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亂回憶錄

何新“文革”動亂回憶錄（寫於1988年）

2012-01-21
文化浩劫中的眾生相

何新“文革”動亂回憶錄

本文是何新寫於1988年的舊作，1989年曾經發表於《自學》雜誌第一期

“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晚唐-韋莊

劫，梵語Kalpa（劫波）之略。時節、週期之謂也。日月歲時謂之時，
成住壞空謂之劫。
——北宋·睦庵善卿《祖庭事苑》

凡是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美）喬治·桑塔亞納

（一）

自從5月底人民日報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後，北京的政治形勢開始急速升溫。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著名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儘管事實上自4月以後，學校基本進入半停課狀態，早已無學可上，但學生們仍然每天會到學校去。各學校暫時處於政治力量重新組合之前的無政府狀態。
這年的8月3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下午，同學們中就盛傳著：今晚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將舉行關於對聯問題的辯論會。
我是回家吃過晚飯後才趕到音樂堂的。趕到時，這裡早已是人山人海，都是男男女女的中學生。秩序非常混亂，聲音嘈雜，人頭攢動。人們可以隨意出入、擁擠、叫罵。也許這就是典型的“革命”景象（我們在過去的老派蘇聯革命影片，如《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中，曾經見過大革命的場面）。原定7點開會，但不知是為等什麼人，一直拖了很久。期間許多人等得不耐煩，走了。但又有人不斷從遠處聞訊趕到。還有人出去走一圈後又轉回來了。總之，非常熱鬧，場面有如集市。
會場中的人們嘰嘰喳喳地或在傳播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或交頭接耳地議論，但是談話的中心，多是關於那副著名的對聯。大約8時左右，終於有人宣布辯論會開始。主持會的、發言的，從始至終都是中學生。辯論進行得出人意料、較真和激烈。辯論的中心，圍繞著兩個問題。第一：“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不是基本如此？第二：這個對聯能否作為共產黨在文革中的階級路線？
開會前，主持者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語錄，內容是關於人的言論都為其階級立場服務。據此，他提出一個要求：會議自由上台報名發言，但每個發言者在發言前必須先向群眾通報他（她）的階級出身（這個要求後來成為1966—1967年間的“革命”通例。）於是，每當一個上台者登台宣布：“我出身革幹”，“我出身革軍”或者“我出身工人或者貧農”時，台下的聽眾就會報以極其熱烈、甚至狂熱的掌聲。相反，當有人登台勇敢地自報“我出身地主”，“我出身資本家”時，會場就會發出一片起哄的噓聲。會場上實際已經形成了一邊倒的巨大政治壓力。但是，使人驚訝而欽佩的是，仍然有一些男女青年，在數万人的眾目睽睽之下，竟然敢自報“黑五類”的出身，而且表達了對這個對聯的抗議性的不同意見。他們的發言受到台下憤怒的哄罵和哄笑。
　　人們的情緒在辯論中逐步升級。但是，仍不斷有人上台反駁批評這個對聯。其中不乏“紅五類”出身的。我內心也不贊同這個對聯，因此我相當欽佩這些反對者的勇氣，特別是那種出身不好而仍然敢於上台抗辯的。

便是，我也看到了令人作嘔的媚態和醜態。有一個模樣不錯衣著整齊的女中學生風姿綽綽地走上台，她先自報“出身地主”。當台下開始發出噓聲時，她竟對著麥克風認真地說：“我承認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但是，我要當革命的狗崽子，跟著紅五類，乾一輩子革命！”她的發言換來一片驚天動地的口號和掌聲。

這個夜晚的集會，所留給我的記憶幾乎完全是沒有理性近乎瘋狂的群眾。坐在台下，聽著那些煽動性發言和海浪般的喧囂躁動，我愈來愈強烈地感到——某種恐怖而瘋狂的活動即將揭幕。

真正的高潮很快就出現了，那是我熟識的一位男青年登台發言的時候。
這位青年姓於，是我學校高三級的一位著名優秀學生。在文革前，他曾經是我校一位著名也令我十分仰慕的人物。他一表人材，風度翩翩，而又身骨​​強壯。文革開始後，他曾經擔任我校文革中的第一任革委會副主任，在許多大會上發過言，雄辯滔滔，口才極好。
文革前有些中學評選過“紅旗學生”，要德智體皆非常出色方能入選，選中者可以免考直接被保送進入重點大學，於XX就是我們學校被選中的一個。所以，當他登上台時，我的心為之一震，注意力頓時集中起來，我很想知道他對這個對聯的意見。
於xx從容地自報姓名，自報出身——“貧農”，這使台下的我們感到有點詫異。因為我們很多人都知道，他實際是高級幹部家庭出身。他登台發言明確地表示了反對這副對聯的立場。他似乎受過很好的演說訓練，他講話時的那種風度，那種理性和邏輯，那種雄辯，不由得使人傾倒，使一直沸沸揚揚的會場，有點冷卻下來。人們開始認真、冷靜地被引入他的邏輯中，會場上出現了少有的片刻安靜。
然而就在這時，台下勃然發出一陣怒吼——不許狗崽子翻天！在一個穿著褪色軍服，左臂纏著紅袖標的精壯小伙子率領下，一隊全部身穿洗得發白的舊軍裝，腰扎軍用皮帶的男女中學生快步衝上舞台。
他們不容分說，搶過於XX手中的話筒，一些人扭著他的胳膊，試圖把他推下台。另一些人掄起皮帶沒頭沒臉地抽打他，鮮血從他的臉部流淌而下。那個領頭的小伙子抓過話筒罵道：
“革命的紅五類戰友們，於XX是我們階級隊伍的叛徒和敗類，我們要毫不留情地把他和黑五類（即地富反壞右，當時還沒有計入黑幫、走資派兩類）的狗崽子一起打翻在地！再狠狠地踏上一隻腳！”
台下的人先被驚呆了，但接著就有人帶頭喊起了口號：打倒狗崽子！狗崽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於XX在眾人高呼口號和拳打腳踢下飽遭蹂躪。這種時候，任何的理性和邏輯頓時變得毫無力量，完全失去意義。於XX被一群人暴力地推送到後台，而台下是群眾們忘情地歡呼和躁動，是一片瘋狂的掌聲和口號聲。

這突然的一幕令我瞠目結舌。我絕沒有膽量站起來表示任何反對和抗議，否則就一定會被周圍激昂怒吼著的幾萬人撕成碎片。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深切地體會到毛澤東所謂“群眾專政”的力量。這種力量，國外研究社會動亂問題的學者，則稱之為“集體暴行”。而這種暴行在這個夜晚僅是一個開始，在後來的文革過程中，我們將不只一次地面對這種大規模群眾性的集體暴行。

在於XX的發言被粉碎後，大會的氣氛迅速地一邊倒，逐漸上升到最高潮。事實上，這時已經是深夜一、兩點了，這些激情潮湃的中學生們卻毫無倦意。一隊剛才參加過打人的女孩子們已經再度回到台上。她們在一個很瀟灑的女孩指揮下，唱起一支歌來——這支歌后來與另一支著名的“造反歌”一起風靡四海，歌詞大意如下：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革命的跟我們走，不革命的就滾她媽的蛋！
　　滾她媽的蛋！滾她媽的蛋！滾——她媽的——蛋！ ”
這首歌中最令人回味之點，就是那結尾部的一罵三歎。
後來我聽說，那伙衝上台帶頭打人的是從海淀區聞訊趕來的最老資格的一夥紅衛兵——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和101中的老紅衛兵。
我的記憶中，文革時代的中學生們，特別那些雄糾糾的中學女“紅衛兵”們的開罵之風，就是從這個夜晚的這次辯論會上開練起來的。他（她）們把這看作無產階級粗獷風格的象徵。
在一片罵聲和皮帶的呼嘯聲中，一個令人恐怖的時期在京城悄然降臨了。

（二）
我們家所在的那個機關大院（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院），從當時的觀點看，是一個道地的“封資修”老窩。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文革前曾聚集了來自舊中國的一大批傳統的和留洋的高級知識分子，其中包括如周作人、宋雲彬、馬宗霍等舊時代的聞人，文化名人。這兩個機構是周恩來在1959年親自主持恢復的，重建這兩個出版機構的目的，一是養起這批舊文化人，二是藉他們的學問整理和翻譯一批國外和“封、資、修”的典籍。

在紅色八月到來以前，這院子裡的文革運動還是頗有節制的，具有典型的文人動口不動手的特點，甚至大字報也不許上街。然而，在幾個孩子點燃第一把火之後，這個院子的大亂就降臨了。不久，中華書局一群年輕造反派引來北大的紅衛兵，組織了批鬥黑幫的鬥爭會，隨之刮起鋪天蓋地大字報風潮和抄家、焚書運動。

在一次接一次、浪潮步步高的鬥爭會上，黑幫們和那些著名的舊文化人們被戴上紙糊的高帽子遊街，帽子上寫滿各種惡諡一般的詛咒，帽身糊得足有二尺高。
看著那些雙鬢斑斑、垂垂老矣而身衰體弱的“黑幫分子”和“反動權威”——其中不乏文革前被尊為無雙“國士”和“國寶”者，如宋雲彬、馬宗霍，以至包括近來主持編輯《新四庫全書》的傅旋宗夫婦，當時只能算“小嘍囉”——都被剃了陰陽頭，趕到台上批鬥。他們在游斗時戴著高高的紙帽子，上面寫著各種無奇不有的罪名，被迫彎腰成九十度，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時間往往長達三、四個小時以上。
即使在當日，一些觀眾也不能不對此暗生惻隱之心，心中湧動一線哀憫之情。

然而，那些身陷革命狂熱中的人們是沒有感情的。在揪鬥中，由於有人不堪其折磨，不能長久彎腰，總是悄悄翹起頭來改變姿勢，紅衛兵就在他們脖子上吊上一些磚頭類的重物。這使一些嘗受過這種苦刑者後來往往積勞成疾而遺患終生。許多人被皮帶和棍子打得頭破血流，令人慘不忍睹。

而更可憐的是，他們還必須在皮帶棍棒的脅迫下一天三次進行自我詛咒，唱一首新編的“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該死！我有罪！”

批鬥之後，他們都被集中起來，編成“牛鬼蛇神大隊”，每日上班之前列隊於操場上接受批判和認罪。夏季的炎炎烈日，烤曬在他們剃光的禿頂或被剃成鬼不鬼、人不人的陰陽頭上，汗水蒸騰流瀉彷彿在溢油。無論他們過去是專家還是宿儒名流，這場“革命”都已使他們淪為九流之外的賤民。他們此後每日還能幹的工作主要是打掃公共廁所、在院子中清理垃圾雜物或者在烈日下清除雜草。

那個時期的人們不乏自虐以及虐人的心理和情趣。在做一切苦役時，紅衛兵不允許為牛鬼蛇神們配置任何起碼的勞動防護，沒有飲用水，也沒有休息。逃避者就被認為是怕苦怕死，將受到加倍的嚴懲。儘管飽盡折磨，但這些有罪者都試圖以最大的虔誠尋求自贖和改造。在勞動中，不時可以聽到紅衛兵監押者的呵斥和臟罵。

不論頂著什麼神聖的名義，文革時代紅衛兵舉辦的那種牛鬼蛇神監管大隊（即“牛棚”），都的確是一種集中營式的煉獄。

在大院內的辦公主樓上，紅衛兵們用斗大的紅字書寫了“四個偉大”和讚頌毛澤東的巨型標語。在其後的幾個月中，紅色的口號塗滿全院牆壁的每一塊空隙，這就是當時所謂的“紅海洋”運動。

親身經歷過那個時期的人們會知道，以上我記述的情況在1966年“紅八月”以後的日子裡，絕不是個別的現象。這個國家正是由這裡開始而被導入徹底全面的無政府狀態。林彪當時講話認為，這種所謂“群眾專政”，代表革命的暴力，小將們的行動好得很。所謂群眾專政，它被定義為：不受任何法律和規章的束縛，直接由人民群眾實施的暴力統治。

實際上，這種群眾專政是一種恐怖的暴政。在其之下的人。每個人只能生存在完全無規範、無約束的暴力中，生存在無限的恐怖之中。這時人們是多麼懷念文革爆發前的法律與秩序時代啊。

8月中旬以後，我們大院與北京城一起全部被浸潤在一片“紅色恐怖”之中。不僅如此，我們始料所不及的是，包括我在內，我許多同學和玩伴的父母，或者作為反動權威，或者作為走資派、特務、內奸、叛徒，也紛紛被揪出來。幾乎每家每戶都被發現有一兩個壞人或者牛鬼蛇神，這也就是這場文化革命的一種獨特邏輯。
文革運動張開那貪婪、巨大、可怕的血口，無情地吞噬與它相遇的一切人，不管是它的敵人還是對它施以熱情地禮讚者，以及對它表示順從的奴隸。

為了不給已經陷入惶惶不可終日之境的家人添麻煩，8月中旬，我由家中搬到學校中住。

（三）

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
從1966年5月29日紅衛兵秘密誕生至8月18日天安門大檢閱，是由地下走向公開並且得到毛澤東和文革派承認的誕生期。
從8-18檢閱到10月1日國慶，在社會上大衝大殺、鬥黑幫、破四舊，紅衛兵經歷了一段聲威赫赫的全盛時期。
但是，10月1日紅旗雜誌（第13期）出版，發表了“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這篇著名社論。社論中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概念，實際把以乾部子女為主要成份的老紅衛兵，由革他人命的地位，轉變到父母作為走資派或“反動”路線執行者而面臨被革命的位。這就導致了“老”紅衛兵與新的、具有更廣泛群眾性的造反派紅衛兵的衝突。

在這一過程中，起初曾經熱情支持過老紅衛兵的中央文革小組轉而支持新的造反派。由於政治鬥爭的邏輯，無情地拋棄了這批“老”兵。此之後，群眾基礎比紅衛兵遠為廣泛的各種造反組織，在全國迅速林立而普及。
此後參加這類造反組織已不再需要經過嚴格的出身審查，而只根據政治觀點的異同取捨，於是出現了一個自由結社的時期。這種自由結社被實施的唯一前提是擁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於是，到處成立起名目繁多的“戰鬥隊”和造反派組織。在此之後，本來意義的紅衛兵運動也就無可挽回地衰落了，或者說，淹沒在繼之而起的成千上萬的新造反組織中了。

搬到學校住後，我和班里平日較好的幾個同學，（其中有一位同學宋出身高級軍官家庭，我們班紅衛兵的頭頭），利用學校當時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佔據了教學樓頂部的一間小屋。我們以此作為自己的活動場所。

由於宋的保薦，我也填表加入了紅衛兵。這樣，我也得到了一個印著仿毛澤東手書的黑字紅衛兵袖標。我們在自己的這間新領地中拼起了十來張課桌，上面鋪上從學校倉庫打劫來的行李，白天吃食堂、寫大字報，搞運動，晚上就睡在屋裡。由於住在學校，近水樓台，我有幸親身參加了我們學校紅衛兵的幾次大行動。其中最難忘的是參加抄家運動和8月18日的天安門檢閱。

（四）
文革一場，說是十年，但真正掃蕩全中國的動亂高潮，卻集中在1966年到1969年三年中。

1966年8月18日是文革中第一次大規模正式的政治集會，其所蘊涵的政治意義遠遠超過當時多數人們之所認知。今日反思，這次集會至少具有三層的意義：
一、這是文革領袖正式肯定紅衛兵，以紅衛兵作為文革主力軍，並試圖通過紅衛兵進一步大規模動員群眾，起而摧毀既定政治秩序的一次重大誓師典禮。但具有戲劇性諷刺意義的是，當時似乎沒有任何人會預料到，僅僅三個月後，這一天在天安門廣場上叱吒風雲的文革弄潮兒——老紅衛兵，就會紛紛雕零衰落，成為昨日黃花。
二、這是文革發動者對其政治對手顯示力量和意志的一次超級政治示威。這一點上，當時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為通過這次集會所展示的群眾狂熱場面，及廣場群眾對毛澤東發自深心的崇拜激情，使得任何人再也難以懷疑文革運動已獲得最多數人民群眾無條件，無保留地絕對支持。在成千上萬群眾似乎完全出自“自發”的排山倒海的聲勢和力量面前，文革的一切反對者或者懷疑者，只能陷入囁囁諾諾，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畏縮的退避狀態，否則，他們就會被這一力量所無情吞沒。 （所以，每當今日人們為文革而指責其發動者時，我就不禁會回想到天安門廣場上那些狂熱的日子眾人。當時我們都曾在那裡，在歡呼的人海中。在這個意義上，難道這場浩劫不是出自我們每個人自身的選擇麼？）
三、自從5月於政治局講話，賦予和顯示了林彪在黨內的超級地位以後，在這次集會上林彪再次以政治新超級強人的身份登台講話。從此，他作為“打鬼”的“鍾馗”（毛澤東6月給江青信中語，耐人尋味的是信中所言“鬼”究竟指誰），正式向世界露面和表態，這次集會成為他的一次大規模新聞發布會。從此開始直到五年後的9·13折戟沉於蒙古沙海，林彪象彗星一般走過了一條短暫然而耀眼的歷程。
所以，1966年8—18這一天的確是紅衛兵運動的盛大節日，是代表時代的精英們與文化革命運動宣布正式結合的一次神聖婚禮。

但是，對這一事件的真正意義，當時我們每個參加者並非自覺或者完全缺乏意識。

（五）
我們是在8月17日深夜的睡夢中，突然得到通知，緊急起床集合奔赴天安門的。走在路上，我們並不知道此去是乾什麼，只知道這是去參加首都紅衛兵的第一次全市規模的大型集會。
凌晨一點鐘，我們學校約二、三百人，步行趕到天安門廣場。我們先來到歷史博物館前的草坪上待命，又在晨光熹微中，行進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前的觀禮台前佇立守候。我們看到，廣場上已經聚滿了年輕的紅衛兵戰友們。儘管完全缺乏事前組織和排練，但在軍人和紅衛兵糾察有條不紊的調度和指揮下，廣場上秩序井然。
那時我們正年輕。每個人胸中都正湧動燃燒著一臉盛烈的青春之火。這火光映現在每一個人的臉龐上和眼神中，煥發出一種異樣的光彩，灼灼照人。

我們集中在天安門周圍。頭上是夜空，周邊廣場星光照耀，每個人心中充滿焦慮的等待。在場的人心靈中都湧動著一種強烈而神聖的使命感、責任感、正義感，隨時準備從這裡出發，參加解放全人類的鬥爭。

我們預感到這一天當黎明破曉之後，將發生某種非同尋常的事件。我們不認為自己還是孩子。我們是如此自豪而自信，深信世界歷史的未來掌握在我們——當時正站立於廣場上的這一百萬年輕而被歷史所特選的青年人手中！

無數黑壓壓的隊伍從四面八方，沿著長安街大道走來，分幾路匯集在天安門廣場。

這都是前來參加“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的各界代表，他們當中有高等院校師生，有軍人、幹部、工人……廣場上集了上百萬人。無數面紅旗在凌晨的風中呼呼啦啦地翻捲著，各單位的隊伍在統一指揮下陸續行進指定的位置，顯得雜而不亂。

廣場和長安街上，華燈齊明，濃黑的天色在風中漸漸變得透明。參加集會的群眾已經站滿了廣場和兩側的長安街，昔日空曠的廣場此時顯得狹小而擁擠。人們唱著歌，談著毛主席語錄，喊著口號。群情萬分激動。

位於廣場正中最前方的是高舉著聶元梓等人《第一張革命大字報》巨大模型的北京大學師生隊伍；廣場正前方還安排了從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哈爾濱、烏魯木齊等地來京串連的外地師生；天安門城樓兩旁的觀禮台上，擠擠挨挨地站滿了推舉出來的紅衛兵代表。
一百萬雙眼睛企望著在黎明的風中漸漸清晰的天安門城樓，焦急地等待著。
天色終於破曉了。天安門後的古老宮城中，一群烏鴉飛升，在高空中呼喚、盤旋、翱翔。季節正是北京最美好的初秋時節。那金色而燦爛的太陽，從東長安街大道盡頭上冉冉升起。天高雲淡，碧空如洗。雄偉巨大的廣場上，人群環繞著巍峨的紀念碑輻輳密集，紅旗招展如林，歌聲澎湃如潮。

忽然，我們聽到先是金水橋前，繼之整個廣場上彷彿山崩海嘯般地響起了驚天動地的掌聲和歡呼聲。高音喇叭中響起“東方紅”的樂曲，我們看到一排儀態威重的大人物，從容不迫地從天安門金水橋上向人群走了過來，邊走邊向人們鼓掌、招手，直走到人群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毛澤東。

從廣播器中傳出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聲。接著，一個聲音極其悅耳的年輕姑娘從廣播器中發出令人心蕩神搖的歡呼：“毛主席來了！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傳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神采奕奕、紅光滿面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來了！”​​那天那個姑娘的口號聲非同凡響，她呼喊的口號並不像普通人那樣一呼到底，而是徐徐疏緩，尾音拖得很長，再下滑收去，具有特別的韻味。
我們先是驚呆了，接著奮不顧身地發出破膛的歡呼，急迫地向上，高高揮動起手中的毛主席語錄，廣場上頓時形成了一個千百萬隻手搖擺蕩漾的紅海洋。

我情不自禁在隨著激動的人潮湧向天安門。我們跳啊、跳啊、喊啊！當時我真恨不得將自己的身軀平地拔高一萬尺，或者飛身隨同主席一起躍上天安門城樓。終於，毛主席向東側緩緩走過來。他穿著草綠色新軍裝，戴著軍帽，頭上一顆紅星閃閃發光。他向我們微笑，致意，徐徐擺動著雙手，不時把雙手鼓動著伸上頭際。由於距離的關係，我無法仔細看清主席的神貌，但是能夠清楚地看到他的真實輪廓，還有林彪、周恩來、朱德等傳奇般的革命家們，這已經足夠了。

一個從童年起就知其存在但似乎始終遠不可及的天上世界，在一瞬間向我們逼近了。激動的淚水難以抑制地從我的眼睛中奪眶而出（當時在場的每一個人在那一瞬間似乎都流淚了）。但是我根本沒有時間把它拭去。我的嗓子在呼喊中變聲了、嘶啞了，我們每個人都力圖通過吶喊使主席聽到我們的聲音。我的靈魂彷彿升騰在半空，當時似乎不復能夠覺得自己肉體自身的存在，只是完全追隨著人群而飄逸、搖盪。有人因激動而昏倒在人群中。

在此之前，作為中學生，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參加過五一節和國慶節的群眾遊行，接受領導人檢閱。但是，這個8月18日那天的那種大狂歡場面，卻是此前、此後我所經歷過的任何一次遊行都不可比擬的。那天之後的很多、很多天裡，我和我的同學們仍然在議論這一天，回味這一天，沉浸在神秘的幸福感中。因為在這一天，我們真切地、實實在在地親眼看到了塑造20世紀中國歷史的這位超級巨人——毛澤東。

（六）

紅衛兵造反運動最“輝煌”的業績，也許無過於“破四舊、立四新”了。所謂“破四舊”對於今日的人們，恐怕正如文革期間的許多術語一樣早已被忘卻莫明其含意了。這個提法最早來自林彪66年5月18日講話，其後通過人民日報6月1日的著名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而吹遍全國，成為文革的主要動員口號。

所謂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與之相對的則是所謂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如果從概念上認真分析，所謂四舊、四新的提法，是十分含糊難確定的。

例如，何謂舊習慣？在人類的一切習慣中，恐怕沒有比呼吸、吃飯、作愛更古老的舊習慣了，但這顯然不在文革要打破的四舊之列。要破也破不了。 《古書》中云：器惟求舊，人惟求新。這固然體現了一種珍視傳統的保守意識，但任何事物，判斷其價值難道不應該根據其功用與需要，根據其是與非，而僅僅根據其舊懷或漸嗎？這顯然是非常荒謬的。
正因為所謂“新”與“舊”界線如此不確定，因此當這一充滿混沌的提法竟然被作為一種政治綱領，要落實到人間的時候，天下頓時大亂。

何況判斷、鑑定事物“新”或“舊”的權力，現在竟被付諸於一群少不更事但血氣方剛，正處在狂躁的青春衝動中以卻救世主自居，然而完全缺乏責任感和責任能力的半大孩子們手中？從此，一切既定的社會秩序都可以因其“舊”而毀滅掉。中央文革小組在一旁操縱全部官方輿論機器對這些行動進行教唆、喝采、鼓勵、縱容。

在“破四舊”的名義下，在公元1966年紅8月的日子裡，紅衛兵們迫害了無數善良無辜的人們和家庭（從滑稽藝術的天才侯寶林到語言文學的大師老舍，以至淳樸善良的淘糞工時傳祥），毀滅了無數最珍貴的人類共同的財富和遺產；幹出了類文明史上空前荒謬而野蠻的罪行。

而一切荒謬中最大的荒謬卻是，做這一切的惡行的青少年們並非罪犯，他們本身是無辜的。當他們幹這一切的時候，絕非出於任何邪惡之念，而是出自一種神聖的虔誠，聖潔的天真，以及為人民服務以至獻身的熱忱，包括某種致力於人類進步的激情。

平心而論，就我親身體驗的感受，很少會有比當時的第一代紅衛兵更赤誠、更富於公義之心和獻身精神的青少年了。單個地看，也許他們中個個可能都是未來的雷鋒、王杰、蔡祖祥、向秀麗、劉文學、劉英俊（文革前的英雄人物）。但是整體地看，這一代紅衛兵及其暴行卻將永遠被釘在文明史的恥辱柱上。為什麼在動機與後果、私德與公道、瞬間與歷史之間，會發生這樣強烈的反差和荒謬？這個問題，是永遠值得深思的！

回顧人類歷史，我們注意到一切激進的群眾運動都往往有其過火因而荒誕的一面。例如18世紀末的法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也曾出現對於色彩的政治區別和神經過敏。但是，象文革那樣荒誕到近乎偏執以至神經質的場面，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卻似乎還並不多見。

今日回顧當年，人們也許會淒然苦笑，驚訝當年的中國人怎麼會如此認真地對待那一切荒誕境遇而異想天開。後世的人們也許更難以相信當日北京紅衛兵高高君臨萬民之上，所向無不披靡的氣概。他們穿著舊軍裝、戴著紅袖標、揮舞著軍用皮帶，一口一個“他媽的”、“老子”、“姑奶奶”。但是，當日北京一般市民，包括一些昔日身經百戰、當時卻紛紛淪為階下囚的走資派老幹部，竟無不畏之如虎聞風喪膽——儘管這些所謂“紅衛兵”只不過是14—17歲的孩童。 

為什麼紅衛兵具有如此的權威呢？因為在他們後面峙立著一座泰山。事實上，紅衛兵的這些怪誕行動一發生，就迅速引起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注意，並立即作出反應。 《紅旗》雜誌8月21日發表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人民日報8月23日發表社論“好得很！” 次日再發表社論“造反有理”，從而對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的一切瘋狂舉動表示了禮讚和喝彩。

在最短暫的時間內，這瘋狂的紅色瘟疫就迅速由北京傳到天津、上海、廣州、哈爾濱、全中國。

（七）
紅衛兵們在“破四舊”的旗號下，焚書、抄家、砸商店、改街名，橫衝直撞，不可一世。從8-18這一天起，憲法、黨章、前此國家頒布的一切法律、規章制度都已經不復存在。只有紅衛兵成了不可一世且口含天憲的立法者。

8月23日，北京體育學院“八一八”紅衛兵和教職工家屬到頤和園佛香閣砸碎了釋迦牟尼的塑像，有些小佛像被紅衛兵拖走。
丰台區大井村延壽寺中保存的明初遺物千手千眼菩薩銅像被紅衛兵打斷了三截，兩手全部斷殘，成了一堆廢銅。
有1300多年曆史的古剎戒台寺內，戒台上的數千個大佛和周圍的小佛像全被紅衛兵砸光。為人熟知的白塔寺、團城、圓明園遺址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
新中國建國後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大多數都被毀於1966年8—9月間。

例如，始建於吳赤烏十年（三國時代）（即公元247年）的上海龍華古寺慘遭浩劫。被譽為“龍華三寶”之一的范金毘盧佛像高約7尺，蓮花座下配有千佛，乃是無價之寶，在紅衛兵“小將”們一陣棍棒下即成碎片。彌勒殿供奉的彌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頭顱。
建於三國赤烏年間的上海靜安寺中，紅衛兵們搗毀了珍貴的真言宗密壇，僅餘下了幾間寺屋。上海三大名剎中只有玉佛寺在寺人的竭力營救下倖免於難。而設於玉佛寺邊的佛教書局卻被搗毀：大量佛經、法物、佛像被紅衛兵扔到大街上焚燒，至使江寧路的柏油路面被溶化，檀香木發出的香氣十里可聞。

“破四舊”之風中，著名的佛教古寺湖南南嶽遭到嚴重的破壞。 15座寺廟中自唐以來鑄塑的479尊佛像、395尊菩薩、649尊羅漢和珍藏了千年之久的54部藏經書、503副貝葉像和大量設施都被砸毀、被焚，僅從山上拉下來作為廢舊物資處理的銅、鐵碎片就達60餘噸，這座千年古剎基本上成為了一片廢墟。

著名佛教聖地五台山，儘管位於山西省北部偏僻的崇山峻嶺之中，但仍然有紅衛兵進山“橫掃”，南山寺門前漢白玉扶手上的雕飾獅子頭全部被砸毀。

上述事例，在掃除“封、資、修”的運動中仍然只是滄海一粟。

浩劫之後， 1988年召開的第四屆文代會上，大會宣讀“為被林彪、四人幫迫害逝世和身後遭受誣陷的作家、藝術家們致哀”名單中，列舉已故作家、藝術家的姓名近二百名。那些在文革中被監禁、刑訊、關押、毆打和在“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的作家、藝術家人數就無法統計了，可以說幾乎無一文化人能夠倖免。

（八）

那些日子，我和我的同學們，也同樣經常是在忙碌、激動而半瘋狀態的情緒激動中度過的。

我們一起參與了瘋狂的北京街道大改名浪潮。我已不記得這個浪潮是由誰發起，風是從哪裡刮過來的。我只記得我們一隊隊沖出校門，從學校近旁胡同中的一間原名“裕祥”的小舖開始，以後就一條一條街，一家一家店地掃過去，改過去，在這個瘋狂八月短短的十來天時間裡，北京的紅衛兵已經抹掉了這個文化古都中一切與“封資修”有關的老字號。幾乎所有的商店、醫院、街道、企業、學校、公社都變成了“紅衛”、“為民”、“反帝”、“衛東”一類的新名稱。

這次大命名運動的一幕高潮，是在8月24日發生的。根據東城紅衛兵糾察隊的通令，四十萬名威風凜凜的小將和革命群眾雲集於蘇聯駐華大使館前舉行集會和示威。在群眾雷鳴般的歡呼聲中，這裡的老地名“揚威路”被改名“反修路”。小將們在命名儀式發布的《宣言》中指出，在我們偉大的紅都北京的土地上，豈能讓蘇修耀武揚威？ （其實，這地名原初並不是由蘇聯人命名的。）

同時，具有上百年曆史的北京東安市場被改名為東風市場——寓有東風壓倒西風之意。著名的協和醫院被更名為反帝醫院，因為這座醫院最早是用美國得到的庚子賠款創辦的。西郊的公主墳被改名為立新路，寓有破舊立新之意，等等。

今日回顧往事，我們會注意到這種相信通過改變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事物實質的做法和信念，即哲學上的語言實在論，乃是植根於一種既混雜著語言崇拜，又混雜著語言禁忌的迷信心理。

記得魯迅曾經記述過，他小時帶他長大的一個鄉間婦女，在每次新年的前一天必要緊張地叮囑他，第二天一睜眼一定要對她講一句吉利語，否則這一年就不會順利。事實上，中國人過年前的除夕夜之所以要在門前貼春聯，本意也正與這種語言崇拜和禁忌的心理相關——讓第二天登門拜訪的客人，一到門前就能讀出主人最可心、最愛聽的大吉大利之語。

所以，儘管在形式上是在破舊立新，在心理上卻在重蹈古老原始的語言崇拜與禁忌。這一做法本身俱有極大的諷刺意義。所謂天不怕、地不怕的紅衛兵們，實際卻像古人們一樣地害怕語言禁忌——憎恨不吉利的詛咒，憎恨不吉祥的語言。而這，本身豈不就正是一種“四舊”嗎？

（九）
然而瘋狂是沒有邏輯的。在那個瘋狂8月中，我也與我的紅衛兵同學們一起參加了抄家和剪褲子的一系列行動。

不記得這又是哪一個學校發起的“通令”，宣布男男女女的褲腳一律不得窄於6寸，婦女的鞋跟一律不得高於2寸，男人髮型不許用“飛機頭”，女人不許燙髮。否則就是傷風敗俗醜惡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通令限期三日改變，三日後不主動改變者一律要堅決取締。

像對每道通令一樣，我們學校的紅衛兵也聞風出動，堅決響應。

於是在那些天裡，各學校的一隊隊紅衛兵們，身邊攜帶著剪子、菜刀和剃頭推子，或騎車或步行，到處巡行於大街小巷，尋找敢於違抗這一通令的獵物。一旦發現，對高跟鞋一律就地脫下，剁去高跟，對窄口的蘿蔔褲，則不分男女，一律用剪子從下向上高高豁開，甚至乾脆一刀截斷褲管，改變成短褲。對怪異髮型，不分男女，一律就地剃除。

今日反思及此，我忽然意識到在當年紅衛兵對付褲腳、鞋跟、髮型的狂熱行為之後，實際可能掩蓋著某種變態的性心理。
他們之所以憎恨這些東西，認為這些東西傷風敗俗，實際正是由於這些事物，在感官上給予當時普遍崇尚禁慾主義的男女青年們以十分強烈的某種感性的誘惑和刺激。
這一系列破四舊行動，在這個荒誕的8月中，頓時把一個好端端的北京搞得鬼哭狼嚎，天翻地覆。

我親身參與和經歷了這樣一件事，在當時是有典型性的。至今思之，不勝其慚愧和自咎。

9月間有一天在公主墳車站上，我和幾個同學騎車巡遊中，發現有一個中年婦女居然留著波浪式的燙髮（那在今天是一種極其普通的婦女髮型）。於是我們上前質問。沒想到這位婦女意態傲慢，語言專橫，對我們這些紅衛兵表現出一種不屑一顧的模樣。

她傲慢地對我們說：她根本不知道，也沒必要知道什麼紅衛兵的通令不通令。她的孩子也都是紅衛兵。
她的話使我們憤怒。我們立即把她撅起來就地批鬥，並且追問，她的出身、成份、家庭住址。最後，我們把她押送回家準備交給其家居附近的革命群眾進行批判。但是，當跟著她來到復興路上一座大院前，我們驚訝而狼狽地發現，她原來是此院中一位將軍（裝甲兵司令部某部部長）的夫人。而且，她的子女的確都是紅衛兵。

經過一番短暫的討論後，我們認為不管她的丈夫是什麼人，“地位多高、資格多老，”也都必須接受文化革命的洗禮。如果她的丈夫不明大義膽敢包庇他的資產階級臭妻子，我們對他也決不留情，堅決鬥爭到底。如果他們的子女也站在反動父母一邊，我們就連同他們一起打​​倒。為防不測，我們委派一名紅衛兵立即趕回學校去搬兵。我們其他人就押著這位婦女，一路呼喊著口號進入了她家的大院。

此事驚動了這個軍事大院的最高方面。一位裝甲兵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親自出馬，接見我們。他們表示，對城裡來的紅衛兵小將到這個大院來破四舊，熱烈歡迎。
於是我們象貴賓一般被隆重地請入了一個十分高級、氣派的軍事會議室，在會議室、牆壁，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那樣巨大的軍用地圖。會議桌上，根據部隊首長指示的安排，迅速放上幾大盤新鮮水果。但是，我們雖然早已飢腸轆轆，看著這些鮮靈可愛的水果嘴裡直吞口水，但卻表示，我們是來破四舊的，不是來作客的。作為紅衛兵，我們理應堅決執行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決不吃他人的東西。寧可餓肚子也要革命。
我們提出通令：
“1、那個婦女必須剃掉資產階級的頭髮。
2、她的丈夫必須明確表態，承認我們對他妻子的做法是革命行動，他堅決支持。
3、這個婦女必須在部隊首長面前，就她今天污衊紅衛兵運動的言行承認錯誤。否則，就要有大隊紅衛兵人馬正在從城裡開來，將到此揭開蓋子，徹底鬧革命！ ”

部隊首長聽後，面面相覷。低聲商量片刻後，他們表示：
一、完全支持革命小將的造反行動。
二、建議我們先去食堂吃飯。

這時已近深夜。經過討論，我們同意安排吃飯。但條件是我們自己要付錢和糧票，不能白吃。飯後我們回到會議室，看到那位部長夫人、她的丈夫與部隊首長一起都在等我們。
我們驚訝地看到，這位夫人頭上那引起這場風波的燙髮已經被剪掉，而他的丈夫——一位戴金絲眼鏡的高級軍官，當眾明確表態支持紅衛兵，堅決站在革命小將一邊，與“四舊”徹底決裂。
部隊首長接著講了話。

但是，正當這場持續將近一天的軒然大波就要結束時，我們聽到窗外人聲嘈雜，過去一看，原來部長的兒子們帶領一群穿軍衣的紅衛兵騎車趕到了。要把我們抓走。但就在這萬分危急之際，我們自己學校的大批同學們也已經風風火火地從城裡騎車趕到，正在大院門口與衛兵交涉，要求進院子支援我們。

眼看一場紅衛兵與紅衛兵的大火併就要發生。部隊首長、那位部長緊忙把他們的孩子叫進會議室訓話，迫使他同意把帶來的紅衛兵撤走。然後部隊首長歡送我們離開。
這次事件的結局是我們大獲全勝。當我們走出院門時，已經是深夜了。外面的同學們象歡迎英雄一樣以熱烈地鼓掌將我們迎出這個軍隊大院，我們興高采烈地返回了學校。

（十）
在那些日子裡，類似的荒唐事，我們乾了遠不止這一件。
我們學校和25中、2中的紅衛兵一起聯合行動，勒令關閉了學校附近的一所天主教青年堂（北京東城區燈市口基督教青年會），逼迫神甫念誦《毛主席語錄》來批判《聖經》。

我們曾經多次參與抄家，目睹一些善良無辜的和平家庭在一天之內就分崩離析。在抄家時，每當我看到這些不幸家庭的家人們，那一雙雙暗藏著忿恨，而又閃爍著驚恐和屈辱之光的眼睛，心頭就不由得顫抖，從而暗暗聯想自己那個也正處在同樣不幸處境中的家庭，因而憂慮父母的命運。

所以，在參加紅衛兵的這些活動時，我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卻打不起真正的精神。與其說參與，不如說也在觀察與思索。
我非常驚訝抄家中見到的一些外校（我們學校是一個男生學校）的女紅衛兵們的魄力。特別是那些戴著大寬袖章的紅衛兵糾察隊的女隊員們，她們打起人來總是比男孩子更加凶狠而無情。

有一次，我隨同學校中一個紅衛兵小隊參加“東糾”組織的一次聯合行動。在行動中，我看到幾個貌似年輕纖弱、文質彬彬的女紅衛兵，竟然玩命地用皮帶抽打一個據說是“地主婆”的老婦人。每抽一下，那老婦即慘叫一聲。直打得那個老婦人跪倒在地，伏地哀號。但是，這幾名女“兵”卻無動於衷，還不斷地邊罵邊抽。

而旁邊圍著一群男女紅衛兵，則嬉笑著看熱鬧。我實在忍受不過了，就抽便對一個打累了退出來的女孩說：“你們怎麼沒完沒了啊，饒了她吧。”
那女孩她驚訝地直視著我說：“他媽的這老婆子反動透了。你什麼感情，是站在什麼立場上講話？”
周圍的紅衛兵也一齊對我哄叫起來。
我非常狼狽，脫口而冒出一句：“你們真是一群虐待狂！”（虐待狂這名詞還是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學來的。）

結果我徹底地倒霉了。紅衛兵們丟下老婆子一起撲向我，踢我，揍我。有人撕下我的袖標，有人說查查丫的出身，到底是什麼階級成分。我被暴揍一頓，押到總部被關了一夜。第二天，學校紅衛兵來人把我接出來，沒過幾天，學校紅衛兵部就貼出告示，宣布將混入紅衛兵階級隊伍的敗類何新清除出革命紅衛兵。

（十一）

但是，在那個紅色8月中的一切恐怖和殘酷中，我最所難忘的一幕還是曾經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年輕人死於紅衛兵的拳腳棍棒之下。
死者是學校附近一個姓陳的著名“大流氓”，實際那是一個身材魁偉、體魄健壯、二十左右的漢子。據說在整條街（北京東城區東堂子胡同），過去沒有人敢惹他。因為無論舉重、拳擊、摔跤，他都技能出色，因此綽號是陳大塊兒。

在紅八月中，我校的紅衛兵根據街道和派出所（當時公安部部長是謝富治，謝是文革派的健將。他指示公安部門要全力支持紅衛後）提供的線索，抓捕了幾十名流氓小偷，關在學校幾間較大的實驗室裡。

每天夜晚，紅衛兵專政小組提審這些人。由於我們都住校，我也經常隨同學們溜過去，在窗外窺觀這種提審。我發現那實際完全是一種以打人和折磨人為取樂的遊戲。
那些紅衛兵專政小組的成員，不僅必鬚根紅苗正，而且都是學校中五大三粗的棒小伙子，其中不少曾獲得文革前“勞衛制”的健將稱號。
抓到所謂壞人後，他們首先審查流氓們的出身。出身好的待遇較好些，挨打輕些。出身不好的，打得就重。
其次是根據被抓者的所謂“罪行”排隊。實際如果平心而論，這些所謂流氓中多數人的所謂“罪行”，實在算不上是什麼罪行。
例如被收押者中有一個姓金的同學，此人本來也出身於革命幹部家庭，之所以被認為他是“流氓”，僅僅因為他從初中起就交了女朋友，因而被認為“帶圈子”（道上的黑話，圈子即女友）。
由於他出身好，挨打較輕些。但有趣的是，數年之後，我在東北兵團又遇見了金，那時他已入黨，是統領一個生產大隊、指揮數百人的生產隊長了。我們後來成為了好朋友。

但那個姓陳的卻沒有這種好運氣。他被抓進來後，由於專政組的人都知道他武功好，實際上大家很怕他，就決定首先要把他收拾老實。
那天晚上抓來他的消息不脛而走，當即成為學校中很轟動的新聞。
我和一同住校的同學，都跑去看熱鬧。我們看到，專政隊員在審他的過程中，提出要和他比賽摔跤，但是他們輪流和他摔後，卻發現誰也無法制服他。於是惱羞成怒，就一起撲上去用棍棒、皮帶揍他。然而也沒想到，陳是一條真正的硬漢子。在當時那種環境和氛圍下，他居然敢還手，並且打傷了人。

這在當時可是不得了的事。因為紅衛兵當時人人是天潢貴冑、天子驕子！這件事頓時被看作流氓分子對紅衛兵的瘋狂階級報復。憤怒瘋狂的紅衛兵們紛紛衝上來，用壘球棒、用鐵條、用皮帶和拳腳狠狠地踢打他。他在圍打的人群中仍然掙扎、堅持了幾個小時，最後人們愈打愈重，終於把他打垮在地，那時他已經是遍體鱗傷只能呻吟抽搐。
正當此時，從門外又衝進來幾個小伙子，照準臥倒在地的陳又是一頓拳腳。在這徹夜群毆之後，很難說清最後致命的一擊出自誰之手。我們幾個來偷窺的同學癡呆呆地默立在鐵窗外，看到他的掙扎，聽到他的喘息，呻吟，抽搐，愈來愈低弱、愈來愈無力，最後終於斷了氣。但是，他周圍的人們並不很以為然。
一個紅衛兵看他不動了，竟過去又踢了幾腳說：“這王八蛋裝死！”
沒有任何人想到應該實施急救。直到他已經沒有任何呼吸，才有人想到去找校醫，但當醫生趕到時，這個人已死亡多時了。我們學校在這場瘋狂的運動中打死人並不是東城區中學中最多的，還有死亡更多的學校。但是亂世人命不如一根草。死了就死了，沒有人追究。

在1966年8月那瘋狂的社會氣氛裡，人們似乎司空見慣了殘酷。既然連老舍這樣的名人在備受折磨後，都只能選擇投湖一死，死得無聲無息，那麼還又有誰會特別介意紅衛兵動用私刑打死幾個街頭的流氓呢？
根據文革後發布的統計，在1966年8、9兩個月中，僅北京一地被紅衛兵用私刑拷打致死者，約有上千人左右。而對此，謝富治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勸阻。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 （1966—9、26講話）
公安部長如此一席話，表明中國從此後進入了一個可以濫用私刑的時代，這種私刑當時被稱作“群眾專政”。它把中國從法律上帶回到中世紀。這是文革歷史上極為黑暗的一頁。當一個社會失去了法制之後，人類將會呈現何等邪惡與殘忍的本性——如果我們想到，幹出這種罪行的，並非十惡不赦的江湖大盜，卻是一群本來非常天真、充滿革命熱情的孩子。而當他們這樣幹的時候，甚至沒有一個人意識到自己正在對人類犯罪。這不是非常引人深思嗎！

我真實記錄所親歷的這些事件，是因為我認為人們應當永遠記取文革歷史中的這慘痛的一頁！並且應當考慮，怎樣才能使這種事情永遠不可能再重演，不論是頂著“革命”的名義，還是頂著“自由民主”的名義！

（十二）
1967年11月的深秋，我和幾位當逍遙派的朋友——自從被開除出紅衛兵後，我就成了無所事事的一個“逍遙派”；來到北京遠郊房山縣的著名古蹟上方山雲水洞遊玩。此山原曾是北方一處著名的佛教叢林，自隋唐以來就蘭剎林立，古蹟滿山。
但是那一年當我們來此，所見卻是浮屠摧毀，佛殿化為丘墟瓦礫。許多北朝以來流傳下來的古老石刻佛像都已經被來此破四舊的紅衛兵重手砸毀，如來的法座被掀翻，廟宇的殘垣頹壁上寫滿標語，到處留下了永遠去不掉的紅衛兵痕跡。

使我至今難以忘懷的是半山處的一座唐代藏經樓。
此樓閣據說曾經極其有名，收藏著歷代雕版精印的佛經寶卷甚豐。當我們遊山到此時，只見寺門洞開，兩扇破門板搖搖欲墜於西風之中。院內完全無法落足，因為遍地舖滿狼藉紛陳的各種古版經書和畫紙。有的佛經長卷被風高高挑起懸掛於簷頭和樹梢，彷彿巨幅的輓聯，向遊客訴說文明的沒落與哀怨。
自北魏興廟以來，此山此寺，歷經千百年來無數次歷代兵火動亂之禍，但均能倖存下來，卻終於毀滅在1966年天不怕地不怕的“紅衛兵小將”手中。
當時我雖然尚依稀處於政治上的醒覺和困惑之間，但面對人類文明如此規模浩大的毀滅，卻也不能不感到無比的觸目驚心！在驚心動魄之餘，而突然有所領悟，——這場所謂“文化大革命”，實際就是“革文化之命”。

類似的場景，此後幾年間我在洛陽​​龍門，在太原天龍山，又不止一次地面證而體驗過。
因此作為一個親歷者、目擊者和見證人，我可以說：1966年所謂“紅色八月”的那一場破四舊運動，雖然歷時僅幾個月，但它對中國歷史文明的嚴重摧殘，卻是無比巨大一場浩劫。
僅此一項罪孽，就足以使當年的紅衛兵們集體成為華夏民族千古文化的不可饒恕的罪人。千年易過而罪孽難銷。紅衛兵們當時所造成的巨大文化損失，事實上是永遠無法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