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美國經濟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說

賈根良：推進美國經濟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說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2-8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　　

　 　

摘要：保護主義和內向型工業化道路是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美國學派為之提供了由“生產率立國、保護性關稅、國內市場、利益和諧與國民銀行”所構成的一整套國民經濟學說和政策方針。這是一種有關落後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大國如何實行經濟趕超的經濟學說，對德國和日本的崛起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遭遇國際金融危機、美國保護主義抬頭和全球化有可能發生重大變化的今天，重新發掘美國學派關於美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邏輯，對於我國啟動內需、重新審視外向型發展戰略的得失和研究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具有現實價值。　　

　 　

關鍵詞：美國學派 經濟崛起 保護性關稅 國內市場　　

作者賈根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 　　

　 　

戰後以來，美國出於推行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和金融帝國主義的目的，刻意刪除了美國保護主義的歷史以及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工業化邏輯，保護主義、美國學派與美國經濟崛起的歷史聯系已經成為經濟學和歷史研究的“黑洞”。美元霸權理論的奠基者之一赫德森在關於美國學派的專著中指出，“至少在表面上，有關美國經濟思想百科全書式的研究也沒有給予他們[指美國學派——引者注]更多的注意，不僅沒有把他們描述為美國工業（產業）霸權的設計師，反而傲慢地把他們處理為異常的人物。”[1]那麼，美國學派為何是美國產業霸權的設計師，他們的理論是如何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呢？[2]本文在概述美國學派的形成與發展之後，將圍繞這一主題分別討論其關於生產率立國、保護性關稅、國內市場、利益和諧與國民銀行的基本理論與美國經濟崛起之間的關系，然後簡要說明美國學派對其他國家的重要影響，以及對大國崛起的啟示。　　

　 　

一、美國學派國民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　　

　 　

最近幾年，雖然大國崛起的研究始終是學術界的熱點問題，但這些研究要麼忽視了大國崛起的一些關鍵性事實，要麼對大國崛起背後的經濟學邏輯缺乏深入的研究。前者如2006年在國內熱播的電視片《大國崛起》，它不僅回避了英國崛起乃至英國工業革命與重商主義之間的歷史聯系，而且也刻意抹殺了美國經濟通過保護主義崛起這一基本事實。但正如任期1897—1901年的美國總統威廉·麥金利指出的：“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農業國；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礦產國；我們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這一切都緣於我們堅持了幾十年的關稅保護制度”；[3]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K. 麥格勞也指出：“與德國在經濟發展期（1879—1914）的政策以及日本在創造經濟奇跡時期（1951—1973）的政策很相似，……[美國保護主義——引者注]政策的系統性實施卻是鐵證如山的事實”。[4]忽視這些歷史事實，無疑使大國崛起的研究存在致命的缺陷。　　

所謂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就是能夠運用經濟學原理系統闡釋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崛起的基本原因，這在目前的研究中是非常缺乏的。例如，近幾年來，一些學者通過比較研究發現，美國經濟崛起的關鍵就在於保護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抉擇，特別是張夏准[5]、埃裡克·賴納特[6]、賈根良和黃陽華[7]、梅俊傑[8]、黃樹東[9]等都突出地強調了這種決定性的影響。但是，除了賴納特做了初步分析外，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集中於基本的史實，而沒有對保護主義為什麼能導致美國經濟崛起進行更深入的解釋。筆者認為，導致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就是未能對美國崛起時期美國政治家所信奉的“美國學派”與美國經濟崛起之間的內在因果聯系及其機制進行深入研究。由於在經濟思想史中，“美國學派”作為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國家經濟學說基本上已經被人們所遺忘，[10]所以學者們也就無從了解其國民經濟學的邏輯了。　　

但是，邁克爾•赫德森卻是個例外，他在2010年以中英文同步出版的《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一書中，記述了從1814年根特和約簽訂到1914年期間，美國學派國民經濟學的發展及其與政治鬥爭之間錯綜復雜的歷史，展現了美國民族主義政治家及經濟理論家在構建美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保護主義這一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實際上，我們熟知的弗裡德裡希•李斯特只屬於第一代美國學派。他在美期間（1825—1830）參與了當時美國報刊爭論頗為激烈的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的論戰，並於1827年出版了《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美國體系）》。而以亨利·凱裡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西蒙·帕滕為代表的第三代美國學派的思想，現在基本上已經不被學者們所了解。按照赫德森的看法，李斯特的著作並沒有反映美國保護主義的最高成就，只是在1841年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出版之後，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美國學派才發展了基礎更加廣泛的經濟發展學說，並把它升華為一種具有普遍適用範圍的經濟學說。　　

我們之所以說美國學派是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說，主要理由就在於這樣一套學說是由實踐其學說的政治家及作為其追隨者的經濟理論家們發展起來的。在美國學派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中，由於受到主流經濟學的歧視和排斥，其經濟學家尚未能從事學術職業的專門工作。因此，正如赫德森指出的，美國學派“是黨派性強的人和政治活動家的產物，它常常是那些與輝格黨和（在1854年之後的）共和黨領導人密切接觸的新聞記者們和小冊子作者們的產物”，[11]該學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政治家（亨利·克萊、安德魯·斯圖爾特、威廉·亨利·蘇厄德和威廉·凱利等）、新聞工作者（馬修·凱裡、亨利·凱裡、赫齊卡亞·奈爾斯、霍勒斯·格裡利和著名的弗裡德裡希•李斯特）、牧師（卡爾文·科爾頓、斯蒂芬•科爾韋爾和羅伯特·埃利斯·湯普森）、律師（丹尼爾·雷蒙德、帕申·史密斯）和實業家（伊拉茲馬斯·B.比奇洛、約瑟夫·沃頓）等。美國學派的經濟學說被輝格黨及1854年之後的共和黨作為競選和施政的綱領，並在南北戰爭後一直到1894年美國崛起時，支配著美國的政治生活。在美國崛起過程中，美國學派的政治家和其經濟理論家過往從密，他們對自由貿易以及大衛·李嘉圖、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和其他英國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進行了犀利的批判，提出了一套指導美國工業化的新的經濟學說。對於這樣一套指導美國工業化成功的經濟學說進行深入研究，是開啟美國經濟崛起秘訣的鑰匙。　　

美國學派國民經濟學又被稱作“政治經濟學的美國體系”，當時是作為以大衛·李嘉圖和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為代表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英國體系”）的對立面而發展起來的，其核心思想是關於“美國制度”的概念。美國學派的原始思想最早是由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1791年提出的，以表達立國領導人希望在政治和經濟制度上擺脫歐洲特別是英國影響的強烈願望。漢密爾頓認為，除非美國能夠在國民經濟的所有基本產品上都實現自給自足，否則就不能擺脫英國對美國經濟的支配地位。1824年，美國著名政治家亨利·克萊提出了以保護性關稅、內部改善和國民銀行為核心的“美國制度”，亨利·克萊因此也被看作是“美國制度”之父，這一概念使得漢密爾頓的工業化戰略和政策得以具體化，從而對美國經濟的崛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此之後，“美國制度”的概念就成了美國學派經濟學說的基石。　　

亨利·凱裡是亞伯拉罕·林肯的經濟顧問，馬克思稱之為“北美唯一的有創見的經濟學家”，[12]凱裡在《利益的和諧》（1851）一書中對“美國制度”增加了兩個要點。一是政府通過贈款和補貼對科技研究進行投資並發展公立基礎教育體系；二是拒絕階級鬥爭，實現資本家與工人之間、農業與工業之間的利益和諧。這樣，“美國制度”就由五大要素構成：保護性關稅、內部改善、國民銀行、科教投資和利益和諧，從而成為美國、更具體地說是美國共和黨的施政方針或工業化綱領。但由於具體的政策不可能完全反映它賴以提出的理論基礎，因此，經過對美國學派文獻的研究，筆者認為，“內部改善”只是美國學派國內市場綱領的一個組成部分，而科教投資的方針具有更深刻的理論基礎；從其更全面的思想體系來看，美國學派的核心理論是由“生產率立國、保護性關稅、國內市場、利益和諧與國民銀行”所構成。我們下面圍繞這五大要素，按照其邏輯關系依次討論這一經濟學說。　　

　 　

二、生產率立國　　

　 　

亨利·凱裡之所以在1851年把政府通過贈款和補貼對科技研究進行投資並發展公立基礎教育體系增為“美國制度”的重要內容，原因就在於“生產率立國”的理論。這一理論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91年《關於制造業的報告》。他在這個著名的報告中寫道，如果一個國家擁有使其工人產出提高一倍的機器，那麼生產同一產品的勞動成本將減少一半。亨利·克萊（Henry Clay，1777—1852年）是美國兩任眾議院議長、第9任國務卿以及1824年、1828年、1832年、1836年和1844年的總統候選人，他用英國工業的事實說明機器如何可以使勞動生產率提高200倍的原因，並直接把機器的使用與科學技術的進步聯系在一起，“科學使一個人像二百人甚至一千個人那樣強有力，它不靠自然力，因此科學將勝過也必將勝過依靠勞動力的數量。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一個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培育實用的、機械的和制造工藝優勢的國家必將在力量上是優異的，並能保持這種優勢地位”。[13]這是美國學派“生產率立國”說的最初表達。　　

帕申·史密斯在說明機器生產是生產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時，提出了一種由能量測度的資本的生產率學說。他認為，人體可以類比為能量轉化器，也就是像機器一樣將他的“燃料”即食物、衣物以及相關必需品轉化為一定量的作用於大自然的能量。顯而易見，通過機器來制造相當於1單位人力能量所需要的成本，比使用作為能量轉化器的人的身體來制造要低的多，所以，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機器生產將使高工資國家在單位勞動力成本上比廉價勞動力國家低得多，原因就在於生產率的增長超過了工資的增加。同時，由於機器需要由熟練的高工資工人來設計、制造和操作；而且，由於機器在不斷地替代體力勞動者，這就驅使勞動力從產業鏈低端的勞動轉移到更高端的知識性勞動，無疑，如果沒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工人們將無法勝任這些工作。　　

因此，帕申·史密斯指出，美國學派“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之上：為了讓勞動的價格變得低廉，工人必須享有充足的食物、體面的衣著、舒適的住處、良好的教育——不僅包括工藝方面的知識，還包括一切附屬的普通常識。雇主將支付所有的費用，並在利潤中獲得回報。”[14]於是，高生產率與高工資率之間就形成了一種正反饋的良性循環。在美國經濟崛起過程中，高工資刺激了用機械替代昂貴的勞動力，而機械的使用導致了更高的生產率，從而使工資更高，這反過來又刺激了在更高程度上采用機械，這就是美國技術革命的推動力，也是在1875 年開始的以鋼、重型機械制造業和電力等資本密集型工業為標志的第三次技術革命中，美國脫穎而出的基本原因。因此，肖恩霍夫作為美國國務院特使在對美國和歐洲的工資率與生產率關系進行比較後，得出結論說，“在勞動力上高定價的國家到處都在擊敗‘乞丐勞動力’的國家”，[15]從而證實了這一理論的正確性。　　

美國學派在生產率理論上重要的貢獻還在於提出了新的農業生產理論。正如諾貝爾獎得主西奧多·W. 舒爾茨指出的，一直到20世紀初，“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也不曾從李嘉圖農業土地收益遞減的靜態諭示中完全解脫出來”，[16]即使是第一代美國學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工業化和保護主義理論也未能避免農業土地報酬遞減理論的缺陷。第二代美國學派及時地利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德國著名化學家賈斯特斯·李比希和其他土壤化學家的研究成果，指出土壤肥力和農業生產率也是資本投資的產物。李比希等人的研究表明，土地就像一架機器，能量的使用能把土壤化學成分轉化成農作物。帕申·史密斯在李比希和美國專利局農業處丹尼爾·　李　博士研究的基礎上，主張土壤的生產率是其資本投入的函數，科技進步將使土壤生產率可以像工業生產率一樣得到提高，這也就是說，農業也可以像工業一樣服從報酬遞增規律。史密斯的這一理論被亨利•凱裡在其1857年至1859年出版的三卷本著作《社會科學原理》中得以詳細的闡述和通俗化，對美國保護主義和農業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現代角度來看，生產率的提高絕大部分是科技進步的結果。正如赫德森指出的，美國學派是一種集中於技術發展及其社會後果的經濟學說，因此，美國學派無疑是創新經濟學、國際競爭力“技術差距”理論、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農業報酬遞增理論以及我們後面要談到的生態經濟學的先驅，前引亨利·克萊的看法也清楚地表明了他把科學作為國家競爭優勢基礎的觀念。但我們不能因此說美國學派提出了“科教立國”的戰略方針，這種方針只是在美國崛起後或更准確地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才確立的。就其對美國工業化或經濟崛起的影響來說，美國學派把資本積累看作是能量轉換的手段和開發大自然的技術能力，把生產率看作是國民財富增進的主要源泉和國家間貧富差距的根源，因此，正如亞歷克西·托克維爾在其1836年的經典著作中就已經觀察到的，“在美國，科學中純粹實踐的部分被理解得十分透徹，那些在應用中直接需要的理論部分被細心地加以注意。在這方面，美國總是展現出一種自由的、原創的和富於發明的心智力量。”[17]我們把美國學派的這些思想概括為“生產率立國”，應該說是比較恰當的，正是以提高生產率為目標的美國制造業體系、資本密集型工業和大規模生產的興起，為美國經濟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三、貿易保護　　

　 　

那麼，美國學派為什麼提出“生產率立國”的戰略方針呢？首要的重要原因就是為工業保護的政策提供理論支持。在美國獨立前後，亞當·斯密和讓·巴蒂斯特·薩伊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反對美國發展制造業，認為美國注定要經營農業。亞當·斯密寫道，“英屬美洲殖民地，幾乎把所有的資本都投在農業上。那裡也就主要為了這個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趨於富強。那裡，除了家庭制造業和粗糙制造業（這種制造業，一定會隨著農業的進步而產生，每個家庭的婦女兒童，都能經營這種工作），就沒有制造業。至於輸出業和航海業，則大部分由住在英國的商人投資經營。……假使美洲人聯合起來，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歐洲制造品輸入，使能夠制造同種物品的本地人有獨占的機會，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資本，轉投到制造業上來，結果將不但不能加速他們年產物價值的增進，恐怕還會加以阻礙，不但不能使其國家漸臻於富強，恐怕還會加以妨害。同樣，如果他們要設法壟斷全部輸出業，結果也許更會如此。”[18]　　

亞當·斯密的上述看法遭到美國學派的堅決反對。美國學派“生產率立國”的戰略清楚地表明，國際競爭力是由勞動和資本的生產率所塑造的，生產率差距的日益擴大是導致富國愈富、窮國愈窮的基本原因。美國學派認為，工業是最有利於創新的部門，它的存在不僅為農業提供了高生產率的機器設備和土壤肥力（如化肥等），而且也為商業交往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基礎。我們知道，美國農業的機械化是現代農業的開端。事實證明，如果沒有美國工業的高度發展，這是不可想像的；同樣，如果沒有工業的高度發展，在農業中應用生物化學技術和用以提高土壤生產率的資本投資也是不能得到保證的，正是這種高生產率的農業奠定了美國今天“糧食帝國主義”的基礎。　　

但是，在美國早期的關稅爭論中，自由貿易主義者一直鼓吹，美國廣袤的西部土地和自然資源使美國人具有比歐洲相對較高的工資水平，這不僅使美國在工資成本上不具備建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而且美國通過出口農產品和資源與歐洲交換工業制成品所從事的國際分工，也將使工業化無利可圖。然而，美國學派卻認為，由於工業是工農業生產率提高的基礎，如果沒有工業，就沒有高水平的生產率，美國也就無法維系這種高工資水平，更不用說其增長了。而且，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還指出，“……不僅國家的財富，而且國家的獨立和安全看來都與制造業的發達有著實質性關系。”[19]因此，美國學派認為，美國無論如何也必須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但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美國人的高工資將使美國的幼稚工業在外國發達制造業的競爭下無法生存，所以，為了推進使美國勞動力更具生產率的資本投資，使工業投資能夠收回昂貴的創業成本，美國就必須實施保護性關稅。　　

饒有興味的是，這種保護性關稅的迫切性來自美國出口型農業的危機，後者恰恰是亞當·斯密主張的，美國把所有的資本都投入農業部門出口的產物。這種危機源自單一農產品出口所產生的土壤肥力的枯竭，及其導致的農業的自我毀滅和生態環境的破壞。19世紀上半葉，由於移民增加，美國單一出口型農業大範圍擴張，同時由於美國西部存在廣袤的土地，美國形成了“耕完即走”的“竭澤而漁”式的農業耕作模式。19世紀30年代末，著名科學家和保護主義者約翰·W. 德雷珀就為當時遍布美國的耗盡土壤肥力的種植方式而震驚。[20]這種“竭澤而漁”的農業耕作方式導致了土壤中農作物生產要素如碳酸鉀（鉀肥）、 碳酸鈉、石灰、碳酸鎂、氯、磷、硫酸和氨等化學元素的大量流失。　　

19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專利局農業處在丹尼爾·李的領導下，利用已有統計資料說明了土壤肥力的衰竭。李在1849年的專利局農業報告中估計，美國竭澤而漁式的耕作方式導致每年的農業損失達到平均每英畝收入的10%；在1852年的報告中，他估計每年的資本損失大約占農作物銷售值的17.5%—20%，而這些恢復土壤肥力的成本在出口價格中並沒有反映出來。丹尼爾·李警告說，如果土壤的破壞繼續下去，美國最終將不能保持它的農業剩余。英國一個著名農業雜志的兩位作者也警告說，如果在耕作模式上沒有替代性的途徑，那麼，在經過若干年後，美國將需要大量進口小麥，而不是像現在那樣還能夠向歐洲出口小麥。那麼，新的農業耕作模式將怎樣產生呢？丹尼爾·李和帕申·史密斯指出，使土壤肥力耗竭的耕作模式是美國工業品大量的、持續的進口增長所導致的，而要從源頭上改變這種狀況，實施推進工業發展的關稅保護政策，進而通過對土壤的資本投資提高土地的生產率，這才是美國唯一的選擇。[21]　　

此外，針對亞當·斯密所說的英國商人操縱美國輸出業和航海業問題，美國國會於1817年強行要求美國船只壟斷沿海航運業，這種限制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22]美國學派成員不僅支持這種做法，而且還進一步揭露了發達國家對輸出業或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產業鏈的操縱問題。例如，一個自由貿易主義者或許會說，美國應該從海外購買紡織原料，而將本國制造業的重點放在最後的來料加工階段上，美國保護主義出版商大衛·賴斯對此回答說，這需要有一個國際的運輸和分銷組織作為中介，這是國際卡特爾存在的前提，而美國市場上的商品銷售價格將因此受到國際卡特爾的控制。[23]亨利·凱裡也指出，在技術存在差距的國家之間不可能不產生這種操縱與屈服性的外國卡特爾聯盟，在此聯盟之下，美國通過國際貿易來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24]美國學派認為，只有實行與英國的有效隔離，美國才能實現國民經濟獨立自主的快速發展，這種自給自足的孤立主義思想支配了美國輝格黨、特別是共和黨在1865—1894年美國經濟崛起時期高關稅保護政策的制定。　　

　 　

四、國內市場　　

　 　

顯而易見，如果美國高築關稅壁壘，其產品出口必遭到其他國家的抵制，美國將不得不把絕大部分注意力轉向發展國內經濟，因此，“國內市場”很自然地就成為美國保護主義工業化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1820年，馬修·凱裡在《新橄欖枝》一書中，強調農場主和工業家之間的互相依賴，試圖調和他們之間的利益矛盾，提出了保護性關稅的“國內市場（內需）”說，這一觀點很快在國會得到議員喬治·梯比斯和安德魯·斯圖爾特的大力宣傳。美國學派的許多成員也都強調，國內市場要比國際市場遠為重要。例如，早年曾擔任亞當斯總統私人助理的亞歷山大·埃弗雷特指出，國內貿易對國內工業、資本的帶動在數量上將是國外貿易的兩倍；第一代美國學派經濟思想的整理者弗裡德裡希•李斯特也指出，“一國的國外市場盡管極為繁榮，但是它的國內市場對它的重要性卻十倍於國外市場；……向海外追求財富固然重要，還有比這個更重要十倍的是對國內市場的培育與保衛。”[25]但對於後發工業化的美國來說，怎樣才能培育國內市場呢？　　

首先，國內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將為美國農場和種植園提供一個欣欣向榮的農產品國內市場。亨利·克萊提出，“美國制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發展現代工業為美國農業的發展提供豐富的國內市場，國外對美國農產品需求的大幅度萎縮，使“農業收入的惡化只有靠培育國內工業才可以抵消，把現有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和引導新移民）到城市工業，為農產品創造國內市場。”[26]又如，美國專利局在1836—1844年期間負責准備農業報告的第一任官員亨利·L. 埃爾斯沃斯，闡述了輝格黨已經確立的、為開拓農產品的銷路而擴大國內城市市場的觀點。他指出，日益增加的移民和人口的自然增長將增加農業勞動力的供給，這種勞動力的生產率又將因勞動節約型機械和化肥使用數量的增加而提高，國內農業產出的迅速增加在相當大程度上要超過國外市場需求的增長，其結果必然是農產品價格下跌，解決的辦法只能是通過工業化為農產品的出售培育由城市工業勞動力需求構成的國內市場。[27]　　

其次，美國農業和農村要為國內工業的發展提供市場。由於美國工業無法與英國等發達國家競爭，所以“美國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較老的國家供給一個大市場，而必須在國內創造市場，同外國的產品進行競爭”。[28]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美國人民忍受質次價高的工業品也在所不惜，否則美國的工業化就無法展開。美國的一位經濟史學家寫道：“我們商業政策的基調從一開始就是為國內制造商保留國內市場，而排斥外國競爭的”。[29]亨利·凱裡指出，如果美國不進口外國的工業制成品，農業依靠國內市場，那麼，在這些部門之間將取得平衡的增長。但如果允許自由貿易，制造業就不能發展，而農業也就無法在需求充足的條件下以可接受的價格出清其市場。[30]因此，按照美國學派的看法，發展城市制造業可為美國日益過剩的農產品提供市場，而農村在高工業關稅下只能購買美國工業品，這樣，美國的工業和農業之間就可以互為市場，進而促進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較全面和相對平衡的發展。　　

再次是城鄉平衡發展和中西部農業地區工業化的政策主張。在19世紀40年代結束之前, 美國專利局農業處的報告就告訴美國農民，按照流行的農業化學理論，只有在農業區附近建立相鄰的工業城鎮，才能實惠地提供恢復土壤肥力所需的廄肥、人類排泄物或其他基本的肥料要素。亨利·凱裡提出“從土地取走的東西要循環回土地”的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學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帕申·史密斯則提出了“使消費者居住在生產者旁邊”的政策主張。他們指出，如果不在農業地區推進工業繁榮並建立起城鄉平衡，美國中西部的農用地必定最終要耗盡其肥力。“由於極力主張國家土壤資源保持的優先重要性（與西奧多·羅斯福把水土保持問題再次作為共和黨主要政綱之一相比，這在時間上早了多半個世紀），為了建立城鄉平衡，輝格黨提倡美國廣大的農業物資供應地區實現工業化”，[31]這對南北戰爭後美國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和西部地區的城市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最後是內部改善。內部改善是亨利·克萊1824年提出的“美國制度”的三大要素之一，目的在於使用關稅收入（以及南北戰爭後出售西部土地的收入），為政府建設公路、運河、鐵路、郵局和公共教育等基礎設施提供資金。這種通過政府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在降低流通成本、推動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增進生產率、實現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世紀初的美國，國內市場十分狹小，主要限於大西洋沿岸以出口英國等海外市場為主的一些城市的經濟增長，廣大內陸地區交通極為不便，嚴重地阻礙了國內市場的開發。從1808年到19世紀末的將近一個世紀，美國先後掀起了修建驛道、開鑿運河和鋪設鐵路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高潮，經典的如伊利運河和太平洋鐵路的開通。對19世紀的美國來說，國內陸路、運河、鐵路等的“交通革命”不僅是市場的“連接要素”，而且也清楚地說明了其經濟發展的進程。[32]由“交通革命”所導致的國內市場擴張看來不亞於技術創新對美國工業化的影響，前者對美國資本密集型和規模依賴型的工業興起並在19世紀末取得全球競爭優勢，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五、利益和諧　　

　 　

基於“生產率立國”、保護性關稅和國內市場的政綱，美國學派對美國將發展成為一種沒有工人階級貧困化的所謂“新文明”充滿著希望。為了在選舉中爭取工人和廣大農村地區的支持，輝格黨和共和黨的政治家宣傳說，工業化不能以剝削勞動力為基礎，而是要以能量驅動的技術開發大自然，在保護性關稅之下，美國就能在勞動和資本之間、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之間建立起利益和諧的關系，從而避免英國和歐洲大陸以降低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生活標准為代價的工業化道路。　　

為了強調保護性關稅是保護美國勞工及其工資率的必要條件，而非僅僅出於保護資本家及其利潤率的要求，美國學派提出並發展了高工資經濟的學說。他們宣稱，大力推進提高生產率的工業資本投資，生產率的收益將超過工資的收益，單位勞動時間的高產出可使美國高工資勞動力在勞動成本上低於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產品價格也比低工資國家更低；而工資水平的提高又刺激用資本替代勞動，從而進一步提高生產率。結果，利潤和工資可以共同提高，勞動和資本之間將建立起和諧關系，因此，保護性關稅也是工人階級的利益所在。這一著眼於工資率的生產率理論曾經為美國共和黨贏得勞工對工業保護的贊成票，提供了強有力的論證。　　

貫穿於美國學派“國內市場”政綱的另一條主線是所謂保護農民的利益。美國學派論證說，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將吸收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市場，從而維持農產品的高價格和農民的高收入。因此，輝格黨和1854年之後的共和黨的保護主義者們熱切地向農民宣傳，一個能使其農產品得到穩定銷售的繁榮昌盛的國內市場是美國農民利益之所在，而這種城市市場的增長需要工業關稅保護。為了向美國農民證明這些思想的合理性，工業保護主義者們從1849年開始掀起了一場呼吁設立美國農業部的運動。具有諷刺性的是，1862年美國農業部的設立以及旨在培養農業科技人才的農學院的建立，都不是由維護農業出口利益的自由貿易主義者和農業地區為了自身利益而推動的；相反，它是工業保護主義者努力的結果。[33]　　

美國學派當時為了獲得對貿易保護政策的支持而訴諸於勞工和農業利益是有其客觀基礎的。馬克思指出，“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為了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34]“是它積聚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35]“保護關稅制度把一個國家的資本武裝起來和別國的資本作鬥爭，加強一個國家的資本反對外國資本的力量”[36]。恩格斯的分析更為具體：“如果美國要成為一個工業國，如果它有希望不僅趕上而且超過自己的競爭者，那麼在它面前就敞開著兩條道路：或者是實行自由貿易，進行比如說50年的費用極大的競爭鬥爭來反對領先於美國工業約100年的英國工業；或者是用保護關稅，比如說25年中堵住英國工業品的來路，幾乎有絕對把握地相信，25年後就能夠在自由的世界市場上占有一個地位。這兩條道路中哪一條最經濟、最短捷呢？”[37]正確的答案自然是：“有一個國家，在那裡實行一個短時期的保護關稅政策不僅是正當的，而且是絕對必要的，這就是美國。”[38]馬克思在1879年還指出：“美國經濟進步的速度現在已經大大地超過了英國，雖然美國在積累財富的數量方面還落後於英國；同時群眾是比較活躍的，並掌握著比較強大的政治手段，可用來拒絕那種以犧牲他們的利益為代價的進步形式。”[39]我們不難以理解，在1865—1894年美國共和黨崛起並長期執政時期，[40]關稅保護為什麼能在為它打造贏得工人和農民廣泛支持的政治聯盟中發揮關鍵作用。[41]但是在這一時期的後期，隨著工業生產的集中，在股份公司的基礎上，壟斷組織從初級形式的普爾到高級形式的托拉斯在美國迅速發展，大資本家利益集團在通過政府對國際經濟進行干預，把外國商品和外國直接投資拒之於門外的同時，卻拒絕政府為實現國內公共目標而進行干預，並利用其強勢力量“俘獲”立法和規制的國家政治決策，導致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變本加厲地遭受嚴重侵犯。因此，狂飆突進的工業化30年（1865-1894）也被稱為“鍍金時代”，美國經濟雖然崛起了，但工人罷工、失業、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和政府腐敗等諸多問題，卻使美國社會面臨嚴峻的考驗，“利益和諧論”很容易就被束之高閣了。　　

為什麼美國學派把貿易保護看作是勞動和資本、工業與農業之間利益和諧的關鍵呢？亨利·凱裡是這種利益和諧論的著名理論家，基於作為其價值論的資本再生產費用論，他提出，由於技術進步，資本的再生產費用將減少，資本的價值也將降低，而勞動的價值則將逐漸提高。他認為，這是支配勞動產品分配的偉大規律，是社會各階級利益達到充分和諧的基礎；但是，工業不發達國家內部的這種和諧的經濟合作，遭到英國工業壟斷以自由貿易之名進行擴張的威脅。而馬克思的相關評論則深刻得多，至今發人深思。他指出：“在美國，資本的積累和對群眾的逐步剝奪不僅是空前迅速的工業發展、農業進步等等的先決條件，而且也是它們的天然產物。”[42]但由於美國的資產階級社會不是在封建制度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國家從一開始就從屬於這個社會的生產，這個社會“把舊大陸的生產力和新大陸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結合起來，以空前的規模和空前自由地發展著，在制服自然力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一切成就”，因此，“在那裡，資產階級社會本身的對立僅僅表現為隱約不明的因素。”[43]“凱裡把這一巨大的新大陸賴以如此迅速地、如此驚人地和如此順利地發展的生產關系看作是社會生產和交往的永恆的正常關系”，“在古典經濟學家樸素地描繪生產關系的對抗的地方，證明生產關系是和諧的。”[44]“根據凱裡的意見，經濟關系的和諧是建立在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和諧合作上的。英國在它國內瓦解了這種基本和諧以後，它通過競爭在世界市場上到處都破壞了這種基本和諧，所以它是普遍和諧的破壞因素。能夠防御這一點的，只有保護關稅（國家用強力來抵制英國大工業的破壞力量）。於是，國家成了‘經濟和諧’的最後避難所”。但是，“凱裡不懂得，這種世界市場的不和諧只是那種作為抽像關系在經濟範疇中被確定下來，或者在最小的規模上取得某種局部存在的不和諧的最後的、恰如其分的表現。”[45]這就是說，勞資矛盾等其他重要矛盾的不和諧內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抗性中，並通過世界市場獲得了最充分的表現。　　

　 　

六、國民銀行　　

　 　

按照美國學派的看法，建立國民銀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穩定貨幣，適應擴大再生產的信貸要求，並從英國金融權力的支配下解放出來。需要說明的是，在美國經濟崛起期間，美國不存在由國家所有和經營的中央銀行，所謂的國民銀行實際上是一個私有但公管的銀行體系，中央銀行的職能只是偶爾由財政部代理，突出的事例就是內戰期間“綠背紙幣”的發行。由於受到英國金融制度的深遠影響，美國在19世紀幾乎沒有打算建立一種政府銀行體系，以便作為對私人銀行業部分職能的真正替代，曾經在法國、德國和日本的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由中央政府對銀行業信貸協調乃至集中管理的模式，從未在美國站穩腳跟。在《聯邦儲備銀行法令》於　1913年12月23日　通過之前，美國曾圍繞國民銀行制度的建立經歷了曲折的鬥爭，重大的歷史事件主要有：美利堅第一銀行和美利堅第二銀行的建立和終止、《國民銀行法》的頒布和內戰期間“綠背紙幣”的發行，我們下面依次對之進行討論。　　

國民銀行制度的設想和建立始於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他就任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不久，就對新生的美國所面臨的財政問題以及銀行業的經濟意義顯示出極強的洞察力。在1790年12月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中，他建議以英格蘭銀行為藍本，建立一個私有並隨時可由財政部檢查其業務的“國民銀行”，但與英格蘭銀行的股本向社會募集不同，聯邦政府擁有其1/5的股份。這個建議遭到托馬斯·傑斐遜的反對，但得到喬治·華盛頓的支持。1791年，美利堅第一銀行經國會特許成立。雖然它在穩定貨幣和代理國庫上成效顯著，但在1811年期滿時卻被傑斐遜所終止。然而，在隨後的五年裡，該銀行支持者的諸多擔憂變成了現實：州立銀行的數目幾乎增至三倍，但其發行的各種紙幣卻不斷貶值。這種慘痛教訓使過去曾反對美利堅第一銀行的人自願地在1816年給美利堅第二銀行頒發了特許營業執照，而在期滿時，其延期提案又被民主黨人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否決。　　

客觀上說，“第一、第二銀行對改善財政狀況，增強公共信用，阻止州銀行過度擴張，確保統一和價值穩定的貨幣和促進工商農業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其‘總體效果符合公共利益’”，[46]但為什麼卻遭到傑斐遜和傑克遜的否決呢？主要原因就是這種被政府授予特權的私有銀行，“具有巨大的經濟特權和主要為股東利益服務的不負責任的權力”，[47]因此，傑斐遜和傑克遜擔心私人銀行家通過發行紙幣吮吸實體經濟的財富，而贊同以金銀硬幣作為貨幣。但是，自1836年美利堅第二銀行被終結後，由於聯邦政府放棄了對全國銀行業務的督導，金額不一的鈔票出現了七千多種，劣幣和假幣充斥流通領域。如此混亂的貨幣銀行制度顯然不能應付北方的戰爭需要，於是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共和黨執政的林肯政府在1863年頒布《國民銀行法令》（1864年修訂），清除了州立銀行各種紊亂的紙幣，終於建立起將發行紙幣和擴張信貸的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而不是分散於州政府的國民銀行制度。　　

對國民銀行制度的發展來說，比《國民銀行法令》更具意義的是南北戰爭爆發後“綠背紙幣”的發行。當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時，新上任的林肯總統發現國庫是空的，如果不能為戰爭和戰時生產籌到資金，聯邦政府必敗無疑。英國政府在戰爭中暗中支持南方，曾組織國際銀行團聯合抵制對聯邦政府的貸款；英國貴族也企圖通過他們在紐約和倫敦的銀行業代理人，利用聯邦政府戰爭初期的失利，提出苛刻條件，迫使林肯政府把經濟主權完全交給以倫敦為背景的私人金融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國家主權，林肯毫不猶疑地與英國控制的金本位決裂，推動國會在1862年2月通過《法定貨幣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在沒有任何儲備或硬通貨做基礎的條件下，發行被稱作“綠背紙幣”的政府紙幣。這種制度創新極其成功地使政府成為信貸的主要創造者，是運用主權信貸擊退外國金融勢力和國內私人金融利益集團對國民經濟支配的典型案例，對於我們今天應對美元霸權仍富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南北戰爭於1865年結束時，林肯的亨利·凱裡密集地發表了一系列致眾議院議長的信，並出版題為《不戰而屈英人之兵》[48]的論文集，大力呼吁戰後繼續執行主權信貸的“綠背”政策，為美國獨立於外國資本（主要是英國控制的黃金）發展自主經濟進行了艱巨的鬥爭。“綠背黨”和“平民黨”也敦促財政部提供銀行業功能，代表公共領域維護他們的利益，以阻止金融食利者階層對其經濟剩余的吮吸。但由於金融利益集團等力量的破壞，“綠背”政策受到很大干擾，1879年硬幣流通的恢復所導致的通貨緊縮加重了債務負擔，成為這一時期貧富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國民銀行體系未能滿足公眾特別是西部和南部所需通貨的要求。但受惠於1861—1865年“林肯革命”其他重大措施的深遠影響和高關稅保護政策，內戰結束後並非有利的金融環境未能阻止美國通過狂飆突進的30年工業化而崛起。[49]而在美國學派影響所至的工業化更晚的國家，特別是在德國和日本，金融問題都比美國解決得好，政府在為生產性活動提供信貸、特別是為工業化提供廉價融資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七、美國學派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雖然人們並不了解美國學派在美國經濟崛起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但一般都知道李斯特的貿易保護學說對德國崛起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然而，李斯特經濟學受惠於美國學派的事實卻並不為更多的人所了解。例如，很多人把李斯特看作是“幼稚工業論”之父，實際上，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才是系統提出“幼稚工業論”的第一人。當漢密爾頓在1791年提出工業保護主義學說時，由於當時美國外向型經濟的繁榮，美國實際上也沒有什麼真正的工業需要保護，因此，漢密爾頓的學說在20多年的時間裡被人們淡忘。正是馬修·凱裡把漢密爾頓的思想重新引薦給了美國新一代民族主義政治家，而李斯特則是在拉斐特將軍的引薦下，與當時的這些著名政治家同時也是美國學派重要支持者的亨利·克萊（他本人還是美國學派代表人物）、韋伯斯特（美國第14任和第19任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美國第6任總統）、威廉·亨利·哈裡森（美國第9任總統）和馬修·凱裡本人等結為好友。[50]由此可見，李斯特的思想是在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本營中孕育成熟的，他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實際上是第一代美國學派的代表作。　　

就美國學派對德國崛起的影響來說，李斯特立下汗馬功勞的德意志關稅同盟為奧托·馮·俾斯麥在1871年統一德國開辟了道路，但俾斯麥並沒有超出政治統一而施行馬修·凱裡—李斯特的經濟民族主義綱領，1875年歐、日、美的平均關稅稅率中，德國屬於最低的國家之列。[51]但在19世紀70年代末，作為對1873年爆發的史無前例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及其隨後持續5年以上的長期蕭條反應的產物，德國經濟發展戰略發生了令人吃驚的反轉，德國首相俾斯麥在1879年大幅度提高關稅。“德國是對其關稅政策進行實質性變革的第一個重要的歐洲國家。它在1879年7月實行了新的關稅稅則。這是一個重大事件，正如1860年的英法條約是歐洲自由貿易時期的開端一樣，德國這項新的關稅稅則標志著這一時期的終結，並標志著歐洲大陸開始逐步向貿易保護主義復歸。這是俾斯麥的‘強權政治’帶來的結果，因為1879年的選舉造成德國國會中出現了貿易保護主義者占多數的局面。”[52]　　

為什麼在各國當時普遍遭受重大經濟危機的相同歷史環境中，德國率先發生了這種對自由貿易的歷史性的逆轉呢？有學者認為，這是俾斯麥首相受到李斯特重要影響的結果。[53]但安東·蔡特金卻指出，德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主要是通過亨利·凱裡及其在德國的追隨者實現的。從美國南北戰爭開始一直到亨利·凱裡於1879年逝世，他的著作都被翻譯成德文，在德國活躍的政治經濟精英圈子中傳播。美國駐柏林大使在1873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把凱裡的一本著作遞交給了俾斯麥，並向首相解釋了凱裡在美國的“高級地位”。[54]1875年末，俾斯麥會見了威廉·馮·卡多夫[55]，後者於1875年出版了著作《反潮流：從凱裡的立場出發對德意志帝國貿易政策的批評》。卡多夫指出，在我看來，我極力推薦的凱裡的學說涉及到關系德意志帝國生死存亡的問題。[56]卡多夫1876年與凱裡在德國的門徒的一系列通信，記述了他們如何熱切地推動德國政策的變革，正是他們促成了國會中貿易保護主義者占多數的局面。[57]　　

美國學派還對日本等其他國家的工業化戰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第二代美國學派的綜合者帕申·史密斯是威廉·H.蘇厄德的追隨者，而後者則是亞伯拉罕·林肯和安德魯•約翰遜兩屆政府的國務卿，蘇厄德在訪問日本的時候，日本天皇請求美國給他派駐顧問。漢密爾頓·菲什是蘇厄德國務卿職位的繼任者，他推薦帕申·史密斯擔任這一職位。史密斯在1871—1877年擔任日本天皇的顧問，當他離任返回美國時，“美國的保護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已經在（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員以及學者中成為了普遍共識。”[58]大久保利通是日本明治維新的著名領導人，他在訪問德國期間了解到經李斯特等傳到德國的美國學派，深受影響，自稱“東洋俾斯麥”，奮不顧身地投入扶植民族工業的事業，對近代日本的經濟發展居功甚偉。此外，在19世紀50—70年代，帕申·史密斯的《政治經濟學手冊》被翻譯成法文和意大利文；1878年又出版了德文版，據龐巴維克說，該書的發行量巨大。應該說，帕申·史密斯的著作對遭遇長期蕭條的這些國家在1879年後回歸保護主義，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據一些學者研究，李斯特對帝俄、匈牙利、羅馬尼亞、愛爾蘭、意大利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茲不贅述。　　

　 　

八、結語：美國學派對大國崛起的啟示　　

　 　

本文旨在於闡明美國學派為美國經濟崛起所提供的國民經濟學邏輯，這是一種有關落後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大國如何實行經濟趕超的經濟學說。對於比較優勢理論、自由貿易學說和外向型經濟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必由之路的流行思維，美國經濟在19世紀末的成功崛起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歷史表明：美國工業是在資本和勞動力成本都沒有比較優勢的條件下建立和迅速發展起來的；它也是在銅牆鐵壁般的高關稅保護之下崛起的。19世紀美國的關稅水平如下：1816年為35%，1820年為35%—5%，1828年為50%，1875年為40%—50%，1914年為44%；其中的1846—1857年是美國所謂的“自由貿易”時期，但平均關稅率仍高達25%。[59]實際上，貿易保護不僅沒有保護落後和破壞自由競爭，反而造成了過度競爭。[60]美國經濟的崛起是通過典型的內向型經濟發展而實現的。美國在其經濟崛起時期的外貿依存度一直不高，根據庫茲涅茨的計算，美國對外貿易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在1869—1872年為14.1%，1889—1893年下降到12.9%，以後一直維持在12%左右。[61]這與中國目前高達60%左右的外貿依存度形成了鮮明對比。既然美國學派指導了美國經濟的崛起，那麼，在美國保護主義抬頭和全球化有可能發生重大變化的今天，美國學派的經濟思想對我國啟動內需、重新審視外向型發展戰略的得失以及借鑒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啟示呢？[62]　　

第一，創造高端產業的絕對優勢是大國崛起的關鍵因素。美國學派認為，盡管美國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明顯的農業比較優勢，但如果未能抓住當時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處於高端的、生產率占優的工業部門（其地位相當於今天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高端制造業、高端農業、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那麼，美國將無法與西歐國家匹敵，在國際分工中只能停留於提供初級產品的地位，耗竭本國的土壤和礦藏，破壞本國的生態和環境。正是有了高關稅保護，美國才創造出原先並不存在的高端產業的絕對優勢，才能自主地開發和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在19世紀末建成世界領先的工農業強國。對於一個大國來說，如果不高度重視高端產業（也就是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的戰略優勢地位，而是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以壓低國內工人工資、耗盡本國自然資源和破壞環境為代價，換取國民生產總值和外貿的高增長，其歷史慣性能保證後發國家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的實現嗎？縱觀世界近現代史，迄今尚無成功的先例可供借鑒。中國正在構建創新型國家，美國學派“生產率立國”的理論和經驗值得我們深思。　　

第二，美國學派高度重視本國資本品工業的自主發展和國內市場（內需市場）的廣闊開拓，為大國的崛起提供了某種來自成功經驗的合理理論。在美國學派看來，資本積累是開發大自然的技術能力和手段，生產率的進步主要通過機器設備的“創造性毀滅”過程來實現。盧森博格對19世紀美國經濟增長的研究證明：資本品工業是創新和報酬遞增的主要來源。[63]因此，經濟的資本化是“生產率立國”的關鍵。美國經濟學家阿林·楊格指出，“報酬遞增的主要表現就是生產的資本化或迂回生產的經濟……”，[64]而迂回生產的經濟比其他形式的勞動分工更是取決於市場規模。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如果眼光只盯住以廉價產品占領國外市場，而大量的資本品卻依賴進口，難道這不是舍本求末嗎？技術創新和報酬遞增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成了無源之水嗎？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過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從人口上來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內需市場。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如何開拓、利用和保護這樣一個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 　　

第三，美國學派關於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平衡發展的思想，對我國當前啟動內需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對於大國來說，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可以為這些部門提供互有保障的穩定市場，減緩以致避免世界經濟周期波動特別是經濟危機對本國經濟衝擊的破壞性影響。美國學派正是看到了國外市場的不穩定，經常導致農產品出口出現生產過剩和收益下降等受制於人的狀況，因而提出發展國內工業，以便為那些原先用於出口的農產品開辟國內市場的銷路。目前，世界經濟復蘇遲緩加劇了我國極其突出的產能過剩的矛盾，這種深刻的教訓使我們對美國學派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一方面，我國廉價制成品出口的海外市場萎縮，需要擴大內需，由國內高端產業和農村市場的發展為之提供銷路；另一方面，我國高端產業在海外缺乏競爭力，其規模經濟的形成和擴大也不得不依賴國內一般制造業和農業的發展，才能拓展對高端產業產品的主市場需求。因此，一旦充分開發和利用我國龐大的內需市場，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實現國民經濟獨立自主和快速發展的目標。　　

第四，美國學派高工資經濟學說的啟示。在典型的工業化國家中，工資形式的勞動要素報酬的支付約占到國民生產總值（或曰國民財富）的70%，這對於通過壓低工資水平獲取競爭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意味著什麼？美國學派的高工資經濟學說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發。筆者認為，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為了擴大勞動就業和增加出口，通過壓低工人工資來吸引外資的“低工資戰略”與強國富民的奮鬥目標是背道而馳的。作為一種長期戰略，“高生產率、（以自主品牌為基礎的）高附加值和高工資戰略”應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模式的一種戰略性選擇。它類似於19世紀美國的所謂“高工資戰略”，這種戰略與“美國制造業體系”共同構成了美國崛起的基礎，其理由就在於，人力資本價值的持續上升是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經濟發展良性循環的關鍵性因素。目前，我們正在建設的和諧社會和創新型國家，將為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新格局奠定基礎，美國學派的“高工資戰略”在這方面有較大的參考價值，需要深入研究。　　

第五，吸取美國經濟自由放任和沒有處理好金融問題的教訓。正如福克納指出的，從南北戰爭結束到美國經濟崛起的完成，美國“出現了放任主義經濟哲學的高峰……與高額的保護關稅相映照的政府的內政政策，主要是放任政策。”[65]很明顯，自由放任應該對“鍍金時代”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負有直接責任，美國學派利益和諧的政綱成了空中樓閣。正因為如此，以西蒙·帕滕為代表的第三代美國學派強調對市場進行政府干預，進而對1900—1917年的美國進步主義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樣，由於利益集團的干擾，美國學派的國民銀行政綱也執行不力。例如，英格拉姆認為，美國1884年、1893年和 1907年的金融恐慌主要是由1879年硬幣流通的恢復所導致的，是英國主導的金本位制從外部強加給美國經濟的結果。[66]因此，對於我國建設和諧社會來說，如何應對自由市場和美元霸權的破壞性影響，美國的歷史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教訓。由於篇幅所限，如何從經濟史的角度出發，對這個問題以及美國經濟崛起的其他歷史經驗教訓進行較為系統的探討，尚有待進一步的闡發。　　

　 　

[責任編輯：許建康]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美國學派與美國內需主導型的工業化道路：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借鑒研究，10BJL009）和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新經濟思想史研究”（10XNJ015）項目成果。　　

[1] 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賈根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序言”，第2頁。

[2] 1894年美國制造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一，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化大國，這標志著美國經濟崛起的完成，見黃安年：《美國的崛起與發展》，《社會科學論壇》（學術評論卷）2008年第19期。

[3] 托馬斯·K. 麥格勞編:《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趙文書、肖鎖章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5頁。

[4]托馬斯·K. 麥格勞編:《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第348頁。

[5]張夏准：《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肖煉、倪延碩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6]埃裡克·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下卷），賈根良、王中華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7]賈根良、黃陽華：《評發展中國家貿易保護還是自由貿易的新爭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8年第5期。　　

[8]梅俊傑：《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9]黃樹東：《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10]賈根良、束克東:《19世紀的美國學派：經濟思想史所遺忘的學派》，《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8年第5期。　　

[11]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一版引言”，第24頁。

[12]馬克思：《巴師夏和凱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頁。馬克思在文中還提到，“凱裡（完全撇開他的研究的科學價值不談）至少有這樣的功勞，即他以抽像的形式表述了龐大的美國關系”。“凱裡在經濟科學方面，如關於信貸、地租等方面，是富於可以說是真誠的研究的。”（同上書，第8、9頁）　　

[13] Calvin Colton,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Clay，New York: A.S Barnes & C., 1846, vol. 2, p. 　159 f　. 　　

[14] E. Peshine Smith, “The Law of Progress in the Relations of Capital and Labor ,” Hunt’s Merchants’ Magazine, vol. 26, January 1852, p. 42. 轉引自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149頁。

[15]參見Erik S. Reinet,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p. 103.

[16] 西奧多·W. 舒爾茨：《論農業中的經濟學與政治學的衝突》，傑拉爾德·M. 邁耶主編：《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理論》，譚崇台等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頁。

[17]亞歷克西·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1836年，轉引自埃裡克·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下），第153頁。

[18]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336—337頁。

[19]轉引自W. W. 羅斯托：《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現代經濟的起源》，黃其祥、紀堅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56頁。

[20]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236頁。

[21]見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附錄一：“美國農業部的政治起源：土壤化學與貿易理論（1840-1862）”。　　

[22]張夏准：《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秘史》，嚴榮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2頁。

[23]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194頁。

[24] Paul K. Conkin, Prosperity: 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88.
[25]弗裡德裡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62頁。　　

[26]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125頁。

[27]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296頁。

[28]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下），王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45頁。　　

[29] 轉引自左大培：《繞過比較優勢“陷阱”、以技術立國》，《綠葉》2009年第8期。　　

[30] Rodney J. Morrison, Henry C. Care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mer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6, p. 64.

[31]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299頁。

[32] Peter D’A. Jon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783，London: Rutledge & Kegan Paul, 1956, p. 48.

[33]參見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附錄一：美國農業部的政治起源：土壤化學與貿易理論（1840-1862）。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85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95頁。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84頁。

[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18—419頁。

[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8頁。

[3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7頁。

[40]該黨獲得美國大企業家的鼎力支持，1865—1912年的12屆美國總統任期中，共和黨總統占了9屆，說明美國當時的工業資本家和工人階級在國家利益上具有某種一致性。

[41]本塞爾指出，“關稅保護是引領19世紀晚期美國工業化進程的共和黨政治聯盟的政策焦點”，見理查德·富蘭克林·本塞爾：《美國工業化的政治經濟學：1877-1900年》，吳亮等譯，長春：長春出版社，2008年，第402頁。

[4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37頁。

[4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頁。

[4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頁。

[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6、7頁。

[46] 陳明：《美國早期銀行紛爭及其深遠影響》，《世界歷史》2002年第4期。

[47] 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上），王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208頁。

[48] Henry C. Carey, The Way to Outdo 　England　 without Fighting Her, 　　Philadelphia　　: H. C. Baird, 1865.　　

[49] Robert Ingraham, Henry Carey’s War For the “General Welfare”: 1865-1879, 1999, pp. 4-5. http://wlym.com/~oakland/brutish/HenryCarey.pdf, 　2010-1-5　.　　

[50] 參見弗裡德裡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楊春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譯者前言”。

[51] 張夏准：《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第23頁。

[52] 保羅·貝羅奇：《經濟學與世界史——迷思和悖論》，許寶強、渠敬東選編：《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11頁。

[53] 梅俊傑：《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第374頁。

[54]Anton Chaitkin, How Carey and Bismarck Transformed Germany, April 28, 2006，http://www.larouchepub.com/eiw/public/2006/2006_10-19/2006_10-19/2006-17/pdf/66-67_617_histcarey.pdf.　　

[55] 德國工業化時期的著名實業家、自由保守黨的創始人，他與德意志軍隊總參謀長和作為德意志第二帝國“三駕馬車”（ 奧托·馮·俾斯麥、馮·隆和赫爾穆特·馮·毛奇）之一的毛奇是鄰居和好友。1876年，他創立了德國工業家中央協會，該協會主張保護性關稅，對俾斯麥時期提高保護性關稅、保護本國工業的政策產生了很大影響。　　

[56] Helga Zepp-LaRouche, The American Roots of Germany’s Industrial Revolution, September 2008, http://www.schillerinstitute.org/lar_related/2008/hzl_bismarck.html.　　

[57] Anton Chaitkin, How Carey and Bismarck Transformed Germany, April 28, 2006, http://www.larouchepub.com/eiw/public/2006.　　

[58]轉引自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第157頁。　　

[59] 參見張夏准：《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第23頁。

[60] 參見邁克爾•佩雷曼：《經濟學的終結》，石磊，吳小英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64—65、71—72頁。

[61] 轉引自韓毅、張兵：《美國趕超經濟史》，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01頁。

[62] 19世紀美國出口型農業的生態危機催生了美國學派有關生態經濟學和循環經濟的先驅思想，關於美國學派的生態經濟學先驅思想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方面的啟示，筆者將有專文進行探討。　　

[63]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issue 4, Dec. 1963.　　

[64] 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賈根良：《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24頁。

[65] 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下），第45、74頁。　　

[66] Robert Ingraham, Henry Carey’s War For the “General Welfare”: 1865-1879, p.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