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3日

偽民主是政治工具,市場經濟非美妙天堂

何新自述:三十年來追求國家強盛與民族復興

一、我曾多次逆多數而反潮流

我平生學術的第二部分,可稱為“經世致用”之學,涉及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國家發展戰略問題。 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論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199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新戰略論》(政治、經濟、國際等三卷),①以及在海外出版的《為中國聲辯——致中南海密札》,匯集了我這方面的重要論著。

我平生在學術和政治上,數次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有逆鱗犯顏之舉。

1988年夏季,我在《經濟學週報》上撰寫系列文論,批評“價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闖關論。我警言曰:“美​​、日不會樂見中國之強盛”,預言“戈爾巴喬夫必會失敗,蘇聯將因民族問題解體”。

是年10月我在國內《經濟學週報》及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系列政論《當代中國政經危機與成因》等,警言“激進物價改革以及休克療法”將引致國內發生動亂。 ”

此系列文發表後為各國政要所關注,亦警示到高層。其影響之深,則為不久後之事變所證實。我後來之所以得到參政、議政之機會,而能備位於諮議之列,蓋以此為始。

1990年,東歐及蘇聯先後解體,“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學人福山撰書稱“民主”化乃未來不可逆之歷​​史潮流——“歷史已經終結。”所謂“終結”的意思,就是從此歷史將是西方化、“自由化”以及仿美式“民主”之時代。

[何按: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云: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的對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則戰勝了共產主義原則成為人類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則。當代人類政治出現的諸多問題,不是自由民主原則本身造成的問題,而是沒有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原則帶來的問題。因此,自由民主原則已經成為人類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則,今後人類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原則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政治的原則不再有發展,因而在政治上人類的歷史已經終結。 ]

1990年夏,我在北京大學演講指出:“偽民主是美國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國是其既定目標”。我一個人當時持此論而對抗一個世界。

其後發生兩次伊戰、阿富汗戰爭、“9·11”事件,以及一系列國際金融危機。顯示普世價值不可期,歷史並無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資本主義仍需國家主義的政策介入。

美國在2007以來的金融危機中窘相畢露,終於露底而顯示其經濟強大之真正原因,絕非由於“開放、無限制的自由市場”,而是由於其主導著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發行權,以及累積了天文數字的大規模國家債務、財政赤字和對外債務。自由市場經濟並非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之美妙天堂。



二、在國內我最早批判新自由主義

我非職業經濟學家,充其量只是半個業餘經濟學家。但是在經濟學理論上,我亦有所建樹。

1990年11月,《人民日報》以顯要版面全文刊登我數万言《中國經濟問題與世界未來》,此文被譯成七十多種文字,傳播全球。

非統運動主席、不結盟國家論壇領袖尼雷爾讀此文後,大為動容,曾寫信給我,表示支持及感謝。卡斯特羅讀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後,邀我訪古。我在古巴建議他效仿中國模式推動古巴的經濟改革。

在人民日報的長文中,我提出發生當時國內經濟危機的原因是由於“生產過剩”,總供給大於總需求,此論當時曾“雷倒”一片主流經濟學人。因為他們多年信奉著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短缺”和“瓶頸”——“總需求大於總供給”。

自古巴回國後,中央有關領導約見我。我建言中國經濟方針宜變“內需主導”為“外向出口”為主導,限產壓庫,從而解決工業中生產過剩、庫存積壓嚴重的問題。此後中國經濟方針轉變,以各項政策大力鼓勵出口,於是外匯儲備漸得積累,中國製造的廉價商品擴及全世界,出現了1991年後出口帶動下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加之加入WTO後,海外資金技術之大量進入以及全球市場需求之帶動,乃呈現近20年來之中國經濟的空前繁榮。


今天“產能過剩”已成主流經濟學界認可的口頭禪。以至連美國也接受了這個前古典時代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概念。最近巴菲特去見奧巴馬,即憂心忡忡大談美國房地產“產能過剩”和大量空房閒置問題。人們似乎忘記了那位諾貝爾獎得主,被主流奉為祖師爺之一的薩繆爾森曾在他的《經濟學》中聲稱——“現代資本主義已經徹底解決了19世紀的'生產過剩'這個來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偽命題。”

“主流經濟學”這個詞在國內是我首提,現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牌坊至少有點臭了!


三、政治經濟學不可忽視陰謀論

有人說:經濟改革目標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通過與之相適應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讓個人和企業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間,去創造財富、發展經濟。這個理論的基礎是以美國作為一種樣板,因為據說美國的經濟體制,正是全球最發達最完善的市場經濟的主要樣版。事實真是這樣嗎?

2010年6月,美國國債突破13萬億美元,若再加計隱蔽性負債,據美國財政部承認,美國總的內外負債實際可能達到上百萬億美元。這筆巨款,是美國2010年GDP(16萬億美元左右)的5-6倍。其實,如果把這筆天文數字的巨款借給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國家如果能夠得到這等規模的資本流入,那麼不管它是市場經濟還是非市場經濟——這個國家都會在一夜之間暴富起來。但是,美國人欠債有國家霸權和美元的強權做後盾,可以耍出種種賴債、訛詐的伎倆。換成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這樣的負債與收入比例,早就宣告破產了。

美國的豪富、揮霍、奢靡以至高新科技、強大國防,都是靠借貸,以至用各種“龐氏”騙局——“新經濟概念”來集資斂財,連騙帶搶,圈來全世界的錢支撐著的,​​而不是靠什麼“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或“科學管理”“經營有方”。

如美國這樣龐大規模的負債經濟,每年要支付的千億美元以上天文數字的利息。美國財政現在入不敷出,難以承受這種高額債務和利息,所以不斷引發金融危機,藉以逃債、賴債和緩債。美國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本質上都是債務危機。所謂金融泡沫是什麼?無非就是債務。美國支付不起利息,於是派索羅斯、巴菲特、高盛等金融投機大鱷到處去設套圈錢,包括利用匯率魔術賴債。美國的高額債負是當今國際關係不安定的總根源!

這樣一種債務、圈錢模式的市場經濟,難道也還是中國經濟改革所要效法的先進樣板嗎?美國的這種債務式市場經濟,中國學得起嗎?

我認為“讓市場自由配置資源”的新自由主義,是西方共濟會經濟術士輸入中國的亂國之術!吸血之術!在學術上站不住腳,在政策上禍國殃民!今日中國的種種亂象,皆與上述經濟理念的錯誤以及泛市場改革導致的混亂失序有關!

有人說我是“陰謀論”的代表。但是,縱覽一部世界史,陰謀無所不在。不懂陰謀就不懂政治,不懂外交,實際是全然無知於世界歷史。不懂陰謀,甚至也不會懂商業和市場上的激烈競爭。

反對別人揭露陰謀,本身就是愚人腦封人口的一種陰謀。



四、美國購貨,中國買單

美國巧妙地對中美經貿關係設局,利用中國人,竟然使得一種不用花錢的進口貿易,由一種神話而變成了近年中美兩國貿易關係的奇妙現實。具體的操作流程如下:

——美國商人購買中國商品,購物的美元來自美聯儲;

——中國商人把貨物供給美國,美元進入中國被中國銀行收走;

——中國銀行將人民幣作為購物貨款支付給中國出口商人(這就是買單費);

——美國用銷售長期國債以及房屋貸款、黑石投資等名義,從中國銀行及相關機構(外儲局以及中投公司等)手中,把中國得到的美元以長期借貸等方式,巧妙地收回到美聯儲手中,並且可以肯定基本上無意再歸還;

——結果是: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美國其實等於沒有付錢,而一直是中國銀行在為美國人做實際性的買單。

所以儘管美元不斷貶值,但是美國沒有通脹;而人民幣儘管不斷升值,但是中國卻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最近驚聞某著名主流經濟學家說: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是由於國際資源類商品漲價而自外輸入的——那麼很奇怪,美國、歐洲及其他地方為什麼沒有與中國同步發生嚴重​​的通脹呢?難道他們有特別的秘方使本國經濟不受這種國際價格波動的影響嗎?

其實真正的答案很簡單:中國物價上漲而美國物價基本不漲,因為美國從中國“購買”的商品和勞務其實是接近白拿而不用付錢的。這發生在中國和美國這種奇特的市場交換關係之間。

本來這是極其簡單的常識:在生活現實中,如果你可以不斷向一個商人借錢買他的商品,而你欠他的錢基本不必歸還——那麼這些商品就等於是他白送你的。

這種荒謬的交換模式,其實就是中國近年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中國市場上錢(人民幣)愈來愈多而商品愈來愈少,價格怎能不漲呢?美國市場上,白來的商品愈來愈多,進口用白條支付——物價怎麼會上漲呢?

這後面難道真的沒有一系列金融預設陰謀嗎?



五、沒有壟斷就沒有現代企業製度

主流經濟學家還大力鼓吹讓國家企業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把競爭領域讓利於民營資本和外資。鼓吹大型國企是壟斷企業,應當儘早拆散。

一些年間,許多國企被解體、侵吞、私有化,致使千百萬人下崗失業。這種改制,是違背傳統的。

反壟斷我贊成。但是首先最應反的是國際外來大資本的壟斷,例如羅氏企業對製藥業的壟斷,孟山都企業對農業領域(如大豆、玉米以至農藥、種子)的壟斷。

看看發達國家的那些大企業,看看當今所謂世界500強,哪一個不是本行業中的大型壟斷企業?力拓、福特一​​類企業難​​道不是跨國的大型壟斷企業?為什麼這些美國經濟鸚鵡不主張拆散洛克菲勒、摩根這樣的全球性金融資本壟斷組織,卻全力鼓吹拆散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

沒有壟斷,就沒有超額利潤。其實,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由分散的小私有製自由市場,走向銀行金融資本控制下的大型壟斷組織的歷史。正是壟斷組織創造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

研究西方發達國家產業現代化的歷史,我注意到,壟斷組織早已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中哪有什麼小私有企業的生存空間?



六、解散壟斷企業會使中國工業倒退回工場手工業

近代資本主義產業,是隨著壟斷組織的發展而走向現代化的。大型壟斷企業的管理藝術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美國19世紀興起的“泰羅制”就是壟斷組織在企業管理方面的代表。版權及專利制度就是知識與科技的壟斷制度。可以說,現代企業經濟模式是伴隨著壟斷組織的發展而形成的。

大型壟斷組織一般是通過收購、併購等方式兼併重組而形成的。這個過程本身就含有優勝劣汰的意義。

國際共濟會大老闆如羅斯切爾德銀行,就是一個在全球收購、併購提供資金的超級壟斷金融集團。

從壟斷組織的運轉來看,只有大型壟斷組織有實力設立短期不盈利的科研部門,將科研與生產結合起來,把科研成果逐步轉化為生產力。

在中國,大型國有壟斷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和基礎,是六十年中國工業化的結晶和成果。現在一些共濟會經濟學家仍在宣傳,要把中國的國有壟斷企業徹底分化、瓦解、解體,然後讓羅斯切爾德金融集團進來“公平競爭”,完成併購和收購,完成共濟會金融大一統的全球化目標。其用心險不可測!

在摧毀中國的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後,只剩下那些分散的家庭作坊式的私有小企業,中國的產業對國際上那些跨國大壟斷企業還有什麼競爭力?中國經濟將倒退到三百年前的工場手工業水準,中國六十年的工業革命成果將在一瞬間全盤喪失!



七、通貨膨脹與人民幣持續升值

一個匯率升值問題,某些經濟學家鼓吹了幾年,大談特談人民幣的“幣值”被低估了,因此應該“升值”——作為經濟學人,他們卻居然不知道“匯率”是“匯率”,“幣值”是“幣值”,這完全是兩回事。

貨幣可以購物,但貨幣也可以買錢即交換其他貨幣。匯率是什麼?是幣價。以幣買幣,其值曰“匯率”。幣值是什麼?是物價,以幣購物,其價曰“幣值”。匯率可以人為操縱使之升值,幣值則取決於貨幣總量(需求)與商品總量(供給)的比例,是從屬於貨幣規律的,無法人為操縱其升降。因此,“匯率升值”不可與“貨幣升值”混為一談,從而誤導國家和廣大民眾!

如果你投資購買一種股票,這支股連續六年一直升值——那這支股就不是股票,而是存摺,一直給你送利息。同樣道理,如果你用美元購買人民幣,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路都在升值,那麼這也是在給你送美元。

利用匯率升值,做外匯期貨就可以直接套匯賺錢——這在國際貿易中是基本常識,而中國經濟學人竟很少人知道。

2010年我出版《反主流經濟學》(上、下冊),書中匯聚我歷年來與主流派關於經濟學政策之論戰文章。

在一些關係經濟方針之重大問題上,我以一種響亮的聲音揭露、阻遏,從而遲滯了美英共濟會金融集團解體中國國民經濟使之殖民地化、依附化的陰謀。



八、我信奉“新國家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在20世紀80~90年代,我給中央有關領導寫過不少信,提出過一系列策論和建議。我所向國家建言的是以中華民族和中國國家利益為本位的強國利民之道,就是所謂“新國家主義”。 ①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相信共產主義烏托邦在現實中有實現的可能。但我是務實主義者、新國家主義者、好國家主義者。

我高度認同毛澤東1940—1945年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應當看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發表的原版。20世紀50年代以後做了很多向左轉的修改)中所提出的那一整套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的治國理想。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雄才大略,高瞻遠矚,天下歸心。

毛澤東1945年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新國家主義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即在國家力量控制下的市場資本主義。

20世紀40年代和建國初期的毛澤東思想不同於1957以後特別是1966以後的毛澤東思想。那時的毛思想強調的核心內容正是新國家主義、新民主主義和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社會主義(從而不同於斯大林主義)。

在這些發展方向的問題上,我與目前佔據主流的新自由主義、資本——市場主義一直具有根本性的分歧。



九、“國進私退”、智能性計劃的新經濟是未來強國之路

近些年來,高盛、大摩等國際金融大鱷在中國金融領域暢行無忌,為所欲為,蠶食吞噬! 2010年11月12日的黑色星期五,20家金融大鱷一個操作日捲走5千億的市值。當今中國銀行及金融幾乎無秘密可言,中國金融市場被一些內外金融大鱷攪得昏天黑地!

在金融領域,我呼籲國家應當及早建立國家金融系統安全委員會,應當高度加強對國際共濟會金融組織對中國金融領域的滲透和操控,包括政策誘導和操控。我呼籲強化對於進入中國攫金的國際金融大鱷的警惕和監管,堅決控制和斬斷已經伸進中國金融體系的國際金融撒旦之手!

在經濟上,我主張建立受控制、有計劃的新型智能型市場經濟,而不是放任資本大鱷橫行霸道的自由市場經濟。我主張重點產業必須“國進私退”——以國家重大目標為主導,優先發展國防、高新科技及基礎資源產業。我主張重建國家計劃委員會,運用大規模計算機的智能設計,統籌全國資金、財政及資源、市場和生產力,制訂科學有序的全局性遠期性國家計劃。

我反對一切放任市場,反對全面開放金融市場,反對銀行脫離國家監督的獨立化、商業化和金融私有化。反對把一切產業和事業推向市場,特別反對把教育、醫療和科學技術全部交付自由市場。反對唯利是圖——一切以贏利、牟利、拜金及利潤為主導,反對大規模私有化政策,反對讓外來金融資本主導中國的國民經濟,使中國淪為依附於跨國金融資本的新殖民地經濟。

當前房地產市場顯現的亂像以及糧食、食品價格有被外資主導的危險,是泛市場體制瀕臨全面失敗的一種警號。

我認為20世紀90年代的分稅制、財政改革和金融改革經實踐證明存在一些嚴重弊端,應當革其弊端。在財政上我主張中央高度集權,全國一盤棋,削肥補瘦,統籌安排。反對聽任地方坐大,各地分灶吃飯,以至苦樂不均——有些地區民窮財匱,百姓衣不蔽體;而有些城市裡僅種花種草年耗資數十億。我認為國家主導的宏觀財政及金融計劃是不可或缺的!

在社會財富上,我主張抑制和限制私人富豪經濟、遏制私家富豪對社會公共資源的霸占和壟斷。我反對橫行無忌、富可敵國的世襲權門經濟和豪門經濟。我主張內資、外資一視同仁,廢止目前對外資、外企的特殊優惠政策。

在社會分配上,我強烈主張由國家實施第二次分配,以國家權力之手實施社會資源控制和公共產品的有計劃配置。由國家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保障公民普遍就業,實施全民免費教育和普遍社會醫療及養老保險。我主張國家以財政力量保護和照顧窮人、老弱病殘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十、建立新型農業合作組織復興農村

中國現在的農業有兩大問題,一是高度依賴能源及化肥、農藥,成為“石油”農業。二是農業已經倒退為分散原始的小自耕農經濟。 90年代後的新農民子女多數不會種田,農業高度依靠化肥、農藥、電力抽灌,糧食供應的缺口則依靠國際市場特別是美國推銷的轉基因食品。

中國人正在遭受來自美國的轉基因農作物和食品的隱性毒害。說一句危言聳聽的話:未來華夏民族有絕代、滅種和亡種族的危險!

如果哪一天,世界形勢萬一突然有變,海外對華石油供應出現問題,或者中國外彙來源匱乏了,那麼中國現在的農業,還能養活十多億中國人麼? !

當今農者棄業,糧有遠憂!若今後幾年再因沿海出口經濟衰退而捲起一個返鄉農民的大失業潮,天下豈能得安寧乎? !

最近有媒體報導: 廣東佛山菜農所生產品質很好的大白菜,在當前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的局面下,竟連人民幣6分錢一斤都賣不出去。不知有多少噸大白菜爛在地裡,菜農們苦不堪言。一端是京滬等大城市菜價飛漲,市民抱怨,商品短缺;另一端是生產過剩(不是所謂”產能過剩“),有貨賣不出去。這不是什麼結構問題,而是無計劃體制下的市場失敗問題。

連日來,此事件成了中國大陸的新聞熱點之一。雖然後來有地方官稱問題已基本解決,事實上產銷制度不改變,問題將年年有,不可能根本解決。而且近年來類似的問題屢見不鮮,絕不僅只是大白菜而已。

問題的根本原因在哪裡?就是由於當前中國實施的是放任不管的原始市場經濟,是那種最惡劣的無政府市場經濟。

歐美髮達國家的農業不僅有國家補貼農業的政策,而且有農業合作組織協調農產品產銷,有生產、運輸、銷售市場一體化的完善社會農業服務組織。日本、以色列也有,甚至台灣地區都有。美國有農場主的合作保護聯盟。只有中國對農業和農民完全放任自流,而讓農民和農業靠天吃飯,聽天由命。

重建農業的經濟合作組織,把農村和農民通過市場體系重新組織起來,這是未來農村振興的唯一道路。



十一、“內需主導”是誤國之論

近期以來,“內需主導論”甚囂塵上。倡言此論者,首先無知於近代資本主義之發展歷史及規律。

綜括某些海歸學者鼓吹之所謂“內需主導”方針的基本思路,概言之無非就是:

1.主張限制出口,消耗所有外匯儲備大規模進口——從而幫助發達國家開拓中國的內需市場。

2.主張對內無限製印刷人民幣,不在乎加劇國內通貨膨脹,鼓吹以房地產經濟為產業龍頭,擴振內需,不惜消耗一切國內資源。

眾所周知,中國之國情是人口過剩,國內資源近乎窮竭,農民貧困少貨幣——何來廣闊之內需市場?

一旦現有之外匯耗光,加之出口產業能力萎縮,那時中國就不再有能力購買外部能源及資源。要進口,就不能不大規模舉債。中國將不得不轉變成對外負債的純粹進口國。

因為若不大量進口能源、資源及糧食、消費品,因內部民生壓力巨大,國家勢必陷入窮困內亂之境。而這正是美國共濟會經濟術士對中國輸出內需主導論的目的。

房地產經濟也是內需主導論的產物,是一個惡果。浪費了國家可以用來改善國計民生髮展國防軍工基礎設施的大量資源。如果必須用內需拉動經濟,本也應當以國防軍工為主導。

內需主導方針,乃是最有助於從內部瓦解中國達到幫助美國不戰而勝的方針。

某海歸學人有一句洩露天機的名言:“只有一個負債累累的政府才會是聽話的政府,民主的政府。”“內需主導論”及“通貨膨脹無害論,”目的是要讓中國政府成為一個負債累累的政府。

這種“內需主導論”,不僅是畫餅充飢的虛妄之論,而且是窮國​​之論、亂國之論,亡國之論!



十二、中國須制訂全球地緣戰略體系

自15世紀所謂“地理大發現”以來,一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世界市場的開拓史。沒有一個發達工業國,不是由困鎖自足的內需經濟、一國經濟,而跨步走向外向型的全球化經濟。

為什麼必然如此?是因為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在規律使然。

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始終無法擺脫週期性經濟危機。而危機發生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產業能力之擴張程度,永遠大於國內資源及市場之擴張程度。因而,產業在發展中必會周期性地遭遇國內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勞動力過剩——遂引發一次次週期性發作之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經濟之危機,決定了有能力之工業強國必須向外看——必須全力拓展世界市場開拓新的資源來源。因此一國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就唯有成為外向化的全球競爭型經濟,方能持久而可持續地生存發展。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制下,始終存在著一種兩極化的體制:一極是金融資本及產業發達之主導型國家,另一極是依附於發達工業國之市場、資源供給型國家。後者依附經濟強國作為其周邊市場。

這類國家就是從屬於發達國家和次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之“第三世界”。它們在取得政治獨立前,原本是發達工業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政治獨立後,則仍因為無法擺脫經濟生存之依附性,而成為非傳統類型的新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當今之拉美、菲律賓、非洲,以及依附歐盟之東歐諸國)。

中國今天之地位正介於次發達國與第三世界之間。

美國近年一直在悄悄營造一個困鎖中國的戰略包圍圈,目前已經接近成功——從地緣政治及軍事上,對中國實施滿月形包圍戰略。這一軍事戰略與經濟上的內需主導論,內外表裡互相配合,意圖無非都是要困鎖中國,遏制中國,最終分解中國!

我早在90年代初已經認識到——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謀求向外發展。而美國人、西方人所最恐懼的也正是這一點。我認為中國內部的所有問題和壓力,只有全力推進向外發展的路線,才有希望解決。

為此中國必須形成有全球視野的新戰略。在外交上不能對美國產生依附性。



十三、人類未來面臨著重大的全球性危機

一個大國的外交不應無遠見、無目標、無方向,更不應無智慧,無勇氣,無感情,無信用,無義氣,無擔當。唯勢力為上,唯美是從。外交不該只是一種國際關係的維持會。

一味事大,媚強,貪財,日常生活中這樣的人不可交朋友;國際關係中,這樣的國家,誰會理睬你?結果是,在國際上寡恩無友,丟棄了許多老朋友和第三世界。

我的觀察和預感是:21世紀的前三十年將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人類當前面臨著極其巨大的全球性危機。而且這種危機愈來愈緊迫。每個國家都無法長期自我隔絕,置身事外。

新中國建立時,1950年,地球上只有20多億人。中國改革開放之初,1980年,世界上30多億人。 2000年世界已近60億人,今年將接近70億人。目前全球每年增長1億多人,到2050年前後,地球人口預計將突破90—100億人。

空氣、水、能源、土地——這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四大基本要素,目前都已經接近人類消費的極限。西方未來學的研究表明,地球資源最大承載極限是100億人左右,地球上無法承載超過100億而且繼續不斷遞增的人口。

但是,中國精英階層對人類前途與日益逼近的生存危機茫昧無知,不思應對。他們天真地以為,歷史始終是線性發展的——明天、後天仍會是今天狀態與結構的延續。他們不懂什麼是“突變”或“災變”。但西方的精英則早已預察到人類終極危機的迫近,並且早已在籌謀並且操作著應對和自救之策。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把人類分為文明的創進者、保持者和破壞者三種。他認為,只有雅利安人種是文明的代表者。雅利安的使命是消滅“劣等文化”、“劣等種族”。

冷戰後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要義是鼓吹由西方列強對人類文明進行重塑。而文明衝突的實質也是種族衝突。

從這個意義上,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失敗的民族和國家,將面臨亡國、亡文化、亡種族的危險!會成為被優勢種族無情屠滅的“垃圾人種!”



十四、新世界性戰爭的陰影若隱若現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題,是第一代工業國為劃分世界勢力範圍而戰。第二次大戰仍繼續一戰的主題,但在歐洲戰場上還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新主題——淨化種族,於是導致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種族大清洗——消滅猶太人。

二戰後,發生了冷戰。中國自由派精英至今不懂“冷戰”的真實歷史涵義,以為那隻是美蘇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之戰。實質上,這只是表象。冷戰的實質是不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革命的歷史意義也在於此)。冷戰的失敗者不僅是蘇聯,也是所有的不發達國家。

如果核防禦和對抗體系的平衡被打破,那麼未來30年間必定會爆發新的全球性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近年美國導彈防禦技術的最新發展,打破了冷戰時代的互相毀滅平衡結構,使得單方面的核打擊正在成為可能。因此,未來發生全球核戰的危險日益上升。

2005年倫敦共濟會所討論的“盎格魯?撒克遜計劃”①已經設計了一套對地球上有色人種進行清洗的戰爭方案。這個文件,是1995年彼德伯格俱樂部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會議”精神的擴展。 ①國際共濟會的終極目標是構建共濟會國家統治下的“千年帝國”——建立所謂“世界新秩序”。其前提是要減少地球上的垃圾人類,對之進行清除和隔離。有色人種將是西方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而進行種族清洗的主要對象。

目前中國的存在是共濟會國家進行人種清洗的最大障礙。因為中國是有色人種中具有健全工業體系、文化體系、國防體系和核武體系的超級大國。而且也是唯一有能力以國家體係與雅利安人從經濟、政治、文化上進行全面抗衡的有色人種大國。

因此,美國對華戰略的近期目標是遏制中國,把中國龍困鎖在國內。遠期目標是期待中國內亂,為了“自由”和“民主”,自我爆破而分裂。如果中國將來發生大型內亂,美國將通過聯合國操縱其西方盟國組織“新八國聯軍”進行政治和軍事干預。美國在謀求分裂中國的同時,近年也在挑動中印之戰,南海之戰,以至中俄之戰——讓對手打垮對手。

為中華民族的久遠生存,中國必須有勇氣正視和麵對日益緊迫的內外危機。擺脫事美外交的思路,走獨立自主的全球路線。加快建立有威懾力的核防禦和對抗體系——這是遏制新的世界戰爭爆發的決定性條件。在國際上,中國應當交些窮朋友。應當審時度勢,制訂有遠見的新亞非拉戰略。當前非洲是一個空白。經營非洲,在非洲租地屯田,移民開拓,收購資源,發展農業,是可取的選擇。



十五、要有大天下的全球戰略觀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從歷史看,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多次臨海刻石,矚目於海外。漢武帝以下,隋、唐、宋、元、明,中國一直是一個雄踞海陸,有勇氣挑戰世界和開拓世界次大陸的偉大外向型民族。所謂中國自古是一個內陸封閉的黃土文明,這是對中國歷史的無知妄論。 80年代初始倡此論與我有關①——而那時我對中國歷史所知甚淺!

這個觀點後來被《河殤》編者所抄襲。但是80年代末我改變了這種觀點。我了解到歷史上一個大中國地緣文化圈的存在。一個巨大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實際也是一個巨大的國際貿易市場交換體系。歷史上的中國,早就是一個全球性的中國。

在中國南部的廣州、泉州,存在著通達阿拉伯及西土的海上“絲綢之路”。在中國西部、北部和東北部的沙漠草原存在著華夏與外部交往和拓展的廣泛空間區域。

長城不僅是一道對外防禦的優良屏障,也是向外開疆拓土的軍事要塞。這一點在漢代、唐代尤為明顯!在五千年的歷史上,華夏民族在內涵與外延上都是不斷地擴展的。

我1997年出版《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一書,提出了“中華民族走向復興”這個術語。更早一點,早在70年代中期,我就曾想寫一本書,名叫《東方的複興》。所謂東方是一個大東方,就是超越中華,涵括越南、印度支那、中南半島及東南亞,也涵括韓國、日本及西伯利亞,以及涵括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歷史上的大西域在內的一個泛東方大經濟文化圈。

歷史中國的全盛時期——漢、唐、元、明,以至清初,中國就是影響力曾涵蓋上述大東方範圍的一個大天下,而絕非一個坐守自保閉鎖於中原的小天下。

古代全盛時期的中國,是一個世界化的中國,是一個涵括覆蓋於歐亞大陸的大中華文化圈。可惜今人已很少了解我們祖先經略之偉大。百年以來胡適一類學者散佈的歷史文化觀遮障了民族學術的眼目和心靈。

中華民族的概念,從來不是一個種族的概念,而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從人種學觀點看,華夏族的種族來源是不純一的。早自殷商以來,華夏人類就是黃種、黑種、褐種與白種人類DNA的混血種族。 ①多種族人類走到一起,凝聚於一種共同的文化價值之內,這就是華夏文明。大中國的地理,正是多種族兼融和諧、一個大天下的地理。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極度萎靡的時代、小中國的時代,一是兩宋,一是晚清。這兩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時代。

中國人在未來應當繼承漢、唐、元、明、清初全盛時代我們偉大先祖的大天下觀!未來的中國必須尋求開拓自己新的國際生存空間,制訂中國自己的一套全球化方針。

中國要想生存而復興,就必須通過外交、經濟、政治以至軍事的全方位手段,謀求向外拓展,在全球範圍甚至包括宇宙空間範圍——尋求新的資源供給地,開拓而逐步建構全球化的大市場空間網絡。

對中華民族來說,未來將是非常艱難的!因為我們已經失去了一些重大的機會!而生存的危機,已迫在眉睫。美國、西方絕不會讓中國繼續像現在這樣發展下去!



十六、左右之爭已失去意義

我認為,若干年來政治上圍繞改制問題的左右意識形態紛爭,對於未來已失去意義!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改革方向不可能逆轉!但中國將來100年間也絕無可能轉變為美式的政治體制。

我既不認同為文革唱讚歌的極左派,也不認同鼓吹美式自由民主的極右派。

我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但是對於怎麼改革,則與目前的主流自由派歧見極大。我認為改革沒有錯。但是近年來全面私有化、一切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和路徑大錯特錯。

我並不否認市場經濟的作用。市場是個好東西,應該充分利用。市場所到,經濟必旺。但我主張以國民經濟的整體目標為本位,有計劃地配置資源,以市場為工具,以國民經濟的總體計劃為指導。

這種經濟體制其實就是共產黨、毛澤東上世紀40年代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把資本主義置於國家力量、國家目標和國家計劃的控制之下。這個設計的發明權是屬於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可惜1953年後毛澤東的想法改變了。他要求加快中國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過渡,於是中國進入了一個“左傾”路線支配的時代。而最近二十年來,共濟會金融體輸入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泛市場拜物教,誤導了市場改革的方向。

在政治問題上,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民主與適度集權兩手都需要。

關於政治改革,自由主義者談起民主,總是照搬美國模式的多黨議會民主,什麼一人一票之類。那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偽民主。

在政治問題上,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民主與適度集權兩手都需要。

中國需不需要民主?需要。中國需要適合國情的新型人民民主政治。中國也需要切合現實與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但是改什麼,怎麼改?首先要看清楚問題出在哪裡。

關於政治改革,自由主義者談起民主,總是照搬美國模式的多黨議會民主,什麼一人一票之類。那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偽民主。

中國許多農村基層至今仍是宗族性社會。所謂直選鄉長、縣長,只能選出族長或黑色村霸。黑金勢力,權錢交易以至賄選、逼選將乘機大行其道。

所謂民主,一是權力要有分工和製衡。二是要有自下而上的監督,使民眾能約束和限制行政權力不要被掌權的人無限制地濫用。

中國現在的製度,在高層所實行的是集體領導、定期任職制度和分工、分權制,已經充分體現出民主的原則。但許多濫權問題,出在地方和基層。

中央權力過於分散,地方權力卻過度集中。在地方特別是縣、鄉兩級,立法(制定地方法規政令)、行政、司法執法以致下屬官員任免;都高度地集中於基層單位的黨政一把手手中。既沒有集體領導制度予以製約,也沒有原來共產黨的民主集中製,統統由書記一個人說了算,結果出了無數小皇帝、土皇帝。貪污、腐敗、濫權、瀆職無所不為。

縣鄉兩級一些芝麻大的小官,其對黎民百姓卻具有任意生殺予奪的權力,把一些善良的小民百姓活活欺侮死。例如強制拆遷,草菅人命,是當今直接激發民怨,以致導致民變和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我認為政治改革首先要針對時弊革除弊政!



十七、削藩與治吏

當今中國“吏政”不良,有目共睹。 “吏政”壞於製度。一種好的“吏制”應當是擇優選拔,讓能力、操行、品德、民望較好的官員得到提拔。

論官品只是一些九品芝麻官,縣處級,在北京屬於公車族。但在一個縣里,卻掌控著幾百萬人的生殺予奪之權。中國一個縣,放在歐洲就是個不小的國家。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公、檢、法、軍、警、城管齊備,都只聽一個小國王的,一把手宛如一個小國的封君。

中央高層對這些縣鄉地方官吏缺乏直接製衡和監控的機制,中央權力管不到他們。那些壞官吏除了直屬的頂頭上司,基本上誰也不怕,根本不在乎什麼中央。對中央的法規政策,這些小“官吏”不僅經常陽奉陰違,甚至敢於公然抗命​​。

於是地方坐大,出了一些稱霸一方為所欲為的“土皇帝”。以致有些地方之中下層“官吏公”然為所欲為,橫行無忌——今天想閱兵就閱兵,明天遊街就遊街,後天想進京抓人就進京抓人。

這種大事,“縣太爺”不請示不匯報,在縣委裡都不議一議!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問題在於上面的縱容。由於對下面這些地方官吏無所製約,導致官民矛盾激化,民情激憤。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這種情況,和中國歷史情況正好相反。唐宋以後,雖然是皇權至上,皇帝專制,上層高度不民主。但越到下面,社會基層,對官員的監查、管束和限制反而越嚴格。絕不允許小官吏們直接作威作福,魚肉百姓。因為唐宋以後的統治者總結了歷史經驗,懂得如果放任地方“官吏”胡來,最容易激起民怨直接引發社會動盪,危及皇權統治。

同時要從改革基層幹部製度和權力配置入手,建立各級的集體領導制,分權制,監察制,彈劾制,削弱小官、地方高官一個人說了算的權力。強化對各級幹部特別是地(市)、縣(市)、鄉級幹部的民主監督,這才是符合中國國情而為老百姓歡迎的政治體制。



任人唯親與裙帶之風大行,助成官場任用私人,賄選跑官的風氣。幹部不考慮對百姓負責,不考慮對後代歷史負責,只考慮眼前利益和如何巴結一把手。組織路線放任個人獨斷和擇劣機制,遂導致腐敗風行,癥結在於“吏制”之不良。

我認為國家必須從嚴治“吏”,對基層“胥吏”實行察舉巡視,從嚴約束地方官員。特別不可放縱地、縣、鄉三級胥吏任其橫行於下層,任其魚肉百姓。從中國歷史看,基層官吏與百姓的激烈衝突,往往是引發社會動亂的直接導火索。

中央政治要保證下情通暢,民意上達,要讓百姓舒心通氣地過好日子,不要被那些基層惡吏肆意欺侮、蹂躪。國家應當制定嚴格製度,廢除公務員的終身製。



十八、法治不等於法制

“法治”的概念不同於“法制”。所謂“法治”並不是什麼現代概念——法治無非是據法而治,酷法而製,這是古代法家的主張。

而所謂“法制”,乃是一個現代概念。其根本意義是憲法體現主權,憲法高於一切,憲法制約國家的全部法規制度,違憲就是叛國。憲法約束行政法規。在憲法制度面前一切人平等。這才是近代和現代的法制理念。

我認為有效的公民民主必須通過法製而得到保障。各級法院有責任依法受理一切違悖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案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檢查及司法系統應當相對獨立於地方而垂直直屬於中央,讓公、檢及司法系統成為中央政府依法監控地方的重要法律工具。

法院不應當自我設定諸多禁區,不應該這不受理,那不受理;使得升斗小民受欺侮後無門投告,有法不可據。這必然醞釀社會不安定。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糾正侵權、保護弱者。

民若舉,法必究。各級法院有責任受理審理涉及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法的一切社會案件——不管是民訴還是公訴,告官員還是告老闆,只要有違法事情就應當允許百姓進法院去告。而且可以逐級上訴,直訴到最高法院。

例如老闆欠薪問題,不是一個行政問題或經濟問題,而是法律問題。本不應當由總理管,而應當由法院管!

擴大法院的職權,就可以減少信訪的問題,從而讓有裁決權的法院,取代無任何實權的信訪部門。法院權責加​​大,信訪自然減少。

我反對中國學西方的偽“民主”政治模式,但我主張中國政治必須要有民主——人民有對社會事務評論和批評的權利(言論有自由),民眾對國家事務有參與權,對管理者有選擇權,特別是彈劾之權。



十九、多難興邦向前走

百年以來,中國一直處在變革之中。 1944年的中共“七大”綱領中提出了這樣的建國理想——“建設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

毛澤東領導的人民革命,使中國實現了獨立與統一。 30多年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走向富強。

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強盛的中國,也是一個問題叢生的中國。國家與世界當前都處在大變動的前夜,變局迭出,危機四伏,希望與問題並存。

但是,毛澤東在上世紀70年代說過:“我們這個國家是有希望的。”希望,就是國家強盛的希望,民族復興的希望。

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我四十餘年來的全部思考和著述活動,所追求的其實就是一個目標——追求中國的強盛,憧憬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我現在講的許多話說在當前,仍然是逆多數而反潮流。但是,中國未來沒有第三條路——要么就是走向民族及文化復興而成為世界核心強國;要么就是因內部壓力積聚,終於被內亂爆炸而分裂解體。展望未來,各種內外壓力正在不斷積累加大,“山雨欲來風滿樓!”——歷史留給中華民族的時間和機會可能並不太多了!

1、《新戰略論》三卷:“經濟編”、“政治文化編”、“國際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新國家主義不是我的發明。毛澤東1945年在中共七大作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論述過“新三民主義”——新民族主義,新民主主義、新民生主義。所謂新民族主義,就是新國家主義的另一種稱謂。 “New Nationalism”。

3、關於該計劃,可參看美國“國家安全備忘錄第200號”,收入何新著《統治世界》,中國圖書出版社,2011年出版。

4、關於該計劃,可參看美國“國家安全備忘錄第200號”,收入何新著《統治世界》,中國圖書出版社,2011年出版。

5、80年代初葉我講中國文化是所謂四合院文化、封閉的長城文化云云。 (見《中國文化史新論》1986,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6、 楊希枚《殷商人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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