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
作者：voyager_ho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14
目錄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首篇（上）－－工業革命與發達國家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首篇（下）－－工業革命與發達國家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中篇（上）中日兩國的近代工業化道路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中篇（下）中日兩國的近代工業化道路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末篇（上）－－失敗的民主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末篇（下）－－失敗的民主
來源：http://blog.udn.com/voyager_ho/article
作者：voyager_ho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首篇（上）－－工業革命與發達國家
最近前暨南大學教授李家同在聯合報寫了一篇社論：“我們需要第二次工業革命”。請大家自己去Google搜索詳細內容。我個人非常尊敬這位學者，他在信息領域為台灣揚眉吐氣，更為台灣的教育做出奉獻，這些成就是王建明無法比擬的，他才是貨真價實的“台灣之光”。文中他點明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困境，而“高科技產業”正是台灣經濟目前賴以生存的基石，甚至連政治口水都開始把這當作籌碼與大陸叫囂對抗。
正因為如此，我們有必要仔細審視“工業革命”的方方面面，以便了解發達國家何以發達，台灣又何以落後？否則我們無法找到台灣經濟面臨目前困境的核心原因，我們也永遠不可能讓台灣人有一天過著像日本人或者美國人那樣的高生活水平。
我會用三篇文章來談這個議題：第一篇是關於工業革命的基礎和發達國家何以富裕的本質，第二篇關於世界範圍“中國威脅論”的生成原因及中國大陸為何富強的秘密，第三篇是台灣民主、台灣經濟以及目前政治亂象的相互關聯性和治療藥方。
產業生產從手工業過渡到大工業，以機器生產逐步取代手工勞動，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手工生產的一場生產與科技革命，並擴充到其他行業。這一演變過程叫做工業革命。
蒸汽機被用於動力機改變了紡織業的生產面貌，因此成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標誌。然後人類用電力帶動機器，電力被廣泛運用成為補充和取代蒸汽動力的能源，鋼鐵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標誌。到了1978年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發明後，藉由計算機芯片，人類能讓工具機有“獨立思想”，並且精確的完成生產任務，芯片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誌。
今天我們生活裡的MP4和抽水馬桶都是古代帝王無法擁有的，因為工業革命我們才有高質量生活，否則我們只能像非洲原始部落的酋長一樣看族人表演跳舞。
讓我們看看L‧S‧斯塔夫里阿諾斯（L‧S‧Stavrianos）全球通史裡的一段描述：
英國偉大的工業中心伯明翰之所以變得重要，就因為它為殖民地提供了種種產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戰斧；銷往古巴和巴西、適用於貧窮奴隸的枷鎖、手銬和鐵頸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裡，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樹木；在澳大利亞放牛的牧場上，迴響著伯明翰的鈴鐺聲；在東印度和西印度，人們用伯明翰的鋤頭照料甘蔗田。
這個時期新的需求分為兩種，一種是為殖民需要的，比如殺人用的船、火砲、黑色火藥、硝石等，以及殖民釘子（美洲蓋房子用木頭）等金屬製品，另一類是加工奴隸勞動的成果：熬蔗糖用的煤炭開採、紡織工業等。這些需求是巨大的，因為海外搶劫和殖民活動發生的很迅速。僅僅北美因為蓋房子需要釘子，就產生原來生產方式無法滿足的需求。
它還發展起一種分散在家庭加工的製度：生產釘子的鐵器商即鐵工廠老闆將針條分發給製釘工人，由他們在家裡加工，然後再運回去銷售。到1775年，釘子製造業每年用去一萬噸鐵，僱用約一萬名工人。任何一種經濟狀態，如果沒有外來突發性的經濟因素衝擊，一般不會產生巨大的內部變革，而會持續原本的狀態。沒有“強盜－殖民經濟”，不會產生歐洲內部新的、強烈的生產力變革需求。歐洲會持續已經延續了500年的中世紀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結構。
西方國家的“強盜－殖民經濟”引發了工業革命，這是個什麼樣的經濟體系？
英國人等從非洲捕獲和販賣黑人到美洲，在美洲和印度用奴隸勞動生產大量的糧食、棉花、甘蔗、煙草、咖啡等產品運回本國（鴉片當然運往別國）。這就形成了三角貿易：非洲－－美洲－－歐洲。另外一個三角貿易是用在殖民經濟中賺來的錢與中國人做生意。新產品、新路徑、新方法成就了大英帝國。到18世紀末，工業化革命前，英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在墨西哥和秘魯，西班牙人利用土著勞動力挖掘出許許多多的銀子。德累克在對西班牙人的一次私掠巡航中，獲得了等於其遠航投資額的4700％的利潤。伊莉薩白女王為他提供了幾條船，也分得一些股份，淨賺250000英鎊。她將其中一部分投資於黎凡特公司，該公司的利潤後又用於創辦為英國贏得印度帝國的東印度公司。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說：“德雷克用'金鹿號'帶回來的掠奪物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國對外投資的源泉和起源。”非洲也以幾十萬奴隸被掠去充當美洲種植園的勞動力的形式為歐洲冒險家提供了巨大利潤。比奴隸貿易本身更有利可圖的是由奴隸勞動力經營的甘蔗種植園。西印度群島的甘蔗種植園主是當時的巨頭，只有以往在印度發了財的“大富翁”能與他們相比。這些人揮霍無度、開銷驚人，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來，更值得注意的是幾個東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孫灣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種種陸上殖民地公司的生利的收益。
實際上，布里斯托更因為成為奴隸貿易和蔗糖貿易的中心而成為英國的二等城市。當地有位作者寫道：“沒有一塊磚不是用奴隸的血凝成的。豪華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僕人都是財富的產物，而這種財富是用被布里斯托商人們買賣的奴隸的苦難和呻吟製成的。”
工業革命不會憑空發生，變革生產力需要大量資本，上面的歷史事實解釋了英國資本累積的史實過程。除此之外它還需要兩個基礎：
第一要限制封建制度在經濟上的決定性影響力，必要時廢除。封建制度下，“你的是你的，你卻是我的”，限制封建制度的最大理由在於保證個人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否則無法提高生產的積極性。我的命如果是你的，那麼我再怎麼努力工作還是會被你拿走。只要政治經濟上保持奴隸制就無法完成工業化，例如印度和西藏。完全廢止奴隸制的國家才有工業革命的條件，如日本。
第二要強力壓縮大地主在農業上的比重，方法是土地改革。這和第一個條件是一體兩面。確保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才能提高農業生產量，農業剩餘才有可能成為市場發展的基礎。農民多收穫50公斤稻米賣到市場上，就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才有心思去改善農業技術。連吃穿都顧不上了，能指望他們搞實驗提高產量嗎？指望開明的大地主提升農業技術更是緣木求魚。壓縮大地主的農業角色後，也才能順勢引導他們把資本投入工業生產。沒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都無法產生工業革命，例如東南亞和南美。
上述兩要件對西歐不起作用，因為當地貴族勢力總保持著經濟、政治和軍事獨立。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活動是皇室獨資，利潤八成以上歸皇室。見錢眼開的情勢下，合作經濟很快出現，因此每次海外冒險都可藉籌資完成。出資人可以是任何人，封建制度這時就剩形式。荷蘭人青出於藍，用全民參股“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方式更好的實現平等。
“東印度公司”首先發行股票，股票可以買賣，增加了風險規避的條件。幾乎所有的人包括外國人都可以買這裡的股票，只要你愿賭服輸。女僕、小販、漁民、鐵匠、貴族、平民、將軍、士兵、王室、商人…幾乎歐洲大陸的每個人都能在這場對全世界的搶劫和奴役中獲取好處，只要你買了股票！這種以契約為基礎的經濟分配基本規則就是“按股分紅”。假如同樣持有10荷蘭盾1股的王室一年分5盾，貴族分3盾，鐵匠分1盾，女僕分10分，這個公司最後只會剩下王室獨資。因此按股份分紅，金錢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非常普遍。有這種好康的發財機會，西歐不需要解決東亞國家的土地集中問題，去東方才重要。
英國人照章畫葫蘆，結果英國發現了更好的生財之道：販賣黑人+農業生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從非洲抓滿整船的黑人再說，然後賣到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和北美的英國殖民地。這些“移民”開拓了面積遠大於整個歐洲的莊園，加上在印度奴役印度人種植棉花和鴉片，英國人建立起一個新的經濟體系。這個經濟活動方式成為17世紀到18世紀末“最先進的生產方式”，自然也帶來最“豐厚”的利潤，最後引發了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隨之而來的流動人口會升高社會對立，就業壓力會轉變為勞資對立和爭取參政權，而產業資本也需要面對原料短缺和市場擴張的問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原料短缺使英國向海外“尋求”充足供應的棉花和市場。第二次工業革命後，“電氣化”讓產業對市場和原料的需求更是殷切，這個時候“鋼鐵”成為解決問題的良方，生產在線源源不絕的鋼鐵不但是產業基石，更是軍事工業的基礎，“對外擴張”成為一石數鳥的妙招。
工業革命先行國家例如英美法可以用殖民地來解決原料和市場問題，順便引導人口流向殖民地就業，今天的印度、澳大利亞、南非和香港就是英國皇冠上的明珠。法國有西非，美國則有西部大荒野等著移民去開發。原理換湯不換藥，無非“槍桿子在手，本爺永遠正確”。
“仗劍經商”讓英法兩國國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地位，更重要的是產生一種“良性循環”，對他們而言是福利，對殖民地人民來說卻是災難。殖民地的年輕人只有兩種選擇，要不孤注一擲的前往“宗主國”發奮求學，回家鄉後成為統治者的“代理人”，例如李光耀和岩里正男之流；要不一輩子奔波勞碌，當個平庸的小老百姓，有口飯勉強溫飽就謝天謝地，例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民。
殖民地的好處是一言難盡的，首先是充沛的原料和廣闊的市場。英法在各自的殖民地內用關稅和行政手段排擠其他國家生產的工業產品，並且用高昂的價格加速其本國的資本累積。而本國國民在殖民地不但享有優厚的就業條件和待遇，更佔有司法審判上優勢。有了充沛的資本累積，更為了應付潛在軍事衝突，技術改良必不可少，確保軍事優勢成為重中之重，兩國也因為軍事優勢演變為帝國。
這一切讓英法兩國的發展日新月異，軍事和工業相輔相成，工業和商業同心協力，軍事和商業缺一不可。基督教教義中的“三位一體”在帝國主義時代有了全新的面貌和內涵，信奉了一千年的上帝終於讓英法子民生活在奶酒之鄉，“我們要領導落後地區人民開化”成為當仁不讓的使命，讓全世界沐浴在“帝國的光輝之下”成為終極目標，不管宗教或政治皆然。
好日子總有盡頭。工業革命後進國家如德國日本也想過上好日子，但無法比照辦理，殖民地已被英法等國瓜分，為了解決原料和市場問題，甚至為了打破封鎖，唯一手段只能訴諸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就是這麼開始的，第二次大戰尤為明顯，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和德國的“雅利安人生存空間”都是形而上學的鬼話，本質還是“強盜－殖民經濟”。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首篇（下）－－工業革命與發達國家
物理學中的永動機是指不停做功的機器。工業革命中的軍事工業聯合體就像物理學中的永動機，只要細心維護並且供給充足原料，就能為本國人民高質量的生活持續做功，做出貢獻。而鋼鐵工業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一切都是以鋼鐵為基礎。
為什麼？
鋼鐵工業不僅代表鋼鐵冶煉，還包括化工和材料等工業。煤礦開採完後首先需要煉焦，將其中的硫和其他成分分離出來，例如煤焦油用以生產紡織業用的染料，苯提供給有機合成工業，譬如製藥。煉焦是早期最重要的化工產業，後來重要性排名被石油化學工業取代。塑料產品是石化工業最重要的貢獻，沒有塑料，我們今天的方便生活完全是泡影。
化工產業在軍事上可以生產炸藥，農業上生產肥料，用來生產炸藥肥料的石油就如同生命一樣無比重要。除了石油，工業永動機還大量需要各種原料，例如鎳、鉻、鈾、鋁、錳、銅等礦物，這些東西除了保證軍事上的優勢，也能保證國民的生活水平。
為了確保石油和各種礦物原料的供給，美英法德日俄等列強無不發展強大軍備，也就是以鋼鐵為核心的產業，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大打出手。所以工業革命的核心就是鐵，工業時代就是鐵的時代。擁有石油，卻沒有足夠的強大的鋼鐵工業保護自己，下場會如同今天的伊拉克。擁有鋼鐵，卻沒有足夠的石油，列強的動作必定是軍事出擊，好比今天的英美和二戰時期的日本，因為他們心裡非常明白保證工業永動機的原料供應是何等重要的任務！
為了讓工業永動機持續運轉，所有的產業都是必要的，而且一定要能本國製造。輪胎、飛機、造船、汽車、鐵路車輛、工具母機等一個都不能少。發展的越齊全，綜合國力就越強，各產業還能彼此提攜，促進發展。 “市場狹小”、“比較優勢”、“貿易分工”、“進口替代理論”。 。 。這些理論在列強眼裡全是狗屁。除非確實落後太多，需要引進研究，否則外購根本不考慮。
商業金融資本的主要任務是為了繁榮本國市場，盡力支持國內的技術開發體系，以便創造良性循環。別人來買本國的工業產品沒關係，但本國的市場不允許被外國公司侵占。金融全球化的理由之一是為了阻擊潛在的競爭對手，本國金融市場則不開放。金融資本的另外一項任務是推廣本國貨幣在全球範圍的使用，持有本國貨幣越多，本國對當地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就越大。落後國家如果突然有了巨額資本，由於缺乏強大的本國工業，自然也沒有足夠的軍力，只能被迫投資列強的產業，例如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
軍事是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內容，沒有強大的軍事能力，商業資本和工業產品就缺乏臨門一腳。英國人用鴉片戰爭才迫使中國打開口岸，美國的佩里艦隊用砲轟才迫使德川幕府開放通商。二次大戰後，美國完整繼承了英法兩國原本在世界上的位置，成為世界霸主，原因在於美國復員遼闊，人口比英法總和還多，礦產豐富而且位於本土，相較英法從殖民地進口更容易確保安全，加上運用了科學化的工業工程管理，輔以適合美國移民社會的生產組織體系，美國憑此才能徹底擊敗日本德國意大利。
從歷史角度來看，德國日本確實戰敗了，但從“打破工業原料的壟斷”來看，德日是成功的。他們藉由戰爭讓英法殖民地大範圍的獨立，從此可以用金錢來購買工業原料，確保各自的工業永動機順暢運轉，同時用產品的質量優勢獲得世界市場。用於購買原料金錢只能算零頭，工業產品換回來的收益遠比原料多的多。
二戰後的電子科技發展最終導致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競爭內容在原先的基礎再加上吸引人才和資金投入開發的強度。李家同教授所說的FM集成電路就是核心內容，可以理解成CPU，或者微處理器。這些計算機芯片對於產業發展非常重要，應用廣泛。通過程序編寫，我們能細緻的控制自動化工具進行生產，甚至能取代經驗豐富專業生產人員，從而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質量。軍事上我們能提高偵查設備的運行速度，例如敵軍雷達信號追踪，遠方戰鬥機的定位，陸軍火砲的瞄準計算，還能提高商業交易速度和成本，例如電子交易。性能優越的芯片在戰時更是確保自身軍事優勢的平安險。
德國把FM集成電路當作“槓桿支點產業”，日本則稱為“產業之米”。德國一向出口精密的加工工具，用集成電路提高精度後的工具可以確保德國優勢；日本則把芯片應用在家電、相機和汽車上，用電子化在世界市場上攻城略地。這些就是李家同教授所說的高附加價值產品。高附加價值的產品所創造的資本累積不但為下一代的新產品作出貢獻，也促使芯片更軍事化，結果是列強能讓自己的地位不受後來者的挑戰。
這些還不夠。為了萬無一失，還需要對未開發國家或者開發中國家進行“人才吸血”，以便徹底摧毀來自這些地區的潛在挑戰。利用本國已經擁有的高質量生活環境和研究機會，加上提供獎學金，向全世界招聘有用的人才。 “損不足以奉有餘”是工業發達國家萬年不變的一貫方針。
如果我們把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看作一個人，那麼血液是商業金融資本，身體是工業生產體系，心臟是科技開發，身體披著一層堅實精良的盔甲。一個手無寸鐵的酋長與這樣的對手對抗會有什麼下場，其結果只能是曝屍荒野，非洲土著、南美印加人、北美印第安人等毫無例外。
工業發達國家都是民主體制，但實行民主體制是否能保證成為工業發達國家，甚至列強？
不可能。為什麼？
因為列強間在外交上的爾虞我詐和軍事上的磨刀霍霍從沒停止過，以前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還會這樣。民主人權是他們用來圓場的客氣話，確保他們自身利益才是真的。更何況這些列強本身民主進程不同，控制列強的也不完全是人民。
越是工業革命先行國家，例如英美，它們的民主化程度就越高，給予人民的政治權力就相對較大。但工業革命後進國家民主化的發展就相對緩慢，它需要集中國家的一切力量急起直追，沒有本錢進行民主化嘗試，所以政治集權成為首要選擇。例如日本的民主化就貧乏的可以。金美齡敢在日本大聲批判昭和天皇嗎？要知道昭和天皇是掀起日本二戰的罪魁禍首，如果東條英機是A級（甲級）戰犯，昭和天皇就是S級（Super）（特級）戰犯。東條英機在東京大審判裡一開始的供詞毫不避諱天皇的罪責。國民連批判元首的自由都沒有，它的民主算什麼？
實際控制這些列強的到底是誰？
美國：摩根大通公司、美國銀行、杜邦、通用汽車、通用電氣、石油產業等。
日本：三井集團、住友集團、三菱集團、三和集團、芙蓉集團、第一勸銀集團等。
德國：蒂森克虜伯、西門子、IG Farben，Basf等。
法國：Total、Elf等。
我們可以在每個列強發現類似的結構，這些集團所代表的正是“工業永動機”的核心部分，它們不但輸出原料供其他中小企業加工，還可以肩負起技術開發的重責大任。它們善盡職責的為本國國民提供高質量生活的保證，但它們永遠也不會被民主體制所左右，除非整個國家被摧毀。
在知識經濟時代下，“強盜－殖民經濟”有新的花樣。方法是把發達國家裡的高污染高能耗產業轉移到開發中國家，同時用知識產權遲滯開發中國家的技術開發速度，再適當配合商業低價傾銷戰術和債務陷阱確保本國在區域經濟體系中的高端支配地位，使開發中國家成為本國隱形的勞動力和市場補充。
未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如果不認清這種形勢，自立自強的堅持建立自己的工業永動機，到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工業化失敗。但失敗了也不奇怪，工業後進國家最後步入發達國家之林的也只有日本而已。
工業革命的基礎是“軍事工業永動機”，發達國家富裕的秘密是“強盜－殖民經濟”，就這麼簡單。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中篇（上）中日兩國的近代工業化道路
第二篇我們來探討令世界關注的“中國威脅論”生成原因及中國大陸富強的秘密。
台灣人非常反感中國大陸的一黨專政和共產主義，覺得台灣的利伯維爾場經濟優越無比，是正義的一方。比起中國大陸，台灣人還是比較喜歡日本，覺得日本既進步又有禮貌，一切都是那麼美好，連釣魚台都考慮當成禮物送給日本。那麼我們就從利伯維爾場經濟的角度回顧一下近代中日兩國的歷史，順便看看後來的中國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而這一切和現在的中國經濟又有什麼關係？ “中國威脅論”從何而來？中國大陸為什麼富強？
今天的台日關係和釣魚台問題是甲午戰爭所留下的直接遺產，戰爭的結果使近代中國國運急轉直下。這場戰爭對中日兩國意義非比尋常，因為這是兩國在開展各自工業革命後的第一次沖突，等於是兩國工業革命成果的一次總驗收。日本勝利的結果，使日本躋身為東亞列強。沒有甲午戰爭的勝利作為基礎，日本不可能有信心發動日俄戰爭，更不可能成為東亞霸主，發動後來的“大東亞戰爭”。失敗的中國在戰後加速了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半殖民地化的命運，更猛烈的內部矛盾隨後爆發出來，“庚子拳亂”可以看成是中國民間一次尋求自強的嘗試，但錯誤的開始和錯誤的方法，使中國必須償付有史以來最大的賠款，間接導致了清朝的覆亡。從1930年代開始連續15年的日本大規模侵略戰爭中，中國遭受無比慘烈和駭人聽聞的奸殺搶掠，直到抗戰勝利為止。這期間死於非命和家破人亡的中國人又何止數千萬？
首篇文章我們知道工業革命時代就是鐵的時代，鋼鐵工業的強大程度決定了戰爭潛能。那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中日兩國工業革命成果的不同？我們必須回顧中日兩國的大煉鋼運動同時做個比較，才能找到答案。
台灣人喜歡日本，所以我們先看日本。
當日本的佐賀藩從長崎的荷蘭人那裡聽到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的消息後，給當地武士的心底產生了巨大震撼，中國這個巨人竟然被西歐打敗了！他們的反應是必須擴張軍備，因為下一個可能是日本！ 1842 年，佐賀藩按照荷蘭文的《Liege砲兵工廠的大砲鑄造法》的日文譯本建設了鑄炮用的熔鐵爐－反射爐。受佐賀的影響，首先是同在九州島島的薩摩，接著是水戶也建設反射爐，然後擴及到長州、岡山等藩，最後全日本各藩國都投入大砲鑄造運動，這是日本的第一次大煉鋼。這場大煉鋼運動的本質原因是出於備戰考慮：鄰藩有大砲，如果自己還只顧賺錢，哪天要是彼此間發生矛盾爭執，錢只會是屬於有大砲的，所以你造我造大家造。
武士們對建造巨大建築所需的基礎和強度知識一無所知，反正按圖施工就是了。武士們組織日本社會的各類傳統工匠強行土法煉鐵，直接建設熔鐵反射爐，然後按書上一字不差的操作反射爐，目的只是熔鐵鑄炮。武士們違背科學規律強行推動煉鐵的結果：薩摩藩的反射爐基礎不牢，爐體逐漸傾斜後解體；水戶藩的反射爐煙囪則被颱風吹倒；只有佐賀藩稍有突破，開始正規實驗，但為期3年7個月的16次試運行全部以失敗告終。即使如此，武士們還是不後退更不信邪，抱持著“如果做就能成”的態度繼續幹下去。
在武士們開展鑄炮運動的同時，日本的蘭學家們也正密切關注各藩的鑄炮進展。對佐賀藩遇到的困難，他們認為使用傳統反射爐製造的鐵溶解困難，就算成功溶解鐵礦石也無法製造優質大砲，用高爐從礦石煉鐵是更好的選擇。另一方面，面對出現越來越多的技術難題，佐賀藩認為必須深入和系統的研究鑄炮業，於1852 年成立“精煉方”，負責研究冶金、鑄造、蒸汽機、蒸汽船，並聘請大量外藩人員，它相當於日本近代最早的工業技術研究所。這些研究和事業需要的資金龐大，即使富裕的藩國籌集資金也非常困難，各藩國在鑄炮運動中開始意識到破除行政疆界隔閡及整合全國資源的必要性,從而為將來推翻德川幕府，建立中央集權政府的行動邁出第一步。
任何角落總有貧富差異。看著富裕藩國的大舉煉鐵，貧困藩國除瞭如熱鍋螞蟻般乾著急外，只能另想辦法。錢少只好勤動腦，畢竟天道酬勤。日本東北的南部藩總算找到了商人出資，聘請大島高任擔任技術指導建設製鐵高爐。這個根據荷蘭書示意圖，爐高20 英尺，按照日本土法建造的“大島型”高爐，於1858年12月製鐵成功。大島型高爐對日本來說是革命性的技術突破，用水車送風，木炭消耗為傳統反射爐製鐵的1/3，而且是半永久的製鐵爐，不像傳統反射爐需要廢棄。但大島型高爐仍然有缺點，它的風箱送的是冷風，煉鐵單位消耗燃料多，爐溫低，不容易維持鐵的熔融狀態，只能連續運行4-5天。大島型高爐的意義是為後來明治維新建設的國營釜石製鐵所提供技術和人才准備。 1880年，佔日本全國預算龐大比例的國營釜石製鐵所竣工，採用全套進口設備，此廠原是為兵工廠預備的，可惜當時日本負擔不起焦炭煉鐵，又因為當地木炭短缺，進口設備水土不服，與當地鐵礦石不能良好配合，很快便關廠。當時的日本非常貧窮，因此關廠是個財政災難，日本的第二次大煉鋼以經濟倒退10年作收場，但武士們不氣餒，打算繼續幹下去……
大島型高爐生產出的是白口鐵，而兵工廠需要灰口鐵。灰口鐵中的碳是以游離態的石墨微結晶形態出現，在切削加工時，石墨可以作為潤滑劑，可以作為機械加工的鐵。白口鐵則質地堅硬不易生鏽，適合傳統鍋具和刀具市場。在給大島型高爐加裝熱風爐以提高爐溫後，大島型高爐也開始能生產灰口鐵，被稱為釜石鐵，但釜石鐵還是過於堅硬不適合機械加工。
從成本角度看，等重量釜石鐵的價格是進口鐵的2.3倍，兵工廠卻依然是釜石鐵的忠實客戶，為什麼？因為釜石鐵的老闆有極強的政治背景。這種交易無視利伯維爾場經濟而且浪費稅金，可製鐵所因為有這個鐵飯碗才能穩定發展。第三次大煉鋼算成功一半，武士們繼續幹下去。
從技術角度看，焦炭比木炭好，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煉焦過程中產生的可燃氣體可以做高爐燃料，可惜日本還是負擔不起。技術的改良持續進行。經過科學計算，大高爐焦炭消耗率低，焦炭的火力足，總成本還是划算。為了適應解決鐵礦中的高硫問題，在煉製過程中多添加石灰石就能解決。更重要的是，原先國營釜石製鐵所的進口大高爐還很完好，改造一下就能用焦炭煉鐵。武士們用雙手應驗了“如果做就能成”這句話。日本不但“能夠”， 還“知道”如何生產全套製鐵設備，第四次大煉鋼完全成功！
這裡有個大問題。研究煉鋼吃力不討好，從西方買鋼鐵就好，何必自己費心製鐵煉鋼？用比較優勢拿絲綢去換西方鋼鐵不好嗎？買進口設備煉鋼不也可以？ 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租列強的船運輸部隊，這時列強為自個兒的利益拒絕日本，日本連軍隊都出不了海。在透視“列強行為準則”的真面目後，日本下定決心要自立自強的把工業革命幹到底。從製鐵的土產高爐開始，最後全面使用先進的焦炭煉鐵技術，同時在這個過程中積累經驗和技術人才，武士們明白這個道理能應用到所有產業，於是“殖產興業”帶動了日本全面發展，造船廠、兵工廠、鐵路、紡織，它們都得到大量政府補貼，根本沒有利伯維爾場經濟。
中國講求有效率的利伯維爾場經濟，“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速度至上，阿斯本艦隊就這麼從英國開到中國，最後卻竹籃打水一場空什麼也沒得到。日本是武士當家，中國當家的文士們在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叛亂中明白列強的實力非比尋常，心動不如馬上行動：1861年曾國藩創辦安慶內軍械所，65年李鴻章創辦江南機器製造總局， 66年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67年崇厚創辦軍火機器總局（天津機器製造局），數年間現代兵工廠在中國可算遍地開花，這些官辦工廠在違反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前提下隆重成立，按理強兵富國指日可待，怎麼到後來連蕞爾小國的日本都打不贏？
中國史書追究原因說中國封建制度腐敗是最大原因。在日本上下大建鐵路的當下，中國第一條鐵路因為官民反對而拆除，問題是最後拍板定案的皇室正是極權的典型，怎麼這時會從善如流的照章辦理？原來中國要尊重利伯維爾場經濟規律。當年清朝官辦的兵工廠造船廠進口材料和機器，為累積技術儲備還願意提高工資吸引人才，甚至海關的稅銀都投入了，決心可謂無比堅定。但尊重市場機制的大臣們上書“糜費過重”、“與民爭利”、“性能不如洋貨”，“極權的清朝”體恤民意而且從善如流，反正節省銀子的事情辦起來大家都滿意，官員還有機會中飽私囊。可想而知這種情況下除非有利可圖，誰肯去研究製鐵？就算某人成立製鐵廠，沒有政治背景的鐵飯碗合約也根本不可能活下去，這就是漢陽鐵廠遲至1890年才竣工的經濟背景。 “禦外侮”是場面話，“挽利權”是真心話，只因為“進口鐵”導致“龐大的貿易逆差”。日本武士們知道鐵礦石和製鐵設備相互配套的重要性，透過牡丹社事件明白“列強的定義”，無視利伯維爾場經濟堅定貫徹獨立自主，並用堅持補貼建立了配套的造船廠兵工廠；中國文士們認為有進口設備就能大煉鋼鐵，阿斯本艦隊事件純粹是獨立事件，堅定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國際貿易比較優勢，造船廠兵工廠要和舶來品公開競爭，政府補貼絕對不合理。
清朝祖訓是“永不加賦”。英國國王要白紙黑字的大憲章才能自律，清朝皇室有先祖訓示的家規就能貫徹，中國人憑什麼覺得英國政治體制月亮比較圓？所以就算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蓋頤和園也只能“挪用海軍預算”，不能加稅。頤和園好比今天的豪宅，可以被視為房地產行業。頤和園的雕樑畫棟好處是非常多的，不但能提升中國工匠的技術水平，促進產業升級，徹底發揮清朝的貿易比較優勢，還能多賺點西洋白銀。至於費錢的軍工產業要耐心等待資本累積，擾亂社會秩序的鐵路更要仔細評估。反正GDP看起來都差不多，拼經濟也確實看到成效，皇室完全有本錢信心充足的去開創光明前途。從這裡我們能確定清朝是開明科學的，以民為主，當然也是民主的。
機會永遠屬於有準備的人。 1894年甲午戰爭開始，海戰方面，威震亞洲的北洋海軍在“鎮遠”、“定遠”的帶領下實際上跟日本艦隊打個平手，但龜縮在港中的北洋海軍最後被海陸夾攻毀滅。陸戰方面，清軍初期大量殺傷日軍，但租來的運兵船在海上被擊沉後，加上缺乏海軍切斷日軍後續兵力，清軍一直潰退到鴨綠江，最後戰敗。馬關條約除了失去琉球檯灣外，相當於日本10年全國預算的兩億兩白銀就這麼丟了，而且埋下今日台灣問題的種子，接著發生在清朝的骨牌效應人盡皆知。
清朝為什麼失敗？信奉利伯維爾場經濟的文士們自作自受。遵行“利伯維爾場經濟原則”就沒必要建立製鐵廠，用“比較優勢”換取舶來品即可，所以也無法解決造船廠兵工廠原料昂貴的問題，然後發現耗費太重，又不願意政府補貼，只能想辦法減產關廠。等到1890年必須趕忙建立漢陽鐵廠的時候，發生鐵礦石和進口製鐵設備不配套的問題，生產停頓，還是不願意政府補貼，大規模的建設鐵路短時間內就更沒可能。在沒法降低陸運成本的前提下，整合國內區域市場和降低原料運輸成本純粹是空談，工業循環體系當然從缺，工業技術當然是零，整個國家還是大刀和弓箭的農業時代，而且還是信奉利伯維爾場經濟的。 1894年的清朝就是用這種真實的社會經濟體制，去面對影響今後五十年中華民族命運的甲午戰爭。
黃海海戰中的北洋海軍呈現訓練不足是合理的，沒有製鐵廠生產原料，兵工廠成本太高，彈藥儲備當然只能靠舶來品，扣除備戰彈藥，平時自然無法進行高強度海戰砲擊訓練，一旦碰上高強度的黃海海戰就會越打越弱，因為北洋海軍無法修復所屬艦隊。剩下的戰術選擇只能用“艦隊存在”伺機打擊日軍的補給艦隊，期望降低日本陸軍在朝鮮的戰力，減緩入朝的清朝陸軍的正面壓力，所以李鴻章下令“保船制敵”在戰場指揮上是完全明智的，中國史書還說他迂腐！ ？日本明白北洋艦隊存在的威脅和影響後，用海陸聯合強攻威海軍港，北洋海軍只能背水一戰，最後壯烈覆滅。由於清朝不造船，也自然無法組織大規模的民用支持艦隊支持入朝作戰的陸軍，只能找列強租船，等北洋海軍被海陸夾攻消滅後，就更不可能再租到船支持入朝的清軍。清朝陸軍的大退卻實際是缺乏補給的表現，無法補充兵員、彈藥、糧食，東北也沒有建設鐵路供軍隊迅速集中兵力，清軍在高烈度的消耗作戰下能不退卻嗎？
日本為什麼勝利？當時的國會議員想通過民生法案的結果是被警察驅逐出場，然後強硬派單獨表決通過備戰型經濟決議。當民生法案被迫通過後，政府的選擇是直接解散國會，讓議員回家吃自己。日本當時的稅率實際達到了五公五民甚至更高，而且投入全國財政資源的60%讓軍工產業有鐵飯碗活下去，還不計一切代價的建兵工廠、造船廠、鐵路，軍隊進行“月月水火木金金”（週日視同周一；週六視同周五，亦即每日訓練）的訓練，甚至國內引發暴動也毫不考慮的武力鎮壓。高烈度的黃海海戰開始後，煉焦廠加班煉焦、製鐵廠加班製鐵、兵工廠加班增產械彈、造船廠加班修船，以這些近代工業為軸心，工業永動機的威力開始體現出來，這種現代戰爭的補給系統最後消滅了北洋海軍，更是日本陸軍逼近中國東北的原動力。日本付出一切努力堅持到戰爭結束後，成果是拿回兩億白銀來緩解國內經濟危機；打開清朝的市場；獲得台灣和朝鮮做未來的市場和原料補充。反觀中國，永不加賦的民主皇室決定緩建與民爭利的鐵路，天道酬勤在此偏向日本明治維新，清朝自強運動贏了才是怪事。
為什麼利伯維爾場經濟無法建立工業革命的軍工鋼鐵產業？因為它們在初期絕對是慘賠的。
英法美三國能順利推動工業化的原因是他們可以有外部補充，用剝削非洲美洲大陸的資源做慘賠的本錢。首篇我們看到歐美的工業化動力來自骯髒的販賣奴隸和三角貿易促成資本積累，然後升級的軍事武力提升對此種三角貿易的壟斷能力，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國爭奪海上霸王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只有霸主才能吃肉，其他國家只能喝湯。德國幸運搭上第一次工業化的末班車，用傲人的80%國民識字率和高效的教育體系趕上英法。工業化出現的社會緊張在德國同樣出現，重點傾斜工業的結果是高度軍事化。舉世聞名的德國參謀本部是蒂森克虜伯為首的德國軍工產業最大客戶和支持者。普法戰爭後的50億法郎賠款不但救了德國經濟，還獲得阿爾薩斯和洛林這兩個煤鐵礦區，更加提高德國工業永動機的潛力。
列強在完成第二次工業化後開始走上全球擴張殖民的道路，它們的工業永動機比第一次工業革命需要更多原料和更大市場，任何國家如果打算靠純粹的利伯維爾場經濟累積工業化資本的嘗試都會是徒勞無功。列強首先會要求未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開放港口，同意通商和船隻補給，識相的國家會同意，不識相的會被狂轟濫炸到同意為止，然後列強會用自身大批量生產的紡織品和工業品（火柴、鐘錶、肥皂、軍火等）傾銷，這只是地獄的開始。中日可算特例，中國可以靠茶葉、陶瓷、工藝品大量換取歐美白銀，日本則可以靠少量絲綢。中日對列強的貿易初期是公平、平等、自由的，但陰狠的列強隨時能用軍力掀桌子逼你玩它自己佔便宜的貿易。果不其然，列強用鴉片“平衡貿易逆差”，中國被逼查禁煙毒，迎來的立刻是軍事侵略的狂轟濫炸。真金白銀、各種原料、當地市場永遠是讓列強最興奮的戰利品。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中篇（下）中日兩國的近代工業化道路
鴉片戰爭的戰敗證明沒有軍力做後盾，就算在商業領域籌集到資本也遲早會被搶掠。中日開始工業化的時候，連德國的條件都不具備，加上歐美國家此刻在全世界開展全方位侵略，因此這個時期籌集工業化資本所剩下的唯一途徑是更完全的國家集權和經濟補貼！起步更晚的中日兩國更不可能找到除了自力更生以外的第二條路，不止如此，兩國還必須完成“鐵的國產化工業生產”才能穩固跨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蒸汽機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鋼鐵兩個門坎。日本和清朝各自的兵工廠造船廠為這個時期的工業化難度和工業化失敗結果做出最好的正反例證。中國堅持利伯維爾場經濟，不補貼製鐵造船兵工各廠，不堅持採用國產武器，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技術儲備，也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工業永動機，對其他產業如紡織和機械工具等旁支產業的提攜作用也就無從談起。隨著列強進一步發展，面對來自更強大工業永動機所支持的列強軍事挑戰，中國下場只能屢戰屢敗，喪權辱國，很快的清朝歷史就此寫下句號。
籌集資本的方式需要相對適應的政治體制。如果英國算列強中最民主的，稍後發展的法國比英國更極權，德國比法國更極權，因為這是籌集和分配資源的必要手段，由於德國本身是一個強調秩序的國家，並沒有對市井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對已經稀缺資本的中日兩國來說，民主體制根本是雪上加霜的死胡同，要開展工業化只能用更專制集權的方式。明治維新對應了工業化的時代要求，自強運動卻沿用古老的民主合議制舊瓶裝新酒。同樣是煉鐵辦廠，日本武士們貫徹始終，中國文士們瞻前顧後；拿刀的武士們用軍事暴力解決政治矛盾，拿筆的文士們用奏摺論戰選擇經濟優先，結果甲午戰爭後日本經濟步步高升，中國經濟垂直掉落。
籌集資本的另一個商業途徑是土地改革，引導資本投入工業發展。不過這觸及中國社會精英的利益，跟抄家的意義一樣，是人人聞之色變的做法。諷刺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因為農民經濟問題而引起，中國歷史一直在一個長期和平，但每隔300年一次的全國性暴動週期中循環。小說“賽金花”寫實的表現了農業社會中大地主的社會經濟影響力。假使有個開明而且科學的地主投入研究煉鐵，也出資成立煉焦廠，開始點火製鐵，就算有條件再好的當地傳統農具和鍋具市場也無法消化這些鐵，所以他最後只能破產，煉鐵效率越好，越符合利伯維爾場經濟定律，多勞多得，他破產也越快。如果他再賭一把，建設與民爭利的鐵路，他得擔心搶了漕運的工作或者被信仰風水的群眾破壞，最好的下場是政府出錢把他的鐵路買回來。開展鐵的貿易也不行，因為被列強們壟斷托拉斯，他也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打敗全體西方鋼鐵工業。他只能當個洋翻譯或是幫洋人買賣物資的生意人，這是當時賺錢的上上策。
問題是從國家角度來看，這根本無法完成工業化，不採取手段壓縮大地主也無力把農業勞動力引導轉移到工業部門，不確保私有化就無法順利推動土地改革，不土地改革就無法解決資本和勞力短缺問題，也無法集中資源投入工業技術儲備。越晚工業化所面對的難題就越大，隨著時間推移，還需要適度推動“均勻貧困”來累積工業資本，這就是為什麼越晚開始工業化的國家，社會主義傾向越明顯，甚至是共產主義國家而且用軍事手段進行土地改革，並以軍力為後盾實行配給制。採取這些手段是被逼的，因為無法在不受列強阻撓下完成工業化，俄國就是例子。也因此西方國家非常痛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表面說它們異常邪惡，實際理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將挑戰它們的工業永動機，並且和他們爭奪原料以及市場。
列強會在世界各地安插代理人以防止對列強不利的情況出現。民國初年的各地軍閥本質上代表列強的在華利益，混戰的表面理由是統一中國，本質上是暗助列強獲得更多市場和原料。 1928年國民黨完成了中國名義上的統一，還同時不知不覺的繼承了列強利益代理人身份。無論如何振奮人心的“黃金十年”拉開了序幕，一如中國傳統習慣，“路線爭議”再次出現。
1928-31年間的實業部長孔祥熙提出以“國營重工業”為主，以國防為核心的工業化計劃，但因缺乏資金支持迅速結束。繼任的陳公博提出以“私營輕工業”為主，以融入國際體系的工業化計劃，財政部長宋子文也反對建立重化學工業。他們認為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好處是：活用民間資本、控制政府財政支出、國際貿易分工；認為重工業發展道路不適合當時中國的理由：缺乏重工業的熟練勞動力、重工業需要大量投資和產業整合、民間資本無法回收利潤、列強對本國重工業有大量財政補貼。欠缺上述任何一個條件，中國走上利伯維爾場經濟道路。
中國在德軍顧問的協助下建立了現代化的陸軍師，這些部隊在抗戰初期極大的震撼日軍。抗戰中有四件事：德械師在南京失守後消失、國軍缺乏武器越戰越弱、嚴重的通貨膨脹、普遍的政府貪污。這些現象彼此有什麼關聯？
“黃金十年”的本質是以私營輕工業產品、農產品、礦產交換等值的德國軍工產品。中國實際上是虧本的，沒有化工產業提供化肥，農產品在傳統條件下的增產可以被忽略，而礦石永遠比工業品便宜，大量農產礦產出口只能換少量德國軍工產品。雖然盡職的德軍顧問幫助中國建立初級現代軍事工業，但缺乏重工業支持，進口再多的兵工廠生產機器對國軍武裝還是杯水車薪，甚至連機槍、步槍、子彈這三種需求都無法滿足。德軍機槍射擊時用金屬鏈條供給子彈，中國卻只能用布條，因此機槍常常停止射擊，只因為中國沒有重工業。由於高級官員本身俱備私營企業主的身份，利伯維爾場經濟只是變形的官商勾結，用一切資源所生產的物資和利潤無法完全換成軍備或重工業設備。中國的戰前準備實質上只有一點銀子，搭配一個初具國家雛形的骨架，指揮10萬德械師和百萬民兵跟日軍對決。當中國轉向戰時官方掌控的計劃經濟後，經濟形態變成官僚的商業壟斷，貪污自然是普遍的。日軍侵占大面積國土和礦產資源、政府退到農產相對貧困的西南山區、缺乏化肥提升糧食產量，然後大量難民湧入，糧食短缺下的通貨膨脹成為理所當然，這一切根源於中國決定採用利伯維爾場經濟。各種條件決定中國打敗日本的唯一策略只能是用持久戰把日本拖到戰敗為止，代價是全體中國人無比慘重的犧牲。
走輕工業道路的中國無法提供一門火砲轟擊日軍，無法提供一架飛機對抗日軍的轟炸機和軍艦，無法讓機槍順暢的射出子彈，德械師的消失只是時間早晚，最後只能讓軍人悲壯的拿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如果歷史重來一次，“黃金十年”的中國能走上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嗎？
不可能。
這個時期的工業化難度比清朝自強運動的時代更難，憑藉以內燃機為動力的海軍艦隊和標準化武器大量裝備的陸軍部隊，列強已能有效率的侵略全世界任何角落，而且毫不放過任何獵物。任何國家必須完成蒸汽機和鋼鐵工業，還得另外準備足夠軍力才能“開始工業化”，最後還不一定能成功。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原因在於自身工業化程度不足，隨後的共產主義革命立即遭到列強的入侵，在自己的國土上打敗列強後才能開始工業化。蘇聯嚐到被入侵的苦果後，明白已沒有足夠時間用輕工業道路完成工業化，同時也沒有任何殖民地可以作為補充，只能直接走重工業道路。建立工業永動機的代價是高昂的，蘇聯礦產資源豐富，農業條件卻非常差，為籌集工業化資本，解放農奴，土地礦產國有，實行軍事配給制，用軍事力量強迫一切資源向重工業集中，高強度開展工業化的代價是飢荒。
1928年的中國根本不可能做到上述工作。孔祥熙當時的想法是對的，但是國民黨本身需要各地的地主充任官員以掌控行政區域，命令他們革自己的命無疑是天方夜譚。土地不可能收歸國有，農民也就不可能解放，“二五減租”的實況是假扮農民的地主對這個行政命令陽奉陰違，最後不了了之。籌集工業化資本在私營企業的體系裡不可能完成，理由是他們認為自己賺來的錢是應該的，憑什麼因為你的一個命令就把錢投資在看不到收益的工業體系裡？除非政府給補貼！問題在於國民黨根本沒錢。中國名義上的統一意味著軍閥仍然林立，國民黨用軍力強力推動經濟上的軍事配給會變成自亂陣腳。國民黨加強軍力的唯一途徑只剩下努力創匯買武器。沒有重工業支持，自然也無法建造鐵路去提高部隊行進速度，最後被迫掘開黃河大堤以遲滯日軍進攻，結果創造了黃泛區，數百萬人民必鬚麵對飢荒和洪災。
二戰時期的日本能建造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大和號戰列艦，生產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零式戰鬥機，憑藉的正是重工業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徹底發展強壯自身骨骼的“基幹產業”。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基幹產業是指工業基礎產業：以鋼鐵和化工為代表的重化工業。第二次工業化革命早期只有煤鋼工業聯合體，隨著時間推移，原本的鋼鐵工業催生機械工業；煉焦工業催生石油化工和更多種的化工產業。新增電子工業，例如海戰和空戰使用的雷達，早期計算器、密碼機等。機械工業成為開發重點，飛機和工業生產設備都算這個類別。我們以德國海軍的俾斯麥號戰艦做範例：機械工業要開發最重要的酸性平爐和大型壓水機。酸性平爐用來生產特殊鋼，例如砲管和軍用鋼材。大型壓水機用來加工成型大型鋼結構部件，例如造船和船用鋼板。化工產業提供焦炭煉鋼，還生產高級炸藥以提高戰艦主砲的威力和射程。電子產業開發的早期計算器可以大量計算火砲角度和射程之間的數學關係，陸海空三軍都能用上。機械工業提供的高精度的工作母機還可以提高上述每種產業的產品質量，但每種環節都需要大量的技術投資，完成每個環節，才能在這些基礎上建造出戰力強大的戰艦，沒有其他替代道路。
問題是酸性平爐不是洗衣機，普通人根本不會買。這種產品必須靠政府補貼才有可能開發出來，初期也只能靠軍方訂單維持下去。加上技術開發的龐大費用，所以基幹產業需要巨大的政府財政補貼才會有成果，這也是私有資本不願意投入基幹產業的原因。洗衣機的製造如果沒有上述產業支持，絕對無法提高質量，成本也無法降低。製造洗衣機裡面洗衣槽的最佳材料是不銹鋼，馬達軸承最好是汽車軸承，這都需要特殊鋼，但特殊鋼需要酸性平爐才能生產出來。為了不讓洗衣槽損害女人的絲襪，需要機械工業提供高精度的工作母機。化工產業需要提供高級化工原料，用來製造抗老化的工程塑料外殼，把洗衣機包裝的漂亮一點。電子產業需要提供計算器和芯片，讓用戶能按照自己的需要選擇洗衣程序。
如果什麼產業都沒有，要發展經濟只能進口列強的零件組裝洗衣機，今天的東南亞經濟就是如此。反過來說，如果具備齊全的基幹產業，想生產什麼產品都好辦，日本就是如此。軍艦和洗衣機依靠的都是基幹產業，最完美的情況是洗衣機賺來的錢協助軍事工業。可惜工業化難度提高，要想自力製造洗衣機，只能先造軍艦，否則只有被列強侵略的下場。蘇聯集全國之力強力推動工業化的結果，是日本不敢軍事挑釁蘇聯，從而確保國家安全，並且完成擊敗納粹德國的工業基礎。投入一切資源建立完善的基幹產業是非常值得的，因為它能全方位保障國民安定幸福的生活。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東亞歷史翻開全新的一頁，中國要面對全新的爭議：土地政策。國共對抗幾乎是立即開始的，共產黨已經完成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正在席捲華北地區。
國民黨為什麼剿共？不剿共的結果必定是國民黨的政權徹底完蛋。黃金十年曝露出國民黨依靠地主進行統治的模式，國民黨不可能完成土地改革，那等於立刻自行繳槍投降。政治上也不可能採取民主，中國還是農業時代，農民人口占絕對大多數，國民黨沒有一人一票的政治基礎，跟共產黨同台選舉是自殺，國民黨只能選擇與共產黨展開全面性的軍事對抗。共產黨強行土改的結果是兵力大增，它先問農民“你分到田地了嗎？”，然後問農民“要不要參軍去保衛你的田地？”士氣高昂的百萬解放軍很快誕生。早在江西井岡山時期紅軍就出現武器奇缺的窘境，長期用土製武器對抗日軍工業化部隊的親身經歷，使中共領導人看到工業革命和軍工產業之間的關係，深刻影響後來的經濟政策。
1949年10月1日，在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口號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化拉開序幕。回想過去20年的軍事裝備差距，毛澤東毫不考慮的選擇以“重工業”主導的發展路線，開始大煉鋼鐵。奉行“租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造船”，和清朝完全相反。
問題是工業永動機的建立需要代價，資本從哪裡來？僅有的黃金儲備被國民黨帶走，只能想辦法去開採金礦。列強對共產主義是封鎖的，唯一的盟國是蘇聯。可是蘇聯自己都需要從東歐獲得資源，給中國的協助必定是有限度的，所以毛澤東說：“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為了提高效率，整個中國變成“黨國一體”，把農業剩餘徹底轉移到工業部門，但還是不夠。中國再一次被迫土地國有以籌集任何能蒐集到的糧食去投入工業化。
在建立工業永動機的過程中，會出現消費品短缺的問題，人民生活水平會下降。英法美當初對殖民地“巧取豪奪”的方式維持本國人民的高水平生活，日本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口號掠奪台灣農民，二戰戰敗後被迫停止。中國的工業化起點更低，國家太大，要補充的東西太多，要如何轉移內部矛盾？美國的原子彈宣告世界進入核武時代，軍事行動遲早會引發世界大戰。唯一的選擇只能是靠政治權術轉移人民注意力，各種政治運動於是開始，還可以消除內部雜音，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必須集權專制，也是為什麼台灣人打心底要跟大陸保持距離，美國敵視“毛主義”的原因，一切因為毛澤東選擇迅速建立工業永動機。
為了保證工業化的順利進行，這個時候還需要研究核武器，否則遲早會被列強敲詐勒索。 “要核子不要褲子”讓中國人窮的連褲子都沒得穿，可這比被日軍強迫脫褲子，甚至永遠不許穿褲子來的好。中國大陸用30年建立屬於自己的基幹產業，大到氫彈，小到計算機CPU，能生產幾乎所有種類的軍事武器。台灣沒有基幹產業，必須靠美國的武器援助，所以美國不讓國民黨反攻大陸，台灣就只能乖乖聽話，一直聽話到今天。
隔海的日本在做什麼？二戰後滿目瘡痍的日本，於1946年成立“經濟安定本部”和“經團聯”。在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有澤廣巳的指導下，經團聯開始“傾斜生產”，無視利潤和產權，把有限資源集中到煤鐵工業，同時投資電力和肥料兩個部門，然後以這些作為基礎恢復基幹產業。國民生活用配給制度解決，每人每月500日元，火柴每人一天4支，肥皂每人一年1塊，一切資金來自政府全額出資的國營銀行，不行就印鈔票。戰時的軍工產業工人戰後被迫失業，經團聯讓製造火砲瞄準具的Canon公司去生產相機和鏡頭，改造商船，實在不行去種樹。機會再次屬於有準備的日本，韓戰中的美軍需要日本，有了經團聯的指揮體系，再加上美國援助，日本複興加快了進程。這時候的日本和共產主義的中國根本沒差別。台灣人既然喜歡日本，那麼台灣人用雙重標準看待日本和中國大陸就是有問題的，也是有理由的，我下篇會提原因。
相比日本，中國也用一樣的體制，只是換個名字。中國共產黨就是經團聯，國營企業完全服從黨的領導。日本人能共體時艱，可是中國人很難做到，中國的周圍環境也沒有日本那麼安定，政治運動是必要的，但這一次黨員們發揮與武士們幾乎一樣的角色主導中國工業化。當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基幹產業的爆發力很快展現。今天中國能快速搶占原本屬於列強的工業產品市場份額，能快速仿製出類似的產品，台商能在大陸發展那麼順利，完全是中國大陸的基幹產業在後面的幫忙。
中國能繼續成長，最大的原因就是有一個跟日本經團聯一模一樣的共產黨進行中央協調，時不時的回憶艱苦的紅軍年代更讓中國堅定發展自己的軍事工業。台灣就算知道有多少導彈瞄準台灣，就算偷到相關技術資料，沒有基幹產業也無法生產這些武器。更何況這些軍事武器需要衛星定位，台灣只能用美國的衛星定位系統，美軍等於間接控制這些武器的使用時間和使用方式，台灣毫無自主權，每年還需要用台灣的國防預算心甘情願幫美國準備養著這些武器，形同排擠台灣的教育和社會福利預算。最慘的是連技術轉賣他國套利也不能做，因為台灣需要購買美國武器。這一切壞處都是因為台灣缺乏基幹產業。
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沒有缺席，中國靠自己造出了龍芯。如果知道怎麼設計複雜的CPU，那麼設計用於洗衣程序和火砲瞄準的芯片就更容易了，用於破解情報密碼和仿真氣候變化的大型計算機也不會太難，不管是“槓桿支點產業”還是“產業之米”，中國可以全方位的與列強逐鹿天下。
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冑，東亞稱雄。毋自暴自棄，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進大同。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
信奉“毛主義”的中國清楚“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重要性，不但讓中國重新成為世界列強，而且讓中國人民逐漸富裕。出現“中國威脅論”一點也不奇怪，中國富強更是理所當然。他們比台灣更好的詮釋了國旗歌裡的精神，只因為他們打造了中國的基幹產業。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末篇（上）－－失敗的民主
這是《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的末篇，首先我要為各位讀者的等待表示誠摯歉意，主要是為了忙考試。有鑑於最近發生的世界經濟危機和台灣消費券熱潮，加上有越來越多的大陸朋友對台灣經濟發出越來越多的疑問，配合自己這半年以來的思考，我決定在這個系列的末篇對所有問題做一個總整理，不但要讓大陸朋友能對台灣經濟有更深入的認識，也試圖為台灣朋友指出一條全新的思考道路，只因為這塊土地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家鄉。
溯源台灣經濟，我們必須回頭看甲午戰爭後的台灣。
台灣剛落到日本手裡的時候是慘賠的，甚至連日本派駐到台灣的警察行李內都能找到木匠工具，理由是隨時能轉行。日本是個赤貧國家，在《中日兩國的近代工業化道路》裡我介紹日本為備戰和工業化所作的一切努力，他們需要超限度的投入一切資源進行工業化。日本沒有任何殖民地的統治經驗，日本國內甚至有“把台灣見好賣出”的聲音。但日本政府認為英國可以井井有條的統治殖民地，賣掉台灣等於證明日本人天生就比英國人愚劣，因此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台灣賣掉。
擺在日本眼前的台灣人吸食鴉片問題卻急迫需要處理，這時出現“斷禁”（立刻禁止）和“漸禁”兩種論點。 “漸禁論”的提出者是後藤新平，他認為鴉片專賣制度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可以充實台灣總督的財政，另外日本併吞台灣的動機不是對台灣人民一視同仁或施行善政，而是使台灣成為日本南進擴張的跳板。日本並不想為台灣花太多錢，後藤新平的論點正中日本政府下懷。他很快隨著提拔他的長官兒玉源太郎前來台灣，出任衛生顧問。有鑑於後藤新平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現，他升任民政長官，代行總督職務。他認為：“殖民地行政計劃，在目前科學進步之下，必鬚根據生物學的原則。也就是要發展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項能夠完成，我們就可以在生存競爭中獲得保全及勝利。”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日本總督府徹底而深入的調查台灣全貌，也同時為殖民統治奠定基礎。日本總督府隨後提出了“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發展口號，農業的核心是糖、米，和最重要的鴉片，因為這是一切初始資金的來源。
1900年日本總督經由調查得知台灣約有近17萬人吸食鴉片，1901年隨即設立“專賣局”（壟斷的卡特爾），並由專賣局製造課負責鴉片的製造。為了更進一步網羅吸食者及增加鴉片收入，總督府規定吸食者要有醫生的診斷書及領有特許牌，另外大幅提高鴉片稅。總督府共發出了二十五萬張煙牌，不過這不包括秘密吸食者。美國記者斯諾（Snow）1930年曾來台灣採訪，他注意到台灣的鴉片問題，並且認為日本總督府對禁毒的態度是可疑的，因為登記的鴉片吸食者只佔全部吸食者的一部份，而沒有登記的吸食者可能超過數倍以上。事實上，一張執照可以擴大到持有者的所有親戚朋友。讓我們觀察一下鴉片佔日本總督府的財政收入比例：1896-1904年佔財政收入的30.3%；1905-1915年為14.4%；1914-1920年為13.1%；1921-1931年為5.7%，我們可以看到鴉片是如何拯救了日本總督府的初期財政，這一切是以台灣人的痛苦為代價。
從上面數字我們也注意到1905年開始下降到只有14.4%，原因是台灣的糖業為日本總督府開拓了新財源。 1901年日本農學博士新渡戶稻造發表《台灣糖業改良意見書》，日本總督府立即設立糖務局以執行糖業政策，同時設置甘蔗試驗所。改良甘蔗品種、改善栽培法、興建灌溉設施、擴大蔗園面積、改良製糖方法、確保各糖廠原料供應、取消蔗糖出口稅，日本總督府用一切辦法鼓勵食糖出口。為了壟斷台灣的食糖利益，日本首先大力支持三井物產等日本企業壟斷糖業，把糖的交貨地點從台灣南部的安平和打狗移往產地，再把茶的集散市場從廈門移至台北，從而徹底打擊台灣人原本的糖業交易制度，同時將原在台灣的歐美製糖勢力及洋行完全驅逐或併吞。
日本也不放過恭順的台灣四大家族：王雪農、陳中和、林本源、辜顯榮(開台北城門放日軍進城)所建立的新式製糖廠，在1907-1920年毫無例外全被日本企業併吞。其他中小型製糖廠皆為三大財閥併吞。到了1930年代，日本製糖業的三大財閥：三井物產、三菱商事、藤山財團，在資本上佔台灣製糖業總資本的87%，生產量的83%。在完成台灣糖業的壟斷後，又共同在生產、販賣、銷售上合作，更進一步利用在東京的糖業聯合會來操縱市場，並獲得獨占的超高額利潤。
日本三大財閥因此資金更加雄厚，以所獲得的超額利潤發展關係企業，兼營土地開發、水利灌溉、鐵路運輸、海上運輸、酒精製造、紙漿製造、食品加工、製鹽、乳業、化學工業等、擴大其獨占的經濟範圍，終於達成更為廣泛的企業壟斷。這就是我在《工業革命與發達國家》裡所提到的英國殖民史的二十世紀版本。
在日本總督府的統治及日本資本的侵略下，台灣糖業變成日本資本傾注開發的首要對象。甘蔗種植面積佔總耕地的19%；蔗農佔台灣總戶口15%；產糖量140萬公噸，是日本統治前的50倍；產糖總值佔工業總產值的48%；砂糖輸出佔總出口的43%。台灣成為世界第三大產糖地，僅次於古巴與爪哇。二戰中甚至為日本軍機供給乙醇（酒精）以作為燃料。今天的風行巴西的環保燃料乙醇汽油其實只是二戰時期的技術衍生而已。
接下來我們看稻米。工業化帶來的結果是城市化人口的提高，日本本土在城市化提高後，底層人民對白米的消耗量也與日俱增，日本開始進口稻米。基於肥水不落外人田，台灣氣候比日本本土更適合農業發展，日本總督府必須完成來自本土新交付的任務。 1925年日本農業專家磯永吉（後為台灣大學教授）在台灣成功培育出適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萊米”為開始，日本總督府透過支配水利系統以達到支配台灣的農業生產，例如規定“以地上生產物為原料的製造業者也有加入水利組合的資格”，從而使日本的製糖企業也有支配水利的權利，加上直接控制水利系統管理者的人事任命，再配合行政手段：建設水利工程來增加灌溉面積、設立農事試驗場來改良品種、施行米穀查驗、改進肥料、設立農業倉庫以改進流通、驅逐害蟲、推廣一年二獲米作等。蓬萊米的種植迅速遍布於全島且產量大增，當然其中大部份被運往日本。讓台灣人種米，但吃不到米，這是日本總督府完成任務的不二手段。我的外曾祖父和家人當時每日以紅薯充飢，自己辛苦種的米只能偷藏一點起來吃，這就是廣大台灣人民的生活寫真集，李登輝等人的懷念舊時光全是狗屁。 “海角七號”的男主角對女主角說“留下來，或者我跟你走”，日本女人為何要留下來吃台灣紅薯，她當然要走，不回日本吃白米才是真正的大蠢蛋。
在日本總督府的“努力”下，1917年的財政收入已變成1904年的4.5倍，台灣成為日本的搖錢樹。統治日本的武士們證明“如果做就能成”的信念不僅可以用在日本的大煉鋼運動，還可以用在對外戰爭、殖產興業、甚至是殖民地的建立與開拓。發財靠自己，天道會酬勤，日本打算更進一步發展台灣各種產業。
電力是工業之母，第七代日本總督明石元二郎建立“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興建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在1934年7月完成日月潭發電所和大甲溪發電所。日本總督府所轄的企業全方面的涵蓋台灣各種產業和產品，列舉如下：
化工：台灣電化（氨）；旭電化工業高雄工廠（蘇打）；高砂化學工業、台灣有機合成化學、台灣化學工業（硫銨）；台灣肥料（化學肥料）；台灣窒素肥料（氮肥）；台灣護膜（橡膠）。
金屬：日本鋁業高雄工廠（鋁）；東邦金屬精煉（含鎳銑鐵）；高雄製鐵（銑鐵）。
紡織：台灣制麻（麻）；帝國纖維；台灣紡織。
電機：東京芝浦電氣（東芝）松山工廠。
礦產：金瓜石礦山（金礦）；大豐炭礦（煤）；竹東油田、凍仔腳油田（石油）。
食品：拓洋水產、台灣畜產興業（漁業、畜牧、食品加工、食品冷凍）。
這些產業讓台灣成為世界上唯一的“相對工業化”殖民地，但工業化的理由並不是為了台灣人，而是為了支持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這些產業增強了日本的侵略能力，為中國人帶來“血與淚”的悲痛，台灣人也是其中缺乏自知之明的受害者。後藤新平在台灣的“治安掃蕩”使得至少一萬台灣人死於非命，而他在台灣的大調查讓日本政府大開眼界，日俄戰爭後日本的明治天皇隨即諭令成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這個“殖民會社”的首任總裁就是後藤新平！伴隨日本總督府在台灣的鴉片專賣和製造，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和黑龍會（二戰期間的日本黑道組織）在中國東北如法炮製“台灣經驗”。他們是日本軍隊最大也最重要的後勤支持團體，舉凡物資搜刮、走私鴉片、拐賣婦女、情報蒐集、目標暗殺、印假鈔，無惡不作是家常便飯的例行公事。他們甚至縱容台灣壞分子在中國販賣毒品，作案範圍遍及全中國。為“提振士氣”，日本誘騙和強迫大量婦女成為日軍慰安婦，她們的際遇極為悲慘，台灣人也不能倖免。台灣男性原住民成為高砂挺進隊，在赤道的叢林裡作戰到屍骨無存為止；台灣男性漢族成為比日本軍犬還不如的軍夫，死亡只被計算為“物資消耗”。如YST所說的，二次大戰中的台灣人是站錯邊的，當日本總督府打算在台灣徵兵的時候，當時近600萬的台灣總人口，有425921人向日本總督府提出申請，表示自己願成為“日軍”。
1945年9月3日，經歷了無比慘重的犧牲和奮鬥，中國終於迎來了日本的無條件投降。 10月25日，國民黨接收在台的日本全部資產，只具備“淺碟子般行政經驗”與仍然是“半封建的行政架構”的條件和身份，國民黨硬著頭皮開始為箭在弦上的國共內戰做準備，台灣的糖和米成為國民黨內戰經濟的不沉航空母艦。因此這時的台灣還是被剝削的，加上二戰中美軍大轟炸所帶來的破壞，台灣人的日子並不比大陸人好多少，受過日軍訓練的台灣兵甚至以國軍的身份投入內戰。
經曆日本統治的台灣再度回歸中國，可殖民地上的那些列強代理人是最難處理的，他們是宗主國用以控制殖民地的利器。今天的香港、非洲、東南亞、印度全是如此，1945年的台灣更不可能例外。這些台灣買辦是日本統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只因為他們跟日本的帝國主義有著你儂我儂的同盟關係。日本戰敗和國共內戰所造成的短暫權力真空，使他們順勢成為不知輕重的領導者。國民黨自身的缺陷，搭配動蕩的時代，外加外國勢力的煽風點火，二二八事件就在台灣這個小舞台上開演了。追求民主是場面話，自身利益才是真心話，但那些利益難道不是建立在台灣人被日本人剝削的基礎上嗎？缺乏宏大的歷史視野，看不到整個東亞被日本侵略和剝削的史實，只求自我生存，是台灣本土統治集團距今68年前就曾犯下的錯誤，至今尚未有改變的跡象，對跟隨他們的台灣百姓而言更是悲哀。
經歷大陸上數十年“血與火”的歷練，蔣介石看到了工業化的重要性。蔣介石的私人日記裡透露對中國共產黨部分理念的讚同，內戰的失敗更使他做了徹底而深刻的反省。無法完成的大陸“二五減租”變成堅決執行的台灣“三七五減租”，接下來要“耕者有其田”，反抗者一律堅決鎮壓，台灣“精英”的生存慣性使得土地改革很順利。以日本留下的“糖與米”做基礎，把接收而來的日本企業和大陸撤退來台的企業做一個整併，全盤接受國民黨的中央領導，台灣正式進入“黨國資本主義”的時代，台灣官方名稱為“三民主義”。
何謂黨國資本主義？我引用台灣學者林忠正和陳師孟等六人在1991年所著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裡的一段話作為介紹：台灣所號稱的“三民主義經濟”制度，既不是被批評為資本家樂園的“資本主義”制度，也不是被批評為大政府式的“統制經濟”制度。它實在是一種舉世無雙的混血怪胎，具有一些極端危險的病變基因，是當年孫文提倡三民主義時所未能預料、也未能防範的。這個劣質體制的結構，由外到裡可以細細剝離為四層：(1)最外面是“自由經濟”外套，容許市場運作與私人經濟活動，但政府往往隨心所欲、或明或暗地做選擇性的干預限制；(2)裡面穿的是“資本主義”內衣，與輸誠的大資本家與外國大財團曖昧勾結，對其他弱勢階級與基層團體則除非有所利用，否則少有理睬；( 3)脫去衣物的裝扮，裡面長著“國家主義”的身軀，政府不只是對民間經濟活動管手管腳，本身更利用經濟社會的壓倒性構成份子，實質上大規模從事各類經濟活動，使政府預算與公營事業預算俱皆龐大臃腫，較諸社會主義國家亦不多讓；(4)最嚴重的是，台灣經濟體制在以上層層遮掩之下，卻包藏了一個“極權主義”一黨專政的禍心，所有政府藉管制法規所壟斷的市場特權、或是藉經濟理由所創設的事業單位，都難逃被執政黨工具化的命運，以致政府高度掌控經濟發展方向與大量介入經濟活動的好處，與其說是反哺“全民共享”的民主理念，不如說是養肥一黨之私的陳倉便道，甚至國庫與黨庫之間的利益輸送，都在“黨國一體”的口號下，被不當地合理化。雖說台灣四十多年來國民所得成長快速，但只要與執政黨所囊括的政治、經濟、社會資源相較，就可以清楚認識執政黨多年作威作福的法西斯心態與無孔不入的剝削事實。
上面這段話完美闡述台灣經濟的核心本質，“黨國資本主義”是今日台灣政治鬧劇的一切根源，除了名字不同以外，它與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基本上是沒有區別的，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依然是今日經濟的重要組成力量。
黨國資本主義是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來台後，展現“奇蹟似的複蘇”最重要的原因。國民黨不是世界首創這種體制的組織，這個體制來自日本，它在日本被稱為“經團聯”。今天日本市值前1300大的公司，組合成的一個整體就叫“經團聯”，它肩負日本產業界的橫向合作和縱向分工，也被稱為“民僚”。在經濟學上把壟斷集團稱為卡特爾(Cartel)，是英美兩國欲除之而後快的首要目標。二戰結束後的德國與日本在盟國列管下，各自經濟組織裡的產業卡特爾幾乎都被迫解散和重組，只因這些產業卡特爾在德日兩國有系統的培育下，展現支持德日挑戰老牌殖民主義英美法三國的實力，最後發動世界大戰企圖重建世界新秩序。
德日兩國是戰敗了，但打破世界資源壟斷卻是成功的，今後德日可以用自身的高質量工業品搶占世界市場。 “世界的市場是我們的”，德日兩國有系統的培養基幹產業是他們能戰後復甦的根本原因。德國為建造軍艦開發的ST52特種鋼，戰後被全世界造船界廣泛採購。我們可以看到，只要有獨門的鋼鐵冶煉技術，買到齊全的原材料，就能加工出口換匯，不但讓本國人民就業，還能建造軍事武器保衛自身。為了生產特種鋼所開發的酸性平爐和鹼性平爐也能發揮作用，出口獲得的利潤可以折抵研發的投入，並以此為基礎，把資源投入本國的裝備製造業，生產更新更好的產品，從而提高本國的整體工業技術水準。德國蔡司光學生產的高級測量儀器可以支持科學研究，還可以成為絕佳的相機鏡頭，生產這些產品的技術本質並無太大差別，它們只是用不同的產品面貌出現而已。不光德國，日本住友金屬生產的無縫鋼管也是很好的範例。在石油瘋漲的年代，海上鑽探石油成為必要手段，住友金屬的無縫鋼管成為海上鑽井的必需品。石油高漲卻不一定影響自己的獲利，甚至成為全新的機會，只因為自己有獨門技術。
這就是工業發展的良性循環，核心是技術開發。每經過一輪的產品和工業周期循環，產業競爭力就更上一層樓，國家競爭力自然也大幅提升，這個循環完全是良性的。德國日本成為二戰結束後發展最好的國家秘密就在此。金融只是工業循環的血液，貨幣只是市場交易的手段，並不是核心。需要國際硬貨幣的理由在於需要購買工業技術，而世界列強只願意用自己的貨幣交易。你不如我，所以你用我的貨幣結算，至於我的貨幣發行多少，和你無關。如同YST所說的，金融創新並不會產生全新的利潤，要讓經濟發展良好，需要理工人才對工業技術矢志不渝的投入，研究更好的光學玻璃和更強的無縫鋼管。法律人才營造良好的交易秩序；金融人才安排合理的資金投入；建築人才規劃優美的居住環境；美工人才設計人性化的產品外觀；綜藝人才表演幽默的娛樂節目，每個領域分工合作，人民自然安居樂業，生活自然幸福美滿，這樣的環境還可以吸引落後地區的人才前來定居，除了貢獻他們的長才，還能補充本國的優秀腦力。所有領域的結合，就是國家競爭力，站在這些現象的後面，就是大學的研究力。
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波特的著作《波特看日本競爭力》（大陸書名：《日本還有競爭力嗎？》）認為：日本的大型科學研究需要政府進行協調，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為。但我個人以旁觀者的角度，從技術研發來看，日本並沒有走錯路，也沒有遲疑，日本很清楚技術研發的重要性，不用管英美兩國用何種體制研發，只要日本能開發出自己的技術就可以了。二戰的戰敗使日本很清楚自身不如人的地方。鄧小平的“黑貓白貓”是日本早就在做的事情，負責具體事務的就是經團聯。
以1970年代發明的FM集成電路(VLSI)為開端，工業生產進入全新的時代。因為集成電路使生產自動化稱為可能，人類首次有能力建造全自動化的生產工廠，只要建立中央控制室，就能監督每一個生產環節的進度和生產量。原本的大批量和單一產品生產模式可以變成小批量和多種產品的生產模式，日本視芯片為“產業之米”，因為產業需要營養才能長大，芯片是營養豐富的產業補品。工業機器人和芯片的結合可以提升人均生產力，促進產業升級，彌補日本因日漸成長的工資所失去的優勢，還可提升產品的精確度，至於工人們有全新的任務：成為經驗豐富的技師或維修員。教育則轉向程序語言編寫或者產品設計，由此日本轉變為一個服務業的國家，但服務業卻是依託在製造業之上的，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經濟演變成服務業佔更大比例的過程，這個發展的結果有前提條件，背景是日本在東亞所進行的雁行理論分工，台灣、東南亞、中國各自肩負著不同的部門任務，因此日本本土的服務業得以持續發展，這才是產業升級的良性過程。 “武士們”進化成“社長們”，他們為日本新時代的工業革命製定了正確的發展道路。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末篇（下）－－失敗的民主
1949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首次有機會在台灣推動屬於自己的工業化，日本總督為國民黨完成很多基礎工作，剩下的工作是解放佃農。二二八的鎮壓和土地改革使國民黨成為台灣的本土統治集團的世仇。經歷“血與火”的國民黨迫於世界形勢需要工業化振作自己，但起點比明治維新的日本更低，還得應付龐大軍事開支和難民問題，靠著大陸帶來的少量黃金，國民黨暫時穩住軍心。
萬事起頭難，蔣介石發布義務教育的法令，用公職安排部分來台的難民；發布軍令，用鳳山整訓解決國軍的山頭派系；發布戒嚴令，用軍法維持社會秩序。 “糖與米”成為台灣的工業化火車頭，用農工業剪刀差和肥料交換的方式把農業所得引導到紡織工業（英國最早的工業），同時提高關稅，保護市場，扶持台灣的本土企業，義務教育則為台灣未來的產業發展做好基礎。 1960年台灣的百姓生活已有改善，但是台灣的整體經濟面貌還是遠落後於發達國家。 “黨員們”在蔣介石的領導下，遵循專業官僚的指揮，繼續為“反攻大陸”的大業而努力，黨國資本主義讓人看到初步成效。
1960年歐美國家出現第一波勞力密集的產業外移趨勢。台灣的技術官僚尹仲容和嚴家淦認為這是一個機會，1966年在高雄成立加工出口區，可以看作是大陸今天遍地“經濟技術開發區”的1.0版本。為表示對經濟建設的支持和授權，蔣介石讓嚴家淦出任副總統和行政院長。加工讓台灣變成美日兩國的配角（刷盤子），但也讓台灣第一次有能力累積外匯，而不再是殖民地時代供養日本的經濟奴隸。電器、紡織、塑料等輕工業開始發展，許多台灣家庭的“客廳即工廠”，用小作坊的形式參與加工出口。此景如同今日的珠三角、浙江和福建的部分地區。
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機使發達國家陷入經濟不景氣，加上退出聯合國，種種原因使台灣經濟陷入危機，迫使台灣進行第一次產業升級。這個產業升級的核心是重化工業和造船，外加高速公路及鐵路電氣化。與共產國家強行上馬重化工業不同的是，台灣選擇農業-輕工業-重化工業三部曲這條道路。沒有飢荒的原因是台灣的“糖與米”，而且處於英美刺刀保護之下，這是台灣可以用三部曲展開工業化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台灣經驗的核心內容。
1979年台灣政府把機械、電子、電機、運輸工具欄為“策略性工業”。在黨國資本主義模式下，台灣快速發展。不可小看制定這些目標的國民黨“外省黨員們”，他們確實掌握工業化背後的核心秘密，昔日的顛沛流離和戰火歷練讓他們全力以赴。 1980年，台灣創立新竹科學園區，也是今日大陸高新技術開發區的1.0版，使台灣首次能躋身世界IT革命浪潮，即使它最後成為一個技術密集的加工出口區，但這個對1950年的農業台灣來說，已是非常光彩的成績。它是今日台灣經濟成長的最大動力，也是維持今日台灣中產階級的最重要支柱。
黨國資本主義是如何具體發展這些產業的？資本從哪裡來？
國民黨首先成立中央財政委員會（財委會），下轄中央投資和光華投資。這兩個單位是黨營事業的財政發動機，台灣最早的新興電子就是100%財委會持股，於1970年創立。這很容易理解，因為IT革命是全新的概念，台灣沒人有能力大膽冒進，只能由國民黨出資1.8億台幣。國民黨的冒險下注是正確的，1980年聯華電子成立，總資本26.25億台幣：交通銀行7.2%、台灣經濟部6.5%、光華投資4.9%、私人投資合計2%，技術人員來自台灣經濟部所屬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這次多了私人參與，但如果沒有初始的冒險下注，能吸引私人資本嗎？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這些後進經濟體如果沒有這種官方主導的參與行為，只能永遠落後。
工業生產需要的配套產業，工業氣體、鋼鐵、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紡織工業研究中心、電機製造等不勝枚舉。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技術的含量也隨之增大，這還需要教育部門編輯合適的教材以便有系統的培養人才，需要整個政府的橫向合作和縱向分工，更需要製定適當的經濟政策以便保護國內市場。中國大陸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與台灣的國立編譯館都肩負著這個任務。國民黨成為台灣的經團聯，共產黨則成為大陸的經團聯。中國共產黨獨立面對美蘇冷戰的軍事對峙與外交的風雲莫測，需要直接上馬自己的重化工業以支持自己的軍事武裝，這是無奈之下的選擇。我們可以看到海峽兩岸除了工業化順序不同，一個大中國，一個小省份，工業化精神則幾無二致。
投資不見得成功，失敗所在多有，國民黨的投資有失敗的，但是貪污卻很罕見。蔣介石很清楚吏治是如何讓他失去“大好河山”，靠著威權獨裁和軍法治罪，國民黨總體上能讓台灣的工業化平穩過渡，從1950到1988年，國民黨的兩位蔣總統用38年努力使台灣全體人民享受工業化帶來的好處，不再“男為奴、女為娼”，被當作“殖民補充”的日本“皇民”，台灣經濟在黨國資本主義的模式下甚至開始進軍原本只屬於發達國家的高附加價值產業：汽車。 1986年，台灣的裕隆汽車成功製造出飛羚101型汽車，如同今天中國大陸的吉利，底盤和引擎都是引進的，但其它都是台灣自產的，改進版的102型汽車甚至有出口荷蘭的記錄。最後因為缺乏商業策略和成本因素黯然敗退。
為什麼裕隆汽車失敗了？ 1985年台灣政府實施《六年汽車工業發展方案》，內容包括降低關稅和國產率等，裕隆失去能了成長茁壯的機會。政府的錯誤隨時能改正，可是更大的阻力來自日本。日本經團聯的成員包含日本汽車製造商，為了維護日本產業的世界利益，日本廠商團結一致的對抗裕隆。今天的裕隆汽車只是一家汽車經銷服務站。它只能靠更靈活的手段把自身資本進行國際化運用，美其名為海外擴張，實際上跟投資銀行沒兩樣，賺錢只剩下金融賭博。與此同時，它的員工必鬚麵對生活中更多不確定的因素，包括失業。
豐田汽車能登上世界第一的寶座，靠得不只是自己的技術研發，還包括國家級別的商業打擊，日本在台灣實現了“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豐田車”。我們可以看到成也經團聯，敗也經團聯，裕隆當時如果能得到國民黨的密集支持，今天會是不同的光景。瑞典的Volvo汽車在1927年生產自己的第一輛車時，還沒有現今如此高效率的物流系統和生產能力，他們有時間可以在幾乎空白的國內外市場自由發展。瑞典人口不到1000萬，但他們擁有兩家世界級汽車製造商：Volvo和Saab，原因是發展時間充裕。
我們再一次看到工業化後進國家為了推展自己的工業化，在整個過程中需要巨大的投入與努力，才能擁有自己的空間。但只要道路選擇正確，加上耐心等待，一定會豐收。台灣裕隆、日本豐田、瑞典Volvo為我們提供汽車發展不同的教訓。
在航空工業，蔣經國領導下的國民黨製造出屬於自己的教練機：AT-3。就如同日本的“大島型”高爐一樣，雖然發動機是美製的，但它為台灣的航空人才培育實現零的突破，並且為後來的IDF作出巨大貢獻。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轉變台灣歷史方向的重要人物李登輝就任總統。這個外號“岩里政男”的男人曾是日軍的高射砲部隊軍官。他上台時，國民黨這個經團聯工業體係依然運作正常，但還是由外省人主導，李登輝迫切需要集中權力到他手裡，來穩定內心的不安全感，民主化是最好的道路，因為佔人口過半的福佬人一定會掩護他擺脫這個被動局面。
政治運動需要金錢，兼職工是靠不住的，李登輝需要自己的全職人馬來對抗所謂的“外來政權”，但此時的他卻是這個“外來政權”的領袖。在李登輝的授意下，國民黨內部成立“集思會”。金錢的掌櫃則是劉泰英，身為黨主席的李登輝讓他掌控國民黨的金庫，開始用各種管道扶持外部的民進黨，台灣的民主肥皂劇開始上演了，年復一年越來越高潮，等到1996年的台灣總統直選，解放軍甚至以發射導彈的方式參與這場盛會，美軍的航空母艦也參演，一時之間舉世矚目。能走到總統直選這一步，李登輝可謂散盡國民黨家財，股票能賣的賣，能民營化的就民營化，“國庫通黨庫”的戰略格局，讓他在民主化過渡階段裡的所作所為，跟大開綠燈沒什麼兩樣。美軍的航空母艦不是免費的，台美之間的各種政治遊說都需要金錢打理，再加上各種政治選舉的競選開支，這一切最終都轉嫁給國民黨這個台灣的經團聯頭上。
為了發展“盟友”，李登輝想起日本。 “台日合作”需要一些更特殊的良好氣氛。要營造這樣的氣氛，李登輝需要改變1950年來台灣人對日本的歷史觀。於是“日據時代”成為“日治時代”；“台灣光復”變成“日本終戰”，一切都不新奇，花樣還能更多。台灣的福佬精英對日本的五體投地，還有種種讓大陸人無法理解的行為，包括參拜靖國神社，除了要掩蓋他們曾身為漢奸的史實，另外一個理由是徹底壟斷台灣的“經團聯” ，把台灣的經濟成果搜刮到自己口袋裡。由於1950年的國民黨需要穩定的秩序以推動工業化，這是一筆至今沒有清算的帳。 1970年代歐洲學生運動的一個重點，是反思自己父母那一輩人在二戰時期屈服於納粹淫威，因此轉變為叛逆的世代。在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下，學生運動只能以保釣（釣魚台）運動的狹窄範圍出現。保釣是愛國的，但1990年3月發生的台灣野百合學生運動，卻只是一場政治秀而已，這些所謂“學運世代”有相當數量的人成為李登輝的外圍盟友，為肢解國民黨而全心全力。
跟清朝面對列強侵略一樣，國民黨這個經濟發動機在一波又一波的五鬼搬運下，逐漸無法承擔推動台灣工業化的使命與責任，工業化需要的集團式橫向合作和縱向分工變得越來越不可能。雖然台灣的晶圓代工和相關電子業發展的越來越好，但經濟瓶頸開始出現。首先是利潤率降低到只有15%以下，而歐美日高科技產業的利潤率卻有40%，這還是台灣政府以租稅優惠和優先銀行貸款作為變相補貼手段才實現的成績；國防採購預算的88 %專門用來購買美製武器，台灣的國軍將領甚至變相成為美國的說客，認為美國貨可靠性能好，能滿足軍事的高標準要求。這些國防開支在台灣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因為兩岸關係日益劍拔弩張而變得越來越必要，只因為要應付來自中國的威脅與挑戰。為了保持台灣軍事上的戰術攻勢，即使排擠教育和社會救助預算也要打落牙齒或血吞。世界先進武器“沒有我不敢買，只有你不敢賣”。在“愛台灣”政治賽局中，國軍恨不得一夕之間變成沙漠風暴中的美軍，佣金回扣種種非法行為橫行，“貪生怕死速進此門，升官發財請來此處”成為國軍軍官今日的真實寫照。二戰國軍戰力最強的是美械師，過了幾十年的今天，國軍為了維持戰力需要更多的美械來組裝美械師，但對岸的解放軍卻已經擁有自己全套的軍事武器。
台灣民主化是以消滅國民黨為代價的。不管發達國家的專家如何勸說國民黨台灣沒有鋼鐵市場，進口品可以替代。經歷戰火歷練的“外省黨員們”卻無論如何也要建立台灣的“中國鋼鐵”，只因為他們明白工業化的重要性。歲月催人老，曾經的精英技術官僚已逐漸凋零，他們的接班人是透過民主化政治洗禮的“本省政客們”，“本土VS.外來”是台灣政治鬧劇的核心價值，這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台灣根本沒有環境培育自己的工業技術。電子業發展的越蓬勃，對國外技術的依賴就越大。要生產高科技產品不難，需要的也不是技術，“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不管DRAM或者面板，其實只要會打算盤就行，設備可以租，原料可以買，自由貿易很方便。
芯片的主要原料是矽(Si)，需要開發出矽生長爐來製造多晶矽，然後用其它的設備把多晶矽拉長，變成單晶矽，這中間需要很多知識來保持產品的純度。等8吋晶圓或12吋晶圓成型後，需要激光切割，這還是需要技術開發。切割完的芯片需要研磨，需要精密的研磨機械，這樣才能開始生產計算機裡的CPU。
世界芯片原料(silicon wafer)的最大供貨商是日本住友化學。台灣芯片行業越是成長，日本住友化學就賺越多錢。同樣是石油化學公司，住友化學可以做，台灣塑料卻不能做，原因還是沒有技術。日本經團聯所屬的各產業可以提供全套生產設備，但是台灣的國民黨體系卻深陷民主化的浪潮中。 “漢奸們”進化成“政客們”，他們為台灣新時代的工業革命設下無法突破的玻璃屋頂。
由IT革命主導的工業革命需要更多的理工人才投入技術開發，舉凡材料、機械、程序語言、通信、電子等，每個領域都在渴求人力。中國大陸的人才培育是非常紮實的，從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學生教材，到大陸學生在國際比賽中的成績，我們很容易看出來這點。今年中國大陸有1000萬人去考大學，65%的人選擇理工科。這是歷史給台灣產業界的一個機會，台灣產業界有希望在技術開發上投入更多。但台灣的政治氣氛卻不容許這種嘗試，台灣選擇“戒急用忍”。學法律的台灣本土集團妄想以法律來阻礙大陸的技術開發，搞不清楚自身任務的正是這些“本土政客們”。在“外省黨員們”的領導下，台北推動一次都市更新，也就是今天台北的信義計劃區，這是台灣版的高速增長。但中國大陸的北京為了奧運，朝陽、海淀、丰台各區的基建計劃足以抵上3個信義計劃區，如果再加上全大陸各城市的大規模建設，我們說大陸有500個信義計劃區的規模也不誇張。正是這些建設帶來的“中國特需”熱潮，使得台灣經濟的馬腳暫時沒有露出來，但台灣還是戒急用忍，等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立刻原形畢露而且愁雲慘霧。
台灣無法籌集必要的資本進行自我改造，因為台灣把一切資源都投入民主化。愛台N項建設是最新的版本，核心不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質量，而是拯救地方失業，並為將來的選舉做好準備，這是台灣政治精英的主流意識。台灣不滿足當“三民主義的中國模範省”，台灣要當“民主直選的世界模範生”，這才是台灣打拼的方式。民主不殺工業，工業卻因民主而死。八年後再次上台的國民黨，已經完成舊瓶裝新酒的質變量變，變的更愛台灣，自然也不可能完成振興台灣經濟的任務。
今天的台灣經濟遇到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根本不是偶然，資金不再能有效率的投入技術開發，市場在列強脅迫和“一邊一國”的基調下全盤開放，於是台灣有了瘦肉精的美國豬肉；一瓶160元台幣的台灣米酒，還有稻米炸彈客。至於日本進口的毒米果自然不能大張旗鼓的調查，只能選擇性的炒作大陸的三聚氰胺。
公道放兩旁，民主擺中間；若為兩國論，一切皆可拋，台灣要爭取在一切國際場合上以台灣的身份露臉，展現台灣獨立自主的真實面貌，管它WTO還是什麼WHO，反正絕對不能OUT。其實拒絕加入WTO就能展現台灣獨立自主的真實面貌，但不了解國際現實的台灣人認為加入國際組織才能展現“台灣人民站起來了”，台灣無法接受這種“落後”的選擇。
民進黨的“黨員們”對黨國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強力的，他們正確指出其中“極端危險的病變基因”，但是他們無法擺脫自身的狹隘歷史視野，他們只能成為“本土政客們”，最後成為自己當初發現的“極端危險的病變基因”，並且以民主化的手段瓦解了台灣的工業技術體系。不但如此，他們甚至使“黨國資本主義”變成“權貴資本主義”。台灣電視史上唯一毫無週末區別，隨時插播，而且已連播3個月的電視劇，就是由陳水扁家族主演的“赤貧”，其中的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遠非精彩所能形容。它反映了台灣今天“就業老大難”的情形，產業只剩微利，當官才是發財的不二法門。台灣經濟從推動民主化的第一天起，就在吃“外省黨員們”辛苦存下的老本。
台灣經濟還有救嗎？我認為辦法是有的，道路雖然崎嶇，但前途是光明的。只是我估計台灣無法接受。眼下的台灣只有兩個選擇：體面的用一國兩制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出兵釣魚台。
一國兩制的好處是可以保存台灣最後的一點尊嚴，這裡就不多說了。我要說明的是：為什麼出兵釣魚台是一個選擇？
挪威有世界上非常好的社會福利，政府沒有負債，不止女人可以休1年的帶薪產假，男人也可以休1年的帶薪產假，因此挪威的人口並沒有出現嚴重的老化現象，它的生活質量使它可以吸引人才，這一切是因為北海油田。挪威的石油基金也被稱為退休基金，總值有3500億美元，靠著特殊的決策體制和人道主義，挪威石油基金成為挪威人民的生活保證。
我們知道釣魚台附近海域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不管開采出石油還是天然氣，台灣產業所需要的資源和資金都能因此得利。這也是為什麼日本想方設法要侵占釣魚台的最根本原因。如果台灣能建立自己的石油基金，2300億美元分給2300萬人就是每人1萬美元，相比之下，消費卷的110美元根本只能塞牙縫。要就玩大的！
台灣經濟不只有民主化的干擾，還有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孩子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金融保險體制，在經濟條件惡化下，沒有任何外部資金補充，小孩越來越少，台灣的大學在面臨倒店的情況下才開始討論大陸學生入學，由此我們就能看到這些“學術精英們”的眼界是如何遼闊了。位處工業後發集團的台灣經濟自廢武功，沒有釣魚台的資源根本不可能解決台灣的人口老化。台灣經濟每經過一輪選舉和愛台建設，國民黨對工業技術的支持就越弱，台灣經濟就越差，最後出現今天的困局。台灣人口每經過一個世代循環數量越來越少，在素質沒有顯著提升的情況下，對經濟的影響不言而喻。
台灣經濟為什麼還沒完全崩潰？因為有大陸的貿易輸血。貿易輸血是大陸避免台灣出現經濟崩潰的不得已手段。如果台灣經濟崩潰，代表大陸將提前面對美日的攤牌，穩定才能發展，這才是中國需要的。
大陸目前依然是黨國資本主義體制，能進行全方位的產業發展，每經過一個週期循環，使得國家綜合實力得到相應的增強。台灣人看到能不酸溜溜的嗎？
失去技術開發能力的台灣是沒有未來的，會有今天的經濟困局是台灣人對政治民主化的咎由自取。台灣經濟的大蕭條才剛開始，遠不到衰退高峰，距離結束更遙遙無期。為什麼很多國家民主化卻沒有富強？因為他們沒搞清楚一個核心觀念：
是不是民主體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持續獨立自主的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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