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奴役經濟之路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通向奴役經濟之路
作者：賈根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2-18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通向奴役經濟之路[①]

賈根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北京100872）



摘要：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在2009年被推薦為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但這一理論是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思想和理論基礎，要落實胡錦濤總書記和黨中央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部署，就必須對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進行深入批判。由於跨國公司模塊化生產、發達國家對國際貿易的壟斷結構和美元霸權的支配性影響，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於產業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國遭受到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這是我國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已經無法再像戰後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初衷相反，“大進大出”不僅沒有解決沿海與內地之間的矛盾，反而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被外資擠占並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反而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並成為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後、“三農問題”成為死結和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根源。事實證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和我國“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一條通向殖民地經濟之路。

關鍵詞：國際大循環；美元霸權；城市化；內需；“三農問題”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一詞始見於王建1987年在新華社內部刊物《動態清樣》上發表的文章《走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該文提出的戰略構想及其理論去年被推薦為2009年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確實，按照推薦者的看法，王建提出的這種戰略對中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但筆者認為，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對中國經濟的正面影響不能被高估，因為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主要是依靠內需而非“國際大循環”而發展的，所謂“中國經濟奇蹟”就是在那時奠基的；只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加入WTO以來，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才得到了充分的實現，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隨著這一理論的徹底貫徹，我們才陷入了日益難以擺脫的嚴重經濟困境。很明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致命弊端已經充分暴露，但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卻仍然被推薦為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這說明傳統思維模式的影響是多麼的根深蒂固！不破不立，為了貫徹胡錦濤總書記和黨中央關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部署，就必須對其進行深入批判。



一、“擔水劈柴”的國際分工地位和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

基於比較優勢理論，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旨在於通過大力引進外資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把農村勞動力轉移納入到國際大循環，一方面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換取外匯，從而獲得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以便通過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這種戰略構想契合了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的一種深刻變化：由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塊化生產在幾乎所有產業（包括許多服務業甚至農業）都導致了國際分工的關鍵性變化：生產和服務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推動了產業價值鏈分工的新發展，從而催生了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迅速擴張。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發達國家採取外包和國外直接投資的形式把大量生產活動轉移到我國，從而使我國工業製成品出口特別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激增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現象，我國深深地捲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系之中：貿易依存度高達70%，在我國出口總構成中，加工貿易出口所佔比重高達50%，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所佔比重高達60% 。

如何評價我國通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加入到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利益得失呢？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把國際金融危機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看作是拜全球化之福。正如高柏教授指出的，當日本和韓國經濟高速增長之時，國際分工的基礎是最終產品，在工業製成品的國際貿易中，如果一國的企業無法製造出有國際競爭力的最終產品，那麼，該國則無法參與國際貿易，因此日本人不遺餘力地打造本國的創新體系。但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國際貿易中分工的基礎已經以生產要素為主。這種分工的基礎極大地減輕了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國際貿易時發展本國創新體系的要求，他們可以通過廉價勞動力來參加全球化的生產體系，只負擔勞動力密集部分的任務就可以了。這在過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與日本的古典發展主義模式相比，中國的新發展模式在適應全球化這一新環境中表現出極大的優勢，它依靠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制迅速地提高了中國的經濟結構，極大地加強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②] 因此，甚至有許多人認為，中國是全球化的絕對受益者。

但果真是如此嗎？讓我們首先考察一下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強國富民的基礎。實際上，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代表著從英國重商主義時期一直到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興起之前落後國家脫貧致富的必由之路。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國際分工興起之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典型的國際分工形態是工業製成品和初級產品（農產品和自然資源）之間的垂直分工，所謂的殖民地在經濟上就是淪為發達國家原材料的來源地和工業製成品的市場。因此，從19世紀指導了美國經濟崛起的美國學派[③]和德國的李斯特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經典發展經濟學都認為，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出路就在於工業化。從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經濟史來看，這種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在那時，工業是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基本載體、報酬遞增的主要源泉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它對一國實現強國富民的奮鬥目標至關重要。通過保護幼稚工業和國內市場而相繼崛起的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都深諳這種落後國家富強之道，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只不過是它的一個晚近代表而已。

那麼，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迅速擴張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發生了什麼變化呢？讓我們首先通過工業製成品的產品研發與製造之間的分工來說明這個問題，這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垂直分工從工業製成品和初級產品之間的分工深入到工業製成品內部分工的最重要變化。由於模塊化生產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體功能模塊化的特點，因此，跨國公司可以通過“歸核化”戰略把製造的非關鍵性環節外包給發展中國家，這也就是說跨國公司可以運用外部資源來進行它過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所從事的非核心經濟活動；而為了在控制技術專有權的同時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外包就成為跨國公司的最佳選擇。但這種外包活動使得製造業的核心部件與其他生產環節在國家層次上發生了分離：發達國家從事高創新率、高水平進入壁壘和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生產，而發展中國家則從事慣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幾乎沒有進入壁壘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顯而易見，高知識密集型活動和高研發投入等高質量生產活動發生在核心部件的製造上，發達國家專業化於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而發展中國家則專業化於絕大部分是報酬遞減的低質量生產活動，[④]跨國公司就像在殖民主義時期開發自然資源一樣把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作為自然資源來“開發”,如果說當代國際分工的基礎是生產要素為主,那麼殖民主義時期也是以生產要素為主.只不過殖民地參與國際分工的是土地(自然資源),而今發展中國家則是廉價勞動力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分工並沒有局限工業製成品內部的產品研發與製造之間的垂直分工，也沒有局限於工業製成品本身。對於工業製成品而言，除了產品設計和加工製造外，它還包括原料採購、物流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和終端零售等諸多環節，由於對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掌控，跨國公司一直就把發展中國家全面壓制在報酬遞減的低附加值活動中。同時，由於模塊化生產，服務業和農業也出現了類似於上述工業製成品不同質量生產活動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垂直分工，特別是在過去被看作是生產和消費不能分離的服務業也出現了服務提供的不同環節在地理上的分散，例如離岸服務外包的大量湧現。與此相關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相對於從英國重商主義一直到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的五百年經濟史來說，對於國家富裕至關重要的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經濟活動不再局限於工業領域，也不再局限於所謂的高新技術產業，它廣泛地存在於通常被人們看作是中低技術的產業如服務業、傳統工業和農業的某些環節中，例如與高端製造業一樣，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和高端農業無疑是一國報酬遞增的主要源泉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通過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加入到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還能像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那樣達到強國富民的目標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從英國重商主義一直到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為什麼抓住了工業就抓住了國家致富的關鍵？原因就在於在那時，由於整個工業的產業價值鏈都在一國之內，抓住了工業就抓住了具有報酬遞增之特徵的高創新率、高水平進入壁壘、高附加值、高工資和高就業的高質量生產活動，因此，當時的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許他們從事這種報酬遞增的工業活動，強迫殖民地從事報酬遞減的初級產品生產活動，從而使殖民地鎖定在了貧困的境地之中。按照同樣的道理,由於國際分工的新發展,發達國家在今天可以通過誘使發展中國家從事報酬遞減的產業價值鏈低端而自己卻牢牢地控制住產業價值鏈的報酬遞增部分，同樣也能達到“殖民主義”的目的。因此，正是通過對當代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這種透視，我們才終於明白了，在歷史上也曾經是欠發達國家的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之所以相繼崛起，本質上並不在於他們抓住了工業，而是在於抓住了隱藏在工業背後的本質：只有抓住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經濟活動，國家才能致富；否則，國家將陷入貧困之中而不能自拔。

按照上述邏輯，在我國通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加入到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情況下，即使我國高技術乃至全部工業製成品出口飛速增長，它也無法從根本上擺脫貧困的境地了，因為這種出口活動已經喪失了工業本身原先所具有的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潤、高工資以及我們隨後將要談到的系統協同效應。因此，我國可以觀察到，即使同樣是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我國已經不可能再像戰後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的福利得到普遍提高了。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其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時間；而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20、日本的1/24。在製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⑤]有人可能會說，不要著急，通過產業升級，中國遲早會升級到全球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目前有關全球產業價值鏈的研究都是集中在這個方面。但正像歷史上欠發達國家從沒有沿著初級產品到工業製成品的垂直分工鏈條實現產業升級一樣，今天的中國也不可能沿著工業製成品內部的垂直分工實現從加工製造到高附加值環節的升級，而要達到產業價值鏈的高端首先就要從這個高端入手控制整個產業價值鏈，就像歷史上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通過幼稚工業保護來建立自己的工業一樣，中國同樣需要保護高端產業並孜孜以求其獨立發展，而不是通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來自斷生路。

因此，我們不得不說，正像歷史上英國在取得工業領先地位後，以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理論勸誘德國和美國不要建立報酬遞增的工業，而是以初級產品生產加入到與英國工業製成品相交換的老式垂直分工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一樣，在模塊化生產導致產業價值鏈出現新式垂直分工的新形勢下，以美國為首的作為國際壟斷資本總代理的“邪惡的三位一體”[⑥ ]給發展中國家同樣推薦了一種“唯一”正確的經濟發展模式：通過利用廉價勞動力、自由貿易、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導向型經濟加入到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其目的無非是在新的形勢下達到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控制國際分工格局的目標，因此，如果發展中國家通過廉價勞動力和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加入到與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的這種國際大循環之中，它就無法擺脫在國際分工中“擔水劈柴”的國際地位，其受剝削和受掠奪的被動地位也就無法徹底改變。特別是在美元霸權的支配之下，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這種致命弊端就徹底暴露出來了。

從英國重商主義一直到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模式，落後國家脫貧致富的國際環境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自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環境卻出現了兩個重大的結構變化：一個就是我們上面談到的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的出現，另一個則是美元霸權的形成。美元霸權的形成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鬆在持續的財政和貿易赤字將耗盡美國黃金儲備的壓力下，放棄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以美元可兌換黃金的關鍵貨幣本位制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了。但是，由於美國的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霸權的支配作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並沒有改變。然而，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由於“全球市場猛然向美國公司和金融機構開放，跨國界的資金流動由於金融市場的解除管製而成為慣例，美元霸權才得以形成。”[⑦]美元霸權徹底顛覆了重商主義時期的英國和戰後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性質：美國生產不被任何實物支撐、只由美國軍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紙幣，而世界其他國家生產美元紙幣可以購買的產品。按照美元霸權的邏輯，只有在其他國家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對美國貿易存在著持續出超的情況下，美國才能通過印刷美元紙幣，不勞而獲地坐享別國的勞動成果。

因此，基於美元霸權的戰略，美國政府就通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大攻勢，蓄意地把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鍊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作為“唯一”正確的經濟發展模式推薦給發展中國家，以便使其成為剝削和掠奪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出口導向型經濟出口的越多，積累的美元儲備就越多，被剝削和被掠奪的程度就越嚴重。由於我國推行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元體系的主要支撐國：據外媒報導稱，中國2009年外匯儲備餘額突破兩萬億美元，達到2.399萬億美元。中國外儲佔全球儲備比重達到30.7%。 [⑧]美元霸權迫使我國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購買了大量美國從不打算償還的美國國債，然後，美國再運用向我國等國家發行的美國國債等籌集到的資金，不僅支持美國人的過度消費，支持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而且也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肆收購我國企業並進而控制我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提供融資。對於我國經濟發展來說，這種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無疑是自殺性的。因此，令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這一戰略無意間竟然與美元霸權的戰略意圖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該戰略成為一條中國通向貧困和依附型經濟的道路，這豈不令人悲嘆！如果我們再考察一下國際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在以下兩方面的弊端，這種認識就將變得更加清楚。



二、內需長期無法啟動和泡沫經濟的根源

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時，筆者就思索這樣一個問題：我國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啟動內需的口號，但內需為什麼卻越來越萎縮？固然，收入分配的嚴重兩極分化與教育、社會保障體系和住房的過度市場化是其中的兩個主要原因，但人們並沒有註意到，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緊密相關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和外國直接投資則是另一個主要原因，[⑨]而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又是造成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概括起來說，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主要通過資源、工資和投資機會三個方面嚴重地抑制了內需經濟的發展。第一，它把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成了內需發展的資金和資源嚴重不足，這與它旨在於解決沿海與內地之間爭資源和爭市場的矛盾南轅北轍。第二，它還造就了一種低工資的血汗工廠體系，從而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我國目前嚴重的泡沫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實施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嚴重後果。我們下面就依次討論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所產生的這些嚴重弊端。

首先，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造就了金融危機之前繁榮的出口導向部門與萎縮的內需發展之間相分割的“二元經濟”。如果說我國巨額的美元儲備只不過是由於美元的不斷貶值而遭受巨大損失，雖然心痛，那倒也罷了，但問題是造成這種巨額美元儲備的出口導向和以出口為目的的外資[⑩]仍在嚴重地損害我國內需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引進的外資仍在把國內儲蓄轉變成幾乎沒有用處的外匯儲備，繼續加重這種畸形的“二元經濟”。對於引進外資和出口導向型部門是如何以犧牲內需發展為代價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舉例說明如下：假如沿海地區引進外資1000億美元，它必須兌換成人民幣比方說6000億元才能在國內使用，如果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這相當於從全國其他地方吸走了6000億元人民幣，這說明沿海地區增加了6000億元的投資，別的地方就減少了6000億元的投資；同樣道理，出口創匯1000億美元也具有同樣的作用。

上面假定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但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因為引進外資或出口創匯1000億美元而增發這6000億人民幣，新增人民幣會帶來通貨膨脹，由於沿海地區的貨幣供給比其他地方增加了6000億；其他地區的貨幣供給量表面上不變，但因為購買力下降了，資源的利用還是減少了，資源就從別的地方流向了沿海地區。因此，沿海地區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戰略實際上是一種與內地和內需產業爭資金、爭資源和爭奪勞動力的資源配置機制：沿海地區吸引的外資和出口創匯越多，從內地或內需產業吸走的資金和資源就越多，內地發展就越緩慢，內地或內需產業也就越貧困。 [11]出口創彙和以出口為目的的外國直接投資所積累的巨額美元儲備不僅一直在虹吸國內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資源，導致內需發展嚴重不足，而且它也說明，內地或內需產業一直在補貼沿海地區和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金融危機之前繁榮的出口導向部門與萎縮的內需市場，並加重了沿海地區與內地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使西部大開發戰略不能充分發揮作用。

其次，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造就了一種低工資的血汗工廠體系，從而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產業價值鏈由跨國公司的生產者驅動和購買者驅動所構成，當國際大循環戰略以廉價勞動力加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系之時，它不得不受跨國公司的生產者驅動所支配，既然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競爭優勢是在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上，那麼，競爭壓力將刺激資本家使用廉價勞動力而不是成本更高的有技能的大學畢業生，林毅夫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導致了這種低水平專業化的自我強化，導致了中國以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競次”活動，這種持續的對工資水平的擠壓迫使工人不得不通過消費更少並儘可能工作更多來增加他們的“自我剝削”，這不僅對工人及其家庭是損害，而且也產生了國內需求的嚴重不足。而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購買者驅動情況下，中國企業也是通過被迫壓低工人工資競相加入到國際大循環的。例如，沃爾瑪幾乎每年都要把從中國進口的大部分貨物的價格壓低5%，國內資本家也就不得不把這種成本降低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從而再次產生對工資水平的持續擠壓，造成國內需求的嚴重不足。

當中國最發達的沿海地區出口部門作為經濟增長的引擎之時，其工資水平的長期被擠壓必然對全國勞工階層的工資增長產生嚴重的抑製作用，從而成為工資與利潤在收入分配上嚴重兩極分化的推動力，參看圖1。 [12]



圖1 勞動者報酬與企業盈餘佔GDP比重（1990-2007）





按照劉易斯剩餘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經濟發展理論，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理論上說，只有當全世界的剩餘勞動都吸收完畢的時候（參看圖2），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和農民收入才能上漲，這也就是說，中國由於具有世界上最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將處於“墊底”的地位。以廉價勞動力參加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理論無疑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給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布下的陷阱，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正是通過上述低水平專業化的自我強化使中國鎖定在了工人實際工資長期停滯的“貧困的惡性循環”之中，因此，以中國工人和農民收入增長為動力的內需將永遠無法啟動，這就是我國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啟動內需的口號，但內需卻越來越萎縮的基本原因。

在圖2中，橫軸OL代表農村剩餘勞動力，縱軸OD代表實際工資，SW代表傳統部門中維持生存的平均實際收入，WS等於現代部門的實際工資（由於這種工資水平高於傳統部門中維持生存的平均實際收入，因此農村勞動力才流入現代部門）。按照這個工資，農村勞動力的供給假定是“無限的”，即具有完全的彈性（WS），由於資本投資，生產可能性曲線D1F與WS相交於F，由此所導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OL1。隨著資本投資的不斷擴大，一直到生產可能性曲線D3S與WS相交於S點，所僱傭的勞動力為OL3。在這時，農村剩餘勞動力被轉移完畢，農業部門就成為與現代部門一樣由市場所決定的經濟，因此S點又被稱為商業化點，在這一點上，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開始上升，由SS1表示。需要說明的是，劉易斯的這個模型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不能反映日本和韓國在戰後工業化時期工人的實際收入（WS向右上方傾斜）乃至農民收入（SW也向右上方傾斜）與工業（資本）擴張同步增長的事實。但是，這個圖比較好地反映了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政策時期拉丁美洲和我國（大約1993年以後）在工人和農民實際收入停滯的狀況。由於我國仍存在大量勞動力，因此，在自由貿易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工人和農民實際收入的提高肯定是異常緩慢的，只有實行類似於戰後日本和韓國的保護民族經濟的經濟體制，他們實際收入的持續和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得到保證。





最後，由於我國工業製成品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和外國直接投資把我國民族企業壓制在低端產業，本土製造業由於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積累起來的資金不得不投入到股市和房地產等投機活動中，從而成為製造嚴重經濟泡沫的基本力量。作為世界經濟的一個新現象，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製成品貿易條件開始出現全面的和持續的惡化趨勢，這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的工業製成品出口價格相對於發達國家製成品出口價格不斷下跌。 “在1988年至2001年之間，收入越低的群體，遭遇的價格下跌的趨勢越嚴重；但是中國製造的產品價格下降趨勢甚至超過最低收入組國家，與此相似的是，技術含量越低，價格可能下跌的越厲害。出乎意料的是，資源依賴型產品的價格不如技術含量低的產品價格那樣趨向於下降。”[13]但大約從1998年開始，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國際貿易條件趨於改善，而我國的總體國際貿易條件卻急劇惡化（參看圖3[14]），導致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資源和原材料的價格大幅度攀升，而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卻持續下降，由於加工貿易出口占我國總出口50%，所以自然資源和原材料價格的上升與工業製成品的價格下跌交互作用嚴重地擠壓了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再加上2005年後人民幣的升值，原本利潤率就很低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的生存就更加困難了，大量的資金不得不尋求新的投資機會。



但是，由於在1993年之後，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湧入中國，導致了這些外資企業把持了我國國民經濟中最有盈利前景的產業環節。據報導，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佔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與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外包活動相比，外國直接投資更直接地通過控制這些產業把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水平進入壁壘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土企業則被壓制在產業鏈的低端。例如，2009年在我國本土企業因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嚴重經營困難並有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企業倒閉的同時，據中國美國商會在2010年4月初發布的《2010年商務環境調查報告》，2009年，71%的美資企業實現了盈利，82%的企業對在華業務前景表示樂觀，91%的企業對未來5年的發展前景表示樂觀。在這種情況下，從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中游離出來的大量資金或者不得不投資於可以在短期內就能產生回報的產業，因而加劇了鋼鐵、水泥、煤炭和建材等產業的大量產能過剩；或者轉向股市和房地產等投機活動中，特別是在前者的產能過剩日趨明顯的情況下，無形中又加劇了房地產的投機活動。而國家又不得不錯誤地把房地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地方政府則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從而不斷推高房價，更加助長了房地產業的投機活動，因此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此外，由於國內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富人階層把大量資金揮霍在奢侈品的消費上，以至於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的中國竟然在2009年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佔到全球市場的25%以上。



三、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嚴重滯後和“三農問題”成為死結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設想是通過“在國際市場上換取外匯，從而獲得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以便通過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15 ]然而，這種戰略實施的結果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造成企業服務業嚴重落後，而這又直接成為我國大學生和研究生就業越來越困難的主要原因，因而堵塞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出路。與此同時，東部沿海地區的“大進大出”由於造就了一種低工資水平的血汗工廠體系，導致城市化嚴重地滯後於“工業化”、一般服務業落後、中西部的城市化受到嚴重抑制，再次造成就業問題日益嚴重。而城市化和服務業發展的嚴重滯後又延緩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因而成為“三農”問題的直接癥結所在。即我們無法通過減少農民提高農業生產率；無法通過增加城市人口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市場；也無法通過增加城市勞工階層的整體收入水平從而推動對高附加值農產品需求的增長；更無法通過提高農產品價格使農民分享高質量生產活動的生產率增益。由於認識不到“三農”問題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之間這種曲折但又根本性的聯繫，因此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三農”問題無解，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我們下面就依次對此進行討論。

一般說來，重工業可以被劃分為資本貨物製造業（包括新出現的先進製造業）[16]和以資源為基礎的重工業，後者主要是指石油化工、冶金和建築材料工業等。近年來我國出現比較嚴重過剩的鋼鐵、石化、氧化鋁、水泥和煤炭等都屬於以資源為基礎的傳統重化工業，由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我國資本貨物製造業變成了發達國家的高端組裝和中低端加工基地，在技術絕對壟斷的外資擠壓下，中國裝備製造業的發展呈現出“低端混戰、高端失守”的狀態，自主創新困難重重。資本貨物製造業自身所需要的核心基礎元器件、大型鑄鍛件和自動化控制裝置發展滯後，關鍵配套受制於人，大型、精密、高效裝備仍依賴進口，這是《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走訪沿海省市裝備製造業後梳理出的判斷。 [17]資本貨物製造業的落後造成了我國“進口高附加值的資本貨物、出口低附加值的消費品和低附加值的資本貨物”的局面，例如，據統計，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中設備投資的2/3依賴進口，其中，集成電路芯片製造裝備的95%，石化裝備的80％，轎車製造業裝備、數控機床、紡織機械及膠印設備的70%都依賴進口。 [18]

造成我國資本貨物製造業不斷萎縮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大進大出）必須按照外包公司的技術標準、產品規格和國外消費者的偏好進行生產，在一般情況下，外包公司以提供相關技術和機器設備作為加入其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條件；即使外包公司不要求，我國的資本貨物製造業也不大容易滿足為國外消費品進行生產的技術和機器設備要求，再加上在技術上本來就與發達國家資本貨物製造業有差距，其結果是我國消費品工業越來越多地從國外進口機器設備，這導致了我國資本貨物製造業的嚴重衰落；第二，進口衝擊。非出口的內需部門也越來越不購買國內資本貨物製造業的產品，如鐵道部對高鐵“中華之星”的百般刁難，無論你怎麼說，我就是不用國產品；在醫療設備方面也是如此；再如，在2008年政府採取投資四萬億人民幣大規模刺激內需時，筆者就提出要堅決執行國貨採購制度。但直到2009年5月，因國貨在國家龐大的拉動內需的投資中受到嚴重歧視，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才不得不對購買國貨問題發出緊急通知。第三，外國直接投資的購併和全面擠壓。在我國高端資本貨物製造業基本上沒有國外市場的同時，其國內市場也越來越喪失的情況下，它怎麼能經營好？怎麼能生存？人們不明就裡，還以為是我國資本貨物製造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天生就沒有效率呢，因此各地都競相把它出賣給虎視眈眈的外資，這更是雪上加霜。如果不改變目前這種狀況，我國大部分資本貨物製造業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正如盧森博格對19世紀美國經濟增長的研究所證明的，資本貨物製造業不僅是技術創新和報酬遞增的主要來源，[19]而且由於資本貨物製造業是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的產業，它也是知識勞動者等高質量就業的主要領域之一。此外，由於它在製造新的生產工具、生產更多種類的中間產品過程中，插入了越來越專門化的知識生產部門和提供越來越專門化的服務活動等，導致企業服務業特別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從而使之成為知識勞動者就業的又一重要領域。例如，在過去的20年中，企業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占到歐洲就業增長的多一半，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以來， 企業服務業的就業在歐盟總的就業淨增長也占到多一半。在1979年到2003年期間，歐盟所有部門的年均就業增長率為0.6%，製造業年均增長率為-1.0%；而企業服務業年均就業增長率卻達到4.4%。 [20]因此，正如伊奎斯特等指出的，在那些與創新的製造業部門有密切關係的服務部門中，產品創新是最快的，因此，在製造業的“高技術”部門與服務業的“知識密集型”部門之間以創新為基礎的交互作用對就業增長具有重要的影響，新服務對於新產品來說，更可能是補充而非競爭關係，它對就業產生了積極的效應。 [21]

既然資本貨物製造業和企業服務業是知識勞動者就業的基本領域，那麼，我國愈演愈烈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就業困難問題就很容易理解了。由於我國資本貨物的大量進口不僅使發達國家獲得了高額的“創新租金”或超額利潤，把我國知識勞動者所需要的大量就業機會讓渡給了發達國家，而且它也使我們喪失了資本貨物工業作為迂迴生產過程的“增長極”在我國整個經濟系統中通過前後向聯繫創造出大量就業的機會。筆者認為，這種通過前後向聯繫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企業服務業，由於資本貨物工業的落後，我國企業服務業處於嚴重不發達的狀態：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大進大出）導致資本貨物製造業舉步維艱。皮將不存，毛將焉附？企業服務業如何發展？由於跨國公司把我國壓縮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加工製造環節，在購買者驅動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中，企業服務業基本上由國外來提供；而在生產者驅動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中，國外的企業服務業作為外國直接投資跟隨跨國公司來到中國，根本就不需要中國的企業服務業；再加上國家對企業服務業沒有支持和保護，反而是優待諸如審計行業的“四大”等外國直接投資。在這種情況下，由於資本貨物製造業和企業服務業發展嚴重落後，中國高等教育的出路何在？

資本貨物工業通過迂迴生產過程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是指通過前後向聯繫在中間產品生產和第三產業的一般性服務業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由於我國加工貿易出口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在我國出口中分別佔50%和60%，而這種出口基本上又是以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為特徵的，因此，我國把中間產品生產所創造的大量就業機會又再次讓渡給了外國。不僅如此，根據國外城市化的經驗，由於城市第二產業一個勞動力的就業往往伴隨2-3人在第三產業（一般性服務業）的就業。如果一個就業人口贍養2.5人，一名勞動者在第二產業就業（包括就業者本人）可以增加7-10個城市居民，[22]然而，由於我國以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為基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產業是建立在農民工低收入的基礎上，因此，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嚴重地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一方面，由於農民工拋妻別子在城市打工，對城市服務業的需求很小；另一方面，由於農民工的低收入尤其是作為第二產業生力軍的農民工工資未包含正常需要的城鎮購房開支和足額養老醫療保險等，因此，這些農民工及其家庭就無法向城市遷移，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就被大大地推遲了。

目前對於究竟有多少農民工在城市第二產業包括東部沿海城市第二產業打工並沒有準確的數字，有的說是大約1.5億，也有的說是大約1.2億。考慮到一些農民工家庭已經移民城市，我們假定目前還有0.7億農民工在城市第二產業打工，按照國外城市化的經驗，我們可以做一個保守的估算：每位第二產業的農民工如果被城市化，將增加2名第三產業的就業，而每位就業人口贍養2人，那麼，0.7億的第二產業農民工將增加1.4億的第三產業就業人口；而2.1億（0.7億加1.4億）的城市就業人口將使城市化人口增加4.2億！顯而易見，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是導致我國服務業發展嚴重落後和城市化嚴重滯後的主要原因，因而也是造成我國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的基本原因。我們知道，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曾把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作為主要目標之一，林毅夫也一直從解決就業的角度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進行辯護，然而，現在看來，這些觀點都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就在於它們所基於的比較優勢理論實際上是一種靜態的經濟理論，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

此外，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還嚴重地抑制了我國中西部的城市化，拉大了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造成了難以解決的“春運”等交通問題，加劇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一些學者還在為出口導向型的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進行辯護，堅信這種發展模式仍將繼續下去。但是，即使不考慮我們在上面談到的諸多弊端，中國的城市化也不可能大部分都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即使東部沿海地區能夠使在當地打工的農民工實現城市化，也將對中國農業和交通造成災難性的影響，因此，中國工業中心必須向中西部轉移！這就像美國歷史上在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並在美國內戰後狂飆突進的工業化過程所展現的那樣，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是歷史的必然，我國祇有拋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十多年前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才能得到真正的展開，我們才能加快我國的工業化進程！

更為嚴重的是，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還是導致我國“三農”問題成為死結的主要原因。首先，由於我國城市化水平和服務業發展的嚴重滯後延緩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因而我們無法通過減少農民提高農業生產率，也無法通過增加城市人口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市場。假如按照我國前面的計算，如果不只是0.7億的第二產業農民工在城市打工，而是0.7億的第二產業農民工帶動城市化人口增加4.2億，那麼，由於農民減少一半，農業生產率將至少提高一倍，而城市人口增加3.2億（4.2億減去0.7億），這又將給農產品提供多麼大的市場！其次，由於我國是通過加入到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加入到國際大循環的，因此我們將就無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把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和生產率增益“普惠”到農業部門和農民。在經濟史中我們之所以可以觀察到：在工業發達的地方，農民也比工業不發達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工業能夠收穫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所有收益：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潤、高稅收、高工資和高就業，而在全球產業價值鏈分解的今天，所有這些收益都不再能得到了，因而，普通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緩慢或停滯不前就無法推動對高附加值農產品需求的增長，政府也就不能夠像當今發達國家那樣通過大幅度補貼和提高農產品價格使農民分享高質量生產活動的生產率增益了。因此，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三農”問題無法解決，原因就在於沒有認識到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正是其癥結所在。



四、結語

2010年3月1日，在我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召開前夕，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任仲平的政論文章《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大抉擇——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文章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中國20世紀以來曾有的兩次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要轉型——60年前新中國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開放相提並論，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看作是我國第三次社會經濟大變革。筆者認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僅是起源於國際金融危機等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而且也是革除原有經濟發展方式所存在的弊端的內在要求。不破不立，由於我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或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是原有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基礎，因此，深刻認識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探索中國經濟發展新戰略的重要基礎。

有比較才有借鑒。在英美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英國和美國也曾發生過類似於我國目前所遭遇的嚴峻挑戰，這種挑戰導致了這兩個國家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性轉變，其歷史經驗值得我們藉鑑。 16世紀上半葉，英國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雖然帶來了短暫的繁榮，但卻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後果：德國、尼德蘭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倫敦半數以上的出口額，英國經濟受制於低地國家，並自16世紀中期起陷入頻發的經濟與社會危機。這種危機最終引發了以保護國內市場和發展高端產業為核心的英國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革命，為後來的英國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美國的崛起也同樣是以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的“因禍得福”為起點的。美國在獨立後的30多年裡實際上仍沒有擺脫對英國經濟的依附，建立的是一種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 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沉重地打擊了美國自身的對外貿易和航海業並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此時的美國人才切實感受到了獨立自主的工業發展對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危機導致了發展模式的重大轉變，最終形成了以貿易保護、技術創新和資本生產率立國、工農業協同發展和內部改善為核心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經歷一個世紀的發展終成世界的工農業帝國。 [23]

筆者認為，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應該及早做出戰略規劃，借鑒英國和美國的歷史經驗，逐步實現從“國際大循環”向“國內大循環”的戰略轉型：通過把注意力轉向“內部改善”，經過若干年調整和準備，對外則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停止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使用美元儲備回購外資企業；選取適當時機對世貿條約中不利於我國的部分條款重新進行談判，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生產活動出口的發展，對內則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於出口的廉價工業製成品相互提供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通過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的迂迴生產和中西部城市化創造比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更多的就業機會；抓住在未來二、三十年內將要爆發的以納米、生物電子、新能源等為代表的第六次技術革命的機遇，大力推進以產業技術化為核心的創新型國家建設，實施主權信貸並實現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將在另文中討論這種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內容。

[①]本文根據作者2009年11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廣東商學院、廣州農業大學、天津商業大學和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第17次會議上的講演稿《國內經濟大循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破解美元霸權的戰略抉擇》第一部分內容整理而成，完成於２０１０年３月初；修改稿以《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為題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 2010年第4期；再次修改稿發表於《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6期，引用請參閱該雜誌。本次講演稿第二部分的部分內容已經分別以《美國學派與美國的工業化：經驗教訓與啟示》和《政治經濟學的美國學派與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發表於《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10年第2期和《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3期，第二部分的另外內容也將以《為保護主義經濟崛起之路辯護：經濟史的新解讀》在2011年發表。本次講演稿第三部分的主要內容以《保護民族工業和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發表於《當代財經》2010年第１２期。

[②]高柏：《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序言，第10頁和第8頁。

[③]賈根良：《美國學派：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說》，待發表論文。

[④]賈根良、秦升：《中國“高技術不高”悖論的成因與政策建議》，《當代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

[⑤]王紅領：《工資為何遠落後於GDP增速？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年8月14日。

[⑥]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張夏準把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為“邪惡的三位一體”，出處見張夏準：《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的秘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3頁。

[⑦]廖子光：《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譯序第11-12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⑧]大眾網轉自和訊網，http://www.dzwww.com/rollnews/finance/201002/t20100220_5670069.htm，2010-2-20。

[⑨]賈根良：《評佩蕾斯的技術革命、金融危機與製度大轉型》，《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年第2期。

[⑩] 我們全文使用的外國直接投資或外資沒有包括港台資本，港台資本不屬於外資。但由於港台資本也是通過美元進入大陸，因此港台資本對內需的不利作用也具有同等功效。

[11]參見黃樹東：《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5-347頁。

[12] 轉引自梁曉、趙欣：《擴大內需的基礎、多數百姓共同富裕——五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風網站（www.strongwind.com.hk），No.HK2010-06 。

[13] 卡普林斯基：《夾縫中的全球化：貧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與發展》，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第200頁。

[14] 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的盧荻教授允許我使用他研究過程中做出的這個圖表。

[15]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09年）候選理論簡介六：《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http://news.hexun.com/2009-09-02/120932788.html.

[16]資本貨物製造業是相對於消費品工業而言的，是指製造所有機器設備的工業，在我國又被稱作“裝備製造業”。

[17] 陳冀、賈遠琨：《外資壟斷“鎖喉”中國裝備業》，《瞭望新聞周刊》，2009年第48期。

[18] 轉引自胥和平：《我國的產業自主創新：問題與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 http://www.cass.net.cn/file/2007021587672.html.

[19]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23, I.4, Dec., 1963.

[20] Kox, Henk LM and Rubalcaba, Luis, Analy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business services to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BEER paper n 9, February 2007, p2, p6, p27, p28, http://www.coleurop.be/eco /publications.htm.

[21] 以上觀點依次參看Charles Edquist, et al.,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Process versus Product Innovation, Edward Elgar, 2001,P163腳註41; P19; p117.

[22]王小強：《重提西部大開發——啟動內需與產業升級的方略》，《綠葉》2009年第6期。

[23]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