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體系演變三個階段

戰後國際金融體系演變三個階段和全球經濟危機
作者：比倫特·格卡伊達雷爾·惠特曼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2-20


戰後國際金融體系演變三個階段和全球經濟危機

作者：[美]比倫特·格卡伊達雷爾·惠特曼著房廣順車艷秋譯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 期
http://www.cctb.net/llyj/llgc/zbzyyj/201102/t20110212_25892.htm


摘要： 美刊《社會主義和民主》2010年7月號刊登了比倫特·格卡伊和達雷爾·惠特曼撰寫的題為《結構性轉變和體系性缺陷：全球經濟危機》的文章，認為戰後國際金融體系的演變可分為三個階段：布雷頓森林體系階段、“石油美元”體系階段和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階段。當前仍在深化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是第三階段進入危機和終結時期的表現，世界未來將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因為當今的金融資本極難調控、世界面臨巨大的生態危機、美國相對實力下降、凱恩斯主義的縫縫補補根本解決不了問題。該文關於戰後國際金融體系三個階段的演變的具體過程和機制的論述極全面而到位，值得參考。




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興衰》中詳細地記錄了美國這個世界強國的衰落過程，並把美國的經濟健康指標，如工業化程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等，與歐洲、俄羅斯、日本作了比較。他發現，在過去的50年裡，由於全球金融、貿易組織方式的根本性的、結構性的變化，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

肯尼迪不是唯一認為美國勢力出現結構性衰退的學者。其他從歷史角度分析全球政治經濟的批判思想家，如安德烈·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1998）、艾曼紐·托德（《美國秩序的崩潰》，2002）、喬萬尼·阿瑞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2007）、尼爾·弗格森（《貨幣崛起》，2008）、彼得·高恩（《心臟地帶的危機》，2009）、法里德·扎卡里亞（《後美國世界》，2008）等都認為在美國勢力衰落的同時，地區力量開始崛起，特別是中國在崛起。在他們看來，美國的衰落反映了在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的過程中全球經濟經歷了結構性改變。

當前的危機不僅僅是管理或調控的問題，而是體系性的問題。

　　當前危機的成因

主流經濟學觀點認為，本次危機的直接原因是美國次貸危機；次貸危機的影響已經通過全球金融管理的互通網絡傳遞到其他國家。但是，我們認為此次次貸危機的根源在於資本集中的歷史過程和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特性。

此外，作為一種政治現象，次級抵押貸款得到了政府的鼓勵。究其原因，一是它追求利潤最大化，為資本的利益服務；二是它製造了對私有房產的價值幻覺，使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得到鞏固。但現實是，次級抵押貸款不是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設計的，而是為資本家設計的，目的是為資本家創造巨額利潤。次級抵押貸款刺激房價上漲，但房價上漲帶來的收益曇花一現、終成泡影。最終，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承擔了投機風險的後果——他們失去了工作、退休基金縮水、工資降低，而造成體系破產的罪魁禍首——投機者和銀行家——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巨額補貼。

為了根除大蕭條的歷史環境，布雷頓森林會議（1944年）採納了凱恩斯主義的自由主義藥方，設立了機構。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不時因內部原因而中斷，並一直存在諸多缺陷，這些缺陷如今已清晰可見。當我們從歷史的角度探討當前的危機時，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布雷頓森林體係從來沒有像人們期待的那樣有效。更確切地說，世界政治經濟暗流湧動，美國經濟的根本性變化、資本集中導致的失衡和緊張、資源枯竭等問題都不斷迫使美國修改條款，以保住體系監護人的地位。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我們可以將這些變化劃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該體系的正當性最為充分，第一階段結束的標誌是1971年美國單方面放棄金本位制。隨後馬上進入到第二階段，即“石油美元”體系，美國再一次單方面修改了體系，將美元與石油價格掛鉤，從而既保證了對美元的需求，又保持了美國貨幣的特權地位。也是在這個階段，凱恩斯主義屈居於新自由主義之下，不再是全球資本的主導經濟範式。第三階段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早期、蘇聯解體之後。從此，世界經濟全球化真正開始，資本的觸角前所未有地延伸到歐亞大陸中部。當前的危機標誌著第三階段的結束和不確定未來的開始。

布雷頓森林體系：自由主義者對大蕭條的回應

布雷頓森林會議產生了兩個主要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這兩個機構仍然是全球經濟的關鍵組成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是監管各國貨幣、維持金融穩定；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如今的世界銀行）在設立之初的中心任務是戰後重建，是將資本引入開發項目的主要渠道。這兩個機構是作為廣泛合作的組織建立的，但在實踐中，它們仍受控於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美國占據著機構中的重要位置，並主導著對機構行使控制權的投票集團。這兩個機構雖然歷經多次調整，但其基本性質和權力分配格局在60多年的時間裡沒有任何改變。

戰後，只有美國的經濟實力毫髮未損。基於這個現實，美國設計了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掌握了控制權。美國在設立全球經濟機構時也貫徹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體系，即這些機構的性質應該是資本主義的，但同時受中心權威的監管。美國順理成章地成了中心權威。儘管這個時期——從布雷頓森林會議一直到1971年——通常被稱作“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但聯盟內部的分裂和衝突從未間斷。而且，全球經濟的迅速擴張不能僅僅歸結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戰後經濟擴張反映了戰後重建的大背景——除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之外，還有其他經濟體、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的重建。也可以說，黃金在這段時間內主要流向美國，戰後，全球80%的黃金成了美國的黃金儲備。

布雷頓森林會議的代表們在體系設計方式和控制權歸屬上分歧嚴重（毫無懸念，美國和其資本主義盟國將獲得控制權）。蘇聯和其社會主義盟國的反對人人皆知，但在資本主義陣營內部也出現了分歧：一些歐洲國家的代表團，尤其是法國，對會議明顯偏袒英美的傾向提出了抗議。最終，蘇聯離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了一個對等的社會主義體系——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在正在形成的冷戰政治聯盟之外又建立了一個對抗性的經濟陣營。一般而言，每個體係都會有一個霸主維持體系的穩定性，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各國政府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框架內運行。與此同時，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成員國致力於資本主義積累。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資本主義定位導致了體系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性體現在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運行方式上。美國控制著這兩個機構，因為美國支配著這兩個機構的理事會（類似於公司的董事會）。美國銀行家和工業資本家從中受益，在戰後順利地掌控了世界貿易和金融。從20世紀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中期，這種發展模式在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內部順利運行，必然地推動了美國的資本投資和工業出口，使美國工業生產和出口迅速擴張。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確保美元的國際貿易儲備貨幣地位的同時，也滿足了各國對貨幣穩定性的渴求。這樣，布雷頓森林體係將美國在戰爭中積累的經濟實力延伸到了戰後。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促進戰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地削弱著美國的影響力，這可能表明，美國對短期利潤的關切凌駕於其公開聲稱的對體係長期穩定性的關切之上。 1944年會議上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政府之間的摩擦不僅反映了意識形態的差異，也反映了國家之間的利益競爭。當20世紀50年代的戰後重建將西歐和日本從美國的投資和出口的目的國變成了美國的國際競爭對手時，衝突不斷加劇。競爭的第一個犧牲品是以美元穩定性為基礎的匯率。

實際上，保持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率是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基礎，外國政府可以按固定兌換率用美元兌換美國財政部的黃金。這種制度安排意味著其他國家的政府也需要積累美元，以保護本國貨幣的價值，同時便於與其他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進行貿易。這些需求保證了美元的價值。因此，與其他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成員國相比，只要美國在工業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那麼它就一定在貿易上擁有比較優勢。同樣，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也為美國的貿易管理和財政管理提供了額外的優勢，但條件是美國的黃金儲備必須足夠償還美國的國際債務。這種制度安排的致命弱點是把歷史看作是靜止的：當歐洲和日本採用更新的、更有效的生產體系進行工業重建時，美國喪失了工業競爭優勢。這個體系的穩定性喪失了，美元開始隨著競爭性市場的波動而波動。

從歷史上看，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當越來越多的美元在美國之外循環、當其他國家將越來越多的美元投資到美國時，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這個基本製度開始走向解體。因為應收賬款也是用美元結算和支付的，因此結算和支付條款一定有利於美國，美國債權人和銀行從設立和管理債權債務賬戶中獲得了巨額利益。這些結構性優勢又因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而倍增，因為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中，政府、銀行、個人都被鼓勵用美元進行交易，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全球體系的邏輯性和實用性得到進一步加強。

起初，這種制度確實成功地把美國與國內金融管理的職責分離。但是美國銀行中不斷積累的利潤最終導致了美國對這種利潤積累的過分依賴，阻礙了美國對國內的投資，而投資是保持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當創造出的利潤又被投機資本家控制，用於支出而不是利潤再投資時，這個必要條件就無法得到滿足。結果是，美國開始插手國內經濟事務，同時又做出“美國的經濟事務只與美國國內政治相關、與國際市場無關”的姿態。美國政府的做法誤導了美國民眾，使他們認為美國的債務及相關政策與全球政治經濟無關。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60年代，美國一直沿襲著這種做法，而其他國家也越來越不相信美國可以繼續認真履行其布雷頓森林體繫管理者的職責。

美國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控制力日漸削弱。體系內不公正的權利和財富分配模式導緻美國過度利用了美元的儲備貨幣優勢，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決定性的轉折點到了。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當其他國家央行里的美元越積越多時，人們對美國國家債務、國際貿易赤字和金融赤字的擔憂開始增長。曾幾何時，其他國家央行甚至不再要求美國用黃金償還美元債務，因為人們確信美國將採取行動保護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的利益。但當美元越積越多時，外國央行開始意識到，美國的政策、美國的財政管理方式，特別是美國在前歐美殖民地的愈演愈烈的軍事干預，實際上是美國政治、經濟實力相對、持續下降，以及美國對合作性國際組織布雷頓森林體系責任感下降的表現。 1965年，這些國家的擔憂最終得到了證實——林登·約翰遜總統宣布，美國將實行“大砲加黃油”的經濟策略，在外繼續對越南的軍事行動，在內推行“偉大社會”的經濟擴張。當美國的國家債務和美國之外積累的美元迅猛增加時，這種政策的愚蠢之處顯而易見。

1960年，美國的黃金儲備為300億美元，足夠美國履行自己的義務；到1965年，美國的黃金儲備下降到了令人恐慌的水平，幾乎不夠償還美國對其他國家央行的負債。這時，形勢急轉直下，並最終導緻美元與黃金聯繫的終結。有鑑於此，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在1965年要求美國財政部用黃金償還其對法國的3億美元債務，不再允許美國延期支付黃金。儘管美國同意了，但是顯而易見，美國沒有能力滿足所有的此類要求，因為美國的黃金儲備水平不斷下降，在1970年下降為美國債務總額的55%，到1971年迅速下降到債務總額的22% 。美國黃金儲備的急劇減少導致外國央行蜂擁而至，要求美國把債務兌換成黃金，最終，理查德·尼克松總統不得不在1971年8月15日公開宣布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率時代的終結。

尼克鬆的聲明有力地昭示著美國的違約：美國沒有履行其在國際支付上的責任；也沒有為了所有國家的利益維持美元儲備貨幣的地位。但富有戲劇性的是，尼克松此舉不僅挽救了美元，使美國繼續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也“挽救”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使該體系的其他機構避免了徹底垮台的命運。當然，美國也部分地喪失了對世界貿易和金融的影響力，美元再度走弱，其他國家的央行開始增加並開發其他幣種，以規避美元價值暴跌的風險。因此，1971年8月15日之後，美國面臨著輸入性通貨膨脹的風險，不得不說服其他國家繼續將貶值的美元作為購買經濟商品和服務的手段。

1973到1993年：不穩定的“石油美元”體系

當美元在國際金融中的強勢地位崩潰之後，美國進入了長期的經濟動盪時期，歷經1971年的衰退、1973年到1975年的更深層次、更長周期的衰退，1979年到1980年的惡性通貨膨脹，1981年到1982年的嚴重衰退，1987年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恐慌，最後是1992年到1993年的又一次深層次衰退。從1971年到1993年美國共經歷9次所謂的“經濟困擾”時期，而危機中間的年份是一次危機到另一次危機的不輕鬆的過渡。在此期間，為恢復美元的地位和美國的經濟實力，美國從未放棄將美元與另一種商品——石油——掛鉤的努力。這種“石油—美元”體系導致了經濟和政治的雙重矛盾——經濟矛盾是布雷頓森林體係從沒有找到一種方式，把體系內的巨額利潤和由巨額利潤催生的大範圍投機活動循環起來；政治矛盾是石油—美元體系把全球政治的焦點轉移到了中東和其他石油產區。了解該體系在矛盾中的發展歷程將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當前的危機。

美國在1971年8月15日之後迅速著手重建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主導地位。石油這種戰略性工業原料的重要性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顯現，因此石油成了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石油與黃金不同，石油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可能會使石油的價值進一步上升。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後的石油禁運中，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發達經濟體因無法獲得大批量石油而陷入恐慌，石油的優勢被生動地顯現出來。但是，將美元與石油聯繫到一起需要美國和沙特阿拉伯發揮各自的外交藝術，因為當時沙特是石油禁運的領導者和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的主要石油供給者。當然，這種努力不是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本身。

美國和沙特經由外交手段在1972年到1974年達成了一系列協議，將石油銷售與美元掛鉤，這就是所謂的“石油美元體系”，並最終正式成立美國—沙特阿拉伯聯合經濟委員會。從經濟層面，協議規定歐佩克（OPEC）的石油銷售只能用美元計價。這個規定人為製造了歐佩克石油市場對美元的需求，使美國主導了石油市場。自從簽訂這些協議，一直穩居世界石油生產國前列的沙特成了美國最可靠的盟友，在歐佩克內部享受特權，作為美國的代理人不受生產配額的約束。 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沙特利用自己歐佩克“生產調節者”的地位，通過“管理”石油價格增加或減少石油生產、製造石油稀缺或過剩，以滿足美國的利益。

根據美國與沙特之間的協議，石油美元經濟的全球體系悄然建立起來，不僅為美元設定了最低價，也使美國得以再次操縱國際貿易、打擊競爭對手——歐洲和日本。石油美元事實上取代了1971年之前的黃金美元本位，保證了對美元的需求，並通過歐佩克的交易規則和實際操作把美元的價值與石油掛鉤。根據設計，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所有工業發達國家從歐佩克或規模較小的石油生產商購買石油，但石油必須以美元定價，石油購買只能以美元進行。這樣，美元成了必備的儲備貨幣，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恢復。美元的需求被人為地提高；油價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後開始上漲時，對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元價值進一步上升，再一次為美國國內支出和軍事支出提供了補貼。但是，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也因此繼續攀升，最終又影響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穩定性。

石油美元體制的建立再一次為美國提供了雙重好處：一方面，美國可以製定國際石油貿易的條件；另一方面，美元的價值上升，而且不受國內貨幣政策和經濟政策的束縛。石油美元體系製造了對美元的需求，需求決定了美元的價值，因此美國不必放棄其他商品和服務，只需印製美元購買石油就可以了。但是，石油美元經濟也有著陰陽兩極。美國在受益的同時，把自己的經濟問題輸出到其他國家，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成本被強行抬高，其中後殖民地國家受害最深。當1973 —1975年衰退開始時，美國把衰退的影響轉嫁到其他資本主義夥伴身上；1974年之後，這些國家不得不再次承受油價上漲帶來的壓力。同樣，當布雷頓森林體係處心積慮地尋找投資機會以利用體系內累積的美元時，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和1981—1982年的劇烈全球衰退（兩者也與石油美元經濟有關，再次導致全球銀行體系中美元的堆積）演變成了全球危機。當石油出口國無法吸收石油出口帶來的巨額美元收入時，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存款銀行開始到經濟不發達國家尋找獲利機會。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危機中，美國未能利用其體系內的支配地位履行領導職責。美國的再一次失職使危機進一步加劇。在20世紀70 年代中期，美國沒有採取措施促進國內和發展中國家的合理的社會投資，卻選擇了利用過剩的石油美元促銷美國國庫券。美國國內利率因此走低，成了對美國經濟的另一種補貼，但同時美國在財政投資上越來越依賴外國投資者。這種做法類似於通過投機人為提高物價，從長期來看來得不償失。最終，通貨膨脹爆發，人們對美元的預期價值下降，對美元的需求開始下降，導緻美國國內利率急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利用銀行中越積越多的石油美元，存款銀行不得不互相爭奪著投資新渠道，導致更多的過剩石油美元被投放到發展中國家中。基本商品價格的快速上揚在這些國家形成了通貨膨脹螺旋。但和以往一樣，大量資本流入銀行業掩蓋了深層次的金融問題，人們忽視了危險。就銀行而言，銀行通過貸款獲得暴利，沒有罷手的動機；就政府而言，儘管政府最終要為經濟負責，但政府可以藉此機會製造繁榮假象，因此也沒有自我批判、徹查體系的願望。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遊戲應該結束了；當美聯儲為遏制通貨膨脹、保護美元而大幅提高利率時，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陷入了深度衰退之中。

石油美元危機本來有可能拖垮整個布雷頓森林體系，但美國的新冷戰戰略——即所謂的“星球大戰”計劃——的巨額軍事支出起到了一些平衡作用。該計劃由羅納德·裡根總統提出，目的是通過美國的巨額軍事支出拖垮蘇聯。這種戰略確實暫時地吸納了過剩的石油美元，但也在美國引發了以商用和民用房地產投機為主的投機潮。儘管這次投機潮遠不及目前的投機泡沫嚴重，但房地產價格暴跌是大蕭條之後美國遭受的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創造了美國股價單日跌幅最大的紀錄。如果說在此前的經濟蕭條中，民眾仍然對經濟抱有信心，此時，民眾的信心已被動搖。

儘管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危機頻發，但布雷頓森林體系仍然繼續運轉，似乎世界經濟結構沒發生任何改變。更確切地說，不時發生的體系改革只是針對體系中迫在眉睫的問題，而不是意在解決潛在的體系性的問題，如美國淡出全球經濟勢力中心過程中的再次平衡問題。 1991年，蘇聯和經濟互助委員會解體，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提供了機遇，使其可以通過體系的全球化和重要職能私有化來規避這些根本性變化帶來的衝擊。

1993年至今：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

1993年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走向全球化和私有化。蘇聯垮台，新自由主義崛起並受寵於美英資本主義，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轉變的時代背景。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體系，因為當經濟互助委員會這個對等的體系解散之後，其前成員國和蘇聯解體後新成立的國家別無選擇。在新的獲利機會出現的同時，美英開始淪為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新自由主義源起於米爾頓·弗里德曼等美國保守經濟理論家的論著，後成為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英政治經濟的主要組織的理論，其主要的理論訴求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不能為資本主義帶來繁榮。自由主義否定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理論基礎——制度主義和政府調控，推崇自由市場，主張將自由市場置於私有企業的管理之下。但新自由主義破壞了公民和政府之間建立社會契約的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即政府應提供必要的社會服務），並使經濟權利集中在私人資本家手中。

20世紀90年代早期社會主義體系的瓦解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擴張和新自由主義的重建開啟了大門，但與此同時，曾幫助布雷頓森林體係安然度過多次危機的重要安全閥門消失了：從1949年到1991年，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體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的生產過剩提供了長期的、相對穩定的市場，從而部分地緩衝了資本主義危機。同時，當美國及其布雷頓森林體系盟國推行冷戰戰略、禁錮思想交流、為軍國主義及其在後殖民主義世界的干預行動辯護時，社會主義市場也起到了製衡的作用。一旦這個安全網絡和製約力量消失，兩極世界帶來的舒適平衡感也隨之消失。 1991年後，布雷頓森林體系頻繁暴露於資本主義的自身矛盾之下，如資本主義的投機傾向、生產過剩傾向、過分依賴於美國的領導、無視不當經濟政策和政治後果之間的聯繫等。

20世紀90年代末，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演變成為一個完全統一的全球金融體系，美國在新自由主義重建中的作用更加顯著。 1991年之前，美國擁有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製度性力量；1991年之後，美國又擁有了在世界範圍內勸導公眾和私人機構接受新自由主義的說服力。因此，當美國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即美國在大蕭條時期制定的限制銀行投機性投資的法案），而代之以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即所謂的《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時，美國已在世界範圍內有效地引進了賭場資本主義。此後，賭場資本主義攪動了全球經濟，推動了巨額資本集中和資本在全球投資者之間的流動、推動投機資金向國際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轉移，促進了一系列的新的、便捷的投機性投資工具的開發。

全球經濟轉變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結局必定悲慘。早在1987年美國儲蓄和貸款協會危機時，新自由主義的破壞能力已初見端倪。之後，藉著因特網漸增的影響力和全球通信革命，新自由主義的破壞力更加巨大，其倡導的不加管制的貨幣交易迅速波及全球銀行體系。首先製造了亞洲金融危機，使美國政府不得不瘋狂耗資數十億美元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進行緊急援助，隨後導緻美國的互聯網泡沫。 1999年下半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再一次證明不加管制的投機行為是多麼危險。過去十五年來，新自由主義的一系列失誤使投資行為變成投機行為，投機性債務的金字塔出現，全球賬面資本從相對適度的70萬億美元膨脹到90年代末的700萬億之巨。更為嚴重的是，新自由主義使資本主義政府無力從債務中自拔。因此，資本主義政府沒有採取措施抑制資本主義過剩，而是袖手旁觀，鼓勵更大規模的投機，最終出現了2008年的崩盤。

　　對當前危機動力的理解

當前危機的動力和其歷史上一樣，隱藏在表象之下。誠然，次貸危機只是個加速器，但也體現了因全球政治經濟環境改變而導致的一系列政策抉擇。有一些變化是資本主義政府能夠掌控的，如撤銷蕭條時期制定的金融市場法令；但是另一些變化，如全球貿易和通信系統的迅猛發展，中印崛起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中心等，從歷史的角度說，是超越國家政策控制的。分清外因和內因，對於理解危機的發生原因、發生過程以及分析危機將如何衝擊全球政治經濟，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認為，理解當前危機有兩個最重要的方面。其一：危機的意識形態源頭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提供了與眾不同的危機管理工具；其二：全球體系內的非政府動力快速發展，嚴重削弱了單個國家政府遏制危機的能力。如同新自由主義誕生時受到了苛刻的審視，其管理工具也應受到嚴格檢驗，以確保這些管理工具的時效性。並且，當新的關係和動力在全球體系中產生時，在全球政治經濟能否向更民主的、更社會主義的形式演變的問題上，我們必須考慮這些因素。

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危機替換策略

目前，人們普遍認為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是次級抵押貸款氾濫的罪魁禍首（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實行於1933年大蕭條時期，旨在遏制不受監管的投機行為，因為當時的投機活動已使大蕭條愈演愈烈、無法終止）。此外，人們認為該法案的撤銷加劇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因為投資銀行得以廣泛進入之前無法進入的投機性投資領域。但事實是，撤銷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行為本身已經表明，新自由主義進入了美國金融體系的心臟，成為開發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新方法的途徑——即把集中在貨幣中心銀行的大量資本重新循環起來、獲得利潤的新方法。如果把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看成是新自由主義對自由派凱恩斯主義內在矛盾的回應，那麼就要思考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資本主義的改革如何在危機中誕生。當然改革的目的不是為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的大眾利益服務，而是為金融資本的利益服務。

運用這種廣義的、結構性的分析方法，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結論：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和之後的次貸危機的擴大很可能是資本主義為了避免先前政策調整導致的後果而採取的危機替換策略。在1971年美國放棄固定貨幣兌換率和美元黃金本位制之後，美國隨即採取了相似的危機替換政策。越戰期間，當美國國際債務不斷累積導致危機出現時，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不再願意為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奢靡行為提供補貼，美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矛盾開始暴露。於是，美國利用自己的地位創造了石油美元體系，有效地促進了美國國際銀行業的利益、維護了美國在全球金融的控制地位。但是，通過分析當前危機的成因、危機與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聯繫，我們可以看出，當大量新資本湧入資本主義銀行體系、追逐獲利機會時，石油美元體系迅速成為又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根源，而且此次危機更為嚴重。因此，這兩種危機替換策略只不過起到了暫時緩和危機的效果，但在全球政治經濟中又引發的新的矛盾和緊張，又需要新的危機替換策略出現。

如果我們把新自由主義及其政治經濟改革看成是危機替換策略，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美國從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確立的世界經濟警察的地位。美國對體系的控制權是這個體系的核心矛盾之一，因為它建立在美國是永恆的世界經濟和政治最強國的假設之上。但同時，體系又以競爭性資本主義為中心構建全球政治經濟，因此衝突是必然的，並且當其他國家取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進步時，衝突將會加劇。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和80年代的英國萌生，其核心主要是論證剝奪政府政策制定權的合理性，甚至是必要性。通過美國在布雷頓森林經濟機構中的核心作用，這種思想迅速傳播到全世界。新自由主義不僅改變了這些機構的指導思想，也改變了其運作的結構。當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角色不斷被質疑時，體系改革的重心越來越傾向於危機替換策略，特別是“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而不是真正的結構改革。

　　貨幣循環和次級抵押貸款

次級抵押貸款是個嚴重的教訓，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當前的危機不是一次普通的、由少數投機者的惡劣行為導致的衰退，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危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資本主義最有效率之處是製造並加劇經濟和政治的不平等，其最無效率之處是無法對社會需求和系統變革作出回應。在本次危機發生之前、次貸危機發生的同時，貨幣像旋轉木馬似地持續流轉。分析貨幣的循環方式將有助於理解，危機是不可避免的，是由現代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對立決定的。

目前，資本主義理論和政治中存在著兩極。一極是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凱恩斯主義，堅持只要建立機構對基本經濟功能（尤其是貨幣和市場准入權）進行監管，資本主義是可以被馴服的。另一極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從凱恩斯主義的廢墟上萌發，滿足了資本主義不斷提高利潤的需要。半個世紀以來，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我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在兩極之間的搖擺，但因為兩者都存在著基本矛盾，因此都無法戰胜對方。一些批判政治經濟學家，如蘇珊·斯特蘭奇，早就預見到了這些矛盾。在《賭場資本主義》中，蘇珊·斯特蘭奇對全球資本主義進行批判，並指出投機性投資導致的貨幣循環甚至在當時就開始編織投機的網絡，直至導致目前的危機。

次貸危機的根源往往被歸結為：政府撤銷了蕭條時期政府對銀行業的管制，使投資銀行有權進入並最終主導了房地產市場。但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本身就是20年來放鬆管制運動的產物（放鬆管制運動是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提議的、由金融資本家實施的、旨在增加獲利機會的運動）。因此，很明顯，危機的根源不是投機——投機只是導火索——而是旨在鼓勵投機的金融體系的設計方式。貨幣循環導致投機狂熱，投機狂熱過後，貨幣循環才暴露出來。貨幣循環必須被看成是基礎性的、系統性的現象，而不是系統內個別人的惡劣行為導致的後果。

如果次貸危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經濟歷史學家似乎是這麼認為的），那麼21世紀初貨幣循環的動因也可以追溯到同一時期。而且，貨幣循環與巨額資本（即體系內生成的利潤）再循環的問題相關。這兩個時期的主要區別是利潤來源不同：20世紀80年代的利潤來自美國貨幣中心銀行里積聚的石油美元；21世紀初的巨額利潤來自蘇聯解體後的狂熱投機。後者與前者不同，後者的來源和影響更為全球性，並因新興通信技術帶來的全球經濟變革而大大強化。

引人注目的是，雖然兩次危機相隔約20年，但在危機的形成方式、危機對體系的危害、危機為將來危機埋下了隱患等方面非常相似。例如，在兩次危機中，為了增加貸款方的利潤，在正常抵押貸款程序中沒有資格購買住房的借款方（在次貸危機中多為投資者）根據“特殊”條款獲得了借款資格。此外，在兩次危機中，都是藉款方——而不是貸款方——承擔了違約風險。兩次危機中資本主義銀行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保護，沒有受到任何損失。

兩次危機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貸款規模和導致災難的潛力。例如，近期用做次級抵押貸款的全球資本數量令人震驚，僅美國就一度達到12萬億美元，而在上一次危機中需要循環的過剩石油美元在20世紀80年代最多僅為約1110億美元。此外，在第一次危機中，冷戰處於全盛時期，美國的勢力與戰後基本持平，這使美國可以輕易迫使其他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與之合作；但當前美國國力的明顯下降限制了美國單方面制定全球政策議事日程的能力，使危機加劇。最後，在第一次危機發生時，政府普遍對本國經濟有著很強的控制能力，美國也擁有強大的管理全球經濟機構的能力，而當前危機清楚表明政府的經濟控制能力普遍下降。

從歷史的角度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銷在幫助投資銀行進入房地產領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原因是房地產部門為銀行提供了幾乎不受監管、牟取暴利的機會。這個過程的私有化只不過是一種危機替換策略，實施了這個政策，政府不必為之後的危機擔責，同時政府作為銀行和投機者最後貸款者的角色得到了維護。

　　銀行的破產

貨幣如“旋轉木馬”般的循環方式及其後果也揭示了銀行在危機中破產的原因。與其他更為民主的國家不同，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完全由私人部門控制，來自企業、銀行和財政部的代表行使理事的職責。這種制度意味著危機是由資本家管理的，而自我標榜為“民主”的美國國會對這些資本家沒有什麼控制力。最後，危機的最壞結果是由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承擔的。因此，並不是所有銀行都受到了危機的影響，個別銀行的倒閉只體現了美國資本主義的部分缺陷。廣義上講，美國資本主義的缺陷體現了新自由主義重建過程中（新自由主義重建始於20世紀70年代，其特點是支持金融資本、不支持工業資本）國家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新自由主義重建之後，經濟勢力的金字塔結構開始出現。美國對國際銀行業和金融業的依賴性進一步增強，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護美國經濟和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但是，這種金字塔結構進一步擴大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內部衝突，從長遠角度看，削弱了美國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領導者的活力。

從危機發生時美國國內和國際的投機性投資工具（如信貸違約交換[CDS]）的開發方式和運營方式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次級抵押貸款與美國貨幣中心銀行及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繫。當人們只顧著批評這些工具時，他們忽略了美國金融體系和銀行體係不斷增強的投機性。更確切地說，大多數分析家只限於批評政府的鬆懈管制、把矛頭指向貪婪的投機者，卻沒有註意到投機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母乳”。金融的多層次化意味著次級抵押貸款的高風險可以轉嫁給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第五層的投資者，風險最終被轉移到毫不知情的公眾身上。公眾的退休基金縮水，國家財政受損，大筆稅收被用於解救投資銀行。今天，即使當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被要求為這些奢侈行為買單時，也沒有人出面解釋用於“解救”銀行和投機者的數万億美元的具體去向。

還有一點需要理解：事實上只有中小型銀行才可以真正破產。中小型銀行破產後，其資產就會被大銀行以極低價接收。因此，在2009年第三季度破產、倒閉、被兼併的140多家銀行中，絕大多數都是以地方企業、房屋所有人等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為主要客戶的小銀行和/或地方銀行。在那些貨幣中心銀行和投資銀行中，只有貝爾斯登公司在2008年3月被美聯儲強制性兼併到美國銀行旗下；遭受同樣命運的還有雷曼兄弟，這個有158年曆史的國際投資銀行和美國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被迫在2008年9月破產。小銀行和大銀行的截然不同的命運反映的不是美國政府在金融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是美國政府允許金融資本家（他們幾乎不受政府控制）代行這種金融管理職責。因此，當大投資銀行層出不窮地創造投機工具時，它們已經“太大而不能倒閉”了，因為它們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核心。

2008年銀行業危機的遺留問題可以更好地詮釋金融資本和政府職能的結合。例如，當人們開始討論銀行資產（包括次級抵押貸款）的標的價值時，危機就已經出現。根據美聯儲的規定，當對資產的價值存在懷疑時，銀行提供貸款的能力將受到限制。因為貸方不能評估新增貸款的風險，所以最後新增貸款降至為零。這種“信用恐慌”通過聯繫日益緊密的全球銀行體系及其借貸網絡迅速擴散到全美國，然後是全世界。緊急出台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不可能對債權人（無論他們是私有房主、小公司，還是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有任何實質上的幫助，因為這個計劃的焦點是緩解縈繞在美國銀行周圍的投機壓力。再後來，新上任的奧巴馬政府出台了經濟刺激計劃，在宏觀經濟持續衰退的情況下仍然集中力量穩定銀行。政府以銀行為中心的政策使工人階級受害最深：失業、喪失房屋贖回權接踵而至；同時，社會保障網絡縮小、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一些重要的服務，更令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

未來之路：展望後布雷頓森林體係時代的社會主義

當前的危機既是製度性危機也是意識形態危機。在危機發展過程中，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可信度、美國的經濟和政治領導力被不斷削弱。首先受損的是新自由主義在塑造制度上的意識形態力量；接下來必然受損的是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將在美國或全世界取得勝利。但是至少有兩個因素似乎朝這個方向努力：(1）資本主義作為經濟組織原則的明顯無效率、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在發展中國家中相對的成功；(2）惡化中的全球生態危機只能通過合作的、民主的參與才能解決。

如果美國想從這種經濟危機螺旋的模式中脫身，那麼美國國內和國外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廣泛批判必須上升到新的層次，超越凱恩斯主義自由派的改革方案。半個世紀以來，美國資本主義在縮減對人民和對經濟的投資、加劇不平等方面表現得最有效率。但布雷頓森林體係為美國提供了幫助——美國從倒霉的發展中國家搜刮財富，部分地彌補了縮減投資對美國國內的衝擊。但是，當中國、印度和巴西崛起、成為新的經濟強國集團時，這個手法不再管用。現在，即使孤陋寡聞的美國民眾也意識到美國沒有為民眾提供基本的服務，包括在其他發達經濟體中極為普遍的醫療保健服務、有效的教育等。缺少了這些，美國不太可能在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世界中成為具有經濟和政治競爭力的強國。

現在，凱恩斯式的自由主義被看作是新自由主義的接替者，但是它的作用不會超越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在當時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緩解了美英資本主義的突出矛盾，但戰後歐洲最終還是放棄了凱恩斯主義，選擇向民主社會主義靠攏。凱恩斯自由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被頌揚，被稱作“新的道路”，因為當時資本主義岌岌可危。當時，為適應社會主義的思維和結構，並使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所用、所控，社會主義者、甚至共產主義者都被邀請加入政府。雖然這種制度從來都不盡完美，但是這種妥協使社會主義的提議合法化，時至今日，受危機影響的民眾仍然受惠於當時建立的廣泛的社會保障網絡。因此，社會主義重建的基礎在我們腳下，在公眾意識裡，社會主義重建蓄勢待發。

如何在自由主義的雷區中前行、確保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重建，是社會主義者面臨的挑戰。這意味著在意識形態上要有效地抵制凱恩斯自由主義的觀點：“最好的方式是進行有效的、民主的監管”。但是，歷史幾乎無法為這種觀點提供佐證，因為凱恩斯主義忠於資本主義，因此不可能對市場進行有效的監管，從而無法避免資本集中。此外，從美聯儲的歷史上看，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一直是試探性的、猶豫不決的，最終取決於資本家的權力和資本家保護自身財產的需要。因此，即使是凱恩斯自由主義提供的最為仁慈的福利待遇，如免費教育、住房補貼、勞動力最低工資等，從來都不是穩定的，總是由取得體系控制權的資本家決定。實際上，當資本主義和公共利益發生衝突時，資本家總是“勝利者”，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總是“失敗者”。

第二個因素是愈演愈烈的全球生態危機。這個因素可能是邁向民主社會主義的更大的推動力，因為它挑戰了資本主義制度——這個以剝削人民、剝奪地球資源為必然手段的製度。這個趨勢是令人鼓舞的，因為可持續發展的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本質是合作和民主，這個理念開始在國際社會流行。歐美之外的國家也將意識到批判經濟生態學者提出的這種趨勢，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專家成了這種理念的最有力的發言人。諾貝爾委員會將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授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表明該委員會已把可持續發展前提——合作和民主——作為環境政治學的中心。

環境可持續性的中心問題是在人類欲求和自然需求之間保持平衡。如很久之前卡爾·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的自然趨勢是將所有人類關係降低成為客體化的和量化的市場價值。資本主義的這個普遍趨勢同樣企圖將自然縮減為在資本主義市場上可以交易的經濟價值。因此，不出意料，氣候變化國際協議的焦點是市場機制（如排放交易制度），因為該協議是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框架中、站在新自由主義的思想高度上製定的。正如批評家們所說，在這些資本主義的建議中，沒有一種建議在真正意義上承諾減緩全球變暖，更不用說終止全球變暖了。實際上，在資本主義政府依靠經濟增長獲得政治上的合法性的同時，它們也依靠獲取和使用自然資源的便利性——這就與遏制資源消費、維護可持續生態環境的努力背道而馳。

不幸的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戰勝了自由主義的環保組織，以至於有時難以判斷哪些決定是對生態可持續發展有益的。目前很多重要的生態辯論（如氣候改變的挑戰）都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幸運的是，社會主義開始對生態危機作出回應，提出了諸如“氣候改變是否會促進世界公平？”“資本主義能挺過氣候危機嗎？”等問題。在論證民主的社會主義能夠通過提供一種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的方案時，我們應首先援引奧斯特羅姆、生態社會主義運動倡導者和批判政治生態學家們的觀點，即為了長期可持續生態環境的共同目標，人類有能力超越資本主義培育的競爭關係進行合作。

（房廣順：遼寧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車艷秋：遼寧大學公共基礎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