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預見與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

梁柱：毛澤東的預見與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
作者：梁柱
更新時間：2011-4-8


毛澤東的預見與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　　

梁 柱　　

[摘 要] 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的判斷；對國際上出現現代修正主義思潮的判斷；關於蘇聯黨和國家政權中特權階層的存在是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的一個重要原因的判斷；關於要警惕和防止西方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戰略的警示；等等，具有深邃的歷史洞察力。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證明了毛澤東上述預見的科學性。毛澤東的科學預見和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對於我們今天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　　

　 　

20世紀90年代初，在克裡姆林宮上空飄揚了73年的蘇聯國旗頹然跌落，隨後升起的竟然是沙俄時代的三色旗。歷史上演了一幕“紅旗落地”的真實版。20年來，對這樣一個世界上第二強國、卻不費一兵一卒而轟然倒塌的原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應當肯定，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綜合的，但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推行一條自我否定、自我醜化的機會主義路線。經過歷史的沉澱和反思，包括俄羅斯一些有識之士在內，對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蘇聯解體同赫魯曉夫的歷史淵源，有了一定深度的認識和思考；對這場歷史演變對俄羅斯造成的嚴重後果，也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諾夫說：“1991年強加給俄羅斯的資本主義改革使整個國家陷入最嚴重的動蕩之中，由此俄羅斯這艘巨輪所遭受的危機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主要國家都要深重。近20年來，俄羅斯淪為照搬18世紀野蠻資本主義的試驗場，被排擠出世界發展進程之外。這就是俄羅斯近來各種災難的主要導因”。[1]歷史的演進和不幸的結局，證明了當年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及其後的表演所作的評述，是具有深邃的歷史洞察力的。重溫毛澤東的這些預見，不僅有助於我們正確地總結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而且對於如何鞏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的正確方向，也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預見之一，對社會主義歷史的全盤否定，將會導致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被顛覆對於蘇共二十大，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這絕不只是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領導的近30年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問題。赫魯曉夫這種錯誤做法的惡劣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根據莫洛托夫的外孫尼科諾夫的回憶，莫洛托夫生前曾對他說過：“二十大前真心實意地同情我們的約占全人類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後再也沒有這麼多人支持蘇聯、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了。”①這種情況，正如毛澤東當時所指出的：“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一是揭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2](P6)帝國主義正是利用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及其歷史，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因而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斯大林，確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毛澤東在1956年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就針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做法，明確指出：“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麼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　　

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麼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勝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因此，“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3](P91)這樣具體的、全面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也是有說服力的。這時毛澤東就明確指出：赫魯曉夫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他對此表示了深刻的憂慮。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如果社會主義的歷史被否定，就會直接危害到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了毛澤東深邃的歷史預見性。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改革”，實際上是自覺的改制。他認定，已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存在著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的壟斷，是“極權的”、“專橫的”、“官僚專制的”社會主義，改革就是要“告別過去”，“形像地說，應該炸毀一切”，這就是要“根本改造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這就是說，他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他所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即按照西方模式重新創立所謂新的社會制度。這位被稱作“二十大的產兒”的戈爾巴喬夫，也因此直接繼承了赫魯曉夫的衣缽，並將它推向了極端，把否定社會主義歷史作為實現改制的前提。戈爾巴喬夫及其同伙帶頭鼓吹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革命領袖，無一不被誣蔑攻擊，全盤否定。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公開性的蠱惑下，反革命輿論開足馬力，他們以否定斯大林為起點，進而把矛頭直指列寧和十月革命，竟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義所包含的列寧主義實質，許多人想犧牲斯大林來拯救列寧，這是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如果我們的領袖和締造者（列寧）為某種東西打下基礎的話，那就是國家暴力和恐怖主義的原則。”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國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正道”，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個陰謀”，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是“封建式的專制獨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們制造了所謂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蘇聯不如沙俄、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謬說，甚囂塵上。戈爾巴喬夫的得力助手、負責蘇共意識形態的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後公開招認，他們否定革命，否定革命歷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個：放棄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緩慢的，在過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殺的改良之路”，這裡所謂的“改良之路”，就是復辟資本主義。這種情景，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利加喬夫在《戈爾巴喬夫之謎》的回憶錄中作了這樣的描述：從1987年秋天開始，在蘇聯的報刊上出現了一股愈演愈烈的歪曲和否定蘇聯歷史的浪潮，“暴露文章猶如狂濤惡浪，席卷了輿論工具。極右報刊所描繪的不是多維的歷史，不是成就與錯誤相互矛盾地交織在一起的歷史，而只是陰暗的污點。根據那些文章判斷，過去沒有一點好東西，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在這塊土地上毫無意義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時代的延續性被切斷了……這種不公正的、惡意中傷的、不真實的歪曲報道驚擾和刺激了社會氣氛。於是矛頭開始對准了共產黨、蘇共，對准了黨的歷史（我再說一遍，這是艱難的，然而是光榮的歷史），最終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對歷史的懷念。”[4](P137)歷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現實的社會制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依據。這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層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場否定蘇共和蘇聯的革命歷史的惡浪，導致人心渙散，信念破碎，最終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強國、為人類進步作出重大貢獻的社會主義蘇聯毀於一旦。“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這一歷史定律，不幸又一次在我們的北方鄰國得到應驗。　　

預見之二，當1956年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毛澤東就敏銳地看到了它必然導致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理論的背離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實際上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在毛澤東主持起草並經他修改後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重要文章中，提出了修正主義的概念。其主要根據有兩個：一是一些人對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態度，提出了“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口號，“因而幫助了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潮的發展”；二是“有人借口反對照抄蘇聯經驗，而否認蘇聯的基本經驗的國際意義，借口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的意義。”文章特別指出：“在借口反對教條主義而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們中間，有些人索性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之間的界限，否認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界限，否認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之間的界限。”因而文章明確提出：“我們在堅持反對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5]隨後，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又提出了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他說：“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裡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他還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面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6](P788)在這之後，毛澤東把警惕黨內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作為防止資本主義制度復辟的一個戰略思想，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提出來，是很有預見性的。毛澤東曾多次講過，敵人是打不倒我們的，可是共產黨可以把共產黨打倒。這就是指堡壘是有可能從內部被攻破的。所以，西方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搞顛覆的陰謀能否得逞，最終取決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因素，而其中具有決定作用的是黨的領導層特別是中央能否堅持馬克思主義。正如毛澤東在1965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所強調的：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誠然，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中，由於對修正主義沒有作出准確的定位，造成了歷史的不幸；但是，這時他對國際上出現修正主義思潮的判斷，是准確的、符合實際的，而蘇東劇變的歷史悲劇對此作了最好的注腳。近40年來，歷屆美國政要人物都強調：“實現和平演變的前提是軍事威脅”（尼克松）；“威懾是我們防務的核心”（老布什）；克林頓則積極推行“接觸加遏制”的和平演變戰略。但他們同時又認為“意識形態的號召力將起決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戰”，要將70％的力氣用於攻心戰。他們所謂的攻心戰，主要是開展思想理論攻勢，進行思想文化滲透。而這種思想文化滲透的目標，主要是集中在妄圖摧毀共產主義思想理論體系上，瓦解人們對它的信仰。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所做所為，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現代修正主義發生和發展的歷史軌跡。而這種軌跡正是適應了西方敵對勢力以“攻心為上”的戰略需要。赫魯曉夫借口時代的變化，在反對教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下，修正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否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認為無產階級國家已變為“全民國家”，無產階級政黨已發展成為“全體人民的黨”；同時極力鼓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提出“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和“人與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號。隨著反斯大林浪潮的推開，現代修正主義思潮迅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散布開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深受蘇共二十大影響的一代人開始步入蘇聯領導層，發揮了“二十大的產兒”的作用。戈爾巴喬夫在回答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的時候，竟然公開地說，我的回答只有一個：“我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如果要思考未來，思考我們朝什麼樣的社會目標努力，我不止一次地論述過：我們面臨的，絕不是在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之間進行選擇的問題。我們的未來是一個趨同的社會，具有趨同性的價值基礎。就是這樣一個異己分子，當上了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對此供認不諱，他寫道：“赫魯曉夫的經驗沒有白白丟掉。他以後的一代改革家並不是偶然地稱自己為‘二十大的產兒’的”。“當命運最後把我與政治結合在一起時，當我們成為國家領導人，到那些赫魯曉夫進行過活動的辦公室辦公時，他的經驗對我開始具有特殊意義”。正因為這樣，戈爾巴喬夫不僅在否定社會主義歷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馬克思主義方面，同赫魯曉夫一脈相承，完全接軌了。戈爾巴喬夫為改制而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直接繼承了赫魯曉夫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那一套東西，而且更加自覺地用這一套理論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對於這種演變，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以辛辣諷刺的手法，認為蘇聯共產黨統治集團，“一直以一種歷史脫衣舞的形式，一層一層地否定（或者是脫掉）他們過去的理論外衣。”美國駐蘇聯最後一任大使馬特洛克在他的《蘇聯解體親歷記》中也記述了類似的看法，他說：為了改善美蘇關系，需要蘇聯出現轉變，“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在這一理論真正由官方拋棄之前，表明我們之間關系好轉的任何變化都可能是虛幻的，最多也是暫時的”。他從戈爾巴喬夫、雅可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人的言論中看到了拋棄階級鬥爭理論的跡像，他欣喜若狂，立即向華盛頓報告：“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願意拋棄這個觀念，那麼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裡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西方政治家確是給我們上課。正是戈爾巴喬夫的這一套主張和做法，使蘇共在二十八大召開時就已經陷入了四分五裂、危機四伏的境地。如果說，戈爾巴喬夫在鼓吹民主化、公開性時，還不時打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他的遮羞布，那麼到了二十八大就不再提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而要求人們擺脫對它的“教條主義的解釋”，提出了意識形態多元化的主張，並宣布拋棄“意識形態壟斷主義”，把所謂“全人類價值”和“共產主義理想”並列作為蘇共綱領性目標的基礎。戈爾巴喬夫等不但在輿論上、政治上把蘇共推上了絕路，而且還違背蘇聯人民的意志，把解散蘇聯的錯誤做法強加給蘇聯人民。有材料表明，1991年3月間，蘇聯曾就是否贊成保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問題進行全民公決，結果是參加投票者的76%的人堅持保留蘇聯；另在這之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一些民意測驗機構為了研究蘇聯改革的走向，對蘇聯進行過多次民意測驗，結果高達80%的人都贊成堅持社會主義，這二者的數據幾乎是相同的。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悍然不顧人民的意願，為復辟資本主義而強行解散蘇聯。上述可見，正是戈爾巴喬夫這樣一條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指導路線，最終葬送了蘇聯社會主義事業。　　

預見之三，毛澤東十分警惕國家政權由社會公僕向“社會主人”蛻變的危險，把蘇聯黨和國家政權中特權階層的形成，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的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7](P134)他之所以把管理問題即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作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提了出來，這是因為，在他看來，在所有制和人與人的關系之間存在著變與不變的問題。這就是說，所有制性質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在一定時期內，還是不會有多大變化的；而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問題，卻不能不是不斷變化的。這種變化存在著兩種可能：一是沿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要求，不斷完善和發展人與人在勞動生產中的關系；二是也存在著違背社會主義公有制要求的逆向發展的可能。而這二者都會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產生影響。所以，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後，管理問題即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就突出出來了，其核心思想是防止管理人員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確保已經建立起來的新的生產關系能夠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否則，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有可能受到損害甚至變質。這裡雖然是就企業的性質提出問題，而實際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會主義國家被演變的大問題。他一再告誡全黨；“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和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討什麼是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時，他說，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麼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他以蘇聯為例，說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麼權利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很顯然，毛澤東是把黨和國家政權中特權階層的形成，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預見，被蘇聯最終解體的歷史悲劇所證實。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強調蘇維埃政權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繼續”。但由於種種原因，在蘇維埃政權機關以至布爾什維克黨內，官僚主義還是逐漸地滋生並蔓延開來。這種情況，引起了列寧的高度重視，指出官僚主義的嚴重危害並警告全黨：官僚主義已經成為對黨產生不滿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他曾尖銳地指出：“我們所有經濟機關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8](P552)為此，列寧以極大的精力同官僚主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但自赫魯曉夫起，在政治上搞非斯大林化的同時，在組織上也開始背離列寧的建黨原則，在黨和社會上逐漸形成一個既得利益的特權階層，經過勃列日涅夫特別是戈爾巴喬夫，使這個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權階層控制了黨政各級領導機關，把為人民服務的職能變成謀取私利和壓迫人民的職能。他們不但享受種種堂而皇之的特權待遇，而且還在改革的名義下大量侵吞國有資產，放肆腐敗。以戈爾巴喬夫為例，據曾經擔任他的助理瓦·博爾金回憶：戈爾巴喬夫經常收到相當重量的金質、銀質和白金獎章，用貴重金屬制作的收藏硬幣，個人銀行賬戶上有幾百萬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處療養勝地建造新的總書記官邸，在莫斯科列寧山專門建造豪宅，這些建築費用高達數億盧布。而此前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從來不為自己新建住宅。博爾金說，戈爾巴喬夫為自己、為家人建造豪華住宅和別墅，對精美的家具、最高級的設備和用具、進口的原料裝修表現出非凡的興趣和天才，對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這就是一個總書記的興趣和追求！當然，這不過只是冰山一角。但這種貪婪和腐朽，勢必反過來影響政治，毒害黨和國家。在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他們會盡量利用社會主義的旗號，以各種崇高的名義，拉幫結派，結黨營私，以奪取權力為中心，層層形成既得利益的保護圈；他們需要僵化的體制來謀取私利，不思進取，拒絕改革，或者利用改革的名義，維護和強化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在條件具備的時候，他們就會厚顏無恥地、毫不猶豫地拋棄他們自己一貫高喊的理想、信念和原則，公開舉起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叛旗幟。這種權力腐敗，使蘇共名譽掃地，失去了執政的群眾基礎。據蘇聯解體前的一次問卷調查顯示，認為蘇共是代表干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高達85%，而認為蘇共是代表全民的則只占7%！這再一次證明了“水能載舟，水亦能覆舟”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據俄《消息報》披露；到1996年，葉利欽周圍的75%，政府中的74.3%，社會精英中的82.3%都是蘇聯的干部。從這裡可以看到，蘇聯的覆亡，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一場自我政變，是適應了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權集團的需要。這正如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們國家的那些具體的人，他們懷著對社會主義的仇恨，出於自己的民族主義觀點和算計，更主要的是出於個人對利益的貪婪，促成了這樣一次歷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毀滅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毀滅了它的社會制度，使絕大多數百姓陷入了極度貧困的境地。”[9](P353)　　

預見之四，社會主義國家還有被西方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危險　　

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話說：“在自由國家面前擺著用和平手段取得勝利的明顯可能性。現在存在著一種獲得勝利的高尚戰略。”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1957年7月，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要有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他們繼續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孩子，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的身上。當50年代杜勒斯剛一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時，毛澤東就首先敏銳地覺察到這個問題，及時地向全黨全國人民敲響了防止“和平演變”的警鐘。毛澤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美國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我們要提高對西方國家將采用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警惕性。他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這表明美帝國主義企圖用腐蝕蘇聯的辦法，陰謀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而達到美帝國主義用戰爭方法所達不到的侵略目的。[10](P2-3)此後毛澤東還多次講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變”問題，他反復強調，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還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當十月革命宣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的時候，列寧在始終警惕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同時，又敏銳地預見到可能出現的隱蔽的“和平”的另一條戰線的鬥爭。　1920年　3月29日　　，列寧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曾尖銳地指出：“現在我們面臨一個極復雜的任務：在流血的戰線上獲勝之後，還要在不流血的戰線上獲得勝利。這場戰爭更加困難。這條戰線是最艱巨的戰線。我們向全體覺悟工人公開說明這一點。我們打贏了火線上的那場戰爭之後，還要打一場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改變了戰線和形式。協約國現在是用貿易、用糧食投機來進行戰爭，它使這種糧食投機成為國際性的。……他們想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對蘇維埃政權的和平瓦解。帝國主義者老爺們，對不起，我們是有戒備的！我們說：我們打過仗，我們勝利過，所以我們繼續要把曾經幫助我們獲得勝利的口號提出來作為基本口號。我們要完全保留這個口號，並把它用到勞動戰線去，這口號就是無產階級的堅定精神和統一意志。”[11](P126-127)列寧這段話的意義，不僅在於指明了存在著西方帝國主義妄圖“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和平地瓦解蘇維埃政權”的危險，而且在於極富創見地提出了抵制和戰勝這種“和平演變”的基本方針。西方敵對勢力深深懂得，如果沒有蘇聯內部的演變，如果蘇聯領導人不放棄這種原則的立場，這種和平瓦解的謀略還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他們極力助成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使之成為實現其和平演變戰略的內應力量。現在，他們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身上看到了這種希望。1991年11月，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美國休斯敦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圍繞著“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這個主題發表演講，提出“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她特別強調這主要不是指的軍事威脅，而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政策，加上獨特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為此，他們利用種種手段，包括誘導蘇聯犯錯誤，但這一切並沒有奏效。她說：“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後，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團對此人的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隨後，他們又推出葉利欽當選俄羅斯領導人，隨即他們便通過了俄羅斯主權獨立宣言。撒切爾夫人說：“有人發問：俄羅斯獨立於誰？整個蘇聯當時不都是圍繞俄羅斯為中心的嗎？蘇聯的解體真正開始了”。這是一個絕好的供狀。正是按照西方的謀劃和意圖，通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樣一些叛徒竊據了蘇聯領導權，把蘇聯送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所以，撒切爾夫人通過同戈爾巴喬夫會面摸底之後，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斷：“這是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賴”。後來這位鐵娘子無不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總書記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國總統會見了11次，而每次都以犧牲蘇聯的利益為代價，首先滿足西方的利益。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對同美國總統裡根在雷克雅未克的會見，就供認不諱地說：這次會見，“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裡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這種完全屈服於帝國主義壓力的醜惡表演，深刻告訴我們：西方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圖謀能否得逞，最終是取決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因素，而其中具有決定作用的是黨的領導層特別是中央能否堅持馬克思主義。　　

歷史是一面鏡子。如果說當年毛澤東的科學預見，還主要是從警示的角度說的，那麼這種具有歷史穿透力的預見性，今天已被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所證實，就更加具有現實的震撼力。因此，重溫毛澤東的有關論述，認真總結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對於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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