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走適合自己的金融之路

美政府援手難以拯救華爾街

中國要走適合自己的金融之路
2008-10-10

新華社特約經濟分析師 廖子光

一、次貸危機源於金融制度錯誤，美國政府援手難以拯救華爾街
（一）美國政府嚴重干預所謂“自由市場”

過去十幾年裡，美國一直推行“新自由市場主義”，其核心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越少越好，對自由市場的干涉應當保持在最低限度。然而，美國的實際做法 是，一方面告訴全世界經濟發展必須走自由市場之路，另一方面對自己的國內經濟進行大規模干預。此次美聯儲動用7000億美元為金融部門的不良資產買單就是 明證。

目前為止，美聯儲的“救市”花費實際上已經超過1萬億美元。每逢市場遭遇經濟周期的衰退階段，美國央行就會印刷更多鈔票，為市場提供支持，這種做 法愈演愈烈，目前幅度已經臨近失控。但每次干預都沒有一個整體的策略，都是為了穩定市場而採取“頭痛醫頭”的辦法。 “穩定市場”的後果，就是引起下一輪危機，規模更大的危機。所以美國央行不是在解決問題，只是把問題延後。

這種“救市”行為就在眼前，去年8月也發生過，大約15年前也有類似一幕。克林頓政府時期，曾擔任高盛聯席董事長的羅伯特·魯賓執掌財政部時想出 了一個主意，即任由美國貿易呈赤字狀態，只要赤字部分是用美元支付就行，而美元跟黃金或任何特定價值已經失去關聯。目前全球貿易、金融和投資都是用美元計 價，美元成為了一種“對沖貨幣”的金融工具，可由美國政府隨便印刷，實際的財富從別國輸入美國以後，其他國家換來的都是紙質貨幣。美元的價值已經今非昔 比，需要進行重新評估。

美國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問題本質在於，並不是優質資產暫時缺乏資金，而是這些資產的實際價值遠遠小於賬面價值。投資銀行推出的金融產品經過層層 銷售，每次都抬高價格，導致最終價格遠遠大於自身價值。現在金融泡沫開始破裂，市場開始調節產品價值，金融市場開始步入熊市。美聯儲於是向這些金融機構注 資，避免金融產品的價格一落千丈。讓這些實際上價值不高的資產保持較高價格的一個好辦法，就是美元貶值。

（二）美國金融制度存在漏洞，千億美元無法拯救華爾街

美國政府試圖用數千億美元解決流動性問題，而實際情況是華爾街面臨的不是流動性問題，而是這些投資銀行是否還具備償付能力的問題。美國經濟已經轉型為一種可產出任何產品的經濟體，除了國防和軍事硬件，他們可以銷售一切東西。我認為，這場危機需要用10到15年才能恢復。

吉姆·羅傑斯曾說，此次美國遇到的危機之嚴重，多數美國人在有生之年不會看到它的結束，這種說法有一定的正確性。羅傑斯認為，美國的製度沒有未來。因此，其他國家應該從美國發展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否則接下來的10年都會止步不前。

格林斯潘也說，這是1929年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危機，是百年一遇的危機。而對於引發這場危機，格林斯潘難辭其咎。兩年前他還說，美國經濟基本面不錯，需要投放更多貨幣，即增加所謂“流動性”，結果引發了嚴重的高科技泡沫，造成了今天的危機。

美國目前體制上的缺陷在於，擁有很高的國民生產總值，卻嚴重缺乏具有價值的產業和實際產品來支撐。美國政府並沒有讓市場來定價，而是有意讓金融工具操縱了市場價值，通過印刷更多的貨幣來推高其產品價值，讓美元在全世界流動。

美國目前除了債務以外別無其他市場，因此把金融產品的價格吹得虛高。以房地產市場為例，房價增長10倍、同期工資僅增長1倍的時候，人們無法負擔 高昂房價。當數百萬套房子都面臨拋棄局面的時候，銀行面臨破產。此時政府動用大量資金避免銀行破產，只能讓銀行暫時得救，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我認為國會有 可能會否決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因為很多人都覺得，這些錢只會流入到金融系統中，對於公眾來講卻毫無用處。

今年是大選年，此次選舉中湧動著一股民粹主義的潮流，希望為人民利益而非制度利益採取措施。當民粹主義的潮流席捲整個華盛頓，即便是麥凱恩也都有 可能成為一個民粹主義者。然而從美國金融發展的歷史來看，美國政府將以一種更觸及根本的方式乾預經濟，去努力拯救制度，而不是為人民謀利。

二、次貸危機的啟示：中國要走適合自己的金融之路
（一）政府介入與監管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美國一直傳播自由市場的信條，叫政府遠離市場。而當美國經濟碰到麻煩的時候，則是大幅度地干預市場。這種干預也只是在爭取時間，結果是積累起下一輪泡沫。美國希望他國少干預市場，其真實目的在於他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越少，他們越能夠侵入並控制他國的經濟。

自由市場需要依賴開明的國家管理來確保自由競爭，同時避免市場的失效，沒有管理的市場自然會出現壟斷性的集中和公司管理、金融上的濫權。因而總的 來講，所有政府都會干預市場。一戰和二戰後，美國的繁榮正是靠政府支持建立起來的。當美國人說，他們不干預市場，那是在說謊。冷戰之後，誕生了自由企業的 理念，美國向他國政府鼓吹市場通過自由企業可以創造繁榮，以便侵入外國經濟體。因為，本國政府是唯一能夠保護弱小民族經濟體的機構。德國經濟學家弗雷德里 克·李斯特就認為，在世界貿易中任何落後的國家，在自由市場中絕不可能趕上先進國家。

美國人推行自由市場實際上是想擁有剝削的自由，因為在資本家的遊戲中，有資本的人才會贏，他們的資本，超過世界其他人。中國不能成為美國宣傳活動 的受害者，因此應當鼓勵人們從國內經濟中獲益，而不是從自由貿易中獲益。美國正是這麼做的。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美國不厭其煩地向世界推銷自由市場理念，但 是聯邦政府卻在為美國的銀行和企業提供支持。至於自由貿易，美國並不真正實行自由貿易，自由貿易不是貿易的自由，其他國家只能買些實際上沒用的東西，20 年來中國仍然不能從他們那裡買到高科技產品，為什麼呢？因為美國並不真正相信自由貿易。

不過，政府乾預不是一個抽象概念。既要防范明顯“壞事”（比如市場操縱、市場失靈）的政府監管是非常必要的，同時還要監管宏觀經濟結構和整個制 度。中國的政策應當立足於中國國情，而不只是援引美聯儲、華盛頓的所作所為，不能只是簡單的照抄。因為在國內某些領域，可能需要政府加強干預，而在另一些 領域，可能需要減少干預，但這些領域跟美國的領域不一樣。

現在不光是中國，世界各國都有美國因素在本國占據太重地位的問題。中國擁有5000年的文明史，可以復興自己的文化，在世界歷史中找到恰當的位 置。當我們繁榮昌盛的時候，通過我們文化的感召，我們所有的鄰居都會來到我們的身邊。而如果我們發展自己的製度，發展自己的經濟，所有的分裂主義者都會消 失，因為他們都希望和贏者在一起。但如果我們成為美國製度的“利益攸關方”，我們永遠都不會成為一個贏者。

（二）審慎對待金融開放

同時，這次危機告訴中國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以更加審慎的態度對待金融開放。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統治地位，我們不得不借用他們的一些措施，但 這絕不能成為我們國家的主導目標。中國的體制改革不能一味效仿西方，西方的體製本身存在著諸多不完善之處，而且西方也沒有我們要的答案，只有通過運用自己 的頭腦和對事實的了解，才能找到問題的解決辦法。

中國不應該完全依靠門戶開放來學習，因為這存在著學習錯誤東西的危險。美國不需要向歐洲學習很多，他們理解歐洲，研究歐洲，開創了自己的製度，一 個世紀之內，他們超過了歐洲。如果我們努力模仿華爾街，我們絕對不會贏，日本就是例子。我們是個大國，人口眾多，可以自力更生，我們的經濟最終會讓其他國 家模仿；而如果模仿華爾街，我們在華爾街只會是一個小角色，因為那是我們肯定不擅長的一種遊戲。

如果我們不開放市場，就學不到技術和經驗；但是如果完全開放市場，學到的東西可能是我們並不需要的。每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哲學都有其獨立的體 系，單純照抄西方制度，最終是不會起作用的。事實上，我們需要學習的不是西方過去的做法，我們需要學習的是讓自己在內部試錯，根據實際情況解決問題。政府 首先要仔細觀察我們的貨幣政策，如果貨幣政策的方向迷失了，其他問題就很難解決。

中國市場畢竟還缺乏經驗，起初的開放也是試探性的，一旦完全開放，我們會面臨更多的問題。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新加坡，甚至日本都捲進去了，而 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護，原因就是我們還不是特別開放，否則會出現比當時更多的危機。簡言之，如果我們完全開放，就會成為受害者。

因此，要秉持謹慎態度，控制市場開放的步伐，尤其是金融領域。中國市場還非常年輕，國內的企業也還不是很壯大，我們的開放程度尚不完全，這使我們 能抵禦住西方經濟低潮的衝擊，這次的次貸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美國要我們在這個特別時期做一個“利益攸關方”，實際上就是讓中國成為一個“買辦”。我 們希望成為一個利益攸關方，但我們是想成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利益攸關方，而不是美國製度中的利益攸關方。

在當前的全球化體系中，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的第二大發動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考慮到第一大發動機美國正更多地以美元霸權將整個世界引入經濟、 環境、生態的浩劫，中國的積極作用尤為彰顯。不過，中國在以其龐大的人力、豐富的資源推動世界發展時，也面臨嚴峻的可持續挑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已 30年，改革開放政策在將中國帶入現代相互依賴的世界方面碩果累累，但過分依賴出口、收入差距拉大、地區發展鴻溝、嚴重的環境危機等由此而來的失衡問題， 正日益增多地要求反思中國發展模式。

（三）重新審視增持摩根士丹利等美國投行機構

去年底，中投斥資約50億美元獲得美國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9.9%的股權，成為該公司第二大股東。隨著次貸危機的深化，深陷其中的摩根士丹利再次向美國以外的國家尋求買家。 9月22日，日本三菱UFJ金融集團也表示同意收購美國摩根士丹利10%—20%的股份。

但我認為，對於海外投資，無論是中投公司還是中國政府都應始終堅持審慎的態度，而且目前來看，摩根士丹利等深受次貸危機拖累的美國金融機構，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具有投資價值。

首先，美國政府對於外國投資者進入審查嚴格，設定的門檻也很高，曾經對摩根士丹利等這樣的金融投行巨頭的股權控制和保護更是尤其嚴格。沒有哪個國 家希望自己的銀行為外國政府所有，而現在摩根士丹利卻四處尋找海外買家，充分顯露出美國政府對摩根士丹利今後的投資價值和發展前景的擔憂。

其次，目前美國金融市場出現的系統性風險，除非美國政府出手，否則很難僅靠一家海外金融機構注資就能解決美國金融市場面臨的流動性短缺問題。 9月份摩根士丹利的股價較去年底已經下跌超過55%，現在出手也難保會出現“抄底”抄到“腰”上的情況。

其三，一旦我們大幅增持摩根士丹利的股份，他們就會以此作為要求互惠的論據，要求中國將具有投資價值的中國銀行等中資銀行的股份賣給美國。

（四）將數額龐大的外匯儲備更多用於投資實體資產

眾所周知，目前中國已經擁有1.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大國，其中大多數都購買了美元資產，包括美國國債等。不過一旦美元貶 值，我國外匯儲備就面臨縮水的風險。因為這筆錢數額實在巨大。如果拋掉10%，美元就會迅速貶值，而其餘90%的部分也會承受壓力。

為此，我建議，可以逐步地將外匯儲備用於購買除美元以外的實體資產，例如礦山、工廠，諸如通用汽車、IBM等實體企業，而不僅僅限於像高盛、摩根士丹利一樣的金融資產。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美國人通常只會把破產企業賣給我們，對於優質資產，往往不願意賣給我們。因此，每逢我們想買、美國人也想賣時，我們一定要加倍小心。

（五）將傳統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行業務分開

此次次貸危機中，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遭受了重創，其中，貝爾斯登宣告破產、雷曼兄弟申請破產、美林證券被美國銀行收購，碩果僅存的高盛、摩根士丹利也開始向銀行控股公司轉型。不過，低風險的傳統商業銀行相對而言並未遭受很大的衝擊。

這也給中國一些啟示：應當從體制上將低風險的商業銀行和高風險的投資銀行適當分開。經過幾年的探索，國內很多商業銀行都在從事投資銀行的活動，工行、建行、光大、民生、浦發、興業、中信等銀行也紛紛成立投資銀行部門，商業銀行的投資銀行業務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但如果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不分開，一旦銀行出現經營困難或者倒閉，消費者將面臨不可挽回的損失，目前這點在中國現在的銀行體制上體現得也很明顯，因此必須要加強體制建設，將兩者分開。

三、中國股市仍很“年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有限

（一）頻繁大起大落反映出中國股市的不成熟

中國股市從創立至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步步發展為今天的規模。雖然股市總市值一度超過GDP總額，但經過了此輪長達10個月的調整，中國股 市的總市值已經大幅縮水。按照9月24日的市值計算，滬深股市的總市值為142952億元，流通市值為47991億元，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相比，僅佔很 小的比例。

股市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太小、或者說由於股市的大起大落導致股市在國民經濟中的影響力存在忽大忽小的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股票市場的邊 緣化。一旦股票指數攀升，居民大量投資股票引起收入增加，會鼓勵居民的消費行為，刺激內需；但如果股市走低，資金離場，則股市往往乏人問津、成交量低迷。

回顧中國股市近年來的表現，不乏“牛氣沖天”的狂熱，更承受過“一瀉千里”的煎熬。從2005年6月6日的998點，到本輪行情啟動以來的最高點 6124點，上證綜指完成這5100多點的歷史性跨越僅用時兩年；而從這一歷史高位跌落至目前的2300點以下，則只有10個月左右。其間，動輒數百點的 上躥下跳更是家常便飯。

頻繁的大起大落，遠高於成熟市場的震盪幅度，都暴露出Ａ股市場非理性和不成熟的一面。在股指的暴漲暴跌之間，在承受來自“大小非”解禁壓力的同時，證券市場的更多弊端和不成熟也暴露出來。

雖然針對股市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實施使市場化資源配置功能得到很大改善，但資本約束機制並未真正形成，市場效率仍有待進一步提高。資本市場核心的 發行體制仍然存在行政控制環節過多、審批程序複雜等問題。此外，產品創新相對不足也制約著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而股指期貨等金融衍生品遲遲未能推出，也顯 示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步伐的遲滯。

（二）運用主權信用形成資本，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發展道路

中國股市建立和學習的依據主要是西方資本市場發展的基本製度，這對於股市的初建是有利的，但經過近20年的發展可以發現，西方的很多製度並非完全 適合中國國情。我們的股市成立是以推動國企改革為目的建立的，是基於社會主義基礎而建立的；而西方股市建立的基礎是資本主義制度，這就決定了我們需要探索 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發展道路。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運用主權信用來形成資本，我們在發展股市的過程中，既要發揮股市直接融資和資源配置的功能，也要防止過度依賴股市資本的行為，韓國、日本的類似教訓值得我們藉鑑。

（三）循序漸進推進資本市場對外開放

去年以來，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盪，主要股票市場出現較大波動，不少大型跨國金融機構遭受巨額損失，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同時，國內資本市場的基礎性制度建設還有待完善，證券經營機構整體實力還比較弱小，市場快速發展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戰和要求。

鑑於此，應密切關注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及國內外資本市場的聯繫，深入分析評估各項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效果、風險隱患、利弊得失和外部環 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對外開放政策，循序漸進而非一蹴而就地推進資本市場對外開放，逐步提高中國證券業和資本市場的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促進中國 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此外，作為資本市場的基石，上市公司的質量還有待提高，回報股東的機制尚待建立。目前中國上市公司整體治理水平不高，股東、董事會、監事會機制仍 不健全，大股東權力過大，中小股東尚不能充分參與公司的治理，董事會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監事會作用非常有限；經營人員激勵約束機制仍不到位，許多上市公司 經營人員的薪酬還比較低，經營人員經營不當、違規操作沒有完備的懲罰機制。

中國有位專家曾指出，中國上市公司治理存在五大深層次矛盾，分別是：國有產權不明晰，所有者缺位；部分上市，造成上市公司不獨立；併購和經理人市場仍不發達；機構投資者力量仍較薄弱；信用文化尚未建立。

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包括股市）依然是一個新興的市場，既面臨由小變大的機遇，又面臨由大變強的考驗。伴隨資本市場成長而出現的矛盾和問題，不 可能因股市的一時漲跌而消失，需要在發展中逐步去解決。我們不能只對股市成長的希望盲目樂觀，或者只對市場上存在的問題一味指責。唯有客觀、理性、真實地 認識股市的現狀，把握股市的發展規律，才能促使其逐步走向成熟。市場走向成熟，不是哪一個要素的單方面成熟，而是包括監管者、投資者和上市公司在內的各個 要素的共同成熟。

四、中國整體經濟健康發展須靠內需拉動

（一）減少中國經濟對外貿的過分依賴

中國對國際貿易的過分依賴已經嚴重扭曲了經濟發展，這可以從國際貿易在GDP中的高比例看出。這種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以低工資組裝再出口的形式，雖然趨勢是走向縱深的機械製造，但是加工再出口的比例仍然占主導地位。中國出口總量的54%都是外來投資者的出口。

中國的貿易市場不是多元化的。中國與三大貿易夥伴——美國、日本和歐盟的貿易占據全部貿易的一半。這些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情況不僅嚴重影響他們對中國的貿易，而且影響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

中國作為亞太區域未來最大的經濟體，應該在這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中發揮關鍵的作用。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國必須眼光放得遠一點，不要局限於加入正在走向衰落的全球出口市場經濟，要提供一個國內發展的模式。

（二）擺脫美元霸權，重新確立人民幣主權貨幣的地位

全球政策制定者都應該認識到，對於任何經濟體，過度依賴服務於美元債務的出口都是自我毀滅。中國的以美元為結算單位的貿易盈餘對美元經濟有利，而 不是對人民幣經濟有利。它造成了中國國內發展的資金嚴重缺乏，把需要的資金都吸到外匯保存上去了。中國要實現真正的獨立和發展，唯有擺脫美元霸權的支配， 停止不惜一切代價地對美出口政策，建立自己貨幣主權，根本性地提高勞動力的價格，使中國豐富的人力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大幅度改善國內的消費能力，打破當前 生產能力過剩的製約。

終結美元霸權、重建這個被顛覆世界的關鍵，取決於中國有沒有足夠的遠見去開創一個新的國際金融體系結構。中國正處於一個開創新的國際金融體系結構的階段，新的金融體系結構將更好地服務於國際貿易。

中國祇要簡單地以人民幣結算其全部出口，就能選擇人民幣作為世界貿易中的另一種儲備貨幣。中國可以在任何時候單方面地採取這種主權行為。如果中國 的出口全部以人民幣支付，中國就無需持有外匯儲備。事實上，中國持有的美元越多，中國經濟的損失就越大，因為真正的財富已從人民幣經濟出口到美元經濟。

當前，中國擺脫美元霸權，通過發放主權信貸，啟動國內發展規劃，正處在最佳的時機。

（三）用國內市場平衡過分膨脹的對外貿易

中國需要刺激國內市場來平衡過分膨脹的對外貿易。中國經濟可以通過加大對國內發展和增長的主權信貸獲得很大的好處，尤其是發展緩慢的中西部地區。 主權信貸可以被用來刺激國內需求，比如提高工資、改善農民收入、推動國有企業改造和銀行改革、增加必需的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改 革社會保障體系、保護環境和振興文化等。

通過全面就業和提高工資，在非常短的時間內，也許在5年之內，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就能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國內經濟的發展就能讓中國出口更多，同時讓她大量進口而不需要擔心持續的擴大的貿易赤字。

我們以前的體製過於關注國際市場和國際貿易，而忽略了國內市場的建設，導致我們很多的人才外流，使國內市場發展滯後。但是中國不可避免地將成為主 要的全球性角色，因為14億人口使其擁有龐大的人力資源寶庫。即使在美國，其科學家中的很高比例都是華裔人士。隨著中國教育體系的改善發展，在未來，中國 將成為人才第一大國。

（四）通過提高人民福利和收入水平刺激內需

在主流發展經濟學看來，由於人們的一般需求均已得到較好滿足，因而，消費需求不足更易見於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社會中，而低收入國家則更可能因過度消費而導致儲蓄不足。

但是中國這樣一個剛剛跨過溫飽門檻、從而在提升居民消費需求方面有著先天優勢的經濟體，卻自1992年開始，出現了居民消費傾向持續下降的現象， 並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下顯性化，最終發展成為一個困擾各方的重大宏觀經濟難題。到目前，這一現像還未得到有效解決，甚至被視為造成我國經濟內 外失衡的關鍵問題。

應該說，總體上極低的居民消費水平有著雙重政策含義。

一方面，由於尚處在較低的生活水平上，居民應該具有較強的改善生活水平的動機。國外經濟學家的實驗研究已清楚表明，在貧窮的環境下，只要可能，人們通常不太可能放棄即時出現的提高消費、改善生活的寶貴機會，即使事後看來未必完全理性。

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消費狀況也顯示了這一點。在世界前10大經濟體中，在1994—2003年間，中國最終消費增長速度是最快的，為 7.80%，遠遠高於發達國家中最高的美國3.81%的水平，也比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的5.33%高出2.47個百分點。這一對比明確顯示，總體仍然處 在較低生活上的中國，有著強烈的改善生活水平的動機。

另一方面，較低的收入水平和相對較高的消費增速，同時意味著居民總體上持有的財富水平也始終較低，即缺乏應付風險的必要“儲備資產”，一旦經受衝 擊，其生活就可能跌至某個令人難以承受的災難性水平之下。特別是在先前各種社會保障隨著市場化推進而被不斷剝離的情況下，這種情況就更可能出現。

由此，居民迫切希望能夠積累起某種最低限度的“儲備資產”。而一旦這一目標實現，其消費潛能就可能被激發。從這個意義上說，財富水平亦即收入水平的提高，應該是激發居民消費需求的關鍵。

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應專注於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甚至可以以每年100%的速度增加工資，這樣國內市場就很容易有內需，工廠會加速為國內市場生產，特別是在出口形勢不好的情況下。

政府可以為企業提供貸款來支付增長的工資，然後通過稅收來拿回這些貸款。國有企業可以根據工資增長幅度來考核管理層。工資增長越多，對整個國家就越有利，同時也可以解決大量社會不穩定問題。

此外，中國目前在社會基礎設施上面的投入正在增加，但是還遠遠不夠。特別是在教育這一塊，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就業的問題，從而解決社會福利問題。教育是創造國內財富的最好途徑。

（備註：作者簡介）

廖子光：廖承誌之侄。 1938年出生於香港，畢業於哈佛大學，曾擔任著名的洛克菲勒公司投資顧問，現任紐約廖氏投資諮詢公司總裁，並受聘擔任新華社特約經濟分析師。

其專著《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圍美元霸權》一書，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全維角度，揭示了美元霸權這個有史以來最複雜的金融體制，實際上是美國借助各國央行統治全球經濟、獲取全球資源財富的主要手段。在業內引起強烈反響。

本文根據廖子光應國務院僑辦邀請，在京參加紀念廖承志同志誕辰100週年座談會及國慶慶典活動期間，做客新華社新華08金融講堂時所作主題報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