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期思想

何新：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
作者：何新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9-9

　　

按：烏有之鄉的網友向來熱衷於探討文革。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用歷史來批判現實，是人類的政治天性。
但人生在世，崇拜某物並不難，正如憎恨某物也極易——不失七情六欲足可。難題在於，如何在理性的平台上，推思考辯，證其因果曲折。假如始終淹留於一種“我執”的情緒中打轉，似小狗追噬其尾，則根本無法理解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當然，也就不能從歷史中問取任何有益的經驗教訓，實不免有負歷史學的初衷。
在眾多求解文革的論說中，　何新先生長文《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是一編少有的力作。一本一末，皆有史學的嚴謹；一褒一貶，皆有哲學的深邃。
但與左右俗流不同，何新從不自認已坐踞終極真理。三十年來，先生走踏眾流，一路反身攻錯，否否相乘，以至不經意時竟已成為今日自由主義、新儒家、新左派三大思潮之鼻祖，自家神明此刻卻駐錫於不左不右之間，兼臨於新國家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之上。
該文是八年前舊作，想來何新先生或已有所新悟。但悟來悟去，　何新先生只會更加圓融萬象，絕不會偏罹左右、執泥一端。
因此，那種一捧捧上天、一貶貶下地式的尚未斷奶的哲學智商，無論是極左還是極右，就莫到此文中來討氣受了，不讀也罷，不讀也罷。

　　

一個偉大的人會是有罪的，因為他承擔了偉大的衝突。　　

——黑格爾　　

真正的悲劇是兩種合理性的事物互相碰撞，有兩種合理性相互對立地出現——並非好像只有一種是合理的，另一種是不合理的，而是兩方面都是合理的，它們互相衝突，一個毀滅另一個，兩個結果都歸於失敗，而兩個也互為對方說明存在的理由。　　

——黑格爾　　

何新：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

——謹以此紀念毛澤東誕辰110週年

警言　　

毛澤東晚期思想的根本之點在於，他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靜止無矛盾只需要向前發展經濟的平靜社會。這個社會作為一種中性的過渡形態，它既存在著向前，向更高級社會形態進步的可能，也存在著向後復闢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積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可能。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仍存在著極其深刻複雜的差別、矛盾和鬥爭。這種矛盾中既包涵著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的內容，也包涵著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對這種矛盾，如果統治階級、執政黨處理不好，則發生動亂、暴動或革命是隨時可能的。因此，歷史絕不會終結！
如果共產黨徹底放棄工農聯盟這一政治基礎，共產黨就將在意識形態上徹底失去其統治的合法性。國內外資產階級必然會要求它不再作為共產黨而存在（即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黨將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義，而在共產黨放棄政治統治（即“一黨專制”）的同時，整個國家也將由於利益體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產黨正面臨著歷史性的階級選擇。　　



文革是20世紀中國史中一個最重大的歷史事件。 1966—1976之十年間，政治風雲波詭雲譎。近年來，其真相通過當事者的回憶與記述已逐漸顯露。但為什麼會發生這一複雜曲折之進程，卻至今仍是一個謎。本文是我深入研究了重要當事人、知情人的回憶錄，①毛澤東著作和言論，文革重大政治事件及這個運動的全過程後，所嘗試作出的一個系統性解釋。
文革之爆發，上承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1917年俄國革命、1949年中國革命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具有極其深刻的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全球帝國主義體制的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動力原因；但其主導因素則是毛澤東所發動的政治鬥爭。本文不擬深入涉及其意識形態及社會基礎的更複雜背景，而僅試圖就從文革準備期，以及文革進程中的政治鬥爭及重大政治事件的演進（這種政治鬥爭的幕後力量，是社會中不同的利益集團），勾勒出一個粗線條的脈絡。但是，如果抽去了政治鬥爭背後的階級內容，這種政治鬥爭就只能庸俗化地解釋為政治派系之爭或個人權力之爭，這顯然是片面和淺薄的。故更深入的歷史分析，尚有待於來日。
有人曾說，文化革命是20世紀中國政治史中一個難解的斯芬克斯之謎。我相信此文應可以解開這個謎。我寫此文，目的主要是用以澄清我個人頭腦中的疑問和困惑。
①本文所據及引用資料，全部來自已公開發表的報刊及書籍。多數來自第一手或當事人的回憶錄。


上篇 理論準備與政治背景
1
關於導致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主要似有如下八個方面：
一、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對於內外政策發生分歧（如經濟上的“三自一包”、外交上的“三和一少”，特別是在四清整黨問題上毛劉之間多次發生重大分歧）；①
二、對國家未來發展方向和模式發生分歧（所謂路線之爭：毛試圖構建最終將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制度，而劉少奇所代表的一些領導人則主張搞“新民主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
三、政治鬥爭（國家政治中的主導權、領導權之爭：由毛澤東作最終決策體制，與政治局、書記處集體決策體制，亦即所謂“一線二線”之爭）；②
四、意識形態之爭：毛堅持造反革命主義與劉少奇的非正統儒家主義加斯大林等級制官僚主義（“修養”及“服從”的倫理體系）；③
五、社會背景（1949年革命勝利後，黨政幹部階層發生官僚主義化，由於社會分工導致政治和階層分化：政治等級制度、黨政官僚特權制度，以及財產私有意識開始萌生，社會下層對官僚主義也存在不滿情緒）。 ④
六、歷史原因：歷次黨內政策路線爭論留下的政治裂痕，尤以大躍進失敗導致的黨內政治分歧為尖銳，廬山會議遺留下了對“三面紅旗”的懷疑和未結束爭論等。所謂“算帳派”和“觀潮派”的存在。如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等。
七、自大躍進失敗和廬山會議以後，由於毛澤東退出了國家政治的一線領導地位，其對政治事務包括人事安排的影響力有所縮小。雖然表面上他仍被擁戴為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神聖精神領袖，但是不和諧的聲音（如楊獻珍、陸定一等要求以馬克思、列寧著作而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為意識形態正統和主流）以至要求尋求意識形態多元化（包括文化上實行“真正”的“百花齊放”）的聲音也開始出現。這種思潮，就是所謂文化上的“修正主義”。 ⑤
八、自建國以後，毛澤東一直試圖尋找一種民主形式，使得下層民眾能夠通過這種形式攻擊政治上與社會中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從而消除社會中統治者（執政黨）與被統治者（人民）之間的磨擦和矛盾。但他沒有考慮為這種民主創制制度，而是考慮使用群眾運動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大民主”形式解決這類問題。由於這種群眾運動可能導致政治失控及無政府狀態，因此一直受到主流官僚階層的限制和抵制。 ⑥
在毛澤東的歷史觀中，具有一種民粹主義（或曰民本主義）的傾向。他無條件相信“群眾”，無條件相信抽象的群體“人民”是歷史動力。毛澤東始終崇信群眾，蔑視精英。林彪曾發揮毛的這種觀觀點說：“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整體力量，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奇蹟似的勝利，這是毛澤東一向崇信人民群眾力量的根源。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不僅是要搞掉某些官員，而且要改造整個制度。但是對於新制度，毛卻並沒有形成明確的藍圖，他寄希望於群眾的自發創造，所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巴黎公社式的群眾的首創精神。但是，1958年大躍進的失敗，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失控，卻也都與毛澤東對群眾運動的盲目放縱有直接關係。 ⑦

①據鄧力群（曾任劉、陳秘書）講：“在一個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再三講，農村已經出現走資派，運動的重點是整他們。少奇同志沒有表示反對也沒有表示贊成，一次、兩次、三次，都沒有表示反對或贊成。他講'農村情況復雜，各種矛盾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互相交叉，要具體分析。'可以說是各講各的。”（鄧力群1981年7月30日講話）
②即所謂“聽毛主席的話”與“不聽毛主席的話。”文革中後者對領導人乃是重要的政治錯誤以至罪行。
③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9月15日毛給劉的一信，毛建議劉讀《文匯報》一文“希臘倫理思想的來源”，然後寫道：“所謂倫理學，或道德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是討論社會各階級各不相同的道德標準的，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其基本對像是論善惡（忠奸、好壞），統治階級以為善者，被統治階級必以為惡，反之亦然。就在我們社會也是如此。”這似乎是隱晦地批評劉當時正醞釀再版的《論修養》一書及彭德懷問題。
1969年5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談話時，認為劉思想根源是孔夫子的儒家，並提出批孔問題。這一觀點姚文元將其寫入於當年8月1日發表之兩報一刊社論中。這是文革中“批儒”（20世紀“五四”以後第二次大反孔）的先聲。
④這是導致文革群眾運動的一個重要的社會背景。事實上文革早期的群眾大字報主要指向於官員的這一類問題。
⑤毛澤東認為：百花齊放不是目的，而應當從屬於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一目的。 “作為意識形態、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築之一的哲學社會科學，在我國，同自然科學一道，是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的，是為革命的政治鬥爭服務的。不為經濟基礎服務，不為當前的政治鬥爭服務，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⑥毛澤東1967年2月8日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⑦1958年的大躍進中也曾是如此。 “人民公社”這種村社組織形式並不是毛的發明，而是農民自身的發明。 1960年河南信陽農民的大批餓死，正是由於認為已實現共產主義的群眾在大食堂中放開肚皮大喝大喝自己吃光了所有的儲備糧和種子糧。他們以為（也許有鄉官承諾），吃光了國家會管。但在國家遭災後，地、省沒有餘糧可調撥，地方官員為逃避責任而向上和對外嚴密封鎖和隱瞞消息。正是群氓的愚昧造成了這場大災禍。實際上，文革中的各市地多群眾性暴政也都是如此造成的。不理解毛澤東的這種民粹主義歷史觀，對文化大革命是無法理解的。

2
十年文革，大體可以分為五個時期。 ①
（1）從1965年的發動動員到1969年“九大”召開，這是第一時期，即動員造反和走向全國奪權的時期。
文革開始不久，劉鄧即在8屆11中全會上遭貶黜，此後活躍於政治舞台中心的就是江青及其控制下的中央文革小組，其對立面則是環繞在周恩來、陶鑄周圍努力試圖維持現存秩序而遏製造反運動的黨政幹部階層。
（2）從1968年8屆12中全會至1969年中共“九大”確立林彪及林係將領對軍政的強力主導地位開始，到1971年“9·　13”　事件林彪墜機的三年，是第二時期。
這個時期活躍於舞台中心的是林彪的軍事集團。在這個時期，文革領導集團包括中央文革小組本身發生了深刻的分化和裂變。文革初期應運而生的民粹造反派勢力已受到遏制，被逐出政治舞台，陳伯達轉到了向林彪軍事集團尋求庇護而結盟的地位。這個新的林陳政治聯盟的根本目標，一方面是為了進一步鞏固林系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則是試圖阻遏最高權力最終落到江青、張春橋一派頭上。 ②為此林陳與後者由摩擦直到發生直接的政治衝突。 9屆2中全會上，毛澤東粉碎了林陳聯盟，但是文革路線也由此開始陷入深刻的危機。
（3）1971年“9·　13”　事變以後，林彪軍事集團被毛澤東徹底粉碎。但是，這個事變的後遺症是極其深刻巨大的。毛的權威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毛的身體情況也陷入危機。新的政治真空出現，周恩來趁勢發起“批極左”思潮，中經“批林批孔”的反擊，1974年周恩來扶持鄧小平復出。這是文革的第三時期。
這個時期，是周所代表的試圖重建秩序（“克已復禮”）的老幹部派與仍然把握部分權力的江青集團不斷磨擦和進退相膠著的時期。
（4）1975年—1976年間周恩來患重病退出政治舞台中心，經毛澤東同意鄧小平重新走向政治舞台中心。這個時期毛澤東有意疏遠貶抑江青，鄧小平在周恩來支持下，實際也是在毛澤東某種程度的默許下，實施“全面整頓”，試圖扭轉和調整內外政策。這是第四時期。
（5）1976年初毛被動地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不久周恩來去世，繼之毛澤東去世，華國鋒逮捕四人幫，文化革命由此走向全面失敗。這是文革的最後階段。

①關於文革的歷史紀年，有兩種算法。一種自1965年11月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批判吳晗的論文算起；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結束，歷時十一年。另一種自1966年中共中央發布“5·16通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算起，歷時約十年。我取第一種。
②在“　571”　紀要中，林立果將江青一派稱作“托派文人”小集團。

3
為什麼必然會發生文革？作為黨公認的最高領袖的毛澤東，為什麼在文革中要發動社會下層力量起而造反，摧毀黨的組織和社會體制，進行一場“革命”？實際上，導致文革爆發的中央政治分歧，在發動文革的十年前1956年中共第8次代表大會上已伏下端倪。
八大報告認為“全面的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八大後國內主要任務是從事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政治任務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等。對這些提法，由後來的實踐看，作為黨的最高領袖的毛澤東並不真正贊同。
在八大大會上，從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重要政治原則。鄧小平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接受了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反對“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提法，強調加強集體領導。從政治觀點看，這實際是對1943年中共決定確立毛澤東最高領袖地位的一個逆動，① 同時也是對蘇共20大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路線的一種積極回應。這種逆動，毛澤東認為正是“修正主義”思潮在中共黨內的表現。但是這種思潮，當時在黨內、政治局內和社會上都具有相當廣泛的思想共鳴和輿論支持。
因此，八大的第二年，1957年初，毛澤東發動鳴放和整風運動，讓民間具有反體制傾向的各種批評聲音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民主”形式出籠，從而直接衝擊和挑戰黨內官僚主義體制，衝擊革命後產生的“既得利益”集團。當黨內官僚要求對批評黨和官員的傾向作出反擊和回應時（此即“反右派”鬥爭），毛就首先迫使他們不得不承認“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階級矛盾仍然是國內主要矛盾，從而不得不在事實上修正了“八大”對於國內形勢的政治估計，為最終修正八大路線埋下伏筆。 ②

①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進入中共核心領導，但當時“只解決了軍事路線的問題”，毛並沒有被確立為黨的領袖。毛的最高領袖地位，實際是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政治局同意給予毛澤東在重大政治、軍事問題、人事組織方面的“最終決定權”和否決權，才真正確立的。
②許多知識分子認為，毛1957年的“鳴放”和“反右”是針對知識分子的，這種看法不符合歷史真實。實際上，毛髮動鳴放和整風，本來是針對著黨內官僚階層的。 1957年4月以後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使毛轉變了立場。

4
黨所發動的反右鬥爭，徹底遏制了知識界及民主人士中的政治自由主義思潮，為決策權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社會基礎。
隨之毛澤東在黨內發動反對“反冒進”鬥爭，批評周恩來、陳雲（中共歷史上的“國際”派領袖），同時也間接觸動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劉是毛在延安整風時反對王明派所依靠的主要的政治盟友）。 ① 反冒進鬥爭的實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問題。 1957年10月毛參加莫斯科會議後，從國際形勢中感受到巨大的國際政治壓力，使毛認為有必要加速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毛澤東急切地想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將一個極其落後、工業基礎極其薄弱的前現代中國在15年內不僅完成工業化，而且“超英趕美”躋身於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工業強國之列。
實際上，從五十年代引發了激烈黨內爭論的社會組織改造，即農業的改組（合作化）和經濟所有權的重組（公私合營），到1958年發動“大躍進”，都是為了這一目標。所謂“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正是反映了這種急切意識。為此，在反對劉、週、陳的“右傾”之後，毛澤東收回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決策權，親自走向第一線，抓鋼鐵產量和建立人民公社，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但是，大躍進使國民經濟遭遇重大挫折。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本欲反左糾偏，調整大躍進的失誤。但彭德懷張聞天（都是歷史上曾與毛鬧彆扭的人）先後上書和發言，向毛澤東提出要求對黨的方針路線（即經濟建設中的“左”傾路線）作根本性的反省。這樣一來，對於大躍進的得失之爭就轉變成爭奪旗幟和最終決策權之爭（彭、張要求擴大黨內民主的實質也就是關於決策權的問題）。毛澤東決定在政治上作出反擊，免除了彭張的職務，將其追隨者打成“反黨集團”和“軍事俱樂部”。
在所有這些政治鬥爭中，毛一直都是居高臨下，乘風破浪，高屋建瓴的。

①1964年3月、1965年1月，毛突然批轉一個在黨內從未公佈的重要文件。文件中包括毛澤東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寫的一篇長達五萬字的批判王明路線的文章。毛澤東批示中說：“這篇文章是在延安寫的，曾經送給劉少奇、任弼時兩同志看過，沒有發表。送出去後也就忘記了。” “其中關於（6屆4中全會成立的臨時）中央不合法的問題，已在1945年七大前的中央會議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上不提了，即承認其是合法的了，這樣做於全黨有利。其中又提了總理的名子，也應該刪掉，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後）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 “在延安之所以沒有發表，甚至沒有在中央委員內部傳閱，只給兩位政治局委員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尖銳，不利於團結犯錯誤的同志們吧。”

5
但是廬山會議後，政治形勢使大躍進中的決策失誤不能得到糾正，因此經濟形勢嚴重惡化。在此形勢下，毛主動要求退居二線，準備系統研究經濟理論，① 實際也是向政治局承擔了大躍進中經濟領導失誤的責任，從而把經濟工作的決策權重新委託給劉、週、陳、鄧。
1961年以後，劉、陳在經濟上採取了現實主義的調整方針，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公共食堂）等“大躍進”的方針全面向後退卻。劉周陳提出以“調整”為核心的八字方針，② 其基本思路是緩和黨內和社會內矛盾，恢復秩序，調動生產積極性。為此，劉、鄧在政治上試圖為由於批評大躍進而被定為“右傾”的干部平反。這些作法，當時毛迫於國民經濟形勢的嚴峻性，雖然不得不同意，但是在政治上是有極大保留的。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等提出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但正是在此次會上，出現了政治上繼續支持毛與要求進一步追究中央經濟領導失誤責任的兩種不同聲音。林彪、陳伯達從政治上對毛給予支持，提出必須堅持和高舉毛旗幟；而劉、鄧、彭則認為，反思大躍進錯誤根源是必要的，可以防止以後再度發生類似的錯誤。 （在此次會後，彭德懷向中央上呈“萬言書”，要求平反。）
因此，在是年夏季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重新提出階級鬥爭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並把矛頭引向“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這一提法，把經濟政策分歧引向了政治方向問題，實際上徹底修正了八大政治路線。同時，對外則展開了批判蘇共的鬥爭（組織和發表了“九評”）。然而，對於這些勢必導致黨內外關係和國際關係發生緊張的方針，雖然在全會上得到通過，但在高層並沒有得到多數領導人內心中的真正認同。 ③ 這就引起毛的憤怒，他覺得大批幹部靠不住了。因為他相信，至少“在農村、工廠、學校、商店、機關，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自己人手裡”，不少黨政幹部已蛻變成姓“資”的當權派。因此，毛澤東提出在全黨展開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解決領導幹部中的方向問題。但是，他的想法受到了抵制。

①廬山會後在軍委擴大會上，毛檢討自己說：“我也是一個甚為不足的人。很有些時候，我自己不歡喜我自己。馬克思主義各部門學問，沒有學好。外國文沒有學通。經濟工作，剛剛開始學。但我決定學，不死不休。對於這些，我也要改，要進取。那時，見馬克思的時候，我的心情就會舒暢一些了。”（1959.9.15）同年12月30日毛給女兒的信中說：“我甚好。每天讀書、爬山。讀的是經濟學。我下決心要搞通這門學問。”當時毛組織了鄧立群、胡繩等“秀才”，與他一起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②1960年8月，周恩來主持發生《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 1961年1月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通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全面調整經濟方針和政策。
③1962年2月，王稼祥上書中央，要求調整中央對外、對蘇政策。提出“三和一少”。

6
自1962年以後，在若干經濟問題上，政治問題上，國際問題上，黨的集體領導有所加強，許多重大決策常常以多數表決形式決定，因之對毛澤東的最高決策權形成日益強有力的牽制，毛澤東的一些意見難以成為黨的最終決策。 1970年12月毛澤東會見斯諾時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
1963年以後，毛提出在全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圍繞這一運動的政治方針，毛澤東與政治局發生了嚴重分歧。此對最終導致發動文革，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前聽取政治局工作匯報時對劉少奇不無諷刺地影射說：“（社教）還是請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此前，毛澤東多次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下去抓“四清”，但沒有人下去。劉少奇後來講了話，許多部長就都下去了。因此毛澤東有大權旁落之感，他感到，黨的組織路線發生了問題，許多高級幹部不跟他走，黨中央內存在著以劉少奇為政治核心的另一個“司令部。”

①值得注意的是毛1962年8月10日及8月12日對國務院國家機關及中組部的兩件批示：
（1）“中央對國內很多情況不清楚，許多領導機關封鎖消息，不作論證性的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實行獨立王國。”“如果再不改，就只有執行紀律的一條路了。”
（2）“中央組織部從來不向中央作報告，以致中央同志對組織部同志們的活動一無所知，全部封鎖，成了一個獨立王國。”
事實上，國家機關及中組部不向上級請示報告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但毛退居二線後，他們都只向直接上級即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週、鄧、彭請示報告，而不向毛報告日常工作，因此毛有失控之感。

7
這次會議前夕，毛澤東與主持中央工作的劉鄧發生一次正面的交鋒。這次事件為文化革命的政治鬥爭直接埋下了伏筆。
1964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前，鄧小平建議毛澤東，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在工作會議進行期間，中央常委於12月20日開會討論社教運動的對象問題，劉少奇的觀點與毛澤東的觀點尖銳不同。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主要要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 ①
在這裡，毛澤東將鬥爭的對象直接直接指向了乾部隊伍、黨的官僚組織。這與後來發動文化革命的鬥爭目標是一致的，實際上是主張進行針對黨的第二次革命。但對此，劉少奇為代表的政治局多數是持有根本異議的。劉少奇認為，主張走資主義道路的人不能稱作為一個“派”，鬥爭矛頭不能指向黨的干部組織、指向國家機器。他主張在四清中保護幹部，矛頭主要指向社會下層的“地富反壞右”（即文革中所謂“黑五類”），他將毛澤東針對黨內上層的階級鬥爭方向作了扭轉。
這些分歧，激怒了毛澤東。因此在此次會議進行中，毛澤東戲劇性地帶了一本黨章、一本憲法來到會上。他搖動黨章，說：“作為黨員我有開會權。”搖動憲法，說： “作為公民，我有言論權。”他指著劉鄧說：“這裡有兩個人，一個不叫我參加會，一個不叫我講話。”這一舉措，實際是在黨的高級領導層前公開暴露了毛澤東與劉、鄧的分歧和矛盾。
不僅如此，在會議的第二階段，毛澤東尖銳地直接抨擊劉少奇。 1965年1月3日，三屆人大高票（幾乎全票）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當天，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小會上批劉的夫人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死開會。有的同志集中15000人搞一個縣（指王光美的四清工作團），我看是搞了煩瑣哲學。”　1月13日，毛澤東同一些省區的負責人談話說：“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麼辦？我總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後，一路上從天津到南京，經過許多地方都沒聽到反應。”毛澤東還批評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一個是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
面對著黨可能發生分裂的危險，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鄧作了不尊重毛的檢討，毛澤東的主要觀點被中央工作會議所通過，寫入由他委託陳伯達、王力等起草而由毛最後審定的《23條》之中。但是，政治局多數人仍然不同意“四清”運動的矛頭應主要針對當權派、整幹部。因此，《23條》對乾部情況作瞭如下估計：“幹部的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看待乾部，要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對於犯輕微四不清錯誤和交代好的干部要儘早解放出來。”
但是在總的指導思想上，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個文件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他們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支持這些當權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是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中央部門中的“部門”二字是周恩來提出加上的，從而對“中央”二字作了限制）。這就為後來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的各級領導核心開展“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論的準備。在這裡，已經蘊涵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對象。
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的一個影響深遠的結果，是毛澤東由此時下定撤換劉少奇的決心。 ④毛澤東認為，黨的政治局和書記處已經被反對他的政治力量所操控。

①毛說：“地、富是後台老闆，前台是四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乾部。地富反壞還沒有當權，過去又鬥爭過他們，群眾對他們不怎麼樣。主要是這些壞幹部頂在他們頭上，壞得很，受不了。對那些地富已經搞過一次分土地，他們臭了。至於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臭。他是當權派，上面又有他的人，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
劉少奇問：“怎麼講主要矛盾呢？”
毛澤東說：“還是講當權派，他要記工分嘛，五大領袖嘛，你五大領袖不是當權派？”
劉少奇：“有3種人，漏劃的地主、新生的資產階級，爛掉了的。多種情況是有工人出身，在立場、經濟、組織上四不清，他們同地富反壞勾結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壞操縱，也有漏劃的地富當了權的，還有已經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壞分子當了權的。”
毛澤東說：“不要管什麼階級、階層，只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五大領袖和跟當權派走的。不管你過去是國民黨共產黨，反正你現在是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要整我們這個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然無法辦，不整黨沒有希望。”|
毛澤東說：“搞的結果戴帽子的戶數不能超過7%至8%，人數不能超過10%，否則就太多了。”他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他質問劉：“7億人口劃成20%會有多少人？可能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他主張，“先搞豺糧，後搞狐理，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分不清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
在會議上，當毛主張運動必須針對當權派時，劉一直表示反對。他針對毛插話說：“情況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好。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要什麼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④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黨委會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建議的；再嘛，又過於信任雖人，引起我警惕，還是23條那時候。 ”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回答埃德加·斯諾提問的“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說道：“那就早。1965年1月，《23條》發表。《23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8
從社會生活看，1962—1966的幾年亦即文化革命的前夜時代，是一個政治清明、官員清廉、國民經濟正在蒸蒸日上的時代，一場規模巨大的工業革命正在中國的大地上有節奏地發生。
大慶油田的開發解決了當時中國工業發展所亟須解決的能源問題，自五十年代的“一五”計劃以後中國即進入了大規模工業革命的進程。 1958年的大躍進及其失敗，使中國經濟發展遭遇重大挫折。但經歷六十年代初的調整時期後，自1962年起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高速增長的時期。在經歷了嚴峻的三年困難以後，農業中人民公社的組織已經穩定下來，農民正在適應這一集體化的新組織形式，農業生產力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到改善。但是，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出現了新的問題，在經濟中形成一些矛盾的趨勢，決策集團面臨著重大的選擇。最重要的是以下幾個問題：
1、工業中是以利潤、積累資本作為生產目的（孫冶方為代表的經濟理論），還是以不計較經濟成本而使經濟發展服從政治目標即以社會使用價值為生產目的？
2、企業主人究竟是工人還是經營管理者？毛的路線似乎始終是想試圖探索一條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線，1958年鞍鋼提出的所謂“鞍鋼憲法”提供了這種探索的一種標本。而劉少奇代表的方針則更多地重視通過強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壓”）來提高生產效率，這一路線的標本是六十年代初部分內容模仿蘇聯“馬鋼憲法”即蘇式官僚主義管理體制制訂的《工業管理六十條》以及1964年前後擬建立的“托拉斯”工業組織。
3、在農業上，自從五十年代以來，決策高層中就一直存在集體經濟與個人經濟在經濟效益上孰優孰劣的爭論。六十年代初部分農村中實行包產到戶，開放集市貿易，對於經濟恢復活力顯示了重要作用。但商品經濟對於自然經濟狀態下農村社會關係的侵蝕，導致了農民的經濟分化，隨之形成一個手中積累了農產品剩餘的新生富裕農民階層。這種分化與毛的均富（“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相違背，同時也對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造成了衝擊。
4、隨著經濟生活的複蘇，在國家機關、企業、公社中都出現了早期的國家幹部腐敗現象——貪污、腐化等。之所以稱為“早期”現象，是因為六十年代的這種腐敗現象，在浸潤的程度和規模上都是極其微弱的。 ①
5、研究毛澤東的人會注意到，毛的內心深處深深憎恨一切階級壓迫，厭惡等級制度，有濃厚的平等意識和平民觀念。 （因此，1958年他支持張春橋那篇受到黨內多數官員反對的主張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即反對等級制度的文章。）毛一向蔑視人世間那些高高在上者，隨時準備向他們挑戰和鬥爭，無論這種高高在上者是稱霸於世界的超級大國還是本國土地上的官僚。同時，他更關心社會中的那些貧窮無靠者的命運。因此他多次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①國外有歷史學家（費正清）曾指出，五十年代建立的新中國政府是中國歷史中最清廉的一個平民政權。共產黨的干部以其勤勞、樸素、刻苦和對社會事業的熱忱與責任感，贏得了廣泛的人心。但是這一形像在六十年代的四清運動中，似乎已表明不那麼完美，一些“四不清”的個案被揭發出來。其根源來自商品貨幣關係對政治生活的侵蝕。

9
研究歷史者會意識到，毛的文化革命在根本上是一場針對“走資派”、“當權派”即官僚階層的革命。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毛澤東注意到，他親手設計和締造的國家製度中正在發生新的階層分化。德熱拉斯五十年代的名著《新階級》以及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這兩本書都於60年代在中國作為灰皮書出版，在高級幹部中流傳。這兩本書對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僚主義現像有深刻分析，當時給許多閱讀過這兩本書的人以深刻的印象。
1965年1月，毛澤東對農機部長陳正人社教蹲點報告的批示中，講了這麼一段話：“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①“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激烈的階級鬥爭的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這段話中最為引人注意的是毛澤東所提出的“官僚主義者階級”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經濟學讀書談話》中曾提出過革命後的“既得利益階層”，在“九評”中提出過“特權階級”。這個新概念顯然是上述概念的發展。毛講的這些話，對當時中國的政治領導層無疑是一種深刻的震撼，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官員們強烈的反對和抵制。
毛澤東深刻地觀察和注意著六十年代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官僚主義現象，他顯然認為，無論是從他所信奉的共產主義原則的立場，還是從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的角度，這些正在露頭的經濟不公正的社會分化現像都是一種危險的不諧和音。自五十年代以來，毛澤東不斷從事對共產主義理想制度和模式的探求和試驗。他認為，為此理想所付出的社會犧牲和一切代價，乃是必要和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對其他領導成員出於經濟政治現實主義考慮所作的合理化政策，毛澤東認為是對國內外資產階級的讓步和退卻，是“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當這些領導人拒絕他的批評告誡而繼續堅持這條現實主義的路線時，毛認為這表明這些領導人已成為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代表人。
1962年在中共8屆10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新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存在階級矛盾和鬥爭的問題，這是對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無階級矛盾這一正統理論的正面衝擊。但是，對毛的這一提法可以從左與右兩方面作出不同的解釋。右的解釋是把階級鬥爭引向社會下層，即針對當時已處在被剝奪和無權利的賤民地位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左的解釋是把鬥爭方向引向社會上層，引向掌權的官僚階層本身，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後來的實踐看，毛提出階級問題的本義顯然是針對於後者。 ②

①陳正人報告中指出：“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過去我們也曾不斷檢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但是，究竟官僚主義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從這一次比較認真地開始蹲點才逐漸明白過來的。我開始體會到，一個鞏固的社會主義企業建設的過程，只能是堅決實行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過程，也是企業中的黨和工人階級不斷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化的過程。”毛的上述話是針對此文而發的。
②所以毛澤東1967年1月8日談到上海奪權時說：“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

10
文革是毛澤東的一次大規模政治改革實驗。通過文革，毛的確要從他認為是修正主義者的領導人手中收回或奪取權力。但他之所以衰年變法，之所以認為自己需要這種權力，並不是為了滿足自己對權力的慾望或為私人或家族或小集團謀利益；而是因為他認為，只有通過重新把握這種權力他才可以把握住國家向共產主義的發展方向，他認為這對於國家和人民是有利的。
雖然資料表明，早在1964—1966年間毛澤東已經在構思後來屬於文化革命的那些政治主題；但是，這場運動在實際的進行中變得愈來愈難以駕馭，以致最終失控。因此，儘管不斷呼籲人民“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但是事實上通觀這場運動的全過程，卻難以認為這是具有完整、周密的通盤部署和戰略計劃的一場政治革命運動。
文化革命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神秘的非現實主義氣氛，一些突發的偶然事件常常成為巨大浪潮的先導。這場革命的起因與高層的政策分歧、政治理念分歧和政治鬥爭有關，然而僅僅從這種鬥爭的角度卻也不能解釋文革的全部過程。事實上，當這場革命一被發動起來以後，它在很長時間內就似乎是一個遙遙無期的進程。
林彪事件以後，愈來愈多的人們已經懷疑這場運動，盼望這場運動早日結束。但革命的目的似乎已經並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維持這場運動本身。目標已迷失了，運動就是一切。結果，全民族都被這場無休止的運動拖得疲憊不堪。當它終於被宣布結束的時候，人們都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人們迫切地希望由理想的天國重新回到現實的土地上。
於是，人們後來紛紛起而詛咒這場“革命”。大家似乎都忘記了，當這場運動最初起來時，全中國的多數人們（包括作為一個初中學生的筆者本人），當時曾經是以怎樣狂烈的熱情和喜悅的期待，歡呼著投入於這場煉獄之中的。　　



中篇文革政治鬥爭實際進程（暫不發表）　　

　 　

　 　

下篇 歷史並不終結　　


42
文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也許是由於毛所使用的江張姚王一流皆屬下下流品人物。此輩既缺乏政治智慧與才能，其人格形態又至為猬瑣卑劣，唯以謅佞毛澤東為能事（於二十四史中可入《倖臣傳》）。
仔細研究毛澤東1964—1966年3月前的書信、批示和言論，可以看出他對於究竟是否要發動文革運動，是並非不存在猶豫的。 ① 儘管自八大以來，毛與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周鄧彭之間確實存在理念分歧和政治分歧，但這種分歧並未發展到必須走向公開決裂以至兵戎相見的地步。事實上，無論劉、週、鄧、彭（以至包括彭德懷）或彭、陸、羅、楊，黨內當時沒有任何人或任何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會公開反對毛。在文化大革命成立專案組對毛所認為的“政敵”作了全面審查後，真實的結論正是如此，沒有什麼“反黨集團”，也沒有什麼“反毛陰謀”。其中許多人，如羅瑞卿、彭真，於文革平反後，至死對毛沒有怨言，忠心耿耿。
因此，正是江青、張春橋、康生在這裡起了挑唆和離間性的政治作用。他們誇大了毛與政治局的矛盾和對立，使毛一度認為中央內部已組成一個以劉鄧彭為核心，還掌控了部分軍事力量（通過賀、羅）的反毛政治體系，以至使毛認為必須以最激烈的群眾造反和革命的形式推翻這個“黑色”司令部。
這是一個歷史性和悲劇性的政治誤判！儘管有無數種可以為文革作辯護的理由，這個歷史性的誤判卻是無法掩飾和辯護的。
而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顯然在內心深處也已經日益深沉地意識到這一錯誤。這可能正是使他在1974年後日益疏遠江、張、康的原因，也正是使他晚年對文革有所愧怍和失悔，以至最終對鄧小平的“復辟”不為已甚的根本原因。
雖然文化革命以雄壯的悲劇開始，其最終結局卻是1980年對四人幫的審判，從而以一種沒有絲毫悲劇氣氛也沒有絲毫英雄色彩的喜劇形式落下暗淡的一幕。
與江張姚王等文革的激進擁護者相比，在對文革與毛澤東持不同政見的對手陣營中，匯聚了數十年中國革命所鍛造出來的一批政治精英，包括其領袖人物如周、鄧、彭、陳等，甚至也包括林彪。其才能智慧，政治意志與品格，皆是無論被置於任何時代都會閃光耀目的人中俊傑與政治英材。 ②
塑成毛領導的中國革命使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那個時代，是中國史上一個英才輩出的時代。百年間中國人才之盛，不亞於中國歷史上的戰國秦漢之際、武帝時代、兩漢三國魏晉及盛唐、宋初、明清之際。 ③ 但是，相當數量的一批人傑及俊秀，竟紛紛在這場運動中凋零殞滅。在文革的進程中，他們與他們的偉大領袖逐漸離心離德，以至某些政治精英終於在1976年10月以後最終背離了毛澤東。
①　1964年8月6日，毛給江青一個批件稱：“汪東興同志閱後，即交江青閱。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所說“我的行動”，有認為是指毛原有計劃騎馬尋找黃河源。但也可能是指醞釀中的某種政治行動。
②鄧小平與法拉奇談話：“毛聲稱要打擊黨內的走資派，卻把矛頭指向一大群老革命家。（1980.9）
③參閱趙翼《廿二史札記》。

43
毛澤東與曾經追隨他多年的黨內多數元老的分歧具有深刻的原因，這是一個堅定追求共產主義理念的理想主義者與著眼於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現實認為民主主義和市場資本主義更適用於現實的現實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後者，也就是毛所說的“黨內民主派”或“走資派。”這種分歧具有相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政治淵源，甚至可以遠溯五四時代的抽象民主理想，貫穿到延安時代毛澤東與彭德懷關於民主政治體制的爭論，以及抗戰勝利後黨內多數高層領導對“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和平議會道路的嚮往。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將黨的奮鬥目標劃分為兩期：認為黨的近期奮鬥目標是新民主義的政治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遠期目標才是社會主義；終極目標才是共產主義。實際上，對於多數共產黨人來說，共產主義遠不可及，並不准備為之真正奮鬥，他們真正鍾情的社會理念乃是允許個人及家庭富裕以及個性得到自由張揚的自由資本主義。但是自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運動開始，毛澤東卻大大加快了轉向社會主義的步伐。由此開始，黨內民主派與毛澤東的政治分歧不斷加大。正是這種政治分歧，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①
在文革結束後，黨內民主派主導了中國的政治方向。但是，面對一個資本主義的市場中國，人們看到，在毛時代被認為不會發生和可以避免的一系列警告，在當今都已成為日益嚴峻的社會現實。毛澤東在臨終前曾指出，他與鄧小平的最大分歧，是在關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上，在於是否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仍然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這不是一個偶然的話語分歧，它關連著政策的方向及國內外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選擇。 ②
在革命年代中，共產黨成功取得政權的階級基礎，是依靠共產黨領導下黨與貧苦農民和工人階級的聯盟。在毛澤東時代，包括文化革命中，也正是這一穩固的聯盟的存在支持了毛與黨內官僚階層的鬥爭。而在新的時代，當國家為了經濟發展而走向資本主義時，共產黨為了尋求與外部資產階級合作的同時，似乎也在尋求自身角色向資產階級的轉換，同時又在國內培育著一個新生資產階級（所謂“中產階級”）作為取得政治支持的社會基礎。
但是，如果共產黨徹底放棄工農聯盟這一政治基礎，共產黨就將在意識形態上徹底失去其統治的合法性，國內外資產階級必然會要求它不再作為共產黨而存在（即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黨將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義。而在共產黨放棄政治統治（即“一黨專制”）的同時，整個國家也將由於利益體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產黨正面臨著歷史性的階級選擇。 ③

①馮友蘭從一個文人的角度，深刻地表述了劉派“守成”及“建設”的思路與毛的“不斷革命”思路的差別。 1973年馮友蘭說：
“當時我的思想是，無產階級也不能老是革命，革命成功以後，總還要維持現狀，穩定秩序。馬克思主義是革命哲學，革命成功後它就過時了，還得用像我解放前所講的儒家哲學。我當時的思想同陸賈、賈誼差不多。這種思想就是用剝削階級的世界觀來歪曲無產階級革命。……毛澤東思想認為，我們必須繼續革命，消滅階級，消滅私有製，直至國家自行消亡，進入共產主義。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地主、資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區別。這個道理是具有剝削階級世界觀的人所絕對不能理解的。”
②毛澤東1963年在一個批示中曾經說：“現代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們的全部政策中所實際遵循的，也就是美國牌的實用主義哲學。敢不敢正視和承認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視和承認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中都存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敢不敢正視和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兩類矛盾（即對抗性的矛盾和非對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徹底地堅持馬克思主義革命辯證法的試金石。”
③毛澤東1963年4月17日的批語：“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逐步解決。無產階級其其政黨應當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階層，組織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一戰線。”

44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觀目標，是試圖維護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即追求社會正義。 （什麼是社會主義？顧名思義，社會主義就是謀求社會公正的製度和主義，即尋求社會正義的主義。）因此，毛澤東始終追求經濟政治的相對平等，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反對官僚特權制度，反對國內外、黨內外一切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對私有製與人壓迫人的製度。
在探討文化革命的發生原因時，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必須考慮到的，這就是毛澤東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真誠信念和試圖建立共產主義的宏偉社會理想。他認真地試圖在中國土地上首先實現“大同”——共產主義的理想。雖然我們目前無法直接找到毛澤東對他憧憬的“大同”社會藍圖的全景描繪，但是從他1958年至1965年的文論和所倡導的政策中，我們大體可以察出他的如下一些構思：
毛澤東所構想的“大同社會”，這是一個具有行政管理中心（例如“革命委員會”）的工農兵聯合組織。 （也許應該被命名為“公社”？毛澤東欣賞這個名稱。所以他在文革初期一度同意使用“北京公社”、“上海人民公社”的稱號——顯然以其類比於巴黎公社。只是後來由於考慮到國際關係的現實，根據周恩來的要求才不得不取消了這個名稱）。在這種聯合體中，這個社會的分配方式將由按勞分配逐步過渡到實行直接供給制（各取所需）。在這個理想社會內，不允許管理者作為一個獨立分工階層而固定存在；相反，社會內擔任各種不同職務分工的人們應當經常流動和交換職業。若干這種工農聯合體組合成一個國家。這種工農兵的聯合體，毛澤東認為首先出現在中國農村（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其次是軍隊組織（　1966年5月7日批示）和若干大企業（如大慶油田）中。
與馬克思相比，毛更重視貧苦農民作為實現社會主義主要社會政治力量的意義。因為工人階級當時在中國人數較少，同時毛認為資本主義的保壘可能從其最薄弱的環節被突破（1960年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書筆記）。就中國國情來說，這一環節當然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極其不發達、長期保持封閉的自然經濟和自給自足狀態的農村。
毛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城市與農村在組織、經濟和社會上的趨同，並且在這一意義上消除城鄉差別。但這並不是使農村通過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演進到城市化，而是抑制城市的快速發展使其退化為農業鄉鎮。他甚至相信這一烏托邦模式最終將可以應用於世界。

45
以上所勾勒的草圖，我們可以從毛澤東於五十年代後期直到他臨終前的著作言論中找到根據。
就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時，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後來稱為“5·7指示”。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勾畫了一個他所憧憬的理想社會的輪廊，即工人、農民、學生、軍人、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都以一種職業為主，兼學別樣— —“學文、學工、學農、學軍，參加批判資產階級，把全國變成一個大學校”。
這一年的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社論，公佈“5·7指示”的內容，並且強調說：“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就是我們的綱領。”按照毛澤東說的去做，“就可以培養出有高度政治學悟的、全面發展的億萬共產主義新人”，就“能夠進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能夠更快地剷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 “這樣，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
從“五·七指示”引申出這樣的論斷是合乎邏輯的。社論認為，這樣的“大學校”一旦建成，“三大差別”就會自然消滅，人人都能成為“多面手”，“他們拿起錘子就能做工，拿起鋤頭就能種田，拿起槍桿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桿子就能寫文章”。這樣，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大家都能務工、務農，商品交換也就不必要了。這似乎就是經典作家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
很明顯，“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社會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具有平均主義色彩的空想共產主義王國。

46
實際上，這種建立在落後的小型工業和村社經濟的基礎上的“共產主義”，不可能不是一種粗陋原始的共產主義，它在現實中是必然行不通的。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的理念，顯示了毛政治思想中依附於手工農業經濟這種落後生產力的歷史局限性的一面。
問題的關鍵恰恰在於，對於六十年代中國落後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背景，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文化發展乃是一種歷史進步而不是“倒退”或“復辟”。
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近代化的工業革命尚未完成，新興城市中心尚在萌生。社會成員的80%是公社中的農民，雖然已被組織在公社中，其生產方式卻仍處在粗放人力與畜力農業階段，他們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新型農民”，而仍然是近乎古典形態的村社農民。公社那種集體務動、集體分配的形式也並不是什麼新的生產方式，相反，卻與古代的農村宗法公社和編戶村社農民有諸多相似之點。
知識分子除極少數精英分子之外，就其群體而言尚未形成獨立思考的個性思想人格和覺醒的自我意識。之所以出現社論及大字報政治語言程式極其貧乏，全民抄“社論”千篇一律，萬眾一聲，正是這種文化個性缺乏的表徵。
在這種經濟的和社會文化的背景上，根本不可能形成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更高極的生產力和經濟組織體系，也不可能形成取代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新型社會體制。
因此，文革必然只能是一場不成熟的革命，革命所造成的社會混亂被自稱為“造反派”的流氓無產階級所利用。從根本上看，江、張、王、姚及上海陳阿大一類正是社會中流氓無產者的政治代表，① 他們的真正目標並不是實現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理念，而是“推翻黨內資產階級當權派”，讓自己取而代之，以乘機竊取權力、特權和私利。因此，這一革命由於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文革激進分子的淺薄私慾與權力欲，最終蛻變成一場宮闈權力之爭，變成一場以少數人反對多數人的偽革命，並不是以95 %反對5%，而是以5%反對95%。革命的敵人在革命的過程中不斷增多，革命的人道目標本身乃至最終竟淹沒在大規模群眾性暴力和暴行中（極端事件是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這是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這場革命之初絕對始料所不及的，也是使他晚年不能不為之深感痛苦和困惑直到抱恨終天的。
為什麼會發生如此的歷史悖謬？這個問題也許涉及到人類的道德本性和歷史中的非人可控性，頗為引人深思。但是，如果不理解毛澤東對於中國和世界未來所真誠追求的共產主義遠景草圖，我們就無法理解他在文革中發動的大規模自下而上的“造反”運動，無法理解他的一系列政策思想，因而根本無法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

①馬克思《波拿巴政變記》深刻論述過在近代革命中流氓無產階級的作用，可參看。

47
在某種意義上，文革運動是中國現代的宗教改革運動。
新中國建國後，中國政治中滲透著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意識形態（馬列毛主義）被置於不適當的過高政治地位。對人的評價甚至階級屬性都以意識形態（即“政治思想”）作為第一標準分類和評價，從而意識形態成為支配現實評價現實至高無上的宗教性神聖準則。這是一種政教合一的體制。文革的大批判運動使中國全部社會生活政治意識形態化達到了極點。 ①
但矛盾的是，毛在文革中又提倡人民關心國事，勇於懷疑和獨立思考，鼓勵造反和“反潮流”，倡導“四大”和“大民主”，把權威的標準由迷信黨組織、社會的集體理性而下放於個人理性。 ② 這恰恰是啟蒙精神的標誌！
當外在的權威隨造反浪潮被沖垮之後，僅剩下抽象的馬列毛思想。但從此之後，馬列毛的著作已不再成為只能被盲目誦讀和信奉的“聖經”。面對著政治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的驚人反差，覺醒的人們睜開了眼睛，有人要求將意識形態落實於現實，有人則指出意識形態與現實相背離而拋棄了意識形態，如何理解和選擇乃完全取決於每個人自身。 （遇羅克、張志新等殉道者及李一哲等都正是這種啟蒙精神的最初代表，他們從個人的角度試圖對馬列毛主義作出新的獨立解釋。）思想終於衝破了牢籠！而毛本身，又恰恰是這種啟蒙與自覺的首倡者！ （參看毛1964年與毛遠新、王海蓉等的談話）。在這一意義上，毛是中國的馬丁·路德。
在文化革命中，他幾乎要求人們破除一切迷信：對黨的機構的迷信，對長官（當權派）的迷信，對文化權威（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迷信，以至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迷信，甚至包括對毛本身的迷信——他嘲弄林對他的吹捧不過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他反對樹立對他的“絕對權威”，他認為自己早晚有一天也會“被打得粉碎” ： “那又如何？不過粉碎而已。” 至於文革，他也知道人們“贊成的不多，反對的不少”，“究竟如何？只有天知道。”
事實是，當這兩個最後的迷信也受到動搖之日，一個啟蒙的新時代也就呼之欲出了。

①　1966年4月14日，毛澤東曾對一個文件作出如下批示：“一切學校和學科（小學、中學、大學、軍事院校、醫學院校、文藝院校以及其他學校例如黨校、新聞學校、外語學校、外交學校等等，學科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二者常識）都應當這樣辦。分步驟地有準備地一律下樓出院，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學工學農，讀書。工讀比例最好一半對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讀書的部分要大減。書是要讀的，但讀多了是害死人的。師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學相長。隨時總結經驗，糾正錯誤。許多無用的書，只應束之高閣。就像過去廢止讀五經四書，讀二十四史，讀諸子百家，讀無窮的文集和選集一樣，革命反而勝利了。臂如共產黨人和我們的軍事幹部，一字不識和稍識幾字的佔了百分之九十幾，而多識些字的，例如讀過三幾年中學，進過黃浦軍校、雲南講武堂、蘇聯軍事院校的，只有少數，大學畢業生幾乎一個也沒有。所以有人說，共產黨“無學有術”，而他則是“有學無術”。這話形式上看來是有些對的。但從實質上看，則是完［全］錯誤。共產黨人曾經進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大學和革命大學（即二十幾年的戰爭與革命），而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全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乾反革命，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分子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唐人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山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有同志說：“學問少的打倒學問多的，年紀小的打倒年紀大的”，這是古今一條規律。經、史、子、集成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狀況，就宣告它自己的滅亡，只有幾十萬分之一的人還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這是一大解放，不勝謝天謝地之至。因此學校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當然要分步驟，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這類學校，以免貽患無窮。”此信對於理解毛在發動文革前夜的文化思想是極其重要的。 ］
②1966年來正是陶鑄提出了“可以懷疑一切”的口號，陶當時的意圖是把造反之火引向發動造反的中央文革。有趣的事，毛並不反對“懷疑一切。”從政治上，他認為“搞一點個人崇拜有時是需要的。”但從理性上，他又嘲諷這種對他的崇拜和迷信，說這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48
9·13事件後，毛本人永遠正確和戰無不勝的神話事實上已被打破。林氏“571工程紀要”中對毛及中國政治現實的尖銳批判，儘管當時根據周恩來的提議是作為“反面教材”即作為一種政治靶子提供給全國，但在相當一部分人（包括筆者本人）心中所產生的效果恰恰相反，它喚起許多人對文革運動的夢醒反思和內心呼應。
外在的政治權威和神聖偶像從此開始從神壇上隕落。林彪事件後，一種懷疑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新精神（思想解放），正是從這時在一部分政治家和知識界人士特別是知識青年中湧動萌生。
毛駕馭文革的方向是矛盾的，心情一直是極其複雜而痛苦的，他始終沒有找到文革為何必然會失敗這一問題的最終答案。在他生前的最後年代中，面對紛紛要求平反的舊部、舊友、舊識、舊交遺孀及子女們的請願信，面對逐漸一一被揭開的政治性冤假錯案，他的感情和內心無疑也在承受著煎熬。
現實逼迫他做痛苦的反省，① 他疏遠了江、張、康三人。而對文革中其他直接政敵，只有劉（少奇）、彭（德懷）、陶（鑄）三人被置之死地。但對在文革風暴刮起的第一輪中就被打倒的彭、陸、羅、楊，他均網開一面，保留一線生機，不為已甚，於1975年前後均批准釋放出獄，予以安置。 ②（當時他也已在考慮為陶鑄平反）1975年初毛親命對前國民黨關押戰犯作一次性大赦，又親命章士釗衰年赴港尋求重開與蔣的和平談判。試圖與生前宿敵和解。 ③ （此舉未果而章氏死於香港）
但反之，對陳伯達王關戚及林派軍人，投入囹圄後，毛卻始終關押不赦，不聞不問。
批鄧後毛命葉劍英退出軍委工作賦閒家居，但仍保留其軍委副主席職務，以至臨終彌留之際乃召喚葉似欲有所託付。他的暮年心態可謂極其矛盾而悲涼。

①毛的這種失悔可通過1974-1975年間的以下批示看出：“請汪印發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處理可能有錯，當時聽了林彪一面之詞。”（對楊成武案的批示）在反映柴沫情況的信上批：“紀、汪處理。似不應除名（逼死了人，還要開除嗎？）”對劉建章夫人來信批：“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對傅連暲案批示：“傅連暲被迫死，亟應予以昭雪。賀誠倖存，傅已入土。嗚呼哀哉！”
②1973年11月，毛命解除對羅瑞卿的監護。毛說：“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self-criticism。”
③毛對此的批示如下：“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還有戰犯為什麼沒放？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一百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干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49
晚年的毛經常因內心苦痛而流淚，他可能在問自己，失誤究竟是在哪裡？他最終拒絕將最高權力交給四人幫。儘管他明知鄧在“搞復辟”，但仍在某種程度上縱容鄧小平糾正文革後果的政策。在文革的後期進程中，毛澤東經歷了最深刻的內心感情衝突。
毛想通過文化大革命這個大運動的鬥爭過程（“大風大浪”），觀察一批人，考驗一批人，審察一批人，選拔出符合他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條件的新的接班人。 （在“九評”中毛已提出了關於接班人的五條標準）在他的心目中，劉不是這樣的人，林不是這樣的人，週不是這樣的人，鄧不是這樣的人，江、張以及他一度寄予期望的王洪文最終證明也不是這樣的人。在文革最後階段，在選拔接班人這個問題上，他意識到自己失敗了，以至不得不匆匆地在臨終前選擇一個貌似忠厚老成而且較能為各派所接受的華國鋒。但是歷史證明這個人選也並不理想。
事實上，對於文革的發展方向，毛澤東並沒有形成一套成熟系統的計劃或“偉大戰略部署”。他開啟了造反的閘門，點燃了火種，然後坐山觀鬥因勢利導，試圖將運動一步一步引向他所追求的方向。但在1971年後，他自己也已日益感到困惑和迷失了。
文化大革命積極的一面是摧毀了解放後效仿斯大林模式而建立的官僚主義體制，把懷疑主義、理性主義、平等主義和個性主義的文化啟蒙因素深深地播種到民族的精神中。在林彪事件後，懷疑毛而敵視江張王姚激進派小集團的思潮暗流洶湧，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到1976年清明節事變，由於週的逝世，鄧的貶黜，被壓抑多年的民怨終於在全國范圍爆發而起，一個啟蒙、尋求改革的新時代至此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毛及其發動的這一文化大革命，以最深刻的歷史悲劇的形式，為中國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偉大文化解放的火種！
［毛澤東1967年3月30日說：“中國，就現時說，可以說是在世界上起決定因素的國家。對於革命說來，對世界革命說來，現在的中國是一個起決定因素的國家。什麼中等國、大國，如果在這點上比較的話，無論如何，沒有中國的作用大。只要中國不倒，中國不變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數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們還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來，重新由黑的顏色變為紅的顏色。何況現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經起來，或者正在起來，要革命的總是多數，希望我們給予支持。”］

50
英國歷史學家霍蘭·羅斯論拿破崙曾說：
“綜觀他的一生，這樣斷言似乎是公正的：他垮台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法國人民有什麼缺點，因為他們對他效忠始終不渝，連陰曹的判官拉達曼瑟斯也會為之感動流淚；也不在於這個或那個將軍或政客叛變出賣，因為既有四千萬人忠心耿耿，這種叛賣就無足輕重；根本原因在於這個人的性格以及他那個時代的特點。”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澤東的個人創為，沒有毛澤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是巨人中的超級巨人，但毛的反對者或者為毛所反對的劉、林，以及後來的周、鄧，也都是一代巨人。在後者的政治主張中具有一種現實主義的合理性。這種現實主義的合理性就歷史發展的邏輯而言，實際是一種難以逆轉的現實必然性，甚至強大如毛澤東也無法逆轉之。
但是，毛卻是一位天才！在某種意義上，他甚至是洞徹以至試圖掌握更遙遠的歷史未來的神靈。他的洞察與痛苦，他所奮鬥的目標，是遠遠超越於現實之上的。
因此，在塵埃落定的三十六年之後，我們驚訝地看到一個新的現實中國向市場資本主義道路的全面轉變。毛生前所曾預言的和試圖遏止的“新生資產階級的興起”，“官僚與資本的結合”，“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以及美帝國主義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國內資產階級和買辦與跨國壟斷資本的合流”，“工人階級以及貧農下中農社會地位的急劇下落”等等；所有這些當時僅在兩報一刊的社論中作為一種政治語詞出現（沒有人真正理解），對於毛澤東來說這是他發動文革所欲在歷史中加以遏止的東西，而對大多數人在當時則似乎完全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神話。但所有這些，在今天則都已成為似乎強不可摧的鐵一般的現實！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機制的引入促進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帶來了正面與負面的一切效應。
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也許，它的發生的確是一次歷史性的錯誤。但是，儘管資本主義對於現實中的中國已經是一種必然，但它並不意味著一種公正，更不是一種歷史正義，也絕不是一種永恆與合理！歷史並沒有終結！

51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充滿傳奇戲劇性的一個偉大世紀，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是這個世紀中卓越拔立的三位真正的傳奇英雄。這個世紀以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最終以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而達到一個震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最高潮。但隨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乃以九十年代全球社會主義體制的全面崩解，從而轉向新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運動。
但是，歷史遠未終結。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留下的精神和政治遺產，包括文化大革命，仍然會被人們思索和研究下去。
毛澤東晚期思想的根本之點在於，“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靜止無矛盾只需要向前發展經濟的平靜社會。這個社會作為一種中性的過渡形態，它既存在著向前，向更高級社會形態進步的可能，也存在著向後復闢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積累資本主義的可能。社會主義社會內部仍存在著極其深刻複雜的差別、矛盾和鬥爭，這種矛盾中既包涵著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的內容，也包涵著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對這種矛盾，如果統治階級、執政黨處理不好，則發生動亂、暴動或革命是隨時可能的。因此，歷史絕不終結。 ①

①毛澤東已看到這一點。但是他說：“中國(將來)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毛澤東已經把他的革命精神深深地熔鑄進了中華民族的靈魂和政治文化中！

52
羅斯在他那部論拿破崙戰爭包括滑鐵盧失敗的傑出著作中曾指出：
“儘管遭受了慘重的失敗，他在治理國家，煥發人民才智和運用戰爭藝術等方面，完全是超群絕倫，偉大之極。
“他的偉大，不但在於他那些最出色的業績具有永恆的重要性，而更在於他的始創性以至在完成所有這些業績中投入了雄偉非凡的力量——這種力量，使得遍布他後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紀念碑，雖然飽受狂風暴雨的摧殘，卻還是宏奇壯麗！
“屈處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人類畢竟不以最高的榮譽授予那些謹小慎微、知難而退、毫無建樹傳於後世的庸碌之輩，而是把它授予胸怀大志、敢作敢為、功勳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萬人同遭大禍之際還主宰著千百萬人之心的人。”
這些話似乎更適用於評論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最終徹底失敗了。但是，毛澤東——這個駕馭中國革命徹底改造了中國之人性和生活的人；這個以人民戰爭的形式領導了二十世紀歷史中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席捲了數億人口的偉大國內戰爭和群眾運動的人；這個動員了十億人民，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偉力，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試圖營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最終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消滅私有製、實現人類終極平等的烏托邦理想國的人；這個打破了雅爾塔三強瓜分世界協議、打破了冷戰的兩極格局，從而使中國屹立而起成為世界之第三極的人；這個導致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世界地緣政治發生根本改變的人；這個發起了十字軍東征以來最偉大的群眾行動、使西方勢力被逐出於東方的人；這個最終把千萬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門前那塊孤獨聳立的岩石的人——必將永遠屹立於人類歷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作為在青年時代曾身歷文革全過程者，此文寫就，百感交集，不勝唏噓。讀毛澤東生前所書古詠史詩，乃集其成句為賦三首曰：

（一）
雕陰無樹雨難留① ①雕陰，陝西綏州古地名。此借喻陝甘寧。
雉堞連雲古帝州
芳草有情皆礙馬
好云無處不遮樓
時來天地皆同力
運去英雄不自由
唯餘岩下無情水
猶解年年傍驛流② ②用毛澤東生前所書韋莊羅隱成句。

（二）
大樹無枝向北風
十年遺泣說英雄
浮世到頭皆是夢
男兒何必盡成功③ ③用毛澤東生前所書高啟羅隱成句。

（三）
朝真暮偽誰人辨
古往今來底事空
忽然擱筆無言說
重禮天台九卷經④ ④用毛澤東生前所書白居易、龔自珍成句。



　2002年10月3日　記於上海竹園

　12月26日　改定於京華秋澄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