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改革方向”與歷史新動向背道而馳

賈根良：評佩蕾斯的技術革命、金融危機與制度大轉型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9-27

評佩蕾斯的技術革命、金融危機與制度大轉型﹡

賈根良[①]



內容摘要：按照著名演化經濟學家佩蕾斯的看法，從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破滅到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這一期間是第五次發展巨浪從技術革命的導入期到拓展期的轉折點。但目前的美國金融危機與互聯網泡沫卻存在著重大區別，它嚴重地堵塞了目前所有國家實現經濟增長潛力的道路。金融垮台之後，人們不得不承認，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障礙。為了收獲信息革命的豐碩成果，不僅金融資本必須向生產資本移交經濟的控制權，而且還必須重新強調政府作用，就像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導致了福利國家的誕生一樣，目前的世界經濟正面臨著同樣的制度大轉型。中國的改革和開放是第五次發展巨浪導入期的直接結果，近年來我國政府實施的許多政策措施也表明我國的改革開放正在經歷著或將要經歷類似的制度大轉型，而目前所謂“市場化改革方向不能動搖”的論調則是與這種歷史新動向背道而馳的。為了應對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危機，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世界經濟形勢的這種巨大變化對擴大內需、結構變革和我國經濟發展新模式的路徑創造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並深刻反思相關的思想觀念、制度改革和政策措施。

關鍵詞：技術革命、金融危機、大轉型、市場化改革、政府干預



同時擔任劍橋大學、塔林技術大學和蘇克塞斯大學教授的著名演化經濟學家佩蕾斯自2002年出版《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以來，陸續發表一系列論文和講演，對世界經濟面臨的難題和長期發展趨勢提出了許多非常富有見地的觀點，並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兩年，多次談到金融體系將出現重大震蕩。2008年9月，在哈佛商學院百年紀念講演中，佩蕾斯指出，為了理解目前“百年一遇”的美國金融危機，必須采用長期的歷史觀點，以便從歷史的規律性中進行學習，並確認當前情況的獨特性，這是制訂正確政策的前提條件。本文前三部分評介佩蕾斯的研究成果，第四部分則就佩蕾斯的研究對解決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啟示做出簡要的評論。



一、技術革命的巨浪以及與技術相關的泡沫經濟

佩蕾斯認為，目前的美國金融危機是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惡果，而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則與世界經濟每次發展巨浪的階段性具有直接聯系。所謂發展的巨浪是指每次技術革命從大爆炸到產業成熟所歷經的擴散和社會吸收的全過程。自18世紀末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五次發展的巨浪，它們是：1771年開始的英國工業革命；1829年開始的蒸汽動力、煤炭、鐵和鐵路的時代；1875 年開始的以鋼、重型機械制造業和電力等為標志的時代，它產生了第一次經濟全球化; 第四次則是從1908年開始，這是一個石油、汽車、石化產品和大量生產的時代；我們目前的第五次是信息和通訊技術革命的時代，它開始於1971年英特爾微處理器的誕生，目前還有二十多年的技術拓展時期；而下一次也就是第六次發展巨浪將由生物技術、生物電子、納米和新材料等技術革命所引發，據預測，第六次發展巨浪大約在202 0-2030年左右開始其發端。

發展的巨浪每次要持續45-60年，雖然在技術上是極其不同的，但每次革命都遵循著類似的階段和商業氛圍。每次技術革命都提供了一種由通用技術、基礎設施和經濟組織原則所構成的新技術經濟範式，這種新的技術經濟範式能夠逐漸地使整個經濟現代化並逐步提高其生產率。因此，每次革命都具有雙重性質：創造作為經濟增長發動機的新產業以及新的技術經濟範式，它首先創造了爆炸性的增長，然後使傳統產業現代化並恢復活力。由於每次技術革命的擴散都要遭遇根植於上一技術經濟範式在制度上的巨大抵抗，這些制度包括老式的實踐、標准、習慣、思想和慣例等，所以，每次技術革命的擴散都分裂為大致各為二三十年的兩個不同時期：導入期（Installation）和拓展（deployment）期。

導入期是新舊範式的鬥爭時期，這是一個創造性毀滅時期，由金融資本接管過經濟的控制權，強調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在其領導下，學習新範式並遺忘舊範式，進行各種市場實驗，為新技術建立基礎設施，通常伴隨著過度的投資和泡沫經濟，但最後卻終結於股票市場的崩潰。那麼，在這一時期，為什麼金融資本取得了控制權？與國家相比較，為什麼自由市場力量占上風？這是因為在每次發展巨浪的成熟期，由於生產資本在原先革命性的技術經濟範式下對固定資本、供銷網絡和管理經驗進行了大量投資，並對這種成功產生了自滿心理，因而鎖定在這種潛力已趨於枯竭的技術經濟軌道中，並頑固地抵制新範式的創新。而金融資本則避免了任何與實體經濟的這種鎖定性聯系，它本質上是靈活的和自由自在的並具有投機性的短期贏利傾向。佩蕾斯認為，由於在驅動力、性質和功能上的不同，生產資本和金融資本在技術革命的導入期和拓展期發揮著截然不同的作用。

在拓展期的末端也就是成熟期到來時，由於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產生了大量的游資。在這種情況下，鎖定於原來技術經濟軌道的生產資本不得不到越來越遙遠的市場中去尋找機會，而一些金融資本雖然也陪伴了這種遠行，但它們也在走自己的道路，尋求新奇的和冒險的投資機會。在這時，由新技術革命所產生的新型企業家們只有技術能力和雄心勃勃的野心，但缺乏資金和政治力量，而後者恰好是金融資本所擁有的，這就是為什麼金融資本在導入期逐漸地接管過經濟領導權的原因，它使用金融力量支持新技術企業家，並廣泛地發起對已經成為障礙的現有制度框架的鬥爭，在這個時期，國家同樣被看作是障礙物。同時，由於每次重大的技術革命都是以新型基礎設施為特征的，因此，在過去240年間的每次發展的巨浪中，都出現了由金融資本所主導的對新型基礎設施過度投資的狂潮階段，如18世紀80年代的運河狂熱、19世紀40年代的鐵路狂熱和20世紀90年代的通訊和互聯網狂熱等，大量的貨幣傾瀉到這種過程中，最後在泡沫破滅後，大量堆積的紙面上的財富就被消滅了。

只有當技術泡沫破滅後，人們才能逐漸地醒悟到，過去引導變革的金融資本因為其投機和尋求短期利潤的行為，現在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通過這種“創造性毀滅”，雖然泡沫破滅了，但新的基礎設施卻保留下來了，新範式也被人們接受了，主導產業也建立起來了，因此，這客觀上要求生產和市場的擴張。但是，這種擴張如果能夠實現，至少必須滿足三個條件：第一，長期投資決策要在沒有股票市場壓力情況下被做出，因此，金融資本必須向生產資本移交經濟的領導權。第二，生產的擴張反過來需要需求擴大，而這種需求擴大常常是以收入分配為前提的，因此它意味著福利型的政府政策。第三，為了從普遍的增長中獲益，社會價值觀念要從個人主義的生存競爭轉變為對合作和集體福利的強調。佩蕾斯指出，這些條件就是她稱之為轉折點的實質。一旦這些條件被滿足，每次發展巨浪的拓展期就到來了。它也持續大約二三十年，這個時期通常被稱作“黃金時期”。在這個時期，新範式所包含的財富創造的整個潛力可以被充分挖掘出來，它產生了使整個社會普遍受益的經濟增長。但是，如何才能實現從導入期到拓展期的過渡？在轉折點會發生哪些事情呢？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首先看一下目前泡沫經濟破滅的具體情況。



二、目前的美國金融危機與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在本質上的不同

在每次發展巨浪的導入期，雖然金融資本在把資源重新配置到新技術和新產業並加強新技術經濟範式的力量上具有積極作用，但它也產生了以財富再分配為特征的具有消極後果的四種難以克服的衝突。第一，在導入期結束時，出現了紙上財富與實際財富不可持續的衝突，股票市場的價值嚴重背離其實際價值，這種衝突通過泡沫破滅只能得到部分的解決；第二，嚴重地偏向金融利潤的傾向。美國經濟分析局網站的資料說明，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美國金融業在國內總利潤當中所分割的比重越來越大,從80年代初的不足20 %上升到30 %左右,並在21世紀初一度達到45% ,而同期制造業的比重則大幅度下降,一度降到10%以下,目前也低於20 %，這嚴重地挫傷了生產資本擴張技術革命成果的動力。第三，嚴重的兩極分化。在每次發展巨浪的導入期都會發生窮者愈窮和富者愈富的現像，特別是在泡沫破滅後更是如此。根據美國財政部數據，在第四次發展巨浪和第五次發展巨浪的泡沫經濟中，也就是20世紀20年代和目前的美國，只占納稅人0.1%的人口卻占有國民收入的10%，但到了拓展期，這個比例下降為6%。這種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不會因為泡沫的破滅而得到克服，反而由其所加重，其結果是在經濟上導致了有效需求的嚴重不足和潛在供給的大量過剩。第四，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在社會政治領域導致了社會道德水准的不斷惡化、暴力事件的急劇增加和發展中國家巨大的移民壓力，甚至釀成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動蕩，從而使轉折點成為各種矛盾的爆發期。

按照上述討論，在每次大的技術泡沫破滅後，不僅要對金融進行嚴厲的管制，而且還必須進行廣泛的社會制度變革，以便創造有利於生產資本擴張的條件，這就是歷史上前四次發展巨浪在轉折點曾經發生的事情。但是，目前我們所處的第五次發展巨浪卻與之不同，其獨特之處就在於，在這次巨浪的中途所發生的泡沫經濟被劈分成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狂熱以及2000年互聯網技術泡沫的破滅；第二個階段則是2003年至2007年的信用擴張泡沫。換言之，歷史上曾經發生的前四次大規模的泡沫經濟只有第一個階段，也就是只有技術革命的狂熱所產生的泡沫經濟，但這次卻增加了由信用擴張的泡沫（簡稱信用泡沫）所導致的“信用崩潰”的泡沫經濟。佩蕾斯指出，區分這兩種不同的泡沫經濟對於確認目前危機的性質、後果以及解決辦法都是關鍵性的。

嚴重的技術泡沫都是特定的：每隔大約半個世紀出現一次；它們都是以實際的創新機會為基礎的，並伴隨著技術風險的降低；它們推動了新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它們雖然是由金融資本主導的，但卻是以技術為核心的，並留下了積極的遺產：新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建立起來了，新的範式被接受為“常識”，產生了新的企業巨頭，誕生了新的增長的發動機，它們為經濟的充分擴張做好了准備。因此，政府在轉折點有效地解決它所遺留的嚴重衝突就構成了轉入技術革命拓展期的前提條件。但是，在目前第五次發展巨浪的轉折點上，由於美國政府不僅沒有著手解決技術泡沫所產生的上述四種衝突，反而繼續推行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由市場制度，實施錯誤的低利率政策，縱容偽劣的房貸信用擴張泡沫，終於釀成了史無前例的金融大危機，這是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因此，佩蕾斯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兩三年內曾多次談到，互聯網泡沫的破滅不足以打擊金融資本的猖狂，今後肯定要發生一到兩次大規模的經濟動蕩才能解決問題。

除了上述原因外，中國和印度等從前被排除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外的許多國家突然的市場開放也是造成此次金融大危機的重要原因。在目前的第五次發展巨浪中，發達國家把工作外包給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被看作是一種對其經濟困境的“奇異治愈”，特別是對美國更是如此。一方面，它通過成本的降低和更低的消費品價格暫時緩和了發達國家市場飽和的問題；另一方面，中國等東亞地區的外彙贏余在美國金融市場的再投資助長了美國的過度消費和金融投機。這似乎是一種“良性循環”，但卻是一種飲鴆止渴式的緩和矛盾的做法，一旦出現問題，就會變成惡性循環。其結果是，在發達國家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特別是在紙上的財富通過次級住宅信貸、衍生工具和對衝基金等所謂金融創新不斷導致資產膨脹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劇了資產持有者和工資收入者之間的兩極分化，我們前面談到的在轉折點時期所發生的四種衝突就變得更加嚴重了。

綜上所述，佩蕾斯認為，目前的美國金融危機與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在本質是不同的。技術泡沫是由技術革命所推動的，是經濟增長過程中所內生的和無法避免的。而目前的美國金融危機則是由尋求投機對像的信用擴張泡沫所導致的，並非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放任自由市場的惡果。與技術泡沫為實體經濟的未來發展創造了機會以及對實體經濟不會產生破壞性影響有本質上的不同，這種信用擴張的泡沫起不到任何一種轉變性作用，它從不能產生新的財富創造能力，它只不過是通過資產膨脹進行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因而不僅沒有逆轉反而卻加劇了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它把投資引向了金融賭博，對生產企業產生了短期視野的壓力，其結果必然是不穩定、不平衡、系統性風險和目前的崩潰，堵塞了目前所有國家實現經濟增長潛力的道路，並有可能產生類似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全球大衰退。因此，佩蕾斯指出，在目前轉折點上的制度變革不能再被延遲了，我們必須把投資和創新從金融賭博中拯救出來，使其進入生產和實體經濟，現在就是采取行動的時刻！



三、轉折點的制度大轉型

按照佩蕾斯的這種以經濟史為基礎的歷史模型，由於技術革命的內在動力，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存在著一種大約每隔二、三十年，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的地位就像鐘擺一樣，向相反方向擺動的輪回，這真可應了中國一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技術革命導入期開始時，由於經濟停滯是如此深重，因此，為了喚起市場的動力，自由市場意識形態開始處於上升地位，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美歐國家的滯漲危機中，所謂“凱恩斯主義的終結”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但到了拓展期開始時，這種方向就又顛倒過來了，在導入期結束時，由於自由市場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衝突，因此，金融垮台必須相當大，才能大大削弱金融資本的權力，恢復並加強國家管制的力量以及對公共福利的關注，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導致了凱恩斯主義的興起。目前的世界經濟正以其獨特的方式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在金融資本垮台之後，爭論已經不再是要不要管制，而是好的還是壞的管制。而且，整個社會現在需要達成一種新的共識，為了收獲信息革命的豐碩成果，必須重新強調政府作用和福利型政策，進行廣泛的制度變革。

我們前面已經談到了在轉折點所存在的需要克服的四種衝突和必須滿足的三個條件，這是勢在必行的任務。顯而易見，依靠自由市場是無法達到這種目標的，這是因為在轉折點所存在的四種衝突正是自由市場的結果，沒有約束的自由市場將會使狀況更壞。目前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就像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國家原教旨主義一樣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障礙。然而，盡管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因金融資本的垮台和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而大傷元氣，但如果要強調政府干預、集體價值觀念、生產資本主導和福利型政策等這些與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大相徑庭的制度大轉型，遭遇抵抗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轉折點時實施“羅斯福新政”所遭遇的。在“羅斯福新政”時，除了抑制金融資本的猖獗外，美國政府還采取了補貼農民和窮人以及直接建立國有企業等許多措施。但這些政策遭遇到美國企業界的極度反對，他們聲稱羅斯福所實施的這些政府干預措施正在把美國引向共產主義。當然，因為有成功的歷史經驗可資借鑒，目前的美國采取類似的措施不會再遭遇較大抵抗，反而在一些新興經濟中，阻力要更大一些，而轉型的時間也要更長一些。

在理解每次發展巨浪所導致的制度大轉型上，佩蕾斯還指出了以下值得注意的兩點。第一，轉折點的制度變革並不一定會導致諸如戰後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而有可能產生所謂的“鍍金時代”（1870-1920），這就是第三次發展巨浪在美國所發生的事情，其後期史稱美國“進步時代”（1900-1917）。在這個時代，雖然采取了市場監管、最低工資、保護中下階層利益的措施和立法以糾正自由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但由於改革不徹底，因此其經濟增長並沒有使普通老百姓較普遍地受益，這就是為什麼它被稱作是“鍍金時代”而非“黃金時代”的基本原因。第二，轉折點的制度變革雖然是由技術革命的內在特點所決定的，但其產生的制度框架卻要取決於技術之外的社會政治等諸多因素。例如，發端於1908年的技術革命具有規模經濟和標准化大量消費的特點，它內生地要求通過政府干預調節需求、促進就業和管理國民經濟，但是這種共同的要求卻因為不同國家所面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階段的具體情況不同，卻產生了社會主義、福利國家、法西斯主義和東亞“發展型國家”這四種不同的社會類型。

佩蕾斯的這種研究為我們觀察奧巴馬上台後美國的制度變革提供了歷史背景。目前的美國經濟遭遇到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是奧巴馬之所以提出“改變美國”的口號贏得大量支持者的基本原因。如果仔細分析目前在轉折點上所存在的四種難以克服的衝突，我們就會發展，除了金融問題外，衝突的核心無非是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所導致的有效需求嚴重不足。從“羅斯福新政”的經驗來看，這需要政府通過增加中低收入消費者的收入來加以解決，這包括增加工資、就業創造、稅收政策、免費的教育和醫療保險或者諸如此類的再分配措施。現在，奧巴馬在競選中提出了如下解決辦法：逐年提高勞工的最低工資；創造就業機會並擴大增進公共福利的基礎設施建設；把稅賦負擔轉移給高收入者；允諾讓所有美國人都能享受醫療保險，並結束已經實行20多年的放松管制政策，等等。這些政策措施與“羅斯福新政”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人們討論奧巴馬是否會成為“21世紀的羅斯福”並非沒有道理。

那麼，如何判斷奧巴馬上台後美國的制度變革呢？它是否會產生“羅斯福新政”式的制度大轉型，從而在數年後再現美國戰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或者由於種種限制，“奧巴馬改革”只能是20世紀初美國“鍍金時代”在當代的翻版？筆者認為，可以肯定的是，奧巴馬上台後將實行較大力度的新政，終止自裡根總統以來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積極地推行政府干預。但有兩個嚴峻的挑戰限制了奧巴馬的改革。首先，在國內，由於美國政府已背負巨額債務以及大資本和金融集團的支配等因素的限制，這就使其實施“羅斯福新政”式的福利型政策遭遇巨大挑戰，未來出現新版本的“鍍金時代”可能性更大。其次，如何處理資本和勞工在有關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之間的衝突是決定“黃金時代”能否出現的重要因素。當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它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了只有利於國際壟斷資本而對勞工不利的狀態：工作外包、國外直接投資和廉價商品對本國產業的衝擊已經成為美國中低收入階層實際收入下降和失業的直接原因。如果繼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黃金時代”就難以出現。因此，以產品質量標准、勞工人權狀況、環保、公共采購和彙率操縱等非關稅壁壘形式的保護主義很可能就是奧巴馬的必然選擇。總而言之，奧巴馬所謂“變革的時代已經到來”就是指政府干預、關注民生和國家保護主義上升這種制度大轉型的到來。



四、佩蕾斯的研究成果對解決中國問題的重要啟示



佩蕾斯為我們研究目前的世界經濟變革和中國經濟問題提供了深邃的分析框架。無獨有偶，佩蕾斯的這種論述與演化經濟學家賴納特在2007年出版的《富國如何致富而窮國為什麼總是那麼貧困》中的看法具有驚人的相似性。賴納特在該書中指出，目前的世界經濟正處於一種轉折點的時期。第一，大的金融危機將要發生（果然不出賴納特所料），凱恩斯主義將毫無疑問要在新的全球環境中重新被使用。自由貿易作為目前世界經濟的支柱推遲了未來問題的解決，就像在20世紀30年代頑固地堅持金本位推遲了凱恩斯主義一樣；其次，意識形態的變化與技術革命的周期密切相關。最初，強烈地支持自由市場和資本力量的政府加重了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但最終又因為這種支持所導致的災難性後果，從而在政治上又產生了對這種支持的強烈反對。例如，1996年美國經濟學家們幾乎一致性地反對最低工資的任何增加；但到了2007年, 美國參議院幾乎又一致性地批准了最低工資的法案，這是意識形態的風向開始轉變的一個重要信號。然而，正如既往的歷史所表明的，這種反對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政策首先被應用於發達國家國內問題，而在欠發達國家則要滯後於發達國家。

按照佩蕾斯的分析框架，中國的改革和開放是第五次發展巨浪導入期的直接結果。在第四次發展巨浪中所產生的四種社會類型中，除了法西斯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消滅外，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和東亞“發展型國家”在20 世紀70年代末都開始了歷史性的改革或轉型，這並非是偶然的。我國從1978年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的改革開放時期恰好是第五次發展巨浪導入期,在這個時期，與其他國家一樣，我國也極大地釋放了市場的力量。但正如卡爾·波拉尼在《大轉型——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指出的，自由市場經濟是一種十足的烏托邦，它自身具有一種毀滅人類並把人類的環境變為一片荒野的傾向，為了躲避自由市場所固有的危險，抵抗它對民族國家社會凝聚力的瓦解，必然要興起抵抗其嚴重危害的反向性社會保護運動和政府干預，這就是我國近幾年來之所以推出“和諧社會”、環境友好、科學發展觀和自主創新等一系列重大決策的重要原因。如果說過去人們還可以對我國改革開放的這種重大制度轉型心存疑慮的話，那麼，2008年所發生的毒奶粉等一系列觸目驚心的重大事件，使人們再也不可能相信一些經濟學家現在仍大肆宣傳的“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動搖”，而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由於經濟不景氣目前不得不推遲實施的《工資增長機制》以及新醫改方案將由政府所主導等諸多改革方案都是對市場化改革鼓吹者最好的駁斥。

由於美國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的蔓延，目前的我國經濟發展正遭受著外部需求明顯下降的嚴重困境。奧巴馬上台後，這種困境將會更加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擴大內需和加快結構轉型就成了我國最基本的選擇。轉型的痛苦是沒有辦法避免了，但我國外向型經濟的這種危機並非完全是壞事，如果制定正確的經濟政策，我國將“因禍得福”。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特點是：制成品出口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貿易條件一直在不斷地惡化，它不僅通過低廉的價格給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補貼，而且由於價格競爭所導致的通過人為壓低工資所產生的“衝向底部的競爭”也使我國試圖通過提高工人實際工資實現國民財富增進的目的成為泡影。更為嚴重的是，我國巨額的外彙贏余通過在美國金融市場上的再投資不僅為美國經濟建設和超前消費提供了大量資金，而且也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肆收購我國企業並進而控制我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提供了融資。對於我國經濟發展來說，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無疑是自殺性的，它不符合我國長期發展的根本利益。我國早在10年前就已經提出啟動內需的口號，但為什麼一直無法實現？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由於路徑依賴，外向型發展模式自身根本就不具有改弦易張的自我變革的動力。但願目前的危機能夠產生深刻的結構變革，引發中國經濟發展新模式的路徑創造！

在這方面，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美國的崛起實際上就得益於類似的“因禍得福”。美國在獨立後的三十多年時間裡，實際上仍沒有擺脫初級產品出口型經濟對英國經濟的依附地位。重大的轉變起因於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19世紀初,英國在拿破侖戰爭中危害到美國利益,美國於1807年頒布《禁運法案》對英國實施打擊，但沒有料到，禁運不僅沒有對英國產生影響，反而沉重地打擊了美國自身的對外貿易,對農業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壞，產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在強大的壓力下，《禁運法案》不得不於1809年初被取消。然而，正是這個禁運風潮，使美國工業的發展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也使美國人切身感受到工業對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強大的重要性。1812年的美英戰爭對美國經濟的影響與禁運十分相似，在對外貿易和航海業陷入長期蕭條和停滯的同時，美國工業卻飛速發展，為其後來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長期實施高關稅保護制度奠定了基礎。

德國19世紀的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指出，如果不是由於1812年的宣戰而實行禁運，則毫無疑問，美國的工業將在英國的競爭下陷入崩潰。我們知道，盡管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91年在著名的《關於制造業的報告》中早就提出了保護幼稚工業、獨立自主發展國民經濟的政策方針，但直到這兩個“意外的”歷史事件發生後，美國才開始有意識地實施推動民族產業發展的高關稅制度，逐步扭轉了以初級產品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的依附地位，成功地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並為20世紀美國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礎。這兩個“意外”事件在當時給美國人民所造成的痛苦決不亞於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以廉價商品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危機，但正是這種“因禍得福”使美國避免了拉丁美洲直到今天仍沒有擺脫的依附型經濟的命運！中國需要重走19世紀的保護主義道路，否則難以逃脫拉丁美洲的命運。

面對目前世界經濟形勢的巨變，我們必須認識到擴大內需和結構轉型的緊迫性，認識到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變革和制度大轉型對以內需引導為核心的中國經濟發展新模式的重大意義。為了推動這種新模式的形成，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變革和相關政策的制定，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在這裡只提出一些不系統的具體性建議。首先，為了解決內需嚴重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要較大幅度提高“低保”標准；在稅收政策上向增加工人和農民等中低收入階層的實際收入水平傾斜，像奧巴馬那樣，把稅賦負擔轉移給高收入者；在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制等公共福利上，國家要承擔更大的比例，並向中低收入階層傾斜；對於特困學生特別是農村特困學生提供所有學費，並酌情提供必要生活費；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上，完全由政府來承擔。

其次，修訂國貨采購制度，堅決落實並嚴格執行政府、國有企業和其他公共機構采購國貨的制度，違背紀律者將被免職，情節嚴重者被開除公職，並追究其法律責任。現在，單就政府采購一項就可以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6%左右，如果再加上國有企業和醫療等公共機構對國貨的采購，這將對拉動內需起到不小的作用。據報道，聯想收購IBM公司個人電腦部門後，美國政府就把IBM公司排除在政府采購名單之外了；另據報道，奧巴馬在今年10月29日致美國全國紡織業組織理事會的信中表示，如果他當選，他將支持貝裡修訂案的要求：美國國防部只采購在美國制造的紡織品。美國作為發達國家，這種做法對我國曾經流行多年的所謂“全球采購”是多麼大的諷刺啊！日前，我國公布了在兩年內投資40000億人民幣拉動內需的計劃，筆者在這裡暫不討論這種投資是否恰當，但要指出的是，我們要學習奧巴馬的愛國主義精神，千萬不要再發生“中華之星”被棄而不用這種令人氣憤的事情。

最後，利用非關稅以及關稅等手段支持民族產業並嚴格禁止外資對民族產業的收購和控制，為擴大內需提供產業和收入提高的基礎。為了緩解目前的壓力，重新恢復出口退稅並降低一些產品的出口稅在很大程度上是飲鴆止渴式緩和危機的做法，這些措施具有使我國更深地鎖定在這種依附型的外向型經濟而推遲發展模式轉型的巨大風險。我國在大豆以及許多高端產業上的關稅保護遠遠不夠，非關稅保護更是付之闕如，現在需要大力加強保護，因為這些產業不僅是就業而且也是收入增長的重要基礎，如果這些產業不景氣，它對擴大內需是非常不利的。更為重要的是，許多人一想到擴大內需就聯想到消費，而沒有認識到大規模的外國直接投資、特別是外資對民族產業的收購和控制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多麼大的投資機會，而這些投資機會將會產生多麼大的內需啊！這也是造成我國近十年來遲遲不能啟動內需的一個主要原因。現在，我們不僅要嚴格禁止外資對民族產業的收購和控制，而且還應使用外彙儲備回購已經被外資收購的企業；對於執意要出售的諸如彙源果汁等企業，國家要通過收購實行國有化。目前，世界經濟形勢的巨大變化已經給我們敲響了振聾發聵的警鐘，我們應該對“經濟全球化不可逆轉”、“企業國籍不再重要”和“加快金融開放的步伐”等諸多論調進行深刻反思，在筆者看來，這些流行的看法都是不能成立的，它助長了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行為。



參考文獻

1．卡蘿塔·佩蕾絲(佩蕾斯)：《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卡洛塔·佩雷斯：《技術演化、範式轉換與社會-制度變遷》；《技術變遷與作為移動目標的發展機會》，載[挪]賴納特、[中]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3. Carlota Perez, GREAT SURGES OF DEVELOPMENT AND ALTERNATIVE FORMS OF GLOBALIZATION, January 2007, [url]www.carlotaperez.org.[/url]

4. Carlota Perez, RESPECIALISATION AND THE DEPLOYMENT OF THE ICT PARADIGM:An essay on the present challenges of globalisation, November 2005, [url]www.carlotaperez.org.[/url]

5. Reinert, E., 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 London: Constable & Robinson, 2007.

6．Carlota Perez, THE BIG PICTURE: MORE THAN 200 YEARS OF FINANCIAL BUBBLES,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will we end up? Harvard Business School’s 100th Anniversary，Oslo Conference, September 2008.

7．卡爾·波蘭尼：《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