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戰爭及其深遠後果

何新：世界歷史上最早的生物戰爭及其深遠後果
2010-09-18

何新：世界歷史上最早的生物戰爭及其深遠後果

本文發表於2003年，已收入何新著《雄·漢武大帝新傳》（時事出版社）
《雄·漢武帝新傳及年譜》（中國民主與法制出版社）

何新按：此文披露中國古代歷史中一段鮮為人知的隱秘，在此之前從未見諸任何報導和研究。發表此文的目的，是使人們知道大疫對人類歷史曾產生難以預料的久遠影響。因此，對當前所發生的這場疫情（何新按：此文寫於2003年，指那一年的非典疫情）確實不可忽視。
個人認為，此次非典的爆發，應引起國家及人們的警覺和反思：
1.全民衛生及防病體係不容漠視和破壞。也不能走市場化道路，否則雖得小利於一時，卻遺大患於千秋。 （毛澤東時代有“6·26指示”及謀建赤腳醫生農村醫療體系，極具遠見。）
2.對作為當代不對稱戰爭重要內容的生化戰爭，國家應提到戰略高度給予重視和研究。這次人們應特別感謝軍醫科院的軍事專家們，是他們及早找到了此病的真正病原及檢測方法，並且開發了有效的干擾素。
（可資對照的是衛生部方面的個別專家，直到4月14日，當軍事醫學部門及國際醫學界均於12日前後已確認非典病源是冠狀病毒後，仍在中央電視台的焦點節目中堅持病源是所謂“衣原體”，雖然他們早在年初即已參與了有關疫情的調研，但由於學術上堅持門戶之見和技術性的誤判，貽誤了幾個月的寶貴時間。）
21世紀人類面臨的戰爭形態是所謂不對稱戰爭。利用某些新危病毒進行生物戰爭，可能成為一種重要的戰爭手段。這種戰爭手段可以在隱秘的條件下應用，從而給對手造成經濟、政治、生命的嚴重破壞。對此，中國人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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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進行的戰爭，起源於漢武帝后期的漢匈之戰，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此事件關係西漢後期，以至兩漢魏晉數百年曆史，影響至為深遠。但迄今從未被史家所論及，茲綜括史料，簡述如下。

我在編制《漢武帝年表》時曾注意到，徵和四年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中說：幾年前匈奴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對漢軍說：“秦人（按此即西語china即“秦人”之稱的起源），你們要馬，我送你們戰馬。”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所謂法術，當時稱為“詛”或“蠱”。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病毒的帶疫馬匹。漢人將此馬引入關後，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時代漢匈戰爭之後期，由於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
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屍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 （上述資料參看何新《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第428頁。）這種生化戰的後果，《史記》、《漢書》未作詳述。但《通鑑》記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規伐羌之戰，“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對當時軍隊戰鬥力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後，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
“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後，部屬必多染疾疫。這位名將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後，突患暴病而夭折，現在看，則很可能也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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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后期，國中數起大疫。當時人認為，疫病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胡巫之詛（巫詛），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是發生於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但由於擴大化，株連甚多，引發了激烈的宮廷政爭，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衛太子劉據之死難。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認為這也是由於匈奴搞生物戰所間接引發的一次重大政治事變。 (此事當另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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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胡巫）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黃帝內經》熱病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一是患者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
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復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以及醫學上，均對中國歷史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變化。東漢末名醫張仲景總結治療疫病經驗寫成名著《傷寒論》，就是從中醫學上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爆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說，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

特別是東漢桓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變亂。這一預言不到二十年就應驗了。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於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暴發流行。
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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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綿延持續八十餘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復發作不已。
東漢末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悲沉地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經年以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意謂“我的家族人多，二百餘口人，自建安元年以來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
戰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由西漢全盛時期的5000萬銳減去四分之三）。毛澤東曾注意到漢末三國時期中國人口的銳減，雲“原子彈不如劉關張的大刀長矛厲害”。其實，導致這一時代中國人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戰爭，而是飢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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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當時人稱為“傷寒”的這種流行瘟疫究竟是什麼疫病，這一點過去史家無所論及。但從有關史料看，這種疫病發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徵是高熱致喘，氣絕而死。一些患者體有血斑瘀塊。 （故稱為“傷/瘍”。）
根據史料所記述的疫情特點：（1）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2）起病急猛，高熱，（3）患者體有出血瘀點，（4）具強傳染性；似可以推斷當時流行的這種“傷寒”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熱。
流行性出血熱（EHF）又稱病毒性出血熱，是一組由動物性蟲媒病毒（特別是鼠類）引起的傳染病。以高熱、出血、體有出血斑點和休克為主要臨床特徵，病死率相當高。 （40%—50%）[“出血熱由漢他（灘）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稱為漢灘病毒肺綜合徵，英文縮寫為HPS。”]
現代醫學認為出血熱的宿主動物和傳染源，主要是小型囓齒動物（包括家鼠、田鼠、倉鼠）。但臨床上已查出30種以上動物可自然攜帶本病毒，除囓齒動物外，一些家畜也攜帶EHFV，包括馬、家貓、家兔、狗、豬等，證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為病毒載體的宿主動物本身染疫後，卻很少發病，而只是通過接觸將瘟疫傳給人類。
我們可以設想，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屍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詛”、“蠱”）後，將動物或動物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其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复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公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復發作的“傷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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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疾的流行引起東漢末民間道教與王室貴族中佛教的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道和長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於戰國後期東齊海濱方術士的民間信仰。 （陳寅恪觀點。）西漢時期與黃老哲學及導引吐納養生方術相結合，僅流行於貴族中。漢武帝尊儒而貶黜黃老，黃老之術降入民間。在東漢後期，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於吉、張陵、左慈、張魯等以符水方術為人治病，傳布“太平清領書”（《太平經》），使其逐步發展為道教。與黃巾的“太平道”一樣，其在民間的流傳與當時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關係。
浮屠（佛教）於戰國未已入中土，但其立教並開始流行於上層精英中，則始於後漢明帝時期。東漢後期，精英貴族中（當時稱為耆舊俊彥）開始流行崇信佛教。當時認為，“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也是一種養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詔書：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潔齋即潔靜服素守齋，是一種養生保健之道。在東漢末桓靈時代的疾疫流行時期，漢桓帝亦於宮中設立黃老浮屠之祠。 “自永平以來，臣民已多有習浮屠術者，至桓帝，方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漸盛。”
我們應注意到，早期佛教的傳入，不僅包涵著經、教、學、法的傳入，也包涵著古印度醫學和醫術的傳入（湯用彤曾論之）。桓帝時在洛陽傳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學大師，也是一位醫術高超的名醫。所以信徒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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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割據的建安正始時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僅平民，當時的名士貴族，多夭折短壽。例如所謂建安七子、正始七賢（即竹林七賢），以及一時名士王弼、何晏諸輩，多數死於盛年（四十歲左右）。以善養生著名的阮籍，也僅活了五十餘歲。貴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當時人多數死於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吳質書》中曾悲嘆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戰亂兵災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時代成為一個色彩陰暗悲愴的時代。
難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詩作常以“七哀”為題，作悲苦之音，充滿蕭殺之氣。如阮瑀的“七哀”：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民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台。身盡氣力索，精魂糜所能。嘉餚設不禦，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王粲“七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長安，晤彼林下泉，喟然傷心肝。”
由此引致中國哲學及文化主題，由兩漢時代本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的討論，轉變到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偽的問題討論，導致清談和玄學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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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談”一詞，源之於曹丕詩：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
清談談玄之風始於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如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與疾病的救治有關。）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號放縱之論盈於朝野。”（晉書·言傳）
魏晉時期哲學中流行崇尚虛無與放達的存在主義，文學充滿中慨嘆人生苦短，生死無常的空曠、悲涼、清脫、玄虛的氣氛，構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點。此不僅與當時的社會動盪不安有關，也與人類在瘟疫面前的無能和無力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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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漢末的動亂，連年的戰爭及瘟疫殘害了無數人的生命，生存問題遂成為尖銳的問題，貴族、士人為躲避疾疫，延長生命，多親自入山採集藥石。如名士“（嵇）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晉書·康傳）又如著名貴族、書法家王羲之“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晉書·王羲之傳》）
山水之美，也是在名士們在採藥與浪游之中發現的。當時士人所練導引吐納，服藥採煉之法，名為求仙，實仍是求現世的祛病健身之術。
針對“傷寒”的流行，當時士人流行服用一種能致人發熱的“寒食散”。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石硫黃。 （余嘉錫對此有詳考。）用這些原料煉出來的藥物，服用之後，據說能散寒氣，補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寒食散發候篇》雲：“近世尚書何晏，耽好聲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翕然，傳以相授，歷歲之困，皆不終朝而愈。”
所謂“歷歲之困”，應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換句話說，五石散在當時之流行，是由於被認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自何晏用後，在士人中逐漸流行。 “寒食散之方雖起於漢代，而用之者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導也。”書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薦，服後說：“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全晉文）服藥後生幻覺，稱“散心”，生幻力，狂走發散，稱“散步”。這些語言創自當時之服散者，一直流傳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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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瑤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指出長服五石散者，因藥性的作用，會影響人的性格，使人變得暴躁、狂傲。服藥使人的容顏會有所改觀，服藥還使人的行為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魯迅有一篇名作曾論及藥酒及魏晉文化風氣之關係，他注意到當時貴族士人多服藥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晉風度。魯迅說：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了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
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服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除此之外，為避疫疾傳染，當時許多士人遠避人世，尋找乾淨土，於是又有回返尋找大自然的風尚，遂導致山水詩及山水文學的興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為餌，而且藥力必須藉酒力發散。因此當時士人亦多縱酒。 《世說新語》記：“王孝伯雲：'名士不必須奇才，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世說新語·任誕》)
飲酒後嗜睡，可以拒客絕交遊，成為當時名士的處身之道，即所謂“閉關”。例如“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鐘會數以時事問之，顧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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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世昌說，魏晉名士習尚服藥、飲酒、清談、放蕩、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樂、好享樂和自暴自棄的頹廢。近時文壇論及魏晉風度，猶有人推崇魏晉時士人之服藥、飲酒、山水遨遊，認為魏晉士人崇尚“自由”。卻殊不意識到這實際是根源於一種大不自由的背景——當時社會動盪，民生艱難，又時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奪人性命。因此，對於士人來說，魏晉時期乃是充滿憂患的痛苦悲哀的時代。所謂通脫，放達的存在主義，不過是精神上尋求解脫的一種自慰的表達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雖是漢代這場生物戰的最初發動者，但其本族後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史載自武帝徵和年代後，匈奴部亦屢遭大疫，導致人口銳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隨著北匈奴的西遷，在公元三世紀後，這種瘟疫爆發於中亞。 5世紀間流行到羅馬，10世紀前後傳布到幾乎整個歐洲。其間反復發作，對中古歐洲歷史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世紀晚期著名的文學作品《十日談》，就與當時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即出血熱或者鼠疫有關。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了。

附錄
英國著名學者H·G·韋爾斯的《世界史綱》講到“中國的漢朝與唐朝”時有這麼幾句話：“也許因為窮奢極欲損傷了元氣，漢朝衰落了，在公元2世紀末，一場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國的製度崩潰了，這是一場使羅馬帝國陷入一百年混亂的瘟疫，漢朝像一棵狂風中的朽木一樣傾倒了。”
此語似乎說明，東漢的滅亡更是天災。讀《三國》時過於注重人物與情節，忽視了小說是否有對瘟疫的描寫，於是查查資料，從一些側面了解那場災難。
中國類似醫院的組織最遲在漢朝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已經有了。那年黃河一帶發生旱災，瘟疫流行，皇帝劉衍(音看)選了適中的地方，較大的屋子，設置許多醫生和藥物，免費給老百姓治病。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公立的臨時時疫醫院。
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規被提升做中朗將的官，率領大隊人馬，在甘肅隴坻一帶作戰。適逢著軍隊裡疫病流行，死亡率高達30—40％。皇甫規便租賃大批民房，設置醫藥，把病員都集中起來一起治療。他還每天去看士兵們的病，得到全軍的熱愛。當時軍隊中的這種醫療組織叫做“庵廬”，也就好比現在的野戰醫院。
此文似乎說明，公元1世紀，瘟疫已經流行。
(中國瘟疫暴發）一是東西漢之間至東漢時期（公元1—3世紀）；另一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紀）。這兩段時期都是處在地理環境的突變時期。氣候變遷異常激烈，導至生物圈和人類智慧圈的失調及震盪。此間一些奇怪的病症、瘟疫就會預想不到地突然出現。東漢末年從公元204年至219年（建安九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中原地區流行瘟疫兇猛。東漢張仲景在“傷寒卒病論”中說“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 。特別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特多。魏文帝曹丕回憶說：“昔年疾疫，親故多受其災”。又說：“疫癘多起，士人雕落”。那時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聲，或合門而亡，或舉族而喪者” 。
張仲景與曹丕的話證實了瘟疫的存在。但是，這場瘟疫暴發的原因又是什麼呢？有資料如是說：
東漢末年，又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大瘟疫時代。關於瘟疫的起源，據說是源自兩漢征討外族的戰爭。 《漢書》中記載了一名匈奴俘虜的話：“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 今人認為，這一記錄反映了匈奴用病死的動物，向漢軍傳播傳染病的情況。

　　匈奴戰士
在當時西方世界的歷史記錄中，也對源自於匈奴的疾病有相當篇幅的描述。弗雷德里克·卡特賴特在他的大作《Disease&History》（中譯本為《疾病改變歷史》）中稱：“公元一世紀末時，一個殘忍好戰的民族出現了。他們來自蒙古地區，橫掃大草原直至歐洲東南。他們從中國以北地區出發，可能是被疾病或飢荒驅使，抑或兩者兼而有之，這些騎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匈奴人帶來了新的傳染病，造成了被歷史學家稱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
此文不僅說明瘟疫的事實，也猜測了瘟疫的來源。
三國赤壁之戰，軍中大疫，曹操自己放火燒船退卻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後漢三國時代的許多故事，但未必知道這數十年間，出現過連綿不斷的大瘟疫。其死亡人數之多，簡直無從統計。可惜不論《三國志》還是《三國演義》都沒有註意到這件歷史性大事，幸而《後漢書·五行志》還留下幾行極簡略的記載，使人知道除了戰爭外還有一個瘟神同時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