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經考驗的美國經濟領導班子

廖子光：未經考驗的美國經濟領導班子視野
2008-9-24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809/51944.html


目前，世界最大經濟體的領導班子中最主要職位已全部由一些未經考驗的委任者擔任，他們在政府高層管理方面的經驗不多，其政策偏好也未得到驗證。首 先是本·伯南克（Ben S.Bernanke），他於今年2月接替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學術專家，但市場經驗不多。到目前為止，新主席每次發表公開聲明並 決心保持價格穩定（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技術性委婉語），市場都出現股價波動，顯示對他信心不足。愛德華·拉吉爾（Edward P.Lazear）接替伯南克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是一位著名的勞工經濟學家，曾發表過的論文有“皮特原則：衰落理論”，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什麼 是“皮特原則”，它是指一個機構人員的晉升通常會正常進行下去，直到出現不稱職的人為止。然後是羅伯·波特曼（RobPortman），他接替喬什·波爾 頓（Josh Bolton）擔任總統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他曾是俄亥俄州的聯邦眾議員和美國貿易代表，而波爾頓已於今年4月擔任總統辦公室主任。有人說，是波爾頓在 幕後說服其高盛公司的同事亨利·鮑爾森（Henry Paulson）接替約翰·斯諾（JohnW Snow）出任財長一職。

按照“積極響應政治中心”（Center of Responsive Politics，一民間非政府組織）的說法，波爾頓原本來到白宮擔任布什總統的辦公室副主任，主要負責處理國內政策。但布什政府對具有獨立思維的國家經 濟顧問拉里·林賽（Larry Lindsay）不滿意，波爾頓向總統提出一些供參考的經濟議題，並逐漸掌控經濟決策。作為白宮辦公室主任，波爾頓是布什減稅計劃的主要策劃人。此外，在 聘請其另一高盛公司同事斯蒂芬·弗雷德曼（Stephen Friedman）出任總統經濟政策顧問及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一事上，波也發揮了重要影響力。

在高盛公司，弗雷德曼是公司購併方面的一位令人敬畏的戰略家。 1990年至1992年期間，他曾與克林頓政府的財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共同擔任公司董事，並在92年至94年魯賓赴華盛頓任職期間獨自擔任董事。 1994年，他離開高盛公司擔任馬池和麥克萊曼資本公司（March&Mc Lennan Capital）的高級負責人，這是一家負責投資和保險的公司，其母公司當時正面臨一項關於操縱競標和價格的政府指控，後來該案獲庭外解決。

許多人感到不解的是，高盛公司是當今世界上最負盛名的投資界大腕，亨利·鮑爾森此時竟會離職去擔任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的“跛腳”布什政府的財 長。這令人想起當年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拒絕卡特總統邀請他加入政府的故事。那時，卡特政府士氣低落，民眾普遍對政府不滿，總統權力日益下滑，卡特被迫於1979年強行 要求全體內閣辭職，此事發生在他入主白宮的第三年，最後他只乾了一任四年。在戴維營進行10天孤獨、痛苦的反省後，他回到白宮發表了題為“心靈和信心危機 ”的講話，令人不安。當時，美國很不平靜，油價達每加侖1.25美元，金價漲至每盎司300美元。當時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是順差，並持續了14年之久。今 天，油價已漲到每加侖3美元，金價超過每盎司700美元，美對華貿易赤字達到創紀錄的每年2000億美元以上，並仍在攀升。而此時，布什總統卻在對美國民 眾說，美國經濟的基本面仍很好。這令人不禁要問，他這次為什麼不大規模改組內閣？

作為總統經濟班子中的最高內閣崗位，財政部長在布什執政的6年裡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效率。這並不是因為高層缺乏才智，無論是美國鋁公司 （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總裁保羅·奧尼爾（PaulH.O'Neill），還是CSX運輸網絡公司的總裁約翰·斯諾（JohnW.Snow），他們都是私營行業 的成功領導人，但在本行業的豐富經驗也許並不足以使他們應付作為世界最強經濟霸權的財長所面臨的複雜挑戰，也無法使他們能在忠誠至上的布什政府的政治叢林 中生存。

他們倆人在擔任內閣成員時日子都不好過，被白宮的內圈人士排擠而靠邊站是家常便飯。那些人拼命保護自己的行政特權，制定的錯誤經濟政策大多受新保 守主義理念所驅使，面對不斷發展的全球經濟環境，他們只從眼前的國內政治角度出發，而不考慮長期、穩定、合理的應對措施。內閣官員是官僚體系中政治任命的 領導，而行政權力往往視官僚體係是妨礙自己的敵人，但其實正是官僚體系才能保證那些全國性政策得到穩定和持續地落實，並超越黨派政治。舉例而言，一名強勢 白宮安全事務助理可以使軟弱的國務卿黯然失色，最顯著的例子是當年亨利·基辛格強於威廉·羅傑斯（William Rogers），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強於萬斯（Cyrus Vance）。現在的白宮政治顧問卡爾·羅夫（Karl Rove）也同樣在經濟政策方面強於所有內閣部長們，直到中央情報局洩密案出現為止。區別是，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在製定外交政策時考慮的是國家的長遠地緣 政治利益，而羅夫制定經濟政策時大多是短視的黨派政治的權宜之計。

《華盛頓郵報》報導說，在最後勉強同意被提名擔任財長前，鮑爾森曾與總統長談並尋求一種保證，即“這個職位雖然有時會被看作是白宮的附屬單位，但它將擁有適當的地位”。

美國財長一職的重要性

現代國家的權力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從歷史角度看，財長是美國經濟政策的掌舵人。首任財長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他在國家銀行體系中創建了美國銀行，為年輕國家的財政發展提供了所需的主權信貸，使美國走上一條很短時期內成為主要經濟大國之路。漢 密爾頓與當時的國務卿托馬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曾捲入一場重要的爭論中，即經濟政策應採取中央集權的精英主義（centraliz edelitism）還是選擇主張權力下放的民粹主義（decentralized populism）。他還與當時的聯邦議員阿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進行過爭論，焦點是應否為聯邦政府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財政部，使其具備獨立財政權力，超越聯邦各州權力之上。他為年輕國家的經濟發展設計 了聯邦財政收入的徵收和發放。而當時，敵對和好戰的英國將自由貿易背景下的市場基要主義規則當作經濟武器來對付過去的殖民地。

財長負責規劃和推薦國內和國際金融、經濟和稅收政策，參與製定對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的財政政策，並負責管理公債。財長負有監督財政部落實主要法律實 施的責任，負責政府的金融代理工作，並負責製造紙幣和硬幣。作為政府的首席金融官員，財長還是總統全國經濟委員會成員，是社安和醫保信託基金的董事會主席 和執行理事，是節約儲蓄保護監督董事會主席，並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重建和發展銀行、美洲洲際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及歐 洲重建和發展銀行的美國理事。

今天，全球經濟日益被以美國為主的金融所主導，美國財長愈加重要。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在其本國經濟混亂時執行外交政策，更不用說一個超級大國。從 邏輯上看，在當今世界一國最重要的內閣職位當屬財長，而不是國務卿，一些超國家的金融機構正作為超級大國金融霸權的代理出現。但在今天的白宮，國家經濟顧 問卻仍是國家安全顧問的附屬。顯然，在自由市場的殿堂裡，市場基要主義是國家安全的王牌。推動和領導全球自由貿易的國家在保衛經濟民族主義方面也叫得最 響。

阿爾伯特·加勒廷來自於日內瓦的一個瑞士貴族家庭，他在為新國家建立完整的金融體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是日內瓦學院的優秀畢業生，為了實現他 “對全宇宙最自由國度的獨立的熱愛”，他在1780年放棄了財富和社會地位來美國移民，當時美國祇是一個剛剛建國14年的年輕國家。 1785年，他在弗吉尼亞州宣誓效忠，最後在賓州安頓。他開始是州議會的成員，後來經過選舉來到美國參議院。當時，參議院這個莊嚴的機構拒絕接受他，因為 他當時只有臨時公民身份。那時，財政部要求參院在1794年之前發表公債聲明，並列舉各屆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每筆撥款開支。當加勒廷再次被選到眾院時，他立 刻成為新建立的常設金融委員會成員。雖然他在擴大聯邦職權方面反對漢密爾頓，但他確保了國家財政和貨幣的強健，並在實際上強化了漢密爾頓的雄心勃勃的計 劃。

1800年7月，加勒廷準備了一份報告，題為“對美國公債、收據和開支的看法”，分析了在憲法框架下政府的財政運作方式，這個報告直到今天仍被認為是經典 傑作。在國會，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並成功地使撥款數額降低，特別是那些用於“戰爭目的”的。托馬斯·傑佛遜相信，當年的《騷亂法案》出台的目的使在國外出 生的加勒廷離開公職。當傑佛遜1801年當選總統後，他正式提議請加勒廷出任財長一職。

加勒廷任職後強調要減少債務、專款專用、支出須嚴格和負責任等原則。就任8年後，他原先對財政收入、減債等方面的判斷幾乎是神奇般地絲毫不差，共 減少公共債務達1400萬美元，並實現盈餘，而且，政府還曾花費1500萬美元購買了路易斯安那州，並最終使美國成為一個偉大的大陸強國。加勒廷那時引進 的財會制度至今仍在使用。他還發起建立了海軍醫院，這是現在的美國公共衛生局的前身。 1807年，他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內容廣泛的計劃，旨在通過建造高速公路和運河改善國內建設。在加勒廷的領導下，財政部開始執行每年向國會提交詳細的年度財 政狀況報告的做法，包括具體收支、公共債務報告和財政收入評估等。

離開政府後，加勒廷擔任紐約市國家銀行的總裁，該銀行後來以紐約市加勒廷國家銀行而聞名，也是花旗銀行的前身。他還創建了紐約大學、紐約歷史學會和美國民族學會等，並在土著美國部落語言的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貢獻。

安德魯·梅儂和阿倫·格林斯潘

安德魯·梅儂（Andrew Mellon）是美國歷史上第49任財長，他很早就表現出成熟的金融管理能力。他17歲時就成功經營了一家木材公司，19歲加入父親的銀行，名為梅儂父子 公司（T.Mellon & Sons），並於1882年在他27歲時成為具有控制權的所有人。 1889年，他組織了建立了聯盟信託公司和匹斯堡聯盟儲備銀行，將銀行業務擴展到工業活動中。他對發展較快的產業如可樂、煤和鐵等進行大量投資，並在石 油、鋼鐵、造船和建築等行業中獲取巨大個人財富。梅儂建立了美國鋁公司、海灣石油公司（1895年）、聯盟信託公司（1898年）和匹斯堡煤炭公司 （1899年）等著名企業。在1937年，他向國家捐獻了價值1千萬美元的藝術收藏品，並建造了華盛頓特區的國家藝術畫廊。

梅儂於1921年被哈丁總統任命為財長，負責處理“一戰”後的經濟問題。當時，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被任命為商業部長。 1921年3月4日，哈丁發表總統演說，其中就反映了梅儂對稅收政策調整、出台緊急關稅法案、調整戰爭稅和建立聯邦預算體系的想法，梅儂還向國會極力倡導 減稅和縮小政府開支，以減少公共債務。

1923年11月，梅儂部長向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提交一份後來被稱之為“梅儂計劃”的方案，這是一份有關改革稅收的方案於1924年成為《稅收法案》，它將 最高的個人所得稅減少到25%。在整個動蕩的20年代，梅儂是一個十分受人歡迎的官員，就像非理性繁榮的90年代的格林斯潘那樣。儘管他對政府財政公開主 張保守主義，但在梅儂任職期間，私營債務還是出現前所未有的增長，在1929年大蕭條前的所有私營債務達到2000億美元，如果以佔GDP的25%比例算 的話，相當於在2005年超過3萬億美元的債務。到1930年時，梅儂財長認為金融恐慌也許並不是一件壞事。他說，“它將清除體系中的腐朽東西，高消費的 生活會下降，民眾會更辛苦地工作，過一種有道德的生活。價值觀也會得到調整，具有進取心的人會從那些不具備競爭力的人那裡接過爛攤子。”但其實，腐朽來源 於寬鬆的信貸，梅儂對此應負責主要責任。那些掠奪者從不幸的辛勞工作的人們那裡接過了爛攤子，而那些人卻因為別人的錯誤失去自己的一切。

當時的情況可以與1997年10月29日格林斯潘向美國會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的作證進行比較，那時世界金融市場正出現巨幅動盪。 “如果金融市場的下滑不再繼續累積，可以想像的是，當我們幾年後回首看這個事件，就像我們回首看1987年股市崩盤一樣，從它對全球宏觀經濟的影響來看， 我們將其當作一個有益的事件。”一些亞洲國家的經濟體發現自己的資產市值在幾天內縮水80%以上，美國表現得好些。從市場高峰至10月的低谷，標準普爾指 數損失了高峰時35.9%的市值，但在美聯儲向市場注入大量資金的兩年後失而復得。格林斯潘的方法是在每當市場停滯時就大量印鈔票，但亞洲國家卻沒這麼幸 運。國際金融大多以美元結算，亞洲國家的央行卻不能通過印製本國鈔票向崩盤的市場投入大量急需的資金。這些國家學到的直接經驗是，美元霸權並不是仁慈的。

在格林斯潘時代，截止2005年美國累積欠有44萬億美元的債務，其中10萬億是聯邦政府欠下的，2萬億是州及地方政府所欠，34萬億歸於私營部 門，其中8.3萬億是企業所欠，金融企業欠12.5萬億，家庭欠債是11.5萬億。此外，美國的社安體系和醫療保險業的短期債務分別達到7萬億和37萬 億。扣除通貨膨脹因素，格林斯潘的債務要比梅儂時代大10倍。儘管格林斯潘的債務泡沫破裂被推遲，但仍是難以避免的，1930年大蕭條與此相比就只是小兒 科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選民們將1929年大蕭條歸罪於梅儂的財政政策，而不是他的貨幣政策，或者說是他對私人債務的容忍，儘管他並沒有去主動推動。 這導致弗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1932年擊敗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上台。有明顯的證據表明，歷史不會對格林斯潘戲弄資金的做法給予更多的寬容。只是這一次格林斯潘的遺產橫跨共和、民主兩黨主政的時代，與當 年1930年時選民投票時所不同。雖然選民們反對那位騎在新自由派自由貿易戰馬上、具有濃厚宗教色彩並執行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的黑騎士，但他們卻沒有第三 個政黨可以選擇。

亨利·摩根索

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美國第52任財長，他從1934年1月1日一直呆到1945年7月22日，歷經羅斯福的“新政”和戰爭政府期 間。在他漫長的任職期間，摩根索奉行積極的稅收和主權信貸，籌集了4500億美元（按GDP比例相當於2005年的45萬億美元規模）資金用於政府的反經 濟蕭條方案和戰爭開銷，對美國的金融政策發揮了穩定性作用。他籌到的這筆錢比此前所有51任財長籌資到的總和還要多，如果折合成現在的美元，它可以還清美 國今天所有的債務。這表明，在一位得力的領導下並擁有適當的決心和做出公平的犧牲，美國可以成為不欠債國家，並可以在國內外都不剝削別人的情況下重新成為 實現前所未有繁榮的偉大國家。

在1934年至1941年12月7日日本襲擊珍珠港的7年蕭條期間，摩根索一直努力維持美元不貶值，儘管當時美國內經濟仍較弱，他通過對世界金融 市場的干預使美元成為世界最強勢的貨幣，而當時納粹經濟奇蹟正在起飛，德國貨幣正不斷積蓄能量。他努力促成國際貨幣的穩定協定，即1983年大國簽定的慕 尼黑協議，但這個協議並未得到實際檢驗。 1939年戰爭在歐洲爆發，德國侵入波蘭，摩根索在財政部建立一個購買服務機制，以方便英國和法國通過信貸購買美國的軍需品。此外，他還為美國經濟提供了 無限制的國家主權信貸，來滿足襲擊珍珠港事件後飛快增長的開支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動員首先是在金融領域開始的。

摩根索採用戰爭債券的辦法為戰爭融資，僅在戰爭的第一年就籌集了10億美元。戰爭債券不僅支持了戰爭開銷，也防止了嚴重通貨膨脹的浪潮，因為這樣 可以從私營部門那裡吸收過剩的資金，防止在政府戰時價格控制體係以外出現黑市。戰時的黑市沒有發展起來，原因就是很少有人付得起黑市價格。

1944年，“摩根索計劃”成為美國的政策，即在戰後將曾作為戰爭基礎的德國工業廢除，使德國重新成為一個農業國，這個政策一直持續到冷戰開始，那時，美 國覺得德國有必要成為一個強勢資本主義、甚至是新法西斯主義國家，應擁有一支可靠的軍隊，以抵禦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擴展。在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 摩根索在戰後金融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確定了戰後經濟政策和貨幣穩定政策，他引入固定匯率的美元金本位制來振興美國領導下的世界貿易。在1945年7月， 也就是羅斯福總統去世3個月後，摩根索從財長職位上辭職，但直到杜魯門總統於當年8月初在德國參加“三巨頭”的波茨坦會議返回後才卸任。波茨坦會議和 1945年8月14日的日本宣布投降成為冷戰的開始。

從1947年至1950年，摩根索擔任“聯合猶太呼喚”組織（United Jewish Appeal）的主席，這個機構當時籌集了4.65億美元，從1951年至1954年，他還擔任“支持以色列美國金融和發展公司”董事會的主席，這個機構 發行了高達5億美元的債券來資助以色列這個新國家。這是一個歷史的諷刺性悲劇，即歐洲的反猶罪惡卻要由阿拉伯國家來償還，這導致中東陷入一場糾纏不清的紛 爭，對未來整個世界的和平構成威脅。

尼克鬆時代的財長

對尼克鬆而言，任命約翰·康納利（JohnB.Connally）擔任財長是一個聰明的政治舉措，因為民主黨在1970年的中期選舉中獲勝，尼克 松被迫改組內閣。為應對日益惡化的國內和國際經濟環境，尼克松於1971年宣布了他的“新經濟政策”。用貨幣術語，這意味著“關閉黃金窗口”，結束了美國 兌換外國銀行持有的美元必須以每盎司黃金35美元進行交易的法律義務，也放棄了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該體係是使世界貨幣以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固定匯 率為基礎，確保貿易夥伴間的誠實。隨後實行的浮動匯率則允許各國可以通過貨幣貶值的“逃生法”來糾正本國經濟效率低的問題。

當尼克松宣稱“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時，康納利卻在通過“完全就業預算”來恢復（羅斯福）“新政”時的那種抵抗經濟周期的赤字支出，並通過凍結 工資和價格來遏制通貨膨脹。康納利被《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詹姆斯·萊斯頓（James Reston）稱為“近來在華盛頓最具勇氣的人物，他扔開電腦打印的財政部講話稿，即興地告訴美國商界和勞工界，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工作，獲得更多的利潤 和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份額的話，他們就要放下包袱。”尼克松執行的左傾“新經濟政策”（NEP）與當年列寧的右傾“新經濟政策”（NEP）並不是完全不 同，但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這只是一個修正主義口號，缺乏實質性內容，也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承諾。缺少中央規劃的價格控制導致市場運轉失靈，供應出現瓶 頸，最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是，許多新建住宅樓因缺少抽水馬桶而使住戶延緩遷入，許多負責抵押的銀行因此出現資金周轉問題。

羅斯福禁止美國居民購買或持有黃金，並使美元貶值60%，同時也使利率保持在歷史低位上。儘管如此，美國的出口貿易並沒有因為美元貶值而回升，國 內私營部門的就業也沒有增加，大部分的失業人群被擴大的公共部門吸收。美國經濟直到二戰時才重新恢復。與此相對照的是，尼克鬆的“新經濟政策”旨在通過利 率上升來防止美元下跌。從貨幣角度看，美國出現通貨膨脹是難以避免的，這並不是由於流通環節出現過剩資金，而是越戰帶來的財政赤字，因為越戰不同於“二戰 ”，它的負擔並沒有公平、平均地由所有人分擔。如果沒有全國民眾共同分擔並做出犧牲，進行一場外國戰爭是難以為繼的。反過來，一支完全自願的軍隊就能藉助 反戰運動而佔據上風，且可以經常不宣而戰。這樣，好戰的外交政策才能順利執行，因為拿別人的生命冒險來顯示自己的愛國主義是很容易的。

喬治·舒爾茨（George P.Shultz）曾於1968年和1970年分別擔任勞工部長和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主任等職位，他於1973年被尼克松任命為財長。舒爾茨在其任期內推翻 了康納利時代的尼克松新經濟政策，他解除了國內的價格控制，並將精力放在國際層面，以全力應付1973年2月再次出現的美元危機。舒爾茨於1973年在巴 黎召開國際貨幣會議，正式宣布美國中止“黃金窗戶”，廢除早在1971年就開始崩潰的固定匯率制，世界主要貨幣自此開始自由浮動。但當時國際間的資金流動 仍受到嚴格的限制，以確保傳染性的金融震盪能得到控制。

1973年是美國經濟很不景氣的年份，價格控制被逐步取消，美國也因此出現被壓抑已久的通貨膨脹，導致紐約外匯市場上的美元下跌。當年秋天，石油輸出國組 織（OPEC）引發一場石油危機，美國經濟出現自1929年以來少見的嚴重衰退，工業生產縮減15%，失業率升至9%，經濟產值下滑6%。舒爾茨在尼克松 下台後也很快辭職，但他後來於1982年重回華盛頓擔任裡根的國務卿。

威廉·西蒙（William E.Simon）曾是舒爾茨財長的副手，在1973年石油危機時曾擔任聯邦能源辦公室主任，他後來於1974年被尼克松任命為第63任財長，並在尼克松辭 職後繼續在杰拉德·福特總統手下任職。西蒙就任財長時面臨國內不斷惡化的經濟衰退，為應對石油危機，他以強勢手段要求產油國必須將石油美元存入美國銀行， 並力勸他們不要直接投資於美國公司。此舉使美國銀行可以將石油美元借貸給發展中國家，因為那些國家只能通過向美國出口並賺取美元後才能償還貸款。這成為全 球化的開端，新興經濟體依賴於美國消費品市場，因而被迫向以美元結算的美國資本開放本國金融市場。這就使美元資本的跨國活動管制放鬆，並由此引發在墨西 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機，並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結束。作為財長，西蒙繼續執行舒爾茨的政策，即通過強大的金融威力向歐洲、日本和蘇聯集團施壓，使 國際經濟政策的主動性牢牢掌握在美國手中，以確保美國的比較優勢。當傑米·卡特總統於1976年贏得總統大選時，西蒙在福特的短暫任期末辭職。

卡特和沃克時代的美聯儲

威廉·米勒（William G Milller）在僅擔任美聯儲主席17個月後於1979年8月6日被任命為第65任財長，這是卡特總統大幅改組內閣以期扭轉民眾普遍不滿和總統權力下滑 的舉措之一。經過在戴維營10天的獨自反省後，卡特出來向全國發表懺悔講話，題目是“靈魂和信心的危機”。作為對國家領導人陷入自我反省的反應，市場呈自 由落體式下滑。米勒是一個可依靠的財長人選，由於政府士氣受挫，且面臨14個月後就要舉行艱難的總統大選，卡特總統親自打電話邀請包括大衛·洛克菲勒 （David Rockefeller）在內的許多潛在候選人加入政府，但均遭婉拒。

1979年8月，卡特感到需要一個像保羅·沃克（PaulA.Volcker）這樣一個聰明但學術水平一般（民主黨會認為這自相矛盾）的共和黨人來領導美 聯儲，期望在總統出現危機時能獲得兩黨的共同支持。此人在華爾街備受尊敬，但在學術界一般。據稱，卡特的辦公廳主任伯特·朗斯（BertLance）曾告 訴總統說，如果任命沃克，那麼意味著總統將一年後的選舉抵押在一個不具同情心的美聯儲主席身上。但實際上是伊朗的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把卡特的第二任期握在手中。

沃克在對付通貨膨脹方面最終獲得了代價很大的勝利，使金融血液在全國乃至全世界流趟。這就像拋錢幣，機會各有一半，但治療的結果比疾病本身更糟糕。他準確地觀察到，當市場擔心通脹時，通膨就不再發揮刺激性作用，因為債主通常會將利率升高並超過通脹率，導致出現經濟滯脹。

還有比短期利率上調更壞的事情，那就是將在惡性通貨膨脹條件下採取的暫時放鬆管製做法成為通脹水平恢復正常後的永久措施。放鬆管制，特別是在利率 封頂、信用市場的隔離和限制等方面的放寬，導致金融界許多小型和獨立公司消亡，因為它們缺乏有管制的金融市場保護，也無法與大的機構競爭，這導致金融市場 多元化的終結。小規模的金融運作不得不以高利率來吸引資金，但這些本地的借貸無法與那些大機構的大宗、低利率收成的貸款競爭。大銀行因共能在全球市場上獲 得低成本資金而佔有優勢，但也有更大的風險，它們在國內和國際高利息信貸市場上運作。這並不像凱恩斯所預計的那樣，豐富的資本供應會降低利率，並帶來“收 租人的安樂死”。分類交易的風險水平也逐漸證券化，這就使那些高回報或垃圾性的高利率債券主宰著信貸市場，也因此誕生了新一類的“超級收租人”。

最終凱恩斯被證明是有預見性的，與早期的交通產業比如鐵路、卡車和航空及最近幾年的電訊業所不同的是，金融業一直被那種“大魚吃小魚”式的掠奪性 兼併現象所困擾，而那些大魚們已經習慣於那種無法持續且損害自身肝臟的富貴食譜，並會因自已引發的食物鏈崩潰導致的飢餓而死。金融多樣性，就如同生物的多 樣性一樣，對保持一種可持續性發展的金融生態系統十分重要，任何一個種類的滅絕都會威脅到整個生態系統。適者生存的法則僅是承認原始狀態的野蠻，並不是一 種進步理論。所有的種類在任何一個生態系統內都有其平等的適當性。當小型掠食動物不存在時，老鷹也就死亡了。

傳統意義上，美聯儲從不願大幅度調整利率，且總是試圖在不阻礙經濟發展的情況下防範通脹，而是在出現大範圍通脹時才會上調利率，或者是在不使通脹 惡化的情況下刺激經濟發展，因此在經濟停滯後才會下調利率。只要通脹率與利率之間的差額仍有利可圖時，市場對新貸款就仍有需求，或者說新借貸的增長速度在 資本成本提高時也不會明顯減少。但通縮對減緩貸款需求具有更直接的效應，會導致大家都知道的“流動資金陷井”，或者是美聯儲壓制某一信貸高峰。

當然，銀行的放鬆管制減少了美聯儲控制信貸供給的能力，控制短期資金的成本是其唯一槓桿。但當需求一路高漲時，成本控制並不總是很有效的槓桿，正 如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90年代發現的那樣。通過提高資金成本對付通脹在概念上是一種自我中和，因此當經濟依靠債務驅動時，利息上調本身也具有通脹性質。 通過降低資金成本來對付通脹是無效的，因為利息降低對債權人來說具有通貨緊縮性質，所以他們會遭受財產價格損失、抵押品價值和利息收入下降等打擊。正如反 向收益曲線所表明的，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間的異常差異對許多依賴長期融資如保險、能源和通訊等金融產業的健康造成強烈衝擊。放鬆管制允許資本價格來分配經 濟中的信貸行為，通常是向經濟最不需要的地方引導信貸，也就是高風險的投機領域或者是那些迫不急待、不惜任何代價的借錢人。

裡根的巫術經濟學（Voodoo Economics）

裡根當選後，此前的金融混亂狀況也伴隨而來，卡特將此責怪為奢侈的消費需求導致了通脹，並承諾政府要採取措施中止惡性通脹。裡根則指責是政府過於 臃腫而導致通脹。裡根採取的減稅、國防開支和供給派的經濟增長措施與美聯儲的抗通脹、銀根緊縮政策等相互衝突，裡根政府內的貨幣主義派是一幫右翼人士，他 們長期批評美聯儲感染了凱恩斯病毒。裡根政府制訂的財政政策的目標是相互矛盾的（即在大規模減稅和提高國防開支的情況下尋求預算平衡），而掩蓋了其貨幣政 策的一些根本性矛盾。不管你是貨幣主義者還是非貨幣主義者，經濟增長但貨幣供給卻不斷萎縮顯然是內在不協調的。

裡根當總統後使消失近半世紀的古典經濟學重見天日。二戰後的經濟系學生一直將古典經濟學視為歷史古蹟，就像生物學裡的宇宙創造學說。他們把這種學 說當為低文明階段學術水平發展低下的一種負面事例。裡根經濟方案體現了三種古典經濟學理論：貨幣主義、供給派理論和對赤字財政的恐懼（並不是赤字本身）， 並熱衷於減稅而不是縮減政府開支。其實，如果將這三派理論並駕齊驅的話，它們也是相互矛盾的，沃克爾在其深奧的演說中溫和地稱其為“目標的碰撞”。供給派 的減稅和以投資促增長的理論與貨幣主義的減緩貨幣供給理論是相互矛盾的，而大規模的軍事開支和減稅也意味著預算赤字無法避免。巫術經濟學後來發展到頂峰， 這個說法是後來擔任副總統的老布什在初選時發明的。裡根成為主張小政府的保守主義的傑出代表，但他卻給美國經濟留下歷史上最大的國債。

貨幣供給緊縮加上預算赤字是導致衰退出現的必然藥方。長期處於高位的公司和政府債券在一個月內發現它們的市值下跌了100個基本點。新發行的債券 不管以什麼價格也很難賣出去。評論家們不斷討論經濟會出現“雙重衰退”的可能性。沃克領導的美聯儲面臨來自各方的批評，包括那些擁有巨大債券利益的商業銀 行，甚至包括白宮那些供給派人士，事實上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麻煩的根源是裡根那種緊盯意識形態的經濟規劃。民主黨人指責美聯儲在經濟放緩時提高利率，這至少 在概念上說是一致的。

裡根和白宮指責沃克爾和美聯儲只注重利率而不重視控制貨幣總量，並指責沃克爾本人破壞總統1984年競選連任的機會。裡根曾公開表示要“廢除”美 聯儲，儘管他曾在1980年的選舉中為回擊卡特而說過美聯儲的好話。早些時候，也就是1984年的4月中旬，沃克爾公開承諾要採取漸進主義來增強貨幣供 給，避免採取休克療法，讓美國經濟有足夠時間進行調整。但他5月就食言了，因屈服於白宮的施壓和債券市場的信號而決定繼續採取緊縮政策，而當時的經濟增長 已被半年前上調的高利率而削弱。利率政策中的“漸進主義”被再次拋棄。沃克爾的解釋很令人驚異，實際上也是很搞笑的。他在應邀參加一個為期2天的研討會上 告訴華爾街的金融專家們說，因為過去的政策失誤主要是在過分放寬方面，將來如果在緊縮方面出現失誤也是正常的。盛宴和飢荒現在不僅是政策的結果，同時也成 為政策原理了。混和錯誤就像混和利率一樣，被當作對付經濟不景氣的神奇藥方。

金融市場不是實體經濟

金融市場不是實體經濟，而是實體經濟的影像。影像的形狀和保真度受到光源的位置和強度的影響，而光源來自對未來經濟表現的市場情緒，影像同時也受 來搖擺不停的意識形態的外表所影響。美聯儲作為一個機構的特性多年來已形成一種關注金融市場體系的健全，而不重視實體經濟的健康，更不要說全體人民的福 利。保守主義經濟學家認為，一個健全的金融體系最終服務於全體大眾。但實體經濟在各個層面並不是完全相同的，實際上，某些經濟產業和某部分人口也許或經常 不能等到經濟低潮過後來享受那些長遠的好處，儘管他們自己沒有犯錯，或者既使他們能躲過，他們也會處於不斷出現的衰退的最底端。已去世的約翰·肯尼斯·加 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就“積極投資經濟學”（trickling down economics）說過一句著名的話：“當你給馬餵足夠的麥片時，麻雀最終會受益。”由此推出的結果是，馬並不會餵得過飽，而麻雀卻活得很好。

有些時候，美聯儲會無法識別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與投機性債務泡沫之間的區別。在格林斯潘時代，這種失敗被當作一項新政策的開始，就相當於“當強姦無法避免時，就放鬆去享受它”。債務被用來治理所有不良經濟狀況的神奇金融藥方。

沃克爾奉行一條保持貨幣價值穩定的獨立國內政策，裡根政府到第二任期時從中發現一條出路。當時在西方陣營內部，美國與盟國的國際貿易日益增加，全 球化在蘇聯集團最終崩潰前正初現雛形，許多新興發展中國家加入進來，自尼克松1971年廢除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以來，國際外匯市場正急速 發展。美元的兌換價值因此成為事關國家安全的事情，也成為總統職權範圍內的事情，並要求美聯儲給予愛國主義的支持。

馬丁·費爾德斯坦和他的信徒

當時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是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他是來自哈佛大學的十分令人尊敬的經濟學家，其學術上的正直享受較高聲望。他在裡根首任內就倡導強勢美元，認為美國在製造業出口方 面的損失是加強國家金融實力的合理代價。但這種觀點對民族主義色彩很強的里根和白宮來說並不那麼中聽，特別在由前美林公司總裁唐納德·裡根領導的財政部， 美林公司的顧客包括所有主要製造業巨頭，這些企業並沒有意識到，向低工資國家外包那些勞力密集型製造業是一條出路，而且從海外進口低價商品比向海外出口高 價商品更有利可圖。費爾德斯坦在被白宮突然解僱後又回到哈佛大學，繼續研究全球地緣經濟學的理論真理，他在巫術經濟學盛行的里根白宮裡只工作了兩年時間。

費爾德斯坦培養出許多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他們後來在政府中擔任要職，包括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曾在克林頓政府裡擔任財長，但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卻很失敗，有曾擔小布什總統經濟顧問但後被解職的勞倫斯·林賽（Lawrence Summers），還有格里高歷·曼昆（Gregory Mankiw），他是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因發表學術言論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他說“外包是一種不斷出現的現象，我們應認識到它可能對美國經濟的長遠 發展是積極因素。”這句話是否是事實要看你對美國經濟的哪一部分人來講。

自小布什2000年任職以來，約有2千8百萬個就業機會喪失。民主黨人抓住曼昆的評論作為證據，指責布什和白宮對那些失業和未充分就業的人的痛苦 不理不睬，而他們可能成為積極的投票人。其實，克林頓的經濟班子本質上也是持同樣觀點的。參院少數黨領袖湯姆·達施勒（Tom Daschle）將曼昆的觀點稱為“在奇境經濟學漫遊的艾利絲”（套用“艾利絲漫遊奇境”）。

因為媒體經常無法對經濟學提出複雜的技術性問題，政府的經濟學家會經常拿出精心設計的詞句，使其看上去與白宮的政策相符，曼昆的後任是格倫·哈伯 德（Glenn Hubbard），他馬上呼應白宮的立場稱，“利率並不與預算赤字發生步調一致地變化”，實際上他與曼昆一樣曾寫過一本很暢銷的教科書，其中有利率與預算 赤字關連的標準圖形。但因為這句話加上了“步調一致”（LOCKSTEP）這個詞，所以哈伯德的講話仍在經濟學所允許的誠實範圍內，因此他得以保存在這一 領域的聲譽。

總統與他們的經濟顧問

林頓·約翰遜（Lyndon B.Johnson）總統曾拒絕接受其經濟顧問委員會（CEA）主席加德納·艾克利（Gardner Ackley）提出的建議，即在進行越戰的同時無法在國內推行總統宏偉的“偉大社會”開支計劃，因為除非提高稅收否則會造成通脹。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強行對工資和價格進行控制，將當時的CEA主席保羅·麥克萊肯（Paul Mc Cracken）和赫伯·斯坦恩（Herb Stein）的言論視為最主要的罪行。在1983年至84年，馬丁·費爾德斯坦是裡根時代的CEA主席，他公開預測會出現持久的、創紀錄的高額預算赤字和 貿易赤字，儘管這個預測是正確的，但這使白宮很不高興。邁克爾·波斯金（Michael Boskin）是老布什時代的CEA主席，他曾向總統警告過會出現經濟疲軟，但也沒有用，因為這與老布什倡導的“開心”論調正相反。 1988年，老布什在總統競選時曾用當時由爵士作家鮑比·麥克費倫創作的一首流行歌曲“別擔心，開心些”作為競選主旋律，直到麥克費倫本人的反對才放棄。

“傻瓜，關鍵問題是經濟！”

傑克·卡維爾（JamesCarville）是候選人比爾·克林頓競選的策劃人，他發明了“傻瓜，關鍵問題是經 濟！”（It'stheeconomy，stupid）這個著名口號，並使其成為政治學問。也就是這句話使一位從阿肯色州來的無名人士擊敗了剛剛打贏一場 外國戰爭的現任總統。 1992年選舉前3週，當時老布什的競選已處於絕望中，為顯示總統看到了關鍵問題所在，白宮試圖將目前經濟困境怪罪於波斯金和現任經濟班子，宣佈如果當選 將任命新的班子。 2002年12月，小布什也採取了類似的“幹掉報信者”的方法，白宮用一種很隨便的方法宣布財長保羅·奧尼爾和經濟顧問拉里·林賽的離任。他們的後任很快 學會瞭如何順著白宮的調子說話，至少在公開場合是這樣。

一些經濟顧問確實會因政策原因而辭職，但沒有人會抗議，也許奧尼爾是例外。麥克萊肯在尼克松反對他有關控制工資和價格的建議時就想離開，但為了減 少負面影響，他推遲4個月才辭職。穆萊·威德鮑姆（MurrayWeidenbaum）是裡根總統的首位CEA主席，他對裡根心存不滿，因為裡根雖然在言 辭上反對政府開支，但實際上卻執行一種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並出現歷史上最大的預算赤字，因此他離職而去，但沒有抗議。

詹姆斯·貝克和廣場協議

在裡根的第二任期，美國奉行的強勢美元政策無可否認地給美國經濟、特別是製造業造成很大損害，並威脅到一些關鍵工業州對共和黨的政治支持，更不用 說那些共和黨試圖用冷戰愛國主義吸引的工會組織了。當時的財長詹姆斯·貝克（JamesBaker）和他的副手理查德·達爾曼 （RichardDarman）在製造業公司利益團體的支持下，採取乾涉主義的匯率政策，迫使價值過高的美元貶值。美聯儲和財政部宣布休戰，儘管雙方各自 仍朝相反的政策目標努力。這就像2000年的利率形勢那樣，當時格林斯潘和美聯儲上調短期聯邦利率，而薩默斯和財政部卻通過債券預算贏餘購買30年期債 券，使長期利率下降，結果導致出現反向利率曲線，而這是經濟衰退的典型信號。那時，大家很奢侈地談論“商業周期的結束”這個昂貴話題，就像談論弗朗西斯· 福山的“歷史的終結”那樣。

因此，雙方達成的協議是，沃克爾繼續運用高利率來對付國內的通脹，與此同時，財政部通過1985年的廣場協議將幣值高估的美元貶值，並在全球範圍 內降低利率進行配合。儘管1987年的羅浮宮協議旨在停止自廣場協議以來的美元下滑步伐，但美元貶值的趨勢卻沒有改變，一直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時 美元才開始升值，因為那時亞洲國家因貨幣貶值而無法還債。一個自相矛盾之處是，為擁有一個國內幣值穩定的美元，美聯儲必須允許在國際上美元兌換價格的升 值，儘管這種升值是不穩定因素。自二戰以來首次出現兌換因素成為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主導因素，就像一戰後本傑明·斯特朗（BenjaminStrong）領 導的美聯儲那樣。最終結果是美聯儲應對逐步全球化的國內經濟的權力被稀釋，同時也使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界限出現模糊。美國必須要保持美元的高兌換價值，因為 外國人擁有大量以美元計算的資產，更準確地說，是在非本國的機構手中，也可能是美國公司的子公司。如果美元幣值下降，這將會引發類似1985年廣場協議或 是1987年羅浮宮協議後的拋售，1987年的股市崩盤即是因此所致。

羅伯特·魯賓和美元霸權

直到羅伯特·魯賓在1992年成為克林頓總統的特別經濟助理後，美國才制訂了通過推廣金融市場全球化來實現美元霸權的戰略。魯賓是高盛公司一名出 色的國際債券經銷人，他離開公司加入白宮的當年收入是6千萬美元。他弄明白美國是如何能既能擁有金融蛋糕也可以自己吃的道理，就是用強勢美元進口便宜商品 來控制國內通脹，並通過強勢美元帶來的資本帳戶贏餘為貿易赤字融資。這樣，美元霸權誕生了。

憑藉在金融市場全球化演變過程中的豐富經驗，魯賓幫助克林頓制訂這樣一種經濟政策，即倡導全球開放市場，對教育、培訓和環境進行投資。這項計劃的 出台使美國出現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擴張期，並將國家的財政狀況由赤字變為贏餘，使失業率出現數十年來的最低點。當時，魯賓作為財長面臨對國家的信譽 和全球金融體系穩定造成的威脅。他運用法令權力來維護聯邦政府的財政並及時支付聯邦債務，而當時國會在一次全面的預算鬥爭中不願提高債務上限。在他的任期 內，在墨西哥和亞洲先後出現金融危機，給全球金融穩定帶來危險。魯賓與IMF、美聯儲等一道努力控制這些問題，使其不引發全球金融體系的危機，確保了美國 的經濟擴張，並推動墨西哥和亞洲實現經濟復甦。在魯賓卸任時，克林頓稱其為“自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以來最偉大的財長”，這並不是誇張。

美國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但這並不依靠美國商品的批發和出口，而是將製造業就業從產業“銹帶”向低工資經濟體永久性轉移，並通過控制難以駕 馭的國內工會組織以獲得額外紅利。日本和德國的製造業，加上後來的亞洲小虎和墨西哥，對美國願向外國產品開放其國內市場欣喜若狂，後來才意識這些國家的財 富實際上已逐漸通過出口向美元經濟轉移，因為他們出口只是得到美元，而美國可隨意印製美元，外國人卻不能在本國經濟體中用美元消費。這樣，這些經濟體的所 有結構，包括全球經濟中所有非美元部分都成為出口奴役，向美國美元提供永久的經濟服役。這些非美元經濟體的央行相互競爭來保持本國貨幣與美元和相互之間的 兌換價值，這樣他們就能通過出口向美元經濟體轉移更多的財富，而他們賺到美元後別無選擇，只能再將美元返回到美國，支撐美元經濟發展金融資本主義的新模 式，並通過美國國防開支來研究和發展新一代高科技。

格林斯潘時代

裡根是在1987年夏天讓格林斯潘接替沃克爾成為美聯儲主席，供給派的黨派人士表示反對，特別是《華爾街日報》助理編輯裘德·瓦尼斯基（Jude Wanniski），此人是前足球明星和總統候選人、紐約聯邦眾議員傑克·坎普（Jack Kemp）的密切好友。瓦尼斯基今年早些時候意外去世，他的許多經濟想法都來源於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蒙因匯率理論獲得1999年諾貝爾經濟獎，這也與《華爾街日報》持續不斷的宣傳有關。瓦尼斯基後來指責是格林斯潘才導致1987年的市 場崩盤，格曾以新美聯儲主席身份在1987年夏告訴《財富》雜誌說美元被高估了。瓦尼斯基還堅持說，在1987年的大崩盤前並不存在流動資金的問題，而且 “在崩盤後格林斯潘投入的所有流動資金只是堆在銀行帳上，並放了幾天后就被美聯儲收回了”。瓦尼斯基指責1986年的稅收法案，該法極大地降低了邊際稅 率，但將資本收益稅率由20%提高到28%，但對因通脹而引起的資本收益增長不提供任何保護。按照瓦尼斯基的說法，這導致所有的投資者拋售證券以躲避稅後 淨收益出現負數。

1987年10月19日是星期一，股價在全世界所有股市中暴跌，作為衡量美國市場活動主要指標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DJIA）跌了508.32點，以 1738.42點報收，下跌22.6% ，是自1914年以來當日最大跌幅。 1987年股市崩盤的廣度甚至比1929年下跌12.85%還要嚴重。投資人的損失達到5000億美元，相當於1987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0%。在股市崩 盤至10月19日的4天內市場共損失30%。如果按照2000年1月股市最高峰來計算，相當於道·瓊斯指數4000點的下跌。 1929年股市崩盤通常被認為導致了大蕭條，而1987年的崩盤只是給實體經濟造成一些痛苦，沒有導致金融體系的崩潰。大家普遍認為，是格林斯潘及時向銀 行體系注入大量流動資金才拯救了股市。儘管有瓦尼斯基的批評，但這些事件使大家對使格林斯潘開始有一種超級央行領袖的崇拜。

到1989年1月，也就是15個月以後，市場已完全恢復，但美國經濟卻並沒有恢復元氣，仍處於衰退當中並持續了好幾年。當衰退達到最嚴重時是第3 年，當時大家責怪是過多的金融借貸所致，而不是股市本身，而其實過多的金融借貸本身是因為股市泡沫所致。在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股市崩盤的第 二天，格林斯潘發表了一句話的保證，即美聯儲將為市場提供必要的信貸資金。約翰·洛克菲勒在1929年曾發表過類似的宣言，但卻沒能重振市場。洛克菲勒很 富有，但他的資金是有限的。格林斯潘成功了，是因為他控制了無限的資金，並得到全國的充分信任和聲望。 1987年的崩盤表明他成為出色央行領導的時刻，也是他作為華爾街近似神一般人物的開始。全世界現在開始流行一句頌歌：我們信仰格林斯潘（“我們信仰上帝 的翻版”，印在所有美聯儲票據即美元上）。這也是為什麼克林頓總統任命了他的第三個任期。格林斯潘是那種在聚會出現低潮時會帶著酒出現的人，而不是那種當 聚會開始時卻拿著酒罐離開的傳統型央行領導。一直到2004年選舉，格林斯潘都能使金融體系保持流動，值得依賴。現在伯南克是否會為2008年總統大選做 同樣的事還需拭目以待。

據說，老布什對格林斯潘對利率的處理很惱火，因為在1992年選舉前美國出現了短暫的經濟下滑，當時儘管老布什贏得一場國外戰爭，卻輸給了克林 頓。到1994年，格林斯潘已坐在債務老虎的背上，他不可能跳下來而不受傷。道·瓊斯工業指數在1994年尚處於4000點以下，然後一直升到泡沫般的 12000點，格林斯潘在1994年2月4日至1995年2月1日間將聯邦利率上調7次，從3%升到6%。然後，道·瓊斯指數開始從2001年1月的頂峰 下滑，美聯儲在2001年1月3日開始將6.5%的聯邦利率降到2003年6月25日的1%。一年以後，道·瓊斯指數反彈至10500點以上，於是美聯儲 開始從2004年1月30日起將聯邦利率上調16次，升到2006年5月10日的5%。

格林斯潘和老布什

目前的總統對格林斯潘的重要性完全了解。 2000年他作為候任總統來到華盛頓，第一個見的就是格林斯潘。央行主席對政治的變調十分敏感，後來他對2001年小布什1.35萬億的減稅計劃給予支 持。後來，主席對參院銀行委員會表示，小布什的新減稅計劃是不成熟的，因為如果沒有這個計劃，經濟可能已進入恢復階段。他支持小布什提出的免除債券收益稅 的提議，並說任何收入的減少都會從削減開支和增加稅收中得到補償。他還說，赤字使長期利率升高，與白宮的經濟理論正相反。格林斯潘承認存在一個“難題 ”（conundrum），即美聯儲一年來一直在緊縮信貸，短期利率上調了2個百分點，但長期利率按照歷史標準來看仍處於低位。

在現代選舉年的歷史上利率下降最大的一次是1960年，那時經濟疲軟，失業率高，美聯儲被迫將利率由4%下調至2.4%，這幫助約翰·肯尼迪總統 （John F Kennedy）擊敗競爭對手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第二大金融政策放寬的做法發生在1992年，那時克林頓總統在經濟強勢反彈和 利率下調的情況下把老布什趕下台。民主黨人覺得，1992年的選舉結果與被公認的理論背道而馳，因為他們認為當初克林頓是因為經濟不景氣才進入白宮的，可 當時的民調顯示經濟增長有力，而共和黨人卻仍指責格林斯潘領導的美聯儲在1992年執行了不合作的金融政策才導致老布什下台。 “笨蛋，經濟才是關鍵”（“It's the economy，stupid”）成為一個偉大口號，但其實事後看，這句話在當時並不十分貼切。

當格林斯潘於1987年被羅納德·裡根任命時，那是老布什當選的頭一年，那時經濟正以2.9%速度增長，失業率是6.2%。當時這是很好的表現， 當然按照目前的標準來看是虛弱的。但通脹率也達到“可怕的”3.1%，格林斯潘不想讓人覺得是他拋棄了沃克爾抗擊通脹的英雄般“勝利”。他無情地將利率從 1987年6.7%提高到1989年的9.2%。經濟持續發展了一段時間，但1991年失業率開始上升，到1992年達到頂峰的7.5%，並導致老布什失 去了1992年的總統大選。歷史數據顯示，通常需要2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政策操作來使經濟減緩。

具有諷刺味道的是，美國現代總統選舉歷史上第二大利率上調是發生在1988年，當時經濟十分繁榮，美聯儲在一年時間內將利率由6.7%上調至 8.4%。儘管如此，老布什還是打敗自由民主派的邁克爾·杜卡金斯獲得徹底勝利。當年沒有共和黨人對有偏見的美聯儲進行抱怨。而最大幅度的利率上調發生在 1980年，當時裡根在高通脹率和高失業的背景下輕鬆擊敗卡特。當時美聯儲當年將利率上調2%是因為通脹率達到了13%。

因為減稅和大量軍事開支，裡根給國家留下的是美國歷史上最高的財政赤字，達到GDP的6%。克林頓則通過放鬆管制的金融全球化給國家留下大量貿易 赤字。而美國的經常帳赤字則通過美元霸權達到的資本帳贏餘所支撐，國際金融框架要求外國央行持有美元儲備以防止對其本國貨幣的攻擊，儘管美元只是一國的指 令性、並因債務而膨脹起來的貨幣。

小布什贏得2000年大選，克林頓債務泡沫隨之破裂。就職9個月後，布什就面臨以金融地區心臟為目標的前所未有的恐怖襲擊。美聯儲當即向美國銀行 體系投入數十億美元以避免其瓦解，並通過那一周與外國央行進行900億美元的特別交換，留下非抵沖基金。與供給派經濟學相一致的是，布什強行通過減稅方案 來抵禦克林頓式的衰退，但股市價格卻滾石般下滑。

2003年，股票市場復甦，道瓊斯指數（DJIA）從3月的低位上升25%，同期那斯達克大幅上漲50%，而標準普爾500也上漲26%，拉塞爾2000 上漲45%，這種模式與總統競選週期理論是相符的，儘管這次復蘇是一種無就業增長型的。證券價格的上漲被美元貶值所中和，美元與歐元相比下跌20%，與日 元下跌10%（儘管日本銀行進行了乾預），與作為日用品貨幣的澳元相比異常下跌34%。當1美元購買的股票減少時，美聯儲並不視之為通脹，因為證券價格上 升能支撐更多的債務，也會導緻美元購買更少的股票，而這又會使證券價格漲得更高，但似乎沒人擔心這種泡沫。市場從格林斯潘最近的講話中尋求安慰，他宣稱美 聯儲正確地集中精力處理股市投機泡沫破裂而可能造成的損失，而不是採取措施防止泡沫本身。非理性繁榮是現在遊戲的名稱，套用凱恩斯的理論，遊戲規則就是市 場能夠保持非理性繁榮的時間要比投資人能負擔流動資本的時間長。

伯南克的錯誤開端

在6月5日華盛頓的一個會議演講中，伯南克暗示未來會上調利率，因為價格通脹水平已達到危險地步，儘管美國經濟出現增長減緩的跡向，這主要是指消 費開支減緩、房屋市場冷卻和就業增長緩慢。伯南克明白無誤地表明，他更關心的是不斷上升的通脹，而不是減緩的增長和可能的滯脹，因為他稱其為“不受歡迎的 發展”。道瓊斯指數立即下滑200點，到週末又下降150點。市場聽到的信息是，美聯儲6月28到29日的會議可能會將利率上調至5.25%，而利率上調 可能會繼續下去直到通脹壓力減輕。與格林斯潘不同的是，伯南克就職後決心告訴全國他如何看待經濟，但他學會的是，當你說真話時就會付出代價的。

為什麼鮑爾森接受財長一職？

很可能亨利·鮑爾森看到，目前經濟不好，高盛公司未來幾年的贏利會越來越難。鮑爾森在好年份已賺到足夠的錢，覺得在市場高峰期離開高盛是聰明之 舉。在市場不景氣時經營一個投資銀行是沒有樂趣的。鮑爾森是個銀行家，銀行家感興趣的是市場的狀態，而不是經濟本身。在2年半的時間裡，一個財政部長能夠 依靠財政部的全身實力，有機會通過目前結構性不平衡的市場的立即崩潰來拯救市場。 　　

拯救市場的遊戲方案

方法是加速市場的崩潰，來換取隨後的快速復蘇。在中期選舉後，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鮑爾森將主導證券市場的一場劇烈調整。他的戰略是清除結構性發展 瓶頸，消除弱點，使市場在2008年6月時開始重新上揚。如果政府進行大力干預，這是可行的辦法。但這需要一次市場崩潰來為造成一種緊急狀態，這樣就會使 政府的干預顯得很愛國，可能會包括求助幾個有麻煩的大企業如通用汽車、通用電器、房利美和一些信貸量過多的大銀行等。


強勢美元是關鍵

關鍵是恢復美元的強勢匯率，儘管有許多人認為需要弱勢美元來減少貿易赤字，比如國際經濟學院的弗萊德·伯格斯滕，他是自由貿易經濟學家之一，他們 的觀點有些被扭曲，因為他們把貿易當作經濟的全部，而不是全球經濟的一個側面。如果中國拒絕短期內重估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幣值，而且這是很有可能的，那麼鮑 爾森會將美元和人民幣與日元和歐元匯率一起升值，而且不會提高美國的貿易赤字，因為赤字主要來自於中國，而且是以美元計算的。而加強美元的辦法是提高美聯 儲的利率，鮑爾森預期會全力向美聯儲施壓，迫使伯南克提高聯邦利率，在6月25日提高25個基本點，並以拯救美元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繼續維持一種逐步上 升的步伐。他可以事先包裝好一次經濟衰退，從2006年第4季度開始至2008年1季度結束，然後於2008年快速恢復，為那些手上有現金的聰明人士提供 購買的機會。

就像羅伯特·魯賓那樣，鮑爾森堅定地認為強勢美元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魯賓當時是使經常帳赤字彌補資本帳贏餘來達到目的。鮑爾森將通過繼續取消全 球金融的國界實現這一點，這樣，只要美國貿易赤字以美元計算，那麼它就毫無意義。美國已通過美元經濟的運作將美國的國家經濟轉型，從而實現不再依靠某一地 域。全球化遊戲的名字就可以在最容易賺錢的地方賺錢，美國將會繁榮，因為在這個地方世界上最有錢的人會來把在其他地方賺的錢拿來花，而把污染、勞工糾紛和 所有骯髒的離岸賺錢等事情丟在腦後。鮑爾森將努力使中國成為美國經濟殖民地，以消除雙邊經濟糾紛。

美聯儲將緊跟強勢的財政部

伯南克尚未成為一股有信心的力量，因此他會跟進的。因為美聯儲的職責就是支持國家安全目標，也因為美聯儲需要一次市場崩潰來展現它的魔法，就像格林斯潘1987年做的那樣。此外，沒人能與鮑爾森這樣的鐵鎚對抗並活到最後。

國會和中國是不確定因素

不確定因素之一來自視野狹窄的國會。如果民主黨在2006年中期選舉中贏得眾院，鮑爾森的任務將更加困難。另一個困難是中國，國內正就依靠出口的 經濟政策的利弊進行熱烈爭論，中國經濟戰略的任何變化都將成為鮑爾森戰爭的破壞因素。鮑爾森可憑藉他與北京的清華大學的密切關係，在那裡他與高盛公司的同 事幫助開辦了一個商學院。清華在最近幾十年裡成為新自由貿易基要主義的溫床，在這方面甚至比斯坦福大學還要教條主義。因為拒絕進步性的正確性，這個修正主 義的機構甚至拒絕使用拼音（Qinghua）作為校名，而更願使用西方帝國主義時期的拼寫方式。

當然，無法保證鮑爾森能夠實施他的遊戲計劃。伊拉克戰爭和可能出現的伊朗戰爭是很大的不確定性。實際上，最壞的結果是伊拉克泥潭的逐漸惡化。如果 伊拉克形勢突然變糟，比如說在一周內有3000名美軍死亡，這對布什來說反而較易處理。目前這種拖延留守和緩慢流血對美國利益來說是致命的。鮑爾森無法拯 救經濟，但他有機會為2008年大選創造一次經濟復甦。此後，不管誰入主白宮都會面臨很嚴峻的形勢。

美元霸權需要強勢美元

從2002年起我就一直指出美元霸權是如何運轉的，但我並不認為美元霸權會輕易地自然消失。我創造了這個說法是想說明，美國貿易赤字被用來為美國 資本帳戶贏餘籌措資金，因為兩者都是以指令性貨幣計算，因此這就使美國消除了收支平衡問題，同時也使那些貿易贏餘國家失去所需的國內資金。在美元霸權體制 下，出口國家向美國輸出低成本物品來換取美元，而這些美元又必須用來投資於美元資產，而無法用在以本國貨幣計算的資產上。這就是自1990年代全球化以來 出現的美元霸權性，而不是君主特權性，這種特權本質上並不是霸權性的，因為它只不過是提供服務後一個合理費用而已。

美元霸權是歷史上最複雜的金融體制，也是人類金融運作過程中是首次出現貨幣霸權，這是在一個全球化的金融市場裡由一個指令性貨幣通過浮動匯率和自 由兌換所形成的。大英帝國當年以英鎊為基礎，但帝國范圍內其他所有地方貨幣與英鎊之間都有一個固定匯率。二戰後，美國取代了大英帝國，布雷頓森林體係是一 種金本位的固定匯率體系，這種體系下，跨國資金流動受到限制，因為當時主流經濟理論認為跨國資本流動對貿易來說並不是必要的，或者說對發展也並不是有利 的。

1971年以後，美國不斷重現的貿易赤字導致黃金流失嚴重，尼克松因此決定將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元霸權當時並沒有出現，因為跨國資本流動仍受到嚴格限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存在美國的海外軍事開支，加上以美元結算的同盟國及敵國的戰爭債務用於支付美國境外帳戶和外國援助，因此歐洲美元開始出現，但美國 仍保持貿易順差，歐洲美元處於美國本土之外，主要是在德國和日本。直到越戰時美國才開始出現貿易赤字，一開始是美國有意防止德國和日本變成共產主義國家。 美國允許德國和日本建造自己的汽車和鋼鐵工業，用來向美國出口來保持自身經濟的資本主義特性，但美國將高科技產業留在國內。因為需要用幾千輛汽車才能買一 架商業飛機，因此出讓部分汽車市場份額並不是太大的損失。這確實創建了中西部的“銹帶”，但國內政治力量也向西部和西南部轉移，在那里新興的航天工業正蓬 勃發展。

直到冷戰結束後美元霸權才開始形成，當時全球市場突然對美國公司和金融機構開放，同時跨國資本的流動成為常規性運作。美元霸權的存在與金融市場的 管制放鬆和跨國資本無阻礙流動有關。在克林頓政府的魯賓時期，美元霸權正式成為美元政策，並以“強勢美元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形式出現，儘管貿易赤字在日 益擴大並反復出現。魯賓一直強調的是，美國貿易赤字是良性的，因為它被美國資本帳戶的贏餘所中和。只要貿易赤字是以美國指令性貨幣計算，它就永遠不是一個 問題。美元霸權是一種機制，一國政府發行的指令性貨幣成為一種超國家貨幣。美元霸權成為金融全球化的工具，被用來消除國家間的邊界和減少主權民族國家的權 利。

經濟民族主義對美元霸權的抵制

美元霸權的問題並不在於其他國家政府的抵抗。這是因為美元現在是一個超國家的指令性貨幣單位，所有那些擁有資金的人都接受它，不僅僅只有美國公 民。其他的指令性貨幣現在都是美元的衍生貨幣。就外國政府而言，不管是日本、德國，還是中國、俄羅斯，都有一股強大的勢力希望看到強勢美元，因為這符合他 們的利益，也許這只是局部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因為美元經濟正日益與美國經濟分離，這種分離是選擇性的，而不是完全的。抵抗美元霸權的力量主要來自於新興 的經濟民主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