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光 《金融戰爭》

《金融戰爭》
第三章美元霸權對抗主權信貸


廖子光

本章系《即將到來的貿易戰》第二部分“美元霸權對抗主權信貸”的前5節內容，原載《亞洲時報》2005年6月24日。


經濟不是一個抽象概念。經濟是政治制度的物質體現，而政治制度又是代表性別、年齡、宗教、財產、階級、部門、地區或國家等的集團利益的互動結果。 個人利益不是政治學問題。因此，個人主義政治學是一個矛盾的修飾語，由此延伸開來，哈耶克關於個體決定形成市場的觀點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無稽之談。市場是大 規模民眾和群體本能現象，特立獨行的個人主義對之起不了多大作用。政治的定義基礎是權力，權力有多種形式：道德的、知識的、金融的、選舉的和軍事的。在生 產能力過剩的環境中，公司主管總是痛惜定價權的喪失。全球經濟是全球地緣政治制度的物質體現，全球宏觀經濟學是對全球地緣政治制度的理論解釋。

新古典經濟學的術語反映，並反過來指導著其提出的經濟制度的歪曲邏輯。貨幣、資本、勞動力、債務、利息、利潤、就業、市場等用語都被概念化，用以 描述貪婪的強權政治創造的人造物質制度的各組成部分。正是資本家對工人的貪欲，迫使他們把工作機會讓給了國外的低收入工作者。被假定總是根據自我利益行為 的經濟人概念是一個明顯錯誤的抽象概念，它建立於如下有缺陷的立論之上：市場參與者總是根據完全和對等的信息行為，並明確地理解其自身行為的意義。隨著這 些用語在時間推移中的廣泛使用，人造制度被粉飾為自然法則的邏輯產物，而不再是貪婪的強權政治的概念化組成部分。


一、關於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的神話

世界貿易已迫使所有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然而，市場不是經濟，它只是經濟的一個方面。

當前，市場經濟全球化正自我誘導，走向即將來臨的市場經濟崩潰。在這個時代，重讀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1886~1964年）是極具啟示意義的。正如波蘭尼所指出的，市場經濟可以被視為人類文明的反常情況。其代表作《我們時代的起源：大轉 型》（1945年）的主題就是，20世紀30年代，世界市場經濟事實上已崩潰。然而，市場經濟這種人們熟悉的製度源起於最近，只是到19世紀才在資本主義 工業化的推動下得到充分的發展。

當前的市場全球化發生於蘇聯集團解體之後，也就是說它始於冷戰的結束，與之同時出現的還有電子信息時代和解除管制的金融資本主義。嚴重的經濟持續 衰退可能導致市場經濟的終結，智慧的人類最終將認識到，市場經濟內在的商業周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調節，因此也不可能防止其在本性上不對人類福利造成破壞， 人們將被迫為人類發展尋求新的經濟安排。收益遞減原則將使人們最終抵制市場經濟，因為不論經過怎樣複雜的管制，市場都將越來越不合時代要求。

在資本主義工業化到來之前，市場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種次要角色。即便在可以見到市場運作的地區，市場也只是處於主要經濟組織和社會活動的 外圍。在很多前工業化經濟體中，市場交易一個月只有兩次。波蘭尼認為，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內，市場需求決定了社會行為，而在那些前工業化的原始經濟體中，社 會需求決定了市場行為。波蘭尼還再次為經濟學引入了人類互動的互惠和重新分配概念，它們都是貿易的最初目標。

互惠意味著人們生產和提供他們最擅長的產品和服務，在最大程度的生產和服務中享受著快樂，並與其他人共享這種快樂。他們與擅長於並享受著生產和提 供其他產品和服務的其他人是互惠的。每個人都生產自己最擅長的產品並相互分享這些產品，而不是賣給出價最高者，或更為糟糕地生產他們鄙視的產品以滿足市場 的需求，這是一種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協定。血汗工廠的主張完全是貶低人類尊嚴和無視人類福祉。由於互惠的存在，就無須層層管理，因為工人們幸福地為了生計奔 波，而無須強制性的監管。勞動不是被迫的，工人們也不是為了與其內心嚮往的職業完全無關的，其所憎惡的工作出賣時間。物價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據不同環境中 不同買家的購買力或賣者反過來對不同買家的需求而變化。單一價格規則既是非人性和非自然的，也是不靈活和不公平的。所有工人都從其選擇的不同謀生手段中找 到了各自的成就，而沒有受到金錢需求的扭曲。生產和分配的動機並非個人利益，而是個人成就，免受公眾輕視和社會排斥，以及免於社會地位和道德聲譽的喪失。

雖然上述動機如今在金錢支配下有所扭曲，但它對於金融資本主義下運作的社會仍然至關重要。不過，在一個金錢社會，大家都只關注如何積聚最多的金融 財富，從而獲得最高的社會地位。 《福布斯》雜誌每年對世界富豪100強的排名清楚說明了這種反常狀態。媒體經常就金融之外的話題追逐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等富豪的看法，似乎擁有金錢 本身就代表著具有智慧。 20世紀60年代，財富對美國嬉皮士來說是一種困擾。只是到80年代，貪婪的年代才形成，重商主義普遍受到歡迎。

在2005年6月3日於華盛頓召開的“奪回美國”會議“奪回美國”（Take Back America）會議系美國公民社會組織“美國未來運動”（Campaign for Americas Future）的主要活動之一，自2005年以來，已召開2次。 “美國未來運動”組織是美國100多位著名的公民活動人士和政策分析人士共同發起和建立的。其目的是挑戰大公司的議程，鼓勵美國人討論新的經濟構想和為全 體美國人服務的未來。該組織認為，應將工資不斷降低和保障日益減少置於全美國辯論的中心，（新）保守主義議程只是使情況更糟，那些認為當前無所作為的人是 錯誤的；全美國人民應為美國的優先目標而戰：反對社會保障的私有化，為能源獨立、好的就業崗位和可持續的經濟爭取投資，爭取支付得起的醫療、教育等服務。 ——編譯者根據該組織網站（http://www ourfuture org/）材料整理上，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的演講談到了《經濟學家》編輯（也就是所有的企業友人和資本主義及自由市場的擁護者）的結論，即“美國具有鈣化為歐洲式階級社會的風險”。 2005年5月13日《華爾街日報》頭版的社論總結說，“由於20世紀7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窮人家的孩子長大後變富，或者富人家的孩子淪落為中 產階級的可能性不大。……儘管人們普遍相信美國社會在流動性上仍然高於歐洲，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還是認為，近幾十年來，歐洲大陸（或加拿大）的窮人家的孩 子比美國窮人的孩子有更多的致富機會。”同月，《紐約時報》連續12天刊登題為“階級至關緊要”的系列文章，分析認為美國的階級與金錢緊密相聯，“家庭在 經濟階梯上不斷上下運動是紮根於美國夢內心深處的希望。但這似乎已不像從前那樣頻繁地發生了。”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心臟地區，自由市場傳播平等的神話似乎 正面臨著挑戰。

人們進行貿易是為了彌補當下發展狀態的不足。自由貿易不是放任剝削。剝削不是貿易，而是奴役。帝國主義是在國際層面上以體系性高壓進行剝削的體 制。為了維持體系性高壓，冷戰結束後的新帝國主義採取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形式。 （失去體系性高壓的保護，自由貿易就無法立足。）體系性高壓阻礙了自由貿易。反對體系性高壓不能與保護主義混為一談。為了參與自由貿易，貿易者必須有一些 東西，並能以之在一個免於體系性高壓的市場上進行自願的貿易。所有自由貿易參與者必須有最基本的定價權，即要求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壟斷定價權。貿易品來自於 發展這個自我完善的進程。正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公正的先決條件，在市場的定價權上人人平等是自由貿易的先決條件。貿易者需要基本的定價權以確保貿易自 由。為了參與自由貿易，工人們也需要勞動價值的定價權。

然而，當前市場經濟下的貿易成為一種在定價權上戰勝貿易夥伴以獲得壓倒性優勢的博弈。例如，不論是作為一個大批量採購的買家，還是作為一個特大規 模的零售商，沃爾瑪都有巨大的定價權。但它沒有用這種壓倒性的定價權為工廠及其連鎖店裡的工人支付最高工資，而是向消費者提供最低廉的價格。沃爾瑪的銷售 額大於世界上許多小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其營業模式卻是與發展背道而馳的。低收入和低零售價之間的製衡遵循著螺旋式下滑態勢。以壓低工資得到低物價的螺旋式 下滑一直是貿易解除管制的主要破壞性後果。發展經濟的目的是增加收入，而不是降低工資，不是通過降低生活質量削減成本。國際貿易不可能取代國內發展甚至國 際發展，如果國際貿易是基於貿易雙方之間的平等互利而展開的，那麼它才會促進國內和國際發展。首要的問題就是增加收入。

國際貿易必須考慮到當地條件，這不是勉為其難的忍受，而是對多樣性的尊重。 1999年1月22日，日本負責國際事務的前副財長坂木永輔（Eisuke Sakakibar）在東京向外國記者俱樂部作了題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終結”該文講演中文版可見《國外理論動態》2002年第8期。 ——編譯者註的講演，對全球宏觀經濟正統派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批評。他認為，各國的經濟制度必須符合已達成協議的國際貿易規章制度，但未必需要吸收他國國 內的規章制度，這對美國領導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全球化來說是格格不入的。在一個計算機化的世界中，產量標準化已沒有必要，某類定制產品的大規模生產也已 程序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霸權就是文化帝國主義。在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上，國內發展必須優先於國際貿易——據稱將推進國內發展的外部交易體系。國內 發展意味著各國自由選擇最符合其歷史情況的發展道路，而不必採用美國的發展模式。但自冷戰結束以來，在世界體系的核心和邊緣，新自由主義的國際貿易都日漸 地領先於國內發展。在效率的名義下，經常性做出讓步的是生活質量。

這就是法國和荷蘭投票反對歐盟憲法，以之抵制美國模式的全球化的原因。英國推遲了投票，以免歐盟憲法再次遭到投票者的拒絕。意大利的內閣部長建 議，為了重新獲得金融主權，應放棄歐元，恢復獨立的貨幣。歐盟成員國在各國預算和補貼問題上爆發了激烈的爭吵。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多樣化的國內發展和國 家文化，新自由主義貿易越來越被確認為一種障礙，甚至是一種威脅。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全球貿易都已成為剝削弱者以強化強者的工具。在文化上，美國式的全球化正把世界轉變為一個充斥不健康的麥當勞快餐、 沉悶的沃爾瑪連鎖店、可口可樂自動售貨機和銀行自動取款機的乏味的大市場。全球每一個機場都是美國大型百貨公司的翻版，看著同樣熟悉的品牌，都不知道自己 身在何方。除了不公平和破壞文化之外，現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貿易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長期地將財富從窮人那兒轉移到富人手中，就如同在乾旱時期從一口乾涸的 泉井裡掘水，是不可持續的，消費者收入停滯不前也無法支撐消費型經濟。新自由主義者稱，自由貿易為世界上的窮人，不論是核心區的，還是邊緣區的，都帶來同 等好處，該論斷完全與事實不符。世界各地的工人買不起自己生產的產品，利潤都被大洋彼岸看不見的投資者攫取。

二、貿易與貨幣

貨幣為貿易提供了便利。主流的貨幣經濟學家把政府發行的貨幣看作是可隨時兌現的主權債務工具，歷史上來源於自由銀行發行的票據。這一觀點只適用於 金屬貨幣，金屬貨幣是一種債務憑證，持有人有權要求將之兌換為相應數量的黃金或其他等價物。另一方面，主辦國家發行的不兌現紙幣不是主權債務工具，而是主 權信貸工具，它得到政府接受其作為納稅手段的支持。這種貨幣觀就是人們熟知的國家貨幣理論。美元是美國的不兌現紙幣，持有者有權在任一處美聯儲銀行不多不 少地兌換另一種面值的美元。主權政府的債券是以貨幣標價的主權債務。由於主權政府可以任意發行貨幣，以不兌現紙幣標價的主權債券永遠都可以兌現。地方政府 的債券是機構債務，不是主權債務，因為地方政府儘管具有有限的徵稅權，卻沒有貨幣發行權，不能發行貨幣,所以其債券有可能無法兌現。貨幣發行權是聯邦政府 或中央政府的專有權力。用不兌現紙幣購買債券時，交易表現為主權信貸方清銷公共債務或公司債務。這種關係是直截了當而又至關重要的。

推動經濟的是信貸，而非債務。債務是信貸的鏡像反映。即使最精確的鏡子也會破壞其鏡像的對稱性。為什麼鏡子將一個圖像左右顛倒，而不像照相機的鏡 頭那樣上下顛倒圖像？科學的答案是，鏡中的圖像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將右變成左，而是將前轉變為後。然而，我們往往接受這個異常的被扭曲的鏡像是未加任何修 飾的真實，我們不假思索地認為鏡中扭曲的映像是一種完美的再現。鏡子，掛在牆上的鏡子，誰才是最公平的？答案是：你的背後。

貨幣經濟學理論認為，信貸和債務是對立不統一的。事實上，信貸和債務是以相反的關係運作的。信貸要求資產淨值為正數，而債務無此要求。一個人可以 有良好的信用，並不欠任何債務。債務越高，信貸等級就越低。只有理解了信貸，才能理解現代金融經濟之後的主要力量，它是由信貸推動的，而受阻於債務。從實 踐中看，債務扭曲了邊際效用的計算，並重組可支配收入。債務把公司股票轉變為價格越高、需求越大的吉芬商品（Giffen goods）簡稱為吉芬品。這是以英國經濟學家吉芬（RGiffen）的名字命名的。在1845年的愛爾蘭飢荒中，吉芬發現，雖然土豆的價格急劇上升， 但當地農民反而增加對土豆的需求量，吉芬品由此得名。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怪事?答案在於，土豆在當時愛爾蘭農民的支出中佔有很大的份額，土豆價格的急劇上漲 使得人們的處境迅速惡化。為了填飽肚子，人們不得不大大減少肉、奶酪這些相對來說仍然很貴的商品的消費，把省下來的錢花在還算便宜的土豆上。後來，經濟學 家就把像愛爾蘭土豆這樣價格上漲反而帶來需求量增加的商品稱為吉芬商品。現在，吉芬品也延伸為指那些價格下降後反而帶來需求量減少的商品。 ——編譯者註，並創造出了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所謂的“非理性繁榮”，即經濟人走向瘋狂。

當今的金融資本主義建立於不兌現紙幣上。如果不兌現紙幣不是主權債務，那麼金融資本主義的整個概念體係就需要重組，這就如同當人類意識到地球既不 是靜止的，又不是宇宙的中心時，其世界觀發生變化，物理學必須重新書寫一樣。一方面，需要以資本形成資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指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或地區通過吸收外國資本等途徑，籌集到足夠的實現經濟起飛和現代化的初始資本。 ——編譯者註為有益於社會的發展融資將被披露為一種殘酷的騙局，因為主權信貸可以毫無問題地為有益於社會的融資發展。另一方面，並不必然需要以私人儲蓄為 國內公共的社會經濟發展融資，因為主權信貸的供給也並不必然需要私人儲蓄。從而，一國的私人儲蓄率與公共金融至多只是間接的關係。通過不斷提高工資，以增 強消費者的購買力，從而防止生產能力過剩，主權信貸可以為那些失業人口不明的經濟體融資。由於依靠私人儲蓄的資本形成是收入不平衡的主要製度原因，恰當地 運用主權債務將帶來經濟民主和更健康的發展。



三、主權信貸與失業

在一個依靠主權信貸為發展融資的經濟體內，勞動力將長期出現短缺，勞動力價格將持續上升。在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體中，勞動力持續短缺，勞工享有基 本的、而非壟斷性的勞動力定價權，從而能夠不斷提高工資水平，並減少生產能力過剩。在勞動力短缺形成之前，一個經濟體將一直擴張，並將通過生產率提高保持 擴張勢頭，從而維持較小程度的勞動力短缺。失業是經濟體運作不佳的明顯徵兆，必須把它當作經濟瘟疫加以預防。

1958年發現的菲利普斯曲線描述了商業周期內失業與工資引發的通脹之間的系統關係。它代表了宏觀經濟學發展的里程碑。英國經濟學家菲利普斯（AWH Phillips）注意到，從1861年到1957年，英國的工資通脹率與失業率之間存在一致的反比關係。失業率下降，通脹率就會上升。失業率上升，通脹 率就會下降。菲利普斯的問題是，將典型的商業周期內有缺陷的勞動力市場接受為自然法則，並運用有缺陷的體制的重複出現的數據來證明其合理性，使宏觀經濟政 策制定能夠接受失業問題，以掩蓋商業周期的不合理性。這就如同觀察醫院的病人，然後得出結論：醫院引起了疾病，減少醫院的數量就可以減少病人的數量。該理 論是能夠以數據證實的，如果只將醫院內的病人計算為生病的，而將醫院外的病人視為這一系統的“外部性”的話。這正是美國發生的情況，醫院病床過多是因為醫 療保險經濟學的變化所致，而不是因為需要醫院治療的病人數量減少所致。反對非法移民的部分經濟學論點就是基於一個遭受生產能力過剩的衛生保健系統已不堪免 費病人的重負。

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和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帶領一些政府經濟學家，把菲利普斯曲線用於指導宏觀經濟政策：研究市場經濟體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如何權衡取捨。後來，埃德蒙·費爾普斯 （Edmund Phelps）和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各自獨立地向該理論的基礎發起了挑戰，指出菲利普斯曲線在“短期”和“長期”有不同的效應。他們認為，受通貨膨脹調節的貨幣工資購買力 或實際工資，將不斷地調整，以實現勞動力的供求平衡，失業率將停留於實際工資水平，以調節商業周期。他們把這種失業水平叫作“自然失業率”。這一概念同與 其相關的通貨膨脹率是自我循環驗證。自然失業率是通貨膨脹率達到相關通貨膨脹率時的失業水平。相關通貨膨脹率是失業水平控制在自然失業率範圍內時的通貨膨 脹程度。

貨幣主義者弗里德曼部分得出了正確的結論：貨幣是最重要的。但作為一個社會保守派，他離開了已走一半的真理之路，沒有進一步討論公平的貨幣分配在 市場經濟中的重要性，而貨幣流動主要取決於貿易條件。與菲利普斯曲線描述的理論關係相反，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高通脹率伴隨著高失業率，而非低失業 率；同弗里德曼的主張相反，90年代，日本的通貨緊縮伴隨的還是高失業率。不管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都伴隨著高失業率，這一事實對菲利普斯曲線和弗 里德曼的自然失業率概念提出了質疑。但主流經濟學家繼續接受弗里德曼—費爾普斯理論的核心原則，即某種自然失業率的確存在，如果加以維持，就能帶來某種穩 定的通貨膨脹率。他們將之命名為“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美國的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這些年來從4%慢慢攀升至6%。

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意味著美國穩健貨幣的代價是6%的失業率。美國勞工部報告了“好消息”：2005年5月份，美國有760萬人或者說51% 的勞動力失業，還在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的範圍內。由於低收入者傾向於生育比國家平均水平更多的孩子，美國的失業水平轉移到相關家庭，就意味著2000多 萬兒童的雙親是失業的。這些無辜的不幸者將穩健貨幣，也就是所謂的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的製度成本，扛在其雙肩上，為美國政府高度不負責任的赤字財政政策 和導致貿易赤字和債務直線上升的錯誤貨幣政策買單。換言之，如果全世界6%的人口死於飢餓，那麼食品的物價就能穩定。不幸的是，這就是維持全球農產品貿易 體制的條件。沒有任何政府經濟學家費心地找出與真正的充分就業率相符的自然通脹率。

當失業才能使貨幣穩健時，很難看到穩健貨幣可以怎樣導致充分就業。根據明確的範圍和原因，失業傷害老百姓，而通貨膨脹損害貨幣。如果貨幣的存在是 為人民服務，那麼在通脹與失業之間選擇何者就是顯而易見的。世界貿易中的比較優勢理論只不過是薩伊定律的國際化。其運作的前提是充分就業。



四、工資與利潤

新古典經濟學不允許雇主們像亨利·福特做的那樣，胸懷加工資的目標，相反，而是促使雇主們像福特汽車公司等當前的管理層日常所做的那樣，盡量把工 資壓到最低程度。亨利·福特加工資是為了把更多的汽車賣給工人以增加利潤，而如今福特汽車公司削減工資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與之同時卻加劇了生產能力過剩。 後者正是市場資本主義的毒瘤棲身之處：工資不斷下降將導致一個生產能力過剩經濟體的崩潰。

這就是全球的工資套利為什麼具有經濟破壞性的原因，除非出現結構性的變化：世界各地都提高工資，而不是發達國家維持低物價水平。要做到這點，不是 以最低的工資來謀求最低的物價，而是以不斷提高工資來謀求越來越大的市場。需要重新制定全球貿易的條件，獎勵那些旨在全球性地提高工資和福利的公司。為 此，這些公司將應用國際協調一致的過渡型政府補貼，而不是為了切斷利用工資套利的貿易，運用倒退的保護性關稅方式。這將使那些低工資經濟體能夠開始買得起 其生產的產品，並能夠從高工資經濟體進口更多的產品，從而走向平衡的貿易。

最終，可以確定不到十年的時間裡，隨著工資水平趨於平等，工資套利將停止作為全球貿易的驅動力。當發展中經濟體的人均收入與發達經濟體的相當時， 世界經濟將擺脫由有缺陷的新古典經濟學短缺理論帶來的現代生產能力過剩的困境。當在支付最高管理層數以千萬計的美元獎金的同時，工資和工人福利卻被削減， 這並不是對經營管理良好的公平報酬，而是偷竊合法化。經營管理者只有在如下情況下才應接受獎金：其經營管理戰略為其公司帶來利潤和工資的提高。


五、主權信貸與美元霸權

當一個經濟體能夠在主權信貸的基礎上運轉，不受美元霸權的影響時，由於私人投資沒有明確的社會補償性目標和價值，只有私人投資才需要私人儲蓄。

儲蓄是不充分就業情況下的通貨緊縮，因為儲蓄減少了日常消費，也就是減少了進行投資以加大未來供給的機會。新的投資帶來能力擴大和生產率提高，從 而導致新的稅收，用於資本形成的儲蓄只有一個目標：填平新投資與新稅收之間的差距。由於主權信貸的存在，並不必然需要私人儲蓄抹平上述融資空缺。在一個通 過計劃擺脫了商業周期控制的經濟體中，不論是在困難時期，還是在未來的衰退時期，也都並不必然需要私人儲蓄。

一個因需求不足而生產能力過剩的經濟體並不需要儲蓄，需求不足又是低工資和高失業率造成的。正如著名的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保羅·戴維森 （Paul Davidson）所指出的，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況，只有在充分就業和高工資的條件下才有效。薩伊定律忽視了供求之間關鍵性的時間 差，這對於快速流動而又沒有需求監管的現代經濟來說很可能是致命因素。儲蓄要求支付利息，利生利使金融體系偏向於由過度投資造成的生產能力過剩，從而將最 終使任何金融體係都難以為繼。宗教禁止高利貸，是有其實際原因的。而貨幣生息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基石，這得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支持，該學派認為，貨幣在短缺 時更有價值。從而，總體貧困對於穩健貨幣來說是必要的。這就是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說總是會有窮人這句話的真正含義。

國際清算銀行（BIS）評估，在2004年底，全球場外交易（OTC，over the counter）利率衍生品的名義價值約為185萬億美元，而其具有的市場風險超過了5萬億美元，這接近美國2004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迄今，利率 衍生品是標準化金融合約的最大類別，在後者總額250萬億美元的名義價值中佔了185萬億。利率衍生品185萬億美元的名義價值是美國未清償的國庫券價值 的41倍。這意味著利率波動將以遠大於歷史上的數據的規模，對全球金融體系產生巨大的影響。

自1971年與黃金支持美元相掛鉤的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制瓦解以來，在所有現代國民經濟中，政府發行的不兌現紙幣成為法定貨幣。國家貨幣理論認 為，一國政府發行的作為不兌現硬通貨的紙幣的通行從根本上講取決於政府的徵稅權。在一國經濟中發行貨幣是政府的意志，貨幣是為了納稅人繳稅而發行的，是為 納稅人履行納稅義務發放的主權信貸。納稅人的納稅義務就是由政府發行的信貸工具即不兌現紙幣來清償。政府發行不兌現紙幣後，不欠任何人的債務，只是承諾， 接受該貨幣為納稅手段。

中央銀行體制的運作是基於將政府發行的不兌現紙幣作為主權信貸的觀點。中央銀行實質上是一國銀行系統的最後貸款者，其發放的是主權信貸。這就是中 央銀行與自由銀行之間的本質區別所在，前者發行的不兌現紙幣是主權信貸工具，而後者私營發行的硬通貨是允許持有人兌換黃金的銀行借據。

由於蘇聯的衰亡，美國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立場發生了改變。它現在不再需要爭取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民心和民意了。從而，貿易取代了援助。為了同冷 戰時期的盟友、現在的貿易領域的工業化對手競爭，美國實施了利用第三、第四世界的廉價勞動力和低環境標準的戰略，也就是利用美國傳統的反勞工的意識形態優 勢，外包低報酬的工作位子，以之與歐洲和日本有利於勞工的強大社會福利傳統展開競爭。與之同時，基於美元霸權，美國推動全球金融解除管制，在全球化的金融 市場中，它就像一隻500磅重的大猩猩把日本和歐洲扔進了垃圾堆，與它們玩一場它們永遠都不可能贏的追逐遊戲。在金融資本主義的遊戲中，那些持有可任意發 行的不兌現紙幣形式的資本的人將輕而易舉地成為贏家。

美國上述戰略的實施工具是美元，美元作為世界貿易最主要儲備貨幣扮演著特權角色，這就是美元霸權。在美元霸權基礎上形成的國際金融體系結構極大地 削弱了從事實業的生產商，而為金融投機者帶來巨大利益。美元不僅不是一種中立的匯兌媒介，而且已成為一種比核彈更為致命的經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WMED），具有極大的勒索錢財能力，美元的這種力量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華盛頓共識無情地付諸實踐的。貿易戰正是通過各種貨幣價值的波動展開的。美 元霸權使美國能夠將其貿易逆差作為其資本項目盈餘的誘餌。

貿易不再是全球競爭的有效手段。如今，跨國公司以外國子公司的銷售取代出口展開競爭，在全球市場上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功。這造成了國內生產總值與 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差額。為了掩蓋這個傾斜的“競技場”和不公平的貨幣制度，國內生產總值作為經濟增長的一種統計方法悄悄地取代了國民生產總值。

國內生產總值計算的是一個國家在其自然/政治國界內生產的產量、收入或支出總值。國民生產總值等於國內生產總值加上“要素收入”（factor income）——從國外投資或經營中獲得的收入。隨著全球化的深入，這兩個技術指標具有了新的含義和關係。 1991年，國內生產總值取代國民生產總值，成為經濟增長的一種標準統計方法。這個悄然的變化具有重大含意，因為90年代是快速全球化的十年。國民生產總 值將跨國公司所得歸於該公司所屬國家，其利潤最終將恢復為要素收入。

國內生產總值卻將跨國公司利潤歸於那些工廠、礦山或者金融機構所處的國家，而不管其所有權歸屬，即使利潤和投資可能不會永久滯留該國。賬目轉移使 得許多處於掙扎中的被剝削經濟體根據統計數據衡量轉而成為新興都市，同時也促使當地領導者擁護全球經濟。在當地精英——被新自由主義媒體稱頌為國家英雄的 新興買辦階級成員——的幫助下，位於核心區的富國正在搜刮邊緣區的資源，卑鄙地從當地奴隸式低工資中贏利，而富國卻稱之為從統計數據上看出的邊緣區收益。

國內生產總值計算的是“毛額”，因為它不考慮有形資本的貶值和環境惡化，更不用說人力資源的濫用和貶值了。當國外收益被計算在內時，那麼國內生產 總值就變成國民生產總值。日益降低的國民生產總值正顯著地破壞具有大規模貿易部門的經濟體，它們包括許多被迫依賴出口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以外國直接投 資融資的出口作為唯一的發展方式。

美元霸權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改變了國際經濟的面貌。自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外國直接投資就一直與全球商品貿易同步成長，現已成為發 展中國家的唯一最重要的資本來源，淨儲蓄和主權信貸均未擔當此角色。外國直接投資主要以美國自1971年以來就可以任意印發的不兌現紙幣美元標價，部分以 日元或歐元等美元衍生物標價，這些貨幣並非真正獨立的通貨。從而，外國直接投資必然集中於與出口相關的發展部門，其出口品主要流向或售往美國市場，換取美 元，再以之提供美元形式的外國直接投資。美國的經濟政策從促進貿易轉向了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美國的貿易逆差是由其資本項目盈餘提供融資的，再反過來為出口 經濟體提供用於外國直接投資的美元。例如，美國若與歐盟發生牛肉戰和香蕉戰，那麼它就面臨大量美國投資滯留歐洲的風險。以美元貶值促進美國出口的建議是誤 導性的，因為它只會使美國企業在海外從事經營的成本更多，而使外國公司可更廉價地購買美元資產。這樣，任何改善貿易平衡的努力都將實際上最終削弱外國直接 投資的平衡。這就是“強勢美元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口號背後的基本邏輯。


在美國，現也日漸擴散到歐洲和亞洲，資本市場正迅速地取代銀行，成為儲蓄場所和公司融資的資金來源。這種轉變伴隨著日益加深的全球金融市場一體 化，被認為將為全球投資者創造富有希望的新機遇。新自由主義者甚至宣稱，這些變化有助於消除許多國家面臨的迫近的退休金危機。但迄今它只帶來了突發的、反 復出現的金融危機，如1982年金融危機首先在墨西哥爆發，1992年英國發生金融危機，1994年墨西哥再次爆發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 生，隨後又發生俄羅斯危機、巴西危機、阿根廷危機和土耳其危機。

歐元的引入加快了歐洲金融市場的擴大。對於目前歐盟25個成員國來說，共同的貨幣使各成員國所需的退休金和保險金無法投資於歐元區國家，作為其地 方債務，這一限制使歐洲大量的長期儲蓄一直滯留於銀行，而成為各成員國國內資產。到2020年，歐洲的公司退休金行業將從35萬億歐元增長到17萬億歐 元，因為各成員國政府不得不要求公司和個人將既定的退休金存為儲蓄。由於沒有外匯交易成本和貨幣波動的風險，這些儲蓄金推動了規模更大、流動性更強的歐洲 證券和債券市場的興起，包括在最近推動了大規模歐元後保債券市場的形成。這些更有活力的資本市場為企業提供了新的融資選擇，降低了歐元區內的資本成本，從 而反過來對銀行系統施加了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不過，由於美元霸權，這些資本市場如何與歐洲美元市場相結合還是不確定的。

有趣的是，歐盟競爭委員會拒絕了通用電氣公司提議的合併霍尼韋爾國際公司案，其理由是，通用電氣公司在飛機引擎市場上佔有極高份額，霍尼韋爾公司 在航空電子市場上佔有極高份額，兩者的組合是否讓該合併公司在歐洲市場上佔據不公平的優勢，而可能注定推動新公司從主導一種市場擴大到主導另一種市場。關 鍵問題是通用電氣公司以賣方融資實現營銷的侵略擴張性，直到現在，該公司憑藉其在美國和歐洲商業證券市場的優勢，一直享受著獨特的利益。其他的區域市場， 特別是在亞洲，將無疑更加意識到這種利害關係。

歐洲美元（Eurodollars）是美國境外的美元，不一定發生於歐洲，一般都是稅前美元，如果回到美國本土或賬戶，就又適用於美國稅則。歐 洲日元和歐洲歐元也是同樣的含義。但對於法國普通工人，以法國退休金賬戶投資於非法國資產的想法既是令人討厭的，又是不理性的，特別是當投資導致法國的就 業保障降低，並危及已成為法國人生活一部分的並得到高度捍衛的每週工作35小時和每年30天的帶薪休假時。

以世界上最大的債權經濟體日本為例，它持有8000多億美元的儲備。過去兩年裡，日本中央銀行（BOJ）從貨幣市場上用日元購買了3000多億美 元，以盡力穩定日元持續對美元升值的匯價。現在，日本央行面臨一個兩難困境：要么繼續徒勞地購買美元，制止日元的升值；要么賣掉美元，嘗試以美元儲備補償 日元損失。日本官方承諾其美元儲備不會投向其他貨幣而多元化，以免刺激貨幣市場，但很多對沖基金預期日本將很快做出選擇。

現在，即便日本央行每天賣掉40億美元，照此速度也要近200個交易日才能賣完其美元儲備。拋售美元的最初兩天后，剩下沒賣的7920億美元儲蓄 的市場價值將比拋售前下跌20%。因此，日本央行將淨損失1600億日元。如果日本央行繼續拋售美元兌換日元，每天將有4000億日元從日元貨幣供應市場 中流回日本央行，以美元兌換歐元的情況也一樣。這將推動美元對日元或歐元的匯價進一步下跌，這樣，日本剩下的美元儲備價值也將進一步下跌，更不用提其日元 貨幣供應中的急劇縮水了，這將推動日本經濟陷入更深重的衰退。

如果日本央行出售美元換取黃金，會發生兩種情況。一種可能情況是，沒有足夠的賣家，因為按照目前的金價，無人有那麼多黃金吸收巨額美元。相反，當 金價上漲時，黃金市場就會凍結，而不能進行任何交易。黃金持有人將無須出售黃金；他們可以從基於名義價值的黃金衍生品獲利。美元面臨的相反的市場效應也將 壓制黃金交易。日本購買黃金兩天時間後，每個人都會手持黃金，等待更高的金價。根本找不到任何市場銷售者。近年來，中央銀行一直租出黃金，其部分原因就是 為黃金市場提供流動性。

可能發生的第二種情況是，以貨幣衡量，黃金的價格將扶搖直上，而引起黃金的急劇通貨緊縮。截止到2005年6月1日，美國國家債務達到7787 萬億美元。美國政府的黃金儲備大約261億盎司。以美國持有的黃金清償其國家債務，金價就需要達到每盎司29835美元。在此價位上，1盎司黃金能買一 輛車。不過，2005年6月4日，黃金的市場價格是每盎司42350美元。 1980年，黃金價格達到最高峰時每盎司850美元，1999年最低谷時每盎司252美元，當時石油每桶售價低於10美元。當每盎司黃金30000美元 時，各國政府將不得不從事非法的黃金交易，如同1930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所做的，我們又回到了第一種情形。一國政府可以輕易地宣布國內的黃金貿易非法，但 不能輕易宣布世界市場上的本國貨幣交易非法。可以不費力地得出結論：不論誰建議實施長期持有黃金的戰略，他都不會進入上流社會階級。

重債窮國需要減免債務，以擺脫事實上的金融奴役。一些非洲國家政府花在債務清償上的錢高於其花在衛生保健上的三倍。英國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具有當前市場價格總額達43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可以出售其中約12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為債務減免融資。美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黃金的 決定具有否決權。從而，美國國會掌握著生殺大權。然而，美國礦業遊說集團一直反對投票表決。 2005年1月，美國西部採礦州的12位參議員在一封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售黃金的信上聯合簽名，並稱，拋售黃金將下挫金價。 3月，眾議院30位議員也在一封內容類似的信上聯合簽名。甚至在黃金議案還未被提交辯論之前，美國國家礦業協會和紐蒙特礦業公司、巴瑞克黃金公司等金礦開 採公司的遊說者就勸說美國國會領導層，國會不要通過該議案。

國際清算銀行報告稱，黃金衍生品佔據了世界商品衍生品市場的26%，而黃金只佔該年度世界商品生產價值的1%，即與黃金對應的衍生品是與包括石油 在內的其他商品對應衍生品的26倍。小布什政府起初顯然不願介入國會內的鬥爭，可是，從2005年4月開始表示堅決反對黃金拋售。但美國總統小布什和英國 首相布萊爾6月7日宣布，美國和英國就要達成協議，為一些窮國免除所有世界銀行和非洲發展基金的債務，以之表示八國集團關於債務減免的討論已經有所進步。

2005年6月15日，《華爾街日報》前編輯裘德·萬尼斯基（Jude Wanniski）對同一天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企業專欄標題“復興對外援助的騙局”，發表網絡評論文章“頁邊備忘錄”。萬尼斯基寫道：

這不是援救非洲窮人或拉美農民，而是援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非洲發展銀行。 ……第二個圈套是，為了得到債務減免，窮國必須將其在“基礎設施工程”債務清償方面節省下來的錢，用於直接幫助其貧苦的民眾購買飲用水，修築下水道，等 等，而這些都將由富裕國家的合同商來進行打造……接下來是什麼呢？世界上最糟糕的經濟學家之一杰弗裡·薩克斯（Jeffrey Sachs），正負責聯合國計劃，從西方納稅人募取數以十億計的美元，以作為該計劃的第二條腿。我記得，他想要以後每年有250億美元，他還狂熱地支持總 是為那些詐騙者擠幾滴鱷魚淚的《紐約時報》。也許你還記得，正是杰弗裡·薩克斯支持《紐約時報》，說服了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的蘇聯應用“休克療法”從共產 主義轉變為資本主義。結果造成俄羅斯歷史上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蘇聯解體，使俄羅斯人民陷入他們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從未經歷過的貧困。

如果不爆發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元不可能短期內對其他主要貨幣漲漲跌跌達到20%以上。不過，在2000年到2002年的市場危機中，美元的購 買力在美國的資產市場提高了近40%。而相對於2002年至2005年的房地產價格，美元貶值了60%以上。根據格林斯潘的計算，美聯儲可以多印發8萬億 美元，也不會引起通貨膨脹。問題不在於發行貨幣。問題在於8萬億美元投向何處。如果投向銀行業，那麼為了維持正常運作，美聯儲今後每年都要多印3萬億美 元。如果8萬億美元以就業充分和高工資的形式投向實體經濟，美國將有非常良好的經濟，也就不再需要那麼偏執地反對亞洲或歐盟。但是，只要全球工資套利還發 揮作用，美國的工資就不可能提高。這是保護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它致使格林斯潘2005年5月5日說，他擔心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將日益加大，從而削弱美國 和世界經濟經受衝擊的能力。不過，如果美國的民主是有效的，而且自由貿易是以犧牲投票大眾的代價造福於精英分子的，保護主義就將是不可阻止的。


六、新自由主義貨幣理論的錯誤與危害

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核心是金融自由化，貨幣主義貨幣理論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支柱之一。貨幣主義貨幣理論認為中央銀行應不受一國的政治干預，它發行貨 幣必須有黃金或美元儲備作支撐。實際上，一國的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是主權信貸而不是債務，因此它應該受制於一國的最高政治權力機關，並為一國經濟的有計劃 可持續發展融資，而不必受制於美元儲備，就像美國歷史上和現在所做的一樣。一國貨幣價值的真正保障是該國國家政權存在並前景良好，而不是黃金或美元儲備。 貨幣主義本質上是用美元霸權剝奪他國金融主權，從而摧毀他國自主獨立發展的能力，以使他國發展服從於美國的需要。

（一）不兌現紙幣是主權信貸

金錢正如權力：使用之或喪失之。未使用的（不流通的）貨幣是死財富。不流通的不兌現紙幣不是財富，而只是放在保險箱裡的印製過的紙張而已。像貨幣 一樣不使用的黃金也只不過是閃閃發光的金屬，只能用做婚禮或生日晚會上的裝飾性禮物。貨幣對經濟的用處取決於它的流通，就如同血液循環為有機體帶來氧氣和 養分。貨幣經濟學家將貨幣流通速度叫作周轉率。一個經濟體越是充滿活力，其貨幣周轉率就越高。如同大多數代表性指稱，貨幣是一個描述性的定義。在語義學 上，描述性聲明就是自我確認。例如，“我是國王”是一個聲明，意味著說話人是國王，即便其王國祇有他一個子民。賦予該宣言意義的是接受這則宣言的其他人數 量。如果在某一地域範圍內有足夠多的人接受這一王權宣言，宣稱人就成為該地域範圍的國王，而不僅僅是一家之主。如果有貨幣發行者宣稱貨幣是信貸，那麼它就 是信貸；如果他宣稱貨幣是債務，那麼它就是債務。但是，該宣言的社會有效性取決於其他人的認可。

每個人都能發行貨幣，但只有主權國家政府才能為所有的公共和私人債務發行法定貨幣，由於法律的強制力，法定貨幣在該主權國家範圍內可以通行。私營 貨幣發行者必須以黃金或對未來服務的承諾等價值實體支撐其貨幣。接受私營貨幣的其他人為該貨幣提供了某種價值，他們接受了私營貨幣，而不是其他有類似價值 的物品。因此，私營貨幣發行者付給了私營貨幣持有者一種可在以后買回相應價值物品的信貸工具。

當一國根據國家貨幣理論的原則發行不兌現紙幣時，其貨幣背後的價值實體是納稅義務的履行。因而，一國實際上發行了一種被稱為（不兌現）貨幣的信貸工具，它可用來履行納稅義務。國家發行不兌現紙幣，不是向任何人借債，而是為其經濟發放納稅信貸。

即便發行方不是主權政府，沒有徵稅權，認為貨幣就是所謂的債務，接受貨幣的人也是預期作為債權人得到其所有應得的。當在後來的交易中使用這種貨幣 時，支出者放棄了其債權人的權利，從第三方購買了相同價值的物品，而將發行者的“債務”轉移至第三方。因而，不論宣稱貨幣是什麼，其功能都是交易過程中的 信貸工具。一人付錢給另一人，也就是付出債權，受方是接受債務，除非這筆錢的價值即刻得到實現。以貨幣還債時，貨幣也充當著信貸工具。如果不兌現紙幣不是 主權信貸的話，那麼政府就不可能以它發行的不兌現紙幣回購作為主權債務的政府債券。

一旦貨幣易手，就出現了債權人和債務人。否則就沒有對貨幣的需求，貨幣代表價值，而不是內在地具有價值。若以一頭母牛換另一頭母牛，這是以物易 物，但若以貨幣買母牛，買方放棄了貨幣（價值工具），而賣方放棄了母牛（價值實體）。賣方在母牛交易中得到了貨幣，成為新的債權人。買方以其債權人身份交 換到了母牛所有權。在這項交易中，貨幣是信貸工具，而不是債務工具。

發行私人貨幣後，其得到通行的唯一辦法是，基於發行者的強大信貸能力，該貨幣可以兌換為相應的價值實體。私人貨幣發行者是價值實體的管理人，而非債務人。所有這些是合乎邏輯的，根本無所謂到底有多少主流貨幣經濟學家說貨幣是債務。

美國總統托馬斯·杰斐遜曾預言：“如果美國人民最終讓私人銀行控制了國家的貨幣發行，那麼這些銀行和與它們相勾結的公司，將首先通過通脹，再通過 緊縮，剝奪美國人的所有財產，直到有一天早晨當他們的孩子們一覺醒過來時，他們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家園和他們父輩曾經開拓過的大陸……貨幣的發行權應從銀行 手中取回，交還給其歸屬的美國國會和人民。”這是一個反對中央銀行“政治獨立”的界定性聲明。該警告也適用於世界各國人民。

1840年通過的《獨立國庫法》，建立了公共基金聯邦存儲處，不再將錢存入國家級、州級或私營銀行，從而使美國聯邦政府不用介入美國銀行系統。根據《獨立 國庫法》，銀行券將逐漸停止作為美國政府收支工具；到1843年6月30日，美國政府只接受硬通貨。亨利·克萊（Henry Clay）和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領導的輝格黨，反對獨立國庫，但也不支持私營銀行製度。他們致力於重建安德魯·傑克遜總統於1832年廢止的國民銀行。在1840年選舉 中贏得美國國會多數席位之後，輝格黨於1841年8月13日成功地廢止了《獨立國庫法》，儘管他們未能贏得美國總統約翰·泰勒對其國民銀行提議的支持。在 1844年選舉之後，民主黨重新掌權，並在1846年領導通過了與1840年法案近乎相同的新的《獨立國庫法》。這項立法實質上沒有任何變動地保留下來， 直到1913年美國通過了建立中央銀行製度的《聯邦儲備法案》。

當美國內戰在1861年爆發時，新上任的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發現獨立國庫是空的，必須暫停以黃金支付，他呼籲國家特許的私營銀行發放貸款，為動員 和裝備聯邦軍隊所需的補給融資，卻勞而無功。那時，29個州特許的1600家銀行共發行7000種面貌各異投入流通的銀行券。林肯立刻推動美國國會於 1862年通過《法定貨幣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在沒有任何儲備或硬通貨作基礎時發行政府紙幣，該紙幣被稱作綠背紙幣（Greenback），與以硬通貨支 撐的私人銀行券保持平價，同時承諾“一經要求”即根據該紙幣的面值兌現其他等價券。當時設想綠背紙幣將通過納稅逐漸地收回，正如1866年的《籌資法案》 所詳細說明的，從而使政府能夠以有序的無息方式收回這些綠背紙幣。

然而，在戰爭的最艱難時期，當北方聯盟的勝利被打上問號時，1美元綠背紙幣只有39美分金幣的市場價格。綠背紙幣價值的下跌與北方聯盟的生存前景 有關，而與硬通貨基礎的喪失無關，其硬通貨基礎本來就不存在。在戰爭後，美國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例中宣布《法定貨幣法案》是合乎憲法的，美國國會頒布法 令，當時未收回的綠背紙幣將保留作為國家通貨的永久組成部分。無可置疑，這些綠背紙幣幫助林肯挽救了聯邦。林肯寫道：“我們終於造就了它，賦予了這個共和 國的人民他們曾有的最大福祉——以他們自己的紙幣清償其債務。”新自由主義貨幣學家從未向世界各國政府講授那一課的重要性。

政府徵稅不是為其運作融資，而是為其作為主權信貸工具的不兌現紙幣提供價值。正如一些財政保守派所提議的，如果政府願意的話，它完全可以通過公共 服務使用費為其運作融資。政府從不需要向其民眾借債。政府發行政府債券是為了穩定債務市場，而不是因為它需要錢。從技術上說，政府從不需要藉債。它發放不 兌現紙幣作為納稅憑證，以之清償一切債務。因此，當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說政府不製造貨幣，只有私營部門才製造時，他只是裝腔作勢地喊政治口號，而沒有清 楚地理解貨幣和信貸的本質特徵。正如美聯儲理事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最近在關於通貨緊縮的演講中所警告的，不兌現紙幣是只有政府才能自由地和不受限地製造的。只有主權政府才能製造作為主權信貸的不兌現紙 幣。

資產與負債之間的關係體現為債權或債務，其命名取決於（償還）義務的流動。 （償還）義務從資產方流向負債方稱為債權，反之，則稱為債務。債權人就是資產大於負債的人，其資產包括其有權收回的債務人負債。主權債務只是一個虛假的遊 戲，它使得以不兌現紙幣標價的私人貨幣債務可以交易。

代表人民的國家擁有一國內未讓與私營部門的所有資產。不論這個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還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道理都是一樣的。因此，國家資產是一 個國家減去私營部門財富後所剩的所有財富和根據主權權利對私營部門所享有的一切其他權利。私有化通常使國有財產減少，但同時可能增加納稅收入。只要主權國 家存在，其債權只是相對於國家財富才是有限的。如果主權信貸被用來增加國家財富，那麼，只要國家財富的增長與主權信貸同步，主權信貸就是無限的。即使一國 的一切有形資產都被讓與私營部門，該國借助於其存在，也仍然能夠要求享有憲政體制所規定的對部分私營部門資產的權利。這包括國家的徵稅權、收歸國有權、充 公權、徵用權和壟斷業批准和廢除權，以及最重要的發行法定貨幣權。這些都是主權的內在權利。

主權國家發行作為法定貨幣的紙幣，也就是發行一種包括課稅在內的主權權利支撐的貨幣工具。主權國家從不欠國內債務，除非其明確和自願地表示如此。 一國為了避免徵稅或提高稅收而藉債，這是政治權宜之計，而不是經濟上的必然需要。當一國出售以其貨幣標價的政府債券而藉債時，它是從金融系統中撤回其先前 發行的主權信貸。當一國借進外國貨幣時，它放棄了其主權信貸特權，而使自己成為一個普通的債務人，因為任何主權國家都不能發行外國貨幣。

政府債券可以充當私營部門信貸的吸收器。由於美元霸權，美國的政府債券享有最高的信用等級，在國際債務市場中位於信用風險金字塔的頂端。美元霸權 是一種地緣政治現象，即作為一種不兌現紙幣的美元擔當著國際金融建築international finance architecture,實際上就是中文所說的國際金融體系結構，不過，作者在英語原文裡更多地強調建築物的平衡、勻稱、穩定和優美，並體現於下文，為 了保持上下文的一致而採用直譯。 ——譯者註的首要儲備貨幣的角色。不過，建築是一種道德善意義上的美學藝術，是有利於人類的，而當前的國際金融建築在此方面具有明顯的缺陷。美元霸權是應 被唾棄的，這不僅因為美元竊取了其不應有的地位，而且因為它對世界共同體的影響無任何道德善行可言，它破壞了除美國之外的其他主權國家以主權信貸為國內經 濟發展融資的能力，並迫使這些國家以出口掙得美元儲備，維持本國貨幣的交換價值。

主權政府法令發行的貨幣是主權專有權利的產物，而債務不是。任何人只要具有一定的可接受信用等級，都可以藉貸，但只有主權政府才能發行作為法定貨 幣的紙幣。每個公民均有納稅的義務。主權政府發行不兌現紙幣，也就是發行其公民用於納稅的信用證書。只有在主權國家的授權和許可下，私人發行的貨幣才能存 在，它與主權政府發行的貨幣的不同點在於，私人發行的貨幣是發行者的借條，即發行者需償還持有人相應的等價物。

但是，主權政府發行的不兌現紙幣不是政府借條，因為該貨幣是由持有人履行納稅義務的潛在藉條支撐的。主權政府發行的不兌現紙幣是法律支持的用於結 算一切公共和私人債務的法定貨幣。在美國境內，任何人拒絕接受美元，都是違反美國法律。債務結算的工具是信貸工具。以政府發行的不兌現紙幣買空政府債券， 是政府向其經濟發放更多信貸的方法之一。從邏輯上看，在一個經濟體中，貨幣供給不是政府債務，因為如果增加貨幣供給意味著增加國家債務的話，那麼放鬆銀根 將使該經濟體收縮信貸。經驗事實證明了相反的情況：放鬆銀根增加了信貸供給。因此，如果主權政府發行的貨幣擴大了信貸，那麼就證明主權政府發行的貨幣就是 一種信貸工具。

（二）信貸與貨幣創造

經濟學者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正確地指出，發放信貸就是發行貨幣。他沒有說負債就是發行貨幣。只有具備良好信用的實體才能發放信貸或發行貨幣。債務人不能發行貨幣，否則 他們就無須藉債。然而，只有債務人的存在，才能產生債權人。因此，對於發行貨幣而言，既需要債權人，又需要債務人。但只有債權人才能發行貨幣，債務人接受 這樣的貨幣，而使自己處於負債地位。

信貸的發放製造了其對立面債務，但債務不是貨幣，而信貸卻是。債務只是對貨幣的否定，是一種金融反物質。物理學者理解物質與和反物質之間的關係。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提出物質源於能量集中的理論，保羅·狄拉克（Paul Dirac）提出能量產生物質的同時也產生反物質的思想。物質與反物質的碰撞產生湮滅，使物質和反物質恢復為純粹的能量。信貸和債務也是如此，它們是密切 相連但又是對立的。它們是由金融能量以不同形式產生出來的物質（信貸）和反物質（債務）。信貸和債務的碰撞也將產生湮滅，使它們結合的結果恢復為不能為人 類福利所用的純粹的金融能量。債務清償了，金融主動也就終止了。

國家的差別在於其徵稅權，徵稅權使國家無須以其他任何有價資產支持不兌現紙幣的發行。國家是作為主權信貸者發行不兌現紙幣的。那些持有不兌現紙幣 未將之交換為等價物的人是負債於國家；因為稅收往往並非只建立在收入基礎上，納稅人是國家的債務人是因其公民身份所致，即便沒有收入的人也一樣。國家以不 兌現紙幣的形式提供轉移支付後，就減輕了轉移支付接受人的稅賦債務，或是把其他人的免稅權轉移給了轉移支付接受人，使其因持有不兌現紙幣成為該經濟體的債 權人。這樣，不兌現紙幣持有人就有資格從該經濟體中認領商品和服務。對於政府辦公樓等不銷售的物品，至少從理論上說，貨幣毫無用處。以不兌現紙幣認領商品 和服務的行為就是眾所周知的購買待售商品。

以不兌現紙幣買牛和以私人借據買牛是不同的。以不兌現紙幣完成的交易是徹底的。交易成功後，雙方都沒有任何其他義務。而以藉據進行交易的話，買方 要么最終以貨幣取消借據（債務），要么歸還牛。考察主權政府發行的不兌現紙幣的正確方法是，它不是主權債務，而是取消納稅義務的主權信貸產品。當政府以不 兌現紙幣（主權信貸）買回主權債券（債務）時，它不是像龐氏騙局那樣為還老債借新債。

貨幣債務可用貨幣償還。主權政府發行不兌現紙幣後，並未成為債務人。不兌現紙幣持有者是主權信貸持有者，而不是如許多貨幣經濟學者所錯誤認為的國 家債權人。不兌現紙幣只授權其持有人從政府那裡換來相同數額的貨幣。美元作為美聯儲票據，只授權其持有人在聯邦儲備銀行兌換成另一種面額的紙幣。不兌現紙 幣持有人是作為國家代理人行為的，其享有該工具背後的國家的信用和完全信任，還可以之納稅。不兌現紙幣就像通行證，授權其持有人得到發放主權信貸的國家的 保護。它是國家主權內在具有的金融權力的憑證。

美國的不兌現紙幣是由美聯儲，而不是普通銀行發行的。在美元上面，也不出現“銀行”一詞。償還期為零的貨幣（ZMM）從1971年尼克松總統宣布 美元與黃金脫鉤時的5500億美元上升到2005年5月30日的663萬億美元，不過，它們不是聯邦政府的債務，而是聯邦政府為其經濟發放的信貸，該信 貸既可接受為納稅支付手段，又可作為一切公共和私人債務得以清償的法定貨幣。主權信貸賦予美國經濟以內在的實力。人們可以自由地確定美元價值或購買力的市 場價格，但在美國境內，拒絕接受以美元結算債務是違法的。如果用不兌現紙幣購買國家債券（債務），那麼貨幣只不過是主權信貸工具。如果不兌現紙幣是主權債 務，那就無須出售政府債券換來不兌現紙幣。一國政府出售政府債券換來其發行的不兌現紙幣，其實就是從該國經濟中撤離政府信貸。如果政府消費了這筆錢，那麼 貨幣供給保持不變。但如果政府的支出少於稅收，而帶來財政盈餘，那麼貨幣供給收縮，而經濟增長放慢。這就是比爾·克林頓政府財政盈餘的效應，它導致了 2000年的經濟衰退。失控的財政赤字是通貨膨脹，而財政盈餘將導致衰退。眼睛盯著財政盈餘的保守派根本不懂貨幣經濟學。

歐洲美元是指美國境外的不兌換美元，不需要向美國繳稅的人接受歐洲美元是因為美元霸權的存在，而不是因為它們是美國政府的借條。每個人都接受美 元，是因為它可以購買石油等所有關鍵商品。當美聯儲向美國銀行系統注入資金時，它不是發行主權債務，而是擴大主權信貸，也就是美國政府將徵收更多的稅。但 如果政府信貸的擴大促進了經濟發展，那麼稅收的增加並不用改變稅率。美元霸權使美元，也只有美元免於國家貨幣理論的外匯影響。美國財政部發行國庫券，也就 是發行主權債務。從而，在美元霸權下，美國是根據國家貨幣理論原則既可以發行政府信貸，又能從中受益的唯一國家。

貨幣和公債是相互此消彼長的工具。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可以不兌換的美元買賣政府有價證券，制定美聯儲基金利率目標，達到控制貨幣供 應量。美聯儲基金利率是美國銀行相互之間隔夜拆借的利率。同樣，它也是一種市場利率，可以通過匯率影響全球所有貨幣的市場利率。政府公債持有者可以根據票 面價值隨時兌換美元，但美元持有者只能在美聯儲兌換其他數額的美元。美元持有者既可在財政部購買新的政府公債，又可在債券市場購買發行的政府公債，而不是 在美聯儲。美聯儲不發行債務，只發行不兌現紙幣形式的貸款。公開市場委員會是代表財政部買賣政府有價證券的。美聯儲增加貨幣供應量，並不是增加國家債務， 而是增加了經濟中的主權信貸。這就是放鬆銀根為什麼不是赤字財政的原因。



七、貨幣與通貨膨脹

據說，戰爭的婚生子是革命，戰爭的私生子是通脹。第一次世界大戰也不例外。為了給參戰融資，美國的國債增加了27倍，從10億美元提高到270億 美元。戰爭不僅沒有使美國破產，還大力推動美國進入世界主要經濟和金融強國的行列。國債結果成了一種祝福，因為政府有價證券作為動蕩的信貸市場的穩定器， 是不可缺少的。

通貨膨脹完全是另一碼事。一直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的物價每年上漲15%，但經濟還是突飛猛進。作為回應，美聯儲提高了貼現率， 從4%提高到7%，並保持了18個月之久，以力求控制通貨膨脹。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和其他存儲機構從當地聯邦儲備銀行的借貸機構（貼現窗口）貸款所支付的利 息。結果是1921年有506家銀行倒閉。通貨緊縮如同一場劇烈的風暴突襲美國經濟，商品價格從1920年的頂峰下降了50%，將農民大規模地推入破產。 商務活動下跌了1/3；製造業產量下降了42%；失業率增加5倍，達到119%，失業數新增400萬人。美國經濟急剎車似地停滯不前。在美聯儲看來，物 價下跌是目標，而不是問題；失業對於恢復美國工業的健康生產、擺脫工資推動的通脹是必要的。中央銀行家解釋說，良藥總是苦口的。

在這一點上，技術程序不經意地賦予紐約聯儲銀行對華盛頓美聯儲的巨大影響力，前者同國際銀行的利益密切相連，而後者的構成代表著更為平衡的國家利 益。最初，美聯儲沒有應用買賣政府有價證券的公開市場操作來製定利率政策，以之作為一種管理貨幣供給的方式。美聯儲不能簡單地印發鈔票，購買政府債券，加 大貨幣供給，因為美元建立在黃金基礎上，美國政府持有的黃金數量相對固定。銀行系統的貨幣是完全通過當地聯邦儲備銀行的貼現窗口發放注入的。地區聯邦儲備 銀行不買賣政府公債，而是接受貿易“實物票據”，當這些票據被清償時，也就取消了銀行系統的貨幣，從而貨幣供給能夠根據維持金本位的“實物票據”論自我調 節。地區聯儲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不是為了調節貨幣供給，而是為了提高其各自的營業利潤，它們才將閒置資金投放於有息且高度安全的政府債券，當今的機構資金管 理者還是沿用這一方法。

那時，銀行業經濟學家不理解，當地區聯儲銀行獨立購買政府債券時，其總體效應將導致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向銀行系統注入“高能”貨幣，商業銀行可以 根據部分儲備原則（partial reserve principle），通過循環貸款成倍地發放更多資金。政府出售債券時將發生相反的情況。美聯儲進行公開市場交易時，金融市場上的利率將相應地上漲或下 跌。當地區聯儲銀行行動不一致時，信貸市場就會紊亂或崩潰，因為在公開市場交易中，某家地區聯儲銀行賣出政府債券的同時，另一家地區聯儲銀行可能在買進。

紐約聯儲銀行第一任董事長本傑明·斯特郎（Benjamin Strong）看到了問題所在，並說服其他11家地區聯儲銀行，允許紐約聯儲銀行以協調的方式處理它們的所有交易。地區聯儲銀行組建了由紐約聯儲銀行管理 的公開市場投資委員會，其目的是追求整個銀行系統的利潤最大化。該委員會受到紐約聯儲銀行的支配，後者與大資本中央銀行的利益密切聯繫在一起，進而與國際 金融市場密切相連。美聯儲批准了上述安排，卻沒有充分理解其含義：美聯儲已落入紐約國際銀行家的過度影響之下。對美國來說，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開端。 1929年，美聯儲扮演的角色暴露了其致命的缺陷，它引起了股市崩潰卻無力應對。

美聯儲降低貼現率最終消除了1920~1921年的美國經濟衰退，美國經濟隨後進入繁榮的20年代。繁榮的20年代如同20世紀90年代的新經濟 泡沫，過去之後，將美國經濟的部分產業及其從業人員留在貧困狀態。由於產品價格上不去，農民依然是犧牲品；只有工作很長時間的工廠工人，才能共享20年代 的繁榮，並從銀行的放鬆銀根中大舉債務。由於繁榮時期的高失業率，美國工會失去了30%的會員。 20年代的繁榮完全是由股市投機繁榮的財富效應推動的，到20年代末面臨的是1929年股市崩潰，美國和全世界就此陷入大蕭條。歷史數據顯示，美國經濟 1927年已經過熱時，紐約聯儲銀行董事長斯特朗依靠地區聯儲銀行降低貼現率，美聯儲喪失了最後一個阻止1929年股市崩潰的機會。一些歷史學家稱，斯特 朗這麼做是為了實現其國際主義構想，甚至甘冒犧牲國家利益的風險。這是美國國會至今仍爭論不休的一大問題。與格林斯潘一樣，斯特朗認為，更可取的是通過增 加流動性，處理好股市崩潰後的危機管理，而不是過早地以緊縮銀根的預防措施擠乾泡沫。這是一個戰略問題，要求在大的泡沫裡不斷地擠乾小泡沫。

20年代信貸放鬆的投機性繁榮吸引了許多人借錢購買股票，並把炒高的股價作為新的抵押，借來更多的錢以購買更多的股票。經紀人的貸款從1928年中期的 500萬美元增加到1929年9月的85億美元。 1929年，紐約證交所上市的846家公司的市場資本總額為897億美元，是同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24倍。以現在的標準衡量，1929年的股價實際 上被技術性地低估了。 2004年，紐約證交所上市的2750家公司的全球市場資本總額超過了18萬億美元，是同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1174萬億美元的153倍。

2001年1月14日，道瓊斯工業指數達到空前的新高11723點，儘管早在1996年12月6日，當道瓊斯工業指數位於6381點時，格林斯潘就警告說 出“非理性繁榮”。從1982年8月12日777的低點開始，道瓊斯工業指數開始了其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大牛市，只是在1987年10月19日所謂的黑色 星期一被突發的令人戰栗的股災短暫地打斷，下降了226%，跌至1739點。也就是從8月21日的2760最高點，在不到兩個月裡下降了1021點。但 是，格林斯潘的放鬆銀根政策將道瓊斯指數在13年裡抬高到11723點，增長了674%。 1929年，道瓊斯指數的最高點是9月4號的386點。 1929年10月22日，《紐約時報》以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的所言“股票價格不高”為標題，進行報導。兩天之後，股市大跌，到了11月底，紐約證交所股票指數下降30%。直到1954年11月，股指 才恢復1929年9月3日的水平。最糟糕的情形發生於1932年1月，股指下跌至4056點，下降了89%。費雪將其結論建立在收益報表良好、幾乎沒有 產業糾紛、研發和其他無形資本具有高額投資的基礎之上。雖然還未得到理論和相關數據的證實，但事實是股市的繁榮基於借貸和錯誤的樂觀主義。事後，許多經濟 學家得出結論，1929年的股價高估了30%。但是，股災來臨後，過高的股指在不到三年裡就下跌了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