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對外經濟工作

賈根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對外經濟工作的頭腦——答網友問
作者：賈根良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8-8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對外經濟工作的頭腦——答網友問

中國人民大學 賈根良



摘要：筆者在《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貶值問題的大戰略》中提出了中國要與美元體系和美國經濟“脫鉤”，建立一種以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為統一戰線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是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崛起的新道路。在建設這種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過程中，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仍是我國處理對外經濟關係的基本準則，它是中國崛起的製勝法寶。當然，這三大法寶也是我國所有對外關係的基本準則。強大的軍事力量是統一戰線的基礎，而黨的建設則是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的靈魂。在經濟學方面，黨的建設就是從中央到農村基層所有黨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官員都要學習和掌握筆者所建議的“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在內憂外患的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我們迫切需要重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經濟工作的頭腦。本文具體探討了毛澤東主席有關“農村包圍城市”、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與中國經濟發展新戰略的關係。



如果我國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實行一種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那麼，中國崛起至少還得需要大約五、六十年的時間，也就是在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拓展期結束的時候[①]，在那時，中國已經穩固地成為技術革命的主要領導者了。但目前，中國卻面臨著淪為發達國家殖民地的威脅。一種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在對外經濟關係方面應該是怎樣的呢？筆者在《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貶值問題的大戰略》中點了題，但本文不計劃對此展開討論，只是就一位網友提出的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等與這種戰略的關係做一些簡單的回答，以便拋磚引玉，推進對這種戰略的深入研究。



一、“農村包圍城市”和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

一位網友在跟帖中寫到，“賈教授憂國憂民，兄弟我是非常敬佩！但凡所謂戰略不能只是自己認為可行就可行，比如文中'從發展中國家獲取原材料和能源，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個想法是好的！但'美國政府必將對任何試圖脫離美元體系的國家進行打擊，因為任其發展，它不僅不能剝削中國了，而且由於美元霸權的最終瓦解，將使美國的霸權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會發出戰爭威脅，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就像去年的黃海軍演一樣。但這只不過是戰爭恫嚇而已，這種辦法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但對於中國這樣國土遼闊的國家來說，任何入侵者必將陷入屈辱的失敗境地，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擔憂'，我們真的沒有必要擔憂嗎？現在我國在伊拉克和利比亞還能獲取穩定的能源供應和保護自身的其它利益嗎？既然是'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就不能只考慮中國本土不懼入侵吧？美國'戰爭恫嚇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那'國際經濟新秩序'還能夠建立嗎？本人認為戰略要切實可行才是真戰略，請賈教授繼續努力！當然本人也有與賈教授同樣的美好的夢想，問題是毛主席指出的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的三樣法寶：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現在的肉食者還記得否？放在世界格局中，要實現中國的崛起​​，除黨的建設可以注入新的解釋外，這三樣法寶難道過時了嗎？”

這位網友提出的問題很好，我非常感謝他提出這個問題，特別是他提出的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與這種戰略的關係，真是一語破的，促使我在這裡把這種戰略與毛澤東思想有關的一些思考提前寫出來。毛主席在1939年寫就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這三大法寶是中國共產黨在血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它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而且是中國人民的寶貴文化財富。筆者所提出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是以前我已經討論過的“國內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一部分，而這種戰略的提出則是基於對西方國家經濟崛起的歷史經驗和中國實際進行研究的結果，同時也受到了毛澤東思想的深刻影響。當我有了這種“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想法時，我不由自主地頓悟到：這很可能就是一條毛澤東式的“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崛起的新道路。

中國目前實行的以發達國家市場特別是美國為主體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實際上是對東亞四小龍的機械的和教條的模仿，筆者已經對這條發展道路給目前的中國所帶來的嚴重危機進行了詳細的討論，[②]此不贅述。掌控高端產業及其技術是步入發達經濟的標誌，而我國不可能按照所謂雁陣模式，在出口導向型經濟中按照比較優勢通過產業的逐步升級達到高端產業的，因為發達國家沒有辦法為我國的高端產業提供龐大的市場，他們也決不會為我國高端產業的發展提供市場，相反卻要千方百計地把中國壓制在價值鏈的低端。因此，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來說，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經濟為領頭雁的雁陣模式實際上是一種現代版的殖民主義經濟結構，它使中國固化在了“日本掌控高端技術和資本品、韓國提供資本品和中間產品，而中國則提供勞動密集的低端產品”這樣一種擔水劈柴的國際分工地位上。這就是目前中國的現狀。與黨中央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背道而馳，政府卻在大力推進“中日韓自貿區”這種現代版的“大東亞共榮圈”，這實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如果通過融入發達經濟體的市場實現經濟崛起這條路走不通，那麼中國應該怎麼辦呢？美國經驗為我們提供了借鑒。 19世紀落後的美國為了避免發達的英國經濟對美國經濟的掠奪和壓迫，美國通過高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與英國經濟隔離開來，到了1894年，美國不僅成功地崛起為工農業帝國，而且美國具有極強競爭力的高端和新興產業產品大肆入侵歐洲國家，以至於1901-1902年在歐洲出現了大量的圖書，向人們拉響了警惕“美國化”的警鐘。 [③]您也可以說這是一種“美國版”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崛起之路。但是，在當時的美國，資源豐富、人口不多，也不存在一種類似於今天美元霸權的“英鎊霸權”（雖然南北戰爭後為實行金本位製而逐步廢棄了“綠背紙幣”政策對其經濟產生了一些損害），因此不需要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建立一種“國際經濟新秩序”。但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和能源比較匱乏，而許多發展中國家資源豐富和人口“稀少”，如果我國通過保護主義的進口替代和抓住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發展起高端產業，這就使中國與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了很強的經濟互補性，因此，建立一種以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為統一戰線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就顯得比當時的美國重要的多。

“農村包圍城市”是毛主席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所開闢的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這標誌著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中國革命中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也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歷史上，放棄武裝鬥爭差點使中國共產黨亡黨，在今天的國際經濟中，這不僅要亡黨而且還要亡國。毛澤東曾說過，近代以來，中國許多仁人誌士，為了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紛紛提出學習和實行西方的主張，但是，結果發現“先生”總是打“學生”。在目前的世界仍然是如此。中國是一個和善的國家，中國真誠地向世界宣稱“和平崛起”，但迎來的卻是美國鐵拳的教訓和周邊小國一哄而上地“哄搶”中國。血的教訓告訴我們，“和平崛起”必須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這是在筆者所謂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中武裝鬥爭的含義。顯而易見，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建立統一戰線也就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強大的軍事力量是統一戰線的基礎。



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堅決捍衛領土完整、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和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基本原則是武裝鬥爭的基本原則。但是，我國沒有必要在他國領土上為了爭奪資源直接與美國發生衝突，也不打算挑戰它的霸權，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們仍要奉行毛主席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戰略：“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戰略，靜等美元霸權的瓦解。我認為，美元霸權瓦解後，美國軍事霸權的瓦解就指日可待了。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從發展中國家獲取我們需要的能源和自然資源呢？前面提到的網友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就不能只考慮中國本土不懼入侵，我國在伊拉克和利比亞還能獲取穩定的能源供應和保護自身的其它利益嗎？”確實，近十年來美國及其僕從圍堵中國的局勢日益嚴峻，可以說中國企業走到那裡，美國就從那裡趕走中國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怎樣獲取穩定的能源和資源供給呢？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我在這裡簡單地談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國在轉向內需為主導的保護主義戰略後，我們對外部能源和資源的需求量可能會有較大下降。我們目前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以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為發達國家供應低端和廉價工業產品為特徵的，而這種低端產品又是以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為特徵的，作為“世界工廠”，它不僅使我國能源和資源被大量地消耗掉，而且也是通過從發展中國家進口能源和資源並向發達國家出口製成品為特徵的，這表面上具有歷史上的“進口原材料並出口製成品”的宗主國特徵，因此，非洲一些學者指責我國搞殖民主義，但實際上，我國是替罪羊，因為我國“進口原材料並出口製成品”幾乎是賠本買賣，巨額利潤和廉價產品的好處都被發達國家攫取了。因此，當我國轉向內需主導和通過保護主義發展了高端產品出口時，我們對外部能源和資源的需求量可能會有較大下降，這種壓力可能就會在很大程度上被緩解。另外，我國現在仍在大量地出口自然資源換取美元儲備，筆者為此從去年開始到現在，已經發表了三篇論文，呼籲禁止不可再生資源出口並回購資源型外資企業，如果能被採納，從外部獲取資源和能源的壓力也會得到一定的緩解。

其次，雖然一般地說，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和能源比較匱乏，但是我國不可再生資源的儲備總量仍是相當豐富的，而且新能源也不斷地被發現。例如，我國是世界上稀土等稀有金屬資源最豐富的國家，除了稀土綜合儲量佔全球30%強之外，稀有金屬鎢、銦、鍺、鈦的儲量分別佔全球的85%、80%、50 %和37%，均居世界第一。此外，大量能夠以低成本開采的稀有金屬資源也都富集我國，且我國是世界上惟一能夠供應不同等級、不同品種稀有金屬產品的國家。 [④]又如，據報導，在能夠接續石油和煤炭的新的不可再生能源中，我國頁岩氣儲量與美國相當，達到100萬億立方米；2009年，我國青海發現巨大儲量可燃冰。可燃冰是高效和清潔的能源，儲量巨大，有極大潛力成為未來替代能源的首選。本次青海發現的陸上可燃冰儲量，如能合理開發，可以維持中國能源消耗近90年。而全世界已探明海底可燃冰儲量，可維持人類能源消耗1000年。如何開發這些能源關鍵在於自有技術，據報導，“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期間，與中國政府簽訂了一系列的能源合作協議，頁岩氣開發是其中之一”，但我感到非常擔心的是，這是否又要重複“以能源和市場換技術”的悲劇，如果再現這種悲劇，我這裡提出的戰略將不會成功。一旦我國轉向內需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大量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問題被解決，我國可以運用自有資源作為武器調節資源和能源的進口需求，掌控資源進口價格，而不是像現在鋼鐵價格被三大礦山壟斷企業所操縱（外國資源如果漲價，我們就使用本國資源，跌價到一定程度就增加儲備）。

再次，目前正在醞釀的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的核心就是要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世界經濟面臨的資源和能源問題。需求是發明之母，中國未來的工業化面臨著巨大的資源和能源壓力，能否抓住這次技術革命的機遇並成為技術革命的主導者之一，這是決定中國崛起的關鍵因素之一。可以肯定地說，在目前的我國經濟發展模式下，我國是根本不可能抓住這種歷史性機遇的，因此，筆者才呼籲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驚天革命。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將有專文探討。

最後，我回到前面的網友提出的問題：我們如何從外國獲取穩定的能源和資源供給？在這裡，我引用廖子光先生在2009年10月的一段話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人民幣能夠主導我們和他們之間的貿易，那麼我們就可以用人民幣來購買它的資源如石油。那麼能很快給我們帶來優勢。因為只要我們讓人民富裕起來而不是僅讓某些企業富裕起來，那麼在不遠的未來中國可能會是世界第一大消費經濟體。那個時候，在國際貿易中，例如自然資源，我們將會是世界的主要購買者。在市場交易裡面，主要有兩個主體：生產者（賣家）和消費者（買家）。當某個消費方在市場中佔有的比例足夠大的時候，他就擁有了駕馭市場的能力。當然這也是歷史上操縱價格和對此進行管制的由來。如果你這個購買方足夠大，你有市場力量，你事實上可以裁定、制定價格——因為如果你生產者不賣給我，那麼無人買你的產品，你的賣價實際為0。所以你還是要賣給我，至少能換得某些東西。值得指出的是，近來我們中國有一個政策，鼓勵我們的企業走出去，使用那些過剩的無處可花的外匯儲備去購買外國的資源型企業。在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政策方向。但如果你仔細想想我剛才所說的對市場的分析（主要兩類人，一個買家和一個賣家等），如果我們最終真的成為這些資源生產企業的所有者，那麼我們內部自己就出現分歧了：某些中國人會更傾向於資源價格走高一些，有些中國人則會更傾向於資源價格走低一些，誰會贏得國家的政策傾斜？好吧，那麼就看這兩撥人在國內政治較量了，這就成了一個政治問題。但這是本可以避免的政治問題—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擁有這些外國資源性企業呢？當然於是會有人說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我們應該去掌握擁有他們，因為我們需要安全。好吧，如果我們真想實現這一點，那麼除了擁有這些企業的所有權以外，我國​​還需要一個具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投放能力的遠洋海軍。目前而言我們並沒有這樣的海軍，而且似乎也沒有未來建設擁有這樣的海軍的計劃。而如果你在中東擁有油田，而又如同二戰中的日本那樣受困於他人之手無法將南洋印度尼西亞的原油運回本土，那麼你的所有權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此外，我們和外國貿易的目的，是通過貿易，老老實實支付自然資源的合理價格，我們不打算去佔有它們，因為佔有它們是一種帝國主義傳統的做法。當年，外國資本跑到我們的土地上，收購我們的資源，我們很憤怒，今天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那些第三世界國家裡面，為什麼他們就要歡迎我們呢？這也是為什麼在世界上，已經有美國人在批判我們，說，你們和我們其實一樣，也都是帝國主義嘛。所以我們應該再考慮、三思這種收購海外資源公司的政策。當我們需要自然資源的時候，我們只要保障能用合理價格支付得到即可。而得到資源後我們的獲利，是在於將這些資源經過我們的加工，成為高附加值的產品，而資源出口國也相應得益，因為他們可以用出口資源得到的人民幣向我們購買我們的高附加值產品。 ”



三、黨的建設是關鍵

毛主席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寫到，“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係。”據此，我把毛主席有關黨的組織作用理解為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的靈魂。前面提到的網友寫到，“放在世界格局中，要實現中國的崛起​​，黨的建設可以注入新的解釋”，這句話是很中肯的意見，但我過去對黨的建設問題沒有興趣，在這方面更無法談得上有什麼看法了，這是共產黨領導階層需要思考的問題。今天我只是從經濟學角度談一下在黨的建設方面，應該學習什麼樣的經濟學知識問題。

筆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在1992年之後奉行比較優勢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全盤接受“套在巨龍（中國）頭上的五條致命的絞索”：自由貿易、外國直接投資、美元霸權、全球產業價值鍊和金融開放，主要原因有四個：第一個是放棄了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經濟工作的指導，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洗腦的結果，第三個是不了解發達國家經濟崛起的歷史。第四個是在大學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盛行，而主導發達國家經濟崛起的“以生產和知識為基礎的替代性經濟學”卻絕跡了。 [⑤]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洗腦使一些人不知不覺地在對外經濟關係上成了漢奸，這也是在諸如外交部、商務部、農業部和鐵道部之所以漢奸層出不窮的原因，這也是產生“救美國就是救中國”這種漢奸言論以及我國一些著名的研究機構按照發達國家的意願為我國提供損害中國經濟的政​​策建議的思想原因，它甚至使黨的一些高級幹部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不知不覺地為發達國家效犬馬之勞。

因此，如果“國內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及其“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構想能夠被採納，我們就必須改革目前的經濟學教育，培養一大批對“中國崛起的經濟學”深有研究的學者和教員，培養我國的經濟戰略家，而《論持久戰》和《論十大經濟關係》等是其必讀的經典著作。所謂“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就是一種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對李斯特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熊彼特主義經濟學進行創造性綜合的經濟學的一種新體系。毛澤東思想的實質是實事求是和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靈魂，而李斯特主義即保護主義則是所有落後國家成功崛起的必由之路，熊彼特主義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研究“創新驅動的經濟”必不可少的課程。

在黨的建設上，要把那些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影響很深的干部從領導崗位上請下來。外匯管理局之所以出現驚人的言論，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已經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思想。因此，在黨的思想建設上，從中央到農村基層所有黨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官員都要重新學習他們從不知曉的“中國崛起的經濟學”，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經濟工作的頭腦。筆者在這裡還要另外指出，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也是我國處理所有外交關係的基本準則。

今日得餘暇，受網友的啟發，匆就上述文字，很不繫統，請大家批評指正。由於有兩本書等著要寫，因此，我歡迎網友評論和提問，並表示感謝，但不再回答，敬請諒解。

2011年8月7日15時-21時

[①] 參看拙文：《評佩蕾斯的技術革命、金融危機與製度大轉型》，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年第2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理論經濟學》卷2009年第6期轉載全文轉載。

[②] 請參看賈根良：《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0年第4期；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2期。

[③]參看納爾遜：《經濟增長的源泉》，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頁；邁克爾•佩雷曼：《經濟學的終結》，第71頁。

[④]賈根良、劉琳：《中國稀土問題的經濟史透視與演化經濟學分析》，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⑤] 筆者在2007年開始引進這種經濟學，參看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下卷)，賈根良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賴納特：《富國為什麼富、窮國為什麼窮》，楊虎濤等譯，賈根良審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