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次貸”危機，錢到哪裡去了

一次重大的接管--華爾街對政治體制的革命性改變

2011-10-07

文 麥特 . 泰比

2008年9月5日，美國規模最大的投資銀行——雷曼兄弟被迫宣布破產，美林證劵公司被迫出售，引發世界金融市場出現異常大風暴，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公司AIG崩潰。全世界的損失超過數千萬美元，三千萬人失業，美國國債倍增，全世界五千萬人重返貧苦線，500萬中產階級被洗劫一空。

　　這就是所謂的“次貸”危機。那麼要問問大家，錢到哪裡去了？事實證明，500萬洗劫一空的中產階級的錢到了美國1%的金融界人士手中。

　　這一次的危機是由一個失控的行業引起的，這就是美國金融業，具體點就是華爾街。在這一事件中，美國政府與銀行家唱了一曲雙簧，這是一個全美國、甚至是全世界額範圍內的一次超級傳銷詐騙事件。
　　
美國政府與銀行家是如何演出的呢？他對美國的危害以及對世界的危害有多大呢？須一步一步來說明！
　　
　　美國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後，於1933-1934年頒布一部法律《格萊斯·斯蒂格爾法案》，這一法案就是禁止用儲蓄進行投資行為。
而美國還有一種銀行，被成為投資銀行，他們是小規模的、私人化的合資企業，這些投資銀行由於是私營企業，懼怕借出去收不回來，因此非常小心謹慎。他們想要錦衣玉食，但顯然看不上農產之類的買賣上下注。
　　到了80年代，這一切就開始發生變化，投資銀行走向公眾，他們對股民開始大量投資，從此開始發家致富！
　　這開始於裡根總統，他為了振興經濟，1981年將財政部長職位交給美林公司的CEO，華爾街從此與華府站在了一起，開始了為期30年的金融改革——金融監管放松政策。
　　
1982年，裡根政府放寬了對儲蓄貸款的限制，允許他們動用儲蓄存款進行風險投資。到80年代末。出現了一次大危機，上百家儲蓄貸款公司倒閉，這場危機耗費了納稅人1240億美元，美國無數人損失了一生得積蓄。這可以比作一次銀行搶劫案，上千名公司高管鋃鐺入獄。最搞笑的是，其中有一位在1985年雇佣了一名格林斯潘的經濟學家，給美國監管寫過一封信，信中格林斯潘表示對這位企業家的貿易計劃和知識大為贊賞，並表示對他的投資毫不擔憂。結果這位Cher.keating沒多久就進了監獄，而格林斯潘呢？由此獲得4萬美元的稿酬，並且裡根指派他成為美聯儲主席，此後，格林斯潘一再被重用，包括克林頓和小布什！
　　
在克林頓期間，格林斯潘繼續放松監管，包括當時的財政部長Rober.rubin，他也是高盛投資銀行的前任CEO，還有拉裡.薩默斯，哈佛經濟學教授組織游說團，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一步一步的掌控了權力系統！
　　到了90年代後期，金融系統開始了合並，形成了幾家規模龐大的公司，他們的力量是空前壯大，牽一發而動全身，基本控制了美國的金融系統，同時滲透入華府，而克林頓政府助長了這一趨勢！
　　1998年，花旗公司並購旅行者集團，這一次合並徹底違背了《格萊斯.斯蒂格爾法案》（又稱1933年銀行法案），像旅行者集團這樣的儲蓄公司，是不能並購入花旗投資公司的，這顯然是不合法的並購，但是格林斯潘死而不見，而美聯儲還給了這家新的花旗公司一年的免稅優惠！真是無奇不有呀！
　　即使如此，格林斯潘的改革還沒有停止，1999年，在Summers和Rubin的游說下，美國國會通過了《格萊姆.裡奇.布萊尼法案》，也被稱為《花旗解救法案》。徹底推翻了《格萊斯.斯蒂格爾法案》，也為未來的合並鋪平了道路！
　　這些銀行家為什麼要合並呢？一是可以利用儲蓄存款搞風險投資，二是為了具有壟斷能力、游說能力，因為他們明白，只有他們足夠龐大，就能更好的得到政府的庇護。
　　喬治.索羅斯說：市場一直會存在風險，用油輪來做比喻，為了使油輪平穩，就必須把船艙分割成小的隔艙，以此來保證油輪不會顛覆，在美國經濟大蕭條之後，監管機構相當於在金融界制造了這樣的水密隔艙，而推翻以前的法案搞監管寬松，就相當於去掉了這些隔艙！
　　由此再一次引發了美國的金融危機，投資銀行因為對因特網泡沫的股票投資失敗，在2001年導致崩潰，5萬億美元投資憑空蒸發。而這一期間，美國證劵交易委員會對此毫無作為。2012年10月，10家投資銀行繳納14億美元的罰款，並承諾改變他們的經營策略，他們做了什麼呢？
　　自從監管放松之後，這些世界一流的企業開始了洗黑錢、敲詐客戶、做假賬的勾當，一次一次，舉不勝數！
　　而後從90年代末期開始，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政策放寬，一種叫“衍生型金融產品”開始出現，並迅速開始爆炸性增長，由此進入了金融界發展的高潮期！也進一步將世界經濟推向了深淵！

導語：全球經濟危機並不是關於金錢的——而是關於權力。華爾街的業內人士是如何運用緊急援助來上演一場革命的呢？

都結束了——我們被官方堂而皇之地愚弄了。由於不久前在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一切，操縱一切的家伙們干得實在太過分，帝國就此成了永恆的笑柄。事情是這樣的，當財政部長蒂姆西·蓋特納被迫同意再次將納稅人數以億計的血汗錢投入到垂死的保險巨頭AIG時，這個行動本身就是我國衰落的深遠像征——這家公司在國家的鼎盛時期，靠為美國的支柱產業提供保險而發跡，如今卻因為在華爾街的牌桌上追逐財富的幻影而毀滅了自己，這就如同一個墮落的貴族在英帝國行將衰落的日子裡賭輸了家產一般。

當AIG同意將其在美國公司史上最大的季度虧損——約617億美元公諸於眾的時候，最新一次的緊急援助便來了。在去年的最後三個月裡，該公司每小時虧損2700多萬美元，即每分鐘虧損465000美元，相當於每6秒鐘損失掉美國一個中產家庭一年的收入，約合每秒鐘損失7750美元。而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我們連續8年對恐怖主義威脅窮追猛打，卻一無所獲之後。8年來，我們在所有機場攔住每一個公民，搜遍他們的錢包、手袋、襠部和手提箱，以找出可能被偽裝為果汁盒和牙膏管兒的炸彈。但最終，對於那些把持著與我們社會生死攸關的權力的大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我們的政府卻沒有任何機制來監督；對於與利比亞大小相當（利比亞去年全年的GDP總額還不及AIG在2008年的虧損額）的國家經濟漏洞，我們的政府竟無力察覺。

因此是時候承認：我們成了那種貪婪和愚蠢聯姻的惡俗喜劇的主人公。最糟糕的是我們仍然拒絕承認這一點——我們仍然認為這是某種不幸的意外，而不是華爾街上一群“專業”人士制造出的事端。正是這幫家伙在糟蹋美國夢。當蓋特納宣稱再提供30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時，國會兩黨都認為可憐的AIG只不過是一大堆厄運的犧牲品——經濟上的壞年份，加上金融危機等等等等。愛德華.裡迪，該公司的CEO，事實上將他們的窘境比作得了感冒：“現在的市場空間還是蠻大的，”他說，“但是當整個世界都染上肺炎，我們也在所難免。”他甚至聲稱AIG正在被同樣的問題所消耗著，正是這些問題導致房價下跌、退休金賬戶裡的錢縮水，以及沃倫·巴菲特的投資縮水。

裡迪讓AIG聽起來像一個排隊等待政府救濟品的窮人——別人造成的金融氣候的受害者。他卻從未提及AIG 10多年來以系統周密的計劃逃避美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的監督。換句話說，AIG染上肺炎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用自己本不擁有的5000億美元全球資金參與到毒性極大、完全不受監管的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賭博之中。

也沒有人提及，當AIG最終從華爾街的賭場離席而去，在晨曦的微光裡輸得精光時，它還欠著所有人的錢。在這個特殊緊急援助中，納稅人的大筆美金還將用來支付牌桌上其他的狂賭者。又或者這是所有賭博當中極其特殊的一種，由中產階級的納稅人來為億萬富翁支付賭資。

人們被這次金融危機和這次緊急援助激怒了，但是他們還憤怒得不夠。事實上，全球經濟的垮台與緊隨其後的緊急援助合在一起是一種革命、一場政變。它們加固並將一種幾十年來如滾雪球一樣不斷趨強的政治傾向正式化了：一小群緊密相連的業內人士逐漸接管政府，他們用金錢控制選舉，購買影響力，並全面削弱金融管制。

這次危機是致命一擊：由於基本上是完全自由地操控經濟，這些業內人士先毀了金融世界，隨後就狡猾地給他們自己授予幾乎不受限制的緊急處置權，來收拾他們自己的殘局。因此，像AIG這類沉迷於賭博的公司的領導人，最終既沒有分文不名，也沒有鋃鐺入獄，而是像扼住財政部和聯儲咽喉的局外人一般——在最近一次的緊急援助之後，裡迪用一種近乎驚人的隨意和自然的口吻提到“我們在政府中的伙伴”。

大部分人在審視這次經濟危機時所犯的錯誤，是從金錢的角度去認識它。這種思考習慣可能會使你將這個亂糟糟的大攤子看成是大幅削減華爾街階層獎金的緩衝。但是，如果從純粹馬基雅維利式的角度來看，你所看到的就是一只巨大的權力之手正威脅著將聯邦政府變成一個巨型的安然公司——一個巨大的、無法穿透的黑盒子。其中充斥著假公濟私的業內人士，他們的計劃就是犧牲掉大批先前是納稅人、而後是毫不知情的股東的錢，以確保個人利益。

一、零號病人

理解這次金融危機的最好方式就是理解AIG的垮台。一個多世紀以來，AIG靠的是押注在有風險意識的投保人身上才積累了巨大財富。這些投保人行事謹慎，投資穩健，隨後卻將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拱手交給一個喜歡用別人的錢下大賭注而只為了滿足他自己的虛榮和貪欲的家伙。一兩年之內這個家伙搞砸了這一切。

這個家伙——全球經濟崩潰的零號病人——就是約瑟夫.卡薩諾，一個區區400人的AIG金融產品公司（AIGFP）的總裁。卡薩諾，矮胖、禿頂、念珠眼、前額特別突出，畢業於布魯克林學院。上世紀80年代初學乍練，為現代華爾街債務“點金術”的鼻祖麥克.米爾肯工作。米爾肯憑借救世主般的天賦和所有業內人士的詭計，在造成金融災害的同時成功地逃避審查，從而開了創造性使用垃圾債券之先河。由於華盛頓對華爾街賭場放松了管制，卡薩諾以選擇性核算的方式明目張膽地耍起花招。“這一切都是管制環境的問題，”一個參與AIG緊急援助的政府消息人士說，“這些家伙就是在鑽體系的空子，努力找到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做生意的機會。只要是沒被管制的，他什麼都可以干。”

卡薩諾制造的混亂根源於一股投資熱。這股投資熱之所以興起，部分原因是因為一種相對較新的金融工具：債務抵押債券（CDO）。它就像一個裝滿塊狀資產的盒子。它們可以是任何東西：抵押借款、企業貸款債權、航空業貸款、信用卡貸款，甚至其他債務抵押義務。因此，當抵押人X，公司債務人Y和信用卡債務人Z都付了各自的賬單時，錢就流入了這個盒子。

CDO背後的核心理念就是總會有一些錢在這只盒子裡，不管盒子裡面的單個資產有多麼不確定。無論怎樣，當你看到一個單身、有犯罪前科、而現在又失業的家伙在為有6個臥室的房子付賬時，你總感覺他好像是在做糟糕的投資。但是，如果把他的貸款用自動借款、信用卡債務、公司債券等等這麼一種自助大餐的方式丟在一個盒子裡，那你就有理由確信，這人將會償清費用。假如每月放進盒子裡100美元，即使到了世界末日，可能還有90美元的賬目被拖欠，但是你仍然可以得到10美元。CDO的發明者就把這個盒子分成許多投資者群，然後把那10美元放進它自身的那個層級或者“部分”。這些人接著就勸說如穆迪和標准普爾那樣的評級機構，給予最高層級最高的AAA級別——意思是它的信貸風險接近於零。

多虧了這個金融認證標准，銀行便突然有辦法把他們那些劣等抵押債款和其他金融廢物轉變成具有投資級別的證券，然後將它們賣給金融機構的投資者，如養老金公司和保險公司。政府要求這些公司必須盡可能保證他們的投資組合安全穩固。由於CDO可以提供比國庫券這類真正安全的產品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因此這是一個雙贏：銀行通過出售CDO獲得財富，而大的投資機構因為持有它們而獲得更多的收益。

問題是，所有這些都並非基於現實。“銀行知道他們在出售廢物”，緊急援助公司的一位倫敦交易員說。要得到AAA評級，CDO不僅要依靠其真正的基礎資產，還要依靠銀行為了使該投資看上去比實際情況更為安全而編造出的數學公式。“在他們的某些密室裡，一群印度人花費了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時間，別的什麼都不干，就只計算某種模型，證明這種或那種債務人的組合每1萬年才會出現拖欠，”一名曾為一個主要的投資銀行銷售CDO的年輕交易員說，“真是瘋了！”

現在連最劣質的抵押貸款都可以賣給保守的投資方了。因此，CDO激發了一場不負責任的掠奪性借貸大迸發。事實上，人們爭先恐後地認購CDO，以至於曾一度很難找到充足的次級貸款機會——報道說：很多失業者願意在無需交付本金的條件下購買百萬美元的房產——這種情況比比皆是。隨著各類銀行和投資方越來越多地接受CDO和類似的工具，他們就需要某種方式來保護他們下的大賭注——就是需要某種保險政策，以防房產泡沫的破滅，同時防止債務的惡化。這種情況特別適用於投資銀行，很多投資銀行都因持有或者貯存有CDO而深陷其中，當時他們簽下了比他們能夠賣出的額度更大的單子。而就在這個時候，卡薩諾出現了。

卡薩諾以大膽和傲慢著稱，他從2001年開始擔任AIGFP總裁。他是AIG的CEO莫裡斯.漢克.格林伯格最欣賞的人。格林伯格喜歡這個年輕人強硬的行事作風，盡管無論是他還是他的繼任者都沒能充分理解卡薩諾究竟做了什麼。根據一個熟知AIG內部操作的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卡薩諾曾告訴資深的管理人員，“你們懂保險，我懂投資，因此你們做你們該做的，我做我該做的——你們別管我。”由於在公司中毫無掣肘，卡薩諾從他在倫敦的辦公室開始，向那些持有大量CDO的投資方賣出看似獲利豐厚的“保險”。他選擇的工具是另一個新的金融工具，即信用違約互換（CDS）。

CDS是由摩根大通普及推廣的，由一群年輕而有創造力的銀行經理推出，這些人就是後來我們所知的“摩根黨”，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在金融業界擔任要職。1994年，在佛羅裡達州博卡拉頓的一個度假地，摩根的這群年輕人合計出了一種促進銀行收益的辦法。他們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找到一種多貸出資金的辦法，而這要盡快出台相應的規章制度使得他們能保持一定量的現金儲備以支撐這些借貸。他們最終推出的是信用違約互換的雛形版。

用最簡單的方式表述，CDS就是一種壓在未來結果上的賭注。比如說，A銀行給羅馬教皇開出了一筆百萬美金的抵押貸款購買西村的一套連排住宅。A銀行想回避借貸風險以防止教皇不能每月還款，因此就從B銀行購買了CDS作為保護，並同意連續5年每月付給B銀行1000美元的佣金。作為回報，B銀行同意，如果教皇拖欠還款，那麼它就會付給A銀行教皇全部抵押貸款百萬美金的價值。從理論上說，即使教皇丟了工作，A銀行的損失也會有人埋單。

當摩根大通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向監管機構推廣他們的信貸互換計劃時，他們認為，如果他們為自己的投資組合購買了充分的CDS保護，那麼他們就可以有效地規避風險。因此，應該允許他們在不必保留更多現金儲備的前提下，借貸出更多的錢。整個監管機構——從聯儲到財政部金融局——接受了這種說法，允許摩根大通貸出更多的資金。

卡薩諾所做的就是將摩根大通推廣的信貸互換轉化成全世界對於房地產熱的最大賭注。從理論上說，購買CDS為自己的投資做保險是沒有什麼錯誤的。投資機構給AIGFP支付佣金，作為回報，該公司承諾如果抵押貸款支撐下的CDO破產，那它會承擔因此產生的費用。但是當卡薩諾縱情進行銷售的時候，他做的交易在幾個重要方面同傳統的保險業有所不同。首先，銷售CDS保護的一方不需要先期支付任何資金。例如，當面值100美元的公司債券出售時，某人必須要交出實際的100美元。但是當你售出100美元的CDS保護的時候，你不需要出示哪怕是一毛錢。因此，卡薩諾可以賣給投資銀行數十億美元的擔保，卻不必有任何資金支持。

第二，卡薩諾銷售的是所謂的無任何資金支撐的“赤裸裸的”CDS協議。在具有這種“赤裸”性質的CDS中，任何一方實際上都不持有基礎借款。換句話說，B銀行不僅為了教皇的抵押貸款業務而銷售CDS保護給A銀行——他們還反過來，將該保護以同樣的抵押貸款額賣給了C銀行。這種行為可以不斷持續下去：你可以從D銀行一直到Z銀行地賣下去，而賭注都是下在A銀行的抵押貸款上。與傳統的保險不同，卡薩諾是在向投資方提供一種機會：即可以將賭本傾注在一個隨時可能燒了自己房子的人身上，或者是支取一個潦倒於街頭的絕症患者的定期人壽保險。這同賭博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是在華爾街的翻版罷了。

在短短7年裡，卡薩諾賣出相當於5000億美元的CDS保護，其中至少有640億美金是與次級貸款市場掛鉤的。AIG根本沒有一點兒現金來衝抵賭資，但它也不覺得它需要任何資金儲備。只要基礎信貸的拖欠情況還沒出現，那麼AIG就可以通過賣出保險，穩定不斷地聚斂巨額資金。而這些保險的對像則是他們認為永不會出現的災難。

至少在開始，獲益是非常巨大的：AIGFP的收益從1999年的7.37億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32億美元。在過去的7年中，該公司的400名員工的工資總額就達到了35億美元。卡薩諾自己得到的薪水就有2.8億美元。每個人都賺到了錢——而接著一切都結束了。



二、監管機構

參議員菲爾·格拉姆來自德克薩斯，是個笑容可掬的自由放任主義者。如果不是他完成了美國金融業界最大的一次撤銷管制的系統工程，那麼卡薩諾的賭博也不會成為可能，因為那樣他就不可能有幸在菲爾在任時接管AIGFP。很多年來，華盛頓一直在密切注視著美國的各個銀行。自從大蕭條之後，商業銀行——那些主要為個人和企業保存儲蓄的銀行——沒有被允許像通過發行和出售有價證券而集資的投資銀行那樣成倍地增長。在大蕭條時期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也不允許任何形式的銀行介入保險業。

但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卡薩諾接管AIGFP之前的幾年，所有的一切都變了。民主黨人已經厭倦了在籌款競技場上慘遭共和黨屠戮，因此決定拋開他們原來對工會和利益集團的依賴，同企業界保持更友善的關系。華爾街的反應就是向華盛頓傾注巨資，在兩黨中收買盟友。從1998年開始的10年裡，金融公司花費了17億美元用於聯邦大選獻金，而另外34億用在游說議員上。他們的付出很快就得到了回報。1999年，格拉姆聯合發起了一項議案，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的一些主要條款，為如花旗銀行這樣的巨型金融公司的創建掃清了道路。這種做法將小型銀行能夠負擔的嵌入式保護措施也一並除去了。以前，本地銀行經理都清楚那些從他那裡貸款的人，這些人的名字都在他的資產負債單上——他不會把百萬美元的抵押貸款發放給一個無家可歸者，因為他得把這筆貸款記在賬上。但是一個巨型並購銀行可能也記下了這筆貸款，而且接著就把它轉手賣給了在中國的某個人。

就在第二年，格拉姆使問題變得更復雜。他推出了一個十分籠統的新法令《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其出台使得對信貸互換進行規範，定性為賭博或者有價證券的可能性成為零。商業銀行——由於格拉姆的原因，現在可以直接同投資銀行競爭客戶了——開始購買信貸掉期以放松銀根追逐高額收益。“通過規定信貸違約互換既不是賭博，也不是有價證券，我們為市場的發展掃清了道路，”紐約州保險局局長埃裡克·迪納羅如是說。

這樣一攬子的豁免意味著，卡薩諾現在可以隨心所欲地賣出CDS合同，可以隨心所欲地為自己營造一個高不可攀的職位，而政府卻無權過問。“你要記住，投資銀行就不應該直接參與到這種牽涉巨資的賭博之中，”一位處理AIG緊急援助的政府消息人士這樣說。當投資銀行承攬CDS業務時，他們還規避風險。但是保險公司不必規避風險，而AIG也正是這樣做的。“他們就是長期地在房地產市場壓下大注，”這名消息人士說，“幾十億幾十億的賭注。”

最可笑的是，對卡薩諾的一意孤行進行監管的機構是儲蓄機構監理局（OTS），一個對卡薩諾的操作毫不關心的地方。像AIG這樣的龐然大物，居然由一個毫不知名、相對較小的OTS來監管的事實說明，這又是一次撤銷監管理念的勝利。根據1999年通過的另一項法令，某些控股公司是可以選擇OTS作為其監管機構的，只要他們擁有一項或更多項的儲蓄（更多時候被稱作儲蓄存款或借款）。由於同聯儲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相比，OTS看起來更為依順，因此各個公司紛至沓來，重新將他們自己扮成儲戶。1999年，AIG在德拉維爾購買了一項儲蓄，之後便成功從OTS那裡獲得了讓其監管AIG整個經營的機會。

更為滑稽的是，AIGFP——本來是一家美國保險公司駐倫敦的子公司——本應該由歐洲一家更為嚴格的監管機構，如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來進行監管。但是，OTS成功勸說歐洲人相信它有對這些大型公司進行監管的能力。結果到2007年，歐盟批准OTS對三家巨型公司——通用電氣公司（GE）、美國國際集團（AIG）、阿默普萊斯金融投資公司(Ameriprise)進行合法監管。

同年，隨著次貸危機的爆發，審計總署批評OTS，指出“該機構的規模與它所監管的不同機構之間的極大懸殊性”。此外，審計總署的報告還指出，在整個OTS公司的全體職員中，只有一名保險方面的專家——盡管如此，這家公司居然是世界上最大保險機構最主要的監管者。

“有一種觀念，就是，監管機構拿AIG沒有任何辦法，”一個處理緊急援助的政府官員說，“這是胡說。你要知道，這些監管機構擁有最終的裁判權。他們可以給你發函說‘你不再存在了’，那結果就是那樣了。他們甚至連正常的程序都不需要走。OTS本可以說‘我們要收回你的經營許可證；我們要吊銷你的執照；我們要起訴你’。而如果被你最主要的監管機構起訴，簡直就是得到了死亡之吻。”

AIG最終東窗事發，OTS公開負責監管這個保險巨頭的監管人——一個名叫C.K.李的人——承認這是他的責任。李說，他的錯誤在於他認為所有這些在卡薩諾投資組合中的信貸互換都是“相對良性的產品”。為什麼呢? 因為這家公司是這麼跟他說的。“這家公司作出的判斷是，該產品沒有什麼大的信貸風險”,他解釋說。李現在為OTS中西部地區的負責人；該機構拒絕讓他接受任何采訪。

3月初，在對AIG進行最近一次的緊急援助之後，財政部長蒂姆西.蓋特納開始將矛頭指向OTS，盡管窗戶紙並沒完全捅破。他稱AIG是一個“與很復雜的投資銀行或對衝基金關系緊密的龐大而復雜的全球性保險公司。而這些投資銀行/對衝基金居然在沒有任何成熟監管的情況下被允許建立起來”。但是，即使沒有“成熟的監管”，要不是因為缺乏一整套內部管理手段，AIG不見得能如此的興風作浪。據業內人士稱，在它垮掉前的6個月裡，該公司一直在尋找一名全職的首席財務官和一名首席風險評估官員，但最終一個也沒有找到。這意味著，這家世界第18大規模的公司居然沒有人來校驗以確保其資產負債表的平衡，同時也沒有人來跟蹤記錄該公司手上到底有多少現金和財產。情況如此糟糕，以至於在緊急援助前從外部召集咨詢人員介入，那些高級主管居然連有關他們公司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都無法回答——比如該公司在住宅按揭市場的投資比率怎樣。



三、破產

諷刺的是，現實最終讓卡薩諾低頭並非因為房地產市場的破敗，而是因為AIG自身的問題。2005年前，該公司的債務評級是三個A, 這意味著它不需要拿出太多的現金就可以出售CDS保護：堅實的資信優勢使得AIG的名字本身就是充分的擔保。但是，該公司低劣的財務記錄最終導致了其信用評級的下降，這就使得CDS合同的條款增加，迫使卡薩諾不得不進一步提供大量的附屬擔保品，以便支撐他的交易。

2007年秋末，AIGFP的投資組合已經明顯出現中毒跡像，但是卡薩諾還是圖謀使他的“瘋狂賭博”避開公眾的視線。那年8月，他在一次會議上對投資方說:“說實話，沒有任何冒犯之意，從前景來看，沒有任何理由對我們的生意失去信心，因為我們不可能損失一分一毫。”就在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的CDS投資組合已經損失了3.52億美元。信貸危機的不斷增長促使AIG的高管們開始重新審視它的債務，公司裡一個名叫約瑟夫·聖.丹尼斯的會計開始“極為擔憂”CDS的交易以及它們導致巨大毀滅的潛在可能性。卡薩諾的回應是解雇約瑟夫，並告訴他說他被“有意排除”在金融監察之外，因為擔心他會“腐蝕金融監察的過程”。

接下來的2月份，AIG將年虧損額115億美元公諸於眾，也宣布卡薩諾辭去AIGFP總裁的職務，並聲稱一名審計人員發現了在CDS投資組合當中的“重大問題”。令人吃驚的是，AIG不僅允許卡薩諾保有3400萬美元的紅利，同時還以每月100萬美元的薪資水平雇佣他做公司的顧問。事實上，卡薩諾一直在拿AIG的工資，每月百萬美元的薪水直到2008年9月底才停止，那居然是在納稅人不得不被迫交給AIG 850億美元以彌補它那些巨額虧空的時候。10月份，當被問到為什麼公司仍然以每月100萬美元的薪水留用卡薩諾，而其實他很可能就是西方文明陷落的推波助瀾者時，首席執行官馬丁.沙利文扳著面孔對國會說，AIG想“保有卡薩諾先生20多年的經驗”。卡薩諾，顯然隱遁在他倫敦哈羅德附近的豪華住宅裡。我們無法追蹤獲得他對此的評論。

使AIG最終垮掉的另一個原因是信貸評級的下滑。當去年9月公司面臨另一次信貸評級下滑——從AA變成A時，卡薩諾已經簽出很多CDS交易單，而這時需要AIG提供數十億的附屬擔保品——這不僅需要擁有比其資產負債單上的現金更多的資產，同時還需要它擁有比其即使賣掉每一份流動資產後能聚集的金錢還要多的資金。即使如此，公司的管理層躑躅了數天，還是不相信公司已經陷入嚴重危機。AIG已經成了一個干癟的西梅脯，其真正價值早已被侵蝕殆盡，但是，它的高管們居然一無所知。

9月13日，周末，AIG的高管們被召集到紐約聯儲辦公室。迪納羅保險辦公室的監管人員也在那裡，蓋特納也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財政部部長漢克.保爾森整個周末都在為雷曼兄弟的倒閉而憂心如焚，這一刻則是進進出出。同時在座的還有勞埃德·布蘭克費恩，高盛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之所以出現我們後面再解釋。唯一一個本該一直在場卻沒有人代表的相關政府部門就是OTS。

“我們同保爾森、蓋特納還有迪納羅坐在一起，”一個磋商時在座的人說，“但我一次也沒見到OTS的人。”

9月14日，據當時在場的另外一個人說，財政部官員向布蘭克費恩以及其他在座的銀行家提出了一個荒謬的建議——財政部讓他們花一天時間去檢查一下看能否自己集資弄出一筆錢來。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麼艱巨的任務，這本身就使得答案一目了然。一天過後，銀行家們回來告訴政府官員，我們看了，但是我們無法籌集到那麼多錢。於是緊急援助便提上日程。

很短時間後，傳出消息，AIG計劃以延期支付的方式付給前任高管9000萬美元，同時還要加快速度支付給其他人2.77億美元的紅利——該公司堅持這一做法，原因是這對於“留住主要員工”是非常有必要的。國會極力反對，AIG才取消了這9000萬美元的付款。

接著，2009年1月，AIG卷土重來。這麼多年來用公眾的錢財不斷支付巨額紅利，已經成為習慣。經過這些年卡薩諾的翻雲覆雨，AIG依然決定支付另外4.5億美元的獎金。給誰呢？給那400個在卡薩諾老班底AIGFP工作的員工，而AIGFP已經肯定行將垮台了。就這樣，用納稅人的錢平均每人110萬美元支付給那群在過去的10多年裡不停地給我們的世界捅出窟窿的人。

“我們需要把這些‘高度專業’的人士留下來”。AIG發言人克裡斯蒂.普萊托在2月初對我說。

“但是，不就是這些‘高度專業’的人士才是主要毀掉你們公司的人嗎？”我問。

普萊托反對我的說法，認為這樣說是不公平的。她說，AIGFP的員工已經被減薪。如果不能夠留住他們，就會進一步降低公司的價值，公司就很難有序運作。

獎金紅利是緊急援助時代更令人憤怒的側面中一抹最刺眼的諷刺。事實是，即使我們的星球已經烈焰熊熊，華爾街階層的一些人還是無法適應不得不搭普通艙的悲劇。“這些人需要的是去巴哈度假，需要水療，需要消遣，”一個參與AIG緊急援助的官員表情嚴肅地說，顯然沒有甚至是半點兒開玩笑的意思，“他們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就干不了工作。”



四、攫取權力

因此，這是華爾街權力攫取的第一步：制造出像信貸違約互換和債務抵押證券這些對於美國失語的普通老百姓來說極其復雜而又難於理解的金融產品——對於聯邦的監管機構，甚至像AIG這樣的大公司的CEO也是一樣——人們忌憚於其復雜性而根本不願意嘗試去理解。這，再同巧妙的政治投資相結合，就使得這個國家首屈一指的銀行家們得以成功躲避金融業內對他們的有效監管。1997年和1998年，是一直導向菲爾.格拉姆的災難性法案通過的年月，也正是這個法案破壞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結果，銀行業、經紀業和保險業花費3.5億美元用於政治獻金和游說。格拉姆本人——那時擔任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在短短5年內就斂財260萬美金。該法案以90票對8票的絕對優勢通過，其中獲得了38名民主黨人的支持，這其中的一些人名可能會讓你感到吃驚：喬.拜登、約翰.凱利、湯姆·達施勒、迪克.德賓，甚至還有約翰.愛德華茲。

這項法案幫助建立了大不可衰的金融巨獸，如花旗集團、AIG 和美國銀行——而且緊接著還幫助這些公司一點點擠垮了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這就使得這些主要的華爾街公司有了更多的金錢和權力來進一步對放松監管的措施進行游說。“我們正在向寡頭壟斷市場的狀態靠近，”美國獨立銀行家協會高管肯尼斯·古安瑟在格拉姆舉措通過之後不無悲哀地說。

2004年，形勢開始朝著放松監管的方向急劇發展，以至於放松監管與否已經無需投票表決。那時，歐盟正威脅要對美國大型投資銀行的海外經營進行更嚴格地監管，除非美國加強對自身銀行的監督。因此，當年4月28日，5大投資銀行聚在一起——在高盛公司總裁、未來的財長漢克·保爾森的協助之下——向當時喬治.布什的證券委員會主席威廉.多納德森游說。威廉原來也是一名投資銀行家。這些銀行很大方地主動同意遵循一些新規則，限制他們過度的風險投資。作為交換，他們要求在借貸方面取消對他們的限制措施。有關新規則的討論只持續了55分鐘，而當時沒有一個主要新聞媒體的代表在那裡記錄和報道這一災難性的決定。

威廉同意了這個建議，而新的規則也足以讓歐盟不再威脅對這5大銀行進行監管。唯一的問題是，無論是威廉還是他的繼任者克裡斯托夫.考克斯，實際上都沒有在銀行監管方面做任何事情。他們任命了一個由7人組成的委員會來監督這5家資產總額超過4萬億美元的公司。但是在考克斯任期的最後一年半裡，這個委員會既沒有主席，也沒有完成任何一次審查。這對銀行來說再好不過了，因為這些銀行最初還在抱怨既要被歐洲監督，也要被證券委員會盯著，結果最後卻沒有任何機構監管他們。

一旦資產要求不復存在，這5家頂級銀行便成了脫韁的野馬，一個猛子首先扎進了那時洶湧澎湃的房地產泡沫中。其中之一的貝爾斯登利用這份自由將自己淹死在抵押貸款的壞賬之中。在2004年的變化和貝爾斯登垮掉的這一小段時間裡，該公司的負債和產權比率從12比1瘋狂飆升至33比1。另一個就是高盛公司，那個時候高盛還比較幸運，因為它的首席執行官漢克·保爾森升任財政部長（由於他加入美國政府而獲得了大約2億美元的延期繳稅額）。

沒有了資金要求的限制，同時又將它的人送入了財政部，高盛也如同華爾街上的其他公司一樣，一頭扎入房地產狂飆之中。盡管2007年它旗下的公司聰明地賣空房地產市場的債券，結果意外地成功賺取110億美金，但是這次成功並不是故事的全部。事實上，在災難性的2008年夏天，高盛的市場投資比率極大——僅僅次於卡薩諾。

高盛公司以在卡薩諾的CDS業務中200億美元的市場投資比率，成了卡薩諾的最大客戶。這就是為什麼高盛總裁勞埃德.布蘭克費恩在9月13號的那個周末同前高盛人漢克.保爾森坐在同一間屋子的原因。當時也正是聯邦政府有可能對AIG進行緊急援助的時候。

當被問到為什麼布蘭克費恩會在那裡時，一名當時參會的政府官員聳了聳肩。“有人可能會說，那是因為高盛在AIGFP的投資組合中占有如此大的投入率，”他說，“你永遠也無法求證，但人們可以猜測。”

市場分析師埃裡克.薩爾茲曼更直率。“如果AIG垮了，”他說，“很可能高盛沒有能力收拾殘局。”對AIG的緊急援助，實際上就是高盛在援助高盛自己。

最終，保爾森走了更遠的一步，提拔另一個原來的高盛人愛德華·裡迪來運營AIG——AIG成了一個馬上就能獲得緊急援助的公司，它的援助部分來自於新創立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而這項計劃由另一名高盛銀行家尼爾·卡什卡裡來管理。



五、回購人

近幾年來，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當他們的住房喪失抵押品贖回權，或者他們因為透支了信用卡債務不得不宣告破產時，政府中沒有任何人來救助他們。但是當高盛公司——一家在經濟蕭條之中，一般員工在去年還能賺35萬多美金的公司——突然之間因為瘋狂地對房地產市場下注而掉入不被監管的保險交易陷阱從而有可能虧損的時候，政府居然立刻就前來彌補窟窿。這就是緊急援助的實質：富有的銀行家緊急援助富有的銀行家，用的卻是納稅人的信用卡。

那些長期隱居華爾街的人，可沒有什麼時間跟大部分社會底層的人們分享信息。因為所有這些都復雜透頂，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倫敦同業拆借利率”是什麼，“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是怎麼運作的，怎樣在一個句子當中使用“零息債券”這個詞才恰當——使用這些特殊語言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來向我們解釋的，相反，他們只會白我們一眼，然後讓我們信任他們。

翻白眼是保爾森主義金融心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情況就是現在不僅是要取消監管機構的監管，提供減稅優惠，或者將一些合同集中給一些相關公司；這實際上是在直接干預經濟，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保全巨型公司的影響力。從實質上說，保爾森利用緊急援助將政府轉化成一個容忍特權存在的巨大的官僚機構，這個機構可以將“毒性”風險社會化，但同時又將受援公司的營利和管理保留在私人的手裡。而且，整個過程都是秘密進行的，隔離了幾乎所有經濟上可能的受損者。

緊急援助某些方面的秘密，甚至到了荒謬的程度。事實上，只要仔細看幾條聯儲每周的公共信息披露，你就會真正明白你的一大筆錢已經永遠消失了。H4報告（即“儲備平衡影響因素”）概括了聯儲每周的活動。你可以在網上找到，而且那也是聯儲唯一告訴世界他們做著的事情。2月18日的那一周，在表格中“回購協議”那一欄下面的數字是零。這是一個重要的數字。

為什麼呢？在危機發生前的日子裡，聯儲曾經通過“回購協議”在公開市場定期購買或出售有價證券，以便控制資金供給。聯儲一般會每周斥資大約250億美元的現金投入市場，購買國庫券、美國的有價證券，甚至是從高盛和摩根大通等機構購買抵押貸款支持下的有價證券。而這些機構則通常會在1到7天內這樣較短的時間裡回購這些證券。這就是聯儲控制利率的最主要機制：購買有價證券，為銀行提供更多借貸資金，這會使得利率下降。將有價債券賣回給銀行則是減少銀行貸出資金的能力，這就會使得利率上升。

如果看一看2007年夏天每周的H4報告，你就會注意到令人警覺的情況。在信貸危機發生之初，大約是在當年的8月左右，聯儲比平時購買了更多的“回購“——大約是330億美元。到了11月底，當私人銀行的儲備已經縮減到令人警覺的低點時，聯儲甚至開始比平時更大量地向經濟注資：480億美元。到了12月下旬，這個數字上升到580億美元；在接下來的3月，就在營救貝爾斯登的時候，回購的數字已經上升到770億美元。在2008年5月1日那一周，這個數字是1150億美元——“現在失控了”，用一位國會助理的話來說。在2008年的其他月份，這些數字保持著相同的水平，聯儲注入了大約1250億美元的短期借款——直到今年年初，突然之間，這個數字下降到一分錢也沒有：零。

這個數字下降到零，是因為聯儲只是突然停止使用像“回購協議”這種相對透明的手段來向私人公司注資了。到2009年年初，一整套全新的政府操作手段出台，將現金注入到美國經濟中，這其中的大部分資金是完全秘密的，而且其名字也是你原來從沒有聽說過的。其中有“定期拍賣工具”“定期證券借貸工具”“一級交易商信貸工具”“商業票據融資工具”，還有一種“資產支持商業票據貨幣市場共同基金融資工具”。另外的措施，還有貨幣市場投資者融資工具，以及三個被稱作梅頓.雷恩I、II、III的工具，這些是用來幫助緊急援助接受方貝爾斯登和AIG的。

當全美其他人和國會中的大部分議員正在為TARP項目撥出的7000億美元而煩擾的時候，所有這些在聯儲裡新被創造出來的操作手段都在悄悄地將數以萬億計而非數以十億計的額度注入到私人公司的手裡（到目前為止至少有3萬億是以借貸的形式支出，同時還有5.7萬多億是以私人投資擔保的形式支出）。雖然從技術層面上來說，這些錢並不是納稅人的，但是它仍然直接影響到了納稅人，因為聯儲的行動影響著整個經濟。聯儲的這種新的秘密行動由於其對經濟的影響而使得TARP計劃蒙上了陰影。

沒有人知道誰得到了這些錢，或者說到底有多少錢消失在美國信貸評級外殼的新漏洞中。而且，沒有人能真的確定這些新機構是否僅僅是暫時性的，或者他們是否是國家給華爾街打造的永久性拐杖，目的就在於從不負責任的貸款機構的分類賬中將那些不良投資全面抽離出來。

“他們應該是臨時性的，”眾議員榮.保羅的助理保羅-馬丁.福斯說，“但我們每6個月左右就會得到通告說他們正在更新。他們只是在悄悄地宣布這一切。”

再沒有比參議員泰德.史蒂文森更可憐的了。他認為，如果國會不喜歡聯儲在沒有任何監管的情況下將數以萬億計的美金交給銀行，那麼國會很顯然有權撤銷聯儲——或者有相關的法律規定。但是當史蒂文森向總審計署詢問國會對聯儲的監督權威在哪裡時，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一個人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模糊不清的法令：1950年的《會計審計法案》。它的相關部分規定，國會對聯儲的審計不可以包括“與貨幣政策相關的審議、決定和行動”。像福斯提到的那樣，這種豁免“基本上包括了一切”。根據這項法令，換句話說，聯儲就是不可能被國會監管的，或者在這方面，不能被任何人監管。



六、勝利者和失敗者

史蒂文森並不是國會中唯一一個被聯儲羞辱的議員。1月，佛羅裡達的眾議員阿蘭·格雷森問聯儲副主席多納德.科恩那些錢都到哪裡去了——那時候只有1.2萬億美元消失了——科恩對著格雷森翻了個典型的白眼，說他“特別猶豫”，不願說出那些名字，因為否則就會使銀行不願意接受那些錢。

“真發生了這種事情嗎？”格雷森問道，“真有人說，‘我們將不拿你們那1000億美元，因為人們會知道這個事實’嗎？”

“我們說了我們不會公開借款機構的名字，所以我們沒做過這個測驗”，科恩回答，對於格雷森的干涉顯然很不高興。

格雷森步步緊逼，要求了解聯儲是基於什麼條款將資金借出去的。據推測整個過程就是涉及購買資產和貸出款額，但是沒有人了解，那些資產是如何被估價的——換句話說，沒有人知道這筆代表納稅人的生意是如何成交的。因此，當格雷森問被購買的資產是否是按照市價標價時——這是一種基於交易日市場彙率將具體價值與資產掛鉤的計算方法——科恩神秘地回答：“有市場價值的資產就按市價標價。”這暗示我們，聯儲購買的信貸互換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進行客觀估價的——他們是在花實實在在的錢來支付無法估價的東西。

“那麼，它們中的哪些是沒有市場價值的？”格雷森問，“哪些是毫無價值的？”

“沒有毫無價值的”，科恩厲聲說。

“那麼為什麼你不按市場價值給它們標價？”格雷森詰問。

“嗯，”科恩嘆了口氣，“我們只能給那些有市場價值的按照市場價格定價。”

實質上，聯儲是在告訴國會別再插手，而是讓那些專家處理這些事情。“這就像是在二手車市場買一輛車卻沒有打開汽車發動機罩，然後說‘我覺得這輛車不錯’，”魯米斯塞萊斯投資公司的分析師丹.福斯說，“銷售人員說，‘不用擔心，相信我。’或許這輛車能把我們載出車行，但能走多遠呢？我們誰也不知道。”

想想國會中相對全面的制約與平衡體系，特別是想想在正常撥款程序中對於預算中每一美元的審核，再想想現在發生在聯儲的一切，那簡直是一種革命性的顛覆——它就像一個擁有比正常聯邦支出高出不知道多少倍預算的影子政府一樣，而它只有一個人大權獨攬，那就是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為了1000萬美元的修正案，我們花無數小時的時間在參議院不停地爭論著，而在那裡對於誰正在獲得這3萬億美元卻沒有經過任何的討論，”參議員伯尼.桑德爾說，“這實在令人費解。”

有人認為華爾街公司不必非得被排除在公共基金接受者行列之外，因為一旦信息公開就會導致投資人的恐慌，從而拋售手中持有的這些公司的債券。但桑德爾不這樣認為。“我猜想如果我們將他們的名字公諸於眾，他們會罷工或采取什麼其他行動”，他沉思並自語道。

而聯儲不是唯一一個參與緊急援助同時又對外保密的機構。財政部也同樣在實施TARP計劃時保持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秘密程度，而這項計劃是在國會的委托之下進行的。直到今天，沒有人確切地知道財政部是以怎樣的標准確定哪些銀行可以獲得緊急援助基金，而哪些又不能得到——特別是在布什指派漢克·保爾森發放第一筆350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時，情況就更是如此。

首筆TARP計劃支付的情況就特別荒謬，以至於當國會監督小組被指定對緊急援助資金進行監督時向保爾森提出質詢：他怎麼決定把錢給誰。財長的回應是——這不是笑話——讓該小組參考TARP計劃網上申請表的紙質版。國會監督小組組長伊麗莎白·沃倫被這個回應搞得啞口無言。

“你相信嗎？”她難以置信地說，“我們真的是一點也沒想到會這樣。”

另一個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國會議員提出了他自己對TARP計劃過程的理解。“我認為實際上，你只要認識漢克·保爾森，你就能得到錢。”他說。

然而，這種愜意的安排再次為大銀行創造了以犧牲小的區域性銀行的方式侵吞主要市場份額的機會。所有那些在花旗、高盛和美國銀行的要人，只要能同保爾森快速搭話，就能立刻得到緊急援助——還記得TARP最初之所以被通過，是因為資金必須立刻，在那一天、那一分鐘，被借出去以便規避緊急情況帶來的風險，而很多小銀行仍然在等待幫助。現在TARP計劃已經實施5個月了，但是有些銀行不僅沒有得到基金，他們甚至連一個有關他們申請的回復電話都沒有接到。

“在銀行業界有一種切實的感覺，那就是上面的人根本不在意小銀行能不能得到援助。”亞利桑那州銀行協會主席譚雅·維勒斯說。

事實上，應該出現的是相反的情況，因為小的地區性銀行對這種令經濟崩潰的掠奪性借貸根本不負有什麼責任。“他們沒有發放次級貸款或者放松信貸，”維勒斯說，“從社區的層面來講，他們更是一種維持基本生計的銀行。”

然而，緊急援助資金的大頭都已進入更大的、所謂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財政部好像在挑選勝利者和失敗者”，國家銀行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

這本身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政治發展。從本質上說，緊急援助加速了地區內社區銀行的衰落，同時促成了龐大的國家競爭對手之政治權力的膨脹。

而當你思考這些的時候，你會覺得這非常荒謬：把我們帶向崩潰邊緣的首先是想創建巨型公司的殘酷本能，同時我們希望通過放松監管的方式，逐漸將海中的小魚喂養在不斷縮小的池塘中的一條條大魚。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本應該慢慢清算這些大不可衰的公司，將他們拆成一個個更容易管理的小公司。可是，聯邦監管機構取消了評級，並采用一種完全秘密的緊急援助程序，雙倍下注於“合並即快樂”的錯誤想法。正是這種思維讓我們走到現在這步田地：創造出一堆在政府控制下的巨型公司，結果它們甚至比政府更大、更難駕馭，全身充滿了風險。

從本質上說，保爾森和他的密友將聯邦政府變成了一個龐大而半透明的控股公司，其資產負債表上包括世界上大到令人恐怖、同時又充滿風險的對衝基金；它擁有決定保險巨頭生死的股份；它還持有對這些遙遙欲墜的巨型銀行的巨額投資；它還在各種汽車-金融公司、學生貸款、其他一些瀕臨倒閉企業身上擁有股份。和AIG一樣，這個聯邦控股公司根本沒有自我審計的機制，並由一些對其子公司日常經營幾乎根本不了解的領導人經營著。

換句話說，正是AIG大聲吆喝的劣質商業模式才幾乎難以置信地蒙騙了大多數人——用蓋特納的話來說，它就是一個與復雜的投資銀行或對衝基金關系緊密的龐大而復雜的全球性公司。而這些投資銀行/對衝基金居然在沒有任何成熟監管的情況下被允許建立起來。在我們的資產負債表上這些垃圾到底占去了多少比重，我們要付出怎樣的代價？租金到底什麼時候到期，什麼時候那些錢會被花光？有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線性譜上，我們到底在什麼位置？字典上有沒有一個名詞來描述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我們仍沉浸在噩夢中遲遲無法醒來。



七、你不明白

這裡真正的問題是，奧巴馬政府能否將金融體系恢復到理性的程度，並且讓一般大眾能夠對此有發言權，或者說新的金融官僚體系是否還是那麼模糊、隱秘和令人絕望的復雜。前景可能不會太妙，因為奧巴馬的財政部長蓋特納就是保爾森緊急援助計劃的設計師之一；作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的蓋特納幫助精心策劃了對高盛有利的AIG緊急援助和秘密的梅登·雷恩計劃，該計劃用於將援助基金集中給瀕臨倒閉公司。更不妙的是，蓋特納本人就是高盛原同僚約翰.泰恩的黨羽。作為美林集團的總裁，泰恩在國家斥資上億美元救助他的公司時，居然支付同樣上億美元獎金，用來挑選前高盛說客馬克·帕特森做他的高級助理。

實際上，蓋特納早期的大部分動作都散發著濃烈的保爾森主義味道。他不斷談及與私人投資方合作創建所謂的“壞賬銀行”以全面消除私人借貸方的壞賬——這種大規模的、不透明的、半私人化的官僚政治行為正是保爾森的專長。蓋特納甚至再次提出了保爾森的一個提議：使用TALF, 這是聯儲的新工具之一，目的是向對衝基金借出少量的錢，讓他們投資給問題銀行，同時保證他們實際獲得高額利潤。

幾乎沒人知道這對納稅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但對衝基金的經理們肯定喜歡這個主意。“這正是金融體系所需要的，”摩根黨成員、現任藍山資本CEO的安德魯.菲爾德斯坦如是說。而很多不經營對衝基金的人就沒有對蓋特納的主意表現出什麼熱情。

雖然金融活動相對復雜，但政治的脈搏就沒有那麼難於把握。通過制造一次緊急危機，而這一危機只有那些精通這套普通人難以理解的復雜語言的人才能解決，華爾街這幫人已經將大多數美國人變成了未來國家政治的局外人。過去在南部邦聯州教奴隸識字就是犯罪，原因在於：知識就是力量。在CDS和CDO的時代，我們中大部分人都是金融文盲。通過使本來已經很復雜的經濟更加復雜，華爾街利用這次危機對我們的政治體制實現了歷史性、革命性的改變——把民主制變成了一個雙層的國家，上一層與金融官僚相接，而底下是毫不知情的消費者。

這次金融危機最令人憤懣的是，有如此多的華爾街人真的認為他們不僅應該得到巨額獎金，享受奢侈的生活，而且他們還應擁有因其錯誤而獲得的可怕的政治權力。當被質疑的時候，他們就開始訴說他們“艱辛”的生活：每周90小時的工作時長、巨大的壓力、失敗的婚姻、糟糕的健康狀況。

“但稍等一下，”你對他們說，“沒人讓你們每周一連8天熬夜，就為了賣空美國汽車業的剩余股或是為了賣出6000億根本無法清償的抵押貸款給沒了工作的人或連鎖快餐店的店員，自己好大賺髒錢。真該好好想想，我們為什麼非要把納稅人的錢給你們？我們為什麼不把你們投入監獄？”

但是在你還沒有說完之前，他們就開始翻白眼了，抱怨你根本沒有弄明白他們的意思。他們這些人為了多賺錢，除了把錢變成錢再也不擅長任何事情；從價值角度講，他們同吸毒者沒有區別。然而，我們整個國家的政治未來就是掌握在這些人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