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們的貢獻和局限
張庭賓 2009-01-09 | 茅於軾們的貢獻和局限
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108209251.html
昨日，茅於軾先生又發表了一篇文章《每一個重大的進步都有很大的鬥爭》，在自身言論受到很大非議，甚至遭遇很多語言暴力和人身攻擊的情況下，茅先生的行文仍是溫和而懇切的，這令晚輩真心地欽佩。一個擁有話語權的老人，能夠以博客的方式發言，並且發言後不關閉留言板，不刪改留言，在受到這麼多語言攻擊的情況下，能夠保持溫和而懇切的態度，這是能很多人所不能，這一點就值得晚輩學習。
本人一貫反對語言暴力和人身攻擊，這是真理越辯越明的前提。我很欣賞一句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句話，但我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力”。我更激賞魯迅的名言——“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在一個立體開放的公民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是說話的權力，每一個利益集團都有說話的權力，每一個社會階層都有為自己的利益說話的權力。網絡時代為每一個人釋放這種權力提供了條件，但與此同時，人們應當尊重自己的這個權力，可以不同意對方的意見，可以指出對方邏輯的錯誤，可以指明對方的利益立場，但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
在學術和輿論討論和辯論中，我反對語言暴力和人身攻擊，同時更反對打著為了社會公眾旗號，為國家和人民的旗號，實則圖謀某集團或者少數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因為這就像掛著羊頭賣狗肉，則就構成了“虛偽”，或者是輿論欺詐。
《道德經》一語中的——“智慧出，有大偽”。虛偽一旦出現，真理必定難以越辯越明，虛偽必定導致視聽混淆，甚至情緒對立激變為社會衝突。過去多年來，中國學術界曾經出現過很多次的辯論，往往沒有什麼結果，或者爭出的結果是——“不爭論”。往往不明不白地各走各路，分道揚鑣，分歧實際上有越來越大的趨勢。這其中有大眾的語言暴力和精英的虛偽欺詐的雙重原因。
精英往往會有兩個誤區，一種是主觀上自覺的真虛偽，即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為誰服務，要獲得什麼既得利益，甚至是要從別人口袋裡奪取合法合理利益，自己很清楚不能直說，一說了就真相大白了，被侵害者就會反對，自然就實現不了了，於是就打著社會公眾的旗號，國家民族的旗號，說了一大通所謂非常專業的詞語，這些詞語往往是社會大眾聽不懂的，甚至是沒聽過的，然後就堂而皇之地去游說政策，達成政策目標實現暴利。對於這種真虛偽，大眾一開始是不太明白的，如果有所懷疑，也必然被一句“陰謀論”的軟刀子割了“舌頭”，或扣了“狹隘民族主義”的帽子而難以出頭。但久而久之，吃的虧多了，大眾就有了越來越強的直覺，但是常有“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的憤怒，難免將這種憤怒轉化為語言暴力。換言之，大眾即使有語言暴力，其源頭常常是某些自私精英的虛偽。
基本可以判斷的是，茅先生該不是這種人。因為有三個理由：1，茅先生公開了糧食項目的贊助者是福特基金會，如果他是有意為之，就會千方百計地掩飾了；2，茅先生是用了大眾都懂的通俗語言，尊重了大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包括不刪留言板也是比較坦蕩的行為；3，茅先生如此年齡，也確實沒有必要曲折地說話，說違心的話，他自然要說他認為的真知。
在茅先生的價值觀中，他強調市場，制度，富人資本的作用。這些觀點，我都是不同程度地贊同。應當承認，當今中國市場的作用尚有待於更充分地發揮，制度建設也應當更加公正、透明、統一、規範，包括一些富人在內的社會積極創造財富的善富力量應當得到更好的保護和鼓勵。我們有待於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和 “市場經濟透明高效”有機結合的制度結構，能夠使社會各階層，各利益集團，各種人群各歸其位，各司其責，互相制衡，有效合作和理性共贏。當下中國面臨錯中復雜的挑戰，其核心問題是劃分“有限責任政府”、“透明高效市場”和“公正和諧社會”的邊界，換言之，是梳理清楚“政府、市場和社會”間的“責任、高效和公正”的關系，而其中最關鍵的是政府由“全能管制性”向“有限責任”政府的轉變。
問題是，茅先生陷入了另一個誤區——過分推崇了自由市場、民主制度和西方價值觀了。在這個方向上，有三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1，自由市場經濟是人類經濟行為的最高級形態，中國要建立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2，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人類政治的最完美形態，中國要拷貝美國式的政治制度；3，西方的文明方式是中國的未來方向，中國要拷貝美國的社會生態。如此一來，就物極必反，過猶不及了。
對於這三個觀點我都不能同意。
1，完全計劃管制是錯誤的，而完全放縱自由市場也是錯誤的，其結果甚至是反市場的。就像眼前發生在美國的那樣，美國的市場經濟在全球範圍內是最接近於“自由”（當然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完善、美國是允許工會集體談判的、最低工資標准也高於中國很多——這些都不是自由市場範疇，但茅先生是很少提及的）,金融部分的自由程度高於實體經濟；而在金融中衍生品是最自由的，最少監管的。結果呢？恰恰是最自由的衍生品崩潰了，如果按照自由市場原則，美國應該讓這些制造衍生品災難的金融機構倒閉，而不應該國有化，這是典型的借債不用還錢，是反市場的；美國不應該取消金融股的做空機制，這是反市場的；美國不應該讓美元零利率——讓借錢者不用支付借錢利息，這更是極端反市場的。這些都打破了市場經濟的最底線——契約精神。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自由市場失靈的典型情況呢？根子在於對經濟行為自由的過度放縱，當人人追求投入產出最大化的時候，人人都試圖用最短的勞動時間，最少的真實財富創造，而獲得最大的資本收益，最高的暴利的時候，那些最聰明和最善於投機的人一定會合伙制造出泡沫去換別人的真實財富，實現變相掠奪。第一個泡沫破滅了，再吹個更大的泡沫賣出去；再破滅，再吹個特大的泡沫賣出去，現在這個最大的泡沫——高達518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滅了，也再沒人相信那些吹泡沫的華爾街金領們了，所謂市場的自由走到了極致，最後成為毀滅市場和反市場的力量。
2，所謂中國照抄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也是錯誤的。這不僅是因為不同國家不同國情的原因。本質而言，美國式的人人手中一張票、三權分立，兩黨輪流執政的大“ 民主”。只是徒有民主之表，著有《西方的沒落》一書思想家斯賓格勒在80年前就指出：大民主選舉中，公眾的情緒和投票結果是掌握在媒體手中的，而媒體是掌握在資本手中的。當金錢控制了媒體，大眾選舉的結果難免按照金錢的意志產生。一言以蔽之，再多的外在民主制衡形式都不是金錢的對手，金錢必然是資本主義的最後統治力量。當金錢俘獲精英統治世界後，敗德和縱欲將層出不窮，政治家們越來越成為橡皮圖章，西方式民主最終將走到它們的反面，人民將成為民主下的新奴隸。
在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真正制衡金錢的力量的，只有社會精英對自身靈魂高貴的追求，也是對社會公眾幸福最大化的真誠追求。一個社會的最後的鬥爭是追求個人私利最大化的自私精英與追求社會公眾幸福最大化的社會精英的較量。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綱領集中反映了這種社會主義的追求——為人民服務，為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黨章與黨綱構成了這個世界對金錢侵蝕的最堅固也是最後的防浪堤。也恰恰如此，金錢力量才千方百計地對執政黨進行侵蝕，試圖將其腐蝕為西方的社會民主黨，使其變成金錢擺布下的一個普通政黨。
正因如此，社會大眾不能受到金錢勢力的蒙蔽，而是要和黨內正義的力量一道，和那些被金錢腐蝕和俘虜的人進行鬥爭。同時黨也應當不斷擴大黨內外民主，監督和推動政府建立更加公開、公正、合理、透明、統一的權力運行機制，使得黨內和社會上的正義力量一道，能夠更加有效地推進以“社會公正”為核心價值的制度建設，致力於對金錢侵蝕力量的監督，進一步完善人民民主監督。
3，盲目推崇西方文明模式也是錯誤的。盡管西方過去一個世紀，從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角度而言，這是人類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但如果從人的高貴情操和靈魂自由的角度，這是人類全所未有的黑暗時期。資本主義教父韋伯式“清教徒”的最後面紗早已被撕毀，在尼采哀嘆“上帝死了”之後，存在主義者薩特承認：“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一切都是容許的”。它很容易推導的結論是：既然上帝死了，天堂無望了，為什麼我們不在征服享樂中體驗當下的快感，滿足此刻的欲望呢？精英們從此毫無顧忌地掠奪大眾的財富。
由此，當精英向動物性一面的墮落難以阻擋，敗德縱欲及時行樂以美國1960年代“垮掉的一代”示範，向全球泛濫成災。由於人性越來越貪婪投機，不勞而獲風氣彌漫，世界越來越匱乏真正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渴望占有掠奪他人財富者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紙上財富的泡沫被制造出來，而它與創造真實財富的背離越來越大。在此過程中，越來越多的金錢被實際重洗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社會的貧富分化反而日見加劇。當國與國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人與人之間為利益爭鬥的排斥力越來越大，而其凝聚力和向心力越來越小，其最終潰散為一地碎片在所難免。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西方文明把最重要的一種東西丟失了，或者說是一直沒有找到，那就是什麼是真正的“正義”——社會公正。這是西方目前發生的一系列危機的最本源的問題，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轉折2009：西方文明困境與中華精英使命》將進行全面闡述，在此不再更多闡述了。
什麼是公正？在東方，早在2600年前，孔子一句話就解決了：己不所欲，勿施於人。用現代語言就是不搞雙重標准。世界之所以出現如此大的金融危機和越來越麻煩的文明衝突，根本而言，是大國對自己和它國搞雙重標准，有錢有勢者對自己和他人搞雙重標准。自己創造的真實財富越來越少，而自己貪圖和剝奪眾人的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國內社會和國際社會越來越貧富分化，當弱勢國和弱勢人群拒絕再買單的時候，西方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等系列演變就在所難免。
此時此刻，中國人完全有權力挺直腰杆做人，而不是沒完沒了地服苦役；中國完全應該建立真正的大國自信，而不是做附庸國。絕不應該跟著西方去走它們已經被證明進入了“囚徒困境”的道路。不應該再什麼都拿西方標准自我衡量，自我矮化；不應該再什麼都要美國人誇獎而沾沾自喜。而是要找到我們自己要走的道路。
這個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和“市場經濟透明高效”有機結合；這個道路是執政黨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堅定與黨內外更廣泛民主參與監督的有機結合；這個道路是中華傳統文明精華——儒家人與人的和諧，道家人與自然的和諧，佛家人的心靈與肉體的和諧與現代公民的獨立、自主和自強精神的有機結合；這個道路是中華核心價值觀“吾道一以貫之”絕非雙重標准和西方程序公開、透明、規範的有效結合；這個道路是更公正合理的物質財富再分配和更推崇靈魂高貴和精神自由的有機結合。一句話是東西方文明精華互為融合，共同升級的道路，而絕不是東方封建奴化和西方金錢貪婪的結合，後者即權貴資本主義。而在當下，最迫切而艱巨的挑戰是堅決抵制某種勢力向中國轉嫁起經濟、金融乃至社會危機的圖謀，將中國人民改革開放以來辛辛苦苦積累的物質財富，通過一場A股、樓市和人民幣資產價格的大起大伏席卷而去。我們要打贏這場反投機反掠食反熱錢戰爭！
從這個角度而言，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對西方文明的學習，正是為了開辟這個新道路而吸取營養，正是為了人類的這次新文明的升級而創造條件，在向西方的學習過程中，像茅於軾先生這樣的人曾經起到過傳播西方知識的積極作用，稱他們曾經做出過歷史的貢獻也不為過。但是，茅先生們的局限是，他們成為了西方標准的信徒，而要把西方標准化進行到底，即使導師們撞了南牆也不回頭。所幸的是，社會公眾已經覺醒，社會輿論監督已經形成，少數深受西化影響的精英決定中國未來走勢的時代環境已經不在了。這是網絡時代中國的幸運，盡管目前這種公眾監督仍有待於更加理性和成熟。
當然，未來的路該怎麼走，更擺在了中國人面前。如果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社會公正，使之成為主流，則中國將再開端一段新的偉大歷史，如果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自私暴利，那麼我們的未來前途並不樂觀。
歷史的投票隨時進行，用的不是紙，而是每一個人內心的價值觀和每一個人的實際行動。我們價值觀和行為的總和將決定我們共同的命運。沒有僥幸可言。
原文照登：
茅於軾：每一個重大的進步都有很大的鬥爭
前不久，蘭州市物價局對該市漲價的牛肉面定出最高限價，我覺得這是計劃經濟的殘余表現，是在破壞市場。蘭
州物價局的人是想討好老百姓，真要這麼干，蘭州牛肉面就完了，偷工減料唄。
都改革了30年了，還有這樣的笑話，都是自以為比市場聰明的人干的。人總是自大狂，認為市場是盲目的，我比市場看得清。現在國家也認為可以修正市場的毛病，所以干預市場。毛病是可以修正，但問題是誰來修正。是你還是我？
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開始挨整，說的就是這些事。1956、1957年，市場上已經買不著肉和雞蛋了，我就說為什麼不漲價？漲了價就買得到了嘛。我是反對管制經濟的。很多人不明白這個市場。市場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你永遠買得到，不過可能貴點兒。如果你把市場破壞了，有錢也買不到。
1968年，據說有一個機密文件，要把北京搞得像水晶球一樣透明干淨，說我危害首都安全，要我遷出北京。我被抄了家，老伴兒被剃了光頭。我當時在鐵道研究院，院裡一起被趕出北京的有12個人。
於是，我在大同機車廠待了10年，境況還不錯。在農場勞動了兩年，剩下時間都在做技術工作。先是參與搞燃氣輪機，後來借調到北京鐵道研究院，在運輸經濟研究所研究到西藏去的鐵路值不值得修。我是學理工的，對最優化理論感興趣。最優化在數學上叫數學規劃，管理上叫運籌學，我學得都很起勁，從這些東西慢慢就到了經濟學——它的本質就是最優化問題，怎麼能用最少的資源產出最多的財富。
1982年，全國數量經濟學年會在西安召開。當時，文字的經濟學被傳統理論界封鎖得很嚴密，只有用數學稍微有點自由度，因為當時搞傳統經濟學的學者多半不懂數學，一看數學符號就頭痛，就不再往下看了。那實際上是西方現代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交鋒的會，參加這次會議的很多經濟學家後來都成為代表人物，如楊小凱、田國強、王國鄉，張維迎也發了言，他那時候還是一個研究生。
我們的改革不是一帆風順的，每一個重大的進步都是有很大的鬥爭的。現在大家都說市場經濟，那個時候誰敢說？社會主義是有計劃，按比例，你來個市場要自由，既沒計劃也沒比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這個問題應該說基本解決了。那個時候像我們這種人，冒好大風險的，贊成私有化，發展個體經濟，是犯天下之大忌。所以，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斷地反。現在都開公司，私有化了，那個時候誰敢？馬路上擺個攤兒都不行的，資本主義尾巴，要割的。在這樣的環境下，衝破了重重障礙，當然不光是經濟學家的作用，主要還是鄧小平和他的一些助手等改革派政治家，再加上經濟學家的作用。大家慢慢越來越懂得自由經濟的意義，這個鬥爭就不太大了。很多人都忘掉了。
我寫文章說，很多人都坐享其成，收入都提高了，可是當初你們都是反對搞市場經濟的，反對得很厲害，什麼帽子都給戴過。你說愚蠢不愚蠢？全世界經濟搞得好的沒有一個搞公有制的，這是從經驗上看，理論上也是完全能證明的。
過去講工人農民創造財富，工人農民當然創造財富。但是改革前後都有工人農民，為什麼財富以前沒有現在多呢？就是多了一個企業家，把勞動、技術資源用最好的辦法組織起來，用最低的成本生產出價值最高的產品。財富是這麼創造的。計劃經濟算不出來怎麼最優。
近年來，改革引發的諸多不滿集中顯現，“主流經濟學家”被指責“與利益集團結盟”，從而招致主要來自互聯網的嚴厲批判，茅於軾因為主張“企業家是社會的寶貴財富”、“替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也被牽扯其中。
我認為，主流經濟學就是自亞當·斯密開始的以市場經濟為核心的西方經濟學，後來不
斷繼承發展，又有了很多大家。非主流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後來沒有人了，他的學說到他為止。不是沒有人研究，是沒有新的發展新的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革命的經濟學，不是建設的經濟學。大學裡已經是主流經濟學的天下了。
社會上有這麼多有強烈不滿情緒的人，值得我們深思。是什麼政策得罪了他們？我的答案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特權分子可以侵犯別人而不受制裁。一邊有特權，另一邊就沒了人權，連起碼的保護都沒有了。受人侵犯又沒處申訴，當然會產生出強烈的不滿。現在老百姓告政府狀的越來越多，但是要麼法院不受理，要麼受理了不能公正判決。百姓能夠勝訴的微乎其微。這樣一種狀態當然是危險的。說主流經濟學家跟利益集團結盟，這個情況可能存在，但我很難舉出實際的例子來。
我百分之百的收入都是我的勞動所得。我也沒感覺有暴富的可能。（夫人插話，人家開價高，你是拒絕了）最近有人出10萬塊錢，要求以天則所的名義發表一個報告，我們商量之後沒有同意。剛出現獨立董事的時候，好多公司請我當獨立董事，年薪少則幾萬，多的幾十萬。我沒有一個接受。為什麼呢？因為我一看它的要求，要懂會計、懂法律，我不懂，不符合要求。他們挑我並不是因為我懂會計懂法律，是因為我有點名聲，對他們品牌上有幫助。很多經濟學家是接受的，很輕松，沒什麼事兒干，拿現錢。我不這麼想，不干活拿的錢，特別得小心，拿了要出毛病的。
我沒有炒房炒股。我也不是看不准，我能看得准，但是我不喜歡這個事兒。我知道股票肯定得漲，但是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都做得不太好，我不願意投資給它們。
1993年，我從社科院退休之後，做了三件事，參與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在山西臨縣設立小額貸款，在北京開辦富平保姆學校。小額貸款項目已經發放了25 萬元給有創業衝動的農民工，如果能回收，我們就會投入更多的錢。人民銀行天津分行曾經發了個正式文件給我，要我關掉臨縣的小額貸款。我回信說，我沒讓任何人受害，有很多人受益，為什麼關我的？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現在一個星期去兩次天則所，還有雙周論壇。富平學校、小額貸款也都要過問。寫作量也很大，我每年可以出一本書。晚上上網收郵件、回信，有的請我幫他們找資料。（夫人插話，都是不認識的人）人家抱著希望來找我，你叫人失望了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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