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文革必然悲劇的原因：張春橋是特務而非叛徒
2011-10-17
文革悲劇之謎的解釋：
張春橋是藍衣社（華蒂社）特務而非叛徒
——對於文化大革命性質的再思考
何新按語：2003年，我在《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一文中論及：
“文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毛所使用的江張姚王一流皆屬下下流品人物。此輩既缺乏政治智慧與才能，其人格形態又至為蝟瑣卑劣，唯以謅佞毛澤東為能事（於二十四史中可入《倖臣傳》）。”
本文即是對此問題做了進一步研究後草寫的續篇。
順便說明：本文所引用的史料和資料來自中共中央關於四人幫政治歷史的文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及國內公開出版的有關回憶錄和文革史料。
導 論
毛澤東說：“我一生就是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國民黨蔣介石，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背景資料】
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見過尼克松後，有一天他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我說：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怎麼只有兩件？他說：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
這兩件事均徹底改變了中國現代史。但是對於後一件事——文化大革命，盡管當事人的回憶以及有關史料已經不斷解密和披露，但研究卻至今未見突破和深入。
我認為對於文革的研究,應當劃分三個層次的論域:
１）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的論域。
２）政治鬥爭和權力爭奪的論域。
３）歷史背景、後果和影響的論域。
這三個論域，相互糾葛且緊密相連，但仍有必要分別進行不同層面的研究和討論。
我在寫於約10年前的《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網上轉載很多，見百度或谷歌）一文中對上述問題曾經有所討論。
本文則擬討論文革政治鬥爭論域中一個被以往的研究者所普遍忽視的問題，即關於張春橋在文革中的的政治作用問題。不深入研究這個問題，文革中的許多事情就找不到理性的解釋。而至今許多人仍把張春橋以及其領導的上海幫與毛澤東本人視同一體，以為張春橋或“四人幫”（即上海幫）是毛澤東的代表。這是至大的誤解和錯謬！
（1）被文革史家所忽略的張春橋
近十年來，關於國共鬥爭中的諜戰故事已經大量解密。人們知道在建國前的革命鬥爭中，中共在國民黨陣營的一批高級臥底特工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其中包括隱蔽於國民黨軍政最高層的郭汝瑰（國防部作戰廳長）、熊向暉（胡宗南機要秘書）等重量級人物。
然而天道循環，歷史是最大的反諷者。毛澤東晚年的文革運動幾乎葬送了他前半生的功業。大批的中共開國元勛以及老干部在殘酷的文革清洗運動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飄零殆盡。而這裡最具有反諷意義的事情是，一個陰鷙、內斂、隱蔽的富歇（Fouche Joseph，1759—1820）式的政治人物，深刻地影響改變了文革運動的政治方向。而此人，其真實面目卻是國民黨藍衣社（軍統前身）於１９３７年派遣進入延安的秘密臥底特工——張春橋。這是國共諜戰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一幕。
長期以來，張春橋僅僅被視作毛澤東的一個佞臣或江青身邊的弄臣而被評論。因此，對文革研究的焦點，一直完全集中在毛澤東和江青以至林彪身上。張春橋幾乎完全被研究者所忽略。
然而實際上，這個人的作用是如此重大——此人不僅是點燃文革之火的《評海瑞罷官》一文的政治組織者，也是5.16通知、九大報告和九大黨章的主要定稿人和組織者。
【背景資料】
康生曾經說九大黨章是毛澤東主要委托上海方面制訂的：“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要修改黨章。修改黨章過去都是領導機關搞，這一次毛主席說要動員基層的黨員參加修改黨章，並做了一個示範，把這個任務首先交給上海的同志。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央、中央文革根據上海同志采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來修改黨章的經驗，向全黨、全軍、全國發出了關於修改黨章的通知，發動各個方面特別是基層黨組織參加這個工作。”（《康生接見出席中央和全軍整黨建黨工作座談會全體同志時的講話》1970.4.18）
事實上，毛澤東多次認真地考慮指定張春橋作為自己（領導黨和意識形態）以及接替林彪（介入軍事和軍隊事務）和周恩來（接管國務院）的政治接班人。
【背景資料】
毛澤東晚年關於接班人問題的反復考慮：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與越南胡志明談話時，說了一段話：
“天下烏鴉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們有准備。全黨大多數人有准備，我們就不怕。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會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到底是誰？是伯恩施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准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這裡毛澤東針對的是劉少奇，此時毛澤東已經決心要換接班人。
913後繳獲的林彪筆記本中有以下一段話：
“大擁大順，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
1966年8月毛澤東選擇了這位手揮紅語錄“跟著轉”的林彪做了接班人。
但是，在林彪之後是誰？毛澤東曾經數度考慮選擇張春橋。
據邱會作回憶：九大後，毛澤東就接班人問題與林彪談過話。毛澤東問林彪，總理年齡大了，你考慮過他的接班人沒有？林彪說沒有。毛澤東說，你看小張（張春橋）怎麼樣？林彪不表態，顧左右而言他。
又據閻長貴（曾任江青秘書）最近引述毛遠新（曾擔任毛澤東與政治局的聯絡員）的談話：
“毛遠新說：對於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還是張春橋，認為他有思想，有能力。
主席曾問過我對張春橋的看法，我也這樣認為，但我說不足的是他不能團結干部，城府太深，有點兒陰。
當時（1976）主席在幾個副總理中翻來覆去地琢磨，最後選定了華國鋒。
主席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還是想叫張春橋做軍師。毛遠新說：主席叫我跟張春橋傳達了這樣一句話：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嗎？意思很明顯，主席要張春橋安心做副手。我把主席這句話向張春橋傳達了，也向華國鋒說了。”
大量解密的政治史料表明，張春橋非但不是毛澤東的佞臣或江青的弄臣，而且在文革的全過程中，此人極大程度上影響以至改變了毛澤東的一系列決策。他的作用遠遠超過了很早就被屏絕於冷宮的江青、經常被視為錯誤路線執行者的周恩來以及並不被毛澤東真正信用的陳伯達和林彪。
張春橋幾乎不動聲色地顛覆了他在文革中所正面遭遇的所有的政治對手——包括陶鑄、陳毅、陳伯達、林彪、鄧小平等超重量級人物，而且險些就顛覆了總理周恩來。
至於江青與張春橋的關系，多種史料和證據表明，江青實際對此人一直心存戒懼。她敢撒潑辱罵一切人，卻唯獨從未對張春橋說“不”（NO）！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真正形成重大決策的人物並非組長陳伯達或第一副組長江青，而正是第二副組長張春橋。
張春橋喜怒不形於色，總是在暗中操作一切。具有特殊身份的江青是其政治工具，而據軍統總務長沈醉文革後的回憶錄，他在30年代即在上海軍統特務崔萬秋家中同時遇到過江青與張春橋。所以這兩個人是舊時相識的王謝堂前燕子。
毛澤東關於文革的主要重大決策，都與張春橋有密切關系。張春橋操縱的上海“一月風暴”超越毛澤東直接成立了新的行政體系之“上海公社”，直到毛澤東感覺不好才不得不更名。
【背景資料】
1966年11月，張春橋受周恩來委托去上海處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眾臥軌攔截火車的“安亭事件”。他以“中央文革”副組長身份，置中央政治局和華東局及上海市委於不顧，代表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簽訂了支持造反的協議。張春橋此舉，事前並未請示任何人，有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但毛澤東事後卻完全肯定了張春橋的處理，說總是先有事實，可以先斬後奏。1967年1月，張春橋策動王洪文等在上海發動對黨政部門的奪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響了全國造反派奪權運動的第一炮。此後，在全國範圍掀起了全面造反奪權的惡浪，自此之後天下大亂。
九大前，陳伯達得到林彪授意和支持，試圖主筆寫作九大政治報告，掌控意識形態的主導和解釋權，結果毛澤東卻選擇張春橋的上海寫作班子而棄置陳伯達於冷宮。
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已經意識到文革的錯誤而試圖轉向。但這一轉向卻被張春橋所提出的林彪路線是極右路線而非極左路線所再度旋轉。因為毛澤東不能允許否定文革。
1975年4月張春橋拋出《論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文章，正式闡述打著“毛澤東旗號”（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張春橋思想。
而張春橋思想與毛澤東本人思想（一張一弛兼用王霸之術）的根本性區別在於，張春橋思想更具有極端民粹主義和法西斯極權主義的特色，而這又與張春橋早年在國民黨藍衣社中所受到的法西斯蒂教育是有直接關系的。人們知道，張春橋在上海曾使用筆名“狄克”——殊不知這個筆名的來源就是“狄克推西”西語專政、獨裁或法西斯蒂的別稱。
1975年4月張春橋的這篇文章中，不僅批判老干部集團的復辟回潮和“經驗主義”，而且隱晦地批評毛的文化革命搞得不徹底，留下許多“土圍子”，甚至影射毛澤東也沒有完全放棄“資產階級法權”。事實上此前張春橋已經多次用毛澤東來反對毛澤東。毛澤東在“九二”廬山會議的終結時提出還是要孔夫子的哲學“和為貴”。而張春橋就在1973年夏拋出毛澤東與他1970年在天安門上關於孔子問題的談話——發起批林批孔這一不倫不類的奇怪運動，並且打著遵照毛澤東指示的旗號。
其實，遍查檔案，毛澤東並沒有主動地提出要發起所謂“批林批孔”。
並且對這一運動，當其轉向挑動黨內發生新的激烈政治鬥爭的時候，毛澤東立即予以剎車。
1975年4月張春橋的“全面專政”文章激怒了毛澤東。當年5月毛澤東於病中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員做了一次最後的長篇談話。毛澤東在講話中公開炮轟江青，坦承“我也有走後門”；毛澤東還嚴重警告並重申“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拉幫派，要王洪文退出上海幫——然而誰是上海幫的頭子呢——眾所周知就是張春橋。毛澤東這次的一系列警告，其實主要就是針對張春橋的。
但是毛澤東投鼠忌器。他發現已經尾大不掉，難以果斷處置張春橋及其上海幫——因為他們以文革作為人質而綁架了文革，如果否定他們，就意味著必須徹底否定自己和文革。
因此毛澤東試圖重新重用鄧小平以牽制張春橋。甚至直到1975年年底與鄧小平面臨再度決裂的最後時刻，毛澤東仍希望由鄧小平而不是由張春橋來主持做一個關於文革“三七開”的決議。
但是鄧小平當時卻已經決心破釜沉舟，絕不回頭，使得毛澤東尋求調和的努力失敗了。
【背景資料】
1975年12月8日，鄧小平最後一次看望周恩來（當時張春橋已經在媒體掀起反對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周問：“態度會不會變？”鄧：“永遠不會。”周：“那我就放心了。”這也就是後來指責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由來吧？
對於文革的理論和政治准備、對於文革的發動以及文革進程中所有的重大政治轉折，張春橋均曾經發揮了不可思議的巨大作用和影響。可以這樣說，自從江、張於60年代在上海為戲劇革命復合，為准備炮打北京的彭真和劉少奇司令部而正式訂盟之後（兩人都說，當時對此結盟是做了離婚和殺頭的准備的。參看江青《為人民立新功》及徐景賢回憶錄）。
此後，一直是張春橋在左右江青，而不是江青在支配張春橋。正因為如此，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軍事集團以及陳伯達等為鞏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而直接炮擊張春橋，這絕對不是一次政治失誤，而是深謀遠慮目標選擇很准確的大手筆。在這一輪炮戰中，事實上連周、康以至汪東興都站在一種十分微妙、甚至暗中呼應配合的地位上。
（2）張春橋老婆是日本特務，本人是藍衣社——軍統特務
然而作為這樣一個重要人物的張春橋，其歷史卻是極其模糊的。張春橋的政治出身不明（早年曾參加假“共產黨”）、政治來歷不明。1958年他因為《反對資產階級法權》一文被毛澤東注意和開始重用，在文革中，張春橋實際是一個以鼓吹“不斷革命”的極左口號和綱領推行法西斯蒂的毀滅共產黨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許多文革的支持者卻至今仍把他看作共產黨人。
張春橋的妻子李文靜（原名李淑芳）是貨真價實的中共叛徒和日奸（日本特務）。
【背景資料】《徐景賢回憶錄》：
“1973年9月18日，總理周恩來陪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夫人鄧穎超隨行。按照周恩來的交代，鄧穎超到上海後看望一批領導人的家屬。鄧穎超到市委康平路大院，看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還去了徐景賢家，卻偏偏不進政治局委員張春橋的家。這個舉動非同小可，立即引起議論紛紛。一連幾天，張春橋夫人文靜閉門不出。
不久，王洪文陪外賓到上海，找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密談。王洪文說，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春橋同志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他本來早就想解決，因為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他已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文靜那裡，春橋同志自己會關照。考慮到影響，這個消息不必對外宣布。”（摘要）
張春橋最終決定與妻子離婚的原因是：張春橋夫人文靜是一個被日本人抓捕後變節的證據確鑿的叛徒。而1948年張春橋明知文靜是叛徒而且當過日本的文宣特務，但仍與其結了婚。
鄧穎超此次過張門不入，是1970年廬山會議上林彪集團對張春橋發起攻擊之後，作為中共老干部集團代表的周恩來以無影功手法，對文革中堅人物張春橋的一次刻意羞辱和攻擊。
實際上，張春橋本人是證據確鑿的國民黨藍衣社（軍統前身）系屬“華蒂社”（即“中華法西斯蒂會社”縮寫）成員（參閱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文件關於張春橋歷史的附件）。張春橋於1937年自山東神秘地潛入延安臥底做特務（參閱沈醉等人的回憶錄，詳看葉永烈的《張春橋傳》）。
【背景資料】
原國民黨軍統總務主任沈醉在其自傳《我這三十年》一書第二十章《二進深宮》中，有一段關於藍萍（江青） 和狄克（張春橋在上海的化名）的極為重要的文字：
“我當時去崔萬秋家，經常見到藍蘋，她有時還給我倒茶，因為崔是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的編輯，常在該報寫“北國美人”等類文章來給藍蘋捧場，一個四等演員有這樣的人來捧場，當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記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幫”後，知道那個在崔家見過的穿蹩腳西裝的狄克，就是張春橋，我的腦子裡也有印像。“
按此文中所述及的崔萬秋是軍統特務，上海《大晚報》主筆。沈醉對崔萬秋的真面目，曾於1977年1月8日作如下說明；
“ 我於1932年冬參加復興社特務處（軍統前身）後，便在特務處上海特區當交通聯絡員，崔萬秋當時已參加了特務處，是特務處上海特區領導的直屬通訊員，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區有十多名直屬通訊員，由區長直接領導，由交通聯絡員聯系。我每月送薪金給他，並取回幾次情報。他的情報相當多，還經常給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獎金”和“特別費”。我曾問過他，這麼多錢用得完嗎？他說還不夠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貼一些進去，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情報。我擔任上海特區交通員兩年左右的時間中，都由我約崔萬秋與先後擔任特務處書記長的唐縱、梁於喬和特務處情報科科長張炎元見面，1933年冬天，特務頭子戴笠還叫我約他在上海四馬路杏花樓菜館吃飯，事後，他對那次和戴笠見面，感到非常高興。”
但是，張春橋這一段復雜的政治歷史，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卻一直未被揭露。其強大政敵包括林彪和周恩來一直都只是在尋找關於張春橋是叛徒的證據——1973年4月9日，周恩來夫婦約請復出的鄧小平夫婦見面聚餐，周向鄧講：“張春橋是叛徒，主席不讓查。”（參閱鄧榕的回憶錄）
【背景資料】
《鄧榕回憶錄》：
1974年４月９日，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裡治病的周恩來。“看著總理消瘦的面容，父母親心中說不出的悲傷。多年後，父親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還不勝傷懷。他說，‘我們去看總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樣子了。我們相對無言。’相對無言。“周恩來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裡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主席不讓說。’講完後，他對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略）
事實上，張春橋的確並非叛徒，而是內奸、特務。考察其一生歷史，張春橋並無被捕的經歷。他不可能被國民黨抓捕，因為早在中學時代，張春橋已經在山東加入國民黨的外圍特務組織。所以文革中遭遇炮打時張春橋自信滿滿地對上海的黨羽說：我從未被捕過，說我叛徒是無稽之談。
然而奇怪的是，中共資深的肅反專家康生似乎對張春橋是特務的問題一直諱莫如深。不僅嚴酷的延安整風和肅反絲毫沒有觸及這個來歷不明的張春橋半根毫毛，而且到延安不久，他就被外派到晉察冀擔任了黨報（人民日報前身）的副總編輯。
直到1975年臨終前，康生才終於向毛澤東密陳了關於江青和張春橋的歷史問題。但究竟怎麼講的以及講了什麼，則至今仍然是謎。
【背景資料】
關於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何時被揭發出來，有兩種時間順序：
一說是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到長沙之前，康生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向他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後來，康生又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釣魚台8號樓，向他們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
1974年12月26日深夜在長沙毛周單獨會談時，周恩來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
也就是說，在康生向周恩來揭發江、張之前，周恩來已知道張春橋有歷史問題。
對於王海容轉告康生對江青被捕的揭發，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
後來的事情是，江青仍當她的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則由毛澤東提議，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但以上所述時間是不可信的。根據章含之於1976年4月25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及影印件：
“…………
去年夏季我們曾聽到一件誣告江青、春橋同志的事件。現在想來，這是鄧小平在幕後策劃的。現將事件經過向主席報告：
去年夏天，大約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兩位同志來找我說有件事要了解。她們說她們去看了康生同志。
接著，她們說康老病很重，恐不久於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們轉報主席。康老說，江青、春橋兩同志歷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過春橋同志的檔案，是江青同志給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兩個人去了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康老說這兩個人可以證實江青、春橋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說她們想問問喬冠華同志是否認識王、吳二人。喬說他只知有此二人，並不認識。她們又說，聽說江青同志的歷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有登載，問喬當年在華南工作是否見到過這類消息和文章。喬說他只見過生活上對江青同志的攻擊，從未見過涉及政治叛變這一類的東西。關於春橋同志的情況喬說他完全不知道。
當時我們都勸王、唐兩位不要替康老傳這些話。以上情況特報主席參閱。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據此，康生揭發張、江的確切時間是1975年，是在周恩來已經與毛澤東談過這個問題之後。
康生揭發的主要內容是：
康生說：“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曾經給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接著，康生又說：“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過，叛變自首。”康生並且一再責備自己，過去對江青使用不當，不應利用她做情報工作，不應在延安派她在黨校、魯藝學習。康生還幾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說：周恩來和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到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地步，毛澤東更不會提這個問題了。要是換了別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歷史“問題”，早就會被批判打倒。
也許並非巧合的是，康生、張春橋與江青三人都是山東同鄉，早年三人都曾混跡於上海灘，也都具有某種至今被研究文革者所忽視的復雜神秘的個人歷史政治背景——這種背景不僅提示了３０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顯示出國共長期鬥爭中復雜詭秘的雙面間諜角色的存在。
而正是這幾位戴有政治面具的雙面間諜，迎合利用晚年毛澤東的心理，導演和羅織了一場自相殘殺的文革運動。
（3）文革之不得人心，主要是由於法西斯化的造反運動
文革的根本問題並不是發生在路線和意識形態的分歧上。文革把國家幾乎推向崩潰的最大悲劇在於以下兩點：
1)以法西斯手段對付國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所謂的“階級敵人”。而成為所謂的“階級敵人”者，則是以思想罪和言論罪的形式出現，從而隨運動的深入而不斷擴大。換句話說，其打擊面愈來愈多。
２）文革以極其殘酷的手段整肅和對待與毛澤東一起共同立黨並締造了新中國的老革命家。其整肅手段之殘酷，往往不可思議，甚至使得晚年毛澤東知情後也多次為之表示懺悔和落淚，甚至斥之為“法西斯”，質問是誰搞的（關於劉建章問題給周恩來的批示：“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事實上，1966-1969三年之間（前期階段）的文革運動，仿佛一場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復仇運動。在這個階段中，大批1949年建國前後對中共有功的功臣、老將、政治盟友包括家屬子女，幾乎無一不遭受批鬥、苦刑、虐待和清算。文革前所有文化、經濟成就幾乎被全面否定。
為什麼會如此？這是許多中共老人至死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大疑問。
對於文革這場政治風暴，毛澤東晚年實際深有自悔。他承認：“這件事，贊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文革後期的毛澤東頗有倦意，無意把文革進行到底，他僅僅希望後人對文革能做三七開——“ 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或者說：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並且毛澤東強調：“現在應當研究的是有所不足的部分”。
哪些東西搞錯了呢？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內戰。”
但對於這兩點他又辯解說：“打倒一切，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但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
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裡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毛澤東承認文革犯了兩大錯誤，這些話事實上蘊含著這位老人暮年的懺悔。
只是相對於在文革中眾多無辜死亡的冤魂以及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受害者而言，這種懺悔未免顯得過於輕淡了。
文革的發動者是毛澤東。但是，主導和領導發動期和第一階段的文革運動的並非毛澤東，而是他所授權的一個特殊政治小組——中央文革小組。
這個小組名義上是“受政治局委托成立”（據“5.16通知”），實際這個小組完全是根據毛澤東個人的提議和決定而成立的，多數政治局成員事前不知情，事後則不得不違心地接受和予以通過。
在1966年夏季的8屆11中全會後，中央文革小組依據毛澤東的特別授權，不斷自下而上地煽動全國性的造反和奪權運動，從政治、肉體到精神嚴酷地迫害執政的老干部，解體了各地的黨政組織系統，從而架空了政治局。最終在1967年發生所謂“二月逆流”後，按照毛澤東的個人意圖，中央文革小組一度甚至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
所以嚴峻的歷史事實是，自1966年5.16通知宣布整肅彭陸羅楊集團、全面清洗中共開始，至1969年召開“九大”提出“老中青三結合”的“團結勝利”路線，試圖與老干部集團妥協和轉向的三年之間，主導文革運動的政治組織是中央文革小組。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是一個傀儡人物（陳伯達說自己是無任何實權的劉盆子），著名的政治殺手康生只是顧問。真正代表中央文革小組的核心政治人物只是三個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在這三個人中，雖然江青囂張在外，但事實上只是個出頭咬人的面首而已。姚文元則是張春橋一手栽培提拔的白面書生，亦步亦趨地跟隨張春橋作為一個幫閑和跟班人物而已。在這個三人組中，唯一的決策人物就是張春橋。
（4）張春橋左右影響了文革的幾乎全過程
以江青為面首而張春橋隱身幕後的中央文革小組，在文革前期率領文革新興勢力即所謂造反派，對中共的老干部集團進行了全面清洗和整肅，差一點即徹底摧毀了這個體系和隊伍。
1967年2月在懷仁堂會議上，譚震林與張春橋正面頂撞，隨之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發生所謂二月逆流。2月17日張春橋面見毛澤東告狀，導致毛澤東做出決定，停止國務院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聯席辦公會議，停止政治局功能由中央文革小組取代。這是一次決定意義的政變。
不久中央文革小組表態支持發起所謂“文攻武衛”的奪權、武鬥，支持揪出軍內反對文革的“一小撮”帶槍的走資派，此舉幾乎引爆一場席卷全國的內戰。如果不是１９６７年7月發生武漢兵變，迫使毛澤東緊急踩剎車，制止將造反戰火引向軍隊內部，制止針對軍隊的奪權和分裂，則內戰烽火不久即將燃遍中國，導致國家的徹底崩潰和分裂。
1968年8屆11中全會後籌備九大、撰寫九大政治報告和新黨章，毛澤東所授權的不是他人，而仍是以張春橋為核心的寫作組。
1969年的九大之後，中央文革小組隱退藏形（但仍並未正式解散），但是這個三人組旋即與林彪軍事集團爆發政治衝突，最終導致9屆2中全會的唇槍舌戰和正面衝突，雙方衝突博弈的政治焦點，並不是所謂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而是林集團要借反毛的名義打倒張春橋。
【背景資料】
張春橋的告密使得9-2廬山會議發生轉向，最終導致林彪集團的瓦解：
“（當晚）張春橋拿到6號簡報以後，馬上和姚文元一起找到江青，本來三人相約到周恩來那裡去的，臨時改為直接去向毛澤東彙報。
江青說：
“二十五號那天早上，春橋說有急事找我，他帶來那份華北組簡報，還是從你們（徐景賢）那兒拿來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後來才查到的。我這裡倒是早發來了，可是我還沒有看吶！看完簡報，我們三個人一商量，覺得情況嚴重啦，打算一起去找總理。上了車以後，不知那輛車怎麼搞的，一開開到主席那兒去了。”
“主席那天剛要睡覺。主席的習慣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 是呀，那天可狼狽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脫襪子，剛剛准備睡覺，給我們請起來了”。江青用手勢比劃著，吃吃地笑起來，“我趕緊給主席報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指有人要揪張春橋）啦！’
主席開始時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華北組出了這樣一期簡報。”
“聽彙報後，毛澤東感到事態嚴重，在了解了一些情報以後，決定下午召開一次緊急會議，毛澤東采取了斷然措施，在會上作指示：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二、收回六號（華北組二號）簡報。（《徐景賢回憶錄》）
林彪折戟沉沙的913事件後，毛澤東調王洪文進中央。王洪文是張春橋親手在1967年上海所謂“一月風暴”中提拔栽培的造反領袖，調其入京使得以張春橋為核心的文革三人組加強力量擴展為四人幫，亦即“上海幫”。
張春橋江青旋即轉守為攻。1972年冬季，張春橋與周恩來就批判林彪究竟應當批“極左”思潮還是扭轉為批“極右”路線發生激烈的辯論。最終由毛澤東做出仲裁——林彪路線是極右路線，從而徹底旋轉了周恩來自1971年以來趁毛澤東重病之際試圖對文革糾偏的政治方向。
【背景資料】
197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和外交部共同打報告給周恩來，請示即將召開的外事工作會議的有關問題。報告說：
“會議的任務是聯系外事工作的實際，以批林整風為綱，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
這一報告是根據毛澤東1972年6月28日與斯裡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的談話精神寫出來的。在那次談話中，毛澤東曾指著在座的王海容、唐聞生對班達拉奈克夫人說：
“在外交部，她們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邊站，弄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權不在我們手裡，在那些所謂‘左’派手裡。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周恩來批示：
“擬同意，請送耿飆同志會簽後，再呈主席、康生(暫不送)、江青、春橋、文元、劍英、先念、登奎、德生、東興、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來
1972年11月30日”
翌日，張春橋在報告上批：
“送江青同志、總理再閱。”在這一行字下面，張春橋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總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況，但是，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建議外事會議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時要討論毛主席關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
妥否，供參考。
春橋
1972年12月1日
看了張春橋的批語，江青心領神會地立即應和張春橋批曰：
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因為，沒有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們來，他們還隱藏下來，那時我們黨和人民將造成很大損失。當然，天也塌不下來。
供總理參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12月5日，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擁護周恩來關於批判極左的意見，反映了張春橋、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極左的問題。
12月17日夜，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接見了張春橋和姚文元。
毛澤東說：“批極左，還是批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認識此人，不很高明。也讀過一點馬克思，參加過合二而一，一分為二，桌子的哲學。”
毛澤東接著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
毛澤東否定了自己6月跟班達拉奈克夫人談話中關於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
1973年秋季張春橋策動江青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矛頭直指周恩來和葉劍英，反對解放老干部使其復位，真實意圖是借此掀起文革運動的再一輪批判高潮，顛覆試圖東山再起的老干部集團。但是，批林批孔運動發起後不久，其攻勢即被毛澤東所遏阻。
1975年張春橋再度挑起針對周、鄧欲回歸文革前路線的反對“經驗主義”運動。
這一年3月，張春橋發表“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長文；攻擊周、鄧。不久又借毛澤東談水滸而批架空晁蓋的“宋江投降派”，炮打鄧小平。
所有這些意識形態和政治大動作的真正主導者，既非毛澤東也不是江青，其最初策劃和發源地都是來自張春橋。（毛澤東1974年曾經說”張春橋有能力”。）
所以，張春橋是文革運動真正的核心人物、主導人物。毛澤東一度有意圖將張春橋作為自己政治路線的繼承者（接班人）。
概而言之，張春橋在文革前迎合江青，利用江青的野心和復仇欲煽起文化大革命；繼而發起自下而上的造反運動，摧毀中共的組織體系和國家制度，竊取高位。
（5）毛澤東曾經批判文革中用法西斯手段整人
文革應予徹底否定的根本原因，是這一運動從始到終具有法西斯蒂的特點，而這一點，也恰恰是毛澤東本人在晚年對文革的反思中所意識到的。
1972年毛澤東收到老干部劉建章在監獄中遭受人身虐待的陳情信後被震驚和震怒，毛在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在文革前期，中央文革小組及造反派對於中共老干部的肉體和人身整肅手段之殘酷和慘烈，是驚人的。事實上多數情況，毛澤東似並不知情。這種情況表明，事實上毛澤東對於文革的控制能力遠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強大。對於文革中殘酷的人身迫害，晚年毛澤東於知情後，多次對此表示沉痛、懺悔以至落淚，在此則直接斥為“法西斯”行徑。
周恩來得到毛澤東的批示後，於1972年12月18日向專案組、公安部及國務院作指示：
“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當面提出過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再在年內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並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
文革運動法西斯化的最大惡性後果在於三點：
1)以法西斯鎮壓手段壓制眾多國民，特別是對知識分子和所謂“地富反壞右資黑”等七種“階級敵人”。而更多所謂的“階級敵人”，則多是以思想罪和言論罪的形式出現，從而隨運動的深入而人數不斷增多的。換句話說，法西斯化的打擊面愈來愈多。
２）文革以極其殘酷的手段，整肅以至消滅了大批與毛澤東一起立黨並締造了新中國的老革命家。
3）文革以“二次革命”（即重新革命，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全面否定和顛覆了中共開國後建立的一整套政治、經濟、法律制度體系和干部組織體系。
指導文化大革命運動走向法西斯化的基本思想，最初形成在作為文革基本指導文件的5.16通知中。這個《通知》說：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進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
“必 須同時批判混進黨內、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 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 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 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 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 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 注意這一點。 ”
而在1975年4月張春橋所撰寫而且充分體現張春橋法西斯思想的著名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中，該理論得到了如下闡述：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資產階級，中國會不會變修正主義，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悄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絕大部分，而是全部!…………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滅這四個一切，使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決不能在過渡的路上停下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理解，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
（6）張春橋的《全面專政》一文批判周鄧、影射毛澤東
至今未被研究者所注意的是，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個文章不僅以反對“經驗主義”批判周鄧等老干部，實際上還暗含著批毛的涵義，所針對的是毛澤東在林彪事件以後對老干部集團的妥協、和解、調和、復用的方針。
【背景資料】
據《徐景賢回憶錄》：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結束時，毛澤東講了一句話，說：還是要“孔夫子打牌——和為貴”。
但是，張春橋一向善於借用毛澤東的左傾思想來反對毛澤東。
毛澤東晚年長期為病痛及失明所折磨，但仍不失聰明。毛澤東在該文發表後才發現張春橋批評自己的涵義。事實上，張春橋的這篇文章深深激怒了毛澤東。毛澤東當即做出了一系列強力的回擊。在針對此文給政治局的批示中，毛直接抨擊張春橋（而不是江青）說：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政治局一議。為盼。”
這話主要就是針對張春橋的。毛澤東要求把這一批評提交到政治局。張春橋、姚文元顯然被毛澤東的批評所震撼，他們就與時任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聯手，對全國封鎖毛澤東對此文的批評，不准傳達。此舉進一步震怒了毛澤東。
於是在5月3日，毛澤東將全體政治局委員們召喚到家中，公開批評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等。這是文革以來毛澤東對張春橋為首文革幫派所給予的最為致命的一擊。
這一次反擊的根本意義在於，事實上從此以後，毛澤東改變了所一度考慮過的讓上海文革幫（張春橋、江青、王洪文）接班的繼承人地位。
【背景資料】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1975年《紅旗》雜志第三期），稱：“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並稱，“這幾十年來，毛主席多次重復了這個意見”。張春橋、姚文元在這個時候提出批判“經驗主義”，矛頭是對著周恩來、鄧小平的。”
1975年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發表講話，談反“經驗主義”的必要性。
4月5日，江青對北大、清華大批判組說：“春橋同志的文章還有一個重點，全國的反映都沒講這個問題，黨現在的最大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
1975年4月18日，毛澤東由鄧小平陪同，在中南海會見金日成。會見結束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反映北京最近的情況，講到江青等大批所謂“經驗主義”的問題。鄧小平表示，他不同意關於“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鄧小平走後，毛澤東再度讓人讀了張、姚的文章。
4月20日，姚文元把他安排新華社寫的一份強調“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自覺克服經驗主義”的請示報告送報毛澤東，准備掀起新的高潮，但是卻出乎意料地遭到毛澤東的抨擊。
4月23日，毛澤東在姚文元送審的這份《請示報告》上，寫下這樣一段批語：“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為盼。“
為了遮掩毛澤東的批評，姚文元要新華社就是否向下傳達這一批示的問題向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寫報告“請示”。王洪文批示“暫不傳達”。轉到姚文元手裡，姚文元立即寫下“同意暫不傳達”。把毛的指示封鎖了。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葉劍英、鄧小平等在發言中嚴辭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大反經驗主義的錯誤，並對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以個人名義送材料和進行其他“四人幫”宗派活動的問題提出尖銳質問。江青在會上作了檢討。
王洪文給毛澤東寫信，告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把形勢說得漆黑一團，說葉劍英、鄧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問題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聯系在一起。王洪文還說：
“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會議的案。”王洪文要求面見毛澤東。
江青打電話給毛澤東處，要秘書轉告毛：
“4月27日會上幾個人跳出來圍攻他們，這是廬山會議的再現。”
江青意在重演1967年反對二月逆流、1970年廬山反對林彪集團的故伎，要求帶張春橋等見主席面談，告狀。
但這一次毛澤東卻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他說：“不見。要見請大家（政治局）一起來”。
5月3日晚，毛澤東親自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召集和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開門見山，首先自我批評：
“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出來（所以放行了）。只聽了一遍，我是沒有看，我也不能看書，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新華社的文件，文元給我看了。還有上海機床廠的十條經驗，都說了經驗主義，一個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也沒有說教條主義。”
毛澤東強調“現在要安定團結”，明確表示他無意再搞二次文革或者把文革進行到底。他說：
“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毛澤東罕見地對政治局公開批評江青、張春橋等，說：
“現在我們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錯誤要批評。三箭齊發，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批林批孔都要這些人來干，沒有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後門這樣的人有成百萬，包括你們在內（指在座的王海容、唐聞生），我也送了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也是走後門。”
毛澤東以王明的極左勢力警告張春橋說：
“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統治了四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俘虜了一批經驗主義。”
毛澤東說，因此“不要看低教條主義”！
“我說的是安定團結，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又要批評資產階級法權，不能過急，過急就要摔下來。”
毛澤東再次強調“三要三不要”。他說：
“這一次還是三條，要馬列不要修正，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就是不要搞宗派主義。”
“有的同志不信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都講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其他的事你們去議，治病救人，不處分任何人。”
毛澤東繼1974年12月在長沙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之後，又一次而且是當著全體政治局成員的面，告誡王、江、張、姚：
“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針對江青說4月27日政治局會議是1971年廬山會議再現的說法，毛澤東明確指出“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
毛澤東還批評張春橋、江青說：
“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有一些，不多。不作自我批評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國與俄國的經驗批判主義，列寧說：那些人是大知識分子，完全是巴克萊學說。巴克萊是英國的一個大主教，你們去把列寧的書看一看。”
毛澤東說到這裡，江青搭上話去，說：”主席是不是說看《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這一搭話，引出毛澤東對她的一番批評：
“江青同志黨的一大半（鬥爭）沒有參加，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都沒有參加鬥爭，沒有參加長征，所以也難怪。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樣寫了一篇文章《更加布爾什維克化》，也不會像張聞天那樣寫《機會主義的動搖》。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
說到這裡，毛澤東聯系到自己的做法，說：
“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這一回跑了十個月，沒有講過什麼話，沒有發表什麼意見，因為中央沒有委托我。我在外面養病，我一面養病，一面聽文件，每天都有飛機送。現在上帝還沒要我去，我還能想，還能聽，還能講，講不行還能寫。我能吃飯，能睡覺。”
毛澤東說：
“要守紀律，軍隊要謹慎，中央委員更要謹慎。”
毛澤東特別著重強調三句話。他說：
“我沒有更多的話，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會都是三句，要馬列不要修正，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陰謀詭計。”
毛澤東還暗示選王洪文為接班人可能錯了，他要葉劍英背誦辛棄疾的詞：“生子當如孫仲謀”——暗諷王洪文說：當今惜無孫仲謀！“也就是表示：自己並沒有選好接班人。
但是毛澤東又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不要搞什麼幫，什麼廣東幫、湖南幫，粵漢鐵路長沙修理廠不收湖南人，只收廣東人，廣東幫。罷工的時候，還沒有修這條鐵路。二零年、二一年、二二年，這三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運動，粵漢、安源煤礦，湖南一些工廠，株洲、萍鄉、株萍路、水口山錫礦。”
毛澤東回憶說：“水口山錫礦,名曰錫礦，其實沒有錫。無錫錫山山無錫，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長沙沙水水無沙。我說才飲長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魚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現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間，叫什麼縣我忘了，那裡出鳊魚。孫權要搬家，老百姓說，寧飲揚州水，不食武昌魚。所以我說，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
由此，毛澤東談論孫權，說：“孫權後來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運南京。孫權是個能干人。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當今惜無孫仲謀。
毛澤東的思維突然一轉折，從對往昔的回顧直落到眼前：“他（指葉劍英）看不起吳法憲。”劉是劉震，曹是曹裡懷，就是說吳法憲不行。毛澤東借古喻今，贊揚葉劍英早就看不起林彪集團中的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把空軍副司令員曹裡懷、劉震比作三國時代曹操、劉備，自然也是對他們的肯定。”
毛澤東要葉劍英把剛剛說到的辛棄疾的詞《南鄉子·何處望神州》背誦給大家聽聽。葉劍英立即朗聲吟來：“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聽罷，毛澤東高興地說：“此人有些文化。”
最後周恩來說：“今天就到這裡結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於是，到會人員一一同毛澤東握別。毛澤東與周恩來握手時又說：“還是三句話。”同王洪文握手時，王洪文表示：“按主席的指示辦。”毛澤東又一次告誡他：“你不要……，”一邊說著，一邊作了個翻燒餅的手勢。
此次會後，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於5月27日和6月3日，由鄧小平主持召開會議，學習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精神，對江青、張春橋等人進行“幫助”。在政治局成員集中批評“四人幫”的形勢下，張春橋寫檢查，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檢討。
有趣的是，毛澤東在談話中自語說：“生子當如孫仲謀——當今惜無孫仲謀。”這就近乎明確地告訴人們：王洪文並不是理想的接班人。因此，據《徐景賢回憶錄》的記述：
“1975年8月，毛澤東決定王洪文到上海“蹲點”——“調查研究”、“幫助工作”。王洪文徹底“失寵”了！”
（7）張春橋1976年日記所說“錯誤路線”是針對毛澤東的
1976年初，在周恩來病危前後，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張春橋在全國媒體上掀起了聲勢奪人的“批鄧反右”運動。但是在周恩來死後，1月21日、22日由毛澤東提議，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這一決定表明鄧小平作為“右傾翻案風”的代表人物已下台。但是這個通知對於一直窺望總理之位的張春橋卻是至為沉重的打擊。因為原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停職後，排位其後任第二副總理的張春橋本來應當水到渠成地繼任。沒想到毛澤東在1975年下半年貶黜副主席王洪文後，此時竟然出人意料地啟用了中間派人物華國鋒。張春橋表面不動聲色，但內心則失望至極。以至1976年2月3日張春橋寫了一篇有感而發的日記：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指毛澤東任命華國鋒）。
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指毛澤東1975年初任命鄧小平）。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人民是決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
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在此張春橋所指的“錯誤路線”，當然並非僅指鄧小平——因為鄧小平是毛澤東召回和重用的。這篇日記的矛頭是直接針對毛澤東的。而所謂新桃換舊符，則實際上已經暗含著對於毛澤東的死亡詛咒了。
【背景資料】
1976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
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張玉鳳回憶:
“關於接班人的問題，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說:為此事傷透腦筋，林彪是他選的，王洪文是他選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問主席：“總理這麼好，你怎麼不選總理當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個砍刀的動作，說:“總理雖好，缺少這個。”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總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時而哭，時而要趕人。
他病臥在床，一字一句地看總理追悼會和悼詞的請示報告。看完後，又泣不成聲。
我問主席去參加總理追悼會嗎？主席難過地說:“我也起不來了。”那些天，主席醒來也不先聽文件了，總是在扳手指頭，考慮問題，還不時問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個一個地報出當時政治局委員的名字。
1月中旬，毛遠新來見主席。他問主席，對總理的人選有什麼考慮？主席想了一下說:“要告訴王洪文、張春橋讓一下。”
然後，主席又扳著手指數政治局委員的名字，最後說:“還是華國鋒比較好些。”
毛遠新點頭說是。
就這樣，主席提議華國鋒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遠新說:“好！選得好！”
主席也顯得很高興。
毛遠新出來時對我說:“幸虧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來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選好了，這是大事。”
後來，毛遠新又來向主席彙報說: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張春橋傳達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張春橋則沒有什麼表示。在政治局傳達時，大家都認為主席看人看得准，選得好。
主席聽了毛遠新的彙報，很高興。
後來，江青也打電話來，讓我們報告主席說:華國鋒這個人，主席選得好，他兩邊意見都能聽，她對主席這項決定很滿意。
汪東興也特意來見主席說:“主席選華國鋒同志選的(得)實在好，我舉雙手贊成！此項決定，大家都很滿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們來辦。”
主席聽後，非常興奮，說:“華國鋒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經驗，省委工作的經驗，還有中央工作的經驗。”
1976年4月30日，午後，毛主席接見正在北京訪問的新西蘭總理馬爾登。華國鋒同志陪見。接見後，華國鋒對主席說:“我把外賓送上車，還來向主席談幾件事。”主席說:“好。”不多會，華國鋒返回來同主席談話，我也在場。華國鋒對主席說:“最近我處理了幾件事，現在有幾個省發生一些問題，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處理，簽發了中央文件，形勢正在好轉。國際上也有些事。我經驗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麼意見。”主席說:“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國內的事，要注意。”當時，主席說話已經講不清楚了，華國鋒同志聽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話重復了一遍。
隨後，主席又講了一句，我也聽不清楚。主席就要紙和筆，我扶著他，主席在紙上寫道:“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
結 語
毛澤東晚年的最大錯誤並非發動文革，其錯誤在於這場文革所重用的中堅人物是張春橋以及康生、江青等。而張春橋不僅是一個對中共有深仇大恨的政治異己分子，而且是一個國民黨軍統系統的狂熱的法西斯蒂信仰者，是一個雙面間諜。這就是文革運動最終必然導向毀滅性悲劇的根本原因！
【附注】
2005年5月10日，新華社報道張春橋於4月21日病亡。1981年1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張春橋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這是以法律的名義，對此人一生的蓋棺論定。
（2011年10月6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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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毛遠新答閻長貴談毛澤東的政治遺囑：他曾希望張春橋做華國鋒的軍師
閻長貴短文如下：
2010年12月22日毛遠新電話告我：你的信我收到了，附來的質疑和商榷你同老楊那篇歷史傳聞(指毛關於他身後中央常委名單的事)“真偽”的兩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對這件事情表明態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復。
主席進入1976年後，除了“您好”之類的一些生活用語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專有名詞，他講的確實誰都聽不懂了，但他頭腦還清楚，所以就用手寫。有的書上說，主席還幾次會見外賓；可查查外交部的記錄，看主席究竟講了幾句話，講了些什麼，不可忽視其中還有翻譯的作用。關於主席常用手寫，我講幾件事情：
一、主席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他還是希望張春橋做“軍師”，安心做副手，他讓我向張春橋傳一句話“遵義會議後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嗎?”對這句話中的“遵義會議”我根本聽不懂，這句話就是他用手寫的。
二、關於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和對鄧小平的處理意見也都是主席用手寫的。
三、1976年4月30日華國鋒見主席時，主席對華說的那幾句話為什麼用手寫，還不是因為華聽不懂嗎?按說，華長期在湖南工作，還在湘潭工作過，他不應該聽不懂主席的湖南話吧?!正因為華聽不懂，主席才把這幾句話——極普通的話(按：“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用手寫出來。
四、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己，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麼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我說的這些在檔案中應該都能查到。我過去同你說過，主席給我用手寫的文字根據有一大摞。因此，我說主席進入1976年後，他雖頭腦清楚，但他說的話絕大部分誰都聽不懂了，這確是歷史事實。
另外，你信中還提到這樣一個傳聞，傳說我在一次同學聚會中，酒後吐“真言”關於接班人，主席說的既不是華國鋒，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這完全是瞎編。我從不喝酒，過去在軍隊時都不喝;我不喝酒，怎麼會有酒醉後的胡說八道呢?!
（《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原題為《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
【附錄二】張春橋1976年委托徐景賢為其找女伴的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鄧”的打招呼會。會後，張春橋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叫到釣魚台九號樓長談。因為來的都是親信，不用遮著藏著，先談三個大問題：一是痛罵鄧小平，二是議論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張春橋叮囑上海方面今後要注意的幾種傾向。
談話快結束時，張春橋似乎不經意地說，我這裡需要一個秘書，你們看看上海有沒有合適的人？這個問題有些突然，張春橋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書，用不著了呀。
徐景賢想，他大概是對北京的秘書不太滿意，所以想另找一個男秘書吧。回到上海後，他們選了三個男的，報送張春橋。
5月16日，徐景賢收到張春橋辦公室寄來的一封絕密信，全文如下：
景賢同志：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祝好，春橋。
信紙下方還有一行小字，“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以上摘自《徐景賢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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