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戰爭新思維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4-6
合縱連橫主動出擊--人民幣匯率戰爭新思維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4/142516.html
《環球財經》雜誌2010年第四期

中信銀行副行長
■ 曹 彤


美國已經發起了逼迫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貨幣戰爭。這場戰爭的本質，是美國與中國30年力量消長的總較量，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總決戰。鑑於這場戰爭對於中國未來盛衰興旺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暫時放下“韜光養晦”之道，勇敢地合縱連橫，主動出擊，打一場全球貨幣戰爭


距離4月15日只有20天，屆時美國財政部將要通過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調查結論。不僅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將會跟隨通過“人民幣匯率嚴重低估”的報告。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先是130名眾議員、再是14名參議員、再是財長蓋特納、再是IMF總裁卡恩、再是世界銀行的報告）全球逼迫人民幣升值的戰役已經打響，其情形彷彿1985年“廣場協議”出台逼迫日元升值的一幕重演。

在剛結束的全國人大代表會上，溫家寶總理已經闡明了我國的態度，即人民幣沒有被低估，人民幣升值也不能解決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更不能解決美國失業率高企的問題。

一端是多國組成的聯盟，另一端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堅定而明確的態度，這一局面如何化解，如何把握我們的核心利益，應該從哪個視角考慮和製定解決之道，是擺在中國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一道政治難題。


逼迫人民幣升值符合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盟的長遠戰略利益

首先我們必須看到，為解決美國貿易逆差，緩解國內就業壓力，從而要求人民幣升值，只是美國的一個藉口，因為只有通過此種輿論渲染，才能得到美國民眾最廣泛的支持，也才能得到其他盟友國家道義上的支持。美國的參眾議員再愚蠢，也不會不懂得人民幣升值於其短期經濟利益並無裨益的非常簡單的經濟學道理，他們之所以數年來始終糾纏人民幣匯率問題（參議員舒默和格蕾厄姆在2005年就提出過相同的議案），除個別政客做秀外，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中國國力超越了德國和日本，開始逼近美國，在戰略上威脅到了美國的深層次利益，尤其在當前世界格局紛繁複雜，而美國國力又相對下降的大背景下，美國的這種憂慮更加強烈。美國的國家戰略是“全球爭霸”，就必然要始終確保國力遙遙領先，不能容忍有對手接近，這一點可以從1985年“廣場協議”時針對日本的金融戰，以及2009年針對（希臘和南歐）歐元的阻擊戰中找到充分的佐證。就連其最親密的戰略盟友都不會放過，更不用說與其模式完全不同的中國。而美國所倡導的阻擊中國的戰略，無疑又迎合了日本、歐盟、甚至一些亞洲國家（印度、韓國也在美國動員的反人民幣同盟之列）的利益和訴求。中國崛起帶給這些國家明顯的壓力，也相應削弱了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在當前全球經濟陷入困境時，可以說這一戰略與這些國家的短期和長期的“願望”相吻合，也自然願意與美國一道結成反人民幣聯盟。

在此種情況下，我們如果只在經濟學範疇去進行爭論和辯解，是毫無作用和意義的，必須另覓他途。

美國國內並非“鐵板”一塊

本次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國會、華爾街金融資本和學術界希望迅速恢復、盡快擺脫經濟和政治壓力的願望非常迫切，以至於其倉促出台的一系列產業政策、經濟政策、貨幣政策、甚至國際政治政策之間出現明顯的脫節，甚至自相矛盾。

1，奧巴馬政府競選時承諾的大部分與勞工利益相關，其國內、國際的經濟政策始終圍繞這一主題，因而相較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的經濟政策有了較大調整。

奧巴馬政府的國內經濟政策主要以遏制中產以上資產階層和華爾街的利益為主軸。因為要實行全國醫療保障體制的改革、實施經濟刺激計劃，就必然要提高稅收，必然要向中產階層以上的國民徵收更高的稅賦；因為要平衡收入差距過大的社會矛盾，並展示新政府的公平和道義，就必然要懲罰和遏制華爾街金融資本，限制華爾街的薪酬收入，擴大美聯儲的監管職責範圍，出台“沃克爾新規”（Wolcker Rule）限制華爾街、尤其是限制投資銀行的跨業務領域經營，進行所謂的深層次的金融體制改革。國內方面的這些舉措，無疑增加了中產階層以上國民的不滿，增加了華爾街金融資本的不滿，在美國金融資本凌駕於政府之上的“政體”下，奧巴馬政府的前景並不光明。 2010年11月，美國將舉行國會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很有可能獲得較大勝利。

奧巴馬政府的國際經濟政策主要以提高出口競爭力，降低貿易項下赤字為主軸。為此，美國政府的政策取向是逐步放棄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共16年）所推行的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強勢美元的政策（小布什政府後期在美元匯率政策上，經常反復，但始終沒有公開放棄強勢美元的政策），轉而要求順應全球化的美國跨國企業將產業轉移回美國本土（向跨國公司徵收差額所得稅，取消了海外差額部分延遲納稅的優惠政策）、提高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推行弱勢美元的政策，以全力保證競選承諾的實施。

在對提升出口競爭力和降低貿易赤字的國別選擇上，必然主要針對與美國進出口往來最大的日本和中國（歐盟內部有多個主權國家，情況復雜）。對日本，美國果斷採取了以遏制豐田汽車進而遏制“日本製造”的產業狙擊策略，以產品質量問題率先發難，佔據道義制高點。面對美國這位國際經濟和政治的最大盟友，日本政府表面上也只能又一次默認這一結局，吞下這一苦果。但應該看到，本次針對“日本製造”展開的攻擊，會對日本國民心理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日美間“貌合神離”的狀況將會進一步加劇，也為鳩山民主黨政府“脫美入亞”新政的實施創造更多的社會支持力量。

對中國，美國祭出了懲罰性關稅和強制人民幣升值的政策。懲罰性關稅，是貿易保護最好的藉口，也是美國慣用的獲取國家甚至集團利益的主要手段，但因其畢竟只針對某個產業、某幾類具體產品，因此其影響範圍還比較有限，也比較容易計量。而強制人民幣升值的手段則要嚴厲得多，一方面是對所有進口商品均產生影響，相當於是一種“匯率關稅”；另一方面，人民幣一旦升值，將產生和不斷強化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會反復吸引國際游資進入中國國內，衝擊我國的金融市場、資產市場，並導致貨幣政策的實效（為對沖流入的外幣而不得不投放大量人民幣，與國內治理通脹預期的趨緊的貨幣政策內在衝突）。匯率政策可謂是國際金融領域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將產生深遠影響（日本“失落的二十年”是最鮮明的例證）。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看到，美國對最大債權國家和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使用如此嚴厲的手段，美國自身也難免受到傷害，當中國找到有效且合理的手段反擊時，其國內必然會出現不同利益集團間的爭論和聯盟陣線的鬆動，甚至瓦解。

奧巴馬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具有明顯的內在自我衝突。一方面，奧巴馬政府承諾的一系列社保和救助計劃，導致政府注定要維持更高的財政赤字，僅2010年預算就計劃增發高達2.2萬億美元的國債。另一方面，國債主要買方是中國、日本等握有巨額外匯儲備的國家。打擊日本工業將直接激化美日民間情緒對立，減少日本外匯盈餘；而壓迫人民幣升值又會激化美中民間情緒對立，並將直接導緻美元相對貶值。無疑，這些都將增加中國、日本繼續購買美國新發國債的技術和國民情緒障礙（還有可能導致拋售存量國債）。而國債銷售不出去，會直接導致奧巴馬政府各種新政難以實施，最終會因自身政策的矛盾而陷入進退兩難境地。此外，奧巴馬所選擇的弱勢美元策略，也與國會的共和黨和華爾街長期奉行的強勢美元策略相左，內部理念和利益衝突明顯。

2，美國國會兩黨的意見有內在本質分歧。

在國內經濟問題上，國會兩黨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中產以上的資產階層的政策，是減稅，鼓勵其發展以創造更多的就業，還是增稅，通過轉移支付以建立惠及勞工階層的社保體系，減少因失業率高企而導致的社會矛盾。二是對於華爾街的政策，是繼續鼓勵和扶持華爾街的金融產業，並以此繼續統領全球金融產業，獲取超額金融利潤，還是遏制華爾街，限制金融資本的貪婪，平抑收入差距懸殊的社會矛盾，並防止再次發生因跨行業經營和強烈的利益追逐而不斷誘發的金融危機。很明顯，共和黨站在資產階級和華爾街的立場上，民主黨則正好相反，雙方立場明顯對立（美國眾議院剛剛以220票：211票勉強通過社會醫療保障法案，全部共和黨議員均投了反對票）。

在國際經濟問題上，對於奧巴馬政府所推行的弱化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以及弱勢美元的政策，兩黨的意見分歧也非常明顯。一方面，共和黨所代表的大跨國公司階層，大多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他們的商品生產基地設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商品大都銷售給發達國家，相當部分返銷回美國本土。如果增加關稅和貿易壁壘，降低美元匯率，並進而導致全球範圍的貿易戰，全球經濟格局將出現結構性調整，對於這些大的跨國公司而言，意味著利益受到巨大的影響（相當於“左右手互搏”）。另一方面，共和黨所代表的華爾街金融資本，是強勢美元的受益者。強勢美元意味著全球主要的貿易和資本往來大多使用美元，意味著全球資金向美國流動，意味著美國的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和金融規則能最大限度地影響全球、獲取超額壟斷金融利潤。因此，在經濟全球化和強勢美元問題上，共和黨與民主黨有著不可調和的理念和利益衝突。

近一時期，民主黨內部也出現了分裂的跡像，以克林頓為首的一部分聲稱了解華爾街、了解企業經營的民主黨人開始轉向與華爾街妥協的立場，開始質疑奧巴馬政府針對華爾街的一些政策，使得兩黨之爭更趨複雜。
3，華爾街日益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利益集團。

華爾街本是紐約曼哈頓下城的一個街區，歷經200餘年演繹，雲集了美國和全球各國的最主要金融機構，成為美國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二戰後，華爾街金融資本借助美國獨霸全球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領先力量，以金融制度、以金融市場規則、以獨有的金融產品在全球範圍內追逐超額壟斷利潤，這一系列方式方法已逐步定型，並日益固化為一種金融文化和理念。因此，華爾街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獨特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利益群體，日益具備了獨立人格。

國內學者、《環球財經》副總編輯彭曉光將中美兩個“政體”作了形像的對比，中國是國家控制金融資本，而美國是金融資本控制國家，美國政府和國會實質是在金融資本所界定的範疇內運轉。應該看到，“華爾街金融資本”並非一兩個具體的金融資本家，而是具有相同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一個不斷自我充實、自我更新的金融資本家群體，他們可能是金融機構的股東，也可能是高管，也可能是附著在金融機構之上的諮詢機構和學者。當這個群體越來越具備獨立人格後，他們會按照自身的價值觀和利益追求，去影響美國的國家戰略和戰略的執行。因為這個群體的相對持久穩定性，他們對國家戰略的製定和堅守反而比四年一選舉的政府和國會更具有連貫性和持久性。某種意義上，他們更是詮釋和堅守“美國模式”的中堅力量。

當前華爾街的利益訴求是繼續回到金融危機前的模式上去。國際貿易方面，繼續推行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維護美國金融和產業資本對全球資源和勞動力的佔有和利用；金融政策方面，繼續保持強勢美元，維護美元對全球大宗貿易往來的貨幣壟斷地位，維護美國資本市場對全球資本性融資和交易的壟斷地位，維護美元繼續作為全球本位幣地位的國際貨幣現行體系。

從這個角度來看，華爾街本質上並不認同壓制人民幣升值，相對降低美元幣值的策略。在他們看來，壓制中國開放資本賬戶、放鬆資本管制、允許和增加對中國金融機構的直接投資佔比，比壓制人民幣升值更重要。他們更傾向於以人民幣升值作為談判的籌碼，換得資本帳戶開放的實際利益。這也正是前任財長鮑爾森（小布什政府後期財長，來自於華爾街高盛公司）所堅持的中美間戰略對話的策略。

在對歐元的問題上，華爾街表現出與奧巴馬政府完全不同的策略。華爾街通過攻擊希臘政府主權債，帶動國際資本力量做空南歐四國（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的政府債券，進而做空歐元，促成歐元區新一輪金融危機，強迫歐元貶值（近三個月來，歐元貶值幅度已達10%），從而繼續維護強勢美元的地位，降低歐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佔比（事實上，歐元自產生以來的大幅上下震盪，已經遭到以歐元為交易和儲備貨幣的非歐元區國家的質疑）。其終極目標無疑是希望歐元解體，從而徹底消除歐元對美元的威脅（就像1985年“廣場協議”後所產生的徹底擊垮日元的國際信用的效果）。無疑，這一策略所導致的美元相對升值的結果，與奧巴馬政府所希望的以美元貶值來推動出口的增加、降低貿易赤字的策略截然相反。

在對待日本的問題上，由於製裁豐田汽車所導致的結果是打擊日本製造進而打擊日本經濟，日元相對貶值，穩定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元兌日元大幅度貶值的勢頭（從1美元兌105日元左右下降為1美元兌90日元左右），因而，華爾街與美國政府的利益訴求相一致。

在國內經濟政策上，華爾街也始終是政府增加財政赤字、激發全球做空美元動力的反對者。儘管本次危機中，華爾街通過影響政府促成了政府資金的救助計劃，但危機穩定後，華爾街最希望政府能早日退出金融產業，早日結束積極的財政計劃，降低政府赤字，維護美元穩定。在這一點上，華爾街對中國政府拋售美國國債的可能性最為關注和敏感。

總之，美國國內對於長期的國家戰略方向，三股勢力（政府、國會、華爾街）的觀點並不相同，尤其在美元是維持強勢還是弱勢問題上分歧巨大，小布什政府晚期極力迴避的問題，在奧巴馬任上不得不全面激化。這一內在矛盾和衝突，是我們務必要認識和把握的。

美、歐、日戰略同盟亦非“鐵板”一塊

由於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性的因素，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很明顯的一個結果是，發端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美國反而受影響最小，全球各國成為美國金融危機的埋單者。通過本次金融危機，全球各國，不僅僅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還包括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經普遍認識到當代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內在缺陷，即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超發沒有任何“錨”可以限制（只有其自身的國家道義限制），而超額美元流動性所引起的資產價格膨脹、金融危機等後果卻要由各個美元持有國分擔。全球各國無不希望盡快加以根本改善。

2008、2009年，為聯合各方應對金融危機所伴生的各種無法預判的複雜局面，美國表面上積極支持各方對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反思，並同意以G20金融峰會替代G8和IMF成為主導這場反思的領導性機構。但在核心問題，即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問題上，美國卻始終以維護現有的格局安排為出發點，將各國的注意力引導到對IMF投票權如何重新分配的問題上去。

我們知道，IMF設立的初衷是為了維護二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所構建的雙掛鉤的固定匯率體系（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監督各國匯率的製定和執行情況。自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悍然單方面終止布雷頓森林體系、取消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匯率掛鉤、各主要國家匯率進入浮動匯率時代以來，IMF的早期職能已經結束，新職能則始終懸而未決。在新職能的探索中，世界各國希望IMF能履行一種全球最後藉款人的角色。但客觀地說，對於只掌控了2500億美元資金規模（2009年增資前），完全沒有主權國家實力的金融組織，其所能給予世界各國的救助是非常有限的。姑且不說美國祇允許在非常小的投票權比例上（給發展中國家增加5%，歐洲國家相應下降，不影響美國的一票否決權）作重新劃分，就是美國退一萬步讓渡出大部分投票權比例（現實世界中，美國決不會做這種讓步），這個組織的任何決議也影響不了現行國際貨幣體係安排。將世界各國的注意力引導到完全無意義的一場談判當中，是美國政府和華爾街非常高明的策略。但是，這點伎倆恐怕不可能長期蒙蔽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最終會導致在國際貨幣體系重建問題上，出現美國與歐盟、日本（甚至英國）等同盟國的根本性衝突。

華爾街發動的旨在最終肢解歐元體系的貨幣攻擊，也讓歐元國家，尤其是德國、法國再一次認識到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本質。歐元是一種沒有國家主權的區域貨幣，技術上沒有統一財政政策的保障和支持，政治上沒有國家政權的信用支撐，因此是一種不穩定貨幣。按照歐盟的設想，在貨幣統一後，應該迅速跟進政治統一的進程，這也是《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和《裡斯本條約》始終期望解決的問題。但從目前來看，除了在虛設歐盟理事會常任主席（相當於歐盟總統）等個別外在形式上有所推進外，涉及統一的立法、司法、政府、財政政策、防務等實質問題毫無進展。客觀地說，在世界仍處於以主權國家為國際關係基礎的歷史階段，超越主權的貨幣必然面臨多重挑戰。而作為全球最有實力的國家，美國如果不幫助歐盟聯合應對這些挑戰，甚至反過來挑戰歐元地位的話，歐元的形勢自然非常嚴峻。近期德國財長W Schauble已經提出組建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uropean Monetary Fund），就是期望建立一種歐元區內部的自我金融救助制度，完全擺脫美國控制的IMF的製約，同時也準備集中金融力量，應對來自美國華爾街的更大範圍的潛在攻擊。

日本則再一次感受到了每當美國“大哥”遇到困難時，總是先拿日本“小弟”開刀的“規律”。奧巴馬政府懲治豐田汽車的做法，從戰略層面看，並不符合美國的長期戰略利益，實乃追求短期效應所致。奧巴馬政府最大的難題是如何通過積極的財政手段使美國經濟、包括就業問題迅速擺脫困境，而維持強勢美元，維護好與主要債權國家之間的國際政治關係至關重要（畢竟2.2萬億美元新增國債需要日本、中國來購買）。但是競選時對底特律的承諾（也可能還想順便教訓一下鳩山新政府最近一系列的離美政策），使奧巴馬的國際經濟政策與理性的要求反其道而行之。而日本正處於政治轉型階段，姑且不論鳩山政府能否真正推行“脫美入亞”的戰略轉型，僅是持有此等政見的政黨能夠競選成功，就反映出相當的日本民意。此時，奧巴馬近乎羞辱日本的做法，必然會對日本新的戰略方向產生“反推一把”的政治效果。

儘管美、歐、日是二戰後始終緊密維繫的戰略合作夥伴，儘管三方在意識形態上都是“華盛頓共識”的擁躉者，但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演進，尤其是美國力量相對下降後所採取的明哲自保的實用主義策略，正在日益加深三方之間的隔閡，尤其在貨幣問題上，在國際貨幣體系重構的問題上，三方理念並不一致。無疑，歐洲和日本都希望脫離美元，構建能夠獨立自主的貨幣體系，或至少構建“多元本位制”的全新貨幣體系，在這條路上，歐元已歷經40餘年的努力（自1969年制定“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願景算起）而日漸成熟，日本也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共同積極促成了東盟10+3貨幣互換機制（2000年簽署清邁協議，2009年確定1200億美元分攤比例）。歐盟、日本都不希望重回舊有體系，反復承受該體系下注定會周期性出現的金融危機。

人民幣匯率戰爭新思維：合縱連橫、主動出擊

目前擺在中國面前的形勢是挑戰與機遇並存、挑戰大於機遇，總體判斷非常不利。從挑戰角度看，美國國內“三股勢力”在製衡中國的問題上，態度高度一致，只是策略選擇上有所不同，政府和國會更傾向於採用匯率手段，壓制人民幣升值，而華爾街更傾向於採用以匯率談判壓資本管制放開的策略。當前情況下，匯率升值和資本管制放開都會對中國經濟造成衝擊；歐洲、日本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出於維護自身相對國際地位、換取國際貿易中現實利益的角度，在壓制人民幣升值問題上很容易與美國結成同盟，而且也不願意在中國問題上與美國“翻臉”。

從機遇角度看，美國國內“三股勢力”在國家戰略層面並不一致，國會中的共和黨人、華爾街金融資本在國內、國際經濟問題上有很多與政府不同的聲音，尤其在強勢美元與弱勢美元的選擇上，有明顯的衝突；歐洲、日本已經感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也已經認識到維護“一國獨大”的國際政治格局，對各自國家的根本利益並非最為有利。只有對美國形成一定程度的製衡和牽制，才能換來本國利益的最大化。從這個角度來說，反而是中國提倡的多極世界的觀點更容易為各方所接受。

回顧近30年的歷程，我國在處理國際重大經濟和政治問題時，更多遵循的是“韜光養晦”的策略，不在國際上樹敵，以換取和平發展的環境，贏得經濟發展的時間。但這次所遇到的挑戰與以往歷次均不相同。人民幣匯率問題遠遠超出經濟學和國際經貿往來範疇。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本質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中國 30年力量消長的總較量，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總決戰。抓住這一本質非常重要，因此，解決之道僅通過解釋說明，闡釋經濟學道理完全不適用，也換不來任何參與遏制的美國同盟方的同情。解決之道是牢牢把握住我們的利益主線，勇敢地挑起美國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內在衝突，勇敢地挑起美、歐、日之間的內在矛盾，大膽地團結還處於觀戰一方的石油國家的力量，堅定地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合縱連橫，主動出擊。

首先，必須明確我們的利益主線。

我們知道，社會生活中有很多經濟變量，如匯率、利率、工資增長率、勞動就業率、通貨膨脹率等等，這些變量都是在經濟生活的互動中取得動態的平衡。單獨說匯率是否均衡、或利率是否合適，必須要提及其他經濟變量處於什麼水平，其他變量及目標變量是否均衡的前提。反過來也同理，當固定了某一變量時（如匯率），其他經濟變量（如利率、工資增長率等）就會圍繞它進行相應調整，從而達到新的整體均衡。即使在當今經濟如此自由化的世界裡，也是自由浮動匯率制（如美元、日元）、固定匯率制（如歐元區內的各國家間）、聯繫匯率制（如港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如大部分東盟國家貨幣）並存。不同匯率制度的國家，其內在的經濟指標都會圍繞不同的匯率安排而相互調整，最終取得整體經濟的均衡。

匯率政策作為實現經濟目標的手段，本身並沒有好壞優劣之分。匯率政策的好與壞，只能看其執行的方式方法是否實現了既定的經濟目標。因此，很多自由浮動匯率制的國家（比如日本），仍會有強力的人為管理措施，在本幣匯率大幅波動，或匯率波動方向不符合本國貨幣政策要求時，央行就會主動進行匯率干預，以調整匯率走向，實現宏觀經濟目標。
同理，人民幣匯率是固定還是浮動，是我們對外實施國際金融戰略、對內保持國民經濟健康增長的手段。國民經濟戰略有短期、長期之分，匯率政策自然也有短期策略和長期策略之別。

從短期策略來看，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符合國內經濟的需要，也符合國內各方的心理感受。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於危機後尚未企穩的階段，隨著通脹預期的加劇，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的餘地已較為有限，而積極的財政政策所帶來的投資增長率的高企，也為經濟結構的進一步失衡埋下隱患。因此，國民經濟進入較為不確定的發展階段，宏觀政策手段的使用空間也日漸狹窄。在此背景下，如果接受了美國關於人民幣升值的要求，無疑既重創了剛剛複甦的出口產業，又會因反復自我強化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獨立的貨幣政策失效，經濟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很有可能
步日本“失落的二十年”的後塵。

從長期策略來看，人民幣匯率政策應服務於中國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服務於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從中國下一個30年的歷史進程來看，經濟結構調整有兩個並行的戰略取向。一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內需替代外需，以消費替代投資，引導經濟重心在產業部類上由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向著第三產業轉移，在地域分佈上由東南沿海向著中西部轉移，在城鄉結構上由城市經濟向著“三農”經濟轉移。二是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借助已經積累起來的國民財富和超額外匯儲備，完成出口產業的結構性升級，完成低端加工製造業的國際化轉移，完成對外投資的充分合理佈局，使得國際收入更多地來源於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裝備製造業、機電產業，更多地來源於對外的直接投資資本利得。以資本和技術（而不是廉價勞動力和其他廉價生產要素）來構建國際競爭比較優勢，來分享經濟全球化的成果。

這種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需要人民幣國際化的支撐。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間主要貿易、資本往來的計價和交易貨幣，成為儲備貨幣，有利於構建多元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進當前單一美元本位制不穩定的內在缺陷，為中國全新的國際化戰略構建穩定的發展環境；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國際化可促成中國成為新的國際金融中心，成為國際金融規則和製度的製定者，從而保障以資本和技術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新戰略的長久實施。

與人民幣國際化相適應的匯率政策應該包括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和資本項下管制的放開，而這兩個核心領域的改革又必定伴隨下一個30年的歷史進程，“主動的、可控的、漸進的”進行。

因此，我們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利益主線是：短期策略堅決保持人民幣的匯率穩定，長期策略則是“主動的、可控的、漸進的”構建服務於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服務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相應匯率機制。這一利益主線應該在國際範圍內明確。人民幣不是長期固守固定匯率，但在金融危機未過去時不能浮動，在各方面市場機制的準備未完成時不能浮動，而未來的浮動需要伴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相應推進。

其次，聯合歐洲和日本。

在國際貨幣體系方面，美、歐、日不是“鐵板”一塊，這是我們的戰略機會。在美國同盟壓制人民幣升值的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我們不應該繼續對三方的矛盾持隔岸觀火的態度，而應勇於利用這一矛盾，化被動為主動。

在歐洲方面，當前擺在歐元區的最重大的挑戰，就是如何處理南歐四國（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的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此危機是華爾街從希臘挑起，矛頭直指歐元貨幣體系的存亡。對這一危機的化解，歐元區自身有兩個內在難點：一是無法借助美國及其控制的IMF的力量（無法“與虎謀皮”），二是歐元區各國普遍遭受金融危機重創，很難說服本國民眾同意，在本身已是捉襟見肘的情況下，還要出資去救助他國的財政危機。這兩點其實也是歐元本身的內在缺陷。

在此情況下，我國應主動出手相助。一方面，動用外匯儲備購買一部分希臘等國的政府債券。希臘政府為渡過財政危機，今年4月份前需發行250億歐元債券（或信貸支持），2010年底前需獲得550億歐元的債券或信貸融資。從3月初希臘發行的50億歐元政府債券的情況看，不乏國際買家，認購還比較踴躍，因而實際需要我們認購的資金總額並不會太大。現代經濟的貨幣發行脫離了貴金屬的保證，本質是信心經濟。我們支持了希臘，給予市場信心，就能穩定南歐，就能保障歐元渡過難關。

另一方面，積極參與歐洲貨幣基金（EMF）的組建。德國財長提出的構建EMF的設想，對於歐元區而言，是一種較好的製度安排，此舉可以較好地迴避危機發生時各國自保、不願相救而導致的危機自我強化的問題，同時也避免了不得不向美國或IMF求助的尷尬。但EMF的資金如何分擔是個較難解決的技術性障礙。我國可以參照認購IMF債券（500億美元）的做法，主動認購一部分EMF債券，促成EMF的早日建立。預計EMF初期基金額度不會太大（不會超過2009年前IMF的2500億美元的額度），而初期的債券額度又不會超過基金份額，仍在我國可承受的範圍內。

我們必須看到，救助歐元，是我們應對美國對我國發起的貨幣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不是因為歐洲國家同情或幫助了中國，也不要期望救助之後歐洲就會改變對中國的根本（意識形態）立場。這是我們參與這場不得不應戰的戰爭的必然選擇。在此種情況下，我們不應再拘泥於外匯儲備的回報率（以此角度思考，就只能不斷購買美國國債，束手待斃），更不應該對歐元的困境置身事外。全球非美國家是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辯證關係。

在日本方面，鳩山民主黨內閣的執政，以及美國製裁豐田汽車事件，為中國走出中、美、日戰略關係中多年的被動局面提供了難得的契機。二戰後日美之間的民族情感和政治情感是非常複雜和微妙的。在全球陷入危機經濟低迷的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壓制日本的經濟對策，只能逼迫日本到中國來尋找出路。此時，中國應對日本施以援手，除在進出口政策上減少非關稅壁壘外，更應該主動促成中、日之間的貨幣同盟。如果說，未來的亞洲有可能出現類似歐元的區域貨幣機制（“亞元”）的話，那一定是中日之間聯手推動的結果（恰如法德以多次戰爭之怨，仍聯手推動了歐元的誕生）。

亞洲的政治、歷史、文化、經濟基礎是否可能產生“亞元”並不是當前的主要問題，當前的主要問題是，中、日聯手對一項深刻影響國際貨幣格局的貨幣機制進行討論和推動，其本身即是對鳩山政府“脫美入亞”的最有力的支持。成立“亞元”聯合討論機制（或論壇），建立中、日之間貨幣互換機制，簽訂中、日金融市場相互開放最惠機制等等，都是積極的信號，都可以在應對美國的貨幣攻擊面前，發揮“化解於無形”的神奇功效。
再次，團結石油國家的力量。

美元之所以成為全球國際貿易往來的主要結算貨幣（佔 70%），與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往來中佔比最高的石油貿易均使用美元結算有著緊密的聯繫。如果說能源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的話，美元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石油本位幣”。但是美國本身不是石油大國，美元的石油本位是建立在中東、中亞、俄羅斯等石油國家都接受了以美元結算基礎上的（當然，幾十年來已形成了大部分石油交易在美國控制的石油期貨交易所進行，客觀上也決定了石油交易價格以美元計價，場內石油交易和石油衍生品交易以美元結算）。撼動美元的霸權地位，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石油國家放棄美元另選貨幣（伊朗已經選擇歐元作為石油交易的計價貨幣），此舉將極大地動搖美元作為貿易結算貨幣的基礎和信用，從而波及其作為資本項下的交易和儲備貨幣的地位。

在美國赤字高企，奧巴馬政府又主動推行弱勢美元的背景下，美元貶值而導致的財富縮水是石油國家最擔心的問題。從國際政治角度看，承襲了蘇聯尊嚴的俄羅斯決不甘心追隨在美國之後淪落為二等國家，中亞則處於大國包圍之中盡力平衡各方關係，海灣國家中的伊朗明確與美國對立、伊拉克則是政局複雜方向未明。因此，從降低貶值風險、減少匯兌損失的共同利益角度入手，進一步團結石油國家，推動與俄羅斯、中亞建立貨幣互換機制，並推動在石油往來中以本幣計價結算，應是我國團結石油國家的主要金融策略，客觀上也有很大的談判和迴旋餘地。此舉如能推進，必然產生對其他國家的示範效應，是對美國貨幣攻擊的強力反擊。

此外，伊朗是我國在海灣國家中為數不多的戰略夥伴，我國在伊朗的經濟利益不僅僅是已經簽訂的石油合同和已投入的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石油背後的金融價值，因而在處理伊朗核問題上，中國應該繼續堅持和平談判的原則，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輕言放棄。

第四，加速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如前文所述，我們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利益主線，是短期保持人民幣的匯率穩定，長期構建服務於全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服務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相應匯率機制。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國際社會，尤其是全新的國際化戰略的實施，意味著中國逐漸成為資本輸出國家，中國與世界的紐帶不再是國外流入國內單方向的，而是流入與流出雙方向的，這就必然要求資本項下開放，必然要求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成為國際化貨幣。

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之所以非常急迫，一方面是因為國際化後，中國可以建立人民幣的國際貨幣機制，參與國際貨幣規則的製定，降低中國自身和人民幣流通區域對美元的依賴，降低美元的國際貨幣影響；另一方面是因為成為國際化貨幣後，就可以相應獲得鑄幣稅等國際化貨幣的超額收入，相應抵補因可自由兌換而在匯率制度上所承受的成本壓力。換句話說，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成本，完全可以由人民幣國際化所帶來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收益予以補償。

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從時間上應該劃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10年左右（中國人民大學陳雨露副校長也持此觀點）。第一個階段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第二個階段人民幣成為國際資本交易結算貨幣，第三個階段實現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最終完全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從地域上應從東盟國家入手。目前中國、日本與東盟國家共同構成“雙頭雁陣式”貿易往來模式，東盟各國出口初級（簡單）商品給中國和日本，再由中國和日本組裝加工成最終（複雜）產品出口到歐美。今年1月，中國與東盟各國的自由貿易區已經啟動，大部分商品零關稅。中國與東盟各國構成了穩定的國際貿易往來關係，地區間推行人民幣貿易項下的國際結算（第一階段的目標），技術上完全可行。而由於二戰的歷史性原因，東盟各國選擇人民幣作為區域貨幣的願望遠比日元強烈。

因此，應更緊密地團結東盟各國，在人民幣國際化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上盡快突破，以增強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增強反制美國貨幣攻擊的能力。

第五，對美國應打談結合。

當今世界格局中，中國與美國是一對典型的“相反相成” 的關係。正如在革命戰爭年代我黨始終堅持的方針一樣，“打談結合、邊打邊談”同樣應成為今天應對美國金融攻擊的策略，能戰方能言和。

所謂打，要打在痛處。 “韜光養晦”總有個度和時限。今天美國已經亮出了底牌，挑明了要在最核心的貨幣領域，動用匯率這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國祇有被動應戰，放手一搏。上述所及的建議均是“打”的要害，我國要儘早下定決心，動用全部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軍事的力量於一役，打一場攻堅戰和殲滅戰。萬不可優柔寡斷、錯失戰機。
除國際範圍的合縱連橫以外，針對美國本土還可有“三打”：

一打國債戰。發行國債是當前美國政府能夠維持運行的根本保證。我國已經持有7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如果簡單拋售，必然導致兩敗俱傷。但對於到期的國債，我國可以不再續購；對於新發行的國債，可以不再購買。從態度上，堅決打擊奧巴馬政府用我們的外匯儲備去填補其財政赤字、維持其政府運轉，卻又通過其政府運轉來狙擊我人民幣。不再購買美國國債所剩餘的外匯儲備，一方面可作支持歐元區的配置，支持歐盟，平衡美國；另一方面可加大對外向型大型國企的注資，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戰略資源的收購兼併方面。此外，對中投的投資額度也可以進一步加大，以國家主權基金的形式，參與到更廣泛的全球經濟活動中去。

二打貿易制裁戰。增加商品出口、減少貿易赤字、進而提高國內就業率，是奧巴馬經濟政策的核心。對於美國脆弱的國際收支表，離開中國的進口支持幾乎是不可能平衡的。中國應堅決地祭出貿易制裁的武器，堅決反擊奧巴馬政府所承諾的“未來五年出口額翻一番”的如意算盤，逼迫其放棄貨幣攻擊的策略。我們應該看到，奧巴馬的經濟政策有很多內生的矛盾，推動貿易出口額翻番，必然要強化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而強化的結果又必然進一步吸引美國的資本和技術流向生產要素更低和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發展中國家，強化美國的 “空心化”趨勢，其結果是貿易赤字的進一步惡化。只要我們堅守並給其他國家以示範，奧巴馬政府的經濟政策必然以失敗告終。

三打金融限制戰。華爾街是美國的心臟。中國是華爾街復甦的希望所在。我們應堅決地在美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方面予以限制，尤其對積極支持美國對華金融戰略的金融機構，更是要嚴加限制。同時，對於歐洲、日本及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則採取積極歡迎的態度，對於美國本土明確反對美國對華金融戰略的金融機構也予以開放。金融資本最終要追逐利潤。當外界環境逐步發生改變時，金融領域的分化瓦解策略，會形成對美國同盟的率先突破。

所謂談，要談共同的利益。此次金融危機，美元本位制內生性問題暴露無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遍及全球，新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勢在必行。既然歷史潮流是必然要建立新體系，中國就應說服美國聯手規劃新一代的國際貨幣體系，並共同成為新體系的核心。圍繞新一代的國際貨幣體系，圍繞中美雙方的利益，中美應重點展開“三談”：

一談盡量延長美元的核心地位。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建立以前，世界各國仍以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核心，維持現有的美元創造機制。但要讓美國清楚，維持這一機制的前提，是要採取強勢美元的策略，不能人為壓制人民幣升值。在現有貨幣機制下，美國不可能在資本賬戶和經常賬戶都保持盈餘，此種情況出現，必然導致全球通貨緊縮，必然導致各國放棄美元。這也是著名的“特裡芬難題”的含義所指。

二談“碳貨幣”可以美元為主要基礎。前文所述，在化石能源居主體的當今，美元是“石油本位制”，或稱“石油貨幣”。隨著環保意識和新能源的興起，低碳經濟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日漸加大。碳排放補償機制的設定，碳排放的市場定價及買賣交易，低碳能源的佔有和國際交易等等行為，逐漸滋生出新的貨幣幣種選擇的需求。當這種選擇逐漸為全球所接受時，被選擇的貨幣就成為 “碳貨幣”，最終成為替代“石油貨幣” 的新的全球本位幣。美、歐、日在低碳經濟領域的投入，尤其在低碳經濟領域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的爭奪，根本在此。

二戰後各國與美國力量懸殊、只能按照美國的意願構建新的貨幣體系。而“碳貨幣”則是在和平年代，尤其是在美國國力相對下降的背景下產生的，因此，“碳貨幣”只與美元單一掛鉤是不現實的。目前，在低碳經濟的製度化建設方面，在碳交易市場建設方面，歐洲和日本已經走在美國前面。在這種背景下，如美國放棄對人民幣的金融攻擊，我國可以支持美元成為碳交易的主要貨幣之一，支持碳交易的市場由美國參與共同建設。對於中國而言，由於我們在低碳經濟方面起步較晚，同時人民幣還不是可兌換貨幣，因此在“碳貨幣”的爭奪方面，已落後太多。通過參與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建設，正可以巧妙趕超，縮小差距。

三談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國際貨幣新體系既不可能延續單一美元本位制（內在機理會導致重複爆發金融危機），也不可能退回金本位時代（黃金產量有限，會導致全球貨幣通縮，經濟衰退），定性地看，應該是多元貨幣本位制，即以幾種貨幣同時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形成多元穩定的貨幣體系（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理論上，全球也是多元儲備的結構，但美國國力遙遙領先，事實上成為單一美元本位制）。這也是最符合各國利益的一種貨幣體係安排。
按照經濟實力和發展趨勢，這種多元本位幣體系應當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構成。一方面，我們要讓美國認可，推進全新的多元本位貨幣體係是歷史的潮流；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與美、歐形成默契，制定一種三足鼎立的國際貨幣體系結構，在必須改變的前提下，充分保障美國的利益。

總之，美國已經發起了逼迫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貨幣戰爭。這場戰爭的本質，是美國與中國30年力量消長的總較量，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總決戰。鑑於這場戰爭對於中國未來盛衰興旺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暫時放下“韜光養晦”之道，勇敢地挑起和利用美國國內及其與歐、日之間的內在矛盾和衝突，大膽地團結石油國家和東盟國家的力量，堅定地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合縱連橫，主動出擊，打一場全球貨幣戰爭。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偉大的中國人民。

行文至此，還想多發一份感慨。 2200多年前，春秋戰國的後期，中國大地上曾經上演了一幕合縱連橫的悲壯畫卷。所謂合縱，是指東部地理上居於縱向的弱國之間相互聯合，對抗秦、齊兩強；所謂連橫，是指各弱國紛紛聯合在地理上居於橫向的秦國和齊國，而隨著秦國國力遠遠超過其他六國，連橫最終演化為各國紛紛 “事秦以自保”。後世蘇洵曾有一篇著名的“六國論”，字字真言，振聾發聵。


六 國 論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 “弊在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國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雲：“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並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嚥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