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慈善組織

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慈善組織與美國中情局
作者：馬耀邦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3-29

美國慈善組織

（加）馬耀邦著林賢劍譯、林小芳校



在題為《誰承擔後果——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的著作中，美國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為了發動文化冷戰，美國中情局向各類美國慈善機構投入巨款。根據美國國會的評估，在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所提供的 700項補助中，有50%來自中情局。中情局與美國著名基金會的合作使其能夠掩飾顛覆性的活動。為了實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機構作為掩護，在東道國的大學、工會、青年社團和出版社等組織發起大量的文化活動。 1

顯而易見，福特基金會就是被用來實現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美國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認為，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有意識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強美帝國的文化霸權，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響。” 1

福特基金會成立於1936年，創始人為美國汽車行業的一位傳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進社會正義。然而，二戰後，該基金會與中情局在文化領域開始了積極合作。在與蘇聯進行冷戰對抗期間，它欣然充當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爾（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為福特基金會主席，他經常與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討論當時的重大問題。實際上，福特基金會被視為“冷戰思潮的先鋒”2，一位學者作瞭如下論斷：“有時，福特基金會看起來似乎僅僅是美國政府在國際文化宣傳領域的一種延續，它在歐洲有著從事秘密活動的記錄，它還與馬歇爾計劃和中情局官員在特定項目上有著密切合作。”1

比塞爾先生與艾倫·杜勒斯先生關係如此之親密，以至於他在福特基金會呆了兩年後，就離職成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別助理。比塞爾先生的繼任者是約翰·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國戰爭部副部長，駐德國高級專員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團利益的一位華爾街律師。麥克洛伊先生進一步加強了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的關係。結果，福特基金會成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標組織發放基金和動員其他人反對共產主義勢力或左翼集團。正是藉助福特基金會和打著慈善的幌子，許多文化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獲得財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間諜利用福特基金會員工身份的掩飾，在國外從事秘密活動。 1

與中情局的關係曝光後，福特基金會的經營風格稍有變化，但其實現美國文化統治的目標保持不變。它公開與美國國際開發署等美國政府機構進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權組織。這些組織對批評他國侵犯人權的行為沒有絲毫猶豫，但對美國和以色列的人權紀錄視而不見。福特基金會資助的機構“不參與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義的群眾運動，他們將福特基金會視為一個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組織。”1本質上，在後冷戰時代，為了實現美國的文化統治，福特基金會以慈善理念作為幌子，扮演著相同的合作角色。

儘管福特基金會的運營經歷如此聲名狼藉，中國還是允許它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這令人非常吃驚。人們也許會問，哪一個獨立國家會允許中情局附屬機構從事旨在完成“和平演變”的秘密活動。 “和平演變”是杜勒斯所宣稱的美國對華政策目標。儘管中國具有疑慮，在中國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之後，福特基金會還是在1988年與中國建立了關係。這是第一家在中國建立辦事處的國際組織。此前，福特基金會在美國的大學贊助中國研究計劃。在中國，它最初與中國的大學共同致力於發展經濟學院和法學院。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形成密切的關係。其主要關注的領域是經濟、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國際關係。它資助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和智囊團。福特基金會以120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計劃，這些計劃甚至在政策領域對中國都產生了一種決定性的影響。它還在美國為中國學生創辦研究生協會。 3

除了福特基金會之外，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是另一家傳播美國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國慈善機構。卡耐基基金會是最富有的基金會之一，美國冷戰鬥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於1946至1952年擔任該基金會主席。杜勒斯是“大規模報復”理論的提出人，曾任美國國務卿。卡耐基基金會為美國外交政策智庫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資助。蘇聯解體後，卡耐基基金會在莫斯科設立了辦事處。它通過俄羅斯主管私有化的副總理葉戈爾•蓋達爾（Yegor Gaidar），向俄總統鮑裡斯·葉利欽提出建議。結果，卡耐基基金會獲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馬”的綽號。由於私有化，俄羅斯這個曾經驕傲自大的工業化國家，迅速淪落為一個破產的第三世界國家，無力支付工人工資，需要依靠外資才得以生存，因為其中央銀行被取消了製造貨幣的權力。俄羅斯政府的徵稅權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會事業被放棄。

卡耐基基金會與美國政府的關係密切，其兩任主席分別曾任美國國務院情報局局長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全球事務主任。該機構也試圖在中國建立一個類似於其在俄羅斯的附屬機構，向中國提出私有化計劃。它與北京黨校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關係密切。 4

卡耐基基金會坦率地宣稱，其在中國的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個以中國為基地的世界級政策研究中心。從而，到2005年底，它與中國改革論壇簽訂一項協議，計劃共同研究全球化對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這便於收集中國國內的觀點和信息，使華盛頓的決策者易於掌握它們。與中國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種族研究、能源、防擴散、氣候變化和貿易政策，這些課題都是美國決策者非常感興趣的。該基金會還與中國國際戰略基金會合作，加強對中美危機管理，特別是台灣問題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會看來，該研究項目在管理台灣危機上“正在形成有價值的見解和建議”，卡耐基基金會將向下一屆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議。 5

卡耐基基金會與美國政府具有廣泛聯繫，尤其是在安全和情報領域。最令人吃驚的是，作為這樣一個外國機構，卡耐基基金會已經涉足位於北京的權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經與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計劃委員會進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國國內議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環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關社會緊張程度的信息。它甚至獲得了關於“中國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 5

除了福特基金會和卡耐基基金會之外，另一個傑出的慈善機構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因其在印度資助發起綠色革命而聞名於世。綠色革命以擴大全球糧食供應為幌子，顯然推進了美國，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團石化企業的商業和地緣政治利益。

綠色革命的現代化技術需要大量使用水、化肥、拖拉機、灌溉、現代化農場裝備和能源。它便於美國農業綜合企業滲透進入發展中國家，為美國工業、石油和化學產品打開市場，而這正是洛克菲勒商業帝國的領域。

不幸的是，新的農業技術已經成為絕大多數印度農民的災難，因為它以三種僅有的雜交種子取代了小麥、玉米和黍等傳統作物，導致糧食供應進入一種危險的平衡。而且，高產量的種子易遭蟲害，導致30-100%的損失。其它有害影響包括土壤侵蝕、高投入和水資源短缺。更為重要的是，綠色革命給農民帶來沉重的債務負擔，直接導致農村人口貧窮程度的提高。結果，在過去的十年，20萬印度農民自殺身亡，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減輕高成本的綠色革命所帶來的債務負擔。 6、7

儘管綠色革命在亞洲遭到了失敗，洛克菲勒基金會還是與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合作，發起“非洲綠色革命聯盟”。洛克菲勒基金會聲稱，綠色革命已經繞開了非洲，它將支持“推動改良政策，建立合作關係，以達到技術和製度變革的需求，從而實現綠色革命”的活動。 8然而，在一位埃塞俄比亞學者看來，“歸類於'綠色革命'名義下的技術性變革已經在埃塞俄比亞和非洲其他地區實施多年，它完全無法解決飢餓、營養不良或貧困。”9事實上，非洲人民自己也對“非洲綠色革命聯盟”的倡議表示不滿，批評它帶來了環境和社會成本，還可能破壞“非洲農民土生土長的種子培育文化”。 9

雖然蓋茨先生承認他對農業不甚了解，“對於理解化肥、抽水灌溉、植物育種等事物已經畫了一條陡峭的學習曲線”，10但他相信，技術是非洲的解決之道。這可以從2008年聯合國氣候與糧食峰會上得到證實，在峰會上，蓋茨先生就糧食問題，與戈登·布朗、小布什和美國跨國公司堅決站在一起。而美國跨國公司是化工技術和轉基因種子的開發商。實際上，“比爾·蓋茨及其基金會希望向非洲出售更多的化學肥料，從而利用向非洲供應糧食牟利。”12遺憾的是，向貧困的非洲農民推銷化肥，將使他們陷入更沉重的債務負擔。此外，非洲農業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西方補貼的農產品，它和轉基因食品一起在非洲市場氾濫。結果，非洲農民喪失了其市場佔有率、收益和耕作的熱情，他們的生活陷入可怕的貧困。 11

事實上，為了團結美國政府和海外的跨國公司，蓋茨先生及其基金會與其它美國慈善組織並無二致，他們樂意成為美國政府的工具或增設機構。最不祥的和最驚奇的是，鑑於美國基金會過去在全世界的行為記錄，中國竟然允許它們在中國開展活動，甚至給予它們與中國的組織交往的權利，而這些中國組織能夠對中國決策者產生影響。這種做法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美國不允許任何中國機構有機會對華盛頓造成任何影響，也不允許他們有從華盛頓獲取特權信息的機會。在美國人的眼裡，這是一種叛國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