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物價為何高

政府價格高成本超過了勞動力低價格
2010-04-19
中國物價為何比美國、泰國都高

張庭賓
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148740284.html


在金融危機之後，地球上令人困惑的事越來越多。不僅普通百姓，連經濟學也如此。

今年2月份，知名經濟學家左曉蕾女士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中國和泰國物價之比讓人困惑》，說春節去泰國，發現所有的價格都比中國同類消費便宜。中國一般消費商品價格，比人均GDP超過中國37%的泰國的一般消費品商品價格，平均高出30%到40%，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法國商品價格上。她比較了某一法國製造的服裝價格與進口的同一服裝價格，按歐元人民幣11:1計，中國國內價格幾乎高出法國價格一倍。她在美國也有過這樣的經歷，比如加州機場商店的美製風衣，按照1比8的兌換率，比賽特風衣價格連進口價格的五分之二都不到。若按1比6.8的兌換率，價差更大。如果與國內機場內的進口同類商品價格相比較，差價更離譜。而法國人的人均GDP高出中國10倍還多；美國的人均 GDP超過中國15倍。

“這實在不符合國際貿易的理論和實踐，也不符合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的，需要重新認識和詮釋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如此，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平衡發展才能有希望。”

左女士提出了問題，但是沒有給出答案。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她知道答案，但不便說，二是她需要時間找答案。因此，在剛看到此文時，我挺有興趣試著回答的，但還想等一等，但現在不能等了，如果再等，這個非常好的話題很可能就被淹沒了，讓我們喪失了一次抓住中國真問題的契機。

這個調查和社會大眾的感受是吻合的，所以國內出現了很多“代購”一族，專門穿梭國境到海外買便宜貨。而人力資源服務機構ECA在2009年6月的調查也可以印證——繼日本東京等四市後，北京、上海、香港成為亞洲生活消費最昂貴的城市。京、滬、港三市分別從上年度的全球104、111和 98位，戲劇性飆升至26、28和29位。在被調查的亞洲城市中，前十名中，中國城市佔半壁江山 ——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廣州。此外，天津等10個城市也排進了前30名。

如果考慮到2009年6月來中國大都市樓價急劇飆升的變數，在2010年度的排行榜上，中國將領先世界，獨霸亞洲。至少誰也無法否定，中國的房價和車價已是世界上最高的。而時寒冰先生的實地調查也證明了美國諸多領域物價比中國便宜的事實。

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已被國人概括為“警惕工資非洲水平，生活成本歐美標準”。泰國人均GDP超過中國37%，法國超過中國10倍，而美國超過中國15倍，為什麼中國的物價反而高出泰國、法國、美國呢？

這顯然與“人民幣低估”的結論背道而馳，如果人民幣升值，那麼這種中國與泰國、美國的物價比豈非更高？

存在就是合理的，世界上只要存在異常的現象，就一定會有合理的解釋，中國高物價現像也不例外。

中國最容易被人反复提起的是“勞動力價格”的比較優勢，但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國家宏觀管理成本”的比較劣勢，正是這個比較劣勢造成了中國的畸形的物價。

中國的宏觀管理成本（其中主要是政府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因為2009年中國財政收入（包括土地轉讓費）已經達到GDP的30%左右，這個比例在全球只有北歐個別國家達到。然而，與北歐所不同的是，瑞典等北歐國家是全球最高福利的國家，瑞典人享受“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部社會保障。而中國是世界低福利的國家，教育、醫療、養老、住房、墳墓等資金大部分都是要國民自己負擔。

這還不是國人的全部壓力，國內居民還承擔了非統計範圍內的成本，比如各種道路的收費。在燃油稅徵收之後，理應取消各種道路收費，但是沒有。而累死成本仍在增長之中，比如土地70年使用權招拍掛競標，已經使土地使用成本非常高昂，但最近，在沒有取消此制度的前提上，有些地方又在醞釀房產保有稅，即變相的物業稅，它儘管有抑制投機的一定現實合理性，但實質為雙重徵稅。

各地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也大大地增加了商品在國內物流銷售成本，進一步增加了企業的負擔，這些成本也會被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從對外經貿關係上，由於採取了出口退稅政策，此政策的本質是給國外的消費者稅收補貼，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收入缺口必然要轉嫁到國內商品上，致使國內物價更高。而外國對中國企業增收的反傾銷稅和特別保護懲罰稅，當然企業也要轉嫁到國內消費者身上，或者對內銷產品偷工減料以消化外部補貼。

如此一層層負擔加上來，中國國內商品焉能不貴？而在房地產上表現的尤為突出。

由於過去多年實施的是出口導向優先政策，在宏觀管理成本日益高昂的情況下，中國商品出口海外，除了出口補貼外，靠的就是勤勞高效、廉價而缺乏保障的勞動力，來對沖高昂的宏觀管理成本，從而形成一定的國際價格優勢。

在出口導向優先的政策下，勞動力的“廉價”就成為了某些主流精英眼中必須牢牢控制的指標。因為如果勞動力貴了，那麼出口導向型經濟就不可維繫，那麼，宏觀管理成本就必須降下來，既得利益就不能擴張，乃至於只能收縮。

或者正因如此，中國主要靠廉價勞動力獲得的外匯儲備，在某些學者眼中，是絕對不可以通過社會保障的方式，轉移為國內國民收入和國內消費的，中國央行外匯儲備可以藉給美國政府近萬億美元，但法律規定不能藉給中國政府（用於中國社會保障）一分錢。

中國宏觀管理成本在過去20年內中日益膨脹，行政開支和政府投資不斷擴張。當前政府行政開支、投資分別占到財政支出的18%和 25%左右，在世界各國中遙遙領先。由於行政開支屬於損耗性支出，加上政府投資效率極為低下，其投入產出率低於0.5，這使得大量國民財富在經濟循環中被損耗，退出了經濟流通（以爛尾工程和反复翻修的馬路為代表），使得中國銀行業的貨幣乘數不斷下降，最低甚至達到3.5（國際上一般為8），為保證經濟活動的必要流動性，央行不斷超發貨幣，形成了人民幣實際購買力的對內貶值，民間總體購買力的不斷相對收縮，國內需求與 GDP比值下降到世界大國絕無僅有的35%。即與M1、M2的增速遠超GDP的速度相對應的是，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也遠超GDP的增速，而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遠低於GDP的增速，國內需求佔比GDP不斷萎縮。

這一系列問題的根源是——這是在經濟改革市場化之後，行政和政治體制改革越來越顯得滯後的結果。由於缺乏對公權力代理人的有效制約，他們往往只對上負責，不對社會公眾負責，公眾更無辦法迫使他為人民服務。加上市場經濟帶來的資本尋租，使得日益高昂的行政投資成本和權力資本的暴利，常常通過公權力轉嫁到社會公眾和守法企業身上，也就最終形成了中國商品比泰國、美國貴的奇怪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因為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外部需求盛極而衰，因為國內百姓最大商品——住房價格已經達到了公眾承受極限，這一既有軌道已經走到了盡頭。也就是說，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優化將不得不進入倒計時，如果主動改革，可以化害為利，如果中國宏觀管理成本能降低到西方國家的一般水平，中國的國內需求由現在極低的35%提高到一般的60%，那麼中國經濟將仍可以 20年科學發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在情理之中。如果被動失敗，那將不僅是中國的悲劇，也是世界的悲劇（其邏輯請見附文《2010-2014：全球紙幣危機與中國社會變革》），人類近6000年的文明或將由此泯滅最後的希望之光。 （作者為資深財經評論員，聯繫郵箱 ztb600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