重開拓和占領市場，來勢逼人，並引發市場出現了激烈的競爭性收購，非常不利於我國糧油市場的穩定和發展。同時，面對實力雄厚、嗅覺靈敏的外資糧商，將會增加國家對糧食市場的調控難度，隨著外資的逐步浸透，國有糧食企業和其他民營加工企業也將面臨生存挑戰。
（三）其它領域
跨國糧商在糧食產業鏈其他環節也加快投資佈局，全面滲透中國糧油業務。據調查，益海集團已投資控股和參股鐵路物流、收儲基地、船務、船代等輔助公司；嘉吉已在華建立了全資的山東嘉吉化肥有限公司，以及合資的雲南三環中化嘉吉化肥有限公司等，全面佈局中國的化肥市場。在種業方面，花卉和蔬菜的種業市場，國內早就放開；大豆種業的控制權已經失陷；棉花種子的外資市場份額一度高居50%以上。對於我國最為看重的大田作物，外資採取的策略也不同，玉米領域，是先合資在國內繁殖種子，技術領先後再推廣；在水稻製種方面，一些國外公司在水稻主產區與有實力的科研單位合作，開展水稻育種研究，意圖採取迂迴戰術，涉足我國水稻種子市場。據了解，杜邦先鋒公司旗下的“先玉335”品種2006年推廣面積僅26萬畝，2009 年迅猛增加到1900多萬畝，幾乎占到吉林省玉米播種面積十分之一。
二、近年來外資加速滲透我國糧油行業
（一）原因
加入WTO後，糧油等弱勢產業為外資進入提供了機會；同時人口眾多、經濟保持高速發展的中國為外資糧油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發展空間。美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2010年上半年，美國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達到106億美元，同比增長近30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農產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場。
由於看好“中國機會”，美國的跨國公司已經開始投入巨資進行戰略佈局。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美國、日本及韓國幾家企業組建的合資公司，正投資兩億美元在美國西海岸興建全球規模最大的糧食出口基地，該出口基地的目標是中國等亞洲市場。據了解，ADM、邦基、嘉吉、路易達孚（簡稱“ABCD”）四大跨國糧商和益海都把中國作為企業擴張的重要目標，逐步在中國建立上下游完整的糧食產業鏈。
（二）方式
調查發現，外資企業大舉滲透中國的糧油行業，主要採取“全面佈局—控制產業鏈—控制價格”的方式。在佈局某個產業的過程中，外資通常是低調快速的，當有關部門有所警覺時他們已佈局完成，開始牟利。
外資進入中國糧油市場首先是佔領油料市場，繼而向穀物市場滲透。入世後，油料市場首先成為外資攻陷的目標。 2004年，跨國糧商盯上了中國的食用油領域。他們首先利用期貨拉高大豆價格，誘使國內榨油企業集中採購美國大豆。隨後又一路把價格打壓下來，導致中國油脂企業半數破產，跨國糧商趁機利用併購、參股、合資等形式，併購了大量民族油脂企業。控制了中國的食用油市場後，跨國糧商幾次漲價，不但獲取了高利潤，還成為中國近幾年通脹的重要推手之一。
繼在食用油取得了壟斷地位後，外資企業又開始進軍穀物市場。早在2005年，益海糧油集團就將黑龍江省作為發展糧食加工的戰略重點，開始在水稻主產區佳木斯佈局，並規劃建設一系列加工項目，實現“立足東北、面向中原，輻射全國”的戰略目標。 2009年後，益海又強力入駐南方秈稻市場，先後在江西、安徽等主產區佈局建廠或併購當地企業，同時，我們了解到，目前益海正準備進軍湖南益陽，屆時，益海在我國稻米市場的佈局也將基本完成。在佈局完成後，外資企業將利用已掌握的植物油銷售終端渠道進入穀物消費市場，並通過代購代管等合作模式佔領地方糧庫，全面打開流通銷售環節。
另外，外資糧食巨頭ABCD和益海都是一條龍的集團化運作，利用其資金、品牌、管理等優勢，從種子、化肥等生產環節到建立自己的運輸、倉儲等流通環節，進而掌控整個產業鏈，達到壟斷控制的目的。目前，外資企業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內糧油價格，特別是食用油的價格。如2010年，跨國糧商主要通過大舉收購原糧、競拍儲備糧油等方式盡量掌控糧源，然後擇機待銷，牟取高額利潤，同時人為造成市場流通緊張，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國內糧價大幅波動。
值得注意的是，跨國糧商在中國實施的經營戰略與其在拉美的方式如出一轍。如美國邦基公司目前在巴西擁有200多座糧倉，以及多個批發中心、糧油加工廠、化肥廠、飼料廠和專用碼頭；嘉吉在巴西擁有32個加工廠、96座糧倉和10座海港碼頭。跨國糧商正是通過控制巴西大豆的加工、倉儲、運輸和出口等環節，控制了整個大豆產業鏈。數據顯示，目前巴西大豆產量的八成被四大跨國糧商控制。阿根廷本是南美國家成功的農業典範，但在推行了轉基因大豆後，由於種子和農藥都要從美國孟山都公司購買，不到10年時間裡，阿根廷就喪失了對本國糧食的掌控能力。機械化單一種植大豆的農作方式，迫使數十萬阿根廷農民離開土地，導致貧困人口增加。
三、警惕外資對我國糧食安全的衝擊
2010年8月18日，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公佈了全球163個經濟體的《2010年糧食安全風險指數》報告。該報告根據穀物產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極端天氣發生風險、農作物品質、糧食分派的基礎設施以及政府效率等12個主要影響因素評判出各國的糧食風險水平，中國排在第96位，被列為“中度風險”國家。當前中國糧食安全形勢不容樂觀。
糧食既是關係國計民生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戰略物資，也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生活資料。糧食安全與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經濟持續發展息息相關。儘管從目前來講，包括外資在內的多元化的收購主體，短期內能看到糧食上漲讓農民得到實惠，同時避免糧食收購讓少數國企壟斷。但是，從長期來講，倘若外資企業乘機控制了國內糧食較大份額，其後果不堪設想。從某種意義上講，糧食問題不僅是簡單的吃飯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目前我國的基本國情是，用佔世界7%的耕地面積，養活著佔世界上22%的人口。隨著近些年外資企業的浸透，國內食用油市場已被佔了大半個江山，中國已基本經喪失了在食用油市場上的定價權。現在他們又瞄準了國內糧食市場，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地方區域給予的政策優勢，迅速擴張。這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如果國內糧食市場尤其是口糧市場話語權再旁落到外資手裡，那將是極其危險的，不單對我國居民生活、糧食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脅，同時會直接干擾到國家整體經濟的正常運行，甚至會威脅到我國社會政局的穩定。
通向奴役經濟之路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通向奴役經濟之路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18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通向奴役經濟之路[①]
賈根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北京100872）
摘要：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在2009年被推薦為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但這一理論是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思想和理論基礎，要落實胡錦濤總書記和黨中央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部署，就必須對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進行深入批判。由於跨國公司模塊化生產、發達國家對國際貿易的壟斷結構和美元霸權的支配性影響，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於產業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國遭受到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這是我國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已經無法再像戰後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初衷相反，“大進大出”不僅沒有解決沿海與內地之間的矛盾，反而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被外資擠占並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反而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並成為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後、“三農問題”成為死結和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根源。事實證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和我國“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一條通向殖民地經濟之路。
關鍵詞：國際大循環；美元霸權；城市化；內需；“三農問題”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一詞始見於王建1987年在新華社內部刊物《動態清樣》上發表的文章《走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該文提出的戰略構想及其理論去年被推薦為2009年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確實，按照推薦者的看法，王建提出的這種戰略對中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但筆者認為，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對中國經濟的正面影響不能被高估，因為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主要是依靠內需而非“國際大循環”而發展的，所謂“中國經濟奇蹟”就是在那時奠基的；只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加入WTO以來，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才得到了充分的實現，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隨著這一理論的徹底貫徹，我們才陷入了日益難以擺脫的嚴重經濟困境。很明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致命弊端已經充分暴露，但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卻仍然被推薦為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這說明傳統思維模式的影響是多麼的根深蒂固！不破不立，為了貫徹胡錦濤總書記和黨中央關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部署，就必須對其進行深入批判。
一、“擔水劈柴”的國際分工地位和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
基於比較優勢理論，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旨在於通過大力引進外資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把農村勞動力轉移納入到國際大循環，一方面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換取外匯，從而獲得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以便通過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這種戰略構想契合了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的一種深刻變化：由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塊化生產在幾乎所有產業（包括許多服務業甚至農業）都導致了國際分工的關鍵性變化：生產和服務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推動了產業價值鏈分工的新發展，從而催生了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迅速擴張。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發達國家採取外包和國外直接投資的形式把大量生產活動轉移到我國，從而使我國工業製成品出口特別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激增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現象，我國深深地捲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系之中：貿易依存度高達70%，在我國出口總構成中，加工貿易出口所佔比重高達50%，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所佔比重高達60% 。
如何評價我國通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加入到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利益得失呢？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把國際金融危機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看作是拜全球化之福。正如高柏教授指出的，當日本和韓國經濟高速增長之時，國際分工的基礎是最終產品，在工業製成品的國際貿易中，如果一國的企業無法製造出有國際競爭力的最終產品，那麼，該國則無法參與國際貿易，因此日本人不遺餘力地打造本國的創新體系。但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國際貿易中分工的基礎已經以生產要素為主。這種分工的基礎極大地減輕了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國際貿易時發展本國創新體系的要求，他們可以通過廉價勞動力來參加全球化的生產體系，只負擔勞動力密集部分的任務就可以了。這在過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與日本的古典發展主義模式相比，中國的新發展模式在適應全球化這一新環境中表現出極大的優勢，它依靠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制迅速地提高了中國的經濟結構，極大地加強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②] 因此，甚至有許多人認為，中國是全球化的絕對受益者。
但果真是如此嗎？讓我們首先考察一下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強國富民的基礎。實際上，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代表著從英國重商主義時期一直到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興起之前落後國家脫貧致富的必由之路。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國際分工興起之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典型的國際分工形態是工業製成品和初級產品（農產品和自然資源）之間的垂直分工，所謂的殖民地在經濟上就是淪為發達國家原材料的來源地和工業製成品的市場。因此，從19世紀指導了美國經濟崛起的美國學派[③]和德國的李斯特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經典發展經濟學都認為，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出路就在於工業化。從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經濟史來看，這種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在那時，工業是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基本載體、報酬遞增的主要源泉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它對一國實現強國富民的奮鬥目標至關重要。通過保護幼稚工業和國內市場而相繼崛起的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都深諳這種落後國家富強之道，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只不過是它的一個晚近代表而已。
那麼，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迅速擴張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發生了什麼變化呢？讓我們首先通過工業製成品的產品研發與製造之間的分工來說明這個問題，這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垂直分工從工業製成品和初級產品之間的分工深入到工業製成品內部分工的最重要變化。由於模塊化生產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體功能模塊化的特點，因此，跨國公司可以通過“歸核化”戰略把製造的非關鍵性環節外包給發展中國家，這也就是說跨國公司可以運用外部資源來進行它過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所從事的非核心經濟活動；而為了在控制技術專有權的同時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外包就成為跨國公司的最佳選擇。但這種外包活動使得製造業的核心部件與其他生產環節在國家層次上發生了分離：發達國家從事高創新率、高水平進入壁壘和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生產，而發展中國家則從事慣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幾乎沒有進入壁壘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顯而易見，高知識密集型活動和高研發投入等高質量生產活動發生在核心部件的製造上，發達國家專業化於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而發展中國家則專業化於絕大部分是報酬遞減的低質量生產活動，[④]跨國公司就像在殖民主義時期開發自然資源一樣把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作為自然資源來“開發”,如果說當代國際分工的基礎是生產要素為主,那麼殖民主義時期也是以生產要素為主.只不過殖民地參與國際分工的是土地(自然資源),而今發展中國家則是廉價勞動力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分工並沒有局限工業製成品內部的產品研發與製造之間的垂直分工，也沒有局限於工業製成品本身。對於工業製成品而言，除了產品設計和加工製造外，它還包括原料採購、物流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和終端零售等諸多環節，由於對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掌控，跨國公司一直就把發展中國家全面壓制在報酬遞減的低附加值活動中。同時，由於模塊化生產，服務業和農業也出現了類似於上述工業製成品不同質量生產活動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垂直分工，特別是在過去被看作是生產和消費不能分離的服務業也出現了服務提供的不同環節在地理上的分散，例如離岸服務外包的大量湧現。與此相關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相對於從英國重商主義一直到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的五百年經濟史來說，對於國家富裕至關重要的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經濟活動不再局限於工業領域，也不再局限於所謂的高新技術產業，它廣泛地存在於通常被人們看作是中低技術的產業如服務業、傳統工業和農業的某些環節中，例如與高端製造業一樣，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和高端農業無疑是一國報酬遞增的主要源泉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通過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加入到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還能像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那樣達到強國富民的目標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從英國重商主義一直到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為什麼抓住了工業就抓住了國家致富的關鍵？原因就在於在那時，由於整個工業的產業價值鏈都在一國之內，抓住了工業就抓住了具有報酬遞增之特徵的高創新率、高水平進入壁壘、高附加值、高工資和高就業的高質量生產活動，因此，當時的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許他們從事這種報酬遞增的工業活動，強迫殖民地從事報酬遞減的初級產品生產活動，從而使殖民地鎖定在了貧困的境地之中。按照同樣的道理,由於國際分工的新發展,發達國家在今天可以通過誘使發展中國家從事報酬遞減的產業價值鏈低端而自己卻牢牢地控制住產業價值鏈的報酬遞增部分，同樣也能達到“殖民主義”的目的。因此，正是通過對當代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這種透視，我們才終於明白了，在歷史上也曾經是欠發達國家的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之所以相繼崛起，本質上並不在於他們抓住了工業，而是在於抓住了隱藏在工業背後的本質：只有抓住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經濟活動，國家才能致富；否則，國家將陷入貧困之中而不能自拔。
按照上述邏輯，在我國通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加入到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情況下，即使我國高技術乃至全部工業製成品出口飛速增長，它也無法從根本上擺脫貧困的境地了，因為這種出口活動已經喪失了工業本身原先所具有的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潤、高工資以及我們隨後將要談到的系統協同效應。因此，我國可以觀察到，即使同樣是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我國已經不可能再像戰後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的福利得到普遍提高了。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其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時間；而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20、日本的1/24。在製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⑤]有人可能會說，不要著急，通過產業升級，中國遲早會升級到全球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目前有關全球產業價值鏈的研究都是集中在這個方面。但正像歷史上欠發達國家從沒有沿著初級產品到工業製成品的垂直分工鏈條實現產業升級一樣，今天的中國也不可能沿著工業製成品內部的垂直分工實現從加工製造到高附加值環節的升級，而要達到產業價值鏈的高端首先就要從這個高端入手控制整個產業價值鏈，就像歷史上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通過幼稚工業保護來建立自己的工業一樣，中國同樣需要保護高端產業並孜孜以求其獨立發展，而不是通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來自斷生路。
因此，我們不得不說，正像歷史上英國在取得工業領先地位後，以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理論勸誘德國和美國不要建立報酬遞增的工業，而是以初級產品生產加入到與英國工業製成品相交換的老式垂直分工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一樣，在模塊化生產導致產業價值鏈出現新式垂直分工的新形勢下，以美國為首的作為國際壟斷資本總代理的“邪惡的三位一體”[⑥ ]給發展中國家同樣推薦了一種“唯一”正確的經濟發展模式：通過利用廉價勞動力、自由貿易、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導向型經濟加入到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其目的無非是在新的形勢下達到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控制國際分工格局的目標，因此，如果發展中國家通過廉價勞動力和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加入到與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的這種國際大循環之中，它就無法擺脫在國際分工中“擔水劈柴”的國際地位，其受剝削和受掠奪的被動地位也就無法徹底改變。特別是在美元霸權的支配之下，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這種致命弊端就徹底暴露出來了。
從英國重商主義一直到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落後國家脫貧致富的國際環境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自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環境卻出現了兩個重大的結構變化：一個就是我們上面談到的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出現，另一個則是美元霸權的形成。美元霸權的形成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鬆在持續的財政和貿易赤字將耗盡美國黃金儲備的壓力下，放棄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以美元可兌換黃金的關鍵貨幣本位制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了。但是，由於美國的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霸權的支配作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並沒有改變。然而，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由於“全球市場猛然向美國公司和金融機構開放，跨國界的資金流動由於金融市場的解除管製而成為慣例，美元霸權才得以形成。”[⑦]美元霸權徹底顛覆了重商主義時期的英國和戰後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性質：美國生產不被任何實物支撐、只由美國軍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紙幣，而世界其他國家生產美元紙幣可以購買的產品。按照美元霸權的邏輯，只有在其他國家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對美國貿易存在著持續出超的情況下，美國才能通過印刷美元紙幣，不勞而獲地坐享別國的勞動成果。
因此，基於美元霸權的戰略，美國政府就通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大攻勢，蓄意地把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鍊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作為“唯一”正確的經濟發展模式推薦給發展中國家，以便使其成為剝削和掠奪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出口導向型經濟出口的越多，積累的美元儲備就越多，被剝削和被掠奪的程度就越嚴重。由於我國推行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元體系的主要支撐國：據外媒報導稱，中國2009年外匯儲備餘額突破兩萬億美元，達到2.399萬億美元。中國外儲佔全球儲備比重達到30.7%。 [⑧]美元霸權迫使我國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購買了大量美國從不打算償還的美國國債，然後，美國再運用向我國等國家發行的美國國債等籌集到的資金，不僅支持美國人的過度消費，支持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而且也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肆收購我國企業並進而控制我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提供融資。對於我國經濟發展來說，這種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無疑是自殺性的。因此，令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這一戰略無意間竟然與美元霸權的戰略意圖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該戰略成為一條中國通向貧困和依附型經濟的道路，這豈不令人悲嘆！如果我們再考察一下國際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在以下兩方面的弊端，這種認識就將變得更加清楚。
二、內需長期無法啟動和泡沫經濟的根源
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時，筆者就思索這樣一個問題：我國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啟動內需的口號，但內需為什麼卻越來越萎縮？固然，收入分配的嚴重兩極分化與教育、社會保障體系和住房的過度市場化是其中的兩個主要原因，但人們並沒有註意到，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緊密相關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和外國直接投資則是另一個主要原因，[⑨]而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又是造成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概括起來說，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主要通過資源、工資和投資機會三個方面嚴重地抑制了內需經濟的發展。第一，它把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成了內需發展的資金和資源嚴重不足，這與它旨在於解決沿海與內地之間爭資源和爭市場的矛盾南轅北轍。第二，它還造就了一種低工資的血汗工廠體系，從而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我國目前嚴重的泡沫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實施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嚴重後果。我們下面就依次討論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所產生的這些嚴重弊端。
首先，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造就了金融危機之前繁榮的出口導向部門與萎縮的內需發展之間相分割的“二元經濟”。如果說我國巨額的美元儲備只不過是由於美元的不斷貶值而遭受巨大損失，雖然心痛，那倒也罷了，但問題是造成這種巨額美元儲備的出口導向和以出口為目的的外資[⑩]仍在嚴重地損害我國內需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引進的外資仍在把國內儲蓄轉變成幾乎沒有用處的外匯儲備，繼續加重這種畸形的“二元經濟”。對於引進外資和出口導向型部門是如何以犧牲內需發展為代價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舉例說明如下：假如沿海地區引進外資1000億美元，它必須兌換成人民幣比方說6000億元才能在國內使用，如果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這相當於從全國其他地方吸走了6000億元人民幣，這說明沿海地區增加了6000億元的投資，別的地方就減少了6000億元的投資；同樣道理，出口創匯1000億美元也具有同樣的作用。
上面假定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但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因為引進外資或出口創匯1000億美元而增發這6000億人民幣，新增人民幣會帶來通貨膨脹，由於沿海地區的貨幣供給比其他地方增加了6000億；其他地區的貨幣供給量表面上不變，但因為購買力下降了，資源的利用還是減少了，資源就從別的地方流向了沿海地區。因此，沿海地區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戰略實際上是一種與內地和內需產業爭資金、爭資源和爭奪勞動力的資源配置機制：沿海地區吸引的外資和出口創匯越多，從內地或內需產業吸走的資金和資源就越多，內地發展就越緩慢，內地或內需產業也就越貧困。 [11]出口創彙和以出口為目的的外國直接投資所積累的巨額美元儲備不僅一直在虹吸國內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資源，導致內需發展嚴重不足，而且它也說明，內地或內需產業一直在補貼沿海地區和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金融危機之前繁榮的出口導向部門與萎縮的內需市場，並加重了沿海地區與內地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使西部大開發戰略不能充分發揮作用。
其次，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造就了一種低工資的血汗工廠體系，從而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產業價值鏈由跨國公司的生產者驅動和購買者驅動所構成，當國際大循環戰略以廉價勞動力加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系之時，它不得不受跨國公司的生產者驅動所支配，既然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競爭優勢是在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上，那麼，競爭壓力將刺激資本家使用廉價勞動力而不是成本更高的有技能的大學畢業生，林毅夫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導致了這種低水平專業化的自我強化，導致了中國以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競次”活動，這種持續的對工資水平的擠壓迫使工人不得不通過消費更少並儘可能工作更多來增加他們的“自我剝削”，這不僅對工人及其家庭是損害，而且也產生了國內需求的嚴重不足。而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購買者驅動情況下，中國企業也是通過被迫壓低工人工資競相加入到國際大循環的。例如，沃爾瑪幾乎每年都要把從中國進口的大部分貨物的價格壓低5%，國內資本家也就不得不把這種成本降低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從而再次產生對工資水平的持續擠壓，造成國內需求的嚴重不足。
當中國最發達的沿海地區出口部門作為經濟增長的引擎之時，其工資水平的長期被擠壓必然對全國勞工階層的工資增長產生嚴重的抑製作用，從而成為工資與利潤在收入分配上嚴重兩極分化的推動力，參看圖1。 [12]
圖1 勞動者報酬與企業盈餘佔GDP比重（1990-2007）
按照劉易斯剩餘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經濟發展理論，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理論上說，只有當全世界的剩餘勞動都吸收完畢的時候（參看圖2），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和農民收入才能上漲，這也就是說，中國由於具有世界上最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將處於“墊底”的地位。以廉價勞動力參加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理論無疑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給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布下的陷阱，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正是通過上述低水平專業化的自我強化使中國鎖定在了工人實際工資長期停滯的“貧困的惡性循環”之中，因此，以中國工人和農民收入增長為動力的內需將永遠無法啟動，這就是我國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啟動內需的口號，但內需卻越來越萎縮的基本原因。
在圖2中，橫軸OL代表農村剩餘勞動力，縱軸OD代表實際工資，SW代表傳統部門中維持生存的平均實際收入，WS等於現代部門的實際工資（由於這種工資水平高於傳統部門中維持生存的平均實際收入，因此農村勞動力才流入現代部門）。按照這個工資，農村勞動力的供給假定是“無限的”，即具有完全的彈性（WS），由於資本投資，生產可能性曲線D1F與WS相交於F，由此所導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OL1。隨著資本投資的不斷擴大，一直到生產可能性曲線D3S與WS相交於S點，所僱傭的勞動力為OL3。在這時，農村剩餘勞動力被轉移完畢，農業部門就成為與現代部門一樣由市場所決定的經濟，因此S點又被稱為商業化點，在這一點上，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開始上升，由SS1表示。需要說明的是，劉易斯的這個模型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不能反映日本和韓國在戰後工業化時期工人的實際收入（WS向右上方傾斜）乃至農民收入（SW也向右上方傾斜）與工業（資本）擴張同步增長的事實。但是，這個圖比較好地反映了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政策時期拉丁美洲和我國（大約1993年以後）在工人和農民實際收入停滯的狀況。由於我國仍存在大量勞動力，因此，在自由貿易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工人和農民實際收入的提高肯定是異常緩慢的，只有實行類似於戰後日本和韓國的保護民族經濟的經濟體制，他們實際收入的持續和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得到保證。
最後，由於我國工業製成品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和外國直接投資把我國民族企業壓制在低端產業，本土製造業由於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積累起來的資金不得不投入到股市和房地產等投機活動中，從而成為製造嚴重經濟泡沫的基本力量。作為世界經濟的一個新現象，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製成品貿易條件開始出現全面的和持續的惡化趨勢，這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的工業製成品出口價格相對於發達國家製成品出口價格不斷下跌。 “在1988年至2001年之間，收入越低的群體，遭遇的價格下跌的趨勢越嚴重；但是中國製造的產品價格下降趨勢甚至超過最低收入組國家，與此相似的是，技術含量越低，價格可能下跌的越厲害。出乎意料的是，資源依賴型產品的價格不如技術含量低的產品價格那樣趨向於下降。”[13]但大約從1998年開始，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國際貿易條件趨於改善，而我國的總體國際貿易條件卻急劇惡化（參看圖3[14]），導致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資源和原材料的價格大幅度攀升，而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卻持續下降，由於加工貿易出口占我國總出口50%，所以自然資源和原材料價格的上升與工業製成品的價格下跌交互作用嚴重地擠壓了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再加上2005年後人民幣的升值，原本利潤率就很低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的生存就更加困難了，大量的資金不得不尋求新的投資機會。
但是，由於在1993年之後，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湧入中國，導致了這些外資企業把持了我國國民經濟中最有盈利前景的產業環節。據報導，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佔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與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外包活動相比，外國直接投資更直接地通過控制這些產業把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水平進入壁壘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土企業則被壓制在產業鏈的低端。例如，2009年在我國本土企業因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嚴重經營困難並有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企業倒閉的同時，據中國美國商會在2010年4月初發布的《2010年商務環境調查報告》，2009年，71%的美資企業實現了盈利，82%的企業對在華業務前景表示樂觀，91%的企業對未來5年的發展前景表示樂觀。在這種情況下，從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中游離出來的大量資金或者不得不投資於可以在短期內就能產生回報的產業，因而加劇了鋼鐵、水泥、煤炭和建材等產業的大量產能過剩；或者轉向股市和房地產等投機活動中，特別是在前者的產能過剩日趨明顯的情況下，無形中又加劇了房地產的投機活動。而國家又不得不錯誤地把房地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地方政府則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從而不斷推高房價，更加助長了房地產業的投機活動，因此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此外，由於國內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富人階層把大量資金揮霍在奢侈品的消費上，以至於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的中國竟然在2009年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佔到全球市場的25%以上。
三、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嚴重滯後和“三農問題”成為死結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設想是通過“在國際市場上換取外匯，從而獲得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以便通過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15 ]然而，這種戰略實施的結果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造成企業服務業嚴重落後，而這又直接成為我國大學生和研究生就業越來越困難的主要原因，因而堵塞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出路。與此同時，東部沿海地區的“大進大出”由於造就了一種低工資水平的血汗工廠體系，導致城市化嚴重地滯後於“工業化”、一般服務業落後、中西部的城市化受到嚴重抑制，再次造成就業問題日益嚴重。而城市化和服務業發展的嚴重滯後又延緩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因而成為“三農”問題的直接癥結所在。即我們無法通過減少農民提高農業生產率；無法通過增加城市人口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市場；也無法通過增加城市勞工階層的整體收入水平從而推動對高附加值農產品需求的增長；更無法通過提高農產品價格使農民分享高質量生產活動的生產率增益。由於認識不到“三農”問題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之間這種曲折但又根本性的聯繫，因此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三農”問題無解，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我們下面就依次對此進行討論。
一般說來，重工業可以被劃分為資本貨物製造業（包括新出現的先進製造業）[16]和以資源為基礎的重工業，後者主要是指石油化工、冶金和建築材料工業等。近年來我國出現比較嚴重過剩的鋼鐵、石化、氧化鋁、水泥和煤炭等都屬於以資源為基礎的傳統重化工業，由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我國資本貨物製造業變成了發達國家的高端組裝和中低端加工基地，在技術絕對壟斷的外資擠壓下，中國裝備製造業的發展呈現出“低端混戰、高端失守”的狀態，自主創新困難重重。資本貨物製造業自身所需要的核心基礎元器件、大型鑄鍛件和自動化控制裝置發展滯後，關鍵配套受制於人，大型、精密、高效裝備仍依賴進口，這是《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走訪沿海省市裝備製造業後梳理出的判斷。 [17]資本貨物製造業的落後造成了我國“進口高附加值的資本貨物、出口低附加值的消費品和低附加值的資本貨物”的局面，例如，據統計，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中設備投資的2/3依賴進口，其中，集成電路芯片製造裝備的95%，石化裝備的80％，轎車製造業裝備、數控機床、紡織機械及膠印設備的70%都依賴進口。 [18]
造成我國資本貨物製造業不斷萎縮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大進大出）必須按照外包公司的技術標準、產品規格和國外消費者的偏好進行生產，在一般情況下，外包公司以提供相關技術和機器設備作為加入其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條件；即使外包公司不要求，我國的資本貨物製造業也不大容易滿足為國外消費品進行生產的技術和機器設備要求，再加上在技術上本來就與發達國家資本貨物製造業有差距，其結果是我國消費品工業越來越多地從國外進口機器設備，這導致了我國資本貨物製造業的嚴重衰落；第二，進口衝擊。非出口的內需部門也越來越不購買國內資本貨物製造業的產品，如鐵道部對高鐵“中華之星”的百般刁難，無論你怎麼說，我就是不用國產品；在醫療設備方面也是如此；再如，在2008年政府採取投資四萬億人民幣大規模刺激內需時，筆者就提出要堅決執行國貨採購制度。但直到2009年5月，因國貨在國家龐大的拉動內需的投資中受到嚴重歧視，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才不得不對購買國貨問題發出緊急通知。第三，外國直接投資的購併和全面擠壓。在我國高端資本貨物製造業基本上沒有國外市場的同時，其國內市場也越來越喪失的情況下，它怎麼能經營好？怎麼能生存？人們不明就裡，還以為是我國資本貨物製造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天生就沒有效率呢，因此各地都競相把它出賣給虎視眈眈的外資，這更是雪上加霜。如果不改變目前這種狀況，我國大部分資本貨物製造業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正如盧森博格對19世紀美國經濟增長的研究所證明的，資本貨物製造業不僅是技術創新和報酬遞增的主要來源，[19]而且由於資本貨物製造業是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的產業，它也是知識勞動者等高質量就業的主要領域之一。此外，由於它在製造新的生產工具、生產更多種類的中間產品過程中，插入了越來越專門化的知識生產部門和提供越來越專門化的服務活動等，導致企業服務業特別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從而使之成為知識勞動者就業的又一重要領域。例如，在過去的20年中，企業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占到歐洲就業增長的多一半，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以來， 企業服務業的就業在歐盟總的就業淨增長也占到多一半。在1979年到2003年期間，歐盟所有部門的年均就業增長率為0.6%，製造業年均增長率為-1.0%；而企業服務業年均就業增長率卻達到4.4%。 [20]因此，正如伊奎斯特等指出的，在那些與創新的製造業部門有密切關係的服務部門中，產品創新是最快的，因此，在製造業的“高技術”部門與服務業的“知識密集型”部門之間以創新為基礎的交互作用對就業增長具有重要的影響，新服務對於新產品來說，更可能是補充而非競爭關係，它對就業產生了積極的效應。 [21]
既然資本貨物製造業和企業服務業是知識勞動者就業的基本領域，那麼，我國愈演愈烈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就業困難問題就很容易理解了。由於我國資本貨物的大量進口不僅使發達國家獲得了高額的“創新租金”或超額利潤，把我國知識勞動者所需要的大量就業機會讓渡給了發達國家，而且它也使我們喪失了資本貨物工業作為迂迴生產過程的“增長極”在我國整個經濟系統中通過前後向聯繫創造出大量就業的機會。筆者認為，這種通過前後向聯繫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企業服務業，由於資本貨物工業的落後，我國企業服務業處於嚴重不發達的狀態：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大進大出）導致資本貨物製造業舉步維艱。皮將不存，毛將焉附？企業服務業如何發展？由於跨國公司把我國壓縮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加工製造環節，在購買者驅動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中，企業服務業基本上由國外來提供；而在生產者驅動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中，國外的企業服務業作為外國直接投資跟隨跨國公司來到中國，根本就不需要中國的企業服務業；再加上國家對企業服務業沒有支持和保護，反而是優待諸如審計行業的“四大”等外國直接投資。在這種情況下，由於資本貨物製造業和企業服務業發展嚴重落後，中國高等教育的出路何在？
資本貨物工業通過迂迴生產過程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是指通過前後向聯繫在中間產品生產和第三產業的一般性服務業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由於我國加工貿易出口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在我國出口中分別佔50%和60%，而這種出口基本上又是以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為特徵的，因此，我國把中間產品生產所創造的大量就業機會又再次讓渡給了外國。不僅如此，根據國外城市化的經驗，由於城市第二產業一個勞動力的就業往往伴隨2-3人在第三產業（一般性服務業）的就業。如果一個就業人口贍養2.5人，一名勞動者在第二產業就業（包括就業者本人）可以增加7-10個城市居民，[22]然而，由於我國以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為基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產業是建立在農民工低收入的基礎上，因此，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嚴重地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一方面，由於農民工拋妻別子在城市打工，對城市服務業的需求很小；另一方面，由於農民工的低收入尤其是作為第二產業生力軍的農民工工資未包含正常需要的城鎮購房開支和足額養老醫療保險等，因此，這些農民工及其家庭就無法向城市遷移，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就被大大地推遲了。
目前對於究竟有多少農民工在城市第二產業包括東部沿海城市第二產業打工並沒有準確的數字，有的說是大約1.5億，也有的說是大約1.2億。考慮到一些農民工家庭已經移民城市，我們假定目前還有0.7億農民工在城市第二產業打工，按照國外城市化的經驗，我們可以做一個保守的估算：每位第二產業的農民工如果被城市化，將增加2名第三產業的就業，而每位就業人口贍養2人，那麼，0.7億的第二產業農民工將增加1.4億的第三產業就業人口；而2.1億（0.7億加1.4億）的城市就業人口將使城市化人口增加4.2億！顯而易見，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是導致我國服務業發展嚴重落後和城市化嚴重滯後的主要原因，因而也是造成我國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的基本原因。我們知道，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曾把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作為主要目標之一，林毅夫也一直從解決就業的角度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進行辯護，然而，現在看來，這些觀點都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就在於它們所基於的比較優勢理論實際上是一種靜態的經濟理論，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
此外，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還嚴重地抑制了我國中西部的城市化，拉大了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造成了難以解決的“春運”等交通問題，加劇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一些學者還在為出口導向型的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進行辯護，堅信這種發展模式仍將繼續下去。但是，即使不考慮我們在上面談到的諸多弊端，中國的城市化也不可能大部分都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即使東部沿海地區能夠使在當地打工的農民工實現城市化，也將對中國農業和交通造成災難性的影響，因此，中國工業中心必須向中西部轉移！這就像美國歷史上在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並在美國內戰後狂飆突進的工業化過程所展現的那樣，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是歷史的必然，我國祇有拋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十多年前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才能得到真正的展開，我們才能加快我國的工業化進程！
更為嚴重的是，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還是導致我國“三農”問題成為死結的主要原因。首先，由於我國城市化水平和服務業發展的嚴重滯後延緩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因而我們無法通過減少農民提高農業生產率，也無法通過增加城市人口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市場。假如按照我國前面的計算，如果不只是0.7億的第二產業農民工在城市打工，而是0.7億的第二產業農民工帶動城市化人口增加4.2億，那麼，由於農民減少一半，農業生產率將至少提高一倍，而城市人口增加3.2億（4.2億減去0.7億），這又將給農產品提供多麼大的市場！其次，由於我國是通過加入到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加入到國際大循環的，因此我們將就無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把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和生產率增益“普惠”到農業部門和農民。在經濟史中我們之所以可以觀察到：在工業發達的地方，農民也比工業不發達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工業能夠收穫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所有收益：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潤、高稅收、高工資和高就業，而在全球產業價值鏈分解的今天，所有這些收益都不再能得到了，因而，普通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緩慢或停滯不前就無法推動對高附加值農產品需求的增長，政府也就不能夠像當今發達國家那樣通過大幅度補貼和提高農產品價格使農民分享高質量生產活動的生產率增益了。因此，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三農”問題無法解決，原因就在於沒有認識到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正是其癥結所在。
四、結語
2010年3月1日，在我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召開前夕，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任仲平的政論文章《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大抉擇——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文章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中國20世紀以來曾有的兩次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要轉型——60年前新中國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開放相提並論，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看作是我國第三次社會經濟大變革。筆者認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僅是起源於國際金融危機等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而且也是革除原有經濟發展方式所存在的弊端的內在要求。不破不立，由於我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或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是原有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基礎，因此，深刻認識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探索中國經濟發展新戰略的重要基礎。
有比較才有借鑒。在英美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英國和美國也曾發生過類似於我國目前所遭遇的嚴峻挑戰，這種挑戰導致了這兩個國家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性轉變，其歷史經驗值得我們藉鑑。 16世紀上半葉，英國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雖然帶來了短暫的繁榮，但卻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後果：德國、尼德蘭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倫敦半數以上的出口額，英國經濟受制於低地國家，並自16世紀中期起陷入頻發的經濟與社會危機。這種危機最終引發了以保護國內市場和發展高端產業為核心的英國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革命，為後來的英國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美國的崛起也同樣是以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的“因禍得福”為起點的。美國在獨立後的30多年裡實際上仍沒有擺脫對英國經濟的依附，建立的是一種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 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沉重地打擊了美國自身的對外貿易和航海業並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此時的美國人才切實感受到了獨立自主的工業發展對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危機導致了發展模式的重大轉變，最終形成了以貿易保護、技術創新和資本生產率立國、工農業協同發展和內部改善為核心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經歷一個世紀的發展終成世界的工農業帝國。 [23]
筆者認為，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應該及早做出戰略規劃，借鑒英國和美國的歷史經驗，逐步實現從“國際大循環”向“國內大循環”的戰略轉型：通過把注意力轉向“內部改善”，經過若干年調整和準備，對外則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停止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使用美元儲備回購外資企業；選取適當時機對世貿條約中不利於我國的部分條款重新進行談判，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生產活動出口的發展，對內則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於出口的廉價工業製成品相互提供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通過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的迂迴生產和中西部城市化創造比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更多的就業機會；抓住在未來二、三十年內將要爆發的以納米、生物電子、新能源等為代表的第六次技術革命的機遇，大力推進以產業技術化為核心的創新型國家建設，實施主權信貸並實現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將在另文中討論這種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內容。
[①]本文根據作者2009年11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廣東商學院、廣州農業大學、天津商業大學和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第17次會議上的講演稿《國內經濟大循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破解美元霸權的戰略抉擇》第一部分內容整理而成，完成於２０１０年３月初；修改稿以《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為題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 2010年第4期；再次修改稿發表於《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6期，引用請參閱該雜誌。本次講演稿第二部分的部分內容已經分別以《美國學派與美國的工業化：經驗教訓與啟示》和《政治經濟學的美國學派與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發表於《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10年第2期和《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3期，第二部分的另外內容也將以《為保護主義經濟崛起之路辯護：經濟史的新解讀》在2011年發表。本次講演稿第三部分的主要內容以《保護民族工業和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發表於《當代財經》2010年第１２期。
[②]高柏：《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序言，第10頁和第8頁。
[③]賈根良：《美國學派：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說》，待發表論文。
[④]賈根良、秦升：《中國“高技術不高”悖論的成因與政策建議》，《當代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
[⑤]王紅領：《工資為何遠落後於GDP增速？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年8月14日。
[⑥]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張夏準把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為“邪惡的三位一體”，出處見張夏準：《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的秘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3頁。
[⑦]廖子光：《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譯序第11-12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⑧]大眾網轉自和訊網，http://www.dzwww.com/rollnews/finance/201002/t20100220_5670069.htm，2010-2-20。
[⑨]賈根良：《評佩蕾斯的技術革命、金融危機與製度大轉型》，《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年第2期。
[⑩] 我們全文使用的外國直接投資或外資沒有包括港台資本，港台資本不屬於外資。但由於港台資本也是通過美元進入大陸，因此港台資本對內需的不利作用也具有同等功效。
[11]參見黃樹東：《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5-347頁。
[12] 轉引自梁曉、趙欣：《擴大內需的基礎、多數百姓共同富裕——五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風網站（www.strongwind.com.hk），No.HK2010-06 。
[13] 卡普林斯基：《夾縫中的全球化：貧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與發展》，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第200頁。
[14] 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的盧荻教授允許我使用他研究過程中做出的這個圖表。
[15]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09年）候選理論簡介六：《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http://news.hexun.com/2009-09-02/120932788.html.
[16]資本貨物製造業是相對於消費品工業而言的，是指製造所有機器設備的工業，在我國又被稱作“裝備製造業”。
[17] 陳冀、賈遠琨：《外資壟斷“鎖喉”中國裝備業》，《瞭望新聞周刊》，2009年第48期。
[18] 轉引自胥和平：《我國的產業自主創新：問題與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 http://www.cass.net.cn/file/2007021587672.html.
[19]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23, I.4, Dec., 1963.
[20] Kox, Henk LM and Rubalcaba, Luis, Analy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business services to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BEER paper n 9, February 2007, p2, p6, p27, p28, http://www.coleurop.be/eco /publications.htm.
[21] 以上觀點依次參看Charles Edquist, et al.,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Process versus Product Innovation, Edward Elgar, 2001,P163腳註41; P19; p117.
[22]王小強：《重提西部大開發——啟動內需與產業升級的方略》，《綠葉》2009年第6期。
[23]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將出版。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18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通向奴役經濟之路[①]
賈根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北京100872）
摘要：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在2009年被推薦為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但這一理論是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思想和理論基礎，要落實胡錦濤總書記和黨中央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部署，就必須對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進行深入批判。由於跨國公司模塊化生產、發達國家對國際貿易的壟斷結構和美元霸權的支配性影響，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於產業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國遭受到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這是我國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已經無法再像戰後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初衷相反，“大進大出”不僅沒有解決沿海與內地之間的矛盾，反而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被外資擠占並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反而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並成為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後、“三農問題”成為死結和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根源。事實證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和我國“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一條通向殖民地經濟之路。
關鍵詞：國際大循環；美元霸權；城市化；內需；“三農問題”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一詞始見於王建1987年在新華社內部刊物《動態清樣》上發表的文章《走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該文提出的戰略構想及其理論去年被推薦為2009年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確實，按照推薦者的看法，王建提出的這種戰略對中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但筆者認為，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對中國經濟的正面影響不能被高估，因為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主要是依靠內需而非“國際大循環”而發展的，所謂“中國經濟奇蹟”就是在那時奠基的；只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加入WTO以來，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才得到了充分的實現，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隨著這一理論的徹底貫徹，我們才陷入了日益難以擺脫的嚴重經濟困境。很明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致命弊端已經充分暴露，但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卻仍然被推薦為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這說明傳統思維模式的影響是多麼的根深蒂固！不破不立，為了貫徹胡錦濤總書記和黨中央關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部署，就必須對其進行深入批判。
一、“擔水劈柴”的國際分工地位和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
基於比較優勢理論，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旨在於通過大力引進外資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把農村勞動力轉移納入到國際大循環，一方面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換取外匯，從而獲得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以便通過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這種戰略構想契合了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的一種深刻變化：由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塊化生產在幾乎所有產業（包括許多服務業甚至農業）都導致了國際分工的關鍵性變化：生產和服務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推動了產業價值鏈分工的新發展，從而催生了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迅速擴張。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發達國家採取外包和國外直接投資的形式把大量生產活動轉移到我國，從而使我國工業製成品出口特別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激增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現象，我國深深地捲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系之中：貿易依存度高達70%，在我國出口總構成中，加工貿易出口所佔比重高達50%，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所佔比重高達60% 。
如何評價我國通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加入到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利益得失呢？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把國際金融危機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看作是拜全球化之福。正如高柏教授指出的，當日本和韓國經濟高速增長之時，國際分工的基礎是最終產品，在工業製成品的國際貿易中，如果一國的企業無法製造出有國際競爭力的最終產品，那麼，該國則無法參與國際貿易，因此日本人不遺餘力地打造本國的創新體系。但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國際貿易中分工的基礎已經以生產要素為主。這種分工的基礎極大地減輕了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國際貿易時發展本國創新體系的要求，他們可以通過廉價勞動力來參加全球化的生產體系，只負擔勞動力密集部分的任務就可以了。這在過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與日本的古典發展主義模式相比，中國的新發展模式在適應全球化這一新環境中表現出極大的優勢，它依靠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制迅速地提高了中國的經濟結構，極大地加強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②] 因此，甚至有許多人認為，中國是全球化的絕對受益者。
但果真是如此嗎？讓我們首先考察一下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強國富民的基礎。實際上，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代表著從英國重商主義時期一直到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興起之前落後國家脫貧致富的必由之路。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國際分工興起之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典型的國際分工形態是工業製成品和初級產品（農產品和自然資源）之間的垂直分工，所謂的殖民地在經濟上就是淪為發達國家原材料的來源地和工業製成品的市場。因此，從19世紀指導了美國經濟崛起的美國學派[③]和德國的李斯特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經典發展經濟學都認為，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出路就在於工業化。從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經濟史來看，這種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在那時，工業是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基本載體、報酬遞增的主要源泉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它對一國實現強國富民的奮鬥目標至關重要。通過保護幼稚工業和國內市場而相繼崛起的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都深諳這種落後國家富強之道，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只不過是它的一個晚近代表而已。
那麼，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迅速擴張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發生了什麼變化呢？讓我們首先通過工業製成品的產品研發與製造之間的分工來說明這個問題，這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垂直分工從工業製成品和初級產品之間的分工深入到工業製成品內部分工的最重要變化。由於模塊化生產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體功能模塊化的特點，因此，跨國公司可以通過“歸核化”戰略把製造的非關鍵性環節外包給發展中國家，這也就是說跨國公司可以運用外部資源來進行它過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所從事的非核心經濟活動；而為了在控制技術專有權的同時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外包就成為跨國公司的最佳選擇。但這種外包活動使得製造業的核心部件與其他生產環節在國家層次上發生了分離：發達國家從事高創新率、高水平進入壁壘和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生產，而發展中國家則從事慣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幾乎沒有進入壁壘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顯而易見，高知識密集型活動和高研發投入等高質量生產活動發生在核心部件的製造上，發達國家專業化於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而發展中國家則專業化於絕大部分是報酬遞減的低質量生產活動，[④]跨國公司就像在殖民主義時期開發自然資源一樣把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作為自然資源來“開發”,如果說當代國際分工的基礎是生產要素為主,那麼殖民主義時期也是以生產要素為主.只不過殖民地參與國際分工的是土地(自然資源),而今發展中國家則是廉價勞動力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分工並沒有局限工業製成品內部的產品研發與製造之間的垂直分工，也沒有局限於工業製成品本身。對於工業製成品而言，除了產品設計和加工製造外，它還包括原料採購、物流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和終端零售等諸多環節，由於對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掌控，跨國公司一直就把發展中國家全面壓制在報酬遞減的低附加值活動中。同時，由於模塊化生產，服務業和農業也出現了類似於上述工業製成品不同質量生產活動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垂直分工，特別是在過去被看作是生產和消費不能分離的服務業也出現了服務提供的不同環節在地理上的分散，例如離岸服務外包的大量湧現。與此相關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相對於從英國重商主義一直到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的五百年經濟史來說，對於國家富裕至關重要的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經濟活動不再局限於工業領域，也不再局限於所謂的高新技術產業，它廣泛地存在於通常被人們看作是中低技術的產業如服務業、傳統工業和農業的某些環節中，例如與高端製造業一樣，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和高端農業無疑是一國報酬遞增的主要源泉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通過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加入到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還能像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那樣達到強國富民的目標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從英國重商主義一直到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為什麼抓住了工業就抓住了國家致富的關鍵？原因就在於在那時，由於整個工業的產業價值鏈都在一國之內，抓住了工業就抓住了具有報酬遞增之特徵的高創新率、高水平進入壁壘、高附加值、高工資和高就業的高質量生產活動，因此，當時的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許他們從事這種報酬遞增的工業活動，強迫殖民地從事報酬遞減的初級產品生產活動，從而使殖民地鎖定在了貧困的境地之中。按照同樣的道理,由於國際分工的新發展,發達國家在今天可以通過誘使發展中國家從事報酬遞減的產業價值鏈低端而自己卻牢牢地控制住產業價值鏈的報酬遞增部分，同樣也能達到“殖民主義”的目的。因此，正是通過對當代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這種透視，我們才終於明白了，在歷史上也曾經是欠發達國家的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之所以相繼崛起，本質上並不在於他們抓住了工業，而是在於抓住了隱藏在工業背後的本質：只有抓住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經濟活動，國家才能致富；否則，國家將陷入貧困之中而不能自拔。
按照上述邏輯，在我國通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加入到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情況下，即使我國高技術乃至全部工業製成品出口飛速增長，它也無法從根本上擺脫貧困的境地了，因為這種出口活動已經喪失了工業本身原先所具有的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潤、高工資以及我們隨後將要談到的系統協同效應。因此，我國可以觀察到，即使同樣是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我國已經不可能再像戰後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的福利得到普遍提高了。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其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時間；而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20、日本的1/24。在製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⑤]有人可能會說，不要著急，通過產業升級，中國遲早會升級到全球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目前有關全球產業價值鏈的研究都是集中在這個方面。但正像歷史上欠發達國家從沒有沿著初級產品到工業製成品的垂直分工鏈條實現產業升級一樣，今天的中國也不可能沿著工業製成品內部的垂直分工實現從加工製造到高附加值環節的升級，而要達到產業價值鏈的高端首先就要從這個高端入手控制整個產業價值鏈，就像歷史上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通過幼稚工業保護來建立自己的工業一樣，中國同樣需要保護高端產業並孜孜以求其獨立發展，而不是通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來自斷生路。
因此，我們不得不說，正像歷史上英國在取得工業領先地位後，以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理論勸誘德國和美國不要建立報酬遞增的工業，而是以初級產品生產加入到與英國工業製成品相交換的老式垂直分工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一樣，在模塊化生產導致產業價值鏈出現新式垂直分工的新形勢下，以美國為首的作為國際壟斷資本總代理的“邪惡的三位一體”[⑥ ]給發展中國家同樣推薦了一種“唯一”正確的經濟發展模式：通過利用廉價勞動力、自由貿易、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導向型經濟加入到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其目的無非是在新的形勢下達到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控制國際分工格局的目標，因此，如果發展中國家通過廉價勞動力和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加入到與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的這種國際大循環之中，它就無法擺脫在國際分工中“擔水劈柴”的國際地位，其受剝削和受掠奪的被動地位也就無法徹底改變。特別是在美元霸權的支配之下，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這種致命弊端就徹底暴露出來了。
從英國重商主義一直到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落後國家脫貧致富的國際環境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自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環境卻出現了兩個重大的結構變化：一個就是我們上面談到的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出現，另一個則是美元霸權的形成。美元霸權的形成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鬆在持續的財政和貿易赤字將耗盡美國黃金儲備的壓力下，放棄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以美元可兌換黃金的關鍵貨幣本位制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了。但是，由於美國的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霸權的支配作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並沒有改變。然而，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由於“全球市場猛然向美國公司和金融機構開放，跨國界的資金流動由於金融市場的解除管製而成為慣例，美元霸權才得以形成。”[⑦]美元霸權徹底顛覆了重商主義時期的英國和戰後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性質：美國生產不被任何實物支撐、只由美國軍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紙幣，而世界其他國家生產美元紙幣可以購買的產品。按照美元霸權的邏輯，只有在其他國家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對美國貿易存在著持續出超的情況下，美國才能通過印刷美元紙幣，不勞而獲地坐享別國的勞動成果。
因此，基於美元霸權的戰略，美國政府就通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大攻勢，蓄意地把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鍊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作為“唯一”正確的經濟發展模式推薦給發展中國家，以便使其成為剝削和掠奪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出口導向型經濟出口的越多，積累的美元儲備就越多，被剝削和被掠奪的程度就越嚴重。由於我國推行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元體系的主要支撐國：據外媒報導稱，中國2009年外匯儲備餘額突破兩萬億美元，達到2.399萬億美元。中國外儲佔全球儲備比重達到30.7%。 [⑧]美元霸權迫使我國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購買了大量美國從不打算償還的美國國債，然後，美國再運用向我國等國家發行的美國國債等籌集到的資金，不僅支持美國人的過度消費，支持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而且也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肆收購我國企業並進而控制我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提供融資。對於我國經濟發展來說，這種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無疑是自殺性的。因此，令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這一戰略無意間竟然與美元霸權的戰略意圖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該戰略成為一條中國通向貧困和依附型經濟的道路，這豈不令人悲嘆！如果我們再考察一下國際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在以下兩方面的弊端，這種認識就將變得更加清楚。
二、內需長期無法啟動和泡沫經濟的根源
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時，筆者就思索這樣一個問題：我國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啟動內需的口號，但內需為什麼卻越來越萎縮？固然，收入分配的嚴重兩極分化與教育、社會保障體系和住房的過度市場化是其中的兩個主要原因，但人們並沒有註意到，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緊密相關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和外國直接投資則是另一個主要原因，[⑨]而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又是造成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概括起來說，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主要通過資源、工資和投資機會三個方面嚴重地抑制了內需經濟的發展。第一，它把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成了內需發展的資金和資源嚴重不足，這與它旨在於解決沿海與內地之間爭資源和爭市場的矛盾南轅北轍。第二，它還造就了一種低工資的血汗工廠體系，從而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我國目前嚴重的泡沫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實施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嚴重後果。我們下面就依次討論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所產生的這些嚴重弊端。
首先，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造就了金融危機之前繁榮的出口導向部門與萎縮的內需發展之間相分割的“二元經濟”。如果說我國巨額的美元儲備只不過是由於美元的不斷貶值而遭受巨大損失，雖然心痛，那倒也罷了，但問題是造成這種巨額美元儲備的出口導向和以出口為目的的外資[⑩]仍在嚴重地損害我國內需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引進的外資仍在把國內儲蓄轉變成幾乎沒有用處的外匯儲備，繼續加重這種畸形的“二元經濟”。對於引進外資和出口導向型部門是如何以犧牲內需發展為代價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舉例說明如下：假如沿海地區引進外資1000億美元，它必須兌換成人民幣比方說6000億元才能在國內使用，如果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這相當於從全國其他地方吸走了6000億元人民幣，這說明沿海地區增加了6000億元的投資，別的地方就減少了6000億元的投資；同樣道理，出口創匯1000億美元也具有同樣的作用。
上面假定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但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因為引進外資或出口創匯1000億美元而增發這6000億人民幣，新增人民幣會帶來通貨膨脹，由於沿海地區的貨幣供給比其他地方增加了6000億；其他地區的貨幣供給量表面上不變，但因為購買力下降了，資源的利用還是減少了，資源就從別的地方流向了沿海地區。因此，沿海地區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戰略實際上是一種與內地和內需產業爭資金、爭資源和爭奪勞動力的資源配置機制：沿海地區吸引的外資和出口創匯越多，從內地或內需產業吸走的資金和資源就越多，內地發展就越緩慢，內地或內需產業也就越貧困。 [11]出口創彙和以出口為目的的外國直接投資所積累的巨額美元儲備不僅一直在虹吸國內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資源，導致內需發展嚴重不足，而且它也說明，內地或內需產業一直在補貼沿海地區和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金融危機之前繁榮的出口導向部門與萎縮的內需市場，並加重了沿海地區與內地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使西部大開發戰略不能充分發揮作用。
其次，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造就了一種低工資的血汗工廠體系，從而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產業價值鏈由跨國公司的生產者驅動和購買者驅動所構成，當國際大循環戰略以廉價勞動力加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系之時，它不得不受跨國公司的生產者驅動所支配，既然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競爭優勢是在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上，那麼，競爭壓力將刺激資本家使用廉價勞動力而不是成本更高的有技能的大學畢業生，林毅夫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導致了這種低水平專業化的自我強化，導致了中國以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競次”活動，這種持續的對工資水平的擠壓迫使工人不得不通過消費更少並儘可能工作更多來增加他們的“自我剝削”，這不僅對工人及其家庭是損害，而且也產生了國內需求的嚴重不足。而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購買者驅動情況下，中國企業也是通過被迫壓低工人工資競相加入到國際大循環的。例如，沃爾瑪幾乎每年都要把從中國進口的大部分貨物的價格壓低5%，國內資本家也就不得不把這種成本降低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從而再次產生對工資水平的持續擠壓，造成國內需求的嚴重不足。
當中國最發達的沿海地區出口部門作為經濟增長的引擎之時，其工資水平的長期被擠壓必然對全國勞工階層的工資增長產生嚴重的抑製作用，從而成為工資與利潤在收入分配上嚴重兩極分化的推動力，參看圖1。 [12]
圖1 勞動者報酬與企業盈餘佔GDP比重（1990-2007）
按照劉易斯剩餘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經濟發展理論，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理論上說，只有當全世界的剩餘勞動都吸收完畢的時候（參看圖2），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和農民收入才能上漲，這也就是說，中國由於具有世界上最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將處於“墊底”的地位。以廉價勞動力參加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理論無疑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給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布下的陷阱，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正是通過上述低水平專業化的自我強化使中國鎖定在了工人實際工資長期停滯的“貧困的惡性循環”之中，因此，以中國工人和農民收入增長為動力的內需將永遠無法啟動，這就是我國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啟動內需的口號，但內需卻越來越萎縮的基本原因。
在圖2中，橫軸OL代表農村剩餘勞動力，縱軸OD代表實際工資，SW代表傳統部門中維持生存的平均實際收入，WS等於現代部門的實際工資（由於這種工資水平高於傳統部門中維持生存的平均實際收入，因此農村勞動力才流入現代部門）。按照這個工資，農村勞動力的供給假定是“無限的”，即具有完全的彈性（WS），由於資本投資，生產可能性曲線D1F與WS相交於F，由此所導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OL1。隨著資本投資的不斷擴大，一直到生產可能性曲線D3S與WS相交於S點，所僱傭的勞動力為OL3。在這時，農村剩餘勞動力被轉移完畢，農業部門就成為與現代部門一樣由市場所決定的經濟，因此S點又被稱為商業化點，在這一點上，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開始上升，由SS1表示。需要說明的是，劉易斯的這個模型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不能反映日本和韓國在戰後工業化時期工人的實際收入（WS向右上方傾斜）乃至農民收入（SW也向右上方傾斜）與工業（資本）擴張同步增長的事實。但是，這個圖比較好地反映了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政策時期拉丁美洲和我國（大約1993年以後）在工人和農民實際收入停滯的狀況。由於我國仍存在大量勞動力，因此，在自由貿易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工人和農民實際收入的提高肯定是異常緩慢的，只有實行類似於戰後日本和韓國的保護民族經濟的經濟體制，他們實際收入的持續和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得到保證。
最後，由於我國工業製成品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和外國直接投資把我國民族企業壓制在低端產業，本土製造業由於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積累起來的資金不得不投入到股市和房地產等投機活動中，從而成為製造嚴重經濟泡沫的基本力量。作為世界經濟的一個新現象，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製成品貿易條件開始出現全面的和持續的惡化趨勢，這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的工業製成品出口價格相對於發達國家製成品出口價格不斷下跌。 “在1988年至2001年之間，收入越低的群體，遭遇的價格下跌的趨勢越嚴重；但是中國製造的產品價格下降趨勢甚至超過最低收入組國家，與此相似的是，技術含量越低，價格可能下跌的越厲害。出乎意料的是，資源依賴型產品的價格不如技術含量低的產品價格那樣趨向於下降。”[13]但大約從1998年開始，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國際貿易條件趨於改善，而我國的總體國際貿易條件卻急劇惡化（參看圖3[14]），導致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資源和原材料的價格大幅度攀升，而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卻持續下降，由於加工貿易出口占我國總出口50%，所以自然資源和原材料價格的上升與工業製成品的價格下跌交互作用嚴重地擠壓了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再加上2005年後人民幣的升值，原本利潤率就很低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的生存就更加困難了，大量的資金不得不尋求新的投資機會。
但是，由於在1993年之後，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湧入中國，導致了這些外資企業把持了我國國民經濟中最有盈利前景的產業環節。據報導，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佔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與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外包活動相比，外國直接投資更直接地通過控制這些產業把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水平進入壁壘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土企業則被壓制在產業鏈的低端。例如，2009年在我國本土企業因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嚴重經營困難並有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企業倒閉的同時，據中國美國商會在2010年4月初發布的《2010年商務環境調查報告》，2009年，71%的美資企業實現了盈利，82%的企業對在華業務前景表示樂觀，91%的企業對未來5年的發展前景表示樂觀。在這種情況下，從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中游離出來的大量資金或者不得不投資於可以在短期內就能產生回報的產業，因而加劇了鋼鐵、水泥、煤炭和建材等產業的大量產能過剩；或者轉向股市和房地產等投機活動中，特別是在前者的產能過剩日趨明顯的情況下，無形中又加劇了房地產的投機活動。而國家又不得不錯誤地把房地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地方政府則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從而不斷推高房價，更加助長了房地產業的投機活動，因此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此外，由於國內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富人階層把大量資金揮霍在奢侈品的消費上，以至於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的中國竟然在2009年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佔到全球市場的25%以上。
三、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嚴重滯後和“三農問題”成為死結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設想是通過“在國際市場上換取外匯，從而獲得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以便通過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15 ]然而，這種戰略實施的結果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造成企業服務業嚴重落後，而這又直接成為我國大學生和研究生就業越來越困難的主要原因，因而堵塞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出路。與此同時，東部沿海地區的“大進大出”由於造就了一種低工資水平的血汗工廠體系，導致城市化嚴重地滯後於“工業化”、一般服務業落後、中西部的城市化受到嚴重抑制，再次造成就業問題日益嚴重。而城市化和服務業發展的嚴重滯後又延緩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因而成為“三農”問題的直接癥結所在。即我們無法通過減少農民提高農業生產率；無法通過增加城市人口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市場；也無法通過增加城市勞工階層的整體收入水平從而推動對高附加值農產品需求的增長；更無法通過提高農產品價格使農民分享高質量生產活動的生產率增益。由於認識不到“三農”問題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之間這種曲折但又根本性的聯繫，因此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三農”問題無解，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我們下面就依次對此進行討論。
一般說來，重工業可以被劃分為資本貨物製造業（包括新出現的先進製造業）[16]和以資源為基礎的重工業，後者主要是指石油化工、冶金和建築材料工業等。近年來我國出現比較嚴重過剩的鋼鐵、石化、氧化鋁、水泥和煤炭等都屬於以資源為基礎的傳統重化工業，由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我國資本貨物製造業變成了發達國家的高端組裝和中低端加工基地，在技術絕對壟斷的外資擠壓下，中國裝備製造業的發展呈現出“低端混戰、高端失守”的狀態，自主創新困難重重。資本貨物製造業自身所需要的核心基礎元器件、大型鑄鍛件和自動化控制裝置發展滯後，關鍵配套受制於人，大型、精密、高效裝備仍依賴進口，這是《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走訪沿海省市裝備製造業後梳理出的判斷。 [17]資本貨物製造業的落後造成了我國“進口高附加值的資本貨物、出口低附加值的消費品和低附加值的資本貨物”的局面，例如，據統計，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中設備投資的2/3依賴進口，其中，集成電路芯片製造裝備的95%，石化裝備的80％，轎車製造業裝備、數控機床、紡織機械及膠印設備的70%都依賴進口。 [18]
造成我國資本貨物製造業不斷萎縮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大進大出）必須按照外包公司的技術標準、產品規格和國外消費者的偏好進行生產，在一般情況下，外包公司以提供相關技術和機器設備作為加入其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條件；即使外包公司不要求，我國的資本貨物製造業也不大容易滿足為國外消費品進行生產的技術和機器設備要求，再加上在技術上本來就與發達國家資本貨物製造業有差距，其結果是我國消費品工業越來越多地從國外進口機器設備，這導致了我國資本貨物製造業的嚴重衰落；第二，進口衝擊。非出口的內需部門也越來越不購買國內資本貨物製造業的產品，如鐵道部對高鐵“中華之星”的百般刁難，無論你怎麼說，我就是不用國產品；在醫療設備方面也是如此；再如，在2008年政府採取投資四萬億人民幣大規模刺激內需時，筆者就提出要堅決執行國貨採購制度。但直到2009年5月，因國貨在國家龐大的拉動內需的投資中受到嚴重歧視，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才不得不對購買國貨問題發出緊急通知。第三，外國直接投資的購併和全面擠壓。在我國高端資本貨物製造業基本上沒有國外市場的同時，其國內市場也越來越喪失的情況下，它怎麼能經營好？怎麼能生存？人們不明就裡，還以為是我國資本貨物製造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天生就沒有效率呢，因此各地都競相把它出賣給虎視眈眈的外資，這更是雪上加霜。如果不改變目前這種狀況，我國大部分資本貨物製造業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正如盧森博格對19世紀美國經濟增長的研究所證明的，資本貨物製造業不僅是技術創新和報酬遞增的主要來源，[19]而且由於資本貨物製造業是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的產業，它也是知識勞動者等高質量就業的主要領域之一。此外，由於它在製造新的生產工具、生產更多種類的中間產品過程中，插入了越來越專門化的知識生產部門和提供越來越專門化的服務活動等，導致企業服務業特別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從而使之成為知識勞動者就業的又一重要領域。例如，在過去的20年中，企業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占到歐洲就業增長的多一半，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以來， 企業服務業的就業在歐盟總的就業淨增長也占到多一半。在1979年到2003年期間，歐盟所有部門的年均就業增長率為0.6%，製造業年均增長率為-1.0%；而企業服務業年均就業增長率卻達到4.4%。 [20]因此，正如伊奎斯特等指出的，在那些與創新的製造業部門有密切關係的服務部門中，產品創新是最快的，因此，在製造業的“高技術”部門與服務業的“知識密集型”部門之間以創新為基礎的交互作用對就業增長具有重要的影響，新服務對於新產品來說，更可能是補充而非競爭關係，它對就業產生了積極的效應。 [21]
既然資本貨物製造業和企業服務業是知識勞動者就業的基本領域，那麼，我國愈演愈烈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就業困難問題就很容易理解了。由於我國資本貨物的大量進口不僅使發達國家獲得了高額的“創新租金”或超額利潤，把我國知識勞動者所需要的大量就業機會讓渡給了發達國家，而且它也使我們喪失了資本貨物工業作為迂迴生產過程的“增長極”在我國整個經濟系統中通過前後向聯繫創造出大量就業的機會。筆者認為，這種通過前後向聯繫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企業服務業，由於資本貨物工業的落後，我國企業服務業處於嚴重不發達的狀態：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大進大出）導致資本貨物製造業舉步維艱。皮將不存，毛將焉附？企業服務業如何發展？由於跨國公司把我國壓縮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加工製造環節，在購買者驅動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中，企業服務業基本上由國外來提供；而在生產者驅動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中，國外的企業服務業作為外國直接投資跟隨跨國公司來到中國，根本就不需要中國的企業服務業；再加上國家對企業服務業沒有支持和保護，反而是優待諸如審計行業的“四大”等外國直接投資。在這種情況下，由於資本貨物製造業和企業服務業發展嚴重落後，中國高等教育的出路何在？
資本貨物工業通過迂迴生產過程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是指通過前後向聯繫在中間產品生產和第三產業的一般性服務業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由於我國加工貿易出口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在我國出口中分別佔50%和60%，而這種出口基本上又是以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為特徵的，因此，我國把中間產品生產所創造的大量就業機會又再次讓渡給了外國。不僅如此，根據國外城市化的經驗，由於城市第二產業一個勞動力的就業往往伴隨2-3人在第三產業（一般性服務業）的就業。如果一個就業人口贍養2.5人，一名勞動者在第二產業就業（包括就業者本人）可以增加7-10個城市居民，[22]然而，由於我國以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為基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產業是建立在農民工低收入的基礎上，因此，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嚴重地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一方面，由於農民工拋妻別子在城市打工，對城市服務業的需求很小；另一方面，由於農民工的低收入尤其是作為第二產業生力軍的農民工工資未包含正常需要的城鎮購房開支和足額養老醫療保險等，因此，這些農民工及其家庭就無法向城市遷移，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就被大大地推遲了。
目前對於究竟有多少農民工在城市第二產業包括東部沿海城市第二產業打工並沒有準確的數字，有的說是大約1.5億，也有的說是大約1.2億。考慮到一些農民工家庭已經移民城市，我們假定目前還有0.7億農民工在城市第二產業打工，按照國外城市化的經驗，我們可以做一個保守的估算：每位第二產業的農民工如果被城市化，將增加2名第三產業的就業，而每位就業人口贍養2人，那麼，0.7億的第二產業農民工將增加1.4億的第三產業就業人口；而2.1億（0.7億加1.4億）的城市就業人口將使城市化人口增加4.2億！顯而易見，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是導致我國服務業發展嚴重落後和城市化嚴重滯後的主要原因，因而也是造成我國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的基本原因。我們知道，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曾把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作為主要目標之一，林毅夫也一直從解決就業的角度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進行辯護，然而，現在看來，這些觀點都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就在於它們所基於的比較優勢理論實際上是一種靜態的經濟理論，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
此外，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還嚴重地抑制了我國中西部的城市化，拉大了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造成了難以解決的“春運”等交通問題，加劇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一些學者還在為出口導向型的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進行辯護，堅信這種發展模式仍將繼續下去。但是，即使不考慮我們在上面談到的諸多弊端，中國的城市化也不可能大部分都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即使東部沿海地區能夠使在當地打工的農民工實現城市化，也將對中國農業和交通造成災難性的影響，因此，中國工業中心必須向中西部轉移！這就像美國歷史上在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並在美國內戰後狂飆突進的工業化過程所展現的那樣，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是歷史的必然，我國祇有拋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十多年前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才能得到真正的展開，我們才能加快我國的工業化進程！
更為嚴重的是，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還是導致我國“三農”問題成為死結的主要原因。首先，由於我國城市化水平和服務業發展的嚴重滯後延緩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因而我們無法通過減少農民提高農業生產率，也無法通過增加城市人口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市場。假如按照我國前面的計算，如果不只是0.7億的第二產業農民工在城市打工，而是0.7億的第二產業農民工帶動城市化人口增加4.2億，那麼，由於農民減少一半，農業生產率將至少提高一倍，而城市人口增加3.2億（4.2億減去0.7億），這又將給農產品提供多麼大的市場！其次，由於我國是通過加入到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加入到國際大循環的，因此我們將就無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把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和生產率增益“普惠”到農業部門和農民。在經濟史中我們之所以可以觀察到：在工業發達的地方，農民也比工業不發達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工業能夠收穫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所有收益：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潤、高稅收、高工資和高就業，而在全球產業價值鏈分解的今天，所有這些收益都不再能得到了，因而，普通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緩慢或停滯不前就無法推動對高附加值農產品需求的增長，政府也就不能夠像當今發達國家那樣通過大幅度補貼和提高農產品價格使農民分享高質量生產活動的生產率增益了。因此，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三農”問題無法解決，原因就在於沒有認識到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正是其癥結所在。
四、結語
2010年3月1日，在我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召開前夕，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任仲平的政論文章《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大抉擇——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文章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中國20世紀以來曾有的兩次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要轉型——60年前新中國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開放相提並論，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看作是我國第三次社會經濟大變革。筆者認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僅是起源於國際金融危機等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而且也是革除原有經濟發展方式所存在的弊端的內在要求。不破不立，由於我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或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是原有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基礎，因此，深刻認識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探索中國經濟發展新戰略的重要基礎。
有比較才有借鑒。在英美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英國和美國也曾發生過類似於我國目前所遭遇的嚴峻挑戰，這種挑戰導致了這兩個國家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性轉變，其歷史經驗值得我們藉鑑。 16世紀上半葉，英國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雖然帶來了短暫的繁榮，但卻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後果：德國、尼德蘭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倫敦半數以上的出口額，英國經濟受制於低地國家，並自16世紀中期起陷入頻發的經濟與社會危機。這種危機最終引發了以保護國內市場和發展高端產業為核心的英國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革命，為後來的英國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美國的崛起也同樣是以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的“因禍得福”為起點的。美國在獨立後的30多年裡實際上仍沒有擺脫對英國經濟的依附，建立的是一種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 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沉重地打擊了美國自身的對外貿易和航海業並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此時的美國人才切實感受到了獨立自主的工業發展對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危機導致了發展模式的重大轉變，最終形成了以貿易保護、技術創新和資本生產率立國、工農業協同發展和內部改善為核心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經歷一個世紀的發展終成世界的工農業帝國。 [23]
筆者認為，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應該及早做出戰略規劃，借鑒英國和美國的歷史經驗，逐步實現從“國際大循環”向“國內大循環”的戰略轉型：通過把注意力轉向“內部改善”，經過若干年調整和準備，對外則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停止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使用美元儲備回購外資企業；選取適當時機對世貿條約中不利於我國的部分條款重新進行談判，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生產活動出口的發展，對內則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於出口的廉價工業製成品相互提供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通過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的迂迴生產和中西部城市化創造比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更多的就業機會；抓住在未來二、三十年內將要爆發的以納米、生物電子、新能源等為代表的第六次技術革命的機遇，大力推進以產業技術化為核心的創新型國家建設，實施主權信貸並實現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將在另文中討論這種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內容。
[①]本文根據作者2009年11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廣東商學院、廣州農業大學、天津商業大學和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第17次會議上的講演稿《國內經濟大循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破解美元霸權的戰略抉擇》第一部分內容整理而成，完成於２０１０年３月初；修改稿以《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為題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 2010年第4期；再次修改稿發表於《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6期，引用請參閱該雜誌。本次講演稿第二部分的部分內容已經分別以《美國學派與美國的工業化：經驗教訓與啟示》和《政治經濟學的美國學派與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發表於《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10年第2期和《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3期，第二部分的另外內容也將以《為保護主義經濟崛起之路辯護：經濟史的新解讀》在2011年發表。本次講演稿第三部分的主要內容以《保護民族工業和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發表於《當代財經》2010年第１２期。
[②]高柏：《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序言，第10頁和第8頁。
[③]賈根良：《美國學派：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說》，待發表論文。
[④]賈根良、秦升：《中國“高技術不高”悖論的成因與政策建議》，《當代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
[⑤]王紅領：《工資為何遠落後於GDP增速？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年8月14日。
[⑥]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張夏準把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為“邪惡的三位一體”，出處見張夏準：《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的秘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3頁。
[⑦]廖子光：《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譯序第11-12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⑧]大眾網轉自和訊網，http://www.dzwww.com/rollnews/finance/201002/t20100220_5670069.htm，2010-2-20。
[⑨]賈根良：《評佩蕾斯的技術革命、金融危機與製度大轉型》，《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年第2期。
[⑩] 我們全文使用的外國直接投資或外資沒有包括港台資本，港台資本不屬於外資。但由於港台資本也是通過美元進入大陸，因此港台資本對內需的不利作用也具有同等功效。
[11]參見黃樹東：《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5-347頁。
[12] 轉引自梁曉、趙欣：《擴大內需的基礎、多數百姓共同富裕——五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風網站（www.strongwind.com.hk），No.HK2010-06 。
[13] 卡普林斯基：《夾縫中的全球化：貧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與發展》，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第200頁。
[14] 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的盧荻教授允許我使用他研究過程中做出的這個圖表。
[15]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09年）候選理論簡介六：《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http://news.hexun.com/2009-09-02/120932788.html.
[16]資本貨物製造業是相對於消費品工業而言的，是指製造所有機器設備的工業，在我國又被稱作“裝備製造業”。
[17] 陳冀、賈遠琨：《外資壟斷“鎖喉”中國裝備業》，《瞭望新聞周刊》，2009年第48期。
[18] 轉引自胥和平：《我國的產業自主創新：問題與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 http://www.cass.net.cn/file/2007021587672.html.
[19]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23, I.4, Dec., 1963.
[20] Kox, Henk LM and Rubalcaba, Luis, Analy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business services to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BEER paper n 9, February 2007, p2, p6, p27, p28, http://www.coleurop.be/eco /publications.htm.
[21] 以上觀點依次參看Charles Edquist, et al.,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Process versus Product Innovation, Edward Elgar, 2001,P163腳註41; P19; p117.
[22]王小強：《重提西部大開發——啟動內需與產業升級的方略》，《綠葉》2009年第6期。
[23]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將出版。
政要成為美國手中的玩偶
江湧：“經濟自由化”政要成為美國手中的玩偶
作者：江湧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16
美國另類“巧實力”：用腐敗信息控制各國官員
原載：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2/16/c_12885214.htm
在經濟實力衰落、“軍事主義”功效不斷打折扣的情形下，美國霸權將愈發依賴“智能帝國主義”這一“軟實力”與“巧實力”。
長期以來，美國為維護其強權而交織使用兩類手段，即“軍事主義”以及布熱津斯基所倡導的“智能帝國主義”（Intelligent imperialism）。所謂“智能帝國主義”，是指利用不那麼直接與明顯的暴力方式, 來維護與實現美國的利益。其方式主要有：賄賂當地領導人，利用當地領導人的腐敗進行訛詐，媒體妖魔化宣傳，策劃分裂和破壞活動，實行貿易封鎖和製裁，國家政變。為節約戰爭成本，布熱津斯基的策略更多使用訛詐和秘密行動這兩種手段。如今，在經濟實力衰落、“軍事主義”功效不斷打折扣的情形下，美國霸權將愈發依賴“智能帝國主義”這一“軟實力”與“巧實力”。近年來，美國不斷強化“智能”建設，在全世界編織了一張縱橫交錯、立體交叉的信息網，掌握著各國官員的腐敗信息（尤其是境外賬戶）。
“智能帝國主義”的運用與強化
蘇聯解體後，美國金融機構積極參與或直接協助一些俄羅斯腐敗官員洗錢。美國在掌握俄政府高官大量腐敗把柄後，逼迫俄政府做出多種戰略性讓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原蘇東地區策動一系列的“顏色革命”，而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相關國家政要的腐敗做文章。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一些國家的“關鍵人物”從私有化中大發橫財，而其海外賬戶無不攥在美國人的手中。美國人藉機行事，一面煽動“街頭政治”，一面向政要們施壓，由此成功完成“顏色革命”。
對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政要，美國普遍採取收買與控制的手法。在美國的收買下，一些拉美國家的政要只能對美國的“經濟自由化”建議言聽計從，放棄政府對國際金融資本流動的監管，任憑外資併購國有企業，控制銀行、石油等重要行業。而這些腐敗政要把貪腐得來的巨額資產轉移到國外，很多都是花旗等美資銀行協助完成的，美國對於這些賬戶一清二楚。最終，這些政要無一不成為美國手中的玩偶。
早在1977年，美國國會就以遏制跨國公司海外行賄為名出台了《海外反腐敗法》（FCPA）。而後，便通過對FCPA有選擇地使用，逐漸使其成為強權的新大棒，即：凡是與美國相關的經濟主體一旦被懷疑有腐敗行為，便可援此法律制裁，而裁量權掌握在美國手裡。美國經常以“向腐敗開戰，要求良政”為藉口，干涉他國內政。 9.11事件之後，美國對總部位於布魯塞爾的“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施以高壓，打破了國際金融界準則，做出了一個“嚴重違反行規的舉動”，即美國通過SWIFT監控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8000家金融機構的交易情況，這一秘密項目由美國財政部主管並由中央情報局操作。這是2006年6月由美國《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幾乎同時曝光的“驚天秘密”。鑑於多數國家的絕大多數銀行都加入了SWIFT系統，因此，全球任何一個個人、組織或公司的銀行交易情況，都有可能被美國情報機構“偷窺”。此外，冷戰時期建立的代號為“梯隊”的全球監視系統，如今被美國國家安全局用來搜尋關於武器擴散、洗錢和公司行賄等方面的情報。
長期以來，瑞士有著當今世界最嚴格的銀行保密製度，存放著世界1/4的個人財富。多年來，包括德法等多國一直努力試圖得到瑞士銀行相關賬戶資料，都沒有成功。 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以打擊避稅為名，通過提起司法調查等強硬手段，強行撬開了當今世界“最安全的保險櫃”。 2009年8月，瑞士銀行巨頭瑞銀集團同意向美國政府提交4000多個賬戶細節。 2010年6月，瑞士議會通過了與銀行保密製度“說再見”的協議。如此，那些多年隱藏在瑞士銀行的賬戶，對美國而言就不再是秘密。而瑞士以外的其他“避稅天堂”，早就被美國逐一拿下，對美國已無密可保。
美國大公司與政府關係密切由來已久，大公司通常都會在華盛頓設立政府關係部，專門從事與聯邦政府以及立法機構的聯絡和溝通。冷戰結束後，美國很快將“維護美國經濟安全”作為政府情報工作的新重點。 1993年，美國成立了“國家經濟委員會”，把情報支持擴大到商業組織。 Google在互聯網搜索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其強大技術服務能力，一直是美國情報機構所倚重的。原先Google與政府的合作比較隱蔽，在中國市場遇挫後，Google乾脆公開與政府聯手，為美國情報機構提供情報以及網絡安全保障。
官員腐敗，西方藉此敲打中國
腐敗於人是惡，於國是禍。近代以來，中國官員腐敗不僅使其喪盡民心，而且成為列強不斷對華進行敲打與訛詐的把柄。
晚清吏治惡性腐敗，政以賄成，官以價論，刑以錢免。末代皇帝溥儀《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就記載，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的奕劻，僅在英商匯豐銀行就存儲120萬兩貪腐得來的錢財。英國等西方列強針對奕劻的貪腐進行引誘與要挾，不斷進行訛詐，這位慶親王“以辦賣國外交和賣官鬻爵而出名”。
南京政府統治時期顯然繼承了晚清貪腐遺風，“無官不貪,有吏皆污”。費正清認為，中國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使它徹底喪失人心，可謂“搶盡了資財，失盡了人心”。在孔祥熙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長任內,公開揭露孔祥熙的貪污美金公債案，累計1150餘萬美元。宋孔兩大家族斂取的錢財，基本都存放在美國。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藉機大發國難財。 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關於中國使用美國貸款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 “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慾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慾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中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對國民黨政要腐敗瞭如指掌，也是美國能操控國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老百姓真正體驗到了“官吏清則海宇平”的古訓。隨著改革開放，跨國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帶進中國的同時，也把很多更新的、更隱蔽的賄賂手段帶到了中國。更為複雜的是，跨國公司商業行賄在前，美國情報人員則緊隨其後，有時甚至不分彼此，對中國官員實施“釣魚”腐敗。在貪腐官員自認為“神不知、鬼不覺”欣欣然接受跨國賄賂、在海外開設秘密賬戶的同時，這些官員的資料都進入了美國情報機構的數據庫，成為未來、有的甚至就是當下敲打、訛詐中國的把柄。
完美的“洋賄賂”，肆虐的“愛資病”
外資搞“洋腐敗”手段之多，下手之狠，對象之準，令人嘆為觀止。 “駐京辦”成為中國地方政府“跑部錢進”的據點，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潤滑劑”，在國內強大輿論壓力下，中央勒令清理“駐京辦”。但是，跨國公司本身（或在華商會）的“跑部錢進”與“潤滑活動”則有增無減，在廣州、杭州等地開設聯誼機構，往往是融會議、休閒、娛樂與購物於一體，免費向相關部門（官員和家屬）提供服務與“紀念品”。這只是用來加強聯絡，此後的出訪出遊、子女海外讀書就業、境外賬戶等“洋賄賂”蜂擁而至，如此將一些部門整建制、成系列（如“郭京毅窩案”）拖下水，讓其制定對跨國公司有利的政策甚至法律。
跨國公司輪番進入中國商業賄賂名單，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想像。據南開大學調查，被調查的一半以上的跨國公司表示，為開拓市場，曾有過商業賄賂行為。國內民間經濟分析機構安邦集團公佈的研究報告顯示：跨國企業在華行賄事件一直呈上升趨勢，中國在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件腐敗事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外企在中國行賄案件近幾年來一直在上升，而且這些“洋腐敗”案件相比“土腐敗”案件來說，查處難度更大。例如，通過多次關聯交易行賄，其複雜程度，即使專業律師或執法機構也會望而卻步。破獲、揭露“洋腐敗”在技術上本身就是一個高難度行為。洋賄賂在華大行其道，中方近乎束手無策。更令人不解的是，美國依據《海外反腐敗法》，“揭露”一個又一個跨國企業在華賄賂案件，個個鐵證如山，而中方竟然保持沉默；或由涉案當事方辯解“根本沒有此事”——哪有做賊的自己承認是賊！如此滑稽戲竟然一演再演。一邊是積極佈局，有序進攻，而另一邊則是閉目塞聽，保持沉默。無怪乎業內人士稱跨國公司的商業賄賂為“完美賄賂”。
多年來，跨國公司在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要進一步開放就有進一步開放。民間流傳的解釋是，中國官員得了“愛資病”。然而，中國官員為何偏偏青睞外資而忽略中資呢？
一是實際需要。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民用技術與管理落後，資金緊缺，外資帶來先進的技術、管理，充裕的資金，時髦的理念，使中國“煥然一新”，經濟（集中表現為GDP）蒸蒸日上，市場不斷繁榮。如此，以一定而適度的“超國民待遇”來吸引“先進的生產力”，可以理解。但是，伴隨著中國科技、管理以及居民儲蓄水平的提高，外資在中國佈局越來越廣且越來越深，對中國社會經濟的負面作用越來越大——控制中國越來越多的行業、壟斷核心技術與瓜分主要利潤、擠壓民族資本的發展空間、大肆進行商業賄賂與偷稅漏稅、侵犯中國的知識產權、遏制中國的自主創新、影響中國的決策立法等不一而足，中國利用外資的戰略正越來越被外資所利用。二是情感驅使。鴉片戰爭後一百多年時間裡，西方將中國相當一部分“社會精英”給徹底征服了。一些官員對外資、特別是美資媚骨到無以復加地步。例如，2005年Google進入中國，沒有營業執照，沒有納稅證明，沒有銀行賬戶，就開始在中國收錢，逃了四五年的稅。此外，有關該公司的“色情門”、 “地圖門”、“版權門”、“辱華門”等臭不可聞，對抗中國政府、無視中國法律、蔑視中國大眾等劣跡斑斑。但是，對於這樣一個與美國情報機構有著緊密合作的美國公司，中國相關部門卻以無比大度與無限熱情，想方設法，不惜犧牲法律與政策的威嚴，幫助它成功。然而，傲慢與驕奢的Google，最終業績還是不好，退出中國內地時反而倒打一耙，狠狠咬了中國一口。這恰如胡士泰等人給中國鋼鐵行業造成巨大損失一樣，都是與中國一些官員對外資嬌慣與放縱有著密切的關係。
三是利害關聯，這也是最關鍵的。一位外企業內人士稱，初進中國市場時，一般付出的“娛樂費用”約為該項合同涉及金額的5%～7%左右。可是，這個支出比例很快便失靈了。 “娛樂費用”改成了“市場費用”，其比例迅速攀升到10%左右，從目前趨勢來看還要上升。常人不難想見，引進外資是一個多麼收益豐厚的“宏偉事業”。
我們原以為，引進外資是政府部門發展中國經濟、促進中國生產力進步的高尚行為。然而，一系列的“洋賄賂”，一個接一個的“官員腐敗”，越來越印證一個簡單的邏輯——很多官員引進外資的持續巨大熱情有著強烈的利己（個人、集團或部門）動機，可謂“無利不起早”。與外商打交道，油水多之又多，風險少之又少。中國市場、也是國際市場一個重要的潛規則——“10%法則”，即項目回扣佔總業務額的10%；交易額特別巨大，比如購買美國“兩房”債券，也有3%的回扣；等等，這都是國際市場“公開的秘密”。世界銀行的報告認為，每年發展中國家進口貿易總金額的5%流向了當地的腐敗官員。這只是一部分“固定收益”，此外還有巨大的“額外收益”，就是“洋賄賂”、“完美賄賂”。
於是，以下現象的出現就不足為怪了：有人高唱“在華外資企業就是中資企業”；以不到市場價1/10的價格就把銀行賣給外國人；一大批國有企業為跨國公司“定向破產”；不惜代價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把評級業交給穆迪”；讓美國會計師事務所來“補充審計”；剝離所有壞賬後，讓20%股份獲得100%的經營權；西方經濟危機時第一要求就是政府採購必須購買國貨，2008年中國政府投入四萬億元巨資刺激經濟，但很多部門在採購設備時，卻優先照顧外企而歧視國貨；等等，一系列在國際關係史、世界經濟史上聞所未聞的“開放事件”在中國持續上演。 （江湧） (來源：世界知識)
作者：江湧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16
美國另類“巧實力”：用腐敗信息控制各國官員
原載：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2/16/c_12885214.htm
在經濟實力衰落、“軍事主義”功效不斷打折扣的情形下，美國霸權將愈發依賴“智能帝國主義”這一“軟實力”與“巧實力”。
長期以來，美國為維護其強權而交織使用兩類手段，即“軍事主義”以及布熱津斯基所倡導的“智能帝國主義”（Intelligent imperialism）。所謂“智能帝國主義”，是指利用不那麼直接與明顯的暴力方式, 來維護與實現美國的利益。其方式主要有：賄賂當地領導人，利用當地領導人的腐敗進行訛詐，媒體妖魔化宣傳，策劃分裂和破壞活動，實行貿易封鎖和製裁，國家政變。為節約戰爭成本，布熱津斯基的策略更多使用訛詐和秘密行動這兩種手段。如今，在經濟實力衰落、“軍事主義”功效不斷打折扣的情形下，美國霸權將愈發依賴“智能帝國主義”這一“軟實力”與“巧實力”。近年來，美國不斷強化“智能”建設，在全世界編織了一張縱橫交錯、立體交叉的信息網，掌握著各國官員的腐敗信息（尤其是境外賬戶）。
“智能帝國主義”的運用與強化
蘇聯解體後，美國金融機構積極參與或直接協助一些俄羅斯腐敗官員洗錢。美國在掌握俄政府高官大量腐敗把柄後，逼迫俄政府做出多種戰略性讓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原蘇東地區策動一系列的“顏色革命”，而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相關國家政要的腐敗做文章。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一些國家的“關鍵人物”從私有化中大發橫財，而其海外賬戶無不攥在美國人的手中。美國人藉機行事，一面煽動“街頭政治”，一面向政要們施壓，由此成功完成“顏色革命”。
對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政要，美國普遍採取收買與控制的手法。在美國的收買下，一些拉美國家的政要只能對美國的“經濟自由化”建議言聽計從，放棄政府對國際金融資本流動的監管，任憑外資併購國有企業，控制銀行、石油等重要行業。而這些腐敗政要把貪腐得來的巨額資產轉移到國外，很多都是花旗等美資銀行協助完成的，美國對於這些賬戶一清二楚。最終，這些政要無一不成為美國手中的玩偶。
早在1977年，美國國會就以遏制跨國公司海外行賄為名出台了《海外反腐敗法》（FCPA）。而後，便通過對FCPA有選擇地使用，逐漸使其成為強權的新大棒，即：凡是與美國相關的經濟主體一旦被懷疑有腐敗行為，便可援此法律制裁，而裁量權掌握在美國手裡。美國經常以“向腐敗開戰，要求良政”為藉口，干涉他國內政。 9.11事件之後，美國對總部位於布魯塞爾的“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施以高壓，打破了國際金融界準則，做出了一個“嚴重違反行規的舉動”，即美國通過SWIFT監控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8000家金融機構的交易情況，這一秘密項目由美國財政部主管並由中央情報局操作。這是2006年6月由美國《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幾乎同時曝光的“驚天秘密”。鑑於多數國家的絕大多數銀行都加入了SWIFT系統，因此，全球任何一個個人、組織或公司的銀行交易情況，都有可能被美國情報機構“偷窺”。此外，冷戰時期建立的代號為“梯隊”的全球監視系統，如今被美國國家安全局用來搜尋關於武器擴散、洗錢和公司行賄等方面的情報。
長期以來，瑞士有著當今世界最嚴格的銀行保密製度，存放著世界1/4的個人財富。多年來，包括德法等多國一直努力試圖得到瑞士銀行相關賬戶資料，都沒有成功。 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以打擊避稅為名，通過提起司法調查等強硬手段，強行撬開了當今世界“最安全的保險櫃”。 2009年8月，瑞士銀行巨頭瑞銀集團同意向美國政府提交4000多個賬戶細節。 2010年6月，瑞士議會通過了與銀行保密製度“說再見”的協議。如此，那些多年隱藏在瑞士銀行的賬戶，對美國而言就不再是秘密。而瑞士以外的其他“避稅天堂”，早就被美國逐一拿下，對美國已無密可保。
美國大公司與政府關係密切由來已久，大公司通常都會在華盛頓設立政府關係部，專門從事與聯邦政府以及立法機構的聯絡和溝通。冷戰結束後，美國很快將“維護美國經濟安全”作為政府情報工作的新重點。 1993年，美國成立了“國家經濟委員會”，把情報支持擴大到商業組織。 Google在互聯網搜索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其強大技術服務能力，一直是美國情報機構所倚重的。原先Google與政府的合作比較隱蔽，在中國市場遇挫後，Google乾脆公開與政府聯手，為美國情報機構提供情報以及網絡安全保障。
官員腐敗，西方藉此敲打中國
腐敗於人是惡，於國是禍。近代以來，中國官員腐敗不僅使其喪盡民心，而且成為列強不斷對華進行敲打與訛詐的把柄。
晚清吏治惡性腐敗，政以賄成，官以價論，刑以錢免。末代皇帝溥儀《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就記載，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的奕劻，僅在英商匯豐銀行就存儲120萬兩貪腐得來的錢財。英國等西方列強針對奕劻的貪腐進行引誘與要挾，不斷進行訛詐，這位慶親王“以辦賣國外交和賣官鬻爵而出名”。
南京政府統治時期顯然繼承了晚清貪腐遺風，“無官不貪,有吏皆污”。費正清認為，中國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使它徹底喪失人心，可謂“搶盡了資財，失盡了人心”。在孔祥熙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長任內,公開揭露孔祥熙的貪污美金公債案，累計1150餘萬美元。宋孔兩大家族斂取的錢財，基本都存放在美國。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藉機大發國難財。 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關於中國使用美國貸款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 “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慾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慾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中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對國民黨政要腐敗瞭如指掌，也是美國能操控國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老百姓真正體驗到了“官吏清則海宇平”的古訓。隨著改革開放，跨國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帶進中國的同時，也把很多更新的、更隱蔽的賄賂手段帶到了中國。更為複雜的是，跨國公司商業行賄在前，美國情報人員則緊隨其後，有時甚至不分彼此，對中國官員實施“釣魚”腐敗。在貪腐官員自認為“神不知、鬼不覺”欣欣然接受跨國賄賂、在海外開設秘密賬戶的同時，這些官員的資料都進入了美國情報機構的數據庫，成為未來、有的甚至就是當下敲打、訛詐中國的把柄。
完美的“洋賄賂”，肆虐的“愛資病”
外資搞“洋腐敗”手段之多，下手之狠，對象之準，令人嘆為觀止。 “駐京辦”成為中國地方政府“跑部錢進”的據點，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潤滑劑”，在國內強大輿論壓力下，中央勒令清理“駐京辦”。但是，跨國公司本身（或在華商會）的“跑部錢進”與“潤滑活動”則有增無減，在廣州、杭州等地開設聯誼機構，往往是融會議、休閒、娛樂與購物於一體，免費向相關部門（官員和家屬）提供服務與“紀念品”。這只是用來加強聯絡，此後的出訪出遊、子女海外讀書就業、境外賬戶等“洋賄賂”蜂擁而至，如此將一些部門整建制、成系列（如“郭京毅窩案”）拖下水，讓其制定對跨國公司有利的政策甚至法律。
跨國公司輪番進入中國商業賄賂名單，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想像。據南開大學調查，被調查的一半以上的跨國公司表示，為開拓市場，曾有過商業賄賂行為。國內民間經濟分析機構安邦集團公佈的研究報告顯示：跨國企業在華行賄事件一直呈上升趨勢，中國在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件腐敗事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外企在中國行賄案件近幾年來一直在上升，而且這些“洋腐敗”案件相比“土腐敗”案件來說，查處難度更大。例如，通過多次關聯交易行賄，其複雜程度，即使專業律師或執法機構也會望而卻步。破獲、揭露“洋腐敗”在技術上本身就是一個高難度行為。洋賄賂在華大行其道，中方近乎束手無策。更令人不解的是，美國依據《海外反腐敗法》，“揭露”一個又一個跨國企業在華賄賂案件，個個鐵證如山，而中方竟然保持沉默；或由涉案當事方辯解“根本沒有此事”——哪有做賊的自己承認是賊！如此滑稽戲竟然一演再演。一邊是積極佈局，有序進攻，而另一邊則是閉目塞聽，保持沉默。無怪乎業內人士稱跨國公司的商業賄賂為“完美賄賂”。
多年來，跨國公司在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要進一步開放就有進一步開放。民間流傳的解釋是，中國官員得了“愛資病”。然而，中國官員為何偏偏青睞外資而忽略中資呢？
一是實際需要。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民用技術與管理落後，資金緊缺，外資帶來先進的技術、管理，充裕的資金，時髦的理念，使中國“煥然一新”，經濟（集中表現為GDP）蒸蒸日上，市場不斷繁榮。如此，以一定而適度的“超國民待遇”來吸引“先進的生產力”，可以理解。但是，伴隨著中國科技、管理以及居民儲蓄水平的提高，外資在中國佈局越來越廣且越來越深，對中國社會經濟的負面作用越來越大——控制中國越來越多的行業、壟斷核心技術與瓜分主要利潤、擠壓民族資本的發展空間、大肆進行商業賄賂與偷稅漏稅、侵犯中國的知識產權、遏制中國的自主創新、影響中國的決策立法等不一而足，中國利用外資的戰略正越來越被外資所利用。二是情感驅使。鴉片戰爭後一百多年時間裡，西方將中國相當一部分“社會精英”給徹底征服了。一些官員對外資、特別是美資媚骨到無以復加地步。例如，2005年Google進入中國，沒有營業執照，沒有納稅證明，沒有銀行賬戶，就開始在中國收錢，逃了四五年的稅。此外，有關該公司的“色情門”、 “地圖門”、“版權門”、“辱華門”等臭不可聞，對抗中國政府、無視中國法律、蔑視中國大眾等劣跡斑斑。但是，對於這樣一個與美國情報機構有著緊密合作的美國公司，中國相關部門卻以無比大度與無限熱情，想方設法，不惜犧牲法律與政策的威嚴，幫助它成功。然而，傲慢與驕奢的Google，最終業績還是不好，退出中國內地時反而倒打一耙，狠狠咬了中國一口。這恰如胡士泰等人給中國鋼鐵行業造成巨大損失一樣，都是與中國一些官員對外資嬌慣與放縱有著密切的關係。
三是利害關聯，這也是最關鍵的。一位外企業內人士稱，初進中國市場時，一般付出的“娛樂費用”約為該項合同涉及金額的5%～7%左右。可是，這個支出比例很快便失靈了。 “娛樂費用”改成了“市場費用”，其比例迅速攀升到10%左右，從目前趨勢來看還要上升。常人不難想見，引進外資是一個多麼收益豐厚的“宏偉事業”。
我們原以為，引進外資是政府部門發展中國經濟、促進中國生產力進步的高尚行為。然而，一系列的“洋賄賂”，一個接一個的“官員腐敗”，越來越印證一個簡單的邏輯——很多官員引進外資的持續巨大熱情有著強烈的利己（個人、集團或部門）動機，可謂“無利不起早”。與外商打交道，油水多之又多，風險少之又少。中國市場、也是國際市場一個重要的潛規則——“10%法則”，即項目回扣佔總業務額的10%；交易額特別巨大，比如購買美國“兩房”債券，也有3%的回扣；等等，這都是國際市場“公開的秘密”。世界銀行的報告認為，每年發展中國家進口貿易總金額的5%流向了當地的腐敗官員。這只是一部分“固定收益”，此外還有巨大的“額外收益”，就是“洋賄賂”、“完美賄賂”。
於是，以下現象的出現就不足為怪了：有人高唱“在華外資企業就是中資企業”；以不到市場價1/10的價格就把銀行賣給外國人；一大批國有企業為跨國公司“定向破產”；不惜代價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把評級業交給穆迪”；讓美國會計師事務所來“補充審計”；剝離所有壞賬後，讓20%股份獲得100%的經營權；西方經濟危機時第一要求就是政府採購必須購買國貨，2008年中國政府投入四萬億元巨資刺激經濟，但很多部門在採購設備時，卻優先照顧外企而歧視國貨；等等，一系列在國際關係史、世界經濟史上聞所未聞的“開放事件”在中國持續上演。 （江湧） (來源：世界知識)
美國金融權力精英
美國金融危機與美國金融權力精英
作者：福斯特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13
作者：王軾穎 馬睿翔
編寫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2期
摘要： 美刊《每月評論》2010年第5期刊登了約翰·B福斯特和漢娜·霍爾曼題為《美國金融權力精英》的文章，分析了美國金融資本從19世紀末至今雖遭過抑制但卻日益擴張的發展過程。該文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資產階級和國家權力日益被金融資本所控制，並以大量的數據和事實證明這一點。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http://www.cctb.net/llyj/llgc/zbzyyj/201101/t20110112_25618.htm
新聞記者馬太·太比（Matt Taibbi）以這樣的文字開始他在2009年7月號《滾石雜誌》上的文章：“關於高盛投資公司，你必須了解的首要問題是它無所不在。這家世界最有實力的投資銀行就是一隻披著人皮的吸血鬼，只要嗅到錢的味道，就會立即無情地不斷吮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以《平靜的政變》為題目在2009年5月《大西洋》雜誌上發表文章，譴責聯邦政府內部的戰略位置被“美國金融寡頭集團”佔據，這使金融部門在公共政策上有否決權”。
2009年由華盛頓當局設立的“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美國當前金融和經濟危機產生的國內及國際原因”。該委員會主席，費爾·安格里德斯將其任務與20世紀30年代揭露華爾街過度投機與瀆職的皮科拉聽證會相提並論。 2010年1月召開了第一次聽證會，美國最大的幾家銀行——美洲銀行、摩根大通銀行、高盛投資銀行和摩根斯坦利投資公司的高管參加了聽證會。
同時，聯邦政府繼續其挽救銀行計劃。這是一個銀行破產倒閉的時代，也是一個金融快速集中的時代，因為在金融體制全盛時期發展起來的那些已經“太大不能倒的公司”現在變得更為龐大了。
所有這些提出了新興金融權力精英的問題。美國社會中金融利益集團的力量上升了嗎？華爾街不斷增加的勢力影響了美國國家了嗎？這些與當前的危機有何關係? 我們將討論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美國資本主義的金融化導致資產階級地圖的長期戲劇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的財富來自金融而不是生產，這種金融統治的增長可以在今天政府機構最核心勢力圈中看出來。
貨幣托拉斯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對存在“貨幣托拉斯”統治美國經濟的憤怒達到了相當程度，這一時期是投資銀行家催生產業巨頭，開創壟斷資本的新時代。作為回報，投資銀行獲得了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希法亭在其巨著《金融資本》（1910）中所稱的“發起人利潤”。希法亭與美國的激進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凡勃倫是壟斷資本和金融控制上升新時期的兩個最偉大的理論家。凡勃倫聲稱“投資銀行家是負責經營的參謀部。銀行在他們管理財務事務的公司中獲得控制”。
1907年金融恐慌期間，由於缺乏中央銀行來穩定金融業，摩根本人進行干預，於是1913年建立了以危機時提供銀行流動性為目的的聯邦儲備體系，但也存在1911年國會議員查爾斯·A.林德伯格（Charles A.Lindbergh）首先提出的代價問題，即“貨幣托拉斯”支配美國金融與產業的成本。時任新澤西州州長的伍德羅·威爾遜宣稱“國內的大壟斷是貨幣壟斷”。
1912年，由路易斯安那州阿森尼·普爵領導的美眾議院貨幣銀行委員會進行了旨在揭露貨幣托拉斯問題真相的調查。該委員會發現美國國內全部銀行資源的22%集中在紐約市的銀行和信託公司裡，它公佈的信息顯示金融所有權和控制權特別集中在摩根大通的金融-產業帝國手裡，它們通過互兼董事實施控制。它指出“內部集團”由摩根大通的摩根、第一國民銀行的喬治·F.貝克、花旗銀行的詹姆斯·斯蒂爾曼組成，也聯合了他們所控制的各種其他銀行和公司。內部集團在一百多個公司里共同持有三百多個管理者職位。該委員會控告說這不是投資，而是以此控制美國的金融和產業。在金融領袖們之間已經建立了利益集團，它們通過交叉持股、互兼董事、合夥和聯名賬戶交易和其他形式實施對銀行、信託公司、鐵路和公共服務與產業公司的支配控制，導致大量貨幣和信用被迅速集中控制在極少數人手中。
1929年的股市崩潰和大蕭條再次引起對貨幣托拉斯問題的調查。 1932年參議院貨幣銀行委員會開始對證券市場和整個金融體制進行為期兩年的調查，即皮科拉聽證會。調查結果認定“國家處於金融家的掌控之下”，這些聽證會直接導致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設立，以及在一年時間內，國會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要求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離。
銀行業沉悶單調的階段
大蕭條之後到20世紀70年代的這一時期被保羅·克魯格曼稱為“銀行業沉悶單調的階段”：30年代經濟崩潰後的銀行業受到嚴格管制，比起大蕭條前是黯然失色，對經營者來說利潤也少了許多。銀行業變得單調沉悶，部分因為銀行相當保守，大蕭條和“二戰”期間，家庭債務佔GDP比重劇烈下降，遠低於30年代前的水平。 20世紀60年代美國資本主義金融業的勢力相對下降，在20世紀開始幾十年的全盛時期相當重要的投資銀行業，其勢力和影響也減弱了。
在“二戰”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巨大的產業實體產生了大量的經濟盈餘，能夠為自己的擴張融資，大部分基於其內部財力。加爾布雷斯在《美國的資本主義》（1952）中說：“銀行家，作為經濟權力的象徵，步入後台，其地位已經被產業巨頭代替。”
金融化的時代
在20世紀70年代後，特別是80年代後的幾十年裡，隨著經濟體制的重心從生產轉移到金融，美國經濟和全球資本主義快速金融化。從1970年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倒閉開始，儘管存在周期性的金融危機，在每一次危機時，政府以最後貸款人身份進行經濟干預，以支持金融體制。幾十年的結果是金融系統巨大增長，債務強制擠出不再大量發生，帶來了更大的金融危機和更大的政府管制。其結果是金融公司利潤所佔份額史無前例地上升，從1960年佔全部國內公司利潤的17%上升到2002年的最高峰值44%。雖然該數據到2007年下降至27%，但由於聯邦政府救助（以及衰退中產業利潤陷入困境的事實），金融利潤所佔比例維持穩定，並在2009年前三個季度出現反彈增加至31% ，超過了危機前的水平（見圖1）。
大量長期的金融利潤增長，是史無前例的。這代表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逆轉，1997年保羅·斯威齊稱之為“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資本主義發展的先前階段中，金融泡沫發生在商業周期的頂峰，反映了馬克思所謂的經濟衰退前投機高潮中“貨幣資本的過剩”。但今天金融泡沫最好被視為長期大量金融化的表現，因為滯脹而非繁榮。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作為對生產中停滯趨勢再現的反應，金融體系歷史性地轉型為賭博經濟，此後轉型速度加快。 1987年股票市場崩潰之後，那些70年代早期（甚至更早）就追踪金融爆炸的人，像明斯基和斯威齊認為，金融體制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明斯基稱其為“貨幣經理資本主義”，斯威齊則稱之為“金融資本的勝利”。最近，這一新的階段被叫作“壟斷金融資本”階段。
隨著金融化的進行，越來越多的金融創新形式（各種期貨、期權、衍生品、掉期交易）增多，同時銀行資產負債表外業務、整個影子銀行系統增長了。 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廢除，雖然不是什麼大的歷史事件，但像徵著當時已經全面放鬆管制，金融體制變得更加複雜、不透明和難以管理。一個金融企業集團的全新時代誕生了，同時2007年金融大危機也開始了。
20世紀早期公眾在對貨幣托拉斯的關注中，從未強調過金融所有權的集中問題，因為與其他產業比，銀行業集中度低，但卻強調互兼董事制和涉及“互惠”的各種借貸實踐。通過這些，人們認為，位於一些強勢銀行中心的貨幣托拉斯能實施有效控制。據斯威齊為新政的機構——國民資源委員會進行的“美國經濟中的利益集團”研究表明，1936年12月31日美國50家最大銀行吸收的存款額佔1936年所有商業銀行存款額的47.9％，1990年的情況相同（至少從表面看），50家最大銀行控股公司持有全部國內存款的48％。
但是，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被廣泛認為是美國銀行業的危機階段，部分由於這樣的事實，即美國的商業銀行不再足夠大以致競爭乏力，這表現在相對其他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銀行的重要性大幅下降。 1970年，美國商業銀行的規模（以存款衡量）超過歐洲和日本的主要銀行，當時世界最大的三家銀行美洲銀行、花旗銀行和大通曼哈頓銀行全部在美國，在全球前20家銀行中美國擁有8家。到1986年，世界最大的銀行在日本，只有三家美國銀行排在全球前20名中。就總市值看，美國銀行更糟糕，1986年花旗銀行排名下降至全球第29，而美洲銀行則排在前50名之後。
美國銀行排名開始被那些發展越來越大、越來越快的國外銀行超越，這也反映了金融化時代銀行業長期、加速變化的影響。美國銀行從銀行業向其他金融中介形式轉變，使銀行佔總市場份額越來越小。 1950年，商業銀行資產代表了11種主要金融中介（商業銀行、人壽保險公司、私人養老基金、儲貸協會、聯邦和地方養老基金、金融公司、共同基金、意外保險公司、貨幣市場基金、儲蓄銀行和信用聯盟）總資產一半以上，到1990年這一比例逐漸減少到32％。儘管這些數字誇大了金融中介中銀行業的變化，也不代表銀行資產負債表外業務活動，但是金融化時代美國商業銀行不斷被替代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
所有這些意味著銀行業弱點不斷增多，如馬格多夫和斯威齊在70年代所述，依賴於較低的資本化程度，銀行經營“如履薄冰”。這也引起1990年至2007年銀行倒閉和併購的增加，此時期金融集中化伴隨著銀行追求規模經濟和“太大不能倒”（在危機時獲得聯邦政府的救助保證）的地位。總之自1980年至2005年，美國有11500家銀行被兼併，平均每年440個兼併案；另外，兼併規模迅速增加，2004年1月摩根大通銀行同意收購第一銀行，形成一家1.1萬億美元的銀行控股公司。 2003年10月，美洲銀行同意收購富利波士頓銀行，形成一家資產達1.4萬億美元的銀行控股公司（當時僅次於資產達1.6萬億美元的花旗銀行而位居第二）。
2007年開始的金融大危機的結果是金融集中只有加速進行。銀行倒閉數量創紀錄，聯邦救助的主要受益者，那些最大的銀行在規模增長中尋求安全，以期維持其“太大不能倒閉”的地位，1991年全美15家最大商業銀行（花旗銀行、美洲銀行、大通銀行、大通摩根銀行、安全太平洋銀行、化工銀行集團、北卡羅來納銀行、漢華實業銀行、信孚銀行，富國銀行、優先保險公司、芝加哥第一銀行、複利/北泰銀行、PNC金融服務集團和第一聯盟——總資產達1.153萬億美元）中，只有五家（花旗銀行、美洲銀行、大通摩根銀行、富國銀行和PNC金融服務集團——總資產達8913億美元）到2008年底以獨立實體而存在。華爾街的投資銀行遭受了巨大轉型，1988年提供公司債、按揭證券、股票和市政債務的主要公司是高盛投資銀行、美林證券公司、所羅門兄弟公司、第一波士頓、摩根史坦利投資公司、希爾森·里曼兄弟公司、德崇證券、培基國際公司和貝爾斯登投資銀行。到2008年底這九家中只有高盛投資銀行和摩根史坦利投資公司兩家仍然保持獨立，並逐漸轉變為銀行控股公司，並處於政府的救助之下。
實際上，比起僅看大銀行，金融集中的程度明顯高了許多。因為近幾年出現的金融集團集中在銀行業和保險業，從事著大範圍的金融交易，包括資產負債表表外承諾業務，支配美國經濟。到2008年，10家最大的美國金融集團，持有美國超過60％的金融資產，而1990年只有10％的比例，具備了金融寡頭壟斷的條件。摩根大通公司現在持有美國國內每10美元銀行存款中的1美元，美洲銀行和富國銀行也一樣。這三家銀行，加上花旗銀行，現在每兩宗抵押貸款中佔有一宗，每三個信用卡中佔有兩個，正如穆迪經濟網站（Moodys Economy.com）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Mark Zandi）所說：“寡頭壟斷加強了。”
資產階級的金融化
金融化對資產階級構成和美國社會權力關係的影響是什麼呢？可以獲得的用以確定資產階級內財富分配變化的最好的經驗數據，是20世紀80年代起由福布斯雜誌每年編纂的所謂“福布斯400”，即全美最富有的400人。雖然2007年福布斯400佔全部家庭財富的2.4%和全美1%富人財富的7%，他們持有的財富（1.54萬億美元）決非沒有意義，幾乎等於美國社會底層一半人口,大約1.5億人口的財富總量（1.6萬億美元）。而且，福布斯400，作為資產階級的超級精英，可以被看作是“先鋒”，代表處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整個方向。
福布斯400數據包括財富首要來源的信息，就產業部門是指每一個人的財富首要來源信息。在這一數據基礎上，可以確定最富有美國人投資組合裡財富分佈的升降比例。 1990年詹姆斯·彼得拉斯首先嘗試使用這一數據考查1983—1988年間，最富有的美國人財富組成的變化，他們得出結論：
來自福布斯400的數據表明，投機資本家逐漸取代產業資本家和石油資本家，成為美國統治階級的支配者，而且，美國資產階級的投機基礎帶來極大的不穩定的風險，近幾年的最大贏家是在金融和房地產部門，即將發生的衰退可能加劇他們的弱點，把他們以及與他們相關的主要產業部門搞垮。
現在在福布斯400系列數據中有25年的數據可以使用，讓我們看到在一個較長基礎上、經歷美國經濟金融化的關鍵階段後財富組成的變化。在分析福布斯系列數據時，我們使用由彼得·W.伯恩斯坦（Peter W.Bernstein）和安娜琳·斯萬（Annalyn Swan）改造後的歷史數據，他們與福布斯400研究團隊磋商，並使用福布斯數據檔案，接著於2007年公開發表《世界上所有的金錢：福布斯400是如何獲得和花費他們的財富的》一文。我們補充了相同作者隨後的研究，使用福布斯數據，發表在2007年10月8日《福布斯》上。
1982— 2007年25年間福布斯400的財富結構變化（所選年份百分比）見圖2。 （1982年數據，與之後幾年數據不同，不包括零售，由於80年代早期在福布斯400裡零售代表份額較小，先前零售未列入財富領域，結果零售列入“其他”中。） 1982年，石油和天然氣佔22.8％，是福布斯400財富主要來源，生產製造佔15.3％，列第二，與它們相比，金融只佔9％，金融和地產（被包括在FIRE部門中，即金融、保險和房地產）共佔比24％。然而僅十年後，1992年，金融超過其他領域，佔比17％，代表福布斯400財富主要來源，而金融和地產佔比達25％，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比例縮小至8.8％，生產製造佔14.8％，設法維持其總份額，然而被金融超過，也被興旺的媒體、娛樂和通訊部分超過,後者佔比達15.5％。
到2007年，在金融大危機之始，福布斯400主要財富來源於金融，其比例升至27.3％，而金融和地產合起來達到34％，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最富有400人，其財富主要源自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此時最接近的競爭對手——技術佔福布斯400財富的10.8％，生產製造減少至9.5％，略微超過媒體/娛樂/通訊（9.3％）。這二十五年的變化是巨大的，1982年生產製造超過金融6個百分點成為財富主要來源，2007年，情況相反，金融超過生產製造18個百分點，而金融和房地產超過生產製造25個百分點。
我們所謂的“資產階級金融化”階段，不僅反映了金融利潤佔總公司利潤百分比的增長和最富有美國人主要財富來源向金融和地產的變化，也體現了相比其他經濟部門，金融業管理層薪資水平的上升。正如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所說：“從1948年到1982年，金融業平均薪資和國內私人產業部門薪資平均值比率在99％到108％之間，到1983年，急速上升，2007年達到181％。”1988年，美國國內管理層薪資前十位不包括金融業的任何CEO，到2000年，金融業管理層薪資躍升至前兩位，2007 年，前五位中囊括了四位。
隨著上層資產階級財富不斷來源於金融業，利潤和管理層薪資也轉到金融業，金融之王沃倫·巴菲特，而非技術之王比爾·蓋茨成為壟斷金融資本新階段的最好典範。
國家的金融化
資產階級對美國政府的統治是通過資產階級本身和其奉迎者、在企業和政府圈內佔有戰略地位的代表或各種權力精英實現的。 “權力精英”的概念是20世紀50年代由社會學家懷特·米爾斯引入的，隨後被其他人發展，尤其是《誰統治美國？ 》的作者多姆霍夫，他認為，權力精英是“統治階級的領導團或操縱臂，它由積極的統治階級的成員和在統治階級控制的機構中任職的高層僱員組成”。現實中，一般權力精英的概念會引發對具體精英的思考，後者反映資產階級各個組成部分（例如，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和不同的權力行使范圍（經濟、政治、軍事、通訊等）。
正如BBC《新聞之夜》的經濟學編輯保羅·邁森（Paul Mason）2009年在他的的著作《暴跌》（Meltdown）中寫到：
幸運的是，即使難以理論化，自由市場全球資本主義的權力精英是非常容易描述的。雖然它看上去像一個統治集團，事實上卻是一個網絡。在該網絡的中心是經營銀行、保險公司、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的人，包括那些參加董事會的和在最高層任命董事會的人。 2008年9月12日在紐約聯邦儲備中接觸暴跌的人應得到現代權力維恩圖中一個他們自己見識的圈子，該網絡中緊密重疊的部分是軍事外交的集團，另一個緊密的圈子由能源和民生工程組成，他們從國內市場化和美國對外政策中獲益。
邁森綜合描述的“自由市場全球資本主義”的權力精英的第一要素與金融權力精英相關，今天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這些金融精英在美國各州內支配戰略部門的程度，它反映了資產階級的金融化，以及影響政府使其行動與公眾需求一致的能力。金融利益的影響在財政部最顯著，20世紀早期美國第三富人、銀行家安德魯·梅隆是1921年至1932年美國財政部長，更近一些，比爾·克林頓挑選高盛集團聯合董事長羅伯特·魯賓為其第一任財政部長，喬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則選擇高盛集團董事長亨利·保爾森為其第三任財政部長。
考察金融精英對政府外圍勢力圈的滲透（特別在關係到他們自身特殊利益時），奧巴馬當局也應受到特別詳細的審查，因為總統選舉恰逢金融大危機，接著發生了眾所周知的大衰退，在布什任內金融業的救助就已經進行，並延展到新政府當局，選擇行政人員從事金融危機管理是奧巴馬當選後面臨的最大且最為緊迫的問題。正是這些行政人員負責問題資產救助計劃。自1932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當選後，還沒有這樣相似的情況出現。
從奧巴馬當局在這方面作出的選擇，可以看出在行政管理中填補與金融相關的職位的人與金融業的關係，結果表明挑選出來發展和執行聯邦政策的人物，涉及金融時，都主要是從金融集團中抽調出來的，也有證據表明，存在一個嚴密的與高盛集團和前財政部長有大量關係的網絡。
作為克林頓的財政部長，魯賓最值得關注的政績是為1999年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也叫作格雷姆·里奇-比利雷[Gramm-Leach- Bliley]法案）作了充分準備，該法案否定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 1999年5月魯賓辭職，副部長薩默斯接替他的職位，成為現在奧巴馬的主要經濟顧問。但1999年10月，魯賓繼續就新法案的最終協議在眾議院、參議院和克林頓總統間幫助周旋。在法案製定幾天后，他宣布接受花旗集團（三人董事長辦公室）最高顧問職位，成為否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後最主要的受益人之一。在新職位上，魯賓每年基本薪資是100萬美元，2000年和2001年獲得延期支付的獎金每年1400萬美元，加上1999年和2000年150萬美元花旗集團的股票期權，接下來的10年中，他繼續獲得1.26億美元的現金和股票收益。
在90年代後期經濟泡沫中薩默斯強烈支持魯賓放鬆金融管制的運動，他本人也因此獲得豐厚補償。作為DEShaw對沖基金的業餘主管，2008年獲得520萬美元，同年他給摩根大通公司、花旗集團、美林證券公司、高盛集團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講座獲得收入280萬美元。
和行政當局的許多其他人一樣，財政部長蓋特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是魯賓和薩默斯的門徒。 2008年擔任哈特佛保險集團高級官員的沃林，現任奧巴馬總統的副財政部長，在克林頓任內曾負責審查否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助理弗洛曼曾是財政部魯賓的辦公室主任，跟隨魯賓到花旗集團，成為常務董事，隨後進入奧巴馬行政管理當局，在《哈佛法律評論》與奧巴馬共事，並介紹奧巴馬認識了魯賓。
負責金融政策和管制的奧巴馬當局管理人員包括花旗集團、大通銀行（現摩根大通集團一部分）、高盛集團、美林證券（現美洲銀行的一部分）、雷曼兄弟公司、巴克萊銀行、哈特佛金融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務公司的前高官們。因此，召開行政會議時，大金融利益集團的代表發現自己經常是坐在桌子對面，緊盯著以前的同事/主管（有時是競爭對手）。
這種現象更應當被看作是先前行政管理流行模式的繼續，並被不斷的金融化而加劇。金融是資產階級的指揮部，政府在金融上的作用的重要性的不斷增長，反映了壟斷金融資本時代經濟體制的一般金融化，今天金融作為外部力量統治產業不再成為現實。相反，被成熟和停滯狀態困擾的產業部門，依賴於槓桿債務和投機體制來刺激經濟。產業和金融的聯合是全面的，這自然地反映在資產階級政府本身上。
“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對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影響不小於對財政部和相關政府機構（以及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等相應部門）的影響，美聯儲承擔最後貸款人的事實，最終將其置於金融損失社會化（而收益私有化）的處境，今天人們廣泛認識到，面對資產泡沫，資產階級政府別無選擇，只是盡可能維持泡沫，並保持資產價格的上升。在停滯的經濟中，金融化是遊戲的名稱，金融暴跌被視為最糟糕的不測事件。金融當局很少考慮，也永遠不會認真考慮刺破泡沫。在這方面，美聯儲的任務因此被局限在：任何時候，一旦整個經濟體制存在不穩定，就加速對投機資本的救助。
因為“太大不能倒”問題的存在，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增加了所謂的“道德風險”。
有影響的“赤裸裸的資本主義”金融網頁的創立者史密斯（Yves Smith）認為，如下因素增加了又一層的複雜性和不可控性：影子銀行系統，或者不管制的（和不可管制的）金融創新的黑洞，包括銀行投資工具（諸如結構性投資工具）、回購債券協議、信用違約掉期等。該體制是如此不透明和充滿風險，以致於實施任何限制都會威脅、動搖整個金融體系。最大的努力也只是支撐大銀行，並希望它們成為穩定金融體系的關鍵因素。但是這幾乎不可能，因為影子銀行系統的規模很大，主要銀行又與之相互聯繫：2007年主要美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外承諾業務達到數万億美元。
如果所有這些還不夠的話，存在這樣的現實——金融全球化：金融交易不再受一個或一些國家集團控制，但卻以一個創紀錄的速度快速環繞地球運行，早在1982年，馬格多夫和斯威齊聲稱，國際銀行業和國際貨幣市場的發展意味著在超出中央銀行有效干預的能力範圍，金融危機可能會發展為全球範圍的“連鎖反應式大災難”。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中金融危機以閃電的速度蔓延，是金融體系全球化程度和危機程度的標誌。
同時美國金融界的院外遊說沒有停止，保證了賭場經濟繼續以當前形式運行，不受干預或者只做最輕微的妥協。管理層薪資水平解釋了這點。 2000年至2008 年華爾街支付了1850億美元作為獎金。在當上財政部長前，保爾森作為高盛集團的CEO，2005年的薪水是60萬美元，再加上其他形式的補償3820萬美元。 2008年高盛集團CEO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每週總薪水是140萬美元（年薪7030萬美元）。但對管理層薪資的有效限制（工資、獎金、股票期權等）即使在受到納稅人資助的救助時也是不可能的。
紐約的舒默爾（Chuck Schumer），參議院民主黨第三領導人和兩個金融委員會的關鍵成員，在新的金融改革中被委以重任，站在民主黨立場，在談判的國會中討論立法，在管理層薪資上形成兩黨妥協。舒默爾是金融業的有力擁護者，2009年接受了來自產業部門的165萬美元捐贈，22位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成員中，有19位2009 年接受了華爾街的捐贈，2010年謀求連任的那些人則每人得到至少18萬美元。美洲銀行的頂級說客卜德斯塔（Tony Podesta）和高盛集團的頂級說客艾爾門多夫（Steve Elmendorf），2009年6月進入白宮說服總統。華爾街為奧巴馬的總統競選活動支付了1490萬美元，創歷史最高水平，僅高盛集團一家就支付了100萬美元。
總之，皮科拉貨幣信用聽證會需要的條件，今天是極不可能發生的。儘管公眾大為不滿，也不可能設立任何與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同等效力的新立法。一些以紐約為基礎的銀行通過互兼董事控制產業資本的問題已不再存在。但是金融化作為對生產停滯的回應，越來越大地驅動整個經濟體系。人們經常引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擔憂：企業有朝一日可能成為“投機漩渦上的泡沫”，這現在已成為現實。
這種情況下，人類的唯一選擇是，廢棄現行失敗的體制，實現一個新的、更加理性和平等的體制，它不以無窮地追逐貨幣財富，而是以滿足人類的真實需要為目的。
[王軾穎：西安郵電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馬睿翔：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作者：福斯特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13
作者：王軾穎 馬睿翔
編寫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2期
摘要： 美刊《每月評論》2010年第5期刊登了約翰·B福斯特和漢娜·霍爾曼題為《美國金融權力精英》的文章，分析了美國金融資本從19世紀末至今雖遭過抑制但卻日益擴張的發展過程。該文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資產階級和國家權力日益被金融資本所控制，並以大量的數據和事實證明這一點。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http://www.cctb.net/llyj/llgc/zbzyyj/201101/t20110112_25618.htm
新聞記者馬太·太比（Matt Taibbi）以這樣的文字開始他在2009年7月號《滾石雜誌》上的文章：“關於高盛投資公司，你必須了解的首要問題是它無所不在。這家世界最有實力的投資銀行就是一隻披著人皮的吸血鬼，只要嗅到錢的味道，就會立即無情地不斷吮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以《平靜的政變》為題目在2009年5月《大西洋》雜誌上發表文章，譴責聯邦政府內部的戰略位置被“美國金融寡頭集團”佔據，這使金融部門在公共政策上有否決權”。
2009年由華盛頓當局設立的“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美國當前金融和經濟危機產生的國內及國際原因”。該委員會主席，費爾·安格里德斯將其任務與20世紀30年代揭露華爾街過度投機與瀆職的皮科拉聽證會相提並論。 2010年1月召開了第一次聽證會，美國最大的幾家銀行——美洲銀行、摩根大通銀行、高盛投資銀行和摩根斯坦利投資公司的高管參加了聽證會。
同時，聯邦政府繼續其挽救銀行計劃。這是一個銀行破產倒閉的時代，也是一個金融快速集中的時代，因為在金融體制全盛時期發展起來的那些已經“太大不能倒的公司”現在變得更為龐大了。
所有這些提出了新興金融權力精英的問題。美國社會中金融利益集團的力量上升了嗎？華爾街不斷增加的勢力影響了美國國家了嗎？這些與當前的危機有何關係? 我們將討論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美國資本主義的金融化導致資產階級地圖的長期戲劇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的財富來自金融而不是生產，這種金融統治的增長可以在今天政府機構最核心勢力圈中看出來。
貨幣托拉斯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對存在“貨幣托拉斯”統治美國經濟的憤怒達到了相當程度，這一時期是投資銀行家催生產業巨頭，開創壟斷資本的新時代。作為回報，投資銀行獲得了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希法亭在其巨著《金融資本》（1910）中所稱的“發起人利潤”。希法亭與美國的激進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凡勃倫是壟斷資本和金融控制上升新時期的兩個最偉大的理論家。凡勃倫聲稱“投資銀行家是負責經營的參謀部。銀行在他們管理財務事務的公司中獲得控制”。
1907年金融恐慌期間，由於缺乏中央銀行來穩定金融業，摩根本人進行干預，於是1913年建立了以危機時提供銀行流動性為目的的聯邦儲備體系，但也存在1911年國會議員查爾斯·A.林德伯格（Charles A.Lindbergh）首先提出的代價問題，即“貨幣托拉斯”支配美國金融與產業的成本。時任新澤西州州長的伍德羅·威爾遜宣稱“國內的大壟斷是貨幣壟斷”。
1912年，由路易斯安那州阿森尼·普爵領導的美眾議院貨幣銀行委員會進行了旨在揭露貨幣托拉斯問題真相的調查。該委員會發現美國國內全部銀行資源的22%集中在紐約市的銀行和信託公司裡，它公佈的信息顯示金融所有權和控制權特別集中在摩根大通的金融-產業帝國手裡，它們通過互兼董事實施控制。它指出“內部集團”由摩根大通的摩根、第一國民銀行的喬治·F.貝克、花旗銀行的詹姆斯·斯蒂爾曼組成，也聯合了他們所控制的各種其他銀行和公司。內部集團在一百多個公司里共同持有三百多個管理者職位。該委員會控告說這不是投資，而是以此控制美國的金融和產業。在金融領袖們之間已經建立了利益集團，它們通過交叉持股、互兼董事、合夥和聯名賬戶交易和其他形式實施對銀行、信託公司、鐵路和公共服務與產業公司的支配控制，導致大量貨幣和信用被迅速集中控制在極少數人手中。
1929年的股市崩潰和大蕭條再次引起對貨幣托拉斯問題的調查。 1932年參議院貨幣銀行委員會開始對證券市場和整個金融體制進行為期兩年的調查，即皮科拉聽證會。調查結果認定“國家處於金融家的掌控之下”，這些聽證會直接導致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設立，以及在一年時間內，國會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要求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離。
銀行業沉悶單調的階段
大蕭條之後到20世紀70年代的這一時期被保羅·克魯格曼稱為“銀行業沉悶單調的階段”：30年代經濟崩潰後的銀行業受到嚴格管制，比起大蕭條前是黯然失色，對經營者來說利潤也少了許多。銀行業變得單調沉悶，部分因為銀行相當保守，大蕭條和“二戰”期間，家庭債務佔GDP比重劇烈下降，遠低於30年代前的水平。 20世紀60年代美國資本主義金融業的勢力相對下降，在20世紀開始幾十年的全盛時期相當重要的投資銀行業，其勢力和影響也減弱了。
在“二戰”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巨大的產業實體產生了大量的經濟盈餘，能夠為自己的擴張融資，大部分基於其內部財力。加爾布雷斯在《美國的資本主義》（1952）中說：“銀行家，作為經濟權力的象徵，步入後台，其地位已經被產業巨頭代替。”
金融化的時代
在20世紀70年代後，特別是80年代後的幾十年裡，隨著經濟體制的重心從生產轉移到金融，美國經濟和全球資本主義快速金融化。從1970年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倒閉開始，儘管存在周期性的金融危機，在每一次危機時，政府以最後貸款人身份進行經濟干預，以支持金融體制。幾十年的結果是金融系統巨大增長，債務強制擠出不再大量發生，帶來了更大的金融危機和更大的政府管制。其結果是金融公司利潤所佔份額史無前例地上升，從1960年佔全部國內公司利潤的17%上升到2002年的最高峰值44%。雖然該數據到2007年下降至27%，但由於聯邦政府救助（以及衰退中產業利潤陷入困境的事實），金融利潤所佔比例維持穩定，並在2009年前三個季度出現反彈增加至31% ，超過了危機前的水平（見圖1）。
大量長期的金融利潤增長，是史無前例的。這代表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逆轉，1997年保羅·斯威齊稱之為“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資本主義發展的先前階段中，金融泡沫發生在商業周期的頂峰，反映了馬克思所謂的經濟衰退前投機高潮中“貨幣資本的過剩”。但今天金融泡沫最好被視為長期大量金融化的表現，因為滯脹而非繁榮。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作為對生產中停滯趨勢再現的反應，金融體系歷史性地轉型為賭博經濟，此後轉型速度加快。 1987年股票市場崩潰之後，那些70年代早期（甚至更早）就追踪金融爆炸的人，像明斯基和斯威齊認為，金融體制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明斯基稱其為“貨幣經理資本主義”，斯威齊則稱之為“金融資本的勝利”。最近，這一新的階段被叫作“壟斷金融資本”階段。
隨著金融化的進行，越來越多的金融創新形式（各種期貨、期權、衍生品、掉期交易）增多，同時銀行資產負債表外業務、整個影子銀行系統增長了。 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廢除，雖然不是什麼大的歷史事件，但像徵著當時已經全面放鬆管制，金融體制變得更加複雜、不透明和難以管理。一個金融企業集團的全新時代誕生了，同時2007年金融大危機也開始了。
20世紀早期公眾在對貨幣托拉斯的關注中，從未強調過金融所有權的集中問題，因為與其他產業比，銀行業集中度低，但卻強調互兼董事制和涉及“互惠”的各種借貸實踐。通過這些，人們認為，位於一些強勢銀行中心的貨幣托拉斯能實施有效控制。據斯威齊為新政的機構——國民資源委員會進行的“美國經濟中的利益集團”研究表明，1936年12月31日美國50家最大銀行吸收的存款額佔1936年所有商業銀行存款額的47.9％，1990年的情況相同（至少從表面看），50家最大銀行控股公司持有全部國內存款的48％。
但是，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被廣泛認為是美國銀行業的危機階段，部分由於這樣的事實，即美國的商業銀行不再足夠大以致競爭乏力，這表現在相對其他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銀行的重要性大幅下降。 1970年，美國商業銀行的規模（以存款衡量）超過歐洲和日本的主要銀行，當時世界最大的三家銀行美洲銀行、花旗銀行和大通曼哈頓銀行全部在美國，在全球前20家銀行中美國擁有8家。到1986年，世界最大的銀行在日本，只有三家美國銀行排在全球前20名中。就總市值看，美國銀行更糟糕，1986年花旗銀行排名下降至全球第29，而美洲銀行則排在前50名之後。
美國銀行排名開始被那些發展越來越大、越來越快的國外銀行超越，這也反映了金融化時代銀行業長期、加速變化的影響。美國銀行從銀行業向其他金融中介形式轉變，使銀行佔總市場份額越來越小。 1950年，商業銀行資產代表了11種主要金融中介（商業銀行、人壽保險公司、私人養老基金、儲貸協會、聯邦和地方養老基金、金融公司、共同基金、意外保險公司、貨幣市場基金、儲蓄銀行和信用聯盟）總資產一半以上，到1990年這一比例逐漸減少到32％。儘管這些數字誇大了金融中介中銀行業的變化，也不代表銀行資產負債表外業務活動，但是金融化時代美國商業銀行不斷被替代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
所有這些意味著銀行業弱點不斷增多，如馬格多夫和斯威齊在70年代所述，依賴於較低的資本化程度，銀行經營“如履薄冰”。這也引起1990年至2007年銀行倒閉和併購的增加，此時期金融集中化伴隨著銀行追求規模經濟和“太大不能倒”（在危機時獲得聯邦政府的救助保證）的地位。總之自1980年至2005年，美國有11500家銀行被兼併，平均每年440個兼併案；另外，兼併規模迅速增加，2004年1月摩根大通銀行同意收購第一銀行，形成一家1.1萬億美元的銀行控股公司。 2003年10月，美洲銀行同意收購富利波士頓銀行，形成一家資產達1.4萬億美元的銀行控股公司（當時僅次於資產達1.6萬億美元的花旗銀行而位居第二）。
2007年開始的金融大危機的結果是金融集中只有加速進行。銀行倒閉數量創紀錄，聯邦救助的主要受益者，那些最大的銀行在規模增長中尋求安全，以期維持其“太大不能倒閉”的地位，1991年全美15家最大商業銀行（花旗銀行、美洲銀行、大通銀行、大通摩根銀行、安全太平洋銀行、化工銀行集團、北卡羅來納銀行、漢華實業銀行、信孚銀行，富國銀行、優先保險公司、芝加哥第一銀行、複利/北泰銀行、PNC金融服務集團和第一聯盟——總資產達1.153萬億美元）中，只有五家（花旗銀行、美洲銀行、大通摩根銀行、富國銀行和PNC金融服務集團——總資產達8913億美元）到2008年底以獨立實體而存在。華爾街的投資銀行遭受了巨大轉型，1988年提供公司債、按揭證券、股票和市政債務的主要公司是高盛投資銀行、美林證券公司、所羅門兄弟公司、第一波士頓、摩根史坦利投資公司、希爾森·里曼兄弟公司、德崇證券、培基國際公司和貝爾斯登投資銀行。到2008年底這九家中只有高盛投資銀行和摩根史坦利投資公司兩家仍然保持獨立，並逐漸轉變為銀行控股公司，並處於政府的救助之下。
實際上，比起僅看大銀行，金融集中的程度明顯高了許多。因為近幾年出現的金融集團集中在銀行業和保險業，從事著大範圍的金融交易，包括資產負債表表外承諾業務，支配美國經濟。到2008年，10家最大的美國金融集團，持有美國超過60％的金融資產，而1990年只有10％的比例，具備了金融寡頭壟斷的條件。摩根大通公司現在持有美國國內每10美元銀行存款中的1美元，美洲銀行和富國銀行也一樣。這三家銀行，加上花旗銀行，現在每兩宗抵押貸款中佔有一宗，每三個信用卡中佔有兩個，正如穆迪經濟網站（Moodys Economy.com）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Mark Zandi）所說：“寡頭壟斷加強了。”
資產階級的金融化
金融化對資產階級構成和美國社會權力關係的影響是什麼呢？可以獲得的用以確定資產階級內財富分配變化的最好的經驗數據，是20世紀80年代起由福布斯雜誌每年編纂的所謂“福布斯400”，即全美最富有的400人。雖然2007年福布斯400佔全部家庭財富的2.4%和全美1%富人財富的7%，他們持有的財富（1.54萬億美元）決非沒有意義，幾乎等於美國社會底層一半人口,大約1.5億人口的財富總量（1.6萬億美元）。而且，福布斯400，作為資產階級的超級精英，可以被看作是“先鋒”，代表處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整個方向。
福布斯400數據包括財富首要來源的信息，就產業部門是指每一個人的財富首要來源信息。在這一數據基礎上，可以確定最富有美國人投資組合裡財富分佈的升降比例。 1990年詹姆斯·彼得拉斯首先嘗試使用這一數據考查1983—1988年間，最富有的美國人財富組成的變化，他們得出結論：
來自福布斯400的數據表明，投機資本家逐漸取代產業資本家和石油資本家，成為美國統治階級的支配者，而且，美國資產階級的投機基礎帶來極大的不穩定的風險，近幾年的最大贏家是在金融和房地產部門，即將發生的衰退可能加劇他們的弱點，把他們以及與他們相關的主要產業部門搞垮。
現在在福布斯400系列數據中有25年的數據可以使用，讓我們看到在一個較長基礎上、經歷美國經濟金融化的關鍵階段後財富組成的變化。在分析福布斯系列數據時，我們使用由彼得·W.伯恩斯坦（Peter W.Bernstein）和安娜琳·斯萬（Annalyn Swan）改造後的歷史數據，他們與福布斯400研究團隊磋商，並使用福布斯數據檔案，接著於2007年公開發表《世界上所有的金錢：福布斯400是如何獲得和花費他們的財富的》一文。我們補充了相同作者隨後的研究，使用福布斯數據，發表在2007年10月8日《福布斯》上。
1982— 2007年25年間福布斯400的財富結構變化（所選年份百分比）見圖2。 （1982年數據，與之後幾年數據不同，不包括零售，由於80年代早期在福布斯400裡零售代表份額較小，先前零售未列入財富領域，結果零售列入“其他”中。） 1982年，石油和天然氣佔22.8％，是福布斯400財富主要來源，生產製造佔15.3％，列第二，與它們相比，金融只佔9％，金融和地產（被包括在FIRE部門中，即金融、保險和房地產）共佔比24％。然而僅十年後，1992年，金融超過其他領域，佔比17％，代表福布斯400財富主要來源，而金融和地產佔比達25％，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比例縮小至8.8％，生產製造佔14.8％，設法維持其總份額，然而被金融超過，也被興旺的媒體、娛樂和通訊部分超過,後者佔比達15.5％。
到2007年，在金融大危機之始，福布斯400主要財富來源於金融，其比例升至27.3％，而金融和地產合起來達到34％，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最富有400人，其財富主要源自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此時最接近的競爭對手——技術佔福布斯400財富的10.8％，生產製造減少至9.5％，略微超過媒體/娛樂/通訊（9.3％）。這二十五年的變化是巨大的，1982年生產製造超過金融6個百分點成為財富主要來源，2007年，情況相反，金融超過生產製造18個百分點，而金融和房地產超過生產製造25個百分點。
我們所謂的“資產階級金融化”階段，不僅反映了金融利潤佔總公司利潤百分比的增長和最富有美國人主要財富來源向金融和地產的變化，也體現了相比其他經濟部門，金融業管理層薪資水平的上升。正如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所說：“從1948年到1982年，金融業平均薪資和國內私人產業部門薪資平均值比率在99％到108％之間，到1983年，急速上升，2007年達到181％。”1988年，美國國內管理層薪資前十位不包括金融業的任何CEO，到2000年，金融業管理層薪資躍升至前兩位，2007 年，前五位中囊括了四位。
隨著上層資產階級財富不斷來源於金融業，利潤和管理層薪資也轉到金融業，金融之王沃倫·巴菲特，而非技術之王比爾·蓋茨成為壟斷金融資本新階段的最好典範。
國家的金融化
資產階級對美國政府的統治是通過資產階級本身和其奉迎者、在企業和政府圈內佔有戰略地位的代表或各種權力精英實現的。 “權力精英”的概念是20世紀50年代由社會學家懷特·米爾斯引入的，隨後被其他人發展，尤其是《誰統治美國？ 》的作者多姆霍夫，他認為，權力精英是“統治階級的領導團或操縱臂，它由積極的統治階級的成員和在統治階級控制的機構中任職的高層僱員組成”。現實中，一般權力精英的概念會引發對具體精英的思考，後者反映資產階級各個組成部分（例如，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和不同的權力行使范圍（經濟、政治、軍事、通訊等）。
正如BBC《新聞之夜》的經濟學編輯保羅·邁森（Paul Mason）2009年在他的的著作《暴跌》（Meltdown）中寫到：
幸運的是，即使難以理論化，自由市場全球資本主義的權力精英是非常容易描述的。雖然它看上去像一個統治集團，事實上卻是一個網絡。在該網絡的中心是經營銀行、保險公司、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的人，包括那些參加董事會的和在最高層任命董事會的人。 2008年9月12日在紐約聯邦儲備中接觸暴跌的人應得到現代權力維恩圖中一個他們自己見識的圈子，該網絡中緊密重疊的部分是軍事外交的集團，另一個緊密的圈子由能源和民生工程組成，他們從國內市場化和美國對外政策中獲益。
邁森綜合描述的“自由市場全球資本主義”的權力精英的第一要素與金融權力精英相關，今天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這些金融精英在美國各州內支配戰略部門的程度，它反映了資產階級的金融化，以及影響政府使其行動與公眾需求一致的能力。金融利益的影響在財政部最顯著，20世紀早期美國第三富人、銀行家安德魯·梅隆是1921年至1932年美國財政部長，更近一些，比爾·克林頓挑選高盛集團聯合董事長羅伯特·魯賓為其第一任財政部長，喬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則選擇高盛集團董事長亨利·保爾森為其第三任財政部長。
考察金融精英對政府外圍勢力圈的滲透（特別在關係到他們自身特殊利益時），奧巴馬當局也應受到特別詳細的審查，因為總統選舉恰逢金融大危機，接著發生了眾所周知的大衰退，在布什任內金融業的救助就已經進行，並延展到新政府當局，選擇行政人員從事金融危機管理是奧巴馬當選後面臨的最大且最為緊迫的問題。正是這些行政人員負責問題資產救助計劃。自1932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當選後，還沒有這樣相似的情況出現。
從奧巴馬當局在這方面作出的選擇，可以看出在行政管理中填補與金融相關的職位的人與金融業的關係，結果表明挑選出來發展和執行聯邦政策的人物，涉及金融時，都主要是從金融集團中抽調出來的，也有證據表明，存在一個嚴密的與高盛集團和前財政部長有大量關係的網絡。
作為克林頓的財政部長，魯賓最值得關注的政績是為1999年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也叫作格雷姆·里奇-比利雷[Gramm-Leach- Bliley]法案）作了充分準備，該法案否定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 1999年5月魯賓辭職，副部長薩默斯接替他的職位，成為現在奧巴馬的主要經濟顧問。但1999年10月，魯賓繼續就新法案的最終協議在眾議院、參議院和克林頓總統間幫助周旋。在法案製定幾天后，他宣布接受花旗集團（三人董事長辦公室）最高顧問職位，成為否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後最主要的受益人之一。在新職位上，魯賓每年基本薪資是100萬美元，2000年和2001年獲得延期支付的獎金每年1400萬美元，加上1999年和2000年150萬美元花旗集團的股票期權，接下來的10年中，他繼續獲得1.26億美元的現金和股票收益。
在90年代後期經濟泡沫中薩默斯強烈支持魯賓放鬆金融管制的運動，他本人也因此獲得豐厚補償。作為DEShaw對沖基金的業餘主管，2008年獲得520萬美元，同年他給摩根大通公司、花旗集團、美林證券公司、高盛集團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講座獲得收入280萬美元。
和行政當局的許多其他人一樣，財政部長蓋特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是魯賓和薩默斯的門徒。 2008年擔任哈特佛保險集團高級官員的沃林，現任奧巴馬總統的副財政部長，在克林頓任內曾負責審查否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助理弗洛曼曾是財政部魯賓的辦公室主任，跟隨魯賓到花旗集團，成為常務董事，隨後進入奧巴馬行政管理當局，在《哈佛法律評論》與奧巴馬共事，並介紹奧巴馬認識了魯賓。
負責金融政策和管制的奧巴馬當局管理人員包括花旗集團、大通銀行（現摩根大通集團一部分）、高盛集團、美林證券（現美洲銀行的一部分）、雷曼兄弟公司、巴克萊銀行、哈特佛金融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務公司的前高官們。因此，召開行政會議時，大金融利益集團的代表發現自己經常是坐在桌子對面，緊盯著以前的同事/主管（有時是競爭對手）。
這種現象更應當被看作是先前行政管理流行模式的繼續，並被不斷的金融化而加劇。金融是資產階級的指揮部，政府在金融上的作用的重要性的不斷增長，反映了壟斷金融資本時代經濟體制的一般金融化，今天金融作為外部力量統治產業不再成為現實。相反，被成熟和停滯狀態困擾的產業部門，依賴於槓桿債務和投機體制來刺激經濟。產業和金融的聯合是全面的，這自然地反映在資產階級政府本身上。
“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對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影響不小於對財政部和相關政府機構（以及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等相應部門）的影響，美聯儲承擔最後貸款人的事實，最終將其置於金融損失社會化（而收益私有化）的處境，今天人們廣泛認識到，面對資產泡沫，資產階級政府別無選擇，只是盡可能維持泡沫，並保持資產價格的上升。在停滯的經濟中，金融化是遊戲的名稱，金融暴跌被視為最糟糕的不測事件。金融當局很少考慮，也永遠不會認真考慮刺破泡沫。在這方面，美聯儲的任務因此被局限在：任何時候，一旦整個經濟體制存在不穩定，就加速對投機資本的救助。
因為“太大不能倒”問題的存在，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增加了所謂的“道德風險”。
有影響的“赤裸裸的資本主義”金融網頁的創立者史密斯（Yves Smith）認為，如下因素增加了又一層的複雜性和不可控性：影子銀行系統，或者不管制的（和不可管制的）金融創新的黑洞，包括銀行投資工具（諸如結構性投資工具）、回購債券協議、信用違約掉期等。該體制是如此不透明和充滿風險，以致於實施任何限制都會威脅、動搖整個金融體系。最大的努力也只是支撐大銀行，並希望它們成為穩定金融體系的關鍵因素。但是這幾乎不可能，因為影子銀行系統的規模很大，主要銀行又與之相互聯繫：2007年主要美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外承諾業務達到數万億美元。
如果所有這些還不夠的話，存在這樣的現實——金融全球化：金融交易不再受一個或一些國家集團控制，但卻以一個創紀錄的速度快速環繞地球運行，早在1982年，馬格多夫和斯威齊聲稱，國際銀行業和國際貨幣市場的發展意味著在超出中央銀行有效干預的能力範圍，金融危機可能會發展為全球範圍的“連鎖反應式大災難”。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中金融危機以閃電的速度蔓延，是金融體系全球化程度和危機程度的標誌。
同時美國金融界的院外遊說沒有停止，保證了賭場經濟繼續以當前形式運行，不受干預或者只做最輕微的妥協。管理層薪資水平解釋了這點。 2000年至2008 年華爾街支付了1850億美元作為獎金。在當上財政部長前，保爾森作為高盛集團的CEO，2005年的薪水是60萬美元，再加上其他形式的補償3820萬美元。 2008年高盛集團CEO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每週總薪水是140萬美元（年薪7030萬美元）。但對管理層薪資的有效限制（工資、獎金、股票期權等）即使在受到納稅人資助的救助時也是不可能的。
紐約的舒默爾（Chuck Schumer），參議院民主黨第三領導人和兩個金融委員會的關鍵成員，在新的金融改革中被委以重任，站在民主黨立場，在談判的國會中討論立法，在管理層薪資上形成兩黨妥協。舒默爾是金融業的有力擁護者，2009年接受了來自產業部門的165萬美元捐贈，22位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成員中，有19位2009 年接受了華爾街的捐贈，2010年謀求連任的那些人則每人得到至少18萬美元。美洲銀行的頂級說客卜德斯塔（Tony Podesta）和高盛集團的頂級說客艾爾門多夫（Steve Elmendorf），2009年6月進入白宮說服總統。華爾街為奧巴馬的總統競選活動支付了1490萬美元，創歷史最高水平，僅高盛集團一家就支付了100萬美元。
總之，皮科拉貨幣信用聽證會需要的條件，今天是極不可能發生的。儘管公眾大為不滿，也不可能設立任何與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同等效力的新立法。一些以紐約為基礎的銀行通過互兼董事控制產業資本的問題已不再存在。但是金融化作為對生產停滯的回應，越來越大地驅動整個經濟體系。人們經常引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擔憂：企業有朝一日可能成為“投機漩渦上的泡沫”，這現在已成為現實。
這種情況下，人類的唯一選擇是，廢棄現行失敗的體制，實現一個新的、更加理性和平等的體制，它不以無窮地追逐貨幣財富，而是以滿足人類的真實需要為目的。
[王軾穎：西安郵電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馬睿翔：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到N維去
到N維去
分形, 弦理論, 維度,
譯文 小紅豬小分隊 發表於2010-01-20 10:00
原文，譯者：五月香樟；
校對：CS；特殊感謝Shea提出寶貴意見。
我們處理三維問題十分自如，必要時對付四維問題也湊合。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接受有實體和無限空間的三維世界。加上第四維時間後情況就有點複雜了。但當我們開始研究包括再多或再少維數的世界時，情況才變得真正複雜起來。
雖然這些奇妙的世界讓人有點頭疼，可它們的確很重要。比如，弦理論作為我們最有希望的萬有理論候選者，在低於10維的時空中根本沒有意義。再比如，固體的一些奇異但有用的特性，如超導性，需要利用二維、一維、甚至零維的理論才可以解釋。好，請準備好，現在我們就從最艱深的部分開始解釋維度：維度是什麼？為什麼如此定義？它有什麼應用？在此過程中，你可別抓狂，也別走神。
維度是什麼？
如此基本的問題，你可能認為我們早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可惜並非如此。事實證明，僅僅對維度下個定義就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對維數最直觀、也是最古老的描述是：一個系統所擁有的維數是物體能夠移動的獨立方向的數目。上和下僅當作一個維度是因為上和下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向上走就是遠離下方。左和右，前和後也是這樣，但上和右、下和後等之間就沒有這種關係。所以古希臘幾何學家說：我們生活在三維世界中。
現在一切還很簡單，但馬上事情就要開始失控了。我們同時需要空間和時間來定義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早在18世紀末，法國人達朗貝爾和拉格朗日就發現用於描述時間的數學語言和用於描述空間的非常相似。所以，當時的數學家很快得出結論：時間就是第四維度。
這樣就打開了思想的閘門，將時間看作為第四維度，這種新的理解遠超出其原始定義，大大地擴充了維的概念。從那時候開始，維不再僅僅是描述物理的空間坐標，它被當作通用術語來描述決定任何物體狀態的獨立坐標或變量數。
這一手實在高明，從此數學家可以運用幾何分析這一利器去處理他們想研究的幾乎任何事情。例如，現在一個經濟學家可能將整個經濟活動看作一個巨大的多維度客體。饅頭或大醬的價格升降可以被描述為價格坐標在多維空間中的運動，與我們在前後或上下方向上的運動完全類似，當然，這僅是描述經濟狀態的數百萬維度中的兩個
理解維度
請您先把此句末尾的句號塗成實心的，然後盯著它看。恭喜，你已經目睹了零維空間。現在用你的手指沿著紙邊移動，然後把本頁當成一面紙看。這就分別是一維和二維空間，也挺容易吧？但現在，嘗試想像超過三維的空間。
頭疼吧？別擔心，很多人跟你一樣。 “我個人無法想像超過三維的空間”，倫敦帝國學院的弦論學者Michael Duff說道，他的工作時常需要處理十維或十一維的對象。被這坦誠的答案雷到了吧，那麼，理論物理學家們為何還能對他們的理論充滿信心呢？
17世紀的法國數學家笛卡兒替他們解了圍，他把真實的幾何空間轉換成抽象的代數方程。例如，給定一條長度一定的線段，一端固定，另一端在二維空間裡旋轉，那麼你可以寫一個方程，描述線段旋轉時x坐標和y坐標滿足的關係，這就是一個圓的代數表達。
這種想法實在強大，從此僅通過引入更多的坐標就能夠“維所欲維”地增加維數。比如，通過引入新坐標z，我們可以採用剛才用x、y坐標滿足方程來描述二維圓的方法，來描述三維的球。
那麼，為什麼不從此就開始寫下四維、五維或六維“超球體”的方程呢？終於，在1854年，德國數學家黎曼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將三維幾何推廣到任意維數上。這多維的方程式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普林斯頓高級研究學院的弦論學家威頓說：“結果處理起來不算困難。”
從數學上看的確如此，但我們總不免好奇，那些高維數的物體實際上看起來是什麼樣的？紐約大學物理學家Gia Dvali認為這個實際上無關緊要，只要你腦子裡能夠想出一些管用的圖像就行了。他說：“方程的本質通過圖像和動畫可以非常容易地記在腦子裡。”對他而言，牛頓引力定律的圖像是：一個有質量的物體產生的引力場的力線沿所有方向延伸到無限遠處。不管你想像的空間有多少維，這幅圖像同樣有效。 Dvali承認：“這種物理圖像雖然與實際的額外維空間無關，但是它讓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把定律推廣到高維空間。”
零維 － 在點上
零維的東西，呃，比如皇帝的那件新衣存在嗎？實際上，這種說法就很自相矛盾。因為沒有維就沒有容納任何東西的空間，因此零維一定意味著沒有任何東西。一定嗎？
不一定。物理學中一些最熱門的對像是被稱為量子點的零維半導體結構。它可以是從納米到微米級別的任何物體，雖然其物理尺度不為零，但電子在其內部填充得如此緻密，以至於它們沒有自由的維度。
荷蘭Delft大學的Leo Kouwenhoven說：“對於電荷而言它是零維陷阱。”被這樣束縛住的電子的運行方式非常特殊，由此帶來一些極為有用的特性。
首先，因為被束縛在量子點中的電子寸步難移，所以輸入到量子點的任何能量都不能用來擾動其中的電子，而只能以光的形式釋放，這就使量子點有望被製造成高效低功率的光源。因為它們如此之小，所以這些量子點同時也可以作為熒光標誌來標識抗體之類的生物分子，用來追踪它們在活的生物體中的生化過程。
Kouwenhoven承認量子點的應用仍然遙遠。他說，首先我們得用無毒材料來製作量子點。他自己的研究集中在另一個潛在的應用熱點領域。因為每個套牢在量子點上的受激電子精確地產生一個光子，因而信息能夠在光子和電子之間可靠地來回傳遞，這使得量子點成為能夠用在第一代量子計算機上控制和儲存數據的合適介質。量子計算機的功能驚人地強大，如果我們能建造一台足夠大的量子計算機，這肯定會改變我們處理信息的方式。
Kouwenhoven說：“可能幾年後我們會有採用量子點工作原理的樣機，至於商業應用可能在十年左右。”是不是有點歡欣鼓舞了？看來，“無”中生“有”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啊。
一維 – 沿著直線走
一維的物理學開始看起來有點熟悉了。一維僅僅是一條直線，是牛頓運動定律這樣的經典物理規律起作用的理想環境。
然而卻是在量子物理中，古老的一維世界才開始煥發生機。瑞士日內瓦大學的一維材料專家Thierry Giamarchi說：“在一維世界，你能得到在其它任何維數中都沒有的新奇效應。”
比如電子的行為，正常情況下它們竭盡全力避開同類，但當困在只能來回移動的一維通道時，它們開始相互作用，整體像一個電子般移動。在適當條件下電子的特性有所改變：一個困住的電子能夠表現得像兩個粒子，一個具有它的電荷，另一個具有它的自旋。 Giamarchi說：“這類現像在一維世界中屢見不鮮。”
電子的這些特性不止具有理論上的意義。當電子元件越來越小，一維物理學效應就越來越重要。我們可以按照需要將一維的碳納米管製造成導體或者半導體，這將是未來數代計算機芯片製造工業的熱門領域。
clip_image002 1½維 – 分形景觀
我們生活在三維世界中，其邊界是二維表面，而二維面的邊界是一維的線。這是一個舒適的、容易理解的、整數維的世界。
果真如此嗎？數學家芒德布羅在他1982年出版的《自然的分形幾何》中指出：云不是球狀的，山峰也不是圓錐狀的，海岸線也不是圓的。真實世界的維數實際上並非干淨整齊的整數維。
假如你想你想把雪花美輪美奐的外周線描下來，你越放大，就越會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複雜的形狀，而描繪得越接近，畫的線就越長。你畫的仍然是一條線，但它比直線多了很多皺褶。一條線，不管它彎曲得多厲害，都還是個一維的物體，難道不是嗎？
呃，並非如此。歡迎來到分形維度：介於我們熟悉的一維、二維和三維世界之間的不規則維度。分形維與我們平時熟悉的左右、前後和上下這些維度不同，它們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當你以更微小的尺度觀察和測量一個複雜物體的細節時，它們描述了這個物體額外佔據了多少空間。 （見圖表）
不僅雪花，很多自然物體的形狀都是分形的：河網、分支閃電、雲團、花椰菜。你甚至可以聲稱自己生活在分形景觀中，這多少取決於你在世界上所處的地點。例如，依據測量時採用的是精確度是碼尺還是卡尺級別的，英國那崎嶇不平的海岸線的長度呈現劇烈的變化，據計算其分形維數是1.25左右。而光滑的南非僅僅比直線粗糙一點，其分形維數為1.02。
二維 – 平面國的景觀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Andre Geim說：“二維大大地好。”一維太簡單，難以令人滿足，而三維則太複雜和雜亂。二維的“平面國”則剛剛好，它的空間剛好能讓有趣和有用的東西出現。 Geim說：“作為物理學家，你會希望生活在這個維度。”
他當然會這麼說了。 Geim的團隊在2004年製造出第一個二維材料石墨烯，這種厚度僅為一個碳原子的二維碳片可以讓電子幾乎無阻礙地透射，該材料也因此有巨大的應用前景。如果未來計算機的導線用一維納米管製造，那麼石墨烯將是製造電路板的理想材料。
二維世界的好處還不僅如此。再比如說高溫超導體，我們早就知道在130K左右存在超導體，但是對其物理機制一直不甚了解，經過20年艱苦的研究後，現在只知道超導現象可能源於電荷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二維[u3] “條紋”。對深藏於超導現象之後的二維世界的了解，將有助於我們開展常溫超導體方面的研究。
二維平面既是現實的，又是深奧的。當電子被強磁場約束在溫度低於0.33K的二維層狀半導體材料中時，長期被認為基本不可分的電子似乎分裂成了具有分數電荷的粒子，這個現象叫做分數量子霍爾效應，產生的粒子叫做任意子。
任意子不但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電子的本質，跟零維的量子點一樣，它給了我們建造一種超級量子計算機的希望。這種機器能夠忠實地模擬量子系統的行為，如果能大規模投入使用，信息處理過程勢必又迎來一次革命。總而言之，在“二維”平原之上，鋪展著條條通向從新藥研發到並行宇宙的幾乎一切事物的未來之路。
三維 – 我在故我在？
二維平原和多維超空間已成為想像力神遊的美好娛樂場，而我們的身體卻似只能滯留於三維空間之中。我們為什麼不是生活在在二維、四維、五維或者更多空間裡呢？最近，當物理學家嘗試融合萬有引力和量子理論來解釋時空的本質的時候，這一古老問題也將被重新提起。
作為通往量子引力的一種路徑，弦理論卻給出了一個不令人滿意的模糊答案：從0維到10維的空間都是可能的。這促使理論物理學家訴求於人擇原理：各種維度的宇宙都是可能存在的，至於我們看到的世界是三維的原因，則是因為假如它不是，那麼人類就不可能存在其中並得到這一觀測結果。 [u4] （注：『人擇原理』被觀測的宇宙的環境，必須允許觀測者的存在。）
2005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Andreas Karch和哈佛大學的Lisa Randall為了闡明這一問題而提出了一個更依靠於物理原理的解釋。他們建立了一個理論模型，該模型的時空是弦論中最普遍接受的十維時空，在這個隨著時間膨脹的超空間中漂浮著各種不同維數的宇宙，它們在碰撞時湮滅。計算表明，三維和七維的宇宙最有可能從這種碰撞中倖存下來。
如果你接受了這個模型，那麼就幾乎回答了我們為何對三維空間情有獨鍾這一問題。除了最後一個疑問，為什麼不是更寬敞的七維而非得是擁擠的三維呢？
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從一個歐洲研究小組最近完成的工作得到解釋。他們認為，時空並非是一個均勻的整體，而是由許多極小的片段構成的微元。為此他們把時空分割成一些簡單的單形，這些單形以不同的方式粘和在一起，構成整個完全時空。單形[U5] （也稱單純形）是空間中最簡單的多面體，是平面幾何中三角形這一概念在高維中的自然推廣。量子理論告訴我們宇宙的真實形狀應該是所有這些不同的粘和方式的概率疊加，通過要求在這個宇宙模型中因果關係要得到嚴格滿足，該研究組計算出宇宙的時間是一維的，而空間是精確的三維。
根據這項研究，可以推論對於時空的維度而言，存在這樣一個尺度轉折點：在極小的尺度下，空間的維度將發生改變，三維中的一維消失而僅留下二維（注：文中時空在極低的尺度下將變成2維，這是4維時空變成2維，而並非作者所理解的三維消失變成2維，原文見《NewScientist》, 2009-8-29, pp.34）。也許，如果你觀察得足夠精細，能看到極小的尺度，那麼你將發現我們仍生活在2維世界中。
四維 – 時間，大騙子
空間是由三維組成的，而時間也是一個維度，那麼它為什麼如此與眾不同？
答案：它沒有不同。物理學家彭羅斯在他的書《引力》中寫道：“空間和時間不是相互獨立的概念。”在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中，時間和空間融合成一個整體。對一個觀察者來說僅僅空間坐標不同的兩個物體，在另一個觀察者看來，其時間坐標和空間坐標可能都是不同的；同樣地，在一個觀察者看來在同一地點上先後發生的兩個事件，在另一個觀察者看來可能其時間坐標和空間坐標都不同。
這與我們日常的經驗大相徑庭，原因在於我們不夠快。兩名觀察者觀察結果的差異只有當他們的相對速度接近光速——這個宇宙的速度上限——時，才會變得明顯。
愛因斯坦的物理理論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相：時間和空間是緊密交織聯繫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如同組成一件織物的經緯線。但兩者之間也有明顯的區別：原則上我們能夠沿著三維空間的任意方向旅行，但沿著時間我們只能有單向的苦旅：從過去到未來。如何理解這一差異性呢？
紐約Clarkson大學的物理學家Lawrence Schulman解釋說：這同樣是由於宇宙速度有上限。考慮這樣一個假想實驗：在一個充滿陽光的早晨，7點鐘，拉開窗簾。假設太陽已經在6點55分爆炸了，但是我們感受不到這一點，在我們的周圍仍然充滿陽光，因為光從太陽傳到地球，需要八分半鐘。
見下圖（為簡化起見只畫出了一維時間和二維空間），在這個例子中，宇宙中任何事件，比如正在爆炸的太陽，站在窗邊的我們，等等都可以表示為時間―空間圖中的一個點。由該點發出兩條光線構成的光錐，其中一個代表光從事件點出發原理事件點在時空中運動，另一個表示光朝著事件點運動。如果我們在窗邊就能在太陽爆炸時看到其爆炸行為，則需要信息的傳播要超過我們所處的光錐，移動速度大於光速，而宇宙不允許這樣。
Schulman說道：“正是宇宙的速度上限使得宇宙的部分時空是不可及的。”它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對稱性，從而使我們所獲取的信息只能是從過去流向未來的，這就是時間的單向性。
五維 — 進入不可見區域
宇宙究竟有多少維數？這個問題可能沒有唯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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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時間看作成第四維，這是愛因斯坦理論的精髓。德國數學家卡盧察做了更宏偉的設計。在1919年，他發給愛因斯坦一篇文章，在文中他主張，通過給時空加入第五維，可以將電磁力和萬有引力統一描述為一種力的兩個不同方面。
幾年後，瑞典數學家克萊因在卡盧察的想法上更進了一步。顯然日常生活中我們只看到四維時空，對此克萊因的解釋是：第五維的空間尺度很小，可能高度捲曲地存在於四維時空的每一點。由此他開闢了物理學在超空間的隱藏額外維中尋找力的統一性這一思路，這一思想一直延續到在今天的弦理論中。
然而也許第五維並不像克萊因想像的那麼微小。 1999年哈佛大學物理學家Lisa Randall和位於馬里蘭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Raman Sundrum利用弦理論分析了高維空間的性質，他們發現，通過引入巨大的第五個維度，可能可以解決一個一直困擾物理界的難題：為什麼萬有引力比其它的力都要弱？他們的模型認為，我們所熟悉的四維時空漂浮在一個無窮大的負曲率五維時空之中。電磁力和核力被限制在四維空間內部，而萬有引力卻可以滲透到第五維，因此在我們看來，引力比電磁力和核力要弱得多。
與此同時，加拿大安大略湖滑鐵盧大學的Paul Wesson則認為，五維時空是存在的，其中四維是我們生活於斯的時空，而第五維對這個四維時空的作用是產生許多有質量的額外維粒子。這一方案可能解釋了長期困擾粒子物理學界的一個難題：質量是如何產生的，它認為粒子的質量有一個幾何起源。同時，該理論也解決了大爆炸的奇點問題：大爆炸開始時，宇宙處於無限高的溫度和密度狀態（注：這一論斷並非公認結果），在這里基本物理學定律都失效了。而從5維宇宙的觀點來看，大爆炸只是一個幻覺，所以也就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五維空間的存在帶來了一些更為精妙的結果。 1997年理論物理學家Juan Maldacena提出一個猜想，某些有五個展開維而且包含引力的弦理論等價於四維無引力量子場論，後者可以看成是前者的全息投影，這使得我們的日常世界如同來自宇宙的邊界的投影一般縹緲。
聽起來神秘吧，但在很多領域，這種高-低維理論的等價性已經成功地應用到對困難問題的計算上，比如在高溫超導物理。在Maldacena的圖像中，四維理論並不比五維理論更真實地描述世界。這樣說來，“宇宙究竟有多少維數”這個問題根本沒有唯一的答案。
六維 – 兩個時間
當物理學家提出涉及更多維數的宇宙理論時，他們通常只是指空間是高維的，並不涉及多維時間。
這也很好理解：如果時間是多維的，那麼物體就滿可以在高維時間坐標中沿環路運動，就是說，高維時間使得物體可以隨意穿梭於我們所處的一維時間上的任意兩點，這樣就違背了光速上限，並且使我們可以進行時間旅行，而這與我們目前對宇宙觀測是不相符的。
然而，到了1995年，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的Itzhak Bars通過M理論巧妙地構造出了一種存在高維時間的理論框架，該理論允許第二時間維存在，且不違反光速不變且不存在時間旅行，這種模型能夠解決粒子物理學標準模型所無法解決的一些問題。 （注：M理論是弦理論的推廣。該理論的目標是成為萬有理論，一個能解釋所有的相互作用的物理理論。它試圖把四種基本相互作用——電磁力、引力、強力和弱力——統一起來。它還試圖結合當前所有五種超弦理論和11維的超引力理論。為了充分了解它，愛德華•威滕認為需要發明新的數學工具。M理論的“M”包含有許多意思，例如魔術（magic）、神秘（mystery）、膜（membrane）或矩陣（matrix）等等）
但這裡有個陷阱：這個高維時間理論若要成立，必須同時存在一個額外維度的空間，因此在Bars構造的模型中，宇宙共有6個維度（4＋2），這個宇宙中的事物和我們熟悉的4維宇宙中的事物非常相像，唯一的區別是：在6維世界中，描述物質的構成和相互作用的理論是6維標準模型，而當這個高維模型投射到四維時，將產生很多不同的4維版本，而其中的每一種都描述一個不同的四維宇宙。
八維 – 衝浪者的天堂
八維是八元數能夠自然存在的空間。八元數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數學結構，正如加利福利亞大學Riverside分校的數學家John Baze所說：“它是那個人們永遠要鎖在閣樓上的瘋叔叔。”
八元數是僅有的可以進行除法運算的四種數制（注：實數、複數、4元數、8元數）之一，能夠允許所有的代數運算，但八元數的運算方式複雜異常，不像我們熟悉的傳統數制中的任何一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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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物理學中要引入八元數呢？這是因為在某些物理學問題中它是極為有用的工具。由八元數組成的矩陣可以構成一種叫做E8特殊李群的複雜的數學結構，這種數學結構是某些弦理論的核心內容。
2007年時，E8群成為熱門話題，物理學家Garrett Lisi沒有採用弦理論就構造出了統一引力和其它三種相互作用力的統一理論，他的理論正是基於E8群結構的。 Lisi本人沒有大學職位，他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夏威夷衝浪。對他工作的報導觸怒了一些人，比如倫敦帝國大學的Miachael Duff。他說道：“弦理論家自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就開始研究E8，我們不需要衝浪好手來告訴我們這是有趣的。”（注：Lisi本人的數序基礎不錯，但是物理學很差，其理論在物理上完全佔不住腳，只是一個計算得比較正確的數學練習而已。）
Duff本人對八元數的價值持不可知的態度，他指出所有由此提出的理論都還未經過實驗的檢驗。他說道：“任何人都還不知道到底八元數是否與真實世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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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維 – 弦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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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物理學家從更高維數帶回的最石破天驚的想法就是所有可能的宇宙都存在”
十維，我們最後到踏上了弦理論的神話國土。罔顧所有針對弦理論的刻薄話，弦理論仍是目前嘗試統一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的最熱門理論，也是“萬有理論”的最熱門候選人。該理論認為構成物質的粒子和傳遞相互作用力的粒子都是由弦構成的，弦的不同振動模式對應於不同的粒子。弦是1維的，它卻在由1維時間9維空間構成的10維時空中振動。
為什麼是10維呢？一句話，因為該理論在較少維數時行不通。如同物理學家Michael Green和John Schwarz於1984年指出的那樣，在更少的維度中，在小到10^-35米的普朗克尺度上，數學上的反常會導致時空存在劇烈的量子漲落，這種量子效應會破壞理論的對稱性，從而使理論不再自洽。
這些並不意味著10是就是個魔力數字。實際上弦理論的一種過時的早期形式具有26維。目前存在5種完備自洽的10維弦理論，它們都能解釋我們宇宙的存在，沒有哪一種理論比其它理論更正確，這些不同的理論可以被統一成一個更宏大的理論――11維的M理論，這5種弦理論只是M理論在某些情況下的特例。
M理論認為：這些額外維度是很小並且高度捲曲的，它的尺度如此之小，以至以現有的手段無法觀測到。而這些高維空間捲曲存在的形式是特定的。關鍵是，它們可能的存在形式有無限種，如何找出產生我們宇宙的那種高維空間的存在形式，仍是一個問題。倫敦帝國學院的Michael Duff說道：“這將理論物理學家分成了兩派。”那些認為我們最後將解決這個問題的人面臨著逐漸增多的支持“多宇宙論”的反對派。因為，既然M理論允許存在無限多種可能的宇宙，又沒有一個物理學原理來解釋到底為什麼我們生存在我們的宇宙中，那麼，我們是否要接受人擇原理，承認我們之所以觀察到今天的宇宙，只是因為我們正好生活在這樣一個宇宙中呢？也許，所有的可能的存在的宇宙，實際上都是存在的，這才是物理學家對高維空間進行探索之後，所得到的最令人震驚的結論。
分形, 弦理論, 維度,
譯文 小紅豬小分隊 發表於2010-01-20 10:00
原文，譯者：五月香樟；
校對：CS；特殊感謝Shea提出寶貴意見。
我們處理三維問題十分自如，必要時對付四維問題也湊合。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接受有實體和無限空間的三維世界。加上第四維時間後情況就有點複雜了。但當我們開始研究包括再多或再少維數的世界時，情況才變得真正複雜起來。
雖然這些奇妙的世界讓人有點頭疼，可它們的確很重要。比如，弦理論作為我們最有希望的萬有理論候選者，在低於10維的時空中根本沒有意義。再比如，固體的一些奇異但有用的特性，如超導性，需要利用二維、一維、甚至零維的理論才可以解釋。好，請準備好，現在我們就從最艱深的部分開始解釋維度：維度是什麼？為什麼如此定義？它有什麼應用？在此過程中，你可別抓狂，也別走神。
維度是什麼？
如此基本的問題，你可能認為我們早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可惜並非如此。事實證明，僅僅對維度下個定義就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對維數最直觀、也是最古老的描述是：一個系統所擁有的維數是物體能夠移動的獨立方向的數目。上和下僅當作一個維度是因為上和下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向上走就是遠離下方。左和右，前和後也是這樣，但上和右、下和後等之間就沒有這種關係。所以古希臘幾何學家說：我們生活在三維世界中。
現在一切還很簡單，但馬上事情就要開始失控了。我們同時需要空間和時間來定義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早在18世紀末，法國人達朗貝爾和拉格朗日就發現用於描述時間的數學語言和用於描述空間的非常相似。所以，當時的數學家很快得出結論：時間就是第四維度。
這樣就打開了思想的閘門，將時間看作為第四維度，這種新的理解遠超出其原始定義，大大地擴充了維的概念。從那時候開始，維不再僅僅是描述物理的空間坐標，它被當作通用術語來描述決定任何物體狀態的獨立坐標或變量數。
這一手實在高明，從此數學家可以運用幾何分析這一利器去處理他們想研究的幾乎任何事情。例如，現在一個經濟學家可能將整個經濟活動看作一個巨大的多維度客體。饅頭或大醬的價格升降可以被描述為價格坐標在多維空間中的運動，與我們在前後或上下方向上的運動完全類似，當然，這僅是描述經濟狀態的數百萬維度中的兩個
理解維度
請您先把此句末尾的句號塗成實心的，然後盯著它看。恭喜，你已經目睹了零維空間。現在用你的手指沿著紙邊移動，然後把本頁當成一面紙看。這就分別是一維和二維空間，也挺容易吧？但現在，嘗試想像超過三維的空間。
頭疼吧？別擔心，很多人跟你一樣。 “我個人無法想像超過三維的空間”，倫敦帝國學院的弦論學者Michael Duff說道，他的工作時常需要處理十維或十一維的對象。被這坦誠的答案雷到了吧，那麼，理論物理學家們為何還能對他們的理論充滿信心呢？
17世紀的法國數學家笛卡兒替他們解了圍，他把真實的幾何空間轉換成抽象的代數方程。例如，給定一條長度一定的線段，一端固定，另一端在二維空間裡旋轉，那麼你可以寫一個方程，描述線段旋轉時x坐標和y坐標滿足的關係，這就是一個圓的代數表達。
這種想法實在強大，從此僅通過引入更多的坐標就能夠“維所欲維”地增加維數。比如，通過引入新坐標z，我們可以採用剛才用x、y坐標滿足方程來描述二維圓的方法，來描述三維的球。
那麼，為什麼不從此就開始寫下四維、五維或六維“超球體”的方程呢？終於，在1854年，德國數學家黎曼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將三維幾何推廣到任意維數上。這多維的方程式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普林斯頓高級研究學院的弦論學家威頓說：“結果處理起來不算困難。”
從數學上看的確如此，但我們總不免好奇，那些高維數的物體實際上看起來是什麼樣的？紐約大學物理學家Gia Dvali認為這個實際上無關緊要，只要你腦子裡能夠想出一些管用的圖像就行了。他說：“方程的本質通過圖像和動畫可以非常容易地記在腦子裡。”對他而言，牛頓引力定律的圖像是：一個有質量的物體產生的引力場的力線沿所有方向延伸到無限遠處。不管你想像的空間有多少維，這幅圖像同樣有效。 Dvali承認：“這種物理圖像雖然與實際的額外維空間無關，但是它讓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把定律推廣到高維空間。”
零維 － 在點上
零維的東西，呃，比如皇帝的那件新衣存在嗎？實際上，這種說法就很自相矛盾。因為沒有維就沒有容納任何東西的空間，因此零維一定意味著沒有任何東西。一定嗎？
不一定。物理學中一些最熱門的對像是被稱為量子點的零維半導體結構。它可以是從納米到微米級別的任何物體，雖然其物理尺度不為零，但電子在其內部填充得如此緻密，以至於它們沒有自由的維度。
荷蘭Delft大學的Leo Kouwenhoven說：“對於電荷而言它是零維陷阱。”被這樣束縛住的電子的運行方式非常特殊，由此帶來一些極為有用的特性。
首先，因為被束縛在量子點中的電子寸步難移，所以輸入到量子點的任何能量都不能用來擾動其中的電子，而只能以光的形式釋放，這就使量子點有望被製造成高效低功率的光源。因為它們如此之小，所以這些量子點同時也可以作為熒光標誌來標識抗體之類的生物分子，用來追踪它們在活的生物體中的生化過程。
Kouwenhoven承認量子點的應用仍然遙遠。他說，首先我們得用無毒材料來製作量子點。他自己的研究集中在另一個潛在的應用熱點領域。因為每個套牢在量子點上的受激電子精確地產生一個光子，因而信息能夠在光子和電子之間可靠地來回傳遞，這使得量子點成為能夠用在第一代量子計算機上控制和儲存數據的合適介質。量子計算機的功能驚人地強大，如果我們能建造一台足夠大的量子計算機，這肯定會改變我們處理信息的方式。
Kouwenhoven說：“可能幾年後我們會有採用量子點工作原理的樣機，至於商業應用可能在十年左右。”是不是有點歡欣鼓舞了？看來，“無”中生“有”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啊。
一維 – 沿著直線走
一維的物理學開始看起來有點熟悉了。一維僅僅是一條直線，是牛頓運動定律這樣的經典物理規律起作用的理想環境。
然而卻是在量子物理中，古老的一維世界才開始煥發生機。瑞士日內瓦大學的一維材料專家Thierry Giamarchi說：“在一維世界，你能得到在其它任何維數中都沒有的新奇效應。”
比如電子的行為，正常情況下它們竭盡全力避開同類，但當困在只能來回移動的一維通道時，它們開始相互作用，整體像一個電子般移動。在適當條件下電子的特性有所改變：一個困住的電子能夠表現得像兩個粒子，一個具有它的電荷，另一個具有它的自旋。 Giamarchi說：“這類現像在一維世界中屢見不鮮。”
電子的這些特性不止具有理論上的意義。當電子元件越來越小，一維物理學效應就越來越重要。我們可以按照需要將一維的碳納米管製造成導體或者半導體，這將是未來數代計算機芯片製造工業的熱門領域。
clip_image002 1½維 – 分形景觀
我們生活在三維世界中，其邊界是二維表面，而二維面的邊界是一維的線。這是一個舒適的、容易理解的、整數維的世界。
果真如此嗎？數學家芒德布羅在他1982年出版的《自然的分形幾何》中指出：云不是球狀的，山峰也不是圓錐狀的，海岸線也不是圓的。真實世界的維數實際上並非干淨整齊的整數維。
假如你想你想把雪花美輪美奐的外周線描下來，你越放大，就越會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複雜的形狀，而描繪得越接近，畫的線就越長。你畫的仍然是一條線，但它比直線多了很多皺褶。一條線，不管它彎曲得多厲害，都還是個一維的物體，難道不是嗎？
呃，並非如此。歡迎來到分形維度：介於我們熟悉的一維、二維和三維世界之間的不規則維度。分形維與我們平時熟悉的左右、前後和上下這些維度不同，它們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當你以更微小的尺度觀察和測量一個複雜物體的細節時，它們描述了這個物體額外佔據了多少空間。 （見圖表）
不僅雪花，很多自然物體的形狀都是分形的：河網、分支閃電、雲團、花椰菜。你甚至可以聲稱自己生活在分形景觀中，這多少取決於你在世界上所處的地點。例如，依據測量時採用的是精確度是碼尺還是卡尺級別的，英國那崎嶇不平的海岸線的長度呈現劇烈的變化，據計算其分形維數是1.25左右。而光滑的南非僅僅比直線粗糙一點，其分形維數為1.02。
二維 – 平面國的景觀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Andre Geim說：“二維大大地好。”一維太簡單，難以令人滿足，而三維則太複雜和雜亂。二維的“平面國”則剛剛好，它的空間剛好能讓有趣和有用的東西出現。 Geim說：“作為物理學家，你會希望生活在這個維度。”
他當然會這麼說了。 Geim的團隊在2004年製造出第一個二維材料石墨烯，這種厚度僅為一個碳原子的二維碳片可以讓電子幾乎無阻礙地透射，該材料也因此有巨大的應用前景。如果未來計算機的導線用一維納米管製造，那麼石墨烯將是製造電路板的理想材料。
二維世界的好處還不僅如此。再比如說高溫超導體，我們早就知道在130K左右存在超導體，但是對其物理機制一直不甚了解，經過20年艱苦的研究後，現在只知道超導現象可能源於電荷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二維[u3] “條紋”。對深藏於超導現象之後的二維世界的了解，將有助於我們開展常溫超導體方面的研究。
二維平面既是現實的，又是深奧的。當電子被強磁場約束在溫度低於0.33K的二維層狀半導體材料中時，長期被認為基本不可分的電子似乎分裂成了具有分數電荷的粒子，這個現象叫做分數量子霍爾效應，產生的粒子叫做任意子。
任意子不但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電子的本質，跟零維的量子點一樣，它給了我們建造一種超級量子計算機的希望。這種機器能夠忠實地模擬量子系統的行為，如果能大規模投入使用，信息處理過程勢必又迎來一次革命。總而言之，在“二維”平原之上，鋪展著條條通向從新藥研發到並行宇宙的幾乎一切事物的未來之路。
三維 – 我在故我在？
二維平原和多維超空間已成為想像力神遊的美好娛樂場，而我們的身體卻似只能滯留於三維空間之中。我們為什麼不是生活在在二維、四維、五維或者更多空間裡呢？最近，當物理學家嘗試融合萬有引力和量子理論來解釋時空的本質的時候，這一古老問題也將被重新提起。
作為通往量子引力的一種路徑，弦理論卻給出了一個不令人滿意的模糊答案：從0維到10維的空間都是可能的。這促使理論物理學家訴求於人擇原理：各種維度的宇宙都是可能存在的，至於我們看到的世界是三維的原因，則是因為假如它不是，那麼人類就不可能存在其中並得到這一觀測結果。 [u4] （注：『人擇原理』被觀測的宇宙的環境，必須允許觀測者的存在。）
2005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Andreas Karch和哈佛大學的Lisa Randall為了闡明這一問題而提出了一個更依靠於物理原理的解釋。他們建立了一個理論模型，該模型的時空是弦論中最普遍接受的十維時空，在這個隨著時間膨脹的超空間中漂浮著各種不同維數的宇宙，它們在碰撞時湮滅。計算表明，三維和七維的宇宙最有可能從這種碰撞中倖存下來。
如果你接受了這個模型，那麼就幾乎回答了我們為何對三維空間情有獨鍾這一問題。除了最後一個疑問，為什麼不是更寬敞的七維而非得是擁擠的三維呢？
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從一個歐洲研究小組最近完成的工作得到解釋。他們認為，時空並非是一個均勻的整體，而是由許多極小的片段構成的微元。為此他們把時空分割成一些簡單的單形，這些單形以不同的方式粘和在一起，構成整個完全時空。單形[U5] （也稱單純形）是空間中最簡單的多面體，是平面幾何中三角形這一概念在高維中的自然推廣。量子理論告訴我們宇宙的真實形狀應該是所有這些不同的粘和方式的概率疊加，通過要求在這個宇宙模型中因果關係要得到嚴格滿足，該研究組計算出宇宙的時間是一維的，而空間是精確的三維。
根據這項研究，可以推論對於時空的維度而言，存在這樣一個尺度轉折點：在極小的尺度下，空間的維度將發生改變，三維中的一維消失而僅留下二維（注：文中時空在極低的尺度下將變成2維，這是4維時空變成2維，而並非作者所理解的三維消失變成2維，原文見《NewScientist》, 2009-8-29, pp.34）。也許，如果你觀察得足夠精細，能看到極小的尺度，那麼你將發現我們仍生活在2維世界中。
四維 – 時間，大騙子
空間是由三維組成的，而時間也是一個維度，那麼它為什麼如此與眾不同？
答案：它沒有不同。物理學家彭羅斯在他的書《引力》中寫道：“空間和時間不是相互獨立的概念。”在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中，時間和空間融合成一個整體。對一個觀察者來說僅僅空間坐標不同的兩個物體，在另一個觀察者看來，其時間坐標和空間坐標可能都是不同的；同樣地，在一個觀察者看來在同一地點上先後發生的兩個事件，在另一個觀察者看來可能其時間坐標和空間坐標都不同。
這與我們日常的經驗大相徑庭，原因在於我們不夠快。兩名觀察者觀察結果的差異只有當他們的相對速度接近光速——這個宇宙的速度上限——時，才會變得明顯。
愛因斯坦的物理理論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相：時間和空間是緊密交織聯繫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如同組成一件織物的經緯線。但兩者之間也有明顯的區別：原則上我們能夠沿著三維空間的任意方向旅行，但沿著時間我們只能有單向的苦旅：從過去到未來。如何理解這一差異性呢？
紐約Clarkson大學的物理學家Lawrence Schulman解釋說：這同樣是由於宇宙速度有上限。考慮這樣一個假想實驗：在一個充滿陽光的早晨，7點鐘，拉開窗簾。假設太陽已經在6點55分爆炸了，但是我們感受不到這一點，在我們的周圍仍然充滿陽光，因為光從太陽傳到地球，需要八分半鐘。
見下圖（為簡化起見只畫出了一維時間和二維空間），在這個例子中，宇宙中任何事件，比如正在爆炸的太陽，站在窗邊的我們，等等都可以表示為時間―空間圖中的一個點。由該點發出兩條光線構成的光錐，其中一個代表光從事件點出發原理事件點在時空中運動，另一個表示光朝著事件點運動。如果我們在窗邊就能在太陽爆炸時看到其爆炸行為，則需要信息的傳播要超過我們所處的光錐，移動速度大於光速，而宇宙不允許這樣。
Schulman說道：“正是宇宙的速度上限使得宇宙的部分時空是不可及的。”它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對稱性，從而使我們所獲取的信息只能是從過去流向未來的，這就是時間的單向性。
五維 — 進入不可見區域
宇宙究竟有多少維數？這個問題可能沒有唯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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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時間看作成第四維，這是愛因斯坦理論的精髓。德國數學家卡盧察做了更宏偉的設計。在1919年，他發給愛因斯坦一篇文章，在文中他主張，通過給時空加入第五維，可以將電磁力和萬有引力統一描述為一種力的兩個不同方面。
幾年後，瑞典數學家克萊因在卡盧察的想法上更進了一步。顯然日常生活中我們只看到四維時空，對此克萊因的解釋是：第五維的空間尺度很小，可能高度捲曲地存在於四維時空的每一點。由此他開闢了物理學在超空間的隱藏額外維中尋找力的統一性這一思路，這一思想一直延續到在今天的弦理論中。
然而也許第五維並不像克萊因想像的那麼微小。 1999年哈佛大學物理學家Lisa Randall和位於馬里蘭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Raman Sundrum利用弦理論分析了高維空間的性質，他們發現，通過引入巨大的第五個維度，可能可以解決一個一直困擾物理界的難題：為什麼萬有引力比其它的力都要弱？他們的模型認為，我們所熟悉的四維時空漂浮在一個無窮大的負曲率五維時空之中。電磁力和核力被限制在四維空間內部，而萬有引力卻可以滲透到第五維，因此在我們看來，引力比電磁力和核力要弱得多。
與此同時，加拿大安大略湖滑鐵盧大學的Paul Wesson則認為，五維時空是存在的，其中四維是我們生活於斯的時空，而第五維對這個四維時空的作用是產生許多有質量的額外維粒子。這一方案可能解釋了長期困擾粒子物理學界的一個難題：質量是如何產生的，它認為粒子的質量有一個幾何起源。同時，該理論也解決了大爆炸的奇點問題：大爆炸開始時，宇宙處於無限高的溫度和密度狀態（注：這一論斷並非公認結果），在這里基本物理學定律都失效了。而從5維宇宙的觀點來看，大爆炸只是一個幻覺，所以也就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五維空間的存在帶來了一些更為精妙的結果。 1997年理論物理學家Juan Maldacena提出一個猜想，某些有五個展開維而且包含引力的弦理論等價於四維無引力量子場論，後者可以看成是前者的全息投影，這使得我們的日常世界如同來自宇宙的邊界的投影一般縹緲。
聽起來神秘吧，但在很多領域，這種高-低維理論的等價性已經成功地應用到對困難問題的計算上，比如在高溫超導物理。在Maldacena的圖像中，四維理論並不比五維理論更真實地描述世界。這樣說來，“宇宙究竟有多少維數”這個問題根本沒有唯一的答案。
六維 – 兩個時間
當物理學家提出涉及更多維數的宇宙理論時，他們通常只是指空間是高維的，並不涉及多維時間。
這也很好理解：如果時間是多維的，那麼物體就滿可以在高維時間坐標中沿環路運動，就是說，高維時間使得物體可以隨意穿梭於我們所處的一維時間上的任意兩點，這樣就違背了光速上限，並且使我們可以進行時間旅行，而這與我們目前對宇宙觀測是不相符的。
然而，到了1995年，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的Itzhak Bars通過M理論巧妙地構造出了一種存在高維時間的理論框架，該理論允許第二時間維存在，且不違反光速不變且不存在時間旅行，這種模型能夠解決粒子物理學標準模型所無法解決的一些問題。 （注：M理論是弦理論的推廣。該理論的目標是成為萬有理論，一個能解釋所有的相互作用的物理理論。它試圖把四種基本相互作用——電磁力、引力、強力和弱力——統一起來。它還試圖結合當前所有五種超弦理論和11維的超引力理論。為了充分了解它，愛德華•威滕認為需要發明新的數學工具。M理論的“M”包含有許多意思，例如魔術（magic）、神秘（mystery）、膜（membrane）或矩陣（matrix）等等）
但這裡有個陷阱：這個高維時間理論若要成立，必須同時存在一個額外維度的空間，因此在Bars構造的模型中，宇宙共有6個維度（4＋2），這個宇宙中的事物和我們熟悉的4維宇宙中的事物非常相像，唯一的區別是：在6維世界中，描述物質的構成和相互作用的理論是6維標準模型，而當這個高維模型投射到四維時，將產生很多不同的4維版本，而其中的每一種都描述一個不同的四維宇宙。
八維 – 衝浪者的天堂
八維是八元數能夠自然存在的空間。八元數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數學結構，正如加利福利亞大學Riverside分校的數學家John Baze所說：“它是那個人們永遠要鎖在閣樓上的瘋叔叔。”
八元數是僅有的可以進行除法運算的四種數制（注：實數、複數、4元數、8元數）之一，能夠允許所有的代數運算，但八元數的運算方式複雜異常，不像我們熟悉的傳統數制中的任何一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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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物理學中要引入八元數呢？這是因為在某些物理學問題中它是極為有用的工具。由八元數組成的矩陣可以構成一種叫做E8特殊李群的複雜的數學結構，這種數學結構是某些弦理論的核心內容。
2007年時，E8群成為熱門話題，物理學家Garrett Lisi沒有採用弦理論就構造出了統一引力和其它三種相互作用力的統一理論，他的理論正是基於E8群結構的。 Lisi本人沒有大學職位，他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夏威夷衝浪。對他工作的報導觸怒了一些人，比如倫敦帝國大學的Miachael Duff。他說道：“弦理論家自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就開始研究E8，我們不需要衝浪好手來告訴我們這是有趣的。”（注：Lisi本人的數序基礎不錯，但是物理學很差，其理論在物理上完全佔不住腳，只是一個計算得比較正確的數學練習而已。）
Duff本人對八元數的價值持不可知的態度，他指出所有由此提出的理論都還未經過實驗的檢驗。他說道：“任何人都還不知道到底八元數是否與真實世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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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維 – 弦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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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物理學家從更高維數帶回的最石破天驚的想法就是所有可能的宇宙都存在”
十維，我們最後到踏上了弦理論的神話國土。罔顧所有針對弦理論的刻薄話，弦理論仍是目前嘗試統一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的最熱門理論，也是“萬有理論”的最熱門候選人。該理論認為構成物質的粒子和傳遞相互作用力的粒子都是由弦構成的，弦的不同振動模式對應於不同的粒子。弦是1維的，它卻在由1維時間9維空間構成的10維時空中振動。
為什麼是10維呢？一句話，因為該理論在較少維數時行不通。如同物理學家Michael Green和John Schwarz於1984年指出的那樣，在更少的維度中，在小到10^-35米的普朗克尺度上，數學上的反常會導致時空存在劇烈的量子漲落，這種量子效應會破壞理論的對稱性，從而使理論不再自洽。
這些並不意味著10是就是個魔力數字。實際上弦理論的一種過時的早期形式具有26維。目前存在5種完備自洽的10維弦理論，它們都能解釋我們宇宙的存在，沒有哪一種理論比其它理論更正確，這些不同的理論可以被統一成一個更宏大的理論――11維的M理論，這5種弦理論只是M理論在某些情況下的特例。
M理論認為：這些額外維度是很小並且高度捲曲的，它的尺度如此之小，以至以現有的手段無法觀測到。而這些高維空間捲曲存在的形式是特定的。關鍵是，它們可能的存在形式有無限種，如何找出產生我們宇宙的那種高維空間的存在形式，仍是一個問題。倫敦帝國學院的Michael Duff說道：“這將理論物理學家分成了兩派。”那些認為我們最後將解決這個問題的人面臨著逐漸增多的支持“多宇宙論”的反對派。因為，既然M理論允許存在無限多種可能的宇宙，又沒有一個物理學原理來解釋到底為什麼我們生存在我們的宇宙中，那麼，我們是否要接受人擇原理，承認我們之所以觀察到今天的宇宙，只是因為我們正好生活在這樣一個宇宙中呢？也許，所有的可能的存在的宇宙，實際上都是存在的，這才是物理學家對高維空間進行探索之後，所得到的最令人震驚的結論。
毛澤東絕境逢生五施“空城計”
2011-1-17
看毛澤東絕境逢生五施“空城計”
彧君
人民網-觀點頻道 2010年09月26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巧施“空城計”的故事家喻戶曉。據史書記載，歷史上的諸葛亮並未用過“空城計”，只是作者為了烘托諸葛亮這個人物形象，以藝術手法添加了“空城計”這個情節。而毛澤東同志作為偉大的軍事家、革命家，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偉大的人民革命戰爭過程中，卻多次導演了真正的“空城計”，每每化險為夷，絕處逢生，顯示了他的大智大勇、非凡膽略。以筆者之見，以下五例堪稱其中傑作：
一用“空城計”，一彈不發退敵兵。 1928年6月，紅軍攻占永新後，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一個連來到永新縣的塘邊村，開展社會調查。在塘邊村，毛澤東遇上了正在這裡帶領工作隊開展工作的賀子珍。有一天上午剛過，毛澤東和賀子珍正在堂屋裡一起分析關於土地問題的調查材料。突然，村東方向傳來“砰砰砰”幾聲槍響。不大一會兒，一個手持梭鏢、跑得滿頭大汗的暴動隊員闖進門來，上氣不接下氣地報告說，一支四五十名全副武裝的地主保安隊正向村里襲來，揚言要捉拿毛澤東領賞，現在離村子只有1公里路了！毛澤東遇險不驚，他仍然穩穩地坐在那裡，慢條斯理地抽他的煙，他正在分析眼前的局勢。如果硬拼，不僅會陷入被動危險境地，而且還會危及塘邊村群眾的安全。於是，他果斷地說：“通知鄉親們，馬上撤出村子，到山上躲一躲。”
塘邊村處於群山環抱之中，山高林深，隱蔽性極好。毛澤東隨同賀子珍、房東老大娘以及村里群眾，一起撤上了山，隱蔽在密林深處。敵人進村後，見空村無人，怕中了紅軍的埋伏，不敢久留，打了一陣亂槍後，便悻悻地撤走了。事後，賀子珍問毛澤東：“敵人怎麼不上山搜查？”毛澤東笑了笑說：“敵人也怕呀！當時如果我們還手，敵人從槍聲裡就可判斷出我們的力量。我們一彈不發，空村無人，他們不知深淺，豈敢貿然上山？三國時諸葛亮唱空城計，也是如此呀！”
二用“空城計”，迎著敵人向前走。 1947年，毛澤東轉戰陝北。 8月17日毛澤東率部東進，來到了黃河的一個分汊葭蘆河岸邊。劉戡率7旅之眾步步逼近，敵人的先頭部隊已佔領了附近的山頭，情況萬分緊急。任弼時派人找來了幾隻羊皮筏子。於是，十幾名水性好的戰士，在一片助威聲中登上了羊皮筏子，可一瞬間，連筏子帶人被捲進急流無影無踪。向東的路走不通了。
敵人就在眼前。子彈在耳邊尖嘯，不時有戰士在倒下。忽然，毛澤東掃了一眼山頭上的敵人，邁開大步，順著河堤向北迎著敵人幾萬枝槍走去，隊伍也緊隨其後，排成兩隊走著。奇蹟出現了：敵人追兵呆若木雞似地看著毛澤東，幾萬杆槍啞了。毛澤東率隊順利地來到了一座大山腳下。任弼時告訴隊伍後的王參謀，把上山的痕跡抹掉，毛澤東聽後轉過身子說：“沒關係，你們就在這裡立塊牌子，寫上'毛澤東由此上山'！”敵人追到山底下，看到了“牌子”，怕中埋伏，果然沒有上山來。
第二天，在當地老鄉的幫助下，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和警衛人員順利地渡過了河。這時，劉戡率7個旅的追兵趕到河邊，他們正想方設法要過河之際，河水突然猛漲，沖走了不少兵。大水攔住了追擊之路，劉戡只好望河興嘆。
三用“空城計”，一紙嚇退十萬兵。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駐西柏坡。駐守在北京的國民黨將領傅作義探知情報以後，準備出動近十萬大軍和騎兵突襲中共首腦機關。當時國共主要戰場在東北和西北，黨中央周圍衛戍部隊僅一萬多人，形勢十分危急。
26日，毛澤東辦完大事以後，自言自語道："要給傅作義一點厲害看看。"周圍的人不明白："我們身處險境，還要給別人厲害看?"只見毛澤東拿起筆，很快以記者之名寫了一篇評論：《動員一切力量，殲滅可能向石家莊進擾之敵》。評論中把傅作義侵犯石家莊的種種計劃予以揭露，包括敵軍各部隊番號、將領以及作戰計劃予以公佈，號召解放軍和民兵和三天內，做好殲滅敵人的準備云云。這篇文章馬上由新華電台對外廣播，傅作義見中共方面對他們的計劃什麼都知道了，還做了準備，深怕遭到埋伏，只好偷偷將剛開出來的部隊撤回北平。這齣現代"空城計"就這樣結束了。
四用“空城計”，臥室震怒退蘇軍。在蘇聯同我國關係緊張的歲月裡，蘇聯大兵壓向阿爾巴尼亞邊境，隨時都有出兵的危險。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在臥室裡好長時間一言不發。忽然，他一臉嚴肅地叫來秘書，提出：我要馬上見蘇聯大使。工作人員勸主席刷刷牙、洗洗臉，換身衣服，然後到會客廳。毛澤東依然一臉嚴肅，說：就在這兒見。既沒刷牙也沒洗臉，更沒換衣。
後來秘書偷偷告訴大家：主席這次火可發大了!指著蘇聯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氣地說："你們不是要出兵阿爾巴尼亞嗎?歐洲離我們這裡很遠，我們不會去。但是，我們跟你們有那麼多的邊界線，去哪裡都可以，戰爭真正打起來是沒有邊界的!"結果，蘇聯沒打一槍，很快撤了兵。
五用“空城計”，引爆兩彈鎮邊關。 1969年中蘇邊界大小摩擦迭起，最終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珍寶島事件。蘇聯調兵遣將在中蘇邊境部署了55個步兵師，12個戰役火箭師、10個坦克師。 4個空軍團，總兵力達到100萬。面對大軍壓境，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要準備打仗”。
8月27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秘密地向少數記者透露，蘇聯代表向東歐盟國通報了可能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先發製人的打擊情況。這時，臨近國慶20週年，面對蘇聯的核威脅，毛澤東鎮靜自若，笑著對周恩來說：“如果實在不行，可不可以兩顆原子彈嚇唬嚇唬他們呀？他們也緊張兩天，等明白過來我們的節日也過完了。”周恩來會意地說：“放完後，我們再來個秘而不宣。”毛澤東：“對嘛！這就叫'兵不厭詐'嘛。”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國地震監測站，蘇聯地震監測中心以及兩國的衛星，幾乎同時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動信號。他們不約而同地作出判斷：中國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地下核試驗和高爆核試驗。以往中國的幾次核試驗，當即發表消息並熱烈慶賀，可是這兩次核試驗中國新聞媒體連一條簡短的新聞都沒有發表。
孫子說：“兵者詭道也。”韓非子云：“戰陣之間，不厭詐偽。”毛澤東一向以足智多謀、處事泰然等著稱於世。他“每臨大事有靜氣”，每每在危機關頭力挽狂瀾於既倒，使革命局勢轉危為安，讓人拍案叫絕，嘆為觀止。我們今天能在和平的環境裡無憂無慮地生活和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勳！
看毛澤東絕境逢生五施“空城計”
彧君
人民網-觀點頻道 2010年09月26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巧施“空城計”的故事家喻戶曉。據史書記載，歷史上的諸葛亮並未用過“空城計”，只是作者為了烘托諸葛亮這個人物形象，以藝術手法添加了“空城計”這個情節。而毛澤東同志作為偉大的軍事家、革命家，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偉大的人民革命戰爭過程中，卻多次導演了真正的“空城計”，每每化險為夷，絕處逢生，顯示了他的大智大勇、非凡膽略。以筆者之見，以下五例堪稱其中傑作：
一用“空城計”，一彈不發退敵兵。 1928年6月，紅軍攻占永新後，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一個連來到永新縣的塘邊村，開展社會調查。在塘邊村，毛澤東遇上了正在這裡帶領工作隊開展工作的賀子珍。有一天上午剛過，毛澤東和賀子珍正在堂屋裡一起分析關於土地問題的調查材料。突然，村東方向傳來“砰砰砰”幾聲槍響。不大一會兒，一個手持梭鏢、跑得滿頭大汗的暴動隊員闖進門來，上氣不接下氣地報告說，一支四五十名全副武裝的地主保安隊正向村里襲來，揚言要捉拿毛澤東領賞，現在離村子只有1公里路了！毛澤東遇險不驚，他仍然穩穩地坐在那裡，慢條斯理地抽他的煙，他正在分析眼前的局勢。如果硬拼，不僅會陷入被動危險境地，而且還會危及塘邊村群眾的安全。於是，他果斷地說：“通知鄉親們，馬上撤出村子，到山上躲一躲。”
塘邊村處於群山環抱之中，山高林深，隱蔽性極好。毛澤東隨同賀子珍、房東老大娘以及村里群眾，一起撤上了山，隱蔽在密林深處。敵人進村後，見空村無人，怕中了紅軍的埋伏，不敢久留，打了一陣亂槍後，便悻悻地撤走了。事後，賀子珍問毛澤東：“敵人怎麼不上山搜查？”毛澤東笑了笑說：“敵人也怕呀！當時如果我們還手，敵人從槍聲裡就可判斷出我們的力量。我們一彈不發，空村無人，他們不知深淺，豈敢貿然上山？三國時諸葛亮唱空城計，也是如此呀！”
二用“空城計”，迎著敵人向前走。 1947年，毛澤東轉戰陝北。 8月17日毛澤東率部東進，來到了黃河的一個分汊葭蘆河岸邊。劉戡率7旅之眾步步逼近，敵人的先頭部隊已佔領了附近的山頭，情況萬分緊急。任弼時派人找來了幾隻羊皮筏子。於是，十幾名水性好的戰士，在一片助威聲中登上了羊皮筏子，可一瞬間，連筏子帶人被捲進急流無影無踪。向東的路走不通了。
敵人就在眼前。子彈在耳邊尖嘯，不時有戰士在倒下。忽然，毛澤東掃了一眼山頭上的敵人，邁開大步，順著河堤向北迎著敵人幾萬枝槍走去，隊伍也緊隨其後，排成兩隊走著。奇蹟出現了：敵人追兵呆若木雞似地看著毛澤東，幾萬杆槍啞了。毛澤東率隊順利地來到了一座大山腳下。任弼時告訴隊伍後的王參謀，把上山的痕跡抹掉，毛澤東聽後轉過身子說：“沒關係，你們就在這裡立塊牌子，寫上'毛澤東由此上山'！”敵人追到山底下，看到了“牌子”，怕中埋伏，果然沒有上山來。
第二天，在當地老鄉的幫助下，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和警衛人員順利地渡過了河。這時，劉戡率7個旅的追兵趕到河邊，他們正想方設法要過河之際，河水突然猛漲，沖走了不少兵。大水攔住了追擊之路，劉戡只好望河興嘆。
三用“空城計”，一紙嚇退十萬兵。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駐西柏坡。駐守在北京的國民黨將領傅作義探知情報以後，準備出動近十萬大軍和騎兵突襲中共首腦機關。當時國共主要戰場在東北和西北，黨中央周圍衛戍部隊僅一萬多人，形勢十分危急。
26日，毛澤東辦完大事以後，自言自語道："要給傅作義一點厲害看看。"周圍的人不明白："我們身處險境，還要給別人厲害看?"只見毛澤東拿起筆，很快以記者之名寫了一篇評論：《動員一切力量，殲滅可能向石家莊進擾之敵》。評論中把傅作義侵犯石家莊的種種計劃予以揭露，包括敵軍各部隊番號、將領以及作戰計劃予以公佈，號召解放軍和民兵和三天內，做好殲滅敵人的準備云云。這篇文章馬上由新華電台對外廣播，傅作義見中共方面對他們的計劃什麼都知道了，還做了準備，深怕遭到埋伏，只好偷偷將剛開出來的部隊撤回北平。這齣現代"空城計"就這樣結束了。
四用“空城計”，臥室震怒退蘇軍。在蘇聯同我國關係緊張的歲月裡，蘇聯大兵壓向阿爾巴尼亞邊境，隨時都有出兵的危險。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在臥室裡好長時間一言不發。忽然，他一臉嚴肅地叫來秘書，提出：我要馬上見蘇聯大使。工作人員勸主席刷刷牙、洗洗臉，換身衣服，然後到會客廳。毛澤東依然一臉嚴肅，說：就在這兒見。既沒刷牙也沒洗臉，更沒換衣。
後來秘書偷偷告訴大家：主席這次火可發大了!指著蘇聯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氣地說："你們不是要出兵阿爾巴尼亞嗎?歐洲離我們這裡很遠，我們不會去。但是，我們跟你們有那麼多的邊界線，去哪裡都可以，戰爭真正打起來是沒有邊界的!"結果，蘇聯沒打一槍，很快撤了兵。
五用“空城計”，引爆兩彈鎮邊關。 1969年中蘇邊界大小摩擦迭起，最終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珍寶島事件。蘇聯調兵遣將在中蘇邊境部署了55個步兵師，12個戰役火箭師、10個坦克師。 4個空軍團，總兵力達到100萬。面對大軍壓境，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要準備打仗”。
8月27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秘密地向少數記者透露，蘇聯代表向東歐盟國通報了可能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先發製人的打擊情況。這時，臨近國慶20週年，面對蘇聯的核威脅，毛澤東鎮靜自若，笑著對周恩來說：“如果實在不行，可不可以兩顆原子彈嚇唬嚇唬他們呀？他們也緊張兩天，等明白過來我們的節日也過完了。”周恩來會意地說：“放完後，我們再來個秘而不宣。”毛澤東：“對嘛！這就叫'兵不厭詐'嘛。”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國地震監測站，蘇聯地震監測中心以及兩國的衛星，幾乎同時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動信號。他們不約而同地作出判斷：中國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地下核試驗和高爆核試驗。以往中國的幾次核試驗，當即發表消息並熱烈慶賀，可是這兩次核試驗中國新聞媒體連一條簡短的新聞都沒有發表。
孫子說：“兵者詭道也。”韓非子云：“戰陣之間，不厭詐偽。”毛澤東一向以足智多謀、處事泰然等著稱於世。他“每臨大事有靜氣”，每每在危機關頭力挽狂瀾於既倒，使革命局勢轉危為安，讓人拍案叫絕，嘆為觀止。我們今天能在和平的環境裡無憂無慮地生活和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勳！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
作者：王翠蘭
更新時間：2011-1-16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劃時代的偉大人物，是中華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的光輝思想、高尚人格和偉大風範，不但讓中國人民充滿敬仰、心往神追，同時也讓世界眾多“粉絲”為之傾倒，敬佩之至，心悅誠服，五體投地。
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世界名醫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就評價毛澤東：“這是一位蓋世英才。他一定會改變這個世界。”而在當今，在奧巴馬入主白宮的首個聖誕節，擺放在白宮藍廳中央的一棵聖誕樹，上面居然懸掛了中國領袖毛澤東頭像的裝飾。在華盛頓號航母的飛行作戰室裡，赫然掛著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的畫像，畫像下面寫著讓全體中國人蕩氣迴腸的豪言：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據外交部原副部長韓敘回憶，根據1972年尼克松來時，毛澤東和他們的談話，可以知道，毛澤東在西方政要眼裡，早就是一個充滿神秘，令人畏懼的中國領袖，毛澤東早就用他獨特的魅力征服了世界。毛澤東獨特魅力何以征服世界？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請看他的經天緯地的偉大風範。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依靠人民，為了人民”。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政治報告中說：“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襟懷坦白，大公無私”。毛澤東光明正大，襟懷坦白，大公無私，是建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第一個完全公開個人財產的人，堪稱中外執政黨領袖徹底“亮曬”家底、廉潔奉公的典範。眾所周知，毛澤東有個習慣，從來不摸錢，他的收入為工資和稿費兩部分，均由組織和組織安排的專人管理，並記有明細賬。他公私分明，哪怕是在人民大會堂喝一杯茶都要管理人員去結賬。毛澤東逝世時，沒有留下任何家產、存款及金銀珠寶，沒有為子女留下任何財產遺囑和一分錢。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 “整治腐敗，舉重若輕”。對貪污腐敗，毛澤東嫉惡如仇，建國之初，他告誡全黨：“治國就是治吏。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國家還沒有辦法治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處理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當有人求情時，毛澤東卻說，“是要他倆？還是要國家？”“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告別官國，拒絕特權”。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官國決裂的人。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他送子參軍，當別人勸阻時，他卻說：“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後毛岸英為國捐軀；女兒上學，他不准用公車接送；收到禮品，他吩咐一律交公；親友託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絕。他不僅嚴於律己，更嚴格要求身邊工作人員，特別警惕身邊出現“貴族”。他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敲響警鐘：“我們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們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臉不認你們。”“其身正，不令而行。”他的一言一行都感化和鼓舞著廣大人民群眾，成為黨的事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自奉儉薄，上善若水”。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毛澤東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帶頭降工資，不吃紅燒肉。毛澤東的工資原來是610元，全國進入困難時期後，他第一個把自己的工資降為404.80元。同時，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結果，毛澤東7個月沒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樣飢腸轆轆，腿腳常常浮腫。他的一件睡衣用了二十多年，補了73個補丁；一條毛巾被上的補丁達到70多個，一雙拖鞋穿了20多年。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掃黑禁娼，乾淨徹底”。在建國之初，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毛澤東蕩氣迴腸地說：“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 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指出：“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1949年11月，一夜之間，北京封閉了全市所有的妓院，而後全國各地相繼禁娼，並對妓女成功進行了改造。把她們“由鬼變成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地勞動者，讓世界刮目相看。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藐視強權，頂天立地”。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這句驚天動地的話，足以讓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不寒而栗、威風掃地，被西方人認為最能體現毛澤東的強大意志和戰鬥精神。凡涉及國家主權、民族利益，毛澤東總是針鋒相對、寸土不讓，從不知屈服、畏懼為何物。無論是抗美援朝，還是中印之戰；不論是援越抗美，還是中蘇珍寶島之戰，毛澤東都硬碰硬。他曾振聾發聵地說：“即便是再來一次八國聯軍，我們中國也要與你打！打出一個真理來。”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自力更生，光復舊物”。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說，“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位西方學者不無感慨的說：“中國獲得的外援像金子一樣少。就是這樣，他們還是一天比一天強大，60、70年代'兩彈一星'，還有看不見的和不知道的，不能不讓我們害怕、恐慌！”“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向毛澤東的中國靠近，試圖找到毛澤東的力量。”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理由還有許多。美國學者施拉姆地說：“一百年之後，毛澤東仍是世界人民最為關注的思想家與軍事家。”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毛澤東無愧于世界級的領袖，毛澤東熱在中國內部乃至世界不降反升現象，更令人不可思議，美國人應該研究他的思想精髓。”有哲人說，有一種精神，穿越歷史的雲煙，日久彌新；有一種懷念，歷經時代的風雨，更臻醇厚。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毛澤東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
作者：王翠蘭
更新時間：2011-1-16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劃時代的偉大人物，是中華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的光輝思想、高尚人格和偉大風範，不但讓中國人民充滿敬仰、心往神追，同時也讓世界眾多“粉絲”為之傾倒，敬佩之至，心悅誠服，五體投地。
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世界名醫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就評價毛澤東：“這是一位蓋世英才。他一定會改變這個世界。”而在當今，在奧巴馬入主白宮的首個聖誕節，擺放在白宮藍廳中央的一棵聖誕樹，上面居然懸掛了中國領袖毛澤東頭像的裝飾。在華盛頓號航母的飛行作戰室裡，赫然掛著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的畫像，畫像下面寫著讓全體中國人蕩氣迴腸的豪言：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據外交部原副部長韓敘回憶，根據1972年尼克松來時，毛澤東和他們的談話，可以知道，毛澤東在西方政要眼裡，早就是一個充滿神秘，令人畏懼的中國領袖，毛澤東早就用他獨特的魅力征服了世界。毛澤東獨特魅力何以征服世界？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請看他的經天緯地的偉大風範。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依靠人民，為了人民”。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政治報告中說：“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襟懷坦白，大公無私”。毛澤東光明正大，襟懷坦白，大公無私，是建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第一個完全公開個人財產的人，堪稱中外執政黨領袖徹底“亮曬”家底、廉潔奉公的典範。眾所周知，毛澤東有個習慣，從來不摸錢，他的收入為工資和稿費兩部分，均由組織和組織安排的專人管理，並記有明細賬。他公私分明，哪怕是在人民大會堂喝一杯茶都要管理人員去結賬。毛澤東逝世時，沒有留下任何家產、存款及金銀珠寶，沒有為子女留下任何財產遺囑和一分錢。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 “整治腐敗，舉重若輕”。對貪污腐敗，毛澤東嫉惡如仇，建國之初，他告誡全黨：“治國就是治吏。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國家還沒有辦法治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處理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當有人求情時，毛澤東卻說，“是要他倆？還是要國家？”“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告別官國，拒絕特權”。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官國決裂的人。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他送子參軍，當別人勸阻時，他卻說：“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後毛岸英為國捐軀；女兒上學，他不准用公車接送；收到禮品，他吩咐一律交公；親友託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絕。他不僅嚴於律己，更嚴格要求身邊工作人員，特別警惕身邊出現“貴族”。他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敲響警鐘：“我們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們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臉不認你們。”“其身正，不令而行。”他的一言一行都感化和鼓舞著廣大人民群眾，成為黨的事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自奉儉薄，上善若水”。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毛澤東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帶頭降工資，不吃紅燒肉。毛澤東的工資原來是610元，全國進入困難時期後，他第一個把自己的工資降為404.80元。同時，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結果，毛澤東7個月沒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樣飢腸轆轆，腿腳常常浮腫。他的一件睡衣用了二十多年，補了73個補丁；一條毛巾被上的補丁達到70多個，一雙拖鞋穿了20多年。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掃黑禁娼，乾淨徹底”。在建國之初，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毛澤東蕩氣迴腸地說：“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 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指出：“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1949年11月，一夜之間，北京封閉了全市所有的妓院，而後全國各地相繼禁娼，並對妓女成功進行了改造。把她們“由鬼變成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地勞動者，讓世界刮目相看。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藐視強權，頂天立地”。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這句驚天動地的話，足以讓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不寒而栗、威風掃地，被西方人認為最能體現毛澤東的強大意志和戰鬥精神。凡涉及國家主權、民族利益，毛澤東總是針鋒相對、寸土不讓，從不知屈服、畏懼為何物。無論是抗美援朝，還是中印之戰；不論是援越抗美，還是中蘇珍寶島之戰，毛澤東都硬碰硬。他曾振聾發聵地說：“即便是再來一次八國聯軍，我們中國也要與你打！打出一個真理來。”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因為他“自力更生，光復舊物”。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說，“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位西方學者不無感慨的說：“中國獲得的外援像金子一樣少。就是這樣，他們還是一天比一天強大，60、70年代'兩彈一星'，還有看不見的和不知道的，不能不讓我們害怕、恐慌！”“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向毛澤東的中國靠近，試圖找到毛澤東的力量。”
毛澤東緣何讓世界為之傾倒？理由還有許多。美國學者施拉姆地說：“一百年之後，毛澤東仍是世界人民最為關注的思想家與軍事家。”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毛澤東無愧于世界級的領袖，毛澤東熱在中國內部乃至世界不降反升現象，更令人不可思議，美國人應該研究他的思想精髓。”有哲人說，有一種精神，穿越歷史的雲煙，日久彌新；有一種懷念，歷經時代的風雨，更臻醇厚。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毛澤東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
2011年1月16日
中國宏觀調控怎麼不吃亂藥
中國宏觀調控怎麼不吃亂藥
2011-01-17 10:24
中國應當建立與時俱進的宏觀調控體系
張庭賓
這一輪強硬的宏觀調控，會達成令人滿意的結果？還是會重蹈2008年的覆轍？
2011年新年伊始，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簡稱央行）再次提高存款準備金0.5%，從而使大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創下19%的新高。如此強硬的態度，如此密集的操作，在中國宏觀調控史上很罕見。
如此調控目標也比較清晰——遏製過去半年來快速上漲的CPI——從2010年7月的2.9%上漲到11月的5.1%。但能夠得償所願嗎？
此次CPI的快速上漲，主要是食品價格上漲推動的，食品在中國CPI指數中的權重為33%，是第一權重。而從8月初開始，國際農產品價格開始快速上漲，到11月的階段高點，國際玉米、豆油和棉花分別上漲了51.7%、39.96%、99.5%，直接推動了國內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並拉動了CPI快速上漲。相當次要的原因是，4萬億投資造成的經濟過熱問題。
對此，中國10月份開始了此輪強硬的宏觀調控，迄今加息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4次。 11月中旬，因中國調控，加上國際農產品猛漲後有回調需求，一度大幅下挫。然又很快重拾漲勢，截止上週五收盤，除棉花外，玉米和豆油分別比11月高點上漲了3.7%和3.6%。
可見，中國試圖通過貨幣緊縮來調控國際農產品價格，屬於“隔山打牛”。如對症下藥，最直接打擊農產品價格的方法，是在限制農產品出口同時，國內拋出儲備糧油平抑物價。可多年來隨著中國人口增長和吃肉增長，加之農業投入不足，水利失修，靠天吃飯，中國大豆和玉米先後出現了剛性缺口，國際炒家藉此大肆炒作，而美國是第一農產品大國，又是期貨市場的主導國，它們當然願意看到農產品大漲。
簡言之，此輪試圖以貨幣緊縮控制CPI很難奏效，但如繼續下去其副作用將越來越嚴重。在農產品、礦產資源價格大漲、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人民幣加速升值、貨幣連續緊縮等效應累加，中國企業將很快面臨生存困境，不排除在不久後重現2008年世界工廠“休克”的危難局面。
此輪強硬的宏觀調控對於抑制4萬億投資泡沫，會有一定效應，但是鑑於在貨幣緊縮局面中，政府和國有企業將創造條件優先獲得貸款，受損傷最大的將是民營中小企業。
不容迴避的是，自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中國宏觀調控效率日減，“兩難”困局不斷增多，甚至有時與調控初衷南轅北轍，需要深刻反思——根源何在？怎樣重新認識當下經濟金融的複雜性？如何建立一套認識通透、層次清晰，針對性強的新調控體系，才能正確應對中國與國際經濟金融日益一體化的新挑戰。
與時俱進的中國宏觀調控體系至少可分為三個層面，分別是：一、調控經濟增減速度、通脹通緊和就業；二、調控資產價格；三，調控財富再分配。前兩者是表象，後者是本質。
一是教科書上的標準答案，通過貨幣政策調控GDP、CPI，即如果經濟增速過快，通脹過快，就收縮貨幣；反之則釋放貨幣。然此種調控即使在市場傳導機制相對有效的美國都走入死胡同——零利率，直接印刷鈔票，貨幣寬鬆達到極致，仍有著通縮壓力，失業率高達近10%。
二是非正統的宏觀調控——在某種資產價格瘋狂時調控它。中國在現在的樓市調控中採取了這種方法。中國的房價不僅已經高到了世界之巔，而且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採取行政性手段抑制需求和甚至直接限價，只能是權宜之計，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住宅供給過少，而土地價格過高。
筆者想指出的是，真正本質和有效的宏觀調控是——財富再分配。即財富分配在外國和中國、政府和民間、金融和實業、富人和窮人間更合理了，還是更失衡了——如果嚴重地向前者傾斜，則任何調控都會越來越難；反之，則立竿見影。
真實的經濟發展源於真實的需求增長，而不能靠“吸食海洛因”的投資刺激；良性的社會發展依靠於國民的幸福指數上升，而不是越來越高的生活成本和越來越低的薪酬收入。即一國國民，社會公眾能可持續分享發展成果；而不是作為成果被別人享受。
遺憾的是，自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中國財富再分配失衡更加嚴重了，主要表現在國際上向外國傾斜；國內向政府傾斜。
在國際上，中國犧牲環境，犧牲社會保障，以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生產大量價廉物美的物質商品，換回來的是不斷貶值的美元，積累為外匯儲備又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債券，實際形成了一種幾乎是單向財富輸送的機制，中國祇得到了名義GDP增長和廉價的就業崗位。
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不僅導致中國外儲中美元資產貶值，升值加息更吸引國際熱錢大量投機中國，炒作股市樓市。它們資金雄厚、經驗豐富、一致行動力強，即“人為刀俎”；而剛剛啟蒙“財產性收入”意識的大部分國人只能是“我為魚肉”。 5年以來，中國人改革開放來積累的巨量財富已被轉移到了國際熱錢手中。
在國人內部，財富分配加速向政府傾斜，政府財政收入增長多年大幅超過GDP的增長，GDP增長大幅超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這一情況在2010年仍在繼續，財政收入再創8.1萬億元新高，同比增長22%，超過了GDP同比增長的兩倍。
在國際上財富再分配持續惡化，在國內財富再分配繼續失衡的情況下，不僅內需增長，產業升級，結構調整都是"望梅止渴"。宏觀調控也必然越來越捉襟見肘——這就像一家人蓋一床被子，人口越來越多了，而被子卻一會被東家剪去一塊，一會送給西家一塊，一會被北家勒索一塊……這時，家長再怎麼蓋被子（宏觀調控），也必然有更多的人露在外面被凍著；或被子被攤薄了人人都更冷。
所以，宏觀調控必須抓調控財富再分配這個根本。為此，中國需要建立新的指標體系，重新確定調控標準。
作為一個國家，中國應將中國公民財富在國際上真實物質購買力——比如購買石油或黃金作為主要指標。遺憾的是，過去10年，若以石油為標準，中國財富實際購買力比名義貶值了75%，以黃金為標準，貶去了80%。
在國內，應該有三組指標：一是中國公民財富佔國內總財富的比例；二是中國公民所擁有的流動性在國內M1、M2、M3中的佔比。三是內需佔GDP的比例、勞動收入佔GDP的比例，以及基尼係數。
現在的中國經濟指標中，沒有第一和第二項，偌大國家無人知道“中國這床被子”到底有多大，能讓多少人溫飽。至於第三項，郎咸平曾指中國薪酬收入佔GDP比例僅為8%，世界倒數第一，這存在爭論；但不存異議的是，中國內需佔GDP的比例約為35%，是世界倒數第一。至於真實的基尼係數，我們還有沒有勇氣去面對嗎？
只要財富再分配的指標變得好了，中國人實際財富購買力，中國人的幸福指數一定會變好，中國人一定更富裕，而GDP、CPI、資產價格怎樣，並不重要。否則只做GDP、CPI表面文章，這幾項本質指標更糟糕了，結果將是飲鴆止渴，宏觀調控未來更更加捉襟見肘。
2011-01-17 10:24
中國應當建立與時俱進的宏觀調控體系
張庭賓
這一輪強硬的宏觀調控，會達成令人滿意的結果？還是會重蹈2008年的覆轍？
2011年新年伊始，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簡稱央行）再次提高存款準備金0.5%，從而使大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創下19%的新高。如此強硬的態度，如此密集的操作，在中國宏觀調控史上很罕見。
如此調控目標也比較清晰——遏製過去半年來快速上漲的CPI——從2010年7月的2.9%上漲到11月的5.1%。但能夠得償所願嗎？
此次CPI的快速上漲，主要是食品價格上漲推動的，食品在中國CPI指數中的權重為33%，是第一權重。而從8月初開始，國際農產品價格開始快速上漲，到11月的階段高點，國際玉米、豆油和棉花分別上漲了51.7%、39.96%、99.5%，直接推動了國內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並拉動了CPI快速上漲。相當次要的原因是，4萬億投資造成的經濟過熱問題。
對此，中國10月份開始了此輪強硬的宏觀調控，迄今加息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4次。 11月中旬，因中國調控，加上國際農產品猛漲後有回調需求，一度大幅下挫。然又很快重拾漲勢，截止上週五收盤，除棉花外，玉米和豆油分別比11月高點上漲了3.7%和3.6%。
可見，中國試圖通過貨幣緊縮來調控國際農產品價格，屬於“隔山打牛”。如對症下藥，最直接打擊農產品價格的方法，是在限制農產品出口同時，國內拋出儲備糧油平抑物價。可多年來隨著中國人口增長和吃肉增長，加之農業投入不足，水利失修，靠天吃飯，中國大豆和玉米先後出現了剛性缺口，國際炒家藉此大肆炒作，而美國是第一農產品大國，又是期貨市場的主導國，它們當然願意看到農產品大漲。
簡言之，此輪試圖以貨幣緊縮控制CPI很難奏效，但如繼續下去其副作用將越來越嚴重。在農產品、礦產資源價格大漲、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人民幣加速升值、貨幣連續緊縮等效應累加，中國企業將很快面臨生存困境，不排除在不久後重現2008年世界工廠“休克”的危難局面。
此輪強硬的宏觀調控對於抑制4萬億投資泡沫，會有一定效應，但是鑑於在貨幣緊縮局面中，政府和國有企業將創造條件優先獲得貸款，受損傷最大的將是民營中小企業。
不容迴避的是，自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中國宏觀調控效率日減，“兩難”困局不斷增多，甚至有時與調控初衷南轅北轍，需要深刻反思——根源何在？怎樣重新認識當下經濟金融的複雜性？如何建立一套認識通透、層次清晰，針對性強的新調控體系，才能正確應對中國與國際經濟金融日益一體化的新挑戰。
與時俱進的中國宏觀調控體系至少可分為三個層面，分別是：一、調控經濟增減速度、通脹通緊和就業；二、調控資產價格；三，調控財富再分配。前兩者是表象，後者是本質。
一是教科書上的標準答案，通過貨幣政策調控GDP、CPI，即如果經濟增速過快，通脹過快，就收縮貨幣；反之則釋放貨幣。然此種調控即使在市場傳導機制相對有效的美國都走入死胡同——零利率，直接印刷鈔票，貨幣寬鬆達到極致，仍有著通縮壓力，失業率高達近10%。
二是非正統的宏觀調控——在某種資產價格瘋狂時調控它。中國在現在的樓市調控中採取了這種方法。中國的房價不僅已經高到了世界之巔，而且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採取行政性手段抑制需求和甚至直接限價，只能是權宜之計，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住宅供給過少，而土地價格過高。
筆者想指出的是，真正本質和有效的宏觀調控是——財富再分配。即財富分配在外國和中國、政府和民間、金融和實業、富人和窮人間更合理了，還是更失衡了——如果嚴重地向前者傾斜，則任何調控都會越來越難；反之，則立竿見影。
真實的經濟發展源於真實的需求增長，而不能靠“吸食海洛因”的投資刺激；良性的社會發展依靠於國民的幸福指數上升，而不是越來越高的生活成本和越來越低的薪酬收入。即一國國民，社會公眾能可持續分享發展成果；而不是作為成果被別人享受。
遺憾的是，自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中國財富再分配失衡更加嚴重了，主要表現在國際上向外國傾斜；國內向政府傾斜。
在國際上，中國犧牲環境，犧牲社會保障，以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生產大量價廉物美的物質商品，換回來的是不斷貶值的美元，積累為外匯儲備又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債券，實際形成了一種幾乎是單向財富輸送的機制，中國祇得到了名義GDP增長和廉價的就業崗位。
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不僅導致中國外儲中美元資產貶值，升值加息更吸引國際熱錢大量投機中國，炒作股市樓市。它們資金雄厚、經驗豐富、一致行動力強，即“人為刀俎”；而剛剛啟蒙“財產性收入”意識的大部分國人只能是“我為魚肉”。 5年以來，中國人改革開放來積累的巨量財富已被轉移到了國際熱錢手中。
在國人內部，財富分配加速向政府傾斜，政府財政收入增長多年大幅超過GDP的增長，GDP增長大幅超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這一情況在2010年仍在繼續，財政收入再創8.1萬億元新高，同比增長22%，超過了GDP同比增長的兩倍。
在國際上財富再分配持續惡化，在國內財富再分配繼續失衡的情況下，不僅內需增長，產業升級，結構調整都是"望梅止渴"。宏觀調控也必然越來越捉襟見肘——這就像一家人蓋一床被子，人口越來越多了，而被子卻一會被東家剪去一塊，一會送給西家一塊，一會被北家勒索一塊……這時，家長再怎麼蓋被子（宏觀調控），也必然有更多的人露在外面被凍著；或被子被攤薄了人人都更冷。
所以，宏觀調控必須抓調控財富再分配這個根本。為此，中國需要建立新的指標體系，重新確定調控標準。
作為一個國家，中國應將中國公民財富在國際上真實物質購買力——比如購買石油或黃金作為主要指標。遺憾的是，過去10年，若以石油為標準，中國財富實際購買力比名義貶值了75%，以黃金為標準，貶去了80%。
在國內，應該有三組指標：一是中國公民財富佔國內總財富的比例；二是中國公民所擁有的流動性在國內M1、M2、M3中的佔比。三是內需佔GDP的比例、勞動收入佔GDP的比例，以及基尼係數。
現在的中國經濟指標中，沒有第一和第二項，偌大國家無人知道“中國這床被子”到底有多大，能讓多少人溫飽。至於第三項，郎咸平曾指中國薪酬收入佔GDP比例僅為8%，世界倒數第一，這存在爭論；但不存異議的是，中國內需佔GDP的比例約為35%，是世界倒數第一。至於真實的基尼係數，我們還有沒有勇氣去面對嗎？
只要財富再分配的指標變得好了，中國人實際財富購買力，中國人的幸福指數一定會變好，中國人一定更富裕，而GDP、CPI、資產價格怎樣，並不重要。否則只做GDP、CPI表面文章，這幾項本質指標更糟糕了，結果將是飲鴆止渴，宏觀調控未來更更加捉襟見肘。
中國應限制公共開支應對通脹
謝國忠：中國應限制公共開支應對通脹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12日11:13 新華網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月10日文章原題：怪獸的挑戰(作者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
中國面臨巨大的通脹挑戰，採取的措施卻不足以抑制通脹。兩次提高利率——總共提高50個基點——還遠遠不夠，不管政府的意圖如何，此舉卻反而讓儲戶緊張起來。
由於擔心貨幣價值蒸發，人們開始在內地三線城市恐慌性購買房產。這反過來又在兩個方面加劇了通脹問題。首先，這進一步提高了通脹預期和貨幣流通速度，使未來收緊貨幣政策的措施複雜化；其次，這提高了生活成本，人們會進一步要求加薪。除非政府能夠表明保持物價穩定的決心，否則人們的擔心有可能引發社會騷亂：大量儲存糧食、蔬菜和食用油等消費品。
十年來大規模的貨幣增長使經濟體系積累了巨大的隱性通脹壓力。這首先表現在土地價格的上漲。由於投機熱把錢集中在了房地產市場，貨幣增長起初並未導致惡性通貨膨脹。但是情況後來發生了變化：勞動力短缺和能源價格上漲引發基礎廣泛的通脹，而貨幣存量突然之間則變成了通脹的刺激因素。
中國的通脹挑戰背後的根本性力量是公共部門無節制開支的慾望。國內生產總值(GDP)和財政收入是決定地方政府官員的獎懲、衡量其表現的兩個基本標準。通過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增加GDP和財政收入的目的他們都能達到。
銀行體系去年的新增貸款額是GDP的四分之一。在股票和債券市場以及通過信託公司籌集的資金額可能達到GDP的十分之一。其中大部分資金流入了公共部門。除了這筆錢之外，政府還通過稅收得到了五分之一的GDP。這裡存在重複計算的問題。房地產開發商使用同一筆錢買地和納稅：兩者都算在政府的分類賬上。儘管如此，公共部門仍通過自己的消費能力控制著近一半的GDP。
發達國家的大部分政府收入都是用於再分配，通過提供社保、醫保或教育的方式進行。但是，中國在這些領域的支出卻不多。公共部門擁有的巨大財力主要用於投資或公共消費。不管怎麼看，公共部門開支似乎都在中國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
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是中國長達30年的經濟繁榮背後的兩支推動力量。政府開支在很大程度匕推動了基礎設施建設。因此，經濟資源集中於公共部門對國家有利。但是，集中的程度多大才算過度了呢？通貨膨脹表明已經過度了。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12日11:13 新華網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月10日文章原題：怪獸的挑戰(作者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
中國面臨巨大的通脹挑戰，採取的措施卻不足以抑制通脹。兩次提高利率——總共提高50個基點——還遠遠不夠，不管政府的意圖如何，此舉卻反而讓儲戶緊張起來。
由於擔心貨幣價值蒸發，人們開始在內地三線城市恐慌性購買房產。這反過來又在兩個方面加劇了通脹問題。首先，這進一步提高了通脹預期和貨幣流通速度，使未來收緊貨幣政策的措施複雜化；其次，這提高了生活成本，人們會進一步要求加薪。除非政府能夠表明保持物價穩定的決心，否則人們的擔心有可能引發社會騷亂：大量儲存糧食、蔬菜和食用油等消費品。
十年來大規模的貨幣增長使經濟體系積累了巨大的隱性通脹壓力。這首先表現在土地價格的上漲。由於投機熱把錢集中在了房地產市場，貨幣增長起初並未導致惡性通貨膨脹。但是情況後來發生了變化：勞動力短缺和能源價格上漲引發基礎廣泛的通脹，而貨幣存量突然之間則變成了通脹的刺激因素。
中國的通脹挑戰背後的根本性力量是公共部門無節制開支的慾望。國內生產總值(GDP)和財政收入是決定地方政府官員的獎懲、衡量其表現的兩個基本標準。通過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增加GDP和財政收入的目的他們都能達到。
銀行體系去年的新增貸款額是GDP的四分之一。在股票和債券市場以及通過信託公司籌集的資金額可能達到GDP的十分之一。其中大部分資金流入了公共部門。除了這筆錢之外，政府還通過稅收得到了五分之一的GDP。這裡存在重複計算的問題。房地產開發商使用同一筆錢買地和納稅：兩者都算在政府的分類賬上。儘管如此，公共部門仍通過自己的消費能力控制著近一半的GDP。
發達國家的大部分政府收入都是用於再分配，通過提供社保、醫保或教育的方式進行。但是，中國在這些領域的支出卻不多。公共部門擁有的巨大財力主要用於投資或公共消費。不管怎麼看，公共部門開支似乎都在中國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
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是中國長達30年的經濟繁榮背後的兩支推動力量。政府開支在很大程度匕推動了基礎設施建設。因此，經濟資源集中於公共部門對國家有利。但是，集中的程度多大才算過度了呢？通貨膨脹表明已經過度了。
2011年1月11日
小心全球大停電
2011-01-07
NASA最新預警：太陽將醒小心全球大停電
日前，美國宇航局(NASA)非常罕見地提出警告，地球可能遭遇強烈的太陽磁暴，而且時間點就在3年後，也就是2013年，到時候全球將陷入大停電，網絡電子通訊將全部無法使用。如果這一切成真的話，意味著人類生活將發生歷史性倒退。
美國宇航局的科學家、政府決策者和研究員上周齊集首都華盛頓全國記者俱樂部，參與太空天氣方面的高峰論壇。相關專家在會上討論到，太陽可能將在2013年左右從沉睡中蘇睡，隨即進入活躍期，屆時將發生大規模日冕噴發現象，巨大的威力將相當於100枚氫彈爆炸，瞬間撞擊地球磁層。
專家表示，恐怖的太陽風暴影響超乎想像，在活躍高峰期間，黑子生成劇烈爆發活動，觸發太陽風暴。黑子爆發時會釋放大量帶電粒子，可能讓全地球陷入一片黑暗，不但電力無法供給，臭氧層被破壞，電子通訊還可能全部停止，比如醫院、銀行還有機場根本無法運作，更別說個人用的手機、電腦和衛星定位系統。如果這一切真的發生，那麼給人類帶來的經濟損失，預計將是卡特里娜颶風的20倍(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重創新奧爾良，造成1250億美元損失)。
由於擔心太陽風暴對地球帶來嚴重影響，科學家開始密切監測太陽，同時打算在太陽風暴較頻繁的期間，及早將人造衛星切換到安全模式，以便能減少損害。而實際上，科學家早在幾十年前就不斷追求提升太空氣象預報技術的準確性，希望能避開太陽風暴的威脅。 “了解太陽週期，不再是其科研目的之一，”項目科學家Bern- hard Fleck說道，“現在已經是一個核心問題。”今年2月11日，美國宇航局的太陽動態觀測衛星從佛羅里達卡那維爾角的空軍基地發射升空，進入距離地表約3 萬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軌道”，以便能24小時監測太陽這顆無時無刻都在變動的恆星，以期更了解太陽內部的結構與磁場活動。
NASA最新預警：太陽將醒小心全球大停電
日前，美國宇航局(NASA)非常罕見地提出警告，地球可能遭遇強烈的太陽磁暴，而且時間點就在3年後，也就是2013年，到時候全球將陷入大停電，網絡電子通訊將全部無法使用。如果這一切成真的話，意味著人類生活將發生歷史性倒退。
美國宇航局的科學家、政府決策者和研究員上周齊集首都華盛頓全國記者俱樂部，參與太空天氣方面的高峰論壇。相關專家在會上討論到，太陽可能將在2013年左右從沉睡中蘇睡，隨即進入活躍期，屆時將發生大規模日冕噴發現象，巨大的威力將相當於100枚氫彈爆炸，瞬間撞擊地球磁層。
專家表示，恐怖的太陽風暴影響超乎想像，在活躍高峰期間，黑子生成劇烈爆發活動，觸發太陽風暴。黑子爆發時會釋放大量帶電粒子，可能讓全地球陷入一片黑暗，不但電力無法供給，臭氧層被破壞，電子通訊還可能全部停止，比如醫院、銀行還有機場根本無法運作，更別說個人用的手機、電腦和衛星定位系統。如果這一切真的發生，那麼給人類帶來的經濟損失，預計將是卡特里娜颶風的20倍(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重創新奧爾良，造成1250億美元損失)。
由於擔心太陽風暴對地球帶來嚴重影響，科學家開始密切監測太陽，同時打算在太陽風暴較頻繁的期間，及早將人造衛星切換到安全模式，以便能減少損害。而實際上，科學家早在幾十年前就不斷追求提升太空氣象預報技術的準確性，希望能避開太陽風暴的威脅。 “了解太陽週期，不再是其科研目的之一，”項目科學家Bern- hard Fleck說道，“現在已經是一個核心問題。”今年2月11日，美國宇航局的太陽動態觀測衛星從佛羅里達卡那維爾角的空軍基地發射升空，進入距離地表約3 萬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軌道”，以便能24小時監測太陽這顆無時無刻都在變動的恆星，以期更了解太陽內部的結構與磁場活動。
美國正在醞釀發動全球高糧價危機
美國正在醞釀發動全球高糧價危機
2011-01-07
美國糧食霸權是世界糧食危機的總根源
賈林州
美國的糧食霸權是世界糧食危機的總根源。
糧食霸權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
自1970年代以來，糧食外交和構建美國主導的糧食霸權逐步走向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地位。美國糧食戰略的製訂者，前國務卿、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曾說“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握了世界。”這實質上是美國金融帝國稱霸全球的地緣政治總綱領。
其戰略意圖在於，簡單來說，就是要依靠美國在全球超強的軍事、科技、經濟和地緣政治實力，來保障美國可以控制全球的石油、糧食等重要戰略資源，從而為美元的全球商品定價權和鑄幣權實現支撐，最終維繫美元金融帝國。石油、糧食與美元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黃金三角。維持黃金三角，則是美國全球地緣政治實踐的基本原則。
美國全球戰略的指導性文件，是1974年基辛格親手起草的《國家安全備忘錄第200號》，其標題是《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國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五角大樓後來稱這一計劃為“全方位優勢”。文件的目的非常清楚：“人口增長對全球政治經濟生活最基本的影響之一是人口增長與糧食的關係。當這種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出現短缺的時候，人口、國家資源、環境、生產力和政治經濟穩定問題就會交織在一起。”即制訂全球人口過快增長下，如何控制全球戰略資源，以保持美國的全球利益與霸權。在這一文件指導下，美國後來利用包括生物武器在內的手段，在世界各國製造了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長的勾當。
美國如何壟斷世界糧倉
為了壟斷世界糧倉，建立糧食霸權，美國借助或實施了綠色革命和轉基因革命、長期巨額農業補貼政策和新能源革命等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綠色革命與轉基因革命。綠色革命是195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主導的以化肥、農藥和高產種子應用為標誌農業技術革命。它客觀了大幅度增加了糧食產量，但是也使農業成為石油化學農業，能源成本所佔總成本比重已經超過60%，主要包括化肥、農藥和石油驅動的機械的能耗；更重要的是，這使美國彈藥原料生產商轉為化肥農藥生產商（氮是高能炸藥和化肥的基礎原料），並直接形成了對世界雜交種子專利、農藥專利的壟斷，這些公司包括標準石油、陶氏、杜邦（先鋒良種）和孟山都（迪卡）等。
雜交種子的壟斷為轉基因革命鋪平了道路。二十世紀末，在美英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轉基因革命席捲世界農業，孟山都、先鋒、迪卡、陶氏益農四家公司幾乎完全壟斷了轉基因專利，由於轉基因種子具有選擇性抗病、蟲害、高產等特點，這些轉基因集團從而又進一步整合了世界農藥、化肥市場，從而成為全球壟斷的農業綜合企業。
其次，是長期實施巨額的農業補貼政策。美國農業經營規模天然具有規模優勢，但這遠不及美國的農業補貼重要。美國的農業補貼制度從大蕭條時期的1933年就開始，當年通過《農業調整法》，開始逐步建立平倉制度以平穩農產品價格。 1985年美國《農業安全法案》之後,每年達近105億美元。 1980～2001年，美國對農業直接補貼達到2341.49億美元。從1999年，美國農業年均補貼進入200億美元時代。隨著日歐等對農業補貼的加強，2002年的《農業安全與農村投資法案》，計劃未來六年內財政支持達到1185億美元。 2008年《農業法案》對補貼再次強化，達到史無前例的2900億美元。
美國農業補貼相當於為農產品提供了價格優勢。 2000年，美國對小麥補貼為每噸45美元（合成人民幣370 元），對玉米為每噸27美元（合人民幣220元），分別相當於當年糧食價格的約30%和25%。也就是說，美國的小麥和玉米從政府補貼中獲得的相應的價格空間和比較優勢。實際上，中美之間的農業競爭在本質上已經演變為小農生產與美國財政部的競爭。
結果是，雖然我國農業生產成本長期低於美國，但是美國農產品長期以低於其成本價進行傾銷，使我國農產品生產成本因長期低於國際農產品價格，而不僅沒有競爭力，而且還糧食安全都開始面臨威脅。
最後，是新能源革命。 2005年布什政府簽署《2005年國家能源政策法》，2007年12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能源獨立和安全法案》，以謀求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對石油的依賴，增加生物能源的利用份額。根據這項法案，美國政府計劃在2022年前將生物燃料乙醇產量提高到360億加侖/年。這標誌著美國糧食戰略與石油戰略正式合流。
至此，糧食能源化，能源糧食化，糧食等價於能源。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通過美元向世界徵收鑄幣銳，進而補貼美國的農業生產和免費獲取石油，然後再通過糧食來生產汽油。石油、糧食與美元三者之間都建立了雙向的支持關係，從而重構了美國金融帝國霸權的黃金三角。美國新能源法案開啟了美國霸權的新時代，正在對世界政治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當然，還包括建立糧食期貨，將糧食定價掌握在華爾街的壟斷金融資本手中。通過美國長期不懈的努力，世界農業已是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組織密集型農業，世界糧食市場也是建立在美國貨幣霸權、科技、生產和銷售和服務等全方位的從土地到餐桌的全產業鏈壟斷的基礎之上。
美國如何製造世界糧食危機
完成了對天下糧倉的全方位壟斷，美國便有了製造世界糧食危機的能力。其基本策略是，遵守基本的經濟周期規律，先將發展中國推向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消耗其有限的水、耕地資源，弱化其農業競爭力，並控制和壟斷其糧食安全。等經濟周期末期，工業化國家面臨資源品價格暴漲的痛苦，而其則可以坐收利潤向產業鏈上游轉移和農業長期投入負債的漁翁之利，和糧食安全帶來的地緣政治溢價。
在1988～2008年二十年間，世界糧食產量從16.06億噸增至21.17億噸，年均增長1.4%。而同期糧食消費則為1.3%，低於產量增長率0.1%，但糧食供應年均增長0.9%，低於生產和浪費增長，這表明期間糧食生產增長轉化為儲備增加。但是，1998～2008年十年間，消費年均增長1.4%，比同期生產和供給增長（均為1.2%）高達0.2%。這表明，這十年間糧食消費顯著增加，數據顯示達2.67億噸，明顯高於前十年的2.21億噸。
實際上，從1999~2000年度到2006~2007年度的8年中，有7年世界糧食消費量大於產量，糧食產需缺口累計高達2.49億噸。同時，世界穀物庫消比也從2004 /2005年的23.0%下降至2007 /2008年的18. 8%。而2002～2008年間，美國乙醇汽油消耗玉米共2.88億噸，大於世界糧食缺口近0.4億噸，造成汽車與人爭糧，這才是本次世界糧食危機的直接原因。
更重要的是，2000年美國網絡科技泡沫破滅之後，實際上世界經濟增長周期進入後期。美國要控制資源（尤其是石油）價格暴漲帶來的風險，同時整合長期增長中面臨的各種矛盾。
2005 能源法案通過，同時在華爾街金融集團等各種因素的配合下，第二次石油-糧食雙沖擊到來。石油價格從每桶40美元暴漲到147美。能源佔成本60%以上的糧食價格也暴漲，大米價格從2004年的每噸200美元暴漲到最高1000美元以上，小麥價格由每噸150美元上漲500多美元……據報導，2008年以來，有包括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亞在內等10多個國家因為糧食短缺而發生騷亂；世界銀行警告說，墨西哥、也門等33個國家可能因為糧食價格上漲面臨社會動盪。
世界糧食危機的結果將與1970年代石油-糧食雙沖擊的結果一樣，是美國對世界地緣政治的控制能力獲得戰略性增長。
警惕糧食危機後遺症
需要明確的是，雖然新能源戰略是當前世界糧食危機的直接原因，但其背後，是美國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全新理解與設計。因此，從根本上來講，世界糧食危機不過是美國全球戰略和地緣政治外交實踐的結果。
要認識到，世界糧食市場已是由美國農業產業化集團高度組織化和壟斷，由美國農業產業化集團和金融資本集團在華爾街和芝加哥期貨交易市場進行聯合定價，由美元和美國糧商進行再分配的新格局。認識迷霧和戰略方向不明，才是我國糧食安全的最大隱患。
世界糧食危機的可能結果是：第一，長期以來陷入工業化迷途和依賴美國糧食生存的各國在農業上更加依賴美國。第二，世界進入高油價和高糧價時代。金融危機之後，石油長期在70-80美元/桶以上徘徊，依目前的情況，筆者認為，今後石油可能很快將永久告別二位數時代，而進入三位數的百元時代。同時，世界糧價也同時告別低成本時代。第三，這樣在世界能源緊平衡的背景下，壟斷的石油利潤與農業利潤將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則可能不得不在全球的工業化浪潮中競相壓低資源環境租、勞力租——這是一條走崩潰的不歸之路。
（《環球視野》第340期）
2011-01-07
美國糧食霸權是世界糧食危機的總根源
賈林州
美國的糧食霸權是世界糧食危機的總根源。
糧食霸權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
自1970年代以來，糧食外交和構建美國主導的糧食霸權逐步走向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地位。美國糧食戰略的製訂者，前國務卿、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曾說“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握了世界。”這實質上是美國金融帝國稱霸全球的地緣政治總綱領。
其戰略意圖在於，簡單來說，就是要依靠美國在全球超強的軍事、科技、經濟和地緣政治實力，來保障美國可以控制全球的石油、糧食等重要戰略資源，從而為美元的全球商品定價權和鑄幣權實現支撐，最終維繫美元金融帝國。石油、糧食與美元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黃金三角。維持黃金三角，則是美國全球地緣政治實踐的基本原則。
美國全球戰略的指導性文件，是1974年基辛格親手起草的《國家安全備忘錄第200號》，其標題是《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國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五角大樓後來稱這一計劃為“全方位優勢”。文件的目的非常清楚：“人口增長對全球政治經濟生活最基本的影響之一是人口增長與糧食的關係。當這種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出現短缺的時候，人口、國家資源、環境、生產力和政治經濟穩定問題就會交織在一起。”即制訂全球人口過快增長下，如何控制全球戰略資源，以保持美國的全球利益與霸權。在這一文件指導下，美國後來利用包括生物武器在內的手段，在世界各國製造了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長的勾當。
美國如何壟斷世界糧倉
為了壟斷世界糧倉，建立糧食霸權，美國借助或實施了綠色革命和轉基因革命、長期巨額農業補貼政策和新能源革命等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綠色革命與轉基因革命。綠色革命是195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主導的以化肥、農藥和高產種子應用為標誌農業技術革命。它客觀了大幅度增加了糧食產量，但是也使農業成為石油化學農業，能源成本所佔總成本比重已經超過60%，主要包括化肥、農藥和石油驅動的機械的能耗；更重要的是，這使美國彈藥原料生產商轉為化肥農藥生產商（氮是高能炸藥和化肥的基礎原料），並直接形成了對世界雜交種子專利、農藥專利的壟斷，這些公司包括標準石油、陶氏、杜邦（先鋒良種）和孟山都（迪卡）等。
雜交種子的壟斷為轉基因革命鋪平了道路。二十世紀末，在美英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轉基因革命席捲世界農業，孟山都、先鋒、迪卡、陶氏益農四家公司幾乎完全壟斷了轉基因專利，由於轉基因種子具有選擇性抗病、蟲害、高產等特點，這些轉基因集團從而又進一步整合了世界農藥、化肥市場，從而成為全球壟斷的農業綜合企業。
其次，是長期實施巨額的農業補貼政策。美國農業經營規模天然具有規模優勢，但這遠不及美國的農業補貼重要。美國的農業補貼制度從大蕭條時期的1933年就開始，當年通過《農業調整法》，開始逐步建立平倉制度以平穩農產品價格。 1985年美國《農業安全法案》之後,每年達近105億美元。 1980～2001年，美國對農業直接補貼達到2341.49億美元。從1999年，美國農業年均補貼進入200億美元時代。隨著日歐等對農業補貼的加強，2002年的《農業安全與農村投資法案》，計劃未來六年內財政支持達到1185億美元。 2008年《農業法案》對補貼再次強化，達到史無前例的2900億美元。
美國農業補貼相當於為農產品提供了價格優勢。 2000年，美國對小麥補貼為每噸45美元（合成人民幣370 元），對玉米為每噸27美元（合人民幣220元），分別相當於當年糧食價格的約30%和25%。也就是說，美國的小麥和玉米從政府補貼中獲得的相應的價格空間和比較優勢。實際上，中美之間的農業競爭在本質上已經演變為小農生產與美國財政部的競爭。
結果是，雖然我國農業生產成本長期低於美國，但是美國農產品長期以低於其成本價進行傾銷，使我國農產品生產成本因長期低於國際農產品價格，而不僅沒有競爭力，而且還糧食安全都開始面臨威脅。
最後，是新能源革命。 2005年布什政府簽署《2005年國家能源政策法》，2007年12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能源獨立和安全法案》，以謀求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對石油的依賴，增加生物能源的利用份額。根據這項法案，美國政府計劃在2022年前將生物燃料乙醇產量提高到360億加侖/年。這標誌著美國糧食戰略與石油戰略正式合流。
至此，糧食能源化，能源糧食化，糧食等價於能源。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通過美元向世界徵收鑄幣銳，進而補貼美國的農業生產和免費獲取石油，然後再通過糧食來生產汽油。石油、糧食與美元三者之間都建立了雙向的支持關係，從而重構了美國金融帝國霸權的黃金三角。美國新能源法案開啟了美國霸權的新時代，正在對世界政治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當然，還包括建立糧食期貨，將糧食定價掌握在華爾街的壟斷金融資本手中。通過美國長期不懈的努力，世界農業已是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組織密集型農業，世界糧食市場也是建立在美國貨幣霸權、科技、生產和銷售和服務等全方位的從土地到餐桌的全產業鏈壟斷的基礎之上。
美國如何製造世界糧食危機
完成了對天下糧倉的全方位壟斷，美國便有了製造世界糧食危機的能力。其基本策略是，遵守基本的經濟周期規律，先將發展中國推向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消耗其有限的水、耕地資源，弱化其農業競爭力，並控制和壟斷其糧食安全。等經濟周期末期，工業化國家面臨資源品價格暴漲的痛苦，而其則可以坐收利潤向產業鏈上游轉移和農業長期投入負債的漁翁之利，和糧食安全帶來的地緣政治溢價。
在1988～2008年二十年間，世界糧食產量從16.06億噸增至21.17億噸，年均增長1.4%。而同期糧食消費則為1.3%，低於產量增長率0.1%，但糧食供應年均增長0.9%，低於生產和浪費增長，這表明期間糧食生產增長轉化為儲備增加。但是，1998～2008年十年間，消費年均增長1.4%，比同期生產和供給增長（均為1.2%）高達0.2%。這表明，這十年間糧食消費顯著增加，數據顯示達2.67億噸，明顯高於前十年的2.21億噸。
實際上，從1999~2000年度到2006~2007年度的8年中，有7年世界糧食消費量大於產量，糧食產需缺口累計高達2.49億噸。同時，世界穀物庫消比也從2004 /2005年的23.0%下降至2007 /2008年的18. 8%。而2002～2008年間，美國乙醇汽油消耗玉米共2.88億噸，大於世界糧食缺口近0.4億噸，造成汽車與人爭糧，這才是本次世界糧食危機的直接原因。
更重要的是，2000年美國網絡科技泡沫破滅之後，實際上世界經濟增長周期進入後期。美國要控制資源（尤其是石油）價格暴漲帶來的風險，同時整合長期增長中面臨的各種矛盾。
2005 能源法案通過，同時在華爾街金融集團等各種因素的配合下，第二次石油-糧食雙沖擊到來。石油價格從每桶40美元暴漲到147美。能源佔成本60%以上的糧食價格也暴漲，大米價格從2004年的每噸200美元暴漲到最高1000美元以上，小麥價格由每噸150美元上漲500多美元……據報導，2008年以來，有包括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亞在內等10多個國家因為糧食短缺而發生騷亂；世界銀行警告說，墨西哥、也門等33個國家可能因為糧食價格上漲面臨社會動盪。
世界糧食危機的結果將與1970年代石油-糧食雙沖擊的結果一樣，是美國對世界地緣政治的控制能力獲得戰略性增長。
警惕糧食危機後遺症
需要明確的是，雖然新能源戰略是當前世界糧食危機的直接原因，但其背後，是美國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全新理解與設計。因此，從根本上來講，世界糧食危機不過是美國全球戰略和地緣政治外交實踐的結果。
要認識到，世界糧食市場已是由美國農業產業化集團高度組織化和壟斷，由美國農業產業化集團和金融資本集團在華爾街和芝加哥期貨交易市場進行聯合定價，由美元和美國糧商進行再分配的新格局。認識迷霧和戰略方向不明，才是我國糧食安全的最大隱患。
世界糧食危機的可能結果是：第一，長期以來陷入工業化迷途和依賴美國糧食生存的各國在農業上更加依賴美國。第二，世界進入高油價和高糧價時代。金融危機之後，石油長期在70-80美元/桶以上徘徊，依目前的情況，筆者認為，今後石油可能很快將永久告別二位數時代，而進入三位數的百元時代。同時，世界糧價也同時告別低成本時代。第三，這樣在世界能源緊平衡的背景下，壟斷的石油利潤與農業利潤將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則可能不得不在全球的工業化浪潮中競相壓低資源環境租、勞力租——這是一條走崩潰的不歸之路。
（《環球視野》第340期）
中美兩國之中將會有一國經濟崩盤
2011年：美中之間的零和博弈？
時間：2011-01-06 10:29:23 來源：金融時報
中國最著名的“空頭”謝國忠(Andy Xie)對2011年作出了相當悲觀的預測：圍繞經濟復甦展開的競賽，將是中美兩國之間的一場零和博弈。
這位前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經濟學家是中國不斷膨脹的房地產泡沫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他上週在中國雜誌《新世紀》周刊上撰文預測稱，中美兩國之中將會有一國經濟崩盤。
謝國忠表示，美元充斥系統造成流動性氾濫和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交互作用，將產生嚴重的後果。
他寫道：
“最有可能引發下一次全球危機的因素，要么是美國的主權債務，要么是中國的通脹問題。當其中一國先出現問題，另一國的經濟周期便可以延長。中國或許已在上一次競賽中勝出，但要想贏得下一場競賽，就必須在2011年解決通脹問題，而歸根結底，這是一個政治和結構性問題。如果中國能解決通脹問題，美國又將成為下一次全球危機的誘因。出口下降可能會令中國受損，但油價下跌卻會讓中國獲益。”
控制通脹是中國政府官員們最關心一個問題。上週末，官方媒體報導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保證2011年將抑制消費價格上漲。消費價格上漲是引發社會動蕩的一個潛在因素。
溫家寶表示：“中央已採取一系列措施穩定物價。”他承諾將把穩定物價擺在更重要的位置。自去年11月通脹飆升至兩年高位以來，政府一直在表達這樣的態度。
謝國忠告誡稱，按照零和博弈邏輯，中國通脹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通脹對美國來說是好事，因為外國債權人持有的金融資產相當於美國GDP的近100％。由於持有數額龐大的美國國債，中國遭受的損失將尤為慘重。實際上，如果中國外匯儲備的價值蒸發，中國將變得非常脆弱——除非其結構性問題得到解決。”
昨日發布的12月份中國採購經理數據低於預期，這可能會緩解中國政府的擔憂，也會減輕投資者對於政府將遏制經濟增長過熱的憂慮。不過，謝國忠表示，正是這種過熱增長，使中國面臨著硬著陸的風險。他寫道：
“如果中國出現硬著陸，美國的貿易赤字可能會由於進口價格降低而明顯下降，降幅可能高達50%。這將會推高美元幣值，並壓低美國國債收益率。美國的融資成本和指出水平都可能降低。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能使美國享受一段時期的良好增長……”
對於2011年的全球經濟復甦而言，上述兩種情形都不是好兆頭。即使對謝國忠的警告持保留態度，他的預測仍揭示出一些值得警惕和錯綜複雜的可能性——它們有可能成為全球復甦的絆腳石，而美中兩國的經濟權力掮客們千萬要心中有數。
時間：2011-01-06 10:29:23 來源：金融時報
中國最著名的“空頭”謝國忠(Andy Xie)對2011年作出了相當悲觀的預測：圍繞經濟復甦展開的競賽，將是中美兩國之間的一場零和博弈。
這位前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經濟學家是中國不斷膨脹的房地產泡沫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他上週在中國雜誌《新世紀》周刊上撰文預測稱，中美兩國之中將會有一國經濟崩盤。
謝國忠表示，美元充斥系統造成流動性氾濫和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交互作用，將產生嚴重的後果。
他寫道：
“最有可能引發下一次全球危機的因素，要么是美國的主權債務，要么是中國的通脹問題。當其中一國先出現問題，另一國的經濟周期便可以延長。中國或許已在上一次競賽中勝出，但要想贏得下一場競賽，就必須在2011年解決通脹問題，而歸根結底，這是一個政治和結構性問題。如果中國能解決通脹問題，美國又將成為下一次全球危機的誘因。出口下降可能會令中國受損，但油價下跌卻會讓中國獲益。”
控制通脹是中國政府官員們最關心一個問題。上週末，官方媒體報導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保證2011年將抑制消費價格上漲。消費價格上漲是引發社會動蕩的一個潛在因素。
溫家寶表示：“中央已採取一系列措施穩定物價。”他承諾將把穩定物價擺在更重要的位置。自去年11月通脹飆升至兩年高位以來，政府一直在表達這樣的態度。
謝國忠告誡稱，按照零和博弈邏輯，中國通脹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通脹對美國來說是好事，因為外國債權人持有的金融資產相當於美國GDP的近100％。由於持有數額龐大的美國國債，中國遭受的損失將尤為慘重。實際上，如果中國外匯儲備的價值蒸發，中國將變得非常脆弱——除非其結構性問題得到解決。”
昨日發布的12月份中國採購經理數據低於預期，這可能會緩解中國政府的擔憂，也會減輕投資者對於政府將遏制經濟增長過熱的憂慮。不過，謝國忠表示，正是這種過熱增長，使中國面臨著硬著陸的風險。他寫道：
“如果中國出現硬著陸，美國的貿易赤字可能會由於進口價格降低而明顯下降，降幅可能高達50%。這將會推高美元幣值，並壓低美國國債收益率。美國的融資成本和指出水平都可能降低。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能使美國享受一段時期的良好增長……”
對於2011年的全球經濟復甦而言，上述兩種情形都不是好兆頭。即使對謝國忠的警告持保留態度，他的預測仍揭示出一些值得警惕和錯綜複雜的可能性——它們有可能成為全球復甦的絆腳石，而美中兩國的經濟權力掮客們千萬要心中有數。
一線城市房價已見頂
謝國忠：一線城市房價已見頂
時間：2011-01-10 08:16:13 來源：謝國忠博客
作者：謝國忠
1月8日，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第四屆中國鋼鐵物流合作論壇”上指出，目前中國的加息幅度遠低於能控制通脹的水平，2011年在生活成本加大的情況下，工資或加兩成，而股市可能出現兩至三次的調整，一線城市的房價或見頂。
小幅加息難解通脹 依舊看好大宗商品
在通脹加劇的壓力之下，2010年10月央行近三年來首度加息，而在兩個月之後又再度進行年內第二次加息。對此，謝國忠認為，加息的幅度依舊遠低於能控制通脹的水平，他預測，2011年央行將會有四次加息的舉措。
謝國忠表示，快速加息才能使中國經濟平穩著地，目前國內利率水平與GDP的增長水平並不匹配，他認為，每次加息幅度在1%左右才算合理。
他還預測，在通脹壓力加大，生活成本增加的情況下，2011年工資上升的壓力也將隨之增加，工資上調兩成的可能性很大。
同時，謝國忠認為，美元總體趨勢依舊上行，儘管近期出現了調整，但他看好2011年大宗商品的走勢，他認為依舊會出現大幅上漲的態勢。他預計，國際油價可能會升至每桶150美元，黃金價格將再創新高，可能上漲至1500美元附近。
一線城市房價將見頂房價並未進入上升週期
一直看空中國樓市的謝國忠，2010年上半年他就大膽預測，大城市的房價可能出現50%的跌幅。時至2011年，房價上行的趨勢並未出現明顯的逆轉。 2011年開年伊始，謝國忠對房價做出新的與判斷，房價並未進入上升週期。
他指出，2011年，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將見頂，而三線城市的房價可能創新高。他認為，目前商品房銷售面積已經跌至前幾年平均水平之下，而房價並未出現大幅下降的原因還是利息偏低。
謝國忠表示，中國房地產是一個巨大的泡沫，住宅存量房與土地存量的總和可能已經達到GDP的4倍，而低租金和高空置率也是目前中國樓市較為嚴重的問題。因此，他依舊堅信，到2012年，人民幣升值預期可能會逆轉，資本會流出，屆時樓市會加速下跌。
2011年股市會出現兩至三次調整
對於2011年的中國股市，謝國忠表示，可能會與2010年的走勢相似，出現兩至三次的調整。他認為，中國股市並未走出調整的陰影，其原因主要是大型金融機構的融資。
談及所看好的行業，謝國忠表示，2011年他依舊看好資源股，雖然近期出現了調整，而對於金融股，他表示，今年他不再像之前那麼看空，而對於近階段走勢強勁的房地產板塊，謝國忠則提醒投資者要謹慎，他指出，在樓市調控之下，地產上市企業的業績報告的指導性作用相當有限。
時間：2011-01-10 08:16:13 來源：謝國忠博客
作者：謝國忠
1月8日，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第四屆中國鋼鐵物流合作論壇”上指出，目前中國的加息幅度遠低於能控制通脹的水平，2011年在生活成本加大的情況下，工資或加兩成，而股市可能出現兩至三次的調整，一線城市的房價或見頂。
小幅加息難解通脹 依舊看好大宗商品
在通脹加劇的壓力之下，2010年10月央行近三年來首度加息，而在兩個月之後又再度進行年內第二次加息。對此，謝國忠認為，加息的幅度依舊遠低於能控制通脹的水平，他預測，2011年央行將會有四次加息的舉措。
謝國忠表示，快速加息才能使中國經濟平穩著地，目前國內利率水平與GDP的增長水平並不匹配，他認為，每次加息幅度在1%左右才算合理。
他還預測，在通脹壓力加大，生活成本增加的情況下，2011年工資上升的壓力也將隨之增加，工資上調兩成的可能性很大。
同時，謝國忠認為，美元總體趨勢依舊上行，儘管近期出現了調整，但他看好2011年大宗商品的走勢，他認為依舊會出現大幅上漲的態勢。他預計，國際油價可能會升至每桶150美元，黃金價格將再創新高，可能上漲至1500美元附近。
一線城市房價將見頂房價並未進入上升週期
一直看空中國樓市的謝國忠，2010年上半年他就大膽預測，大城市的房價可能出現50%的跌幅。時至2011年，房價上行的趨勢並未出現明顯的逆轉。 2011年開年伊始，謝國忠對房價做出新的與判斷，房價並未進入上升週期。
他指出，2011年，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將見頂，而三線城市的房價可能創新高。他認為，目前商品房銷售面積已經跌至前幾年平均水平之下，而房價並未出現大幅下降的原因還是利息偏低。
謝國忠表示，中國房地產是一個巨大的泡沫，住宅存量房與土地存量的總和可能已經達到GDP的4倍，而低租金和高空置率也是目前中國樓市較為嚴重的問題。因此，他依舊堅信，到2012年，人民幣升值預期可能會逆轉，資本會流出，屆時樓市會加速下跌。
2011年股市會出現兩至三次調整
對於2011年的中國股市，謝國忠表示，可能會與2010年的走勢相似，出現兩至三次的調整。他認為，中國股市並未走出調整的陰影，其原因主要是大型金融機構的融資。
談及所看好的行業，謝國忠表示，2011年他依舊看好資源股，雖然近期出現了調整，而對於金融股，他表示，今年他不再像之前那麼看空，而對於近階段走勢強勁的房地產板塊，謝國忠則提醒投資者要謹慎，他指出，在樓市調控之下，地產上市企業的業績報告的指導性作用相當有限。
中國將不戰而潰
2011人類必須直面:”生存還是毀滅？
2011-01-10 09:19
“生存還是毀滅”成為單項選擇題
2011：人類文明昇級的最後倒逼機制已形成
張庭賓
當2011年新年鐘聲再次敲響之時，世人迎來的不僅僅是喜悅的憧憬，也同樣可能是焦慮與恐懼——離2012年僅僅一年了。
以理性的現實主義來分析，筆者眼中的未來更多的是危機與挑戰。一年前，《2010-2014：全球紙幣危機和中國社會變革》一文刊發，本人以之警醒全球性紙幣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將陸續發生，當大國間無法用和平方式達成利益妥協，“最後很可能將演化為戰爭”。
這種警告在當時看起來很可笑，正像2006年初本人警告美國很可能發生金融危機那樣。不幸的是，美國金融危機已經在2008年爆發，而主權債務危機也已在2010年成為現實。
現在擔憂“戰爭”者已不會被看成是“杞人”，儘管大多數人仍然逃避現實，就像他們慣常地逃避一切棘手事物那樣。然無可迴避的是，戰爭風險正前所未有地逼迫而來。
自2010年3月“天安艦事件”以來，東亞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美韓、美日和多國的多種軍事演習反复上演，美國已經向東亞派出了三艘航空母艦，這已經達到了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時的戰備水平。美方不顧中國的堅決反對，航空母艦進入黃海演習，將匕首逼近中國京津咽喉。
隨著新年鐘聲響起，和平的希望似乎再一次降臨，朝鮮和韓國均降低了戰備級別，中美外長頻繁溝通。但正像《環球時報》一篇文章所寫：“中美關係似乎開始放晴，但第一縷陽光照在了美國新派到東亞的卡爾·文森號航母上……美國國防部長蓋茨1月10日開始為期5天的訪華，而卡爾·文森號航母比他早幾天進入東亞，它在日本海、黃海的軍演時間與蓋茨訪華形成某種重疊。而中國的國之利器也示之於人，第四代戰機J20適時曝光，而中國戰略導彈部隊——二炮將向蓋茨開放。
對於未來和平抱有期望的人們，都期待著1月18-20日中國元首訪美，雙方能夠達成妥協。但問題是，如果要讓美軍滿意地撤離東亞，這種和平方式妥協的巨大代價中國能否負擔的起。
在奧巴馬政府的和平清單中，美國的要求不會少於以下5項：1，人民幣大幅升值，短期內實現浮動匯率制；2，人民幣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3，中國新增的外匯儲備都要用來購買美國國債；4， 中國不可以幫助歐元區解困；5，中國必須承諾官方不增加黃金儲備，改變“藏金於民”的政策。
如果中國答應了這5項要求，後果將如何呢？美國繼續增大量化寬鬆規模，國際熱錢將乘著人民幣大幅升值，匯率自由浮動之際，最後瘋狂湧入中國，將中國樓市泡沫推得更高，在瘋狂泡沫巔峰，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國際熱錢不受任何阻擋地外流，則樓市狂跌，人民幣暴貶，中國勢必將重演1990年日本悲劇。
如果中國外儲增量都購買美國國債，不買歐元區國債，則中國億萬勞工辛勤勞動成果都轉化為美元虛擬金融泡沫，而歐元因中國外儲一邊倒向美元的政策而加速衰微，乃至解體，中國將喪失歐洲的支持，而美國所有威力都將壓向中國。
如果中國逆轉“藏金於民”的國策，中國政府和國民手中都只剩下了美元和美國國債的紙牌，則美元可以最輕鬆地逃避債務責任——不斷地印更多美元還利息就可以了。實在還不上了，最後不排除宣布原有紙牌一律作廢，換一種含黃金的新牌來玩，屆時中國官方民間嚴重缺乏黃金，則中國將完全喪失打新牌的資格，將被徹底摒棄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這五項要求的本質是一個——使中國最後的財富積累加速向美國轉移，中國將成為美國向外轉嫁金融危機的主要犧牲品。由於中國國內財富急劇外流，國內貧富分化將更為嚴重，各種社會矛盾加速激化，中國將不戰而潰，成為美國政治金融經濟附庸國。
中國成為美國附庸國，並非幸福的開始而是災難的開始。中美之間最本質的矛盾是——兩大文明對於地球有限的資源之爭，地球資源供給大多達到峰值，而人口的絕對增長及西方化生存方式的擴張，使得需求在迅速膨脹。如果西方精英不願改變自身奢侈浪費生活方式，那麼消滅其它宗族文明人口及其需求就會成為霸道精英的首選——無論是用基因武器還是軍事武器。
令人非常遺憾的是，美國不願為解決自身債務危機做任何改變。最典型的是，對於減稅問題，民主黨和共和黨達成的妥協是，對富人的減稅繼續（共和黨訴求），同時對中產階層新增減稅（民主黨訴求）——在赤字巨大的情況下，加大減稅，無疑是要加速墜入債務深淵。
美國的幻想是，它自己不會跌入這個債務深淵，它希望跌進去的是中國。而中國對此是抱有一定的警惕的，這種警惕來源於2008年美國的第一輪金融危機，中國曾在“世界經濟領袖”桂冠的忽悠下，差一點成為犧牲品。
面對美式的攤牌，中國應當剛柔並濟地應對。貨幣金融可以有限度地讓步，但不能改變既定的國策。打壓樓市泡沫是中國避免危機的重中之重，因為這是中國內部最大的風險所在。
軍事鬥爭的準備是中國必須做好的另一手。需要指出的是，中日“釣魚島”之爭，朝鮮半島對峙，本質是中美兩國之間的較量。倘若東亞爆發常規戰爭，對中國百害而無一利，而對美元則是黃金萬兩。因此，必須對美國本土實現對等威懾，才能從根本上避免東亞戰爭，乃至世界大戰的爆發。就像當年美國和前蘇聯在對等威懾下，西方資本精英集團不得不自我約束，建立了普遍的勞工社會福利制度。
中美兩國內部問題似乎差別很大——美國是對資本過於放縱，市場化過度；中國則是權力過度膨脹，市場化不足。但其本質是一樣的，即各自核心權力——中國是官僚權力不斷擴張膨脹，美國是金融寡頭不斷擴張既得利益。這兩者間曾一度有著契合——美國資本為了利益最大化，將製造業和就業崗位轉移到中國，而中國的權貴資本則將財富轉移到美國和海外。這種雙向循環曾導致人類財富越來越集中到極少的全球權貴金融資本手中，中產階層不斷衰亡，新赤貧階層不斷增加。
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一種力量能夠遏制這種越來越糟糕的趨勢。你不能指望東方自私權貴，西方的自私金融寡頭能主動遏制貪婪，甚至讓渡已收入囊中的利益。唯一的可能性是，當東方的權貴和西方的寡頭爭奪全球最至高無上的權力時，他們之間形成了強大的對等威懾——試圖以鄰為壑控制對方的風險太大，甚至可能同時遭遇“滅頂之災”。惟其如此，外部轉嫁道路不通，才會直面自身問題，遏制慾望，合理分配，升級文明，集中精力金錢實現關鍵技術的重大突破——比如氫核聚變的和平利用，而不是製造更多毀滅的武器。即中國建立真正能有效遏制官僚特權的體制，而美國真正建立能有效遏制金融寡頭特權的體制。
歷史的邏輯往往“置之死地而後生”，而越是嚴重的綏靖主義往往會引發越慘烈的戰爭。人類文明正演繹到最關鍵的時點，要么東西方的精英都能夠自我節制，由“小我”到“大我”升級，為人類闖出一條新路，實現文明的升級；要么堅持各自的貪婪，不計代價地轉嫁危機，導致相互的最後毀滅。
2011之初，生存還是毀滅？ ——這個問題，不僅是哈姆雷特，你、我、他必須回答。
2011-01-10 09:19
“生存還是毀滅”成為單項選擇題
2011：人類文明昇級的最後倒逼機制已形成
張庭賓
當2011年新年鐘聲再次敲響之時，世人迎來的不僅僅是喜悅的憧憬，也同樣可能是焦慮與恐懼——離2012年僅僅一年了。
以理性的現實主義來分析，筆者眼中的未來更多的是危機與挑戰。一年前，《2010-2014：全球紙幣危機和中國社會變革》一文刊發，本人以之警醒全球性紙幣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將陸續發生，當大國間無法用和平方式達成利益妥協，“最後很可能將演化為戰爭”。
這種警告在當時看起來很可笑，正像2006年初本人警告美國很可能發生金融危機那樣。不幸的是，美國金融危機已經在2008年爆發，而主權債務危機也已在2010年成為現實。
現在擔憂“戰爭”者已不會被看成是“杞人”，儘管大多數人仍然逃避現實，就像他們慣常地逃避一切棘手事物那樣。然無可迴避的是，戰爭風險正前所未有地逼迫而來。
自2010年3月“天安艦事件”以來，東亞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美韓、美日和多國的多種軍事演習反复上演，美國已經向東亞派出了三艘航空母艦，這已經達到了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時的戰備水平。美方不顧中國的堅決反對，航空母艦進入黃海演習，將匕首逼近中國京津咽喉。
隨著新年鐘聲響起，和平的希望似乎再一次降臨，朝鮮和韓國均降低了戰備級別，中美外長頻繁溝通。但正像《環球時報》一篇文章所寫：“中美關係似乎開始放晴，但第一縷陽光照在了美國新派到東亞的卡爾·文森號航母上……美國國防部長蓋茨1月10日開始為期5天的訪華，而卡爾·文森號航母比他早幾天進入東亞，它在日本海、黃海的軍演時間與蓋茨訪華形成某種重疊。而中國的國之利器也示之於人，第四代戰機J20適時曝光，而中國戰略導彈部隊——二炮將向蓋茨開放。
對於未來和平抱有期望的人們，都期待著1月18-20日中國元首訪美，雙方能夠達成妥協。但問題是，如果要讓美軍滿意地撤離東亞，這種和平方式妥協的巨大代價中國能否負擔的起。
在奧巴馬政府的和平清單中，美國的要求不會少於以下5項：1，人民幣大幅升值，短期內實現浮動匯率制；2，人民幣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3，中國新增的外匯儲備都要用來購買美國國債；4， 中國不可以幫助歐元區解困；5，中國必須承諾官方不增加黃金儲備，改變“藏金於民”的政策。
如果中國答應了這5項要求，後果將如何呢？美國繼續增大量化寬鬆規模，國際熱錢將乘著人民幣大幅升值，匯率自由浮動之際，最後瘋狂湧入中國，將中國樓市泡沫推得更高，在瘋狂泡沫巔峰，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國際熱錢不受任何阻擋地外流，則樓市狂跌，人民幣暴貶，中國勢必將重演1990年日本悲劇。
如果中國外儲增量都購買美國國債，不買歐元區國債，則中國億萬勞工辛勤勞動成果都轉化為美元虛擬金融泡沫，而歐元因中國外儲一邊倒向美元的政策而加速衰微，乃至解體，中國將喪失歐洲的支持，而美國所有威力都將壓向中國。
如果中國逆轉“藏金於民”的國策，中國政府和國民手中都只剩下了美元和美國國債的紙牌，則美元可以最輕鬆地逃避債務責任——不斷地印更多美元還利息就可以了。實在還不上了，最後不排除宣布原有紙牌一律作廢，換一種含黃金的新牌來玩，屆時中國官方民間嚴重缺乏黃金，則中國將完全喪失打新牌的資格，將被徹底摒棄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這五項要求的本質是一個——使中國最後的財富積累加速向美國轉移，中國將成為美國向外轉嫁金融危機的主要犧牲品。由於中國國內財富急劇外流，國內貧富分化將更為嚴重，各種社會矛盾加速激化，中國將不戰而潰，成為美國政治金融經濟附庸國。
中國成為美國附庸國，並非幸福的開始而是災難的開始。中美之間最本質的矛盾是——兩大文明對於地球有限的資源之爭，地球資源供給大多達到峰值，而人口的絕對增長及西方化生存方式的擴張，使得需求在迅速膨脹。如果西方精英不願改變自身奢侈浪費生活方式，那麼消滅其它宗族文明人口及其需求就會成為霸道精英的首選——無論是用基因武器還是軍事武器。
令人非常遺憾的是，美國不願為解決自身債務危機做任何改變。最典型的是，對於減稅問題，民主黨和共和黨達成的妥協是，對富人的減稅繼續（共和黨訴求），同時對中產階層新增減稅（民主黨訴求）——在赤字巨大的情況下，加大減稅，無疑是要加速墜入債務深淵。
美國的幻想是，它自己不會跌入這個債務深淵，它希望跌進去的是中國。而中國對此是抱有一定的警惕的，這種警惕來源於2008年美國的第一輪金融危機，中國曾在“世界經濟領袖”桂冠的忽悠下，差一點成為犧牲品。
面對美式的攤牌，中國應當剛柔並濟地應對。貨幣金融可以有限度地讓步，但不能改變既定的國策。打壓樓市泡沫是中國避免危機的重中之重，因為這是中國內部最大的風險所在。
軍事鬥爭的準備是中國必須做好的另一手。需要指出的是，中日“釣魚島”之爭，朝鮮半島對峙，本質是中美兩國之間的較量。倘若東亞爆發常規戰爭，對中國百害而無一利，而對美元則是黃金萬兩。因此，必須對美國本土實現對等威懾，才能從根本上避免東亞戰爭，乃至世界大戰的爆發。就像當年美國和前蘇聯在對等威懾下，西方資本精英集團不得不自我約束，建立了普遍的勞工社會福利制度。
中美兩國內部問題似乎差別很大——美國是對資本過於放縱，市場化過度；中國則是權力過度膨脹，市場化不足。但其本質是一樣的，即各自核心權力——中國是官僚權力不斷擴張膨脹，美國是金融寡頭不斷擴張既得利益。這兩者間曾一度有著契合——美國資本為了利益最大化，將製造業和就業崗位轉移到中國，而中國的權貴資本則將財富轉移到美國和海外。這種雙向循環曾導致人類財富越來越集中到極少的全球權貴金融資本手中，中產階層不斷衰亡，新赤貧階層不斷增加。
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一種力量能夠遏制這種越來越糟糕的趨勢。你不能指望東方自私權貴，西方的自私金融寡頭能主動遏制貪婪，甚至讓渡已收入囊中的利益。唯一的可能性是，當東方的權貴和西方的寡頭爭奪全球最至高無上的權力時，他們之間形成了強大的對等威懾——試圖以鄰為壑控制對方的風險太大，甚至可能同時遭遇“滅頂之災”。惟其如此，外部轉嫁道路不通，才會直面自身問題，遏制慾望，合理分配，升級文明，集中精力金錢實現關鍵技術的重大突破——比如氫核聚變的和平利用，而不是製造更多毀滅的武器。即中國建立真正能有效遏制官僚特權的體制，而美國真正建立能有效遏制金融寡頭特權的體制。
歷史的邏輯往往“置之死地而後生”，而越是嚴重的綏靖主義往往會引發越慘烈的戰爭。人類文明正演繹到最關鍵的時點，要么東西方的精英都能夠自我節制，由“小我”到“大我”升級，為人類闖出一條新路，實現文明的升級；要么堅持各自的貪婪，不計代價地轉嫁危機，導致相互的最後毀滅。
2011之初，生存還是毀滅？ ——這個問題，不僅是哈姆雷特，你、我、他必須回答。
2011金價將進入主漲期
2011金價將進入主漲期 目標1700美元
2011-01-10
張庭賓
在紙幣競相貶值的情況下，世界貨幣、金融、經濟和商品需要一種變形的價值標尺，最簡單、最具公信力的價值標尺就是黃金。
2010年國際金價的調整築基之強出乎了大多數人的意料，而2011年國際金價上漲之迅猛或將更令人驚訝。
2010年國際金價行情的本質在於，它是一個黃金在國際金融貨幣體系中角色地位發生根本轉換的時期，即由紙幣爭霸的“裁判”角色向紙幣危機時代的價值“核心”角色轉變，後者亦即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所言之“改良版金本位”。
過去20年中，黃金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演變中經歷了三個不同階段的角色：1.它只是一種大宗商品，是資本配置中需要匹配一點的貴金屬資產，在1999年之前，它只屬於這個角色。與這個被美元完全壓制，毫不起眼，完全可以被忽略的小角色相應的是，國際金價一路下跌，慘不忍睹。
2.作為歐元和美元——這兩種主要國際交易和儲備貨幣擂台拳擊賽的裁判。隨著1999年歐元的誕生，它挑戰美元唯一國際交易和儲備貨幣的霸主地位，兩強爭霸需要一個公正客觀權威的裁判，唯有黃金才能扮演這個角色。於是，作為全球貨幣金融最核心擂台的裁判，黃金再次登上前台，由此，國際黃金價格由1999年的低谷一路上漲到2008年3月的1032美元。
3.作為全球貨幣金融商品價值的核心標準作用。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實際上是歐元美元爭霸激化後的必然，歐元分流美元的流動性， 打破了美元虛擬金融體係不斷自我膨脹循環，使得金融衍生品泡沫無法繼續膨脹，反而向內坍塌，這造成了金融系統巨量的財務黑洞，形成了華爾街巨頭的連環倒閉。
為救市，美聯儲和美國政府只有輸血，靠出售國債獲得資金，當國債賣不出去，就靠美聯儲直接印刷鈔票買國債。而世界其他各國也不得不跟隨，向各自的紙幣注水。
這種救市其實是把原來金融機構的債務負擔轉嫁到政府身上，使得政府的主權債務越來越沉重，各國競相濫發貨幣，各國紙幣不僅實際負利率化，名義零利率化，而且直接印刷紙幣，這使得各國的紙幣信用越來越脆弱，作為其惡果，各國要么出現了被動的主權債務危機，要么像美國那樣先發製人，實行量化寬鬆。但無論主動或被動，紙幣內在價值貶值無可避免，這就表現為大宗商品價格的普遍上漲。
在紙幣競相貶值，發生“多米諾骨牌”式危機的情況下，世界貨幣、金融、經濟和商品需要一種變形的價值標尺，來衡量紙幣貶值與否、金融膨脹或塌縮、經濟通脹還是通縮、商品泡沫還是價值回歸，而這種最簡單、最具公信力的價值標尺就是黃金。
佐利克的“改良版的金本位”也即筆者幾年來反復強調的“紙幣與黃金軟掛鉤”的模式。即未來金本位的基本形態是，黃金猶如太陽，而各種信用紙幣猶如行星，各種行星圍繞著太陽轉，各自與太陽的距離(一種紙幣與黃金的比價關係)是由這種紙幣的內在價值決定的，即如果該紙幣濫發，它的軌道就會遠離太陽;如果某個紙幣的發行很節制，它就會接近太陽。這個以黃金為核心的星係與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完全兼容，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改革，更不需要像SDR，各國為籃子中本國貨幣的比重爭得頭破血流。
2010年，黃金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角色正發生著由“裁判”向“價值核心”的重大質變。可以說，現在是黃金確認扮演“價值核心”角色剛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過程可以說是一波三折。 2008年國際金價的三次大跌，實際是信用紙幣利益集團，尤其是美元集團為防範其向“價值核心”角色轉變的犀利反擊，一度讓黃金慘不忍睹。但信用紙幣的問題是，它們之間的較量越來越激烈，紛紛濫發注水，以鄰為壑，這使得黃金作為無可替代的裁判頑強地回到前台。
2009年三季度以後，國際黃金市場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轉變，即當國際投行為代表的主力力量承認將黃金控制在1000 美元以下失敗後，它們由唱空黃金轉而為唱多黃金，即它們不得不承認黃金的貨幣屬性的回歸。 2009年10月，CME(芝加哥商業交易所)承認了黃金享受美元的商品保證金待遇;2010年8月，中國六部委文件首次在大國中承認黃金的“金融屬性”;到2010年11月，佐利克作為國際貨幣金融界主流人士第一次公開討論“改良版金本位”的回歸，黃金向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價值核心”回歸的腳步日漸清晰。
2010年，國際金價不僅站穩1000美元以上，而且收盤於1400美元以上，這已經可以看作黃金成功地完成了角色轉換期。接下來的一年很可能是不斷確認和強化這種預期的時候，即國際金價很有可能進入一個快速上漲時期。
這種快速上漲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傳統意義上的黃金多頭——各國央行已經由淨賣出轉為淨買入;國際儲金銀行也因幾十年拋出黃金打壓金價，而接近彈盡糧絕。而國際黃金市場的量很有限，一年新增的黃金也就2500噸左右，按照每盎司1421美元，也就1142億美元，約中國外匯儲備總量的4%左右。因此，有限的增量就可以推動金價上漲，更不要說當越來越多的投資者認同黃金作為新的價值核心，不斷追捧之下，金價很有可能上演井噴之勢。
需要提醒的是，2011年，國際金價並非只有大漲一種可能。另外一種可能是，當歐元解體，同時中國爆發嚴重的金融經濟危機，像日本1990年那樣一蹶不振，此兩個條件同時具備，則國際金價將形成頂部，這個頂部可能在1700~1800美元之間。
如果按照和平方式的經濟金融競爭手段，美元同時達成這兩個目標的概率基本沒有，但是，美元勢力不排除使用其背後的政治軍事霸權，在東亞製造戰爭，在歐洲製造社會動亂。
自“天安艦事件”以後，朝鮮半島和釣魚島勢態逐步升級，符合美元勢力以戰爭轉嫁危機的需求——用戰爭恐嚇國際熱錢逃離東亞，導致中國房地產泡沫崩盤，乃至製造一場中國的金融社會危機;而歐洲因為政府緊縮開支，導致社會福利的縮水，已經引發了公眾的不滿，這種隱患有可能被引爆為大規模的社會騷亂，進而衝擊世人對歐元的信心。
因此，筆者在堅持國際金價繼續大漲至年底前的1700美元(大概率事件)的同時，也要警告美元反轉的可能(小概率事件)，也就是美元二次復興的可能。而後者的最主要的信號是東亞爆發常規熱戰，而歐洲爆發大規模社會動亂。
不論未來怎麼演變，1430美元不可能是這一輪國際金價的頂點，最保守估計的頂點在1700~1800美元，中性估計的頂點在3000~5000美元。
同時，不准備修正“5年內(2014年內)兩公斤黃金可買上海一套房”的觀點。即使國際金價在1800美元到頂，屆時，上海的人民幣房價將下跌50%以上。
一言以蔽之，2011年的中國和世界將更加動盪和危險，黃金將不負“財富諾亞方舟”之譽。
2011-01-10
張庭賓
在紙幣競相貶值的情況下，世界貨幣、金融、經濟和商品需要一種變形的價值標尺，最簡單、最具公信力的價值標尺就是黃金。
2010年國際金價的調整築基之強出乎了大多數人的意料，而2011年國際金價上漲之迅猛或將更令人驚訝。
2010年國際金價行情的本質在於，它是一個黃金在國際金融貨幣體系中角色地位發生根本轉換的時期，即由紙幣爭霸的“裁判”角色向紙幣危機時代的價值“核心”角色轉變，後者亦即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所言之“改良版金本位”。
過去20年中，黃金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演變中經歷了三個不同階段的角色：1.它只是一種大宗商品，是資本配置中需要匹配一點的貴金屬資產，在1999年之前，它只屬於這個角色。與這個被美元完全壓制，毫不起眼，完全可以被忽略的小角色相應的是，國際金價一路下跌，慘不忍睹。
2.作為歐元和美元——這兩種主要國際交易和儲備貨幣擂台拳擊賽的裁判。隨著1999年歐元的誕生，它挑戰美元唯一國際交易和儲備貨幣的霸主地位，兩強爭霸需要一個公正客觀權威的裁判，唯有黃金才能扮演這個角色。於是，作為全球貨幣金融最核心擂台的裁判，黃金再次登上前台，由此，國際黃金價格由1999年的低谷一路上漲到2008年3月的1032美元。
3.作為全球貨幣金融商品價值的核心標準作用。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實際上是歐元美元爭霸激化後的必然，歐元分流美元的流動性， 打破了美元虛擬金融體係不斷自我膨脹循環，使得金融衍生品泡沫無法繼續膨脹，反而向內坍塌，這造成了金融系統巨量的財務黑洞，形成了華爾街巨頭的連環倒閉。
為救市，美聯儲和美國政府只有輸血，靠出售國債獲得資金，當國債賣不出去，就靠美聯儲直接印刷鈔票買國債。而世界其他各國也不得不跟隨，向各自的紙幣注水。
這種救市其實是把原來金融機構的債務負擔轉嫁到政府身上，使得政府的主權債務越來越沉重，各國競相濫發貨幣，各國紙幣不僅實際負利率化，名義零利率化，而且直接印刷紙幣，這使得各國的紙幣信用越來越脆弱，作為其惡果，各國要么出現了被動的主權債務危機，要么像美國那樣先發製人，實行量化寬鬆。但無論主動或被動，紙幣內在價值貶值無可避免，這就表現為大宗商品價格的普遍上漲。
在紙幣競相貶值，發生“多米諾骨牌”式危機的情況下，世界貨幣、金融、經濟和商品需要一種變形的價值標尺，來衡量紙幣貶值與否、金融膨脹或塌縮、經濟通脹還是通縮、商品泡沫還是價值回歸，而這種最簡單、最具公信力的價值標尺就是黃金。
佐利克的“改良版的金本位”也即筆者幾年來反復強調的“紙幣與黃金軟掛鉤”的模式。即未來金本位的基本形態是，黃金猶如太陽，而各種信用紙幣猶如行星，各種行星圍繞著太陽轉，各自與太陽的距離(一種紙幣與黃金的比價關係)是由這種紙幣的內在價值決定的，即如果該紙幣濫發，它的軌道就會遠離太陽;如果某個紙幣的發行很節制，它就會接近太陽。這個以黃金為核心的星係與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完全兼容，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改革，更不需要像SDR，各國為籃子中本國貨幣的比重爭得頭破血流。
2010年，黃金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角色正發生著由“裁判”向“價值核心”的重大質變。可以說，現在是黃金確認扮演“價值核心”角色剛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過程可以說是一波三折。 2008年國際金價的三次大跌，實際是信用紙幣利益集團，尤其是美元集團為防範其向“價值核心”角色轉變的犀利反擊，一度讓黃金慘不忍睹。但信用紙幣的問題是，它們之間的較量越來越激烈，紛紛濫發注水，以鄰為壑，這使得黃金作為無可替代的裁判頑強地回到前台。
2009年三季度以後，國際黃金市場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轉變，即當國際投行為代表的主力力量承認將黃金控制在1000 美元以下失敗後，它們由唱空黃金轉而為唱多黃金，即它們不得不承認黃金的貨幣屬性的回歸。 2009年10月，CME(芝加哥商業交易所)承認了黃金享受美元的商品保證金待遇;2010年8月，中國六部委文件首次在大國中承認黃金的“金融屬性”;到2010年11月，佐利克作為國際貨幣金融界主流人士第一次公開討論“改良版金本位”的回歸，黃金向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價值核心”回歸的腳步日漸清晰。
2010年，國際金價不僅站穩1000美元以上，而且收盤於1400美元以上，這已經可以看作黃金成功地完成了角色轉換期。接下來的一年很可能是不斷確認和強化這種預期的時候，即國際金價很有可能進入一個快速上漲時期。
這種快速上漲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傳統意義上的黃金多頭——各國央行已經由淨賣出轉為淨買入;國際儲金銀行也因幾十年拋出黃金打壓金價，而接近彈盡糧絕。而國際黃金市場的量很有限，一年新增的黃金也就2500噸左右，按照每盎司1421美元，也就1142億美元，約中國外匯儲備總量的4%左右。因此，有限的增量就可以推動金價上漲，更不要說當越來越多的投資者認同黃金作為新的價值核心，不斷追捧之下，金價很有可能上演井噴之勢。
需要提醒的是，2011年，國際金價並非只有大漲一種可能。另外一種可能是，當歐元解體，同時中國爆發嚴重的金融經濟危機，像日本1990年那樣一蹶不振，此兩個條件同時具備，則國際金價將形成頂部，這個頂部可能在1700~1800美元之間。
如果按照和平方式的經濟金融競爭手段，美元同時達成這兩個目標的概率基本沒有，但是，美元勢力不排除使用其背後的政治軍事霸權，在東亞製造戰爭，在歐洲製造社會動亂。
自“天安艦事件”以後，朝鮮半島和釣魚島勢態逐步升級，符合美元勢力以戰爭轉嫁危機的需求——用戰爭恐嚇國際熱錢逃離東亞，導致中國房地產泡沫崩盤，乃至製造一場中國的金融社會危機;而歐洲因為政府緊縮開支，導致社會福利的縮水，已經引發了公眾的不滿，這種隱患有可能被引爆為大規模的社會騷亂，進而衝擊世人對歐元的信心。
因此，筆者在堅持國際金價繼續大漲至年底前的1700美元(大概率事件)的同時，也要警告美元反轉的可能(小概率事件)，也就是美元二次復興的可能。而後者的最主要的信號是東亞爆發常規熱戰，而歐洲爆發大規模社會動亂。
不論未來怎麼演變，1430美元不可能是這一輪國際金價的頂點，最保守估計的頂點在1700~1800美元，中性估計的頂點在3000~5000美元。
同時，不准備修正“5年內(2014年內)兩公斤黃金可買上海一套房”的觀點。即使國際金價在1800美元到頂，屆時，上海的人民幣房價將下跌50%以上。
一言以蔽之，2011年的中國和世界將更加動盪和危險，黃金將不負“財富諾亞方舟”之譽。
下一輪危機
年年歲歲花相似
2011-01-10
下一輪危機的催化劑，要么是西方世界的財政危機，要么是發展中國家的通脹危機
謝國忠
2011年可能和2010年差不多：年初滿懷希望，年中滑入恐慌，年末再次對來年充滿希望。和2010年一樣，2011又是過渡的一年。西方國家實行財政和貨幣雙重刺激政策，發展中國家的資產泡沫，使得全球經濟暫時穩定。 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出的最根本問題，無論是遺留問題，還是結構性問題，都未得到解決。下一輪危機的催化劑，要么是西方世界的財政危機，要么是發展中國家的通脹危機。危機可能於2012年年底爆發。
暗影重重
我們已被三個黑影籠罩。
首先，自美聯儲計劃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以來，石油價格上漲20%。這是出於對需求增加還是貨幣供應量上升的期望？分析家往往根據對第二輪量化寬鬆的態度，分成兩派。我屬於第二派。 2010年全球石油消費小幅上升，可能達每日1萬桶，但仍低於2007年及2008年水平。前幾個月，經濟前景未出現任何變化，可以解釋油價如此上漲的原因。油價快速大幅上漲的幕後推手是金融需求，而不是實際需求。
2011年油價會漲成什麼樣？我估計，第一季度油價將逐步上升，年中當經濟數據轉差時，將有所回落。如果美聯儲計劃實施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可能在下半年——油價將飆升。
其次，美國國債市場已經下跌不少，但遠未形成危機。不過，價格回落是市場在潑冷水警告。沒有哪國政府，就算是美國政府，可以不顧一切地永遠借債度日。美國國債收益不可持續。市場不相信低通脹或無通脹。但是，伯南克希望通脹，並會不斷印鈔票，直到出現通脹為止。
美國國債收益率超過6%只是時間問題，有可能在2012年就會實現。屆時，美國政府債務將達16萬億美元。按6%的利率計算，光支付利息就將近1萬億美元。美國政府收入目前為2萬億美元。也許通脹將使收入增至2.5萬億美元。如果一國政府的債務利息佔其收入的40%，很難想像它還能如何運作。一旦債券市場恢復正常，美國財政形勢將會失控。如果市場意識到這一點，由於擔心聯邦政府有破產的風險，債市就會大幅下跌。由此產生的利率飆升也會不斷自我強化。
第三，中國實行貨幣緊縮政策，標誌著未來將出現更大問題。中國通脹問題，其實是貨幣供應量的問題。
中國的通脹問題就是房產市場融資的問題，亦即政府為其開支融資的問題。中國的通脹是稅收的問題。這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
現代中國產生通脹，始終是因為向儲戶徵稅，為政府提供資金。如果看看中國的房產市場有多大，試想中國的通脹如何落地就令人頭暈目眩。
龐大的房產行業的大多數從業者認為，房產市場必須持續發展，因為調控的後果不堪設想。要持續發展，政府應該興建足夠的公共住房，以安撫憤怒的公眾。然後，房產市場可以繼續繁榮，成為富人的遊樂場。但這種邏輯有兩個漏洞。
首先，房地產市場目前的融資方式將導致通脹氾濫，引發貨幣貶值和社會動盪。
其次，房產市場如此巨大，不可能只是富人的遊樂場。富人持有好幾套空房，是希望賣給現在買不起、但等將來漲工資之後能買得起房的那些人。如果普通老百姓都能買得起房，那有錢人還攥著數以百萬套的公寓，讓它們閒置的說法就站不住腳了。
似曾相識
2010年初，我曾預測，股市走勢主要是波動；對沖貴重金屬和大宗商品價格的通脹將大行其道；跨國公司表現不俗。 2011年大同小異。貴金屬和大宗商品將仍有上佳表現。這不會是平穩上升的趨勢。目前，美元堅挺，因為奧巴馬實行減稅政策，美聯儲實施第二輪量化寬鬆，激發了對美國經濟持續復甦的期待。只要美元堅挺，貴金屬和大宗商品價格就不會快速上漲。但是，只要美國經濟數據較預期疲弱——可能在2011年中——貴金屬就將再次表現強勁。和2010年一樣，疲軟的經濟數據將促使美聯儲再次計劃出台刺激政策，足以讓整個大宗商品部門飛速增長。
我對股票的總體態度不消極。跨國公司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他們通過新興市場需求增長較快，將生產從成本較高的發達經濟體轉移至低成本的新興經濟體，獲取利潤。跨國公司的市盈率在15倍左右。它不便宜，但也不貴。全球經濟名義增幅可能在5%-6%之間，其中，30%來自新興經濟體的通脹。跨國公司職員的收入增長可能不止於此，其股票價格將同幅上升。
新興市場泡沫現象更嚴重，對流動性問題比收入更敏感。通脹促使所有大型新興經濟體緊縮政策，如“金磚四國”。隨著美聯儲出台新政策，其通脹問題被放大，而且他們的緊縮速度不夠快，整體流動性還沒有收縮，卻也沒有出現更大氾濫。
因此，我認為，新興市場會像2010年一樣，以波動為主，年中會出現大幅探底。
2010年，中國股市在表現最差之列。對於大公司來說，市場門檻不夠高，但對於中小型企業來說仍高不可攀。正在轉為流動性的解禁股金額巨大。這些股份變現極大拖累了股市。
如果2011年中國股市出現驚人上漲，可能是因為QFII擴容。國有大型銀行和保險公司等大型金融類股票在與自己的香港H股交易時折扣巨大。國際機構投資者一直不能享受這種差價優惠，因為QFII額度已滿。中國擔憂“熱錢”流入，限制QFII擴張。由於QFII是推高市場的潛在工具，政府只有在擔心A股市場疲軟的情況下，才會動用它。
我對房產市場並不樂觀。全球房產泡沫持續多年。泡沫首先在發達經濟體破裂。由於房產是長周期資產，不大可能迅速恢復。事實上，我認為，未來兩年，發達經濟體房產市場將會萎縮。但新興經濟體的房產泡沫仍然很大，因為他們的實際利率為負。
通脹一般對房產市場有利。但當房價已經高企，這種關係就會變為反作用。後者觸發銀根緊縮，首先會影響高估資產。
中國的房產市場特別脆弱。信貸歧視政策給市場搭了天花板。 2010年，開發商可能只賣出他們打算出售的一半的房產。儘管國內銀行並未強迫他們償還現有貸款，但施工費用及購買土地等其他債務必須償還。中國的開發商在2011年將遭遇更為嚴重的流動資金問題。他們很可能會降價銷售，擴大銷量，解決流動性不足的問題。新的一年，中國房產市場很可能下跌10%-15%。
這並不等於泡沫破滅。消除泡沫需要消除實際負利率。新興經濟體從不曾主動消除實際負利率。通常只有在受到貨幣貶值的壓力下才會如此行事。如果美聯儲迅速提高利率，要么是由於美國經濟復甦強勁，要么是美國通脹高漲。只有如此，新興經濟體才會降低負利率。我猜想2012年下半年會出現這種情況。
及時行樂
各國均沒有認真改革，以解決全球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即使是金融危機的遺留問題，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例如，壞賬和金融機構的激勵制度等問題。大型銀行從隱性政府擔保獲取資本，且成本低廉，它們通常依靠這些資本繼續從傳統的投資銀行業務中獲利。這迫使投資銀行冒更大風險沖銷融資成本帶來的不利因素。這令金融市場產生動盪。
結構性問題包括：（1）發達經濟體社會成本較高；（2）發展中經濟體遭受高通脹和資產泡沫。前者要求緊縮銀根和再分配。歐洲做了些事兒。例如，法國剛剛延長退休年齡。這可能還不夠。成功處理這一問題的關鍵指標，是國債佔GDP的比重持續穩定。但是，主要發達經濟體尚無動作。美國正朝相反方向前進。
新興經濟體正受益於貿易和外國投資。他們正在迅速擴大。蛋糕做大當然是好消息。但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環境容易誘發通脹和泡沫。如果未能妥善處理這股黑暗勢力，它可能會破壞新興市場的社會。事實上，經過這麼多年的超量積累，新興經濟體面臨經濟硬著陸的風險，爆發金融危機為時不遠。
在部分新興經濟體中，從資產泡沫中受益者將對國家政策施加過度影響。因此，他們制定政策著眼於製造泡沫，而非消除泡沫。
中國的房產泡沫尤其危險，導致巨額收入從家庭部門再分配至政府部門。
後者可支配大規模財政資源，導致政府增加開支。這些支出很難處理，因為通常涉及持續多年的項目。因此，任何收緊銀根的措施都會遇到來自政府部門本身的阻力。泡沫持續的時間越長，緊縮政策遭遇的阻力越大。
中國治理通脹和緊縮房產措施至今力度不夠。除非房價大幅下跌，通脹勢頭不太可能減弱，因為貨幣供應主要流向房產市場。目前預測中國能夠避免硬著陸還為時過早。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
2011-01-10
下一輪危機的催化劑，要么是西方世界的財政危機，要么是發展中國家的通脹危機
謝國忠
2011年可能和2010年差不多：年初滿懷希望，年中滑入恐慌，年末再次對來年充滿希望。和2010年一樣，2011又是過渡的一年。西方國家實行財政和貨幣雙重刺激政策，發展中國家的資產泡沫，使得全球經濟暫時穩定。 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出的最根本問題，無論是遺留問題，還是結構性問題，都未得到解決。下一輪危機的催化劑，要么是西方世界的財政危機，要么是發展中國家的通脹危機。危機可能於2012年年底爆發。
暗影重重
我們已被三個黑影籠罩。
首先，自美聯儲計劃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以來，石油價格上漲20%。這是出於對需求增加還是貨幣供應量上升的期望？分析家往往根據對第二輪量化寬鬆的態度，分成兩派。我屬於第二派。 2010年全球石油消費小幅上升，可能達每日1萬桶，但仍低於2007年及2008年水平。前幾個月，經濟前景未出現任何變化，可以解釋油價如此上漲的原因。油價快速大幅上漲的幕後推手是金融需求，而不是實際需求。
2011年油價會漲成什麼樣？我估計，第一季度油價將逐步上升，年中當經濟數據轉差時，將有所回落。如果美聯儲計劃實施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可能在下半年——油價將飆升。
其次，美國國債市場已經下跌不少，但遠未形成危機。不過，價格回落是市場在潑冷水警告。沒有哪國政府，就算是美國政府，可以不顧一切地永遠借債度日。美國國債收益不可持續。市場不相信低通脹或無通脹。但是，伯南克希望通脹，並會不斷印鈔票，直到出現通脹為止。
美國國債收益率超過6%只是時間問題，有可能在2012年就會實現。屆時，美國政府債務將達16萬億美元。按6%的利率計算，光支付利息就將近1萬億美元。美國政府收入目前為2萬億美元。也許通脹將使收入增至2.5萬億美元。如果一國政府的債務利息佔其收入的40%，很難想像它還能如何運作。一旦債券市場恢復正常，美國財政形勢將會失控。如果市場意識到這一點，由於擔心聯邦政府有破產的風險，債市就會大幅下跌。由此產生的利率飆升也會不斷自我強化。
第三，中國實行貨幣緊縮政策，標誌著未來將出現更大問題。中國通脹問題，其實是貨幣供應量的問題。
中國的通脹問題就是房產市場融資的問題，亦即政府為其開支融資的問題。中國的通脹是稅收的問題。這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
現代中國產生通脹，始終是因為向儲戶徵稅，為政府提供資金。如果看看中國的房產市場有多大，試想中國的通脹如何落地就令人頭暈目眩。
龐大的房產行業的大多數從業者認為，房產市場必須持續發展，因為調控的後果不堪設想。要持續發展，政府應該興建足夠的公共住房，以安撫憤怒的公眾。然後，房產市場可以繼續繁榮，成為富人的遊樂場。但這種邏輯有兩個漏洞。
首先，房地產市場目前的融資方式將導致通脹氾濫，引發貨幣貶值和社會動盪。
其次，房產市場如此巨大，不可能只是富人的遊樂場。富人持有好幾套空房，是希望賣給現在買不起、但等將來漲工資之後能買得起房的那些人。如果普通老百姓都能買得起房，那有錢人還攥著數以百萬套的公寓，讓它們閒置的說法就站不住腳了。
似曾相識
2010年初，我曾預測，股市走勢主要是波動；對沖貴重金屬和大宗商品價格的通脹將大行其道；跨國公司表現不俗。 2011年大同小異。貴金屬和大宗商品將仍有上佳表現。這不會是平穩上升的趨勢。目前，美元堅挺，因為奧巴馬實行減稅政策，美聯儲實施第二輪量化寬鬆，激發了對美國經濟持續復甦的期待。只要美元堅挺，貴金屬和大宗商品價格就不會快速上漲。但是，只要美國經濟數據較預期疲弱——可能在2011年中——貴金屬就將再次表現強勁。和2010年一樣，疲軟的經濟數據將促使美聯儲再次計劃出台刺激政策，足以讓整個大宗商品部門飛速增長。
我對股票的總體態度不消極。跨國公司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他們通過新興市場需求增長較快，將生產從成本較高的發達經濟體轉移至低成本的新興經濟體，獲取利潤。跨國公司的市盈率在15倍左右。它不便宜，但也不貴。全球經濟名義增幅可能在5%-6%之間，其中，30%來自新興經濟體的通脹。跨國公司職員的收入增長可能不止於此，其股票價格將同幅上升。
新興市場泡沫現象更嚴重，對流動性問題比收入更敏感。通脹促使所有大型新興經濟體緊縮政策，如“金磚四國”。隨著美聯儲出台新政策，其通脹問題被放大，而且他們的緊縮速度不夠快，整體流動性還沒有收縮，卻也沒有出現更大氾濫。
因此，我認為，新興市場會像2010年一樣，以波動為主，年中會出現大幅探底。
2010年，中國股市在表現最差之列。對於大公司來說，市場門檻不夠高，但對於中小型企業來說仍高不可攀。正在轉為流動性的解禁股金額巨大。這些股份變現極大拖累了股市。
如果2011年中國股市出現驚人上漲，可能是因為QFII擴容。國有大型銀行和保險公司等大型金融類股票在與自己的香港H股交易時折扣巨大。國際機構投資者一直不能享受這種差價優惠，因為QFII額度已滿。中國擔憂“熱錢”流入，限制QFII擴張。由於QFII是推高市場的潛在工具，政府只有在擔心A股市場疲軟的情況下，才會動用它。
我對房產市場並不樂觀。全球房產泡沫持續多年。泡沫首先在發達經濟體破裂。由於房產是長周期資產，不大可能迅速恢復。事實上，我認為，未來兩年，發達經濟體房產市場將會萎縮。但新興經濟體的房產泡沫仍然很大，因為他們的實際利率為負。
通脹一般對房產市場有利。但當房價已經高企，這種關係就會變為反作用。後者觸發銀根緊縮，首先會影響高估資產。
中國的房產市場特別脆弱。信貸歧視政策給市場搭了天花板。 2010年，開發商可能只賣出他們打算出售的一半的房產。儘管國內銀行並未強迫他們償還現有貸款，但施工費用及購買土地等其他債務必須償還。中國的開發商在2011年將遭遇更為嚴重的流動資金問題。他們很可能會降價銷售，擴大銷量，解決流動性不足的問題。新的一年，中國房產市場很可能下跌10%-15%。
這並不等於泡沫破滅。消除泡沫需要消除實際負利率。新興經濟體從不曾主動消除實際負利率。通常只有在受到貨幣貶值的壓力下才會如此行事。如果美聯儲迅速提高利率，要么是由於美國經濟復甦強勁，要么是美國通脹高漲。只有如此，新興經濟體才會降低負利率。我猜想2012年下半年會出現這種情況。
及時行樂
各國均沒有認真改革，以解決全球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即使是金融危機的遺留問題，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例如，壞賬和金融機構的激勵制度等問題。大型銀行從隱性政府擔保獲取資本，且成本低廉，它們通常依靠這些資本繼續從傳統的投資銀行業務中獲利。這迫使投資銀行冒更大風險沖銷融資成本帶來的不利因素。這令金融市場產生動盪。
結構性問題包括：（1）發達經濟體社會成本較高；（2）發展中經濟體遭受高通脹和資產泡沫。前者要求緊縮銀根和再分配。歐洲做了些事兒。例如，法國剛剛延長退休年齡。這可能還不夠。成功處理這一問題的關鍵指標，是國債佔GDP的比重持續穩定。但是，主要發達經濟體尚無動作。美國正朝相反方向前進。
新興經濟體正受益於貿易和外國投資。他們正在迅速擴大。蛋糕做大當然是好消息。但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環境容易誘發通脹和泡沫。如果未能妥善處理這股黑暗勢力，它可能會破壞新興市場的社會。事實上，經過這麼多年的超量積累，新興經濟體面臨經濟硬著陸的風險，爆發金融危機為時不遠。
在部分新興經濟體中，從資產泡沫中受益者將對國家政策施加過度影響。因此，他們制定政策著眼於製造泡沫，而非消除泡沫。
中國的房產泡沫尤其危險，導致巨額收入從家庭部門再分配至政府部門。
後者可支配大規模財政資源，導致政府增加開支。這些支出很難處理，因為通常涉及持續多年的項目。因此，任何收緊銀根的措施都會遇到來自政府部門本身的阻力。泡沫持續的時間越長，緊縮政策遭遇的阻力越大。
中國治理通脹和緊縮房產措施至今力度不夠。除非房價大幅下跌，通脹勢頭不太可能減弱，因為貨幣供應主要流向房產市場。目前預測中國能夠避免硬著陸還為時過早。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
2011年1月2日
俄證實：轉基因使動物三代絕種
俄證實：轉基因使動物三代絕種
作者：ruvr.ru 文章發於：ruvr.ru 更新時間：2010-9-4
俄羅斯科學家最新研究結果：轉基因食品有害
發布日期：2010-05-14 來源：食品伙伴網
http://www.jsciq.gov.cn/pages/2300/00100408255/00100408255.html
4月15日至6月5日，在俄羅斯一年一度的的環境危害防御活動中宣布了一項獨立研究的結果。科學家已經證明：轉基因生物對哺乳動物是有害的。研究人員發現，食用轉基因食品的動物將失去繁殖能力。實驗選擇農業中廣泛應用的含有不同比例轉基因成分的普通大豆，喂養具有快速繁殖率的坎貝爾倉鼠2年。另外一組比對倉鼠，喂以在塞爾維亞難以發現的純大豆，因為世界上95%的大豆是轉基因大豆。
實驗由全國基因安全協會和生態與環境問題研究所聯合進行。Alexei Surov博士說：“我們將倉鼠分成若干組，在籠中成對以普通食物喂養。我們在第一組不添加任何（豆類）食物，另一組（加）喂非轉基因成分的大豆，第三組的含有一些轉基因成分，第四組喂大量的轉基因食品。監控它們的行為、體重變化以及產仔時間。起初，一切順利。但是當從幼仔中選擇了新的並繼續按照前述方式進行喂養時，我們注意到了相當嚴重的影響。這些子代倉鼠成長緩慢，性成熟緩慢。當他們生出下一代倉鼠時我們稱其為第三代。用轉基因食品喂養的倉鼠沒有生出下一代，這證明它們失去了生育能力。”
科學家們還發現另一個令人驚訝的危害。第三代倉鼠的口中長出了毛發，（這種）情況為什麼發生還不清楚。目前研究人員還不明白為什麼動物食用轉基因食品時，會產生破壞性的效果。他們說，只有通過停止吃這些食品才可以消除這些影響。因此，科學家建議禁止轉基因食品，直到它們被證明具有生物安全性。
俄羅斯科學家的研究結果與法國和奧地利的一致。其中，在法國，當科學家認為轉基因玉米對哺乳動物有害後，立即禁止其生產和銷售。進行這項研究的科學家指出，目前要對轉基因食品對健康的長遠危害下一個結論，還為時過早。他們堅持認為有必要進行全面的研究。他們建議在莫斯科附近的“安全基因科技”創新中心 ——“Skolkovo”，實施該項目。
原文見：http://english.ruvr.ru/2010/04/16/6524765.html
作者：ruvr.ru 文章發於：ruvr.ru 更新時間：2010-9-4
俄羅斯科學家最新研究結果：轉基因食品有害
發布日期：2010-05-14 來源：食品伙伴網
http://www.jsciq.gov.cn/pages/2300/00100408255/00100408255.html
4月15日至6月5日，在俄羅斯一年一度的的環境危害防御活動中宣布了一項獨立研究的結果。科學家已經證明：轉基因生物對哺乳動物是有害的。研究人員發現，食用轉基因食品的動物將失去繁殖能力。實驗選擇農業中廣泛應用的含有不同比例轉基因成分的普通大豆，喂養具有快速繁殖率的坎貝爾倉鼠2年。另外一組比對倉鼠，喂以在塞爾維亞難以發現的純大豆，因為世界上95%的大豆是轉基因大豆。
實驗由全國基因安全協會和生態與環境問題研究所聯合進行。Alexei Surov博士說：“我們將倉鼠分成若干組，在籠中成對以普通食物喂養。我們在第一組不添加任何（豆類）食物，另一組（加）喂非轉基因成分的大豆，第三組的含有一些轉基因成分，第四組喂大量的轉基因食品。監控它們的行為、體重變化以及產仔時間。起初，一切順利。但是當從幼仔中選擇了新的並繼續按照前述方式進行喂養時，我們注意到了相當嚴重的影響。這些子代倉鼠成長緩慢，性成熟緩慢。當他們生出下一代倉鼠時我們稱其為第三代。用轉基因食品喂養的倉鼠沒有生出下一代，這證明它們失去了生育能力。”
科學家們還發現另一個令人驚訝的危害。第三代倉鼠的口中長出了毛發，（這種）情況為什麼發生還不清楚。目前研究人員還不明白為什麼動物食用轉基因食品時，會產生破壞性的效果。他們說，只有通過停止吃這些食品才可以消除這些影響。因此，科學家建議禁止轉基因食品，直到它們被證明具有生物安全性。
俄羅斯科學家的研究結果與法國和奧地利的一致。其中，在法國，當科學家認為轉基因玉米對哺乳動物有害後，立即禁止其生產和銷售。進行這項研究的科學家指出，目前要對轉基因食品對健康的長遠危害下一個結論，還為時過早。他們堅持認為有必要進行全面的研究。他們建議在莫斯科附近的“安全基因科技”創新中心 ——“Skolkovo”，實施該項目。
原文見：http://english.ruvr.ru/2010/04/16/6524765.html
和平獎背後是地緣政治議程
恩道爾：劉曉波背後那些可笑的外國朋友--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背後是地緣政治議程
作者：恩道爾
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1-1
劉曉波背後那些可笑的外國朋友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背後是地緣政治議程
威廉·恩道爾[1]
著作：《霸權背後》、《金融海嘯》、《石油戰爭》、《糧食危機》
在一個極其微妙而敏感的時刻，挪威議會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把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中國的劉曉波。此時此刻，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正在向中國政府施壓，試圖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其實這對於深陷困境的美元毫無幫助，但是對中國的經濟卻會造成危害。諾貝爾和平獎成了上演鬧劇的舞台，這裡演出的是華盛頓反對中國的戰略大戲——不斷升級、長期施壓的戰略行動。
把諾貝爾今年度和平獎發給劉曉波，顯然不是什麼巧合。准確地說，這是一項精心安排的長期戰略中的一個行動。這個戰略不是挪威議會部分議員的戰略，而是世界霸權——美國精英集團的戰略。這個戰略的目標，就是要阻止中國成為一個對世界經濟具有主導性的主權國家的進程。他們現在要的事，是給中國“磨掉棱角”。
在世界媒體中上演的諾貝爾和平獎鬧劇，就是這一戰略精心策劃的一個部分——竭力讓中國在世界面前“丟臉”。這是一場更深層次的博弈，華盛頓直接或間接控制的非政府組織等織成的網絡相互密切配合，把“人權”當作華盛頓地緣政治的一個武器來使用。
這一次的諾貝爾和平獎戰略不會比2008年3月的西藏暴亂更成功，不會比2009年7月中國新疆的騷亂更成功，也不會比2007年在中國鄰國緬甸的動亂（“藏紅色革命”）更成功。這幾次行動，都是華盛頓精心策劃、秘密鼓動，或者通過親達賴喇嘛集團的人發起的。參與其中的那些不成氣候的集團對此都很清楚。他們處心積慮地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制造一種國際氣候，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像，從伙伴和“朋友”轉換成“敵人”。不過從華盛頓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風險非常高的戰略，或者是陷於地緣政治困境的美國在孤注一擲。
劉曉波那些不靠譜的可笑的外國朋友
英語中也有這樣一句老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因為我沒有見過劉曉波本人，也沒有讀過他的著作，所以我沒有資格談論劉曉波的為人。不過來認識一下劉曉波的那些滑稽可笑外國朋友，可能更重要。
在國際筆會網站[2]上的正式履歷中，劉曉波曾是國際筆會獨立中國筆會中心的會長，他擔任此職一直到2007年。現在他還是該組織的理事會成員。這個國際筆會並不是某些作家們碰巧的集合，它是英美鼓吹人權和民主的非政府組織和私人組織網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資人掏錢給這些組織，是要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地緣政治目標。
國際筆會自稱 “世界上最早的人權組織”，成立於20世紀20年代，地點在倫敦，出面的人物是英帝國的兩名地緣政治戰略家：G.B.蕭伯納和H.G.威爾士。筆會的資金來源於美歐私人基金會和公司所組成網絡，其中有布盧姆伯格集團、挪威外交部和“其他不願透露姓名的贊助者”。它說它要創造一種叫做“世界文化”的東西，從這裡我們立刻嗅到了英美“全球治理”的某種氣味，這是戴維·洛克菲勒的“世界新秩序”那種氣味。
國際筆會被覆蓋著一個更大的“國際言論自由與交流”（簡稱IFEX）的網絡中，那個IFEX的地點在加拿大，有大約90個成員，都是非政府組織，其宗旨聽起來很高尚：捍衛“表達自由權”。“國際言論自由與交流”的成員中，有一個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的自由之家（由美國國務院資助），另一個是國家民主基金會（NED）。
自由之家是為了推動美國參加二戰而於1941年創建的，其後在冷戰期間，是美國情報局指揮的反共宣傳工具。這個非政府組織最近在華盛頓指揮的制造動亂的行動中卻是指揮的中心，如西藏、緬甸、烏克蘭、格魯吉亞、塞爾維亞、吉爾吉斯斯坦等，一旦這些國家地區不遵循讓美國某些精英滿意的政策，自由之家就要行動了。自由之家的上一任主席是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自由之家主席包柏漪，是2008年西藏暴亂時的西藏國際委員會中的一個頭面人物。自由之家曾與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挪威外交部緊密合作，推動了例如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這樣的行動，那些項目都有華盛頓提供的經費支持。吉爾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的結果，是親華盛頓的獨裁者和毒梟K·巴基耶夫上台執政。[3]
國際筆會與劉曉波的聯系暫時到此。下面看一看，諾貝爾和平獎為什麼給了他。
1989年天安門鮮為人知的故事
根據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公告，劉曉波獲獎的主要理由，是他在1989年天安門抗議中扮演了主角，還有2008年他和別人共同起草的《零八憲章》。《時代》雜志稱該憲章為“在受壓制的共產主義中國呼吁民主政治改革的宣言”。[4]
1989年春天，據說劉曉波從其任教的美國常青藤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乘飛機回到中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活動中扮演了主角。對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至今還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當年播出的那個形像。很少人知道，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是美國情報機構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事務和實施日後所謂的“顏色革命”的最早的嘗試。後來由華盛頓操縱的類似的顏色革命，有塞爾維亞反對米洛舍維奇的革命、烏克蘭的所謂橙色革命、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以及其他地緣政治性的動亂，目的都是促成有利於華盛頓的政權更迭。
正如在我的專著《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中詳細描述過的那樣，天安門事件之後，敦促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對中國政府施加強力制裁的人，是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他是布什的老朋友、中央情報局官員。如果要說李潔明是動亂的承辦人，理由是很充分的。波士頓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非暴力戰爭》教材的作者）在天安門抗議升級之前，恰好也在北京。據報道，夏普的組織和課本，特別是他的專著《基於平民的防御：後軍事武器系統》，在塞爾維亞、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中，都曾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夏普1989年6月正好在北京，這或許是巧合……也許不是。[5]
有消息說，1989年當天安門廣場上發生各種事件之時，一個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基金會（即“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一起參與了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期間推翻中國的活動，後因受到中國官方指控而被迫停止活動。[6]
恰巧在同一個時候，美國情報機構也積極地行動，推翻了蘇聯，回憶一下這個事實很有用。因此，劉曉波的決定——放棄他在紐約的名牌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前途遠大的學術事業，在1989年的春天，毅然投入進天安門事件的中心，極有可能至少得到過他那些很不對頭的美國朋友們的慫恿。
劉曉波在起草《零八憲章》扮演的角色、他選擇的時間，也很令人好奇。當中國在對它的經濟進行現代化時、當中國允許在筆者看來比許多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更多個人自由的時候，劉曉波提高了他的政治批評的調子。2008年，他相當清楚地知道，中國官方對西藏和和新疆可能發生的動亂活動極其敏感；這關系到在奧運會期間使北京丟面子。美國國務院承認，2008年由達賴喇嘛所支持的西藏抗議和暴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內部動亂。如果認真嚴肅對待這樣的事情，那麼這個時刻就不是更多要求放開不同政見的時機。它暗示，劉曉波的行動也許出自另一個更深的計劃，而那個計劃是他那些很不對頭的外國朋友提出來的。
諾貝爾獎提名
在這種情況下，是誰正式提名劉曉波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就很值得注意了——提名人竟然是達賴喇嘛！他自己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長期接受美國政府中央情報局和國會的大筆金錢。達賴喇嘛提名劉曉波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本質——地緣政治。
如果我們再關注一下提名劉曉波的其他人，那名單讀起來就像戴維·洛克菲勒那個極為秘密的三邊委員會的國際會員名單。那個三邊委員會是由超級精英、只有邀請才能入會的一個團體，由北美洲、歐洲和日本的300個強勢人物所組成。中國未被邀請參加這個嚴格挑選會員的俱樂部。
除了達賴喇嘛，提名劉曉波的人中，還有捷克外交部長和親王卡雷爾·施瓦岑貝格、世界貿易組織前主管邁克·穆爾、俄國反對自由市場政客G·A·葉林斯基。
卡雷爾親王、穆爾和葉林斯基——他們也都是精英組成的三邊委員會的成員；我們從這裡得到了什麼暗示？他們有計劃地把諾貝爾和平獎送劉曉波。
支持北約的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是喬治·索羅斯贊助的人權觀察組織國際委員會主席。他也參加了劉曉波獲獎的提名。哈維爾是卡雷爾親王的親密朋友，他注意到，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是捷克《七七憲章》的翻版。該憲章曾得到美國的暗中支持，在推翻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時派上了用場。[7] 這一切都在暗示，這是一個結合緊密的哈維爾俱樂部，其會費是由華盛頓來支付的。
有關挪威議會諾貝爾委員會的情況很少被公布過。他們的網站強調，他們是完全獨立的，但是如果看一看獲獎者名單，這話就不那麼可信了。那個名單包括達賴喇嘛、昂山素季（緬甸被監禁的反對派領導人）、巴拉克·奧巴馬（執政僅兩周時獲獎，而在他獲得提名之前，他在阿富汗戰爭的軍事集結非常顯而易見），以及亨利・基辛格（20世紀70年代任美國國務卿，支持拉丁美洲獨裁者鎮壓成性的隨意殺戮平民的政權）。當然，當華爾街銀行和英美權勢集團決定借全球性變暖而加緊行騙的時候，諾貝爾和平獎就授予了聲名狼藉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和全球性變暖鼓吹者戈爾。只要把事實公開，證據是確鑿無疑的：諾貝爾和平獎是北約集團的一個地緣政治工具，向不和它一心一意的那些政府施加壓力。挪威是北約的一個創始成員國，並且與美國的領導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
更加深刻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強勢集團為什麼選擇這個時刻通過授予劉曉波和平獎來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更大的壓力？這個問題可以明顯地見之於中國近來成為強大、充滿活力、不斷增長的世界經濟體而同時美國跌入其200多年歷史中最嚴重的經濟蕭條這一事實。
美國官方戰略政策仍然是2002年9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裡所詳盡闡述的內容，有時又被稱為“布什主義”，稱“冷戰後時代美國的政治和軍事任務將是保證不允許超級大國對手在西歐、亞洲或者前蘇聯的領土上出現”。這種方案的制定一直是1992年以來五角大樓明確奉行的金科玉律。[8]
為什麼中國被盯上了？這只是因為中國今天作為在經濟和政治上一個不斷崛起的世界因素，與外國進行聯盟，用以支持在蘇丹或伊朗這些華盛頓控制較少的地方的這種發展勢頭。在這點上，中國作為一個積極穩定國家的存在，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不斷增長的戰略威脅，並不是因為中國威脅華盛頓在全球發起的戰爭。真正的威脅是，當中國、俄國、中亞的上海合作組織國家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國家走向一個更加多樣化的多極世界的時候，美國和那些遵從其戰略的國家失去全球性霸權地位。根據布什主義和美國戰略地緣政治學，趁現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防止那種事態的進一步發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最近逐步加大對伊朗的制裁，與其說是與伊朗及其核野心有關，還不如說是與伊朗是中國的一個戰略經濟伙伴這一事實有關。
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離開一個促進和平的姿態很遠。此事最好從它的真實情況來看：這是一個被美國引導的、非政府組織孵育的、反對中國主權的、非正規戰爭宣言的一部分。英國200多年的均勢地緣政治學中，有一條這樣的公理，即霸權帝國必須時刻尋找兩個潛在敵人之中較弱小的一個，然後與之聯合，攻破強者。美國從2001年以來對印度的政策、2008年以來對中國的政策，恰恰如此，即尋求與弱小但更有用的印度結盟，結為軍事和戰略聯盟，對抗中國在亞洲特別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戰略利益。
北約在阿富汗（遠離北約的北大西洋地區）的正式存在，應該發出的是這樣的信號，即所有這一切並不是為了促進民主或表達自由，而是一個不斷式微的霸權孤注一擲地試用它武庫裡的一切武器，來扭轉現實。劉曉波只是他們這一努力的一個順手的工具而已，是無數工具之一，就像達賴喇嘛或華盛頓支持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熱比婭·卡德爾一樣。值此美國的可信度與它的經濟穩定同時急劇惡化之際，他們這樣干大概是無濟於事的。
作者：恩道爾
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1-1
劉曉波背後那些可笑的外國朋友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背後是地緣政治議程
威廉·恩道爾[1]
著作：《霸權背後》、《金融海嘯》、《石油戰爭》、《糧食危機》
在一個極其微妙而敏感的時刻，挪威議會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把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中國的劉曉波。此時此刻，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正在向中國政府施壓，試圖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其實這對於深陷困境的美元毫無幫助，但是對中國的經濟卻會造成危害。諾貝爾和平獎成了上演鬧劇的舞台，這裡演出的是華盛頓反對中國的戰略大戲——不斷升級、長期施壓的戰略行動。
把諾貝爾今年度和平獎發給劉曉波，顯然不是什麼巧合。准確地說，這是一項精心安排的長期戰略中的一個行動。這個戰略不是挪威議會部分議員的戰略，而是世界霸權——美國精英集團的戰略。這個戰略的目標，就是要阻止中國成為一個對世界經濟具有主導性的主權國家的進程。他們現在要的事，是給中國“磨掉棱角”。
在世界媒體中上演的諾貝爾和平獎鬧劇，就是這一戰略精心策劃的一個部分——竭力讓中國在世界面前“丟臉”。這是一場更深層次的博弈，華盛頓直接或間接控制的非政府組織等織成的網絡相互密切配合，把“人權”當作華盛頓地緣政治的一個武器來使用。
這一次的諾貝爾和平獎戰略不會比2008年3月的西藏暴亂更成功，不會比2009年7月中國新疆的騷亂更成功，也不會比2007年在中國鄰國緬甸的動亂（“藏紅色革命”）更成功。這幾次行動，都是華盛頓精心策劃、秘密鼓動，或者通過親達賴喇嘛集團的人發起的。參與其中的那些不成氣候的集團對此都很清楚。他們處心積慮地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制造一種國際氣候，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像，從伙伴和“朋友”轉換成“敵人”。不過從華盛頓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風險非常高的戰略，或者是陷於地緣政治困境的美國在孤注一擲。
劉曉波那些不靠譜的可笑的外國朋友
英語中也有這樣一句老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因為我沒有見過劉曉波本人，也沒有讀過他的著作，所以我沒有資格談論劉曉波的為人。不過來認識一下劉曉波的那些滑稽可笑外國朋友，可能更重要。
在國際筆會網站[2]上的正式履歷中，劉曉波曾是國際筆會獨立中國筆會中心的會長，他擔任此職一直到2007年。現在他還是該組織的理事會成員。這個國際筆會並不是某些作家們碰巧的集合，它是英美鼓吹人權和民主的非政府組織和私人組織網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資人掏錢給這些組織，是要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地緣政治目標。
國際筆會自稱 “世界上最早的人權組織”，成立於20世紀20年代，地點在倫敦，出面的人物是英帝國的兩名地緣政治戰略家：G.B.蕭伯納和H.G.威爾士。筆會的資金來源於美歐私人基金會和公司所組成網絡，其中有布盧姆伯格集團、挪威外交部和“其他不願透露姓名的贊助者”。它說它要創造一種叫做“世界文化”的東西，從這裡我們立刻嗅到了英美“全球治理”的某種氣味，這是戴維·洛克菲勒的“世界新秩序”那種氣味。
國際筆會被覆蓋著一個更大的“國際言論自由與交流”（簡稱IFEX）的網絡中，那個IFEX的地點在加拿大，有大約90個成員，都是非政府組織，其宗旨聽起來很高尚：捍衛“表達自由權”。“國際言論自由與交流”的成員中，有一個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的自由之家（由美國國務院資助），另一個是國家民主基金會（NED）。
自由之家是為了推動美國參加二戰而於1941年創建的，其後在冷戰期間，是美國情報局指揮的反共宣傳工具。這個非政府組織最近在華盛頓指揮的制造動亂的行動中卻是指揮的中心，如西藏、緬甸、烏克蘭、格魯吉亞、塞爾維亞、吉爾吉斯斯坦等，一旦這些國家地區不遵循讓美國某些精英滿意的政策，自由之家就要行動了。自由之家的上一任主席是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自由之家主席包柏漪，是2008年西藏暴亂時的西藏國際委員會中的一個頭面人物。自由之家曾與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挪威外交部緊密合作，推動了例如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這樣的行動，那些項目都有華盛頓提供的經費支持。吉爾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的結果，是親華盛頓的獨裁者和毒梟K·巴基耶夫上台執政。[3]
國際筆會與劉曉波的聯系暫時到此。下面看一看，諾貝爾和平獎為什麼給了他。
1989年天安門鮮為人知的故事
根據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公告，劉曉波獲獎的主要理由，是他在1989年天安門抗議中扮演了主角，還有2008年他和別人共同起草的《零八憲章》。《時代》雜志稱該憲章為“在受壓制的共產主義中國呼吁民主政治改革的宣言”。[4]
1989年春天，據說劉曉波從其任教的美國常青藤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乘飛機回到中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活動中扮演了主角。對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至今還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當年播出的那個形像。很少人知道，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是美國情報機構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事務和實施日後所謂的“顏色革命”的最早的嘗試。後來由華盛頓操縱的類似的顏色革命，有塞爾維亞反對米洛舍維奇的革命、烏克蘭的所謂橙色革命、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以及其他地緣政治性的動亂，目的都是促成有利於華盛頓的政權更迭。
正如在我的專著《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中詳細描述過的那樣，天安門事件之後，敦促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對中國政府施加強力制裁的人，是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他是布什的老朋友、中央情報局官員。如果要說李潔明是動亂的承辦人，理由是很充分的。波士頓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非暴力戰爭》教材的作者）在天安門抗議升級之前，恰好也在北京。據報道，夏普的組織和課本，特別是他的專著《基於平民的防御：後軍事武器系統》，在塞爾維亞、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中，都曾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夏普1989年6月正好在北京，這或許是巧合……也許不是。[5]
有消息說，1989年當天安門廣場上發生各種事件之時，一個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基金會（即“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一起參與了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期間推翻中國的活動，後因受到中國官方指控而被迫停止活動。[6]
恰巧在同一個時候，美國情報機構也積極地行動，推翻了蘇聯，回憶一下這個事實很有用。因此，劉曉波的決定——放棄他在紐約的名牌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前途遠大的學術事業，在1989年的春天，毅然投入進天安門事件的中心，極有可能至少得到過他那些很不對頭的美國朋友們的慫恿。
劉曉波在起草《零八憲章》扮演的角色、他選擇的時間，也很令人好奇。當中國在對它的經濟進行現代化時、當中國允許在筆者看來比許多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更多個人自由的時候，劉曉波提高了他的政治批評的調子。2008年，他相當清楚地知道，中國官方對西藏和和新疆可能發生的動亂活動極其敏感；這關系到在奧運會期間使北京丟面子。美國國務院承認，2008年由達賴喇嘛所支持的西藏抗議和暴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內部動亂。如果認真嚴肅對待這樣的事情，那麼這個時刻就不是更多要求放開不同政見的時機。它暗示，劉曉波的行動也許出自另一個更深的計劃，而那個計劃是他那些很不對頭的外國朋友提出來的。
諾貝爾獎提名
在這種情況下，是誰正式提名劉曉波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就很值得注意了——提名人竟然是達賴喇嘛！他自己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長期接受美國政府中央情報局和國會的大筆金錢。達賴喇嘛提名劉曉波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本質——地緣政治。
如果我們再關注一下提名劉曉波的其他人，那名單讀起來就像戴維·洛克菲勒那個極為秘密的三邊委員會的國際會員名單。那個三邊委員會是由超級精英、只有邀請才能入會的一個團體，由北美洲、歐洲和日本的300個強勢人物所組成。中國未被邀請參加這個嚴格挑選會員的俱樂部。
除了達賴喇嘛，提名劉曉波的人中，還有捷克外交部長和親王卡雷爾·施瓦岑貝格、世界貿易組織前主管邁克·穆爾、俄國反對自由市場政客G·A·葉林斯基。
卡雷爾親王、穆爾和葉林斯基——他們也都是精英組成的三邊委員會的成員；我們從這裡得到了什麼暗示？他們有計劃地把諾貝爾和平獎送劉曉波。
支持北約的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是喬治·索羅斯贊助的人權觀察組織國際委員會主席。他也參加了劉曉波獲獎的提名。哈維爾是卡雷爾親王的親密朋友，他注意到，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是捷克《七七憲章》的翻版。該憲章曾得到美國的暗中支持，在推翻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時派上了用場。[7] 這一切都在暗示，這是一個結合緊密的哈維爾俱樂部，其會費是由華盛頓來支付的。
有關挪威議會諾貝爾委員會的情況很少被公布過。他們的網站強調，他們是完全獨立的，但是如果看一看獲獎者名單，這話就不那麼可信了。那個名單包括達賴喇嘛、昂山素季（緬甸被監禁的反對派領導人）、巴拉克·奧巴馬（執政僅兩周時獲獎，而在他獲得提名之前，他在阿富汗戰爭的軍事集結非常顯而易見），以及亨利・基辛格（20世紀70年代任美國國務卿，支持拉丁美洲獨裁者鎮壓成性的隨意殺戮平民的政權）。當然，當華爾街銀行和英美權勢集團決定借全球性變暖而加緊行騙的時候，諾貝爾和平獎就授予了聲名狼藉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和全球性變暖鼓吹者戈爾。只要把事實公開，證據是確鑿無疑的：諾貝爾和平獎是北約集團的一個地緣政治工具，向不和它一心一意的那些政府施加壓力。挪威是北約的一個創始成員國，並且與美國的領導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
更加深刻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強勢集團為什麼選擇這個時刻通過授予劉曉波和平獎來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更大的壓力？這個問題可以明顯地見之於中國近來成為強大、充滿活力、不斷增長的世界經濟體而同時美國跌入其200多年歷史中最嚴重的經濟蕭條這一事實。
美國官方戰略政策仍然是2002年9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裡所詳盡闡述的內容，有時又被稱為“布什主義”，稱“冷戰後時代美國的政治和軍事任務將是保證不允許超級大國對手在西歐、亞洲或者前蘇聯的領土上出現”。這種方案的制定一直是1992年以來五角大樓明確奉行的金科玉律。[8]
為什麼中國被盯上了？這只是因為中國今天作為在經濟和政治上一個不斷崛起的世界因素，與外國進行聯盟，用以支持在蘇丹或伊朗這些華盛頓控制較少的地方的這種發展勢頭。在這點上，中國作為一個積極穩定國家的存在，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不斷增長的戰略威脅，並不是因為中國威脅華盛頓在全球發起的戰爭。真正的威脅是，當中國、俄國、中亞的上海合作組織國家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國家走向一個更加多樣化的多極世界的時候，美國和那些遵從其戰略的國家失去全球性霸權地位。根據布什主義和美國戰略地緣政治學，趁現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防止那種事態的進一步發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最近逐步加大對伊朗的制裁，與其說是與伊朗及其核野心有關，還不如說是與伊朗是中國的一個戰略經濟伙伴這一事實有關。
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離開一個促進和平的姿態很遠。此事最好從它的真實情況來看：這是一個被美國引導的、非政府組織孵育的、反對中國主權的、非正規戰爭宣言的一部分。英國200多年的均勢地緣政治學中，有一條這樣的公理，即霸權帝國必須時刻尋找兩個潛在敵人之中較弱小的一個，然後與之聯合，攻破強者。美國從2001年以來對印度的政策、2008年以來對中國的政策，恰恰如此，即尋求與弱小但更有用的印度結盟，結為軍事和戰略聯盟，對抗中國在亞洲特別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戰略利益。
北約在阿富汗（遠離北約的北大西洋地區）的正式存在，應該發出的是這樣的信號，即所有這一切並不是為了促進民主或表達自由，而是一個不斷式微的霸權孤注一擲地試用它武庫裡的一切武器，來扭轉現實。劉曉波只是他們這一努力的一個順手的工具而已，是無數工具之一，就像達賴喇嘛或華盛頓支持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熱比婭·卡德爾一樣。值此美國的可信度與它的經濟穩定同時急劇惡化之際，他們這樣干大概是無濟於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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