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的金融化（上）

從馬克思到高盛：虛擬資本的幻想和產業的金融化（上）
作者：邁克爾·赫德森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9-24



從馬克思到高盛：虛擬資本的幻想和產業的金融化（上）

作者：[美]邁克爾·赫德森著曹浩瀚譯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9期

原文：http://www.cctb.net/


摘要： 2010年6月8日美國著名學者邁克爾·赫德森給本刊寄來題為《從馬克思到高盛：虛擬資本的幻想和產業的金融化》的文章，該文回顧了馬克思關於金融資本的基本觀點，認為馬克思已高度注意到虛擬資本的膨脹的危害，他的危機理論所最重視的危機原因既不是工人收入不足，也不是資本有機構成上升，而是虛擬資本強加於債務人（產業和個人）身上的金融收費日益加大最終壓垮了社會經濟。不過，馬克思本人對於克服這種危機總的來說是樂觀的，他認為工業資本主義的最大成就就是使生息資本從屬於產業資本，生息資本將像地租一樣退出歷史舞台。但是19世紀末以來金融卻日益膨脹，並日益倒退成馬克思所謂的高利貸性質的資本，而且其基礎日益是房地產和其他產出壟斷租金的壟斷部門而不是製造業。因此看起來，不是馬克思所看好的產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成為主導性力量。作者從銀行業、土地所有製和基礎設施投資的演變歷史中闡明了這一現像出現的原因。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在後來成為《資本論》第三捲和《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冊的關於“生息資本和商業資本同產業資本的關係”的手稿筆記中，馬克思樂觀地寫到產業資本將如何使銀行和金融系統現代化。馬克思相信，產業資本的歷史使命是將社會從高利貸的貨幣借貸和資產拆賣(asset stripping)中拯救出來，通過將信用轉向為生產性投資融資而扭轉銀行業古老的寄生趨勢。

“資本的商業形式和生息形式比產業資本更古老，但是……自由資本在它的產生過程中還必須使這些形式從屬於自己，並把它們轉化為自己的派生的或特殊的職能。產業資本在它形成和產生的時期碰到了這些更為古老的形式。產業資本碰到它們把它們作為前提……但不是作為它自己生活過程的形式……一旦資本主義生產在它的所有形式上發展起來，成了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生息資本就會從屬於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就會僅僅成為產業資本本身的一種從流通過程派生的形式。”[1]

從古代歷經中世紀都沒有生產性的信用來給生產融資。投資是自我融資的——因此投資只能由大的公共機構（寺廟和王室）或者由巨富來承擔。工業資本主義的偉大成就是使生息資本從屬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和要求”[2]而不是成為高利貸資本和純粹寄生的資本。 “就生息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重要要素來說，它和高利貸資本的區別”，馬克思寫道，“在於這種資本執行職能的條件已經改變，從而和貨幣貸出者相對立的借入人的面貌已經完全改變。”[3]

然而馬克思也解釋了貨幣借貸怎樣很早就先於產業資本而存在、怎樣外在於產業資本，認為它存在於一種共生關係中，這種共生關係非常像寄生蟲與其寄主的關係。 “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下都進行過剝削”，他寫道。 “他們並不創造生產方式，但是從外部攻擊之”[4]，從而阻止了提高勞動生產率所必需的新投資。銀行貸款、股票和債券是對財富的法律索取權，這與實物生產資料形式的產業資本不同。金融並不直接創造剩餘，但是建立債權人所有製——即債權人對於債務人的收入和財產的索取權——而當債務人不能償付時就剝奪它的財產的收入。

“高利貸把貨幣財產集中起來”，他進一步闡述道，“高利貸不改變生產方式，但是像寄生蟲那樣將自己吸在它身上，使它虛弱不堪。高利貸吮吸著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並迫使再生產在每況愈下的條件下進行……”“高利貸資本不是作為產業資本和勞動相對立”，但是“使這種生產方式陷入貧困的境地，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使生產力萎縮”。 [5]

馬克思曾期待工業革命的蓬勃發展會強大到足以用一種生產性信用來取代這種制度，但是他並沒有忽視金融寄生病（financial parasitism）。 [6]在編輯馬克思的手稿的過程中，恩格斯注意到，如果馬克思能夠經曆法蘭西第二帝國和它的“救世的信用幻想”在“規模空前的騙局”中破滅的話，他可能就會強調金融怎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掠奪性的。 [7]但是馬克思確實描述過，週期性的金融危機如何由債務按指數速度增長——而不管實際生產能力的增長如何——的趨勢所引發。馬克思的筆記實際上提供了一份徹底的考察——他考察了那些解釋過要在現實中實現“複利的魔法”（the magic of compound interest）是如何地不可能的作家們。 [8]由於復利獨立於經濟償付的能力而按照純粹數學原則增長，以債券、抵押貸款和商業票據形式存在的生息債務就不斷地積累。

馬克思寫道，這種自我膨脹的金融索取權包含著“幻想的”和“虛擬的”資本，因為它不能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實現。由於不可能償付以指數增長的債務索取權，這使得“按模型定價”(mark to model)方式確定的對美國今天的養老金基金的未來價值的預測變得很虛幻。而當這種虛擬的金融收入被迫遭遇經濟現實時，危機就發生了——償付鏈條出現斷裂，因為到期的債務超過了償付能力。因此，銀行家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是由債權（匯票）、國債券（它代表過去的資本）和股票（對未來收益的支取憑證）構成的”。[9]最終有一個時刻會到來，在這個點上銀行家和投資人認識到，沒有一個社會的生產能力能夠長期支撐以復利速度增長的生息債務。預見到其索取權必將破滅，他們要求收回貸款，取消債務人的財產贖回權，強迫這些財產在危機下出售，因為銀行體係正在一陣陣的破產痙攣中崩潰。

為了展示高利貸資本所具有的無情的力量，馬克思引用了理查·普賴斯（Richard Price）博士的計算。普賴斯的計算表明了複利的魔法般的力量，馬克思卻嘲笑了普賴斯提出的一個論點：在耶穌出世時存下的一個便士如果以年利率5%的複利計算，到他那個時代就會變成一個巨大的金球，其直徑將是從太陽到木星間的距離。 “善良的普賴斯簡直為幾何級數的龐大數字所迷惑。因為他完全不顧再生產和勞動的條件，把資本看作是自行運動的自動機，看作一種純粹的、自行增長的數字” [10]，這一數字按照下列公式增長：剩餘=資本×（1+利息率）的n次方，這裡n代表利息貸出後的年數，也是利息增長的年數。 “超過生產者最必要的生存資料（即後來的工資額）的全部餘額，在這裡能夠以利息形式被高利貸者所侵吞（這部分後來表現為利潤和地租。”在這種情況下以幾何級數增長的吞噬一切的高利貸“除了歸國家所有的部分外……會佔有全部剩餘價值”。[11]但那至少是金融階級的希望：把所有的剩餘價值資本化為債務收入。

高級金融（high finance）明顯地受到工業革命的遺產的影響，這些遺產包括：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作為產業工人工資契約的一部分而儲蓄起來的養老基金（pension fund），機構投資者如共同基金（mutual funds），以及按照“金融化”方向發展的全球化等。金融經理們已經接管了工業企業，結果是創造出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說的“貨幣經理資本主義”（money manager capitalism）。最近幾十年的公司洗劫（corporate raids）、“活躍股東”（activist shareholders）、金融欺詐以及用納稅人的錢進行的巨額救助表明，銀行業和其他金融部門是如何超乎馬克思或者其他任何19世紀的作家們的想像，在其演化過程中變得多麼地具有創新性——然而是為其寄生性服務的創新性。這包括信用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CDS）以及其他衍生品，公司洗劫，最重要的是，將銀行信用從黃金或者其他任何限制中“解放”出來。而在政治方面，金融已經成為壟斷的主要捍衛者，尤其是對地租和升值的區位價值的壟斷，而產業資本長期以來都試圖將這些收入作為稅收制度的基礎。

儘管馬克思解釋了金融資本（至少在其“早期”展示形式即“高利貸資本”中）是如何地具有寄生性，他仍然相信其作為經濟組織者的角色會給用社會主義形式組織利用經濟剩餘鋪平道路。產業資本將使金融資本從屬於自己的需要。為實物資本形成創造條件是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這也被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善意地稱為“食利者的安樂死”。因此今天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哪種動力將成為主導性的，是馬克思所看好的產業資本，還是金融資本？

馬克思在產業資本將使金融資本從屬於自己的需要這一論斷上的樂觀主義

在馬克思的那個時代，沒有任何觀察家會悲觀到認為金融資本將會過分強大並製服產業資本主義，讓整個經濟充斥著寄生性的信用，就像我們在今天的世界見到的那樣。由於相信每種生產方式是由經濟進步所需要的技術、政治和社會需要所塑造的，馬克思預計銀行業和高級金融將會從屬於這些需要，而政府將會起著一個提供長期的前瞻計劃和投資的角色，而不是進行資產拆賣和救助。政府將會變成社會主義的，它們不會被金融部門的說客和代理人所控制。 “毫無疑問”，他寫道，“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向聯合起來勞動的生產方式過渡時，信用制度會作為有力的槓桿發生作用；但是，它僅僅是和生產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機變革相聯繫的一個要素。”[12]

在討論1857年的金融危機時，馬克思的分析表明，任何像2008－2009年間佈什－奧巴馬政府救助金融投機家的事情在當時是多麼地不可想像。 “當然，人為地迫使再生產過程擴張的整個制度不可能通過下面的辦法來加以補救：讓某些銀行，如英格蘭銀行，以自己的票據為擔保把縮水的資本（deficient capital）借給那些騙子，並讓他們把所有的貶值商品按其舊的名義價值全部買下。”[13]馬克思把這看作是一種反證法（reductio ad absurdum），他並沒有想到這在2008年的春天會成為現實，當時美國財政部犧牲納稅人的利益來為美國國際集團（AIG）的所有賭博和其他類似的“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t）的損失買單，隨後聯邦儲備委員會又以票面價格買進大量的垃圾抵押貸款證券組合。華爾街已經把自己的經濟理論和競選捐助轉換為政治權力從而得以掌握對公共金融的監管權。

馬克思曾經預期資本主義經濟會按照它們的長期利益來運轉，增加生產資料，避免過度剝削、消費不足和債務型通貨緊縮。然而在他那後來成為《資本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的手稿中，馬克思通篇都在描述金融資本怎樣從產業資本中分離出來並獲得自己獨立的生命。產業資本獲取利潤是通過投入貨幣購買勞動力生產商品，最後將商品加價銷售，馬克思把這個過程歸納為公式M－C－M′。貨幣（M）被投資於生產商品（C），後者銷售可以獲得更多的貨幣（M′）。高利貸資本則尋求一種更“灑脫”的賺錢方式，這體現在它那沒有中間實物內容的公式M－M′中。這種對償付的金融索取權獨立於實物生產而增長，它代表著一種金融收費，它瓜分著產業利潤和現金流。

後來的事實表明，金融資本的擴張主要採取了馬克思所說的“高利貸資本”的形式：抵押貸款，個人貸款以及信用卡貸款，為戰爭赤字進行的政府債券融資，以債務為槓桿的賭博等等。信用的這種發展和深化給現代語言增加了一些新詞：“金融化” （financialization），“公司洗劫”（corporate raiding），“垃圾債券”（junk bonds），“政府救助”（government bailouts） ，以及“風險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 of risk）和“垃圾經濟學”（junk economics）——這種經濟學把以債務為槓桿的資產價格膨脹描繪為金融式的“財富創造”。

　　虛擬資本

銀行家和其他債權人生產的是生息債務。那就是他們的商品，因為“在銀行家的觀念中……債券可以表現為商品”，馬克思寫道。這裡幾乎不涉及勞動力或者其他成本價值。銀行信用像海綿一樣吸收著金融、保險和房地產部門（FIRE部門）之外創造的價值。 “在國債的場合，負數表現為資本；……生息資本一般是一切顛倒錯亂形式之母……”[14]馬克思把收取利息而藉出的貨幣稱為“資本的幻想形式”或“沒有內容的形式”（void form）[15]，他把高級金融的特徵的第一點歸納為基於對回報的“虛擬的”索取權，因為它並不包含生產資料，而只包括債券、抵押貸款、銀行貸款和其他對生產資料的索取權。金融債券和銀行貸款在經濟的平衡表的資產項這邊並沒有包含實物生產資料，它們只是作為對產出的索取權而出現在負債項上。今天的金融工程的目標並不在於通過工業工程來增加產出或者減少生產成本，而是在於不經過實體形式的M－M′過程——通過直接與實物生產無涉的“零和”轉移支付，由錢自己來生錢。

說金融資本是虛擬的，其次是因為它的償付要求不可能得到滿足，因為整個經濟範圍內的儲蓄和債務以幾何級數的速度堆積起來。 “複利的魔法”將本該投向資本設備、商品、服務或稅收的收入轉移了過來。 “在一切進行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馬克思寫道，“貨幣資本的積累，大部分不外是對生產的這種索取權的積累，是這種索取權的市場價格即幻想的資本價值的積累。”銀行和投資者持有這些“債權（匯票），國債券（它代表過去的資本）和股票（對未來收益的支取憑證）”，後者的票面價值是“純粹虛擬的”。 [16]

金融資本將任何收入流都看作是其進行經濟掠奪的對象——產業利潤，稅收，以及超過基本需求的可供支配的個人收入等。其結果類似於借助武力征服進行的“原始積累”——最初付給軍功貴族的地租。 “錯亂的”是，馬克思解釋道，“資本的增殖不是用勞動力的被剝削來說明，相反勞動力的生產性質卻用勞動力本身是這樣一種神秘的東西即生息資本來說明”[17]。國家的資產負債表被看作是其負債（表的右邊部分），而不是其左邊的資產部分。金融化的財富代表著對一個收入流的資本化。如果一個貸款借入者一年能掙50鎊，而（年）利息率假定為5%，那麼這個掙錢能力就可以看作是“值”1000鎊。如果利息率降低的話，資本化水平——一定的收入流可以承擔的債務——將會提高。 “如果利息率降到2.5%，這同一張有價證券就代表200鎊的資本。它的價值始終只是資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個幻想的資本按現有利息率計算可得的收益。”因此，馬克思的結論是：“人們把虛擬資本的形成叫作資本化。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復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來計算，把它算作是按這個利息率貸出的一個資本會提供的收益。”[18]

銀行貸款形式的儲蓄的自然增長由於借貸者無力償付這些債務不斷增加的利息而受到限制。這意味著儲蓄者希望得到的利息償付在實際上並不會實現，因為它們是基於幻想的基礎，是基於垃圾經濟學和垃圾會計核算出來的，而這種經濟學和會計準則只是對金融資本的理論諂媚。

不同於金融危機的利潤率下降（毛收入中不斷增長的折舊要素）

馬克思的很多學生把眼光集中到利潤——它反映的是對工資勞動者的剝削——上，他們只讀過《資本論》第一卷。很多人知道馬克思討論過危機，這使得他們武斷地從馬克思對工資勞動的分析跳到假定馬克思是一個消費不足主義者。人們在對危機追根溯源時經常把它歸結到資本家盡可能少地付給僱員工資這一慾望上，而沒有看到那些起作用的金融機制。

馬克思的分析確實提到過工人沒有能力購買他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問題。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矛盾”，他寫道，“工人作為商品的買者，對於市場來說是重要的。但是作為他們的商品——勞動力——的賣者，資本主義社會的趨勢是把它的價格限制在最低限度。”[19]

為避免市場上供過於求，工人們必須購買他們生產的東西（同時資本家們購買機器和其他投入）。亨利·福特曾經打趣道，他付給他的工人每天5美元的工資（這在當時是很高的）是為了讓他們能有足夠的錢去買他們生產出來的汽車。但是多數雇主反對高工資，他們給僱員的工資盡可能地少，從而使其產品的市場日漸枯竭。

這是馬克思那個時代的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但它不是金融危機的原因。馬克思把金融危機看作是由金融資本自身的內在矛盾引起的。對越來越多的債務徵收的利息汲取著商業和個人收入，使得可以用於商品和服務的可支配收入減少，從而使經濟萎縮，利潤下降，這又阻止了對工廠和設備的新投資。 “賬面財富”（paper wealth）越來越成為產業資本的對立面，因為它採取了掠奪性的資本形式——高利貸資本，或者從高利貸資本衍生出來的金融投機——而不是實物資本形式。

馬克思發展出一個總的模型來分析經濟中的勞動、資本和其他成分之間的收入和產出關係。他的出發點是國民收入核算的第一個偉大的例子——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的《經濟表》，這本書計算了法國的農業部門、勞動、工業以及政府幾者間的收入和產出間的流通關係。作為國王的外科醫生，魁奈發現這種收入的流通與人體內的血液相類似。不過，它的《經濟表》沒有考慮進去庫存品的補充更新——種子或者其他需要預留出來為下一個季節的作物生產做準備的產出。 （債務償還也沒有在這個表中出現。）馬克思把這種國民收入核算方法運用到工業經濟中，他注意到資本家不僅僅獲得利潤（就像農村的地主和農場主獲得地租一樣），他還需要將用於廠房、機器和其他費用的最初投資收回來。

資本費用的這種回收過程被稱為折舊和攤銷（amortization）。馬克思料想這種撥留的“資本”作為一部分的現金流會相對地提高利潤，以便支付用於資本設備的投資（以及其邏輯延伸，如研究開發）。這就是他的利潤率下降的意思所在。就像債券持有人在得到利息之外還要收回其最初的資本金（金融資本的回報）一樣，資本家也必須收回他們最初投資的成本。

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概念能像這個似乎很直白的論點那樣讓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如此困惑。 [20]馬克思曾經預計，為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技術將會變得更加資本密集。他的“利潤率下降”指的就是資本越來越多的折舊回收以反映這種成本回收的上升趨勢。由於折舊或者在技術上的過時，廠房和設備需要報廢（即使有時它們還能繼續工作）因而就需要被更新。就像約瑟夫·熊彼特在他關於創新的理論中強調指出的那樣，技術進步迫使工業家們要么將其設備現代化，要么被其競爭對手廉價收購。

資本密集程度的這種不斷上升並不是危機的一個原因。恰恰相反。正如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冊反駁李嘉圖關於引進機器的觀點時指出的，資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要求更多的資本開支，因而僱用更多的勞動力，從而避免了消費不足的危機。然而，金融危機仍然發生（馬克思指出了在他那個時代11年一次的間歇發作）——由於財富以生息儲蓄的形式借貸給政府、商業以及（主要是從馬克思那時以來的）房地產和個人；當債務人無法支付這種自我膨脹的“反財富的”的金融收費時，危機就爆發了。

這裡有爭論的是現金流的變化著的構成：收入對利息、折舊和攤銷之間的關係。折舊和攤銷上升多少（或者，隨著工業變得越來越高度地依賴債務槓桿），匯報給稅務當局的利潤也就相應減少多少，在國民收入和生產賬戶（NIPA）中的利潤同樣也就減少多少。

房地產、採礦業和基於債務槓桿的商業的例子如何證明統計上的利潤率下降

現代經濟體中最大的部門仍然是房地產，而在單項財產中土地則是最大的，建築物折舊的總額比機器折舊大得多。沒有任何一個19世紀的經濟學家預見到了這一點，主要是因為這與當時的經濟現實反差太大。在房地產和金融部門的遊說和讚助下通過了一系列受其利益影響的稅收法律，這些法律允許在外投資者可以不斷地將其建築物折舊，似乎它們由於缺乏保養或者荒廢而在不斷磨損和損失價值（即使同樣標準建築的造價在降低）。當資產以一定的資本收益出售（這些多數反映了土地不斷上漲的區位價值）時，就以越來越高的價格進行折舊勾銷。這種藉口使得房地產公司和其他同夥可以宣稱在“二戰”後半個多世紀內實際上沒有任何收入。利息和折舊收費吸收了他們全部的現金流（毛收入）。

儘管法律要求土地所有者（但不是房屋所有者）保持出租的財產的完整性，但他們卻可以為他們的建築物扣除折舊。其藉口是建築物在磨損，這樣在外所有者只有通過租金收入而不是後來的出售收益來收回他們的資本投資。它就像債券或者股票持有者通過獲得與債券或股票成本相當的可退稅額度(tax credit)就可以避免支付利息和分紅的收入稅一樣——因為這樣他們的資產好像就變得一錢不值了，這樣對每一個新購買者都重複這種銷帳（chargeoff），似乎這些財產每次出售就失去了其全部價值——即使其市場價格在上升！

這種避稅方法使財產所有者以及這些人背後的銀行家們獲益，因為收稅人避免收取的那些東西被作為利息“免費”付給了銀行家。這種對FIRE部門的稅務優惠使馬克思的虛擬資本的思想具有了新的含義。但很明顯它不是馬克思在講利潤率下降時的那個意思。理由很簡單，因為在馬克思那個時代還沒有什麼收入稅來激發這種“垃圾會計”(junk accounting)。

石油和採礦部門也類似，得益於臭名昭著的礦藏儲量衰竭補助（depletion allowance），它們已經在收入免稅情況下運行了好多代了。而保險和金融公司被允許將堆積起來的流動性儲備作為應對假想中的損失的成本。 “資本收益”（其中大約80%主要發生在房地產部門）只要用來購買更多的財產就不會被課稅。萬一它們被課稅了，其稅率水平也只是“掙得的”收入（工資和利潤）的稅率的一個零頭。

當一個經驗統計數據圖表（或者經濟理論）明顯地偏離現實，或者一個稅收政策明顯地脫離了其廣泛的社會（徵稅）對象時，我們總能在這裡找到特殊利益集團在其中起作用。在我們所說的這個場合其罪魁禍首就是銀行家和高級金融。 “自由市場”式的金融意味著財產收入不用徵稅，因此也可以免費地資本化為歸銀行家的債權——作為銀行家創造信用的特權的報酬。相應地稅務優惠的職能在於將財政負擔從土地和礦物、石油以及天然氣、房地產、私有化的基礎設施和基於債務槓桿的產業上轉移到勞動上去，——以及轉移到那些抵抗債務槓桿的商業上去。

除了指出其邏輯頂點在於用公共部門來救助以幾何級數增長的不可持續的金融制度並對其加以無情地嘲笑外（參見註[3]），無論馬克思還是進步時代的作家都沒有能夠從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初的歷史中獲得材料來分析這條道路。經濟要按照自己的長遠利益行事就要將地租價值和其他“不勞而獲”的收益收歸國有化，但是今天的親食利者的稅收制度卻在沿著相反的方向演化。要理解為什麼金融已經倒退到馬克思稱為高利貸資本的東西，並且其政治盟友已變為房地產和其他吸取租金的壟斷部門而不是製造業，這就需要追溯銀行業、土地所有製類型以及基礎設施投資在歐洲中世紀以後的演變歷程。

產業與後封建時期收租者之間的對立

基督教對高利貸的製裁被主要的債權人——受命於教皇的教會傳道者和銀行家，以及它們主要的借款人即國王們——的社會特權所打破。作為債權人，聖殿騎士（Templars）和醫院騎士（Hospitallers）率先在十字軍東征期間將資金轉移至整個歐陸——同樣，他們也率先從地方上繼承地產。隨後他們藉給國王們金錢以進行戰爭和維持在國外的駐軍，以及支付一便士獻金（Peter's Pence）以及其他給羅馬教廷的貢賦。

信用的主要私人市場是對外貿易，它隨著經濟活動的複活而繁榮起來，而這種複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204年從拜占庭帝國掠奪來的金銀刺激起來的。這促使教士們去規定一種公平的價值：銀行家們應當為資金的國際轉移公正地收取這種費用——貼水（agio）。這成為貨幣借貸能發生的主要渠道，它通常是通過“乾貨交易”（dry exchange）進行的——這裡的“乾貨交易”是一種假想的安排，它為銀行業的收費提供依據。這些金融實踐——給國王們的戰爭貸款，以及隨著歐洲商業活動的複活而產生的貨幣兌換——使得中世紀的銀行業以及中世紀後的銀行業在展望未來時具有了世界視野。

拿破崙戰爭（1798－1815）阻止了貿易，因此也阻止了進出口融資，而正是這種進出口融資為銀行家帶來了其主要的商業客戶。拿破崙的海上封鎖具有一種保護性的關稅壁壘的效果。英國的土地所有者們增加了作物產量，雖然其成本上升了——因為英倫三島就其自然條件來講並不如其殖民地那樣適合種植穀物。相反，美利堅合眾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都建立起了他們自己的製造業。

在根特條約（Treaty of Ghent）於1815年恢復了和平之後，外貿的重新恢復給這些新投資的工業帶來了一場經濟危機。進口商威脅要降低英國土地所有者收到的價格，從而減少其地租。這促使英國的土地所有者們施加壓力，通過了征收農業關稅的法律——《穀物法》。同時，英國的製造商大量向外國出售產品，這推動著美國和法國的工業家們要求進行關稅保護。每個國家內部都有自由貿易者和保護主義者之間的政治鬥爭，尤其是在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

英國的銀行家們在英國成長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變得非常富有，他們發現其未來的主要市場在於恢復貿易融資，並在英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成為這個“世界工廠”的銀行家。貿易信用的擴張預示著生產的國際分工而不是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作為英國銀行家的主要吹鼓手（今天我們會用“說客”一詞），大衛·李嘉圖為自由貿易進行了論證。他的經濟學說促成了一場涉及議會政治改革的長期鬥爭，鬥爭的頂點是1846年《穀物法》的廢除。

為了論證為什麼不列顛和它的原材料供應者都會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儘管它使得英國可以壟斷工業技術），李嘉圖發展出了經濟租金理論——這裡的經濟租金是指上漲的市場價格中超過成本價值的部分。如果不進口低價的農作物，提高食物價格將會增加勞動的生活成本。這將限制英國工業的競爭能力和出口能力，從而也會限制其工業通過從英國的銀行借款進行擴張的能力。 [21]

但是李嘉圖把這種租金概念限制在農業土地所有者隨著農作物價格的上漲而收取更高租金上，而這種上漲是由於不列顛有限的耕地面積上不斷縮小的回報導致的。他否認了代表著土地所有者階級利益的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一個論斷：更高的地租會促使地主投資於農業技術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李嘉圖的無根據的悲觀主義，即認為現有的成本差別不受技術的影響，是其貿易互惠論的關鍵。當金融利益基於短期貿易利益——使李嘉圖自己所屬的銀行家和股票經紀人階級獲利的那種利益——的需要而作用於總的貿易和價值理論時，經濟理論就變得不切實際了。

當涉及對價格和成本價值——中世紀的教士們關於利息收費的公平價格概念——最初的古典分析時，李嘉圖沉默了。在他的勞動價值論中沒有一點債務的影子。在他的推理過程中經濟似乎是沒有信用、債務或者利息問題的。在這種狹隘地忽視債務維度——這對於他得出親金融的結論是必需的——的過程中，李嘉圖成了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學派的貨幣主義教條的先祖，他們的區別僅僅在於後者堅持認為沒有免費的午餐，而李嘉圖則把經濟租金看作是免費午餐，是沒有內在的成本價值的價格。

亞當·斯密、瑪拉基·波斯爾思韋特（Malachy Postlethwayt）和其他的早期作者都集中關注用來支付國債利息的稅收對生活和經商成本的增加程度。詹姆士·斯圖亞特和其他人則指出了由於寄錢到國外還債（主要是到荷蘭）或者用於軍事開支以及給盟友的補貼造成的匯率問題。李嘉圖對這兩個問題一個都沒有註意到。為了論證“硬通貨”，他在議會前的黃金辯論中堅持認為銀行業永遠都不會帶來經濟問題。支付赤字將會為債務償還、“資本轉移”以及國際投資（或者軍事開支）等問題做自我修正。所有這些都會自動地自我融資。這是今天的“自由市場”的解除管制論的胡說八道的源頭。李嘉圖關於（政府）監督的觀點是固執的——它對金融利益的捍衛就像他關於農業技術的觀點那樣固執，同時它又是誤導性的、欺騙性的——一如李嘉圖的貿易互惠論的邏輯所具有的欺騙性。

李嘉圖的學生從它的經濟租金概念發展出了對地主所有製的有力打擊——它們針對的是私有化的土地地租本身，而沒有限於這一理論對保護主義的《穀物法》的辯護。李嘉圖主義者、記者詹姆斯·密爾倡導不列顛自己“原創的”末日裁判書，即地租應該成為徵稅的基礎。他的兒子，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後來成為“李嘉圖社會主義”的主要倡導者，這種社會主義鼓吹將土地、經濟租金——他們認為這是地主“在睡覺時”掙的— —和不斷上升的土地價格的“不勞而獲的增值”進行國有化。

從19世紀中期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止，要求打破土地貴族的權力——不列顛的、法國的以及其他國家的——構成了這一歷史時期的主要的政治鬥爭。但這基本上只是資本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階級鬥爭。通過對大自然免費提供的饋贈——土地的地租收入以及在地表以下的燃料和礦物質——以及自然壟斷帶來的價格扭曲進行課稅，工業可以避免收入稅和銷售稅——這些稅提高了僱用工人和做生意的成本。 （儘管米爾頓·弗里德曼宣稱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但即使是他也承認，對經濟租金徵的稅是“最不壞”的稅，因為它的支付包含在市場價格之中，而不是像落在勞動和資本身上的收入稅和銷售稅那樣增加成本。）不過，從13世紀以來，勞動價值論的作用就一直是將價格中不可以歸約為勞動和企業的要素分離開。這種收入是一種“憑空的”收費，是中世紀的法律和政治特權的殘留，它在經濟上是完全多餘的——其中最明顯的是地租和利息，產品的成本中並不包含這兩項。就像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1847）中指出的那樣，“地租由國家掌握以替代捐稅”的要求“不過是產業資本家仇視土地所有者的一種公開表現而已，因為在他們的眼裡，土地所有者只是整個資產階級生產進程中一個無用的累贅”。 [22]但是他批評為爭取對地租徵稅而進行的鬥爭，認為它們就像重農主義者在它們的單一稅上試圖做的一樣，以及像密爾、舍爾比利埃（Cherbuliez）、希爾迪奇（Hilditch）、蒲魯東和其他改革家們宣傳的一樣，這是一場由工業家（及其背後的銀行支持者）贊助的內鬥，其目的是要將養活工人的成本降到最低，而不是提高工人的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

為了推動社會克服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共產黨宣言》肯定了法國和英國的土地國有化論者、土地收稅論者以及與之相關的改革家們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但是這還沒有讓工資勞動者處於一種相對公平的狀況之下。土地稅仍會保存土地私有製，而只是將地租交給國家——它現在還在有產者階級的手中。馬克思批評“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以及種種反社會主義的個人主義的烏托邦（如亨利·喬治），指責他們只注意解決土地問題（或者有一些天真的貨幣改革），而不關注工資契約或產業工人的勞動條件。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認識到有必要去完成工業資本主義正在努力完成的革命——將社會從地租、壟斷租金和利息中解放出來，將這些食利者的收費看作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前史。但是他們批評早先的一些“烏托邦”或者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認為他們只是將目標主要限於消除強加給市場的地主和壟斷者的經濟租金這種收費上，其次是（不那麼徹底地）消除由銀行家和高利貸者收取的利息。這些社會主義的想法是徹底消除工業資本主義中的封建主義殘餘。

社會主義將比1848年的歐洲革命走得更遠，1848年的歐洲革命結束時離幫助工人這一目標還有很遠。美國的社會主義者路易斯·翁特曼（Louis Untermann）在反駁亨利·喬治的追隨者時指出，在德國，費迪南·拉薩爾在李嘉圖的經濟學中發現了一個隱含的社會主義綱領，但是“拉薩爾從沒有沉醉於任何認為單一稅就能有解放工人階級的功效之類的幻想”。 [23]這要求政府要在代表勞動的利益上發揮積極作用——不僅僅是通過監管式的改革措施，還要通過對生產資料的佔有。

馬克思期待工業資本主義使歐洲（有時候，也包括其殖民地和亞洲及非洲的落後地區）徹底擺脫歐洲封建主義的殘餘——最初由軍事力量所強加的地租，以及高利貸資本。在這個過程中工業資本主義就會為下一場革命準備好條件，一場勞動將自己從財產和特權者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革命。土地和金融將會置於公共領域——被社會化——並被用於幫助工人、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銀行業和金融資本將會轉變為同工業資本主義的需要相一致，從而協助其向社會主義演進。

註釋：

[1]原引文引自莫斯科1971年版《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冊（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Part III，Moscow:1971)，可參見中文版《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8－519頁。由於版本的原因，原引文內容有時與中譯本有較大差別，為尊重原文，譯者根據情況對中譯文作了適當改動以反映原引文。以下與此類似情況作類似處理。 

[2] 原文所引《資本論》版本為芝加哥1909年版《資本論》第三卷（Capital，Vol.III，Chicago，1909）。此處引文可參考《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頁。此處英文引文與中譯本有出入，中譯文為“從屬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為它的一個條件”。本文以下所引《資本論》中文版均同此版，故不再說明。 

　　[3] 《資本論》第三卷，第679頁。 

　　[4] 《資本論》第三卷，第689頁。 

[5] 《資本論》第三卷，第674－675頁。 

[6] 例如，參見《資本論》第三卷，第675頁：“舊剝削者的剝削或多或少帶有家長制的性質，因為這主要是政治權力的手段。現在代替舊剝削者出現的，則是殘酷的拼命要錢的暴發戶了。”

[7] 參見《資本論》第三卷，第684頁，腳註24，不過，可以看出作者對恩格斯的這一腳註理解有誤。 ——譯者註

[8] 例如，只有在《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冊的英文譯本中（莫斯科1971年版，第296頁以下，以及第527－537頁），人們才能讀到馬丁·路德對高利貸者的譴責，這在路德的著作中是讀不到的。 

　　[9] 《資本論》第三卷，第532頁。 

[10] 《資本論》第三卷，第445－446頁。 

[11] 《資本論》第三卷，第673頁。 

[12] 《資本論》第三卷，第686－687頁。 

[13] 此處作者未給出確切出處，筆者也未能在相關的著作中找到出處。 ——譯者註

[14] 《資本論》第三卷，第527－528頁。 

[15] 《資本論》第三卷，第441－442頁。 

[16] 《資本論》第三卷，第532頁以下，(第二十九章：銀行資本的組成部分)虛擬資本這個術語現在已被廣泛使用。在美國，它是指將不勞而獲的收入(“經濟租金”，也就是沒有成本價值的收入，主要形式是地租、壟斷租金以及金融從國民收入中瓜分的部分)進行資本化。亨利·喬治在《勞工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Labor，1891）一書中使用了這個詞，原話為“虛擬資本，即被真正地資本化的壟斷”（引自The Land Question and Related Writings ，New York，Robert Schalkenbach Foundation，1982，201f.)。喬治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1879)一書第三冊第4章的標題為：《虛擬資本和利潤常被誤認為利息》（Of Spurious Capital And Of Profits Often Mistaken For Interest）。 

[17] 《資本論》第三卷，第528頁。 

[18] 《資本論》第三卷，第528－530頁。 ——譯者註

[19] 《資本論》第二卷，第350頁腳註32。 

[20] 政治光譜的兩極在得知下面這點後都常常感到吃驚：正是馬克思堅定地把折舊看作是價值理論的一個要素。特侖斯·麥肯錫（Terence McCarthy）在他最初譯的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的英文版（他把書名譯為《經濟學說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New York，1952）中寫道：“馬克思在考察重農學派後，理論的邏輯引導他去研究折舊的經濟理論（Economic Theory of Depreciation）。他對收入形成的這方面的分析是如此的完備，以至於我們可以說，如果《資本論》被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的話，《剩餘價值理論》也許就可以被稱為成本會計師界（Society of Cost Accountants）的聖經……馬克思暗示，就整個社會而言，未能提供足夠的折舊儲備就意味著否定經濟進步，並要開始消費產品價值中馬克思認為既不屬於產業工人也不屬於其雇主、而是屬於經濟本身的那一部分，因為這時經濟過程要繼續的話就必須有某種東西來補償。”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把資本主義的危機歸因於各處報告的表面上的利潤率下降，這些人容易忽略下面的事實：房地產、採礦業以及保險部門一直在盡力使其可抵稅的現金流在銀行那裡被算作“折舊”。

[21] 筆者在《貿易、發展和外債：關於世界經濟極化和集中的理論史》（Trade，Development and Foreign Debt:A History of Theories of Polarization v.Convergence in the World Economy，new ed.ISLET 2010 ; orig.pub.1992)一書中討論過李嘉圖的觀點以及他的同時代人對他的觀點的更有見地的回應。 

[22] 《哲學的貧困》，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第187頁。 《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冊第396－398頁引用了安東·舍爾比利埃《財富或貧困》（Richesse ou pauvrete，1841年巴黎版，128頁），後面這本書的標題和內容似乎啟發了亨利·喬治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1879)一書。 《財富或貧困》中這樣寫道：“這樣地租會取代所有的財政收入。最後，在從所有的羈絆中解放出來得到釋放後，產業將會有空前的大發展……”

　　[23] 《社會主義與單一稅。對 1905年12月20日在芝加哥十二街特納禮堂舉行的一場辯論的詳盡報告》第4頁及以後（Socialism Vs.Single Tax.A Verbatim Report of a Debate held at Twelfth Street， Turner Hall， Chicago，December 20th，1905.Chicago:Charles H.Kerr & Co.，［1907］:4f.）

（譯者單位：中共中央編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