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的權勢

富豪的權勢
作者：威廉•塔布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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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的權勢

威廉•塔布吳萬偉/譯
“The Power of the Rich”by William K. Tabb

原文連接http://www.monthlyreview.org/0706tabb.htm



內容提要：主宰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的有兩個趨勢。第一個是日益增長的不平等，第二個是緩慢的經濟增長。這兩個趨勢的後果都很重要，日益增加的資本的力量在全球化的世界裡流動。正如從亞里士多德到哈羅德•拉斯基和麥克弗森的政治哲學家告訴我們的，政治權力是經濟權力的婢女。





主宰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的有兩個趨勢。第一個是日益增長的不平等，第二個是緩慢的經濟增長。這兩個趨勢的後果都很重要，日益增加的資本的力量在全球 化的世界裡流動。資產階級的霸權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但是在任何具體的緊要關頭，它的力量如何實施取決於採用什麼樣的技術，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覺悟，（普 遍的概念化了）和統治階級本身派別之間的政治活動。在看待美國富豪的權勢方面，我不討論結構性權力而是布什總統職位的意外發展。

當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提出著名的問題“誰在統治美國？”時，注意到階級和權力是一些讓美國人感到不自在的詞語，就像諸如“統治階級”和“權力精英”（被萊特米 爾斯（C. Wright Mills）推廣開來）等概念馬上讓人們警惕起來一樣。他寫到，少數精英團體支配政府和經濟的概念本身都是違犯美國本質的。我們喜歡用利益集團這樣的詞， 但是，在他看來，一個關係緊密的統治階級“在大公司和銀行有其基礎，在塑造社會和政治氣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通過各種各樣的組織和方法支配聯邦政府。 ”[1]多姆霍夫清楚指出這個階級體係是開放的，變動的，美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存在社會流動的機會，普通老百姓不是沒有任何權利的。他所說的階級支配 並不是說徹底的控製而是製訂其他階級和團體運行的規則。非常有錢的統治階級的存在並不是說選舉不重要，或者在某種情況下，這個精英是不受限制的。所有這些 觀點在我看來都是正確的。

雖然多姆霍夫集中討論這個精英的社會關係網，米爾斯集中討論統治階層的在軍事，企業，政治領域的支柱，別的分析家強調了不同領域的不同的產業的資 本家相互競爭影響力來推動本行業或本公司的利益。這種對統治階級各派別相互爭鬥的了解出現在《聯邦主義者文第10篇》（Federalist Number 10）的經典論說中，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寫到“派別的最常見和最持久的來源是財產的多樣化的，不平等的分配。土地利益，產業利益，商品利益，貨幣利益，還有更多別的東西，出於需 要在文明國家中產生，把人們分成不同的階級，擁有不同的心態和觀點。”經典政治經濟學家之間的辯論比如馬爾薩斯（Malthus）強調土地所有者的基本作 用，他的朋友李嘉圖（Ricardo）為資本家生產者辯護認為他們是最基本的階級，其利益要放在第一位，認為這樣的分別是天經地義的。最後留給古典經濟學 的最後一個人馬克思引進和提倡資本主義下存在的第三個偉大階級既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工人階級註定要推翻這個階級制度。

階級力量當今不怎麼得到承認，儘管它的極端重要性對眼光超過鼻尖之外的人來說是非常明顯的。他們看到階級對我們生產和分配社會產品以及我們擁有的 民主的影響。嶄新的內容是階級形成和有錢人發揮權勢的緊要關頭的具體情形。因為，正如從亞里士多德到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麥克弗森（CB Macpherson）的政治哲學家告訴我們的，政治權力是經濟權力的婢女。

在本文中，我將集中探討我們這個時代美國的情況，同時正如凱文•菲利浦斯（Kevin Phillips）所說，不能忘記“從美國成立的襁褓時期開始，美國政府在稅收，中央銀行措施，債務管理，金融，貿易和關稅金融支持，緊急援助等經濟決策 是擴張，削弱或者重新調整美國的私人財產的關鍵。”[2]布什政府和共和黨控制的國會的具體做法是改變稅收法律，比如誰受益誰受害，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一 直都存在，其迴聲與鍍金時代和動蕩的20年代的情況相似，也與保守派意識形態和政治佔優勢，不平等現象迅速加劇被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 的各種形式猖獗的時候相似。但是在所有階段，我們擁有的是有錢人的政府，為了有錢人的利益服務。

讓我們討論政治投資經濟學理論，討論富豪權勢是如何實施的。政府官員和渴望爬上高位的人本身就是有錢人。不信的話，隨便考察歷史上任何時期的政治 人物就會發現此言不虛。如今，“代表”絕大部分來自銀行，法律，商業領域或者從政府部門退下來的人，他們竭力爭取自己或其他利益，就像將軍們以軍事承包商 作為第二職業一樣。要想當官，你就需要自己有錢，並同時有富豪朋友，有願意栽培你的人。在美國有10萬人基本上把所有的錢都花在政治選舉上，如果沒有足夠 的資金支持，任何人都不可能爬上高位。

一旦當上官，這些選舉中的勝利者在離開的時候比剛上台的時候會更加有錢得多。他們會捲入各種交易，往往成為非常成功的投資者。實證調查顯示在 1993年到1998年的任何一年裡參與炒股的參議員獲利都相當可觀。他們有先見之明，能預測股票市場行情，能在某種股票像坐了火箭似的向上竄升之前買 進，總能在趕在某種股票下跌之前拋掉。想想《金融雜誌》和《定量分析》花費8年時間才告完成的劃時代研究結果，因為沒有供學者研究的數據庫，他們不得不收 集和考察每年的數據創建一個數據庫。他們發現隨意一組超過萬戶的股票組合作為整體在股票市場上表現不佳，每年損失1.4%。企業界人士在市場上獲利6%， 但是參議員們（包括他們的配偶和子女）每年獲利12%。 [3]這個研究結果提醒我們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顧問費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1933年揭露，銀行大王摩根（JP Morgan）曾經為特定客戶預留了一些股票，包括羅斯福的財政部長，共和黨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以及其他人等。它也讓我們想起馬克•吐溫的觀察“如 果你的國會議員返回故鄉競選連任的時候還不是百萬富翁，那他肯定是個笨蛋，應該被趕下台。”

當然，遊說人士也會給按他們意願投票的議員資金支持。華盛頓的公職人員廉正中心（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在2003年告訴我們遊說團體花費了24億美元（他們估計2004年至少40億美元）這是他們在同一時期花在競選上的費用的兩倍。該 中心的執行主任羅伯特•巴斯肯（Roberta Baskin）說“我們的研究報告顯示自從1998年來每年花在影響聯邦法律制訂者身上的錢是花在選舉他們的錢的兩倍”（黑體為原文所加）[4]。

儘管公司在這方面的花費一般都是不分黨派的雙方下注，希望不管是誰都可以推動公司的物質利益。如今在共和黨人控制聯邦政府所有三個部門的政治氣候 下，由共和黨領袖湯姆•狄雷（Tom DeLay）（這位已經面臨由於腐敗造成嚴重的法律問題，被指控違法，已經被迫辭去議員工作）領導的共和黨人的機構K街工程（K Street Project）強迫遊說團體只僱傭共和黨人，否則就要承擔後果。

幸運的是，這種一黨控制的政府的趨勢面臨一些麻煩，因為他們無能，把手伸得太遠。不幸的是，另外一個政黨並沒有能利用共和黨官員和遊說團體捲入的 一系列醜聞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當人們問為什麼這樣？說民主黨是個可憐可悲的反對黨，他們忘記了民主黨必須呼籲有錢人也支持他們的選舉，不能從服務這些利益 上面退出。比爾•克林頓能夠贏得漂亮的勝利，就是歸功於投資銀行家，高技術生產商，好萊塢資金，以及在城市零售業和房地產業的民主黨核心支持者，以及有錢 的非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 non-WASPS）的支持。今天在布什一伙的醜聞接連不斷，反對黨缺乏強有力的政治動作實在讓人吃驚。民主黨人已經選擇“執政能力”問題，試圖說服人們 民主黨能力更強，希望這個微弱的許諾能吸引選民，讓有錢人和公司返回支持他們。他們沒有許諾工作，退休金，醫療保健，或者美國工人的個人安全，也沒有保證 結束伊拉克戰爭。他們已經接受了公司全球化和有錢人的政治優先權。

政黨需要選票支持，但是它們不能一切為了選票。政黨應該被理解為一幫支持能夠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選人的投資者。公共政策就是這些不同利益集團搏弈鬥 爭妥協的結果。因為多數選民是非組織的，往往了解的信息很少，討厭政治過程，和投資者不同，很容易在附帶的利益上接受感情上的煽動。公眾輿論對於投資者階 級利益悠關的問題產生的影響非常有限。

儘管有微弱的聲音要求清除企業界對美國政治的影響，但是政治人物必須依賴這些公司的資金支持。最急切想捐錢，最慷慨的人是那些希望從當選官員那裡 得到好處或者保護他們免於法律麻煩的個人或者公司。任何人只要看看這些人的捐款表現就能明白刺眼的矛盾。政客們或許通過對公眾的憤怒做出反應渴望尋求公眾 的支持，但是他們絕不會咬捐款給他們的富豪的手。因為親企業的政策是必要的，立法辯論的很大一部分是誰都不碰的禁區。嚴格管理公司或者強迫有錢人交稅是讓 大多數選民高興的措施，但是誰提出這些建議，誰就可能失去資金支持。所以這樣的倡議是不大可能出現的，除非為工人階級權利爭取的運動還有其他資金來源可以 保證，叛逆的富豪或者大眾的動員能夠彌補從事進步活動的資金缺口。

公民權力的概念和市場意識形態中的消費者權力非常相似，假定購買者決定生產者提供的產品。在理想的市場模式下，消費者對自己的選擇有全面翔實的了 解，其他備用產品的品質，所有銷售者提出的價格。但是銷售者有這麼多，沒有人能夠影響市場價格。而且，每個消費者應該了解他們需要什麼，不會受到同伴的壓 力或者廣告的影響。在這個簡單化的模式裡，收入的分配是不受質疑的，雖然有些消費者比其他人富裕得多。構成社會工資對個人的生活水平起重大作用的公共產品 和準公共產品（merit goods）如果不能通過個人市場賣出去，就被忽略了，除非鼓動人們認識到他們有權享受這些。人們往往認為政府是效率很低的，需要像企業一樣，盡可能使用 市場刺激的措施。一個像企業一樣的政府建立資本家的政府功能有限論基礎上，認為政府要服從於社會構成中占主導地位的階級利益。

儘管國家為階級利益服務的功能論觀點被廣泛傳播，但富豪們霸占國民收入越來越多的份額其實是政府政策的結果。減稅就是向他們傾斜，同時政府還補貼 優先考慮的企業如石油，軍工，銀行，華爾街。如果市場下跌，政府就加大支持力度讓它反彈。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The Federal Reserve）要確保著名的“格林斯潘對策（Greenspan Put）”，現在或許以應該稱為“伯南克反彈（Bernanke Bounce）”。低利率被認為是必要的，它推動投機，確保防止經濟衰退。隨時做好緊急援助的準備，不管是第三世界的債務給私人銀行或者給投資者的特別優 惠。

當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說“我最想看到的結果是美國從來就是人人都能發財的國家。”他的支持者對這句話的理解是“有錢人會更加有錢。”布什總統的“有產者社會 ”（ownership society）將這個觀點進一步擴展，建立在供應方的“分析”上，低稅收和低邊際利率讓投資者積極性更高，人們工作更加努力，因為你能留下更多賺來的 錢，推動經濟的發展。該意識形態宣稱減稅讓“我們”所有人發財，讓經濟發展的好處惠及每個人。結果實際上造成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工人階級的實際收入下 降，有錢人擴展了榮譽會員。就像南方的白人農場主對貧窮白人說種族而不是財富起作用。這個策略非常有效，並迅速傳往其他地方。統治階級告訴小資產階級“我 們都是資產階級，讓我們保護“我們的財富”。共和黨同樣巧妙地動員對激烈競爭感到憤怒，對大公司和精英富豪不滿的小資產階級。因此，2004年大選時，布 什批評約翰•克里取消對富豪減稅的建議，說“美國的有錢人碰巧是小企業主。 ”而且布什還說“真正有錢的人知道如何逃避稅款。 ”[5]

但是，當他面對捐款大戶時，布什就像在2000年選舉籌款大會上說的那樣，“這是一個不得了的群體，富豪和超級富豪。有人稱你們為精英。我稱你們為我的根基。”[6]

布什決不是第一個為這個根基服務的總統。但是自從取消了凱恩斯社會政策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支配的升起後的這些年裡，資本成功地向國家和勞工提出了 更多的要求。在1979年到1989年之間，美國人中最富裕的1%的人佔國家財富的比例增長了將近一倍，從22%增加到39%。大約十年後，討論集中在了 美國人口中最富裕的0.1%。在2002年，美國人中的前千分之一，145，000納稅人佔國家收入的7.4%這個比例比1980年的比例高一倍。在競選 連任的時候，布什說他的第一個任期的許多減稅措施都面向中低收入美國人。實際上，在過去15年的減稅措施中超過一半（53%）的優惠流向了最富裕的10% 美國人，超過15%給了前千分之一美國人。在2001年和2002年稅額減少的唯一納稅人是那些分配中佔0.01%的塔尖。至於2005年，在布什的減稅 政策下，最高收入的400名納稅人（最窮的年收入也在八千七百萬美元）支付的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FICA（social security）和年收入在50000到75000美元的人同樣的比例。另外一個看待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的方法是想一下1950到1970年間，底層的 90%美國人每多掙一個美元，位於頂端的0.01%美國人的收入就增加162美元。從1992年到2002年，底層的90%美國人每多掙一個美元，位於頂 端的0.01%美國人的收入就增加18000美元。 [7]

因為底層的90%美國人收入沒有增加，美國市場只能通過創造債務刺激需求，不管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公司利潤非常高，但是不追加投資。他們通過削 減成本增加利潤，因為銷售沒有增加，因為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現在發生的事情是隨著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少數富豪精英的政治影響力越來越能夠迫使國家滿足他們 狹隘的利益。考慮到金錢政治的現實，他們的力量在不斷增大，民主在一步步走向萎縮。

華爾街和美國總統都聲稱所有投資者，美國人中的一半，從減稅政策中得到利益。這是他們精心編造的謊言。擁有401（k）計劃，其他退休金計劃，共 同基金等的普通投資者本身就是免稅的，他們並沒有從減稅中得到好處。真正有錢的人，包括華爾街的那些首席執行官們，他們的年收入都在千萬美元以上，在減稅 政策下每年都可以節省數万，數百萬的稅款。擴張資本收入和紅利的稅收優惠的影響的數據只能從建立在稅務和經濟政策學會（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稅收模式上的認真的受到尊重的納稅正義聯盟（Citizens for Tax Justice）那裡得到。結果是美國人中的大部分從這些特別稅款優惠方面得不到任何好處。 78%的人沒有減稅，10%的人減稅不到100美元。大部分（53%）的好處都流向最富裕的1%美國人。

富豪是如何得到優惠待遇呢？答案可以在政治投資理論的邏輯中發現。像增長委員會（Committee for Growth）這樣的團體從超級富豪那裡籌集巨額資金，目的就是威脅那些拒絕他們減稅要求的政客。資金雄厚的“美國稅收改革協會”（Americans for Tax Reform）的主席格羅弗•諾奎斯特（Grover Norquist）已經得到數不清的政客決不加稅的保證，以換取反稅力量的支持。該組織的目標就是縮小政府的規模，達到他們可以把它“淹死在浴缸”的程 度。

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統治下，任何地方降低成本的目標都有利於國家資本和小企業主。小企業主特別憎恨早期凱恩斯主義時代的降低工作丟失的成本，讓工 人們神氣活現的政府再分配的項目，他們總是對給工人施加壓力感興趣。從前為了國內和平的利益，資本要關注福利國家和工會組織，而現在的國際化資本可以威脅 無法到處流動的勞工，他們一旦沒有外來投資就處境非常困難。國際資本的更大流動性還讓它們在國際間的影響力增大。由於這個派別利益的重新團結，共和黨人力 量更大，而新民主黨人尋找辦法跟隨新工黨趕緊扔掉工會的影響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投資政治的基本原則就惡有惡報。

正如托馬斯•費格森（Thomas Ferguson）所說“影響到主要投資者共同的根本利益的問題，不可能出現政黨的競爭”。 [8]不是說這些投資者的利益問題會成為唯一討論的問題。而是說支持投資者根本利益的候選人會贏得選舉的勝利。這讓候選人強調各種不同的議題從同性戀婚姻 到墮胎，這些根本不是投資者關心的關鍵問題，但是被描述為確保勝利的關鍵，以及根據虛假和惡毒的謊言基礎上的抹黑戰術和負面廣告。問題是贏得勝利確保投資 者的目標得到法律認可。巨大的選舉活動組織者是那些依靠政府發財的人，比如軍火商，或者想改變政府管理規則的人，比如證券和能源領域，以及從煙草到石棉官 司接受賠償的任何人。有些個人支持者是出於意識形態考慮，但大部分有錢人主要支持共和黨人，意識形態上偏右的人，投資巨大的人追求極端主義政治。這個團體 已經表現出願意支持極端右翼分子反對溫和的共和黨人，這些人有足夠的金錢和影響力威脅候選人。

雖然有錢的投資者非常清楚他們的利益在哪裡，並且投入嚴肅的資源來影響決策的結果，普通選民往往缺少被告知必要信息的積極性。許多人受到富豪花錢 購買的不斷重複的信息的影響，比如“稅收是壞的，減稅是好的”。有些人鸚鵡學舌重複反政府立場的意識形態。有些人相信政府向勤勞的工人階級收稅然後把錢給 了“福利項目”。還有些人儘管知道國家偏愛有錢人，得出的結論是“政府是敵人，因此反對徵稅，幫助有錢人逃脫稅款和管理，通過大眾的運動爭取對國家更大的 影響力。

考慮到這個精英的資源和利益，他們非常願意幫助對他們有用的人在事業上不斷成功。讀者只需要看看布什的例子就明白行動的過程了。布什能夠進入石油 企業是因為願意幫助他的富豪給他錢。他在石油企業基本上一塌糊塗，但是被一再地援助擺脫難關。他通過內線出售哈肯能源公司（Harken Energy）股票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這是他的第一筆嚴肅的收入。 1989年他投資606000美元作為曾購買德克薩斯遊俠（Texas Rangers）棒球隊聯合體的一部分，通過在該公司倒閉前出售該公司的股票來借錢和返還貸款，這是經典的股票內線交易安排。阿靈頓 （Arlington）市那時非常友好，用公共基金要為德克薩斯遊俠棒球隊建造新的體育館。他作為球隊的公開的所有者，他的家庭人脈關係，以及相關的好的 公共關係，使得布什以“靠自力更生而不是靠政府”的口號來競選德克薩斯州州長。正如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回憶布什的成功之路時說的。德克薩斯遊俠棒球隊以高於購買時兩倍的價格出售。布什的股票達到二百三十萬美元，但是他的合夥人自願放棄了 部分股份，使得布什拿到收益的12%，也就是一千四百九十萬美元，也就是給了州長一千二百萬美元的禮物。

德克薩斯遊俠棒球隊的買主是一個名叫湯姆•希克斯（Tom Hicks）的人。這個最後的細節或許顯得晦澀難解的，但是請耐心聽我解釋。再次引用克魯格曼的話:

德克薩斯大學雖然是個州立機構，擁有大量的捐贈。作為州長，布什改變了管理捐贈的規則，取消了公開“涉及投資和實現的收入的所有細節”的要求，擁 有“普遍承認的表現評定服務”來評判投資結果。也就是說政府官員不再必須向公眾說明他們是怎麼處理公共資金的，或者不再必須允許獨立評估機構的監督。布什 先生將90億美元的學校財產“私有化”，轉變成非贏利性公司名字為“Utimco”的基金會，從而能夠在閉門會議上做出投資決策。 [9]

事實上，金錢被掌控在Utimco基金會的主席湯姆•希克斯手中，數百萬計的美元被用來進行私人基金會投資，這些基金會是由希克斯的生意夥伴和共 和黨主要捐款人經營的，他們投資糟糕卻收到大量回饋。這不僅是腐敗交易問題，而且是有錢人如何影響政府官員從中獲利，如何精心培養國家領導人的故事。國家 領袖本身未必是擁有龐大產業的富豪，雖然有些人像布什總統本身就來自精英家庭。

至於這個系統的正常運作，我們沒有必要復述湯姆•狄雷（Tom DeLay）和傑克•阿伯拉默夫（Jack Abramoff）的話。相反，個別人的濫權讓人們注意到富豪的結構性權力，以及政治在財富不平等懸殊情況下普遍的腐敗。這個問題至今仍然存在。有意思的 是，布什把毫不隱瞞的開放性用在行政工作和生意上，而且非常成功。正如《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曾經寫過的“布什和他的生意支持者的密切關係是赤裸裸的，商人給他厚厚一沓沓的錢。作為回報，他為他們減稅，減少繁瑣的手續。 ”[10]但是這種事情不光是喬治布什在做。十年前，《紐約時報》的記者大衛•桑格爾（David Sanger）寫到“自從上台以來，克林頓為財富500強做的事情比美國歷史上歷任總統都多。”[11]在1995年夏天，《芝加哥太陽報》在民主黨兩主 席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Dodd）和唐納德•福勒（Donald Fowler）簽名的信中揭露飯桌上的交易的菜單。 10萬美元的捐款者可以和克林頓總統吃飯兩次，和副總統戈爾吃飯兩次，能夠和民主黨全國大會（DNC）領袖出席對外貿易會議，每天的傳真報告，專門配備一 個DNC工作人員負責“個人要求”。其他較小的引誘物有5萬美元，1萬美元和1千美元。

新民主黨人克林頓是個親企業，親貿易，反對工會的人。因為民主黨指望的矽谷企業家是親選擇，親環境的人，他也就親選擇，親環境。克林頓時代的白宮 和國會中的新民主黨支持高科技企業的議題為更多的高科技工人發放簽證，研究和發展機構的課稅扣除，支持與中國的貿易，暫停因特網稅收等等。但是，正如《瓊 斯媽媽》雜誌（Mother Jones）報導的，副總統戈爾全國大會後的“民粹主義”（post-convention “populism”）把高科技專家（techies）趕往共和黨，所以共和黨人最後在這個領域籌款和民主黨人一樣多。 [12]

華爾街對克林頓至關重要。共和黨人注意到這點，所以把社會保障私有化作為主要議題，這樣他們收穫了華爾街的感激。許多人指出布什儘管努力，還是沒 有能實現社會保障私有化。不錯，但是華爾街獎賞了這些努力。 《瓊斯媽媽》提供的捐款最多的400人名單中有67人都是社會保障經紀人和投資經理，這些人為共和黨金庫裡註入了大量資金。他們將得到提議的私人退休帳戶 上所有的錢的費用上的所有好處。推動建立退休私人帳戶，實際上是醫療保健帳戶在意識形態上對共和黨反政府心態有吸引力，對於可以直接從銷售和管理帳戶中獲 利的公司有吸引力。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離間民主黨和選民關係的經濟議題，攻擊民主黨傳統上的強項。對於民主黨而言，工會的支持非常重要，工會是強烈反對社 會保障私有化的。對於新民主黨而言，要背離黨的傳統上的核心價值和承諾也是非常困難的。

2000年，布什的強大支持者是陽光帶州，尤其是得克薩斯人，石油和承包商捐款者和州長的親密朋友。到了2004年，大量的金錢來自華爾街，2004年6 月23日晚上就捐出了400萬美元。美國投資銀行美林（Merrill Lynch）的主席，首席執行官，總裁斯坦利-奧尼爾（E. Stanley O'Neal）和美國雷曼投資銀行（Lehman brothers）的執行經理斯蒂芬萊辛（Stephen Lessing）是首批突擊隊員（Rangers）中的兩個，捐款都在10萬美元以上。這種支持代表了2000年以來的變化，當時就在布什宣誓就職前兩個 星期，布什在得克薩斯舉行了企業界領袖論壇，有幾十個CEO參加，但是沒有來自華爾街的人。 2002年在瓦克市（Waco）舉行的經濟高峰會上情況同樣如此。到了2003年，華爾街超過了任何別的捐款者團體成為給布什錢最多的人。因此佈什政府成 為更加積極的“親投資者政策”的鼓吹者，這些政策把華爾街納入給予優惠對待。這樣的改變是難以避免的。如果我們看看2006年總統經濟報告中的統計數據表 （表B-91:1959-2005工業企業利潤），2003年，國內工業企業利潤，我們看到金融領域當年的利潤在3130億美元，而非金融領域的所有企業 的利潤是5340億美元。這是個非常明顯的變化，曾經有段時間人們普遍認為金融是潤滑的製造業（2003年的利潤是1190億美元）。世界其他地方的公司 經營活動積累的利潤是1760億美元，到了2005年第三季度，利潤達到了2230億美元。帝國主義者要求當地國家政府支持這樣的經濟滲透，促進以美國為 基地的跨國公司更大的利潤。

讓我們同時提出幾個方面作為總結吧。投資者理論非常清楚地預測與大多數人的利益相關的問題會被忽視，如果富裕的捐款者階級不願意考慮的話。同樣 的，悠關富豪利益的問題在媒體上被不斷提出來討論和強化，即使它得不到大眾普遍的支持。正如上文討論過的稅收政策問題一樣，最後國會好像要確認投資和優待 投資者的政府政策之間的相關關係。收入不平等的加劇，儘管可能有很多原因，實際上是由被收買的政客和控制聯邦政府的統治階級代表制訂的聯邦政府稅收政策造 成的。最後的結論是簡單的投票給民主黨並不能真正改變我們希望的變化。只有在當選的官員面對一個組織嚴密能動員大眾支持的反對黨時，他們才會在簡單的按富 豪的希望投票時掂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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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 William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 Now?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 1.

[2] Kevin Phillips, Wealth and Democrac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ich (New York: Broadway, 2002）, 214.

[3] Deborah Brewster, “Senators' Stocks Beat the Market by 12%, ”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5, 2004; Washington Spectator, “Senators Beat the Stock Market—and Get Rich—With Insider Information, ” January 1, 2006.

[4]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Lobbyists Double Spending in Six Years, ” April 7, 2005, http://www.publicintegrity.org.

[5] Associated Press, “Bush Brings Campaign Across the Potomac, ” August 9, 2004.

[6] Robert McNatt, “Up Front, ” Business Week, November 6, 2000, 12.

[7] David Kay Johnston, “Richest Are Leaving Even the Rich Far Behind, ” New York Times, June 5, 2005.

[8] Thomas Ferguson, Golden Rule: The Investment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and the Logic of Money-Driven Political Syste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8.

[9] Paul Krugman, ”Steps to Wealth, ” New York Times, July 16, 2002.

[10] The Economist, “A troubled marriage, ” May 17, 2003, 27.

[11] David E. Sanger, “The Big One: Washington's Political Earthquake, ”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1995.

[12] http://www.mojon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