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的世紀性挑戰

掀起新世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b02t.html
張宏良
2008-09-20

（這是年初講座內容的第一部分。講座題目是《2008 中國面臨的世紀性挑戰》，全文包括四個部分：一是改革宗教化的挑戰；二是經濟殖民化的挑戰；三是政治官權化的挑戰；四是“五有社會”落空的挑戰。上面文章題目就是講座第一部分原來的小標題，所屬九個問題篇幅較長，需要時可選擇其中一個或幾個問題分別轉載。發表時部分數字有改動。）

今天來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對形勢的看法。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當前的形勢，我想最準確最深刻的概括，就是胡錦濤總書記在“625講話”和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所講的兩個前所未有：發展的機遇前所未有，面臨的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於挑戰。請注意，胡錦濤總書記講的兩個前所未有是無條件的，不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前所未有，不是共和國建國60年來的前所未有，也不是1840年以來的前所未有，而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的機遇是什麼呢？就是21世紀世界範圍內東方文明的複興，為中華民族的崛起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由西方文化主導數百年的人類發展過程馬上就要結束了，因為它正在把人類社會帶入死路。目前這場世界性危機不同於歷史上任何一次經濟危機，以往工業社會所有的危機都是傳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而目前這場危機則是由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造成的，是人類社會由實體經濟進入虛擬經濟的第一場危機，如同實體經濟的危機宣告了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局限性一樣，目前虛擬經濟的危機同樣宣告了西方文明的歷史局限性，這場危機將形成東西方文化世紀性交替的歷史轉換點，由此形成東方文明主導的新的人類發展進程，從而在客觀上提供了中華民族世紀性崛起的歷史機遇。可以說，站在東西方文化交替的十字路口展望未來，未來的中華民族將不僅僅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是要領袖世界民族之林。這是我們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關於機遇方面，各類媒體一直在談，儘管和我們說的機遇內容完全不同，但畢竟是鋪天蓋地都在談，只是挑戰很少談，即便談到挑戰，也仍然是那些故意掩蓋現實的老生常談，所以我們今天主要談談面臨的挑戰，集中談一下四個挑戰的第一個挑戰：改革宗教化的挑戰。

可以這樣講，解放思想是胡錦濤總書記從六二五講話到十七大政治報告反復強調的一個理論核心，是胡錦濤科學發展觀一個首要政治口號。環顧當今中國，可以說是解放思想的呼聲響徹天地，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都在喊解放思想。官僚在喊解放思想，學者在喊解放思想，商人在喊解放思想，右派在喊解放思想，左派也在喊解放思想，甚至連漢奸買辦、貪官污吏都在喊解放思想。所謂解放思想，無非就是要把人們從現有思想牢籠中解放出來。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當今束縛中國的最大思想牢籠和精神枷鎖是什麼？

改革精英對此的回答仍然是30年來的陳詞濫調，把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甚至人類最基本的平等思想，看作是需要打破的思想牢籠和精神枷鎖，唯一不同的是思想解放的重點，由過去以打破社會主義精神枷鎖為主，轉變為現在以打破愛國主義精神枷鎖為主了，這是由不同時期改革的不同任務決定的。過去打破社會主義精神枷鎖，是為了推動私有化改革；現在打破愛國主義精神枷鎖，是為了推動中國經濟的殖民化發展。如果說私有化改革是人民的悲劇，那麼經濟殖民化發展則是民族的悲劇，這雙重悲劇都是打著改革旗號發生的。改革的宗教化已成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思想牢籠和精神枷鎖。

環顧當今中國就會發現，幾乎所有的邪惡都打著改革的旗號，扒房子圈地，侵吞國有資產，搶占礦山資源，數千萬工人被逼下崗，數百萬婦女淪為娼妓，外資霸占中國資源，奴役中國勞工，廉價收購中國金融資產，中國的廉價資源廉價商品長江大河般源源不斷流向西方，西方消費後又把毀滅環境的大量垃圾鋪天蓋地般倒向中國------，所有這一切無一不是打著改革的旗號，以至與對任何行為不再進行任何解釋，永遠都只是簡單2個字：改革！改革已成為強勢集團為所欲為的代名詞，無論他做什麼都是改革，無論你反對什麼都是反對改革，改革完全宗教化了，甚至其封閉性超越了世界歷史上任何宗教。世界上絕大多數宗教都有改宗棄教的自由，包括和尚尼姑都可以還俗，但是唯獨對改革教不能有絲毫懷疑，任何對改革教的懷疑哪怕是只有一個字，都會立刻被傳統媒體撕咬的粉碎。特別是那些天天叫喊信仰自由的右派，卻不允許任何人有拒絕信仰改革教的自由，把13億中國人民強行變成了改革教的教徒，在把一切邪惡東西隨心所欲打上改革烙印的同時，又把一切真善美的東西同樣隨心所欲地變成改革對像，並且規定不准爭論，強制形成了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地位。

改革教現代神學統治的結果，同時毀掉了我們的精神家園和自然家園。精神家園的毀滅，主要表現為社會道德體系的崩潰和民族創新能力的喪失：整個社會沒有一物不造假，沒有一人敢相信，沒有一事能放心；最具創新能力的中華民族30年來發明創造等於零，甚至沒有一本書，沒有一部戲，沒有一個理論家，沒有一個文學家，沒有一個藝術家，沒有一個科學家。自然家園的毀滅，主要表現為青山綠水消失了，森林草原消失了，江河湖泊乾涸了，礦產資源挖走了，耕地土壤板結了，春夏秋冬四季界限消失了，從衛星圖片上看地球，我們周邊都是綠的，只有中國如同一塊森人的花白牛皮癬。生態破壞是對一個民族生存環境的根本破壞，不像經濟崩潰那樣經過一段時間就能恢復過來，一旦出現生態崩潰，甚至連回頭改正錯誤的機會都沒有。今天不是十七、十八世紀以前，那時人們沒有生態和資源危機的概念，對生態的破壞是有限的能夠挽回的，今天的生態破壞會把一個民族推向死路，完全是一種刑事犯罪，是一種典型的反人類罪。

現在提出科學發展觀，建立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實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必須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恢復社會的健康發展。可以說，在思想上徹底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建立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世紀性崛起的根本條件。從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立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到十七大賦予和諧社會“學有所教，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住有所居”的具體內容，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民生路線，並在實際工作中取代了以往那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精英路線。我們之所以稱之為偉大的轉折，就在於貫徹這條民生路線，是中華民族實現不流血轉變的最後機會，中華民族已經被推到了內亂和崩潰的邊緣。並且中國社會已經孕育成熟了偉大的民主力量，東方文化已經積聚凝成了偉大的民族自新能力，完全具備了實現偉大轉折的歷史條件。

然而，事物的發展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或許是最後的瘋狂，或許是欺負胡錦濤不敢發動群眾，中國強勢集團和國際壟斷資本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財富瓜分浪潮，就其財富掠奪的規模和速度來講，甚至超過了1840年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僅一年多時間裡，外資就從中國幾家大銀行股份的買賣中獲利超過萬億，正在從根本上摧毀著中央民生路線的物質基礎。可見，不公開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而是想採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在實踐中悄悄轉變原有政治路線，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國強勢集團對社會的掠奪和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的掠奪，都已經進入了歷史上最瘋狂的狀態，貧富分化已經把中國撕裂為彼此仇恨的兩個極端，並且富人對窮人的仇恨程度甚至超過了歷史上412大屠殺前夕，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已進入了最後點火的倒計時狀態，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建立和諧社會的迴旋餘地越來越小，中華民族即將面臨社會矛盾大爆發的空前挑戰。

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已到了不容拖延的最後歷史關頭，已是化解矛盾、轉危為安、避免武器批判的最後選擇。雖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批判的武器能夠避免武器的批判，作為肩負民族崛起大任的中國共產黨人，本著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在和諧道路被徹底堵死之前，必須堅持不懈地高舉批判的武器，團結億萬人民，支持胡錦濤新政，努力實現偉大的轉折，掀起新世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偉大的民族復興運動必然有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批判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將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就當前而言，急需弄清以下9個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問題。

第一，老百姓是不是人的問題。人是自然和社會的主體，而不是實現他人意志和利益的工具。這本來是500年前文藝復興運動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可中國的老百姓又被重新打回到了500年前的中世紀，再次變成了神學統治的簡單工具。唯一不同的只是，中世紀歐洲的老百姓是實現上帝意志的一個工具，現代中國老百姓則是實現GDP增長的一個工具。中世紀歐洲的老百姓是為僧侶活著，現代中國老百姓是為富人活著。

在富人眼裡，老百姓不過是一群如同驢牛騾馬般創造 GDP的簡單工具，甚至連驢牛騾馬都不如，管理驢牛騾馬尚且以要考慮死活，而中國改革精英實行的管理原則，則是“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根本不管死活。至到今天以人為本的口號已經喊了許多年，可是資本控制的中國財經類報刊，仍然堅持認為不管老百姓死活是具有經濟學專業素質的表現，說什麼經濟學只管資源配置效率高低，不考慮勞動者死活，考慮老百姓死活是左派經濟學拙劣的煽情手段，真正的經濟學只考慮效率高低。如此一來，主流經濟學便拉開了人間地獄的黑暗閘門，勞動者的悲慘世界開始了，既然要資源配置效率高，效率最高的辦法就是不發工資，剝奪全部福利，超越生理極限地瘋狂役使勞動者。過去曾經有句話，叫做勞動者做牛做馬，後來則是連牛馬都不如，役使牛馬也要考慮死活，而役使老百姓則完全不用考慮死活，只要不造反就行。這種“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的管理原則，完全突破了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奴隸時代的道德底線，即便是最野蠻殘暴的販運黑奴時代，也要以奴隸死活為底線，而不會以不造反為底線。當然，按照改革精英的私有化邏輯，老闆摧殘工人如同官員揮霍資產一樣，是因為產權模糊造成的，只要明晰了產權，讓資產歸官員個人所有，工人歸老闆個人所有，問題自然就解決了。可見，單純復辟資本主義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復闢到奴隸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問題才有希望得到根本解決。

對勞動者空前絕後的極端壓榨，使勞動工資下降到文明社會的底線之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老百姓工資占到了GDP的70%左右，可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2006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下降到了GDP的10%左右，中國老百姓不僅變成了國內老闆的廉價奴隸，同時也變成了國際資本的廉價奴隸，甚至廉價到干脆不發工資的程度，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繼非洲大陸販奴運動以來第二次廉價勞動力浪潮。這就是為什麼俄羅斯那麼豐富的資源卻吸引不到外資，而中國珠三角長三角等東南沿海地區資源極端貧瘠，卻能引來全世界資本競折腰的根本原因。

在這種極端慘烈的歷史背景下，中央強行出台了保護中國老百姓的《勞動合同法》，旨在提高勞動工資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結束老百姓的悲慘世界。實事求是地講，與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類似的勞動法規相比較，中國的《勞動合同法》對資本都是十分溫和的，即便這個法規得到全面貫徹，中國勞動工資佔GDP比重仍將是世界最低的。可是就這麼一個十分溫和的勞動法，卻引起了權貴和富豪排山倒海般的反對浪潮，修改《勞動合同法》的呼聲響徹雲霄，並且威脅要用破產，失業和經濟下降的辦法來打倒《勞動合同法》，雖然馬克思早就講過：“資本從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但是像目前中國資本這樣不加任何掩飾地如此猖狂，卻在歷史上十分罕見。在思考中國資本特別猖狂的過程中，突然想起了中國八、九十年代大規模裁軍和大規模擴警的問題，當時大規模裁軍是打著經濟建設的幌子，其實裁軍的錢並沒有用於經濟建設，而是用來發展武警和保安（養保安同樣是社會財富的扣除）了，這軍警之間一裁一擴，反映了中國窮人和富人之間歷史地位的根本變化，軍隊主要是對付國外侵略者的，武警保安主要是對付國內老百姓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就是通過武警和保安實現的。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流行著一種說法，認為一部分人能夠先富起來是政策變化的結果，其實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依靠武警和保安先富起來的，如果不是把軍隊變成武警和保安，恐怕再過30年一部分人也不可能先富起來。中國的資本之所以特別猖狂，也是因為存在武警和保安的結果。

目前中國資本集團對《勞動合同法》近乎病態的瘋狂反對，反映了中國背離人類文明發展已達到了難以想像的野蠻程度。勞動者的歷史性解放一般分為四個階段：以不造反為底線、不管死活的前奴隸階段；以死活為底線並能維持勞動力正常再生產的資本奴隸階段；以人為本的人性化管理階段；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體階段。當初白人在非洲大陸圍獵黑奴，屬於第一階段；馬克思批判的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屬於第二階段；目前北歐個別發達國家屬於第三階段；毛澤東時代屬於第四階段。而目前的《勞動合同法》不過是要把勞動者的地位提升到第二階段，就引起了整個社會權貴和資本集團的瘋狂反對，可見要建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該是何等艱難！難在哪裡？難就難在中國的權貴富豪根本就不把老百姓當人看！只把老百姓看作是創造財富的工具，並且還是那種不花錢的工具！所以才把拖欠工資看作天經地義。如何能讓中國的權貴富豪承認老百姓是人，哪怕是十分低賤的人，就是中國文明進程一個了不起的偉大進步，從目前權貴富豪對《勞動合同法》的極端仇恨來看，要達到這個程度還很難。所以我們才把胡錦濤主席提出的以人為本看作是偉大的轉折，偉大就偉大在要實現這個轉折是相當艱難的。

目前老百姓的歷史地位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問題，同時也越來越成為國家安全的問題。核時代的大國鬥爭將越來越依靠意識形態的力量，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們逐漸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如果說從發展的角度來講，農業社會主要依靠自然資源，工業社會主要依靠組織資源，新經濟時代主要依靠文化資源，那麼從鬥爭的角度來講，農業社會主要依靠軍事手段，工業社會主要依靠經濟手段，新經濟時代則主要依靠文化手段。人類經過蒙昧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發展，正在進入更高階段的人本主義社會，誰能適應世界的人本化、信息化、知識化、虛擬化和一體化發展，為人類社會提供一種新的人文價值觀，提供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誰就能夠站在世界文化發展的高端，誰就能夠主導世界。現代輿論生活中有個概念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以至與到了人們耳熟能詳的程度，這就是所謂人權武器。人權武器的出現，說明大國之間的鬥爭方式正在發生根本變化，意識形態正在取代飛機大炮，成為未來攻城略地的主要武器。 80年代以來美國之所以能夠掃蕩天下獨霸世界，主要依靠的就是這個武器。在毛澤東時代，這本來是我們對付西方國家的武器，80 年代以後越來越成為西方國家對付我們的武器。之所以會形成這種顛倒，是因為中國人民曾經真正當家作主的時代，被國內權貴富豪妖魔化為最黑暗的時代；而後來權貴富豪舞翩纖的時代，又被全世界斥為沒有人權的時代。中國妖魔自己原有文化，追隨西方文化發展的結果，就是反倒把自己變成了真正的妖魔。如同一個被追隨男人賣入娼門的良家婦女，本來打著追求愛情自由的幌子，結果變成了被逼天天接客的娼妓。

可見，雖然勞動者的非人化狀態發生在改革後的中國，但是就其本質來講是盲目引進西方叢林文化的結果，西方叢林文化的競爭法則就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作為弱勢群體的老百姓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運，從而形成了以勞動者的非人化趨勢換取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把中國變成了本能支配自發淘汰的動物世界。如果站在人類整體發展的角度來看，今天西方叢林文化以及所衍生的各種資本主義腐朽文化，在中國發展到極端殘暴血腥或許是一件好事情，可以讓整個人類都認識到它的弊端，從而才能用東方和諧文化徹底取代它，事物只有發展到極端，才有可能徹底解決。之所以選擇中國作為文化轉變的實驗場，是因為人類數千年孕育成熟的東方文明在中國，只有中國具備承受西方叢林文化極端化的強大歷史內力，有能力完成東西方文化的歷史轉變，在東方和諧文化的基礎上融合東西方文化的優點，形成一種與世界一體化發展相適應的新的和諧文化。除去中國之外，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能夠擔當起這一歷史任務。就拿這一代中國人兩個極端的生活經歷來說，就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這一代中國人既經歷了極端理想主義的光明天堂，又經歷了極端物慾氾濫的黑暗地獄，兩個極端的強烈對比使我們最有可能形成對世界的完整認識，能夠把東方和諧文化和西方叢林文化的優點結合起來，同時克服二者弊端，達到人類文明正反合的最高階段，形成最完善的人類文明。毛主席生前曾經講“中國人民應該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估計這個貢獻主要表現在文化轉換方面。只是這個過程讓中國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其中最大的代價，就是老百姓失去了做人的地位。

因殺人入獄的大學生馬加爵穿上囚服時隨口一句話，讓在場的獄警潸然淚下：“這是我穿過的最好的衣服”；同樣是大學生的一個安徽女生因運輸緊張被擠死在火車輪下；也同樣是大學生的一個湖北女生終年都靠在食堂撿食剩飯剩菜度日。作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尚且貧困如此，一般貧民生活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因多年討薪被打而怒殺老闆的農民工王斌餘，在行刑前對記者說：“看守所的條件比住在工地好”。建造了全國高樓大廈的農民工一年工資買不了一平米住房，每年全國數百萬老百姓因無錢看病而死在醫院外面——，此類驚人貧困在二戰後的日本，大危機後的美國，也都曾經發生過，可是發生在一個連續30年經濟超高速增長的國家裡，卻是無法想像的。我們不是沒有足夠的房子，目前中國城鎮人均住房達到 28平米，按照三口之家計算，戶均面積超過80平米，遠遠超過人均15平米的日本，已經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也不是沒有錢，目前整個經濟學界和相關部門都被發動起來了，在研究如何花掉那相當於10多萬億人民幣的外匯儲備，可研究來研究去，都是如何投向美國的財政，投向美國的銀行，唯獨沒有一個方案是花在國內老百姓身上。並且那些由西方反華勢力培養資助的“基金會學者”，居然異口同聲地叫喊“外匯不是財產，無法花在老百姓身上”，也就是說，中國相當於10多萬億人民幣的外匯儲備，只能購買美國國債花在美國財政身上，只能購買美國銀行股份花在美國銀行身上，就是不能購買設備和商品，花在國內老百姓身上。這種令人震驚的奇談怪論已成為影響國家決策的整個經濟學界和金融界的牢固共識，可見，老百姓是不是人的問題，老百姓究竟只是經濟發展的工具，還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問題，已成為當前解決所有問題的前提。不解決這個前提問題，以人為本的原則，只會變成以官人為本，以富人為本，以洋人為本，就是難以形成以人民為本，以特別是以本國人民為本。

第二，什麼叫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麼思想的問題。什麼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應該是人類不斷突破現有消極反動的、阻礙人類社會發展的思想束縛，不斷向上飛躍的發展過程。而不是相反，把擺脫健康思想的道德約束稱之為是解放思想。一個女人從妓院走進學院是解放思想，相反，從學院走入妓院不能叫解放思想，只能稱之為墮落，不能把墮落等同於解放思想。

就當前中國來講，束縛中國人民最大的思想枷鎖是什麼？就是一條：改革迷信，對改革的迷信。本來改革如同人體療傷治病一樣，應該是哪裡有病就治療哪裡，一旦病好就結束治療。可是現在卻把改革神聖化宗教化了，變成了一種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無邊佛法，變成了一種不容置疑無須解釋的絕對真理和永恆運動，無論做什麼都永遠只是兩個字：改革。人類社會數千年建立起來的善惡美醜、是非真假、罪與非罪等道德倫理，在改革面前統統作廢，扒房子圈地淫人妻女致人死命以及所有黃毒賭黑，回答也永遠只是兩個字：改革。可以說，人類歷史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裡，所有的邪惡無一遺漏地突然在中國復活，藉口也無一不是這兩個字：改革。所有陳良宇之類的貪官污吏、權貴豪強，所有劉湧之類的流氓惡霸、黑道魁首，30年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也是這兩個字：改革。把東方文化從中國課堂上清除得乾乾淨淨，致使西方文化垃圾氾濫成災的也是這兩個字：改革。全世界唯獨中國人在自己國家內不會說外語便不能上學不能就業的唯一解釋，也是這兩個字：改革。以往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又被揀了回來，改成“華人只說華語不得入內”，掛在了中國所有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門口。改革迷信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思想迷信，改革已經完全宗教化了，成為凌駕於所有宗教之上的一種新的宗教——改革教，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已成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思想牢籠。要解放思想，就必須衝破改革教的思想牢籠，把人們的思想從改革教的現代神學統治中解放出來。這是中華民族崛起的前提條件，也是東方文明復興的客觀要求。

偉大的時代需要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21世紀世界最偉大的歷史事件，就是中華民族的崛起和東方文明的複興。中華民族崛起和東方文明復興對世界的意義，就是用東方文明和諧的人性法則，取代西方文明競爭的獸性法則，為世界提供一種新的價值觀和政治文明，以適應世界一體化發展的歷史要求。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中國先秦時代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運動，那次思想解放運動奠定了中國千年繁榮的文化基礎。第二次是15世紀歐洲開始的文藝復興運動、思想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這次思想解放運動使歐洲引領風騷五百多年。而今天互聯網上爆發的對改革教現代神學統治的批判，正在掀起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次思想解放運動比前兩次的意義更加偉大，如果說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造就了輝煌燦爛的東方文明，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造就了同樣燦爛奪目的西方文明，那麼這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將在整合東西方文明的基礎上造就覆蓋整個世界的大眾政治文明，為世界一體化發展奠定大同文化基礎，以保證人類未來的和諧發展。可以說，目前這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不僅關係到中華民族未來千年國運，同時也關係到整個人類未來的發展。這是中國人十分自豪的方面，也是中國人壓力十分沉重的方面。

壓力主要來自於中國已成為東方人性文化與西方獸性文化決戰的主戰場。西方競爭文化進入中國後，由於失去了宗教的道德束縛，迅速演變成為野蠻殘暴的獸性文化，把動物世界中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獸性法則以改革的名義強加於整個社會，以致社會道德崩潰、倫理盡失，所有反映崇高與進步的人性文化蕩然無存，所有美好事物都被打上了相反的烙印，所有美好概念都被賦予了相反的歧義，解放思想也具有了完全相反的不同解釋。本來，解放思想是社會進步的根本條件，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創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可是，後來隨著西方獸性法則的引入和陳舊曆史因素的複活，解放思想便從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旗幟，演變成為擺脫人類文明約束的理論裹屍布，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史上正反兩個方面的四次解放思想便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前兩次是毛澤東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陳獨秀王明的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義革命的成功道路。這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就是使中國人民站了起來。第二次是建國以後從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解放出來，開闢出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就是奠定了中華民族未來繁榮強大的文化基礎、物質基礎和組織基礎。這是兩次正面的解放思想。

兩次反面的解放思想。一次是姓資姓社的爭論，從社會主義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擺脫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結果就是全面私有化，私有化的程度在質和量兩個方面都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質的方面看，不僅經濟私有化了，甚至政權都私有化了，這是人類歷史上十分罕見的私有化現像，我在《官權氾濫——中國內亂的歷史根源》文章中有專門論述；就量的方面來看，就是中國私有化水平遠遠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比如中國住房的私有化比率世界最高。本來，人類社會佔有製度的歷史邏輯，是私有化——國有化——社會化；目前全世界都在由國有化向社會化的更高階段發展，唯獨中國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由國有化倒退到私有化階段。 20世紀末，中國之所以越來越成為世界政治文明的討伐對像，這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次所謂思想解放運動，就是所謂姓公姓私的爭論，從公有製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把上百萬公有製企業據為己有，形成了史所罕見的大規模資產搶劫運動。如果說第一次是擺脫社會主義思想約束，走上了私有化道路，那麼第二次則是擺脫公有製倫理約束，走上了搶劫道路。搶劫和經濟學上的私有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經濟學上的私有化是指有償佔有和公平瓜分，如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私有化一樣，東歐國家的私有化就是把全國資產作分子，全國公民作分母，平均一除，每人一份，然後自由轉讓。中國的私有化則是把工人趕出工廠大門，宣布企業歸管理者所有，起了個名叫MBO（管理層收購），這純粹是極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的公開搶劫。這種公開搶劫的弊端還不僅僅在於數千萬工人流離失所，還在於它把資本主義歷史上固有的各種危機和動盪搬到了中國，為避免動盪就用沿襲下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力量去壓制，這就使老百姓誤以為悲劇的根源是社會主義，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力量，反倒去擁護這種搶劫式改革，結果使搶劫者越來越大膽，在搶劫工廠等生產資料後，又去搶劫住房等生活資料，低價買來老百姓的房子翻改後再高價賣給老百姓，其間的差價如同珠穆朗瑪峰，老百姓不同意就動用武警和法院強制執行。更加糟糕的是，沒有底線的搶劫甚至嚇壞了搶劫者本身，為了避免遭受歷史清算，一邊紛紛把搶劫的資產向海外轉移，一邊像吳三桂那樣“引清兵入關”，勾結外部勢力推動國家解體。洋人也乘機大舉入關，瘋狂掃蕩中國財富。

關於什麼是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麼的問題，中國的改革精英正在掀起全國性大討論，準備在年底以前把爭論推向高潮。我仔細閱讀了幾乎所有右翼政治勢力關於解放思想的論述，概括起來就是目前中國道德墮落得還不夠，社會仍然殘存著公平正義的觀念，這些都是極左思潮存在的土壤，必須加以徹底清除。並且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批判極左的主要內容，是解決姓中姓外的爭論。認為在世界一體化的今天：只有發展和不發展的問題，不再有國家和民族利益問題；提出國家民族利益，純粹是極左思潮的殘餘。所以，最近中國右翼政治勢力攻擊的矛頭對準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中國歷史上共發生過三次反對民族主義的運動：第一次是八國聯軍領導的反對民族主義運動；第二次是偽滿政府領導的反對民族主義運動；第三次就是目前由中國極端右翼政治勢力領導的反對民族主義運動。大家打開世界歷史看一下就會發現，自有國家以來，古今中外只有中國發生過反對民族主義運動，其他任何國家都從未有過。

第三，關於改革和革命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需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本來，改革和革命是人類政治詞典中最崇高的2個名詞，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就是依靠這兩個環節實現的。解決社會問題只有這兩種方法，改革和革命。改革是在肯定現存制度基礎上的變革，目的是完善現存制度；革命是在否定現存制度基礎上的變革，目的是替換現存制度。社會出了問題首先是通過改革加以完善，如果不行那就進行革命。如同人患病後首先是吃藥打針，治愈不了再進行外科手術。革命就是社會的外科手術，改革是社會的保守療法。二者俱有密切聯繫，革命往往是改革無能為力的結果。但是二者又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性質，革命是窮人反對富人的鬥爭，改革是富人管理窮人的鬥爭，所以富人一般反對革命讚揚改革。古今中外的精英集團為避免革命，往往是通過改革給窮人留條活路，所以歷史上窮人也同樣贊成改革。像30年來中國精英集團這樣打著改革旗號把窮人活路全部堵死的改革，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恰恰是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的倒行逆施，把改革和革命這兩個最神聖的名詞同時毀掉了。

首先，他們在理論和輿論上把革命妖魔化了。打著反思的幌子，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及中國歷史上所有農民革命和農民戰爭，統統加以否定，把他們能夠做到的和能夠想像到的所有罪惡，統統強加到革命頭上，把革命描繪成為所有邪惡的代名詞，把革命者描繪成為血腥殘暴的妖魔鬼怪。

其次，他們在實踐中又把改革給獸性化了。本來，古今中外所有改革都是約束官權、抑制豪強，擴大民生民權的社會制度調整，所以人們才把改革稱為改良，改良改良，就是越改越良，向著良好方向進行改變。而中國的改革卻恰恰相反，為了徹底摧毀毛澤東時代的大民主制度，打出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旗幟，把中央的權力向官員下放，把百姓的利益向官員集中，並且中央的權力只下放到官員，百姓的利益只集中到官員。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上下兩頭剝奪的改革，與當初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有很大關係，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特點是，中央有一批傳統社會主義者，群眾中有一批造反派。要解決這個問題，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就必須造就一個與中央和百姓兩頭對立的特殊利益集團，用這個集團徹底改變中國原有製度。這種兩頭剝奪的改革造就了古今中外都絕無僅有的權利無邊的強大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既要避免中央集權的約束，又要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就必須擺脫一切倫理約束。以往所有社會建立起來的政治倫理都具有單向性特點；封建倫理講服從，妨礙他約束中央集權；資本主義倫理講民主，妨礙他鎮壓民眾；人類歷史上形成的所有倫理道德都不適合這個集團，於是這個集團就乾脆把人類所有倫理道德統統踩在腳下，強制推行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整個社會就不可避免地越來越獸性化了。

近30年來天天都在宣傳改革就是要優勝劣汰，卻很少有人想到優勝劣汰完全是動物世界的獸性法則。從小學到大學的所有講台上都在灌輸優勝劣汰的動物法則，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荒誕現像。社會倫理道德完全崩潰了。本來，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是動物世界的獸性法則，人性法則應該鋤強扶弱、除暴安良。改革的結果卻是獸性法則取代了人性法則，結果就是富人變成了野獸，窮人變成了牲口。改革越來越成為地方官僚為所欲為的最常用藉口，越來越成為老百姓最為恐懼的可怕名詞，特別是對於基層單位來講，聽到單位領導談改革，比半夜墳地遇到惡鬼還要更加恐懼。

現在，要實行以人為本，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就必須恢復改革原有的改良含義，賦予改革明確的倫理色彩，不能把所有改變現狀的做法都稱為改革。符合倫理的變化是改革，違背倫理的變化是作惡，並且違背倫理的改革，效率越高罪惡就越大。改革之所以成為作惡工具，就是只講效率，不講倫理不講公平的結果。改革初期有句話，叫做“要把被顛倒了的是非觀念重新顛倒過來”，結果就是人類數千年形成的倫理大廈徹底倒塌了，是非真假善惡美醜全都倒了過來，西門慶霸占潘金蓮變成了改革壯舉，因為西門慶提高了紅顏資源的利用效率，打破了武大郎家庭原來封閉僵化的落後狀態，至於武大郎的死亡，不過是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代價。現在，是到了分清改革歷史性質的時候了。

中國一直存在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改革：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個是改革教領導的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清算。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是歷屆全國黨代會對中國改革的共同定義。最初許多老同志和全國人民擁護的改革，就是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可是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改革，卻變成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清算，最初是清算改革前十年，後來清算到1949年，再後來乾脆清算到1840年，直至把2千年以來的所有農民起義和革命，全都納入了清算範圍。清算的結果就是，中華民族發展史完全是一部罪惡史，中華民族歷史上所有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和革命，統統屬於歷史犯罪，甚至把反抗八國聯軍侵略的義和團，打造成為罪惡代名詞。持續30年的自我清算，徹底摧毀了知識分子和社會中上層人士的民族自信，甚至連那位才華橫溢的解放軍中將，都發表文章公開聲稱：“西方歷史是一部棄惡從善的歷史；中國歷史則是一部棄善從惡的歷史”。堂堂解放軍中將都被清算到如此民族自卑的程度，一般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所以，不僅改革的性質要搞清楚，革命的性質和作用同樣需要搞清楚。如果能夠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話語搞清楚，是國家之幸人民之幸，如果中國右派堅持拒絕話語交流，堅持不讓人民說話，堅持把矛盾推向極端，最終的災難性後果就不僅是落到國家和人民頭上，也同樣會落到他們自己頭上。

第四，人性和獸性的區別問題。剛才講到了人性法則和獸性法則的區別問題，人類社會應該按照人性法則來組織，不應該實行野獸世界的競爭法則。在這個問題上，改革教對中國最大的犯罪，就是讓中國陷入了三重悲劇。

首先，顛倒了人性和獸性的關係，以獸性代替人性。雖然人類具有與動物相同的感官需求，但是人的生命本質是一種崇高的精神現像，精神需求才是真正屬於人類的需求。但是，由於改革教的文化精英完全喪失了對崇高事物的感知能力，如同低等動物那樣以自身的尺度來衡量世界衡量他人，便以為人與低等動物所共有的感官需求就是人類的全部需求。而把真正屬於人類的精神需求看作是騙人的說教，並且在實踐中長期堅持把崇高神聖的追求當成騙人的說教。本來，只有愛情才是人性，性慾是動物性，是人與動物共有的屬性，可是在改革教精英看來，愛情是騙人的說教，只有性慾才是真實的人性，完全顛倒了人性和獸性的關係。把人與動物共有的獸性當作唯一的人性加以宣傳和推崇，把情感和精神領域的崇高追求變成嘲笑和戲弄的對像，最終必然是人倫盡失、精神淪喪，所有真善美的正常情感都失去了存在的現實基礎。 《色戒》就是一個典型，把為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而獻身的烈士壯舉，歸結為是追求性慾快感的結果。他們只承認食慾和性慾是真實的人性，把除此之外人類所有崇高追求統統貶低為是虛偽說教，把人類數千年建立起來的輝煌文明統統歸結為包括低等動物都具有的“食道文化”和“陰道文化”，此外不承認任何文化。

由於改革教的文化精英把本能作為衡量世界的唯一尺度，他們自己是什麼樣就認為整個世界都是什麼樣，他們自己是自私卑鄙猥瑣骯髒的邪惡群體，就認為整個世界所有人也都是邪惡群體。他們自己一生只有性交沒有愛情，就否認整個世界存在愛情；他們自己一生只為吃好喝好，就認為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吃好喝好。 30年來改革教的辯護詞永遠就只是一句話：“現在的吃喝增加了”，是不是真的增加了暫且不論，在此至少說明他們完全顛倒了人性和獸性的關係。不過在改革之前，他們從屬的社會地位，決定了這種顛倒只是他們自身群體的墮落，但是後來當他們成為社會主流時，這種顛倒便演化成為整個社會的墮落，他們肉慾至上的獸性價值觀便成為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整個社會完全向著最大限度滿足少數精英肉慾的方向發展，為此不惜毀滅一切——環境、倫理和生命尊嚴，在已經消滅娼妓制度30年的情況下，再次把數百萬勞動婦女強制變成滿足他人肉慾的工具。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墮落時代，其墮落程度完全超出了宗教關於末法時代最恐怖的描述。以至於胡錦濤新政沒有辦法，只能提出“八榮八恥”，由洪荒時代起從頭進行啟蒙教育，“八榮八恥”本來是幼兒園小朋友的啟蒙教材，可是在當今中國卻成為高不可攀的道德高峰。

其次，按照獸性法則對整個社會進行強化訓練，把中國變成了野蠻的動物世界。這是人性和獸性顛倒的必然結果。前面已經談過，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競爭法則是動物世界的獸性法則，不應該成為人類社會的組織法則。可是30年來最響亮的一句口號就是：“有本事的吃肉，沒本事的喝湯”。發展到後來乾脆連湯也不讓喝了，變成“有本事的吃肉，沒本事的喝風”。不要小看喝湯喝風這一個字的差別，這是人獸兩個世界的本質差別。 “吃肉與喝湯”雖然是兩極分化，但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分化，而“吃肉喝風”則已經成為動物世界的物種差別了。有人會說，西方國家也是競爭法則，其實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個方面，西方國家弱肉強食的獸性法則主要是對外，對內則是越來越完善的劫富濟貧原則，是一種典型的狼文化結構：對內善良互助，對外血腥殘暴。這就是西方國家內部比較團結和諧，對外強硬一致的原因。中國則與西方國家完全相反，對內實行弱肉強食的獸性法則，同胞之間越來越血腥殘暴，人與人之間是狼，心與心之間是地獄。整個社會，性格越來越扭曲，內心越來越恐懼，彼此越來越敵視，13億人被競爭撕碎成13億碎片。現在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就是要把13億殘破的碎片重新聚合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只是如果不徹底改變獸性法則，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

最後，獸性法則訓練的結果不是變成了強大虎狼，而是變成了肥大牛羊。這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悲劇。世界歷史上有許多國家都曾經實行過獸性法則，特別是近代西方國家獸性法則更是野蠻，但是，歷史上所有實行獸性法則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無一例外地被獸性法則訓練成了虎狼，唯獨當今中國被獸性法則訓練成了牛羊。虎狼的獸性化和牛羊的獸性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命運，虎狼國家屬於強大國家，牛羊國家屬於肥大國家；虎狼國家越強大越安全，牛羊國家越肥大越危險；虎狼國家是宰割他人的國家，牛羊國家是被宰割的國家。 30年來改革教散佈的最大歷史謊言，就是“落後必然挨打”，可是翻開歷史就會發現，中國歷次挨打不是因為落後，而是因為肥大，特別是近代先後兩次差點兒亡國滅種的慘劇，都是發生在經濟十分發達、國家特別肥大的時期。

第一次是晚清的洋務運動，那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繁榮發達，GDP（總產值）佔世界三分之一，相當於現在美國占世界的比重，成為全世界經濟最肥大的國家，因而引來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聯合宰殺。中日第一次甲午戰爭爆發時，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 10多倍，結果是經濟肥大的中國割地賠款，貧窮的日本則依靠中國賠款走上了現代化道路。第二次是民國三十年代，那是中國第二次改革開放，進入了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GDP總量超過日本一倍多。當時上海號稱東方巴黎，成為舉世矚目的東亞金融中心。結果是“九一八事變”，被不足千名日本兵佔領了東三省；“華北事變”又被不足萬名日本兵佔領了華北；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盡數落入日本手中。如果不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估計大和民族已經成為了第二個滿族。

現在中國是第三次站到了強大國家和肥大國家的十字路口，雖然我們不想成為虎狼國家，但是也不能再次成為牛羊國家。然而殘酷的現實卻是中國正在成為“國際奶牛”，標誌就是在傳統國家利益的領土方面和現代國家利益的規則方面，中國正在逐漸失去捍衛國家利益的能力，在所有對外利益衝突中——無論對方是大國還是小國——都是百分之百地喪失自身利益，連一個讓國人自豪的例外都很難找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日關係，自有世界歷史以來，從來都是戰勝國占領戰敗國的領土，唯獨中日之間顛倒過來，是戰敗國占領戰勝國的領土，並且所佔領的資源超過中國大陸資源的總和。可以說，衡量中國是強大國家還是肥大國家的最可靠尺度，就是中日關係。雖然日本侵占中國領土的面積還沒有達到歷史上兩次中日戰爭的水平，但是中國人在日本面前的軟弱程度卻已經超出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當初蔣介石丟掉東北華北，還不忘天天高喊要收復失地，可是釣魚島已經被日本人侵占了10多年，至今沒有聽到任何中國官員喊過要收復釣魚島。現在的中國人在自然災害面前往往具有大無畏精神，能夠振臂高喊“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可是在外國人面前卻沒有一句毛澤東那樣的豪邁語言。這是30年來中國在意識形態和國防工業兩個方面自我摧毀的必然結果。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強大國防工業，除了原子彈沒有像大飛機那樣扔進垃圾堆之外，其餘絕大部分自我摧毀，只能越來越依靠進口武器裝備軍隊，而一個依靠進口武器打仗的國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戰鬥力和威懾力的，阿根廷“馬島之戰” 的悲劇全世界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