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探大底已難避免

2012-04-17

中國經濟探大底已難避免

世界經濟兩大難題：美國與中國（下篇）

張庭賓

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擴大至1%後，人民幣會貶值還是升值？
4月14日，央行宣布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至1%，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本專欄2月13日刊文《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是當下最明智選擇》指出：在人民幣匯改以來已對美元升值31%後，為防範熱錢以最大化收益離場，避免中國損失最大化，應擴大浮動匯率幅度，順應市場需求貶值。否則可能重蹈1997年泰國覆轍，為硬保固定匯率，導致泰國外匯儲備被耗盡，最後被迫放棄，泰銖爆貶，金融危機。

接下來一個市場普遍關心的問題是，人民幣會升值還是貶值？這首先要排除一個技術性問題，即如果市場拋出人民幣兌美元，央行不能強行調高次日中間價，否則央行仍額外付出更大代價給熱錢。

對於人民幣對美元的中長期升值或貶值，主要看三個因素：1，人民幣內在價值，中國經濟的內在競爭力；2，美元內在價值，美國經濟內在競爭力；3，重大突發事件導致中國或美國一方無法承受，產生“斷電”式的幣值大跌。

在上周本專欄《世界經濟兩大難題：美國與中國》一文中，筆者著重分析了美元難題，即高達7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其中利率衍生品接近一半，如果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長期超過4%，則很可能導致利率衍生品泡沫的破滅，甚至引髮美元體系的崩潰。為壓制國債收益率上漲，美聯儲直接印鈔購買美國國債，但其副作用——通貨膨脹會推高利率會威脅衍生品，美元貶值又威脅上百萬億美元規模的外匯衍生品泡沫。而通過發動對伊朗戰爭又會威脅執政的民主黨奧巴馬政權的總統大選，因此格外糾結。

在美國糾結決策徬徨的情況下，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或貶值，主要取決於中國。自2005年7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經升值了31%。然而在國內，從貨幣發行層面上，人民幣因上萬億美元熱錢流入增發基礎貨幣，因18萬億人民幣救市的信貸透支而貶值；其內在價值，因國際原材料增加、土地房價漲價、勞動力漲價、食品漲價等原因，相同單位的人民幣購買力大大下降，尤其是因為房價大漲，人民幣的房價購買力貶值約達三分之二。

中國經濟的動力機制——“三駕馬車”同期也盛極而衰。外需因人民幣升值、原材料上漲、勞動力及房價上漲、歐美貿易保護升級，加上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競爭，貿易順差佔GDP的比例已經由高峰時的10.1%下降到今年一季度接近0；就投資而言，2008年4季度以來的中央​​4萬億元，帶動全國18萬億的投資規模空前絕後，中央到地方負債水平達到極限，加上樓市調控土地財政銳減，必定不斷萎縮；而過去30年來，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型、外貿依賴型經濟，均是以犧牲居民消費為代價的，故而居民消費佔GDP的比例由1977年的63%一路下降到現在的35%。

更麻煩的是不斷惡化的財富再分配。在中國和西方，特別是美國之間，財富再分配以購買巨量美國債券（僅美國國債最高峰達1.3萬億美元）、廉價商品出口、變相稅收轉移等方式對外傾斜；在政府和民間之間，以高政府稅收，高投資，高消費等形式向政府傾斜；在金融和製造業中，以金融壟斷高收費高利差向金融傾斜；在上游國企資源壟斷和下游民營經濟間向上游傾斜……這些財富再分配的失衡迄今仍未得到有力扭轉。

特別嚴重的是，因2008年的股災和此後股市的持續低迷，國際熱錢和內部人通過A股超級過山車，完成了對百姓現金儲蓄的一次大轉移；人民幣升值以來，特別是2008年底以來的樓市暴漲，不僅將百姓的最大宗財富積累套牢在樓市泡沫頂峰，更將未來一二十年的勞動收入預期也透支了。這均對國內消費釜底抽薪。

本質而言，過去30年來的發展，走了一條先易後難，先甜後苦，有水快流，由既得利益者推動的道路。一個最典型現像是，中國諸多的法律法規由政府部委所起草，與成熟國家法規由議會專門委員會起草大不相同。試想，政府部委怎可能限制自己權益擴張呢？這必然形成政府既得利益不斷擴張，不斷推卸社會公共責任，政府官員權錢交易的空間不斷擴張的弊病。

這一現實邏輯的演進難免不斷透支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勞動者體力健康，透支環境資源，透支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透支政府信用，透支國家民族的凝聚力。它們都折射為透支人民幣的內在價值。這使得中國經濟這兩年探大底已經懸念不大。

探底並不可怕，死地也不可怕。探底孕育反轉，死地倒逼後生，最可怕的是置之死地仍然得過且過，置之死地而終於後死。現在的中國缺的不僅僅是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出路，更缺乏改革攻堅，自我革命、社會進步、文明昇級的非凡決心，最缺乏的是決策者拔擢智者，群策群力的堅定意志。

就思路和出路而言，這雖然是一個龐大艱鉅的系統工程，然究其根本，就是兩個基本原則，它均存在於憲法和黨章中，關鍵是怎樣理解和落實：

一是在經濟層面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是官，市場經濟是民，社會主義是官僚利益，市場經濟是官員的創收工具。而應該是，凡是市場能夠解決的問題，都應該交給市場，市場所不能解決的社會責任由政府承擔。

二是在政治層面上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基本前提是人大代表由人民直接選舉，人代會有權選舉和罷免政府官員（雖然這需要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從村長直選到鎮長乃至縣長直選，人代會有權對縣及以下政府定編定職能定費用，官員的烏紗握在人民手中，政府真正對人代會負責是人民民主的必由之路。以社會公眾利益最大化的中央集權是必須的，這不僅是在當前國際大國博弈空前激烈下捍衛國家民族人民利益所必不可少，更是避免政權被極少數金融寡頭和大資本家掌控的根本保障。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人民民主的關係上，後者是前者的政治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公”“私”界限分明，層次清晰，各歸其位，各司其責和良性互動，以社會公眾幸福最大化為目標，鼓勵真實財富創造和合理分配財富，進而從經濟上鞏固和支撐後者的政治合法性。如果沒有人民民主的保障，市場經濟難免變異為權貴資本主義，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的保障，市場經濟難免變異為金融寡頭資本主義。

對此認識不易做到更難，需要倒逼機制，也需要試錯探索，近幾年的一些變故，使我們愈發認識到小平同志的遠見卓識：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等四項基本原則100年不動搖，“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人民民主得到真正落實之前，中國經濟的競爭力不可能得到再造，人民幣貶值難以避免，除非美元突發全面崩潰危機。對此，我們需要有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