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權力精英

美國金融危機與美國金融權力精英
作者：福斯特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13


作者：王軾穎 馬睿翔
編寫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2期

摘要： 美刊《每月評論》2010年第5期刊登了約翰·B福斯特和漢娜·霍爾曼題為《美國金融權力精英》的文章，分析了美國金融資本從19世紀末至今雖遭過抑制但卻日益擴張的發展過程。該文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資產階級和國家權力日益被金融資本所控制，並以大量的數據和事實證明這一點。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http://www.cctb.net/llyj/llgc/zbzyyj/201101/t20110112_25618.htm


新聞記者馬太·太比（Matt Taibbi）以這樣的文字開始他在2009年7月號《滾石雜誌》上的文章：“關於高盛投資公司，你必須了解的首要問題是它無所不在。這家世界最有實力的投資銀行就是一隻披著人皮的吸血鬼，只要嗅到錢的味道，就會立即無情地不斷吮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以《平靜的政變》為題目在2009年5月《大西洋》雜誌上發表文章，譴責聯邦政府內部的戰略位置被“美國金融寡頭集團”佔據，這使金融部門在公共政策上有否決權”。
2009年由華盛頓當局設立的“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美國當前金融和經濟危機產生的國內及國際原因”。該委員會主席，費爾·安格里德斯將其任務與20世紀30年代揭露華爾街過度投機與瀆職的皮科拉聽證會相提並論。 2010年1月召開了第一次聽證會，美國最大的幾家銀行——美洲銀行、摩根大通銀行、高盛投資銀行和摩根斯坦利投資公司的高管參加了聽證會。
同時，聯邦政府繼續其挽救銀行計劃。這是一個銀行破產倒閉的時代，也是一個金融快速集中的時代，因為在金融體制全盛時期發展起來的那些已經“太大不能倒的公司”現在變得更為龐大了。
所有這些提出了新興金融權力精英的問題。美國社會中金融利益集團的力量上升了嗎？華爾街不斷增加的勢力影響了美國國家了嗎？這些與當前的危機有何關係? 我們將討論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美國資本主義的金融化導致資產階級地圖的長期戲劇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的財富來自金融而不是生產，這種金融統治的增長可以在今天政府機構最核心勢力圈中看出來。
　　貨幣托拉斯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對存在“貨幣托拉斯”統治美國經濟的憤怒達到了相當程度，這一時期是投資銀行家催生產業巨頭，開創壟斷資本的新時代。作為回報，投資銀行獲得了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希法亭在其巨著《金融資本》（1910）中所稱的“發起人利潤”。希法亭與美國的激進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凡勃倫是壟斷資本和金融控制上升新時期的兩個最偉大的理論家。凡勃倫聲稱“投資銀行家是負責經營的參謀部。銀行在他們管理財務事務的公司中獲得控制”。
1907年金融恐慌期間，由於缺乏中央銀行來穩定金融業，摩根本人進行干預，於是1913年建立了以危機時提供銀行流動性為目的的聯邦儲備體系，但也存在1911年國會議員查爾斯·A.林德伯格（Charles A.Lindbergh）首先提出的代價問題，即“貨幣托拉斯”支配美國金融與產業的成本。時任新澤西州州長的伍德羅·威爾遜宣稱“國內的大壟斷是貨幣壟斷”。
1912年，由路易斯安那州阿森尼·普爵領導的美眾議院貨幣銀行委員會進行了旨在揭露貨幣托拉斯問題真相的調查。該委員會發現美國國內全部銀行資源的22%集中在紐約市的銀行和信託公司裡，它公佈的信息顯示金融所有權和控制權特別集中在摩根大通的金融-產業帝國手裡，它們通過互兼董事實施控制。它指出“內部集團”由摩根大通的摩根、第一國民銀行的喬治·F.貝克、花旗銀行的詹姆斯·斯蒂爾曼組成，也聯合了他們所控制的各種其他銀行和公司。內部集團在一百多個公司里共同持有三百多個管理者職位。該委員會控告說這不是投資，而是以此控制美國的金融和產業。在金融領袖們之間已經建立了利益集團，它們通過交叉持股、互兼董事、合夥和聯名賬戶交易和其他形式實施對銀行、信託公司、鐵路和公共服務與產業公司的支配控制，導致大量貨幣和信用被迅速集中控制在極少數人手中。
1929年的股市崩潰和大蕭條再次引起對貨幣托拉斯問題的調查。 1932年參議院貨幣銀行委員會開始對證券市場和整個金融體制進行為期兩年的調查，即皮科拉聽證會。調查結果認定“國家處於金融家的掌控之下”，這些聽證會直接導致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設立，以及在一年時間內，國會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要求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離。
　　銀行業沉悶單調的階段
大蕭條之後到20世紀70年代的這一時期被保羅·克魯格曼稱為“銀行業沉悶單調的階段”：30年代經濟崩潰後的銀行業受到嚴格管制，比起大蕭條前是黯然失色，對經營者來說利潤也少了許多。銀行業變得單調沉悶，部分因為銀行相當保守，大蕭條和“二戰”期間，家庭債務佔GDP比重劇烈下降，遠低於30年代前的水平。 20世紀60年代美國資本主義金融業的勢力相對下降，在20世紀開始幾十年的全盛時期相當重要的投資銀行業，其勢力和影響也減弱了。
在“二戰”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巨大的產業實體產生了大量的經濟盈餘，能夠為自己的擴張融資，大部分基於其內部財力。加爾布雷斯在《美國的資本主義》（1952）中說：“銀行家，作為經濟權力的象徵，步入後台，其地位已經被產業巨頭代替。”
　　金融化的時代
在20世紀70年代後，特別是80年代後的幾十年裡，隨著經濟體制的重心從生產轉移到金融，美國經濟和全球資本主義快速金融化。從1970年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倒閉開始，儘管存在周期性的金融危機，在每一次危機時，政府以最後貸款人身份進行經濟干預，以支持金融體制。幾十年的結果是金融系統巨大增長，債務強制擠出不再大量發生，帶來了更大的金融危機和更大的政府管制。其結果是金融公司利潤所佔份額史無前例地上升，從1960年佔全部國內公司利潤的17%上升到2002年的最高峰值44%。雖然該數據到2007年下降至27%，但由於聯邦政府救助（以及衰退中產業利潤陷入困境的事實），金融利潤所佔比例維持穩定，並在2009年前三個季度出現反彈增加至31% ，超過了危機前的水平（見圖1）。
大量長期的金融利潤增長，是史無前例的。這代表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逆轉，1997年保羅·斯威齊稱之為“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資本主義發展的先前階段中，金融泡沫發生在商業周期的頂峰，反映了馬克思所謂的經濟衰退前投機高潮中“貨幣資本的過剩”。但今天金融泡沫最好被視為長期大量金融化的表現，因為滯脹而非繁榮。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作為對生產中停滯趨勢再現的反應，金融體系歷史性地轉型為賭博經濟，此後轉型速度加快。 1987年股票市場崩潰之後，那些70年代早期（甚至更早）就追踪金融爆炸的人，像明斯基和斯威齊認為，金融體制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明斯基稱其為“貨幣經理資本主義”，斯威齊則稱之為“金融資本的勝利”。最近，這一新的階段被叫作“壟斷金融資本”階段。
隨著金融化的進行，越來越多的金融創新形式（各種期貨、期權、衍生品、掉期交易）增多，同時銀行資產負債表外業務、整個影子銀行系統增長了。 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廢除，雖然不是什麼大的歷史事件，但像徵著當時已經全面放鬆管制，金融體制變得更加複雜、不透明和難以管理。一個金融企業集團的全新時代誕生了，同時2007年金融大危機也開始了。
20世紀早期公眾在對貨幣托拉斯的關注中，從未強調過金融所有權的集中問題，因為與其他產業比，銀行業集中度低，但卻強調互兼董事制和涉及“互惠”的各種借貸實踐。通過這些，人們認為，位於一些強勢銀行中心的貨幣托拉斯能實施有效控制。據斯威齊為新政的機構——國民資源委員會進行的“美國經濟中的利益集團”研究表明，1936年12月31日美國50家最大銀行吸收的存款額佔1936年所有商業銀行存款額的47.9％，1990年的情況相同（至少從表面看），50家最大銀行控股公司持有全部國內存款的48％。
但是，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被廣泛認為是美國銀行業的危機階段，部分由於這樣的事實，即美國的商業銀行不再足夠大以致競爭乏力，這表現在相對其他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銀行的重要性大幅下降。 1970年，美國商業銀行的規模（以存款衡量）超過歐洲和日本的主要銀行，當時世界最大的三家銀行美洲銀行、花旗銀行和大通曼哈頓銀行全部在美國，在全球前20家銀行中美國擁有8家。到1986年，世界最大的銀行在日本，只有三家美國銀行排在全球前20名中。就總市值看，美國銀行更糟糕，1986年花旗銀行排名下降至全球第29，而美洲銀行則排在前50名之後。
美國銀行排名開始被那些發展越來越大、越來越快的國外銀行超越，這也反映了金融化時代銀行業長期、加速變化的影響。美國銀行從銀行業向其他金融中介形式轉變，使銀行佔總市場份額越來越小。 1950年，商業銀行資產代表了11種主要金融中介（商業銀行、人壽保險公司、私人養老基金、儲貸協會、聯邦和地方養老基金、金融公司、共同基金、意外保險公司、貨幣市場基金、儲蓄銀行和信用聯盟）總資產一半以上，到1990年這一比例逐漸減少到32％。儘管這些數字誇大了金融中介中銀行業的變化，也不代表銀行資產負債表外業務活動，但是金融化時代美國商業銀行不斷被替代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
所有這些意味著銀行業弱點不斷增多，如馬格多夫和斯威齊在70年代所述，依賴於較低的資本化程度，銀行經營“如履薄冰”。這也引起1990年至2007年銀行倒閉和併購的增加，此時期金融集中化伴隨著銀行追求規模經濟和“太大不能倒”（在危機時獲得聯邦政府的救助保證）的地位。總之自1980年至2005年，美國有11500家銀行被兼併，平均每年440個兼併案；另外，兼併規模迅速增加，2004年1月摩根大通銀行同意收購第一銀行，形成一家1.1萬億美元的銀行控股公司。 2003年10月，美洲銀行同意收購富利波士頓銀行，形成一家資產達1.4萬億美元的銀行控股公司（當時僅次於資產達1.6萬億美元的花旗銀行而位居第二）。
2007年開始的金融大危機的結果是金融集中只有加速進行。銀行倒閉數量創紀錄，聯邦救助的主要受益者，那些最大的銀行在規模增長中尋求安全，以期維持其“太大不能倒閉”的地位，1991年全美15家最大商業銀行（花旗銀行、美洲銀行、大通銀行、大通摩根銀行、安全太平洋銀行、化工銀行集團、北卡羅來納銀行、漢華實業銀行、信孚銀行，富國銀行、優先保險公司、芝加哥第一銀行、複利/北泰銀行、PNC金融服務集團和第一聯盟——總資產達1.153萬億美元）中，只有五家（花旗銀行、美洲銀行、大通摩根銀行、富國銀行和PNC金融服務集團——總資產達8913億美元）到2008年底以獨立實體而存在。華爾街的投資銀行遭受了巨大轉型，1988年提供公司債、按揭證券、股票和市政債務的主要公司是高盛投資銀行、美林證券公司、所羅門兄弟公司、第一波士頓、摩根史坦利投資公司、希爾森·里曼兄弟公司、德崇證券、培基國際公司和貝爾斯登投資銀行。到2008年底這九家中只有高盛投資銀行和摩根史坦利投資公司兩家仍然保持獨立，並逐漸轉變為銀行控股公司，並處於政府的救助之下。
實際上，比起僅看大銀行，金融集中的程度明顯高了許多。因為近幾年出現的金融集團集中在銀行業和保險業，從事著大範圍的金融交易，包括資產負債表表外承諾業務，支配美國經濟。到2008年，10家最大的美國金融集團，持有美國超過60％的金融資產，而1990年只有10％的比例，具備了金融寡頭壟斷的條件。摩根大通公司現在持有美國國內每10美元銀行存款中的1美元，美洲銀行和富國銀行也一樣。這三家銀行，加上花旗銀行，現在每兩宗抵押貸款中佔有一宗，每三個信用卡中佔有兩個，正如穆迪經濟網站（Moodys Economy.com）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Mark Zandi）所說：“寡頭壟斷加強了。”
　　資產階級的金融化
金融化對資產階級構成和美國社會權力關係的影響是什麼呢？可以獲得的用以確定資產階級內財富分配變化的最好的經驗數據，是20世紀80年代起由福布斯雜誌每年編纂的所謂“福布斯400”，即全美最富有的400人。雖然2007年福布斯400佔全部家庭財富的2.4%和全美1%富人財富的7%，他們持有的財富（1.54萬億美元）決非沒有意義，幾乎等於美國社會底層一半人口,大約1.5億人口的財富總量（1.6萬億美元）。而且，福布斯400，作為資產階級的超級精英，可以被看作是“先鋒”，代表處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整個方向。
福布斯400數據包括財富首要來源的信息，就產業部門是指每一個人的財富首要來源信息。在這一數據基礎上，可以確定最富有美國人投資組合裡財富分佈的升降比例。 1990年詹姆斯·彼得拉斯首先嘗試使用這一數據考查1983—1988年間，最富有的美國人財富組成的變化，他們得出結論：

來自福布斯400的數據表明，投機資本家逐漸取代產業資本家和石油資本家，成為美國統治階級的支配者，而且，美國資產階級的投機基礎帶來極大的不穩定的風險，近幾年的最大贏家是在金融和房地產部門，即將發生的衰退可能加劇他們的弱點，把他們以及與他們相關的主要產業部門搞垮。

現在在福布斯400系列數據中有25年的數據可以使用，讓我們看到在一個較長基礎上、經歷美國經濟金融化的關鍵階段後財富組成的變化。在分析福布斯系列數據時，我們使用由彼得·W.伯恩斯坦（Peter W.Bernstein）和安娜琳·斯萬（Annalyn Swan）改造後的歷史數據，他們與福布斯400研究團隊磋商，並使用福布斯數據檔案，接著於2007年公開發表《世界上所有的金錢：福布斯400是如何獲得和花費他們的財富的》一文。我們補充了相同作者隨後的研究，使用福布斯數據，發表在2007年10月8日《福布斯》上。
1982— 2007年25年間福布斯400的財富結構變化（所選年份百分比）見圖2。 （1982年數據，與之後幾年數據不同，不包括零售，由於80年代早期在福布斯400裡零售代表份額較小，先前零售未列入財富領域，結果零售列入“其他”中。） 1982年，石油和天然氣佔22.8％，是福布斯400財富主要來源，生產製造佔15.3％，列第二，與它們相比，金融只佔9％，金融和地產（被包括在FIRE部門中，即金融、保險和房地產）共佔比24％。然而僅十年後，1992年，金融超過其他領域，佔比17％，代表福布斯400財富主要來源，而金融和地產佔比達25％，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比例縮小至8.8％，生產製造佔14.8％，設法維持其總份額，然而被金融超過，也被興旺的媒體、娛樂和通訊部分超過,後者佔比達15.5％。
到2007年，在金融大危機之始，福布斯400主要財富來源於金融，其比例升至27.3％，而金融和地產合起來達到34％，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最富有400人，其財富主要源自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此時最接近的競爭對手——技術佔福布斯400財富的10.8％，生產製造減少至9.5％，略微超過媒體/娛樂/通訊（9.3％）。這二十五年的變化是巨大的，1982年生產製造超過金融6個百分點成為財富主要來源，2007年，情況相反，金融超過生產製造18個百分點，而金融和房地產超過生產製造25個百分點。
我們所謂的“資產階級金融化”階段，不僅反映了金融利潤佔總公司利潤百分比的增長和最富有美國人主要財富來源向金融和地產的變化，也體現了相比其他經濟部門，金融業管理層薪資水平的上升。正如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所說：“從1948年到1982年，金融業平均薪資和國內私人產業部門薪資平均值比率在99％到108％之間，到1983年，急速上升，2007年達到181％。”1988年，美國國內管理層薪資前十位不包括金融業的任何CEO，到2000年，金融業管理層薪資躍升至前兩位，2007 年，前五位中囊括了四位。
隨著上層資產階級財富不斷來源於金融業，利潤和管理層薪資也轉到金融業，金融之王沃倫·巴菲特，而非技術之王比爾·蓋茨成為壟斷金融資本新階段的最好典範。
　　國家的金融化
資產階級對美國政府的統治是通過資產階級本身和其奉迎者、在企業和政府圈內佔有戰略地位的代表或各種權力精英實現的。 “權力精英”的概念是20世紀50年代由社會學家懷特·米爾斯引入的，隨後被其他人發展，尤其是《誰統治美國？ 》的作者多姆霍夫，他認為，權力精英是“統治階級的領導團或操縱臂，它由積極的統治階級的成員和在統治階級控制的機構中任職的高層僱員組成”。現實中，一般權力精英的概念會引發對具體精英的思考，後者反映資產階級各個組成部分（例如，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和不同的權力行使范圍（經濟、政治、軍事、通訊等）。
正如BBC《新聞之夜》的經濟學編輯保羅·邁森（Paul Mason）2009年在他的的著作《暴跌》（Meltdown）中寫到：

幸運的是，即使難以理論化，自由市場全球資本主義的權力精英是非常容易描述的。雖然它看上去像一個統治集團，事實上卻是一個網絡。在該網絡的中心是經營銀行、保險公司、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的人，包括那些參加董事會的和在最高層任命董事會的人。 2008年9月12日在紐約聯邦儲備中接觸暴跌的人應得到現代權力維恩圖中一個他們自己見識的圈子，該網絡中緊密重疊的部分是軍事外交的集團，另一個緊密的圈子由能源和民生工程組成，他們從國內市場化和美國對外政策中獲益。

邁森綜合描述的“自由市場全球資本主義”的權力精英的第一要素與金融權力精英相關，今天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這些金融精英在美國各州內支配戰略部門的程度，它反映了資產階級的金融化，以及影響政府使其行動與公眾需求一致的能力。金融利益的影響在財政部最顯著，20世紀早期美國第三富人、銀行家安德魯·梅隆是1921年至1932年美國財政部長，更近一些，比爾·克林頓挑選高盛集團聯合董事長羅伯特·魯賓為其第一任財政部長，喬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則選擇高盛集團董事長亨利·保爾森為其第三任財政部長。
考察金融精英對政府外圍勢力圈的滲透（特別在關係到他們自身特殊利益時），奧巴馬當局也應受到特別詳細的審查，因為總統選舉恰逢金融大危機，接著發生了眾所周知的大衰退，在布什任內金融業的救助就已經進行，並延展到新政府當局，選擇行政人員從事金融危機管理是奧巴馬當選後面臨的最大且最為緊迫的問題。正是這些行政人員負責問題資產救助計劃。自1932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當選後，還沒有這樣相似的情況出現。
從奧巴馬當局在這方面作出的選擇，可以看出在行政管理中填補與金融相關的職位的人與金融業的關係，結果表明挑選出來發展和執行聯邦政策的人物，涉及金融時，都主要是從金融集團中抽調出來的，也有證據表明，存在一個嚴密的與高盛集團和前財政部長有大量關係的網絡。
作為克林頓的財政部長，魯賓最值得關注的政績是為1999年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也叫作格雷姆·里奇-比利雷[Gramm-Leach- Bliley]法案）作了充分準備，該法案否定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 1999年5月魯賓辭職，副部長薩默斯接替他的職位，成為現在奧巴馬的主要經濟顧問。但1999年10月，魯賓繼續就新法案的最終協議在眾議院、參議院和克林頓總統間幫助周旋。在法案製定幾天后，他宣布接受花旗集團（三人董事長辦公室）最高顧問職位，成為否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後最主要的受益人之一。在新職位上，魯賓每年基本薪資是100萬美元，2000年和2001年獲得延期支付的獎金每年1400萬美元，加上1999年和2000年150萬美元花旗集團的股票期權，接下來的10年中，他繼續獲得1.26億美元的現金和股票收益。
在90年代後期經濟泡沫中薩默斯強烈支持魯賓放鬆金融管制的運動，他本人也因此獲得豐厚補償。作為DEShaw對沖基金的業餘主管，2008年獲得520萬美元，同年他給摩根大通公司、花旗集團、美林證券公司、高盛集團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講座獲得收入280萬美元。
和行政當局的許多其他人一樣，財政部長蓋特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是魯賓和薩默斯的門徒。 2008年擔任哈特佛保險集團高級官員的沃林，現任奧巴馬總統的副財政部長，在克林頓任內曾負責審查否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助理弗洛曼曾是財政部魯賓的辦公室主任，跟隨魯賓到花旗集團，成為常務董事，隨後進入奧巴馬行政管理當局，在《哈佛法律評論》與奧巴馬共事，並介紹奧巴馬認識了魯賓。
負責金融政策和管制的奧巴馬當局管理人員包括花旗集團、大通銀行（現摩根大通集團一部分）、高盛集團、美林證券（現美洲銀行的一部分）、雷曼兄弟公司、巴克萊銀行、哈特佛金融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務公司的前高官們。因此，召開行政會議時，大金融利益集團的代表發現自己經常是坐在桌子對面，緊盯著以前的同事/主管（有時是競爭對手）。
這種現象更應當被看作是先前行政管理流行模式的繼續，並被不斷的金融化而加劇。金融是資產階級的指揮部，政府在金融上的作用的重要性的不斷增長，反映了壟斷金融資本時代經濟體制的一般金融化，今天金融作為外部力量統治產業不再成為現實。相反，被成熟和停滯狀態困擾的產業部門，依賴於槓桿債務和投機體制來刺激經濟。產業和金融的聯合是全面的，這自然地反映在資產階級政府本身上。
“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對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影響不小於對財政部和相關政府機構（以及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等相應部門）的影響，美聯儲承擔最後貸款人的事實，最終將其置於金融損失社會化（而收益私有化）的處境，今天人們廣泛認識到，面對資產泡沫，資產階級政府別無選擇，只是盡可能維持泡沫，並保持資產價格的上升。在停滯的經濟中，金融化是遊戲的名稱，金融暴跌被視為最糟糕的不測事件。金融當局很少考慮，也永遠不會認真考慮刺破泡沫。在這方面，美聯儲的任務因此被局限在：任何時候，一旦整個經濟體制存在不穩定，就加速對投機資本的救助。
因為“太大不能倒”問題的存在，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增加了所謂的“道德風險”。
有影響的“赤裸裸的資本主義”金融網頁的創立者史密斯（Yves Smith）認為，如下因素增加了又一層的複雜性和不可控性：影子銀行系統，或者不管制的（和不可管制的）金融創新的黑洞，包括銀行投資工具（諸如結構性投資工具）、回購債券協議、信用違約掉期等。該體制是如此不透明和充滿風險，以致於實施任何限制都會威脅、動搖整個金融體系。最大的努力也只是支撐大銀行，並希望它們成為穩定金融體系的關鍵因素。但是這幾乎不可能，因為影子銀行系統的規模很大，主要銀行又與之相互聯繫：2007年主要美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外承諾業務達到數万億美元。
如果所有這些還不夠的話，存在這樣的現實——金融全球化：金融交易不再受一個或一些國家集團控制，但卻以一個創紀錄的速度快速環繞地球運行，早在1982年，馬格多夫和斯威齊聲稱，國際銀行業和國際貨幣市場的發展意味著在超出中央銀行有效干預的能力範圍，金融危機可能會發展為全球範圍的“連鎖反應式大災難”。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中金融危機以閃電的速度蔓延，是金融體系全球化程度和危機程度的標誌。
同時美國金融界的院外遊說沒有停止，保證了賭場經濟繼續以當前形式運行，不受干預或者只做最輕微的妥協。管理層薪資水平解釋了這點。 2000年至2008 年華爾街支付了1850億美元作為獎金。在當上財政部長前，保爾森作為高盛集團的CEO，2005年的薪水是60萬美元，再加上其他形式的補償3820萬美元。 2008年高盛集團CEO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每週總薪水是140萬美元（年薪7030萬美元）。但對管理層薪資的有效限制（工資、獎金、股票期權等）即使在受到納稅人資助的救助時也是不可能的。
紐約的舒默爾（Chuck Schumer），參議院民主黨第三領導人和兩個金融委員會的關鍵成員，在新的金融改革中被委以重任，站在民主黨立場，在談判的國會中討論立法，在管理層薪資上形成兩黨妥協。舒默爾是金融業的有力擁護者，2009年接受了來自產業部門的165萬美元捐贈，22位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成員中，有19位2009 年接受了華爾街的捐贈，2010年謀求連任的那些人則每人得到至少18萬美元。美洲銀行的頂級說客卜德斯塔（Tony Podesta）和高盛集團的頂級說客艾爾門多夫（Steve Elmendorf），2009年6月進入白宮說服總統。華爾街為奧巴馬的總統競選活動支付了1490萬美元，創歷史最高水平，僅高盛集團一家就支付了100萬美元。
總之，皮科拉貨幣信用聽證會需要的條件，今天是極不可能發生的。儘管公眾大為不滿，也不可能設立任何與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同等效力的新立法。一些以紐約為基礎的銀行通過互兼董事控制產業資本的問題已不再存在。但是金融化作為對生產停滯的回應，越來越大地驅動整個經濟體系。人們經常引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擔憂：企業有朝一日可能成為“投機漩渦上的泡沫”，這現在已成為現實。
這種情況下，人類的唯一選擇是，廢棄現行失敗的體制，實現一個新的、更加理性和平等的體制，它不以無窮地追逐貨幣財富，而是以滿足人類的真實需要為目的。
[王軾穎：西安郵電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馬睿翔：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