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赫德遜：中國未來三十年
作者：邁克爾 赫德遜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 :2011 - 3 - 29
劉英 譯
文章發於“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年第1期
摘要：由於金融化的過度發展，目前西方國家內部問題重重，新自由主義政策瀕臨終結。當前全球各國都面臨著金融戰爭，美元本位制是美國向其他國家進行掠奪的手段，金融寡頭開始轉向亞洲吸取經濟剩餘，西方國家試圖壓制中國從而使中國面臨潛在的軍事威脅。文章建議，中國在未來三十年應著重發展實體經濟，妥善解決好農業和食品問題，防範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對其他經濟部門的滲透;完善稅收體制，降低生活，經營成本和公共服務價格，充分發揮中央銀行作用，加強資本管制，確立人民幣國際地位並參與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同時，文章建議中國要借鑒西方古典經濟思想來指導當前的發展。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進行了比其他國家更大規模的投資，以使其經濟實現現代化。中國防止了基礎設施私有化的傾向，並將經濟和社會計劃轉變為由金融部門管理，中國混合的公有/私營產業和房地產投資的目標在於有形資本的積累和產出的增加，而不是短期的金融獲利（雖然這種獲利是自然產生的結果）。
相反，美國，英國和大多數歐元區國家卻面臨著數年的經濟收縮和財政緊縮，這是由於這些國家要支付負債開銷而使它們的經濟成本奇高，所以失去了競爭力，使這些國家的房地產業，銀行業和許多行業陷入負資產狀態。只要它們的債務存在，北美和歐洲國家的企業利潤和政府支出就不會被用於新增資本投資的負債，而這些負債在過去三十年中持續增長，包括房地產負債，企業負債，教育負債和其他個人的銀行負債，信用卡負債，州，地方和國家政府的負債，如果不採取嚴厲措施限制這些部門在商品和服務上的支出的話，所有這些債務都會超出房屋所有者，企業和政府的支付能力。
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沒有出現這種負債開銷，這保證了其能夠持續地建設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和以最快的速度提高生活水平。也正是這一成功向未來三十年的發展理念提出了挑戰，特別是在西方經濟已經發生的金融行業逆轉的方面。
歷史上，對所有經濟體的重大考驗是將債務水平控制在可償還能力之內，並將物價水平控制在當時技術水平所必需的生產成本之內，而不是以回報給特權階層和內部人交易的形式讓他們獲取經濟剩餘。要達到這些目標需要採取適當的稅收政策和公共調節手段，以防止出現不具實際成本價值的“留空”價格。
從法國的重農學派，到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費迪南德。拉薩爾，甚至還包括卡爾。馬克思，古典經濟學家習慣於把勞動價值論當作區分技術意義和社會意義上的不必要“經濟租”的依據，即由土地所有者，銀行家和尋租壟斷方獲取的非勞動收入。這種經濟租被定義並在統計上被定量為不存在必要生產成本對應物的收入。兩個世紀以來古典政治經濟學關注的焦點在於將市場從以地租和壟斷租的提取，金融利潤和銀行收費為形式的非勞動收入獲取中解放出來。
稅收和調控政策，土地公有製和對基礎設施的自然壟斷，似乎在將這種在20世紀前幾十年裡存在的非勞動收入社會化。中國的“民族主義”改造甚至與歐洲和北美在進步時代的社會民主改革者們進行的革命相同，其共同目標都是試圖將經濟體系從地主和金融階級手中解放出來。
歷史已經證明，西方國家試圖將土地所有製封建殘餘，銀行業務及其壟斷地位從經濟體系中清除出去的長期努力已經失敗。既得利益集團以新自由主義反啟蒙思想的名義又捲土重來，“新自由主義的反啟蒙運動“重新定義的”自由市場“可以自由地從經濟體系中提取租，利息和公共補貼並轉交給金融寡頭，金融寡頭試圖將自己變成一個永久的全球貴族階級，將國家的角色貶低為債務償還者。
美國在強迫其他國家承擔目前全球金融體系出現的破壞性崩潰的風險中起了主要作用，因為美國認為這是其他國家拒絕新自由主義主張的美元本位制度的代價。這一頑固的政策導致出現了當前世界經濟危難時刻的轉折點。緩解這種金融與外交緊張局勢的手段可能會對所有國家未來三十年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如果中國想繼續保持其後革命時期起飛階段積極發展的勢頭，她就必須抵禦西方勢力。中國要獨立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貿易組織，就需要建立另外的制度體系，以促進形成一個多極的世界金融，貿易和外交體系。採取資本控制手段以監管美國過分“自由”的信用體系，並不再將美元作為中央銀行儲備的惟一貨幣，這樣將有助於世界捍衛自身免受美國單極軍事霸權的威脅。
首先必須認識到1945〜2010年的時代已經達到極限。世界已經被劃分為兩個有競爭力的貨幣區：一個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區域，其經濟正在被過去三十年不斷增長的債務負擔所壓垮;另一個是非美元區（尚未確定），試圖將自身經濟與曾經採取金融侵略主義和軍事冒險主義的美元區隔離開來。非美元區以中國及其亞洲鄰國，俄羅斯，巴西和土耳其為中心，目前還包括石油產出國伊朗和委內瑞拉。
未來世界體系的形成將取決於舊有秩序是如何分化的。中國未來三十年的發展將不僅取決於自身內部將實行的政策，還有賴於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和採取的政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負債沉重且私有化的西方國家衰落的影響，這些國家將越來越使人們喪失信心，情緒憤怒並備受折磨，因為它們的政客會將造成他們自己國內金融緊縮和經濟萎縮的責任推卸給其他國家。
一，負債累累的西方國家將如何影響中國的未來
對未來的預測通常是以對過去的回顧為依據的。美國和歐洲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它們的過去已經在金融和經濟外交領域達到了極限。考察這些國家歷史發展趨勢的逆轉對分析西方金融格局將在未來三十年如何影響中國是至關重要的。
（一）負債開銷已達到現實的極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每次的經濟復甦都是以較高的負債與收入（GDP）的比率為特點的。房地產業，工業，農業和基礎設施都已被“金融化”，因為利息，分紅和其他金融支出在利潤，租和現金流中所佔比例不斷提高。其結果是當今的經濟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借貸拉動的。”據報導，美國 1 / 3的房地產是負資產。與在大多數資產負債表中房地產是個人財富的情況不同，目前房屋所有者已將家庭陷入高於房屋市場價值的，巨額的抵押債務中了。這種情況在相借銀行抵押貸款價值上形成一個了缺口（佔美國和英國銀行貸款總額的80％），使融資額度最高的銀行處於負資產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的惜貸政策迫使房屋所有者開始償還貸款。這種債務償還被理解為是在國民收入和產品賬戶（尼帕）中的儲蓄，這已將美國的儲蓄率從前期的零％提高到目前的3％。與經濟借款是為維持生活水平和市場需求不同，美國的收入必須用於償還銀行債務。造成的結果是債務收縮，引起經濟螺旋式的下滑，這是由於採取了保護直接投資和消費水平不受財力影響的措施造成的。可納稅收入縮減，在地方和國家層面都造成了預算赤字。
如果這一趨勢持續的話，債務就會持續增長到大大超出支付能力，這會引起負資產總額的擴大，並出現新一輪的危機，包括人們喪失抵押品的贖回權，被迫變賣資產，經濟出現緊縮，直到系統在其金融重壓下崩潰並被新的結構所取代。
（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消防）部門已經壓倒了“實際”生產和消費經濟並使其萎縮。
中國和西方國家都面臨著使金融力量服務於社會的任務。在這一鬥爭中，西方國家正在經歷自身內部選擇哪條道路的“文明碰撞”：是選擇古典的進步進程，還是選擇由食利者發起的，自20世紀 80年代取得支配地位的反啟蒙運動。巨大的金融利益已經在這場碰撞中取勝，它們使西方國家經濟背負債務，並擊敗了產業資本和勞動力，甚至在調控和制定與銀行和銀行在金融，保險及房地產（消防）部門的主要客戶相關的稅收政策方面，相對於公眾權利都佔了上風。
中國已經成功地避免了這種金融接管的發生。西方國家的精英們不是努力模仿中國的這種混合經濟模式，而是試圖將中國，甚至是亞洲大部分國家當作異化的文明而將其疏離，只是因為這些經濟體試圖保護它們的經濟剩餘不被掠奪性的國外金融機構的謀劃，套利和貨幣投機行為所獲取。
即使美國想通過再次通漲的努力促使銀行著手向買者借出足夠的資金，並開始再次將住房和商業房地產價格抬高，但這也會拉高生活成本而使美國的產業勞動者在世界市場上失去競爭力。住房和還債支出一般分別佔美國工資收入的40％和15％。美國工資中對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稅的扣除比例為 11％，收入稅和消費稅另外佔 15〜20 ％的份額。所以即使不考慮消費者用於產品和服務的支出，美國的勞動力已經由於僱員必須支付的金融，保險，房地產業的費用過高而被排擠出市場。所以經濟面臨長期的貿易赤字就不令人吃驚了。
（三）在國際金融領域，美國的官員將美元的角色濫用為全球中央銀行的儲備貨幣。
外國中央銀行持有的數量日益增長的美國財政債券遠遠超出了美國的償債能力，使美元本位演變成一種由其他國家向美國的金融體系和海外軍事擴張提供資金貢俸的形式。
在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形勢下，美國的美元債務仍將是全球貨幣的基礎。美國和歐洲的既得利益集團將試圖通過金融手段（電子美元信用）侵占能夠獲取租的部門，甚至通過發動石油戰爭軍事佔領伊拉克和阿富汗，在智利策劃暗殺計劃和20世紀 70年代在拉丁美洲實施“飛鷹計劃”達到目的。外國中央銀行通過由美國銀行創造並由美聯儲促使的電子“鍵盤信用”，為美國戰後的軍事開支和接管國外經濟提供了資金。
這不是一個能長久持續的狀態，除非其他國家願意成為美國財政資不抵債狀態的附庸經濟，因為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政策試圖重新使美國的房地產市場，股票和債券市場膨脹。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不能長期持續地向世界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提供流動性，作為對美國軍事和政治外交的“免費午餐”。
（四）隨著美國貨幣和金融體系的不穩定越來越具有進攻性，開放和放鬆監管的金融市場正在終結。
在美國的外交家們試圖通過日益增長的債務融資水平維持一個單極世界時，金融和產權利益階層正在北美和歐洲發動一場反對勞動者和實業的階級戰爭。由於社會結構的金字塔越來越傾斜，在經濟體系中人們被分為債權人和債務人兩極，在2008〜2009年政府採取救助措施後為新世紀造就了一批新興的金融精英。
所以，以歷史趨勢為依據使“正常經濟”處於常態的政策對當今不具現實意義。全球金融危機，特別是負債開銷，說明現有的制度安排不能長久持續。所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到1945年年之間世界經濟格局所沿用的制度的未來趨勢的預測都認為，在目前的道路上它們不可能走得太遠。
二，在普遍意義上與經濟體對抗的金融戰爭
在1979年馬格麗特。撒切爾當選為英國首相和1980年羅納德。裡根當選為美國總統後，西方國家出現了根本的政策逆轉。對累進稅和金融及壟斷部門實行公共監管政策的逆轉，促使財富極端地集中在最富裕的1％人口手中。美國國會研究所（美國國會研究服務中心）計算在1979年，處於人口結構頂部 1％的人獲得的財富佔 38％：包括利息，分紅，租和資本收入。到2004年這一比例上升到57％，而且估計已經佔目前食利者階層總收入的2 / 3（2010年）。自1979年開始美國的工資水平開始下降，而不再維持 1945〜1980年間的上升趨勢，同時美國的利率水平從 20％以上下降到不足1％，現在已沒有下行空間了。
支持食利者階層的經濟計劃在最大程度上將經濟剩餘資本化為向債券人支付的償債。當債務欠款規模擴大到會吸收全部剩餘時，就沒有任何富餘收入用於新增資本投資或提高生活水平了。償還利息的自然增長使負債開銷規模以指數速度擴大，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能跟上這一速度。在這些債務被勾銷前，西方國家都將面臨金融和財政困境，因為它們只有通過降低生活標準和減少經營開支來背負債務（更不用說償還債務了）。
在全球經濟中金融業務試圖達到過去通過軍事佔領才能達到的目的：獲得對領土，基礎設施（以設置“收費站”的形式收取費用）和貨幣發行權的控制，從而獲取信用的利息和收費，甚至使用貨幣作為支付形式，例如信用卡或銀行信用。
歷史上，金融寡頭，軍閥佔領者，盜賊和犯罪家族的目標都是使他們的財富世襲化，取消房產稅並不對他們的財產和收入徵稅，廢除對他們進行監控的公共權利，並減少他們的負債。其結果就是通過將他們的經濟權利轉變為政治權利和特權而成為世襲的貴族，同時將緊縮轉嫁到僱員和職業中產階級頭上。而且由於歐洲和美國生活水平的下降，中國也受到指責。中國的最佳辯護是要解釋西方經濟的失誤所在，甚至幫助他們解決其自身的問題。中國應該以如下前提為基礎制定其對外政策：
（一）西方國家正在屈從於債務縮減在經濟體系中出現的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兩極化，並造就了金融寡頭向外吸取亞洲的經濟剩餘。
西方國家正在陷入無法使其金融體系，稅收理念和財產關係從屬於有形資本投資，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的困境。考察其經濟走向，可以有助於我們評價從 13世紀到20世紀中期西方文明的改革嘗試如何失敗，相反在中國卻獲得了巨大成功。
“西方國家的問題”可以回溯到一千年前，那時維京入侵者（維京入侵者）將他們自己確立為空缺所有權土地上的貴族。軍閥自封為國王，而他們的後繼者成為地主。而且由於貨幣是戰爭的支撐，統治者及時從採用了由聖殿武士和宗教慈善團成員在教堂內部率先採用的金融做法的意大利人和銀行家那裡借出了貨幣。這形成了在政府和金融部門之間的共生關係。統治者部分通過徵收新稅種（主要是消費稅）和形成對廉價銷售的貿易壟斷來償還債務。從 13世紀開始，西歐國家及其後來在新世界中開創的殖民地，一直受到地主所有製缺失和基礎設施所有權私有化的困擾，這是中世紀時代軍事征服的後遺症。
到20世紀，金融業與房地產業和政府之間都建立了共生的關係。其結果是出現了金融，保險，房地產部門，這是一個由“實際的”生產和消費經濟圍繞的，世襲的（但是更暢銷的）特權制度層面。
人們不會從當今關於自18世紀 50年代到大約 20世紀 50年代經濟思想史的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中，獲得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推進是使歐洲和北美市場不再出現那些封建佔領遺留的地租和銀行收費的收穫，非勞動所得的食利者階層收入使已形成的封建制度安排去支持一種世襲的統治階層。進步改革計劃的目標不在於取消“市場”，而是將它從特權中解放出來，而不管這種特權是如何以賒賬的方式被賣給新買家和外部人的。
對於古典經濟學家來說，一個公平的市場價格能夠反映實際的，社會必要的生產成本，而不存在任何不承擔這種成本的特權。用於基礎設施和其他社會需要的公共開支和稅收的目的，是將生活和經營成本最小化。基礎設施服務定價以成本為基礎（如果是電話及通訊系統），而道路和水的公共服務則是通過補貼或免費提供的。政府將通過從個人收入中提取部分金額並對超過必要生產成本的部分收費的方式，來向“免費午餐”經濟租徵稅。
古典經濟學和像孫中山這樣的中國改革者的共同目標，是達到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精確定義的“食利者和收租人安樂死”。從公共領域被挪用的支付給空缺所有者（最初是土地的征服者）的土地租金和“收費站”類型的經濟租被返還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即被重新投入到公共部門，這也是它們最早起源的古代風俗，那時廟宇和宮殿是租和利息的主要接收者。差別懸殊的累進稅體系是為將世襲的財富社會化並提供公平機會而進行的立法。經濟收益將由最具生產力和效率的人獲得，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由出生在富裕家庭的最幸運的人群獲取。公共教育被民主化，並向人們提供醫療服務和對老人的照料。
貨幣發行職能應由國家財政部門承擔。政府開支是以信用的形式提供給經濟體的，而不是通過私人銀行出售基本的銀行商品 - 有息負債。人們認識到非生產的信用會加重經濟負擔，並使其負債，而且一個新出現的金融寡頭可能會使其喪失抵押品贖回權。這是以促進產業發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為目標的政府所應該採納的開支和信用創造的思路。
一戰使這些努力偏離了正確軌道。歐洲經濟被軍事債務和賠償的後遺症壓垮，導致出現了20世紀 30年代的大蕭條。與在工業化的德國，英國或法國作為混合社會民主出現的共產主義不同，蘇維埃俄羅斯採取了一種不可預見的集中和極權形式。一種反布爾什維克的國家社會主義出現在德國，法西斯主義出現在意大利，導致了以“世界將是何種社會主義”為主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國家主義或國際主義。
隨著 21世紀的到來，一種全球金融化現象已經出現。由於銀行體系已經突破了幾個世紀以來試圖推行的進步改革的限制，債務的力量已經戰勝了有形資本積累。在西方國家既得利益集團又捲土重來，倒退到19世紀和20世紀改革者們所堅信的不可能被逆轉的狀態。對政府的金融壓制替代了民主改革，隨後由美國領頭並以“新自由主義”（即支持食利者階層）的名義，從第三世界到後蘇維埃經濟體及歐洲都廢除了公共權利，並採取了放鬆管制和對財富不徵稅的政策。
其結果是金融部門向經濟體中的其他部門發動了一場全球戰爭。這場戰爭主要圍繞關於如何處理負債開銷的問題：是否要繼續維持債務水平甚至是以犧牲新增投資，就業和經濟增長為代價。由人口中最富裕的10％的人支持的金融部門要求政府採取救助措施，這樣可以將壞賬損失和負資產轉移到國內產業，勞動力和政府頭上。
自從新自由主義發動的“撒切爾 - 裡根”革命開始以來，作為其後果的金融緊縮和債務縮減將西方經濟體帶進了死胡同。在過去三十年中，更多的信用不是為投資和消費提供資金，而是像古典經濟學家所劃分的那樣提供給了非生產領域，而這只是簡單地增加了債務承擔者的利息。這種借款使現有負債狀況中的負債開銷規模以指數速度增長。銀行放鬆了長期借款條件，低息寬鬆的信貸政策提高了房地產租金收入和企業利潤的“資本化率”。這反過來又推升了資產價格，保證了債務融資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信用滲透到規模越來越小的權益中，使經濟更加脆弱。
21世紀前10年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如何處理不能償還的，巨額的負債開銷，如果經濟不萎縮並且不將資產從違約的債務人（和破產的企業）手中轉移到擁有止贖權的債權人手中，債務就是不能償還的。地方和國家政府正在按比例削減養老金支出，同時企業正在用“固定繳款養老金計劃”（所有僱員知道每個月必須向該計劃支付的金額，而不是在退休時將被支付的金額）代替“固定受益的養老金計劃”。
當銀行在2008年停止了這種肆意的借貸時，債務人不得不開始分期償還債務。這使債務規模縮減，由於收入用於支付利息和分期付款，花費在商品和服務（或由此的賦稅）的支出就被取消了。由於收縮的市場減少了稅基，政府對財產權和較高收入階層的稅收也減少了，用於將基礎設施現代化或者甚至維持交通，通訊和其他部門的支出都被削減。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環境下，政府的應對措施是通過低價出售公共企業，允許新的買家提高“收費站”的收費標準，進一步提高生活和經營成本。
美國實行的計劃內容是通過在銀行體系中充斥流動性使債務保持在一個恰當的規模，從而降低利息率。
其結果是外國中央銀行在美國國債上的收益是1％，同時美國的投資者買進了全球全部資產。這使全球經濟形成了一種附庸體系，並達到了過去通過軍事佔領試圖達到的目的。事實上，美國的經濟外交家正在強迫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將自己的經濟剩餘和儲蓄交給美國的投資者，信貸方，銀行，投機者，套利者和貪婪的基金。
防止美國買斷其他國家企業和房地產，或挫敗美國和其他外國銀行通過低廉的美國“鍵盤信用”用高息借款給國內的借貸者企圖的方法，是中國和其他國家需要採取資本管制手段。
（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成功不滿，並企圖加以破壞，這種力量正在加強。
由於西方國家被債務縮減和緊縮所壓垮，金融家和食利者階層都試圖通過支持認為經濟緊縮是由那些還沒有被壓垮的國家的債務縮減和實行累退稅收政策引起的政治家，來尋求對他們掠奪行為的保護，在這些國家中首當其衝的是中國。他們的策略是煽動公眾對這些外國人持敵對態度，而不是通過投票改革國內的金融和稅收體系。自然會出現的情況是他們選擇譴責最成功的經濟體，好像這些經濟體的成功是以那些越來越深地陷入負債的經濟體的國家為代價的。這是一種任何一方取得的成果都必須以另外一方的犧牲為代價的思想。
如果以當今零和博弈的世界觀來看，中國必將受到譴責，因為它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最快的。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功，特別是與美國雙邊貿易的順差，被理解為減少了美國國內的工作機會。人們很難聽到更現實的觀點，即美國的緊縮反映出其金融計劃者推行的是去產業化經濟政策，而這種政策加重了負債（借貸），從而以提高了房屋成本，教育費用，交通費用和其他基本需求的成本。
（三）潛在的軍事威脅即將產生。
美國的收支水平主要是由資金外流和軍費開支決定的，而不是貿易平衡。這並不奇怪。在過去的千年中，對大多數國家來說，國外軍費開支和補貼已經成為決定一國收支水平的主要因素，自12世紀開始各國政府就已經處於負債狀態。一戰的創傷使歐洲政府陷入外幣債務困境，美國政府尤其如此。
從 20世紀 30年代到二戰後恢復到和平狀態，美國的收支開始出現順差，積累了將近 80％的世界黃金儲備。但朝鮮戰爭使這種趨勢發生了逆轉。從 1951年到20世紀 60年代，再到20世紀 70年代，美國的海外軍事開支總額與全部收支逆差相當。而私營部門收支平衡，美國的“國外援助”事實上只帶來了一美元盈餘，因為這與美國的出口採購政策相關。到1971年，在亞洲戰爭中的巨額開支迫使美元與黃金脫鉤。
美國的對策是將外國聯盟納入其剝削體系，為它維護單邊全球霸權提供軍費開支的資金。與羅馬經濟將它的殖民地變成其附庸以剝奪它們的財富相似，美國試圖從國外獲取它在國內不可能再生產出的經濟剩餘。而最簡單的獲取方式是通過金融手段，即通過發行短期國債和銀行借款。
實際上這種對外國的金融剝削與對國內經濟進行的金融化正在同步進行。當債務人利息由於債務的縮減而使經濟變得貧困時，惟一能夠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手段是從國外吸取經濟剩餘。這通常需要軍事力量，或者至少是武力威脅。目前貿易和金融的緊張局勢促使美國的戰略家們鼓勵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區採取軍事冒險行動。
美國的邏輯是，國外任何產業和高科技能力都是內在的軍事威脅，所以都必須將其遏制在搖籃中，例如1991年後蘇維埃的產業和高科技部門在美國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鼓動下被摧毀了。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將通過軍事觸角來威懾在亞洲經濟崛起中處於領先地位的國家並對其施加壓力。用“民主”作幌子，美國的對外政策就是在那些領導人所堅持的經濟路線與美國的金融利益相矛盾的國家煽動分裂主義運動。
這一政策的關鍵是美國經濟將能夠保持處於收支逆差狀態。制止美國武力威懾的手段是，外國中央銀行通過不再將美國財政債券作為持有貨幣儲備的工具，通過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推動的對外國的依附和金融援助，通過退出美國軍事冒險主義活動，來結束美元本位。
亞當。斯密的觀點為這種情況提供了基礎。他從根本上反對通過信用對英國戰爭提供資金，因為戰爭會通過提高生活和經營成本而加重賦稅，從而加重經濟負擔。當前在英國國內，反對政府支持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發動戰爭的呼聲越來越高。壓縮預算在總體上迫使美國的盟友必須在削減社會支出和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冒險行為之間作出選擇。
（四）使政府失去發行貨幣和向食利者階層收入和財富徵稅的能力。
正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上個世紀食利者利益在西方國家捲土重來，這與將市場從經濟租（非勞動所得收入）和非生產性債務中解放出來的古典原則是背道而馳的。到20世紀 80年代，金融部門開始在地產和房地產業，工業和政府中處於支配地位。
在美國，華爾街主要通過扮演競選重要資助者的角色，加強了其對美國政治體系的控制。在上屆選舉中，他們已經獲得了阻止任命承擔實際監管職能的公共監管者的權利。其結果是時任美聯儲主席的阿蘭。格林斯潘採用了放鬆管制的制度，財政部的官員來自高盛集團，在國家公開監管機構中的關鍵崗位沒有任命任何監管官員。
在歐洲，金融部門攫取了更大的權利。它已經通過阻止政府採用貨幣化的預算赤字向經濟注入購買力的手段，達到了對信用進行壟斷的目的。這種情況強迫政府向銀行和富有的金融階層借債，而政府曾向這些人徵稅以獲得收入。明朗的局勢是英格蘭銀行和隨後的中央銀行都不再受政府監管。目前經濟的運行要依靠銀行家提供帶息信用，而不是政府通過赤字開支刺激經濟復甦。
幾百年來銀行的流動性一直是政府負債的重要組成部分。歐盟的做法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原則，他們代表了商業銀行遊說者的利益並禁止成員國政府從本國的中央銀行借款。這樣歐盟禁止了歐洲各國中央銀行從事他們在創始之初本應經營的業務。里斯本條約中第123條款補充道，歐盟禁止歐洲中央銀行（歐洲央行）向公共開支提供資金：
“歐洲中央銀行或成員國中央銀行（在下文中被稱為'國家中央銀行'）用於資助歐盟機構，實體，政府或機構，中央政府，地區，地方或其他公共權利部門，由公法管理的其他實體，成員國的公共企業的透支款項或其他類型的信貸款項應被禁止，上述機構借助歐洲中央銀行或國家中央銀行提供的債務手段而發生的直接採購也應被禁止。“
根本的問題是歐元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因為它缺乏稅收功能。國家貨幣理論認為，貨幣最終具有的價值是因為它能夠用來交稅。但是歐元沒有服從歐盟政治議會關於稅收政策的決定。直到歐洲從這場新自由主義的惡夢中醒來前，歐元必須繼續作為美元的附屬貨幣。
這是一種應對緊縮和增長停滯的自我毀滅性的做法。政府預算赤字需要將經濟從後 08年年的衰退週期中拯救出來。中央銀行應該對這種支出提供資金以支持長期的經濟增長。相反，商業銀行借款應主要集中在按揭貸款而不是現在的房地產業，集中在對企業的增長性貸款而不是已有企業。
從這個方面看，歐洲中央銀行也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銀行，歐盟的運作中不存在一種國庫體系。商業銀行的利益在於破壞政府創造其自有貨幣的能力，使政府不得不向商業銀行借款（並付息），這是一種創造。歐洲中央銀行使國庫相對於金融增長來說功能弱化了，它支持了商業銀行的借貸行為並使資產價格上升，而與新增資本的形成無關。
帶來的後果之一是政府將承受債務壓力，然後他會被告知可以通過低價出售公共基礎設施的方法解決這一問題。這為銀行和那些被出售的自然壟斷資源的買家打開了巨大的財源。這種情況使政府更加窘迫，因為買方“花費的”是可以被減稅的還債收入。這剝奪了收稅部門應該徵收的使用收費，而新買家卻將這部分費用提高，從而提高了生活和經營的經濟成本。
歐洲國家在最大程度上通過採取緊縮政策來承擔負債，通過按比例縮減公共開支來獲得政府預算盈餘，以彌補在財富和金融，保險，房地產業採取的減稅政策所帶來的損失。上述這些做法正在通過摧毀歐洲經濟而毀掉歐元。問題是銀行正在資助的不是生產性的資本投資，而只是對房地產和對已經存在的企業的收購以及短期的金融投機提供信用。
（五）將稅賦由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轉嫁給就業人口。
銀行發現，自1980年以來最使他們盈利的貸款市場是使用債務融資手段將其收益最大化的金融炒作者。雖然古典經濟學家圣西門早在19世紀就提出經濟應該支持權益而不是債務融資，但世界經濟一直朝相反方向發展，特別是自一戰以後。受銀行家的資助，垃圾債券的發行者可以買下企業全部股份（退出了股票而用債務代替）。
這種由權益向負債融資的轉換，以及企業收購者越來越多地在避稅領域外經營的現實，到目前為止剝奪了政府對企業經營的徵稅權，因為利息是可減稅的。目前的情況變成負債是經營的必要成本，而不是一種對銀行稅收偏好主義主宰的金融體系的選擇。這通過沉重的負債和更大的風險扭曲了經濟。
金融部門主導“實際”生產和消費經濟的下一步策略，是支持對它的主要客戶所持有的財產和財富免稅，這些財產和財富的價格由於信用的支持已被抬高。高稅收階層的收入稅率正在被降低，不對財產徵稅，並將提高土地定價的權利交到私人手中。不證自明的是“收稅者放棄的是向銀行擔保的'自由'”。房地產投資者的格言是“租金是為支付利息。”貸款被資本化並推升了房屋價格，同時也使勞動工資必須支付的生活成本上升。當今的經濟狀態可以用語言描述為，負債去購買財產，而財產作為“財富創造“推高價格，因為財產的價值與銀行將其作為抵押品而借出的金額相當。
當然，這基本上是一個製造債務的過程。在19世紀中期出現的“土地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基本的金融和財政問題。對財產減稅可以留出更多的租金收入，以向銀行家就收購財產權的貸款利息提供擔保。家庭戶由於看到房子價格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超出了他們所能合理負擔的範圍而驚恐地參與購買。所以按接貸款的債務融資水平和風險都被不斷提升。房價上升拉高生活成本，對財產的徵稅轉而作為收入和消費稅轉嫁到勞動者頭上，這進一步提高了經濟的成本結構。
由於從對收入和財富徵收累進稅變為徵收累退稅，使政府財力變為赤字，財政緊縮的程度進一步加劇。這要求政府通過低價出售公共基礎設施來彌補由對財富減稅帶來的損失，購買者通過信用手段買入，這樣可以扣減他們應交稅收入的利息支出，這進一步侵占了公共預算。
所以階級戰爭又反過來出現在經營部門。經濟體中沒有出現預期的繁榮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既得利益集團卻發現了一個最快和最容易的獲利方式，即通過對財產的剝奪和財產價格的提高而獲利。後古典金融化的稅收體系造成了負債融資的泡沫經濟，其後又立即出現了債務縮減和緊縮狀況。
這種情況似乎是內在可轉換的，因為將經濟管理權轉移到金融計劃者手中的做法已經削弱了歐洲經濟。所造成的後果是，在西方國家金融管理的集中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的政府計劃的集中程度都高。這是一種被歪曲為“大政府”的社會主義。這種計劃權利和公共利益的集中對金融計劃者有利，而不是對勞動者有利。
由於美國和歐洲的經濟被債務縮減所壓垮，華爾街和其他金融中心正在關注負有較輕債務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的租金收入，產業現金流和其他收入還沒有完全被債務所吸收。從歐洲到北美洲的市場萎縮已經對中國經濟加以了褒獎，金融戰爭也已經成為現代戰爭的形式。這對中國提出了挑戰，即如何處理西方國家經濟正在緊縮而被壓垮且停滯增長的現實。美聯儲製造流動性和給金融投機者接近於零的信貸利率，已經促使了資本脫離美元的外逃，這通過投機性的銀行信貸和貨幣套利給全球支付體系造成了沉重負擔。這種掠奪性的金融權利搶占已經替代了進出口貿易而成為決定匯率的重要因素。
（六）歷史上每個社會曾面臨的危險是內部精英獲取了攫取（經濟租）的經濟特權。這是中國必須防範的最重要的問題。
中國不僅必須抵禦西方國家的金融侵犯，還必須防止國內對新自由主義實行的經濟和稅收政策的效仿 - 新近崛起雄心勃勃的精英階層試圖複製導致西方國家衰落的發展路徑。如果中國重蹈西方國家經濟體系的金融化經歷，那麼它將要容忍金融和其他聯合的食利階層的利益戰勝國內經濟力量，並動搖原有的政治意識形態，使國內的反對力量無力抗爭，就像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和歐洲的做法那樣。
中國的主要問題將是保持本國經濟不受西方金融化的影響。從五千年前的蘇美爾人和巴比倫人，到古希臘和羅馬的古代風俗，直至中世紀時期和20世紀，每個社會不得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債務能量和“實際”生產和消費經濟之間存在的內在矛盾，即日益增長的債務水平超出其經濟支付能力的發展趨勢。
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反映出它已成功地化解了這一難題。未來三十年對中國的挑戰是，如何繼續解決好隨著日益增長的財富（及其集中），食利階層會試圖將手中的經濟權利轉變成政治權利，並將他們應該承擔的賦稅轉嫁到勞動者身上的問題。
吸取財富比創造財富容易，更輕易獲取財富的做法是通過確立財產權獲得經濟租，並使這些收入免於社會責任或稅收，以及通過獲得銀行和其他部門的經濟特權來吸取經濟剩餘，如利息，金融收費和資產價格的上漲，增強財富相對於活勞動力擁有的權利。上述做法的後果是形成一種抵押經濟，用文字表達就是將過去佔有的“不能變賣的永久產業”用於現在的抵押。埃米爾。左拉曾諷刺地說，任何一個龐大家族財富的背後都是一個巨大的，經常被人們所遺忘的或未被發現的盜竊。另一句美國的悄皮話加上了“你只能偷竊一次財富“的含義。
在2008〜2009年間，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提供了13萬億美金的“救助”，為將在21世紀主導經濟的權利精英們提供資金。中國的任務是防止在國內出現一個類似的精英階層，並形成一種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場關係”。
總的來說，世界經濟正處於十字路口。或者它將繼續前行並努力解決八個世紀來西方改革試圖解決的問題，或者倒退到封建特權時代，即經濟被金融化和私有化。
三，中國最樂觀的發展態勢
中國正在面臨兩條道路的選擇。一個是金融極化的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這是一種債務勞役，新封建特權和財政緊縮的道路。另一個路徑的目標是，通過對經濟租徵收累進稅將金融和食利者開銷最小化，並對價格進行監管，使價格和收入符合技術需要的生產成本（同時受生態條件的制約）。
如果說中國在過去六十年所走過的道路是成功的，那麼未來三十年她應完成以下任務。
（一）解決農業和食品問題需要一個全國范圍的土地使用區劃。
蘇維埃計劃的失敗說明解決農業問題不能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集中的有效計劃。氣候，土地和作物需要進行地方性決策。然而，可以進行規劃的而且在獲得了最大限度成功的食品剩餘經濟中已經被規劃的是，在農業和居住，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土地使用區劃。將土地使用的決定權留給掌握在有利於食利者階層獲利經濟手中的地方權利，會使土地使用轉向房地產投機這種不經濟的做法，而脫離基本的農業需要。在有些區域這樣做是有意義的，而在其他地區則降低了食品生產，水源利用和生態平衡的長期效率。所以中國需要制訂一個關於食品和農業發展的土地使用計劃。
（二）防止金融極化和不穩定的金融，保險，房地產部門的過度增長。
中國正處在一個收穫改革成效的階段，而西方文明似乎在20世紀開始時即一戰爆發前就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但後來以失敗告終，所以這是一段具有諷刺意味的歷史。事實上古典思想中的“自由市場”必然會導致出現社會主義改革，也就是將金融動力用於服務社會，而不是讓經濟背負債務負擔。進步運動借鑒了古典經濟改革者推行的原則，即將土地和地下礦藏的所有權國有化，或者至少對他們的租金收入徵稅，並用於為國家利益服務。其目的是將持續了一個世紀之久的“非勞動收入”的私人佔有融入進現代經濟，並為全社會所共享用不是被殘留的，具有掠奪性的社會精英所佔有。
要使債務的增長保持在可償付能力範圍內，就需要取消債務以使社會擺脫非生產性債務的過度增長，而債權人反對這一政策。他們的商業計劃是勸說個人，商業和工業，甚至政府將他們可支配的個人收入，企業現金流，財產租金和稅收資本化並納入信貸體系，並將這些剩餘收入作為利息收費和相關金融費用再支出。
阻止這種債務擴散現象出現的一個手段是不允許利息支出是可以減稅的。這將鼓勵權益投資而不是負債融資。最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對土地價格收入的“免費午餐”徵稅，它反映了公共投資和整體水平上的繁榮，而不是地主的資本投資。
（三）對在私營部門由土地和自然資源壟斷產生的經濟租徵稅。
大部分的場地價值是由社區的基礎設施支出和總體水平的繁榮程度決定的。財產所有者只進行了建築和資本的改進，而不是場地。而場地的租金價值並未被徵稅，所以“不需要“向銀行提供擔保。這種做法對財產形成了債務，並使政府向勞動者和產業徵稅。公共部門應該通過租金稅獲得公共的”外部性“，而且政府應該向私營部門收取由污染帶來的經濟成本和用於環境穩定和更新的費用。
（四）通過監管使價格符合必要的生產成本，將國內成本結構最小化。
這曾是美國反壟斷立法的目的，從 1890年頒布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開始，州際商務委員會（州際商務委員會）以及隨後出現的州監管委員會負責監控公用事業的收費標準，以及他們的債務資產比率和收益率。其基本原則應該是不允許私營部門的購買者獲得對所提供的基本服務的定價超過所需生產成本的自然壟斷或特權。最重要的是，超過政府允許範圍的金融性收費不允許被作為經營的必要成本。公共投資比私人投資具有更大的優越性：即無金融成本，過高的工資水平或股票期權，也不存在資本外流到國外投資者手中的現象。 （當然問題在於這是一種政治官僚，在內部人交易中存在主觀偏好和腐敗。）
政策的基本目標是將經營的經濟成本最小化，並將由勞動創造的生產率增長帶來的收益用於全國范圍，而不是以經濟租和可提取的負債業務的形式，被金融化的壟斷階層和財產所有者所壟斷。
（五）將基礎設施服務價格降到最低。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私營部門只存在少量債務。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世界各國政府都將投資集中在經濟基礎設施建設上。這種資本投資超過了私營部門產業投資的規模。它提供的服務是免費的或是以補貼價格水平提供的，這使經濟更具競爭力。
而程式化的制度並不認可這種公共投資方式。國民賬戶將所有政府開支都看作是固有的浪費和非生產性負擔。在軍費開支與國道，鐵路和機場系統建設之間沒有進行區分。按照同樣的原則，它把所有私營部門都當作生產性部門。在增加產出的有形投資與設置收費站對私有的公共基礎設施收取額外費用和通過從經濟中提取利息和收費從而積累金融資產之間，也沒有進行區分。對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投資和信用之間的古典劃分已經從教學課程中被刪掉了。
西方國家的國民收入和生產賬戶不區分“資本收益”（房地產，股票和債券價格的上升）和有形投資帶來的財富的增長。他們也不區分以流動形式存在的儲蓄和對負債的償還（是一個負數的負數，所以是正儲蓄）。所有的投資都被認為是其市場價格中的生產性部分。通過高息借債（“垃圾債券”）收購一家企業，買下全部股份然後將企業分解，或取消企業工會組織，並加大現有勞動力的工作強度，被認為與建成一家新工廠和投資於機器，研發一樣具有生產性。經濟理論已經放棄了關於“勞動所得”和“非勞動所得“的古典劃分。
這種後古典主義的意識形態排斥了關於生產性公共投資的討論，並粉飾了使西方經濟變得越來越富有的金融化食利者階層的特徵。國民開始相信他們可以通過負債，即購買價格上漲的房地產，股票和債券變得富裕，這在歷史上是首次出現的。實際上他們將陷於一種泡沫經濟，這會導致債務勞役，人們喪失抵押品贖回權和財產被沒收現象的發生。
（六）避免退休金和醫療服務的金融化。
採取公共支出和收入轉移的現收現付制，可以避免必須從工資中扣除後再轉交給貨幣管理者並支付佣金。這種“金融化”在技術上對於回報和收入的提取是不必要的，這只對在一個以獲得短期收益為目標，而不是將儲蓄引導為長期資本形成的體系中的貨幣管理者有利。
（七）由中央銀行而不是私人銀行提供經濟運行中的貨幣和信用供給。
中央銀行應該通過預算赤字向經濟中注入支出貨幣而建立貨幣和信用基礎，正如凱恩斯在20世紀 30年代指出的那樣。否則，商業銀行就會以提取租的行為和投機活動為抵押進行貸款，像上面討論的情況一樣。
（八）經濟統計應該區分金融，保險，房地產業，資產收入和生產及消費經濟。
為區分“實際”經濟增長和僅僅以金融“泡沫”為形式的財富，國民收入和產品賬戶應該區分經濟租和金融回報與資本投資的工資和利潤。資產價格（“資本”）的收益應該被補充到國民收入中，以區分僅僅由於資產價格上漲帶來的財富擴大與有形資本的投資和儲蓄。
（九）確立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
將一個國家的貨幣作為國際貨幣基礎的一部分，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其他國家如何獲得這種貨幣。如果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出現順差，就像中國這樣，那隻需要通過通貨互換協定談判將本國貨幣提供給其他國家。這與美國的情況相反，美國供給（實際上是充斥）美元是通過軍事，金融和貿易赤字進行的，它已經將美元無限制地推向了全球經濟。
確立人民幣國際貨幣地位目的是為國際收支盈餘或赤字結算制定國際金融規則，這應該有助於促進貿易和投資關係的經濟互補。幸運的是，不僅僅是赤字經濟的貨幣可以作為中央銀行持有儲備的工具。中國已經開始通過貨幣互換協議手段提供人民幣，以擴大它與俄羅斯，東歐，土爾其和亞洲鄰國，非洲和拉丁美洲，伊朗和近東國家的貿易和投資。這些國家持有人民幣的好處是，這一貨幣是堅挺的而沒有貶值。
可以通過在中央銀行間提供相互的價值承諾避免備受折磨的美元的“搭便車”行為。如果一種儲備貨幣對另一種貨幣失去交換價值，貶值貨幣的中央銀行應該對對方的中央銀行進行補償，即通過擔保這些銀行將不會減記以他們本國貨幣名義記賬的他們所持有的外國貨幣。或者，可以第三種“指標”為參照，即可用黃金或“市場一攬子”商品和/或證券。
（十）促進形成不以美元（這樣就不以美國軍事開支和金融投機）為基礎的國際金融體系。
目前需要形成一個多極世界體系來保證相對於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金融和軍事進攻的獨立性。通過持有美國國債作為中央銀行的儲備，各國將繼續對美國國內聯邦預算赤字（以軍事開支為主，還包括金融救助）和對美國國際收支赤字（也是以軍事開支為主，由於資本脫離美元外逃而更加惡化）給予資助，使美國持續沉浸在經濟，金融和軍事敵對的狀態並採取相應的全球策略。只有形成另一種替代中央銀行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形式，才能夠阻止美國用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的儲蓄資助其軍費赤字和金融收購的做法。
從上述提到的事實來看，在過去八個世紀中，造成國際收支赤字的主要原因是軍費開支，取消美元本位可以促進形成一個更友好的全球經濟體系。如果美國打算繼續在其對外政策中尋求軍事干涉，就只能通過在國內採取緊縮政策，並不再對別國較高的生活水平和擺脫負債施加以“民主”為名義的壓力。
（十一）重新建立一個資本管制的國際體系以防範金融入侵。
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正在進入一個相似的新階段 - 與上一代的期待有所不同。它將不是一個單極的美元本位體系，甚至不是一種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行的“紙黃金”為基礎的改良標準。因為目前的情況是，如果美國的需要不能被滿足的話，其外交立場已經威脅到國際政局並使其處於無政府狀態。
目前，中央銀行持有外國貨幣的主要考慮是當金融炒作者要賣掉本國貨幣時，可以通過在外匯市場上買入本國貨幣來保護本國貨幣。資本管制可以更低的成本達到同樣的目標。
這種體系可能要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制定一種類似的制度。這一目標可能會通過擴大上海合作組織的規模以代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來達到，因為美國不願意加入一個它無力主導的多邊體系。
另一個選擇是在美國以外的經濟體中建立一種類似的體系。制定新制度比改革舊制度更容易，更容易以這些新制度為框架配備人員，他們擁有先進的思維觀念而不只是去試圖改變舊有的思維方式和依附模式。這是美國官員在1865年內戰結束後發現的，當他們提供了公地，並批准大學教授以美國保護主義的貿易理論，而不是以英國的自由貿易理論為原則的經濟課程時，當時的“新自由主義”掩蓋了英國的國家利益。
全球經濟目前處於與前革命意識形態主導的歷史階段相似的狀態。
（十二）對大眾進行經濟思想史的教育。
塑造經濟所追求的發展模式，即或者經濟剩餘被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攫取，或者像過去一樣促進有形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鬥爭，會在將來的三十年分化國際外交力量。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陣營正在努力保護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的利益，他們的銀行體系創造出了電子“鍵盤信貸”以掠奪其他經濟體，就像幾個世紀前的軍事佔領以獲得對土地和公用產業的控制權一樣。防範式的改革反對這種金融侵犯，這需要大眾了解他們的經濟利益所在。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使歐洲和北美經濟脫軌的原因是，他們沒有將由法國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甚至還包括費迪南德。拉薩爾和卡爾。馬克思倡導的古典改革政策當作古典經濟的成熟邏輯。進入 20世紀，社民黨和工黨試圖（重新）推行獲得財產性“非勞動收入”（經濟租）和對公共部門資助，以及國家銀行體系應服務於產業增長，政府支出和有形資本形成（包括基礎設施投資），以增加產出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政策。
不能靠採取漸進式的改革措施達到這一目標，而是要出現量化的跳躍。1917年的俄羅斯革命和中國 1949年的革命通過廢除財產私有製達到了古典經濟學提出的目標，而且從那時起建立了一種混合經濟。中國在未來三十年將要面臨的挑戰是，面對國內新出現的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試圖擺脫稅收，價格監管和其他公共監管的調查和均衡努力的企圖，保持發展的平衡狀態。
相反，美國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是，由生產率增長帶來的收益應該歸金融部門所有。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提倡亞當。斯密等人思想傳統中的“自由市場”，美國的大學通過在他們的教學課程中刪掉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的內容，在這場欺騙中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中國防犯新自由主義入侵的思路是使西方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的教育保持活力，來顯示中國的發展的邏輯與西方人所信賴的他們自己形成的傳統思想是一致的，但與得到了與經濟中其他階層利益相矛盾的金融利益支持的反啟蒙革命運動相反。
歷史上每一個成功的經濟體都具有混合性質，都存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監管和均衡行為。“市場”通常被公共部門所塑造，以防止私營部門以非勞動所得的形式濫用權利，即私營部門定價和收入水平不參照技術必須的生產成本水平。西方國家在兩個世紀中採納了正確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而沒有採納古典的改革思想。歐洲和北美食利者階層的利益促成了一種由金融部門主導的反啟蒙運動意識形態，它與房地產業和基礎設施的壟斷階層形成了一種共生狀態。
這預示著中國與西方國家一樣面臨嚴峻的挑戰。幸運的是，在中國，在法律意義上財產仍然屬於國家，所以並不需要一種徹底的改變，而這正是西方國家仍然面臨的問題。最緊迫的問題是中國如何抵制西方的意識形態甚至隱蔽的壓力，即企圖對像中國這樣的財富積累的國家採取的結盟政策，例如新自由主義者曾利用俄羅斯的財閥在前蘇聯進行了去工業化改革。
四，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兩個長週期，即1950〜1980年和1980〜2010年的結束，意味著中國的發展進入了第三個三十年，中國的國際金融和貿易外交領域都將是他國掠奪的重點。不同的是美國不再處於一個獨斷的單邊主義制度的地位，即一貫竭力為自己的經濟謀利。其他國家也正在努力主張自己國家的利益（除了歐洲出現的逆流）。
美國在1945年將蘇聯排除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外，因為它擔心會面臨來自無利息和經濟租（包括壟斷租）負擔的其他經濟體的競爭。自此65年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已經成長起來，而且主要是以負債開銷的形式。這種金融化與對有形資本投資的促進正相反，它僅僅是對經濟附加了債務負擔。中國應該抵制這種金融的過度增長。尤其重要的是，外國的滲透試圖為銀行建立“鍵盤信用”獲得私營部門的特權，它可以吸收房地產業的租和私有化中的基礎設施的收益。
中國是資本外逃的主要目的國，它承擔著這些資本將循著新自由主義的路徑，在獲得足夠的政治影響後扭曲中國的稅收體系和公共開支的內在危險，這是華盛頓共識對第三世界國家和前蘇聯的做法。中國在未來三十年面臨的挑戰是，吸收西方國家在技術和智力上取得的最先進的成果，同時抵制侵蝕了西方國家經濟進步基礎的金融力量。
像乍看起來一樣具有諷刺意味，中國抵抗美國和歐洲打擊的最佳路徑，是解釋美國和歐洲的經濟之所以正處於萎縮狀態，是因為他們本身採取的金融和提取租的政策有誤，而不是因為中國是以美國和其他西方經濟體的勞動力和產業“為代價”換取了成功。
中國在許多方面都是西方自身古典經濟思想的最佳例證。後蘇聯允許其經濟被新自由主義化，所以它的製造業基礎被破壞了，同時其軍事力量也遭受重創。西歐已經徹底變成了新自由主義的天下，好像一個世紀前的社會民主原則已經消失了。奠定現代經濟學基礎的法國重農學派，以及隨後的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在進步年代的改革者們，都期望實現以土地和房地產作為稅收基礎，並將基礎設施社會化。但是歐洲和北美將這部分經濟租作為貸款的利息抵押給了銀行，將經濟剩餘“資本化”而記入負債。
美國的金融策略是將此指責為“社會主義”，就像在冷戰期間指責蘇維埃共產主義一樣。但是被懷疑的“社會主義”是自由市場的古典概念，食利階層不能再從市場上獲取非勞動收入，作為“免費午餐”的經濟租和利息收費與社會或技術的必須的生產成本不能再不相關。在19世紀西方國家改革中處於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與導致中國爆發偉大革命的推動力相同。像看起來一樣具有諷刺意味，作為西方經濟意識形態最進步體現的中國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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