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毛澤東路線才能挫敗美國統治世界的戰略企圖

只有毛澤東路線才能挫敗美國統治世界的戰略企圖

作者：邁克爾·赫德森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7-25


全球分裂：美國統治世界的經濟戰略,作者：（美）邁克爾•赫德森,出 版 社：中央編譯出版社,定價：￥38.0

作者簡介

邁克爾•赫德森,《金融帝國》一書作者，是美國獨立的金融和經濟分析專家。1960年代為大通曼哈頓銀行和安達信公司做國際收支分析，此後一直活躍在華爾街，為很多金融公司作咨詢服務。同時也先後在多所高校教授金融課程，現在是美國長期經濟趨勢研究所所長、密蘇裡大學堪薩斯分校的有傑出貢獻的教授。他出版了大量的論述美國金融統治地位的著作，包括《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全球分裂》和《貿易、發展和外債》等，而且是加拿大、墨西哥、俄羅斯和美國等國政府以及聯合國訓練研究所（UNITAR）的經濟顧問。他也是2008年美國大選民主黨候選人丹尼斯?庫欽奇的主要經濟政策顧問。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俄羅斯和一些東歐國家跌入美國金融戰略陷阱後，他又頻頻訪問這些國家，他的財政金融政策建議幫助普京政府擺脫了金融危機，扭轉了俄羅斯危局，值得中國高度重視。

只有毛澤東路線才能挫敗美國統治世界的戰略企圖

——《全球分裂》譯序

譯 序

2007年從美國肇始的國際金融危機發展到今天已經快三年了，世界經濟的未來走勢仍然很不明朗，世界何去何從，這一問題日益緊迫地擺在世人面前。本書對於回答這一重大問題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閱讀本書我們發現原來當前的這一幕幕好像是似曾相識的歷史的重演。請看本書中的對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國際經濟形勢的這些描述：“隨著冷戰促使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陷入大規模的赤字，迫使其與黃金脫鉤，並使之對外國政府欠下其失去償還意願的債務後，美國加緊實施了保護主義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同時繼續向世界經濟注入過量的美元，使之通貨膨脹。”“新形勢對於德國來說尤其棘手。德國外向型的發展繁榮成果被美國國庫吸走了。許多私人公司從外銷中獲利。然而當大眾汽車和其他商品運往美國時，德國經濟卻遭受了損失。公司可以用其收到的美元與德國央行兌換馬克，因而可以確保外銷的利潤，但是德國央行只能用這些美元購買美國短期國庫券和債券。在1970-1974年間當美元與馬克相比貶值52%時，德國央行失去了其美元存款1/3的價值，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侵蝕了美元34%的本國購買力。更糟糕的是，德國發現自己和日本、加拿大、瑞士一起為美國的國內外開支項目融資，包括東南亞戰爭和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援，而他們是不願支持美國的這些政策的。” （引文來自本書，下面不做特別注明的引文，同此）



當時是美元霸權出現第一次大規模的系統性危機，美國當時的做法和今天的做法多麼相似：美國不願意償還其外債，並且向世界經濟注入大量美元，使世界經濟陷入通貨膨脹，同時使美國所欠外債貶值。同時，美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攻勢，並且禁止外國利用自己結余的美元購買美國有價值的資產。最重要的是，美國代表美國金融資本的利益，想盡一切辦法挫敗了當時以德、日為首的制造業大國和以歐佩克為首的原料輸出國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並且反過來變危為機，主動采取攻勢，基本上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恢復了美元霸權，恢復了國際經濟舊秩序，危機對於美國這樣“為未來可能出現的無數經濟危機准備好了應急計劃”的國家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在任何特定的世界危機中，美國政府出眾的靈活性，加上它過去在世界上的權力具有的簡單慣性以及歐洲在打破現狀方面的猶豫不決，將賦予美國關鍵性的優勢”，也就是說美國能夠利用自己的計劃性、靈活性和政治的集中，以快打慢，從而在別的國家還在猶豫未決之際，提出自己的改造世界秩序的計劃，並迅速付諸實施。因此本書作者認為，美國事實上在推動和支持危機，因為美國對危機的 “反應是如此的熟練，以至於一些人確實認為美國在支持石油戰爭和其他經濟危機，理由是，根據事實本身，任何從世界變動中獲益的國家必然要插手使這一變動發生”。

本書作者一個基本的獨特性的結論就是，如果美國的盟國不願意繼續做自己的經濟附屬國的話，那麼，“美國的利益會依賴於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這意味著美國金融資本為了反抗國際經濟新秩序，維護國際經濟舊秩序——舊秩序“使得美國能夠幾乎沒有限制地汲取國外的財富”，而新秩序將使美國將不得不依賴有限的高成本的資源自己生產財富，而這些財富美國大部分已經不再生產，很多也不能生產——將不惜使全球經濟失去秩序，陷入混亂和危機，使全球分裂，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本書就將原書名《全球分裂：美國的經濟戰略》改為《美國整垮世界》。

歷史證明，美國的工業化盟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努力很遺憾地失敗了，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後轉而推出新的金融霸權機制——新自由主義，於是打垮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的工業化努力，逼垮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迎來又一個30年的擴張和繁榮。今天，和30多年前一樣，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和經濟舊秩序又陷入危機，歐洲、日本和第三世界國家又一次提出建立新的國際金融和經濟秩序的倡議,美國這一次將又能夠很快提出一套新的積累體制，並快速強加給世界，以快打慢，成功地化危為機嗎？美國之外的世界各國將再一次失去改善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大好機會嗎？而失去這一大好機會後，世界又將面臨怎樣的前途？閱讀本書所提供的關於第一次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大交鋒的歷史，將幫助我們更好地解答這些重大問題。而且本書還有長篇的新版序言，使之和當前世界更直接相關。

本書主要是以時間為線索論述了戰後舊經濟秩序的危機，第三世界和歐洲、日本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以及美國挫敗這些努力地策略等內容。下面，我脫離具體的時間線索，談談自己在譯校中閱讀這些內容的體會，希望能夠幫助讀者理解本書。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為什麼轟轟烈烈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運動失敗了。

我認為是因為美國的力量比較全面，它的經濟雖然在60年代後開始相對下降，但是仍然具有相當的實力，更重要的是美國具備比較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當時和美國較量的各方都不具備美國這樣的全面而較強的實力。當時全球經濟新秩序的主要表現就是出現區域整合：“區域整合出現在5個廣泛的地緣政治集團內：（1）由歐洲、近東和非洲以及一些太平洋地區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前歐洲殖民地所構成的復興的地中海三角區；（2）包括美國、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西半球美元區；（3）日本和東南亞；（4）蘇聯及其經互會附屬國；（5）中國。每個地區都有廣泛的互補產品，幾乎能保證工業、食品生產和原材料的自給自足。長期的歷史關系（最初是殖民地的關系）建立了每個區域內部的貿易和投資聯系。”

歐洲、近東和非洲結合是這次運動最大的亮點之一。該計劃的設想是很美滿的，就是“歐洲對地中海三角區新興國家的關注提出了一種三邊流動，其中歐佩克資本被用來購買歐洲技術，以應用於周邊第三世界國家，首先是北非國家”，“歐洲將提供先進技術，而石油生產國則資助（北非和近東）重大的開發項目”，這樣石油輸出國獲得的大量石油美元將可以用於購買歐洲的技術，或者成套的生產設備，投資於中東和北非的基礎設施、農業以及教育和科技、工業上，這樣歐洲將獲得比較穩定的原料供應，歐洲的技術設備也將獲得更廣闊的市場，經過一段時間，歐洲、近東和北非將共同繁榮。但是，這一設計最大的問題是，歐洲和中東、北非在很多方面都是殘缺不全的。對於中東和北非國家來說，它們“依賴於美國的糧食、軍火和飛機，為了支付這些進口，第三世界國家將再一次競相出口它們的原材料”。所以它們單方面的原材料壟斷是做不到的。還有，歐洲和中東與北非在政治上是極其軟弱的，因為它們每一個國家都不大，只有聯合起來才有一定的規模。但是聯合畢竟是非常脆弱的。歐洲在爭取新秩序的過程中，曾經在農業、鋼鐵、貨幣等經濟方面以及在外交方面都爭取更多的統一，歐佩克更是在石油生產和出口以及中東和國際政治領域統一步調，但是，畢竟“在國際事務中，歐洲將用九個國家的聲音發言，而不是一個聲音。”“美國享有重大的策略優勢：它只有一個單一的政府，而不像歐洲有九個，OPEC有十七個。在回應速度是決定性因素的情況下，這使得它能夠在策略上勝過歐洲和OPEC。”而且更重要的是，歐洲和中東都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中東在武器裝備上更是完全不能自立。中東在農業上也高度依賴美國。所以，最後，這個歐洲、中東和北非三角就在美國的縱橫捭闔下瓦解了，中東的石油美元不僅沒有購買歐洲的設備或者投資於本地的長遠發展，反而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下，購買了美國的國庫券。中東因此成為美國遏制歐洲和日本，支撐自己的又一個關鍵性杠杆，“歐洲和第三世界的經濟都將回到它們先前那種與美國經濟互補的狀態。美國的經濟戰略就是繼續吸引外國資源以便於維持其生活水平和政府開支的增加。”後來的三十年雖然歐洲在政治經濟上的整合又前進了很多，但是這裡所說的政治和軍事弱點仍然如舊，所以最近的歐盟危機的發生也是理有固然。日本和東南亞聯合的情況和歐洲和中東高度相似，此不贅述。

比較不同的是蘇聯和其周邊地區的同盟。蘇聯最大的亮點是它具備很強的軍事力量，幾乎可以和美國分庭抗禮。而且其以俄羅斯為中堅力量聯合蘇聯其他共和國，又以蘇聯聯合東歐和中亞國家，並且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本來在政治上也是極其強大的力量。這兩點是和歐洲、日本、中東和東南亞很不同的，再加上蘇聯一定的技術基礎和廣大的人口和資源規模，所以戰後一度和美國爭霸天下。但是，蘇東集團最後還是失敗了。根據本書的材料，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有時一年須向美國購買1000萬噸糧食，而波蘭一國有時一年必須向美國購買250萬噸糧食。鑒於這種情況，美國和加拿大於是將小麥出口貿易國有化了： 1977年2月25日，“一個美—加小麥聯合委員會已經建立起來以調節糧食出口量和價格。它們兩個國家占世界小麥銷售的3/4（美國40%，加拿大35%）。加拿大政府已經直接從農民手裡購買小麥並處理其出口，而在美國糧食出口歷史上掌握在私人手中，即使是對外援助這樣的情況亦然。當美國加入加拿大將其糧食出口國有化後，這種情況現在改變了。這兩個國家公開創立了第一個針對歐佩克的工業國之間的卡特爾。”這樣美國集團就控制了蘇東集團的糧食命門。另外，蘇聯後期高度依賴石油出口收入，但是根據本書材料可知，美國早就挫敗了中東國家脫離自己的企圖，美國通過允許中東石油漲價，換取中東國家將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國債回流美國，從而已經和中東國家構成了一體化。而且美國已經很自覺地將自己的糧食武器和金融戰捆綁：“美國的新做法很簡單。世界的蛋白質革命使美國控制世界經濟的金融力量平衡的潛力現在變成現實。”蘇聯只能完全偶然地搭附在美國和中東控制的世界石油市場上，後來美國在80年代操控石油價格下跌，蘇聯沒有大量美元購買美國的糧食等生活品，終於導致人民普遍的不滿，加速了蘇東集團的崩潰。

蘇東集團崩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失去了政治優勢。蘇聯的聯合本來唯一的合法性是社會主義，蘇聯的前途是國際主義。但是蘇聯上層階級在赫魯曉夫以後，逐漸陷入民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他們主要維護上層的特權利益，維護本國的利益，他們的傾向將自然是資本主義，因此他們跟隨美國在全球抑制社會主義：“美蘇政府都希望在第三世界、亞洲和歐洲阻止社會革命，蘇聯的方式是控制這些地區的共產黨，美國的方式則是支配這些地區的社會黨。蘇聯方面總是擔心在蘇聯之外出現社會主義革命會威脅其意識形態焦點，這個意識形態現在已被用來為蘇聯的國家利益服務。因此基辛格評論到：‘共產主義的西歐是令我們頭痛的事，它也使蘇聯感到頭痛。他們不希望看到共產主義力量在西歐上台。’美國能夠繼續反對西方盟國產生中央經濟統制政權或社會黨政權，這個鬥爭不會升級到與蘇聯發生正面衝突的程度，早期曾擔憂蘇聯支持西方所有左派運動的想法也消除了。”如果說美國在全球抑制社會主義對於一個作為資本主義中心的國家來說是一種進攻姿態的話，蘇聯這樣做就是一種保守姿態，而且是一種失去社會主義陣營的靈魂的表現。一個沒有靈魂的集團的解體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其次，在五大集團中說說美國維持舊秩序的勝利。

美國的這種勝利對於人類的進步事業是一種失敗和倒退，而且它並不具備必然性。美國和蘇聯在60和70年代已經成為歷史的阻礙力量，它們總的來說是維護舊秩序的力量。從美蘇共治稱霸全球，抑制新秩序的角度看，蘇聯也可以不劃入爭取新秩序的力量，事實上它是保守舊秩序的力量。美蘇當時在全球已經是孤立力量：“美國只剩下與蘇聯的緩和以及作為戰後非共產主義世界的軍事和經濟領導的慣性。美國利用與蘇聯的緩和來尋求重新確立對附屬國的權威，這個附屬國正變得越來越少”，“美國與西方盟國的對抗升級是與美蘇矛盾的下降密切相關的。事實上，美蘇緩和使歐洲、亞洲和非洲面臨一個雙重巨人：基辛格推動的兩個超級大國的強強聯合窒息了任何新對抗力量的出現。其目的是鞏固1945年形成的格局：世界分裂兩大陣營，每個陣營都圍繞著各自的超級大國旋轉。然而兩個超級大國都被1973年中東戰爭搞得不知所措。” 因此，毛澤東為代表的世界進步力量就宣稱，要同時打倒美蘇霸權，而且兩者在不久的將來將都退出歷史舞台。這個預言迄今好像只對了一半，曾經強大的被世界進步人民視為希望的蘇聯在失去靈魂後最後失敗了，但是曾幾何時美國好像沒有失敗的跡像，反而在蘇聯的廢墟上瘋狂地生長。這只不過是因為兩個都有問題和危機相互對峙的泥足巨人，一個比另一個稍微堅持得久一些罷了。當然，歷史最終是現實政治力量的決戰，我們說的是大致的趨勢，並不因此認為美國的崩潰有一個很短的很確定的時間表。

我們做出美國的勝利是一種虛假的暫時的勝利的判斷，是因為美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都處於實質性的衰落之中。美國國內經濟的空心化、金融化，這是眾所周知的。這導致美國從70年代以來，為了維護金融資本的利益，日益和國內以及世界大多數人的利益相對立，美國和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以及環境危機愈演愈烈。美帝國在蘇聯崩潰後不到十年，在政治上幾乎已經全面破產。現在從南方國家到北方國家，把美國看成希望而不是禍害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這種政治的破產導致美國再也不能那麼容易在國內和國際迅速地采取行動，按照自己的藍圖來塑造世界了。這從世貿組織談判的近乎終止、美國金融模式導致全球危機後受到世界的同聲譴責以及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威風掃地可見一斑。在軍事上，赫德森去年訪問中國時，曾經說到，美國的軍事有兩大缺陷：首先，他們的技術可以摧毀一個國家，但是無法占領一個國家，因為後者需要數量很大的地面部隊並面臨很大的傷亡，這是美軍無法承受的。其次，美國的軍事科技和軍事設備越來越按照成本加利潤的模式付款，因此往往極其昂貴並且很難轉為民用，這樣就拖累了美國經濟。再加上美國已經失去政治合法性，其軍事優勢其實是一個紙老虎，是能夠嚇唬人，但是很難說能夠真正依靠得上的。

最後，落腳到我們自己，說說在經濟新秩序運動中的中國。

本書有一個很大的遺憾就是，在論述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時，關於中國的筆墨不多。其實，中國可以說，是除了歐洲中東集團外最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政治和思想領域是領導者。不過作者已經認識到，中國到70年代初，即使只是一國已經能夠獨立自主地發展：“美國和蘇聯形成了‘強強聯合’，美國向蘇聯出口谷物以換取蘇聯給北越施加壓力以結束越南戰爭，這種聯合發生在關鍵物資能夠實現自給自足的僅有的兩個國家之間。除此之外，中國也能實現自給自足。”作者並且把中國列為世界經濟能夠自立的五大可能集團之一。

70年代初的中國為什麼能夠自立於世界呢?就是因為中國在49年後，經過長期艱苦而卓越的努力，已經開始成長為具備全面的較強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國家。在經濟上，中國沒有淪為單純的原材料出口國，而是有自己獨立的農業和比較完備和獨立的工業體系和科教體系。在全球來說，工業和農業都比較獨立的國家，當時只有美國和歐洲。即使蘇聯，在農業上愈到後期愈不能自立，愈依賴美國。第三世界國家，我們都知道它們工業處於依附狀態，讀完本書，我們吃驚地發現，它們農業同樣處於高度的依附狀態。從這樣比較看，中國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已經能夠做到工業和農業自立，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它使中國開始躋身世界上游國家，這可以說是一個奇跡。中國取得這樣的成就是因為中國首先取得了軍事上的自衛能力，依靠這一能力中國才能按照自己的需要設計和建設自己的國家。而中國軍事優勢的取得關鍵又是依靠政治，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源泉是人民戰爭，而要能夠展開人民戰爭，必須使黨和軍隊具備政治的進步性，始終具備極大的政治優勢。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和軍隊一直堅持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具體到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來說，中國同時反對美蘇兩大霸權，支持亞非拉國家的發展，因此在全球贏得很大的道義優勢，所以被發展中國家抬進聯合國。時至今日中國在亞非拉的較大影響仍和那時的努力有很大關系。所以，我們今天回頭看中國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中的表現，應該高度評價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在戰略上的高明和宏偉。

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後，世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也勢頭大減，但是中國官方外交文件中時至今日還經常出現這一術語。誠然，美國在70年代末後，基本挫敗了這一偉大的運動。但是舊秩序和新秩序的對立仍然是理解國際形勢的基本線索，世界仍然在這一基本對立和矛盾中、在這一新和舊的鬥爭中在曲折地向前發展，可以這樣說，世界要麼在舊秩序中逐漸衰亡，要麼在新秩序中新生。歷史的航船已經行走了很遠，我們偏離了航道嗎？我們確實有必要結合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看看過去30年中國在這一事業中的進展如何。

中國走完這三十年，關於自己發展的評價獲得的一個重要概念是中國模式。這表明世界發現中國並沒有如同東歐國家那樣在社會主義被放棄後完全被納入西方體系中。據上面的分析可知，這是中國前三十年奠定的良好的世界少有的獨立自主力量的結果。但是，我們由於過多接受西方觀念，我們在觀察中國模式時，少了自己獨立的視角。而60、70年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就是我們觀察中國模式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視角。如上所述，中國突破世界舊秩序的努力，如果要想進一步推進，必須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爭取日益強大的自立，不能單獨依靠經濟，或者軍事。單純依靠經濟出口，沒有政治軍事優勢，甚至沒有農業安全，即使暫時取得很多出口收入，但是最後就仍然會落得像中東等國家的命運，永遠與發達無緣。

這裡回顧一下中東等資源國家的教訓是極其重要的。首先，本來美國具備抑制中東石油國家漲價的能力，因為美國控制了石油生產的冶煉和市場銷售，石油國家單純控制原油是無利可圖的。“國際石油卡特爾使其精煉廠和下游經營處於名義上的損失狀態，阻止了其他企業進入這一領域。世界石油工業的生產及下游經營都處於卡特爾的控制之下。石油精煉廠位於消費石油的工業國及其島嶼附屬國，如位於委內瑞拉外海的安的列斯群島和庫拉索島，這可以保護其工廠免受石油生產國的征用。卡特爾能夠抵制任何產油國提高油價的要求：在沒有自己的精煉廠和市場銷路的情況下，控制原油儲備對於第三世界的獨立沒有什麼用處，因為他們不能為其產品找到市場，而石油工業能夠毫不遲疑地轉移到其他地方。”

那麼，美國為什麼允許石油國家的石油漲價呢？赫德森認為，這很可能是美國在故意容忍和利用石油危機和石油戰爭。這樣的好處是很多的。首先，本來富有反抗鬥志的中東國家，一聽說可以獲准漲價，將失去進一步徹底全面鬥爭的意志，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們於是醉心於如何利用這些漲價獲得的美元來買回一個工業化和軍事化。當然這個夢最後當然破了。因為，美國還有很多辦法將石油戰爭轉變為對自己有利的完美風暴。美國“只要能夠勸說石油輸出國組織用其石油美元購買美國短期國庫券而不是投資於資本貨物以使其經濟現代化或用於購買外國工業企業，世界石油價格的上漲就不會對美國造成消極影響。石油輸出國組織通過石油高價獲得的收入通過一個幾乎是強制儲蓄的進程重新返回美國國庫。美國短期國庫券本位制能夠保持完整無缺”。石油國家聯合歐洲，用石油美元購買歐洲的設備和技術的迷夢在美國的軍事和糧食戰爭威脅下不得不成空。而轉而想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的資產被證明也是一場春夢：“當OPEC試圖利用其剩余美元來購買美國的產業時，美國政府就實施外國投資管制以阻止外國投資者在沒有政府允許的情況下購買任何企業超過5%的份額。這樣，美國之外的國家發現其美元的價值是不確定的，只能被花費在美國認為自己有剩余的商品上。”

而且不僅如此，中東國家發現，自己的石油武器不僅沒有實現自己的夢想，反而不得不用來打擊朋友，幫助敵人。自從石油美元化並和美國一體化後，美國一直利用石油杠杆打擊中東本來可以聯合的歐洲和日本，反而不得不每次都支持自己的敵人——以色列，用自己流回美國的石油美元支持：“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是美國積極支持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對手以色列。一個阿拉伯發言人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要求美國提供5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而國庫部長西蒙卻訪問中東，無恥地要求阿拉伯國家在美國投資100億美元——以幫助美國來資助以色列！’但是阿拉伯國家就是這樣做了。”40年過去了，中東沒有因為當年美國設計下的價格獲利而強大，反而越來越深陷泥潭之中，成為最動蕩和最沒有前途的地區之一。

中國模式確實必須高度警惕中東化，以中東為借鑒。為什麼我這裡提出中國要警惕中東化而不是拉美化呢？中國出口優勢很大程度來自前三十年的人口紅利：數量極其龐大而素質相對較高的勞動力，這樣的良好的勞動力資源在全球別的地方也是很難找到的，因此也就具備和中東國家的石油一樣的一定程度的壟斷性。美國也是容忍中國利用這一優勢，取得發展。但是，中國很多新自由主義者就高叫中國要進一步放棄自己的政治和軍事優勢，完全中東化，和美國融為一體。中國的政治優勢就是在國內堅持社會主義價值取向，在國際上堅持建立經濟新秩序，與國內和國際的大多數人站在一起。這樣國內政治就會出現萬眾一心的局面，在國際上就會出現很多進步人士和進步民族幫助中國的局面。中國再以軍事為支持，加上經濟的發展，將真正造福於本國和世界人民。但是，如果中東化後，我們的前途將和中東一樣悲慘。我們將失去農業和工業自立，失去政治和軍事優勢，最後還可能用我們賣血汗出口換來的回流到美國的美元資助分裂和摧毀我們的敵人。

而且由於我們的勞動力也許耗盡速度比石油還快，我們的後果就可能接近那些已經將資源消耗一空的國家的處境，那是這樣的景像：“資本主義卡特爾和托拉斯一點一點地把一個國家搬到他國。當他們一點一點地賣完了一個國家後，他們就用這種收入來一公裡一公裡地收購新的國家的地契，然後再把收購來的土地一點一點地賣光，最後只剩下滿地的窟窿，有的窄而深，有的寬而淺——直至整個第三世界都變成了西弗吉尼亞。”1這個所謂的市場進程的結局是原料輸出國耗盡了自然資源，並且由於忽視了農業發展，最後不要提什麼工業化和富裕了，連養活國內的人口也做不到，因為整個環境已經被破壞了。

總之，中國模式面臨著艱難的抉擇：一條光明之路是，繼續沿著70年代初草創的經濟新秩序的路走下去：“把重心放在地區的自給自足和長期的資本形成上。這些目標需要實行中央集權政策，並進行政府間的協調和區域性整合，而其前提是在經濟上獨立於美國及其短期國庫券本位制，免除美國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以自我為中心的外援哲學和對別國國內政治事務的恣意干涉”，“徹底改造經濟，完全實現現代化。它們想要確保先進技術為其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帶來利益，而不僅僅是出口部門。它們過去的互相依存概念在本質上意味著依賴性，現在這個概念正被自給自足的目標所取代。這就需要進行區域整合，以確保必要的經濟規模，這是利用現代技術條件真正實現經濟獨立的必備條件。而且它們還需要實現農業與工業的平衡，以減輕對國際糧食供應的依賴。”“第三世界經濟產量的增長並沒有集中在經濟頻譜的原材料末端，沒有被投放到世界市場而壓低原材料出口價格，而是用於本國消費。而且，隨著原料出口國的經濟日益多樣化，尤其是其農業自給自足程度的增強避免了過分依賴於工業國家的余糧，第三世界和工業國之間的成本差距和國際依賴性可能會減少。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深入和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它們將成為一個越來越多地消耗自己的原材料的市場。這將吸收歷史上供給過多的礦產和種植作物，相應地提高其世界價格。第三世界資本積累和獨立性的螺旋式上升趨勢將取代資源枯竭和依賴性的螺旋式下降的趨勢。”

而與之相反的黑暗之路是被中東化、拉美化。事實上，美國將繼續有巨大的壓力和動力維護經濟舊秩序，在30多年前，它就面臨這樣的局面：“在美國的儲蓄率實質上已經降至零點的時候，持續每年接近500億美元的聯邦預算赤字在沒有通貨膨脹性質的貨幣擴張的情況下將如何得到資金供給？新投資將如何得到資金供給？在美國全國收入中被用於投資的份額沒有增加的情況下，生產率如何能在現有的幾乎停滯的水平上得到提高？這些問題意味著投資降低、生產率降低和儲蓄降低的惡性循環，除非美國經濟能夠再一次利用外國中央銀行的資源來支持其預算赤字，或者除非其跨國企業能夠恢復其盈利能力，或者除非美國能夠恢復其相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有利的進出口比價，從而美國消費者能夠再次依靠低價格進口來支撐其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見，美國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的。而作為有著巨大潛力的國家，中國也不可能輕易屈服於美國對中國奴役式的安排，而世界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甚至歐洲和日本的人民，向往經濟新秩序的願望將也不可能輕易被撲滅。因此，未來將充滿巨大的衝突。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汲取上一次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經驗和教訓，未來將充滿歧途。



本書新版前言、原版前言、導論和第5章是林小芳（浙江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譯，第1、2、3、4、7、8、9、10、12、15、16、17章楊成果（南陽師範學院）譯，第11、13、14章劉笑元（雲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譯，第18、19章周艷輝（中央編譯局《國外理論動態》雜志社）譯，第6章劉振（中央編譯局《國外理論動態》雜志社）譯，全書由劉振通讀並修改。多年來筆者一直負責中央編譯局主辦的《國外理論動態》雜志的經濟欄目的組稿工作，本書的出版要大力感謝《國外理論動態》雜志社社長、中央編譯局原副局長李其慶教授和中央編譯局副局長魏海生教授，他們在我們進行金融研究過程中給予了大量的知道和支持。赫德森2008年在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後，國內幾十家媒體和報刊對他驚醒了采訪或者報道，國內中央編譯局、中國社科院、華中科技大學等知名機構也邀請他做了學術報告。本書附錄部分收入了幾篇重要的學術專訪，感謝《時代周刊》《21世紀經濟報道》《中華商報》等報刊慷慨允許我們轉載。另外，也歡迎朋友們通過電子郵件（我的電子郵件地址是dabieshan02@hotmail.com）聯系我，在金融與發展等問題上多多賜教。

劉元琪 於2010-3-30



編者注：此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新版前言



《全球分裂》是《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亦名《超級帝國主義》）的續篇，描述了債務國和原材料出口國在20世紀70年代尋求創建經濟新秩序的努力。作為一項民族主義而非左派的計劃，國際經濟新秩序倡導共產主義版的新政，以改進原材料的貿易條件和建立農業和工業自立，最終避免貿易依賴和對外債陷阱。

今天，這一計劃已成以為一段被遺忘的插曲。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當選為英國首相和翌年羅納德·裡根贏得美國總統選舉之後，該計劃的積極面全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金融緊縮和私有化取代了。在過去的20年中，外國政府的公共企業被私有化，為公共企業的發展曾是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中心支柱。歐洲不僅沒有尋去一條出路替代華盛頓共識及其以美國為中心的發展模式，而且連歐洲自己也實施了迄今只有不幸的債務國才采納的貨幣主義緊縮政策。

華盛頓共識一術語是一位世界銀行經濟學者約翰·威廉姆斯1989年炮制的，它表示1982年墨西哥不清償債務引爆拉丁美洲的“債務炸彈”後，美國對第三世界債券價格和銀行貸款崩潰的政策反應。該新自由主義（即偏向於債權人和壟斷資本的）計劃的特點是貨幣緊縮，它迫使債務國向圈內人（群帶資本主義）和外國購買者甩賣其指導信貸的公共領域，同時還實行“資本流動自由”，也就是說准許資本不受限制逃離。正如一位經濟記者最近在《金融時報》中所指出的：“華盛頓共識結合了管理不善和腐敗的治理，在10多年的時間裡消弱了幾十個經濟體。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發現，現代金融的速度和貪婪是造成各種不穩定的傳播途徑。”

早在20世界70年代，美國外交官就尋求推行一種勞動分工：其他國家出口由低工資勞工生產的原材料和消費品，進口美國的高技術、高工資和高利潤生產的產品和服務，依賴於美國的農業盈余而不是自己農業的自力更生。

80年代見證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起債權人的手法強制造就了一個私有化的時代，私有化瓦解並甩賣了公共企業和社會基礎設施，使眾多國家陷入70年代人們無法想像的進一步債務化和進一步的被外國占有。1991年，蘇聯共產主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葉利欽領導的俄羅斯。不遵循華盛頓共識的國家面臨被作為國金賤民而承受孤立。面臨招致古巴、利比亞和朝鮮所受的同樣制裁的前景。與此同時，美國保持了其農業和工業保護主義但反對其他國家實行這些政策。這種雙重標准挫敗了其他國家實現其工業、農業和貿易自立的努力。

再也沒有戴高樂將軍或類似的歐洲和第三世界領導人出現，挑戰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秩序。新西蘭澳大利亞和英國（及最近在盧拉領導下的巴西的巴西）的工黨都強制實施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畢竟，在當今世界，如果工黨不背叛其黨章他又能干什麼？）到了90年代中期，甚至俄羅斯也被說服采取華盛頓共識，其央行遵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令，不為公共職員發薪，而是其經濟美元化。只有美國通過維持政府預算和國際收支雙赤字時期經濟擴張，其不勞而獲的程度超過了70年代任何人的想像。

沒有人考慮過，其他國家不推進一個更公平和均衡的秩序，替代以美國為中心的秩序，這對於他們意味著什麼，或者具體地說，對於那些將其外彙收入循環地為美國政府聯邦預算赤字融資的經濟體，正如大部分亞洲和歐洲國家一直做的，這意味著什麼。自然的預期是一個國家不可能總是吃白食，因為受剝削的國家很快就會知道其玩的把戲。但正如現代化廣告科學所證明的，可以說服人們相信對他們不利的東西實質上是有益的。這只不過是一個如何塑造其決策過程的問題。

日本曾一度成為美國主要的潛在經濟對手，其政治家卻在1985年和1986年分別同意簽訂傷害其經濟的《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這些協議是日本和德國降低利率，制造金融泡沫，而他們這樣做，不為任何更好的理由，只是為了降低利率，以促進美國金融擴張。1981年減稅使不動產投機合理及債券接管有效地免除了收入所得稅。這場接管運動幫助擴大了金融泡沫，金融泡沫連同史無前例的信貸擴張，為90年代的資產價格膨脹提供了融資。

無須多麼深謀遠慮，美元本位就形成了，美國外交官堅決維護其參與的所有國際組織的否決權，已組織有任何可能侵犯美國利益的政策的通過。隨著金彙兌本位在1971年的終結，美國使用這種單干權，將其國際收支赤字轉變為向世界其他地區征稅，美國已在未來某天承諾兌現的紙幣換取他們的出口產品，為此支付微薄的利息。

《全球分裂》第二章描述了美國對歐洲、日本和中國的央行所造成的困境。1945年，美國是世界上首要債權國，而現在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然而，美國不同於其他債務國，他沒有喪失的自主。相反，其他國家不得不根據美國收支赤字調整經濟。如果他們拒絕將其貿易盈余貸給美國政府，那麼他們的貨幣將升值，而美元將貶值，這將預示著他們的產品出口價高於世界市場的價格。外國的中央銀行無權使用其經濟實力換去任何東西，只要成為美國財政部債券的主要購買者，為美國的聯邦預算赤字融資，從而使美國能夠減稅（最起碼為富人），不用儲蓄而將前投入繁榮的股票和房地產市場。

一、 自1945年以來世界經濟哲學是如何被顛覆的

從最深的經濟層面來看，美國政府代表著金融資本的利益。其經濟支配可追溯到在意債使其成為世界主要的債權國。後來，美國政府運用其影響——和它加入的所有國際組織的否決權——將在二戰後期拋出的令人振奮的理念拋之一邊，從貨幣貨幣穩定體制走向債務國（近幾十年也包括美國自己）的彙率不斷降低；從充分就業目標走向金融緊縮；從運用預算赤字推動經濟擴張走向財政盈余，最起碼對於美國之外的國家是如此；從國際法和貿易協定的平衡精神走向有利於美國雙重標准；從貨幣貨幣價值主要取決與對外貿易和投資走向引起彙率急劇和快速波動的貨幣投機；從政府管制走向債權國組織和控制經濟；從冷戰時的孤立俄羅斯走向以新自由主義與其領導人合作；最終又冷戰進入工廠主反對勞工，甚至更多的是債權國反對債務國的國際階級戰爭。

也許，不論哪個國家領先金融都不可避免地將統治現代世界。雖然早期的金融權利是由政府培育的，但金融部門不斷增長的實力導致他會將其母體拋在腦後。首要的積累模式以成為金融的，這是投資銀行家能夠取代政府規劃者，從土地財產和工業資本那裡奪取控制權。

這種轉變一直伴隨著一種新自由主義的倫理，他反對傳統的社會價值，最主要的是人們長期持有的希望：政府將通過公共管制引導走向人人更為平等的社會。輒如美國總統裡根如此地表達新自由主義哲學：“政府不是解決我們問題的方案；政府是問題所在”。隨著中哲學將其描繪為基於個人主義和機會平等的啟蒙價值，但他將前所未有的權力置於金融及接受中，該階級的哲學絕不是民主和進步的。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該哲學首先是由芝加哥小子於1974年後引入皮諾切特將軍之爭的智利。

幾個世紀以來經濟進步的思想將不斷提高的生產率刻畫為不斷改進生活水平。經濟理論關注的是如何將生產消費品所得利潤用於資本品，以生產更多的產品。但當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強加的緊縮計劃縮小了國內市場和排除了彙率自主。債務國一直被迫放棄對其財政和金融政策的控制，允許外國投資者像兀鷹一樣的蜂擁而入，在其貨幣崩潰時以跳水價占有其資產。

創建一個更好的經濟秩序關鍵障礙在於無力應對現代金融所造成的扭曲。銀行家不是為新的生產能力融資，而是主要貸款給以不動產和公司股票及債券為代表的早已存在的所有權和公共壟斷。自1980年以來，最賺錢的新資產一支來自公共領域，其私有化已將原來的政府企業轉變為生產利率、分紅和資本收益的金融工具。最突出的是，美國在充當第三世界占全國的同時，他對歐洲和亞洲實施截然不同的經濟外交。美國本身已經成為最大的債務國，卻拒絕華盛頓共識對其他債務國的指令。為了支持其自己的就業和增長，美國維持聯邦預算赤字，使其資本市場膨脹，降低利率，並力圖一降再降其彙率以便本國生產者更具有競爭力。

當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美國的價值相對於歐元、英鎊和日元降低時，歐洲和亞洲中央銀行所持有的美元遭受雙倍的損失。美國財政部的美元債券相對於這些國家的貨幣不僅貶值了而且只有4%到5%的利息收益,這也阿根廷、巴西等赤字國家在年代末不得不付45%的利息相差實在太遠。

中央銀行由於所持的美元遭受損失，充當一種現代國際金融剝削的手段。這是債權國和其他國家提出的美國國庫券本位的替代方案遭受失敗的代價。同時，由於美國投資者不用為其政府的赤字融資，他們都將錢投入泡沫化的故事和不動產市場。如果經濟模型和地緣政治博弈理論正確描述了國家是根據其自我利益行為的話，那麼20世紀70年代，作為一種協調的制衡制度，國際經濟新秩序應該已經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出現。人們曾普遍地希望，低收入國家可以趕上工業國債權國家。讓你們還曾相信，世界貿易和金融將是均衡的，可以使所有國家實施類似的政策，而不是在雙重標准下遭受損失。例如，所有國家可以為自己提供信貸，而不是將之交給某單個國家，造成犧牲他國利益的金融壟斷。

這一理想的問題在於如下日益加強的認識：根據顯示歐洲在使美國提出的路線而來的均衡發展將包括原材料價格的不斷提高，各國都旨在通過生產其自己的糧食和工業制造品而不是繼續依賴於進口，取得經濟自立。還有，如果歐洲有替代美元的途徑，那麼美國人將不得不為其政府的預算赤字融資。美國的利率將提高，而外國的財政部就可以為自己制造信貸，而不用依賴於作為“增長發動機”的美國的消費需求，投資輸出和對外軍事支出。

但是美國推動了華盛頓共識被強制推行，這種經濟秩序的目標、原則和政策方針正好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相反，實際上，它還與前一代人所持有的秩序觀恰恰相反。

（一） 債務國從貨幣穩定走向彙率不斷降低

1945年，美國反對貨幣貶值。同年關於英國貨款的爭論旨在阻止英國在戰後確立一種競爭性的彙率。當時的擔憂是英鎊區和其他國家可能回到20世紀30年代的以鄰為壑策略，以之保護其經濟而反對美國的工業和農業優勢。英鎊的貶值不得不推遲到1949年，貨幣穩定也被寫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定。美國維持很高的收支盈余，但不需要做出調整，也不允許其他國家的貨幣貶值。

從1950年朝鮮戰爭開始，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步入赤字。到1971年海外軍事天支近使美國放棄美元與黃金相掛鉤，美元貶值10%。與此同時，考慮到英國管理不善的經濟，美國官員也不再擔憂英鎊的向下浮動。他們還見證了南半球的社會落後，將其鎖定於原材料出口者和低工資消費品供應者的地位。拉丁美洲美拆解了其新生的工業，而其前殖民地的農業基礎是生產出口農作物的所有權不明確的耕地，而不是為了該地區不斷增加的人口，生產谷物和其他糧食的家庭耕作。其經濟已變得高度的出口導向，以致僅有貨幣貶值並不足以改變其貿易模式。貨幣貶值只是降低了出口的美元價格，以及國內不動產、股標和債券連同正被甩賣的公共領域的國際價格。

近些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另行公事地強制債務國實行貨幣貶值，以降低國內的購買力。據認為，這將留出更多的產量用於出口還外債。在實踐中貶值的主要是勞動力的價格，因為原材料和資本品的價格都是美元化的外債也是如此。其影響是使出口更廉價，進口（尤其是糧食）更昂貴，因為出口獲得的每一美元夠買的進口越來越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劃者稱，浙江把資源從國內發展轉移到出口部門。

為了清償每個單位的債務，債務國必須提供越來越多的出口，因為貶值損害了第三世界的貿易條件，同時還提高了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債務負擔。它們未清償的赤字呈幾何級數地增長翻番，使他們進一步依賴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國際經濟新秩序尋求改善貿易條件，但沒有處理土地改革和落後的經濟機制問題，也就未提出建立更進步的稅收和收入分配制度。關於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議也沒有處理債務問題，堆積如山的債務已是許多國家無力償還的。這些缺陷反映了國際經濟新秩序只是在現存機構框架內作出小步的改進，而沒有認識到需要進行意義更深遠的結構轉型。

區域性經濟組合確已形成，最引人注目的是歐洲共同體，它是根據貨幣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歐洲中央銀行承諾，不論就業狀況如何，都不為任何稍高的財政預算赤字融資。

（二） 充分就業目標走向金融和財政緊縮

羅斯福新政之後，戰後的凱恩斯財政政策繼續采取預算赤字促進充分就業。這也是凱恩斯提出的清算聯盟和1948年在哈瓦那建議的國際貿易組織的目標。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一直要求采取實施財政緊縮政策和（對勞工和工業，而不是對金融和土地）征收重稅，同時拆除了保護性關稅和補貼，而這些是美國政府自1933年以來就一直為美國農民提供的。

正如上述，緊縮計劃蓄意地制造了阻止工資水平提高的失業。這樣做的希望是壓擠出更多的出口以償還外債，而沒有想到發展國內市場和經濟現代化。在貨幣主義的指導下，第三世界和歐洲都不能實現充分就業。據認為，他們需要依賴與美國消費者而非尤其自己的公民提供“需求”。充分就業只有美國得到保障。

就此而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債務國提出的建議就如同一個食客告訴主人，將其所有的收入都給相形闖入的食利者，滿足他的需求，而忽視主人的需求。為了使債務國成為“良好的投資市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債務國提高稅收——不是對金融、不動產或其他行業，而是對勞工。

不論工會根據國內貨幣達成怎樣的協議，貨幣貶值都降低了勞動力價格，而私有化使非工會工人能夠取代傳統的公共部門勞工組成的工會力量。國內的高稅收，連同低就業率和購買力，壓縮了國內市場並減少了投資，使得用於出口的產出更少。壓低工資水平的政策將放慢勞動力再生產的速度，因為勞動力再生產需要教育、衛生和飲食標准的不斷提高。從國家層次上看，卑劣的緊縮計劃的影響是提高貿易依賴程度，從而提高國際收支赤字，這將推動債務國陷人更沉重的債務和依賴。

這些破壞性影響似乎與自由市場哲學表面上倡導的內容風馬牛不相及。對此的解釋是“自由市場”已接近於拆解政府，以全球金融資本的規劃取代政府，這些金融管理者的工作就是使各經濟體負擔沉重的債務，再以拆除和甩賣公共企業“解決”問題。

提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國家領導人很少表示他們對改善勞工的報酬感興趣。大多數計劃都是民族主義的，而不是社會民主的，迄今也沒有提出任何替代的經濟理論來反對自80年代以來遍及全球的芝加哥學派貨幣主義。近些年，華盛頓共識改革者在俄羅斯造成的慘敗促成了將勞工的納稅負擔移交到土地和金融資本的思想。

(三)從預算赤字走向財政盈余(美國除外)

二戰後，由於擔心軍事需求的終止將導致失業，各國政府被說服通過維持預算赤字向其經濟注人購買力。但當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導各經濟體維持預算盈余，以減少本地購買力和將產出轉移到出口市場。

人們也許認為，戰後時代將吸取教訓，各國政府應以其本國貨幣標價債務。但華盛頓共識推動中央銀行擔保美元借貸。在後蘇聯的俄羅斯，甚至連國內赤字支出也被認定以美元儲備作後盾。該政策否定了負債經濟體使用消化國家債務的傳統手段:漸進地擴大其購買力。它們無法控制以美元計價的債務的價值，隨著通貨膨脹率的提高及其貨幣的貶值，其債務負擔(以本國貨幣計算)將變得更為沉重。

通貨膨脹被認為是由國內信貸創造引起的，而不是由向外國借硬通貨引起的，而這是基於一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外國銀行家將不為具有風險或邪惡的目標貸款。現實是與其說政府創造國內信貸，不如說政府將之交給私營銀行制造了通貨膨脹。實際上，公共信貸的發行都傾向於達成更多提高生活水平和促進就業的長期社會目標。

金融部門稱，中央銀行“獨立”，不對民選的政府負責，從而也不對選民負責是有益的。實際上，中央銀行獨立成為依賴於華盛頓共識的委婉說法，華盛頓共識控制財政和貨幣事務，提出以犧牲債務人利益獎勵債權人的自我欺騙的政策，同時還只允許美國維持大規模的長期預算赤字。

(四)從新保護主義走向新自由主義經濟

1945年，世界似乎走出了自由放任，而國際經濟新秩序似乎正被引入一個新保護主義時代(正如本書第十二章“自由放任的終結” 所描述的)。到20世紀70年代，幾乎沒有人會想到新保守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將80年代卷土重來。當今，世界貿易組織深奧的條文並不旨在加強政府的權力，而是旨在促進金融資本對政府的控制。從政治上看，對政府的管制權、公共企業和稅收的監督已將公共計劃轉交給了金融資本。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來只被授權貸款給政府，從而不得不與政府合作。這在50年代引起倡導土地改革的經濟學者的批評。幾乎所有的世界銀行報告都敦促家庭糧食生產，要求在寡頭政治盛行的前殖民地進行土地改革。但世界銀行聲稱f其無權強制買辦國家進行改革，它的大多數農業貸款都投向生產出口農作物的大型種植項目。

然而，自1980年以來，世界銀行一直毫不掩飾地要求實行私有化、通貨緊縮和其他寡頭政治政策。當今，世界銀行致力於“國家建設”，這一貨幣主義哲學的委婉說法阻礙政府提高生活水平，並破除了對外國金融資本的限制。1974年由皮諾切特將軍領導的智利極右翼開始實施的政策現已成為主流政策。

這是一種赤裸裸地偏向於債權人的政策。歷史上，債務人總是放棄其抵押給債權人的財產，但當今整個國家被告知，開始甩賣其土地和礦產權，以及政府對鐵路、航空、電、水、氣、電話和廣播等公共領域的壟斷權，這些都被冠之以社會保障私有化之名。考慮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強制實施的金融緊縮，此類甩賣必定主要是為外國人制造的，他們通過“遣返”其接手後的收益，將造成那些國家的國際收支枯竭。

盡管美國仍然是高度保護主義的，其外交官還是阻止外國政府以特惠條件為其農業和工業提供信貸。雖然美國政府一直是這樣做的，但美國官員意識到，金融費用是現代生產的最大成本，因為現代生產是由支付利息的債務融資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收取利息和租金，這一事實被認為給了它們成本優勢。它們可以獨立地根據純粹的工程路線進行計劃，使用補貼價和實際上免費的信貸和可用土地，而不用優先考慮將金融收益和其他開支付給食利者。

美國擔心這些政府可能“干預市場”，這導致它放棄了創建國際貿易組織的建議，並將蘇聯和其他中央計劃經濟國家排除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外。效仿美國政策，補貼其生產和貿易的外國政府受到孤立(古巴和中國)、威脅和推翻(伊朗、危地馬拉和智利)。

(五)從平衡的國際法走向有利於美國的雙重標准

貿易談判一直是以美國的農業補貼和配額為前提的，而這阻止了第三世界發展其自己的糧食生產。美國拒絕清除已“內在”於貿易協議中的農業保護主義，這使得談判空間極其的狹小，因為與之對比，其他的貿易問題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美國對“自由市場”的支持取決於美國政府對其國內市場的控制和支持。

人們還進一步擔心美國的單干政策會導致美國藐視其簽署的國際協議。2002年的鋼鐵稅就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例子，當時，小布什總統為了吸引賓夕法尼亞州和其他鋼鐵生產州的選民，而尋求強制實施非法的進口配額(參見第十一章“美國的鋼鐵配額預示著新保護主義”)。

類似的雙重標准也出現於對外投資領域。盡管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不斷提高，美國還是阻止了外國人買斷其銀行、航空公司、軍事和技術公司。70年代，歐佩克組織成員國政府被告知，只能以其美元購買美國主要公司極少量的股份。80年代，日本被允許只能投資於估價過高的房地產、電影公司或有困難的公司，而美國要求外國出賣其最高控制權。

自70年代以來，最突出的雙重標准是美國具有同時推行債務國和債權國戰略的能力。對於歐洲和亞洲，美國是債務國，而對於“發展中國家”，即落入債務陷阱和糧食依賴的並非真正發展的經濟體，美國仍然是債權國。正如本書所描述的:“面臨國際經濟新秩序，美國的戰略是使之不再成為誘人的圖景，並盡可能地重建1973年前的格局。美國財政部債券本位一再地得到強調，與之同時，黃金、英鎊或某種歐洲貨幣被拒絕作為可行的替代物。……由於外國繼續依賴於美國的谷物、軍備和飛機，美國的出口價得到支持，為了支付進口，第三世界再次為了出口原材料相互競爭，不斷降低其貿易條件。……美國的經濟戰略是繼續利用外國資源，以維持其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府開支的增長。”

美國的主要擔心是外國可能通過美國一直實施的類似凱恩斯式的預算赤字政策，來擴大自己的貨幣和信貸體系。國內的貨幣和信貸制造將使外國不用依賴於美元這種外國資本，而土地改革和補貼將促進糧食的自立，這又會削減美國的谷物出口。

這恰恰是華盛頓共識所反對的。雙重標准最終為美國經濟以及買辦寡頭政體的債權人提供了不勞而獲。

(六)從對外貿易和投資走向貨幣投機

貿易和金融依賴程度被認為是經濟有效的全球勞動分工和信貸的一部分。但1982年墨西哥的破產中斷了借貸和投資，這一直持續到1990年，而到該年，阿根廷和巴西被迫向以美元標價的債務支付45%的利息。這種過高的利率反映了它們沿著經濟和金融自立道路發展的失敗。

盡管如此，由於發現了新的外彙來源，投資者還是重新開始放貸。債務國政府可以通過甩賣公共企業來償還債務。這些私有化計劃是破產前的自願放棄，似乎政府不是主權債務人，主權債務人完全能夠強迫銀行家和債券持有人承擔其糟糕貸款造成的損失，從而將公共領域置於國家控制之下。

一種質變發生了。鑒於債權人在過去的年代裡已將單個債務人的財產一點點地據為己有，他們如今把目光瞄准了國民經濟的全部公共領域。公共企業的收入正流入金融資本的手中。

“資本自由流動”(即資本外逃和“彙回母國”) 帶來的一個副作用是對外貿易在確定彙率上不再扮演主要角色。每個交易日、每分鐘的瘋狂貨幣投機遠遠超過全年度的貿易和直接投資總量。

(七)從政府控制貨幣走向債權國控制

冷戰結束為回歸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傳統衝突掃清了障礙。當今，剝削模式的特征不是通過雇用勞工尋求工業利潤，而是推動政府建成生產利息和租金的食利者經濟（並不向之征稅)。這是通過金融杠杆撬開負債國家來頭現的，對債權國也是如此。

從而，1980年後的秩序一直主要是以金融為特征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是促使第三世界債務國以自己的貨幣發放信貸而是迫使它們依賴於外國銀行制造的具體而言反映美國國家利益的信貸。

沒有一整套的委婉說法和意識形態盲點的勸誘，對這種格局的默認是不會持續下來的。不發達國家(由於在殖民時期存在的財產所有權關系和金融依賴，1945年被稱為“落後”國家)被灌輸得相信，財富之路在於原材料單一經營的出口導向型發展。同時，信貸關系應以國外的“硬通貨”加以控制，這一立論阻止了第三世界國家通過實施克納普(G F Knapp)所稱的國家貨幣理論走向自力更生。

(八)從冷戰時的孤立俄羅斯走向以新自由主義與其領導人合作

70年代，隨著美國銷售谷物到俄羅斯，兩者間形成貿易聯系，冷戰蛻變為緩和。俄羅斯向西方的開放導致1986年的公開性和改革，5年後蘇聯解體。在有史以來的一次最大的經濟轉變中，俄羅斯將其礦產財富、土地和企業分配給了主要來自原蘇聯干部和“瑪菲雅”(Mafiya)階層的圈內人。當塵埃落定時，俄羅斯發現其工業、農業和軍事生產已瓦解。美國包圍了它，從中亞到外空布下軍事基地，並正使用其竊國寡頭的逃離資本買空其剩下的自然資源和其他資產。

過去的十年裡，華盛頓共識已完全證明它不是促進增長的政策。新自由主義“改革者”為俄羅斯提供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自由的“無形之手”，設法毀壞了可以成為美國潛在對手的俄羅斯。

新自由主義者稱，新的財產所有者將對經濟學教科書所描述的市場激勵的邏輯做出反應，會把其收入轉化為投資，促進生產。但這些財產所有者認識到他們攫取的資產的內在風險，因為他們在這些資產制造中未發揮任何作用。保護其收益的最安全辦法是盡可能多和盡可能快地將其財產轉移出這個國家，遠離稅務和司法當局。在長達10年的時間裡，寡頭們以每年250億美元的速度向國外轉移其財富，然後取得以色列、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公民資格，遷移到他們設立銀行賬戶的國家。

到2001年，也就是葉利欽攻打俄羅斯議會十年後，2500億美元被以虛報出口清單和向外國投資者售賣所有權等手段轉移出了俄羅斯。比這種資本外逃重要得多的是俄羅斯科學家和熟練工人的流失。隨著俄羅斯社會陷入心理崩潰和經濟上的衰退，俄羅斯人的平均壽命縮短，(以艾滋病為首的)疾病蔓延，自殺率提高。

從而，蘇聯與其說是被軍事征服的，還不如說是敗在金融上，它瓦解為多個對美國援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放棄政策控制的第三世界國家。到1994年，政府以及許多私人企業停止向勞工支付薪水，甚至都不發放國內信貸為政府赤字融資。“改革家們”已經在惡性通貨膨脹中把國內的盧布存款揮霍一空，這促使民眾主要以美元的形式儲蓄，他們積聚的美元比在美國國內流通的還多。

農業機械生鏽，工廠倒閉，投資極度缺乏資金，所有這些導致了對進口依賴的不斷加深。新自由主義者堅持認為，政府收支要以美元為支撐，似乎其雇員會把他們所有的錢花在進口上。(新自由主義樣板國家阿根廷甚至更為嚴格地遵循美元化，其經濟在2002年崩潰，過後留下了需要10年償還的外債。)

新自由主義金融政策造成俄羅斯的解體，這不僅沒有被視為一種客觀教訓，有助於揭示該政策作為經濟增長計劃是失敗的，而是被稱煩為市場效率戰勝了政府計劃和投資的內在無能。這些改革制造的私人財富源於對政府創辦的公共企業的瓜分，而不是源於傳統意義上的企業生產能力的提高。

與之同時，1945年設想的世界和平年代正讓位給美國軍事基地組成的全球網絡乃至外太空軍事化。不過，征服的主要模式還是金融的，也就是拆除美國之外的國家的政府規制權和征稅權。為了此目標，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從而提出了與原本設想的戰後發展計劃正好相反的計劃。

(九)從冷戰走向階級戰爭

1991年蘇聯的崩潰結束了冷戰，美國成為世界上無可爭議的軍事和經濟強國。由於不再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制約，美國力圖使其收益不可逆轉，而將其勝利描繪為如下觀點的論據:政府計劃、價格補貼、征稅、收人再分配和公共信貸就其本身而言是破壞性的。即便在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也明顯地懷疑公共管制和政府在社會中扮演的積極角色，包括在對外貿易、融資和政府計劃領域創建更平等的經濟秩序以實現農業、工業和社會福利現代化的建議。

當自由市場主義者作為極右翼被孤立時，人們能夠理性地預測到如此巨大的社會和經濟哲學顛倒嗎?當然，本書的最後一段得出的結論“不論是社會主義政府，還是在君主們的領導下，各國都將管制市場力量，以為其國家或地區利益服務”，顯然過時了。金融利益集團現正從事著世界大多數經濟計劃，自80年代以來，芝加哥學派貨幣主義已占據主導地位，以致到了90年代，甚至中國一些領導人也走向折衷主義，以致推動不問黑白地致富。

問題是，為什麼未能形成一種更均衡和平等的國際發展模式?如果70年代的戰略行動已失敗了，那麼對於替代華盛頓共識的更可行的後自由主義秩序，最有可能的道路在何方呢?美國要求根據其自身利益行事，這是極其容易理解的。但為什麼歐洲、亞洲和第三世界國家默認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而不尋求促進其確定無疑的自身利益呢?它們不是像經濟學和國際權力政治教科書所說的主權國家那樣“博弈”。

這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將以其史無前例的權力做什麼?帝國的邏輯是促進帝國中心，而不是邊緣的增長。羅馬的經驗提供了教益。塔西佗(tacitus)是這樣描述羅馬政策的，“他們制造了一片野蠻，將之稱為和平”。當時食利者寡頭運用其控制權將納稅負擔轉移到農民和手工業者身上，從而導致債務高築、人口縮減和落人奴役制的不斷加深的依賴。

冷戰的結束與以前的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的衝突具有許多相似之處。到80年代，隨著右翼政府在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的相繼掌權，這種衝突就有了政治意義。墨西哥就是一個拉丁美洲政權如何為金融利益服務的範例。其1988年的總統選舉被革命制度黨竊取，阻止了民眾主義領導人的當選。1991年，專制的革命制度黨與右翼的國家行動黨聯盟，維持了裙帶資本主義，這導致了1994年墨西哥股票市場的崩潰，這種資本主義的先聲正是圈內人通過私有化獲取電話公司和其他企業。

(十)從經驗經濟學走向自由市場宣傳

數十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管理者剝奪了債務國急需提高的信貸和稅收。這就好比一個寄生蟲主宰了主人的收支和思想，榨取其營養供奉自己。食利者的行為一直被錯誤地認為會帶動東道國的發展，而不是破壞東道國自身的投資需求。大多數寄生蟲已與其寄主建立了一種共生關系，甚至幫助它們壯大，而帝國卻從未如此理性地成功管制自己。

當今，金融部門凌駕於政府之上赤裸裸地體現於俄羅斯改革和歐盟中央銀行家的行為中，前者在“攫取財產”財產以及隨後的拋售中達到頂峰，後者反對以預算赤字提供擴大經濟的必要信貸。

就像奧威爾式的以為是此卻是彼的事情一樣，這種改革實際上是累退式稅收、圈內人私有化、資本外逃(“資本自由轉移”)和解除政府管制。在受害人眼裡，沿著新自由主義路線的“改革”已成為刺耳的字眼，後者完全反對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原則和八十年代以前的進步改革——建立國內市場、擴預算赤字，以促進全面就業提高教育衛生及生活水平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

然而，雖說有美國壓力的影響，對於當今創造財富的反動意識形態缺乏一種替代邏輯留下有待填補的正空，這本身就應足以解釋各國政府如何可以最好地根據上述理論獨立行事。

二、走向後食利者經濟秩序之路

不難看出，人們需要做什麼消除當今新自由主義改革造成的兩極分化。一個更好的世界秩序將允許政府提供信貸為預算赤字融資 ，從而促進投資和就業；以本國貨幣標價國際債務，將債務清償在支付能力之內，就如在20世紀20年代道斯計劃和楊格計劃（Dawers and Young Plants）為德國戰爭賠款所做的；將納稅負擔從勞工和工廠轉移到土地、地下資源和壟斷之上。

為了建成這樣的世界秩序，有必要創建具有新的發展哲學的國際機構，以之取代國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爭行和世界貿易組織；協商美國財政部債券本位的替代物；落實美國式的關稅和補貼，促進土地改革；限制美國軍事擴張主義；創建後新自由主義理論，恢復勞動所得者和非勞動者所得者的傳統區別。

（一）政府提供信貸為預算赤字融資 ，促進投資和就業

各經濟體並不需要外彙和儲蓄為其勞工支付薪水和投資於國內生產要素。各國政府沒有任何理由不做美國一直所做的-------維持預算赤字，以保持勞動力充分就業的速度擴大國內市場需求。雖然貨幣主義者聲稱政府信貸必然造成通貨膨脹，但沒有任何理由認為政府信貸比私人信貸造成更高的通貨膨脹。實際上，民主政權發放的公共信貸趨於用在有利於長期提高生活水平的領域，而銀行更願意為資產泡沫、不動產和其他既有資產融資

（二）以本國貸幣標價國際債務

大多數國家從技術和資本品進口中受益，但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債務依賴（美其名曰“資源流動”）的經驗表明，應以本國貸幣的計價方式借款，因為這樣就可以控制債務的價值。如果自決作為從政治上定義主權國家的題中之義，是可欲的和真實的，那麼控制貨幣和債務也是必要條件。這需要以本國貸幣計價的債務取代美元化。

目標是創建一種促進發展而不只是以重新分配為特征的經濟平衡。當今的經濟正統派將“均衡”界定為債務人需要甩賣的資產與其外債的比率（自2002年以來阿根廷的債券持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美國外交官將金融均衡界定為外國中央銀行必須購進以為美國減稅擴大的預算赤字融資的美國國債總量，而貿易均衡似乎就是外國必須提供給美國，使美國公民能夠 維持其生活水平的產品總量，即便美國經濟已非工業化和美國人已轉變為食利者。

問題是，當今的貿易和國際收支體系旨在獎勵食利者，而不是幫助國家發展。新自由主義邏輯的破壞性影響已最明顯地體現在俄羅斯於90年代實施的國內市場通貸緊縮和歐洲共同體實行的財政緊縮。無疑，未來的幾代人將清楚地看出，這種教條主義的貸幣主義共識是自願強制實施的，並不是在皮諾切特將軍的槍口下做出的。

2004年阿根廷力圖制造美元債務必須轉化為其本國貸幣的務件。這種要求是經過沉痛的教訓認識到的，在十年的高度美元化時期，阿根廷每發行一筆國內貨幣，就必須貸給美國財政部同樣一筆款子作支撐，似乎阿根廷是美國財政系統的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一個主權國家，2002年阿根廷最終陷入債務危機。雖然國際債券持有人和放貸的銀行表示反對，但阿根廷的談判立場的先例不是別人，正是由羅斯福本人做出的，當時他單方面地否定1933年前金融契約中的“黃金條款”（該條款規定所有債務必須以美元貶前的價格計算的黃金償還）。

（三）向土地、地下資源和壟斷征收租金和資源稅

當今的全球金融攫取最主要地是通過獲得公共壟斷、原材料和不動產，尋求資源租金（包括壟斷利潤），而不是投資於新的資本形成以贏得工業利潤。對財產租金的榨取最大化，阻止了政府將這些租金轉為稅收。正如金融人員所知的，稅務部門放棄的稅收可以作為利息、分紅和管理費支出。

政府遏止此類資源攫取是相當容易的。它們需要做的一切是向已私有化的土地、地下礦產資 源和自然壟斷征稅。該稅種的好處是，它將削減工業和勞工承受的財政負擔。這將改變稅務制度，使工資和工業利潤承受的負擔轉移到由自然（有利的地理位置或自然資源）或壟斷權產生的租金收入。這將促使政府曝光希望將攫取資產轉移走的食利者的收入。

根據國際法，租金和物業稅是合法的，只要將之平等地應用於國內和國外的所有者。該稅種可謂源遠流長，一直是古典政治學的關注焦點，古典政治經濟學經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發展到鼎盛時期，後來得到19經濟改革家的擁護，他們包括德國社會主義者拉薩爾和馬克思，美國的亨利·喬治和凡勃倫，英國的阿爾弗雷德·華萊士、蕭伯納和丘吉爾，中國的孫中山，古巴的何塞·馬蒂(Jose Marti)和俄羅斯的列夫·托爾斯泰和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

租金稅不涉及財產國有化，財產國有化要求根據國際法進行補償，這不免令人想起關於“公正補償”的觀點，它已成為美國與革命成功後的古巴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關系中的棘手事。各國政府都可以其選擇的方式向收人和財產征稅。

即便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新自由主義者也承認，租金稅是最公平和最平等的稅種。然而，由於認識到其貨幣主義理論的政治吁求主要是針對財產所有者，他們沒有推進這種觀點。他們故意將利潤和租金混為一談，似乎土地與其他財產和壟斷權都屬於同一範疇，都是需要勞動創造。這種對土地和資本的混淆之所以得到政治激勵，是因為未能區別根據有形資本投資的勞動所得利潤與經濟租金的“免費午餐”。弗裡德曼和其他新自由主義者公開稱這種“免費午餐”不存在，即便他們認為租金稅優於其他稅種。

不用任何直接的生產成本就擠出的盈余不是古典意義上的“利潤”。這是經濟租金，或密爾時代的改革者所稱的“非勞動增長”。普京在俄羅斯的反新自由主義改革支持資源和租金稅，就是基於認識到全球主義已主要成為占有財產和租金的活動。

與之對比，自二戰以來，西方國家一直穩定地削減對財產征稅的比例。納稅負擔已轉移到了勞工和固定資本形成上。這種趨勢需要在如下的經濟秩序中得到扭轉:其目標是促進增長和發展，而不是獎勵食利者。食利者使用借來的信貸獲得財產控制權和提高物價的壟斷權。

(四)以新的國際機構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

很難指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支持如下建議:放松其對債務國的控制。雖然它們的最初目標是支持彙率穩定和為經濟現代化融資，但它們的經濟教條現在支持食利者攫取資源和債務依賴。這兩個機構需要被取代，因為它們是不可改造的。

各國都沒有必要成為這兩個機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世界貿易組織的立場就是反對政府企業和管制活動。成員國只需簡單地要求歸還其認繳的黃金，從而拒絕華盛頓共識，並實行其反對的租金稅、為赤字融資和制造公共信用。

(五)美國式的保護主義關稅和補貼

20世紀50年代，聯合國經濟學家就認為，土地改革是糧食缺口國家必須實施的政策，這樣才能為自己供應谷物，而不是持續地依賴進口。這項政策要求拋棄世界貿易組織強加給除美國和歐洲之外國家的自由貿易原則。相反的辦法是糧食缺口地區進口美國生產的所有農作物盈余，供應美國沒有足量生產滿足其國內市場的熱帶農作物。

為了粉碎高度受保護的美國和歐洲農業運用的糧食武器，谷物缺口國家需要自己養活自己。自給自足要求徹底轉變所有權為外國人占有的面向出口市場的農業生產。面對歐洲和美國在其工業和農業革命期間就采取的對投資的高度補貼，為了工業和農業現代化，這些國家需要做美歐曾做過的:提供保護性關稅，以補貼所需的投資。換言之，他們應按照美國實際上一直做的做，而不是按照美國外交官說的做。

(六)美國財政部債券本位的替代物

當前，維持國際收支盈余的其他國家不得不將其央行儲備無止境地貸給美國財政部。這些儲蓄成為美國金融系統的一部分，而不是用來建設其自身的生產能力。隨著美元相對於歐元、日元和其他維持國際收支盈余經濟體貨幣的貶值，那些貸款的價值沒有任何硬通貨的保證。以本國貨幣計價，中央銀行持有的美元儲備的價值是下降的。問題是如何約束美國無限地維持國際收支赤字，如何補償其他國家由於央行積累美元儲備所帶來的外彙損失。在1971年之前，各國可以持有黃金形式的外彙儲備，可以用黃金結算國際收支，這有一種強制性的約束力。當前，由於缺乏黃金之類的資產，也不能轉化為歐洲和亞洲經濟體發行的貨幣，各國只有消費掉其積累的美元儲備才能解決問題。

最自然和對稱的選擇就是向美國提出它強加給其他國家的同樣要求:美元持有者可以購買工廠和高技術，以及森林和其他自然資源。一個相關的替代辦法是各國使用其結余的美元買清美國公司的海外投資。

另一種替代辦法將是美國在1921年德國馬克和其他歐洲貨幣競相貶值時所做的。美國根據美國銷售價格而不是名義上的進口價格執行關稅。這導致能夠反映貨幣貶值的關稅浮動，從而阻止了金融波動破壞現行的生產-成本模式。

該實踐的邏輯延伸是用關稅收人和其他外彙收益為向那些貨幣貶值國家的出口提供補貼。這裡的目標是使成本正常化，並在實踐中實現作為傳統貿易理論基礎的“純成本價”立論。

(七)孤立離岸資本逃離和免稅中心，管制賬目轉移

近些年，大量公司在逃稅港注冊虛設的分公司，以之作為手段，實現公司間的賬目轉移，從而逃稅和躲避其他法律的制約，這削弱了各國稅法和相關規章。

反制戰略是簡單的。各國金融系統和稅務部門可拒絕承認那些中心，就如美國及其盟國孤立中國、俄羅斯、古巴、利比亞和伊拉克許多年一樣。然而，可以預期，美國將反對根據上述路線創建一個更好的經濟秩序的努力，它將施壓阻止該秩序的形成。這就需要地區性協議，實現各國的聯合。

(八)限制美國的軍事擴張

正如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在《帝國的悲哀》( The Sorrows of Empire )中所指出的，“根據五角大樓的年度不動產清單，也就是所謂的《基地結構報告》，我們在全世界132一個國家部署有725個軍事基地。美國這一龐大的基地網絡構成了一種新式帝國——一個軍事飛地組成的帝國，而不是以老的帝國主義形式存在的殖民帝國。為了控制全世界的海洋，我們維持了近13支航母打擊大隊，它們構成了流動基地。”最近，美國已開始以基於衛星的武器使外空軍事化。

所有這些支出增加了美國國際收支赤字和國內預算赤字，在1971年前的越南戰爭期間，那時的金彙兌本位對美國的海外軍事支出具有強制性的約束力，與之相比，當今的歐洲和亞洲的中央銀行正以大得多的規模補貼美國雙赤字。一直以來，在世界地緣政治中，一條顛撲不破的公理是，帝國的野心只有以陷人債務國地位從而犧牲其金融權力才能維持下去，正如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在一戰後所發現的。然而，由於美元與黃金脫鉤，這項對其海外軍事支出的制約也就不再奏效。

在現代世界，限制帝國野心的關鍵在於重建帝國的成本與經濟地位的下降之間的聯系。考慮到現代軍事技術的成本，沒有任何國家可以靠自身的力量付得起那些技術。從而，在現代史中帝國的成本己打破了每一個帝國的設計，這已由大英帝國在一戰和二戰後的衰敗得到最恰如其分的說明。

如果軍事實力的關鍵在於帝國的成本被轉移到了邊緣(正如羅馬所做的，在該過程中榨干了其殖民地)，那麼瓦解帝國的關鍵在於抵制這種轉移。“沒有代表權就不納稅”，正是對激勵1776年美國革命的口號的解釋。由於美國有能力從外國中央銀行處得到無限的貸款並作為食利者總頭目享受“不勞而獲”，一美國可以以維持國際收支赤字向全世界征稅。

(九)發展後新自由主義理論，恢復勞動所得者和非勞動所得者的傳統區別

將高稅收和外國債券持有者得到公共保障的現行制度稱為“自由企業”顯然是愚不可及的。在這些條件下，“市場原教旨主義’，成為金融支配政府的委婉說法。它只是另一種形式的中央計劃，而不是缺少計劃。它正計劃著強制推行依附，而不是自立。

一個更平等與和平的世界秩序將扭轉當今把計劃性權力轉交給金融機構的趨勢。各經濟體需要的是制造產出，而不是轉變為制造利息、分紅和資本收益的載體。迄今，債權國和投資者接管了授權給政府的角色。

投資和就業融資既不需要外國貸款，也不需要以前的儲蓄。國家信貸( national credit)實際上是主權國家的一種特權，任何國家都可以制造國家信貸。需要發展的是國內市場，而不是依賴於美國消費者和軍事支出，使之充當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正在形成的寡頭政治被貼上了“有管理的民主”的委婉說法。就民主這一術語的傳統意思而言，“有管理的民主”術語就是反民主的。該術語與“後工業”結合起來，似乎現代金融正推動進步，而不是倒退。

解決方案必須結合政治和經濟。美國的帝國設計已制造出一種金融緊縮理論，它使各國不能根據美國本身實施並到達其世界領導地位的理論實現經濟現代化。

另一方面，中國已走上一條可能被印度、甚至委內瑞拉、阿根廷和巴西仿效的道路；而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正征收資源和租金稅，它已遠遠超出了20世紀70年代本書首次出版時所設想的道路，有可能復興其工業基礎。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將陷人為羅馬帝國式的金融強加的緊縮，而導致新封建主義，替代道路是為此准備的。

原版前言

本書《超級帝國主義：美國金融帝國的來源和基礎》中文版名為《金融帝國》續冊，他分析了美國在經濟、政治、軍事上主導其自由世界盟友的方式的演變過程。當冷戰促使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陷入大規模的赤字，迫使其與黃金脫鉤，並使之對外國政府欠下其失去償還意志的債務後，美國加緊實施了保護主義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同時繼續向世界經濟注入過量的美元，使之通貨膨脹。這些策略最終導致工業化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歐洲於1970年關閉外彙市場反對基辛格提議的大西洋憲章，中東戰爭爆發，隨後石油價格上漲4倍，緊隨這些世界的是外國采取行動以求經濟自立，拋棄它們以前的依賴，所有這些都是試圖打破美國對世界經濟的主宰。南北矛盾緊張的同時，主要工業化國家之間也發生日益上升的緊張關系。第三世界成為新興的要求自我權利的力量。歐洲日本和美國都以各自的方式伸長自己相對於其它兩方和第三世界的地位。由此而來的外交反應了新的價值，意味著經濟強國的新排序。這種排序以區域性聯盟為特征，可能是美國的影響僅限於其所在的區域。

不論各種力量提出怎樣的解決方案，它們都預示著戰後世界秩序的終結。而正是戰後這種秩序，使得美國能夠幾乎美股有限制地汲取國外的財富。美國發現其不得不退回到依賴於自身先對高成本的資源，因為其國內儲蓄不足而從國外獲取財富的能力在減弱，而那些財富其國內已不再生產。本書描述了上述全球分裂的基本原理，探討了其最可能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



導論

國際經濟新秩序遠遠不只是意味著石油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原材料的價格更高，而是指由歐洲和第三世界發起的一場運動，它們力圖獨立於美國的經濟控制，在經濟和政治上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國際金融領域，新秩序預示著美元本位將被取代，由此外國向美國財政部和其他聯邦機構的貸款將日漸縮小——當前，美國政府已從歐洲、日本和歐佩克成員國的中央銀行借入900多億美元。在世界商業中，新秩序只在以可行的工業和農業部門取代第三世界可能耗盡的礦產資源，從而使第三世界從工業化國家獲得獨立。世界貿易和投資正擺脫跨國公司的控制，因為政府正在收購他們，或者根據其國家利益管制它們。

民眾更多地關注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原則，而不是其實質和具體機制。毫不奇怪，當不同國家引用國際平等或“恢復國際均衡”原則來證明其政策合法性時，他們都根據其具體的經濟利益來解釋這些原則。當第三世界壇國際均衡時，它們是穩定貿易條件，以便他們的出口價能夠與不斷提高的進口食品和武器價格保持同步，因為工業化國家要日漸擴大對它們的貿易逆差。從第三世界的角度看，這些貿易逆差應該通過轉移重工業和資本品的所有權來填平。與此對比，當工業化國家說到國際均衡是他們是指國際收支平衡。他們設想第三世界不提高石油咖啡和其他原材料的價格，或至少將其出口收入在貸給工業化國家。從而，工業化國家所說的均衡，意味著以犧牲第三世界為代價保持工業化國家的持續富裕，可能還有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相互傾扎，如在美國針對歐洲和日本的戰略中。第三世界所說的均衡，意味著第三世界具有趕上深圳超過富裕國家的機會。

第三世界尋求實現上述理想所帶來的貿易結構轉變對世界商品價格，從而對整個國際金融、世界投資流動和世界經濟增長焦點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國際經濟新秩序要求美國提高原材料進口價，消弱了外國對美國谷物和其他產品的依賴，從而威脅到貿易條件的改變使之對美國不利，因為外國外國正走向區域性資助和內部經濟多樣化。為此，第三世界國家最終正在效仿國家指導的工業和農業發展形式，這種形式一個世紀前就由歐洲大陸和美國加以實施。第三世界國家已經脫離自由放任思想的支配，已認識到世界人居收入和生產能力的平等必須通過自己的思考努力，在政府的指導下來實現。世界市場力量這只看不見的手自動帶來賦予的神話走向破滅。

世界市場與似乎中性的市場力量到底是什麼呢？美國國會最近在國內的調查披露了跨國公司賄賂外國官員這只以前看不見的手，還披露了對於實施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政策的國家政府，美國中央情報局采取的秘密行動——最近的例子是智利的阿連德政府，希腊政府的例子還有待披露。美國政府堅決反對外國走向經濟或政治獨立的舉動，反對整個第三世界進行的進本制度性的土地改革，反對各國政府管制美國跨國公司在該國的分公司，反對任何企圖改變世界貿易和投資從而有利於外國的努力。美國正在去求通過如下兩種方式單邊地管制其對外貿易：一是通過進口和出口配額，二是堅持外國保障美國供應商在他們的市場享有固定的份額。它違背現有世界貿易規則，一直提供出口補貼。他知道美國公司的海外活動，同時組織外國接管美國公司。他運用對外援助作為實現特定國家目標的一種外交杠杆和一種寄去外國資源的手段。更重要的，也是最不為世人所認識的到時，他通過簡單其便利地維持國際收支赤字，從外國無限地借錢，對此債務，他只以不斷貶值的美國國庫券清算，而拒絕以其他實物清算。

簡言之，到1973年，美國民族主義已經制造出如此明目張膽的雙重標准，以至戰後的世界貿易、投資和收支結構走向分裂。第三世界國家抗議世界貿易與投資體系，認為該體系在造福工業化國家的同時，無助於他們的經濟發展。世界市場力量帶來的“資源配置”已經成為國際礦產資源卡特爾與工業化國家政府聯手加深低三世界國家依賴程度的委婉說法。由美國對外援助和相關外交支持的世界市場力量，導致外國生產國美國有意進口的商品，購買美國有意生產和出口的商品，即便他們本國可以生產的商品，也不例外，如糧食。

為了抵制美國的這種操縱，第三世界國家相互聯手，後來還在特定故議題上與歐洲聯手，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政府經濟體系。第一個成功的聯盟是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隨後，歐佩克模式得到鋁銅和其他相關商品出口國的效仿。結果是回歸二戰前曾存在數個世界的經典的對立性世界外交體系，在該體系中，各國都只管自己的利益。然而存在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單個國家不再獨自行動，而是從地緣上形成緊密聯系的共同市場，這個共同市場以經濟互補性能夠保障該區域在糧食武器和重工業等關鍵必需品上自給自足為特征。近東和非洲認識到，沒有主要工業化國家的支持，他們是不可能達成其目標的，他們設計的戰略是促使歐洲脫離美國的經濟軌道。日本正在尋求加深它與亞洲國家的經濟與金融聯系。從而，在1945年似乎形成的普世的自由放任世界秩序已經被轉變為區域性自給自足和政府日益加強控制的世界秩序。



對話邁克爾•赫德森：“在狼群中，中國應學狼叫”



時代周報記者 王英輝 宋陽標

2009-11-26 第54期



奧巴馬的中國之行對中美關系作了新的定位，眼下美國是中國出口商品最重要的市場，而中國現在又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這就決定了美國和中國有利益衝突也有共同利益。近日，時代周報記者采訪了到中國訪問的《金融帝國》作者邁克爾•赫德森，赫德森向記者描述了新自由主義之下美國的對華戰略。

新自由主義扼殺經濟發展？

時代周報：赫德森先生，您到中國的最大感受是什麼？

赫德森：中國的很多老百姓以為，房價越來越高，他們不得不依靠債務才能生存下去，這種現像同樣存在於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這都是由新自由主義的資本擴張所致。

我曾經參觀過的很多國家的現狀都證明，新自由主義在中國行不通，它將人們變成了負債累累的奴隸。

時代周報：新自由主義是如何運作的？

赫德森：新自由主義者通過犧牲其他人利益為金融集團鼓吹服務。它的成功表現在它私有化的過程，水、電、通信、公共交通等各行各業都變成了壟斷行業，這樣它們得到了超額利潤，同時實現了它們的尋租行為。新自由主義所代表的是尋租者，不代表勞動人民，1979年以來，美國的工人階級收入一直在下降，而GDP卻一直在增長，這中間的差額就是尋租。而且自由企業制度就是把屬於公共的東西，無償地交給私人資本，結果就是典型的階級鬥爭。

新自由主義衡量成功的標准是GDP，如果GDP增長了，則經濟就增長了。但是這也可以看成成本增長了，成果就會越大。而且私有化是有內幕的，很多人得到了很高的薪水和服務費，這變相地又增加了成本。成本增加了，GDP也就增加了，然而GDP實際增加的是國民生產總成本。所以一個人生病了，GDP也會增長；上世紀以來，美國四分之一的黑人坐過監，而這個花費比把他們送到哈佛的花費都高。另外推動美國GDP增長的是軍事開支和醫療開支。美國當前醫療開支要是繼續下去的話，到2050年，將會相當於美國整個GDP，所以美國共和黨一直攻擊民主黨的醫療改革方案。

但如果說新自由主義失敗了，這也不太合適，它在金融上取得的成功遠遠超越了它在軍事上取得的成功。

時代周報：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什麼？

赫德森：新自由主義說他們是反對計劃經濟的，但是自原始社會以來，所有經濟都是計劃的。因為重要的不是計劃，而是誰計劃。如果政府不計劃了，那麼銀行家和企業家就去計劃了。過去是政府之間的戰爭，現在則是依靠金融戰爭和思想界的戰爭來戰勝對方。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短期行為，只看到眼前，而政府計劃是一個長期行為，所以金融計劃和政府計劃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經典馬克思主義者或者社會主義者主要做的是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產業的增長，而新自由主義者注重的則是如何將財富拿到自己的手裡，芝加哥經濟學派就是這種主張，只有有限的幾所學校會告訴你如何促進經濟發展。

時代周報：美國的金融化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赫德森：美國的銀行70%貸款貸給了房地產業，但房地產業不是真正的財富增長，而是一種寄生性增長，還有20%貸款和股票市場有關，剩下10%貸給消費者。他們卻不給企業貸款。那麼企業從哪裡獲取投資呢？一方面投資來自它的收益，另一方面來自它上市後股票賺的錢。所以銀行業發展到現在並沒有成為工業的一部分，而是成為了控制工業或者工業之外的東西，金融化也就是指的這個過程。股票市場也是如此，它並不是為了產業的發展，而是為了投機，所以現在很多公司都在負債，這就是美國非工業化的過程，新自由主義者把它叫做後工業化社會。實際上它是個去工業化的現像。這也是中國面臨的危險，外國銀行進來，不是來幫你發展工業、發展經濟，而是來拿走你的財富。所以中國應該統計人民財富真正的增長，而不是字面上的財富。最近美國搞了一次調查，結果顯示60%的人支持社會主義，這個是美國非常大的變化。

時代周報：如何應對新自由主義？

赫德森：新自由主義似乎只有兩種選擇，一是中央的完全計劃經濟，沒有市場；另一個是完全的市場化、私有化，而沒有任何的國家管制。其實並不是只有這兩種選擇，我們還有其他選擇，例如我們可以有一個混合經濟部門做它該做的事情，政府做政府該做的事情。這就是古典經濟學大家一直提倡的，從亞當•斯密、米勒、馬克思到後來的社會主義者。

20世紀的社會主義者主張，這種基礎設施應該掌握在政府手裡，鐵路、郵電、電話服務都應該掌握在政府手裡，但是這些公共資源部門，現在都私有化了。馬克思給出過的應對，銀行最終應該被產業化、工業化，並附屬於工業或者產業。

今天世界在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之下，也是因為全球的左翼沒有提出一個替代新自由主義的方案，所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今天應該像當年一樣，替代現在的新自由主義。

美國連委內瑞拉都難應對

時代周報：美國對中國是否有軍事威脅呢？

赫德森：我不這樣認為，現在美國已經陷到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它連到委內瑞拉的精力都沒有。自越戰以來，美國不可能再搞義務兵役制，因為老百姓都反對，也就不能征兵了，美國現在是雇佣兵制，這需要花很多錢。這就說明美國不可能通過派兵去占領一個國家，幾千年的派兵占領一個國家的方式被顛覆了。當今的美國政府只能搞核武威懾和空軍轟炸，但這兩個對中國不是威脅。所以美國只能在中國邊境挑釁一下，就像美國在俄羅斯搞些動亂而已。這不是個大事，不必操心。

美國的目的不是占領中國，而是控制中國。美國的手段是將中國的銀行買下來，然後推廣一種新的文化，等於說，要致富就讓西方參與你們的金融市場。

時代周報：這種新的文化，是不是新自由主義的東西？

赫德森：是的。新自由主義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戰爭，它讓人們相信只要按照它的辦法就可以致富了。但實際上這是西方通過偷盜方式實現的致富，它們對待俄羅斯和冰島就是用這種方法。它們宣傳私有化以後，你們的公共事業的效率會更高，然而所有的調查研究結果都證明，私有化後，老百姓負擔的成本更高，產品更貴。

時代周報：中國現在持有美國8000億美元的債券，有2.2萬億美元財富存在美國，因此美國會不會創造一個新美元，通過“1新美元兌換現在的8美元或10美元”的貶值方式來應對危機呢？

赫德森：這完全不用擔心，我不可想像美國會這樣做，美國長期以來都有逆差，現在總共欠外債4萬億美元，軍事上也欠有外債。美國完全沒必要弄一個新的美元。美國現存的貨幣體系，它是獲益者，它沒有理由改變，反而希望保持這種體系越長時間越好。早前，“金磚四國”在俄羅斯開會，表示要建立一個新的貨幣體系，而不是改變原有的體系。美國的想法是阻止你建立一個新的體系，它希望你按照它的體系去辦，這對中國是不利的。它甚至要求人民升值。

時代周報：中國如何應對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赫德森：中國可以買美國的資產，或者國外的資源。中國政府應該和奧巴馬這樣談：我們的順差這麼大，你不讓我買你們的資產，那麼我就把美國在中國的公司都買過來。如果美國是中國的話，它一定會這樣做。如果美國說，中國這樣做不是違反了國際貿易組織的規則嗎？中國就可以回答，我們是跟你們學的。中國現在應該有一個組織來教大家怎樣和談判者談判。

時代周報：這個方法如何操作？

赫德森：中國可以買美國在華資產，因為中國是主權國家，有這個權利，這符合亞當•斯密的理論。在中國購買這些資產之前，還可以給它加稅，還可以審查它是否有犯罪行為，這樣它的價格就更低了。華爾街有這樣一句諺語：在狼群就要學狼叫。



邁克爾•赫德森：危機並未遠去

美國《中華周報》執行主編 王列珉

2009年11月初，美元霸權理論的奠基人、國際知名學者邁克爾•赫德森（Michael Hudson）教授應邀到中國北京展開高端學術交流，他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編譯局、清華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國家級學術機構和重點高校發表演講。帶著廣大讀者關注的國際政治經濟話題，執行主編王列珉對赫德森教授進行了專訪。訪談內容摘要如下。



王列珉：美國政府最近公布的GDP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已經停止一年來的持續下滑，並開始回升，這是不是說明危機結束了？復蘇已經開始了？您又怎樣看待中國當前的處境？

邁克爾•赫德森：我不清楚GDP的數值有多大的意義，現在美國統計的國民收入沒有區分不同成本，也不再區分生產性收益和非生產性收益，而只是在從管理和金融上區分為虛擬經濟和實物經濟。其結果是，很多美國人覺得他們變得更加富有了，實際上他們也同時對銀行負更多的債、給國家交更多的稅，對以前免費的設施支付費用。沒有區分必要的增長和不必要的增長的結果之一就是今天的經濟危機，其本質是債務危機。

危機爆發一年來，美國的很多問題一點都沒有得到解決，個人的、企業的、州政府的負債都沒有減少，特別是州政府不能通過印鈔票來解決負債。奧巴馬已經花了13萬億美元去救大企業，一千萬美國家庭面臨著要失去其住房的威脅。只有美國可以救自己，別的國家都救不了美國。但是奧巴馬沒有采取有效的救市措施，他也許只是一個民粹主義煽動家。美國經濟實際上仍在萎縮。更為嚴重的是，根據美國政府的估計，醫療保障的成本將在2050年的時候把GDP給吸收掉。

我希望中國經濟增長不同於美國的經濟增長，因為美國的增長伴隨著犯罪率的上升，在過去20年裡，一些美國人確實是變得更富了，但是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他們的住房成本急劇上升，以至於他們要花30年的時間來償付抵押貸款，來獲得非常小的房子。所以，我們是否需要一個GDP快速增長的同時，醫療、住房的成本上升，社會兩極化——美國四分之一的黑人要在監獄中度過。

美國欠其他國家4萬億美元的債務，2萬億欠中國的，1萬億欠日本的，還有1萬億欠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美國根本不可能會還這4萬億債務，美國的進出口貿易赤字在持續擴大。另外，美國在軍事上的赤字也很大，不僅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在全世界用18個軍事基地圍堵中國和俄羅斯。

金融掮客正在想盡一切辦法逃離美國金融市場，他們對美國的金融能力喪失信心，他們知道華爾街體系已經死了。

因此，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很大的問題，美國根本不可能也不願意償付欠中國的債務。美國財政部債券總額已大大超過了其支付能力，它也已經公開表示不會清償這些債券。美國只是給中國很多沒用的紙而已。

中國的出口商在美國人手裡獲得美元，中國人當然想用這些美元去買美國的石油加工工業和高新技術企業，但美國政府說這些都涉及國家安全，因此中國拿這些美元也做不了什麼事情，只能拿這些美元去買美國的政府債券，美國的政府債券去支持美國的軍事支出，這些軍事支出被用來在地緣政治上圍堵中國。

中國的主政者當然要去考慮使用這些美元，包括向澳大利亞購買鐵礦石，但是，一方面澳大利亞不斷提高礦石的價格，另一方面，中國需要的資源在過去幾十年裡已經賣給了美國。

20世紀被稱為美國的世紀，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是減緩世界的經濟中心從美國轉移到其它地區的步伐而已。

王列珉：您認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路向是什麼？這其中，中國又應如何發揮到作用？

邁克爾•赫德森：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輕松的答案。當前的這場危機和1970年代初的危機十分相似。危機導致各國政府都在試圖通過各種手段規避美元，但是只要國際金融體系的結構不發生根本改變，美元霸權的地位將一直持續下去。

增加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IMF的特別提款權並不是很好的辦法，實際上IMF已經沒有什麼客戶了，它的最後一筆貸款是給土耳其的，而土耳其也聲明不想再要IMF的貸款。

注資IMF更不可能幫助各國應對危機。因為從根本上說IMF反映了美國的利益，與其說美國是援助者，不如說是政策的制定者。對於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IMF都強迫受援助國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過去的50年來，IMF沒有真正幫助過任何一個國家。

中國更應該為新的援助機制或者區域性的貨幣共同基金提供資金，而不是把錢給IMF。中國需要在亞開行這樣的地區開發機構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這樣的機構將會給中國和亞洲其他各國帶來豐厚的回報，而不是為美國的利益服務。中國和其他各國正在建立的貨幣互換協議便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王列珉：關於中美彙率問題，西方所有媒體都在壓中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目前人民幣也確實在升值，您如何看待這場“金融博弈”？

邁克爾•赫德森：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這其實是美國造成的。這個“博弈的過程”當年德國就遇到過，德國也是因為對美順差過多而被美國要求馬克升值，美國還為此承諾德國，德國的外彙儲備不會因為馬克升值而遭受損失，現在美國居然對中國什麼承諾都沒有就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



王列珉：這豈不是很類似八十年代末的歐美對日本的廣場協議？如果中國在西方的合圍施壓之下，不能妥善應對，會不會最終導致中國也像日本一樣陷入長期停滯？

邁克爾•赫德森：我同意你的觀點。當年美國讓日本這麼做，日本基本上都答應了，日本是“很高興的自殺”。



王列珉：中國會步日本的後塵嗎？

邁克爾•赫德森：不，中國應該有創造自己歷史的自由，還不至於那麼糟。

中國沒有其他什麼出路，只能用其強大的生產能力來發展國內市場，那麼就形成另外一種以內需為基礎的循環體系。



王列珉：有一種觀點認為，從近期的趨勢來看，中國的妥協讓步一直在持續，比如說美國商務部部長駱家輝近日在訪華時與中國商務部宣布中美停止貿易戰，但是輿論普遍認為美國只是口頭的讓步，而中國是實質的讓步。

邁克爾•赫德森：美國制定的WTO的規則是為別的國家制定的，當“自由貿易”對美國利益不利時就不會遵守，中國應該學美國怎麼做的，而不要學美國怎麼說的。



王列珉：如果他的救市政策難以為繼，會不會迫使他采取向別國（如中國、俄羅斯、伊朗）轉嫁危機的舉動，從而加劇相關地區局勢甚至國際局勢的緊張。

邁克爾•赫德森：美國的軍事力量只是紙老虎，願意參軍的美國人大部分都是為了獲得相應的福利，但是服役期限一再延長，美國征兵越來越困難。美國發動戰爭都依賴空中力量，但在空中並不能贏得整個戰爭，就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樣。美國沒有能力打贏常規戰爭，只能打沒有“贏家”的核戰爭。這也是毛主席說美國是紙老虎的原因。所以中國對美國沒什麼好害怕的。

除非中國幫助美國去打仗。但是，這麼做不僅“不義”而且“不利”，即使是中美結成准同盟性質的“戰略伙伴關系”也不能參與美國的戰爭，否則中國也會被拖垮。

王列珉：您怎樣看奧巴馬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邁克爾•赫德森：當奧巴馬當選和平獎時，美國人都以為是開玩笑。威爾遜曾在一戰前獲得和平獎、基辛格也曾在越戰前獲得和平獎，可見和平獎常常會授予很快要發動戰爭的人。我們不知道那些評委在想什麼，挪威人都羞於解釋把和平獎授予奧巴馬。



王列珉：那麼，中國應該對即將來訪的奧巴馬說些什麼呢？

邁克爾•赫德森：中國可以要求美聯儲提供美元貶值保證，如果美國拒絕提供補償保證時，中國以賬面價值購買美元資產。中國應該向美國學習，並遵守如何協定，只為自己的利益而行動。



美元霸權奠基人邁克爾•赫德森稱中國需要獨立的發展道路

2009年04月14日 21世紀經濟報道

本報記者 周馨怡 上海報道

本報記者專訪美元霸權奠基人、俄羅斯杜馬顧問、《金融帝國》作者邁克爾•赫德森



“在美元泛濫的情況下，中國最大的危機是彙率風險，而不是美元資產貶值。”4月12日，邁克爾•赫德森(Michael Hudson)在接受本報記者電話專訪時指出，“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指維護美元資產的價值)，中國政府的選擇已經不多了。”

這並不是赫德森第一次為一國政府如何應對危機出謀劃策。除了長期擔任俄羅斯杜馬顧問外，這位美國長期經濟趨勢研究所所長，密蘇裡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還是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等國政府以及聯合國訓練研究所的經濟顧問。

赫德森是美元霸權問題最權威的學者，奠定此地位的是他在1960年代末完成的一個研究項目。

當時由於深陷越南戰爭，美國財政赤字日益增加。哈德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撥出經費，要求赫德森研究美國國際收支赤字可能帶來的後果。

他的研究結論是，大量國際收支赤字不利於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但是對美國卻是有利的。“尼克松政府把我對美元帝國主義的分析轉換成了一本‘操作手冊’。我完成的是一個‘不那麼做’的報告，但是有能力從事剝削的國家更有興趣掌握如何運作美元帝國的方法。”

在赫德森看來，當前的這場危機和1970年代初的危機十分相似。“危機導致各國政府都在試圖通過各種手段規避美元，但是只要國際金融體系的結構不發生根本改變，美元霸權的地位將一直持續下去。”

美國在1971年8月15日全面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鉤，從此美國可以放任自己的國際收支赤字無限擴大，並通過美國國債吸收其他各國央行的盈余美元為其預算赤字融資，一舉奠定了美元的霸權地位。

“美國政府只需加速印發美元，就能將大量美元注入其他貨幣區來迫使其他國家提高本國貨幣兌美元的彙率，從而促進美國的對外投資和出口。”在赫德森看來，這是人民幣彙率問題的最大隱患。

“三劑藥”穩定人民幣彙率

面對隱患，赫德森開出的“藥方”用了三劑藥。

停止積蓄美元被赫德森列為維持人民幣彙率穩定的關鍵一步。為達到這個目的，他提出兩點建議：拒絕美國投資進入中國市場；避免在和美國的貿易中使用美元，改用本國貨幣或者采取商品互換的方式。

“一旦巨額美元進入中國市場，中國政府只能面臨兩種選擇，人民幣升值或者又一次把這些美元借給美國財政部來為其國內的預算赤字融資。而這些預算裡的一半將會被用於軍事研究。”赫德森進一步指出，“強大的軍事實力將成為美國政府日後威脅中國政府接受更多美元時的籌碼。”

在他看來，中國政府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3月18日中國商務部否決可口可樂和彙源的收購案便是中國所邁出的正確一步。“另外，正在開展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工作也是非常好的政策。”赫德森表示。

加入WTO之後中國廉價的商品出口一直起著維持美國國內低通貨膨脹率的作用，因此一旦拒絕中國商品，那麼美國政府必須應對顯著上漲的國內物價。而如果美國政府對中國商品課以非法關稅，那麼中國政府有權采取報復性手段。考慮到這兩點，赫德森預測，美國對中國開展貿易戰的可能性很小，中國政府不用擔心停止吸收美元之後美國的回應。

雙重彙率制則是赫德森為中國政府維持人民幣彙率穩定提出的第二條建議。

雙重彙率制的典型做法是一方面采用固定的商業彙率，這樣進出口商品價格和出口競爭力不會受到資本流動帶來的彙率波動影響；另一方面，采用浮動的金融彙率應對資本流動，這將顯著提高中央銀行控制官方儲備水平的能力。

“一旦黃金支付被中斷，美元投機就不再對美國具有經濟風險。因此美元投機已經成為美國官方的國際政策。”赫德森表示，在國際投機資本頻繁運動於國際金融市場的情況下，雙重彙率制將同時解決保持彙率和官方儲備余額穩定的問題。

由於美國面臨巨額且持續的預算赤字，中國和其他國家央行對美元的信心正在逐漸喪失。今年3月兩會召開期間，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回答美國媒體提問時，公開表達了這種擔心，希望美國“保證中國資產的安全”。情況和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各國要求得到美國政府的保證相似。

“一旦美國政府不能給予中國政府一個美元兌人民幣、黃金或者一攬子貨幣的彙率擔保，那麼中國政府應該很明確地告知美國政府，將以賬面價值買下美國在中國境內的所有投資。”赫德森提出了他的應對之策，“這樣不僅能幫助中國政府擺脫持有的美元，而且可以用這些美元換回適合的價值。”

但對於通過外彙儲備多樣化來保護中國資產價值的呼吁，他持懷疑態度。

“歐元和英鎊兌美元都出現了貶值，無論選擇哪種貨幣都避免不了損失。而除了泡沫嚴重的資本市場，美國不會允許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在美國的利潤行業裡投資。”

赫德森指出，1980年代日本三菱在收購洛克菲勒中心的交易中遭受巨額虧損，和近期中投敗走黑石等失敗的投資案例便是他的觀點最好支持。因此，赫德森一再強調，中國應該用這些外彙儲備購買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源和設備。

“全力發展國內市場，拉動內需，改變依賴出口的經濟特征是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所以在如何處理現有的外彙儲備問題上，也應該為這個目標服務。”赫德森說。

IMF沒有真正幫助過任何一個國家

在剛結束不久的倫敦G20峰會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成了最大的贏家，其資金規模將擴大至現在的3倍

但赫德森毫不客氣地表示，注資IMF根本不可能幫助各國應對危機。因為從根本上說IMF反映了美國的利益，與其說美國是援助者，不如說是政策的制定者。對於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IMF都強迫受援助國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最新的例子是，匈牙利、拉脫維亞等國接受了IMF貸款。但是這些資金很快進入奧地利銀行、瑞典銀行的口袋，來補償這些銀行不負責任發放房貸而遭受的損失。但這些受援國卻因為接受貸款而必須接受苛刻的條款。”赫德森毫不掩飾對IMF的質疑，“過去的50年來，IMF沒有真正幫助過任何一個國家。”

由IMF領導的新全球金融體系在赫德森看來是一個無比“瘋狂”的想法，他表示，美國之所以願意加入聯合國、IMF和世界銀行僅僅因為美國被賦予了否決權。這樣美國便可以阻止任何不利於美國利益的政策通過。這些名義上的多邊組織只是反映了一種放大的民族主義。

“世界需要的是一個建立在良性理論上的新金融體系，各國都可以在其中互惠共贏，而不是成為某個單一國家獲取特權的工具。”

赫德森再次強調，在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無法根本改變的情況下，討論建立在特別提款權(SDR)基礎上的新世界儲備貨幣沒有意義。“關鍵在於如何分配各國的特別提款權。但是現有的體系下不可能阻止某個國家獲得特權。”

“坦率地說，我甚至對特別提款權這個名稱感到反感，因為僅從字面上也能了解到，這是美國為了免於清償債務而創設出的概念。”赫德森表示。

中國需要獨立的道路

在赫德森看來，發展中國家必須建立獨立的國際開發機構，幫助被援助國獲得經濟自主，而不是IMF這樣的只能加重被援助國對進口依存的組織。赫德森把這些援助機構稱為“美金融帝國機構”。

“獨立國際開發機構的首要任務是幫助受援國實現國內農業自給自足，從根本上解決溫飽問題，而不是讓糧食援助成為妨礙受援國發展國內生產的原因。”

他認為，獨立的國際開發機構還將幫助援助國避免私有化該國的基礎設施。因為“基礎設施應該用於國內經濟的建設，而不是在海外市場標價出售。”

和赫德森一樣，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旗幟鮮明地扮演著IMF批評者的角色。在他看來，危機需要所有的國家都采取擴張性的政策來應對全球需求不足，這樣就有必要拋開IMF，創造新的開發機構，建立新的國際貨幣貸款機構。

“中國更應該為新的援助機制，或者區域性的貨幣共同基金提供資金，而不是把錢給IMF。”3月16日斯蒂格利茨在上海向本報記者表示。

同樣，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今年3月底出席泛美開發銀行集團50周年年會時也強調，在目前金融危機背景下，地區開發機構應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需要在亞開行這樣的地區開發機構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而不是讓美國的哲學主導這些開發機構。這樣的機構將會給中國和亞洲其他各國帶來豐厚的回報，而不是為美國的利益服務。”赫德森表示，中國和其他各國正在建立的貨幣互換協議便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赫德森最後強調，現在是中國專心提振本國經濟、探索獨立發展道路的最好時機。

“中國不應該也不需要和美國競爭，或者挑戰美元。而是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獨立行動。”赫德森說，“這也許不是最理想的世界金融體系，但是卻最符合現實。”







內容簡介

《全球分裂》是《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亦名《超級帝國主義》)的續篇，描述了債務國和原材料出口國在20世紀70年代尋求創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作為一項民族主義而非左派的計劃，國際經濟新秩序倡導非共產主義版的新政，以改進原材料的貿易條件和建立農業和工業自立，最終避免貿易依賴和對外債務陷阱。

今天，這一計劃已成為一段被遺忘的插曲。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當選為英國首相和翌年羅納德•裡根贏得美國總統選舉之後，該計劃的積極面全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金融緊縮和私有化取代了。在過去的20年中，外國政府的公共企業被私有化，而公共企業的發展曾是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中心支柱。歐洲不僅沒有尋求一條出路。替代華盛頓共識及其以美國為中心的發展模式，而且連歐洲自己也實施了迄今只有不幸的債務國才采納的貨幣主義緊縮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