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調控怎麼不吃亂藥

中國宏觀調控怎麼不吃亂藥

2011-01-17 10:24

中國應當建立與時俱進的宏觀調控體系

張庭賓

這一輪強硬的宏觀調控，會達成令人滿意的結果？還是會重蹈2008年的覆轍？

2011年新年伊始，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簡稱央行）再次提高存款準備金0.5%，從而使大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創下19%的新高。如此強硬的態度，如此密集的操作，在中國宏觀調控史上很罕見。

如此調控目標也比較清晰——遏製過去半年來快速上漲的CPI——從2010年7月的2.9%上漲到11月的5.1%。但能夠得償所願嗎？

此次CPI的快速上漲，主要是食品價格上漲推動的，食品在中國CPI指數中的權重為33%，是第一權重。而從8月初開始，國際農產品價格開始快速上漲，到11月的階段高點，國際玉米、豆油和棉花分別上漲了51.7%、39.96%、99.5%，直接推動了國內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並拉動了CPI快速上漲。相當次要的原因是，4萬億投資造成的經濟過熱問題。

對此，中國10月份開始了此輪強硬的宏觀調控，迄今加息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4次。 11月中旬，因中國調控，加上國際農產品猛漲後有回調需求，一度大幅下挫。然又很快重拾漲勢，截止上週五收盤，除棉花外，玉米和豆油分別比11月高點上漲了3.7%和3.6%。

可見，中國試圖通過貨幣緊縮來調控國際農產品價格，屬於“隔山打牛”。如對症下藥，最直接打擊農產品價格的方法，是在限制農產品出口同時，國內拋出儲備糧油平抑物價。可多年來隨著中國人口增長和吃肉增長，加之農業投入不足，水利失修，靠天吃飯，中國大豆和玉米先後出現了剛性缺口，國際炒家藉此大肆炒作，而美國是第一農產品大國，又是期貨市場的主導國，它們當然願意看到農產品大漲。

簡言之，此輪試圖以貨幣緊縮控制CPI很難奏效，但如繼續下去其副作用將越來越嚴重。在農產品、礦產資源價格大漲、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人民幣加速升值、貨幣連續緊縮等效應累加，中國企業將很快面臨生存困境，不排除在不久後重現2008年世界工廠“休克”的危難局面。

此輪強硬的宏觀調控對於抑制4萬億投資泡沫，會有一定效應，但是鑑於在貨幣緊縮局面中，政府和國有企業將創造條件優先獲得貸款，受損傷最大的將是民營中小企業。

不容迴避的是，自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中國宏觀調控效率日減，“兩難”困局不斷增多，甚至有時與調控初衷南轅北轍，需要深刻反思——根源何在？怎樣重新認識當下經濟金融的複雜性？如何建立一套認識通透、層次清晰，針對性強的新調控體系，才能正確應對中國與國際經濟金融日益一體化的新挑戰。

與時俱進的中國宏觀調控體系至少可分為三個層面，分別是：一、調控經濟增減速度、通脹通緊和就業；二、調控資產價格；三，調控財富再分配。前兩者是表象，後者是本質。

一是教科書上的標準答案，通過貨幣政策調控GDP、CPI，即如果經濟增速過快，通脹過快，就收縮貨幣；反之則釋放貨幣。然此種調控即使在市場傳導機制相對有效的美國都走入死胡同——零利率，直接印刷鈔票，貨幣寬鬆達到極致，仍有著通縮壓力，失業率高達近10%。

二是非正統的宏觀調控——在某種資產價格瘋狂時調控它。中國在現在的樓市調控中採取了這種方法。中國的房價不僅已經高到了世界之巔，而且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採取行政性手段抑制需求和甚至直接限價，只能是權宜之計，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住宅供給過少，而土地價格過高。

筆者想指出的是，真正本質和有效的宏觀調控是——財富再分配。即財富分配在外國和中國、政府和民間、金融和實業、富人和窮人間更合理了，還是更失衡了——如果嚴重地向前者傾斜，則任何調控都會越來越難；反之，則立竿見影。

真實的經濟發展源於真實的需求增長，而不能靠“吸食海洛因”的投資刺激；良性的社會發展依靠於國民的幸福指數上升，而不是越來越高的生活成本和越來越低的薪酬收入。即一國國民，社會公眾能可持續分享發展成果；而不是作為成果被別人享受。

遺憾的是，自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中國財富再分配失衡更加嚴重了，主要表現在國際上向外國傾斜；國內向政府傾斜。

在國際上，中國犧牲環境，犧牲社會保障，以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生產大量價廉物美的物質商品，換回來的是不斷貶值的美元，積累為外匯儲備又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債券，實際形成了一種幾乎是單向財富輸送的機制，中國祇得到了名義GDP增長和廉價的就業崗位。

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不僅導致中國外儲中美元資產貶值，升值加息更吸引國際熱錢大量投機中國，炒作股市樓市。它們資金雄厚、經驗豐富、一致行動力強，即“人為刀俎”；而剛剛啟蒙“財產性收入”意識的大部分國人只能是“我為魚肉”。 5年以來，中國人改革開放來積累的巨量財富已被轉移到了國際熱錢手中。

在國人內部，財富分配加速向政府傾斜，政府財政收入增長多年大幅超過GDP的增長，GDP增長大幅超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這一情況在2010年仍在繼續，財政收入再創8.1萬億元新高，同比增長22%，超過了GDP同比增長的兩倍。

在國際上財富再分配持續惡化，在國內財富再分配繼續失衡的情況下，不僅內需增長，產業升級，結構調整都是"望梅止渴"。宏觀調控也必然越來越捉襟見肘——這就像一家人蓋一床被子，人口越來越多了，而被子卻一會被東家剪去一塊，一會送給西家一塊，一會被北家勒索一塊……這時，家長再怎麼蓋被子（宏觀調控），也必然有更多的人露在外面被凍著；或被子被攤薄了人人都更冷。

所以，宏觀調控必須抓調控財富再分配這個根本。為此，中國需要建立新的指標體系，重新確定調控標準。

作為一個國家，中國應將中國公民財富在國際上真實物質購買力——比如購買石油或黃金作為主要指標。遺憾的是，過去10年，若以石油為標準，中國財富實際購買力比名義貶值了75%，以黃金為標準，貶去了80%。

在國內，應該有三組指標：一是中國公民財富佔國內總財富的比例；二是中國公民所擁有的流動性在國內M1、M2、M3中的佔比。三是內需佔GDP的比例、勞動收入佔GDP的比例，以及基尼係數。

現在的中國經濟指標中，沒有第一和第二項，偌大國家無人知道“中國這床被子”到底有多大，能讓多少人溫飽。至於第三項，郎咸平曾指中國薪酬收入佔GDP比例僅為8%，世界倒數第一，這存在爭論；但不存異議的是，中國內需佔GDP的比例約為35%，是世界倒數第一。至於真實的基尼係數，我們還有沒有勇氣去面對嗎？

只要財富再分配的指標變得好了，中國人實際財富購買力，中國人的幸福指數一定會變好，中國人一定更富裕，而GDP、CPI、資產價格怎樣，並不重要。否則只做GDP、CPI表面文章，這幾項本質指標更糟糕了，結果將是飲鴆止渴，宏觀調控未來更更加捉襟見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