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伯格俱樂部

本文摘自：《彼德伯格俱樂部》 作者：[加]丹尼爾·伊斯圖林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831/01/5I0P7NB300011247.html

從1954年荷蘭烏斯特比克小鎮的彼德伯格酒店開始，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們每年都有一次秘密集會，討論世界政治、經濟大事，謀劃世界未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彼德伯格拒絕亞洲人和拉美人參加。在彼德伯格會議上，記者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的人”。本書作者丹尼爾•伊斯圖林，是國際著名調研記者，秘密追蹤彼德伯格集團超過15年，不惜以身犯險闖入充滿秘密的隱匿世界，向我們揭示了前所未聞的世界真相。

丹尼爾•伊斯圖林：出生於俄羅斯，其祖父為前蘇聯克格勃上校，父親為一名持不同政見者，後被判刑入獄。伊斯圖林於1980年被前蘇聯驅逐出境，流落加拿大，後居住在西班牙。持續跟蹤研究彼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長達15年

引子

時間：1954年5月29-31日

地點：荷蘭小鎮烏斯特比克

會址：彼德伯格酒店

主辦方：荷蘭皇室、洛克菲勒家族

與會者：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們

第一次彼德伯格會議便這樣召開了。整個週末，他們都在討論世界的未來。會議結束的時候，他們決定以後每年都要召開一次這樣的會議，以便交流思想，分析國際事務。他們把自己稱作“彼德伯格俱樂部”。從那以後，他們每年都在世界某地的一家豪華酒店裡舉行會議，謀劃人類的未來。在這些經過精挑細選的俱樂部成員中，有比爾·克林頓、保羅·沃爾福威茨、亨利·基辛格、戴維·洛克菲勒、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托尼·布萊爾，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政府首腦、商人、政治家、銀行家。

不過，在他們超過50年的會議歷程裡，新聞媒體從來都沒有被允許出席，與會者的決議從來沒有被公開過，會議日程也從來沒有被公諸於眾。彼德伯格俱樂部的首腦們認為，這種保密是必要的——與會人士在討論中可以自由言論而不用擔心被記錄或是被公開。否則的話——彼德伯格成員聲稱，他們將被迫採用適合媒體的語言。毫無疑問，保密讓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可以更自如地討論。但是，這並沒有回答最根本的問題：這些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們在會議上都說了些什麼？

任何現代民主體制都保護隱私，但是，當一個國家的政治首腦和最富有的商業領袖們會晤的時候，公眾難道沒有權利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嗎？如果他們不被允許知道他們的代表在彼德伯格秘密會議上都說些什麼，那麼，公民們能用什麼來保證，彼德伯格俱樂部並不僅僅只是一個遊說、做交易的中心？為什麼所有報紙都可以在頭版討論丹佛經濟論壇和G8會議呢，成千上萬的記者出席——然而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或媒體）報導過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每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的人中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世界上最大的100家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比如戴姆勒·克萊斯勒、可口可樂、英國石油公司（ BP）、大通·曼哈頓銀行、美國運通公司、高盛、微軟，美國副總統、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局長、北約秘書長、美國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們、歐洲各國的總理們、反對黨的領袖們、全世界處於領導地位的各大報刊的首席執行官和首席編輯們。儘管有這樣重大的新聞素材，卻沒有任何報導。

主流媒體竟然沒有一個認為有如此人物參加的會議有新聞價值，這肯定很讓人難以理解。要知道，這些人的財富甚至遠遠超過所有美國人財富的總和，通常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的任何出行活動都會成為電視的頭條新聞。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謎題。 15年前，這個謎題讓我開始了我的調查之旅。而今，這已成為了我一生的事業。一個接一個地，我慢慢地鍥入包裹著彼德伯格俱樂部的重重秘密。不過，如果沒有“集團”內外那些有良知的反對者（他們有的也是彼德伯格俱樂部的成員）的幫助，我是無法完成這些的。我向他們奉上我最深摯的感激——是他們所給予的無價的情報，促成了現在這本書。讀者朋友一定明白，為了保護他們，我不能提及這些真正的英雄的名字，我只能對他們表示謝意，是他們幫助我發現了彼德伯格成員們在召開年度會議的豪華酒店緊閉的門後都說了些什麼。

在我們走進這個舉世無雙的俱樂部之前，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我們要認識到，正如沒有任何人是絕對的“好人”一樣，同樣也沒有任何人或者組織是絕對“邪惡”的。這個世界上有權勢的人中，還是有人遵循高尚的理想、原則和信仰，而不為我在本書裡所寫的那些施行秘密操縱的俱樂部及其爪牙們所左右的。彼德伯格俱樂部最初的成員們所做的“讓世界更美好”的努力是基於他們的專制，彷彿“父親”總是最睿智的那樣。這與羅馬天主教教義中的家長制模式很類似。

不幸的是，看起來彼德伯格俱樂部已經超越了它的理想初衷，而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影子政府。他們每年都秘密聚會，來決定如何執行他們的計劃。他們威脅要奪走我們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這在其他的歷史時期僅僅只能是若干邪惡的念頭，但由於電信的發展、因特網迅捷深遠的影響，加上行為工程學操縱個人行為的新方法，這些結合在一起，就可以使上述念頭越來越容易地變成令人嫌惡的現實。

每一步新舉措，從它自身來看，似乎都只是輕微的僭越一點點，但持續不斷的所有這些改變就造就了完完全全的奴役。這就是為什麼，是該看看幕後的一切的時候了。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在這裡，我們所要選擇的道路將決定人類的未來。如果我們希望保有我們的父輩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歷經戰火所得來的自由，我們就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彼德伯格俱樂部及其同類們的真實目的和行動。

上帝是無法將我們從這個為我們而設的“新黑暗時代” “黑暗時代”指中世紀早期的西歐歷史；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西歐進入一個所謂的“黑暗時代”。 ——譯者註中救贖出來的。要靠我們自己！ 21世紀，我們的世界，是自由，還是為電子警察所操縱，就取決於我們現在要採取的行動。但如果我們不知道那些深藏的秘密，就永遠也無法找到正確的答案。

而這，正是本書所要奉獻給您的。

第三章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建立

想像一下，有這樣一個秘密俱樂部，在那裡，總統、總理、國際銀行家以及將軍們摩肩接踵；優雅的王室成員女伴確保所有人都和睦共處；那裡的人發動戰爭、操縱市場、控制歐洲；說著他們從來不敢公開說的話。這就是彼德伯格俱樂部，它是世界上所有組織中最為機密的一個。之所以沒有人願意打破這個組織所共謀的靜默或者站出來揭露它的原因，在法國廣播播音員斯瑞·塞貢札克的話裡可以找到：“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太有權勢了，他們無所不在，所以不會暴露。”

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秘密激發了諸如羅伯特·魯德魯姆、蓋伊爾·林德斯等小說家的想像力。他們書中秘密組織的原型就是基於彼德伯格俱樂部已公開的一些事實。這些小說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當世界範圍內某個政體需要更迭——無論這是基於支持某個福利國家的需要，或是改變不穩定的資本流向——只有權力掮客們的某個世界組織決定要解決這個問題，並把它列在了他們的會議日程上，它才會發生。

荷蘭親王本·哈德相信，如果負責任且有影響力的領導人能夠在他們公開的姿態背後實際控制世界事務，那麼，嚴重的經濟下滑，比如“大蕭條”，是可以避免的。出於這個原因，1954年，他被授命組織那些“志趣相投”的代表們召開第一次會議。這些代表來自世界經濟、政治、工業、軍事領域的所有方面。 1954年5月29日至5月31日，他們在荷蘭烏斯特比克的彼德伯格酒店開會。會議結束時，與會者同意成立一個秘密團體。

大部分的報告稱，最初的成員在酒店訂立公約之後，把他們的聯盟稱作彼德伯格俱樂部。然而，作家吉歐格斯·C·海頓發現，這位德國出生的本·哈德親王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曾是德國黨衛軍的一名軍官，同時也是法本化學工業公司某附屬機構的董事會成員。在海頓的著作《強姦憲法》、《自由之死》裡，他聲稱，本·哈德親王在公司管理中利用他的納粹歷史，鼓勵“超級秘密決策集團”成員稱他們自己為彼德伯格俱樂部，以紀念法本公司高層倡議組建的海因裡希·希姆萊海因裡希·希姆萊（1900—1945），二戰德國納粹蓋世太保總管，曾妄想取代希特勒，被希特勒下令逮捕。希姆萊逃竄過程中被盟軍俘獲，服毒自殺。 ——編者註的“朋友圈”——這個朋友圈由一些創造財富的精英所組成，從希特勒早期受歡迎開始，一直到納粹德國失敗而解散。他們為希姆萊在國家社會主義計劃中所給予的保護而回報其大筆的酬勞。戰後，當本·哈德親王成為荷蘭皇家殼牌公司（荷英企業集團）首腦後，荷蘭皇室小心地將親王的這段背景隱瞞起來。今天，這家富有的歐洲石油公司也是彼德伯格俱樂部圈內成員之一。

在1954年的第一次會議上，制定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目標和任務。據一個觀察家稱，他們的口吻是一貫的：“彼德伯格所有會議的目的都是為了在歐洲和美國之間產生'精英意志'，就聯合統治整個世界在政治、經濟和戰略上達成一致。北約組織是他們採取行動進行顛覆的主要基礎，因為該組織可以為他們的'永久戰爭'計劃提供舞台，或者至少讓他們可以使用'核訛詐'政策。”

當我們一層層揭開這個秘密，把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真實目的（碰巧這些對於當時的法國總統查爾斯·戴高樂將軍來說，實在是再明白不過了）大白於天下之時，我會詳細講述這一切的。

政治研究員羅傑·曼尼威在他1967年10月的時事通訊——《法國外交政策》裡，分析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和戴高樂的關係。他的研究報告觀點從一開始就令人震驚：“所有法國與彼德伯格俱樂部有關的人，比如喬治·彭皮杜、安東那·比內，以及蓋伊· 莫勒這些打壓派，都是查爾斯·戴高樂核政策的強烈反對者。”彭皮杜是總理，比內和莫勒都是法國政府的部長。

彼德伯格俱樂部為什麼如此呢？因為集團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核威懾為攻城槌，對付那些不服從的國家，把歐洲自由國家的主權交給由彼德伯格俱樂部控制的英美世界政府。為了控制歐洲，即使法國的核力量是遏制蘇聯核威懾的關鍵力量，消除法國的核威脅仍然是必須的。戴高樂的傳記作家讓·拉古居爾寫道：“戴高樂必須在歐洲建立起無可爭議的實力地位，來對付英國以新世界帝國主義秩序為目的的自由貿易政策。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必須成為世界三極中的一極，而不只是歐洲大教堂裡的一根柱子的原因”。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從1954年以來的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日程，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將所有分歧都統一於美國和歐洲那些精英分子的意識形態。舉例來說，1955年彼德伯格會議總報告的第7頁赫然寫道：“消除西歐各國與美國的誤解以及可能的猜疑，以面對一切困擾世界的危險。”

1954年以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代表了所有西方國家的精英和財富——金融家、企業家、銀行家、政治家、跨國公司商業領袖、總統、總理、財政部長、國務卿、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世界傳媒集團的總裁、軍隊的首腦。

2005年9月，為了消彌對彼德伯格俱樂部一樁陰謀的指責，集團73歲的主席艾蒂納·達維格農子爵史無前例地會晤了BBC的比爾·海頓。會見中，他表達了集團秘密會議的初始目的：“我只是想，那些有影響的人喜歡與同樣有影響的人在一個他們可以自由交流的論壇交流。在這裡，他們可以審視各自的觀點，沒有批評家和公眾對他們的觀點進行爭論。”達維格農否認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想要建立全球統治階層， “因為我不相信有這樣一個全球統治階層的存在”。相反，他聲稱，“商業影響社會，政治影響社會——這都很平常。並不是商業要和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們競爭世界的領導權”。

戰爭通常因為拓展疆域而起，但是在現在這個全球性的時代，商業和政治共同決定著國家存亡，這其中，經濟居於主導地位。不管彼德伯格俱樂部主席說什麼，有一點毫無疑問——該集團用經濟控制著世界貿易。實際情況是：公眾對他們每年舉行的會議並不知情。他們秘密聚會，討論全球戰略，在廣泛的問題上達成共識。這種保密令人懷疑。而我的目的，就是揭開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秘密，昭示這個秘密的世界領導人和連鎖機構的俱樂部，是如何試圖通過他們所操縱的、由美國為管理者的“國際法”，使所有自由國家屈從於他們的遊戲規則的。

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經營”著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因此可以決定貼現率、貨幣供應水平、利率、黃金價格，以及哪些國家能夠得到貸款。通過控製商業鏈條上的貨幣和流動，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為他們自己賺取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元。是“錢”和對權力的貪欲驅使著他們。

自艾森豪威爾之後，歷任美國總統都是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他們並不全都親自參加會議，但都會派出各自的代表。和大多數英國政府的主要成員一樣，前英國首相託尼·布萊爾是又一個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甚至一貫高姿態的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也是該集團的成員。之前，被集團邀請的人還有，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艾倫· 格林斯潘、希拉里和比爾·克林頓、約翰·克里、美林達和比爾·蓋茨、理查德·珀爾等。

彼德伯格的成員還包括那些控制著你的視野和閱讀的人 ——比如傳媒界的戴維·洛克菲勒、臭名昭著的康拉德·布萊克（他之前擁有從《耶路撒冷郵報》到加拿大最新的《國家郵報》等超過440家媒體出版機構）、埃德加·布隆夫曼、魯珀特·默多克，以及維亞康姆集團（國際傳媒集團，涉及幾乎所有傳媒主要產業領域）首席執行官薩默爾·雷德斯通。是他們保護著這個秘密集團的秘密，而這可能就是為什麼 “彼德伯格”這個名字對你來說很新鮮的原因。

不論你看哪裡——政府、大商業機構，任何其他謀求形式權力的機構——他們實行控制的關鍵就是保密。所有會議，諸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會議、G8會議、世貿組織會議、世界經濟論壇、各國央行會議、歐盟部長理事會和歐盟委員會、歐盟峰會、政府內閣會議，以及數不清的智囊團會議等等，都是在緊閉的大門之後舉行的。這樣做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們不想讓你和我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那條為了掩蓋事實的著名藉口——“這不符合公眾的利益”—— 真實的意義是，如果公眾獲悉他們在討論什麼，決定什麼，這就不符合那些權力機構的利益。

除了這些通常的不情願舉行公開會議的理由之外，保密原則還出於論壇和會議自身考慮。比如，總的來說，我們甚至都不知道會議舉行的地點，更不用說他們在會議上計劃什麼、討論什麼了。每年1、2月間在丹佛舉行世界經濟論壇，四五月間舉行彼德伯格會議和G8會議，九月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和世界銀行會議。出現了某種國際共識，這個共識為一個又一個會議所沿用。但這並不是哪個會議發起的。 （不過）這個共識成了G8會議經濟公告的基礎背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阿根廷會議內容調整後，這一共識即被同時通知與會者；這也是美國總統向國會提案時的共識。

根據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1989年會議文件草案，首次會議“產生於大西洋兩岸諸多領導人，對西歐和北美沒有像他們本該做的那樣，在關鍵的重要事務上緊密合作而表示的關注。彼德伯格認為，定期的、沒有記錄的討論將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戰後的困難時期，以及影響西方國家的複雜力量和主要趨勢”。

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兩個家族中的主要成員，羅斯柴爾德勳爵和勞倫斯·洛克菲勒，為了使歐洲區域化的秘密目的，親自挑選了100位世界精英。根據目前已卸任的菲亞特公司領袖喬瓦尼·阿涅利所說的那樣，“整合歐洲是我們的目標，在政治家們失敗的地方，我們企業家希望獲取成功”。

倫敦《觀察家》報的威爾·赫頓參加了1997年的彼德伯格會議，他說：“這裡不制定政策，全是討論，有些只是普通的陳詞濫調，但會議就制定世界政策的基礎背景形成了共識。”

據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創始人、荷蘭親王本·哈德授權的傳記記載（該傳記的作者是阿爾登·哈奇），每一個彼德伯格會議的與會者都被“神奇地免除了公務”，來參加會議。他們成為“在會議期間各自國家的普通公民”。本·哈德親王逝世於2004年，他是荷蘭女王貝婭特麗克絲的父親，也是英國菲利普親王的密友。 “當這些構成整個西方世界的代表從彼德伯格會議離開時，”親王說，“他們帶著集團的共識。具有無上權力的彼德伯格俱樂部，試圖通過成員的討論解決分歧，以達成一致，並因而當然地對出席會議的成員擁有重要的影響。”

事實上，從彼德伯格會議閉幕時起，所有那些在每年彼德伯格會議上討論達成的各個領域裡的共識，就被這些在政治和商業上強力的利益相關者通過主流媒體不遺餘力地宣揚開來；與此同時，這些共識也成為駕馭那些顯然是不同派別的國際力量的共同政策。一切似乎看來都“彷彿出於偶然”。

會議概要

儘管有很多公司曾經嘗試過，但沒人能買到會議入場券。彼德伯格俱樂部指導委員會決定被邀請人——倫敦《衛報》的稱呼很恰當：“彼德伯格人”。這些人的資格在秘密會議的50年時間裡，一直都沒有改變。從本質來說，他們在尋找熱衷於統一世界秩序的人，一個費邊式社會主義者——費邊主義者堅信他們所說的“對社會一切活動的民主控制”。核心的字眼是控制。通過世界政府來實現最佳的、對個體的控制。

根據我在該指導委員會內部的消息人士稱：“被邀請者必須獨自前來；不能帶妻子、女朋友、丈夫或是男朋友。個人助理即全副武裝的保鏢，通常都是前中央情報局和軍情六處（MI6）的人。——譯者註不能出席會議，吃飯也必須在不同的廳。即使是戴維·洛克菲勒的私人助理都不能和他一起吃午飯。與會者絕對禁止接受記者採訪。”

為了保證會議的隱秘氛圍，彼德伯格人在會議期間（通常 3到4天）租用一家酒店，整座建築裡的所有其他客人都會被中央情報局和當地的秘密機構清走，以確保會議代表完完全全的隱秘和安全。會議酒店的所有圖紙都被列為機密，工作人員也將被徹底甄別—— 質詢他們的忠誠度、核實他們的背景、調查他們的政治傾向。所有可疑人員在會議期間都被排除調開。

1998年會議期間，“每輛配送的車輛都被帶著警犬，身著黑色作戰服的警察裡裡外外、上上下下徹查，然後被護送去往酒店的入口。全副武裝的軍警在周圍的樹林裡出沒，入口處的守衛都是方下頜，戴著秘密工作使用的耳機。任何無力控制這個星球的人指非彼德伯格會議代表。——譯者註接近酒店都被攔了回去。”

東道主國家的政府負責所有與會者及其隨從的安全。為了保護這些權勢精英的融洽和秘密，他們不惜動用軍隊、情報機構、國家及地方警力以及所有其他的私人警衛。與會者不用遵從東道國的現有法律法規，比如必須通關檢驗、攜帶適當的身份證明（比如護照）。這些對彼德伯格人都不作要求。他們舉行會議的時候，任何不在“准予進入人員名單”上的人都禁止接近酒店。這些精英們通常帶著自己的廚師、侍應、秘書、接線員、勤雜工、保潔人員以及安全人員。

比如，2004年的會議就是在斯特雷薩的波羅米斯大酒店舉行。酒店有“174個忠實再現了'美好時代'時期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法國，法國巴黎當時歌舞昇平，盛況空前。——譯者註風格的房間；神聖羅馬帝國時代或者Maggiolini風格的建築結構，加上花團錦簇的窗簾，溫暖斑斕的色彩，Murano 意大利威尼斯附近的一個小島，以生產玻璃製品著稱。——編者註的吊燈，更為這種風格增色。大多數朝向湖水的房間都有獨立的陽台，所有的浴室都有一個旋渦式泳池，地上鋪著意大利大理石。套間裡富麗堂皇——令人引以為傲的精緻藝術品，嵌飾的房頂、雕塑、巨大的旋渦式浴室。皇室套間裡除此之外還有獨立的淋浴”。

代表們的住宿費用都由彼德伯格俱樂部支付，每個房間通常為1200歐元。米芝蓮三星主廚準備飯食。事實上，選擇酒店的其中一個標準就是該酒店是否有最著名的廚師。另外一個標準是該城市的規模（通常是一個小鎮，遠離大都市的聚光燈和好奇的民眾）。小鎮還有額外的優勢——那些私人助理可以帶著槍，全面監控每一個人而不會被人質疑。電話、房間服務以及洗衣費用由與會者自己支付。

2003年，凡爾賽特裡亞農宮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我，三天裡，戴維·洛克菲勒電話費達到14000歐元。根據同樣是一位彼德伯格人的消息人士所說，四天“全球主義者的節日”賬單高達1000萬歐元並不誇張。這比保護美國總統或是做國際訪問的教皇的花費要多得多。當然，沒有什麼總統或是教皇比彼德伯格俱樂部更重要。

會議通常有四次——兩次在早上，兩次在下午。週六除外，那天只有早上開會。週六中午到下午3 點，彼德伯格人在他們的私人助理陪伴下打高爾夫、游泳、乘事先預備好的遊艇或是直升機遊覽。

會場座席按字母表順序循環排列。第一年翁貝托·阿格涅利（現已卸任的菲亞特主席）坐第一排，第二年德國郵政世界網絡公司及德國電信的主席克勞斯·祖文克爾就可能坐他的位置。

每個國家派一個代表團，通常有三個人：一名企業家或商業領袖、一名高層部長或議員、一名居於主導地位的報刊主編或公共知識分子。美國由於它的經濟規模而擁有最多的與會者。小一點的國家，比如希臘和丹麥，只有兩個席位。會議通常最多有130名代表，其中，三分之二的與會者來自歐洲，剩餘的來自美國和加拿大。 （墨西哥全球主義者屬於實力略遜的姐妹組織——三邊委員會。）

三分之一的代表來自政府和其他政治機構，剩下的三分之二來自企業、金融、教育、人力資源及通信行業。大多數的代表都英語流利，同時還會說法語。

彼德伯格規則的演進

從一開始，彼德伯格俱樂部就由一個小型核心領導。這個核心從1954年以來一直由“智者”組成的委員會任命。該委員會由歐洲人擔任主席，歐洲和美國各出一名秘書長，還有一人負責財務。根據彼德伯格非官方的媒體報導，每年的邀請只發給那些 “重要的、令人尊敬的人。藉由這些人的智慧、個人交往以及在國內外事務中的影響，能夠擴大彼德伯格俱樂部的目標和資源”。

彼德伯格會議所遵循的章程是1919年在凡爾賽巴黎和平會議之後，由位於查塔姆大廈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IIA）制訂的。 “查塔姆大廈”通常都是指查塔姆研究院本身，而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是英國君主政體外事政策的執行機構。根據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規定：“按照查塔姆研究院的章程所舉辦的會議或其中部分會議，與會者可以自由使用所得到的信息，但發言者以及其他與會者的身份及屬地不得公開；也不得提及該信息來源於本研究院的某次會議。”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創始人們以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定為基礎，是因為這樣可以讓人們以個人身份表達觀點。這些觀點可以不代表他所在的組織，從而鼓勵自由討論。 “如果不用擔心因公開引用他們的話而影響他們的名譽或引發牽連，人們通常會覺得更放鬆。”

2002 年，應用該規則得到了批准，而且措辭更為嚴格：“查塔姆研究院的會議可以'記錄'，或是遵循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定。在後一種情況下，同意某會議或是其部分會議內容應該嚴格保密並遵從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則，以助於發言者自由討論。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定確保'大牆'之內發言的匿名性，以達成更好的國際關係。如有違犯，查塔姆研究院將予以懲戒。”

彼德伯格俱樂部將這一著重強調的規定銘記於心。儘管與會者宣誓他們以私人身份而不是其各自的官方政府代表，參加集團的年度會議，這種確認仍然不盡可信——尤其是如果你將查塔姆研究院的規定與美國的洛根法案進行比較的話（更是如此）。後者認為，選舉產生的官員秘密會見有影響的商業高層以討論或是設計公共政策，絕對是非法的。

洛根法案意圖禁止未經授權的美國公民干涉美國與其他國家政府間關係。不過在該法案將近兩百年的歷史中，看來還沒有基於違反該法案的起訴。但是，有很多司法程序參考過該法案，所以，以該法案作為政治武器並沒有什麼不同尋常。

這並不是說，私人身份的公民如果訪問或乾涉外國，能夠逃脫所有乾系。他們不能非法出口或者出賣武器，當然，除非他們屬於中央情報局。如果是這樣，他們不僅能夠從非法的武器和毒品買賣中獲利，還能干涉獨立國家的秘密事務。

那些蔑視洛根法案，參加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的人有：艾倫·杜勒斯（來自中央情報局）、威廉· 富布賴特參議員（來自阿肯色州，羅德學者）；迪安·艾奇遜（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納爾遜·洛克菲勒；傑拉德·福特（前總統）；亨利·J海因茨二世（亨氏食品主席）；托馬斯·L休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肯尼迪總統的國防部長，前世界銀行主席）；威廉·P邦迪（前福特基金會主席，《外交事務周刊》外交關係委員會社論撰稿人）；約翰·J麥克勞伊（前大通曼哈頓銀行總裁）；喬治·F凱南（前美國駐蘇聯大使）；保羅·H尼采（施羅德銀行代表） ；羅伯特·O安德森（大西洋-裡奇菲爾德公司主席，阿斯本人文研究院院長）；約翰·D洛克菲勒四世（前西弗吉尼亞州州長，美國參議員）；賽勒斯·萬斯（卡特總統的國務卿）；尤金·布萊克（前世界銀行主席）；約瑟夫·約翰遜（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亨利·福特三世（福特汽車公司掌門人）；安德魯·J古德帕斯特將軍（前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後來的西點軍校校長）；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三邊委員會的創始人）；亞歷山大·黑格將軍（曾經的北約司令官，亨利·基辛格的前助理，後擔任裡根總統的國務卿）；以及詹姆斯·洛克菲勒（美國花旗銀行主席）。

彼德伯格的會議通常很坦率，但並不總是能夠達成共識。在過去的幾年裡，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幾乎都忘記了伊拉克。 2003年，那時的法國外交部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公開告訴亨利·基辛格：“如果美國人事先告訴他們伊拉克的真相”——入侵的真正原因是控製石油和天然氣——也許他們，這些法國人，“就不會在聯合國就該問題的決議投贊成票。這個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並不愚蠢，亨利。”根據這次會議中的我的消息人士稱，基辛格沉著臉掉轉身，走開了。

英國民族主義是彼德伯格的另一個關注點。 1998年，在蘇格蘭特貝裡會議上，英國首相託尼· 布萊爾因為沒有使英國進入歐洲共同貨幣區而被像頑童一般訓斥。根據研究記者吉姆·塔克的消息，“布萊爾向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保證，英國會加入（共同貨幣），但由於英國的'民族主義浪潮'，他首先必須解決'政治問題'”。

《焦點報》（一份專注於不確切事件的報紙）1998年 5月29日文章報導，一名德國人對布萊爾說，“你是穿褲子的瑪吉·撒切爾”。這是未經雕琢的暗示——鐵娘子撒切爾被她自己的、聽命於彼德伯格俱樂部的保守黨所拋棄，在那些同樣的問題上，其國家元首的位置由雜技演員約翰·梅傑所接任。

約翰·威廉姆斯在他的著作《大西洋主義：歐洲安全的阿基裡斯之踵——自我認同與群體意志》中寫道，一些西方精英出席彼德伯格會議“以完善並強化他們的虛擬共識。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對銀行家和商業大亨好的，對所有其他人都好。所以，為了讓人類過得更好，全球化（這種幻像）不可避免”。

彼德伯格俱樂部創始人之一、奧托·烏爾夫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奧托·馮·阿麥隆根，非常罕見地描述過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討論的構成——每次會議是如何確定會議議題（所選問題都有簡短的介紹）並隨後討論的。有趣的是，馮·阿麥隆根被當做恢復德國和蘇聯集團經濟關係的紐帶。他是波恩駐甦的非正式大使，但他的過去卻與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竊取猶太人財富的惡行牽扯不清。

參與導演了2001年奧托家族公司電視紀錄片的沃納· 魯吉姆聲稱，馮·阿麥隆根是納粹在葡萄牙的間諜，參與過出賣希特勒從所征服的歐洲國家央行劫掠而來的黃金，以及從猶太人那裡竊取的股票。魯吉姆還聲稱，馮·阿麥隆根從葡萄牙向德國出口鎢（一種用來強化步槍和大砲等武器用鋼的重要金屬）。整個戰爭期間，葡萄牙是唯一一個與德國進行鎢礦貿易的國家。

另外兩名2003年彼德伯格會議的英國代表——他們不希望公開身份，解釋說，會議的每個專題小組都由1名主持人以及2到3名成員組成。一共有6個“小組”，每組3 人，控制討論。每組討論時間將近兩小時。大約十分鐘的介紹性發言之後，討論參與者自我決定何時加入討論，或者舉起1、3或者5根手指示意要求發言1、3或者5分鐘。發言1分鐘的人先說，然後是3分鐘和5分鐘的。之後是5分鐘、3分鐘或是2分鐘的問題討論。儘管代表們被要求事先就討論作一定準備，但沒有介紹情況的文件，也沒有記錄。 1月份發布最初的與會者提名名單，3月份確定最終的名單。

為了防止滲透，彼德伯格執行委員會提前4個月確定會議的日期，但酒店的名字直到會議開始前一周才宣布。會議開始時，主席重申彼德伯格的程序規則，然後開始議程的第一項內容。彼德伯格會議所有分發給成員的資料都是：“個人的，絕對保密的，不能公開的。”

第四章 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

將每年都參與會議的活躍會員和其他偶爾被邀請的成員區別開來是非常重要的。大約有80名成員多年來經常參加會議。被邀請來就其影響領域或專業學術知識做報告的邊緣人士，對彼德伯格俱樂部背後的正式構架完全一無所知，而且也完全忽略集團更大的、全球性的目標。有些人被邀請來是因為彼德伯格人認為，那些人也許在他們的全球主義計劃裡可能成為有用的工具，並在隨後幫助其被選舉到非常有權勢的位置。沒有留下任何印象的一次性被邀請者，自然被扔到一邊了。

最戲劇性的“有益補充”的例子，就是籍籍無名的阿肯色州州長比爾· 克林頓。他1991年第一次參加在巴登-巴登舉行的彼德伯格會議。在那裡，戴維·洛克菲勒告訴克林頓，為什麼美洲自由貿易協定是彼德伯格俱樂部要優先解決的問題，集團需要他就此問題提供支持。第二年，克林頓被選為美國總統，然後——猜猜怎麼了？ ——他成為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的強力擁護者。

下面的清單著眼於一系列的巧合—— 一些重要領導人出席彼德伯格會議的日期以及隨後他們事業變化的時間：

比爾·克林頓：1991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2 年獲得了民主黨提名，並被選舉為美國總統。

托尼·布萊爾：1993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4 年7月成為黨魁，並於1997年被選舉為首相。

喬治·羅伯遜：1998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9 年8月被任命為北約秘書長。

羅馬諾·普羅迪：1999年出席彼德伯格會議；1999年9月宣誓就職歐盟主席，一直到2005年；2006年，被選為意大利總理。

弗朗索瓦·密特朗測試

1980年12月10日，彼德伯格“300人委員會” 命令，正式起用在法國建國伊始就被棄置的社會主義者弗朗索瓦·密特朗為法國下屆總統。根據約翰·科爾曼的著作《陰謀家集團——300人委員會》對這些事件的敘述，“密特朗正被起用，洗去沈痾，重返權力”。

密特朗重返權力的講話表達了他對資本主義的不支持： “產業資本的發展是反自由的。我們必須終止它。20世紀和21世紀的經濟體制將用機器對人類進行壓榨，首先表現於核能領域，並已經產生出可怕的結果。”

科爾曼的聲音也振聾發聵：“密特朗回歸愛麗舍宮證明 '300人委員會'強大到足以未卜先知，並運用它的力量或是任何其他的手段，摧毀任何反對力量，使其實際發生。正如密特朗事件那樣。在此之前的短暫日子裡，他已經被巴黎的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力量集團完全唾棄。”

這個和大部分社會主義政黨的成員一起抵制密特朗的， “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力量集團”，就是由讓-瑪麗·勒龐領導的、極右翼的國民陣線。在法國政治活動中，遠在雅克·希拉克總統的苛刻政策之前，國民陣線就一直鼓吹嚴格的移民控制，並在2005年11 月引發法國失業青年的大騷動。

塑造土耳其的未來

兩名土耳其與會者——土耳其央行行長蓋茲·艾舍爾和土耳其外交部長埃姆·雷薩伊——從1996年彼德伯格王城鎮會議歸來後四天，土耳其政府倒台了。

事出突然，土耳其總理梅蘇特·伊爾馬茲突然宣布辭職。他的退隱有效地瓦解了由保守黨前總理坦蘇·奇萊爾領導的真道黨與中立的祖國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伊爾馬茲的退隱為親###的繁榮黨領導人內吉梅丁·厄爾巴坎重組下屆土耳其政府掃清了障礙。這次政府更迭讓彼德伯格俱樂部有了一次黃金機遇，向基督教歐洲的軟肋施加###教影響，製造種族緊張，從而使該地區保持動盪。

葡萄牙行動

據消息靈通人士稱，2004年意大利斯特雷薩彼德伯格會議提升了大批的葡萄牙成員。那次會議之後，葡萄牙政府領導發生了重大變化。

鮮為人知的裡斯本市市長佩德羅·M洛佩斯·桑塔納，忽然被共和國總統任命為總理。

前總理約瑟·M杜朗·巴羅佐被任命為歐盟委員會主席。

議員約瑟·蘇格拉底，在愛德華多·費羅·羅德裡格斯 2003年5月25日辭職後被選為社會黨黨魁。愛德華多·費羅·羅德裡格斯1999年至2000年間，因警方調查十五起案件而捲入一場社會及政治危機。據稱，他涉嫌在國營收養院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犯（這位與該調查行動關係緊密的消息人士向我確認，危機是由幕後的彼德伯格成員導演的）。蘇格拉底2005年成為葡萄牙總理。

彼德伯格人的副總統候選人

2004年6月，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克裡的前競爭對手，約翰·愛德華茲首次參加彼德伯格會議，他看待美國政治的視角給成員們留下深刻印像。之後，被成員們直接選為克裡的競選夥伴。有很多提供消息的人士——我不能公開他們的姓名——都各自證實，會議第二天，在聽了約翰·愛德華茲講述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觀點之後，亨利·基辛格致電約翰·克裡，內容如下：“約翰，我是亨利。我們找到了你的副總統。”

《紐約時代》周刊2004年7月8日的一篇文章，也暗示了這個權力集團的介入：

是彼德伯格人選的愛德華茲？

今年6月初，大約有120人在意大利斯特雷薩召開的了獨一無二的秘密會議——彼德伯格會議。有些人暗示，愛德華茲是由於得到了與會的亨利·基辛格、梅林達· 蓋茨以及理查德·A珀爾的欣賞，而助他贏得了克裡的歡心。愛德華茲和共和黨人拉爾夫·裡德在關於美國政治的一次討論中發言表現非常好，以至於與會者打破彼德伯格戒律，在會議結束前就鼓起掌來。事前，愛德華茲先生曾去過布魯塞爾會見北約官員，宣傳他的外交方略。

實力夥伴

為了弄明白是誰控制著北約的領導權，控制著世界上最大的軍事行動或是今天的世界各國軍隊，你只需要看看那些屬於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北約秘書長就成了：約瑟夫·倫斯（1971—1984）（括號內時間為任職時間，下同。——編者註）、卡靈頓勳爵（1984—1988）、曼夫雷德·沃納（1988—1994）、威利·克萊斯（1994—1995）、賈維爾·索拉納（1995—1999）、羅伯特森勳爵（1999—2004）、夏侯·雅伯將軍（2004— ）。有如此的軍事聯繫，有部隊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在諸如波斯灣、伊拉克、塞爾維亞、波斯尼亞、科索沃、敘利亞、北朝鮮、阿富汗等地區實施彼德伯格俱樂部的政策變得是多麼容易。

有件事情很有趣，1956年8月，約瑟夫·雷廷格爾在彼德伯格報告第十一頁上寫道：“集團可能是各種倡議的製造廠，但我們決定，集團不將任何新概念和倡議付諸實施，而是將它們交由某些人或組織去進一步發展。”

事實上，在1954年會議最後一天的開幕辭上，彼德伯格執行委員會就遞交了一份提案（總報告的第8頁）：如何使歐洲防務委員會併入北約，以使之成為一個“決策的核心機構，能夠採取政治、經濟及軍事行動”。因此，會議決定，彼德伯格人要通過北約控制歐洲事務。

前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以及以色列將軍彼得·薩瑟蘭（前歐盟委員會委員、高盛及英國石油公司主席）是彼德伯格的活躍會員。 2000年，拉姆斯菲爾德和薩瑟蘭在瑞士能源公司和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BB）董事會任職，賺了一些錢。由於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BB）向朝鮮出售了兩座輕水核反應堆，而使得他們的秘密聯盟公之於眾。不用說，正在公開宣傳其“安全第一”政策的英國石油公司就更不會講這些了。

過去30年裡的每一任英國首相，都覺得必須參加彼德伯格會議。事實上，有些人說，彼德伯格俱樂部是軍情六處在皇室國際事務研究院指導下的一個真正的創舉。 “英國情報機構的這個計劃，是為了讓約瑟夫·雷廷格爾（後來的歐洲行動組織主要創始人之一）能夠在歐洲各國政府和美國政府的背後，把彼德伯格俱樂部組織成真正的權力掮客。”

按照另外一個觀察家的說法，“雷廷格爾（耶穌會會士）從美國國務院得到秘密資助，並且一直通過中央情報局國際組織處的頭兒托馬斯·布雷登，獲得大量援助。”

約翰·科爾曼在《陰謀集團》中寫道，這個主意得自阿拉斯泰爾·布昌（皇室國際事務研究院的董事會成員、圓桌會議成員、特威茲穆爾勳爵的兒子）和鄧肯·桑迪斯（卓越的政治家、已故的溫斯頓·丘吉爾的女婿）。後者是雷廷格爾的朋友，也是一名耶穌會牧師，還是33 等級共濟會會員。

英國《觀察家報》 1963年4月7日作瞭如下報導：“那些人（彼德伯格人）主張，未來是屬於政治家的，他們彼此間流傳著這樣的話——嚴肅的國際事務問題太過複雜，因而不能交給那些外交家們。然而，他們討論的 '保密程度'顯示出，他們只是在追求一件事：有效控制世界人民。不過他們把自己精心掩飾起來，將政府職責交到了那些傀儡政客的手中。”

事實上，彼德伯格俱樂部也許是1902年成立的英國協作俱樂部（Britain Coefficients Club）的天然外延。彼德伯格俱樂部成立之前半個多世紀的1903年，阿爾弗萊德·米爾納勳爵在聖阿爾敏斯酒店會議上就他對未來的看法發表講話。在那個會議上，米爾納強調了這樣的觀點：

我們必須實行精英統治——不是指特權，而是基於對世界的了解和必要的目的性——否則人類最終將會失敗…… 這在民主政體來說是尤其困難的。如果整個人類能夠擁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和那些創造性的、我們所期盼的自由，那麼實現更好、更有活力的社會類型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如果現在，那些擁有權力、閒暇和自由來應對富於想像力的訴求的人們，不能贏得集體的自我發展，那整個人類都無法做到。解決的辦法並不在於直接的衝突。我們了解人類的行為方式，以及人類隱藏在假面背後的內心深處，所以我們能夠擊敗民主政治。

在當今這個權力被分散的社會，我們需要在眾多當權者、智者、企業家和有影響力的人中進行有建設性的、富於想像力的工作，以造就具有高度選擇性的、自覺的、開放的、虔誠的精英文化。在我看來，這是人類事務所必須的下一個發展階段。我認為人類的進步，不該是一群粗鄙的、為基本需求所左右的頭腦的自發產物，而應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自然結果——它所針對的就是人類複雜的相互依存性、被解放的能量與求知欲、閒暇時的舉止、為文學和藝術所再造的情感和動機。

回顧一下意大利企業家、已故的菲亞特主席喬萬尼·阿涅利曾經說過的話，就能更通透地理解米爾納勳爵的話：“統一歐洲是我們的目標，在政治家們失敗的地方，我們企業家希望能夠獲得成功。”事實上，他們成功了。

如果軍情六處需要一張皇室的面孔來給彼德伯格俱樂部公開的支持，以提升它的行動可能性，那麼以和歐洲皇室以及眾多頂尖企業家關係密切而聞名的荷蘭親王本·哈德，就是最理想的聯繫人，所以表面看來他被任命為彼德伯格俱樂部“外交”主席了，但實際上，集團的幕後控制人一直是雷廷格爾。在他1960年6月12日逝世前一直如此。

1957年，丹尼斯·希利開始成為彼德伯格會議領導人。身為英國人的希利是“歐洲行動”組織的創始人之一（該組織的目的是增進美國和歐洲政治家、商人、頂級官僚和軍隊領導人的相互理解與合作）。集團從一個設在紐約的、名為“統一歐洲之美國委員會” 的組織得到資金支持。希利那時對此並不知情，只知道集團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前沿機構，其領導人包括美國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前身）的戰時領導人唐納文將軍，當時的國務卿喬治·馬歇爾，以及無所不在的艾倫·杜勒斯。希利後來被任命為英國國防大臣和財政大臣，權力僅次於首相。

許多人認為，我是在把一系列著名的巧合聯繫起來，從中發現陰謀。也許吧。但巧合實在太多了。

第五章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目的

彼德伯格人在追尋後國家主義時代——沒有國家，只有為世界價值所匡正的全球區域的時代。這就是說，全球只有一種經濟，一個政府（不是選舉產生的，而是人為精心挑選出的），一種宗教。為確保他們達成這些目標，彼德伯格人專注於“偉大的技術手段而很少在意代表大眾”。

——威廉姆·夏農

彼德伯格俱樂部主要擔心有組織的對抗。集團成員們不希望世界上的普通民眾知道他們在為世界的未來計劃著什麼：主要來說，就是一個世界政府（世界公司），它擁有單一的全球市場，由一支“世界軍隊”守衛，由一個“世界銀行”控制財政，使用單一全球貨幣。

彼德伯格人想要如何實現他們一個世界的願景，內容都羅列在下面的“期望清單”裡：

一個國際身份。他們試圖通過向國際組織授權，以內部顛覆的方式，徹底摧毀所有國家身份，建立一整套世界價值標準。未來再不許有別的標準存在。

對民眾的中央集權控制。通過對頭腦的控制，他們計劃引導全人類遵從他們的意願。茲比格涅夫· 布熱津斯基的著作《兩個時代之間：美國在科技時代的角色》中對該計劃藍圖的描寫令人不寒而栗。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的簡歷令人印像深刻：1953 年在哈佛獲得了博士學位；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三邊委員會創始人之一；卡特總統時期任國家安全顧問；羅納德·裡根總統的外國情報顧問委員會成員；喬治·赫伯特· 沃克·布什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專責小組的聯席主席。他還是亨利·基辛格的親密夥伴，以出席過數次彼德伯格會議而聞名。他預計，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沒有中產階級，只有統治者和僕役。

一個零增長的社會。在後工業化時代，需要以零增長來消滅大眾財富殘餘。如果有財富，就會有進步。財富和進步使得執行壓制不再可能，而如果你希望將社會劃分成所有者和奴隸的話，你就必須壓制。終結財富將終結核能電力及工業化生產（除了計算機和服務業之外）。加拿大和美國剩餘的工業將轉移至諸如###、秘魯、厄瓜多爾、尼加拉瓜這樣的貧困國家（這裡的勞動力很便宜）。這樣，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實現了。

一種永久的失衡狀態。人為製造危機將使民眾不斷受到脅迫——肌體上、精神上、感情上——使得永久的失衡狀態成為可能。民眾將太過疲憊、虛弱而無力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他們困惑、消沉，以至於“面對眾多選擇，卻總是漠然視之”。

對教育的中央集權控制。歐洲共同體、“美洲聯盟”和未來的亞洲聯盟，他們尋求對教育的更強力的總體控制的原因就是，允許倡導一個世界理念的全球主義者，將世界真實的過去徹底滅絕。他們的努力正孕育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成果。今天的年輕人幾乎完全無視歷史的教訓、個體的自由，以及自由的意義。以全球主義者的觀點，這種安排將簡化教綱。

對所有國內外政策的中央集權控制。美國確實影響了整個世界。現在，彼德伯格人看來要做些事來控制美國總統和他的政策了。加拿大為了保持它自己的主權，正按美國的需要前進。歐洲現在當然是受歐洲共同體的共識影響。

向聯合國授權。他們計劃利用現成的聯合國，使之先從法律上成為世界的政府，並對“世界公民” 直接徵收聯合國稅，然後再從事實上做到這一點。

西方貿易集團。通過擴大北美自由貿易區至整個西半球（包括南美洲），最終形成與歐盟類似的“美洲聯盟”。

擴張北約。就如同聯合國現在在阿富汗的所作所為一樣，由聯合國在全球更多的動盪地區進行干涉，而北約則作為聯合國的世界軍隊。

單一司法體系。國際法庭成為世界的唯一司法體系。

單一社會福利狀態。彼德伯格人幻想一種單一的社會福利狀態——順從的奴隸得到補償，不聽話的就被消滅。

彼德伯格俱樂部有力量在世界任何國家施加影響，執行他們的政策。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觸角有多長了——他們試圖控制美國總統，加拿大總理，自由世界的所有主要新聞媒體機構，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金融家，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及其貨幣供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還有所有和聯合國有關的渠道。擁有如此的聯繫網絡，他們能摧毀任何事物——無論大小，只要是妨礙他們創造統一世界的新秩序。我將通過許多令人毛骨悚然、難以置信的例證來展示這一點。

例如，在《冒險與極端分子》（Picador出版社，2001）一書中，喬恩·龍森描述了在馬島戰爭中，英國政府是如何要求對阿根廷實行國際制裁，但被拒絕的。 “在挪威辛迪夫佐特的彼德伯格會議上，英國石油公司的戴維·歐文站出來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贊同進行製裁。然後，這席話就讓很多人改變了念頭。我可以肯定，各國外交部長回到自己的國家，向他們的上司講述了戴維·歐文的話。你怎麼知道呢？因為製裁被實施了。”

可是，這個簡單又美麗的國際各國合作的故事卻極少有詳盡的報導。

彼德伯格俱樂部試運行

彼德伯格俱樂部的一個目標就是通過壓制所有的科學發展，使世界去工業化。他們從美國入手，首要的目標就是以和平利用核能作為未來能源的低溫核融合實驗。 “融合火炬（fusion torch）的發展將把彼德伯格的'自然資源有限'的觀念扔出窗外。一個被恰當使用的融合火炬能夠從眾多普通的物質中，發掘出無限的未被開發的自然資源，從而以某種方式造福人類。這種觀念甚至遠沒有被公眾所了解。”

為什麼新世界秩序如此地痛恨核能？按照前英國軍情六處秘密特工約翰·科爾曼的說法，產生大量便宜的電能的核電站是“使第三世界國家擺脫落後的關鍵。有了核能產生的大量便宜的電能和充沛的供應，第三世界國家就能逐漸獨立於使他們處於僕役地位的美國的對外援助，並開始主張他們的主權”。

對外援助越少，就意味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控制越少，也意味著它的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和獨立。讓彼德伯格和他們的代理人們厭惡的，就是這種發展中國家掌握他們自己命運的觀念。

這一點，在1955年彼德伯格會議總報告第13頁上得到了確認：“在原子領域，科學發現不斷超越……不能排除科學家們將新成果交到越來越多的人手中，並且很快'原子彈就成為窮棒子的臂膀'。同樣，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應用技術發展，讓我們幾乎可以預見那無法預見的情形了。”

核能，按照彼德伯格人的理想，不是為這個行星上的窮國服務的。正如在馬島戰爭中所表明的那樣，它們甚至是用來威脅第三、第四世界國家的最可靠的武器。

根據我自己的調查渠道，科爾曼同樣肯定了某位彼德伯格委員會高級成員的主張：“隨後推翻阿根廷政府，然後是經濟混亂和政治劇變。這些都是為了配合卡靈頓勳爵（前英國外交大臣，彼德伯格俱樂部委員會的另一名高級成員），由基辛格聯合公司策劃的。” 我們還知道，阿根廷行動是由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科羅拉多阿斯本研究院策劃的。

這次行動變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就是，彼德伯格人發現他們的後工業時代零增長目標正在解體，所以“阿根廷的例子是對其他拉美國家的一個警告，讓他們忘記他們可能有的民族發展、獨立和主權完整的想法”。

選擇阿根廷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這個南美最富庶的國家正在向墨西哥提供其所掌握的大多數核技術。而這是違反彼德伯格人的意願的。馬島戰爭迅速終結了這個雙邊互惠聯盟。毫無疑問，彼德伯格俱樂部更願意讓墨西哥作為便宜的、血汗勞動力的輸出國，而不是讓它主張自己是一個羽翼豐滿的貿易夥伴。

更有甚者，由於一連串禁止報導的障礙，甚至於在今天，也極少有美國人認識到，從技術到重型工業設備，拉丁美洲市場對於美國有多麼關鍵。與拉丁美洲的健康貿易將“激發眾多衰退的美國公司，並提供成千上萬的工作機會”。

為了防止這一點，彼德伯格人不惜一切代價。

彼德伯格俱樂部干涉主權國家外交事務

彼德伯格俱樂部干涉國家事務有那麼一些方法：

在尼克松政府將與中國建立正式聯繫作為公開政策之前，彼德伯格人就為美國作了決定。

1973 年，在瑞典薩爾特舍巴登會議上，彼德伯格人同意將每桶原油的價格提升至12美元——350%的躍升意味著在美國和西歐製造經濟混亂，這是為了提振石油公司下降的效益。對石油短缺的感受造就了階段式的阿以戰爭的舞台，並為戰爭爆發前正式簽署的主要價格協議提供了掩護。

1983年，彼德伯格人得到了當時“極端保守”的羅納德·裡根總統的秘密許諾，將5000萬美國納稅人的錢通過他們喜歡的渠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轉給第三世界和共產黨國家。這個承諾不僅得到了遵守，還發展成了著名的“布萊迪計劃”。

由於瑪格麗特·撒切爾反對將英國的主權交給彼德伯格人計劃的超級歐洲，彼德伯格人精心策劃了罷黜鐵娘子的決定。而我們都難以置信地看到她自己的政黨出賣了她，轉而支持彼德伯格俱樂部的捲毛狗——約翰·梅傑。

1985年，遠在美國政府將星球大戰計劃作為官方政策之前，彼德伯格人就已同意全力支持。

1990年，在紐約長島格蘭卡夫酒店的會議上，他們決定提高稅收，以向擁有債權的國際銀行家支付更多的錢。 1990年，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傑出人物，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總統簽署了增加稅收的“預算方案”，然後在選舉中落敗。

1992年，集團開會討論讓公眾接受聯合國軍“通過使用武力，干涉主權國家的國內政策，以及沖突解決方案”這一理念的可能性。 2006年渥太華會議期間，《多倫多星報》和《國家郵報》這兩家加拿大的主要媒體在首版整版刊載了彼德伯格人的這一建議。

1996年，在王城鎮彼德伯格會議上，第一次討論了將當時為加拿大政府所擁有的安大略水電集團以數百萬美元出售的問題。隨後很快，安大略水電集團就解體為五個獨立的公司，並被私有化了。

從1996年會議開始，一直到1998年期間，科索沃栽在了彼德伯格人的顯微鏡下。彼德伯格人商議建立遵循“託管制”的“獨立”的科索沃，而且，為了使該地區持續動盪、衝突，作為該地區國界整體重新規劃的一部分，將南斯拉夫肢解（將擁有35000匈牙利人的南斯拉夫北方省歸還匈牙利），並用西方國家納稅人的錢重建該地區被摧毀的以百萬美元計的基礎建設。

從2002年彼德伯格會議洩露出的報告說，伊拉克戰爭被一直推遲到2003年3月，而當時世界所有報紙都以為戰爭將在2002年夏天或者秋季發動。

1999年，肯尼斯·克拉克議員、國家經濟研究局主席馬丁·S費爾德斯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執行董事斯坦利·費舍爾、歐洲中央銀行董事會成員奧特瑪爾·伊辛、法國國家銀行行長讓-克勞德·特裡謝，在會議上討論了實現單一歐洲貨幣之後，下一步推行“美元化”的事宜。

與歐盟類似，彼德伯格人還討論了建立以日本為首的政治聯盟——單一貨幣的自由貿易亞洲集團。

為建立美洲聯盟而肢解加拿大，最初計劃於1977年，但未在預期內的媒體曝光。在1996年王城鎮彼德伯格會議上，彼德伯格俱樂部被迫推遲了他們的計劃。好幾本書都以此為題材，就加拿大的推遲解體作了描述。其中，羅伯特·歐德裡斯科爾和伊麗莎白·埃利奧特合作編寫了相關文章的合集《新世界秩序的墮落——加拿大》最為引入關注。

附：出版前言

有時候，出版與其說是一種職業，不如說是在提供某種支持。我接到一個電話，一個洪亮的聲音在電話那頭說道：“我的書一定會改變世界……而且，會是本暢銷書。 ”我極力不去戳破他“夢想”的肥皂泡，但還是讓這本圖書通過了初審，把它和那些試圖揭示“不方便”被公開的戰爭內幕的圖書聯繫起來，並慢慢地讓這筆風險巨大的賭注具備了一些真實性。

哦，這就是那本書，它已經改變了世界，而且也真的成了暢銷書。丹尼爾·伊斯圖林通過對世界政治和金融巨擘們在每年的秘密會議——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上的言論的不懈追蹤，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發現，以及對全球事件的準確預測，同時也招致了該集團手忙腳亂的瘋狂掩飾：為其操縱的諸多全球事件：被選出的總統、被安排的戰爭、操縱能源市場，還有很多很多……所有的這些都有主流媒體參與，但從未被報導。

窺探秘密從來都不容易，尤其是你還必須克服困難去應對偏見。直到最近，主流媒體仍然很少提及這個集團。彼德伯格彷彿是一個躲在世界邊緣的精靈——事實上只有在那裡，他們才可以葆有自己的好名聲。

我們努力做到準確，以應對不斷地變換的名冊、登記表等。但對我來說，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聰明人在做什麼，需要這樣極端地保密？另外，他們要帶我們去哪兒？

如果像丹尼爾那樣，歷史地來看待這個集團的行為，你就能逐漸明白他們策劃的現有格局，以及為什麼他們需要這樣高水準的“靜默”來實現它。那些妨礙他們目標的事情，比如國家主權和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似乎對他們都沒造成什麼影響。

我與丹尼爾以及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一樣，相信自己國家真正的民主理念，而不是現在這種“精英” 們的製度，通過他們的傀儡來為某些公司服務。我確信，大多數的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認為，他們秘密營造的未來都是出自好意。但是，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就像我自己，卻可能並不真的想要這些。

出版人

克裡斯·米裡根（Kris Millegan）

2007年9月22日

致謝

這大概是這本書最難寫的一部分了，因為所有曾經全身心地付出了精力和時間、不顧及與我們會見可能給自己帶來危險的人的名單，簡直太長了。 （這個名單包括與我一起研究這個問題的合作夥伴、獨立的研究人士、政府部門內外的消息人士、私家偵探、美國陸海空三軍的分析人員、西班牙將軍、廚師、廚師長、酒店服務生、保洁人員）而無法在我的——或者說是我們的書裡用幾頁紙開列出來；再一個原因就是，我自己就是天性自由的社會靈魂的集中再現。

在此，我謹向華盛頓、倫敦、莫斯科、馬德里、巴黎、加拉加斯、羅馬和渥太華的國際情報機構由衷地表示我最誠摯的謝意。是他們的智慧以及他們所掌握的內幕情報，使我常常在最黑暗的時候振作起來。他們的情報收集工作具有無比珍貴的價值，沒有他們的這種努力，這本書將永遠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

我尤其要感謝我的祖國加拿大——她給了我家和希望，讓我可以期待美好的未來，卻不要求任何回報。 1996年，我揭發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妄圖分裂加拿大的邪惡計劃，以此來報達她對我的恩情。我愛加拿大人，他們正直，熱愛自由，令人讚嘆。在那決定命運的一年，在我竭盡全力的請求下，他們與我一起走上街頭，幫助我成功地挫敗了彼德伯格俱樂部成員想要悄悄分裂加拿大的企圖。每當我需要振奮精神，我就想到他們以及他們對人類美德的堅定信念。

我還要感謝我的好運氣英文是fortune。 ——譯者註和信念英文是faith。 ——譯者註，即使在看不到希望、無力應對之時，它們也一直伴我左右，一點點地讓我堅持下去。我能夠度過那些最令人絕望的困難時刻，就是因為我堅信我的這兩個F指前文的fortune和faith。 ——譯者註。

感謝我的朋友約翰·哈拉里和他的智慧——他屬於那不可複制的真正偉大的一代。我還要感謝來自加拿大安大略省阿默斯特島的喬弗里·馬修斯，他是加拿大最好的報紙，傳奇的《眼界》報（Eye Opener）多年以來的領導人。感謝所有那些我從未謀面的人們，是他們給我發了成千上萬封郵件，讓我堅信，生活中是有讓人期待的東西的。

有的人，面對政府的謊言、欺詐、操縱和哄騙，從來沒有停止過追尋真相；還有的人，憑直覺就知道，所有我們聽到的那些褻瀆神明的謊言都只是出於卑鄙的仇恨。所有這些人都應該知道我們的歷史和傳承的真相，我將這本書獻給他們。歷史傳承靠的是推理，而不是嚴苛的證據。歷史經驗也不是（簡單地）站在現在回顧過去，而應該是深入到歷史中去，再回來時，有的則是對我們之前的觀點局限性的更清醒、更寬泛的認知。

最後，我將本書的成功歸之於波涅·特斯（Bonnie Toews）（他是我這部書稿的第一編輯）和TrineDay的老闆盧斯·貝克（Russ Becker），而不是我自己。沒有盧斯·貝克的眼光和幫助，這本書現在還是一紙空文。最後，我要感謝克里斯·米里根（Kris Millegan）。克里斯，你保住了這本書，保住了真相，全世界都欠你一份感激。你對這本書重要性的堅信令人信服。因為你相信，所以其他人也相信。不僅如此，我也相信，那也是因為我看到你相信。

但人類仍然要接受末日的審判。正如有人說過的那樣，奇蹟，只有奇蹟是沒有得到我們的允許就發生了的。這本書和所有讓這本書“誕生”的人們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範例。

丹尼爾·伊斯圖林

2007年7月4日(本文來源：網易歷史作者：[加] 丹尼爾·伊斯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