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國統區通貨膨脹奇觀

國統區通脹奇觀是國民黨反動派迅速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文亭 文章發於：文史參考 更新時間：2011-10-28

抗戰後國統區通脹奇觀 一石大米賣到4億多

　　11月初，美國開動印鈔機大印美元，引發了世界各國對通漲的擔憂。11月1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10月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4.4%，創25個月新高，而且突破了4%的警戒線。

　　通貨膨脹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網絡出現了誇張的帖子形容物價上漲“蒜你狠”、“豆你玩”、“唐（糖）高宗”、“煤超瘋”、“姜你軍”、“油不得”、“棉裡針”、“蘋什麼”。物價的快速上漲使中低收入者倍感壓力。中央也下定決心，接連出台措施控制物價的穩定。

　　不過，說起惡性通貨膨脹還要數抗戰勝利後到國民黨敗退台灣前那幾年，物價不僅是一天一個變化，甚至每時每刻都在上漲，創下了中國歷史上的通脹奇觀。

　　陳立夫：我們已先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

　　抗戰勝利之初，國民政府擁有600萬盎司黃金，9億美元，接收的敵偽產業折合法幣10萬億元，相當於當時法幣發行額5569億元的20倍。此外，還有美國給予的剩余物資約20億美元，這些完全可以用於整頓稅收、平衡財政收支、抑制通貨膨脹，但是國民黨政府沒能抓住機會，反而昏招迭出。

　　當時，上海物資奇缺，同時由於道路破壞，法幣也奇缺，導致暫時性的通貨緊縮。市場上出現了1法幣兌換200儲備券（汪偽政權的貨幣）的情況。上海官方乘機建議將法幣和儲備券的兌換比率定為1:200，當時任經濟部次長的何廉極力反對。何廉指出貨幣兌換應該以各地的物價指數為基礎，以局部市場的價格來定官方貨幣比率，實際會造成貨幣貶值，使淪陷區人民一夜之間破財丟產。結果是何廉的意見最後沒有人搭理。

　　1945年9月27日，財政部公布了《偽中央儲蓄銀行鈔票收換辦法》，還是將法幣與偽中儲券的兌換率定為1:200。如此政策就意味著淪陷區數億民眾的動產價值，一夜之間變成了只有1/200，這無疑是對淪陷區民眾財產的一次洗劫，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實際上，這一經濟政策也動搖了正常的國家經濟秩序。中儲券的購買力顯然被嚴重低估了，而法幣的購買力無形中增加了好幾倍。當時，國統區來的人，一個個都成了腰纏萬貫的大員，憑著本已不值錢的法幣在淪陷區大發橫財，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回憶說，他隨鄭洞國從昆明取道柳州，飛上海前領取了薪俸，一下飛機就發現手中的法幣突然成了硬通貨，在柳州理一次發的法幣，夠在上海高級理發店理上一年，在重慶只能購買2根油條的法幣，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樓擺上兩桌酒席。

　　資金自然向最有利可圖的地方流動，於是重慶的法幣紛紛流往上海，淪陷區人民競相搶購，形成供不應求之勢。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幣以應急，大量的法幣充盈市場，物價為之飛速上漲，法幣信用自此開始喪失。淪陷區發生了急劇的通貨膨脹，不到8個月，南京城裡最基本的生活物資，如稻米，暴漲500倍之多！ 經濟秩序幾近崩潰。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陳立夫曾經總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日本投降以後，收復地區人民自然歡迎使用法幣，但財政當局宋部長（宋子文）竟規定200元偽幣換取1元法幣，以為這樣一來，就可用少數法幣把偽幣都收了回來，其實害了老百姓。有5000元偽幣的人只能換到25元法幣了，戰前，一個富有的人經過這場戰爭，他的財產貶值了幾百倍，這不是替共產黨鋪路嗎？我們已先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

　　到1946年7月，敵偽產業接收大體完成。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國民黨當局混亂無序的經濟接收，給社會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批工廠、企業、商店在接收中倒閉、停工，使戰後經濟喪失了恢復活力的能力，也為之後的惡性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

　　另一個導致國統區經濟混亂、物價飛漲的原因是南京政府在國民經濟尚未恢復、國內經濟秩序還處於極其混亂的時候，便急急忙忙地把戰時所采取的各項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廢除。可以想見，在國家政治、經濟秩序尚未恢復常態以前，過早地放棄對物價、分配、資金等管制是極為有害的，這使社會久久不能走出無序狀態。

　　此時，中共控制的地區卻實行強硬的政府管制，資源調配、人力動員上均處於有組織的狀態中。雖然在整體實力上，共產黨所控制的地區不及國統區富有，但有力的動員使中共在資源控制能力上遠比國民黨有效得多。可以說共產黨把解放區的每一分錢都用在了戰爭中，而國民黨卻由於經濟秩序混亂，無法有效調動資源用於內戰。內戰初期，國民黨政府仰仗手中的外彙存底和美國的軍事援助還能支撐大局，但是在外彙用盡、外援漸無的情況下，財政便吃緊起來，最後只能濫發紙幣應急，惡性通貨膨脹就一發不可收拾。

　　這一點美國人看得清楚，駐華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下旬給馬歇爾的內部報告中稱：“到8月底，通貨比5月底膨脹了64%，比去年初膨脹了27%。1947年的頭5個月一直維持著這樣高的通貨膨脹率，從年初始，預算赤字與通貨膨脹幾乎同步上升，政府處境繼續惡化，行政上仍舊無能，這仍屬於基本趨勢。現在，中央政府猶如病入膏肓之人，衰弱不堪。”

　　印鈔票！先印法幣，後印金圓券

　　打仗是世界上最費錢的事情。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計劃3-6個月剿滅“共匪”。可是事與願違，內戰打了2年，仍沒有很快結束的跡像，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反而逐漸處於被動。軍費高居不下，政府已無法通過發行公債籌措軍政費用，彌補財政赤字。於是政府便更多地傾向於由國家銀行墊款。為應付政府墊款，中央銀行不得不大量增發紙幣。1946年財政部長俞鴻鈞就坦言，“從1月到5月……稅收僅有25000萬元，約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額的財政赤字，由發行補足”。

　　內戰打到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已然是處處被動，戰場的失利，使政府的信用瀕臨破產。法幣的發行如脫韁野馬，一發不可收拾。法幣的發行量由抗戰勝利時的5萬億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萬億，造成了民間的惡性通貨膨脹。有的造紙廠干脆以低面額的法幣作為造紙的原料，比用其他紙成本還低。

　　1948年5月行憲選舉後，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王雲五任財政部長，開始籌劃貨幣改革。7月29日，蔣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見翁文灝、外交部部長王世傑、王雲五等人，商討幣制改革案，以圖重整經濟，恢復國家的經濟秩序。8月19日，國民黨政府通過幣改方案，發行金圓券。

　　金圓券的發行初期，在沒收法令的威脅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眾皆服從政令，將積蓄之金銀外幣兌換成金圓券。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試圖凍結物價，以法令強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價供應貨物，禁止抬價或囤積。蔣經國一個個地召見上海的大資本家，脅迫其申報登記資產，交出金銀外彙。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對手下說：“蔣太子滿臉殺氣，向工商界人物大發雷霆。他是什麼都干得出來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劉氏企業被迫忍痛交出黃金800條（每條10兩）、美鈔230萬元、銀元數千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曾為國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頗受蔣介石賞識，此時也不得不向中央銀行移存現金外彙114萬美元。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裡， 幾乎每晚換個地方，後裝病住在虹橋療養院，“警察局曾派人來行要周具結，非經批准，不准擅離上海”。

　　這些強硬的行政手段，雖然一時奏效，但卻非長久之計。國民政府中那些喝了洋墨水的經濟學家早就看出其中問題。著名經濟學家蔣碩傑在口述自傳裡提到，當時隨蔣經國、熊式輝等在東北行轅視察的時候，政府官僚還用的是一套漢代桑弘羊的平准鹽鐵的法子恢復經濟，他當時感到觸目驚心。果然，上海物價並沒有因為蔣太子的雷霆手段而真正得到控制。

　　法幣、金圓券下的人民

　　由於生活費用不斷上漲，國民黨統治區產生了兩個反映時代特點的概念，即所謂“底薪”和“實際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價津貼。“實際薪金”的計算，是以底薪為基數，定出“薪金加成倍數”，再加“生活補助費基本數”。薪金加成的倍數和生活補助費，隨著物價上漲每季度作調整，所以“實際薪金”也應該隨之不斷提高。

　　實際薪金 ＝ 底薪基數 × 薪金加成倍數 + 生活補助費

　　1946年3月，國民政府通知：生活補助費基本數為法幣5萬元，物價加成倍數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補助費基本數為法幣17萬元，物價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為600元的教授實領薪金83萬元法幣，可買23袋面粉。可是到了1947年5月上旬，由於內戰軍費激增，國統區物價猛漲。這時雖然又進行了調整，“物價加成倍數”是1800倍，生活補助費基本數增加到34萬，一個教授所領的薪金142萬元，不夠買10袋（440斤）面粉，反而相當一個清潔工的水平。以後雖每隔一兩月調整一次薪金，但與物價上漲速度相比，還是望塵莫及。

　　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在記者招待會上抱怨：“教授們吃不飽，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談都是白費”！1947年9月21日，胡適校長致電政府，說平津物價高昂，教員生活清苦，“請求發給實物；如不能配給實物，請按實際物價，提高實物差額金標准”。1948年1月，國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辦法，可即便是教授的薪水也不夠買5袋面粉。

　　1948年9月幣制改革後，政府規定：文武公教人員之待遇，一律以金圓券支給。一個剛參加工作的知識青年，按照抗戰前標准領取40元月薪，這時得到金圓券40元，購買力相當於戰前的標准銀幣20元，實際收入比戰前降低一半。而照抗戰前標准領取600元薪水的教授、高級知識分子等，這時得月薪為金圓券122元，相當於戰前銀幣61元；實際收入為戰前標准的十分之一。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米價每斤金圓券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豬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表面上看物價還可以接受，可是從10月以後市面上就沒有“限價”商品了，人們只能在黑市高價購買生活用品。由於國民經濟沒有恢復，戰場局勢每況愈下，再加上蔣經國上海“打老虎”行動不了了之，人民對政府殘存的最後一點信心也頃刻瓦解。物價剛剛穩定不久，便又急速上漲。

　　清華大學教授浦江清1948年12月16日記錄：“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之間及周圍地區，中關村一帶）交通如常。國軍撤、中共來，都無擾亂。商店漸開門，東西很貴。中共所用長城銀行的紙幣出現了。” 這時候偶爾能買菜也很昂貴，12月22日的物價又漲到：肉60元（金圓券）一斤，雞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凍豆腐4元一塊，金圓券發了沒幾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記中寫道：“不知中共何時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到12月28日，肉價還是金圓券60余元，紙煙40元20支，花生米漲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買”，跑了多家，只買了些黃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如果說北平天津地區因為戰事緊張而物資奇缺的話，作為大後方的杭州也好不到哪裡去。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學教授夏承燾，也幾乎無日不為柴米油鹽而操心，他在日記中記載： “1月4日，米價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後買食物，費百余元。”、“7日，過大街購一帽，金圓百元。物價猛漲驚人，午後過珠寶巷口，買金買銀洋者甚擁擠。金圓券，將成廢物矣。”、“9 日，午後與家人進城購日用衣物，費600元。物價一日數變，金圓券亟須脫手。”、“14日，剪發付13元，前次僅3元”。

　　煤荒也是困擾百姓的一大難題。1947年9月北大的教授宿舍“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欄裡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數‘節余’，而且小心地灑上石灰防賊”。研究西域史的向達教授，為了購買冬天的三四噸煤，“他說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辦公室，多拿一份薪水，來供家裡還債過冬”。季羨林在回憶往事時說，在政治經濟完全崩潰的解放前夕，“學術界的泰鬥、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

　　1947年5月中旬一篇來自河南開封的報道，真實地反映了物價飛漲下的民不聊生：“汴垣從本月起，紅糧每市鬥已從5000元漲到11500元，除了少數官僚資本家和收鈔票或經手鈔票的機關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難。求活聲掩蔽了紙煙大王周錦堂吸食鴉片被捕的新聞；壓小了省參議會大會的民意表現，顧不到過問國共兩軍的誰勝誰敗”。人們互相在探問：“天不會快塌了吧？”政府的威信，就在這忽視百姓飯碗的過程中逐漸丟失了。

　　總崩潰：金圓券變成廢紙

　　金圓券政策失敗源於發行限額無法嚴守。國民黨政府在1948年戰時的赤字，每月達數億元至數十億元，主要以發行鈔票填補。這年秋冬之際，東北、平津先後失守，中原會戰慘敗，國軍精銳喪盡，內戰的軍事急速逆轉，而國民黨曾希望得到的美國貸款援助卻從來沒有落實。軍事上的失敗和金融上的崩潰互為因果，通貨進一步膨脹。由於無法解決財政問題，金圓券發行僅1個月後就發行到12億元，至11月9日則增至19億元，接近初訂上限之數。10月28日，政府決定糧食可自由買賣，貨物可計本定價，11月1日，又頒布了《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放棄限價政策。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圓券發行法，取消金圓券發行限額，准許人民持有外幣，但兌換額由原來1美元兌4金圓券立即貶值5倍，降至1美金兌20金圓券。從此金圓券價值江河日下，一瀉千裡。

　　至1948年12月底，金圓券發行量增至81億元。至1949年4月時增至5萬億；至6月更增至130萬億；比10個月前初發行時增加24萬倍。金圓券鈔票面額不斷升高，最終出面值100萬元的大鈔，但仍不足以應付交易之需，各式買賣經常要以大捆鈔票進行。5月，一石大米竟要4億多金圓券。當時流行著這樣的笑談：“在中國唯一仍然在全力開動的工業是印刷鈔票。”

　　進入1949年，國民黨政權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隨時有覆滅的可能，由政府信用支撐的金圓券自然急速貶值。貶值速度已經不是早晚市價不同，而是按鐘點計算了。機關職員領工資拿到金圓券後，馬上就換成銀元、美鈔或黃金，如果稍有延遲，即要蒙受貶值損失。一個辦公室十來個人，管生活的人領取工資後，先不發給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場換成銀元、港幣或美鈔，再來按人分發。普通百姓拿到金圓券馬上就兌換金銀或搶購東西。搶購風潮一浪高過一浪。許多商店的店主、店員破天荒地說自己的商品質量不好，勸阻顧客別買，顧客哪管那麼多，見什麼買什麼，有一苦力從貨架上抓了幾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驚，問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說：“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鈔票值錢。”

　　許多地區干脆拒用金圓券了。中央銀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寧、康定、寶雞、吉安、南昌、哈密、蘭州等地分行先後電陳總部：“各該地市面及機關行使銀元，拒用金圓券。”最後連軍隊也不要金圓券了，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電陳：“5月份發出薪餉金圓券，各部隊以市場拒收，均原封退還。他請求財政部改發銀元，以免運送金圓券徒增機費負擔。”

　　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圓券流通。國民政府逃往廣州後，仍繼續發行金圓券，但“多數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數尚能通用之城市，其價值亦逐日慘跌，幾同廢紙。”甚至廣州，所有交易非港幣莫屬，金圓券則完全拒用。廣州國民政府終於在7月3日停發金圓券，發行僅10個月的金圓券就此收場。（文亭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23期，原標題為“抗戰勝利後國統區通貨膨脹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