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東亞共同體”可能嗎

“東亞共同體”可能嗎？ (2009-11-10 9:58:25)

本文見《財經》雜誌2009年第23期出版日期2009年11月09日

謝國忠/文

近來，各種各樣的提案和建議浮出水面，力主亞洲建立類似歐盟的“亞洲區塊”。譬如，亞洲各國簽署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FTA）。這些新構想 的主要動力，來自日本新上台的民主黨政府。他們希望能夠有別於此前的自民黨政府。通過提出向亞洲傾斜，民主黨政府釋放了日本尋求脫離美國、更加獨立的信 號。這也讓日本民眾對未來多了些信心：日本經濟已經“休克”了20年；增加與鄰國間的融合，有望為其經濟帶來更多增長。

每當全球貿易出現問題時，亞洲各國就開始討論成立區域聯盟，以期創造新的增長動力，但每當全球貿易恢復後，這些討論也就無疾而終。這次也難以例 外。惟一的不同在於，這次，全球貿易將無法恢復到以前的強勁態勢，無力維持東亞地區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建立某種形式的區域一體化，對恢復區域增長至關重 要。

過大與過小

目前，這一地區主要的區域性組織包括東盟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前者規模太小，後者又規模過大。 1992年，東盟自由貿易區提上議事日程，而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東盟來說，是推動其作為經濟“區塊”行使效力的最重要的驅動力。截至 2009年10月，東盟包括東南亞的10個國家，人口達到5.84億，國內生產總值達15062億美元。當前，東盟自由貿易區幾乎成為現實。這當然是奇 蹟。當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提出的時候，並沒有多少人看好它：這一區域內，人均收入以及經濟結構存在巨大差異。除了亞洲金融危機，想在規模上與中國抗衡， 也是這一區域實現一體化的一個驅動力。

東盟已經實現了這一大膽的夢想。作為對話夥伴，中國、日本和韓國都參與東盟的年會，歐盟和美國也參加東盟的區域論壇，並與其舉行雙邊討論。 2008年，中國與東盟完成了最後一輪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這意味著，東盟在經濟問題上可以作為一個整體發揮作用。中國是東盟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二者之間的 經濟合作，有著很好的前景。

東盟的成功，部分反映了其軟弱的形象：沒有任何一個主要的競爭對手認為，東盟會成為有威脅的競爭對象。東盟與中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已經讓印度和日本等國家感到眼紅，並積極尋求與它建立自由貿易區。另一方面，東盟的年會已成為中國、日本和韓國三方碰面的重要場合。

相對於東盟的成功，APEC一直經歷著慘重的失敗。雖然有20年曆史，但它已淪為來自美洲、大洋洲、俄羅斯和亞洲大多數國家領導人列隊拍集體照的 場合。 APEC在蘇聯垮台後成立，其時，這一組織對於“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的轉型，具有積極意義。對整個國際社會而言，能夠看到敵對國家的領導人站在一起，這 一點令人感到頗為欣慰。

不過，這一組織實在太大，也過於多元化，因此很難建立起一個有用的框架。若是有意見能夠在APEC成員間達成一致，基本上也可以形成聯合國決議 了。 “冷戰”結束後20年，APEC顯然已用處不大，但宣布關門大吉也不那麼容易。國際組織向來都是“僵而不死”。在年度峰會中，APEC為其成員領導人提供 了一個聚會的場地，供其討論雙邊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講，APEC還有點用。

儘管東盟已經按照自己的日程一步步取得了成功，並且在發展與亞洲其他國家關係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相對於歐盟在歐洲的地位，東盟仍然不可同 日而語。亞洲是否應該有一個類似於歐盟的組織呢？顯然，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亞洲還包括印度次大陸、中東和中亞。任何涵蓋整個亞洲的組織，都將成為和 APEC一樣臃腫的機構，因此，無法建立起一個可持續的架構。

依我所見，亞洲的概念似乎毫無內在邏輯，它包括了歐洲和非洲之外的所有地區。非洲通過一個狹長地帶與中東相連；歐洲地域並不大，並且有著共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我認為，亞洲根本不應被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是東亞經濟核心（EAEC）的堅定支持者。這一核心包括東盟和中、日、韓三國。由於日本不願參與這樣一個把美國排除在外的 組織，這一想法也就無疾而終。其實，東亞經濟核心的想法卻符合邏輯：東亞有著共同的歷史；區域內貿易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前；此外，人口流動也十分頻繁。由 於旅遊業的興起，區域內各國的關係將變得日益緊密。可以預見，該地區未來必將實現資本、商品以及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亞洲各國存在的差異，遠遠超過了歐洲。東盟人均收入為2000美元，中國為3500美元，日本則是4萬美元。中、日、韓三國以及越南，共同受到儒 家思想和大乘佛教的影響。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信仰伊斯蘭教或小乘佛教，宗教信仰也更為普遍。我經常往來於東亞和歐洲，我認為，在東亞建立起一個類似歐盟的組 織將會非常困難。較為鬆散的合作形式，才是更有可能出現的結果。

日本的動機

由於日本的反對，馬哈蒂爾的東亞經濟核心的想法最終不了了之。上個月，當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在東盟首腦會議中提出“東亞共同體”（EAC）這個極 為類似的概念時，卻引起了廣泛關注。如果日本真正致力於成立一個東亞組織，那麼，這個組織的誕生可期。它可能不像歐盟，卻會在今後起實質作用。不過，鳩山 並沒有明確美國在此類組織中的作用。如果將美國也計算在內，那麼，這個組織和APEC也就沒什麼兩樣了，同樣走不遠。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日本可能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提出了這一想法，但日本自己也越來越有理由加強與亞洲的聯繫，並逐漸疏遠美國。儘管其人均收入達到4萬美元，但它仍屬於出口導向型經濟。

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錯過了轉型為消費主導的經濟的時機。當時的田中政府愚蠢地認為，房地產價格上漲會將財富帶到東京-大阪這一工業走 廊以外的地區，田中政府因此決定推行高地價政策。高昂的房地產價格，使中產階級難以走上消費主導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不得不為了買房而努力存錢。

日本確實有充分的理由加強東亞一體化。美國不可能很快恢復，也不會恢復到成為足以餵飽日本出口的機器。同時，再出台財政刺激的空間也不大。由於美 國正在推行弱勢美元政策，因此，通過日元貶值來獲取市場份額也走不通。如果沒有新的貿易來源，日本經濟注定不樂觀。加快東亞一體化，是其惟一的出路。

除了鳩山由紀夫“東亞共同體”的設想，中國、日本、韓國已經決定共同探討三國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當然，東盟可以為任何“東亞區塊”的構 想提供現成的模板。中國已經與東盟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日本和韓國正在就同一問題與東盟磋商。如果它們最終簽署協議，區域一體化就成功了一半。

無論關於東亞一體化有什麼建議，中日兩國間是否能建立自由貿易區是問題的關鍵。把其他國家引入中日兩國當中，是迴避這個主要問題。中日兩國經濟規模之和，相當於東盟的6倍、韓國的10倍，如果中國和日本之間沒有自由貿易區，東亞就不會真正實現區域一體化。

天然的伙伴

五年前，我給《金融時報》寫的一篇評論用了這樣一個標題：“中國和日本：天然夥伴”。當時的普遍看法是，中國和日本是對立的。無論過去和現在，兩 國皆以製造業出口為經濟導向，因此，一方的獲利必然會帶來另一方的損失。但我也發現，兩國之間存在人口和資本的互補性：日本的勞動力正在減少，而中國有數 以千萬計的青年從農村遷移到城市；中國需要資本，而日本有資本盈餘。 2004年至2009年間，與中國的貿易，從占日本貿易總量的10.4%，迅速上升至20.4%，創歷史新高。

　如今，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的資本由短缺轉為盈餘。但是，兩國間人口結構仍存在互補性，並且可以再持續十年。隨著中國經濟從資源密集型轉向環境友好型， 一個新的互補性發展模式正在形成。日本已完成經濟轉型。日本擁有的技術，需要像中國這樣的市場。即使沒有新的貿易協定，兩國間貿易也將繼續增長。

誠然，中日兩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極大地促進兩國貿易增長。我認為，由此產生的效率收益將超過1萬億美元。由於人口老齡化，日本迫切需要提高投 資回報。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準備在哥本哈根談判中，就溫室氣體排放量作出承諾，中國需要大量投資，迅速調整經濟結構。日本的技術可以很快派上用場。

更重要的是，中國和日本之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將為東亞自由貿易區奠定基礎。 2009年，這一區域涵蓋21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萬億美元，足可與歐盟和美國相媲美。由於資金、技術、市場的起點較低，這一地區的GDP可以輕 易在十年裡翻一番。一體化帶來的好處是不可想像的。

貿易和技術是經濟增長和繁榮的雙引擎。持續的經濟繁榮，缺一不可。例如，過去十年的繁榮得益於IT產業的發展，以及中國和其他前計劃經濟體的開放政策。這兩個因素帶來的正面作用都已被消化。世界需要一個新引擎。東亞經濟一體化意義重大，足以扮演這個角色。

最好的辦法，是促成中日兩國達成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以確保貨物、服務以及資本的流動。雖然這項任務看似很困難，但是，最近發生的變化使其有可能成為現實。兩國應該嘗試一下。

一開始就尋求在中、日、韓三國建立自由貿易是錯誤的。一旦有三方參與，達成協議的難度就要增加3倍。此外，韓國沒有與任何國家簽署過自由貿易協 定。認為韓國會和中國或者日本達成協議，實在太天真。如果一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包含了韓國，那麼不妨乾脆忘掉這事。中國和日本應該看到這一點，直接舉行雙 邊談判。

問題的關鍵是，中國和日本是否願意將經濟考量置於政治考量之前。如果日本民主黨政府只是希望通過增加國際影響，而非經濟增長來獲得支持，那麼，上面所有的討論和猜測都是白搭。如果民主黨確實想通過振興日本垂死的經濟來保持其權力，那麼，這是一個好機會。

儘管日本先提出了這個概念，但中國應該率先行動——中國應積極尋求與日本建立自由貿易區。雖然中國目前困難重重，但具有增長潛力和廣闊的市場，日本絕不可能在國內或其他任何地方得到這一切。因此，中國可以居於強勢地位。

東亞自由貿易區看似遙不可及，然而，歷史是由勇者創造的，世界已發生巨大變化，並使這一想法有可能實現，中國和日本應該抓住機遇。 ■

作者為《財經》雜誌特約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