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雄才大略，高瞻遠矚

何新：共和國歷史與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

作者：何新 文章發於：興華論壇 更新時間：2011-12-7


共和國歷史與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　　

何 新

（原載何新著《孤獨與挑戰——我的奮鬥與思索》（第一卷））
戰爭與革命

我出生的年代，是新中國誕生的年代，共和國在我出生日之前84天成立。因此，我生命的全部成長歷程，生活的全部歡樂與痛苦、幸福與磨難，天命注定地與共和國的成長歷程同步。　　

要認識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必須理解誕生和塑造了我們性格的那一整個時代。馬克思講得對：就人性而言，那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像物；就其現實性而言，人性乃是其所依賴的全部社會關系的綜合。　　

我降生的那個年代，乃是中國大地上還沐浴著革命風暴和戰爭火焰的時代。中國現代革命之父毛澤東曾經指出，1949年勝利的中國革命，是對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政治繼承；而俄國革命之父列寧則指出，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對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繼承。從18世紀到20世紀的人類歷史中，這三次偉大的革命像三座火山一樣，驟然爆發而深刻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1949年取得勝利的中國革命，不是歷史變遷中的偶然戲劇性產物。如果我們深入追溯這一革命的生成與壯大，會意識到，這是近100年來世界歷史運動和中國社會變遷的一種必然進程。　　

這個共和國是從近百年的持續動亂、災難、列強交替入侵、匪患與無政府狀態，人民水深火熱的狀態中誕生的。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西方勢力如洪流一般滾滾侵入中國以後，這個國家的整個社會結構、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就進入了一個分崩離析的解體過程。在此之後，整整經歷了近100年的社會演變和革命運動，中國社會才實現了重新整合，新中國所重建的社會新制度使中華民族獲得了統一和安定。　　

著名法國革命史家托克維爾曾指出：　　

“1789年，法國人以任何人民所從未嘗試的最大努力，將自己的命運斷為兩截，把過去與將來用一道鴻溝隔開。為此，他們百般警惕，唯恐把過去的東西帶進他們的新天地，他們為自己制訂了種種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與父輩迥異，他們不遺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漢譯本）　　

——這，恰恰也正是1949年中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特點。　　

對於中國近代史來說，20世紀的第一年，1900年，是具有特殊像征意義的，作為舊世紀終結和新世紀的開始，在這一年，大清帝國的首都被八國聯軍所攻占。然而，整整50年後,1950年，裝備簡陋的中國革命軍隊在朝鮮戰場上殲滅、痛擊美國為首的聯合國多國部隊，將其驅逐到北緯38度線以南。——50年間，歷史乃發生了何等深刻重大的變化！　　

在我出生後不久，就遭遇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朝鮮戰爭爆發。當時，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歷史材料表明，中國人並不情願打這一仗。這場戰爭，是冷戰時代的第一場局部熱戰。對中國人來說，是被當時二極世界中的兩個霸權國——美國和蘇聯強拖進去的。但是，朝鮮戰爭深刻地影響了每個中國人的家庭和生活。　　

朝鮮半島位於亞洲大陸的東北部，向東南伸入黃海與日本海之間，三面環海，背連大陸，地形狹長。朝鮮民族從歷史看，與中華民族具有極其深切的關系。殷商族起源於東夷，從歷史文化看與古朝鮮民族淵源甚深，所以周人征服殷商，其王子箕子即亡命於朝鮮半島。早自隋唐時代，朝鮮問題即曾影響中國政治，隋皇朝亡於對高麗的遠征失敗。在明時代，朝鮮多次受到日本的侵略威脅，而中國也多次出兵給予援助。在19世紀末，由於大清帝國的衰落，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戰敗投降，朝鮮獲得解放，美、蘇根據斯大林和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作出的劃分世界協議，遂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別駐軍在朝鮮半島的南北地區。　1948年8月15日　，朝鮮南部在美國的扶持下成立了“大韓民國政府”，朝鮮北部也於　1948年9月9日　在蘇聯扶持下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從此，朝鮮半島一分為二，“三八線”成了天限之南疆北界，北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搞社會主義，南部“大韓民國”實行資本主義。此後，南北矛盾日益加深，政治和軍事摩擦日益尖銳，終於在　1950年6月25日　爆發了大戰。　　

歷史材料表明，南征戰爭是金日成在斯大林支持下發動的。但是，當1950年初金日成和斯大林策劃這場南征時，新成立的中國政府並不詳知內情。戰前，金日成曾探試中國領導人對其南征計劃的態度。毛澤東警告他，如朝鮮爆發戰爭，美國可能干預，而發展為一場持久戰，表明了希望金日成慎重處之的態度。　　

最近披露的史料表明：“面對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領導人感到不安。他們焦慮地注視著國際上，特別是美國的反應。兩天之後，一個最讓毛澤東擔心的局面隨之出現了。美國總統杜魯門於　6月27日　宣布台灣未來地位尚未確定，因此他命令第七艦隊阻止任何對台灣的進攻，確保台灣及台灣海峽的中立化，防止戰爭蔓延。在毛澤東看來，美國的這一行動，顯然救了台灣國民黨的命。”①　　

①本節有關史料引自《百年潮》，1996年青石文“解放台灣計劃擱淺內幕”。　　

朝鮮戰爭爆發前，斯大林嚴密地對中國封鎖蘇聯援朝備戰活動的消息和意圖，直到戰爭即將爆發，才把既成事實推給中國，並要求中國給朝鮮以軍事支援。如果我們考慮到，二次大戰後蘇美在柏林直接對峙，蘇美交鋒的正面戰線在歐洲，而當時柏林前線隨時面臨美蘇由冷戰轉為熱戰的局勢。那麼，史家有理由設想，斯大林支持發動朝鮮戰爭的政策是服從於以蘇聯利益為核心的世界戰略的。他在東方將中朝推入正面挑戰美國的朝鮮戰場，借此轉移了美國在歐洲的壓力，同時利用中朝消耗美國的實力；又抑制了中國作為一個東方地緣政治新中心的興起。事實上，同樣的戰略，斯大林曾在1939年對德國采用。當時他與德國秘密簽訂了互不侵犯和友好條約，在條約密款中達成與德國瓜分波蘭的協議。由於這一條約，使德國人在東線無後顧之憂，而把軍事主力投放到對英法作戰的西線。斯大林坐山觀虎鬥，讓英法與德國在前線搏拳，而為蘇聯爭取了幾年的和平時間。　　

對於這場逼進新中國北大門的突發戰爭，中國政府不得不做出反應，號召抗美援朝。但此前中國本來是在准備進攻台灣，朝鮮戰爭的爆發使中國決策者意識到：“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台灣添了麻煩，只好把打台灣時間往後推延。”“由於中國東北邊防以及增援朝鮮的問題日益緊迫，中國的戰略重點被迫由東南沿海轉向東北地區。至此，進攻台灣的准備工作逐漸停頓下來，以至最終不得不在事實上放棄了這一作戰計劃。”②　　

②本節有關史料引自《百年潮》，1996年青石文“解放台灣計劃擱淺內幕”。　　

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令毛澤東極其不滿。　7月2日　，周恩來召見蘇聯大使，在討論如何應付聯合國卷入朝鮮戰爭的外交問題後，他極為反感地告訴大使說：早在5月與金日成的會談中，中國領導人就已經提醒他美國可能干涉的問題，而金日成當時不相信。　　

一份綜合反映外國人對朝鮮戰爭看法的內參認為，蘇聯鼓勵朝鮮內戰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奪取台灣：“毛澤東不希望這個時候進行朝鮮戰爭是再明顯不過的了，他本來想首先解決台灣問題，然後再尋找適當時機協助金日成解決朝鮮統一問題。但究竟什麼時候可以武裝進攻南朝鮮，既需要通盤考慮，也需要合適的機會。因此，從一開始他就對金日成的南進計劃的可行性表示懷疑。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輕而易舉地圍殲了人民軍進攻部隊，使毛澤東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計是正確的。斯大林逝世後，毛澤東不止一次地在這個問題上埋怨斯大林。他肯定地說：斯太林關於朝鮮戰爭的決定，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是‘百分之百地錯’”　　

但是，毛澤東的雄才大略恰恰表現在，面對這一意料之外的逆境，面對強大的對手，他竟然仍然能夠化被動為主動，從而把握住歷史潮流的大方向。　　

由於美國出兵，朝鮮半島局勢日益嚴重。　1950年10月2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頤年堂開會。毛澤東認為出兵援朝乃是萬分火急，原擬派林彪率軍入朝，但林彪稱病推辭，遂改派彭德懷掛帥。實際上，在討論抗美援朝的政治局會議上，遠非所有的人都主張入朝參戰。史料表明，當時一派主和，一派主戰，還有一派主張緩戰，實際也是主和，主戰派是少數。主和派的意見是：國內戰爭創傷急待醫治，部分地區尚未解放，新解放區尚未進行土地改革；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美軍，更無制空海權；經過長期戰爭，干部和戰士有厭戰思想等等。基於上述情況，參加會議的多數人認為出兵問題應慎重從事。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元帥，後來回憶這次會議中大家發言的基本傾向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　　

時任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支持毛澤東入朝參戰的決策。他說：“積極進攻是更好的防御。我們鴨綠江10OO多公裡防線，需要多少部隊？而且年復一年都得准備打，不知它哪一天打進來；既然早晚都要打，我看還是早打為好。跟美國這一仗，看來是不可避免的。”　　

彭德懷也是主戰派。他認為出兵是必要的，如果讓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讓美國占領了朝鮮半島，將來的問題更復雜，所以遲打不如早打。戰爭打到中國，共產黨再回山溝，無非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　　

毛澤東力排眾議，毅然決定出兵參戰。　　

在朝鮮戰場上，美國統帥麥克阿瑟於　10月24日　下令軍隊全線向鴨綠江岸推進。後來有人認為，麥克阿瑟向中朝邊境推進是自作主張，當時美國政府為歐洲安全，並不願冒險與中國作戰。這種看法在戰略上是非常錯誤的。朝鮮戰爭雖然是二次大戰後的一場局部戰爭，但其實卻是一場全球戰略之爭。　　

早在一個世紀以前，20世紀美國全球戰略的設計師馬漢(A.T.Maham)就指出，中國在美國的全球利益中居於中央樞紐的戰略核心地位，如果美國要控制世界，那麼就首先必須控制中國：　　

“需重申的是，當前的主要利益焦點是中國，它幅員廣大又處於動蕩之中；另外，在中國四周還有著其他陸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區，它們構成了從爪哇到日本的東亞世界。這一地區的未來市場價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軍事爭論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以一個政治家應有的眼光，還應考慮到對歐洲文明的吸納對亞洲國家的長遠影響。這些影響會使亞洲成為怎樣的一個社會？在精神上和我們相同，還是不如我們或甚至更優越？”　　

“海上強國需要在中國海岸擁有地盤，並開辟它與世界的自由交通，它們可以直言不諱地聲明長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們進入中國內陸的必經之路和在當地發揮影響的中心。長江深入中國內地，而且很大的輪船從海上可直接沿長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也依靠長江與外界便捷地來往。地理上，長江介干中國南北之問，從而對商品的分配和戰爭的進行都頗具影響。所以，一旦在長江流域建立起了勢力，就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並且能自由、穩定地通過長江溝通海洋；而在長江地區的商業優勢又會加強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這些合在一起，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最可觀的政治權威。”　　

“既然當前的世界歷史正處於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期，而中國漫長的變化趨勢也處於了一個將決定未來前景的轉折點，那麼對美國來說，它的公民完全有必要認真考慮他們的國家在中國應扮演怎樣的角色並如何為此做好准備。這種准備是目標和能力兩方面的。目標上的准備是一個精神和道德過程，它使我們首先制定何為正義、何為不當，然後再仔細選取一個行動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項政策，它是粗線條的但目標十分明確。能力上的准備是物質行為，包括兩個相關的要素：1．作好必要的武力准備；2．按照政治形勢的切實需要來削減義務。這能使我們節省下力量並將其補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日本加入歐洲文明系統充分顯示了它的優秀品質。為了普遍的利益，必須使中國對歐洲和美國的生活和思維方式開放，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　　

我們必須注意，馬漢的上述戰略思想，實際上就是在整個20世紀指導美國對華關系的外交基本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徹底摧毀了日本帝國。但是，戰後新中國的統一和獨立，從地緣戰略的角度看，意味著在歐亞大陸邊緣地帶一個強大國家的崛起。這是美國的政治家和戰略家所絕不願意看到的。因此，美國之所以介入朝鮮戰爭，以及在數年以後介入越南戰爭，其戰略目標都是同一的，“這實質上是一場為爭奪歐亞大陸邊緣地區沿海地帶控制權的戰爭。我們的目標是必須阻止那些在原則上和理想上與西方文明完全相左的霸權國家統治這些地區。”(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戰爭與和平的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10月初版，第83頁）③　　

③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年-1943年），荷蘭裔美國人，美國耶　魯大學　教授、耶魯大學國際研究所主持人。在地緣戰略學上被稱為“圍堵政策之教父”。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古典現實主義的發起者之一，另著有《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國與權力平衡》（1942年）。1943歲死於癌症。《和平的地理學》是斯氏未完成之作，為寫書而作的講演稿，其因病暴卒後，經同僚整理出版。但此書“卻是斯皮克曼作為壟斷寡頭謀士的主要代表作，影響也最大、最深遠”。　　

為此目標，美國為朝鮮問題必然不惜與中國一戰，以從根本上抑制新中國的崛起，此正是美國政府的長期戰略性國策。因此，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沒有反對麥氏在　10月24日　向中朝邊境進軍。因為從長遠戰略的觀點考慮，控制邊境就取得了威懾中國的戰略地帶。麥克阿瑟也正是這樣認為的：如果到達中朝邊境的山地，設置陣地，對那裡到鴨綠江岸的整個地區就可以用巡邏隊加以控制，從而威懾中國。　　

從地緣戰略的觀點看，朝鮮戰爭是世界霸權國——美國為遏制新中國崛起而發動的第一場大戰。第二次戰爭於數年後發生在越南。　　

中國軍隊通過朝鮮戰爭，從根本上挫敗了美國的這一戰略目標。朝鮮戰爭不僅使中國在東方具有一條安全的國境線，而且打出了中國的國威。自從1840年以來的100年間，除抗日戰爭外，中國所有的對外戰爭記錄都是屈辱和失敗的記錄。抗日戰爭雖然獲得勝利，但這一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集體戰勝的產品，並不純粹是中國自身的對外勝利。而朝鮮戰爭則不同，這場戰爭實際是新興的中國面對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及其率領的14國聯軍作戰，以極落後簡陋的戰爭手段對抗當時世界上技術最先進、最現代化、最強大的軍事機器，而結果是打出了一個中國占優勢的平手，實際是贏得了戰略上的重大勝利！　　

20世紀，對中國來說，是在一場恥辱的戰爭中開始的——這就是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的戰爭。50年後的朝鮮戰爭，徹底洗雪了這一恥辱。　　

朝鮮戰爭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歷史進程。沒有朝鮮戰爭，就沒有後來的越南戰爭。沒有越南戰爭美國軍事上的失敗，就沒有美國世界霸權體制在70—80年代的衰落和新中國在20世紀中後期世界政治中的蓬勃崛起。　　

而從內部意義看，這場戰爭並不僅是新中國的一場對外戰爭，其對內也是一場大的政治運動，深刻地改變和影響了新中國的內部生活，影響了當時每個中國人的家庭和命運。我的第一個妻子名叫“援朝”，因為她出生於1950年。在我的家庭中就有三個成員，我的姑母、姑父、二舅，曾親身參加了這場戰爭。　　

數十年後，當毛澤東與一個親友（周士釗）談話時，曾回顧朝鮮戰爭指出：　　

“關於抗美援朝的問題，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那時全國剛剛解放，最急切的問題莫過於和平建設。如果要我講不打的理由，我可以講得出千條萬條。但是這千條萬條理由，也覆蓋不住‘不能置之不理’這六個字。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最終目的是要侵略我們的新中國，它當時的矛頭實際上已經直指我國的東北，朝鮮只是它的跳板。如果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然它不越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要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那我們又怎麼能進行和平建設呢？如果置之不理，那就正中它下懷，它就會得寸進尺，就會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老路，甚至要比日本搞得更厲害。”　　

“當時我已經看出，美帝國主義要把朝鮮這把尖刀硬插在我們的頭上；從台灣方向來，一把尖刀插在我們腰上；從越南方向來，一把尖刀插在我們腳上。它就是想要從這三個方向來向我們中國開刀。我們當時搞抗美援朝的目的，就是不允許美帝國主義打的那個如意算盤得逞。這就叫做‘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所以當時我們才下決心要發動抗美援朝。”　　

“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人民政權還沒有完全鞏固，戰爭創傷尚未醫治，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還相當落後，財政經濟狀況又很困難，我們的海軍、空軍還處在初創階段。在這種情況下確實有人不同意派志願軍出國作戰，認為沒有必勝的把握，免得引火燒身。我們是從不打無准備之仗的，當時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經過周密的考慮和研究，制訂了持久的戰略方針。我們對這場戰爭充滿了勝利的信心和決心。”　　

“那時我們分析美帝國主義的軍隊有一長三短。它的鋼鐵多，飛機大炮多，這是它唯一優勢，即長處。但是它在世界上的軍事基地多，它到處樹敵，到處布防，兵源不足是它的第一短；它遠隔重洋，侵略朝鮮，運輸線太長，武器和物資供應困難，這是它的第二短；為侵略而戰，師出無名，士兵士氣低落，這是它的第三短。這三短是它的致命傷，它雖然有一長，但不能蓋過這三短。”　　

“我們則為正義而戰，師出有名，為抗美援朝而戰，為保家衛國而戰，我們戰士士氣高昂，兵源充足。但我們不祈望速戰速決，我們要和它進行持久的戰爭，我們要一步一步地消滅它的有生力量，要使得它每天都有損失，每天都有傷亡。它一天不撤退，我們就打它一天；它一年不撤退，我們就打它一年。這樣一來，它就會傷亡多，就早晚會受不了。到那個時候，它就不得不坐下來和我們進行談判，和平解決問題。只要它願意和平解決問題，我們就可以結束這場戰爭。這就是說，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無論它怎麼打，都一定要徹底失敗。”　　

“我們那時靠的基本上還是小米加步槍的武器裝備。但戰爭的結果是，美國失敗了，這是歷史的結論。抗美援朝這一仗，我們不僅打出了軍威，而且打出了國威，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我們雖然付出了代價，但我們打這一場戰爭還是值得的！”④　　

④《周士釗憶毛澤東》　　

這是何等的雄才大略，高瞻遠矚！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而偉大的世紀，生活在20世紀的人是特別幸運的，也是特別不幸的。今天回首20世紀，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一系列奇跡式的戲劇性事件。在這個世紀中，科學技術取得了空前的進步，人類不僅學會了飛行，而且登臨月球，開始縱游宇宙。人類發明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科學技術使得人類實現了浮士德的夢想，從試管中造人以致正准備用無性繁殖技術成批復制天才。在20世紀的科技突破面前，古代神話中的種種超越時空的夢想如千裡眼順風耳都顯得平凡，地球變得擁擠而狹窄，鐵板似的社會制度和古老文化傳統，在這個世紀衝擊性的戰爭與革命面前，已無不顯得脆弱，變革的風潮席卷著世界，驚人的世界歷史事件以10年左右為周期頻繁發生。在這100年內的時間裡，人類進步的深度和廣度超過人類史上過去的整個400—500萬年。今後的50年，很可能是人類歷史有史以來變動最深刻、最重大的歷史時期之一。　　

人類歷史上的20世紀，也是一個充滿戰爭與革命的世紀，這一世紀的全部經濟政治和國際關系，是與人類追求理想社會制度——共產主義的偉大試驗及其失敗相關連的。新制度的產生導致與舊制度的對立，20世紀的大部分時光，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社會體系對峙與對抗的危機陰影下度過的。　　

對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制度的大規模實驗，首先在俄羅斯，然後在中國進行。人類在20世紀提出了追求高效率(美國、日本)與平等(蘇聯、中國)的崇高社會理想。共產主義的挑戰，促使20世紀資本主義的制度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良與調整。我們可以把20世紀看作是一個人類為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新制度犧牲奮鬥的革命世紀。　　

但在20世紀後期，這又是這種理想遭受慘痛挫折幻滅而失敗的世紀，人類在資本市場經濟的全球性勝利進軍及復辟中陷入了理念的沉淪與迷惘。　　

我曾研究世界歷史和世界文明的發展過程。我注意到，從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以來到今天，世界歷史可以說連續地走過了一個相當有規律的發展進程。其中有一點非常重要，在16世紀以前，地球上因海洋、高山、沙漠等自然地理障礙間隔，形成若干大的、互相隔離的文明板塊、文明區域，通過地理發現和西方的殖民主義開拓，這些區域從政治上、軍事上和交通上聯系到一起了。從那以後，特別是隨著17世紀以後資本主義興起，發生了可以說是將全世界從經濟、軍事、政治上聯結為一個完整整體的歷史運動——全球化進程。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這幾百年間發生的進程是有規律的。　　

第一步是軍事政治殖民主義的地理和人文征服，掌握了軍事航海新技術因之變得強大起來的白種人向西歐以外的世界擴張，征服有色人種。　　

第二步是世界市場，世界商業網絡的形成。以大西洋為中心的西歐工商業城市成為世界的中心文明區域，向外部世界輸出工業品，而把其他區域變為殖民地，向他們的殖民地掠取原料、能源、廉價勞力及農副產品。　　

第三步是世界金融的形成，最富有的工業國依靠掌控巨大的金融力量，成為世界市場上的霸權國家，19世紀末是英國，20世紀中期以後是美國；同時在工業發達國家之間，為爭奪這一經濟霸權地位而展開全球戰略鬥爭。　　

第四步是最近的20年，世界開始聯結為統一的生產和市場體系。建立統一的世界分工體系和全球統一市場的現實性，以及對世界資源實現全面重新配置的要求，通過跨國公司、跨國金融、跨國經濟的形成，通過高技術和高效率的競爭而出現。全球走向統一化，這將是今後幾十年的一個基本歷史主題。　　

簡單回顧一下:幾百年來和最近這幾十年來，世界歷史相當有規律地經歷了上述的階段性發展。但是，幾乎在每一個新價段上，都伴隨著激烈的歷史性衝突。　　

這幾百年間，世界歷史中還有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事件，這就是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中心的歷史遷移。古代文明勃發於近東，全盛於東方；但近代文明，首先從東方與西方的交界點上發生，這個地點就是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然後出現了中心文明向西方的轉移，文藝復興後由意大利向西，通過葡萄牙、西班牙，沿大西洋邊緣西傳。在西班牙分成三支，一支進入法國，另一支渡過英吉利海峽到英國，又一支向更遠的美洲大陸遠征。但在法蘭西這一支，從法國開始折回頭來，向東運動。首先隨拿破侖的大軍進入德意志又深入到俄羅斯，我們注意到十八、十九世紀俄國貴族以崇尚模仿西方的法蘭西文明作為他們的文明標志。特別是法國革命，可以說燃燒起了西方文明的熊熊之火，使西方勢力滾滾進入東方。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情況，就是美國、俄國、德國及日本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崛起。而俄國和美國的地理位置，一個橫跨歐亞兩洲，一個以大西洋、太平洋作為東西邊界，都處在東西方的交界線上。　　

如果注意到世界歷史在上述200年中先自東向西、又自西向東的這種回旋歷程的話，就可以看出20世紀俄國、中國革命的發生以及日本文明和太平洋經濟在當代世界的崛起，是合乎規律的事情。這個事件可以說是繼承著前幾百年的歷史精神，並且必然要達到一個結果。我想這個結果從今天的整個世界經濟政治背景來說，是非常有希望的，這個希望我已經把它寫在我的一本書裡，作為一個總標題，這就是“東方的復興”。　　

東方地緣政治的焦點區域是中國。自20世紀中期以來，中國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歷史角色；而中國本身也發生著不斷的內部震蕩和結構改造——革命、建設、文革、經濟改革。正是這種背景，使我們這代人成為現代中國偉大歷史進程的見證人。　　

1949年的新中國，開創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但是，共和國的成立只是一個政治革命，它面臨的未來道路不是單一的、平靜的、直線性發展的。對這個古老民族所要進行的現代化改造，必然意味著經濟、政治、法制、文化、意識形態，各個方面都發生根本性的革命。　　

這是一條艱難的道路！因為它是史無前例，前無古人的。　　

這是一條痛苦的道路！因為它必須經過先行者勇敢的探索和實踐，因為它必須以付出巨大的犧牲為代價。　　

這種社會改造和變動，以動蕩的形態，從共和國誕生到今日，在近50年的歷史中，以3—5年，7—8年，10—12年的周期頻繁地發生。我們這一代人從出生起，就不斷地被拋入政治運動中。對此，我們無可選擇，無可逃避。我們這一代人，注定了與共和國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