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30年

中國未來30年的動力機制希望已現
2011-07-04

胡總建黨90週年講話的題中之義

中國未來30年的動力機制希望已現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張庭賓


　　

2009年從謹慎樂觀到謹慎悲觀，現在再從謹慎悲觀轉為謹慎樂觀，這是筆者對中國未來判斷的兩次轉變。

最新的轉變是對胡錦濤總書記關於黨的90週年講話讀後有感。該講話冷靜清醒、立意深刻、高瞻遠矚，有可能開啟中國共產黨進入自信地與中國國家、民族、人民共同超越的新時期。

　　該講話抓住了兩個關鍵要害。一是對執政宗旨的進一步明確和回歸——“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為師”，這是對“為人民服務”的更清晰深刻的回歸，也是對“人民公僕”毫無異義的定位。二是“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前者若能夠得到堅決貫徹自上而下反腐敗，後者若能夠大膽推進自下而上地擴大民主，將村長直選擴大到鎮長、縣長，則中國大部分難題都將迎刃而解，未來30年的動力機制將被再造。

上一次的由謹慎樂觀轉向謹慎悲觀是在2009年。 2006年初，本人預警了美國未來兩年很可能會發生金融危機，並指出這將是中國的機遇，能否抓住關鍵看改革攻堅——“擴大內需已成中國當務之急。從宏觀管理層面看，急需政府轉變職能，削減開支，提高效率，將財政收入主要轉向教育、醫療、養老保險等社會公共開支上，從而降低民眾的未來憂患，提振居民消費信心”。

2008年金融危機如約而至，本人年初以“我們是否要擁抱一場全球金融危機”為題更明確警告；4月以後，不斷提醒貨幣緊縮將導致“中國的世界工廠休克”；三季度後不斷呼籲救市，10月27日，預言“A股大反轉只差釋放流動性信號彈”。救市舉措接踵而至。

“中國的改革攻堅才剛剛開始”，2008年12月1日，本人以此為題充滿期待地寫道“經過改革開放30年向世界學習的中國，需要從承擔人類文明使命著眼，從戰略立國層面上，全面、系統、多維度地梳理完善中國社會結構和法制體系建設，從而找到各歸其位、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最終和諧共贏的出路”。

該文進一步指出：“應對金融危機，應分為三個階段。'應急階段'是用財政貨幣政策救市。'樹立信心階段'有三個標誌：1.創業板推出；2.全面放開中小信貸，實施備案製；3.推出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制度,從根本上解決股市利益輸送問題。'全面系統改革攻堅階段'，可以醫療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建立公共資源全民共享機制，建立科學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金融危機恰可以成為中國改革攻堅的倒逼機制。”

然而，救市雖然是必要的，但事前後知後覺，事後下藥4萬億又過量過猛。更遺憾的是，巨資救市又是以地方平台融資，地方政府主導，投入了“鐵公基”這些效率低下的領域；房地產泡沫再度急劇膨脹；民間稅負更加沉重；社會保障再度被冷落，醫療改革難有進展。

國際金融危機加國內粗放救市，使中國30年來增長動力模式盛極而衰。過去30年中國的動力模式主要是兩個；一是外向型經濟。金融危機導致外需銳減，石油價格上漲導致國際運輸成本高企，美國等西方國家再工業化，外向型經濟必然從峰頂衰落；二是政府主導的粗放擴張投資，以4萬億救市達到極致，也只能走下坡路。外向型經濟和粗放式政府投資導向，必然以犧牲民間活力、國內需求為代價，致使“第三駕馬車”——內需也每況愈下。

更深層次的隱患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本能力不斷自我強化，而公權力未能得到充分制約，權錢交易難以得到有效遏制，既得利益不斷擴張，財富再分配不斷失衡，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越來越多的社會公眾難以從發展中分享成果，乃至過去積累的財富也被類似股市大起大伏所侵蝕，甚至未來勞動收入也被高房價貸款給“透支”，社會公眾承受力不斷逼近底線。

在外部關係中，中國為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和代價。以廉價缺乏勞保、社保的勞動力，以廉價資源能源，以高價進口原材料，​​製成價廉物美的商品輸出；換回的美元又購買了美國國債等，成為美國社保資金和企業資本來源，美國再印刷鈔票購買中國商品，收購中國企業,獲取中國市場利潤。隨著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其國家債務負擔進一步向中國轉嫁，中國國民的外部承受力也逼近底線。

內外的兩個底線衝突，使得社會矛盾日益突出，這就表現為“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外部環境的考驗”，而此三種考驗結合起來，就對黨和政府形成了“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的“執政考驗”。對此，黨內和社會上的不少有識之士憂心忡忡。

這就是當下中國的嚴峻挑戰，舊的動力在盛極而衰，新的動力尚未發動，內外部承受力逼近底線，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如何打破這個僵局，再造未來30年的動力，進而在解放後30年夯實工業經濟基礎，在改革開放30年融入世界經濟的基礎上，在更加自信、自強的基礎上，中國升級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和經濟文明。

中國再造未來30年的新動力，並不缺乏思路，比如：

——推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行政體制改革。中國行政成本之高、政府投資額度之大、效率之低，世界罕見。轉變政府職能，由“全能、管制、投資型政府”轉變為“有限、責任、服務型政府”，不僅能夠大幅降低宏觀管理成本，更能激活社會公眾的創造力，這才是本質意義上的“拜人民為師”。

——將土地和礦產資源等收入收歸國有，全民共享，用於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土地和礦產資源是一個國家全體公民的天賦財富，除具體開發者的合理勞動所得外，理應由全體國民共同分享。中國基本社會保障體系難以建立，表面原因是缺錢，實質是本屬於全民的土地和資源財富，往往被地方政府官僚體系和少數特權者享用，前者誘發了嚴重的“公務員泡沫”，後者催生了“暴富階層”，激化了社會矛盾，而權錢交易又在腐蝕幹部隊伍，造成了一些黨員“精神懈怠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

——對金融體系的中下層應當全面放開，實施備案製。中國有著全世界最高的儲蓄率約50%，也有著全世界最高的民間借貸利率，常年高達30%~50%，緊張時甚至超過100%。這是因為國有壟斷金融體系效率低下所致。筆者以為，國有金融機構應當控制中國金融體系的核心或者上層，對邊緣或者中下層應當全面放開，實施備案製，進行製度化監管。這將極大降低民間融資成本，大大增強民營企業生存活力。

——對教育、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應明確界定社會主義基本公共保障與市場經濟商業服務的界限。公共資源只能用於社會保障體系，市場經濟商業服務不得染指；充分放開市場經濟的商業服務，自主經營，實行製度監管……

再造中國未來30年的動力，更加成熟、自信的中國升級文明，並不缺思路，更重要的是執政者的執行動力機制。而胡錦濤的講話恰恰在這個制高點上振聾發聵，指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