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刀：美元全球經濟殖民戰略解析
所向披靡洗劫亞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
一提到亞洲金融危機,人們馬上就會聯繫到投機大鱷索羅斯。數百億美元的游資,真的就能橫掃千軍,把泰國、菲律賓、印尼及馬來西亞的貨幣各個擊破?!非也。水本無紋,聞風起浪。金融危機中的索羅斯之流的貨幣狙擊戰只是表象,美元刀對亞洲的財富掠奪才是本質。
凡為外所勝者,皆內不足。
凡為邪所奪者,皆正不足。
——題記
所向披靡洗劫亞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一、東南亞金融市場上的貨幣戰爭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以索羅斯為代表的投機資本橫掃東南亞貨幣的過程。
1996年,泰國由於經常項目逆差迅速擴大、經濟形勢惡化,泰銖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為了維持盯住制度,泰國中央銀行通過增加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力度來保持 泰銖穩定,這為國際投機資本提供了可乘之機。 1997年年初,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機商開始對覬覦已久的東南亞金融市場發動攻擊。
泰國1997年2月出現了第一次泰銖貶值風波,泰國中央銀行運用2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干預外匯市場,平息了這次風波。 5月12日,國際金融市場上再次盛傳泰銖貶值,引發泰銖匯率大幅波動。國際貨幣投機商開始大舉沽售泰銖,兌美元匯率大幅下跌。面對投機商氣勢洶洶的進攻, 泰國中央銀行通過東亞中央銀行總裁會議的會員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三管齊下,企圖扞衛泰銖陣地——他們動用了120億美元吸納泰銖;禁止本地銀行拆借泰 銖給離岸投機者;大幅提高利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後,泰銖的地位暫時性保住了,匯率維持在25泰銖兌1美元的價位。但此時,泰銖貶值壓力進一步增加,外匯市 場出現了恐慌性拋售,而泰國中央銀行在多次干預後,其外匯儲備也大幅度下降。
國際貨幣投機商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6月份,投機商開始出售美國國債,籌集資金,再度向泰銖發起致命一擊。泰央行奮起還擊。
為了阻止資本外流,穩定軍心,6月30日,泰國總理差厄利發表電視講話:“我再次重申,泰銖不會貶值,我們將讓那些投機分子血本無歸。”但是此時的泰國央行已彈盡糧絕,僅有的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早已花光,失去了繼續干預外匯市場的能力。
泰銖貶值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屢創新低。泰政府臨陣換將,原財政部長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帥印,泰政府此舉,猶如在波濤洶湧的湖面投下一顆重磅炸彈。
就在泰總理講話兩天之後,泰國央行被迫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放棄長達13年之久的泰銖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天泰銖匯率最低曾達到1美元兌326銖,貶值幅度高達30%以上。
7月29日,泰國央行行長倫差·馬拉甲宣布辭職,8月5日,泰央行決定關閉42家金融機構,至此,泰銖終於失守。
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即一路狂跌18%,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泰國金融危機的爆發給那些依賴外國資金進行生產並用泰銖償還外 債的泰國企業帶來滅頂之災;泰國的老百姓也如驚弓之鳥,擠垮了銀行56家;泰銖貶值60%,股票市場狂瀉70%,泰國人民的資產大為縮水。
泰銖大幅度貶值,不僅給泰國經濟造成重大災難,而且迅速波及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韓國等整個東南亞地區,最終引發了震驚世界的亞洲金融危機。
與此同時,菲律賓比索成為投機商的另一狙擊目標,菲央行曾嘗試一周之內4次加息,並宣布擴寬比索兌換美元匯率的上行波幅(上行即貶值), 竭力對抗索羅斯。然而由於外匯儲備有限,菲政府無非維護比索高估的匯率價位。 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許菲律賓比索在更闊的幅度內波動,一時間,比索貶值慘不忍睹,比索保衛戰全面失守。
馬來西亞央行企圖拉高沽空馬來西亞林吉特的成本來阻止投機商的興風作浪,印度尼西亞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終擋不住投機商強有力的進攻,馬幣、印尼幣對美元的兌換比價一低再低。鄰國陣地的失守開始波及一向有“避難貨幣”之稱的新加坡貨幣。
儘管新加坡也採取了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但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新加坡元兌美元的匯率還是持續下跌。在索羅斯的強硬態勢下,各國政府均感力不從心,紛紛放棄了匯率扞衛行動,任由本國貨幣在市場中沉沉浮浮,大幅貶值。
印尼這個2億人口的大國,印尼盾失控,股市崩盤,經濟亂象導致了大規模的暴動,總統蘇哈托更是危機中黯然下台。
國際貨幣投機商更是有恃無恐,索羅斯開始節節挺進。在1997年8月15日開始攻擊港幣,香港特區政府投入外匯儲備保衛港幣。
香港也是採取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 8月14日和15日,一些實力雄厚的投資基金進入香港匯市,他們利用金融期貨手段,用3個月或6個月的港元期貨合約買入港元,然後迅速拋空。致使港元對美 元匯率一度下降到775港元兌1美元。 775被稱為港元匯率的重要心理關鍵點。
香港金融管理當局迅速反擊,通過抽緊銀根、抬高同業拆息去迎擊投機者。金管局提高對銀行的貸款利息,迫使銀行把多餘的頭寸交還回來,讓那些借錢沽空港元買美元的投機者在極高的投機成本下望而卻步。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使港市恢復平靜,投機商無功而返。
香港金融管理當局態度極其明確:堅決維護聯繫匯率制的穩定。正在英國訪問的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離開倫敦前強調,特區政府有極大的決心維護 聯繫匯率;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在一次投資會議上說:“我要重申,我們不會改變我們的貨幣制度或我們同美元的關係,拿港元投機而喪命的只有投機商。”
國際投機者三番五次狙擊港元的行動不僅志在港元匯價上獲利,而且採用全面戰略,要在股票市場和股指期貨市場上獲益。
股價指數期貨是金融期貨的一種,是以貨幣化的股價指數為標的物的期貨合約。投資者可以利用它對股票現貨投資進行套期保值,規避系統風險。 其原理是根據股價指數和股票價格變動的同方向趨勢,在股票的現貨市場和股價指數的期貨市場上作相反的操作來抵消股價變動的風險。簡言之,就是投資者買入股 票時是預期股票會上漲,如果下跌就是風險,為了避免“割肉”而造成淨損失,投資人就會同時做空股指期貨,堤內損失堤外補。
他們的做法是,先在股票期貨市場上積累大量淡倉,然后買入遠期美元,賣空遠期港元,大造聲勢。待港府為對付港元受到狙擊而採取措施大幅提 高利息時,股票氣氛轉淡,人們憂慮利率大升拖低股市與樓市,這時投機者便趁勢大沽期指,令期指大跳水。於是,股票市場上人心惶惶,恐慌性地沽出股票,炒家 就可平掉淡倉而獲取豐厚的利潤。簡言之,投機者雖然在港元匯價上無功而返,甚至小損,但在期指市場上卻能狠撈一筆。
對此,香港金融管理當局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們的措施,一是動用龐大的外匯儲備吸納港元,二是調高利息並抽緊銀根。一番對攻之後,港股在連續下跌中止住腳步並開始強勁飆升。
當然,其中眾所周知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政府龐大資金大舉入市,24家藍籌、紅籌上市公司從市場回購股份,推動大市上揚。加上中國內地減息亦成大市上揚的題材,這些因素令恆指急速反彈。在股市強勁反彈之下,港元匯價恢復穩定。
8月28日,香港股市當日總成交金額達790億港元,創歷史最高紀錄,恆生指數報收7829點。香港特區政府打擊國際投機者的行動初戰告捷。
在中國內地龐大外匯儲備的支持下,這場較量以香港金管局的取勝而告終。
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大加讚揚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及其同僚把這次危機處理得“實在值得讚賞”。但是以索羅斯為首的利益集團大造輿論,說中國和香港當局操縱匯率,違反了自由經濟市場原則。實在是無恥之極!
到1997年10月22日,亞洲各國貨幣繼續狂跌,金融危機進入最嚴重時期;10月28日,受金融危機影響,美國、香港股指均跌破歷史紀錄;1998年3月,危機波及韓國和日本。
由於中國實行外匯管制和固定匯率制度,人民幣並非可自由兌換貨幣,沒有來自國際金融市場的拋售壓力,國際投機資本對人民幣的直接攻擊沒有客觀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風暴期間,美國和日本都希望人民幣貶值。
貶值雖然能使國民經濟1/3以上的出口產業會獲得新的競爭力,但這意味著與中國競爭的亞洲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更加困難,而亞洲消費市場也 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再者,人民幣貶值對中國危害更大,因為貶值會減緩外資流入,加劇外匯流出,這將製約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還直接影響國際收 支平衡,有可能造成人民幣進一步貶值,再度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因此,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也是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的。
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極大程度上製止了國際資金將金融風暴的危機輻射到國內,穩定了當時亞洲人民的信心。
可見,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投機資本似乎在這次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呼風喚雨,取得了大量的投機利益,給東南亞國家帶來了金融動盪甚至政權更迭。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說:“這個傢伙(指索羅斯)來到我們的國家,一夜之間,使我們全國人民十幾年的奮鬥化為烏有。”泰國一銀行行長差旺說:“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瞧著索羅斯這流氓強盜剝奪我們曾經擁有的財富。”
二、真的是索羅斯導演了這次亞洲金融危機嗎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預示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出於冷戰需要,美國通過強大的經濟後盾在亞太地區建立了一個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韓國、日本、中國台灣直 至東南亞,都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屬區,給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飛速發展帶來了經濟支持。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推行出口導 向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的騰飛,被稱為“亞洲四小龍”,所謂“東亞模式”引起全世界關注。
70年代以來,包括泰國、印尼等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出口經濟迅猛發展,形成了除了拉丁美洲之外的第二個新興市場,成為新的資本輸出尤其是過剩美元的集散地。 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強國,其貨幣美元成了主要國際貿易和國際儲備及投資貨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過度發行的美元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在全 世界範圍內加速流動。
國際產業分工和轉移,使跨國公司的製造業紛紛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對亞洲國家廉價土地和工資的巨大需求,美元直接投資大大增加。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亞洲“四小龍”處於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繁榮景氣和樂觀情緒瀰漫於這些亞洲國家和地區中,何以不到半年,泰國貨幣就在量子基金的衝擊下土崩瓦解,最後竟然波及日本和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韓國?
雖然馬來西亞總理以及許多人把危機的根源歸因於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游資的外匯投機,但是,如果我們真的這樣看問題,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了。
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首先有其外部環境原因,也就是美元經濟體的經濟波動是其外因。
前面講過,1979年下半年爆發的第二次石油危機,油價飆升3倍,從每桶十幾美元漲到近40美元。油價上漲使成本上升,市場需求萎縮,和其他國家一樣,美國也經歷了歷時3年的經濟危機。
當時美國里根政府借失業削減福利,削減工人工資,強硬打擊罷工,同時削減稅收,給企業以各種稅收優惠,刺激企業投資;更為重要的是,裡根 政府大規模增加軍費,增加國內需求。這兩手相配合,終於使美國經濟於1982年年底擺脫危機,走向歷時8年的繁榮期。其原因有二,一是美元持續貶值使美國 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降至低於西歐主要工業國的水平,使得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國際競爭力。 1985年以後,日元大幅度升值,又嚴重地削弱了日本的國際競爭力。其次,石油價格在1986年3月一度降到12美元每桶,除去高通貨膨脹因素,這一價格 已經接近第一次石油危機前的水平,降低了美國的通貨膨脹率。
裡根8年任期內,累計財政赤字達13382億美元,平均每年達1672億美元,是70年代財政赤字水平的近4倍。在此期間,美國國內消費 市場極度繁榮,個人債務也急劇增長,股票價格在1980年到1989年間上漲了181%,美國利率也一路走低,1989年接近歷史低點。
80年代的繁榮極不平衡而且醞釀著更大的危機,以美國1987年“黑色星期一”為代表的股市暴跌,又使美國陷入了90年代初的衰退。隨後的IT泡沫又使美 國進入了克林頓政府的長達10年的“非理性繁榮”。 1989—1994年美國長期維持25%左右的低利率,而當時亞洲等國家的利率是美國的2倍甚至更高。
於是,美國IT經濟繁榮造成的大量獲利資本紛紛進入拉丁美洲和亞洲新興市場尋求分散投資和更高的利差套利機會。 20世紀末期以來,西方的投資銀行,尤其是美國和歐洲的投資銀行,開始建立了在東南亞的金融服務壟斷地位。有分析指出,在1991—2001年期間,印度 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中國台灣和泰國等六個開放程度較高的經濟體的資本市場,吸收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各大機構投資者在6個東南亞經濟體所發行的 金融工具的絕大部分。美國和歐洲的機構投資者佔據了東南亞國外資本的50%以上的份額,同時日本的機構投資者有大約10%的份額。
以上是亞洲新興國家大量美元投資的來源基礎。
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還有其重要的內因,這就是對美元依賴形成的經濟脆弱性,使亞洲貨幣,成為美元刀的刀下鬼。
為了吸引外資,尤其是美元直接投資,以外向型即出口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主導的亞洲各國,紛紛採取固定匯率制度盯住美元,這樣外國直接投資在投資到期後就不會因為匯率波動承受匯率損失。
比如說,美元的投資人以相當高的利率放貸,在貸款到期時,他們還可以以固定匯率用當地貨幣換回美元,獲得了穩定的利息收入;而美元匯率損失——如果匯率下跌,就是當地貨幣貶值,那他們就會損失,損失的大小取決於貶值幅度。
簡言之,這些投資機構是在賭當地政府有能力維持住固定匯率。因此,固定匯率是吸引外資的必要條件。
為了獲得更多的貿易盈餘,亞洲各國又紛紛採取比競爭對手更低的匯率盯住美元,就是以貨幣貶值的辦法取得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中國在90年代初也加入到這一行列,人民幣從匯率改革前的1美元兌2元人民幣貶值到1美元兌83元人民幣。
在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下,經濟體就可以搭美元貶值的順風車。以泰國為例,1984—1994年,由於美元對主要貨幣持續貶值,泰銖實際有 效匯率大幅下降,提高了泰國的出口競爭力,出口的快速增長有力地推動了泰國經濟發展。在此期間,泰國GDP以每年超過8%的速度增長,製造業出口年增長 30%,製造業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81%,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從22%增加到29%;農業出口比重由477%下降到139%,農業產 值佔GDP的比重由21%降為11%。
這就隱藏著一個巨大風險,就是當美元升值時,盯住美元的貨幣也會隨之升值,那麼如果其經濟面支撐不了匯率的升值,或說強勢,那麼就是人為地高估其貨幣——就如同前文說過的19世紀40年代的英鎊和1983年及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中反映的那樣。
實際上,國際外匯市場1995年就出現了逆轉。如前所述,1994年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由貶轉升。由於美元持續、大幅度升值,泰銖實際 有效匯率跟隨美元不斷走強,削弱了泰國的出口競爭力,1996年泰國出口增長從1995年的24%下降到3%。出口下降導致泰國經常項目逆差迅速擴大。 1995年泰國經常賬戶赤字達到162億美元,佔GDP比率超過8%。
我們知道,經常賬戶是國家收支最重要的項目,經常項目逆差,就得借錢過日子。一般有兩種借法。一是使本幣貶值,降低本國商品的出口成本, 從而增加出口盈餘,以貿易盈餘彌補經常項目赤字,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當然政府也可以實施出口補貼(比如出口退稅等)增加盈餘,但這會受到限制。固定匯率是 吸引外國資金的必要條件,要降低匯率就要實行匯率自由浮動。這是一個矛盾。
還有一個直接的辦法,就是政府通過各種優惠政策和高利率政策,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用資本項目盈餘彌補經常項目逆差,實現國際收支平衡。政策調整的前提條件是資本市場開放,即資本可以自由地流入、流出,而且,必須是流入大於流出,才會有資本項目盈餘。
在盯住制度下,由於泰銖匯價被人為固定,失去了調節貿易差額和國際收支的功能,面對不斷擴大的經常賬戶赤字,泰國政府實際上只能有一種選 擇,即加快資本市場開放步伐,通過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以及高利率政策,吸引更多的國外資本流入。盯住制度與高利率政策的結合,使投機性資本可以實現無風 險套利,這時,國外資本尤其是熱錢大量湧入泰國。
外國私人資本1989年面向泰國的流出與流入分別在1000億泰銖左右,1994年分別達到15000億泰銖左右,4年間增加了十多倍。 並且,在這些資本中,短期資本比例較大、增長較快,1995—1996年,非居民泰銖存款、企業短期美元借款、股票市場的國外投資等急劇增加。僅從對銀行 的債務餘額看,1996年年底的701億美元債務中就有652%為短期債務。
資本的大量流入當然不是壞事,但如果沒有辦法鎖定這些資本,使之更長久地為這一地區的經濟增長服務,那問題就嚴重了。短期資本顯然更多的是投機資本。
在短期資本開始外流的情況下,泰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此時,需要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但是,為了維持盯住美元的固定匯 率、為了防止外資流出和為了抑制資產價格泡沫,泰國中央銀行被迫繼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不斷收緊銀根,持續提高利率。 1996年,泰國利率達到1325%,為當時亞洲國家和地區最高水平。
高利率政策使風雨飄搖的泰國經濟雪上加霜,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高利率政策催生了泰國金融危機。高利率政策進一步抑制了投資和消費,加劇 了經濟衰退,造成了商業銀行的巨額不良資產。高利率加大了企業債務負擔,迫使企業轉而向國際金融市場尋求低成本籌資,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對外負債規模。 1997年泰國外債達到900億美元,相當於GDP的50%,其中,短期外債占到了60%,僅1997年6月到1998年6月到期外債就高達450億美 元。
回到上面說的美元的升值。當美國的利率上升,趨利資本就會換回美元,拋售當地貨幣。由於沒有需求,貨幣就要貶值,如果維持固定匯率,當地 政府就要動用外匯儲備接盤,以維持匯率的穩定。這種博弈,就取決於一國外匯儲備的多少了。當耗盡了所有外匯儲備時,當地政府就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尋求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和別國的幫助,一是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實行匯率自由浮動。此即前面提到的“三元悖論”在泰國的貨幣市場的表現。
泰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按上述貨幣經濟學原理操作的,結果是泰銖崩潰,匯率自由浮動,向IMF請求緊急援助。
在美國的金融霸權下,美國主導的IMF就會提出對美國有利的貸款要求,迫使外國接受,而這樣的要求,無一例外的就是美元的經濟殖民要求, 比如徹底放棄資本管制,放棄銀行對外資的限制等等,這些要求本質上就是放棄“三元悖論”中的貨幣主權,從而徹底使他國貨幣成為美元的附屬貨幣,經濟成為美 元的殖民經濟。
韓國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當時的韓國是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在美國的地緣戰略的需要下,美國至今在韓國保留了大量駐軍,韓國的發展被視為亞洲成長的象徵,而且韓國擁有2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在日本銀行決定不再延期對韓國的數百億貸款的威脅下,韓國向IMF提出了救援。為此,美國財政部和IMF的官員準備了550億美元的史上 最大一筆緊急財務援助,但前提是承諾進行經濟改革。這些條件是極其苛刻的,以至於韓國老百姓變賣黃金首飾,支持國家拒絕接受援助。
結果是,1998年3月31日,扛不住的韓國政府決定向外資全面開放金融業,從4月1日起允許外資進入證券、銀行業,從7月起實行外匯市場自由化。這就是美國和IMF的救援真相——格林斯潘事後回憶,和幾年前救助墨西哥一樣,貸款“條件非常硬”。
印尼總統說,亞洲金融危機是美國主導的一次對新興國家實施的金融戰爭的陰謀。
2003年,泰國已經提前還完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20億美元貸款,但是為了償還這些錢主動讓泰銖貶值造成的損失還無法估量。泰國總理他信莊嚴地站在泰 國國旗下,宣誓絕對不會再向這些國際銀行家們要一分“援助”,甚至鼓勵泰國企業拒絕償還他們欠這些銀行家的債務。結果3年後,泰國發生政變,他信被趕下 台……
以上就是在美元一貶一升過程中輸出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全過程。美元刀不血刃便可使一個國家的財富頃刻消融,甚至發生政權更迭。以泰國貨幣貶值為導火索的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們的教訓和啟示,已經有很多的觀點和論述,此處不再贅述。
因此,並不能說是索羅斯及其他金融大鱷的貨幣衝擊導演了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但是美國縱容了這些國際游資的衝擊,或者說,正是美元的過度發 行產生了大量投機資本,而美國利用了資本趨利的天性,利用了危機從而植入經濟殖民主義;也使美元刀武器,通過投機資本的媒介,殺向了全球的任何一個角落。
需要強調的一點就是,亞洲金融危機實際上就是蒙代爾“三元悖論”在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活生生的實例。在美元的霸權和殖民戰略下,至今非美元經濟體還是擺脫不了貨幣主權、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這個奇怪的三角形怪圈。
三、窮國養活富國
在金融危機之前,東盟國家和韓國由於經常賬戶赤字而成為淨借款國。金融危機後的1999年7月,東南亞已經開始擺脫金融危機的陰影,國內 生產總值的增幅開始增長,其中,新加坡增長幅度為12%、菲律賓增長幅度為12%、馬來西亞增長幅度為16%、泰國增長幅度為35%、印尼增長幅 度為103%。此外,東南亞國家外匯儲備有所增加,對外貿易也都保持順差,所有的金融危機國家都成為淨貸款國。
金融危機的教訓使亞洲各國和地區紛紛大量積攢外匯儲備,以對抗外匯市場上投機資本對本國貨幣的攻擊。外匯儲備又以美元資產投資為主,而這正是美國希望的。這一局面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也不會有大的改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世界經濟展望》中給出的關於新興市場國家資本流動規模的數據,1997—2004年間,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增加了 16萬億美元,其中僅2004年就增加了5190億美元,2005年也在5000億美元以上。這些國家的經常賬戶盈餘在2004年達到3360億美元。 其中亞洲新興經濟體2004年的經常賬戶盈餘是1930億美元,佔整個新興經濟體總額的一半以上。此情景與1996年大相徑庭,那時這些國家的經常賬戶負 債達到930億美元。 2004年的經常賬戶盈餘按市場價格計算已經達到了它們國內生產總值的35%。
自歐元誕生以來,尤其是美國“9·11”恐怖襲擊以來,布什政府的“赤字美元”政策導致了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和美元的全球性流動氾濫。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近年来急速上升,从1991年的无赤字到2006年的占GDP的65%。
這些過剩美元其中一部分流向美國國內的房地產和金融衍生品的黑洞,還有部分流向新興市場國家。這些國家在2004年就接受了1860億美 元的淨外國直接投資,亞洲佔據了870億美元份額。淨私人資本流入量達到1960億美元,亞洲新興經濟體接受了其中的1300億美元,佔整個新興市場經濟 體資本流入量的2/3。
與之對應的是,美元的走強使亞洲國家證券投資資本(金融資本)淨流入有所下降,但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淨流入增長卻有效地彌補了證券投資方面 資本流入的下降和其他形式投資淨流出的增加。與證券投資和銀行貸款等其他形式的資本流動相比,外國直接投資具有期限相對較長、流動性低等特點。因此,越來 越多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選擇外國直接投資作為其資本流入的主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應對國際資本流出衝擊的能力,增加了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與之相反的是,長期以來,中國內地、日本、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等經濟體積累了巨額的經常項目盈餘,這些盈餘無一例外地大部分都投向了美國國債和包括美國房地產債券在內的各種金融衍生品,這些盈餘又回補了美歐的經常項目赤字,以至於使整個東亞地區成為淨儲蓄國。
截至2008年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日本外匯儲備為103萬億美元,韓國超過2000億美元。外匯儲備最多的 東亞國家和地區依次為:中國、日本、中國台灣、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上述9個國家和地區外匯儲備總額佔全球外匯儲備總額比例的 60%以上。
而美國呢,自1982年起,便從國際資本淨輸出國轉為淨輸入國,國際資本流入規模逐年增長。美國利用了全世界近70%的淨儲蓄額,全球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入美國,這導緻美國金融市場長期繁榮,並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
縱觀全球,當今國際資本流動基本上形成兩大趨勢:一個趨勢是資本在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間形成流動;另一個趨勢則是資本在發達國家與各個新興經濟體之間形成流動。其中,僅美國、西歐和日本之間的資本流動,就佔全球長期資本流動總額的2/3左右。
當前世界資本流動的特點便是,美國吸收了大量短期和長期投資,成為國際資本的“集散地”;新興市場的地位很特殊,它們吸收了大部分發達國 家流出的資本,同時,它們也在向發達國家輸出資本。而且目前,東亞新興市場資本流入額在減少,向發達國家的輸出卻在增長。這種“資本逆流”,造成了亞洲窮 國補貼美國等富國的現象,其中,以中國為甚。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現象?
按照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解釋,最關鍵的因素是經濟學家所謂的“本國偏好誤差”大幅下降,以及美國生產力明顯增長的緣故。
本國偏誤是投資人在為其儲蓄的投資作選擇時的一種狹隘傾向,即使放棄外國更有利的投資機會,也要選擇自己的母國。當人們對某個投資環境比較熟悉時,他們會認為風險小於環境不熟的遠方投資,即使二者的客觀條件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半個世紀裡,全球的本國偏好誤差現象非常明顯。國內儲蓄幾乎完全導入國內投資,即投資人所屬國家的工廠、設備、存貨和住宅。在一個本國偏誤極為強烈的世界裡,外部失衡現象非常小。
格林斯潘還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和跨國資本流動限制瓦解,而且,諮詢和通信科技之進步,有效地 縮減了全世界各市場間的距離,擴展了投資人的地理視野,使得外國投資的風險看起來不再像幾十年來那麼高。越來越多的儲蓄者跨越國界投資外國資產,顯示“本 國偏好”不是那麼嚴重(即本國偏好誤差下降)。這樣的變動,造成亞洲國家的經常賬目剩餘增加,並抵消美國所增加的赤字。
真實情況是這樣嗎?作為儲蓄資本,相對報酬率是決定超額儲蓄導向投資去向的關鍵因素。實際上,連格林斯潘自己也承認,2005年美國對外 投資2萬億美元的投資報酬率是11%,遠高於美國支付給持有美國債券的外國人的利率。尤其在美國大幅降息後,除日本外,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利息遠高於美國 國債利息的情況下(所謂利差),投資美國有更高的報酬率的說法更站不住腳了。
其實,這正是美元武器的厲害之處,也是美元殖民戰略的關鍵。在美元的金融霸權下,如果經常項目盈餘國家不增加美元資產的外匯儲備,就會遭到以美元為首的投機資本的攻擊而導致本幣崩潰。
這也正是美國的戰略家們為什麼千方百計要迫使其他國家放鬆外匯管制,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原因之所在。換言之,只要在資本自由流動下的投機資本的攻擊的威脅存在,非美元經濟體就不得不斷地增加外匯儲備,就不得不斷地把外匯儲備投向美國,換取美元形式的資產。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任何危機,包括戰爭的威脅,都會造成這樣一個效果,就是美國是個相對安全的投資天堂,美元是世界儲蓄的“避風港”。從 過去的經驗看,美國從沒有在其本土發生過大規模的與外國的戰爭,經濟局勢相對維持在一個穩定增長的態勢,造成相對較高的風險調整後預期報酬率,導致全球對 美國資產之需求不成比例地上升。歷史經驗又強化了投資者的這一幻覺。因此,美國熱衷於不斷地創造危機,不斷地利用危機,不斷地驅趕美元流向美國。
這就造成這樣一個局面:牢牢把握金融制高點的美國,不斷地發行美元,亞洲等新興經濟體不斷地生產商品供應美國以換取美元盈餘,再投資到美國,為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融資。美國實際上就成了最終貸款人和最終消費者。這就是所謂的“窮國養活富國”的現象。
亞洲國家、石油淨輸出國家和拉丁美洲的新興國家,無一例外地成為為美國融資的輸血者,成為美元殖民戰略的犧牲者和美元刀的祭品。
再者,持有巨額美元外匯儲備,還得承受美元貶值的剝削。面對日益增長的外債及其利息的支付,美國先天性地傾向會增髮美元,使其貶值,以使 其外債縮水以降低償債成本,這是儲備國家暗虧。如果儲備國家大規模拋售美國國債,又會導致其貶值,從而變成明虧。這就是目前美元儲備最多的中國政府的“兩 難”。 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變成了燙手山芋,還姑且不論這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所造成的高能貨幣效用,給國內造成的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預期。關於這一點,在後 面的章節還會談到。
總而言之,美元向亞洲的輸出和美元向美國的回流,本質上就是美國洗劫亞洲財富的過程,美元是刀,是新的殖民剝削。美元的升值和貶值對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影響巨大,亞洲經濟越來越成為美國的附屬經濟特徵,越來越成為具備殖民地經濟的特點。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沒有向美國蔓延,而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卻能通過美元這個國際貨幣的流通媒介功能向亞洲傳導,美元的輸出,不僅輸出了通脹,還輸出了危機。
亞洲能擺脫美元嗎?
四、亞洲的反擊抑或不堪一擊
1997年亞洲發生的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輸出的金融危機,都給亞洲國家的經濟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是坐以待斃還是奮起反擊?亞洲的經濟安危當看亞洲的中、日、韓三國。
1971年後,美國與日本的經濟關係就已經從從屬關係轉向了競爭關係,日本成為美國在亞洲的經濟打擊對象,“獵殺日元”一章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但从大 国博弈的政治关系来讲,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对日本的生产能力、出口和投资进行了长达50年的压制,虽然日元曾经一度是,现在也仍然是世界主导货币之 一。但隨著歐洲統一貨幣歐元的誕生,日元逐漸在被邊緣化。
日元的國際化,首先應該是亞洲的日元化。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日元國際化進程受到美國的阻撓後,亞洲仍接受了大量的日元貸款和 以日元結算的貿易。但是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日元卻貶值自保,沒有像美國在墨西哥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樣,對金融危機的後果起到緩衝器的作用。金融危機發 生後,日元藉口長達十幾年的滯漲和物價沒有上漲,繼續維持零利率政策(05%)。
低成本的日元成了國際投機資本的提款機,這些投機資本繼續在亞洲金融市場和房地產投機中興風作浪,這就是日元套利交易。據估計,目前活躍在亞洲國家股市的投機資本有1/3以上來自日本,規模在數十萬億日元。
2002年以來,美國和歐元區的利率分別維持在為5%和35%,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利率更高。這樣,投資者就會以低成本借入日元買入其他外幣資產,以獲取利息差收益。這些投機資本,也包括日元自身,大量投向中國、韓國、越南以及印度等國家的股市。
和美元一樣,這些外幣資本的流入催生了新興國家的資產泡沫,似乎表面上是一片繁榮,但是有一個潛在威脅,就是當日元利率上升或者有上升預 期時,投機資本便會大量拋售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買回日元或者美元,從而造成金融動盪。資本外逃導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會重演。在這一進一出中,投機資本會攫 取巨大的投機收益。
換言之,就是日元在亞洲經濟區就如同美元在全球經濟體中、當年的德國馬克在歐洲匯率體系中作為中心貨幣一樣,中心貨幣的利率變化極大影響了附屬貨幣的匯率穩定。
2007年2月,中國股市暴跌和隨後越南股市和房市的大跌的背景就是,2007年2月中旬,野村證券發布的報告指出,日本前一年四季度GDP增長率高達 48%,遠遠高於先前38%的預期。出口強勁、公司服務物價指數的大幅上升等數據進一步提前了投資者對日本央行的加息預期。投資者擔心日元與外幣利差 反轉,因而這些投機資本大量回流到日本。
龐大的資金流出必然引起亞洲資本市場的強烈震盪。黑色星期二(2007年2月27日),當日,上海股市跌去88%。其後,美國道瓊斯則 在當日跌了33%,歐洲股市在當日跌了26%,中國香港跌去了18%,韓國也下跌了4%。新加坡股市在星期三上午一開盤就下挫了482%,澳大利 亞則在星期三上午失去了3%的市值。從時間順序上,在中國股市暴跌後全球主要市場股市均有較大幅度下跌。
據悉,日本國內一些媒體在全球股市暴跌後即指責中國股市導致了全球股市的下跌。而中國有些媒體則在其後刊出文章認為,日本央行提高利率導致日元套利交易平倉是中國股市和全球股市出現暴跌的導火索。
自2008年8月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後至2009年2月末期間,10種主要亞洲貨幣除了人民幣和港元基本保持了不變外,其餘8種貨幣兌美元 的匯率全部出現下跌。而3月初以來,除了日元以外,這些亞洲貨幣兌美元則全部上漲,而且部分貨幣漲幅驚人,其中韓元幾乎抹平了之前的跌幅。
由此可見,日元企圖以低利率繼續充當國際資本在亞洲的提款機角色,部分取代美元,侵蝕亞洲國家的財富。這也是為什麼本書指出,日元作為國際貨幣之一,是美元殖民戰略的幫兇。
顯然,日元不會成為挑戰美元的亞洲堡壘。
韓國則在10年中的兩次危機中反倒成為最嚴重的受害者。金融危機對韓國的金融系統造成沉重的打擊。 1997年9月,韓元兌美元匯率跌到了韓國至1990年以來的最低點9061。 1998年經濟增長率為-58%,為以往45年來最大幅度經濟衰退,1999年韓國銀行業在金融危機中所遭受的損失達到了前所未見的1448萬億韓 元。
前面提到,1997年危機後按IMF的要求,韓國全面開放金融市場,對銀行外資控股比例不加控制。這種開放式的自由經濟,吸引了相當程度的外資進入,也促進了韓國經濟的活力,使進出口貿易得到了極大發展。但是這也導致了韓國銀行系統對外部資金過於依賴。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後,許多韓國銀行的外方控股股東如匯豐、花旗等都被捲入了這場金融風暴,而韓國市場的高度自由性也為急需資金的國外銀行集團提供了套現機會。
從2007年年中至2008年年中的一年時間裡,韓國市場上累計套現額達到500億美元左右,巨額的外資撤出導致韓國的股市市值急劇縮 水,2008年10月9日韓元兌美元的比價也一度跌至14851。匯率的劇烈變化加重了韓國國內企業的經濟負擔,也導致了一部分投資外匯期權的機構資金 鍊斷裂繼而宣告破產。甚至有經濟評論認為,韓國將會是繼冰島後又一個面臨破產的國家。
相比韓國,在1997年金融風暴期間,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極大程度上製止了國際資金將金融風暴的危機蔓延到國內,也穩定了當時亞 洲人民的信心。毋庸置疑,這次美國金融危機,中國進出口貿易依賴型企業也受到相當大的影響,部分企業出現市場和資金周轉困難甚至倒閉,但在政府擴大內需等 經濟刺激方案後,有望把損失減少到最小。這是由於外資在中國銀行內佔股比例受到限制,外彙的流入和流出都受到了控制,金融系統相當比較穩定。
值得提出的是,亞洲各國積累的外匯儲備,在這次危機中,成為抵禦金融風暴的“屏障”,為維護亞洲金融市場的穩定起到了保護作用。而且,亞洲國家加緊了區域內經濟循環和貨幣互換的進程。
2007年12月4日,中國與俄羅斯就加快促進兩國在貿易中改用本國貨幣進行結算進行了磋商,此前中俄已經進行了5年邊境貿易本幣結算的嘗試。 1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與韓國銀行簽署了一個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兩國通過本幣互換可相互提供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38萬億韓元的短期流動性支 持。中國還與包括俄羅斯、蒙古、越南、緬甸等在內的周邊8國簽訂了自主選擇雙邊貨幣結算協議。
2009年4月8日,中國則決定在上海和廣東四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
另據報導,東盟10國與中日韓(10+3)三國財長發表聯合公報宣布,規模為1200億美元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將在2009年年底前正 式成立並運作。公報指出,籌建區域外匯儲備庫有兩個核心目標:一是解決區域內的短期資金流動困難;二是作為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補充。
這些措施,都可視為亞洲針對美元霸權的有限的反擊。但是,在歐洲和日本的忽悠下,中國國內民族主義膨脹,以為人民幣真的可以在亞洲一家獨大,甚至媒體熱炒要以人民幣的國際化來挑戰美元。真要走人民幣國際化道路,則是跳進了歐美構築的陷阱。
2008年中國GDP的全球佔比約為7%,貿易規模的全球佔比約為10%,而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卻幾近於零,中國在IMF投票權的佔比則僅為 366%左右,特別提款權(SDR)佔比也僅為372%左右。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實力和金融體製而言,人民幣尚不具備成為區域化、國際化貨幣的實力。
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元仍是最關鍵的世界貨幣,歐元不可能取代美元,日元正在被邊緣化。面對美元霸權和美國的新形式的殖民剝削,如何應對和構思未來,現實在挑戰亞洲人民的智慧,也在挑戰全人類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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