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

讀《新中國前三十年留下的遺產是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有感
作者：春華秋實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4-4

讀《新中國前三十年留下的遺產是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有感

春華秋實　　


“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的GDP增幅為8%， “中國經濟奇蹟”的大戲將繼續上演。為什麼能創造“中國經濟奇蹟”？北大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署文《新中國前三十年留下的遺產是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指出其部分答案，可能還要到前三十年留下的遺產裡去找。其中最重要的遺產之一是人力資本基礎。本人年少時經歷過那個時代，所見所聞也證實文中論述。　　

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的主體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外資來說，一個好的投資環境，既要有低成本的土地、自然資源，工業基礎，還需要有年輕的、健康的、高素質、低成本的優秀勞動力。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這些條件，在發展中國家具有相當優勢。於是，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資本擴張找到了這片神奇的土地。中國逐步變成了世界工廠，億萬農民離開田野，加入工業與服務業，中國工人階級以較低的勞動報酬勤奮工作，為全世界消費者生產了價廉物美的商品，國際資本賺的盆滿缽滿。　　

經過前三十年的建設，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卓有成效，城市鄉村工廠林立。建立的大、中、小型國營、地方國營企業，社辦、隊辦、場辦、校辦、街道辦企業承載就業、創造財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國是那時的生動寫照。公立醫院、私立診所，機關、企、事業單位、軍隊、院校、公社、大隊醫院、衛生院、門診部遍布城鄉各地，為民眾防病治病。國民教育體系的大、中、小學（其中部分民辦）、中專、技校及在職教育的企業辦各類學校，為國家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勞動者。電影院、戲院、美術館、圖書館、文化宮傳播文化，陶冶國民情操。省、市、區、單位、院校的田徑場、游泳池（館）、球類場館等各類體育場館舉辦競賽，強健國民體魄。這些物質和精神財富是實實在在的，為改開以後的“經濟奇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本人1976年初去蘇北的方強農場工作（知青）。當農場優良品種試驗站得到一筆2萬元的科研經費，要採購電冰箱、扭力天平等儀器時，正逢“限制集團購買力”，在商店購買有限額，於是派我這個大城市來的小知青去找找門路。我來到蘇南地區，蘇州市的機關幹部介紹我去郊區社辦企業看看。我在那裡初次見到了鄉鎮企業的前身——人民公社社辦企業，他們居然生產電冰箱，也能採購。蘇州郊縣的社辦企業眾多，所以後來蘇州成為工業重鎮也是有原因的。我所在的農場也有工業，如機械廠、味精廠、棉花加工廠等。我在軋棉廠看到的脫籽機，上面均雕刻著“國營方強農場製造”的大字，那時連一個普通農場都能製造工業機械，可見我國的人力資本還是不錯的。棉花經液壓機打包後，運往位於淮安市的江蘇省農墾局紡織廠，紡紗織布。那裡是農墾工業園區，我參觀了其中的紡織廠和化學纖維廠。工廠大多沿河岸而建，方便裝卸貨物，挺合理的。我曾短暫養蜂，隨養蜂隊轉場到水鄉興化縣，採集油菜花蜜。工作之餘參觀了當地公社的巢絲廠，蠶繭經女工們靈巧的雙手變成捲卷蠶絲。我去的那天正逢工廠停工半天，見到廠方用機帆船送女工們去興化縣城看戲，廠長還在岸邊揮手要大家注意安全。這個景像說明那時的工人（必須）得到善待。　　

1977年國家製定了全面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雄心勃勃的十年規劃（後來遭遇“小崗村”，包產到戶，分田到戶，規劃則無法落實）。我小時候的1967年就在老家見過生產隊新買的常州製造的195型手扶拖拉機，這種拖拉機在農村及中小城市非常普及。 195柴油機是真正具有知識產權的發動機之一，廣泛作為小型機械的動力。那時的國營農場普遍使用拖拉機、播種機、聯合收割機等農業機械，我所在的方強農場就是使用聯合收割機收割小麥，基本上不用鐮刀，因為田地都是平整的矩形，地塊都有幾個足球場大，非常適合機械作業。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大型農場還使用飛機播種、除草除蟲。當時農機領域人才濟濟，基礎雄厚，中國的製造業為農業現代化作好了準備。國家也進口了成套美式農機，作為試驗，在黑龍江友誼農場裝備了一個全機械化農場，只用十五個職工。八十年代後期農場也被迫搞包產到戶，大農場變成了無數個家庭小農場，土地、生產資料被個體承包，不適應機械化大生產了。八、九十年代糧食豐收，不是因為“一包就靈”，而是因為除了風調雨順的年景外，前三十年在農業科技上的大量投入，在農田水利的大量投入（農閒時節全國公社社員和農場職工都奮戰在農田水利工地上，哪像現在都跑到城裡打工。河海大學的前身叫“華東水利學院”），雜交水稻等良種培育到了收穫成果（獲取紅利）的時候了。　　

1976年前，各大專院校也有經濟組織，而且是產、學、研一體化的。例如南京大學有儀器廠、印刷廠、低溫材料廠、栗陽農場等校辦企業。 1980年，家用電器興起，南大儀器廠也行動起來，搞起了電風扇，生產了兩種型號的台式電扇，製造速度非常快，發給每一位教職工。　　

新中國前三十年建立了龐大的國防工業。改開後，所謂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路線，大量壓縮國防經費，下馬國防項目，讓軍工企業涉足民品生產。這些製造飛機、導彈、槍砲、雷達、通訊器材的軍工廠及科研院所只好紛紛幹起副業，造起了汽車摩托車、家用電器、小家電、手機數碼等消費品，用一部分製造武器的產能生產民品，的確豐富了市場，同時也荒廢了部分“武功”。例如日本松下公司賣過三條錄像機生產線，南京無線電廠（軍工代號“714廠”）安裝了一條，當年就造出了家用錄像機，不過不是“熊貓”牌的而是“松下”牌的。　　

新中國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極大地提升中國人的數量和質量，是新中國深刻的社會變革所帶來的奇蹟，是與當時社會公平的執政理念、政府主導的中國獨創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群眾路線的保障模式分不開的。　　

基礎教育體系覆蓋全社會。適合中國國情的免費教育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比擬的，新中國的男女平等，在發展中國家也獨樹一幟，這都使受教育人口大幅度增加。即使在文革初期，中小學照辦，1970年大學恢復招生。按照毛澤東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路線，除了公立院校外，各大中型企業都辦起職工大學或技工學校，提高職工的文化科技素質。江蘇省農墾局每個分局都有職工大學，為各農場培養技術人員，我就曾經在大有農場職工大學電子技術訓練班學習過。在教育費用上，除了中小學交一點錢外，大學免費，其它類學校也免費。那時家庭平均有三個孩子，大多數能上學。 1967年大城市有點亂，我被送到蘇北老家，在農村繼續讀小學，村子左鄰右舍的小孩都是隊辦學校的同學。新中國教育普及，提高了勞動者素質，使工人、大多數農民（後來的農民工）擁有基本讀、寫、算能力，能較好地參與經濟活動。　　

政府主導的基本醫療和低成本社會保障模式，降低了嬰兒死亡率，延長了人的壽命，做到了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城市是公費醫療，掛號5分錢，醫藥費全免，農村是合作醫療，有醫院，還有赤腳醫生走村串戶。我小時候在生產隊的打穀場玩耍時，就常看到赤腳醫生在給農民看病。我們農墾系統的每個農場都有醫院，醫生來自於醫學院，護士來自於衛生學校（即護士學校），病房寬敞明亮，重感冒就可以住院，還能接待周圍村莊送來的危重病人。生產大隊有衛生院，有次去看望一位朋友，是該院的醫生，恰遇一個農民被沼氣池的火災重度燒傷，衛生院一個電話，鹽城市的救護車便疾馳而來，救死扶傷。順便一說，那時軍民關係也比較密切，有一次看到村民家裡煮很多很多飯，一問，原來是要招待經過本村的解放軍，因為軍隊有時也會幫助地方。　　

“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新中國重視體育，舉國體制與全民健身並行。 “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前三十年學校體育尤為活躍，各級業餘體校為國家發現、儲備了大量體育人才。 1973年《參考消息》載文評論中國體操如是說：“女運動員們身體強健，肌肉發達”。那時雖然油水不多，但人們很健康，沒有現在的“富貴病”。各級各類學校每年舉辦運動會，上體育課，做課間操、眼保健操。部分企業也做工間操。國家前後製定過四套廣播體操，主要用於課間、工間，讓群眾鍛煉身體。每到夏天，大專院校和企業的游泳池對外開放，祖國的大江大河是城鄉居民游泳、避暑的好去處。每到冬季，大街小巷都能見到長跑鍛煉的市民。　　

改開年代，校長追求升學率，老闆追逐利潤，人們忙於應酬，健康已經顧不上了。教育一味地傳授知識，訓練考試技能，其他都式微了。當年強調的與工農相結合、面向基層、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的教育理念，出現一定程度的弱化。我們諾要為下一個三十年進行人力資本儲備，就應該繼承發展前三十年的有益經驗，真正實現“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發展道路。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儘管經歷了許多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但不是什麼“浩劫”，也不是什麼“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是建成了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否則怎能國門一開就財源滾滾呢？沒有前人栽樹哪來後人乘涼，也就不會有什麼中國經濟奇蹟了。　　

附：新中國前30年留下的遺產是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

李玲


新中國成立60週年，值得慶祝。對學者來說，更重要的是總結60年的經驗，揭示“中國奇蹟”的真正原因。不少學者爭論：改革開放之後有沒有一個“中國模式”？有人認為，後30年還是有一個“中國模式”的，比如，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戰略，比如“摸著石頭過河”、“漸進改革”等；也有人認為，中國沒有特殊模式，中國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華盛頓共識的“山寨版”。　　


無論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摸著石頭過河”，還是 “華盛頓共識”，都不只中國在做，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也對外開放，但都沒有像中國一樣，出現連續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實際上，真正有中國特色的偉大創舉同樣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30年的歷史當中。 “中國經濟奇蹟”的一部分答案，可能還要到前30年留下的遺產裡去找。　　
　　

在這些遺產當中，有一些是為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的科技體系、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統一的國內市場、安定的政治環境，靠抗美援朝和中美建交而贏得的國際地位，“兩彈一星”換來的國家安全等。除了這些眾所周知的遺產之外，還有一些重要的遺產，不容我們忽視。　　


其中重要的一個，是新中國前30年奠定的人力資本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採取勞動密集型戰略。實現這一戰略的基礎是中國擁有大量年輕的、健康的、高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這種優秀的勞動力，在發展中國家是罕見的。來源是1949～1978年，我國在人力資本建設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突出表現在健康、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改革開放時，我國的人力資本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遙遙領先，一些指標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其中，平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左右增加到了上世紀80年代早期的70歲，高於很多收入水準比中國高的國家，甚至接近某些發達國家。出生嬰兒死亡率從千分之二百五十減少到1981年的低於千分之五十。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人均壽命的增長速度、嬰兒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比印度和墨西哥兩國之和還要快(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發展指數，下同)。　　


再看教育，擁有基本讀、寫、算能力是勞動者參與現代社會生產過程的基本前提。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的文盲率達80%，而 1981年，農村青壯年文盲率減少到15%左右，同期，印度仍然維持在60%。因為新中國成立前的文盲率相對較高，如果僅比照青少年的識字率水平，中國在1980年就已經領先於包括巴西、墨西哥等較高收入國家在內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 1949年以前，中國的小學入學率在25%左右。而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學齡兒童入學率就基本穩定在 90%，接近工業化國家水平。其中小學生中45%為女生。在中學一級，毛入學率是46%(包括未到年齡和超齡的學生)，略高於世界平均水平，遠遠高於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　　


除了健康、教育，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那就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婦女解放、婦女廣泛參與社會生活，再加上醫療條件的改善，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生育率的降低又反過來促進健康和教育的發展。因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生育率的降低是一個內生的自然過程，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就降低到了2.0以下，並不是計劃生育之後才下降的。　　


新中國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極大地提升中國人的數量和質量，是新中國深刻的社會變革所帶來的奇蹟，是與當時社會公平的執政理念、政府主導的中國獨創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群眾路線的保障模式分不開的。　　
　　

第一，社會公平的執政理念。新中國的創立者清楚地認識到，公平的教育和健康權利，是社會公平的基石。人民當家作主，普及教育和醫療，使得所有人都有願望和能力去追求新的生活目標，煥發出人民群眾無盡的創造力。　　
　

第二，政府主導的中國獨創的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我國在發展中國家中，較早地建立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廣泛覆蓋的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體系。以衛生為例，城市以國有企業和社區為基礎的勞保醫療、農村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有效貫徹“預防為主”方針，極大地改善了醫療衛生條件。 1978年我國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初級衛生保健問題的唯一典範”。　　
　

第三，符合我國國情的低成本社會保障模式。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之所以能夠在經濟發展水平極低的情況下，在公共衛生和基礎教育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最基本的經驗是摒棄了在西方現代化模式下高成本、專業化生產的方式，而是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土法上馬，因地制宜，政府及時發現、總結和推廣群眾的創新方法，如赤腳醫生等，各級政府有效地把群眾運動和公共服務的建設結合起來。　　


儘管前後兩個30年在各方面都有巨大差異，但新中國 60年的歷史，是一個不能割斷的整體。　　


今天，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還要很好地為下一個 30年進行人力資本的新儲備，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目前，要完成這個任務，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我國醫藥衛生體系在新的條件下還面臨許多問題，1980年以來，我國人均健康水平的改善狀況迅速下降，低於許多同等起點的國家，一些指標甚至出現倒退，這不僅是基數提高的後果，也有政策和發展模式的原因；我國的教育體系儘管實現了數量上的全覆蓋，但是在教育內容和方式上，離培養對國家有用人才的目標還有距離，當年強調的與工農相結合、面向基層、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的教育理念，出現一定程度的弱化。要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在新的形勢下認真研究和借鑒自己的有益經驗，真正實現“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發展道路。　　
　　

(作者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