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和美國的文化戰

抽像人性論、“普世價值”和美國的文化戰
作者：梁孝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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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像人性論、“普世價值”和美國的文化戰


【內容提要】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並非普世的，而是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念，它來源於西方啟蒙運動時期的啟蒙意識形態，抽像人性論是其 思想基礎。二戰以後，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削弱以蘇聯爲核心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影響力，控制第三世界的發展，美國在世界範圍內展開文化戰，它通過大規模的廣播 宣傳，秘密文化滲透和文化商品輸出，傳播普世價值。作為美國的對外戰略工具，普世價值扮演了重要角色，表現在為美國爭奪意識形態話語權服務、把美國的霸權 行為美化為維護人類正義的行為、削弱目標國家的國家主導能力、通過顏色革命扶植傀儡上台等方面。

近幾年來，“普世價值”忽然間成了媒體中的熱門詞彙。一些論者認為，人類文明的核心是一些在人類社會發展中形成的普世的價值準則以及相應 的社會基本製度，中國應該擁抱普世價值，拋棄那些與這些普世價值相背離的東西，向由這些價值所確認的基本社會制度前進，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換句話說，就是 在普世價值的指引下在中國全盤引入西方的政治經濟基本製度。而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就是“自由、民主和人權”。無疑，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美好的，然而，令 人困惑的是，凡是“自由、民主和人權”這樣的普世價值在社會主義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大肆鼓譟之時，也是這些國家動亂開始之日，蘇聯、南斯拉夫的國家解體和變 質，其他東歐國家的劇變，還有在俄羅斯周邊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無不如此。這裡的奧妙何在呢？實際上，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不僅是西方 的主流意識形態，更是美國維護、擴張其全球霸權的戰略工具。

一、普世價值：抽像人性論和啟蒙意識形態

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其基本思想是強調個人的自主地位，個人有至高無上的 自主權，而健全社會的道德、法律、制度都建立在個人的自主權之上。這些觀念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運動中出現，在法國啟蒙運動時期得到廣泛傳播，並 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得到確立，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標誌著其上升為主流意識形態。這些價值觀念對於打破歐洲的封建制度，推動資產 階級革命，推動資本主義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歷史作用。

在法國大革命之後，這種“普世價值”觀在英美得到極大的發展，增加了更多的個人主義色彩，強調個人行為不受約束是歷史進步的動力。在 自由、平等、三權分立式民主、人權的政治自由基礎上，加入了經濟自由的內容。總的來說，這時的普世價值強調的個人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主義，強調通過 自由競爭發揮個人能力，反對政府對個人和社會的自發性進行干預。由於美國歷史的特殊性，這種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普世價值”成為美國意識形態的核心。這是 與私營企業和自由放任的國際貿易政策相聯繫的意識形態。我們現在傳媒所說的“普世價值”，從內容來說，更多的是美國版的“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的內容雖然隨著歷史進程有所變化，但它的哲學基礎變化不大，仍是以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抽象的人性觀為思想基礎。

啟蒙哲學把古希臘和羅馬時期的自然法加以發展，認為上帝創造了世界，賦予整個世界以秩序和法則，這就是自然法則，它是普遍而神聖的。人是 上帝的創造物，人在本性上受自然法則支配，人可以憑藉理性認識自然法則。而“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價值觀念，正是體現著理性、體現著人性的內在法 則、體現著上帝的原則。所以，它是神聖的、永恆的、普遍的。啟蒙時期思想家認為，在現實社會中，不同民族的道德準則、法律制度、風俗習慣是多種多樣的，但 是，在這些表象的深處，人性及其自然法則是不變的。現實的道德原則和法律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壓制著人性及其原則。人類的使命就是遵循理性和自然法則，或者說 就是在“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原則基礎上，建立符合人性的杜會制度。

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論證價值的普世性，其錯誤顯而易見。這種思維方式把社會還原為個人，再把個人還原為某些既定心理特徵，如理性、慾 望等，然後，再從這些特徵出發，構建出理想的價值標準和社會模型，並用它們作為標準來衡量現實的社會。這是一種典型的方法論個人主義。 “個人被抽像地描繪成一種既定的人，有著既定的興趣、願望、目的、需要等等；而社會和國家則被描繪成或多或少滿足個人要求的實際的或可能的社會安排……這 種抽象的個人觀的關鍵就在於，它把決定社會安排（世界的或理想的）要達到的目標的有關個人特徵，不管是本能、才能、需要、慾望、權利還有別的什麼，都設想 成既定的、獨立於社會和環境的。”

實際上，這種抽象的個人以及相應的普世價值，本身就是社會的產物。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都做過精闢的論述。馬克思在批判啟蒙時期“抽象 的人”這種觀念時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於18世紀的缺乏想像力的虛構……這種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 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恩格斯精闢地指出了“自由、平等”這些普世價值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在聯繫：“大規模的 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尤其是世界貿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動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們作為商品所有者來說是有平等權利的，他們根據對他們所有人來說 全都平等的（至少在當地是平等的）權利進行交換……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的宣佈為人權”。 ”所以，普世價值並非建立在人性基礎上的永恆的、普遍的價值，而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階段產生的，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價值觀念。

哲學基礎的錯誤也自然決定了“普世價值”的思維誤區。它總是要設想一種超越社會和歷史的永恆的價值標準，用這種標準從外部衡量社會， 認為任何不符合這種標準的社會都是黑暗的、愚昧的，並要求按照普世價值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思想缺乏歷史的眼光，看不到社會發展的歷史脈絡，看不到杜會 現象複雜的現實根源，因此，也看不到現存社會的合理因素。所以，普世價值的批判能力有餘，而建設能力不足。這也是由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歷史使命決定的， 當時的思想家的目標是否定和批判現實，而不是要探詢其歷史合理性的一面。

二、作為美國國際戰略工具的“普世價值”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代替英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霸權國家，美國精英們高呼“美國世紀”的到來。在這一時期，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複 雜多變。一方面，英法老牌帝國日趨衰落而又心有不甘，另一方面，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形成，而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帝反殖民運動風起雲湧。為了維護自己的 霸權地位，把整個世界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美國必須消解蘇聯在世界範圍的影響，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同時控制英法、主導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方向。為 了完成這個戰略部署，美國把自己的個人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當作思想武器來爭奪文化領導權。通過文 化的美國化，實現世界的美國化。

美國歷屆政要，從杜魯門、杜勒斯到尼克松，從裡根、克林頓到大小布什，對“自由、民主和人權”這一重要的戰略武器念念不忘，把守護、 傳播這些價值作為美國的使命。把這個問題說得最清楚的，無疑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中，他寫道：“我們有兩種強花色牌，即在經濟力量和思想 力量方面……我們不應當怕搞宣傳戰，不管是在蘇聯帝國的內部，還是在世界其他地區。光是譴責共產主義的罪惡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公開宣傳自由將帶來的好 處……甚至在和平時期，思想戰將繼續進行下去。我們將確保這種宣傳戰在鐵幕的內外同時進行……我們應當充分運用作為西方文明基本特點的精神和文化價值觀的 影響。不管蘇聯人是否決意在這些領域競爭，我們都應當用我們掌握的全部力量去競賽。”在《1999年：不戰而勝》一書中，他明確指出了“普世價值”的作 用，“在與蘇聯進行意識形態競爭時，我們有一手好牌。我們的自由和民主價值觀在世界各地極有魅力。它們的力量在於它們並不規定人應該如何生活，而只是認為 個人與民族應能自由地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幾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 ”

美國政府不僅一直高舉“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大旗，而且制定了周密的計劃，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文化戰，傳播普世價值。二戰結束之後，面 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國際影響力，美國製定了編號為NSC—68的政府文件，這是冷戰的最高指導文件，核心宗旨是“通過建設性措施實施'自由'這個理念，證明 其優越性”。 ”而美國的中央情報局是實施這一綱領的主要部門，它是一個“影子文化部”，主導著美國的對外文化戰略。中央情報局擁有充足的巨額經費。英國學者弗朗西斯• 斯托納•桑德斯的研究發現，在美國扶植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中規定，每個接受計劃的國家都應當將與該計劃提供的外援資金數額相等的資金存入中央銀行，作為對應 資金。這些資金的5 ％為美國國有資產，大約有2億美元，而這一部分成為秘密經費，進入了中央情報局的腰包。”憑藉著巨額經費，中央情報局在世界範圍內操縱著美國價值觀的傳 播。在中央情報局的操縱下，美國價值觀念的傳播，有三條途徑。

第一是大規模的宣傳戰。即利用現代傳媒進行長期的覆蓋式宣傳，一方面宣傳美國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揭露當地政府所謂的“黑 暗面”。最典型的是美國之音廣播，針對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歐洲電台的廣播等。這些宣傳明明是政府操縱的，卻都是以民間“私人”機構的形式出現。這種 文化傳播過於直白，相關國家直接以電波干擾的形式對抗。而且，這種傳播方式“宣傳”色彩過濃，傳播的效果自然打了折扣。

第二是以文化交流為掩飾的秘密的文化滲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央情報局在宗教、藝術、文學和社會科學等領域，不斷推出美國的文 化，爭取世界範圍的知識分子對美國文化的認同，並通過這些知識分子的輻射作用，影響大眾的價值觀念。為了掩飾這些活動，中央情報局往往成立一些外圍基金 會，把資金打入基金會賬戶，把錢“洗”乾淨之後，再來資助他們看中的知識分子和由這些知識分子成立的文化組織。另外一些著名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 勒基金會等，其領導人與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經常主動為中央情報局排憂解難。以中央情報局操縱的最著名的文化組織“文化自由同盟”為例，該組織的 目的就是與蘇聯在世界範圍內爭奪人心，宣傳美國的價值觀念。在60年代中期鼎盛時，該組織影響巨大，在3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僱傭280名工作人員，用幾 十種語言出版20多種有影響的刊物，舉辦各種藝術展覽、音樂會、高水平的國際會議等文化活動。僅1966年這個組織的活動經費就達200萬美元。 ”這在當時已經是巨資了。而這裡顯露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中央情報局對這些組織的秘密資助和操縱，只有這些組織的核心成員才知道。而許多外圍的工作者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活動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操縱的。

第三是文化商品輸出。文化商品輸出是傳播美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重要方式。在二戰之前，美國已經把文化商品輸出與國家地緣戰略相結 合，向拉美地區輸出文化產品。二戰之後，這種手法更加成熟。美國學者赫伯特•席勒認為，美國通過壟斷公司推銷其文化產品的手段非常巧妙。這些公司實際上是 利用傳播設施—銷售設備—服務承包—生產節目這樣的縱向一體化體系進行文化輸出。拉美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為了發展廣播傳媒事業，要向美國購買傳媒設備。 但是，設備到位之後，由於資金缺乏無力製作節目。而美國公司往往把銷售傳播設備、售後服務與文化產品進行捆綁式的銷售，而且，由於這些產品在國內己經收回 成本，往往以低廉價格外銷。這就形成了美國文化產品在世界範圍內氾濫，衝擊著其他民族的文化。但是，在這種商業行為中，人們往往忽略美國政府的地緣戰略目 標。

三、普世價值在美國國際戰略中的作用

美國在世界範圍內傳播“自由、民主和人權”，其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危害到底在哪裡呢？這個問題必須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性特徵來認識。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資本主義己經在全球擴張。一些老牌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強國。而其他國家和地區，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入侵和滲 透，傳統社會已經瓦解，但由於帝國主義的競爭和壓迫，資本主義無法正常發展起來，被迫成為帝國主義的原料市場和銷售市場。這樣，在全球範圍內，出現資本主 義世界體系的“中心一邊緣”的等級結構。發達資本主義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國家處於邊緣位置。中心國家利用技術壟斷、金融壟斷、對世界 資源的控制、軍事力量和意識形態等各種手段，通過與邊緣國家的不平等交換，在世界範圍獲得超額的壟斷剩餘價值。因此，資本在世界範圍內自由流動、全球自由 貿易以及思想的自由傳播，是這些國家霸權的內在要求。這樣，也就可以理解，美國剛剛登上世界霸主的寶座，美國總統杜魯門便聲稱：“美國人認為有一件事要比 和平更重要，那就是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經營自由”。 “自由”不僅僅是價值觀念，更是美國全球霸權的基礎。

與此同時，反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動也風起雲湧。這些運動包括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運動，第三世界國家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 的運動。這些運動共同的特點是要擺脫國際資本的剝削與壓迫，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發展。為此，不管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都要求發展自己的國民 經濟體系，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通過強有力的政府，集中有限的資源，在不同程度的統籌計劃下發展經濟。在這些國家中，國家必然要 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與此相對應，在價值觀念上，社會主義國家往往強調集體主義，認為國家和民族高於個人，強調把個人融入集體，個人服從集 體，在集體的發展中實現個人利益。從大的歷史趨勢看，這些價值觀念無疑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這種政府主導下的發展模式和強調集體的價值觀念，無疑 是美國霸權機制運行的最大障礙。因此，美國通過傳播“自由、民主和人權”這樣的普世價值，先獲得意識形態話語權，置一些發展中國家於“極權”惡名之下，削 弱這些國家政權的凝聚力和主導經濟能力，進而在其政權中扶植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最終要把這些國家變成自己的附庸。

歸納起來，“普世價值”在美國國際戰略中的作用有以下三點。

第一，確立“自由民主與專制”的話語權，獲得意識形態領導權。美國最初針對的目標是社會主義。為了消除社會主義的影響力，美國在突出自己 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同時，將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稱之為極權國家。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美國政府抓住這一點，把美國和蘇聯的冷戰描繪為“自由與專制之間的鬥爭”，醜化社會主義制 度，打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力。

在這之後，美國又將“自由民主與專制”這樣的話語模式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在這個話語模式中，美國以人權衛士自居，把自己視為自由民 主的象徵。凡是與美國不同社會制度或體制的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其他發展中國家，都被不同程度的冠之以“極權”、“專制”國家，而這些國家的任務 就是按照美國的標準，不斷改進自己的社會制度，從黑暗走向光明。

這樣的話語模式為美國的全球霸權行為提供了最好的理論辯護。美國是在世界範圍內維護人權、維護人的自由平等、打擊獨裁政府，任何敢於 反抗的政府，都是在向全人類開戰。這樣，美國高舉普世價值的大旗，“替天行道”，成功跨越了民族國家主權這一障礙。英國學者彼得•高思認為，美國“把那些 自由民主國家內部的法律體制所用的措詞專用於世界政治領域……國際事務變成了一個不帶政治色彩的犯罪和司法懲處過程，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人們的理解方式， 即把這一切看作是一種會產生法律後果的犯罪行為。這樣一來，構成全球政治的錯綜複雜的勢力交鋒戰場，奇蹟般地變成了一個受立憲國家制度製約的，並按照自由 主義法制理論來管理的世界形象。”在這裡，美國追求自身國家戰略利益的國際政治行為，被轉釋成美國維護國際正義，打擊國際不法分子的行為，而且，美國就是 這個大法官。

第二，以“自由民主”制度削弱目標國家的控制能力，使其社會離心化。按照普世價值來建立符合人性的社會制度，本質上就是要移植美國的 社會制度。美國的富強源於它在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地位、在國際分工體系的高端位置。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邊緣國家必須通過國家主導的赶超型發展模式，才能獲 得真正的發展。但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這種結構性特徵往往被人們所忽視，人們總是希望通過複製美國的製度來實現美國式的富裕繁榮。但是，美國輸出“自 由、民主和人權”，不是為了使這些國家走上康莊大道，而是為了削弱這些國家的主導能力，加強美國壟斷資本控制這些國家的能力。蘇聯的解體正說明了這一點。

在戈爾巴喬夫啟動民主化、公開性改革時，他可能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但是，美國政治家卻清楚地知道這種改革的後果。布熱津斯基認為： “蘇聯及其改革的根本弱點在於它是一個多民族帝國，而一個多民族帝國實行權力下放往往會導致帝國解體。”“民族的多樣化最終構成了蘇聯制度的致命弱點。以 真正參政為目的的改革計劃會輕而易舉地演變成大俄羅斯民族同蘇聯的各非俄羅斯族之間的全面民族衝突……（當改革出現混亂、生活水平下降時）在蘇聯公民比較 習慣於哪怕是參政活動稍有增加的情況之後，他們還會變得敢於大膽發洩自己的不滿情緒。到那時，如果人們看到學生鬧事、家庭主婦遊行示威以及工廠工人舉行罷 工的公開場面，就不應該感到出乎意料了。”正是看準了這一點，他認為，“西方必須制定一項真心誠意地幫助實行系統改革的政策……如果只把金錢倒入蘇聯和東 歐，那不僅僅是浪費，而且會延誤需要進行的基本改革。相反，美國、歐洲和日本應該堅持，提供任何實質性援助的互換條件是進行正式製定經濟和政治多元化改 革。接受長期三邊援助的國家必須表明他們正審慎地逐漸採取價格自由機制，又實行政治選擇的真正自由。”布熱津斯基己經說得再清楚不過了，西方式民主會造成 蘇聯的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並導致蘇聯解體，西方政府應該支持。鼓勵蘇聯的民主改革，甚至用經濟援助引誘、要挾蘇聯進行民主化改革。當然，蘇聯領導人盼望 美國式豐裕社會，而美國人卻冷眼旁觀，靜待蘇聯解體。這就是美國所推銷的按照普世價值改革社會制度的真正意圖。

第三，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武器顛覆別國政府，扶植代理人。自由、民主和人權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對政府權力的製約，讓權力維護公民 的福利。但是，在復雜的國際政治中，美國把自由民主制度對權力的製約能力，轉變為利用反對派攻擊政府，顛覆政府的武器。美國不是從當地民眾的福利出發，而 是從美國的戰略目標出發，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美國發動的顏色革命，集中體現了這種特徵。

蘇聯解體後，其一些加盟共和國雖然獨立，也按照西方民主政體進行了改革，但其政府領導大多是蘇聯時期的領導人，存在著親俄傾向。而佔 據地緣戰略要地，遏制俄羅斯重新崛起是美國的既定目標。所以，美國必然向這些國家滲透，扶植美國利益的代言人。 “自由、民主和人權”又成了重要的手段。

美國先是在民眾中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出面的往往是美國的各種非政府組織，如美國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共和黨的國際問題研究 所、國際選舉制度基金會、國際共和政體研究所等（這些組織都從美國政府所屬的國際開發署拿錢）。它們派出學者、情報人員、知名政要，索羅斯式的財經名人， 在目標國家進行活動，建立各種反政府的政治組織，尤其是在青年學生中培養政治積極分子，提供資金和指導，宣傳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同時向報刊傳媒滲透， 以此為中介，在民眾中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一旦時機成熟，在該國進行總統或議會選舉時，由反對派宣布拒絕承認有利於政府的選舉結果，鼓動或收買民眾走上街 頭，遊行示威，甚至煽動示威群眾佔領政府機構。與此同時，西方國家發動強大的輿論攻勢，或者政府聲明，或者輿論譴責，這樣，其政府當局就在國內國外失去了 合法性和權威性，被迫辭職，然後由反對派上台組建政府，美國和西方國家承認新建政府。如此這般，美國扶植的政治勢力合法上台。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 這些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都是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的國家。布熱津斯基認為：“丟掉了烏克蘭及其5200多萬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歐亞帝國的圖謀均有可能 使俄羅斯陷入與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經覺醒的非斯拉夫人的衝突中” 。控制了烏克蘭，也就遏制了俄羅斯向歐洲邁進的腳步。格魯吉亞是黑海石油管道的樞紐，而吉爾吉斯則處於亞歐大陸中心區。美國通過顏色革命，以低廉的代價實 現了英美地緣政治家挺進、遏制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的戰略設想。

總而言之，近20年來，美國以“普世價值”作為戰略武器，謀求自己的全球霸權，獲得了巨大的戰略利益。蘇聯解體在前，顏色革命喧囂在後，殷鑑不遠，在我國改革開放進入關鍵時期之際，對於“普世價值”，不管是理論研究者還是實踐者，都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7期《馬克思主義研究》）