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進軍華爾街很危險

廖子光：現在進軍華爾街很危險

2008-9-25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809/52053.html

經濟觀察報網絡版專稿記者鄧美玲雷曼兄弟、AIG等華爾街巨頭目前的困境給外國資本收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機。日本的野村證券已經出手收購雷曼兄 弟的部分資產，但中資金融機構迄今為止，除了中投開手搜羅金融精英外，多數機構仍在隔岸觀火。此時，市場人士對於中資金融機構是否應該乘機購並美國金融資 產意見分歧。

漢能投資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陳宏認為，此時正是中國低價購買國外金融資產的良機，而民生銀行行長王浵世則認為，應該首重本土化，而不應急於到海外抄底。

現年70歲的廖子光與王浵世看法相同。他曾任前任洛克菲勒公司的投資顧問，現為美國紐約廖氏投資集團董事長，擁有長期的金融購併經驗。他認為，現 在購併海外資產也只能是得到“爛果子”，中國應趁此次機遇，將經濟發展的重點由出口轉向內需，並逐步實行在外貿中以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以下是本網記者對 廖子光采訪的具體內容：

經濟觀察網：現在華爾街，美國正經歷的一切對我國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廖子光：華爾街危機對中國的衝擊可以說很大，也可以說不大。大的方面在出口，很多外向型企業要受影響。不大的方面呢，應該說這個危機對我們來說不 一定是壞事，這對我們是一個機會，我們可以將經濟增長的方向從出口轉向內需方面。出口不是不重要，但是出口在中國的GDP裡佔的比重太大，中國的這一數字 是70%但美國是30%。

經濟觀察網：美國現在國內正經歷一個更困難的時候，有人說現在是我們進軍海外，進駐華爾街的大好機會了。

廖子光：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這個是很危險的。首先，人家好的企業不會賣給你，會賣給本國資本。其實，現在去買，買到的也是爛果子。懂得市場的人 都知道，便宜東西不要買。如果說大力進入國際市場，我們現在還不夠這個資本。而且在這個事情上，我們也有例子，我們也買了貝爾斯登，最後結果怎麼樣。

我們現在也不是資本國家，但進入WTO後，他們要求我們開放我們的銀行等，但是我們出去買到的都是爛果子，人家來中國買到的都是好東西，中國人並沒有撿到便宜。

經濟觀察網：那您覺得一個更好的選擇是什麼？

廖子光：我們有錢要發展國內經濟，投資自己的企業。現在全世界的經濟都在向下，這是一個事實，但是因為中國市場沒有完全開放，所以這次美國的危機對我們的影響有限。但是這正好是一個好時機，讓我們可以重新做一個經濟政策，將重點從出口轉移到國內經濟上來。

這就要求我們要投資在有生產力的企業上面，不要投資在辦公室、飯店這些地方而是要多投資未來有發展的企業，投資在教育，醫療、交通上面。此外我們 要增加員工工資，只有工資增加了，他們的消費能力才能得到提高。也只有這樣，我們的經濟也才能不那麼依賴出口。現在確實有很多具體困難需要解決，但這都是 能解決的。今年是我們的機會，我們不要怕。

增加員工工資，發展內需，不再需要出口，具體很多困難我們要解決，但這都是能解決的。以往我們支持出口，現在要轉移到內需。

還有一點，我建議我們的出口都要用人民幣結算，在外貿中用美元做貨幣對美元經濟有利，而對人民幣經濟不利。它造成了中國國內的發展資金嚴重缺乏，這些資金全都到國外去了。而且只有（用人民幣結算）我們才能改變美元的霸權地位。

我們要想辦法利用最小的代價將經濟增長方向從出口轉向內需，如果成功了，這個代價是值得的。

經濟觀察網：您覺得這次的危機能給我們哪些啟示？

廖子光：現在有的老百姓害怕是因為他不知道事實的真實情況，如果說清楚了我們的老百姓也就不會怕了。

現在我們的經濟還沒有完全開放，而且我們國家的經濟也不太適應外資。所以我希望我們的開放不要太快，我們要明白市場經濟不是最好的方式，資本主義 只有政府來管理才可以避免所謂的市場紊亂。美國現在正處這樣一個市場紊亂的時候，市場不可能再發生作用了，所以美國政府要來干涉。

很多人過去幾年受到了美國宣傳的影響，說政府不許干涉自由市場，自由的市場它會自己復位，但是我希望中國人民明白這是一種宣傳，自由市場沒有政府管理的話最後損失就是自由。自由市場是通過自發的方向在走，只有政府管理才可以避免失閘現象產生。現在的情況就是很好的一課。



廖子光：中美貿易應以人民幣結算


網絡版專稿記者李曉丹“這次美國的金融危機，根本原因是美元信用體系的信心出了問題，金融衍生品將風險最終轉嫁給了普通民眾，而美元的信譽問題在 危機爆發時完全暴露出來。”9月23日，紐約廖氏投資諮詢公司總裁廖子光先生在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題為《美元體系的興衰——本次金融危機的由來及對策》 的演講中將雷曼破產、AIG被接管這一系列華爾街聚變歸根於美元體系的衰落，並提出中美貿易應果斷採用以人民幣結算。

如果美元衰落，過去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結算模式也將隨之改變。廖子光認為，“華爾街危機給亞洲提供了一個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比較公平的經濟關係的機遇。或許不久的將來，中美貿易會以人民幣結算。”

“中國的以美元為結算單位的貿易盈餘對美元經濟有利，而對人民幣經濟不利。它造成了中國國內的發展資金嚴重缺乏，把需要的資金都虹吸到外匯保存上去了。” 廖子光認為，中國作為亞太區域未來最大的經濟體，應該在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中發揮關鍵的作用，中國必須眼光放得遠一點，不要局限於加入正在走向衰落的全球出 口市場經濟，不再全部以消費為惟一考慮，而應把對外貿易重新放回經濟本來的地位上。 “中國朝這個方向前進的第一步就是擺脫美元霸權，通過發放主權信貸項目推動國內發展。”

支持廖子光中美貿易以人民幣結算的信心來自於中國強勁的國內需求，“中國需要刺激國內市場來平衡過分膨脹的對外貿易，可以通過加大對國內發展和增 長的主權信貸獲得很大的好處，尤其是發展緩慢的中西部地區。”主權信貸可以被用來刺激國內需求比如提高工資，改善農民收入，推動國有企業改造和銀行改革， 增加必需的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改革社會保障體系，保護環境和振興文化等。

廖子光也提醒應該改變中國目前的貿易模式，“中國對國際貿易的過分依賴已經嚴重扭曲了經濟發展，這可以從國際貿易在GDP中的高比例看出。中國高 速增長的東南沿海嚴重依賴國際貿易。2000年東南沿海12省市平均國際貿易依賴度是74.5%，中西部19省份及自治區的比例是10%，2003年深圳 和上海飆升了356.3%和148.7%。這種貿易很大一部分是以低工資組裝再出口的形式，雖然趨勢是走向縱深的機械製造，但是加工再出口的比例仍然占主 導地位，中國出口總量的54%都是外來投資者的出口。”

“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是巨大的，但是出口賺美元絕對不是出路。”廖子光的建議是，繼續控制匯率的同時，中國可以把經濟從美元霸權的支配中解放出來，採取平 衡發展的策略，利用主權信用減少對出口換取美元的嚴重依賴。主權信用可以推動全面就業，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讓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也許在5年之內，國 內經濟的發展讓中國出口更多，同時不必擔心持續大量進口造成貿易赤字的擴大。

“如果中國的出口按人民幣支付，中國就沒有必要儲存大量的外匯。”如果港幣和人民幣掛鉤而不是和美元掛鉤，香港的1200億美元外匯儲備也可以用來進行香 港的重建和發展，中國的貿易盈餘將保存在元經濟中。廖子光指出，中國的經濟實力正在逐漸體現，但是因為美元的霸權，中國的金融力量遠遠沒有被發揮出來。



美元霸權理論的創始者——廖子光


廖子光的主要理論觀點：終結美元霸權，重建世界金融秩序

一、美元霸權概念的創始者

國際維基百科美元霸權（Dollar Hegemony）詞條這樣說：“美元霸權是由廖子光（Henry CK Liu）首創的描述美元在全球經濟中霸權地位的術語。廖最早在2002年4月11日號《亞洲時報》的一篇題為《美元霸權必須終結》的文章中提出這個術語， 然後這個術語被廣為流傳和引用。威廉•克拉克在2003年1月，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2003年6月1日，格雷格•莫西和詹姆斯•羅伯特森在2004年4 月分別引用了這一文章和術語，其後這一術語就被很多其他人採用。”

從表面上看，美元只是美國政府發行的貨幣，它的特殊性也僅在於它是全球金融體系和貿易體系的計價單位、支付和儲備手段，國內學界對美元霸權的研究 主要集中於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關注最多的是美元霸權如何為美國取得了一筆鑄幣稅收入和美元霸權如何為美國向世界輸出通貨膨脹，而沒有充分認識到美元霸權 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地緣政治現象，已是內化於全球經濟增長並牽動世界和平與發展每根神經的主導性機制。廖子光認為，所謂美元霸權，實質上是美國政府通過沒 有任何實物支撐、沒有任何紀律約束的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和貿易體系中的首要儲備貨幣地位，引導和塑造的一系列有利於其領導和支配全球的製度安排。



據筆者統計，剛剛卸任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至少不下三次地自豪地使用“霸權”一詞來描述美國金融地位的顯赫和結構優勢。 [1]可以說，格林斯潘比誰都了解美元霸權對美國經濟增長、對美國維繫其惟一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對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拓展的獨一無二的意義。

二、論述美元霸權的緣起與形成

廖子光認為，1972年，這一普通的一年，是當前新型國際金融體系形成的關鍵的一年。一位年輕的美國經濟學者邁克爾·赫德森從美國赫德森研究所接 受了一筆資助，研究黃金非貨幣化的影響。他的研究報告在1972年出爐，分析指出，作為一個通貨為世界貨幣的全球強國，從短期來看，美國的賬戶失衡問題會 實際上加強其全球經濟主導地位，而從長遠來看，不斷擴大國際收支赤字無異於飲鴆止渴。該報告遞交給當時的美國尼克松政府後,尼克松政府官員說,“哎呀，棒 極了”。然後，他們反其道而行之，將赫德森對帝國主義的分析轉變為“如何做”的訂單，而不管赫德森已將該報告寫成一份“如何不做”的訂單。就是自該年起， 美國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將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作為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金融體系中“金融搭便車”的工具。 [2]

就這樣，美元霸權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下產生了。 1973年，面對美國在加緊落實保護主義的貿易和投資政策的同時，繼續向世界經濟輸出過量的美元，使之通貨膨脹，其他工業化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忍無可忍地 提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要求。對此，美國採取三重外交聯盟戰略挫敗了其他工業化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要求，成功地維持了美元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領域中的地 位。一是在國際金融領域，美國與第三世界債務國聯合起來對抗工業化國家；二是與工業化國家合作，形成消費者卡特爾，壓低主要商品的價格，對抗第三世界；三 是與蘇聯緩和，使世界事務現狀有利於兩個超級大國，維持各自體系內的衛星國安於現狀，對抗第三世界和工業化國家。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逐漸勢弱，美元霸權作為一種結構性因素嵌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美國不斷上升的貿易和收支赤字的震撼 感日漸消失了。結果是幾乎沒有人真正認識到發生了什麼。美國轉變為債務國，使得戰後經濟體現為一種剝削性的雙重標準。對債務國，美國的外交官經由世界銀行 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華盛頓共識，要求債務國提高利率，強制執行經濟緊縮計劃，將工資保持在低水平，廉價出售其公共部門以籌募資金償還外債。對債權國， 美國稱自己為世界上負債最高的發達國家，拒絕遵循華盛頓共識對其他債務國的指令，拒絕提高其利率，也不允許廉價出售關鍵的美國產業，而是通過維持聯邦預算 赤字，使其資本市場膨脹，降低利率，力圖一降再降其匯率以使其生產者更具有競爭力，來支持其自己的就業和增長。正如世界銀行前任首席經濟學家和克林頓總統 經濟顧問團主席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在全世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傳統政策的怒火日益上升。發展中國家對工業化國家說：'當你們面對減速 時，你遵循的是我們在經濟課程中都學過的規則：你採用貨幣和財政擴張政策。但是，當我們面對減速時，你堅持經濟緊縮政策。對於你們，赤字不錯；對於我們， 赤字是萬萬不可的，即便我們可以通過比如說進一步甩賣一些自然資源而籌集資金'。”[3]美國國庫券本位使美國不用交換地汲取世界其他國家的資源，通過其 債務國而不是債權國地位管理國際金融。

不過，直到冷戰結束之後，隨著全球市場猛然向美國公司和金融機構開放，跨國界的資金流動由於金融市場的解除管製而成為慣例，美元霸權才得以完全形 成。 1993年1月，曾擔任高盛公司董事長的羅伯特·魯賓就任克林頓政府的財長，推動美元霸權成為美國的正式政策，其打著“強勢美元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旗 號，而不顧美國貿易赤字的直線式持續上升。魯賓推出的觀點是，美國貿易赤字是良性的，因為它可以得到美國資本賬戶盈餘的沖銷。 [4]此後，美元霸權使美國能夠不受限地發行美元紙幣，以其資本賬戶盈餘彌補貿易赤字，這不僅消除了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問題，而且剝奪了貿易盈餘經濟體所 需要的國內資本。 [5]

三方面的發展使美元霸權在20世紀90年代得以完全形成。首先，1971年，由於美國海外開支造成的財政赤字引起美國黃金儲備的大規模銳減，美國 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拋棄了布雷頓森林體制，併中止美元與黃金相掛鉤。其次，石油在1973年中東石油危機之後以美元標價，隨後是其他的關鍵商品以美元標 價。第三，1991年冷戰結束後，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場開始形成，推動跨國界的資金流動成為常態。 [6]

三、美元霸權顛覆傳統經濟秩序

隨著外匯及金融市場的解除管制和市場經濟逐步被全世界所接受，美元逐漸統治了世界經濟，美國金融霸權由此也通過美元霸權擴張到全球的各個角落。運作至今，美元霸權的影響已從它直接作用的全球金融、貿易領域擴展到經濟、政治、軍事、安全等各領域。

在美元霸權的作用下，當今的新型全球金融和貿易體係是史無前例的，也是觸目驚心的。在這兩個關係各國國計民生的領域，美元霸權是結構性的，美國生 產不被任何實物支撐、只由美國軍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紙幣，而世界其他國家生產美元紙幣可以購買的產品。 [7]全世界的中央銀行被迫以其手中結餘的美元為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融資，因為那些美元只被允許作一種用途：購買美國財政部的債券；在該過程中，這些央行 也為美國政府的國內預算赤字融了資。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越大,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銀行手中結餘的美元就越多,這些不得不再循環回到美國購買其財政 部債券的錢也就越來越多。美國不但剝削貧窮國家，而且剝削富裕國家，並且越富裕國家遭受美國剝削的程度越高，因為最富裕國家可佔用的經濟盈餘是最大的。 [8]例如，歐洲和日本現就因為其眾多財產掌握於美國手中，在許多全球政策上都投鼠忌器。

沒有任何紀律約束的世界貿易儲備貨幣，實際上是發行國通過該貨幣向所有參與世界貿易國征稅。美元霸權使所有其它法定貨幣從屬於作為關鍵儲備貨幣的 美元，剝奪了其他國家為國內發展而發放主權信貸的權力，使其資本極度匱乏。美元霸權實質上是美國向其貨易夥伴徵稅，使這些國家失去了用自己的貨幣發展國內 經濟的能力，迫使它們尋找美元貸款和投資，而只有美國才能不受限地任意印刷美元。 [9]

在美元霸權下對美國的出口只不過是一種蓄意安排，出口國為了賺取美元，購買以美元標價的必需品和清償美元債務，不得不為美國消費者的消費融資，因 為他們必須把貿易盈餘的美元投資於美元資產，作為外匯儲備，從而使美國資本賬戶盈餘日益上升，彌補了其不斷增加的經常賬戶赤字。而且，這些國家的貿易順差 不是靠貿易優勢取得的，而是以犧牲本國的基本需求和國內發展緊缺的進口品為代價的。出口國以貶低勞動力的價值，耗儘自然資源和破壞環境為代價，卻走上了一 條貧困的不歸之路，他們在此過程中加強了美元經濟，強化了美元霸權，同時也損害了美國經濟。從而，出口國犧牲了在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基礎設施等重要領域 所緊缺的資金，承擔了為出口融資而造成的沉重外債，然而它們還在乞求更多外資投資於出口部門，為外資提供更多的回報和稅收優惠政策，進一步加重國內經濟的 社會負擔。不過，許多小國如同吸毒上癮一樣，沒有別的選擇，只得繼續服從美元霸權。 [10]

美元霸權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利影響顯而易見，它搶走了發展中國家出口果實，使發展中國家國內經濟發展嚴重缺乏資本，因為所有剩余美元必須再投資到美 國國債上，以防止相應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貨幣崩潰。更嚴重的是，美元儲備必須投資於以美元標價的資產，從而為美國經濟製造出資本賬戶盈餘。 [11]因此，美元霸權阻止了發展中國家在國內消費其從對美貿易順差中掙得的美元，並迫使它們為美國的資本賬戶盈餘融資，從而把真正的財富輸送到美國，而 換來為美國債務融資，進一步發展美國經濟的特權。 [12]

美元霸權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也很明顯。為了充當全世界的最後消費者，美國經濟已被推進了因揮霍消費和賬目欺詐而日益擴大的債務泡沫。由於沒有得 到國家稅收和利潤的支持，美國的資產淨值和房地產價格不可持續和不合理的增長意味著美元事實上的貶值。諷刺的是，最近美國的資產淨值從2004年的頂峰跌 落下來和預期中的房地產價格下滑反映出美元更為走強的趨勢，因為同等數量的美元可以購買更多縮水的股票和財產。美國國內美元購買力的提高造成了它與其他貨 幣購買力之間程度不同的差距，致使實行可自由兌換貨幣和固定匯率的經濟體的物價高度不穩定，如香港和一直持續到最近的阿根廷。對美國來說，美元匯率的下降 實際上會帶來資產價格的上升。從而，由於美國經濟中存在債務泡沫，強勢美元並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債務已將美國的美元政策推向極端。 [13]

而20世紀90年代所謂的美國新經濟實質是，借助於美元霸權，加上如下因素，美國的金融市場泡沫高度膨脹，促成了美國經濟奇蹟。一是蘇聯解體後， 兩個平行市場不復存在，從蘇聯解體而來的15個國家和東歐諸國均被納入了以七國集團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加入了一直向美國出口產品、再將換回的美元投資於 美國債券的全球其他國家行列。二是美國投資者無須購買一張政府債券，而是將他們的錢投入股票市場、公司債券和不動產，而不論好或壞。這造成美國金融市場的 高度繁榮，吸引了國外私營部門的美元進入美國市場。三是亞洲國家經濟崛起後，尤其是東亞國家，其中央銀行手中持有的美元越來越多，這些美元由於美國施加的 不能購買美國公司等限制，無處可去，只能流向美國財政部，購買美國國庫券，否則通過貿易接受的美元毫無價值。而從更長的時間段來看，所謂的新經濟更是一種 放大的泡沫。廖子光先生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在20世紀最後的20年，美國沒有任何突出的生產力繁榮，但是有一種進口繁榮：這種繁榮不是由美國經濟的驚人 增長所推動，而是由生產這些財富的低收入國家借給美國的債務所推動。或者更直白地說，使美國現在政治霸權成為可能的經濟繁榮是由長久處於低生活水平並深陷 於出口的附庸國的進貢所維持的。”[14 ]

自進入21世紀以來，由於支撐美國經濟擴張的新經濟和信息經濟泡沫的萎縮，伴隨著日益加速擴大的貿易和財政雙高赤字，美國一直處於經濟的持續衰退 中。為挽救其執意實施美元霸權而不顧後果帶來的世界經濟和自身增長困境，小布什政府2001年組建後，開始逐步走向更加深地介入世界、謀求美國獨霸之路， 其目標實質是更多地以軍事、科技實力謀求美元霸權的長期穩定。該年的9·11事件為小布什政府帶來了乾預世界的藉口，同時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全球性麻煩。 這些麻煩需要全球國家通力合作才可解決，但小布什政府已鐵定心做世界秩序的界定者和領導者：美國要繼續維持美元霸權，並可以違規行事，其他國家必須在其劃 定的範圍內行事。

同年，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2003年，發動第二次海灣戰爭。與發生於20世紀90年代的第一次海灣戰爭和南斯拉夫戰爭一樣，美國都無須由其國內 產出來進行戰爭融資，而無一例外地主要是由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銀行通過以其手中結餘的美元購買美國財政部債券來融資的。四場戰爭中，美國都快速勝 利地達成戰略目標，美國經濟也在衝突期間實現高速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抒解了美國經濟增長停滯的壓力。

在小布什的第一任期內，美國的軍事支出高達1.5萬億美元。該數字相當於中國2004年度國內生產總值。 2004年，美國的貿易逆差大約是其國內生產總值的6%，而其軍事預算為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左右。換句話說，美國的貿易夥伴在1.5倍返還美國某一天出 於某種原因，包括貿易糾紛，向它們中間任何一個開戰的軍事成本。 [15]

美國從1972開始蓄意推行美元霸權的最大惡果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世界各國經濟增長或多或少地依賴於對美國的貿易尤其是出口，而自有史以 來最強大的全球霸權國美國又是一個最大的全球債務國，其現在的經濟運轉完全有賴於國外資金的注入。早在1985年至1988年短短的3年間，美國就已由一 個債權國急劇淪落為最大的全球債務國，美國的貿易和財政雙高赤字已持續近18年了。 2005年，美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逆差已達到8049億美元的水平，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6.3%，需要世界其他國家每天25億美元的流入才能維持下去。 美國的淨外債已超過3萬億美元，相當於其近25%的國內生產總值。

經過近26年的演變，美元霸權已形成為有史以來最複雜的金融體制，成為美國推行新帝國主義的金融中介，成為金融全球化撕破國家邊界並削弱主權民族 國家的權威的機制。在人類金融事務中，首次出現了由一國不兌現紙幣通過浮動匯率和自由兌換強加的貨幣霸權，從而首次形成了由一國政府發行的不兌現紙幣成為 超國家貨幣的全球金融與貿易體制。 [16]只要美國的不兌現紙幣持續作為全球金融與貿易體系的首要儲備貨幣，美國的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永遠不是問題，美國繼續加強以“債台高築”維持“對內 福利”、對外擴張之路也就永遠具有滾滾而來的財源支持。

自主權民族國家開始形成以來，沒有任何國家能夠以犧牲世界其他國家為代價長期獲利；而自1971年以來，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憑藉日漸形成的美 元霸權，能夠在一個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的世界上，使全球經濟臣服於美國經濟，維持全球各國變相向其“進貢”的帝國地位。在傳統的由主權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 在軍事上野心勃勃的國家都變成欠債的、高稅收和高成本的經濟體，最後難以為繼而放棄戰爭，拿破崙領導下的法國、作為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一戰與二戰前的德 國，等等，都概莫能外；在當今的由主權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已經輕鬆地進行四次地區性戰爭，並準備再來一次伊朗戰爭。在傳統的由主 權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各國競相出口，以換取真正的財富——黃金或其他硬通貨，來擴大本國的生產，沒有國家情願，也無能力長期維持貿易赤字；在當今的由主 權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幾十年如一日地維持進口大於出口，世界貿易成為美國發行美元紙幣，世界其他國家生產美元紙幣購買的產品的遊 戲，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維持經濟高度繁榮和全球霸權，全球眾多的貿易順差國淪為“出口進貢國”，掙扎於國內貧困與國內資本匱乏。在傳統的由主權民族國家 組成的世界，那些債務纏身的國家不僅會失去其世界權力，還會失去其製定國內政策、央行金融政策和保留公共資源的自主權；在當今的由主權民族國家組成的世 界，全球最大的債務國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債權國反而越來越多地失去其製定國內政策、央行金融政策和保留公共資源的自主權。

美元霸權已完全、徹底地顛覆了當今的世界。


四、終結美元霸權與重建被顛覆的世界

重建這個被顛覆世界的最緊迫問題莫過於重組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以恢復基於購買力平價的匯率制度，體現基於全球充分就業與工資和生活水平不斷上升 的真正的比較優勢理論。做到這一點，要害在於終結美元霸權。就此，廖子光先生在“美元霸權必須終結”一文中提出了6點建議。一是促使全球政策制定者認識 到，對於任何經濟體，過度依賴服務於美元債務的出口都是自我毀滅；二是促成一種新型的全球金融體系結構，擺脫美元霸權，美元霸權強迫世界各國不僅向美國出 口商品，而且向美國出口美元貿易盈餘；三是廢止支持國際貨幣主義的中央銀行業，回復國家銀行業，以支持國內發展；四是促進國家貨幣理論（該理論宣稱，貨幣 的價值最終取決於一國政府徵稅的能力）的應用，為健康的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國內信貸，將發展中經濟體從過度依賴外資中解脫出來。五是重組國際經濟關係，朝 總需求管理方向轉變，通過多餘的競爭，擺脫目前掠奪性的供給擴張的政策；六是在全球充分就業並達到工資和環境標準的條件下，重組世界貿易結構，走向真正的 比較優勢。


當今世界，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計算機的普及應用，各類商品的產量越來越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全球貿易開展20多年來，各國之間和各國內部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全世界的消費購買力卻在萎縮，我們已步入一個生產相對過剩和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時代。 [17]

近些年來，世界貿易正萎縮的原因是當前的貿易結構將財富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從一國內的窮者轉移到富者。這意味著貿易結構應支持世界各地 的經濟發展以提高工資，而不是為了擴大出口份額壓低工資。這意味著貿易的動機應更多地集中於教育、衛生和社會發展，而不是排他性地集中於低成本的製造業。 發達國家應將其生產財富的技術出口到發展中國家，使它們能夠通過國內發展在當地製造財富，而不是出口低價產品使發達國家更為富裕。發達國家需要轉移其技術 和知識，放棄定價過高的知識產權，接受較低的利潤率，為發展中國家留下更多的財富。因為世界經濟將增長得更快，即便較低的利潤率也會為發達國家帶來更高的 利潤。 [18]

如果美國帶頭對貿易進行革新的重組，這將削弱全世界被剝削的窮者不斷增強的反美情緒，遏制破壞性恐怖主義的勢頭，降低反恐支出。問題不在於美元或 日元或人民幣的匯率是否合適，這只是一個短期的技術性調整問題。一個多元化貨幣的世界貿易體制將允許各經濟體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於國內發展。美元作為世界 貿易和金融的儲備貨幣的主導地位使貿易作為一種工具，強制性地將全球財富轉移到美元發行者美國手中。美元的匯率並不如美元的主導地位這一問題重要。問題 是，在世界範圍內都需要充分就業和收入提高的政策，以消除全球性的生產能力相對過剩。 [19]

由於新自由主義貿易全球化的破壞性經濟影響帶來暴力的政治後果，當今世界已處於歷史性的危險時刻。美國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它自1971年8月宣布 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的不負責任的做法，已將整個世界引入經濟、環境、生態的浩劫。作為現存體系中受益最大的國家，美國急需調整方向，掐斷其向全世界“搭便 車”、不勞而獲的戰略，停止其“善意忽視”國際收支赤字的政策，終止以美國債券本位代替金匯兌本位的做法，幫助全世界製造可在美國境內和國際上更平等分享 的財富。最終，在一個更繁榮與和平的世界上，美國作為主要經濟體將獲益更多。 [20]

對於全世界其他國家而言，如何促進美國平和地放棄美元霸權已是刻不容緩且責無旁貸的重任。它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如下兩個全球基本現實：一是美元霸 權早已是維繫美國作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和帝國的關鍵和內核[21]；二是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所稱的全球“金融恐怖平衡”格局已形成，即，若歐洲、亞洲和其他 地區的中央銀行突然將其資金從美國金融市場轉走，由於美元價值的大跌，它們自己也將遭受巨大的損失。它們必須堅定徹底終結美元霸權的意志，再不能停留於赫 德森長達近30餘年的跟踪觀察已揭示出的水平：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只有美國顯示出根據其金融需求創建和重組全球國際結構的意志，歐洲和亞洲國家似 乎缺少某種為其經濟演進而進行製度規劃的基因，就像一個跳舞的人跟隨著舞伴的領舞一樣，簡直如同美國的鏡像”。 [22]

五、中國在重建被顛覆世界中的特殊地位

終結美元霸權、重建這個被顛覆世界的關鍵，取決於中國有沒有足夠的遠見去開創一個新的國際金融體系結構。中國正處於一個開創新的國際金融體系結構 的地位，新的金融體系結構將更好地服務於國際貿易。中國祇要簡單地以人民幣結算其全部出口，就能選擇人民幣作為世界貿易中的另一種儲備貨幣。中國可以在任 何時候單方面地採取這種主權行為。如果中國的出口全以人民幣支付，中國就無需持有外匯儲備，而當前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12000億美元。如果港幣與人民幣 掛鉤，而不是與美元掛鉤，香港的1200億美元外匯儲備也可以騰出來支持國內建設和發展。中國的貿易盈餘將保留在人民幣經濟體中。中國正向世界的經濟巨人 邁進，但是因為美元霸權，中國還有待要求其合理的金融權。 [23]

不過，“迄今為止，還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有這樣的智慧，中國祇會沾沾自喜地計算其積累的美元數量，而未意識到中國持有的美元越多，中國經濟的損失就 越大，因為真正的財富已從人民幣經濟出口到美元經濟，如同日本在冷戰結束後一直所做的那樣。希望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將更多地了解美元霸權的禍根。” [24]

在當前的全球化體系中，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的第二大發動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考慮到第一大發動機美國正更多地以美元霸權將整個世界引入經濟、 環境、生態的浩劫，中國的積極作用尤為彰顯。不過，中國在以其龐大的人力、豐富的資源推動世界發展時，也面臨嚴峻的可持續挑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已近 30年。改革開放政策在將中國帶入現代相互依賴的世界方面碩果累累，但過分依賴進口、收入差距拉大、地區發展鴻溝、猖獗的官員腐敗、嚴重的環境危機及幾近 全盤崩潰的社會服務和保障系統等由此而來的失衡問題，正日益增多地要求反思中國發展模式。 [25]

在進行市場經濟改革25年之後，中國應該在未必需要出口的情況下，以主權信貸為充滿活力的經濟提供資金，實現充分就業。中國之所以做不到這點，是 因為中國錯誤地依賴外國投資，而不是運用自己的主權信貸。中國受到的懲罰是，她不得不出口真正的財富，來清償她根本不需要的外國資本。經過20多年後，其 結果是，儘管中國成為美國的債權人，美國欠中國的債務接近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國還是不得不繼續乞求美國的投資資本。 ”[26]

而我們能夠見證的是，日本、西德在二戰後用了近25年，到1973年其國民生產總值均近達到美國的1/3。考慮到當時幾乎沒有外包和當今如此的相 互依賴、滲透，兩國的成就尤為顯著。從70年代初資本主義世界陷入接二連三的危機導致其經濟衰退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速度一直高於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成員國的發展速度。這樣的增長已有30多年，不過，當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中的總量比例卻下降了，而發達國家的上升了。 “比較1961-1987的日本和1980-2006的中國，一個是26年，另一個也是26年，結果日本在26年間人均收入超過美國，而中國在26年間幾 乎將本土的自然資源耗盡，整整一代的青壯年被作為廉價勞動力遭受壓榨，最後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4%不到。 ”[27]這是值得我們一再深刻反思的問題。

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GDP已失去了其原有的統計意義，它一不能全面反映該國的綜合國力，二不能全面反映該國的實際產出和消費。有意義的是就業 率，工廠開工率這些真正反映人民民生的指標。從另一個側面看，GNP也比GDP更能反映實質。中國走到今日，已是一個世界經濟巨人。可是，中國一不具備市 場話語權，二不具備石油等關鍵商品定價權，甚至連稀土、煤炭等這些中國占據絕對優勢的資源，中國也無定價權。尤為重要的是，“外貿量現已超過中國經濟的 70%，……當出口部門支配中國經濟時，中國本質上是將財富輸往美國，換來她在國內不能使用的貨幣。中國已累積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相當於其每年的國內 生產總值，然而，她還是沒有足夠的人民幣減輕大面積的貧窮，或資助其社會保障義務，或支付環境保護的費用。

美元霸權與不可持續的中美貿易



《新自由主義工資》（The Wages of Neo Liberaliqm）
第五章美元霸權與不可持續的中美貿易
第五章美元霸權與不可持續的中美貿易本章系《新自由主義工資》（The Wages of Neo-Li beraliqm）的第一部分“核心矛盾”（Core Contradictions）和第二部分“美中貿易失衡”，分別原載《亞洲時報》2006年3月22日和4月1日。



儘管所有證據已證實，美國還是繼續自欺欺人地認為，公平的匯率，尤其是人民幣匯率，將解決美國經濟痼疾。但西方匯率長期以來一直是問題的一部分； 全世界的經濟體應該浮動的是工資，而不是匯率。美國對華貿易赤字的日益上升，抬高了所謂的中國貿易行為不公平問題，卻未揭示出該問題的多少實質。美國經濟 的真正危險是，美國的主權債務等級現已取決於中國主權債務的健全，也就是取決於中國的信貸等級。

一、核心矛盾
2005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猛漲到2020億美元，占美國總赤字的四分之一還多。近幾年來，美中貿易失衡的不斷擴大導緻美國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提 高人民幣固定匯率。 1995年到2005年這十年間，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固定在8.28∶1，僅有0.03%的微小波幅。

2005年7月21日，在反复聲明昇值毫無必要或根本不予考慮後，中國意外地宣佈人民幣升值2%，與美元的匯率變成811∶1。中國還宣布，此後，人民 幣將以同樣的微小波幅盯住一籃子外國貨幣，它們包括美元、歐元以及其他可能反映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貿易關係的貨幣。籃子內不同貨幣的構成和分量沒有透露給 市場。中國似乎是應用了新加坡有管理的浮動模式，既保持分量，又維持有效地波動，根據盯住美元的參考，秘密地允許一個有限範圍內的最大彈性。很多人認為， 這明顯是為了緩解美國壓力而採取的一項政治措施。

然而，美國還是繼續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升值，因為2006年1月的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達到179億美元，比前一個月增長了10%。而在該 月，美國對全世界的貿易赤字總額是685億美元，儘管美國的飛機和大豆出口也增加了。美國的壓力是由如下誤導性的傳統設想所推動的：較低的美元匯率將會減 少美國貿易赤字，儘管歷史數據清楚地表明：過去日元和德國馬克的升值最終並沒有降低美國對這些主要貿易夥伴的貿易赤字。

所有這些升值實際上是降低當地貨幣的國內成本，而不是提高日本和德國出口產品的美元價格。其實際結果是，日本和德國發生通貨緊縮，美國發生通貨膨脹，而美國的貿易赤字持續存在。

美元是美國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工具——美聯儲票據。元是中國央行即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兩者都是其中央銀行發行的不兌現紙幣，它們都是沒有 實際價值的貨幣，都沒有黃金或其他有價物的支持。兩種貨幣都不是由其各自的政府，而是由其各自的央行直接發行。這意味著國家的全部信心和信用並不直接支持 這兩種貨幣。

兩種不兌現紙幣的持有人不能向其政府要求兌換任何國家財富。兩種貨幣的價值是由它們在各自經濟體中的購買力決定的，同時也受其發行者，也就是各自 央行的貨幣政策的影響。美元持有人有權在聯邦儲備銀行不多不少地把它兌換成另一種面值的美元。美元在美國的購買力受到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因為這些政策 影響著美國經濟的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這對人民幣來說也同樣是正確的。因此，這兩種貨幣的匯率反映了其國內購買力的差別，而這差別是其各自央行的貨幣 政策造成的，兩個央行原則上都是政治獨立的。

美中貿易失衡不是由兩種貨幣的匯率引起的。它主要是由生產要素的不同造成的，例如，在兩種貿易經濟體中以價格形式表現的工資和地租。中美貿易失衡 主要是因為，在同樣的生產率下，中國的工資和地租與美國的相比顯得過低。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失調是貿易失衡的結果，而非原因。要糾正這種貿易失衡，需要上 調的是中國的工資和地租，而不是中國貨幣。趨於相同的是兩個貿易經濟體的工資和地租，而不是與某種已存在十年的特定匯率相脫離的貨幣。

人民幣和美元在各自經濟裡的購買力差距是4∶1，人民幣對美元的8.12∶1已經是這種差距的大約兩倍。在不同的部門，美國和中國工資的差別在20倍到50倍之間，一種匯率表現得如此不相稱，近乎荒唐。

匯率穩定不僅有利於貿易，對全球金融穩定也極為關鍵。 1971年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瓦解後的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是由於匯率不穩定引發的。匯率政策不能替代兩個經濟體進行互惠貿易所需的結構性經濟調整。匯率政策也不能取代健全的國內貨幣政策和經濟政策。

當兩個經濟體在發展不平衡的階段進行貿易時，欠發達的經濟體維持貿易順差是自然的，也是公正的，除非欠發達的經濟體趕上較發達的經濟體。否則，那將是帝國主義剝削，而非貿易。

匯率的市場力量來自於貿易經濟體的相對實力。外匯市場反映了市場參與者對貿易經濟體的經濟健全程度的基本判斷，因為它受到政府財政政策和中央銀行 貨幣政策的影響。市場通過匯率波動將參與者總體判斷的訊息傳送給貿易經濟體的貨幣和財政當局。這些主管當局通常是中央銀行和財政部，它們無視那些市場反 應，就會付出代價。

對於那些貨幣可自由兌換的經濟體來說，其代價可能是對沖基金等投機者大規模地攻擊其貨幣，這將迅速耗盡政府的外匯儲備，導致該經濟體債務市場的崩 潰。對於那些實行外彙和資本控制的經濟體來說，在貿易逆差時，它們受到的懲罰將是外匯儲備的流失和貿易縮減。在貿易順差時，惡果則是本國貨幣資本的流失， 轉變為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

在當前的全球中央銀行體制下，不兌現紙幣主要是由中央銀行直接發行，或者由中央銀行授權的銀行發行，例如，香港等前英國殖民地就是這樣。作為維持一國不兌現紙幣的穩定和價值的關鍵角色，中央銀行被認為在政治上是獨立的，不受持續、無情的政治壓力要求放鬆銀根的影響。

一個主權國家的不兌現紙幣的價值僅受到以下兩個因素的支撐，一是該國經濟的健康程度，二是發行貨幣的政府接受其作為納稅手段。它作為法定貨幣，享 有壟斷地位，結算該國境內的所有債務。大多數主權國家只允許本國法定貨幣在本國境內流通，要求外國貨幣只有在兌換為本國法定貨幣後，才能在本國市場使用。 對跨國交易來說，為了以經濟上公平的比率互換貿易國家的法定貨幣，外匯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

當一國不兌現紙幣的外匯價值超出了政府和外匯市場認為合理的範圍時，對其的校正需要該國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而不是人為地操縱貨幣匯率。不論匯率是 由政府確定，還是由市場力量確定，不兌現紙幣的經濟價值與其匯率之差的波動，都是金融不穩定的主要原因。自從1971年基於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布雷頓森林固 定匯率體制瓦解後，這種不穩定導致了過去十年來連續不斷的金融危機。

中央銀行體制的哲學基礎是如下立論：不兌現紙幣的價值穩定是經濟長期健康所必須的。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中，不兌現紙幣的國內購買力在很大程度上影 響著它的匯率，而不是相反。然而，美聯儲在匯率政策上無條件地聽從財政部，因為這是一個關乎國家經濟安全的議題。進而言之，中央銀行體制存在的理由同樣源 於一個自相矛盾的立論：為了滿足該經濟體不斷變化的金融需求，以防止一再出現的銀行危機、衰退或蕭條，貨幣彈性（monetary elasticity）是必需的。

因此，中央銀行的第一大功能（維持不兌現紙幣的國內購買力）和它的第二大功能（為增長放慢的經濟提供貨幣彈性）是相抵觸的。中央銀行必須制止商業 銀行通過過度放貸（這由於不公平的儲備管理體製而成為可能）促成貨幣發放，但與之同時它必須在金融危機或恐慌逼近時充當最後貸款人。

最後貸款人的功能是為處於困境的市場提供必需的流動性，將其從過多的負債中解救出來。如果沒有中央銀行的流動性儲備，處於困境的市場就可能因一再 發生的多米諾效應而停止運作——即使信譽良好的債務人也暫時無法履行義務，因為一些缺少信譽的債務人不能向他們償還債務。在1913年美聯儲成立前的美國 和近十年很多擁有美元債務的其他國家，這種一再發生的銀行危機不斷出現，因為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無法提供美元形式的貨幣彈性，只有美聯儲才能印發美元。

根據貨幣數量理論，當貨幣彈性經常被用作克服經濟周期性低迷的便利措施時，它就會導致“道德風險”的上升，這會鼓勵借方承擔無保障的金融風險，因 為藉方以為這種風險將得到央行救援行動的保護。貨幣彈性易放難收，因為對債務人來說，通貨緊縮比通貨膨脹更加痛苦。如同橡皮帶會伸展、也會斷裂一樣，貨幣 彈性最終將因為被濫用而喪失。

美聯儲在格林斯潘任主席時的領導下，曾一再地公開聲稱，其信奉如下歪理，即“高度擴張性的放鬆銀根也無疑對穩定做出了重大貢獻”。 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之後，格林斯潘在2004年事後聰明地說：“我們不是以過激行動力圖抑制確定無疑的泡沫，從而帶來不可預知的結果。我們的選擇是， 正如我們在1999年中國聽政會上所指出的，將政策焦點集中在平息泡沫發生時帶來的影響，從而富有希望地輕鬆過渡到下一次擴張。”

關於“下一次擴張”，格林斯潘指的是下一個泡沫，它就是2000年之後的房產泡沫。 “平息”的應對措施就是向美國銀行系統注入大量的流動資金。

房地產泡沫取代高科技泡沫有其結構性原因。美國貿易赤字為美國資本賬戶盈餘融資，後者為美國房地產市場提供低息按揭。房屋不能像製成品一樣從低薪 國家進口，即便房屋裡的許多物件，如家具、硬件、窗戶、廚房用品、浴室裝備以及暖氣和空調設備等，都是外國製造的。儘管許多低技能的建築工作都是由非法移 民來做，建築工作還是不可能外包給其他國家，以利用跨國界的工資套利。但房地產泡沫和任何其他類型的債務泡沫並無不同之處。一旦收入與資產價值的增長不同 步，無法支撐債務清償付款，房地產泡沫就會破裂。

如此一來，中央銀行在扮演雙重角色時陷入概念的自相矛盾，它既是金融市場執行審慎規則的監督者，同時又是以創新型經濟擴張的名義破壞相同規則的推 動者。而且，中央銀行對處於困境的私營公司的援助標準是和這些公司對金融系統的潛在影響聯繫在一起的。這種標準本質上是不民主的，因為債務大戶只是憑藉其 規模就能可靠地得到優惠待遇。因為每個借款人都知道有這麼一條金融規則：如果你欠銀行10000美元，你會感謝銀行；但是，如果你欠銀行100億美元，那 銀行就會感謝你了。它就是所謂的“太大承受不起失敗”（too big to fail）綜合徵。

更可悲的是，在美國，儘管美聯儲大約98%的利潤根據法律歸於美國財政部，美聯儲在法律上還是由其會員銀行所有，而不是由政府或民眾所有。美聯儲理事會成員由會員銀行提名、總統任命，作為一個團體，他們主要代表銀行部門的特殊利益。

在中國，1995年通過的《中央銀行法》賦予中國人民銀行中央銀行的地位，改變了它先前國家銀行的角色。國家銀行和中央銀行的不同在於：前者服務 於該國經濟的融資需求，而後者則試圖維持貨幣的價值穩定，與之同時提供貨幣彈性以防止銀行危機，採取利率政策以確保銀行部門的收益率，其背後的思想是，銀 行部門是經濟的心臟，為了經濟健康，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它。

在中國銀行改革的過渡時期，沒有任何局外人知道中國人民銀行理事會成員的提名和任命程序是怎樣的。有把握說的是，中國人民銀行仍然遵循中國政府的 政策指示，而中國政府又遵循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指示。中國共產黨必須警惕新自由主義金融理論，警惕中國人民銀行轉變為代表銀行部門及其大企業客戶的特殊利 益，而犧牲工人階級和農民大眾的利益。中國政府需要客觀地認識中國的銀行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地位及其實力來源。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代表各國央行的超國家中央銀行）的定義，這種不民主的、代表特殊利益的央行立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社會所需要的央行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政治獨立”。

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保持非常密切的關係。與美聯儲不同，中國人民銀行管理國庫，是國庫的財務代理人。除了管理銀行間信貸市場外，中國人民銀行還管理中國的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

只要中國依然認為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獨立就不應該是中國中央銀行家們可以輕易討論的政策話題。他們選擇了銀行改革術語中“與國際接軌”等更良性的委婉說法。已有跡象顯示，在經歷了近三十年市場經濟改革之後，負面影響正開始展現。

中國最近的政策回歸到平民主義的方向，向貧困落後的農村和內陸地區提供積極的金融援助，試圖扭轉明顯的收入不均和經濟失衡。可以預見，這種政策轉 變將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於中國人民銀行的政治獨立性提出質疑。可以預見的是，西方新自由主義者將會批評中國人民銀行將錢花在國家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花 在銀行利潤最高的經濟部門。

二、美中貿易失衡
美國對華貿易赤字的日益上升，抬高了所謂的中國貿易行為不公平問題，卻未揭示出該問題的多少實質。

雖然好萊塢特殊利益集團在大眾媒體上大肆報導，強調其電影版權受到侵犯，以此吸引公眾的注意力，並遊說美國國會建立針對中國的貿易立法，但是大多 數有關不公平貿易的抱怨的真實性卻無法經受宏觀數據的現實驗證。這與沃爾瑪的情形類似，沃爾瑪一方面抱怨入店行竊造成的損失，另一方面卻在損害其員工和海 外供應商利益的情況下，從顧客那裡獲取骯髒的暴利。商店扒手當然應該受到懲罰，但這不應成為沃爾瑪實行全球低薪政策的正當理由。

1950年，美國進口127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出口114億美元，對外貿易總額達241億美元，只構成其3290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7.3%。由於美 國實行的冷戰禁運，美國與中國沒有貿易往來。 1950年美國的貿易赤字是13億美元，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無關緊要的0.4%。美國可以不費力地維持這樣的赤字額，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成為一個深受 戰禍的世界中最富有的和生產能力最強的經濟體。

還有，那時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債權國，其美元與黃金掛鉤，充當著布雷頓森林國際金融體制指定的國際貿易儲備貨幣。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確保了 美國盟友將及時地、一分不少地清償其戰爭負債。從而，對於恢復遭受戰爭重創的世界經濟，美國的貿易赤字是十分必要的。具有貿易順差的經濟體將贏餘的美元投 回到美國，這是為了清償戰爭債務，而不是購買美國資產，因為外彙和資本控制是那個時期的秩序。微小的國際收支失衡是由貿易經濟體之間轉移黃金儲備來清償 的。除了政府外匯窗口，不存在其他任何外匯市場。在那樣的安排下，美元霸權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跨國界的資金流動受到各國政府的嚴格控制，美國也不得 不以黃金兌換美元。

當前，與許多具有類似貿易和財政赤字的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美國通過美元霸權，以其貿易赤字為資本賬戶盈餘融資原文如此，按照亨利·CK劉相關 文章的邏輯，此處應是“以其資本賬戶盈餘為貿易赤字融資”，不過，從美元霸權角度考慮，“以其貿易赤字為資本賬戶盈餘融資”的說法也是講得通的——編譯者 註，從而免受與國際收支失衡相關的懲罰。但是，許多美國人不是尋求改革帶來這種貿易和財政赤字的美國經濟基本結構，而是荒謬地指責其貿易夥伴，起初是幾十 年前的日本和德國，現在是中國，存在貨幣匯率問題，以此尋求根本不存在的國際失衡問題的解決辦法，該辦法雖然沒有痛苦，但不著邊際。

位於這場貨幣騙局的頂端，美國還想要進一步降低美元的匯率，以期減少其貿易夥伴持有的大量美元儲備的價值，因為美元的匯率只影響那些居住於、工作 於或訪問非美元經濟體的人。因為在美元霸權的體制下，美聯儲可以任意地印刷美元紙幣，所以對美國而言，以美元標價的美國貿易赤字不是一個國際收支平衡問 題，而對於其他所有不能印刷美元的國家，卻是如此。從而，由於美國貿易赤字並不是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它不可能通過操縱美元匯率來解決。解決辦法必須是縮小 兩個貿易經濟體之間的工資差距。

三、美中貿易背後的數字
2005年，美國的國際貿易額達3.3萬億美元，其國內生產總值達127萬億美元，前者構成了後者的26%。美國的出口額達1.27萬億美元，進口額達 2萬億美元，它的經常項（產品和服務）赤字是7260億美元（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7%），比2004年6180億美元的經常項赤字多1090億美 元。

單以商品計算，出口8930億美元，進口1.7萬億美元，商品貿易赤字是7820億美元，比2004年6650億美元的商品貿易赤字高1170億 美元。這意味著儘管美國的商品貿易赤字巨大並不斷上升，但其2005年出口商品額根據1950年的美元價值計算，仍然高達1924億美元，是美國1950 年出口額的15倍多、GDP的3倍。美國服務業的出口額是3790億美元，進口額是3220億美元，盈餘為560億美元，比2004年480億美元的盈餘 高出85億美元。

如果美國放寬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的限制，美國對華的貿易赤字將會大大減少。

對中國來說，由於美國的禁運，除了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不結盟國家的少許備忘錄貿易外，其1950年的對外貿易幾乎是不存在的。 2005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達到了13萬億美元（佔其1.6萬億美元GDP的81%），貿易盈餘是1020億美元（佔其GDP的6.4%）。中國與美國 大約1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流向彌補中國對其他國家的貿易赤字。

這些數據表明，貿易現已在中國GDP中佔據不安全的過高比例。若沒有中美貿易順差，中國的全球貿易赤字將高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約6.25%，超過了美國5.7%的比例。

四、中國對貿易的過度依賴
一旦吸毒成癮，最初的歡娛很快就轉變為苦惱。 2005年，中國的人均GDP是1231美元，而中國的人均外貿額也達到了1000美元。減去外貿部分，中國的人均GDP僅有231美元，也就是每天只有 63美分。而且該數字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並非人均收入，後者通常更低。

2005年，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為10493元，按官方的8.11元兌換1美元的匯率計算是1294美元。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3225元，也就 是401美元。事實上，在農村內部，2005年與貿易無關的人均GDP實際上低於總體的人均收入，這意味著在沒有出口貿易的地區，農村人均收入必須人均加 入170美元，即加入401美元與231美元之差，或者說每天加入47美分，才能予以取齊。

全球的貧困線是一天2美元，遠遠高於中國與貿易無關的每天63美分的人均GDP。中國依賴於出口的經濟增長政策正造成日益上升且具有嚴重政治意義的社會不安定因素，中國政府也開始承認這一點。

2005年，美國人均GDP為43000美元，而人均對外貿易是11196美元。除去對外貿易部分，美國人均GDP為31804美元。任何貿易國家都難以避免嚴重的貿易摩擦。但宏觀數據表明，美國對華貿易並非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

2005年，美國對中國的人均貿易赤字為685美元，也就是美國人均GDP的1.6%，而中國對美國的人均貿易順差是155美元，也就是中國人均GDP的 12.2%。然而就全球而言，中國的貿易順差只有1020億美元，按人均計算是78.5美元，佔中國人均GDP的6%。進言之，70%以上的中國出口是由 外國公司交易的，這使得中國在2005年的人均貿易順差淨值約為50美分。顯然，中國對貿易的依賴程度遠遠高於美國，而且，並不需要進行更多的分析，就可 以看出美國在對華貿易談判中掌握著高得多的市場支配權。

隨著中國收入差距的拉大，大多數人的收入將大大低於人均GDP。基尼係數是衡量收入不均的指標，基尼係數為0表示完全平等。中國官方公佈，其全國 基尼係數1990年為0.35，2005年上升到0.45。1978年之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會。一個非官方的調查顯示，中國2005年的基尼係數 為0.6。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的貧困人口從1981年的4.8億下降到2002年的8800萬，但在2003年，貧困人口自1978年以來首次上升，因為過度出口的弊病開始從統計數據上顯現出來。

中國將GDP作為經濟增長衡量標準的缺陷清楚地暴露出來，儘管從賬目上看，中國GDP維持兩位數的增長，其經濟似乎高速發展，但其代價是，收入差 距的不斷拉大使大多數人還是處於貧困之中，環境惡化無法扭轉，道德冷漠日益增強，官員腐敗制度化，以及社會不安定不斷擴散。這一圖景與世界第二大債權國的 身份格格不入。

美元霸權也沒有給美國帶來更大的好處，2005年美國的基尼係數為0.41。一般認為，基尼係數高於0.4，將造成社會不穩定，經濟效率低下。

五、以新自由主義貿易贏得冷戰
冷戰是具有經濟意義的一種政治軍事對峙。軍事化的背後是兩個超級大國間的經濟競爭，它們在各自的意識形態集團裡向欠發達的盟國提供援助。這兩個分 立的敵對集團之間幾乎沒什麼經濟聯繫。各集團內部的經濟關係主要是通過對外援助維繫的。冷戰期間，經濟競爭的名義是經濟發展，而非貿易。

新自由主義者現在經常宣稱，社會主義在冷戰中之所以敗給資本主義，是因為自由的勝利。然而，這個問題並非那麼簡單明了。誠然，由於敵對的外部勢力 的壓力，那些擁護社會主義的政府被迫實行軍事體制，由此剝奪了本國公民的基本自由，從而成為自身的最大敵人。但是，在約瑟夫·麥卡錫時代，美國大肆壓制公 民自由並沒有使美國政府垮台；整個冷戰期間，美國的許多盟友也並無多少民主可言。經過15年的市場資本主義改革，從俄羅斯到波蘭的前社會主義經濟體似乎並 沒有什麼進步。中國是一個例外，這只是因為它嚴守基本的社會主義承諾，後者正是美國竭盡全力所要拆除的。

在經濟方面，真正的冷戰是在兩個完全不平等的對手間展開的。由於作為長達一個世紀帝國主義剝削的受害者的歷史性影響，社會主義陣營從一開始就比資 本主義陣營的發展水平低得多，貧困水平卻高得多。此外，社會主義陣營沒有受益於一個可以擔當增長引擎的富強經濟體，相反，作為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者，美國 是唯一未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壞的國家。社會主義陣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及其後的發展令人刮目相看，但是，自蘇聯爲了冷戰軍備競賽的融資，開始與資本主義 陣營發展貿易後，社會主義陣營失去了發展動力。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集團拒絕了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經濟互助委員會成立於1949年，目的是建立一個經濟集 團，它一直持續到1991年才解散。在經互會的文件中，沒有提及“貿易”一詞。

馬歇爾計劃來自於杜魯門主義，後者誕生於1947年，強調美國有抗擊全球範圍的共產主義政權的道德義務。馬歇爾計劃花去了美國1947年2440 億美元GDP中的130億美元，也就是GDP的54%。這些錢如果轉化為2004年的美元的話，應該是6320億美元，約等於2004年美國的貿易赤 字。它們的任務是幫助戰後歐洲的經濟恢復，以避免受到共產主義的顛覆。這筆錢並非全部來自美國政府的預算，它還來自美國的主權信貸。馬歇爾計劃最重要的方 面是，美國政府向在歐洲的美國投資者保證，他們可以把弱勢的歐洲貨幣標價的利潤兌換為與黃金掛鉤、保障匯率固定的美元，他們隨時可以35美元兌1盎司黃 金。

布雷頓森林體制規定將美元作為基於固定匯率的世界儲備貨幣，馬歇爾計劃使之具體化。馬歇爾計劃使國際貿易得以恢復，並為半個世紀後，即在1971 年尼克松取消美元與黃金掛鉤，限制跨國資金流動的布雷頓森林體制隨之瓦解後，美元霸權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儘管馬歇爾計劃確實幫助德國恢復了經濟，但這並非 完全是勝利方給予失敗方的一個無私禮物。它更像是一匹進行貨幣征服的特洛伊木馬。它將德國經濟打入美國經濟的附屬衛星國的地位，迄今德國還有待完全實現其 經濟自由。

以2004年美元計算，馬歇爾計劃給歐洲的貸款相當於6320億美元。在2004年9月底，僅日本一國的外匯儲備就高達8300億美元。換句話 說，日本2004年給美國的貸款比美國1947年通過馬歇爾計劃給歐洲的還多。而且，日本從中沒有獲得任何好處，因為這些貸款是以美元標價的，美國可以隨 意印發，除非重新換成日元，否則美元在日本毫無價值。因為美元霸權的存在，日本不得不減少日元的供應量，這導致了日本經濟的緊縮和日元匯率的升高，並因此 傷害日本的出口競爭能力。因此，美元霸權已經不止是“太大承受不起失敗”綜合徵。它造就了一個由眾多自願的奴隸組成的世界，他們出於若沒有強勢的美元，就 無法覓得明天的食物這一恐懼而捍衛美元。

“冷戰證明了什麼”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在其1841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已充分闡述的論題，即一旦一國或一個國家集團在貿易領域是經濟落後的，若沒有政府的干預，它僅憑貿易是不可能趕上的。

李斯特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與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詹姆士·密爾（James Mill）代表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觀點上截然不同。它認為，經濟行為，乃至經濟規律，都要視其歷史、社會和製度背景而定。當一國與另一國的歷史條件不同， 又被迫採納該國的國家理論作為國際經濟的自然規律時，它往往成為這些規律的受害者。戰後德國和日本的經歷驗證了上述觀點，為了換來極其有限的繁榮，兩國都 不得不付出作為美國代理國的慘痛代價。

對社會主義陣營來說，與資本主義陣營進行貿易是戰略性的錯誤，這使它毫無保護地暴露在一場不可能獲勝的遊戲中，它在該遊戲中從一開始就是失敗者，並永遠也不會趕上。

就此而言，新自由主義者應宣布的目標是，自由貿易促進了資本主義民主，但他們不誠實地聲稱，自由貿易對所有參與者來說都是雙贏遊戲。國際自由貿易 只是有利於霸權國，就像國內自由貿易只是有利於壟斷者一樣。只有當發展不受對外貿易所控制時，社會主義才能運轉良好。世界貿易組織是為迎合資本主義霸權而 設計出的一種體制。當前全世界的反世貿運動反映了草根階層開始意識到這個自明之理。

在美國，李斯特的思想演變為製度經濟學，後者持如下觀點，即政府政策，而不是市場力量在促進發展中發揮核心作用。李斯特的思想受到美國建國初期的政治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所持觀點的很大影響。

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首席大法官領導的美國最高法院在處理1819年麥卡洛訴馬里蘭州案（McCulloch vs Maryland）中確立了以下原則：美國聯邦政府在通過法律和實施政策、計劃及措施方面擁有廣泛的“不言而喻的權力”，各州不能橫加干涉任何一個聯邦機 構。馬歇爾規定，美利堅合眾國及其政府是由人民而非各州建立的，聯邦政府享有全部主權，“在其職能領域至高無上”，除非憲法明令禁止。馬歇爾的主張是美國 憲法史上最重大的決策之一。它基於憲法，寬泛地解釋了聯邦政府的權力。該案例為美國聯邦政府隨後的權力擴張，延伸開來，為兩個世紀後美國的全球權力擴張奠 定了法律基石。

漢密爾頓提出主權信貸思想，主張建立國家銀行，反對成立中央銀行。其觀點不僅被用來保護這個年輕國家的弱小的新生工業，還被用來反駁19世紀英國 的全球化倡導者為推進大英帝國主義利益而推出的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教義。 （見廖子光：“全球央行批判：美國的經驗”，《亞洲時報》2002年11月16日）。隨後，也就是1812年戰爭之後，亨利·克萊（Henry Clay）撰寫《美國製度》，主張建立美國第二國民銀行，實施關稅保護和聯邦撥款，以主權信貸推動基礎設施等“國內發展”。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內使美國一躍成為超級大國，但是，持續四十年之久的冷戰導緻美國為勝利付出慘重的代價：其陷入持續週期性的財 政赤字。在90年代金融市場全球化之前，財政赤字只有一種懲罰結果：國內通貨膨脹。凱恩斯主義的赤字財政證明可以有效地度過可憎的商業周期。而且，由於對 外貿易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因素，只要美元與黃金掛鉤和美國持有世界上最多的黃金儲備，那麼外匯對於美國就沒有什麼意義。到60年代，美國實際上已受到國內 通貨膨脹的衝擊，美國經濟由此遭受的影響足以激勵肯尼迪政府的經濟學家斷定，只要美國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美國就能夠以“新經濟”做到軍事和經濟同步 並重，甚至把人送往月球。

但是，因為美元是貿易儲備貨幣，而且大部分美國財政赤字是用於國外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資助歐洲的北約運營以及美國在日本、韓國、亞太地區其他 盟國、中東和南美的基地，大量的美元流往海外，日漸地耗盡美國金庫的黃金儲備。從美國的得克薩斯州諾克斯堡金庫流入外國金庫的黃金是如此之多全世界的60 個國家、中央銀行及國際組織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位於紐約的地下金庫存放著8300多噸黃金。該地下室是一個200多平方米的房間，分成122個隔間。每個 隔間鐵門上都有一個編號，代表存放金磚的國家或機構。哪些國家在這裡存有黃金，屬於絕對機密，只有極少數銀行高層人員知道。黃金轉移交割是美聯儲金庫的主 要功能，政府或機構之間上億美元的黃金儲備交易往往就在這方寸之間完成，由工人將金塊從一個隔間搬到另一個隔間。該金庫內屬於美國政府的黃金儲備只佔 5%，美國的大部分黃金儲備存放在位於諾克斯堡軍營的金庫。見敖軍：“揭秘美聯儲的'地下金庫'”，《解放日報》2006年3月1日。 ——編譯者註，以致當美國在60年代深陷越戰泥潭時，美國總統約翰遜無力資助其“大社會計劃”。

1971年8月，為了阻止黃金流入外國賬戶，尼克松被迫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並對進口品強制徵收10%的關稅，該關稅直到1971年底布雷頓森林體制規定 的美元固定匯率貶值225 %之後才解除。兩年後也就是1973年，中東危機為石油輸出國組織提供了機遇，它們將油價提高了十倍，從1桶3美元增加到1桶30美元。美國接受了新的石 油價格體制，但迫使石油生產國以美元標價石油。說服石油輸出國並不困難，因為它們的經濟大多數還沒有強大到可以吸收突然而來的所有財富，而當時美元仍然是 世界上最穩定的貨幣，美國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國家都穩定，並不會受到恐怖主義的攻擊。

過剩的石油美元流向了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以高於美國國內利息的借款利息借入這些石油美元，再由出口掙得的美元來償還。這樣的貸款被認為是安全的， 正如花旗銀行總裁李世同（Walter Wriston，又譯沃爾特·瑞斯頓）所發表的名言：“國家不會破產”。花旗銀行憑藉雄心勃勃的國際放貸，成為世界最大的銀行。這就是美元霸權的開始。

但是，直到1991年冷戰結束後，隨著無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場的出現，從而允許布雷頓森林體制所限制的資金大規模跨國流動，美元霸權才全面形成。對於催生和推進美元霸權，1991年關於資本流動限制的瓦解比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更為重要。

借助於美元霸權，美國的中央銀行即美聯儲由國家貨幣價值監護人和最後貸款人轉變為一部無處不在的虛擬貨幣印鈔機，在美國經濟顯現放慢增長的最早期，開始了印發貨幣。 1987年之後，格林斯潘主席領導的美聯儲引導全世界的中央銀行縱情狂歡於注入流動性。

在高盛公司前證券交易商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鑑於魯賓在美元霸權形成中發揮重大的作用，編譯者將其簡歷梳理如下。羅伯特·魯賓（ 1938.8.29~ ），現任美國花旗集團執行委員會主席，董事。 1938年8月29日出生在紐約市。 1960年獲哈佛大學文學士學位。 1960~1961年在倫敦經濟學院進修，1964年獲耶魯大學法學士學位。 1964~1966年在紐約克利裡、戈特利布、斯廷吉漢密爾頓律師協會工作。 1966年進入金融界，在華爾街高盛證券公司（Goldman Sachs，以前國人曾音譯為戈德曼—薩克斯投資公司）任職，1971年成為該公司的合夥人，1986年又升為公司常務業務經理，1990年當選為公司兩 董事長之一。該公司是紐約的一家經紀業公司，被《美國100家僱員待遇最佳的公司》雜誌評定為最佳雇主之一。這家公司在美國被公認為管理水平最高、經濟效 益最佳的企業，1991年獲純利10億美元。 1980~1982年是總統貿易談判顧問委員會成員。 1988年後是紐約證券交易所顧問委員會成員。 1989年以來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國際資本市場顧問委員會成員。 1992年12月被克林頓總統任命為白宮新成立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Chariman of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1993年1月正式上任。同年9月任總統經濟政策助理（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Economic Policy）。 1994年12月被克林頓總統提名為美國財政部長（Secretary of Treasury）。 1995年1月10日起任美國財政部長。 1996年12月再次被提名為財政部長。 1999年5月12日克林頓總統批准了他的辭職，1999年7月正式離職。 1999年10月26日起任花旗集團執行委員會主席、董事。魯賓曾3次訪華。 1997年9月應中國財政部的邀請訪華。 1998年6月25日~7月3日，陪同克林頓總統訪華。 2000年9月訪華。

擔任財政部長期間，美國發現，為了掙錢，美國所需做的就是印發更多的美元，世界貿易於是成為這樣一種遊戲：美國以法令發行美元，而其貿易夥伴生產 不兌現的美元紙幣可以購買的從石油、衣服到電視機和汽車等一切商品。美國保持其國防工業和研究，將老的經濟製造業首先外包給日本和德國，再將服裝業和低技 術產品外包給亞洲和墨西哥。最重要的是，美國實質上已以垃圾債券和其他結構性金融產品建立並經營一種新型金融部門，而直到十年後，其他發達國家對此才有所 理解。借助於美元霸權，美國步入金融資本主義，而其貿易夥伴落入工業資本主義。

六、貨幣重估的錯誤邏輯
以重估人民幣或其他貨幣平衡對美貿易的邏輯是錯誤的。如果商品價格是以消費國的貨幣標價的，美元就是這樣，上述觀點尤其正確。

諷刺性的是，90年代末，美國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一再告誡日本不要以匯率或利率政策取代健全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而美國在1985年推動的廣場協定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採取的強勢美元政策都是這樣做的。

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去年在北京參加會議時指出，在歷史上還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國際貨幣管理機構不斷逼迫一個非自由兌換貨幣的國家升值其貨幣。他建議，中國 在可預知的將來不應讓人民幣升值或貶值。蒙代爾說，“人民幣的升值或浮動將使中國的國際貨幣政策發生重大變化，並對中國的發展穩定和亞洲的穩定產生重要影 響。”

貿易赤字反映了一國貿易、貨幣和匯率政策內在的結構性缺陷。 1975年，美國具有124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到1987年，其貿易赤字已達到1553億美元，這種情況被普遍錯誤地歸因於美元的估價過高。 1985年的廣場協議的結果是通過談判使美元貶值，暫時縮減了美國貿易逆差，但是價值較低的美元使美國經濟能夠比其貿易夥伴增長得更快，到1991年，美 國的貿易赤字再次上升，因為金融全球化允許貿易赤字的美元重新投資於美國資產。貿易開始與國際金融緊密聯繫在一起。

隨著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世界金融體系結構開始在美元霸權的規則下運作。美國經濟增長主要集中於解除管制的金融領域，在該領域，美國是無可爭議的革新領導者。資本賬戶盈餘的日益增長使不斷攀升的貿易赤字呈良性狀態，因為國際收支問題被轉變成美國債務泡沫。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當地貨幣急劇貶值，從而使得亞洲的物品價格更加低廉。然而，中國是唯一沒有讓本國貨幣貶值的亞洲國家。那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已 高達1110億美元，並不斷走向更多的新高。但是，1997年7月後，美國的淨資本流入超過1000億美元，佔其GDP的7.2%。 2004年，美國的貿易赤字是6660億美元，相當於以1997年美元價值計算的7840億美元，也就是比其1997年貿易赤字的7倍還多。上述數據的互 動攀升當然不只是一個外匯問題。

白宮經濟委員會顧問的報告稱，2004年，美國是世界最大的淨資本流入國，達到6680億美元，佔世界的70%，而日本是世界最大的淨資本輸出 國，達成1720億美元，其次是德國的1040億美元，然後是中國的690億美元、俄羅斯的600億美元以及沙特阿拉伯的520億美元。 1995年，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淨資本流入是420億美元，但2004年的淨資本輸出達到930億美元。中國1995年的淨資本輸出為20億美元，2000 年增加到210億美元，2004年達到了690億美元。

1995年，作為一個整體，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淨資本流入為840億美元。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的資本流動突然逆轉，從1996年 930億美元的淨流入變成1997年120億美元的淨輸出，一進一出達1050億美元，佔其在危機前GDP的11%。 2000年，這些國家的淨資本輸出為910億美元，2004年則達到了3670億美元。一方面，這些國家繼續維持作為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純接受方，另一方 面，其中央銀行成為外匯儲備資產的大買家。這表現為資本外流，因為國內債務所吸收的美元流入更多的是投資到海外，而不是滯留於本國。

1995年到2004年，主要由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的全球外匯儲備價值從大約1.5萬億美元上升到3.9萬億美元，十年間增加了160%，而同期全球GDP的增幅大約僅為40%。

2002~2004年全球儲備的增加量超過1.3萬億美元。其中三個國家就佔了全球儲備增長的近60%：日本、中國和韓國。

2004年，中國的淨資本輸出為690億美元，是世界第三大淨資本輸出國。儘管中國吸引了大量的外國投資，但其資本輸出量更大，因為其外匯體制導致了其中 央銀行日益增多地積聚外匯儲備。在新協議中，2004年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總計超過1530億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得到利用的外國直接 投資（該年實際投資總額）也直線上升至近610億美元的高記錄，比2003年增長了13.3%。

由於近年來中國的儲備一直增長，其資本賬戶赤字越來越大，而其經常賬戶盈餘也越來越大。 2004年，中國的經常賬戶盈餘相當於其GDP的4%，預計2005年很可能已超過其GDP的6%。 2005年9月底，中國的經常賬戶盈餘為7690億美元，僅該年第三季度，就增加了580億美元。



中國外匯儲備的日益上升是由於經常賬戶盈餘的不斷增加、私人資本的淨流入和受到嚴格管理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度。為了維持盯住美元匯率制度，中國的中 央銀行近些年購買了大量外匯資產。甚至在2005年7月小幅調整了其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將人民幣更多地與一籃子貨幣而不是單獨與美元聯繫在一起之後，中國 的外匯儲備還是繼續攀升，在2005年底超過8000億美元，並有望在2006年底上升至9000億或1萬億美元。 2000年至2005年，中國外匯儲備增加了6000多億美元。但這不屬於國家財產的盈餘，而是反映了市場改革所引發的社會保障基金匱乏。

新自由主義者認為，隨著人民幣的越發強勢，其全球購買力將會上升，從而提高中國根據全球標準衡量的收入和消費份額，並因此減少國內儲蓄率。然而， 在當前的國際貿易條件下，對於嚴重依賴出口的任何經濟體而言，其匯率越高，將直接轉化為國內越低的工資水平，進而減少國內消費。中國的社保基金匱乏被誤認 為是高儲蓄率所致。

以高薪刺激國內需求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是必要的。但是，美元霸權使中國朝這個方向的努力成為徒勞，因為它調出了中國國內儲蓄，將之轉變為無用的外匯儲備。

七、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因果關係爭論
對於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之間的因果關係，經濟學家之間存在激烈的爭論。這就如同爭辯圓是從哪裡開始一樣沒有任何意義。

熊市傾向於見證資本賬戶被動地緊隨經常賬戶的變化而變化。牛市則傾向於見證經常賬戶隨著資本賬戶的改變而改變，這使美國確信，其可以在維持巨額貿 易赤字的同時，不用擔心美元外匯價值的崩潰，因為外國人無從選擇，只能出售本國貨幣以購買美國資產，為美國購買外國商品補給美元。問題是，對於進一步向外 國人出售美國資產或因為外包而失去工作，許多美國人不再高興得起來。但是，如果美國資本賬戶盈餘縮水，經常賬戶赤字就會作為一個典型的國際收支平衡問題， 再度突顯出來。

大多數美國新聞工作者以及幾乎所有政治家，都極力捍衛美元，聚焦於美國貿易赤字，而不是其資本盈餘。他們帶著冷戰甚至一個世紀前的種族歧視遺留的敵意，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作為最新的替罪羊而大肆鞭撻。

依照反華者的觀點，美國是中國重商主義的受害者，而不管重商主義涉及的是尋求黃金，而不是尋求不兌現紙幣。他們表示，中國一直低估其貨幣，以促進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為了支持其上述論點，他們將矛頭指向中國快速積聚起來的外匯儲備，這些儲備事實上是中國放貸給美國，平衡美國貿易赤字。他們全然不顧 人民幣匯率已實行十多年，中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還抵制住了人民幣貶值的誘惑，當美國是債權國時，固定匯率曾是美國在布雷頓森林提出的建議之一。

進言之，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相當於全球GDP的1.6%，而所有亞洲新興國家（不包括日本）的經常賬戶盈餘總值才僅佔全球GDP的0.5%。石油輸出國的也只佔全球GDP的0.5%。日本至多也只佔全球GDP的0.4%。

為了糾正貿易失衡，假如這是遊戲規則的話，人民幣重估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外匯儲備的迅速攀升只能部分地歸因於貿易，更重要的原因來自於資本交易， 它佔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29%。貨幣投機佔37%，投機者就是賭定，為了滿足華盛頓的無理要求，人民幣將不斷升值。對沖基金進行“倒買倒賣”，即藉進低息 的日元購買美元，再將其賣給中國，積聚以人民幣標價的中國主權債務，造成了中國的中央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的美元堆積。華盛頓就中國外匯儲備攀升對中國貨幣 政策進行政治干預，推動了中國持有的美元不斷增加。

當然，8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不是小數目。這筆錢與美國想要中國做的、進一步打開中國金融市場所要承擔的資金相比，只能是小巫見大巫。因為中國 不能印刷美元，它必須手中持有足夠的美元，考慮到中國的經濟規模、其貨幣供給和出口部門的進口需求，中國必須至少持有5000億美元，才能滿足日常外匯交 易的需求。

若應美國的要求，中國的金融部門大規模地開放，這將要求中國解決國際清算銀行界定的中國銀行系統的大量壞賬問題。這是一個由國家銀行體制向中央銀 行體制轉變所引發的結構性問題。這項工作最終將花費1萬多億美元（見廖子光：“中國銀行改革任重道遠”，《亞洲時報》2002年6月1日）。人民幣若是可 自由兌換，將需要5000多億美元來防止貨幣投機。將上述三項加在一起，為了推行金融自由化，中國需要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如果當前的美國對華政策奏 效，那麼中國將半途而廢，達不成其必要的目標。

中國人民銀行以人民幣標價的主權債務從中國出口部門購買美元，而美國的貿易赤字就是外國（中國）以美元購買其國庫券的形式來為美國的資本賬戶盈餘 融資。中國掙的僅僅是外國在中國出口貿易中所獲利潤的一點微薄的手續費。由於中國對外國資本和出口贏利實行納稅優惠，以外資融資的中國出口部門已想方設法 使其社會和環境成本外部化，將之留給國內部門。如此負面的外部性不久就將帶來報應。

隨著人民幣對美元的越發強勢，中國以人民幣標價的主權債務就會從中國的出口部門購買更多的美元，這意味著每1元人民幣購買的美國國庫券將更多。這 將扭轉歷史上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利率差距，叫停借入低利率美元投資到高利率的人民幣資產的買進賣出貿易，並阻止美元流入中國人民銀行以使其購買更多的美國 國庫券。因此，人民幣重估將無助於美國。

美元的危險不是中國可能出售美國國庫券，中國已持有太多的美國國庫券，在市場上拋售，必定遭受重大淨損失。其危險是美國的主權債務等級如今取決於中國的信貸等級或中國主權債務的健全。

如果中國經濟碰壁（一旦美國債務泡沫破滅和中國對美出口急劇下降，這種情況就將發生），中國的主權債務信用等級將受到重挫，從而導致人民幣利率上 升，大量熱錢進入中國，中國人民銀行購買更多的美國國庫券，這又迫使美元利率下跌和更多的熱錢湧入中國，最終轉化為一場金融風暴，該風暴將使1997年亞 洲金融危機就像一陣無害的四月春雨。日本就發生過這種情況，但由於對外貿易只佔其2003年GDP的18%，日本從而能夠抑制國內的通貨緊縮。儘管如此， 日本持續的通貨緊縮還是極大地衝擊了全球經濟。對中國來說，對外貿易高達其GDP的81%，其經濟活動已高度集中於沿海地區，沒有多少縱深或寬度可言，一 場金融危機將很快蔓延到國外。這才是對美元霸權的真正威脅。

紛至沓來的資本流入是一把雙刃劍，將造成不受歡迎和不穩定的副作用，它們包括本國貨幣的升值趨向於超出市場基本面，削弱出口競爭力，引發通貨膨 脹。資本流入導致中央銀行持有的外匯儲備大量堆積，為了擴大國內貨幣基礎，央行不得不在生產沒有相應提高的情況下發放本幣，造成貨幣太多而產品嚴重缺乏的 局面，這正是引發通貨膨脹的典型原因。這將造就一種不良現象，就是一國貨幣在國外的價值高，而在國內的價值低，這為對沖基金攻擊該貨幣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這正是中國如今面臨的形勢，只要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這個問題就將變成一種危機。

在美元霸權下，資本流動主要以美元標價。儘管所有人都在議論歐元是一種替代美元的儲備貨幣，然而歐元與所有其他貨幣一樣，仍然只不過是美元的派生 貨幣。為了緩解本國貨幣在境外升值和國內通貨膨脹結合在一起的威脅，中央銀行必須進行眾所周知的資本流動“沖銷”。在成功的外匯市場沖銷操作中，必須減少 基礎貨幣（銀行儲備加上貨幣）的國內部分，以至少暫時地平衡儲備（美元）流入。

對於日本經歷的境外本國貨幣貶值而國內通貨緊縮這一情形，日本需要反其道行之。在理論上，有若干種辦法可以做到這一點，比如通過鼓勵私人進行海外 投資，但這種選擇看來已經被美國的保護主義凍結。另一個方法是允許外國人從當地市場借本國貨幣，但這又會招來難以駕御的對沖基金發起貨幣攻擊。然而，在美 元霸權下，典型的外匯市場沖銷形式一直是應用公開市場操作，也就是買賣美國國庫券和其他美元標價的金融工具來調整貨幣基礎的國內構成。問題是，在實踐中， 這種外匯市場沖銷難以執行，有時甚至會弄巧成拙，因為任何明顯成功的操作都會或是提高國內利率，或是降低國內利率，從而刺激甚至更多不合需求的美元資本的 流入或流出。

外匯市場沖銷能力與國際資本流動程度是反比關係。如果資本高速流動，那麼力圖實施外匯市場沖銷將是徒勞的，因為這些操作很快會淹沒於新一批資本流 入，特別是在美聯儲通過放低聯邦基金利率而繼續發行更多美元的情況下。由於美元霸權，美國是唯一無須外匯市場沖銷的國家，因為所有的資本流入和流出都是美 元形式。對非美元經濟體來說，外匯市場沖銷可能暫時發揮作用，但是，如果資本持續流入，它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因為外匯市場沖銷只能應對金融體系遭受衝 擊的影響，而不能消除其根本來源。匯率管制的情形也是一樣。

還有，特別是在不可能具有發育良好的金融市場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傳統的公開市場操作可能受到金融工具不足的嚴格限制。發行大量有價證券， 力圖消化注入的流動性，這會給政府或中央銀行帶來沉重的債務清償負擔。它會破壞財政平衡和國有企業等準財政平衡。對於任一中央銀行，當其將籌集的資金投向 海外資產時，由於其賺取的美元現行利率通常低於其必須支付給其賣出證券的利率，其運營往往會虧損。巨額虧損甚至可以導致中央銀行不得不進行資本重組或拖欠 債款。

最糟的情形是，中央銀行或財政部的資產負債組合將其暴露於更大的信用風險之中，使整個金融系統對於資本流動的突然逆轉更加脆弱。這最有可能發生於大量資本流入表現為短期證券投資形式（就是所謂的熱錢）的地區，與外國直接投資相比，熱錢能夠更快速和更容易地撤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